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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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資本市場的多層次特性》一文中指出的，“在很多非金融專業人士看來，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s）似乎不是個好東西，因為很多金融亂象好像都涉及SPV，一些廣為人知的金融市場上的違規行為、詐騙性產品似乎背后都有SPV的影子，如2002年美國安然公司出事，就是利用SPV做了很多表外業務，次貸危機也很大程度上與SPV有關系。但對于金融專業人士而言，對SPV恐怕還是要一分為二地看，既要認識到SPV對于滿足市場投融資需求、規避和管理風險、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的好處，也要清醒地認識到SPV可能帶來的問題。應該說，很多融資業務創新都是通過SPV實現的，SPV加上資產證券化在各國都有大量成功的實踐。因此，SPV有其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在創建多層級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交易機制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實際上，在歐美資產證券化高速發展的30多年里，帶來了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并與實體經濟部門形成良性的互相支持。危機的產生主要開始于21世紀的頭幾年，復雜的、不透明的高風險基礎資產的證券化產品開始大幅增長，這些危險因子的膨脹最終擊碎了脆弱的風險鏈條，從而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所以，真正危險的不是資產證券化本身，而是無止境無節制的提供高風險的資產證券化產品。
什么是資產證券化？
廣義的資產證券化是指某一資產或資產組合采取證券資產這一價值形態的資產運營方式，它包括以下四類：
實體資產證券化：即實體資產向證券資產的轉換，是以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為基礎發行證券并上市的過程。
信貸資產證券化：就是將一組流動性較差的信貸資產，如銀行的貸款、企業的應收賬款，經過重組形成資產池，使這組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收益比較穩定并且預計今后仍將穩定，在配以相應的信用擔保，在此基礎上把這組資產所產生的未來現金流的收益權轉變為可以在金融市場上流動、信用等級較高的債券型證券進行發行的過程。
證券資產證券化：即證券資產的再證券化過程，就是將證券或證券組合作為基礎資產，再以其產生的現金流或與現金流相關的變量為基礎發行證券。
現金資產證券化：是指現金的持有者通過投資將現金轉化成證券的過程。
狹義的資產證券化則是指信貸資產證券化。按照被證券化資產種類的不同，信貸資產證券化可分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MBS）和資產支持的證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ABS）。
從發起人（一般是金融機構）的角度來看，資產證券化提供了將相對缺乏流動性、個別的資產轉變成流動性高、可在資本市場上交易的金融商品的手段。通過資產證券化，發起者能夠補充資金，用來進行另外的投資。例如，商業銀行利用資產證券化提高其資產流動性。
一方面，對于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通過證券化處理，將其轉化為可以在市場上交易的證券，在不增負債的前提下，商業銀行可以多獲得一些資金來源，加快銀行資金周轉，提高資產流動性。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可以使銀行在流動性短缺時獲得除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之外的救助手段，為整個金融體系增加一種新的流動性機制，提高了流動性水平。
資產證券化還為發起者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低成本的籌資渠道。通過資產證券化市場籌資比通過銀行或其他資本市場籌資的成本要低許多，這主要是因為：發起者通過資產證券化發行的證券具有比其他長期信用工具更高的信用等級，等級越高，發起者付給投資者的利息就越低，從而降低籌資成本。
資產證券化降金融風險
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撰文表示，本輪唱空中國的矛頭指向了五個方面：一是房地產泡沫，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三是潛在不良貸款，四是影子銀行，五是企業高負債。這些問題相互關聯，相互纏繞，且都指向了中國金融體系的最大弊病：結構失衡。
過去20年全球主要國家即G20國家中，發達國家廣義口徑的直接融資比重從20年前的60%左右增長到現在的70%，其中美國最高為82%，即便原來傳統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日本和德國也達到了70%，發展中國家也從20年前的40%左右一路上升到今天的平均66%，但中國只有42%。
更不樂觀的是，過去5、6年中，中國直接融資比重在一路下降。一個客觀因素是中國股市在2006年、2007年達到頂峰后走入了下行通道。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推出了四萬億元的刺激計劃，銀行跟貸了十幾萬億元，進一步膨脹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祁斌認為，上述趨勢如果延續下去，帶給中國經濟和金融的風險是毋庸置疑的，對銀行本身來說，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為，這會使中國的金融資源越來越多地通過相對非市場化、或者相對行政化的資源配置方式進行配置。
祁斌表示，化解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的根本出路在于調整金融結構。調整金融結構需要兩手抓，一手是增分子，發展資本市場；另一手是削分母，發展資產證券化，尤其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對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盤活銀行存量資產、降低金融體系風險有重大意義。
中國仍處于起步階段
資產證券化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固定收益市場規模較大的投融資品種。截至2006年底，美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規模約27萬億美元，其中資產證券化產品規模占比最大，為31%，其次是公司債，占比19%。
而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自2005年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以來，截至2013年9月，共有15家銀行金融機構發行了24單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發行總額約900億元，存量規模僅300多億元。與規模上萬億元的企業債、短融債和中期票據相比，規模顯得微不足道。
從美國資產證券化的進程看，經歷了由按揭貸款到各類其他貸款，從單一型到合成型的轉變。目前以個人住房按揭和商業物業按揭為基礎資產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占了美國資產證券化產品的80%，歐洲、日本這一比重也高達60%以上。而中國目前的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70%以上為公司債，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比重甚至不到5%。
第2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關鍵詞：金融租賃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
雖然受目前我國金融管制的形式和金融行業的發展水平制約，我國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水平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較低，但由于資產證券化可提升金融租賃的融資速度，將其應用于金融租賃行業，仍可以解決金融租賃企業籌集資金等方面的問題，提升其資產風險防范能力，所以應以積極的視角看待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1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分析
1.1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出現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分析
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即金融租賃主體公司將大量用途、性能、租期等方面存在較大相似性甚至完全一致，具備生成較穩定且規模較大的現金流可能的租賃資產進行有機集合和結構完整，使其轉化成金融市場中具有流通性證券的過程，金融租賃主體公司可以引進資產證券化，主要是因為，金融租賃在股東背景、資金成本等方面均較理想，使其基礎資產方面優勢明顯，而且在擔保服務的作用下，基礎資產現金流的穩定性明顯提升，使資本風險明顯降低，隨著近年來我國針對資產證券化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我國投資環境得到了法律規范，為金融市場資產證券化發展提供了條件[1]。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國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金融租賃行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首先，在資金利率和同業拆借資金成本不斷增加，而融資期限不斷縮減的市場條件下，金融租賃在成本方面的優勢被逐漸削弱，而銀行貸款和金融債券發行均存在弊端，使金融租賃企業不得不選擇成本相對較低的資產證券化；其次，雖然相關規定中明確商務部和銀監會主管的金融租賃企業的資本杠桿分別為10倍和12.5倍，但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仍受到資本金的制約，而將租賃資產進行真實出售不僅可以實現其出表和資金快速回籠，而且在擴大金融租賃業務覆蓋范圍方面也具有積極作用，所以金融租賃企業在發展中也必然會選擇資產證券化。
1.2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重點
在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出租人有權向承租人收取合約中規定的租金，而且具有對承租人擔保債務償還能力所用的租賃設備的所有權，而出租人的前一種權利受SPV管理，后一種權利由出租人管理，這種管理模式雖然有利于金融租賃企業和客戶建立穩定的關系，并減少融資成本，但在實際應用中，并不排除出租人破產的可能，使投資人面臨一定的風險，因為如果第三方在物權方面被侵害，其有權對承租人和租賃設備的所有人提訟，所以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應重點把握物權管理方面[2]。其次，租賃資產不僅已經覆蓋現代大部分行業，而且在進行還款期限設定、還款方式選擇等方面可以結合雙方的需求進行協商，這直接導致租賃合同具有非標準化特征；在業務流程的實際落實和業務風險控制方式多樣的作用下，這種非標準化特征被進一步強化，這直接導致資產證券化的相關調查難以被規范，使資產證券化發展受到制約，所以改善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開展的非標準化特征也是其重點方面。
1.3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現狀分析
2008年～2015年，我國金融租賃公司售后回租的比例分別為84.75%、77.63%、64.94%、65.26%、75.66%、83.7%、82.6%、89.4%，隨著售后回租比例的不斷提升，承租人所要承擔的信用風險不斷加大，如果承租人不具備及時付款的能力，將直接打擊金融資產證券化；其次，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狀態的下滑，各行業進行的直接租賃也面臨著嚴重的信用風險，據資料顯示我國2015年部分行業的租賃違約現象已經超過20%，這與租賃資產未全面準確的登記有密切關系，使融資租賃公司不得不面臨直接租賃模式下的信用風險[3]。再次，在我國逐步開展營改增財政政策后，融資租賃行業原本的基礎資產所有權逐漸向特殊目的載體轉移，此時應向租借的當事人提供增值稅發票，但截至目前其并不具有提供增值稅發票的權利，這使我國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在深化的過程中不得不面臨營改增環境的制約。除此之外，在信用評級機構獨立性不強、評級結果公信力不足、第三方信用評價公司在此方面經驗較少的經濟和社會信用環境下，我國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面臨的風險進一步加大[4]。結合遠東租賃事件、交銀租賃案例、匯元一期租賃案例等可以發現，目前我國中外合資租賃公司、內資租賃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均進行了資產證券化的探索。最后，結合大量租賃案件的經過和結果可以發現，我國要實現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深化發展，需要對我國的資產池資產條件進行明確，使資產的選擇、模式的選擇得到法律的保護和約束，這要求我國現階段積極建立中央優先權登記系統、統一的交易服務平臺、完善相關法律和稅收政策、提升相應的信用評級公信力。
2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分析
2.1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的運行機理
2014年12月，我國證監會提出對企業資產證券化實施“事后備案+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將事前行政審批取消，而且使管理人的范圍逐漸向子公司擴展，這使我國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的環境更加寬松，現階段我國存在出售回租、轉租賃、融資租賃等金融租賃業務種類，在各種業務模式開展的過程中要堅持以下機理。
2.1.1配置資源的機理
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主要考慮非證券化環境中投資人并不能及時有效地掌握資金需求群體的相關信息，而且受自身專業知識、信息掌握能力等方面的制約，其對自身的財務狀況判斷和經營能力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極端性，這直接導致投資者只能按照自身對市場的了解和可以接觸的最大市場范圍進行投資行為的判斷和操作，這直接導致投資者的部分甚至大部分閑置資金未被利用，使資金的利用率和利潤空間極大縮減[5]。另外，部分金融租賃企業雖然具有較穩定的現金供應，但在短期資金長期被占用的過程中，會使其資金成本投入不斷增加，加大其經營實際壓力，此時需要通過配置資源使投資人和承租人之間建立較穩定的關系，并有意識的提升資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以此提升參與資產證券化主體的合法收益[6]。例如在資源配置的作用下，投資者的投資選擇主動性、投資收益的穩定性和規模均會明顯提升，而SPC管理機構也可以通過LBC的發行，獲取相應的利潤，金融租賃公司的資產流動效率提升，進而不斷優化資產結構、提升資產負債管理水平，實現更好的發展，各類中介機構的業務范圍得到擴展，這對其提升市場風險的適應能力和防治能力也具有重要作用。可見在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開展的過程中，通過資源配置機理可以更好地保證參與金融機構資產證券化的相關主體的經濟收益，推動其進一步深化。
