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作用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新經濟政策作用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闡述了斯經濟的概念與內涵.借鑒美國 發展 新經濟的經驗.提出了我國發展新經濟的時策。
1新經濟的發展與內涵
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繞后·明確把經濟安全作為對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經濟利益放在對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大市場為塞礎，創出了長達100多個月的超長經濟增長周期，伴隨著低通漲、低失業率、持續強勁增長的經濟態勢.使美國進人了“新經濟時代”及產業調整時期，其產業結鉤過去傳統的三大支往產業—建筑業、汽車業及鋼鐵業轉到了現在以電腦訊、航天和 金融 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態。山于美國的經濟信息產業的迅速突進.對基因層次生命技術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的成就等.可以認定:新經濟來抓于知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按術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術和 網絡 經濟之上的一種經濟:知識經濟追求的是知識創新、創成為新經濟的心。而網絡在經濟空間的大最使川.則是新經濟的最是以 現代 化高新技術產動力的新發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場靄木，成長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點，而且經濟達不依賴千大規模物流為特征的物質，它依靠的是一種信息鏈.譬如網絡傳輸的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生物技術傳輸的是籠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術的本質特征是知識與創新。
新經濟是扣對舊經濟而言。說明了知識資本的形成和積篆?？梢允谷祟愔涞馁Y該得到量和質的全面提高，成為推動經濟墩長新的動力。以網絡為摧礎的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能創造巨大的價值.而且還以幾伺數峭長。新經濟對比舊經濟，其不同特征是增長動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網絡及信息為增長動力:二是生產方式不同，它以集約型為主;三是交換方式不同，它以 電子 商務為主要交換手段;四是經濟主體交往不同。新經濟趨向全球一體化;五是資薄共享。它對人類的供給適無限的、對人類的需求也是無限的。;過對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網絡成長的背后是微電子及 計算 機和網絡技術的支律;集約化生產的下面是知識資本和金錢資本的換位的互助，電子商務普及前提是信息網絡平臺和社會信用休系的建立，經濟一體化不僅意味著分工的深化.味著新一輪利潤再分配的起。在新舊經濟更迭中。在生產力形態上，“新經濟”是“淚經濟俘的延仰。在生產關系形態上。新經濟沖是“舊經濟”的揚亦和異化.因之.沒有傳統的生產就沒有現代方式的銷魯.沒有人力的資本化就沒有傳統資本的退出空間，一新經濟扮的騰躍踏板正是舊經濟，，新們經濟是扣互滲透，融合和轉化的。新經濟既是一種理論上對傳統經濟 規律 的挑戰也是一種對現實經濟形態的沖擊，是關于經濟變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經擠代表了未來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轉的發展進程.因此將逐步出現翻天賈地的交化，新經濟會給人類帶來福音.
2美國發展新經濟的啟迪
美國新經濟的形成約用了10年的時問.美國經濟之所以新。發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為技術革命—以數字信息為伙心的技術開發的突飛猛進;二是因為投資革命—以風險投資為主導的在信息科技領域的投資狂潮.把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作為國家的重要發履戰略.形成美國式的”新產業政策”.從70股紀90年代初，信息技術和設備投資作為固定資本投資大幅度增長.擴大了美國總資本存量.使資本形成規模.構成新經濟的主導產業井取代傳統產業，成為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標志著美國已從 工業 經濟向新型的信息經濟、從后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同時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對過度干預、其宏觀經濟政策已不僅是將重點放在總量的簡衡上.而更注意結構闊整l創造一個有利于私營 企業 創新和競爭的商業環境;保證政府對研究開發的充分投入.硯已成為僅次于國防投人的聯邦預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礙政府與企業開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環境法制，完善領導機制.推動技術開發、應用與擴散。建設面向即世紀的支撐和泥進工商業的圣礎設施.實現軍事和民用產業的技術據礎一體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勞動力隊伍.不斷創造以知識為纂確的新經濟。工資成本是西方國家生產成本的第一大項.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就大大放松了對勞動市場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和靈活性.使得9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大低于經濟增長率.這一點對美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至關重要。即低失業與低工資并存。目前，美國正處于一個飲速革新、井由它帶來經濟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時代.
