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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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從《尚書》、《周禮》到《說文解字》，“和諧”兩字都是指音樂的合拍與禾苗的成長，“和”即是“諧”“諧”即是“和”，引申表示為各種事物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協調，即《中庸》里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周禮》中說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所謂“執中至和”，就是通過正確方法，實現美好理想，達到事物發展的最佳境界。故此，和諧社會應該是社會的各種要素相互協調，社會結構合理，社會運行有序，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社會中的各種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長和發展環境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僅僅在于它的物質意義，更在于它的精神意義，不僅要物質豐富，更要讓每個社會成員之間互相認同和接納，身心愉快。儒家的社會倫理思想在尊尊、長長和男女有別的前提下，融入了親親意識，在身份和等級不能完全消除的情況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級的人之間，用親情、友情、溫情連接著。所以從倫理的角度看，和諧社會又應該是一種充滿仁愛，到處洋溢著溫情、善良和互相幫助的社會。這就是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雖然這里的“和”沒有反對等級和差別，也沒有指望消滅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等級和差別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與“同”的區別在于是否承認差異性，有差異性的統一謂之“和”，無差異性的統一謂之“同”。也就是說，君子善于協調、統一各種不同的分歧意見，達成新的共識。而小人則不能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和分歧，只會對不同的意見加以排斥，將相同的意見簡單累加。”和”的實質是“包容”，“同”的實質是“排斥”。所以“和”又有反對絕對同一，反對簡單服從，主張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義。因此，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思想活躍，包容萬芳，多種文化共存的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眾多的和諧社會模式，而尤以儒家描述的“大同社會”最具代表性。《禮記禮運》里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所呈現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氣象，人人相親相愛，沒有壓迫，沒有戰爭。
錢穆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統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道家認為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然的法則主宰人世間的一切，所以人要敬畏自然、效法自然、順應自然。老子在《道德經》中反復強調“道”的功能和作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為天下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道”既然是自然界的變化法則、規律，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就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而在儒家的孔子那里，盡管“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論語公冶長》）但他又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意思是說，要治理好天下，必須效法天道。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的學說，并試圖在“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中確立起一個道德本體，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在孟子看來，天人是相通的，而這個相通又是在存心、養性與修身等意義上的“天人合德”（天人皆有德）。“天人合一”的命題是在《易傳》中首先明確提出來的。原文是“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為什么“天”與“人”能夠“合一”呢？就是因為“天”與“人”之間有“合其德”的關系。這種“天人合德”關系包括了四種相合關系：與天地同德，厚德載物；與日月同輝，普照一切；與四時同律，井然有序；與鬼神同心，毫無偏私。這實際是將“大人”的個人品格及其高尚行為作了全面概括，只有具備這四種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孟子將這種“天人合德”的思想加以發揚光大，他進一步闡述道：“天之道”與“人之道”是有誠相通、相互感動的，主張“樂天”、“畏天”。他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國主張，認為“仁則榮，不仁則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以“德”為橋梁，將天人、物我連接成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近而把德通過天人合德關系從個人品格修養拓展到治國理念與實踐上來，體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情懷。
古人的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還進一步表現為愛護資源，保護生態系統的生態倫理觀。《周易》特別提倡古代天子打獵用的“三驅法”，不主張對野生動物一網打盡。《比》卦九五爻辭說“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意即：最明顯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驅之法”，放走前面的野獸，使周圍的邑民百姓沒有戒備之心，這樣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驅之法”呢？《周義正義》解釋說：“凡三驅之禮，禽向己者則舍之，背己者則射之，故失其前禽也。”這樣可以保證野生動物資源不枯竭。孟子則進一步將這種生態倫理觀發揮為“王道之始”。他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撼也。養生喪死無撼，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把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否上升到人類生存發展和社會安危的高度。
修身養性——人與自我的和諧
儒家和諧社會的理想是建立在個人道德修養提高的基礎上，因此，儒家特別強調通過正心、誠意、修身來規范人的行為，強調由道德學養的提升以求身心內外的和諧。孔子認為人只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精神生活，特別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愛為中心，推演出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把培養有道德的人作為學問的根本，認為這是社會穩定和諧的根基。在為人處事、修身養性方面，孔子特別講究“允中”、“執中”。所謂“中”，是說凡事應該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是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處理事情，要合乎這個度，就是“執中”。關于中的含義，孔子自己解釋為“過猶不及”、“執兩用中”、“中立不倚”。《論語先進》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意思是說，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哪個好一些？孔子說：子張有些“過”，子夏卻顯得“不及”。子貢說：那么，子張好一些吧？孔子說：“過猶不及”。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就是既“無過”，也無“不及”。同時，孔子又認為，作為衡量標準的“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和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必須靈活運用。在從政上，“邦有道，則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在行為上，他主張中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認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養境界。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張“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溫不厲…‥恭而安”（《論語述而》）在
審美判斷上，主張“樂而不，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道家也主張以謙下不爭、清靜無為的方式達到人的身心和諧。“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老子第四章》）老子還強調修身養性要做到有自知之明、克服自身的弱點、堅持力行、人總要有精神等“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老子第三十三章》）莊子則在《大宗師》中為人們描繪出“真人”的精神境界，鼓勵人們去學習效仿，以求得心靈的寧靜與平和。“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直宜而莫知其極。”
推己及人——人與人的和諧
第2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曹學娜，龍江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副教授，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摘要〕傳統文化的網絡傳承與發展，首先要推動中華文明在網絡中的傳播。按照文化的構成要素，分三個層次探析傳統文化網絡傳承發展的內容，即民族文化遺產層面的傳承與發展、漢語言文化和知識系統層面的傳承與發展、民族精神和倫理價值觀層面的傳承與發展。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傳。國家應發揮主導作用，全社會應有傳承與發展意識，更要遵循傳播規律提高傳播效果。
〔關鍵詞〕優秀傳統文化；網絡；傳承與發展；中華文化；民族精神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4-0118-005
傳統文化的網絡傳承與發展，首先要明了傳承什么，發展什么，即推動什么樣的內容在網絡中傳承與發展。結合網絡傳播特點，我們從三個層次來分析傳統文化在網絡中傳承發展的內容，即作為文化遺產來加以傳承發展的層面、作為語言和知識系統加以傳承發展的層面、作為精神價值加以傳承發展的層面。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建設是傳承的前提，傳播是傳承的路徑。國家應發揮主導作用，全社會要有良好的意識，更要遵循傳播規律。提高傳播效果。
一、民族文化遺產層面的傳承與發展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創造了大量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于今人來說，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按照文化遺產的類別，將其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1.物質文化遺產
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界定，物質文化遺產包括歷史文物、歷史建筑、人類文化遺址。文物，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刻和雕塑、書籍、書法與繪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洞窟以及聯合體；建筑群，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文化遺址，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等區域。截至2013年6月27日，中國已有世界遺產45處，僅次于意大利（49處），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文化遺產31項（包含文化景觀3項）、自然遺產10項、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4項。這些遺產包括了名山大川、歷代建筑、石窟墓葬、遺址遺跡等等。對于這些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要以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加強保護。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網絡化，實現了中華文明的網上傳播。從文化遺產所涵蓋的歷史文物、歷史建設、人類遺址的具體內容可以看出，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物質性、有形性的特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是有形的、物質的，但也內含著無形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遺產的物質性、有形性，是不可承傳的。我們在此所說的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一方面，是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特有文明形式的傳承。要對中華民族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在網上進行傳播和傳承；另一方面，是物質文化遺產中孕含的無形精神文化的傳承。物質遺產，孕含著豐富的精神文化，要推動這些精神文化在網絡中傳承發展。
2.非物質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給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我國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為：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它強調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驗、精神，其特點是活態流變。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包括：a.口頭傳統和表述；b.表演藝術；c.社會風俗、禮儀、節慶；d.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e.傳統的手工藝技能。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擁有世界非物文化質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中國涉及28項。2013年12月4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度世界遺產大會第八次會議宣布，珠算正式被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至此，我國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總數已達37項，成為世界上入選“非遺”項目最多的國家。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財富，長期滋潤著民族心靈，孕育了民族品格，尤應為我們重視和保護。國務院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制定了國家、省、市、縣4級保護體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關部門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工作方針，切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在現實中加強保護、傳承發展的同時，以網絡傳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越來越必要。馮驥才認為，“民間口頭文化數字化，是給古老的文明安了一個現代化的家”，指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網絡中傳承發展的必要性。
二、漢語言文化和知識系統層面的傳承與發展
漢語言文化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現象。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漢語言是中華文化得以承傳的基礎和載體。漢語言文化是獨特的音、形、意結合的文化形式，有獨特的表達方式，蘊含著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符號。中國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首先是漢語言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播，要使漢語言文字在網絡中達到一定數量，占有一定地位。從實際來看，網絡中處處充斥著英語，而漢語言在網絡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這和我們豐富的文化資源極不匹配。從推動傳統文化在網絡中傳承與發展的力度看，還遠遠不夠，迫切需要加快漢字的數字化步伐。