2.1.2組合資產的機理
組合資產機理實際上就是在保留每筆資產自身特點的同時形成資產池的過程，這直接決定構成資產池的各部分資產都有其特殊性，可以使其自身存在的風險受到一定的控制，并使各部分資產的收益以整合的形式存在，為資產證券化的實現提供動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組合資產機理在運行的過程中可以向市場投資者出售，在出售的過程中，組合資產機理將被視為有價證券[7]。由于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在流動性、標準化等方面特征顯著，將其應用與金融租賃行業中，對提升租賃設備流動性具有積極的作用，使原有的債務關系和債權形式的流動性和轉讓性得到強化，可見組合資產機理在業務模式中的應用，實際上是對原本債務和債權關系的破壞和充足，使原本混亂的風險收益關系得到有效地分離和整合，這對提升配置的科學性和定價的準確性具有積極的作用，可以進一步保證相關主體的收益。
2.1.3隔離風險的機理
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實際上就是金融租賃企業的融資過程，所以在進行的過程中，金融租賃企業要對風險隔離、資金流剝離、信用等級提升等方面高度關注，受資產證券化對可預期現金高度依賴的影響，在對資產收益進行分割重組的過程中，要對其整體資產池中具有某方面相似性的資產進行剝離和重組，從而形成所需要的基礎資產，可見隔離風險機制在業務模式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提升資產證券化發起人等主體對資產風險的抵制能力具有積極的作用，是推動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實現和發展的重要動力。
2.2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的案例說明
為對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產生更加深入的了解，筆者結合具體的案例對其進行分析。在甲金融租賃公司與乙承租公司簽訂融資租賃合同時，乙的總公司丙公司提供了擔保服務，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租金總額和租賃期分別為9億元和2年，以半年/次等額支付的方式完成租金回收，租賃利率為6.9%，為保證自身利益，甲公司向丁證券公司提出了申請，請其擔任計劃管理人。可見在此次金融租賃資產化的過程中，丁公司具有向甲公司購買基礎資產的權利，甲公司可以向乙公司提出所有權益的相關權利，而乙公司要按照合同向甲公司定期供應租賃資金，在乙公司的供款能力受到嚴重沖擊的情況下，丙公司要通過擔保款向甲公司繼續供應租賃資金。在對各方主體的權利進行明確的基礎上，可以進行發售方案的設計，在具體設計的過程中要結合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的三種機理以及市場實際情況進行，在設計完成后要對各品種的發行利率進行反復確定，保證其合理性和準確性。
3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是突破金融租賃企業目前發展困境的有效手段，但現階段我國相關法律環境建設、具體事務操作等方面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均存在較大差距，這要求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業務模式在開展的過程中，要科學合理地選擇基礎資產、注重租賃物權管理、強調增信措施、履行稅費繳納義務，并提升發行定價和交易定價的合理性與科學性。
作者:劉藝超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劉洲源.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應用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4．
[2]牛佳.我國企業資產證券化發展現狀分析[D].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5．
[3]張偉.我國融資租賃資產證券化籌資問題研究[D].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5．
[4]高仕偉.銀行保理資產證券化業務研究[D].天津大學,2012．
[5]嚴彬.中國融資租賃資產證券化模式設計研究[D].天津財經大學,2015．
第3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應收賬款;區塊鏈技術
一、引言
在國家大力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效推動了資本市場的完善發展，諸多企業開始利用各類融資方式謀取發展資金，加快自身發展步伐。但是，受諸多因素影響，國內企業在開展外部融資時大多以債權融資方式為主，對企業發展造成一定壓力，同時也導致企業內部杠桿升高、外部地方債增多等問題。在全球統一市場建立完善及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情況下，企業發展難度不斷上升，尋求有效的外部融資方式開始成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受此影響，權益性融資和債務性融資方式不斷增多。為有效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實現生產要素的最優化配置及經濟結構合理調整，國家開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金融行業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推動資金脫虛向實，同時國家在2018年實施了資管新規，這為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在經營發展過程中，企業部分輔助業務或現金流資產能夠獲取較為穩定的收益，但其流動性相對較低，對企業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相對較小。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讓渡特定資產所有權獲取收益權的資產證券化融資方式開始受到諸多企業的追捧。受此影響，部分企業開始積極尋求新技術的支持，而區塊鏈技術以其諸多優勢成為企業的主要選擇，并逐漸應用于資產證券化活動中。本文通過對中國振華（集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情況進行探析，明確區塊鏈技術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用，以期能夠為其他企業資產證券化開展過程中有效應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一定的指導及借鑒。
二、區塊鏈技術對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分析
（一）有效控制交易成本，降低企業融資支出。資產證券化活動的開展需要多個環節，且近年來開展相關融資活動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多，這就導致相關業務數量快速增長，而由于金融機構并未有效開展項目支出管控，企業開展資產證券化融資時的成本相對較高。具體而言，金融機構在業務開展過程中需要及時與其他合作部門進行賬目核對、項目審核及資金結算等，業務的不斷增多加重了機構人員的工作量，這就需要各方投入大量資源，在導致自身成本費用支出增加、各環節銜接難度上升的同時，也使得客戶的成本上升。管同偉[1]通過研究發現，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過程中存在數據傳遞鏈過長、產品交易結構繁雜等諸多問題，銜接過程中的管不住、看不清等困難導致企業所開展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活動難以獲取低成本資金，這也必然會對資產證券化市場的長遠發展產生較大不利影響。在從事相關業務金融機構數量不斷增長且所提供服務差別不大的情況下，企業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時就需要合理控制成本支出。區塊鏈技術能夠利用職能合約功能及去中心化特性合理控制人工費用，同時對融資過程中所發生的管理費用進行管控。同時，區塊鏈能夠進行數據的分布式存儲，并開展點對點傳輸，且所有的交易信息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在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活動時能夠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各方共同參加的同盟鏈，保證各方能夠獲取更為準確的數據，同時信息傳遞有效性也將得到提升。在區塊鏈技術的支持下，金融機構的人工成本支出將得到控制，清結算工作也將得到快速實施，同時資金流安全性也將得到保障。（二）強化監督監察，提升流程實施公正性。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企業所開展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行為所涉及的所有交易活動都將全面記載于共享賬本和數據庫中，且數據不會被篡改，交易各方均能夠對真實信息進行查詢。在這種情況下，交易各方能夠對其他參與者行為進行監督，從而有效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同時，監管機構也能夠及時對項目實施情況進行監察，實現對底層資產的實時把控。金融機構在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業務時，能夠利用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功能對項目實施、合約訂立及違約管理等行為進行控制，并對資金、時間等閾值進行設定，實現資金的到期償還，在提升流程透明度及公正性的同時，全面且有效的保障外部投資者合法權益，降低利益侵害情況的發生。隨著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不斷增多，其中存在的問題愈發凸顯，為保證企業資產證券化融資活動的有效開展，國家部門及各行業所屬部門應積極引入區塊鏈技術，構建政府、金融機構及企業全面參與的三位一體聯盟鏈，提升信息透明度，保障業務開展公正性。區塊鏈所存儲的數據公開透明且能夠有效追溯，各參與主體可追索查詢相關交易信息，有效增強了各交易流程的透明度，能夠提升流程實施公正性，并對各方利益進行有效保障。（三）增強各方互信，推動市場健康發展。區塊鏈技術應用之前，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業務開展時，受托金融機構首先需要對證券化應收賬款資產原所有者開展全面考察，并根據考察結果確定該資產是否能夠進行發行設立，同時，后續流程的開展也會涉及到該考察結果，且金融機構也會安排人員對各項工作開展實施情況進行復核。在項目開展過程中，考察結果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且復核工作是否盡職也無法得到保障。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有效實施，各項數據將被保存在各區塊之中，且無法被篡改，整個交易鏈條均能夠對數據進行訪問。在這種情況下，互信效應將會在整個交易鏈條中傳遞，從而增強交易各方對彼此的信任程度。楊望和周鈺筠[2]研究表明，資產證券化開展時充分應用區塊鏈技術能夠增強信息的溝通交流，加快信任基礎建立，增強流程可靠性，從而有效推動各項工作的順利實施，加快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健康發展。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受托金融機構能夠接收證券化應收賬款資產并合理設置資產池，及時對其進行發行設立及流轉，而在這一過程中，所有數據均可追溯，從而推動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區塊鏈技術能夠對具體環節流程進行優化，消除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升資產證券化效率，實現對交易成本的有效管控。（四）增強信息溝通，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作為分布式共享賬本和數據庫，區塊鏈利用密碼學、數學等專業知識將一定時間內的所有交易信息存儲于區塊中，各區塊之間通過隨機散列實現鏈接，從而實現信息在整個鏈條的傳遞。在去中心化作用支持下，各區塊節點進行分布式核算及存儲，能夠對數據進行自我驗證、傳遞和管理，交易各方均能夠獲取鏈條上的信息，這將有助于各方之間的信息交流。此外，區塊鏈所存儲數據不可偽造，所有交易全程留痕，其有效保障了數據的真實性及準確性防止信息孤島問題的發生，增強各方之間的互信程度，緩解傳統方式下交易各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姚前等[3]通過研究發現，中小企業在開展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充分運用區塊鏈技術能夠及時獲取真實準確的交易數據信息，信息不對稱問題將得到有效緩解，整個項目的運作效率將得到顯著提升，成本支出可得到有效控制，企業地位及話語權加強。
三、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中區塊鏈技術應用分析