第2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1969年的種族沖突事件促使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新經濟政策”，消除貧困尤其是馬來族農民的貧困成為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社會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馬來西亞政府并沒有采取專門的濟貧措施，而是通過為農民生產提供各種支持服務，促使其在生產發展中擺脫貧困。
1971年，馬來西亞開始推行農村綜合發展戰略，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實現農業部門的現代化。為此，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建設，為農民發展生產提供支持。這些支持項目主要有：(1)開發土地，增加耕地面積，安置無地農民種植經濟作物。至1987年，馬來西亞共實施了422個土地開發項目，開發土地76萬公頃，安置無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農田基本建設，建造水利灌溉工程。兩個大規模排灌工程——吉蘭丹州的吉姆達計劃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達計劃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產種子和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作物產量，擴大油棕、可可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對換種高產作物提供補貼。(4)實行價格補貼制度，減少市場風險，保障農民的生產利益。由于稻米種植是所有農作物種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門，為了保證稻農的利益，馬來西亞政府對米價實行補貼。在1986～1990年間，政府在給稻農補貼上的開支達到3.968億馬元，1991～1995年間，補貼開支達3.98億馬元。政府還建立國營銷售系統和稻米烘干、碾磨、貯存一條龍的綜合企業，為稻農提供種種方便，減少中間商對稻農的盤剝。(5)建立支持農業的信貸機制，為農業生產提供貸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農貿市場，讓農民直接出售農產品，以獲取較好的價錢。馬來西亞這些支持農業生產的措施對提高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政策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衛生醫療條件；二是對貧困農民實施救助和幫扶。
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在全國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網絡。馬來西亞農村衛生服務系統分為兩級，即衛生中心和社區護士站。衛生中心有醫師或?？漆t師，服務人群1.5萬～2萬人；社區護士站服務人群約3000—4000人，能處理多種醫療問題，包括分娩。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全部免費，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繳付很少的費用，貧困地區和醫療條件差的地區的農民還可以減免費用。政府還定期對鄉村衛生服務質量進行改進，尤其重視對農村衛生設施、設備和技術的不斷更新和提升。進入21世紀后，馬來西亞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級衛生保健診所，部分助產診所也可提供更多的衛生保健服務。
為了加快農村地區的脫貧步伐，1989年，在“新經濟政策”即將結束之際，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專門的反貧困計劃，即特困人員發展計劃。政府將特困家庭登記在冊，并設計一系列適合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項目，以增加其就業機會、提高其收入。這些項目包括小型貿易、家庭手工業、家畜飼養、水產養殖、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生產等。政府還為貧困家庭提供無息貸款和培訓、改善住房條件、為孩子們提供食物和教育資助等。至2000年4月，馬來西亞共發放7.672億馬元的無息貸款，大約有15。35萬名貧困者從中獲益。除此之外，聯邦土地發展機構還給那些因傷殘無力工作以及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直接經濟救助，每人每月可獲得50馬元的救助，一個家庭每月最高可獲250馬元的救助。總共有7000個貧困家庭獲得救助。
在第七個馬來西亞計劃期間(1996～2000年)，馬來西亞實施了一個專門幫助土著少數民族脫貧的計劃。該計劃的資助形式主要是鼓勵土著少數民族參加各種能夠增加收入的活動，如土地開發、蔬菜種植、零售業、家庭手工業等。在新土地開發和安置計劃中，共有8100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益，涉及土地面積達1.98萬公頃。到1999年底，1.582萬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得了7900萬馬元的補貼，土著少數民族的貧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馬來西亞開始實行“國家遠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這一時期，政府繼續實施一系列類似的反貧困計劃，資助對象主要是邊遠地區的土著少數民族。
在以上反貧困計劃中，政府一方面對無生產能力的貧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還為農民提供住房、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和衛生醫療等社會服務。到1995年，72%的農村貧困家庭通了電，65%的農村貧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飲用水；77%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診所，還有汽車牙科醫療隊和診療所、村衛生隊、飛行醫生為邊遠的農村地區提供醫療服務。由于實施特困家庭發展計劃，農村地區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
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農村社會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希望以此促進貧困農民通過自身努力來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擺脫貧困。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讓農民及其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對6～15歲兒童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為了使《義務教育法》在農村地區能夠切實有效地執行，馬來西亞的農村發展計劃及反貧困計劃都將學校建設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到1995年，馬來西亞94%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所小學，60%的貧困家庭能在同樣范圍內有一所中學。如今，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為兒童提供11年的免費教育。與此同時，政府還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提供各種教育資助，例如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免費課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農村教學設施，提高農村教學質量也是政府特別重視的內容。近年來，一些鄉村學校的設備不斷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學生的農村學校被合并，以便保證學生能夠享有更好的教學設備和學習環境。為了使邊遠農村學校跟上科技發展形勢，馬來西亞發起了一項農村學校無線因特網培訓和教育計劃，為農村學校提供計算機等相關設備，為學生和老師進行信息通訊技術的教育和培訓。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是政府設立了國家高等教育基金，為家庭貧困的學生提供財政資助，使馬來西亞青年都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
