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

維也納學派研究院年鑒的連續出版。自1993年以來，維也納學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維也納學派學術思想的年鑒，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別是：《科學哲學：起源與發展》（Vol.1，1993）、《規范、價值與社會》（Vol.2，1994）、《基本爭論》（Vol.3，1995）、《百科全書與烏托邦》（Vol.4，1996）、《博弈論、經驗和合理性》（Vol.5，1998）、《塔爾斯基與維也納學派》（Vol.6，1999）、《關于量子力學的認識論和實驗視角》（Vol.7，2000）、《馮•諾意曼與量子力學基礎》（Vol.8，2001）、《科學哲學史：新的趨勢與視角》（Vol.9，2002）、《維也納學派與邏輯經驗主義》（Vol.10,2003）、《不同學科中的歸納與演繹》（Vol.11，2004）、《劍橋與維也納》（Vol.12，2006）、《紐拉特的語境中的經濟學》（Vol.13，2007）、《維也納學派在北歐》（Vol.14，2010）、《韋斯曼：因果性與邏輯實證主義》（Vol.15，2011）、《卡爾納普與邏輯經驗主義的遺產》（Vol.16，2012）。

維也納學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進關于維也納學派傳統中的科學與哲學進步，也關注社會語境中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的跨學科研究，重點討論哲學、邏輯、經驗研究和語言分析等問題。年鑒由會議論文匯編而成。在16卷年鑒中，與科學哲學史研究最相關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學哲學：起源與發展》主要是圍繞維也納學派成員的學術思想與觀點展開的研究；第9卷《科學哲學史：新的趨勢與視角》長達440頁，收集的論文主要是從歷史的視角聚焦了從古到今的面向科學的哲學思考，以及對哲學家、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思想及其相關論題的深入探討。

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簡稱SS）的整合與轉向。以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闡述科學是社會建構的文章與論著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初也與科學哲學家一樣，開始反思他們研究的歷史發展，并希望通過歷史反思，放棄強綱領，尋找新的出路或轉向，其中值得注意的兩種轉向是：

其一，主張從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簡稱HPS）研究轉向跨學科的SS研究。他們倡導這種轉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們看來，傳統科學哲學家提倡把科學哲學研究堅定地建立在對科學史和當代科學實踐的理解之基礎上，但卻對這種聯盟的本性沒有統一的認識，從而使哲學分析卷入“真”科學的做法事實上已經變革了哲學實踐，導致了對下列問題的質疑：科學的統一性是否可能？科學是否體現了哲學家所預期的能夠進行“重構”的合理內核？（2）當科學哲學家退回到各門學科的實踐中時，滋生了對使科學的哲學研究的自然化戰略；（3）當科學哲學家以更一般的術語對哲學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并企圖最終取代關于科學的唯一性、統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學信念時，盡管共享了需要在語境中理解科學的觀點，但卻產生出各種不同的派別；（4）當哲學家反對社會學家的挑戰形式，而社會學家堅持他們的反哲學態度時，有一種趨勢是雙方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交換意見，科學哲學家從社會學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產生了使科學的哲學研究自然化的興趣，社會學家則放棄了極端的建構主義和社會學的基礎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揭示科學事業的多維度的復雜性，需要科學哲學家、科學社會學家、科學史學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學科綱領，用哲學的、社會學的、歷史的術語理解科學，并在這種多學科的交界處，重鑄需要分析的問題與范疇，從而完成從HPS向跨學科的SS研究的轉向。

其二，主張從跨學科的SS研究轉向文化研究。這是對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1992）一書的回應，也是對勞斯（JosephRouse）觀點的一種響應，同時，還是基于歷史性反思對SS不同進路的整合，其目標是擺脫過分依賴于社會學的知識觀的束縛，把科學當作一種論域與文化現象來研究。雖然他們在什么是“語境論”、“話語”、“文化”和“實踐”這些關鍵概念的理解上還仍然沒有達成共識，但他們認為，拋棄科學知識的統一性的信念，放棄基礎主義，最終把認識的、政治的、哲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等維度混合起來整合到科學文化當中，研究科學家工作的技術細節，是SS研究的未來方向。

2001年，勞斯把上面的兩種轉向統一起來，統稱為“科學的文化研究”，其目標定位是，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將科學的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女性主義理論等多學科領域結合起來的研究，認為科學實踐是人與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義的模式，強調在“科學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學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對科學的結果作出說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學是什么的傳統問題，而是對科學實踐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多學科的研究與反思。SS研究者的這些工作雖然不是對科學哲學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們在探索SS的未來研究方向時離不開對科學哲學史的考察，因此，他們關于SS的轉向研究討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地促進了科學哲學史的研究。

早期研究文獻的不斷再版。在科學哲學史的研究方面，最早的相關文獻是由考克爾曼（J.J.Kockelmans）主編的《科學哲學：歷史背景》。[1]這是一本帶有導讀性的文獻匯編，首次出版于1968年，1999年再版。本文集收錄了從1786年（即自康德以來）到1927年之間的24位哲學家（如康德、赫歇爾、惠威爾等）與科學家（如赫茲、玻爾茲曼、亥姆霍茲等）的原始文獻，并分為四個時期構成了文集的四個部分：（1）開始時期：1786-1850；（2）19世紀末：1870-1899；（3）20世紀的頭十年：（4）走向當代科學哲學：1910-1927。其次是洛西（JohnLosee）撰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2]，1972年出版的第一版主要概述從亞里士多德的歸納-演繹方法一直到1940年之前的科學方法論發展的歷史；1979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關于卡爾納普、亨普爾和內格爾的邏輯重建的內容，以及對這些觀點的批判和庫恩、拉卡托斯與勞丹闡述的各種替代進路；1992年的第三版增加了關于科學進步、因果說明、貝葉斯確證理論、科學實在論和關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替代進路；2011年的第四版增加了理論評價、經驗實踐、說明的理論、規范的自然主義、科學實在論之爭以及描述的科學哲學，這一版長達300多頁，共有19章。#p#分頁標題#e#

關于科學哲學經典文獻的匯編工作。在此方面，較有影響的文集有五本，一本是由庫德（MaitinCurd）和卡沃（J.A.Cover）主編的《科學哲學：核心論題》（1998）。這本文集長達一千三百多頁，主要收集了從邏輯經驗主義開始到20世紀的科學哲學家的經典文獻，這本書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哲學系指定的科學哲學教材。第二本是由牛頓-史密斯（W.H.Newton-Smith）主編的《科學哲學指南》（2000）。這本文集提供了81個條目，涵蓋了科學哲學整個領域內的著名人物、關鍵術語和重要論題三大類型。大多數條目是由世界一流的科學哲學家撰寫的。每個條目從追溯相關主題的發展脈絡開始，綜述了其核心觀點、最新進展等。在人物介紹中，沒有把古希臘哲學家包括進來，在近代哲學家中，有笛卡兒、貝克萊、萊布尼茲、洛克、馬赫、休謨、穆勒、惠威爾、皮爾士、馬赫，在科學家中，有伽里略、牛頓、達爾文、玻爾、愛因斯坦。第三本是由巴巴瑟夫（YuriBalashov）和羅森伯格（AlexRosenberg）主編的《科學哲學：當代讀物》（2002）。這本文集除了收錄20世紀以來的傳統科學哲學的文獻之外，還收錄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文獻。第四本是由朗格（MarcLange）主編的《科學哲學選集》（2006）。這本文集收錄了自1945年以來的科學哲學經典文獻。第五本是由麥格羅（TimothyMcGrew）等人主編的《科學哲學：歷史選集》（2009）收錄了從伊壁鳩魯、芝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到當代科學哲學家的經典文獻。

無限制地列舉現有的相關文獻并非本文的應有之意，而且，這里的文獻梳理也很不充分，一定會有掛一漏萬之嫌。然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從這種簡要的梳理中看出，目前，科學哲學界對科學哲學史研究從何時算起或從哪里開始這一問題的理解并不完全統一。

科學哲學的界定

歷史是對過去事情的述說。科學哲學史也不例外。討論科學哲學史研究從何時開始的起點問題，離不開對科學哲學的界定。界定科學哲學不同于界定任何一門經驗學科。界定物理學不是一個物理學問題，界定化學不是一個化學問題，界定生物學也不是一個生物學問題，而是分別屬于物理學哲學、化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的范圍。相比之下，界定科學哲學卻是一個典型的科學哲學問題。對科學哲學作出不同的界定，意味著對科學哲學的不同理解，而理解不同，又進一步意味著研究科學哲學史的起點不同。