中國振華（集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振華科技”）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以通信整機及新型電子元器件為主導產品的高科技股份制企業，現屬國家120家試點企業集團和國家520家重點企業之一。公司現有全資、控股企業15家，主要分布于貴州及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公司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積極與國內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進行合作，掌握諸多實用發明專利，有效提升了企業核心競爭力。1997年，振華科技登陸深交所，股票代碼：000733。（一）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動因分析。振華科技擁有多家下屬企業，開工及所需投資的項目相對較多，企業對流動資金的需求大增，需要通過外部融資獲取充裕的發展資金。此外，企業整體所持有的應收賬款數額巨大，僅2015年一年內到期應收賬款總額即達到9.2億元左右，這為企業實施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融資活動提供了基礎。本文對振華科技2013—2015年流動資產情況進行了匯總，具體如表1所示。通過查看表1中具體數值可知，振華科技近年來流動資產總額快速增長，在資產總額中的占比不斷上升，但是應收賬款在其中占有較大比例，導致流動資金被大量占用，嚴重影響生產經營活動的開展。振華科技組織實施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首先，能夠保障控制權穩定性，降低自身償債壓力。若開展股權融資，振華科技雖然無需還本付息，但是控股權會被稀釋。若企業開展債務融資，則會加重企業的償債壓力，加之振華科技當前的經營發展資金需求度較高，償債壓力的上升會對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一定影響。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的實施既不會稀釋股權，也不會增加自身債務，因此更為符合企業融資要求。其次，降低融資門檻，控制融資成本。由于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未涉及企業所有權的出讓，所以資產證券化應歸類于債務融資。但是相比于傳統模式，資產證券化并未對累計債權余額進行限制，且發行主體并不會對項目信用評級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振華科技開展資產證券化融資時所面對的準入門檻相對較低。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資產證券化的利率相對較低，這有助于振華科技控制融資成本。最后，提升資產流動性，增強現金流穩定性。振華科技所持有的巨額應收賬款并不能在企業產生資金需求時立即變現，這將會導致振華科技資金鏈斷裂風險上升，同時其各項投資活動也需要大量資金。而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的實施能夠快速將應收賬款變現為流動資金，在增加自身現金流量的同時，可有效提升資產的流動性。（二）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中區塊鏈技術應用。（1）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情況簡述。為保證現金流穩定性，振華科技于2015年以下屬五家控股公司為初始權益人組織實施了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首先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電子”），然后由其作為原始權益人通過受托金融機構設立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振華科技此次轉讓給中國電子的應收賬款總額為1.898億元，然后由中國電子申請發起“中國電子應收賬款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并由上海東方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證資管”）作為受托機構（SPV）進行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光大銀行作為托管人對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賬戶資金進行管理。投資者在購買相應資產支持證券后，可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具體交易流程如圖1所示。（2）區塊鏈技術應用情況。為降低融資成本，保障項目的順利開展，振華科技在實施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同時也有效增強了各方之間的聯系，提升信息的真實性及準確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振華科技聯系中國電子、東證資管及光大銀行利用區塊鏈即服務開放平臺先一步搭建各自區塊，然后四方互聯構成同盟鏈條，并根據實際明確具體智能合約，建立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區塊鏈平臺，然后逐步將各參與主體引入平臺之中。振華科技需將詳細的應收賬款資產數據信息進行上傳，從而建立明確的基礎資產底層構架，其他各主體可通過訪問相應區塊了解基礎資產狀況。光大銀行需要將資產托管信息傳輸至平臺區塊，而東證資管也需將專項計劃管理數據進行傳輸。在這種情況下，各方能夠對不同區塊中的數據進行訪問，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并進一步提升數據的準確性及透明度。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數據公開透明且不可篡改。此時，振華科技及中國電子能夠通過訪問相關信息確定計劃實施情況，光大銀行可對專項計劃的資金動向進行監督，而東證資管也可對專項計劃進行有效管理。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開展過程中，參與各方應用區塊鏈技術情況如圖2所示。具體而言，在聯合中國電子、東證資管及光大銀行利用區塊鏈技術搭建起同盟鏈條后，振華科技首先將轉讓給中國電子的應收賬款具體信息傳輸至區塊鏈中，并作為獨立區塊進行存儲；通過訪問區塊鏈了解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的實施進度。中國電子將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設立情況、所涉及的應收賬款數據及具體轉讓信息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中，同時對專項計劃相應資產支持證券種類、發行及交易情況進行了解。東證資管則將基礎資產購買、資產池設立、專項計劃相應資產支持證券種類確定及發行、收益分配等信息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中，同時通過區塊鏈對資產支持證券交易情況進行關注。光大銀行將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賬戶資金流轉數據信息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同時通過訪問其他區塊判斷資金流轉是否合規。中電投資將底層基礎資產現金流變動數據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并通過區塊鏈相應數據分析變動趨勢等，以便更好地開展底層基礎資產現金流管理。東證資管將證券交易登記、存管與結算數據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中，而上交所則將相關資產支持證券的掛牌交易信息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中。作為外部投資者，證券持有人將證券購買、登記及交易等相關信息傳輸并保存至區塊鏈中，同時通過區塊鏈查詢專項計劃基礎資產可靠性及其他參與方管理的有效性。（三）區塊鏈技術應用效果。振華科技此次開展的融資活動充分利用了區塊鏈技術，在有效保障活動順利開展、提升資產利用效率的同時，也增強了信息透明度及真實性，對于企業后續開展資產證券化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撐。此次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項目的順利實施也對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推動力。（1）緩解流動資金占用，提升資產利用效率。振華科技存有大量的應收賬款，導致企業流動資產占比相對較高，且由于應收賬款無法迅速轉化為企業流動資金，致使自身流動資金占用情況較為嚴重。在應用區塊鏈技術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后，振華科技及時將應收賬款轉變為企業所需發展資金，在滿足發展需求的同時，也有效緩解了流動資金占用問題。振華科技此次將下屬五家企業的1.898億元，在當年度共收到1.843億元的轉讓資金，為各項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資金支持。同時，隨著項目的順利實施，振華科技流動資產周轉率及應收賬款周轉率均得到提升，本文對振華科技2013—2015年資產利用效率相關指標數據進行了匯總，具體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振華科技資產利用效率三項指標2015年數據均優于2013—2014年度，可見振華科技開展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對于提升資產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當前有學者對京東白條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進行研究時發現，單純開展資產證券化而不應用區塊鏈技術時，企業資產利用效率并未發生較大變化，由此可見區塊鏈技術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大。（2）增強溝通交流，提升數據處理效率。近年來，諸多企業實施資產證券化融資，但是受多重因素影響，信息不對稱問題普遍存在，在對項目開展產生不利影響的同時，也限制了證券市場的長遠發展。振華科技此次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東證資管及光大銀行等參與方將相應數據上傳存儲于同盟鏈條中，所有數據公開透明且不可偽造，有效提升了信息的準確性。同時，所有參與主體均可通過訪問區塊鏈查詢所需信息，增強了振華科技、東證資管及光大銀行等主體之間的溝通交流，有效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傳統資產證券化開展過程中，各參與主體需要通過某一中心獲取所需信息，但是信息真實性及完整性無法得到保障。受此影響，信息流轉處理的效率將會下降。而在此次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過程中，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有效應用，振華科技與其他參與主體能夠及時獲取真實完整的數據并迅速開展分析處理，從而制定有效方案措施，有效推動項目的順利開展。（3）消除中心影響，有效控制融資成本。在未利用區塊鏈技術時，企業所開展的資產證券化活動會存在一個中心，其主要擔負著數據匯總及項目管理等職責。中心的存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項目參與各方的信息需求，但是由于數據真實性及全面性無法保障，導致各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不暢，從而引發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降低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也會導致融資成本的上升。在此次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過程中，振華科技可以利用區塊鏈技術與東證資管、光大銀行及中電投資等參與方開展點對點的交易活動，這消除了傳統中心的影響，實現了交易流程的優化及項目運作效率的提升，有效調動了投資者的積極性，降低了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融資成本。（4）提升監管質量，推動證券市場發展。當前，傳統模式下的資產證券化活動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信息收集整理難度較大，這也導致外部投資者及監督管理部門難以有效監督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所有數據信息全部被存儲于區塊鏈中，投資者可通過訪問各區塊獲取所需信息，確定基礎資產質量及項目開展情況，從而對專項計劃進行全程監督。同時外部監管部門也可通過與同盟鏈相連接而獲取相應信息，有效審核專項計劃實施合規性，合理監管資金流向，為資產證券化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隨著內外部監管的不斷加強及信息不對稱的有效緩解，投資者的積極性將得到顯著提升，助推資產支持證券的流轉，實現交易量的增長，同時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交易過程得到優化，交易效率也可得到顯著提升。
四、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證券市場的快發展為企業拓寬融資渠道、保障經營現金流穩定性提供了重要助力，諸多企業開始通過資產證券化進行融資。然而，受信息不對稱、管理完善程度不足及相關法規不健全等因素影響，部分企業所實施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并未能完全實現期初目標。本文以振華科技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為具體研究案例，探析其具體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區塊鏈技術應用發現：區塊鏈具有集體維護、公開透明、全程留痕及不能偽造等特性，因此能夠幫助企業在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時降低信息不對稱，控制融資成本并推動企業資產利用效率提升，同時對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此次研究進一步豐富了區塊鏈技術運用理論，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將是國內企業今后開展資產證券化的大趨勢，各行業所屬企業應加強對區塊鏈的理解及探索，為相應技術的應用奠定堅實基礎。（二）建議。振華科技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開展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項目得到有效實施，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但是，由于技術本身尚不完善且在具體運用時存在部分不足，致使項目實施存在一定風險性，需要企業在具體運用過程中及時采取措施有效管控風險。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實施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數據信息，在應用區塊鏈技術后，所有的數據將會存儲于各區塊之中，這必然會對區塊鏈存儲空間提出較大的要求。振華科技此次開展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項目相對較小，因此并未發生存儲空間不足情況，而若項目較大，所發生的交易較多，則極易發生區塊鏈存儲空間不足情況，這必然會對項目順利開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研發企業應加快開發相應技術，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從而有效提升數據存儲空間，同時其他企業應提升對區塊鏈技術的重視程度，積極引入區塊鏈技術并及時開展系統的維護升級，保證其積極作用的全面發揮。交易頻率低是區塊鏈技術當前所存在的較為突出問題之一，這主要是由于受到共識機制及容量的限制，而資產證券化實施過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這必然會對技術的應用產生不利影響，也會限制資產支持證券的交易。同時，不可偽造特性為提升信息的真實性及準確性提供了支撐，但是若參與方所上傳的資料存在錯誤，則此項信息將無法修改，這必然會對后續交易產生影響，導致風險的上升。因此，企業需要對區塊鏈信息管理系統進行健全完善，設立自檢系統，加強對各區塊數據的審查，同時設置錯誤信息屏蔽系統，及時對上傳的錯誤信息進行屏蔽處理，保證系統所存儲的所有數據真實、準確。當前，我國企業外部融資方式相對較少，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實力較強、發展前景較好企業的青睞度較高，這也導致難度大、成本高等已成為大多數企業融資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對企業未來長遠發展造成較大不利影響。因此，國家應積極采取措施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健全完善相應法規，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充分調動民間資本參與積極性。同時，積極引導風險資金參與企業建設，進一步完善證券發行審核體系，健全股權市場運行標準，有限度的提升企業直接股權融資比例，拓寬企業與資本市場的連接方式，為企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管同偉.區塊鏈在資產證券化風險控制中的應用研究［J］.新金融，2018（1）：27-33.
［2］楊望，周鈺筠.區塊鏈在資產證券化中的應用［J］.中國金融，2018（21）：67-69.