除了保證讓農民子女接受正規的教育外，馬來西亞還特別重視農民自身能力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農民提供有關農業耕種以及工作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培訓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產能力；二是為農民提供工業培訓，使其能夠受雇于非農部門，或自己在農村地區和城市中心從事商業活動。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個馬來西亞計劃中，政府在培訓和咨詢方面的開支達到2800萬和3.417億馬元。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處理農村的社會問題時，往往將其與農村的生產發展聯系在一起，在發展中解決社會問題。因此，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相關內容往往包涵在經濟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中，政府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不只是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轉型重建社會、維護國家團結?！巴ㄟ^項目方式來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和為不分種族的所有馬來西亞人增加工作機會來消除貧困”，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馬來西亞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沒有實行專門的消除農村貧困計劃，而是將消除農村貧困貫穿于各種農村發展計劃之中，通過為貧困農民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增收渠道以及生產服務，使其擺脫貧困。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末期實施了專門的反貧困計劃，但反貧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過各種生產發展項目為貧困農民就業、增加收入提供各種機會和支持。
第二，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
在各個經濟發展時期，馬來西亞一直將消除貧困特別是馬來農民的貧困作為其奮斗目標。但由于奉行“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的原則，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并不主張對農村貧困人口實行過多的現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其反貧困計劃中，只是對那些因傷殘無力勞動或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經濟救助，而對其他人則通過提升其素質和能力來使其擺脫貧困，具體表現為在農村地區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培訓體系，以此來促進農民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而使農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從事更高收入的工作。這反映出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特別重視“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在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無論是在資金的投入還是各種社會服務組織機構的建立中，政府都起著關鍵作用。如表1所示，馬來西亞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呈不斷上升趨勢。在20世紀70、80年代，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主要關注農村地區，政府是農村發展資金以及農村教育和衛生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亦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等為農村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首先，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發起的各種農村發展項目。在吉打州，約有70%的農村發展項目由私營部門負責運作，政府機構對其進行監管和評估。只有30%的項目直接由政府機構運作。私營部門除了直接參與投資開發外，還為貧困人員提供技術培訓、工作機會、實物和財政資助等。非政府組織也在國家的反貧困計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馬來西亞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簡稱AIM)是一個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自1987年以來，該組織利用政府分配的3億馬元的無息貸款為6.9萬個貧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務，使其能夠有機會從事小商業和家畜飼養業。AIM還為一些潛在的服務對象實施了特別預備項目，以促進貧困家庭的自立。
第3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關鍵詞：工業集聚；基尼系數；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4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堪稱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林毅夫等，1994)，但同時也出現了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等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國政府希望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然后能夠帶動內地發展的這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良好愿望至今沒能實現(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計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數，結果顯示除了1978～1985年有緩慢下降外，地區差距呈持續擴大的趨勢。他們對人均GDP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的基尼系數貢獻率和彈性占主導地位。范劍勇、朱國林(2002)做了類似的計算，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過了60％。由于第二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工業，所以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地區間工業生產規模上的差異。
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中國家在經濟開放后均出現了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地區差距擴大背后一個更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均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業的生產行為總是傾向于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生產集聚是由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創造的，交通運輸成本、產品的差異性和產業的規模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Krugman，1991a,b；1993)。規模效益遞增和前向后向聯系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勞動力的流動，那么生產的集聚本身就將會導致地區差距。近年來的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對中國地區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Hu(2002)構建了一個空間集聚模型來解釋中國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認為由于沿海地區擁有發展國際貿易的地理優勢，因此沿海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工業集聚。雖然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地區內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轉移，但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滿足了工業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正向反饋效應而使集聚經濟得到加強，從而導致了地區差距的不斷擴大。黃玖立(2006)構建了一個兩國三地區模型，認為對外開放將會打破空間分布的穩定，從而誘發“中心一”結構的形成，而在不對稱的情形下，具有地理優勢的地區往往會成為中心。該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差距的演變。