牛頓-史密斯認為，“什么是科學哲學”的問題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回答這一問題也許應該求助于“科學”與“哲學”的定義。但是，在所有的哲學問題中，對哲學特征的描述是最有爭議的，哲學正在周期性地進入鉆牛角尖的時期。這時，什么是科學哲學的問題明確地呈現出來。當科學哲學家無法達成一致時，他們開始回過頭來研究具體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回答“科學是什么”的問題曾在科學哲學家中間成為一種時尚。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等人用是否具有認知意義來界定科學。他們把能夠通過經驗證實或證偽的命題看成是有意義的，因此，數學、邏輯、美學等論述就不是科學的論述。此外，以羅蒂等人為代表的后現代哲學家認為，科學沒有本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則認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等等。接著，牛頓-史密斯指出，避免卷入這些爭論的一種方式是，我們不再試圖提供關于科學本質的理解，而是從公認的一系列具體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醫學、動物學等）來確立我們的科學觀，從而把定義科學的問題轉化為比較學科之間的差異，比如，思考這些學科與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之間的異同之處，來辯明科學的意義，并且，基于這種辯明來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擴展“科學”這一術語。這樣一來，就有可能突出列入屬于科學“清單”上的學科的共同特征。然后，牛頓-史密斯通過對科學哲學家的所作所為的考察把科學哲學的大致輪廓構畫為是對科學的目標、方法、手段和成果的討論。

我國的科學哲學是在自然辯證法研究的范圍內發展起來的，因此，比英美學術界的理解更加寬泛。例如，李醒民在為他主編的《中國科學哲學論叢》所寫的序言中，把科學哲學定義為是“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知識體系、研究活動、社會建制）及其分支學科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學學科”，并大致勾勒出四個論域：科學哲學元論、科學哲學通論、科學哲學個論和科學哲學外論。他認為，科學哲學元論涉及科學哲學的根本性問題，是對科學的目的、目標、對象、價值、范圍、限度、劃界、方法、預設、信念等問題的討論；科學哲學通論涉及科學哲學的普遍性問題，是對科學事實、問題、概念、原理、理論結構、科學發現、科學證明、科學辯護、科學說明、科學進步、科學革命、科學中的機械論與有機論、還原論與活力論、進化論與目的論、因果性與幾率性、連續性與分立性、科學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現象主義、工具主義、物理主義、操作主義、歷史主義、約定主義、整體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的解讀與協調；科學哲學個論是研究科學的各門分支學科中的哲學問題，比如，物理學、生物學、復雜性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等；他把前面的三種科學哲學統稱為科學哲學內論，與此相對應，科學哲學外論是研究科學活動和科學建制的本性及科學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不難看出，牛頓-史密斯和李醒民對科學哲學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把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學科來理解，這種理解基本上代表了英美科學哲學界的觀點；而后者是把科學哲學作為一種研究領域來對待的，這種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科學哲學界許多學者的看法。但是，他們在“科學”概念的用法上是一致的，都指“自然科學”。然而在德語中，“科學”(Wissenschaft)一詞的詞根是“知識”(Wissen)。科學是指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因此，德語里的“科學”概念的含義就不只是指自然科學。例如，德國柏林理工大學哲學系的漢斯•波塞爾（HansPoser）把科學哲學理解為“科學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不只是包括對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范式的反思，還包括對生命力的反思和對精神科學的反思。因為用物理學的說明模式無法說明動物的行為，法國浪漫派也對從無機物到有機物轉化的物理學提出了質疑。達爾文進化論的產生，則向自然科學的說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對待變異的問題。因此，人們最晚從達爾文開始，不得不需要在物理學的說明模式之外，尋找其他的說明模式。歐洲大陸從一開始對科學的理解就與英美傳統對科學的理解有所不同。英美傳統理解的科學是開始于伽利略的自然科學，而歐洲大陸傳統所理解的科學不僅指實驗科學，而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精神科學。所以，科學哲學不僅包括關于自然科學的哲學，而且還包括了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波塞爾強調說，如果只單純地把科學理解為自然科學的話，至少有1/3的大學就該關閉了。#p#分頁標題#e#

但是，我們從傳統科學哲學家所運用的“科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以及后現代科學哲學家所批判的“科學”來看，基本上還是意指“自然科學”。這里引入波塞爾的觀點試圖表明，雖然波塞爾所理解的“科學”概念與牛頓-史密斯理解的“科學”概念不盡相同，但他們在對待科學哲學何時開始的問題上卻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們都把科學哲學的開端理解為開始于近代科學。用波塞爾的話來說，在近現代科學開始時，就有了對科學的哲學反思。他認為，歐洲哲學史與科學史上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的爭論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牛頓所代表的經驗主義是英國皇家學會的理想；萊布尼茨代表的則是歐洲大陸自笛卡兒以來的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直接影響了狄德羅等人。到了19世紀，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也在歐洲大陸占有重要的地位。牛頓•史密斯雖然沒有給出如此明確的論述，但從他在《科學哲學指南》一書中收錄的人物來看，也只是包括了伽里略、牛頓、培根、笛卡爾等人，沒有把亞里士多德或更早時期的德謨克利特等古代哲學家包括在內。

而李醒民在“科學哲學的論域、沿革和未來”一文中談到科學哲學的沿革時，把科學哲學劃分為前科學哲學（科學誕生之前）、經典科學哲學（近代科學誕生到19世紀物理學革命之前）、前現代科學哲學（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現代科學哲學（邏輯經驗主義誕生到20世紀60年代）和后現代科學哲學（20世紀60年代以來）五個時期，并把留基伯和德謨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論看成是萌芽時期的科學哲學。從本文第一部分列舉的有關科學哲學史的經典文獻匯編類的文集來看，這種理解具有普遍性。

雖然這里只是很不全面地羅列了幾位代表性人物的觀點，但已經表明，大家對科學哲學史研究的起點的看法是有差異的。那么，我們應該把科學哲學史的研究起點追溯到哲學史的開端？還是近代科學的開端？還是其他別的時期？

科學哲學史研究的起點

關于科學哲學史研究的起點有五種理解：（1）如果我們把科學哲學理解為英美分析哲學的產物，那么，科學哲學的歷史起點就不能早于分析哲學，通常從維也納學派為核心的邏輯實證主義（后來統稱為邏輯經驗主義）算起，充其量也只能追溯到孔德的實證主義和羅素的邏輯原子主義等，在時間上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2）如果我們把科學哲學理解為是對自然科學的觀念與方法的系統的邏輯分析，那么，科學哲學就是在19世紀中葉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我們可能會把惠威爾的《歸納科學的哲學》視為最早的科學哲學著作；（3）如果我們把科學哲學理解為是運用一套完整的概念體系對成熟的科學進行整體的哲學反思，那么，科學哲學就不能早于康德的哲學體系，在時間上是18世紀下半葉；（4）如果我們把科學哲學理解為是對科學的結果、原理和方法的哲學反思，那么，科學哲學的歷史起點很可能被提前到伽里略、牛頓等早期科學家，以及培根、笛卡爾、休謨、萊布尼茲等人對方法論與認識論問題的研究；（5）如果我們把科學哲學定義為對科學的任何反思，那么，科學哲學的歷史起點很可能被追溯到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

那么，在五種理解中哪一種理解較為合理呢？對于歷史學研究來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應該只憑先驗的邏輯推理來確定，而應該是通過歷史分析得出的結論。

首先，科學哲學的研究至少是在科學產生之后才能進行的事情。就科學的產生而言，科學史家梅森在他的《自然科學史》一書的導言中指出，“科學有兩個歷史根源。首先是技術傳統，它將實際經驗與技能一代代傳下來，使之不斷發展。其次是精神傳統，它把人類的理想與思想傳下來并發揚光大……這兩種傳統在文明以前就存在了……在青銅時代的文明中，這兩種傳統大體上好象是各自分開的，一種傳統由工匠保持下去，另一種傳統由祭司、書吏集團保持下去，雖則后者也有他們自己的一些重要的實用技術……在往后的文明中，這兩種傳統是分開的，不過這兩種傳統本身也分化了，哲學家從祭司和書吏中分化出來，不同行業的工匠也各自分開……但總的說來，一直要到中古晚期近代初期，這兩種傳統的各個成分才開始靠攏和匯合起來，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傳統，即科學傳統。從此科學的發展比較獨立了。科學的傳統中由于包含有實踐和理論的兩個部分，它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術和哲學兩方面的意義”。顯然，梅森的觀點表明，作為一個獨立傳統出現的科學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技術傳統和哲學傳統只是形成科學傳統的兩大根源，而不是科學傳統本身。這樣，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五種觀點。