傳統文化知識系統，指我國五千年文明史上積累下來的精神創作及思想文化。在歷史文化方面，古代中國有許多偉大的歷史學家，這些歷史學家創作了光輝燦爛、聞名世界的史學成就。古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有司馬遷、班固、陳壽、劉知己、司馬光等。在文學方面，古代中國孕化了大量文學著作和文學巨匠。古代中國在不同時代還形成了鮮明的文化特點的文學樣式，如漢代的漢賦、唐宋時期的唐詩宋詞、元代元曲、明清小說。中國古代盛產文學巨匠，如屈原、陶淵明、唐宋家、關漢卿、曹雪芹等等，他們都留下了傳世之作。在思想文化方面，古代中國成績斐然。先秦時期，我國的思想文化學說已呈繁榮景象。古典著作《周易》，說明古人開始對世界進行哲學思考。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有《論語》、《孟子》、《道德經》、《莊子》、《孫子兵法》等等。其后歷史上又涌現了大量的思想家，如董仲舒、周敦頤、程頤、程灝、陸九淵、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等。在科技醫藥方面，古代中國成就非凡。古代中國形成了領先世界的四大發明，即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古代醫藥著作很多，有名的著作如《千金方》、《傷寒雜病論》、《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等。古代名醫有扁鵲、孫思邈、華佗，以及被稱作醫圣的張仲景，被稱作藥圣的李時珍等。
傳統文化知識是中華民族創造出來的精神文明和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文明財富。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明應該在子孫后代中得以傳承，同時也應該傳向世界，尤其應該借助現代網絡技術向世界傳播。
三、民族精神及價值觀層面的傳承與發展
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處理人與生存環境、人與社會生活、人與自身矛盾的實踐中所形成的認識世界、人生的一種精神價值，涵蓋著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中華民族的魂。張岱年引用《周易?大傳》兩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融入中國人的血脈，進而鑄造起中華民族不甘折服的堅強脊梁。在具體的現實生活和道德實踐中，中華民族進而形成了諸如愛國主義精神、注重和諧的精神，以及以民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等一些基本精神。價值觀是人們對自身或他人價值的總的看法，包括價值取向、價值理想、價值原則、價值尺度等方面，具有精神塑造的作用。反之，文化精神對人們的價值觀也會進行引導和規范。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凝化為人們“奮斗進取”的價值取向；和諧的精神引導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以“天人合一”為價值取向、在處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以愛好和平”、“和而不同”為價值取向；愛國主義精神引導人們在處理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時，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民本精神和傳統，引導人們在處理個人利益和人民利益時，堅持“天下為公”、“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原則。價值體系是分層次的。奮斗進取、天人合一、愛好和平、和而不同、國家人民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原則，是中國人在處理與自然、與國家、與社會、與人之間關系的指導原則，處于價值體系的最頂端。這些價值觀一直發揮著積極作用，今天甚至具有了世界性意義，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價值取向仍對當今時代處理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有指導作用。這些處于價值體系頂端的價值觀，在今天要加以弘揚。建設中國特色網絡文化，尤其需要凸顯中國人特有的價值觀。
個體成人的價值遵循上，“有德“是一個根本的價值取向。中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德文化系統，這和西方的“智”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傳統價值觀有“三不朽”說，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說明道德本身就具有最大的價值。歷史上有名的道德典型為伯夷的“清”、伊尹的“任”、柳下惠的“和”、孔子的“時”。伯夷和柳下惠雖無功業可建，但因德性高尚而青史流芳。中國德文化的價值取向，特別強調人的道德修養，這成為區別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關于做什么人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做人的問題，而且認為做人具有先天的前提預設性。也就是在儒家修齊治平的人生設計中，修身被放在首位，強調了做人的前提性。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凸顯了重德性的價值觀。中國歷史傳統中，積累下來了大量的傳統美德，諸如孝道、禮義、誠信、愛國、為公、重義、勤儉、勇敢、律己等等。任何社會，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培養有道德的人都是社會的目的。倫理文化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和特色的文化。要把中國特有的倫理文化，把歷史上積累下來的傳統美德，加以傳承和弘揚。在網絡空間傳播傳統美德尤為重要，宣傳“有德”的價值取向和傳統美德，使網絡空間積極的文化內容越來越多。網絡空間德文化的建構，將有助于打造健康向上的網絡環境。
有德是一個總的價值觀，怎樣做一個有德的人，要落實到具體的道德德目。仁、義、禮、智、信等德目在傳統社會起根本指導作用，是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中國人的道德品德，表達了中國人特有的價值取向、價值理想、價值原則、價值尺度。傳統核心價值觀是封建社會的指導思想，剔除其封建忠君的消極成分，其中包含著積極成分，要闡發其當代價值。
“仁”是仁、義、禮、智、信五德目的核心，總領五常。仁的價值取向為愛人。仁的價值原則體現為做人的五種品德，即按照恭、寬、信、敏、惠的要求行事。仁的價值尺度具體為“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今天，這種“仁”的道德價值觀仍有積極的意義。與西方以個人為中心的文化追求不同，仁表現為仁愛、寬厚，群體利益至上等道德品質。一個有仁愛心，寬容大度，有國家意識、群體責任感的人，同樣是今天做人的標準，是社會對公民的道德期許。當今時代，仍要發揚“仁”的價值理念。
“義”是傳統核心價值觀中一個重要概念。義利之辨是價值觀的核心內容，貫穿一個人的一生。重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儒家主張重義輕利，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無不表達了重義輕利的價值原則和尺度。義的價值取向為合道義。董仲舒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的就是做人做事要合乎道義。盡管有人批判重義輕利不利于市場經濟建設，反觀之，一個沒有道義的市場經濟又能走多遠？總之，“義”的道德價值觀在今天仍有意義。堅持社會道義，強調精神價值，對現代社會過分強調物質利益有矯治作用。以“義”德為內容，加強社會建設，讓人成為有道義和正義的人，意義重大。
“禮”是傳統價值觀中的一個重要德目。禮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書寫了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稱號。禮的價值理想是追求和諧。在傳統社會，禮的作用是對倫理關系的調節。五倫是主要的倫理關系，按照禮的要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通過禮的調節，人們各行其是，君是君的樣子，臣是臣的樣子，實現社會的和諧。此所謂“禮之用，和為貴”。禮對于個人，其價值原則是做到文明禮貌。禮是人之為人的一個內在根本，是人和動物相區別的根本標準，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懂得禮。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是當今時代的價值理想，要進一步發揚“禮”對社會建設的積極價值。對于個人而言，要做一個文明禮貌的人。傳統中國是世人皆知的禮儀之邦，而今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卻很差。無論是在國內旅游，亦或出境旅游，某些中國人不講公德，不注重文明禮貌，所經之處，皆留下不文明的痕跡。以至，中國人現在被給予最缺德的評價暴發戶。總之，“禮”的價值取向對社會文明、社會和諧建設有積極意義。當下，進一步發揚我們文明禮貌的傳統美德，對整個社會良好風氣的養成，對改善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十分重要。同時，也要把我們“尚禮”的美德價值觀在網絡中加以傳播，傳向世界。
作為傳統價值觀重要德目的“智”，表現為一種求真精神。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智的價值取向是明白是非、分清善惡，所謂“智而不惑”。孔子把“知”和“仁”、“勇”一起作為君子的德性。董仲舒進一步強調：“必仁且智”。說明既要做一個有仁愛心的人，同時也要做明辨是非的人。進一步來看，“知”德不但要明辨是非、分清善惡，而且要敢于堅持真理，敢于說真話。智強調崇真精神、堅持真理、明白是非，對形成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對智慧人生的培養有積極意義，今天仍要加以提倡。
作為傳統價值觀的“信”，其價值取向為誠實不欺。做一個誠實守信的人，要時時牢記誠實不欺。“信”不能用物質利益來衡量，誠實守信有可能會失去利益。信產生的是道德力量，贏得人們的尊重，得到人心所向。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信是立國之本，以信來贏得民心。執政者取信于民是立國的最根本條件。信的價值原則為言行一致。做一個有信德的人，守信用的人，要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即“言必信，行必果”。信德還貫穿在其他四德之中，一個具備信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仁義禮智”諸德，即誠仁、誠義、誠禮、誠智。在行為上，要說道做到，履行自己的諾然，遵守職業操守，對待工作要敬業盡責。當今社會，普遍存在誠信缺失的現象，加強“信”德建設意義重大。“信”德對網絡倫理建設也尤為重要，網絡空間中，流言四起，謊言橫行，加強網絡空間的“信”德建設異常迫切。
當前，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無疑，傳統價值觀對今天的核心價值觀建設有借鑒意義。同時，也要認識到，傳統核心價值觀畢竟有消極成分，要批判繼承。傳統核心價值觀的消極成分也會在網絡空間泛起，在網絡空間，對傳統價值觀進行批判解讀，創造性的應用極為重要。
四、加強優秀傳統文化網絡傳承與發展的對策
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一方面是建，一方面是傳。建設是傳承的前提，傳播是傳承的路徑。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應該成為一種全社會的意識，要確保在網絡中傳播傳統文化的精華內容。當然，傳統文化網上傳播，同樣也要遵循傳播的規律，通過相關措施提高傳播效果。
1.國家應在優秀傳統文化網絡傳承與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
國際上，很多國家都相當重視傳統文化保護。網絡時代，大多國家開始了傳統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傳統文化數字化保護走在最前列的是美國，緊隨其后是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家。從國外傳統文化保護的經驗來看，國家發揮著主導作用，國外文化遺產數字化都是一種國家行為。首先，國家投入巨資進行文化遺產數字化。美國國會圖書館投入1200萬美元完成500萬件文獻資料的數字化。其次，把傳統文化在網絡空間發展上升到文化及民族存亡的高度。網絡時代，法國尤其重視對法語的保護。其他歐洲國家也極其重視本國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因此，國家在傳統文化保護中，負有主要責任，是推動文化傳承發展的主導力量。當前，傳統文化熱潮的掀起，離不開國家和政府的積極引導。官方祭祖大典活動，孔子學院海外推廣，對文化遺產及文化傳承人的保護，無不彰顯了國家和政府在推動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要上升到國家的戰略高度，在資金上要進一步加大投入，要實施文化傳承專項工程，還要從國家層面給予規范整合，加快打造傳統文化示范網站，推動國內媒體海外發展，在產業政策上向傳統文化傾斜。
2.全社會應在網絡傳承發展傳統文化中增強自覺意識
自覺意識的養成，是通過主動和理性的行動，進而在生活中變成一種經常的無意識行為的過程。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絕不是一人之事，而應該成為全社會的一種責任。一是政府部門人員。首先，要提高政府網上文化宣傳、傳承的責任意識。傳承發展傳統文化是每個公民的責任，政府責任更大。政府有責任以主導身份去影響民眾，實現優秀傳統文化在網絡中傳承發展。其次，政府部門要認識到網絡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毫無疑問，政府文化網站承擔著政策宣傳、網上服務等重要功能。但不可忽視的是，政府文化網站除了承擔網上辦公和網上服務功能外，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進行文化傳播。各級政府要把文化網站打造成宣傳、傳播文化的窗口。二是文化教育部門人員。這一領域人員文化素質高，甚至是文化領域的專家，其中教師群體還肩負教授傳統文化的職責，應該成為網上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領航者，成為推動傳統文化網上傳承發展的重要力量。三是普通大眾。網絡文化本來就屬于普通大眾，普通大眾是網絡文化發展的根本力量。政府和文化工作者的引導，最終要以影響整個大眾來實現，而且普通大眾中蘊含著巨大的力量。當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成為普通大眾的一種共識之時，才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傳統文化在網絡中的傳承與發展。
3.創新傳統文化在網絡中傳承發展的技術
第3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關鍵詞：高職，大學生，傳統文化，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光輝燦爛、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聰明才智的結晶和精神風貌的體現，包括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內容。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它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影響甚深，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現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傳統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嚴重缺失了。參酌學界既有成果，本文擬就缺失的主要表現及其原因試作論述。
一、傳統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現。
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論，相當一部分高職院校已經淪為“崗前培訓機構”,學生人文教育尤其傳統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嚴重缺失。詳而論之，主要表現如下：
（一）傳統文化知識欠缺。
在一所職業學校的調查中，中國傳統文化竟然被愛玩的學生誤以為點燃鞭炮，被有經濟頭腦的學生誤以為能賣高價錢的老古董等。有了這樣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冷漠癥，在許多學生眼里，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簡化為“帝王戲”、“辮子戲”、“戲說風”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倫、“超女”在同齡人面前就無地自容；對中華民族自己的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相當冷漠，遑論該節日的來源、意義。有人曾在北大做過一項問卷調查。結果令人深感遺憾：如今的大學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數大學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陽明（95.9%）、黃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跡和主要思想。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對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長嚴復表示比較了解的僅40.1%,而不了解的達59.9%。有93.2%的大學生未看過《說文解字》，77.2%的大學生未看過《孫子兵法》，未讀過老子的《道德經》的達86.8%,未讀過《資治通鑒》的占72.4%,未讀過《史記》的占58.9%,就連《三字經》未讀過的也達69.4%。而且，我們在與大學生的交談中發現，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發現，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數大學生寫不出幾個自己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調查問卷中，填的最多的三個曲目如《竇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別僅占34.1%、31%、23%。[1]錯誤地認識傳統文化，國學底蘊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論以職業技術教育為己任的高職院校。