在對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從新經濟地理的角度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制造業的集聚問題，其結果是支持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并表明中國的地區差距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Gao(2004)實證研究了技術外部性、自然優勢、當地市場條件和對外開放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種經濟力量對工業集聚均有顯著的影響。他們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與此一致的結論。
盡管已有文獻對影響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做了細致的計量分析，但卻均是將工業部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前國有工業在中國工業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主體地位，并服務于當時中央政府的發展戰略，處于政府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同時，受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工業企業的布局并非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大型工業布局基本上遵從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因此當時中國工業的集聚模式實際上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工業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國有企業提高其自身經營活力，增強競爭力的改革措施，此時各種經濟因素開始對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產生影響。但是由于此時“國有企業依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等，2002)，政府對國有工業部門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因此，研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各種經濟因素在國有工業生產布局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同時，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非國有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證實(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對于縮小我國的地區差距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區域聚集特征
雖然由于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自由流動，中國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設的那樣存在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機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保障了工業集聚所需勞動力的供給，并由于集聚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后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使得工業集聚得到加強。范劍勇等(2004)的研究也認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流動加速了沿海地區產業的集聚，同時也緩解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日益顯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的研究表明中國大多數工業行業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趨勢；梁琦(2004)、吳學花、楊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剛(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國部分制造業已顯現出較強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將衡量收入差距的洛倫咨(Lorenze)曲線和基尼(Gini)系數用于衡量行業在地區間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si和sj分別是省份i和j的工業在全國工業中
所占的份額，s為是各省份在全國工業中所占份額的平均值，n為省份的個數。本文計算出了1987~2003年中國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同時還分別計算了國有工業與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見圖1)。
圖1顯示，1987～2003年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呈穩步上升趨勢，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間中國工業生產的集中趨勢是逐漸顯著，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當我們將工業進一步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后，圖2顯示，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較國有工業更為顯著。1987年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為0．559，遠遠高于國有工業的0．385。此后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雖在一些年份出現了輕微的波動，但從長期看仍呈上升趨勢，到2003年達到0．666；而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在此期間內的變化則較為平緩，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國有工業比國有工業出現了更為明顯的集聚特征還表現為，1987年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省份有江蘇和浙江，二者分別為18．1％和10．3％，而沒有一個省份的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到2003年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已有四個，分別為江蘇16．5％、浙江12．6％、山東11．5％和廣東19．8％，國有工業比例則只有山東接近于10％，為9．6％。上面描述的種種現象均表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比國有工業更為明顯，說明中國地區間工業生產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的不均衡分布，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國有在我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研究結論(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導致工業生產空間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地理條件的差異則首要表現為沿海與內陸、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金煜等(2006)計算的工業產值排名顯示，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到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屬于沿海地區，更具體的講這些地區都屬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環渤海地區。Wen(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制造業產值25456．01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產值的30．23％，遠高于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在圖2中我們描繪了1987-2003年東、中、西三大地區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分別占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比重的變化趨勢。