其次，從歷史的視角確定科學哲學史研究起點的另一個前提是，需要有能夠用來對科學進行全方位哲學反思的某些基本概念。根據梅森的觀點，人類文明史上歷史最悠久的兩大傳統是技術傳統與哲學傳統。在科學誕生之前的許多世紀里，其實根本談不上科學對哲學的影響，自然哲學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哲學家也對科學不感興趣。只有當科學發展到能夠對人類文明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時，科學才有可能對哲學產生影響；只有當哲學家有興趣明確地對科學進行真正的哲學反思時，科學哲學才有可能產生。因此，對科學進行有意識的真正明確的哲學反思是哲學家的工作，而不是科學家的工作。盡管早期科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曾對科學概念與科學基礎問題有所思考，甚至發生爭論（比如，牛頓與萊布尼茲關于時空概念的爭論，牛頓與惠更斯關于光的本性的爭論等）。但這些思考與爭論的目標多數是為了解決科學問題，而不是對作為整體的科學進行哲學反思。如果我們把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看是自然科學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之一，那么，在此之前的哲學家盡管在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方面有所貢獻，甚至也強調科學實驗或科學方法，但在總體上并不能算作是對科學的哲學反思。這樣，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四種觀點。

第三，“科學哲學”這一名稱本身已經在嚴格意義上隱含了兩個預設：一是自然科學已經同人類的生活與實踐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復雜的領域，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二是哲學家能夠根據邏輯、認識論、方法論、本體論甚至社會與文化等不同觀點，對科學進行全面反思，而且，他們反思科學的這些視角通常是根據自己持有的哲學觀來確定的。這就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種觀點。因為科學早在分析哲學正式誕生之前就已經成熟，而且也已經有哲學家對科學作出過多視角的哲學反思。雖然維也納學派的誕生與分析哲學相關，也被公認為是第一個科學哲學流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科學哲學史研究的起點。現在的問題是在第二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之間作出選擇，也就是在惠威爾與康德之間作出選擇。#p#分頁標題#e#

我們知道，惠威爾于19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用“科學家”來替代原來的“自然哲學家”的稱呼，還出版了《歸納科學史》和《歸納科學的哲學》等有影響的著作，開創了科學史研究的新形式和深化了科學方法的討論。但是，從哲學史的發展來看，康德是近代以來以講授哲學為職業的第一位哲學家。在他之前的哲學家都是業余哲學家，也就是說，都沒有把哲學作為自身研究的職業來對待。康德在轉入專門研究哲學之前，精通當時的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比如，他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一書中提出了關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說”來否定神創論，并用引力與斥力概念描述宇宙的變化發展。康德在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靠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等著作的相繼問世奠定的。康德認為，我們只能知道自然科學向我們提供的知識，但這些知識為什么是可靠的和普遍的，需要作出進一步的論證。為此，康德把他的哲學任務之一定位于回答普遍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并且還提出了為自然科學知識如何可能提供論證的一套概念體系。在康德的哲學中，不僅充分體現了科學對哲學的影響，而且，康德認為，哲學就是為科學知識提供辯護，并通過這種辯護使科學知識擁有合法性。

第2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正文】

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碩果。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顯然是不夠的。科學也是一種社會系統或社會體制，并且科學知識本身同社會條件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還需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元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難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起步較晚，加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誘人的應用前景，使得科學社會學研究正方興未艾。尤其是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大有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社會學的趨勢。本文對元科學研究的這一發展趨向作了評析，認為：（1）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難以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2）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科學哲學的這種局限性，從而促進其深入發展，而且也為整個元科學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3）科學社會學（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學哲學對科學內容本身作深層的研究。

一、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盡管關于什么是科學哲學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一般說來，人們基本上還是傾向于將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下面的一門二級學科。更確切地說，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主要探索下列問題：（1）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2）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3）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4）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學哲學要比科學本身的實踐站得更高：科學從事的是對事實進行解釋，而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p.2）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洛西將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將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看作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約翰·洛西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似乎科學存在著一種超歷史的結構或方法論規則，而科學哲學可以站在科學之上，運用超歷史的元科學概念，揭示科學的程序、結構或科學解釋的邏輯。二是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他們將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從而將邏輯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考慮則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純粹局限在認識論范圍內研究科學，完全忽視了社會學的因素，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

應當肯定，傳統的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分析，關于科學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對若干元科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等等，對于推進和深化科學認識論乃至整個哲學的研究，無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由于他們對于分析、還原和邏輯方法的強調和運用，使得科學哲學幾乎成了一門與科學研究相類似的相當嚴格和精密的學科。他們發起的“科學的哲學”運動盡管后來遭到失敗，但的確曾經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輝煌的時期，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哲學的發展。因此，從歷史的觀點看，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此定位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是對于推進哲學還是科學研究來說，也許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頗性；首先，雖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是它本身卻應當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它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若是按照傳統的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和認識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這種角度嚴重地忽視了科學在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一重要特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往往并非單獨地從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研究；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公共）性的事業，其中個人的行為要受到社會目標和規范的強烈影響；還有任何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往往不能脫離社會對技術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和偏頗性，將認識因素和社會因素密切地聯系起來，更進一步說，如何將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有機地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應當說，托馬斯·庫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庫恩提出的兩個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可以說既是科學哲學又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解釋科學的動態過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究竟是怎樣發展的。在他看來，這種“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就是說，必須描述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必須分析傳遞和加強這個體系的體制。知道科學家重視什么，我們才有希望了解他們將承擔些什么問題，在發生沖突的特殊條件下又將選擇什么理論。”（［2］，p.286）由此可見，盡管庫恩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帶有嚴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庫恩對于糾正傳統的科學哲學片面強調“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溝通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和科學心理學的聯系，開辟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貢獻是巨大的。

自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理論以后，科學哲學逐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歷史主義者們大大超越了傳統的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更多地關注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他們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即歷史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主義者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

然而，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一種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仍然沒有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邏輯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也就是說，歷史主義者最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于是，科學哲學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關于科學進步的問題。本來，如果真正從這社會歷史的觀點看，科學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首先，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先進的物質手段從事科學；其次，人們可利用的知識和信息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增長；還有，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和發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在分析哲學的框架內，用純粹邏輯的觀點來解決，科學進步問題卻變得極為艱難。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科學哲學家們至今還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兩難困境：要么堅持某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學進步標準來說明科學的進步性；要么接受庫恩的觀點即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由此可見，要使科學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應當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進一步開拓視野，積極吸取其他元科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使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科學社會學的新視野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它們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哲學主要地將科學看作是一種認識，往往使用認識論的范疇（如“理論”、“因果性”、“實驗”、“假說”等等），對科學側重于進行方法論或認識論以及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研究。然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在本質上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將科學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科學在社會中逐漸體制化的過程。于是，科學社會學往往使用社會學的范疇（如“體制”、“規范”、“分層”、“權威”等等），對科學重點進行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具體地說，科學社會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一，與其他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樣，科學也是一種社會體制。“科學可以被樸素地表達成由許多科學家個人組成的共同體：他們觀察自然界，互相討論他們的發現并且把結果記錄在檔案中”，“在可能達到的最廣泛的范圍里，致力于建立觀點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正常運行是通過許多公共的或社會的形式來實現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里的科系、學術社團及科學雜志，它們致力于各種各樣的公共活動，象科學教育，發表科學論文，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展開辯論，或者對于著名的發現授予正式的獎賞。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們注意到了公共性影響，如教育課程的設置、研究傳統及研究綱領。每一個科學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種各樣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員或知名科學權威，并且受到公共行為規范的制約，如‘普遍性’或‘無私利性’等。”（［3］，p.13）科學社會學（至少是“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將這些公共建制、活動、影響、角色、規范等等看作是“科學的基本要素”，強調“如果不去探求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彼此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那么就無法理解科學理論的地位，無法理解這些理論當初是怎樣被設想出來的。”（［3］，p.13）這就是所謂“內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和出發點。概括地講，“內部的”科學社會學，按照齊曼的觀點，是以科學發現為背景，研究的是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