（二）傳統美德觀念淡薄。
《論語·先進》中所列的孔門四科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儒家將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為人的首要問題。相反，高職學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問題恰恰十分嚴重。他們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嚴重脫節。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學生在公共場所，如亂涂胡畫于教室的墻壁，大聲喧嘩于安靜的自修室，亂扔垃圾于美麗的校園等等。在人際關系道德方面，高職學生交往的對象主要包括同學、朋友、老師、父母等。他們在學校和以同學為主的他人關系淡漠，表現為同學關系尤其是寢室關系緊張，彼此之間互相猜忌，以至發生毆打等校園暴力事件。對老師的態度也不端正。古代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換句話說，學生對待老師，應該像父母一樣尊重。現在的孩子從上幼兒園直到高校畢業，有幾十甚至上百的老師教過課，讓學生們把每一位教師都牽掛如父母，似為苛責。但對老師不應失去最基本的禮貌，當代的一些大學生上課遲到、說話、睡覺之現象，不絕如縷；在外面見到老師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飯。就此，清華大學教授張豈之，在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采訪時曾指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雖然擁有優秀的學業成績，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禮貌”[2]。對父母態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憂”。對待父母的態度是考察一個人的品行的基本準則。而現在一些高職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卻連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證。其所接受的新鮮事物當然比他們的父輩要多，但部分學生卻視父輩為老腐朽，對父母的好言相勸，輕則沉默抵抗，重則大聲呵斥；更有甚者，經不起形形的物欲誘惑，將父母當成了印錢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無視父母掙錢之艱辛與生活之儉樸。[3]另外，一些學生缺乏誠信，考試作弊、騙取助學金等不良現象時有耳聞。
（三）傳統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一語中的，道出了人之為人應有的人生態度、生存理念。君子應該勝不驕、敗不餒，直面人生中的挫折與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斷克服困難、超越自我，從而實現自身的目標與價值。而一些高職學生入學以前，往往都是當地的成績不錯的孩子，一來到高手如云的大學，由于壓力過大，便產生自卑心理。近年來，大學生自殺現象十分令人震驚，每年都有學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學習或情感的壓力而自殺，甚至還出現了殘殺同學的發指事件。人本群體動物，固有群體意識。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國古代士人對民族和國家有一種莊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為楚國大夫，本可衣食無憂，而他卻偏偏“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國憂愁投水而死；大詩人杜甫貧困潦倒，卻“每飯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些都是將自身與天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學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則為己為家，大則為民為國。而當前大學生學習的目的則過于指向“為小”。據調查，有25.7%,也就是1/4還多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找一個舒適、稱心的工作，這失去了國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培養大學生的根本意義[3]。
二、傳統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傳統文化教育在高職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時一地的原因，而是有著多方面因素。究其要，蓋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誤。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傳統文化教育逐漸被專業技術教育所取代，“人”的培養逐漸被“才”的訓練所取代。18世紀中葉，美國開始出現專業教育，最初出現的是神學、法學和醫學講座。
19世紀以后，技術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開始出現。一些技術學院開始建立。傳統的文科學院也開始建立工程學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勞倫斯理學院。同年，耶魯也建立了一個新的科學技術系[4]。中國19世紀后期開始學習西方，發展專業技術教育。20世紀專業技術教育得到蓬勃發展。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工程技術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這種忽視人自身素質培養的專業技術教育的弊端越來越明顯，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如核擴散、環境污染、精神危機，出現了所謂的“發展綜合癥”這些問題，是專業技術人員無法解決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并試圖加以改進。哈佛大學1945年發表了題為《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的報告，將教育分為通識教育和專門教育。通識教育要關注學生作為一個認真負責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專門教育則給予生活某種職業能力訓練。根據這個報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課程計劃。其他大學也紛紛模仿，以必修或者選修等各種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課程。由此可見，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是人類教育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世界教育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我國高等教育從1952年院系調整和全面學習蘇聯模式以后，急于擺脫落后面貌培養大批人才，工程技術專業教育過度強化，傳統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視。這雖為時代使然，但卻給整個高等教育包括高職教育帶來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層文化的沖突。
傳統文化與職業技術文化存有諸多齟齬之處，造成其在高職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價值取向不同。
傳統文化忽視個人在職業活動中的價值，學習主要為求得功名，以改變其社會地位，而現代的職業技術文化則重在賦予讀書人某種生存技術。故而，我國歷來沒有培養勞動者的教育觀念。不論是“官學”還是“私學”,皆以科舉取士作為目的，視技術、技能為“奇技巧”,職業技能的繼承發展僅存在于民間，以師帶徒、口傳手授。這種較強的輕視技術的傾向，至少從隋唐開設科舉考試之后就已經十分明顯了，使得中國人對技術有一種道不清、說不明的鄙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語道破天機。或因實用知識、職業技術教育代表著被壓迫階級的生活，意味著低下的社會地位，導致人們一段時間對實用知識、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這種輕視。再如，思維方式不同。傳統文化中，教育多以傳授知識為主，比較看重“頓悟”
和“體悟”,不甚講究嚴密的邏輯推理，一切都無須作具體分析，只要體會領悟即可。職業技術文化卻不同，其所面臨的生產現象紛擾變化、不可預測，而且生產過程不盡相同，靜態的領悟大多勞而無助。即使要想體察也只能是在真實的生產環境中進行，而不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6]如前所述，在高揚職教大旗、技術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傳統文化這種固有的缺陷不能與時俱進，受到高職院校的冷落，個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廢食，索性敬而遠之。新晨
（三）民族心理的傷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大轉變的時代。外強侵略使中國遭受空前屈辱。有識之士奮勇急起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經過到，然后發起了和“五四”愛國運動，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文化斗爭。這期間他們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將其與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較后，發現中國確實落后了，必須改弦更張、急起直追，于是高舉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作為前進的目標。這對于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五四”則集中地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響雖遍及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為甚。當時一些比較激進的人士要求全面拋棄舊傳統，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盤西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無庸贅述，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過諸多誤區。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各種原因，我們對傳統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態度，過分強調封建糟粕一面，而對其批判有余繼承不足，“”期間更是予以了徹底的否定和掃除。這種民族心理的傷痛，導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教育的巨大斷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別是高校學生，尤為高職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了解和認識上的空白；間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們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普遍忽視傳統文化的意識。“”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逐步形成，這種錯誤的思想意識雖已得到了根本糾正。然因歷史慣性，社會上仍缺乏對青年人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的充分認識，使得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傳統文化教育嚴重缺失。[5]P25-26總而言之，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結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館里德陳列品，而是有著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經造成高職學生文化素質的總體較差，現狀堪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憑借綜合國力的強大、文化傳播方式的發達，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傳統文化生態造成了嚴重的沖擊。而在強調職業技術文化的高職院校，更是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新形勢下，高職院校強化傳統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緩。至于如何開展這項教育，那當是另文討論的話題，此處不贅。
參考文獻：
[1]陳占安，等。當代大學生與中國傳統文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53-58.
[2]范緒鋒。著名史學家張豈之談入世后傳統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擁抱世界[N].中國教育報，2002-01-05（2）。
[3]王培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大學生素質教育[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陳學飛。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32-35.
[5]廖賽娟。傳統文化在現代大學中的教育價值及其實現[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06:25-26.
第4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關鍵詞]傳統道德;傳承活力;市場經濟
"彰善癉惡"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價值目標、倫理基礎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導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就是對中國傳統道德思想的概括和總結。道德作為人類文明的尺度， 既表現其鮮明的民族個性特征，又表現出其與時俱進的內在品質。不同國家、民族的道德傳統，都是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長期發展的歷史積淀，是道德創新的現實歷史基礎。魯迅 在其《摩羅詩力說》中認為，中國道德文化的重建應體現出 “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國有之血脈”。盡管學術界對中國傳統道德的傳承特點尚有不同見解，但從其復雜的個性特征中，可以發現中國傳統道德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在聯系。這種內在聯系的特質，就是傳統道德體系中最具有活力的傳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諧交融，親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終達到“天人合一”和“無人合德”這種不可分割的統一關系，就是中國傳統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傳》以 “天”、“地”、“人”為“三才”，道家的《道德經》以“道”、“天”、 “地”、“人”為“四大” 。“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與天地 自然并存共榮的重要實體，是天地之心，萬物之靈長，宇宙之 精華。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關系時認為，天地人，萬物之 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養之以衣 食，人成之以禮樂。“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1]
中國古代思想家盡管主張繁雜，對天地人三者的關系的認識上互有差異，但他們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關 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定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這種內在的聯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 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思想家把人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共生的東西稱之為道德。當人遵守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和諧共生的道德時，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當人們用道德指導社會實踐，并在實踐中進一步加深 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天人合一時，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現實指導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愛人”。“仁者愛人”觀念的形成， 說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類的一種完美的道德追求， 而“仁愛”精神就是傳統道德規范的體現，是調節人與人、人 與社會關系的道德準則。孔子說“，仁者，愛人”。還說“，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 [2 ]就是要人們替別人著想，要待人以誠， 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愛人”這種超然豁達，元限寬 廣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華民族明白達觀的人生理念，也表 明了中國傳統道德既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又注重人必須不斷 認識自然規律、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完 美融合的傳承特點。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體道德規范的創造和運用。把道德的先進性和廣泛性相結合，使 道德調節功能充分發揮。恩格斯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 地，歸根到底是從他們的經濟關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觀念。" [3]市場經濟是一種借助利益競爭機制追求利潤最大 化的經濟形態，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們的正當利益、平等 意識、主體意識、競爭意識等，因此新的道德規范應體現出市場經濟人的道德行為多樣化的特點，把先進性和廣泛性結合起來，切忌脫離實際，超越社會發展階段，違背市場經濟的要求，脫離群眾的道德實際。