由圖2可以直觀看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地理分布均表現出上述特征。1987年東部地區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2．85％，此后該指標趨于緩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現緩慢攀升的勢頭，到2003年其值為55．11％；而中部地區則呈不斷下降的態勢，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間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雖然有過短暫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則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為17．75％。而三大地區間在非國有工業生產上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在此期間內東部地區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區則呈持續下降趨勢，中部地區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區則由8．09％下降到6．29％。
三、計量模型、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獻以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解釋產業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工業集聚現象，就不能不考慮各項政策的變更對工業集聚的影響。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強調了政策因素對中國地區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證實了各項政策變量顯著影響了中國的工業集聚。因此，我們建立基本的回歸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省份的第t年，ui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x為隨機擾動項。SOEit和NSOEit分別表示國有與非國有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這是借鑒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為一組經濟地理變量，New-Geography為一組新經濟地理變量，Policy為一組政策變量。
(二)變量定義
1．經濟地理變量。影響地區工業生產差異經濟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本文通過設置東部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的方式來捕捉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金煜(2004)125I使用層次線性模型發現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對工業產出的影響顯著為負，其認為可能是因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差異很大，而且自然條件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從而不利于工業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數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這一變量來控制地區文化差異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由于直轄市的經濟功能與其它省份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務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經濟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制造業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設置了直轄市(city)這一虛擬變量用以控制。
2．新經濟地理變量。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強調了產業外部性和人力資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業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Venables，1996)，以及運輸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決定企業選址中的重要作用。為了檢驗這些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中國工業集聚的解釋力，本文選取了以下指標：(1)居民的消費需求水平。一個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越會吸引企業到該地集聚。同時，企業的集聚也將引起人口在當地的集聚，提高當地的工資水平，這又進一步提高了當地的消費水平，從而產生產業集聚的良性循環。一地區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于該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還取決于當地的人口規模，因此本文最終選取一地區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GDP)來衡量該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2)企業數量(Enterprises)。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外部性以及人力資本外部性越強，就更能吸引企業的集聚。同時，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市場需求也越大，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產業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區工業企業數占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例來衡量該地區的企業數水平。(3)工資水平(Wage)。一地區工資水平越高，一方面
會吸引勞動力在當地的集聚，從而有利于工業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資水平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由于工資上漲而使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時，將不利于工業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區人均職工工資作為衡量一地區工資水平的指標。(4)人力資本水平(Hc)。一個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新進入的企業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較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較低的R&D成本，企業獲得的創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一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運輸費用。Krugman(1991a)強調了運輸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如果只考慮成本因素而不考慮其它因素，企業將會選址在具有最低運輸成本的地方，既要顧及到消費地，又要顧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區內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該地區內的運輸費用，也降低了該地區與其他地區間的運輸費用，因而一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并不一定會促進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取決于交通條件改善對工業生產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應和分散(dispersion)效應的比較(Wen，2004)。若集中效應大于分散效應，則交通條件的改善將會吸引工業的集聚；反之，則不利于工業集聚。本文選取了公路密度(Road)來衡量一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另外，城市化的發展本身也會促使如法律體系、交通通訊網絡等各類基礎設施的改善，這顯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吸引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歷史與預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強調了歷史和預期對產業集聚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由于預期因素較難控制，因此我們選取了一地區1987年國有工業(SOE87)和非國有工業(NSOE87)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來該地區發展工業生產的歷史條件。