顯然，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的研究綱領大大拓展了元科學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研究。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已經觸及到用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僅僅是綱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學哲學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難能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歷史案例中去尋找科學發展的邏輯。相比之下，科學社會學不僅使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切切實實地推進了這方面研究。例如，科學哲學中提到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等等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那里已經不再是一種智力抽象，而轉變成為切實的研究對象。至于科學哲學中非常突出的“客觀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問題，科學社會學則用社會學的術語重新加以闡述。約翰·齊曼甚至提出了“社會學的認識論”的概念。在他看來，“社會學的觀點不僅闡明了科學的‘方法’；它也說明了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3］，p.159）他指出，“代替強調科學的認識方面的哲學透視，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采取社會學的觀點。”（［3］，p.149）這些話可能有些夸張，但是，對科學內部作社會學的研究對于科學哲學來說至少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其次，開辟了許多關于元科學的新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例如，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關于無形學院的研究，關于科學交流體系的研究，關于科學獎勵制度的研究，關于科學家行為模式的研究，關于科學中的社會分層的研究，關于社會中的科學家的角色研究和關于科學評價的體制化研究等等，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于理解科學內部實際的社會運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更重要的是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探討，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對科學的控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后果等等。科學社會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相反，它更強調科學“這種社會建制植根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完成一定的社會功能，并且和其他體制一樣，和法律、宗教、政治權力等等聯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學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科學通過技術以巨大的力量導致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科學的發展既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不恰當的應用而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科學又受到社會的巨大影響、制約或控制。從經濟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技術上的需求，社會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方向；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從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無法脫離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受到這種文化環境的制約。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將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工具，使它服從于各種社會需要，而且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科學的體制及其自身的活動方式。當然，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制約或控制也會有雙重效應：一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壞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給科學與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毫無疑問，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對于元科學研究來說，帶有革命性的變化。它的意義在于：

首先，突破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史、甚至“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學本身的活動范圍內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那就是科學正在改變著整個社會，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改變著科學。用約翰·齊曼的話來說，“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使科學自身內部的活動方式變得面目全非，并且這種力量正在向著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的核心滲透：而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這種情況。”（［3］，p.11）也就是說，如果切斷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系，即將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忽略不計，而單純地研究科學本身，則多少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只是從“內部”研究科學，其視野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學術活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為科學而科學”。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的確，科學是一種條理化的知識體系；它采用了獨特的方法；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們做出的發現。然而，它更是一種與整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體制；它是一種實現各種社會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質設備；它是教育的主題；它是文化的資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類事務中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科學‘模型’，必須把這些相互差異、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聯系起來，并且統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將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聯系起來加以綜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開辟了元科學研究從理論走向現實的更廣闊的道路。由于對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忽視，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它們所建立的各種科學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學作為學術活動的模型，離科學作為社會體制的現實情況有很大距離。相比之下，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更著重于關注科學的社會現實：究竟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通過技術影響社會的？社會又是如何實際地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科學在現實社會中的現狀是什么？它將如何發展？科學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負面影響？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既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它所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可以說，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為著重運作的關于科學技術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否取代科學哲學

很明顯，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科學社會學同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來研究的科學哲學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而且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學社會學大為不同，它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不是從社會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而是強調要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因素的關系。這便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兩者之間的互相競爭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蘊含著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夠而且應當取代科學哲學，來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項“強綱領”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或超驗的特性，也不存在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這樣的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應當徹底地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材料來處理。（［5］，p.3）這無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學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為內容的科學哲學應當終結，關于科學知識的一切應當讓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研究。我們認為，這種見解不僅是相當偏頗的，而且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個側面，它根本無法代替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本身作正面的認識論的研究。我們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維·布盧爾在他的《知識和社會建構》一書中對“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闡述。布盧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純粹是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看待的。”（［5］，p.5）他認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循以下四條原則：①知識社會學是研究原因的，即關注那些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其它類型的原因，它們與社會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識社會學公平同等地對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都需要得到解釋；③知識社會學的解釋風格是對稱的。例如，用同樣類型的原因來解釋正確的信念和不正確的信念；④知識社會學是反身性的，從原則上說，它的解釋模式應當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否則社會學將是對它自己的理論的反駁。布盧爾將原因、公平、對稱和反身性這四條原則稱之為是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定義。（［5］，p.7）由此可見，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科學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產生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它甚至根本不關心科學知識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這樣一些對科學知識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立場，將所有科學知識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為“結果”；它將研究重點放到了科學知識的外部，放在社會條件或原因上面，即側重于研究是什么樣的外部的社會條件或原因導致什么樣的科學知識的產生。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科學知識不能說沒有新意，也許是頗有意義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角度僅僅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科學知識，而且過多地強調這個側面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其一，正如約翰·齊曼所批評指出的，“固執的社會學家可能大大地過高估計了社會利益的影響和其它科學以外的考慮”，從而“鼓勵從在科學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發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結論”；（［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學知識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等認識因素，而事實上這也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毫無疑問，離開了人的認識，社會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學知識也無從產生。

其次，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局限性。勞丹認為，“任何認識社會學的解釋至少必須給出存在于某個思想家Y的某種信念X與Y的社會狀況Z之間的因果關系。（如果社會學的解釋具有‘科學的’意義的話）這就要求助于一條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處于Z類狀況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數的）信仰者都會采取X類信念”。（［6］，p.217）但是，在勞丹看來，盡管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工作，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其解釋還是“過于粗糙，遠遠達不到起碼的確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勞丹這樣的科學哲學家以外，還有象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對知識社會學最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之一卡爾·曼海姆都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前景表示懷疑。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內部科學史的范圍，并且大量地獨立于非純科學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則斷定說：“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6］，p.220）一般說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困難及其局限性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特定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其二，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從宏觀上講比較說得通，而從微觀上分析比較困難。例如，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學科中，發展較快、成熟較早的是經典力學。但是，我們很難說明經典力學中的每一個定律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許比較適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經驗性很強的科學知識，但很難研究近現代那些理論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科學知識。因為前者離社會現實比較近，或許同社會條件有某種直接的關系；而后者離社會現實比較遠并且已經高度數學化。更進一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知識可以用理性解釋的范圍內似乎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內工作”，才有“廣闊的天地。”（［6］，p.222）當然，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范圍的限定未免有些絕對，但是，他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來代替科學哲學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顯然，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科學哲學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對科學知識的研究趨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將科學知識僅僅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他們不希望、也不可能對科學知識作比“自然現象”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將科學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問題擱置一邊的結果是，將科學知識等同于文學知識、道德知識、宗教知識或別的什么知識，使得科學知識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文化知識的特點。這樣一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在否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同時，實質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所作的研究，因為既然科學知識同其它別的文化知識沒有什么根本區別，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其二，進一步為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敞開大門。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學觀點。確切地講，他們認為，默頓學派的局限與不足就是與實證主義哲學的聯系，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學觀點的支配下，為科學社會學轉向科學知識內容的研究作出貢獻；并且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論證這些新的哲學觀點。（［7］，p.228）而這些所謂的新的哲學觀點最主要的傾向之一，那就是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正如布盧爾所明確承認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依賴于一種相對主義。它采取了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早先提出的對稱性和反身性兩條原則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們得到如何評價）都將以同樣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釋。”（［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來論證哲學觀點，那么勢必強化相對主義的觀點：首先，科學哲學中所探討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其真實的含義只不過是“主體間性”，即“許多人的意見一致”。這就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觀點。其次，正如齊曼指出的，“知識社會學原則的嚴格應用看來必將導致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科學僅僅是在理智領域中許多相互競爭的世界圖像當中的一種，而且它并不優越于一個社會團體能夠贊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統方案，例如，贊德人的著名的巫術信念。”（［4］，pp.119—120）這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由此可見，如果說費耶阿本德從科學史的個別案例研究中得出認識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結論，從而宣告科學哲學的終結的話，那么，這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則試圖以更一般的經驗研究來強化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可是，他們竟沒有想到，科學哲學的終結同樣也意味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終結！

【參考文獻】

〔1〕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馬斯·S·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劉＠①jùn＠①jùn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5〕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Lmager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第3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

關鍵詞：維也納學派；邏輯經驗主義；思想來源

中圖分類號：B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40-02

“維也納學派”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石里克教授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學家創立的，卡爾納普、克拉夫特、萊姆塞、約根森、馮?賴特等人是這個流派的重要代表。邏輯經驗主義運動以經驗主義傳統為基礎，邏輯分析是它鮮明的特征，該運動在歐洲大陸以及北美各國影響巨大，演變成為一種廣泛流傳的哲學思潮。邏輯經驗主義是“維也納學派”提出的，由于實證主義的影響，邏輯經驗主義有時也被稱作邏輯實證主義，或者直接稱為新實證主義。它是20世紀20年代在經驗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思想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邏輯經驗主義也是分析哲學的主要依據。