中國古代的“仁愛”或“仁道”中包含著人與人之間應當 相互理解、尊重、寬容、友愛、互助等豐富的人道主義思想。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博愛"觀則強調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具體道德規范上是尊重人、關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殘等，后者更多地關注個人權利的實現、個人自由發展和個人的尊嚴。“仁愛”精神是一種 人類具有現實意義的道德信念，從“仁愛”精神的現代意義上講，它將在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依然起著協調人際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
二
在傳統道德思想體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論，又是一種理想道德觀念。要實現“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們要自覺地用折衷調和方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 人、人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和穩定。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也! ”《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傳統道德規范和道德品質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礎，它認為，合理的道德行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規都要適中， 恰到好處，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極端，不能打破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系。
充分尊重自然規律是傳統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貫主張， 也是中國社會和民族保持社會穩定性、連續性的法寶，但過分地強調回避矛盾會使社會發展缺乏活力，缺乏創新精神。 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庸之道”并非懼怕矛盾，過分抑制人的個性發展，也并非過分抑制創新，而是強調在穩定的前提下， 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線索中， 可以發現“中庸之道”具有吸納優秀文化的內在本質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為道德觀念，《札記中庸》中說，道也者，不可須央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要求人們獨自一人，無人監督時，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這是一種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古希臘的哲學家德漠克利特也說過“要留心，即使當你獨自一人時，也不要說壞話或做壞事，而要學得在你自己面前比 在別人面前更知恥。”且“絲毫不做不適當的事"”[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華民族道德心理定勢中的“中庸”特質， 并未扼殺市場經濟的創造活力，也未抑制人們的創新精神， 反而彰顯出更多的主動性。
市場經濟和“中庸”的慎獨思想都崇尚誠信原則，盡管二者有不同的內涵和解釋。市場經濟把誠信看做是經濟活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要素，是人們履行合同、契約的信任前提，而中國傳統道德把自覺履行道德責任，自覺進行道德修養作為君子修養的基本準則。孔子所講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們說話要誠實可信，認真而誠實地對待事情和工作，信實無欺。經濟學學者史懷澤曾經說過“自由市場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除了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5]兩種誠信觀在這里結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場經濟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形態在中華道德文化背景條件下，不但沒有排斥中華傳統之美德，反而顯示出主動融合姿態。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6]市場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成為維持市場經濟中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行為準則，是人們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評價人的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如果用中華傳統道德觀念去看待這些市場經濟道德觀，人們并不感覺陌生可怕，因為兩種道德觀中都十分重視社會公德的建設，都認為"誠實"是社會公德 的基礎。因此兩種文化在融合過程中都顯示出活力。
三
中國傳統道德價值取向的形成是圍繞“義利” 關系的爭論展開的。因此， “義利之辯” 的過程，就是中國傳統道德價值、道德行為以及道德觀念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反映和縮影。 “義利之辯”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一是“義利統一” ;二是“利重義輕”;三是“重義輕利”。以上三種觀點在中國傳統道德形成的過程中都具有較大影響，在人們實際生活中的調節作用也十分明顯，其中“重義輕利”觀在總體上處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張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將義利關系嚴重對立起來的代表性觀點，它要求人們“見利思義” ，“義然后取”。孟子更進一步認為，“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后來董仲舒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統治階級在處理“義利”關系時，強調“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要求人們“存義去利” ，“存理滅欲”，徹底否定了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這種道德觀念是一種理想的道德觀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觀念，因為“君子”只有自覺“存義去利”，才能保持國家清廉和公平，否則易出現“義”與“利”的嚴重脫節。當“義與利”嚴重對立時，就會出現個人主動放棄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剝奪。“重義輕利”觀通過節制人對利欲的追求，抑制 人對社會的侵害，保證國家利益的實現。
在市場經濟框架內如何確立新的“義利”關系是當今道德建設的熱點問題。在市場經濟道德觀念中，有“權”和“利” 之爭。權利的本質意義是對人的某種自由或利益的肯定，從 這個角度上講道德權利是從道德上給人提供一個自由選擇 其行為方式以獲取正當利益的合理范圍，權利人可以以一定 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護作用，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顯然，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觀中還 沒有合理解釋和合適的位置，這里的“義”并沒有法律的含義，是一種高尚的道德理想。“權利并不是愛心和同情心激發 的純粹的贈品和恩賞，因為如果是恩賞，對它的造當反應則 只能是感恩謝德。” [7]“凡是我作為一個人所享受有的 權利也就是另一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因而擁有并保障這種權利就成為我的義務。” [8] 在這里所講的“義”是指“義務”而“非”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在法律許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圍內，根據社會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當權力，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無可非議的。而在中華民族傳統思維定式中把追求個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為，君子只能看重“義”。 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過程中，我們在與西方國家進行經濟交 流時，因“義”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訓也不少。更有甚者， 把它運用到體育競賽之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就是傳統重“義”思想的表現。當我們從本質上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認識市場經濟，審視中國傳統“義利”關系時，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表現得就十分突出，有時我們也會把“見利忘義”說成 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這種認識顯然存在偏差。只重視“義”而 忽視市場經濟規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義利”關系。傳統“義利”關系中能反映出中華民族特征的，對市場經濟具有指導意義的精華部分，理應在新的“義利”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成為新的義利觀的主流思想，而那些過于理想化的“義利”觀只能供后人觀瞻了。
四
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在這種宗法制度里，維護其存在的道德價值觀的核心和根本導向是重視個人對家庭、宗族 和國家的道德責任，強調個體利益服從家庭、宗族和國家利益，遵循整體主義的利益原則，反對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主張個人不得有獨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許把個人利益放在宗 族和國家利益之上。子從父、弟從兄、妻從夫、家庭從家族、宗族從國家，封建君主則以一人之大私，以為天下之大公，孟子 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協調封建人際關系的“五倫” “三綱五常”作為維護封建傳統道德準則，從根本上維系著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義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他在強調法治的同時，把“臣事君、 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認為三者順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傳統道德的局限性是統治階級歷史局限性的內在表現。 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綱五常”形容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從封建禮教扼殺人的個性講起的。變革需要打破封建禮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傳頌的中華民族經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愛幼”等是傳統禮教法綱中流傳最為廣泛的道德觀念。從利益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哪種經濟形態，中華民族都接受不了將個人利益完全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價值觀念，至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血緣情結和家庭美德也不會因市場經濟利益關系確立而完全消失， 而會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新的道德體系之中，成為市場經濟道德體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馬克思指出“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9]市場經濟肯定個人追求正當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種經濟利益激勵機制或激發個人勞動創造的熱情，這就要求我們從道德上肯定人們的正當利益，樹立公平、公正、競爭、效率和責任意識。恩格斯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是從他們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 以“血緣” 關系為紐帶的道德情結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存在著巨大差異和矛盾。這種差異和 矛盾從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沒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這種血緣道德情結構成的道德“法網”仍然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無論是在華人經濟圈里，還是在世界著名大企業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業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緣道德責任和整體主義道德準則，在法律社會里，在市場經濟的細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但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情緣卻不能消失。市場經濟是一種充分尊重個性、 展示個性魅力的經濟形態，而血緣道德的整體主義原則依然能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傳統道德的傳承活力，不是由理論推理而成，而是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生命力。盡管有人用現代管理的理論對家族企業的管理方式進行系統的、深刻 的批判，但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仍在不斷地涌現和發展壯大。
五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們“至善”的道德人格，培養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標是現實的，而不是玄虛的;方法是注重實證的，而不是注重邏輯分析的;途徑是偏重于啟迪內心覺悟而達到行為自覺，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實踐而達到思想領悟。中國傳統道德教育要求人們接受道德教育，認識理想的道德觀念，并在行為上表現出君子的美德，達到知善和行善的統一。具體來說有三大特點:
一是通過“德教”達到“修身”。孔子倡導“修己以敬、修己 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 修身為本。道家與儒家盡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 乃余;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 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過程和道德提高與普及的過程有機 地統一起來，是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注重實效的優點，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虛幻性和教條性。 二是倡導“知行合一”。孔子認為，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實際上，“知行合一”就是通過道德 教育，增進人們把自己的道德認識付諸道德實踐的自覺性， 達到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的統一。 三是強調“言教”與“身教”的統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論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強調在對君子進行道德規范教育時，必須身體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 教育民眾，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民眾，激發民眾對理想美 德的追求。