第4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風險分散與轉移；次貸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一、資產證券化及其作用
資產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經過技術性的加工處理，把它轉化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銷售的證券。一般認為，資產證券化最初出現于20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美國住宅抵押貸款市場。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是指金融機構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動性較差但具有未來現金收入流的住房抵押貸款匯聚重組為抵押貸款群組。由證券化機構以現金方式購入，經過擔保或信用增級后以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的融資過程。這一過程將原先不易被出售給投資者的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可預見性現金流入的資產，轉換成可以在市場上流動的證券。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由于其先進的融資技術和獨特的風險分散轉移機制，一經產生就為銀行等債權人所歡迎、接受。繼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之后，證券化的技術被廣泛地運用于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應收款等其他銀行債權資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資產證券化浪潮。資產證券化作為重要的金融創新工具，曾經為金融業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鼎盛時期，包括次貸品種在內的資產證券化對美國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最高達到了7.5％，其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使其風靡世界上很多國家。對金融機構而言，資產證券化主要具有兩大作用：
首先，資產證券化的融資技術操作可以增加資產的流動性，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資產的流動性是指資產的變現能力，我們知道貨幣是最具流動性的資產，而貸款、應收款等則是流動性較差的資產。如果將貸款、應收款保留在資產負債表中，能夠獲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并且如果因此而放棄了其他投資機會，會形成較大的機會成本。但是，如果能夠將貸款等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轉換為流動性較高的金融資產，將大大提高資產的變現能力，從而將原來“死”的資產“盤活”。
其次，分散和轉移風險，達到風險的較佳配置。資產證券化過程可以將各種風險重新組合，并分配給那些能夠并且愿意承擔這些風險的投資主體，從而達到風險一收益的帕累托改進。雖然，資產證券化主要是為了轉移和分散信用風險，但是對于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提前還貸風險等也能夠通過適當的設計而得到轉移和分散。
二、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分散轉移機制及其評價
(一)資產證券化的基本原理(以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為例)(圖1)
1、購房者向商業銀行提出貸款申請，由銀行審批并發放個人住宅抵押貸款。
2、商業銀行將零散的個體住房抵押貸款組合成一個資產組合或資產池，出售或轉讓給SPV，SPV在接受資產后或證券發行完成后向商業銀行支付現金。
3、SPV對購買的資產池進行信用增級或由其他機構提供信用擔保后，由信用評級機構進行信用評估。
4、SPV和投資銀行進行合作，設計出合理的證券化品種。同時，SPV將該金融資產轉交托管機構保管。
5、投資銀行負責承銷住房貸款抵押支撐證券，向SPV支付證券的發行收入。
6、債務人按期歸還貸款本息，商業銀行代為收取，并轉存入托管人指定賬戶，由托管人負責向投資者支付投資收益和本金。
(二)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分散轉移機制及其評價
1、對于發起機構，資產證券化起到了分散、轉嫁風險的功能。就住宅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操作流程而言，貸款債權機構通過證券化的系列巧妙操作，把原先自己獨立承擔的債務人違約風險轉嫁、分散給了證券化參與各方，如SPV、投資銀行、信用增級機構(擔保公司)、投資者等。
2、對于投資者，通過投資購買貸款債權衍生產品――各種資產支持證券承擔風險，獲取較高收益。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在證券化的過程中得到了提升，加上貸款庫的支持，能夠產生穩定的未來本息收入，給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投資選擇。與傳統的證券融資相比，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比較小。而且由于法律上設置了“破產隔離”制度，進一步確保了投資者的收益。
3、對于其他證券化的參與者，分享資產證券化帶來的各種收益，并承擔相應風險。如投資銀行可以通過承銷貸款債權的衍生證券產品，獲得傭金，并承擔了由于債務人斷供而引發的銷售責任；信用增級機構(擔保公司、保險公司等)，獲得擔保費用收入，承擔擔保責任……。
從理論上來講，對證券化參與各方而言，作為一種債權資產的金融衍生，資產證券化本身具有分散和轉移風險的職能。但是，這一職能發揮作用的前提是穩定而良好的金融經濟環境條件。一旦金融經濟環境突然惡化，它帶給證券化參與各方，特別是廣大投資者只能是更大程度的風險損失。
(三)資產證券化與次貸危機。從2000年美國經濟不景氣時起，布什政府用低利率再配合減稅措施，鼓勵大家購房，從而逐步帶動了一波以房價為主的持續上漲的資產市場。2000～2006年全美房價上漲了80％，漲幅為歷史之最。但從2006年開始，美國房地產市場逐步出現降溫跡象，房屋價格開始持續走低。在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的時候，放貸機構和借款人以為，如果出現還貸困難，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進行抵押再融資就可以了。但事實上，一旦整個住房市場存在降價預期，借款人很難再將自己的房屋賣出去，房屋價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償還剩余貸款的地步。而逾期還款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一旦大幅增加，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就可能發生嚴重震蕩，并波及整個房貸市場。
發端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亦稱次債危機)的爆發，不僅使美國經濟遭受到二戰以來最大程度的重創，也使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效應在全世界爆發。對信用度低的貸款人的住房貸款(既次級別貸款或簡稱次貸)進行證券化處理被稱做次貸資產證券化，次貸資產證券化是資產證券化的主要品種。在美國，被資產證券化處理的次貸占次貸總額的比率達到76％以上，次貸危機主要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得以傳播，因此次貸危機也被稱做資產證券化危機。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銀行作為發起人，即銀行的資產證券化在整個資產證券化運行中所占的份額最大，銀行把信用度
低的房貸借款人的貸款打包出售給投資機構并進行證券化處理也是次貸最主要、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如果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這種被證券化處理的銀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現金流就會中斷，從而引發次貸危機。
三、對我國實施資產證券化的啟示
美國次貸危機主要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得以傳播，因此次貸危機也被稱做資產證券化危機。事實上，仔細分析美國抵押貸款和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市場的問題后就會發現，證券化本身并非“罪魁禍首”，禍根在于在窗體頂端、窗體底端，房地產市場持續繁榮的背景下，放貸機構為了追求高收益向那些風險很高、還款能力比較差的人發放了高利率的“次級抵押貸款”。正如美聯儲格林斯潘所說：“真正應當怪罪的不是資產證券化本身，而是將大量不良次級貸資產證券化”。
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大衛?麥考密克在上海市“2008首屆陸家嘴論壇”中指出：長期良好的信貸環境、非常優惠的信貸條件以及穩定的市場，比較低的利率以及低的通貨膨脹利率，鼓勵投資者追求更多的回報。為了回應這些需求，金融服務市場創造了各種復雜的新型產品，這些產品分散風險，而且降低了借款成本。這種創新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幫助很多人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時讓那些人可以經營或者擴展自己的企業。此時，人們開始對這種風險放松了警惕，所以就進一步導致信用標準的放松以及對投資者、監管者以及信用評級機構對市場的秩序出現了破壞……，是引發此次次貸危機的主要根源。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在論壇演講中也強調：美國次貸危機是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的危機、是衍生產品的危機。
從某種程度上看，資產證券化既是一種規避風險的控制機制，同時又是一種風險擴散和深化機制。銀行等債權機構在通過資產證券化將風險分散和轉嫁給廣大投資者的同時，也把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當中，并且不斷的深化。通過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系列“高杠桿化”撬動，使得風險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強，這正是此次次貸危機的重要根源之一。對投資者而言，在獲取收益的同時必定要承受風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對銀行來說，盡管可以通過證券化將財務風險分散出去，問題貸款的出現仍會導致其社會風險和名譽風險上升。因此，銀行不能光想著將貸款證券化以后就一了百了，仍然要關注貸款的資質和信用風險，這是我們應從美國次貸危機中吸取的一個教訓。
第5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信貸總量控制對工行的利潤不是沒有影響，但影響有限
?我們抵御未來資產質量劣變的能力是很強的
?中國不僅應該搞資產證券化，而且應該加快資產證券化的進程
?我們將積極探索以商業銀行為主體向證券業、保險業及其他相關行業延伸發展的新模式
當內外紛繁因素交錯，中國經濟面臨決策“最困難一年”時，GDP高速增長漸顯放緩之勢。處于持續宏觀調控下的國有商業銀行，能否安然跨越發展路途中的溝坎，保持較快的成長步伐？在眾多國際金融機構身陷次貸危機，不斷作出資產減記或尋求外援時，中國的商業銀行能否獨善其身，中國的資產證券化是繼續擴展，還是暫停休整？
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碼：1398）行長楊凱生對此回答道：“當前的金融環境更加復雜和具有不確定性”，需要銀行未雨綢繆；“次貸危機的根源并非資產證券化本身出了問題，切不可因噎廢食，應當吸取教訓，加快中國資產證券化的進程。”
在接受《財經?金融實務》記者專訪時，楊凱生對工行資產結構、盈利結構轉變帶來的結果相當釋然，對工行綜合化經營方向秉持依舊，對工行擬控股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傳聞則不置可否。
盈利模式能否持續
《財經?金融實務》：今年的經濟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很多。人們對下一步經濟發展趨勢作出了各種不同的預測，有時甚至還能聽到一些對目前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同的聲音。你認為，當前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從緊的貨幣政策會不會有所調整？
楊凱生：從去年以來的經濟金融運行情況看，中央作出的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決定是正確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已經和正在對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全面通貨膨脹起到積極作用。
也應該看到，當前要實施好從緊的貨幣政策，也面臨較以往實行宏觀緊縮政策時更加復雜的局面，也就是說，與1988年-1989年相比，與1993年-1994年相比，同樣是需要緊縮，我們現在所處的經濟、金融環境要更復雜，不確定性更多。
在國內，一方面，今年一二月份，CPI漲幅達到了11年來的新高。這表明，能源、食品價格上漲演變為全面通脹的風險仍然不小，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取向不能輕易變動。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某些方面由于供給不足引起價格上漲，為了受災地區的災后重建，尤其是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標準的提高，又可能導致投資規模的擴大。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也是一個新的問題。它使得宏觀調控面臨著既不能輕易松動，也難以進一步簡單收緊的兩難抉擇。
在國際上，美國次貸危機已經使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如何正確估量美國經濟減緩甚至衰退可能對我國目前偏快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沖抵效應，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僅僅考慮對我國出口的影響顯然還是不夠的。美國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嚴重衰退，不斷采取降息等各種增加流動性的措施。這對我國緊縮貨幣供應，收緊流動性的努力又會形成多少壓力，也并不容易估量。它使得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面臨既不能松動銀根，也難以完全和美國等經濟體逆向操作的兩難考驗。
目前，無論整個宏觀調控，或是具體的貨幣政策實施，都是既不能松動，又難以再緊。我們應該像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的那樣，既要繼續貫徹從緊的貨幣政策，堅決把通脹的風險控制住，又要冷靜觀察和及時研究應對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在實施從緊貨幣政策中更加注意審時度勢，合理把握調控的節奏、重點和力度。
《財經?金融實務》：去年整個銀行業都實現了很好的盈利，但是，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后，這種局面還能不能持續？工行今年的盈利會不會受到影響？
楊凱生：這主要取決于各家銀行的資產結構和盈利結構。十年前，信貸資產占工行總資產的比重以及存貸利差收入占總營業收入的比重，都超過90％。如果到今天，我們的資產結構、盈利結構依然如此，哪怕信貸資產比例再低一點，如百分之七八十，那么，緊縮的信貸政策對我們的影響肯定會比較明顯。
但是，工行早在五六年前，已經主動開始調整資產結構和盈利結構。這些年來，我們有意控制信貸增長速度，連續五年信貸增長只有10％左右。目前，在我們8.7萬億元總資產中，信貸資產占比僅為45％左右。我們的存貸利差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亦如此，貸款形成的利潤占總利潤的比例現在已經低于48％。因此，我認為，不同的銀行，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的感覺各有不同。信貸緊縮會造成銀行存貸利差收入的減少，但是，這對信貸資產只占總資產45％比例的工商銀行，影響恐怕會比信貸資產占比大的銀行要小一些。所以，信貸總量控制對工行的利潤不是沒有影響，但是，影響有限。
《財經?金融實務》：對工行的資產質量會不會產生影響？