一、維也納學派

1924年，由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哲學教授石里克先生倡議，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學家組成了哲學討論小組，這個小組是維也納學派最初的形式。這批哲學家中，有卡爾那普、科拉夫特、紐拉特和韋斯曼等一批當時知名學者。他們是這個討論小組的初始成員，隨著影響的逐漸擴大，物理學家伯格曼，數學家哥德爾等人也加入了進來。至此，由石里克先生倡議組成的這個討論小組成了歷史上著名的“維也納小組”。在1929年，他們擬定了自己的綱領并公布于世，這就是著名的《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小組》綱領，這個綱領的頒布也意味著維也納學派宣告正式形成。

維也納學派根據其科學的世界觀，認為哲學必須是科學的哲學，而當時的哲學還不是，因此哲學必須接受改造。在當時的哲學氛圍中，分析哲學影響很大，維也納學派的改造之路異常艱難，但他們十分重視經驗主義傳統，這也使得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在分析哲學的浪潮中不斷顯現，他們又研究了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將他們邏輯分析思想提取出來，加入到經驗主義中，由此形成了以經驗主義為基礎，以邏輯為手段，利用科學的模式，將哲學全面改造一種新的思路。

30年代是維也納學派的全盛時期，在這一時期，維也納學派編輯出版了正式機關刊物《認識》和“統一科學叢書”，并與歐洲各國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召開了五次國際科學統一大會，實施《國際科學統一百科全書》的編輯計劃。到40年代，由于石里克的身亡和政治原因，維也納學派主要成員移居英美等國，從此，哲學史上的維也納學派不復存在。

二、維也納學派的思想來源

維也納學派思想來源十分廣泛，因為早期維也納小組成員來自各個領域，不僅有哲學家，還有數學家、物理學家等。哲學家休謨、密爾、孔德和馬赫的思想深受維也納學派重視，維也納學派批判性地接受他們的思想：首先，他們把休謨的反形而上學思想吸收消化，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其次，他們利用孔德的實證主義構建自己的思想平臺，甚至把自己的思想稱作“新實證主義”，用以強調孔德實證哲學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后來，他們又發現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體系，這個邏輯體系使他們看到了邏輯分析在清除傳統形而上學中的力量；之后，馬赫的經驗主義又為他們提供了構建其知識論和世界觀的基礎。

傳統經驗主義和現代科學成果深深啟發了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他們將休謨、孔德、馬赫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對比，同時又吸收了弗雷格、羅素、懷特海、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分析思想，以及采用黎曼、彭加勒、赫爾拇霍茲和愛因斯坦的經驗科學基礎和方法，等等。他們想要建立一種統一的科學，即把在不同科學領域中的研究者的成就聯系起來。為了建立這樣一個統一的科學，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一種方法可以把他們所提倡的實證主義和傳統的經驗主義區分開來。由此，他們建立起了自己科學的世界觀，他們為這個世界觀規定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來自經驗的知識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礎上，而由此形成的世界觀是經驗主義的和實證主義的。第二，科學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邏輯分析的運用為標志的。”[1]443

經驗主義和邏輯分析思想深深影響著維也納學派，他們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對哲學進行改造，由此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哲學改造運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對哲學進行徹底的改造，使哲學完全成為一種科學的哲學。休謨和馬赫的經驗主義為其提供思想動力，赫爾拇霍茲和愛因斯坦的經驗科學基礎為其提供物理學方法，羅素、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分析方法為其提供邏輯手段，再輔以科學的模式，維也納學派對哲學的改造運動由此展開。但在后來，石里克、亨普爾等一些邏輯實證主義者，更愿意把他們的這種理論稱為“邏輯經驗主義”，為的是突出該學派的經驗主義特征。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因為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和維特根斯坦進行過多次交流，這些交流大多是圍繞著《邏輯哲學論》而展開的，在這個過程中，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影響著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他們從維特根斯坦那里獲得了諸多的啟發。因此也可以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和邏輯思想也是維也納學派的思想的直接來源。

除了受到像休謨、馬赫、維特根斯坦等這樣一些哲學家的個人影響不同的哲學傳統也給維也納學派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在維也納學派的發源地――奧地利的哲學傳統就對他們的思想產生了非常重要影響。奧地利的哲學傳統是經驗的實在論，這與德意志的先驗唯心論哲學傳統是對立的，他們有著根本的不同。這兩個哲學傳統突出表現在經驗的實在論與先驗唯心論的對立，革新形而上學與保護形而上學之間的對立。因此，“只有在這種特定的哲學歷史條件下，馬赫才能建立他的現象主義或一般所說的實證主義，從而維也納學派也才可能在馬赫哲學的基礎上借助現代物理學、數學和邏輯學的發展創立新的實證主義，即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2]71-72

在實證主義方面，維也納學派繼承了孔德和馬赫實證主義，對其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因此，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理念中，實證主義也是重要的一員，為了與孔德和馬赫實證主義區分開來，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理念也被稱為“邏輯實證主義”，有時也被稱作“新實證主義”。

維也納學派同樣受到了法國約定論思想的影響，這特別體現在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弗蘭克、漢恩和紐拉特的思想中[3]。約定論，強調科學史的重要性是其基本的立場，它認為科學的動態傾向和規律只有科學史才能完整的表現出來。約定論者認為，關于一個事實的任何判斷都不能由這個事實完全決定，因為每一個事實描述不僅依賴于我們用以進行描述的符號和規則的清單，還依賴于構造這個描述的目的，因此，我們要想構造出一個正確的概念，必須要選定一個特定的清單，同時構造好一個特定的陳述，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一個正確的概念才有可能被發掘出來。約定論的這些思想在維也納學派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揮。然而，實際上，這種約定論思想并沒有得到石里克的肯定，相反的，他認為，卡爾納普等人對經驗知識的基礎采用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不可取的，認為這種以約定論為特征的“反基礎主義”主張最終會完全背離經驗主義[2]91。

三、邏輯經驗主義

邏輯經驗主義嘗試以經驗為基礎，用邏輯的方法分析語言，以達到從哲學中祛除形而上學的目的。針對傳統哲學中形而上學思辨與現代啟蒙精神之間的對立，維也納學派在《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小組》這個宣言中宣稱：“以經驗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和對思辨的厭惡由于已經出現的這種新的對立，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烈了”[1]435，針對經驗科學，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科學的世界觀，并用它來詮釋所有的經驗科學。

受到實證主義和物理學家的影響，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科學知識的獲得，必須是來自于公認的并加以證實的實驗，個人經驗無法提供科學的知識。再次，關于反形而上學，維也納學派認為形而上學是毫無意義的，這一點上，他們與孔德和馬赫的觀點有所不同，孔德和馬赫只是認為形而上學是錯誤的，但并不全盤否定形而上學。另外先前的經驗主義者都沒有看到邏輯分析的重要性，而維也納學派將邏輯分析視為一種重要的方法，特別是現代邏輯的分析方法，成為他們分析和論證的重要工具。因此，邏輯經驗主義成為他們新的名片。

在邏輯經驗主義者通過對語言和形而上學的研究，發現形而上學主要的問題是“語言混亂”，兩者互相影響，但一般的科學方法根本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所在。維也納學派成員用邏輯分析方法對“語言混亂”進行了嚴格的分析，終于找到解決形而上學問題的方法。他們稱之為新的哲學方法，這個新的哲學方法可以將形而上學從哲學中剝離出來。使我們得以將形而上學引發的思想混亂糾正過來。維特根斯坦對此的描述是：“哲學不是任何理論，而是一種活動”，“哲學的結果不是哲學命題，而是命題的澄清”“一切終究可以思維的東西都可以清楚地加以思維，一切可以言說的都可以清楚地加以言說”[4]。

由前文可知，形而上學的問題，在邏輯經驗主義那里全部被看作是語言的問題。邏輯經驗主義者認為，正確的語言是可以將形而上學從哲學中消除掉的。語言問題來源于“語言混亂”，形而上學的問題以類似的形式產生，形而上學的體系也是以類似的思想建立的。因此語言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語言的問題為邏輯經驗主義者找到解決形而上學問題的突破口，他們用邏輯分析方法去研究它，找到了它產生的原因，隨后就可以將其從科學中清除出去。