3．經濟政策變量。(1)對外開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法，擴大了產品的出口，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也有利于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總額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地區的對外開放度。(2)金融發展(FINDEV)。金融發展由于在動員儲蓄、分散風險、甄別項目、監控企業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積極的作用，因而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其對工業集聚也會具有顯著影響。本文以金融機構貸款占GDP比重來衡量一地的金融發展水平。(3)財政支出(FISC)，我們定義其為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財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從理論上來說政府過多的參與經濟活動將可能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資源配置機制，從而不利于工業的集聚。
(三)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業產值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WWW．Cei．gov．cn)，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統計數據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別說明的基礎數據均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以及相關年份各省市統計年鑒。由于海南和兩個省份的數據缺失較嚴重或沒能得到，因此我們將這兩個樣本刪除；另外重慶市直到1997年才直轄，我們按照傳統的做法將其歸人四川省。本文最終得到28個省級單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四、計量分析結果及說明
本文使用Stata8．0軟件對模型(1)和(2)進行擬合。當模型中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ui與解釋變量相關時，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歸就有可能因遺漏變量問題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此時我們采用固定效應變換以將偏誤消除，同時為每一個截面設置一個虛擬變量，采用啞元變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計模型；當ui與解釋變量不相關時，可以通過隨機效應變化，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誤差項的時序相關。主觀判斷模型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將通過Hausman檢驗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同時，由于我們還關注地理區位以及其他一些隨時間不變的解釋變量對工業集聚的影響，若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模型將會將這些變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時我們將用隨機效應估計模型，并以LM檢驗來判別隨機-效應是否存在。我們對所有隨時間而改變的變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進入回歸模型，使得這些變量在成為被解釋變量之前已經被決定，以減輕模型的聯立性偏誤。估計結果見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模型I是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Hansman檢驗結果是顯著的支持了固定效應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礎上加入了經濟地理變量，此時我們使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而LM檢驗結果表明模型顯著存在隨機效應，在變換了估計方法后，除去變量Urban外，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模型Ⅲ中我們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兩個反映歷史因素的變量，同時為了避免該兩個變量與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嚴重的共線性而使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干擾，我們在模型Ⅲ中刪除了Coast，同樣采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LM檢驗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沒有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我們將影響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因素。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對國有工業的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由于三大直轄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業基地，歷史因素導致了其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變量Minority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文化差異并不影響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SOE87和NSOE87兩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高度顯著，表明歷史因素顯著影響了國有工業的布局。具體來說，歷史上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將顯著影響此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歷史上具有發展非國有經濟傳統的地區則不利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地市場需求(GDP)和企業間“前向”與“后向”聯系顯著促進了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Wag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雖然梁琦(2004)認為當勞動力可流動的時候，公司傾向于定位在接近較大市場的地點，承受較高的工資，較高的工資反過來又吸引勞動力的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市場從而吸引產業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國存在的是一個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戶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前提并不滿足，因而工資水平與國有工業集聚之間正向關并沒有足夠理由說明高工資將導