楊凱生：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好壞主要看企業的還貸能力，而企業還貸能力在宏觀調控中會不會降低，與銀行的客戶結構密切相關，取決于他們能否經受經濟波動的考驗。我想，在緊縮環境下，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那些還貸能力下降的、資金感到緊張的，首當其沖的是那些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
這些年我們通過不斷調整信貸結構，在主動防范可能出現的行業或企業違約風險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從工行對信貸資源的配置中可以看出，近幾年來，我們一直在執行“總量控制、有進有退、優化結構”的信貸策略，不斷完善與國家產業政策相銜接的信貸政策。工行幾年前就制定了20多個行業的信貸政策，把企業分為積極進入類、限制進入類、禁止進入類。工行較早明確了對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企業，那些與國家產業政策不符合的企業應采取的信貸政策。前不久，我們和中介機構合作，對我行信貸資產質量做了壓力測試。結果表明，只要國民經濟能保持一個適當的發展速度，例如GDP的增幅在8％-9％左右，工行的信貸資產質量就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而GDP增長8％也正是宏觀調控的一個預期目標。事實上，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們已經實施了從緊的信貸政策，但是，工行不良貸款數額和比例都是下降的。這些數據使我們相信，我們的客戶結構在此輪調控中是比較經得起考驗的。
與此同時，近年來，工行還突出加快了“綠色信貸”建設，對客戶作了新一輪環保評估，目前已對82％的企業加注了環保標志，以此作為新貸款是否投放，原有的貸款是否需要加快回收的重要依據。應該說，工行的信貸政策保持了與宏觀調控方向的一致。這使得我們面對從緊的貨幣政策，感到壓力較小，對工商銀行可持續增長保持了信心。
《財經?金融實務》：外界比較關注緊縮形勢下，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可能出現劣變的情況，例如從可疑類貸款變為損失類貸款的情況。
楊凱生：我認為，更應該關注的還是不良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以及撥備計提是否充足。僅僅關注不良貸款結構的變化并不說明問題。某種意義上說，如果在既定的不良貸款比例下，所有不良貸款全都納入損失類統計，也未必是壞事，這說明這家銀行的撥備是完全充分的。因為損失類貸款需要百分之百計提撥備。只要將來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收回了一分錢，就可以回撥一分錢的損失撥備。這對夯實盈利基礎顯然是有利的。反之，如果把大多數不良資產納入次級類、可疑類統計未必是好事，因為撥備可能不充分。工行目前的撥備非常充分，這不僅表現在我們2007年底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已經超過了百分之百，還表現為在整個撥備中，一般計提的比例在增加，專項計提的比例在減少。所以，我們抵御未來資產質量劣變的能力是很強的。
資產證券化不可因噎廢食
《財經?金融實務》：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許多著名金融機構遭受了損失，危機何時見底，尚無定論。你認為這輪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沖擊有多大？
楊凱生：次貸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有限，但啟發不小。所謂影響有限，主要是因為我們直接持有的次按債券的數量不大。工行持有的次級債的總量約12億美元，占所有債券投資的比例很小，占工行總資產的比例更小，只有0.1％左右。并且全部為第一留置權貸款支持債券，評級都在AA以上。此外，我們對次貸債券的浮虧已足額提取了撥備，對利潤的影響也很有限。所謂啟發不小，是因為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管控銀行的風險，特別是為我國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提供了經驗和教訓。
次貸危機發生后，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就是簡單化地認為資產證券化很危險，中國銀行業的管理水平還不行，沒有能力做好資產證券化業務。這樣的觀點我不贊成。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中國不僅應該搞資產證券化，而且應該加快資產證券化的進程。
《財經?金融實務》：依據何在？
楊凱生：原因有三個。第一，當前國內依然以間接融資為主，但是，無論哪家商業銀行，都經不起每年貸款百分之十幾的增加帶來的資本壓力。如此發展下去，用不了兩三年，目前資本充足率表現不錯的銀行就會接近警戒線，這幾年財務重組和股改上市的成果就會受到挑戰。難道每隔幾年就來一次再融資？市場不會允許你無節制地再融資，而且股本融資的成本是很高的，股本回報的壓力是很大的。那么，國外的銀行是如何應對這個問題的呢？他們一方面靠盈利結構多元化，盡量發展經濟資本占用少的業務；另一方面是靠資產出售，特別是貸款轉讓，而貸款轉讓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資產證券化。我國目前缺乏貸款轉讓的市場環境，這就意味著中國需要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
第二，資產證券化可以為市場提供更多產品，為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資工具，不至于使眾多的投資者全都去追逐股票，這對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育和成熟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這一技術實際起到了分散風險的作用。將所有風險都集中于銀行體系的做法，既不科學也不合理。
《財經?金融實務》：你剛才談到了資產證券化對于中國銀行業的意義，那么，在次貸危機中，資產證券化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楊凱生：我認為，發生次貸危機并不能歸咎于資產證券化本身，關鍵是產品的機制設計是否合理。比如，設計證券化的資產包應該有可預期的現金流，而資產包第一次證券化出售給投資者的較高層級的價值如果小于這個現金流，那么，總的說來，這個證券就是安全的，其余價值應由證券化發起人作為次級債券自己持有。
也就是說，出售給投資者的資產包證券化的發行面值及預期收益，與資產包實際價值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恰當，證券化分層是否合適至關重要。如果10億元的貸款就發10億元的債券，然后統統賣給投資者，一旦其中有一筆貸款出現問題，整個資產包就可能出問題。當然，優先層級的債券持有者情況會好一些。如果還要再次打包證券化，層層疊加，多層鏈接，加之出現問題后，大家又紛紛采取簡單化的避險措施，就會導致市場恐慌，風險就會在短期內迅速爆發。
《財經?金融實務》：你剛才分析了次貸危機的技術原因，但是，許多成熟的金融機構卻因次貸危機而泥足深陷，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楊凱生：我想主要是因為大家都看到次按債券既有高收益性又具有高流動性，誤以為關鍵時刻，可以把風險及時轉讓給別人。這種想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當市場整體缺乏信用之后，情況就會完全不同。這就好像氧氣的存在，通常人們是感覺不到的，但缺氧的時候大家都會感到。
信用亦然。當它存在的時候，人們或許感覺不到，一旦發生信用危機，大家都會紛紛采取緊急的避險措施。在此期間，市場出現了眾多不理智的避險行為，加之信息傳播很快，風險就會急遽擴散，流動性就會喪失。目前，風險已經從次級債擴展到其他信用領域，就是這個道理。
《財經?金融實務》：我們知道，你在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任上，就曾推出了資產管理公司第一個不良資產的證券化產品，擁有一定的經驗。你認為我們在推行資產證券化時該如何趨利避害？
楊凱生：我認為，中國在設計資產證券化產品時，尤其是在首層證券化時，證券真正出售的數量與資產的賬面值要有合理的比例關系，要讓證券的發起者自己持有部分高風險級的證券，即次級層的證券，這就可以使市場上流通的證券的風險處于較低狀態。建議在初期不要搞多層衍生，以防止通過杠桿效應使風險無限擴大。
《財經?金融實務》：剛才你談到資產證券化對中國銀行業發展的意義和作用。有人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資產證券化有可能成為銀行逃避信貸規模管理的手段――借助證券化，銀行可以把舊的貸款賣掉，然后發放新的貸款，此舉恐怕不利于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對此，你怎么看？
楊凱生：這種擔心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這只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特點的管理問題，不應該成為我們是否應該推進資產證券化考慮的最重要因素。所謂資產證券化，就是把原有的不便出售的資產標準化、等分化，然后出售給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即便不購買資產證券化產品，其投資能力依然存在，仍然會從事其他的投資。
不過，目前我國正在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確有其特殊之處，那就是銀行出售了證券化的貸款后，其可發放貸款的規模和能力有可能得到增加。對此，監管部門應給予關注，如果有必要，可以將銀行的證券化資產，按照一定的比例納入貸款規模予以管理。我認為，為了鼓勵中國積極推進資產證券化，推動直接融資，分散銀行業的風險，按一定比例納入信貸規模管理的做法可以設計得科學合理一些，這在技術上并不十分困難。
綜合經營快與慢
《財經?金融實務》：目前雖然政策尚未完全放開，但通過一事一議等方式，中國的金融機構已經在綜合經營方面邁出了不小的步伐。盡管許多銀行家都在為綜合經營不斷呼吁，但亦有人認為，中國銀行業在綜合經營方面走得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些。你怎么看？
楊凱生：我國的商業銀行已經在逐步開展綜合經營，的確有不少人對此心存疑慮，擔心銀行在綜合經營過程中的風險防范。
首先我們應該分析究竟存在哪些風險。在我看來，風險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個風險體現在資金運用上，即銀行在綜合經營過程中，銀行的資金――多數來自公眾的存款――會不會源源不斷地、無節制地流向其他業務，比如證券、直接投資等高風險業務。我認為，這個風險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要求相關業務主體都是獨立法人，對相互的資金往來加以嚴格限制，有的需要絕對限制，有的可以限額管理。在IT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這些都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另一個風險是信譽風險、道德風險。比如，銀行既有自營業務，又有代客業務的情況下，兩者的利益是否會發生沖突？這種情況的確有可能發生。克服的辦法就是建立嚴格的防火墻。我覺得我們的思想還可以更解放一些，步子也可以邁得更大一些，以便中國的商業銀行可以在綜合經營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穩些。
《財經?金融實務》：請你談談工行綜合經營方面的情況。它能給你們的經營帶來哪些好處呢？
楊凱生：經過多年不斷嘗試，工行在綜合化經營方面已初步取得成果。從2002年我們率先在中資商業銀行內部設立投資銀行部以來，我們已經擁有合資基金公司、獨資租賃公司等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牌照，也做了很多以往商業銀行不曾涉足的業務，逐漸形成了“工行投行模式”。去年僅工行內部，非牌照類，非法規所限制的商業銀行投行業務，收入就高達45億元人民幣。
銀行綜合經營的好處在于，可以實現信息共享、客戶共享，滿足客戶日益增長的綜合金融服務的需求，為其提供豐富的產品和服務，而這是其他單一經營的金融機構不具備的優勢。這既是提升為社會公眾的服務能力，也是增強我們自身競爭能力的有效途徑。
《財經?金融實務》：你提到工行的投資銀行業務發展迅猛，也有人士認為，工行的投資銀行沒有分立，恐怕不利于風險的防范，不知你怎么看？
楊凱生：僅僅因為我們的投資銀行部是銀行內的一個部門，就推斷其風險無法分散的看法，我并不認同。我們目前從事的投行業務，都不涉及工行的資金，他們主要從事財務咨詢、項目融資顧問、企業重組并購顧問、上市發債顧問、企業信息服務等業務。所以，這種擔心沒有必要。
《財經?金融實務》：不知工行與高盛的合作進展如何？大家普遍關注，引入戰略投資者后，對工行的綜合化經營是不是也有很大幫助？
楊凱生：我們與高盛在七個領域有多項合作。比如在資金交易領域，雙方就以聯合交易產品開發為重點，積極推進人民幣利率衍生產品、貨幣期權產品及外匯結構性產品的研發合作。在風險管理方面，我們曾經請高盛的首席風險官對工行提出過全面的風險管理建議。目前正在為加強市場風險管理，建立具有工行特色的市場估值系統。
這一系統主要是針對債券投資和衍生產品，特別是后者，進行市值估價。在投資銀行業務領域，他們則會為我們提供諸如投資對象的盡職調查等財務顧問服務。此外，我們與安聯在銀保、網上保險、電話保險，與美國運通在信用卡新產品開發等方面都開展了密切合作。相信這些合作項目的實施，會給我們的綜合化經營帶來良好的效果。
《財經?金融實務》：此前有消息稱，工行擬斥資200億元控股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將其作為工行綜合經營的平臺，能否介紹一下此事的最新進展？
楊凱生：哪里來的傳說？華融公司近幾年在處置不良資產方面成效比較顯著，除政策性收購處置的缺口（將由國家承擔）尚未完全解決外，沒有什么包袱。但如果說到銀行收購資產管理公司，則必須取決于有關部門進一步明確資產管理公司的轉型方案，取決于政策的許可。
《財經?金融實務》：和其他銀行比起來，工行在進入證券、保險等方面似乎比較謹慎，落后于同業。今后工行在綜合化經營方面有什么戰略？
楊凱生：我不知道你所說的“工行明顯落后于同業”指的是什么。
在工商銀行的發展戰略中，金融業務的綜合化經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已經成立工銀瑞信基金公司涉足資產管理、成立金融租賃公司拓展金融租賃業務，只要監管法規允許，我們將積極探索以商業銀行為主體向證券業、保險業及其他相關行業延伸發展的新模式，增強各項業務發展的協同效應，這些設想已進入工商銀行的整體發展戰略規劃中。當然，最終這一切都取決于監管規定的調整。
《財經?金融實務》：工行在信用卡業務方面是否有成立專門公司的打算，會不會合資？
楊凱生：我們現在沒有成立信用卡公司的打算。因為信用卡業務與工行的主體業務，如個人金融業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認為信用卡業務必須依附于工行的母體，水融，才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
《財經?金融實務》：在私人銀行領域，工行似乎更愿意“自食其力”，而非引入戰略投資者，這與其他銀行不太一樣，不知這一理解是否確切？
楊凱生：是的。因為私人銀行是高附加值的業務，且工行具有強大的客戶基礎，我相信我們有能力把它做好。
第6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關鍵詞】信貸資產證券化；流動性；信用風險緩釋
2012年5月17日，央行、銀監會和財政部聯合了《關于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下文簡稱《通知》），標志著我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之路在停滯了長達4年之后終于正式重啟。我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始于2005年，當年4月20日，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國開行和建行獲準首批試點。2007年，浦發、工行、興業、浙商行以及上汽通用汽車金融公司等機構獲準第二批試點。至此，我國以信貸資產為融資基礎、由信托公司組建特殊目的實體（SPV）、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資產支持證券（ABS）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之路逐漸向前穩步推進。然而，到了2008年，恰逢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監管層出于審慎的原則，逐漸暫停了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這一起源于美國、在我國還剛剛開始起步的金融創新工具發展之路基本陷于停滯。