四、邏輯經驗主義的影響

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主義，受到了多個學派的影響，反過來，它也對這些學派日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改造運動的目標就是建立科學的哲學，形而上學是其所不能接受的。維也納學派為實現他們的哲學改造任務，深入研究了實證科學方法：歸納邏輯、演繹邏輯和經驗證實，并將這些方法運用到自己的改造運動中。由此引出了維也納學派以邏輯為手段的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問題。這之后，邏輯經驗主義的發展思路就一直圍繞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下去。邏輯經驗主義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不斷接受來自各方的挑戰，在論戰中發現自身缺陷、汲取對方有益的批評而發展自身理論的。在這一過程之中，邏輯經驗主義逐步放棄原有的狹隘的經驗證實觀點，即每一科學謂詞、科學命題，最終都能夠獲得經驗觀察的直接或間接證實，而采取了理論和其中的謂詞在整體上得到經驗支持的觀點。這個過程，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作用逐漸削弱，最終演變為邏輯經驗主義。同樣，在與邏輯經驗主義的論戰中，立場不同的哲學家逐步闡明自己的觀點，形成不同的的科學哲學流派。作為以邏輯分析為手段的邏輯經驗主義逐漸被大家所接受，這樣一種分析方法不僅為分析哲學，也為與此相關的各種學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陳啟偉，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洪謙.論邏輯經驗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哈勒，韓林合譯.新實證主義――維也納學困哲學史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58-74.

[4]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12，116.

[5]尚智叢，高海蘭.西方科學哲學簡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6]江怡，主編.西方哲學史：第8卷[M].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5.

第4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

作者：武瑛鵑

出版：中國城市出版社

定價：26.80元

人的潛能猶如一座不斷開發的金礦，蘊藏無窮，價值無比。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座潛能金礦。適時地進行頭腦思維訓練，就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本書完整收錄了600個充滿智慧和趣味的思維游戲，用游戲的方式全方位地開發左腦和右腦，最大限度地激發大腦中的創造力、觀察力、數字思維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等，讓你在游戲中獲得智慧，在思維中收獲快樂，讓你想不聰明都不行！

具身認知論-現象學在認知科學研究范式轉型中的作用

作者：徐獻軍著

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

定價：28.00元

本書的選題是跨學科性的，即將現象學與認知科學、哲學的理論與科學技術的應用聯系起來。坦白地講，書的結論即是書的起點。在浙江大學的十年當中，身為一個文科生，不時會有理工科的同學們問：哲學有什么用啊？現象學有什么用啊？有人認為，哲學是無用的，但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還有人說，哲學就是沒有用，怎么樣？我還就是要研究這沒有用的東西。

知識的不確定性

作者：[美]沃勒斯坦

出版：山東大學出版社

定價：25.00元

今天，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存在著知識結構的危機。各種學科都被一種信念籠罩著：仿佛知識是確定的。但是近三十年的時間表明，知識真正是，并永遠是不確定的。本書考察了不確定的知識（尤其是歷史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存在方式，并提出了如何與這種不確定性相協調的建議。

哇……發明家誕生了:TRIZ創造性解決問題的理論和方法

作者：[蘇]阿奇舒勒

出版：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定價：19.80元

這是一本令人驚奇的書。它不僅提出并解釋了很多有關發明的有效的思考策略，還介紹了很多基于物理、化學、幾何知識的手段和方法來解決發明問題，并對尚未意識到的問題預期解決方法。另外，該書組織成一種完整的理論形式，并提出一個思想家可以發展的很多種思考方法來發明對“沒有答案的問題”的解決方法。而且，錦上添花的是所有這些理論和方法都是以一種可以動手來學的方式面對讀者，作者提出了各式各樣奇妙的需要發明創造的實際問題，讓讀者運用在TRIZ理論中所學的技巧來解決問題。

本書通過27個實用創新法、78個發明難題和解答，教會你解決原以為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該書體系完備，系統合理；分析翔實，深入淺出；圖文并茂，語言生動，是掌握創新理論和方法的必備讀物。

科學技術與社會導論

作者：[澳]布里奇斯托克

出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定價：25.00元

本書從人文、社會和經濟等角度對科學技術進行了多方位考察。本書討論的主題包括：科學共同體、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科研倫理、科技爭論、產業革命、科技經濟學、科技政策學、科學技術與欠發達國家、科學技術與人類未來。本書各章均提供有豐富的文獻和閱讀指南。本書視域廣闊、論題廣泛、案例豐富、聯系實際、語言深入淺出。

本書適合于廣大的青年學生、教師、科技工作者以及一般公眾閱讀。

信息資源價值論:信息文明的價值思考

作者：楊文祥

出版：科學出版社

定價：79.00元

本書的信息資源價值論研究是在圖書館學信息資源建設理論的專業基礎上，在當代人類社會由工業一半工業文明向信息一知識文明轉型和人類的社會信息化、全球化歷史進程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展開的一項學術研究。

本書通過對信息資源與人的本質、人的價值及價值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對人類的信息資源價值實踐與信息文明建設之間的內在聯系的深入探討，系統闡述了信息資源與人、人類社會、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未來發展之間的價值關系，由此構建了一個具有鮮明理論特色的信息資源價值論理淪體系。

現代交通新科技

作者：李作敏

出版：人民交通出版社

定價：28.00元

本書是《全國地方交通行政干部培訓教材》叢書之一。全書共十章，第一章介紹了交通科技概況，第二至四章介紹了公路規劃勘測設計，橋梁與隧道建設、公路客貨運輸技術，第五至第七章介紹了港口建設、航道整治、船舶運輸技術，第八至十章介紹了環境保護與交通安全、交通信息、物流技術。

怎樣當一名科學家

作者：劉華杰

出版：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第5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

比利時現象學家貝耐特（Rudolf Bernet）早在1990年就對當時的現象學研究作出這樣的評價：“作者們還沒有對他們所描述的在世界中的生活（life in the world）的事實進行充分的思考，生活世界現象學就繁榮了起來。”[1]20年之后，我們的教育學研究卻同樣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對很多哲學概念還沒有充分地領會和把握，就已經將它們引進了教育研究當中。十幾年來，“教育回歸生活世界”或“教學回歸生活世界”不僅是熱門話題，也是爭議極大的焦點。“生活世界”已經成為教育學界使用最多的現象學術語之一。然而，在理解和厘清這些紛繁復雜的教育學術觀點之前，我們需要首先對生活世界這個概念加以分析和厘清。

一、現象學與生活世界

1.“生活世界”的源起

“生活世界”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對它的研究幾乎就是從現象學開始的。哲學意義上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是胡塞爾現象學中影響最大的概念之一，在他的晚期理論中尤顯重要。而且隨著胡塞爾著作的不斷整理出版，關于生活世界的文獻越來越豐富。最新出版的胡塞爾全集第39卷《生活世界――論預先確立的世界及其建構，1916―1937手稿》仍然以此為主題。從中期著作《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1910）第一卷到晚期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1937），我們可以看出，對“生活世界”的關注，其實貫穿了胡塞爾的大半學術歷程，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也布滿了現象學的發展史，并輻射到諸多研究領域，教育學也是其中之一。

“生活世界”這個概念雖然運用廣泛，但胡塞爾本人并未給予它一個精確的定義。研究胡塞爾現象學的各位學者中，倪梁康先生在《現象學及其效應》中寫道：“生活世界的最基本含義當然是指我們各人或各個社會團體生活于其中的現實而又具體的環境”；[2]德國現象學家黑爾德（Klaus Held）在他的《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現象學》一文中稱生活世界是“comprehensive horizon ”[3]（無所不包的視域）；丹麥現象學家扎哈維（Dan Zahavi）簡單地在隨文注中將生活世界稱為“the prescientific world of experience”[4]（經驗的前科學世界）；美國現象學家索科拉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則寫到“生活世界，也就是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5]。各位學者對生活世界的描述都很簡潔，但又對它進行了大篇幅的研究，顯示了生活世界問題的重要性，并暗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簡而言之，生活世界就是我們隨時隨地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最為直觀和最為切身的“日常生活世界”，那個還沒有被語言、觀念、符號抽象化過的世界，一個直觀的、未經人類理智加工的本真的世界。胡塞爾也用“周圍世界”或“生活周圍世界”來表達這個概念。這個世界就是我們時時處處沉浸在其中，須臾不可離之的日常生活。當然，它的哲學意義還需要更深入的領悟與分析。