我們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覺悟看做是道德先進性的標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數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 做到的英雄道德，我們要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普通公民和職業人員應當遵守的“群眾道德”作為普遍性德教的內容，體現出人的基本道德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對“英雄道德”的宣傳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進性的號召，忽視對群眾性道德廣泛性的引導，忽視具有普遍性、廣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準則 規范的宣傳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為擺設。合理的道德觀 念中的道德規范，通過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眾，使人們在 實踐中自覺認識和接受、轉化為自己不可奪移的“內心信念” 和“內在律令”。
作為道德傳承的手段，中國傳統的“德教”觀應視為世界 級的文化遺產，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創新與否，而在于能否賦予其合乎時展要求的道德內容與此相適應。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都是在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并在實踐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道德觀念。在一定時期內人們往往只看重問題的表面現象，而忽視事物的內在聯系。市場經濟也被稱為道德經濟，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觀念，在實際生活中并未被人們廣泛認識。中國德教的傳統優勢似乎也未引起人們的廣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時期內過分地張揚市場經濟道德個性，過分地對傳統的德教思想進行批判和否定。倫理缺失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職業道德缺失現象，而中國傳統職業道德觀念和“童叟無欺”、“為人師表”、“誨人不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都是傳統德教經典在中國傳統道德中最具有傳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傳統道德氛圍賴以存在的溫床。
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認真研究市場經濟就是“道德經濟”的真正含義，好像市場經濟就是個人對金錢的崇拜，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就是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在社會轉軌時期出現某種思想沖突和混亂不足為奇， 出現道德倫理的缺失現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反對將兩種文化現象進行簡單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場經濟道德觀念否定中國傳統德教觀，同時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道德中排斥外來文化習慣心理優勢。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思想和現代科學的教 育手段在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文化建設的進程中， 將顯示出傳統和現代相合的優勢[l1]。
六
中國歷代思想家在構建其道德思想體系時，總是 圍繞如何鞏固至高無上君主制度來設計的，從道德思想學說的創立，到道德思想灌輸乃至道德理論運用上，都是倡導個體服從整體的道德價值觀，其核心都是為統治階級提 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論。實現以德治國是中國傳統道德思想的靈魂和最終目的。不管是儒家歷來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時代意識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實踐融為一體的，都是希望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實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這一點上統治階級和思想家們真正地達到和諧統一。統治階級看重 “德治”，常常借用國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為規范賦予政治和法律的權威。 中國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對“善”的至高無尚的追求，寄托于統治階級的“仁治”上，而從歷史上看“仁治”或者說“德治” 都是一種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實踐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傳統道德如果不能隨著社會和經濟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就會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環， 就不能成為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重要工具，其結果要么導致道德上的虛偽，要么是對道德的肆意踐踏，使道德成為一種游離于社會生活的東西。
市場經濟是最活躍的經濟形態，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統 的道德觀念，作為人們評價行為的基本價值尺度;另一方面 還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為準則，以保證經濟活動的有序性。 如果市場經濟缺少一套與之相適應的道德體系，作為人們共同的“內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為準則”，就會造成人們道德 精神生活和經濟活動的無序狀態。市場經濟不僅需要依靠代表社會公意的法律，借助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協調人際關系和基本秩序，而且還需要用代表“社會公利”的道德，借助國家民眾用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傳統習慣的力量來協調人際關系和基本秩序。傳統的"以德治國"與現代的"以德治國"盡管有本質的區別，但把道德作為"治國"的綱領，把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共視為治國之綱領，其時代意義就非同凡響了。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內容豐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文明進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歷史局限性日益滯后的、腐朽的道德陋習。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它要求人們在嚴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戲法 則的同時，追求利益最大化。現代市場經濟對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動世界文明飛速發展的標志。 既然市場經濟在中華大地己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場經濟和中國傳統文化在碰撞和沖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顯端倪，說明中國傳統道德和市場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納力十分強大，二者將在實踐中相互吸納，在碰撞 中相互揚棄，在融合中相互促進，最終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體系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進而推動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論語八千宵[M].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古希臘羅馬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5]史懷澤.敬畏生命[M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權利和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8]潘恩.潘恩選集[MJ.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J.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第5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關鍵詞：道德教育；困惑；價值取向；傳統道德現代化；實施
一、道德教育概念的困惑
道德教育簡稱德育。德育究竟是什么，至今人們還沒有統一的意見。概括起來在我國對德育通常有以下幾種理解：一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二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紀教育和道德教育；三是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品質教育；四是德育包括道德教育、法紀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這四種理解都是廣義的理解。狹義的理解德育僅指道德教育，這是第五種理解。道德教育包括的內容如此之多，真是一個“大德育”。有人形象地說，德育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到頭來，德育什么東西都不像。就連我們從事德育研究的人員也最終不知道什么是德育，廣大中小學教師在實踐的第一線，他們大多數沒有德育理論的功底，理論上的困惑使他們在實踐中茫然就不足為怪了。
由于對道德教育概念的模糊，道德教育的本質是什么，更是一個難解之謎。有人認為“德育的實質是育德，是培養人的品德，是將社會思想道德、社會規范轉化為個體人的品德，是促進人的品德社會性發展”；有人認為道德教育的本質“是對于人的生活意義的求索和生命質量的提升”；有人認為德育是“主體—發展性德育”，“主體性、發展性是現代德育的本質規定”；有人認為“道德教育的實質就是引導和規范人們通過利他而合理利己”，還有的學者認為“信仰：德育的真正意蘊”，“德育實質即信仰及信仰教育”。如此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二、道德教育價值取向一元化與多元化的困惑
長期以來，我國學校道德教育價值取向的突出特點是一元化、理想化，重心偏高，片面強調政治性，同時又缺乏層次性，忽視教育對象的個別差異性，基本上是用一個統一的模式去塑造所有的學生。在德育中過分強調按照社會規范的需要來確定培養規格和設計培養過程，沒有充分考慮到個人在“德”的發展中的個性化發展需要，把學生“德”的素質培養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空間中，學生主體精神的弘揚受到一定抑制，再加上目標統一，缺乏層次，沒有選擇自由度，最終培養出來的學生比較符合社會共性道德規范要求，但學生的創新精神、創造意識、批判精神以及良好的個性心理素質被忽略。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是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鍋飯”、“平均主義”的產品分配方式，也影響到教育界，從而產生了教育上的“平均教育”模式，甚至忌談個性。這種教育價值取向恰與知識經濟、創新教育目標相悖，與知識經濟所需要的具有創新意識人才的目標相悖。
我國的社會轉型始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使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改革以前，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是單一制，在經濟方面是一體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政治方面，也是以國家組織形式下的“行政一體化”的結構體制。在單一體制下，人們的觀念也比較單純，思想容易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打破了單一制，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多樣化是我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突出特點。
社會的轉型，帶來了人們價值取向的根本變化，一元化價值取向讓位于多元化價值取向。一元化思想在價值觀上就是整體本位，服從組織的觀念。現在這種價值觀在逐漸淡化，因為社會的發展已走向多元化，因而出現青少年學生的價值取向多元化，這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人們的價值取向浸染上濃重的經濟色彩，經濟觀念深入人心，功利性價值取向突出，利益意識強化，這就勢必引起青少年學生從傳統的“重義輕利”觀向“重利輕義”觀轉變，當代青少年學生的價值取向有四個突出特點：即兼容性、主體性、多樣性和不穩定性。這些特點是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在個體中的反映。
社會的變革引起人們價值取向的變化，道德教育模式就要變化，這樣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無論從理論或實踐兩個方面看，我國的道德教育從主流方面看至今仍處于一種傳統的模式之中。這種模式把道德教育的過程僅僅看作是對學生施加外部道德影響的過程，施加的道德影響又主要是既定的道德規范，強調的是學生符合規范的行為習慣的養成。”這就勢必造成道德教育的困惑。我認為適應21世紀知識經濟社會的道德教育，其價值取向是：生活化、個性化和社會化。即首先是有生活能力的人，再到有個性的人，最后是社會需要的人。這種道德教育價值取向體現出這樣的幾個特點：一是強調學生品德培養的統一性和獨特性相結合。即強調在共性基礎上發展個性，促進多樣化的個性社會化，使個性有深厚的根基；在發展個性時，重視學生個人起點階段的優勢潛能，充分展示個性的豐富內涵，同時，又對學生的個性發展有所規范制約，要求學生的個性發展沿著社會所需要的方向發展。二是突出了對學生的主體性精神的培養。只有主宰自己命運的人，才可能是富有遠大理想、宏偉抱負的現代人，才可能對社會、國家、民族富有使命感、責任感、義務感，成為社會有用的人。如果學生的主體性得不到積極發揮，其獨立思考、開拓精神、創造能力便可能受到壓抑，這樣，學生就有可能固守教條、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徘徊觀望，成為時代大潮中的落伍者。其三，德育目標充分體現個體發展水平的層次性，學生的個體素質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決定德育目標的層次性。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的德育目標應具有明顯的層次性，不能過高、理想化，也不能遷就學生。其四，道德教育應有適應性、超越性和創造性價值取向。不可否認德育既有為社會培育適應性人才，并為社會服務，具有工具價值的一面，但從本質上講，德育應是一種人的主體性活動，是一種以發展人、提升人為宗旨的活動，德育不僅應根據現行社會需要來設計教育活動，還應根據人的發展要求、未來社會的需要來培養人，因為教育的周期長。德育不僅要求學生從前人那里去繼承傳統美德，而且要在此基礎上，強調開拓未來的新質，真正實現發展人、提升人、創造人。
三、傳統道德的現代化困惑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現代科學，沒有先進技術，一打就跨；而如果沒有優秀歷史傳統，沒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既是科學技術不斷創新的歷史，又是人類優秀歷史文化不斷繼承發展的歷史。道德教育更是如此。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國家，在傳統文化中，傳統道德經歷千百年的積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把傳統道德的精華現代化，做到“古為今用”，又是當代道德教育的一個難題。
傳統道德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優秀文化遺產，我們應該發揚光大。這是因為傳統道德教育是駕起一座連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橋梁。通過傳統道德教育，使青少年學生繼承、發展和延續我國優秀的道德傳統，使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新道德的源泉和動力。同時，還可通過傳統道德的展示，為學生提供一種深邃的價值體系和人生啟迪，引導學生發展自我，完善自我。
傳統道德的內容很多，主要有愛國、反抗外族侵略、反對民族壓迫、心憂天下、持操守節、威武不屈、勤勞儉樸、勤奮好學、修身養性、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區分義利、提倡忠孝、剛正不阿、勤政愛民、廉潔奉公、辦事公道、尊老愛幼等等。傳統道德教育原則和方法主要有：立志樂道、自省自克、改過遷善、身體力行等等。然而，我們所弘揚的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是剔除糟粕后的精華，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再也不存在絲毫的封建階級的烙印，也并不是我們無需加工的現成快餐。相反，它仍然需要聯系實際，在內容上進行積極的轉換，把傳統道德現代化，以此當作我們時代精神的源頭，發展我們的時代精神，但目前這項工作我們做得還不夠。
四、道德教育內容的困惑