作為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進程重啟的標志性事件，2012年9月7日，根據央行和銀監會的批準，發起機構國開行委托中信信托以簿記建檔、集體配售的方式向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員發行規模為101.6644億元的“2012年第一期開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這是自2005年我國開始信貸資產證券化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單產品，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80.68億元AAA評級的優先A檔、12億元AA評級的優先B檔和8.9844億元未評級的次級檔，法定到期日是2018年1月12日，基礎資產池包括43名借款人向發起機構借用的49筆貸款，均為按季度支付浮動利息的正常類貸款。
如圖1所示，在中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發端的2005年，ABS的發行規模為71.96億元，2006年ABS的發行規模為115.8億元，2007年，試點銀行從國開行和建行擴大到浦發、工行、興業等銀行，基礎資產范圍也從優質資產延伸至不良資產，ABS發行規模達到178.08億元，2008年，ABS發行規模快速攀升至302.01億元，到了信貸資產證券化重啟的2012年，ABS發行額度高達500億元。上述數據不僅體現了監管層開拓創新的力度，也表明監管層對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長遠發展充滿信心。
一、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方向性指引
通過仔細解讀《通知》，監管層對于今后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思路及方向指引可窺一斑。
1.豐富基礎資產種類，大力支持實體經濟，與國家產業政策密切配合
在上一輪試點中，基礎資產集中于大型企業貸款和住房抵押貸款，相比之下，在此輪試點中，基礎資產的種類有了較大幅度的擴大。《通知》鼓勵金融機構選擇符合條件的國家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貸款、涉農貸款、中小企業貸款、經清理合規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貸款、節能減排貸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文化創意產業貸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汽車貸款等多元化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如此對基礎資產種類選擇的指引既體現了監管層希望金融創新能有效服務于實體經濟及與國家產業政策相匹配的意圖，也為中小企業貸款和地方平臺貸的風險分散和緩釋拓展了新的渠道。
2.強化道德風險的防范
本輪試點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前車之鑒，特別注重道德風險的防范，考慮到了市場運行的各個主體和環節，多管齊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發起機構的風險自留實現內生信用增級。《通知》規定，在擴大試點階段，信貸資產證券化各發起機構應持有由其發起的每一單資產證券化中的最低檔次資產支持證券的一定比例，該比例原則上不得低于每一單全部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的5%，持有期限不得低于最低檔次證券的存續期限。
第二，禁止復雜證券化。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陳志武教授認為，引起美國次貸危機的本質原因是按揭貸款衍生證券的多次打包使得委托關系鏈太長或被扭曲，催生了道德風險。陳教授在其著作《金融的邏輯》中這樣總結道：“這一長條的按揭貸款衍生證券鏈，由于每一環金融交易包含著新一環的委托關系，使資金的最終提供方與最終使用方之間的距離太遠。委托鏈上的每一方都可以不負責任，都只想賺服務費。多環節的委托關系必然導致道德風險，不負責任的程度嚴重上升。花別人的錢不心疼，這一簡單道理在這次次貸危機中再次得到印證。”[1]因此，《通知》規定，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結構要簡單明晰，擴大試點階段禁止進行再證券化、合成證券化產品試點。
第三，提高信用評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主要信用評級機構因對潛在危機的預警嚴重滯后而廣遭質疑。由于美國次級抵押債券的復雜設計，投資者不太可能通過足夠的數據和資料來評估所購買證券的內在價值和風險，只有依賴于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于是在巨大利益的驅使下，評級機構不惜踩踏道德風險的雷區。《通知》規定，資產支持證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與交易初始評級應當聘請兩家具有評級資質的資信評級機構，進行持續信用評級，并按照有關政策規定在申請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時向金融監管部門提交兩家評級機構的評級報告；鼓勵探索采取多元化信用評級方式，支持對資產支持證券采用投資者付費模式進行信用評級；參與資產支持證券評級的各信用評級機構要努力提高對資產支持證券信用評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資產支持證券投資者應建立內部信用評級體系，加強對投資風險自主判斷，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
第四，規范信息披露。本世紀初，美國安然、世通等大公司會計造假事件相繼曝光，令人瞠目結舌，引起了投資者對道德風險的憎惡以及對規范信息披露的期盼。《通知》要求，在遵循法律法規有關信貸資產證券化相關方私密性權利規定要求的基礎上，鼓勵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對每一筆入池資產按要求進行規范信息批露。
二、我國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1.堅定信念，勇于創新，敢于試錯與糾錯
在美國華爾街，流傳著一句名言，“如果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你就將它證券化”。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法博齊和莫迪利安尼也曾預言，“證券化最終將會代替傳統的間接融資體系”。縱觀歷史，勿庸置疑，成熟發達的證券化體系和一系列重要的金融創新鑄造了一個強大的美國。誠然，任何一次科學技術的創新都是一把雙刃劍，它給社會帶來的福祉和災難是相伴相生的，如同狄更斯在其名著《雙城記》中的第一句話所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昧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希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雖然每次金融危機之后華爾街都遭受了廣泛而強烈的質疑，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華爾街創造財富的力量遠遠大于其破壞財富的力量。
現代創新理論的創立者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創新[2]。現在，中國人民已經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從國家發展全局的高度，集中力量建設創新型國家，并且依靠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兩輪驅動。陳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發展證券金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1]。因此，當我們看到美國次貸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災難時，切不可因噎廢食，而應看到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剛剛開始起步這樣一個事實，堅定信念，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積極大膽地開展基于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創新，要敢于試錯與糾錯。縱觀大國崛起和發展的歷史，無不是通過健全的試錯和糾錯機制形成一條螺旋式上升發展的路徑。勇于試錯是激勵創新的溫床，敢于糾錯是直面責任的擔當。
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2012年陸家嘴金融論壇上表示，中國依舊存在“兩多兩難”問題，即企業多融資難，資金多投資難，金融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企業高度依賴間接融資體系。圖2顯示了2011年我國社會融資結構中這種過度依賴間接融資的現狀。一方面，我國的直接融資嚴重滯后于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這種過度依賴間接融資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內部脆弱性，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誘發系統性風險。因此，不斷提高直接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發展金融業的重中之重。
信貸資產證券化對于化解商業銀行風險、實現融資方式由以間接融資為主向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轉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筆者相信，信貸資產證券化在我國必將成為一種常態的金融創新工具，中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也必將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持續健康發展之路。
2.加強政府監管
捷克經濟學思想家托馬斯·賽德拉切克在其著作《善惡經濟學》中這樣寫道：“所有的經濟學，從根本上說，都是與善惡有關的經濟學。它是指由人們向其他人講述的關于人們的故事。事實上，即使是最為復雜的數學模型也是一個故事、一個寓言，表現出我們想（理性地）領悟周圍的世界。數學、模型、方程式和統計只不過是經濟學的冰山一角，而經濟學這座冰山的最大部分是由其他許多方面構成。正如以往一樣，當今的人們特別想從經濟學家那里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惡。”[3]筆者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傳統的理性人經濟學與如今炙手可熱的行為經濟學實際上都是在講人的故事，只不過它們對人的行為做出了不同的假定罷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人們紛紛對CDO、CDS等金融創新工具提出詬病和質疑，甚至對經濟學的數學化和工程化進行批判。在筆者看來，這些金融創新工具和復雜的數學模型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它們只是用來講述“人的故事”的一種故事情節工具和語言工具罷了。像CDO、CDS這些金融衍生工具在設計之初就被賦予了風險管理的功能，但為什么會引發對人類影響如些深重的金融災難呢？誠如深受南海公司泡沫之害的牛頓所言，“我能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筆者認為，從南海公司泡沫，到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直到2008的全球金融危機，引起這些危機的最本質原因歸于人，歸于人性的貪婪以及在巨大利益誘惑下人的道德失范。
基于上述邏輯，要想更好地防范可能發生的危機，抑制金融創新無異于舍本求末，通過機制設計來抑制人性丑惡一面的膨脹、防范道德風險的發生可謂根本之道，在這方面，政府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一重任。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不僅宣揚自由市場經濟中那只“看不見的手”的積極作用[4]，他還洞見了純粹依靠自利動機和市場機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認為，沒有政府的保護，純粹意義上的市場一天也存在不下去[5]。《正義論》的作者約翰·羅爾斯指出，“一個社會，當它不僅被設計得旨在推進它的成員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著一種公開的正義觀管理時，它就是組織良好的社會。”[6]因此，市場經濟若要良好地運轉，不僅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市場運作的效率，還應大力加強政府的公平與正義管理，弘揚利他互助的道德觀，大力提供公共服務與產品，積極對貧困人群提供救助。
基于此，在金融市場中，政府應不遺余力地對道德風險進行監管，力促市場的公平、公正與公開。政府對證券交易的監管成為構建國家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世界經濟論壇推出的一年一度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證券交易監管成為金融市場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圖3顯示了在《2012-2013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坐擁國際金融中心的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在證券交易監管指標上的得分與排名，可以看出，我國與其他四個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次貸危機之后，美國開始了史上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這對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
3.增加二級市場的流動性
在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首輪試點中，二級市場的流動性嚴重不足狀況已然顯露。如圖4所示，2006年和2007年ABS的換手率分別是2.98%和2.55%，與其它債券相比，流動性非常缺乏。因此，在新一輪試點中應探索從以下幾個途徑來破解二級市場流動性缺乏的難題。第一，目前的信貸資產證券只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應努力擴大交易市場，促進銀行間債券市場與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臺的互聯互通。第二，目前的信貸資產證券的投資主體僅限于銀行、保險、證券等機構，應努力擴大投資者范圍，允許普通投資者、PE、養老基金、社保基金等入市。第三，逐步探索質押式回購、融資融券、期權、期貨等多種交易方式。第四，目前，信貸資產證券的價格發現功能尚顯薄弱，應努力探索做市商的報價機制。2011年7月，三家小貸公司的信貸資產收益憑證在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上線交易，交易過程中引進了做市商制度，這為破解信貸資產證券流動性缺乏難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4.積極探索信用保險類產品的創新，努力提升風險產品的定價能力
我國已開始在信用保險類產品的開發上進行創新探索。2010年11月，首批信用風險緩釋合約（CRMA）與信用風險緩釋憑證（CRMW）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上線交易，它們被稱為中國版的CDS，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衍生產品本土化創新。自此，關于信用風險緩釋工具（CRM）的理論研究也逐步展開[8，9]。但是，必須承認的是，我國對信貸資產證券和信用保險產品的定價能力還非常薄弱，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想將我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做大做強，努力提升風險產品的定價能力是一門必備的功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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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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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黃樹青，丁雅楠.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及其在我國的最新進展[J].上海金融，2011（7）：100-104.