2.“生活世界”的現象學意義與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重新反思

“生活世界”在胡塞爾這里獲得一種意義：這個世界對于整個人類精神，尤其是人類精神高度發展的成果――哲學與科學而言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現代社會早已是一個科學化的社會，然而科學的迅速發展并沒有如同啟蒙時代人們所期望的一樣，將人類帶入一個更加幸福的世界。胡塞爾通過對歐洲人精神發展的研究發現，西方的哲學與科學并不那樣“客觀”也不那樣“公正”，甚至“持有一種對他們來說是構造性的成見，即對一個在真理自身之中可以被把握到的客觀自在存在之成見，因而遺忘和超出了前科學的生活世界”。[6]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胡塞爾追溯了從伽利略開始的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的第二部分，詳細而準確地描述了自然科學是怎樣從生活世界中發展出來，又是怎樣一點點忘掉生活世界的。其中，從伽利略開始的對數學、自然的新的研究方法，即超出直觀可見的世界去尋找精確的“規律”的研究方法，不僅提供了一條新的認識路徑，還激起了人們研究關于自然的數學知識的熱情。很快，科學研究從社會的邊緣角落進入了公共視域；科學家成為值得信任的有識之士，科學的品質成為受到推崇的美德。逐漸地，自然科學式的思維方式占據了人們的精神世界，這種思維方式將整個世界在人們的觀念中塑造為自然科學式的世界，如同很多人相信教育是有理性的規律可循的，相信教育和學習的過程可以被數字化地描述，達至一種精確的數學表達――只要我們稍加反思便可以發現，主流的教育學及其理想形態，正在與這個世界一起被“塑造為自然科學式的世界”。

在抽象化、體系化和數字化的科學世界中，科學活動的前提和過程是容易被忽略和遺忘的，“自伽利略起，理念化了的自然就開始不知不覺地取代了前科學的直觀的自然。”[7]人們的生活越發受到科學的深刻影響，卻同時忘了科學知識真正的起源正是那個作為基底的“生活世界”。不僅如此，科學被當做一個僅僅靠自身便可客觀獨立存在的對象，這種觀念不僅將實證科學推上了一個至高的主宰地位，還產生一種更大的威脅――“當代的危機所造成的結果就是科學、哲學和生活意義之統一性的完全喪失”。[8]與生活意義脫節的科學和哲學帶來了思想的板結化，使科學與哲學喪失活力，甚至使人受制于由人創造出來的科學和哲學。這便是胡塞爾所說的歐洲科學危機，也是歐洲精神的危機，乃至是整個現代性的危機。

胡塞爾嘗試解決這個危機的方式便是重新反思“生活世界”對于科學與哲學的意義，他深信哲學擁有一種適切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9]生活世界現象學之所以可以更新我們對科學的認識，乃是因為科學是一種“理想化的‘發展產物’。所有理想化及其意義基礎都起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使這些理想化得以可能并且引發了這些理想化”。[10]也就是說，整個科學世界的意義基礎都在于那個我們日日沉浸其中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這個生活世界使得科學的誕生成為可能。

生活世界理論與以往那些極力維護科學的“客觀性”和“普適性”的觀點截然不同，認為：一切科學，也即是那些從目標到方法都致力于制造精確客觀性的知識，并非擁有其自身所宣稱的那種獨立于認識行為的“客觀性”。因此，“客觀自在”的概念和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來自于另一個“理念世界”的絕對可靠的東西，科學知識在誕生的過程中，其起始點就是無時無處不包裹著人的那個前科學、前符號的生活世界。因此，要理解科學的客觀性和可靠性的來源及其限度，就必須從生活世界這個根源開始，重新理解科學。

并且，生活世界不是一個靜態的世界，等待我們去捕捉、去重返、去回歸。“生活世界始終具有‘發生―歷史’的特征，它是一個由人所構建的、實踐的周圍世界。這個周圍世界作為許多周圍世界中的一個處在歷史及其傳統的視域之中。”[11]因此，生活世界既是積淀的，又是當場被構成的，它始終處在一種動態當中，始終包裹著我們的整個存在和一切行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原先從生活世界中構建出來的一些東西會逐漸沉入生活世界當中，成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生活世界正是這樣生長、變化、擴展，又在這樣的生長、變化、擴展中，生長出每一個時代的科學與哲學，生活世界也因而成為構成意義世界的基礎。

3.“生活世界”問題的文獻基礎和研究路徑

胡塞爾身后，生活世界現象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世紀之交都成為哲學家們關注的問題，關于生活世界現象學的文本越來越多。在胡塞爾原著中，《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1937）和《經驗與判斷》（1938）是兩部較為重要的著作。除此之外還有胡塞爾全集第13至15卷《交互主體性現象學》（1973―1975）、第39卷《生活世界――論預先確立的世界及其建構，1916―1937手稿》（2008）等等。

重要的現象學家們關于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的研究還可以參見：《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生活世界與科學》（1979）、《新的胡塞爾――批判讀本》（2003）、《胡塞爾―― 一線哲學家的批判性評價》（2005）第五卷等著作，本文提到的多位現象學家都有論文收錄在這些文集當中。

在其他現象學家那里，“生活世界”也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概念和主題。法國存在主義者、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是較早研究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的學者，在他的《知覺現象學》中對“身體―主體”和“在世存在”的探討中多處進入生活世界問題。奧地利社會學家、現象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z，亦譯許茨）是最早將現象學用于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之一。生活世界在他的筆下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他在《社會的意義建構》及其后的一些作品中都涉及過生活世界問題，并且對生活世界的社會性有較多的探討。德國學者哈貝馬斯（Habermas）在對交往行為理論的研究中也討論了生活世界的問題，并對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有較多討論。

除此之外，一些現象學圈外的哲學家，如維特根斯坦、羅蒂，分別都對生活世界問題有或多或少的觸及。對這些研究著作（及這里沒有提到的其他更多著作）的閱讀和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世界這個概念，也為我們將這個現象學概念引到現象學之外的教育語境下做好準備。

二、生活世界概念的教育學意義

在對“生活世界”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我們可以開始思考教育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問題，并審視近十幾年里關于“教育回歸生活世界”的各種如火如荼的爭論。

1.教育離開了生活世界嗎？

幾乎所有關于教育與生活世界問題的研究，都將教育脫離生活世界作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前提事實。我們常常可以讀到諸如這樣的觀點“對生活世界的遺忘，這是一個真實的教育問題。……進一步說就是科學世界對教育的壟斷問題。”[12]“制度化教育產生以后……道德教育越來越從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孤立起來。”[13]然而，在現象學的立場上，教育真的脫離了生活世界么？

首先，教育學的抽象化、理性化程度不足以與近現代自然科學相比。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教育學既不是奠基于精確的自然科學，也不是來源于嚴格的現象學。雖然總有一些人努力地要將教育學“科學化”，但至少到目前為止，整個教育并沒有被數學化的改造―也就是說教育既沒有自然科學般的精確性，又不具備現象學般的嚴格性，教育學“作為一門科學尚未開始”。①

其次，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直觀性，這一特點在胡塞爾著作中多次有所描述，而直觀也是現象學最為基本的方法之一。事實上，教育學本身就極為注重教育教學中的直觀，“直觀性原則”從來都是最主要的幾條教學原則之一，從直觀的經驗中學習也從來都是學習的重要途徑，這種對直觀性的強調是其他自然科學乃至很多社會科學都不具備的。雖然教育教學中的直觀不能等同于現象學的直觀，但這種直觀的意識和對直觀的重視使得教育學與生活世界現象學在一個極為重要的平臺上擁有對話的可能。

再次，教育以及教育學的工作領域和胡塞爾所考察的近代科學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個研究核物理的科學家可能專注于原子的聚變和裂變，而忘卻了這樣的研究既可能造福于民，也可能毀滅一切……然而，教育者的工作時時刻刻都是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教育活動，本身就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沒有不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教育。教育本就站在生活世界和科學世界之間，一方面面對著大量的理論、觀念、方法；另一方面又飽含著各種經驗、習俗，和日用而不知的慣習。

“我們知道我們永遠處于生活世界中。”[14]――胡塞爾的這句話昭示了生活世界其實是一個不可能脫離的世界。而教育學者們揭示的教育中出現的工具化、應試教育、理論脫離實踐、教材繁難偏舊等問題，是教育中現實存在并且亟待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卻另有其根源。