由于對道德教育含義和本質認識的分歧，造成道德教育內容的多樣性。據我們對《教育學》和《德育原理》教材和著作有關德育內容部分的初步統計，涉及到的道德教育內容有：愛國主義教育；國際主義教育；五愛教育；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理想教育；集體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人生觀教育；世界觀教育；自覺紀律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情操教育；人格教育；青春期教育；人道主義教育；勞動教育；國力國情教育；科學無神論教育；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生態倫理教育；環境教育和心理教育等二十多項。真可謂名目繁多，目不暇接。還有人認為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公平；葉瀾先生認為，針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道德教育內容的基本構成是：“以‘誠實守信’為核心的‘為人之德’；以‘責任心’為核心的‘為事之德’；以‘愛國’為核心的‘為民之德’；以‘熱愛生命，追求自我完善’為核心的‘立身之德’”。道德教育的內容究竟有哪些，各項內容之間有什么關系，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五、道德教育實施的困惑
在道德教育實施方法上，我國以說服教育法或說理教育法為主，實際上是強制灌輸。灌輸教育法指向性十分明顯，其基本前提是社會意識形態、指導思想、價值觀等方面是一元的，它是一定社會、階級培養人的手段。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人們價值觀念的一元化逐步讓位于多元化，傳統的說服、灌輸方法不能滿足學生價值取向多元的需要，這種方法在教育中很難使學生做到心服、口服。再加上社會環境對學生的影響的不一致性，教師說的與社會上人們做的不是完全相符，中小學生在道德兩難中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道德教育實效差就不難理解。
在道德教育實施的途徑上，我們過分重視思想品德課（小學）、思想政治課的教學，甚至有人認為思想品德課+思想政治課＝道德教育，這是不對的。道德教育應該貫穿學校的一切教育活動之中，提高學校道德教育效果，應該充分發揮道德教育途徑和方法的整體功能，說服教育法、價值澄清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此外，榜樣示范法、觀察學習法、道德實踐活動法、自我修養法等也要廣泛應用。其中，道德實踐活動法是提高學生道德品質的根本方法。這是因為活動和交往是德育過程的基礎，是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源泉。德育本質是育德，即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若缺乏豐富多彩的道德實踐活動，學生的道德認識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不能轉化為相應的道德行為，道德品質無法養成。所以，道德實踐活動是促進學生由知到行轉化的根本，是培養學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質的根本方法。
注釋：
[1]持該觀點的資料很多，如魯潔等主編：《德育新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88頁;袁振國主編：《當代教育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215頁;班華主編：《現代德育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9頁。
[2]這種觀點多見于教材：《教育學》和《德育原理》；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編：《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230頁;睢文龍等主編：《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345頁;王道俊等主編：《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333頁;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1)，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97頁。
[3]魯潔等主編：《德育新論》，92頁;胡厚福著：《德育學原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12—113頁。
[4]袁振國主編：《當代教育學》，216頁;國家教委1995年2月27日頒發的《中學德育大綱》。
[5]詹萬生主編：《整體構建德育體系——總論》，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286頁。
[6]胡厚福著：《德育學原理》，105頁。
[7]檀傳寶著：《學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23頁。
[8]班華主編：《現代德育論》，12頁。
[9]扈中平等：《對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重新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1年第2期。
[10]劉忠勛：《信仰：德育的真正意蘊》，《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1]余玉花：《社會轉型期觀念的變化與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論·教育》，2000年第8期。
[12]蔡永蓮：《社會轉型與德育的有效性》，《思想·理論·教育》，2000年第8期。
第6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關鍵詞： 通識教育 人文課程 《周易文化講讀》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持論：“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1]雅斯貝爾斯的這段言論有一點十分值得關注，即大學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大學培養的個體，除了擁有科學的知識體系與學術熱情之外，還應該有對生命的正確認知，有對歷史的“同情之了解”，有與人群和諧相處的能力，有對世界關懷把握的意愿，這是作為成熟的個體所應具備的素質。但現代大學教育往往更注重專科學問的深入探究與實踐應用，相對而言缺少對學生個人素質的培壅與化育，而通識教育承擔的恰恰是推進后者的功能與領域。
何謂通識？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章針對史書的寫作素質提出“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2]，因此“通識”可以說是一種超越融貫的識見、胸懷與素質，而非簡單各科知識的機械整合，強調審視問題、解決問題時所體現出的高屋建瓴、融會貫通的能力與視域。我國著名教育學家梅貽琦曾提出“通才教育”這一觀點，1941年梅先生在其文《大學一解》中指出：“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3]這里所謂的“通才”，即是與“通識”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概念，其核心立足點在于對人的關懷。
“通識”是一種擁有靈魂的卓越，對抗著大學教育的羸弱，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人文精神對獨立個體的涵養與灌溉。通識教育即是一種人文教育。由于高校重理工輕人文的現狀，使得人文學科在高校通識課程的建設、改革與實踐中尤具重要的意義，而以國學經典為文本依托的傳統文化課程在溝通文理科隔閡及推進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呈現突出的典范意義，以下筆者以近年來開展的校公共選修課《周易文化講讀》為例展開具體討論。
一、取消文理壁壘，打通學科隔閡
人文通識課程的宗旨，在于取消文理壁壘、打通學科隔閡，這一教學目標使得不同專業學生得以在一個共通的平臺上，學會以超越寬容的態度整合知識結構，并用以提升人文情懷與道德素養，塑造美好的心靈與品格，培養直面人生的智慧與勇氣，開闊視野。而國學經典的解讀與傳統文化的重建，則是個體之卓越能擁有靈魂最好的平臺與媒介。以《道德經》、《論語》、《孟子》、《周易》、《詩經》等為文本依托的傳統文化課程，自然而然進入大學教育的視線。通過這些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核心通識課程的設立，希望借以消弭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冷漠與隔閡，力避大學生淪為匱乏精神追求的物質主義者，使得社會之整體能以更和諧的姿態向前行進。
隸屬人文領域的國學經典課程，在傳統文化尋根熱潮的推動下以躍馬橫刀之勢重新出現于大學課堂之中。但由于文化的斷層，學生對繁體字與文言缺乏必要的認知基礎，這些國學經典在大學課堂中的講授，往往容易變成機械枯燥的“說文解字”，而只針對經典文本的字、詞、句及釋義等展開機械教學。但對經典文本細枝末節的糾纏，無助于學習興趣的培養與課程目標的實現。如何解決教學中的這一矛盾，成為首先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因此，針對人文領域經典文本的教學安排，可以考慮引進一個集中的解讀視角與切入點，從而引起學生的興趣與自主學習意愿。通過具體教學實踐的總結，筆者認為“文化”是其中一個易于把握及教學效果顯著的解讀視角：文化現象的熟悉，文化心理的把握，文化精神的共感，即以經典文本為平臺，解讀隱藏在其背后豐富的文化內涵。而這種文化因素，自古而然已積淀為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只是我們對此缺乏真正明確的意識與深入的認知。所以當教師在課堂上把它從文本中梳理出來的時候，給學生的感受是：熟悉的陌生感。所謂文化，是生活中的約定俗成與不言而喻，但真正追根究底，又認為無從下手。課堂上提出的文化解讀視角所帶來的特殊感受，正是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引發不同專業學生的共情與興趣。
如講解《周易》“三才”概念的時候，將之與《詩經》重章迭唱的復沓手法結合起來，分析數字“三”背后所涵蓋的文化心理與思維慣性。放棄機械說文解字、引經據典的課堂形式，把文本背后所隱藏的這種特殊現象與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相結合，接受起來自然生動有趣，更能體貼受眾內心的需求。又如《周易》體系中的“九宮圖”，即1至9等九個自然數按橫豎各三個排列組合，使得無論橫加、豎加及斜加其總數均等于15。在《周易》的認知體系中，奇數為天數，屬陽，偶數為地數，屬陰;天地萬物由陰陽二氣組成，無論怎么變化，陰陽之和均為固定數字。這在數學上稱之為幻方，又相當于物理領域的守恒定律，如此就溝通了不同專業學生之間的共同認知。而對于個體的生命感悟而言，九宮圖傳達了一個道理，任何生命的變易與發展都有其平衡點，不可能存在違背平衡不合理的傾斜。也就是說，任何事物都不能走向無法把握的極端，“潛龍”可以憑借努力成為“飛龍”，而“飛龍在天”的輝煌之后又必然接受“亢龍有悔”盛極而衰的局面。
“文化”解讀視角引進課堂，使人文通識課程得以真正建構具有學科特色的打通不同專業之間壁壘與隔閡的平臺，實現所謂的今古貫通、文理滲透。
二、課堂教學從常識的灌輸，轉型為對人文情懷的培養及人格心靈的提升
舊式的教學方法容易糾纏于一些執念，常常認為在課堂上把知識點講透講到位，才是對學生負責的態度。但這一類型的教學設計并沒有真正體現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更強調的是機械的知識教學。課堂教學培養的是獨立思考與建構自身價值判斷的能力，而不是讓學生成為失去話語權的被動接受者。教師在講臺之上唱獨角戲，學生則在底下記著不求甚解的筆記，靜默地聽取教誨，這是“注入式”教學的最大弊端，教師很少或從不考慮學生能不能、樂不樂意接受。歸根到底，教學過程其實是一種特殊的交往過程，師生之間理應進行情感交流與互動，而不是純粹界限分明地各司所職。而師生之間這種特殊的情感交流，往往對學生人格魅力與價值判斷的建構會產生更重要的導向作用。
人文教育是遠離功利性與技術性的，但對個體精神氣質與價值取向的確立而言，人文教育又是最不能忽略的環節。因此，人文課程的目標定位并不在于普及國學常識，而是重在挖掘傳統文化之中蘊含的人文情懷及人格智慧，以實現大學生個人素質得以全面和諧發展的根本目標。梅貽琦認為，大學教育所謂的“明明德”旨在打造美善健全的人格，“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3]。大學旨在培養的君子之風，可以說充滿中國式傳統的文明構想與價值判斷。
知識僅僅是技巧性的存在，是一種量化了的經驗。《新唐書?裴行儉傳》載裴行儉語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后文藝。”[4]所謂“文藝”，只是浮淺的技巧性獲得，朗拔卓異的器局與見識才是一個人身上真正有價值的所在。通識課程最終的目標定位即在于提高個體的素質，而素質則是綜合性的修習涵養，并非知識與知識的簡單疊加，是一個人在知識獲得的基礎上形成的器局與見識，是一種情懷與心靈。人文教育所潛移默化積淀的個人修養，體現為主體外在沉靜、從容、斯文的氣象與格局。人文情懷似乎是一個虛無難以把握的范疇，但可以清晰地從個體的為人處世、價值取向方面得到驗證。
國學經典中所蘊涵的儒家道德體系，強調的是個體對于社會的價值及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這些經典文本與范疇需要學生用心體會，并以此為媒介展開與古人精神對話的可能性。如《周易》所傳達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窮則思變”、“否極泰來”等思想，可借助于適當的媒介傳達至學生心靈，由此引發共振與反響，內化為思維與理念。人文教育體現的是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最理想的境界是超脫知識性的限制，走向心靈的共情與升華。如果一個人淪為知識與技術的奴隸，從來不以人“心”為懷，那么即使他再機敏才辯，也無法彌補精神人格深層的缺失。
梅貽琦曾在其1931年的校長就職演說中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同理，所謂合格的大學生，并不在于求學期間究竟讀了多少書，掌握多少知識，而是四年之間是否借由表層的知識獲得進一步領悟大學精神，擁有大學氣象。同時，要形成處事專注宏觀視角的理念，而不易于被瑣碎的枝節糾纏支配，正如大學之教育以求得人格情懷的完善，而不是零散知識的堆積。
三、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現世精神，以用于對現實人生的指導
人文精神從根本而言是非功利性的，但并不意味著它跟生活與現實是絕緣的，如傳統文化中占主體地位的儒家文化從來都是注重實踐且充溢著現世精神的體系。作為傳統文化載體的經典文本，提供自我反思的平臺，是養成清醒的懷疑精神的媒介。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因為其精粹雖歷經千百年的歷史輪回與風霜塵染仍不減其魅力與光華。經典并非是沉淪在故紙堆里的無用之物，經典文本之中有豐富的可藉以指導立身處世的行為策略與價值體系。從傳統經典中汲取智慧、勇氣與生存的策略，即是其現世意義的體現。
通過對國學經典的學習，不僅希望增進學生對傳統文化心理的感知、了解與認同，更立意進一步引導他們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站在理論的高度審視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與人生智慧，以此培養積極向上的人生觀與價值觀，賦予直面人生的勇氣與力量。因此課程教學實踐首先要樹立“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的教學理念，更多地關注學生內在的心靈層面，增進其對于現世生活的把握能力。以《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乾”卦（■）為例，該卦體現的是所謂的進取哲學，它以“潛龍”至“亢龍”的發展過程為象征物，反映積極進取的人生所要經歷的六個階段，以及與每一個階段相對應的行為策略。如“潛龍勿用”為第一階段，“潛龍”為當下的生存處境，“勿用”則是要采取的應對方式。又如在講讀“需”卦（■）的時候，教學重心并非強調讓學生死記該卦的卦形、卦爻辭等，而是通過卦象的分析挖掘出其中的生存智慧與處世哲學。從“需”卦“乾”下“坎”上的卦形看，可以這樣理解：內卦（即下卦）“乾”（■）象征剛健勇進，一意向前，講的是自身;外卦（即上卦）“坎”（■）象征艱難險陷在前，攔住去路，講的是身處的外部情境。因此“需”卦給我們的啟示是：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一旦遇到險阻，能進則進，但如無法銳意進取則需學會善于等待，不可急躁盲目闖關，要懂得審時度勢，耐心等候最佳時機的到來。這就是《周易》反映的特定情境之中處世哲學與生存智慧的具體表現。
四、結語
教育原本就是“人”的教育，通識教育是一種人文教育、博雅教育，它以“成人”或者說“全人”教育為核心，致力于以“人”為本位為中心的運行理念。但大學生個人素質全面和諧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事情，教師不能寄希望于在有限的課時內完成所謂的人格塑造與智慧提升，重要的是要教會學生一種直面生活積極的人生姿態，同時以有效的教學手段啟發學生的探究性思維及點燃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欣賞與熱愛。人生難免要經歷風雨飄搖的時刻，一個人身上所銘刻的大學的精神底色，會為他們帶來最決絕的堅持執守的力量與勇氣。而這種精神底色，更多地通過人文教育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1]雅斯貝爾斯.鄒進，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150.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52.
[3]梅貽琦.大學一解[J].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7-8，2.
第7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論文關鍵詞]大學校長 理想人格 水文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水被視為教化的象征，教育與水有著不解之緣。早在西周時期建立的由國家直接管理的大學——“雍”就是四面環水，《新論》中記載：“王者始作圓池似璧形，實水其中，以環擁之，名曰辟雍。言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中國古人還根據水的流動與常勢、水的無形與柔弱、水的浩瀚與執著等特點感悟人生哲理，遙寄人生價值旨趣，因此，水在傳統文化中便具有了作為品德高尚、修養深厚的人——“君子”的人格象征。《尸子·君治》中記載：“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大學校長作為學校教育最高管理者，對學校各方面發展具有重大責任，而其對學校發展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于職務賦予的權利因素，而是源自于非權力因素——道德、氣質、性格、能力是否具有吸引人的人格魅力。“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系統考察中國傳統文化中水的人格特質，對于當前大學校長建構自身理想的人格魅力，通過全面提升自身素質促進學校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中國傳統水文化中水的人格特質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賦予水以靈性，通過取譬于水，隱喻人生，化為智慧，人們也在受到水的滋養和對水的觀察思考中不斷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一貫之道。“以水為師”在賦予先哲們辯證的人生理念的同時，也激發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和實踐者的執著追求。