第7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隨著資產證券化產品越來越多地被采用，如何合理、真實地將其予以反映就成為會計學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的復雜性和變化的多樣性，對資產轉讓的會計確認、計量、會計報表合并及披露等方面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一、美國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會計確認規定
（一）FAS NO.77和FASB TB 85－2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1983年12月和1985年3月了與資產證券化問題相關的兩個公告：FAS No.77（Reporting of Transfers of Receivables with Recourse）和FASB TB 85－2（Accounting for 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
FAS No.77《轉讓者轉讓附有追索權的應收賬款的報告問題》具體闡述了有關具有追索權的應收款項轉讓問題；而FASB TB 85－2《抵押擔保契約會計》的則為債務工具處理為銷售類型的交易提供了會計指南。
不論FAS No.77還是FASB TB 85－2，都采用了風險與報酬轉移的方法進行會計確認，并且都只是針對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某些方面，范圍也僅僅局限于有追索權的應收款的轉讓以及抵押債務的會計處理問題。這兩份公告都是僅僅關注于資產的轉讓究竟是作為銷售還是作為擔保融資來處理，對于證券化和抵押借款的概念界定仍然不夠清晰。而且二者在某些問題上的規定也存在矛盾，比如：對于銷售交易中剩余收益（如應收款項利率超出過手利率的差額），FAS No.77允許確認，而FASB TB 85－2則不允許確認。
（二）FAS NO.125
隨著資產證券化業務以及金融創新的發展，實踐中不斷產生的問題使得FASB意識到FAS No.77是不完善的。1996年6月，FASB頒布了第125號財務會計準則《金融資產轉讓和服務以及債務解除的會計處理》（Accounting for Transfers and Servicing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Extinguishments of Liabilities），該準則適用于任何可以稱為資產的金融工具的轉移，其重心在于金融資產服務和轉讓以及債務解除的會計處理問題。
FAS No.125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引入了金融合成分析法。按照這種方法，在涉及金融資產轉讓的情況下，“應該將已經確認過的金融資產再確認和終止確認的問題與因金融資產的轉讓合約所產生的新金融工具的確認問題嚴格區分”。即：對于已經確認過的金融資產因發生轉移性的交易所面臨的再確認和終止確認的處理取決于轉讓方的出售意圖，看資產的控制權是否已由轉讓方轉讓給受讓方，而不看其交易形式。金融合成分析法與FAS No.77之前所采用的風險與報酬分析法相比較，可以避免在確認金融資產時出現的因資產交易順序不同而產生利益歸屬不同的情況。雖然FAS No.77也是確定以控制權的轉移基礎，但是僅僅適用于帶追索權的應收項目的會計處理，而金融合成分析法的全面運用，則是在FAS No.125 制定之后。
（三）FAS NO.140
2000年9月，FASB頒布了第140號會計準則《金融資產轉讓與服務以及債務解除的會計處理》，代替了FAS NO.125。它對資產證券化的會計確認和計量問題仍然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并且給出了更為詳細的判斷控制權轉移的標準。
FAS NO.140和FAS NO.125一樣，都是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對于確認資產轉讓的標準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不同點。FAS NO.140在標準的論述上更加細致，考慮的因素更加全面，用“收益人權益”代替了FAS NO.125中籠統的“收益人”的說法，使用“清除期權”更詳細地說明轉讓人回購的情況。但這一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使用控制權標準判斷時需對證券化業務的整體經濟環境和合約條款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和判斷，存在一定困難；證券化交易合約體現的許多權利和義務是將來要發生或不發生的，這與資產、負債基于歷史的傳統概念不符，也與建立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的傳統會計確認標準不符。
二、修改后的IAS 39內容
1998年12月，IASB了第39號會計準則IAS 39（Financial Instruments：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對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進行規范。2003年12月，又推出了修訂后的IAS 39準則。該準則針對金融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以“沒有后續涉入”作為銷售確認的判斷標準的后續涉入法。
根據后續涉入法，只要轉讓者對被轉讓資產的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的后續涉入，不考慮后續涉入的程度，與后續涉入有關的這部分資產則應終止確認，作為銷售處理。這種方法下的被轉讓資產被視為可以分割的單元，針對每個單元考察其是否符合終止確認的條件（IASB提出了不存在后續涉入需要同時滿足的兩個條件）。
根據上述IASB的判定標準，在FAS140的規定中不影響銷售確認的合約權利和義務，在后續涉入法中很可能構成不符合銷售確認的條件，例如：轉讓者簽發的看跌期權、清除期權、回購違約資產的協議、附條件期權、持有的基于市場公允價值的看漲期權和很可能不會執行的看漲期權，都屬于一項后續涉入。因此，與這部分有關的資產不能被確認銷售，而在FAS140中則可以。
相對于金融合成分析法，后續涉入法有它的優勢：符合資產的定義，在概念上更具有一致性；回避了“相對數量”的考慮，在具體應用中只需解決“有沒有”的問題，而不需要解決“有多少”的問題；該法通常會導致一項資產證券化交易被確認為部分銷售和部分融資，易被實務界所接受。
同時，該法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后續涉入法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的后續涉入方式所引起的不同的資產性質，不區分資產性質而將其分配到賬面價值入賬，導致報表上不能很好地揭示這部分資產的性質，不利于報表使用者的理解。并且，后續涉入法還需進行實踐的檢驗，具體到不同國家、不同的業務處理來進行評定與修改。
三、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會計確認的規定
（一）《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
2005年，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中國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作為試點進行個人房屋貸款的證券化運作。為了初步規范試點銀行的會計處理，財政部頒發財會［2005］12號文件《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發起機構、特定目的的信托、受托機構、資金保管機構、貸款服務機構和投資機構的會計處理做了具體規定，同時了《資產評估機構審批管理辦法》，規定了評估機構的設立條件。
該規定的第四條和第五條采用了風險與報酬轉移法進行會計確認，并且規定了轉移比例為95%；第六條的規定提出了控制權是否轉移的標準，這里引入了“控制權”作為判斷的標準，即又回到了金融合成分析法的重心。并且，我國判斷所有權轉移的兩個標準比較原則化，沒有涉及實務操作的具體情況。之所以產生這種描述特點的規定，可能跟我國金融工具不發達的實際情況相關，由于金融工具較少被使用（尤其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在資產證券化的試點中出現通過“金融工程”技術設計出復雜的金融合約結構，利用法規的缺陷造成會計確認界限模糊，從而達到表外處理目的的可能性不大。
（二）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正式了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其中，在借鑒IAS32、IAS39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出臺了《金融資產轉移》等四個金融工具會計準則。本文的研究視角主要是第23號準則――《金融資產轉移》。
該準則的第七條和第八條規定中，對于金融資產轉移的判斷標準也是基于風險和報酬分析法，這與《規定》相同。
而在準則第九條和第十條的規定中，又出現了對于資產控制的說法。第十條是關于企業在判斷是否已放棄對所轉移金融資產的控制時的條件：轉入方能夠單獨將轉入的金融資產整體出售給與其不存在關聯方關系的第三方，且沒有額外條件對此項出售加以限制的，表明企業已放棄對該金融資產的控制；并在第十一條的規定中，又提出了分析金融資產轉移實質的重要性，包括附有回購協議、保留優先回購權利、保留次級權益或提供信用擔保等進行信用增級的金融資產轉移時，轉出方只保留所轉移金融資產所有權上的部分風險和報酬時的處理原則。
由此可知，準則與試點規定在原則上基本趨同，但準則的描述更多地考慮了實務的多樣性與變化因素，語言更為原則。準則的規定也體現了我國目前由以風險和報酬分析法為主逐步向金融合成法過渡的特點。
第8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一、提前償付及其影響
提前償付是指借款人不按照住房抵押貸款既定還款計劃而提前支付貸款余額的行為。由于債務人通常具有隨時提前償付債務的權利，一旦債務人選擇提前還款，將使資產證券化各參與者均遭受損失的可能性。
（一）提前償付對資產池的影響
根據抵押貸款償還計劃或者貸款合同，借款人計劃的每月償付額相等。由于每月償付額相等，所以每月償付額占抵押貸款未償還本金和利息的百分比整個期間都在變化。一般來說，在沒有提前償付的情況下，即計劃償還的本金和利息在早些年份主要由利息組成，而在后來的年份變成主要由本金組成，一旦有提前償付行為發生，必然影響資產池的現金流：①現金流前端加重，即前期本金償付額增加。②償還本金數由原來的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加變為隨時間推移逐漸減少。③由于一些本金被提前償付，因此利息總數減少。④縮短了加權平均周期。
（二）對發起人的影響
對商業銀行、信貸機構等發起人而言，在抵押貸款運作過程中一般可獲得四項收入來源。一是運作費，該項收費為未清償抵押貸款余額的一個固定百分比。二是利息，包括托管余額的利息和月抵押貸款償付額所產生的利息。三是附屬收入，如向借款人交叉銷售保險產品的方式收取的傭金等。四是間接收入，借款人有可能是其他金融產品的潛在銷售對象，這一顧客群體越大，其蘊涵的商機就越多。我們不難發現隨著提前償付行為的加劇，清償時間縮短，抵押貸款余額縮短，抵押貸款余額加速下降，來自以上四個方面的收入都會減少。
（三）對投資者的影響
對于資產證券化的投資者而言，提前償付會使其面臨提前償付風險，即由于提前償付而使投資者遭受損失的可能性。例如，當市場利率降低并低于貸款合同利率時，借款人在較低利率條件下新增借款，提前償付抵押貸款，就會使證券化的投資者遭受利息總數的損失，同時，還要遭受一個貸款合同利率與低的市場利率之間利差的再投資損失。
二、提前償付風險生成機理分析
研究發現，提前償付風險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現行市場抵押利率、住房價格的波動、再融資歇火現象、人口年齡結構、社會心理特征和其他因素，可以視提前償付率為這些因素的函數，用公式表述為：
P=f（Rm，H，F，A，S，∏）
式中， P―提前償付率
Rm―現行市場抵押利率
H―住房價格的波動
F―再融資歇火現象
A―人口年齡結構
S―社會心理特征
∏―其他因素
（一）現行市場抵押利率
現行市場抵押利率與貸款合同利率的差額是激發借款人執行提前支付期權的最重要的金融誘因。抵押貸款市場利率下降使借款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籌措到資金。借款人為了減少利息的支出，就在現行利率水平上重新舉債來償還原有的抵押貸款余額，這樣在新的抵押貸款上，他就可以支付較少的利息了。市場利率越低，即它與貸款合同利率之差越大，對借款人行使提前支付期權的激勵強度越大，因為借款人通過再融資而減少支付的利息會隨著市場利率與貸款合同利率的差額的擴大而顯著增加。這說明，提前償付率是利差的函數，也就是說，貸款合同利率越高，借款人越有可能采取提前償還行動。