致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我們更愿意認為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于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滯后，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因而其生產的布局并不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所致，而人力資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運輸條件(Road)與國有工業集聚的負相關關系也可以從上述觀點中得到解釋。(3)經濟政策變量。金融發展(FINDEV)和財政支出(FISC)分別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和正向影響，這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和銀行信貸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國有企業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對國有工業集聚作用的不顯著似乎只能以國有工業自身效率的低下來解釋；經濟開放(FDI、Export)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可能主要是經濟開放加劇了市場競爭，而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由于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并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性負擔，其經營效率也沒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雖然經過了20多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布局的影響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這三個模型的估計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確的是雖然變換了估計方法和刪減了變量，但這三個模型中估計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因而其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
將影響非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變量。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三大直轄市由于其作為城市經濟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務職能，因而不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響非國有工業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歷史因素也顯著影響著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歷史上某地區具有較高國有工業存量不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集聚，而非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有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聚集。本地的消費水平和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人力資本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設施的改善卻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負向作用，這點同Wen(2004)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這表明交通條件改善對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分散效應大于集中效應，但一地區法律體系、通訊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改善卻是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3)經濟政策變量。對外開放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金融發展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集聚，雖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國金融部門在信貸資金配給上存在嚴重的偏向國有企業以及歧視非國有企業的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開放后非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資源由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轉移的漏損渠道(盧鋒、姚洋，2004)，這保證了非國有工業必要的資金融通，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政府的財政支出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現象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此期間中國的工業集聚特征日益顯著，而這主要又是由于非國有工業集聚程度的不斷上升，非國有工業較之國有工業具有更為顯著的集聚特征。我們對影響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因素所做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由于國有企業改制的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導致了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生產布局的影響仍然很微弱；而非國有工業由于產生并成長于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其生產布局顯然受經濟因素的支配，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和經濟政策因素均對其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由于我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歸結于地區工業生產布局的差異，而工業生產在地區間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布局在地區間存在巨大差異，因而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加快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對外開放等應該是可以被重點考慮的政策手段。
第4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5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01
傳統經濟模式下的弊端已在逐步被社會所改革，社會逐漸進入一個全新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傳統經濟模式中的優點與現代化的經濟模式進行全面的結合運用，其以知識經濟、虛擬經濟及網絡經濟為主要內容，以科學技術為依托，以高科技人才為背景。它讓企業逐漸擺脫舊有模式的束縛，逐漸進行新經濟時代下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及發展，在具體經濟政策的具體操作下，進行技術及商業實踐方面的良性合作，取得較大的經濟效益，提高本企業的經濟增長率、減低社會的失業率，提高知識在企業中的貫穿度及企業的高技術化及全球化，進行全球新興共享，達到雙利雙贏的目的。[1]那么企業如何進行創新和發展，具體辦法如下：
一、引進創新性及復合型人才資源
相對于傳統舊模式的經濟而言，新經濟是在全面利用全球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上，以市場為具體依托，及時更新本企業的信息網絡技術，及時引進高新技術產生，不斷地進行創新性發展，維持可持續性前進的步伐，對企業進行本質上的調整，這就要求企業引進大規模的創新性及復合型人才資源，以便適應面對劇烈的市場競爭而引起的企業內外部在環境方面產生的變化。在具體引用的時候，注意創新性、復合型、團結合作性及個性化的人才特點，改進企業的工作氛圍，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注意力。[2]例如說：由于新經濟時代的影響，現在的人才的思想較為開發，專業技術過硬，自信性強，所以企業他們創造一個合適他們發展的、比較激勵的及充滿朝氣的工作環境，這樣便于激發人才的創造能力，提高本企業市場競爭力，培養人才為企業事業發展共同努力的奮斗目標。除此之外，企業應該信任、尊重及依托員工，給予人才更多的權利，讓其成為自己工作的領導者，對其進行不斷的培訓和學習，激發人才的潛在的能力及其天賦，使得企業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充分地調動人才的工作積極性。除了工作氛圍以外，人才還需要一種積極進取及團結合作的合作環境，企業應充分考慮到每一個人才的具體的行為習慣，給予及時的包容，培養一種潛在的企業文化意識，共同促使企業健康快速地發展。
二、將機遇與聯盟有機整合