2.現象學要求“回歸生活世界”嗎？

教育永遠處在生活世界當中，因為“生活世界是永遠事先給予的，永遠事先存在的世界”。[15]一些支持“教育回歸生活世界”的學者常常會提到胡塞爾的“面對實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也許這句話常見的另一種翻譯“回到實事本身”和常見的英譯“back to the thing itself”留給人們一種“回歸”和“重返”的印象。然而，Zur Sache selbst中并無任何一詞有“重返”或“回歸”的意思。胡塞爾也從來沒有提出過返回生活世界，更沒有將生活世界作為反對科學的理由。生活世界現象學的目的是重新建構科學認識的過程，并非要將整個生活拉回前科學的世界，也并非要停留在前科學的直觀領域。同樣，反思歐洲科學的危機絕不是要取消科學的研究，而恰恰是要更好地理解科學。連胡塞爾自己都說“唯有科學才能最終克服這個起源于科學的困境”。[16]

因此，“教育回歸生活世界”在現象學的意義上，本身就是一個假問題，不論是贊成“教育回歸生活世界”還是反對“教育回歸生活世界”都沒有真正理解教育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教育需要的不是重返或回歸生活世界，而是返回自身去反思教育與生活世界的關聯。當然，教育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得出了一些有益和有啟發性的成果，但這并不是現象學意義上的研究，更不宜把“回歸生活世界”的觀點和胡塞爾聯系起來，也許這些學者可以轉而建立另一種邏輯自治的理論。

3.“生活世界”可以被教授嗎？

很多學者在看到生活世界的人文性之后，提出將“生活世界”納入教學的改革設想，目的在于克服現在的教學中工具化、技術化、應試化等各種無視人的內心世界、無視學生的現實生活的現象。例如，岳偉就提出過“我們認為，與科學世界一樣，生活世界的內容也應該被納入課程資源的范疇。這是因為，生活世界不只是一個感性的世界，而且也是一個豐滿的文化―歷史世界”，甚至“關照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當做是一種重要的課程資源”。[17]這樣的想法充滿對教育實踐的改革熱情，然而這種思路本身是值得省思的。

首先，生活世界本身是前科學化也是前觀念化的世界，這個世界的特點就在于其未分化、未被符號化。這個前科學的世界一旦被整理為某種“資源”或“知識”，這種“整理”“被納入課程資源”的行為，事實上就對生活世界本身進行了觀念化、符號化和抽象化。這個課程中的“生活世界”已經不是生活世界本身，而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不再具有非主題性、直觀性等生活世界才具有的特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旦被課程化的生活世界，也就失去了其作為生活世界的意義。

其次，與系統的科學知識相比，這種從生活世界中剛剛被提取出來的“課程”還是一種較為初步的精神產品，很難說其教育價值比科學知識更高，也很難說教授這樣的“相關生活世界的知識”就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而這樣的做法也反映了對現象學“生活世界”理論的另一種誤解。總的來說，生活世界不是一個可以被教授的世界。

三、關照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與實踐

1. 生活世界與教育研究

首先，教育與生活世界的關系不是一個教學論問題，而是一個教育哲學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還有相當多的問題等待我們去研究。教育不僅要關照生活世界，教育也塑造著生活世界，同時，教育自身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生活世界現象學對于教育學研究的意義首先在于讓我們明了生活世界是意義的基底，提醒我們教育學在走向科學化的可能道路中，不要忘卻生活世界里生長著它的根。

其次，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學非常著迷于使自己“科學化”，急于在科學的世界中得到承認，整個現代教育學不斷往科學化的道路上滑過去。這種科學化不僅表現為教育學越來越多地借助甚至依托科學的術語、方法、框架作為研究教育問題的路徑，更表現為以科學的標準來衡量教育研究的水平與價值，將教育學置于科學的規訓之下。關照生活世界的教育研究要求研究者破除教育學的科學化盲目崇拜，建立一種批判的教育科學觀。因為，教育研究本來是屬于科學世界的，而真正的科學一定要包含對自身的反思，尤其不要陷入遺忘生活世界的境地中去，教育學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向前看（發展教育科學），另一方面也不能忘了向后看（回顧生活世界）。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教育的意義乃是從生活世界中生長而來。要真正解決教育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我們同樣需要從生活世界這個基底開始反思與審視，教育這個充滿文化意義和寄托了人類希望的世界，究竟是怎樣建構起來的。教育學要建立自身對生活世界現象學的理解，而不是重復哲學界的研究結論。如果說社會現象學家舒茨思考的“社會的意義建構”是發現了社會學中核心的問題。那么“教育的意義建構”就不僅是對教育來說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是對人來說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是真正的教育學問題！

2.生活世界與教育實踐

生活世界現象學對于教育教學實踐活動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這種意義并不在于簡單地使教育“貼近”生活，而是讓我們在教育教學中如何更好地實現學生的意義世界的建構。

首先，在知識方面，加強科學教育中的科學史與思想史的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世界對生活世界的遺忘是一種歷史性的遺忘――科學忘記了自身的過去和自身的歷史。要避免這種遺忘，我們就需要知道科學知識及其他知識是怎樣從生活世界中逐漸超越而出的。在小學，可以從科學發現的故事開始講起，讓學生知道科學其實源于生活中的驚異；在中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科學課程中，可以將學科發展簡史融入課程；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學生應該系統地學習科學史和思想史，對于科學知識不僅知其現在而且知其過去，不僅知道高度符號化的科學形態，也知道這些科學形態的知識是怎樣從人的生活世界中生長出來的。

其次，在能力方面，要培養學生的反思與批判性思考能力。現象學是一種反思的哲學，其“反思”的理念已經廣泛影響到了其他學科。同時，“反思”也是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應該具備的思維品質。在學校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反思、批判的思考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具備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學生更有可能對所學的內容進行深入的思考，從而從我們日日沉湎于其中的知識世界中“蘇醒”過來，并有利于培育一種有批判性的科學精神。

再次，在態度與價值觀方面，培養健全的科學觀和歷史觀。現在的教育中，與科學知識和科學品質（勇于探索、認真嚴謹、實事求是等等）相比，對學生的科學觀的關注和培養仍然很不夠。這造成了學生雖然掌握不少科學知識，卻缺乏健全的科學觀來將科學的知識與技能整合到整個生活當中去。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教給學生科學，更需要培養學生尊重科學、熱愛科學、反思科學、將科學放到整個人類的生活當中去學習和思考的科學觀。這樣的科學觀的形成應該被作為科學教育最為主要的目標之一。

“生活世界”不是一個輕飄飄的理論，它背后有著對現代社會中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生活世界問題本身是豐富的，教育中的生活世界問題更是意義重大的。本文在這里進行討論的，僅僅是其中處于起點的一小部分，后面還緊跟著一個豐富的教育現象學的世界。但是，在進入這個世界之前，首先需要教育研究者們跳出“回歸生活世界”這個簡單命題，對現象學的基本理論和生活世界現象學幾十年的發展有較為準確和深刻的認識，這樣，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從直觀出發考察和建立教育的意義世界，將這個有著豐富教育意蘊的現象學概念適切地運用于教育研究與實踐當中，并且在研究與實踐中發掘教育的生活意義與倫理價值。②

注釋：

①胡塞爾在創立現象學的早期曾經說過，它（哲學）作為一門科學尚未開始，當時他是飽含著一種對哲學的嚴格性的追求和對學科的責任感寫出這樣的話，讀來讓我深受感動，因為我也深深地感到，教育學作為一門科學，同樣尚未開始。

②生活世界的倫理價值在本文中雖未涉及，但在生活世界現象學中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也是具有教育學意義的問題。

參考文獻：

[1]Rudolf Bernet. Husserl’s Concept of the World[A].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C]. Vol.V. New York:Routledge,2005:19.

[2]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131.

[3]Klaus Hel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the Life-world[A].The New Husserl：A Critical Reader[C].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58.

[4]Dan Zahavi. Husserl’s Phenomenology[M].Stanford.Cal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35.

[5]索科拉夫斯基.現象學導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144.

[6][8][10][11]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修訂版）[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273,273,275,275.

[7]張廷國.重建經驗世界――胡塞爾晚期思想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121.

[9]David Carr. The Lifeworld Revisited: Husserl and Some Resent Interpreters[A].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C]. Vol.V. New York:Routledge,2005:5.

[12][17]岳偉.論教育實踐的生活世界轉向[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6(6).

[13]張華.論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8(1).

[14][15]胡塞爾.生活世界和科學世界[A].倪梁康主編.胡塞爾選集[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1084,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