(一)大遍眾生——仁愛的情感
水是博大的，可以包容萬物，水是無私的，可以滋潤生命，水具有“大遍眾生”的普施眾生之德，《淮南子·原道訓》中說：“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蟯，而不求報；富善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水遍流大地，滋潤萬物，有好生仁愛之德性。君子當仿效水，具有寬廣博大的仁愛胸懷，不受個人情感好惡所左右，一視同仁，遍愛大眾，博施天下。水普潤萬物而無為的德性實則就是君子由愛親到愛民直至愛物的人格理想的體現。水大仁大愛的人格品質還表現在它由于身處低位而能做到吸納百家、求賢若渴。老子《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也。”水造福萬物，滋養萬物，卻不與萬物爭高下，江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切河流的歸宿，是因為它處于令人不屑的下游位置，但是正因為如此，水才更加接近于真理。
(二)隨物賦形——靈動的智慧
孟子將水性比作人性。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水流之徑或曲或直，但不變其向下的本性，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律，這就像君子做事遵循道義一樣。義是人道德行為的自覺，合乎時宜的踐履，它是儒家理想人格十分重要的內容。同時風無常式，水無常形，水又以不變的本性呈千變萬化之態，它能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統一起來，既考慮長遠目標，又能夠結合現實的情況與困難采取靈活的戰略決策。《孫子兵法·虛實篇》中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水以變求生，隨圓就方，具有不同的面貌與無限的活力，它柔和而鋒利，明察事物發展而隨機應變。水之所以具有隨物賦形靈活的智慧，是因為它能夠保持自身的清明，正確觀察外物，不為外物所蒙蔽。正如《荀子·解蔽》篇記載：“人心譬如盤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能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三)盈科后進——堅韌的意志
《荀子·宥坐》中說：“水，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水具有千回百轉也不能改變其向東流去的志向。同時，水還有為志向的實現付出艱辛的努力和不屑追求的意志。《孟子·離婁下》中談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著如是，是之取爾。”孟子以水之行喻君子達道：“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之術，必觀其瀾。……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至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水不流滿洼地就不能向前流動，君子為道不到一定程度，就不能通達。這是說君子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才能逐步通達大道。水雖至柔，但可克剛。因為水含蓄而內斂，堅韌而執著，目標專一，有著極強的滲透力。水一旦認定目標便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阻礙，堅持不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可謂盈科而流乍無聲，旋人大海作濤聲。這也反映了君子自強不息的氣節與持之以恒的韌性。
二、現代大學校長理想人格的建構
(一)現代大學校長應該是博大仁心、志存高遠的教育家與文化人
大學校長首先應具備如水般大遍眾生的仁愛之情感，這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它關注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強調人的地位，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具體體現于校長普度眾生的大愛情感、以大局為重的戰略眼光和包容萬象的寬容氣度。校長要有對全校師生生命需求的關懷，相信學校每一位師生員工都是一個宏大的世界，能夠給他們一個關懷與愛的氛圍和環境。擴而充之，現代大學校長還應有對社會的現實關懷和對世界、對未來的終級關懷。他能夠基于自我社會良知的深刻體認，以積極的入世態度對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丑惡現象進行最無情的鞭撻和批判；他經常憂慮地思考人類的未來，預測著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只有對人類及世界的終極關懷才稱得上是終極意義上的文化人。校長應能夠滋潤萬物，使之盡情生長，應具有大眼光、大氣度，不糾纏于小的得失，去除個人情感好惡，能夠超越一己之局限，以大局為重，能夠時刻做到大公小私，先公后私。校長應具有海納百川、包容萬象的氣度，能夠納人之長，更能容人之短；能夠把師生員工當作和自己一樣有尊嚴、有追求、有獨特個性特長和有自我情感的生命個體，與教授、職員、學生平等地交流、溝通，要懂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做到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從諫如流，讓其體驗到在工作學習生活中無與倫比的幸福與快樂。要“記人之功，容人之過”，對犯過錯誤的、曾反對過自己的人能寬宏大量；對比自己能力強的人能真誠容納，甘為人梯，創造機會，知人善任，通過對人才的選拔配置使得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這樣，學校中每個成員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精神都能得到充分發揮，進而既保證了每一個個體自身生命價值的實現，又保證了學校組織業績的不斷提高。可以這樣說，大學校長體現的“大愛”之人文精神是大學建設和諧校園的基礎。
(二)現代大學校長應該是智慧融通、靈活敏銳的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
大學校長作為學校內外重要關系的協調者和學校戰略規劃的制定者，需要具備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應有的融通智慧和靈活敏銳的素質。當前，由于政府、社會、市場紛紛介入大學的運作，外部環境對大學提出的要求復雜多樣，學校內部不同利益主體需求也是紛繁蕪雜，作為校長要能夠以自己清明的理性，洞察外部對學校的期望，尊重外在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引領學校適應社會的發展。同時，不同的大學在自身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必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點，校長必須結合實際，準確定位，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未來，明了學校自身的歷史與傳統，懂得教育發展理論和學校辦學規律，深刻理解學校精神的核心內涵，提出合于學校實際的辦學理念，并運用于學校發展的實踐。同時，能夠對學校當前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作出客觀的評價，將學校外部的要求及所提供的條件與學校內部的需求及發展基礎有機結合起來，根據各方面實際情況及時調整學校發展戰略，富有遠見地制定新的行動方案。另外，當前大學校長所處的環境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層面都有許多不良因素，這些因素正在以各種方式侵蝕著大學的倫理本性，使之陷于嚴重的倫理困境。主要包括角色沖突、權利沖突、利益沖突和道德沖突，其實質是各方的責任和利益的沖突。大學校長應該有著圓通的人際溝通與交往智慧，認識矛盾沖突的性質，捕捉最佳協調時機，巧妙地運用不同的語言藝術，有效平衡各方面之倫理矛盾，根據教育實踐活動中的不確定性、模糊性、綜合性和復雜性等特點做出一系列道德判斷與選擇。再次，要實現學校動態超越式發展，大學校長還要有改革內部科研評價機制、人事聘任及相關管理制度的靈動思維并付之實踐的勇氣。總之，大學校長只有具有融通的智慧和靈活敏銳的思維才能形成先進的大學辦學理念，才能應用現代思維方式進行辯證的、超前的、創新的思考，在解決實踐難題的過程中推陳出新、高人一籌。
(三)現代大學校長應該是堅毅果敢、不拘一格的領導者與管理者
第8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關鍵詞：檔案文化思想庫文化建設
從檔案的概念看，檔案具有唯一性和無法替代性的特點。它是任何一個重要民族、國家、社會文化至少是主流文化的固化載體，也是統治者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源。檔案工作實踐和檔案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表明，檔案是傳承歷史、昭示未來、資政輔政、德育人才的重要資源，在社會文化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價值與作用。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要準確把握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的定位，充分發揮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的獨特價值和作用，為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檔案是主流文化的固化載體
關于文化，目前還沒有一個達成共識的概念。英國人類學家E?B?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將文化的定義表述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美國學者克魯伯和克拉克洪則在《關于文化的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中指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當我們去尋找文化時，它除了不在我們手里以外，它無所不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將文化定義為：“文化即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能力和創造的成果。”并將文化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文化包括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能力，物質的和精神的全部產品。狹義的文化則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意識形態，有時專指教育、藝術、衛生、體育等方面的知識和設施，以及世界觀、政治思想、道德等與意識形態相區別的（方面）。”《中華文化史》提出的文化定義：“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踐過程，而這種實踐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有學者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主體通過社會實踐活動，適應、利用、改造自然界客體而逐步實現自身價值觀念的過程。”①
由此來看，文化既包括人類歷經千百年來歷史發展進程中所留存下來的物質財富，也包括各時期、各地域人類所產生的思想、理念、意識等精神產品。而檔案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記錄載體，也是文化的一部分。U?埃斯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的主報告中指出：“檔案學的問題是闡釋自身與文化起源和價值”、“檔案反映了社會的文明程度，反映了每位公民的生活，而這種社會文明和公民生活的性質和本質就是文化。”但檔案與文化之間卻不僅僅是簡單的隸屬關系，而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關系。
從檔案的形成過程和反映內容來看，檔案實質上是主流文化的固化載體。第一，檔案具有一定的歷史性，是一種歷史記錄，檔案內容記錄了文化的發展進程，不同時期檔案正是不同時期歷史文化的客觀公正反映；第二，無論是檔案載體還是檔案記錄的具體內容，都是當時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乃至其整個核心價值體系的客觀記錄，是歷史主流文化的反映，是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反映。如金石、絲帛等不同檔案載體反映著不同時期的書寫文化，不同時期檔案記錄的內容更是具有深厚的主流思想內涵；第三，文化內涵豐富、包羅萬象，既有具體的反映，也有抽象的訊息，而檔案，對于回顧文化發展歷程的重要意義正是在于，它“固化”文化信息，是文化的“固化載體”。從檔案內容進行反向推導，可以探求出各時期豐富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第四，從古至今檔案機構的性質及作用決定了其與主流文化的密切關系。在中國古代，許多王朝都建立了檔案保管機構，且為皇家御用機構，為統治階級政治文化服務。現代社會，雖然公共檔案館的概念已提出并在實踐中開始運用，但國家綜合檔案館的檔案來源仍主要為政府機關文書檔案。因此，古往今來，檔案機構的性質決定了檔案內容能夠深刻體現各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
檔案的形成過程是“文化固化檔案”的發展方向，而今天我們在進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則應當遵循“檔案反映文化”的發展脈絡。
二、檔案必須成為文化建設的思想庫和資料源
檔案是主流文化的固化載體，是歷史的真實記錄。它決定了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和唯一性，這在構筑社會記憶、傳承文明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無法替代。依靠檔案提供的真實情況，我們能夠了解過去，理解現在，把握未來。在實施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戰略中，我們必須在檔案中汲取養分，占有資源，使檔案成為文化建設的思想源和資料源、信息源。
（一）檔案為文化發展提供思想源泉
檔案凝聚了各時期主流文化思想之靈魂，使之不僅僅是文化建設的資料倉庫，更是文化發展的思想源泉。“檔案不僅是簡單的原始記錄，而且是人類知識、信息、經驗甚至思想的儲存承傳方式。”②歷朝歷代的歷史檔案中無不滲透著“皇權至上”的集權統治思想，而近年來形成的檔案中則會更多體現“以人為本”的法治社會理念。因此，我們在檔案中所獲取的不僅僅是單純的資料信息，更是不斷汲取著思想養分。檔案以獨特的形式承載思想，昭告未來，成為文化發展的思想源泉。
檔案匯集了中國傳統文化、革命歷史文化思想之精華，成為進行公民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檔案承載著歷史，積淀著人類的精神和意識，延續著偉大中國人民優秀的文化傳統和深厚道德理念，對公民思想道德塑造以及社會精神文明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11年，北京市檔案館舉辦了《見證北京――檔案的記憶》主題展覽，展覽以時代脈絡為序，展現北京百年來發展歷程和時代變遷的情景，激勵人們鑒往知來，愛祖國、愛北京，為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做出更大貢獻。檔案存史鑒今，成為進行文化道德建設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檔案為文化建設提供資料素材
檔案承載歷史，存儲大量資料信息，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資料庫。檔案具有歷史再現性的特點，這使得檔案的豐富內容和資源成為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料來源。無數文化作品、藝術作品的創作，是從檔案中拷貝了真實，汲取了營養；無數的發明創造，是從檔案中獲取了線索，贏得了基礎：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源流乃至社會文明的傳承都是依靠檔案而延續。如中華民族的原典《道德經》、《詩經》、《書經》等雖都直接來源于勞動人民的創造，但都直接借檔案之途以成。假使一個重要文明的社會沒有了檔案，那么這個文明的發展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檔案是人類文化建設的資料源泉，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都或直接或間接的從中獲取養分。
檔案載體本身也承載著豐富的文化信息，成為文化建設的重要素材。檔案載體以獨特的形式，揭示著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程度，文明發展脈絡。如國家博物館新館推出的《中國古代錢幣》專題陳列，既有流通貨幣，也有反映中國古代民俗文化的鎮庫錢、宮錢、供養錢、游戲錢等；既有反映中國古代書法藝術成就的錢品，也有反映中國古代造幣工藝的各種錢范、母錢和鈔版。這個展陳所用展品可以看做是文物，也可看成是中國錢幣檔案的一大展示。從不同時期錢幣的載體來看，不僅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錢幣發展的歷史軌跡，更是可以窺見各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以及錢幣文化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藝術內涵。
由此，檔案與文化建設具有內在的相互作用，社會文明的發展必然推動檔案事業的發展，而檔案事業的興盛必然催生文化事業的繁榮。檔案在文化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價值與作用。