（二）住房價格的波動
住房價格的波動對抵押貸款人的提前償付行為也極具影響力。特別是住房價格上漲幅度過大會刺激那些想從房屋價值升值中謀取利益的抵押貸款人提前還款，以便把手中房屋轉手而獲利。相反，如果住房當前的市場價值遠低于抵押貸款的價值，那么抵押貸款人就會考慮違約，因為他會覺得為便宜的住房不值得繼續償還抵押貸款，還不如作出違約，將房子還給提供抵押貸款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
（三）再融資歇火現象
再融資歇火現象意味著提前償付率的變動不僅依賴于市場抵押利率的變化，而且依賴于其達到該變化水平的路徑。一般在市場抵押利率開始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大多數敏感的抵押貸款人就會采取行動，因而產生很高的提前償付率。在這以后，如果給出同樣的，甚至是更低的再融資刺激，剩余抵押貸款人的提前償付率就會顯著下降并趨于穩定。這是由于對市場抵押利率變化敏感的抵押貸款人離開資產池后，剩余的抵押貸款人要么對再融資刺激不敏感，要么由于信用記錄較差等原因沒有資格得到一筆新的抵押貸款，從而表現出在再融資刺激下，卻出現提前償付速度變慢的現象。
（四）人口年齡結構
人口年齡結構對于住房需求有重要影響。實踐證明，沒有足夠數量的初次買房者，試圖交易二手房的人就缺乏買者，從而他們被迫鎖定在自己的第一次住房上，而初次買房者一般為剛剛組成或即將組成新家庭的年輕人。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遷移模式也會改變，如人們退休之后喜歡從喧鬧的城市遷往安靜的鄉村，這些都會對住房需求產生影響，從而影響提前償付率。
（五）社會心理特征
中華民族的傳統心理視儲蓄、節儉為美德，不習慣于借債，“無債一身輕”的思想牢牢地根植在大腦意識之中，在自身收入不允許的情況下總是盡可能地減少負債，這也是目前國內住房抵押貸款提前償付頻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其他因素
影響提前償付行為發生的其他因素也很多，比如家庭生命周期、季節性因素、人口地理分布、房價、借款人的年齡、職業、收入、婚姻狀況、借款人類型（首次購買或轉手購買）、違約、削減開支等等，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提前償付行為。
三、提前償付風險防范措施
由于提前償付風險自始至終存在于抵押貸款證券化運作過程中，影響著證券化項目的成敗，因此，要求我們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特點去認真研究和解決，建立起適合我國抵押資產證券化特點的提前償付風險防范機制。
（一）實施買權保護
對于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而言，防范提前償付風險可以從適用于貸款層次的買權保護入手。買權保護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鎖定，即在貸款合同中明確規定貸款發放以后一段時間內不允許提前償付出現。另一個簡單辦法是提前償付罰金，提前償付罰金是指當借款人選擇提前償還貸款時，他必須為這一行為額外支付一定數額的罰金，以補償貸款人或投資者由于提前支付而遭受的損失。
（二）聯網個人征信系統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個人征信系統的建設，并逐步實現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最終在全國范圍內個人征信系統的聯網。一旦全國范圍內個人征信系統聯網成功之后，采取措施將提前償付行為與個人信用掛鉤，違反償還合同的提前償付行為將被視為是信用不良的證明記錄在案，在以后的融資需求上對其施行一定的限制以示懲罰。對情節嚴重者，加大處罰力度，列入黑名單，可以完全拒絕其融資要求。這樣，通過提高違規成本，可以有效地減少提前償付。
（三）建立提前償付模型
根據資產池的具體特征建立提前償付模型，對未來的現金流進行較為準確的預測，是防范提前償付風險的有效途徑。目前，資產證券化開展較早的國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提前償付模型。實踐證明，這些模型的建立和運用對防范提前償付風險起到了積極作用。以美國為例，較為著名的就有高盛提前償付模型、Bear Stearns提前償付模型。
（四）完善數據庫建設
國外實踐證明，建立科學準確的提前償付模型離不開資料詳實的數據庫。對提前償付行為建立模型進行預測分析需要擁有大量借款人的信用記錄。盡管資產證券化項目在我國已經開展起來，但我國由于抵押貸款業務開辦的時間較短，數據庫建設還很不完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沒有一個資料詳實的數據庫的情況下，要對提前償付行為進行預測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國當前應該加強數據庫重要性的認識，加快數據庫建設，為下一步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大規模開展奠定基礎。
（五）優化交易結構
金融市場上眾多的投資者按照對風險的行動態度可以分為風險中立者、風險偏好者和風險厭惡者。通過不同的交易結構可以將風險與收益重新配置組合，從而設計出滿足不同投資者需求的證券品種。例如，發行可調整利率抵押貸款，定期根據市場抵押利率水平來調整合同抵押利率，以減少再融資引起的提前償付。
四、結束語
第9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作用范文
【關鍵詞】公積金貸款 銀行貸款 庫存
一、住房公積金向銀行貸款的規模日益擴大
在房地產去庫存措施影響下，湘潭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出臺了一系列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政策，有效刺激了該市住房公積金購房貸款需求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住房公積金流動性不足問題也開始突顯出來，特別是2015年下半年，住房公積金個人購房貸款急劇增長，資金利用率逐年增加，至2015年末住房公積金利用率達到76.94%，較同期增加了11.75個百分點，資金缺口從0.47億元上升到6.15億元，流動性出現嚴重不足。為確保住房公積金委托貸款和提取的正常支付，湘潭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采取了向銀行貸款的方式來解決流動性不足問題。其貸款方式主要有：
（一）存單質押形式
截至2015年底，湘潭市住房公積金結余資金11.63億元，其中1年以內定期（含）1.31億元，1年以上定期8.84億元，因住房公積金個人購房貸款急劇增長，為避免提前支取定期存款給住房公積金帶來的大額利息損失，該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以定期存單分別向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湘潭分行申請質押貸款1.96億元和1.9億元。至2016年4月末，已合計償還1.72億元，定期存單質押貸款余額2.14億元。
（二）信用貸款模式
2016年湖南省住房公積金監管辦要求湘潭市住房公積金貸款個貸率要提高到83%以上，至2016年3月末，該市住房公積金貸款使用率已達到了81.99%，較年初上升了5.05個百分點，在滿足公積金住房貸款的同時，流動性不足問題越發突出，為此，該市住房公積金中心向銀行申請了信用貸款以滿足短期的流動性需求。2016年初，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湘潭分行分別向該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信用授信2.5億元和2億元，目前，該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已向交通銀行湘潭分行實現了授信提款5700萬元。
二、住房公積金資金缺口原因分析
（一）監管要求下住房公積金使用率迅速提高
近年來，房地產面臨較大去庫存壓力，為發揮公積金在去庫存的積極作用，《關于切實提高住房公積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建金〔2015〕150號）文件要求，2015年8月末住房公積金資金使用率低于85%的設區城市，要綜合考慮當地房價水平、貸款需求和借款人還款能力，提高住房公積金個貸實際額度。在一系列住房公積金政策刺激下，各地住房公積金使用率明顯提高，同時湖南省住房公積金監管辦要求湘潭市住房公積金2016年個貸率目標均提高到85%以上，后期可能進一步加大住房公積金資金缺口。
（二）住房公積金運用與籌集的穩定性不匹配
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2002年修訂）（以下簡稱“條例”）和150號文規定，住房公積金運用渠道包括住房公積金提取、委托貸款發放、購買債券、上繳廉租房補充資金及管理費用；住房公積金籌集渠道則限于住房公積金繳存和住房公積金資產證券化。由于運用方面受上述監管政策影響迅速增長，而公積金歸集面有限、資產證券化尚未成熟推廣，導致資金運用與籌集的穩定性不匹配，影響住房公積金的資金流動性。
三、住房公積金中心向銀行貸款存在的潛在風險
（一）政策未許可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貸款籌資行為
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在保證住房公積金提取和貸款的前提下，經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批準，可以將住房公積金用于購買國債。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不得向他人提供擔保”；《關于切實提高住房公積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建金〔2015〕150）規定，在拓寬貸款資金籌集渠道上，有條件的城市要積極推行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資產證券化業務，盤活住房公積金貸款資產。以上法規文件都未明確許可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向銀行貸款進行籌資。
（二）還貸來源指向職工個人財產存在明顯法律瑕疵
條例第三條規定，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于職工個人所有。湘潭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所質押的4.06億元定期存單，來自歸集的住房公積金沉淀資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獲得的4.5億元授信，還款來源也指向公積金歸集資金，上述兩種貸款方式均侵犯了職工個人的財產權。
（三）利率倒掛導致收益損失違背住房公積金增值原則
根據人總行最新利率政策，從2015年8月26日起，五年期以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為3.25%；從2015年10月起，一年期以內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為4.35%。而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所獲得的銀行貸款利率為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高出住房公積金委托貸款利率1.1個百分點，意味著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用銀行貸款進行住房公積金委托貸款將帶來1.1個百分點的損失，違背了住房公積金管理的保值增值原則。同時目前“公轉商”、信貸資產證券化等籌資方式也會因利率倒掛的原因導致收益損失，只能成為暫時緩解流動性問題的短期融資手段。
四、政策建議
（一）盡快規范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貸款籌資行為
建議總行聯合相關監管部門，盡早針對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貸款籌資行為作出明確規定；在規定出臺前，建議暫停該行為以規避風險。
（二）控制住房公積金使用上限
在資產證券化融資渠道尚未全面推廣的前提下，建議總行與相關監管部門在鼓勵提高住房公積金使用率的同時，控制住房公積金使用上限，以防發生流動性風險。
（三）建立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資金調劑機制
建議總行聯合相關監管部門建立各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資金調劑機制，資金拆借利率可參照銀行同業利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