三、檔案在文化建設中作用發揮滯后的原因及對策
檔案必須成為文化建設的思想庫和資料源、信息源。檔案機構應在文化建設中發揮引領的積極作用。實際上，檔案機構在文化建設中作用的發揮嚴重落后于現實與理想，與檔案所蘊涵的獨特價值與作用相差甚遠，與檔案工作在文化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嚴重不符，究其原因，首先，檔案機構文化服務職能定位不高和檔案法律法規滯后制約了檔案在文化建設中作用的發揮。檔案法律法規中，檔案機構主要服務對象是政黨、政府部門、企事業組織及其他社會組織，其工作重點是收集、保管，對檔案文化產品的利用開發限制較多。依附機構的傳統意識和計劃經濟時代條塊分割的影響，造成了檔案工作相對的狹隘專業取向和封閉意識的形成。不僅如此，檔案機構職能的設置定位并沒有充分體現檔案機構及檔案在文化文明傳承中的獨特作用。其次，檔案系統的開放意識及進取精神不足影響和制約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檔案機構為政府附屬機構的性質，以及社會與民眾對檔案機構和檔案的隔膜，使檔案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自偏于社會主流，缺乏內在動力和與對環境的影響力。“各地政府出臺的建設文化大省（市）規劃綱要和‘文化中心’建設規劃也幾乎沒有將檔案館囊括其中”。再次，檔案實際工作運行中的偏差導致檔案機構與檔案工作缺乏影響力、吸引力，由此制約了檔案機構和檔案工作在文化建設中的定位和作用。檔案開放率低下（地市級檔案館之檔案開放率普遍在30%以下）、利用手續繁瑣，使得社會組織及公眾對檔案機構及其工作缺乏正確的認識，社會組織和民眾的知曉率較低；館藏檔案資源結構相對單一和缺乏特色，難以反映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滿足社會公眾的文化利用需求；檔案資源開發利用缺乏活力，內容形式單調，文化產品對民眾影響力、吸引力不夠；檔案機構缺乏塑造自身形象的積極意識，文化產品宣傳缺乏深度和連續性，傳播檔案文化缺乏先進技術手段。最后，檔案系統缺乏高素質、復合型的人才隊伍。檔案系統人員的工作狀態封閉，社會交往不廣，工資待遇無法與人相較，個人發展前途不明，以及缺乏創造性的環境等均無法吸引高素質、復合型的人才加入進來，造成檔案系統人才的匱乏。
針對檔案系統及其工作存在的問題，要充分發揮檔案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的獨特價值與作用，就必須切實解放思想，真正轉變觀念，積極進取，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提升對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拓展對公眾的服務。
（一）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深刻認識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的獨特價值和作用
認識決定高度，思想決定方法。檔案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要適應飛速發展的信息化社會、公民化社會對檔案機構與檔案工作的要求，不斷解放思想，深化開放意識，以拓展檔案開發利用服務為手段，努力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重收集保存、輕開發利用：重政治經濟、輕社會文化：重管理、輕服務：重實物、輕資源的觀念，深刻認識檔案內在的科學性、超前性、唯一性的特點和價值作用，把豐富的固體化檔案轉變為巨量的信息資源，提高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二）積極進取，轉變職能，努力實現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的獨特價值和作用
態度決定成功，思路決定出路。圍繞社會文化發展的形勢和實際需求，檔案機構和檔案人員要敢于進取，充實調整檔案工作的各層面、各環節的措施，實現檔案在文化建設中獨特的價值和作用。
一是規范日常工作。積極主動做好對外聯絡協調工作，創造檔案系統開放的工作環境；放寬檔案利用者的資格限制，簡化利用接待環節和手續，規范利用接待行為，盡可能方便利用者。
二是夯實基層基礎工作。加強資源體系建設，優化館藏檔案資源結構，從資源建設入手，擴大檔案的接收與征集范圍，改變傳統的機關文書檔案“一統天下”的局面，更多接收和征集民眾感興趣的內容，如歷史照片，名人檔案，家譜族譜，地方風俗、民族宗教、藝術文化等特色檔案資料，豐富優化館藏資源；針對國家各級檔案館不同的資源現狀以及公眾不同的利用層次，推動有關檔案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允許各級檔案館制訂不同的檔案價值鑒定以及開放審查辦法，放寬檔案開放審查條件，大幅提高檔案尤其是基層檔案館檔案的開放率：加強人防、物防、技防水平，確保檔案實體與信息安全。
第9篇：道德經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范文
中圖分類號：R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04（2013）04-0099-03
現行的中醫高等院校教育已有半個世紀的歷程，為中醫藥事業培養了大批醫、教、研人才。而面對目前中醫人才隊伍日趨萎縮和西化的現狀，院校教育的承辦者與承擔者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師承教育重新被審視，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醫院校。如何使中醫院校教育與師承教育恰當、有效地融合，促進中醫教育事業的發展，是值得每個中醫教育者認真思考的問題。
1 師承教育的發展與利弊
中醫學從《內經》成書確立理論體系，傳承至今已歷2000余年，在兩晉南北朝之前，中國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機構，中醫之所以薪火相傳，長盛不衰，師徒相傳的師承教育模式功不可沒，如李杲師從張元素、張從正師承劉完素、朱震亨受業于劉完素的再傳弟子羅知悌。中醫的基本理論和臨床經驗主要由老師口傳心授，在弟子跟隨老師接診抄方時潛移默化地傳授。
1.1 師承教育的優點
1.1.1 注重中醫經典，秉承傳統文化 名老中醫帶徒，一般會要求學生熟讀、背誦《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等中醫經典著作，并牢記《湯頭歌訣》、《藥性賦》等方劑與中藥，為日后臨床從醫打下堅實的中醫理論基礎。同時，師承教育要求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充分的理解。正如《醫說》所言“凡為醫者，須略通古今”，綜觀歷史上的醫學大家，如孫思邈、朱丹溪、張錫純等，都在精通醫術的同時，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1.1.2 跟師臨床實踐，培養辨證思維 傳統的師承教育在臨床實踐中培養學生的辨證思維能力，倡導早臨床、多臨床，在跟師參加臨床實踐的過程中，學習老師獨特的臨床經驗、治療方法、學術思想，使中醫各家的思想得以傳承。在師承教育過程中，學生有更多的時間接觸病患，在實踐中培養中醫的辨證思維且及時得以實踐驗證。
1.1.3 立足言傳身教，傳承高尚醫德 與院校教育課堂上所授《大醫精誠》的空泛相比，師承模式更利于進行醫德教育。一位德才兼備的名醫大家更加注重對學生醫德的培養，將醫德教育融入到臨床的方方面面，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學生耳濡目染于老師的高尚醫德，不僅促進對醫學知識的求索，更是對精神的激勵。
1.1.4 良師因材施教，增進師生情誼 師承教育給予師生更多彼此了解的機會，使老師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特點、特長，因材施教，有助于學生成才。同時，師承教育使老師不僅可以傳道、授業、解惑，更能成為學生的人生路標，指引學生前進的方向。師承關系的確立，增進了師生間情感交流，使良師成為益友。
1.2 師承教育的不足
盡管師承教育模式在傳統中醫學的發展傳承、中醫人才培養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醫學高速發展的今天，其不足也逐漸凸顯：第一，師承教育往往受到學術保護思想的影響，使學生只能聽一家之言，不能博采眾長，導致知識局限；第二，師承教育沒有規范的標準，所授課程、教學方式皆取決于老師個人喜好，導致培養出的人才水平不一；第三，師承教育往往力量薄弱、缺少資金，無法在教育規模及學術創新上有所擴大和突破；第四，師承教育簡化、忽視西醫教學，不能滿足現在的臨床需求，且單純的師承教育與當今的醫師資格考核制度脫節。
2 院校教育的發展與利弊
在中醫的發展歷程中，院校教育可追溯至南北朝時期，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這便是中國古代設置醫學教育機構的開端。此后，太醫署的教學功能不斷加強，至唐代，太醫署發展成為制度健全、分科和分工明確的醫學教育機構，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完備的醫學校，其組成分醫學和藥學，醫學部分有醫、針、按摩、咒禁4科，以醫科為最大，培養的絕大部分是臨床醫生，各州府也設醫學，有醫藥博士任教[1]。至宋、元、明、清均有建制。盡管這種太醫院的教育模式只為宮廷輸送中醫人才，但還是為中醫學的傳承作出了貢獻。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等一批高等中醫院校的建立，中醫的院校培養模式逐漸規范化、制度化，成為現今中醫藥人才培養的主要方式。
2.1 院校教育的優勢
2.1.1 師資力量雄厚，教學理念先進 由國家投資建設的高等中醫院校，有著師承教育無法企及的生源承載力、資金實力和杰出的教師團隊，可以為學生提供廣闊的知識平臺、優良的科研環境和臨床實踐條件。隨著院校管理的日益完善，各高等中醫院校在教學理念、方式和方法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創新，應用了大量的新技術手段，如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模型教學，使課程更加生動、形象，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應用醫學統計學、流行病學等現代醫學研究手段對中醫學進行研究，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
2.1.2 課程設置規范，對接臨床需求 高等中醫院校的中醫課程教材及大綱由國家教育部、衛生部經認真調查研究后，統一制定編寫，課程設置更加合理化、科學化、規范化，從中醫基礎理論到中醫內科學，中醫學教育逐漸成為一個完善的體系。另外，各大院校加設西醫課程及其他應用學科，滿足了現今的臨床需求。
2.1.3 專業多樣齊全，學歷層次多樣 高等中醫院校除了以中醫學作為主流學科外，更設立中西醫結合、針灸推拿學、中藥學等學科。中醫院校學歷層次多樣，包括專科、本科、七年制、碩士、博士等，盡可能廣泛地面向社會，滿足不同層次人群的需求。
2.1.4 汲取百家之長，發揮自主學習能力 與師承教育不同，學校通過建立圖書館、購買論文數據庫、舉辦大型講座等方式，大大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學生所學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能汲取百家之長。學生有效利用課余時間，針對自己感興趣的學術方向，進行深入學習，發揮了自主學習的能力。
2.2 院校教育的不足
盡管中醫院校有其獨特的優勢，并在中醫人才的培養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量產化的培養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第一，在中醫院校的課程設置中，有些課程對于中醫臨床、科研用處不大而需學生必修，占用了學生寶貴的學習時間；第二，院校填鴨式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學習的目的從面向臨床變成應付考試，學生對于醫學知識機械化記憶，學習成效差；第三，學生的臨床實踐是在學校完成理論教學后而進行的，不能做到將所學知識盡快應用于臨床，使理論與實踐脫節；第四，中醫院校教育在強化了西醫學習的同時，弱化了中醫經典及傳統文化的學習，學生中醫基礎薄弱，西醫學習也不成系統，進入臨床后往往陷入“中不中，西不西”的尷尬境地；第五，由于教育規模較大，因材施教難以實現，畢業生千人一面，中醫名家獨特的醫學思想難以繼承，有些門派已幾近失傳[2]。
3 關于師承教育與院校教育融合的思考
隨著現代社會對中醫認識的深入，中醫學在世界范圍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傳播，對高等中醫人才培養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優化高等中醫人才培養模式在中醫高等教育活動中至關重要。師承教育在推進院校教育結構調整、完善教育體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師承教育和院校教育融合是優化教育模式的一個積極而有效的探索。高等中醫院校也在此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和嘗試，如1999年廣西中醫學院開辦的傳統班、2004年長春中醫學院開辦的研究生師承班，以及2006年山東中醫藥大學重點培養的七年制傳統型中醫班等[3]，這些傳統班、師承班的課程設置主要以傳統文化教育為主，重視對于中醫經典的學習。2001年，廣東省中醫院在全國中醫醫療系統首先恢復師帶徒的學習方式，挑選中青年骨干拜全國名老中醫及該院名老中醫為師，向老師們學習臨證經驗。隨著師承教育的再度興起，如何將師承教育和院校教育有機融合，是中醫教育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3.1 完善課程體系
“讀經典，跟名師，做臨床”是師承教育總的指導原則。中醫藥經典著作是中醫藥學的精髓，學習中醫首先讀經典。在本科第一學年認真學習《內經》、《傷寒淪》、《金匱要略》、《藥性賦》、《湯頭歌訣》、《神農本草經》等中醫經典古籍，熟讀、背誦，之后結合臨床課程及臨床實踐反復研習，深度理解，靈活運用。
調查發現，中醫藥院校大學生人文素質得分并沒有隨年級的增加而增長[4]。因此，有必要加強醫學社會學、醫學倫理學、中醫哲學、中醫傳統文化學等醫文交融滲透學科和課程的建設。為中醫學生開放中醫古典文化課程，將《周易》、《尚書》、《論語》、《道德經》和《莊子》等儒家和道家的經典著作作為中醫學的基礎課程，加強中醫傳統文化修養。
要成為一名“鐵桿中醫”，首先應該是一名合格的醫生。現今社會現代醫學占據醫療行業的主要地位，西醫的快速發展對于中醫不僅是挑戰，更有著借鑒意義，所以，無論是進行臨床實踐還是科學研究，對現代醫學的學習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學好中醫的同時要兼顧現代醫學，如此才能更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疾病的發生、發展、治療等規律，有助于中醫的傳承和發展。因此，現代中醫不僅需要有深厚的中醫典籍功底和富有內涵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時需要具備完善的現代醫學知識體系，跟得上現代醫學的進展，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與當代的醫療環境合拍。為了不干擾中醫學生的中醫思維的建立，在課程設置中前兩年應首先安排中醫典籍、傳統文化，夯實中醫基本功之后，在本科第3年開始設置現代醫學課程。
3.2 盡早接觸臨床
對歷代名醫成長經歷進行分析，早臨床、多臨床，先揣摩、后操作，是成為名醫的秘訣[2]。但是，隨著我國醫藥衛生領域法制建設的完善，特別是《執業醫師法》實施后，臨床教學實踐涉法問題給臨床教學帶來極大的法律風險，使醫學教育發展停滯。《執業醫師法》對實習醫師的地位無明確定位，實習醫師從事醫療活動受限，臨床實踐教學處于尷尬境地，優化教學內容、明晰具體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的位置，不斷成為備受醫學界和醫學教育界關注并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目前尚無良策。
早臨床，可以安排學生每天或每周定時到院校的附屬醫院門診、病房、藥房進行見習活動，將課堂所學知識盡快應用于臨床，加深記憶，同步提高學生的動手與思維能力。
越來越多的院校在本科階段實行了導師制，在本科階段完成基礎課程學習后，學生可以根據興趣，制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和計劃，據此選擇合適的導師，每周半天或1天時間，在導師指導下進行臨床實踐。有的院校在入學時就給學生分配了導師，每位導師指導5～6名學生，在督導學生學習中醫經典的同時，指導學生見習，早期進入臨床，理論與實際結合，促進理論知識的再實踐。筆者建議，在完成中醫基礎知識學習后，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重新選擇指導老師，師徒雙方大多自愿結合，學生有明確的學習志向，師傅根據意愿喜好自主選擇徒弟。老師愿教，學生愿學，雙方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老師言傳身教，因材施教；學生學習目的明確，刻苦鉆研。這種教學相長的良性互動氛圍，使學生成長周期縮短，成才的可能性大。或實行導師組指導制，一名學生有機會多跟幾位老師，博取眾長，促進學術發展。
3.3 學制靈活可調
如上所述，中醫學生不僅要加強中醫經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奠定“鐵桿中醫”的基本素質，還不能放松現代醫學的系統學習，那么，五年制的本科學習時間遠遠不夠。對此，可以給學生選擇的機會，4年基礎課程結束后，根據個人意愿，選擇五年制畢業，或者進入七年制、八年乃至九年的第二階段學習。第7～9年的任務主要是“跟名師，做臨床”。那么，五年制畢業的學生，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后，如果致力于中醫臨業，可以通過考取臨床專業學位研究生或師帶徒的方式，繼續完成第二階段的師承教育。將師承教育深入到繼續教育領域，使廣大愿學者受益。
3.4 面向社會聘請名師
目前，我國高等中醫院校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還是按照導師的學歷、學位、論文、課題及科研經費來進行評定，造成許多有著豐富臨床經驗的名老中醫由于學歷因素、科研因素被拒之門外。針對這一問題，在師承教育中，應摒除學歷本位、論文本位的思想，面向全社會聘請導師。學生可以走出校門，跟隨其他兄弟醫院的名師或民間名醫學習。既有利于消除院校老師同系繁殖的弊端，也可以使名老中醫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得以傳承，使民間名醫的技藝后繼有人，發揚光大。
總之，21世紀，中醫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亟待師承教育與院校教育真正融合，優化教育模式，培養一批具有現代視野，能運用中醫理論、技能解決臨床問題的卓越中醫人才。
參考文獻：
[1] 盛亦如.中國中醫教育史研究60年[J].中華醫史雜志，1996，26（3）：170-178.
[2] 溫茂興.中醫師承教育與院校教育之比較[J].江蘇中醫藥，2005，26（10）：60-62.
[3] 曹麗娟.近年高等中醫院校師承教育試點班研究[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8，29（4）：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