人才固然重要，但是有機的整合才能使其能力全面地發揮出來。在企業具體的經營管理模式時候，企業應及時地進行組織管理模式方面的調整，通過有效的方法將本企業的人才有機地聯系起來，組一個統一團結、虛擬經營的實體，隨時應對市場的新機遇及新挑戰。除此之外，企業還需通過信息技術的聯系，與企業外部的有利資源建立一種平等合作、公平競爭的聯系，便于企業在面對世界市場突發的事件的時候，能夠與合作盟主，及時地對企業內外部資源進行及時地優化，降低風險，并提高自己在產品設計、生產、銷售及服務方面的能力，及時地進行企業戰略目標的改進，不斷地創新內部的經濟管理模式、組織結構、市場策略、人才資源、產品形態及服務方向，突破企業原有的具體存在形式，弱化企業結構的具體操作模式，通過借助外力的作用，對自己進行重新定位，提高企業內容結構操作的靈活性、敏捷度，將企業內部的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提高企業市場的應對能力，順應時代的發展需求，增加企業抗風險能力，人才團結能力，在新經濟時代巨大的背景下，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3]在機遇和聯盟有機結合的情況下，改進企業財務組織模式，降低產品的成本，減少浪費，節約人力、物力及財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為人才提供安全的生活工作保障，讓人力資源在具體財務安全的保障下擺脫束縛得到更好的運用及發展，提升企業的發展空間，增加企業的競爭能力及產品的經濟效益，讓企業在世界化經濟潮流中得到堅實的樹立及健康的發展和允許。
新經濟時代帶給人類以全新的世界面孔，其主要特點就是網絡化、信息化及知識化，改變了企業原有的發展戰略模式及衡量能力的準則。在全新的時代經濟模式下，企業如何改進及創新經濟管理模式是至關重要的。知識型人才作為重要因素及企業資源管理者、整體規劃者、管理咨詢者和改革推動者，這些角色使其成為了企業在市場上開展有利競爭的重要的戰略手段，為企業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在此基礎上，企業能夠順利地進行更深層次方面的探索及嘗試，尋求到適合本企業發展的組織經營管理模式。[4]
參考文獻：
[1]陳玉娟.知識溢出、科技創新與區域競爭力關系的統計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2013（06）.
[2]趙倩.淺談新經濟時代下企業財務管理的創新方向[J].中國商界（下半月），2010（10）.
[3]楊再紅.論新經濟時代背景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與發展[J].現代營銷（學苑版），2011（01）.
第6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轉型升級；“三新”；統計制度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2003
一、引言
當前我國正處于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和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深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興起，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新經濟加速發展。新經濟的成長，有效緩解了工業調整的下行壓力，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家統計局用“三新”一詞，來統稱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的新經濟①。這是從企業經濟活動性質、服務載體形態、要素組合模式等方面對新出現的經濟活動予以總體描述。新產業是應用新科研成果、新興技術而形成一定規模的新型經濟活動。新業態是指順應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需求，依托技術創新和應用，從現有產業和領域中衍生疊加出的新環節、新鏈條、新活動形態。新商業模式是指為實現用戶價值和企業持續盈利目標，對企業經營各種內外要素進行整合和重組，形成高效并具有獨特競爭力的商業運行模式。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走向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原有統計制度已經無法準確全面地反映新經濟活動以及新動力成長情況，對科學認識和把脈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發展態勢造成了較大困擾。統計部門有責任把“三新”情況搞清楚，把“三新”有多大體量搞清楚，把“三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搞清楚，以客觀反映新舊動能轉換的現狀，為中央和地方研判經濟形勢、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數據參考和信息支撐。
盡管國家統計局正在研究建立與“三新”相關的統計制度，有的地方也在對新經濟統計工作進行探索實踐，但總體上都面臨很大困惑和挑戰，這給統計改革創新提出了新課題。為了深入探究“三新”納統癥結及其對策，我們對全國縣域綜合實力十強縣（市）之一、新舊動能轉換迫切的福建省晉江市等地進行了專題調研。
二、案例調查：管窺晉江新業態
地處福建東南沿海的晉江市依靠發展民營經濟和制造業創造了“晉江模式”和“晉江經驗”②。近幾年，為應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新變化，積極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晉江選擇了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經濟結構調整之路。大力發展高端裝備機械、新材料、光電信息、海洋生物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晉江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16%，高端裝備機械和新材料總產值分別突破百億元。
做大做強現代服務業，晉江抓住“互聯網+”發展趨勢，積極培育電子商務（跨境電商）、文化創意、城市商業綜合體、現代專業市場、現代物流等新型業態，取得了重要成效。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1―7月，晉江市服務業占三產比重同比提升16個百分點，達337%，特別是規上其他營利業（包括互聯網、信息服務、文化體育等）營業收入增長627%。但是，由于統計制度方法等問題，許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難以納入到現有統計體系里，也無法體現在主要經濟指標上。
為了揭示“三新”的體量、進展和成效，我們依托晉江市統計局對晉江跨境電商、文化創意、城市商業綜合體等部分新業態進行了調查統計和實地調研，盡管由于各種原因導致統計數據不準確，但從中依然可以窺測出其發展規模和運行態勢。
電子商務是晉江市新業態中發展勢頭較好的，初步估算有兩千多家電商企業（包括開展電商業務的傳統企業）。近年來，晉江市委、市政府大力發展跨境電商，出臺了《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八條措施的通知》《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八條措施的補充意見》《晉江市跨境電子商務發展行動方案》等鼓勵扶持政策，包括出口退稅、減免租金、銷售額抵租金、獎勵補助等各種優惠措施，分別建成了初具規模的跨境電商洪山園和和陸地港跨境電商產業園。
跨境電商洪山園于2016年2月正式啟動，面積3萬多平方米，受益于晉江鞋服產業的穩固發展和便捷的物流優勢，吸引了當地企業入駐、大學生創業、深圳等外地電商企業設立子公司；陸地港跨境電商產業園于2013年啟動建設，以建設集通關服務、倉儲服務、電商物流、商務辦公、人才培訓、生活配套為一體，營業面積有1430平方米。截至2016年6月，兩個園區共有78家跨境電商運營企業和50家配套服務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商戶從業人員622人，營業收入7420455萬元，營業面積774798平方米。78家跨境電商企業營業執照注冊類型均為法人，共有從業人員360人，營業面積達94316平方米，其中28家跨境商企業2016年上半年營業額為124286萬元，其余50家因聯系不上、企業內部規定、相關人員不配合等原因而無法得知具體營業額（表1）。
以上數據盡管不完整，但也初步可見晉江跨境電商發展成效。倘若再把漏報、少報的考慮進去，體量會更大，足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舉個例子，調研中發現一家由七個大學生于2015年畢業后創辦的跨境電商企業，主要依托晉江的產業優勢對歐美銷售鞋服，短短一年在線銷售額即逾6000多萬元，利潤達20%。
晉江洪山文化創意產業園是20世紀90年代的舊廠房變身創意時尚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前身為創建于1994年的洪山綜合區（原青陽鎮工業園區），用地面積約3049畝，建筑面積約35萬平方米，重點發展工業設計、人才實訓、電子商務和動漫設計等四大主導產業，配套發展時尚、創意體驗、休閑娛樂等三大輔助產業，力促晉江制造升級為晉江智造。目前在文創園注冊的企業有51家，共有從業人員539人，營業面積達166504平方米，其中33家企業2016年上半年營業額為58689萬元，其余18家因企業內部規定、相關人員不配合、上報營業額為“0”等原因而無法得知具體營業額（表2）。
目前晉江市主要有三個城市商業綜合體，分別是晉江福埔SM國際廣場、泉州晉江萬達廣場、晉江寶龍城市廣場。本次調查以晉江福埔SM國際廣場作為主要調查對象。晉江福埔SM國際廣場于2005年11月26日正式開業，是目前晉江市最大型綜合性購物中心之一。據調查，SM國際廣場全部可出租面積約為122621平方米，1700個露天停車位，2015年已出租114234平方米營業面積，租金總額8586萬元，同比增長20%；商戶銷售額77725萬元，同比增長29%；商戶數424個，其中個體戶372個，商戶從業人員2287人，全年總客流量為100164萬人次，同比增長130%（表3）。
三、納統之惑：新經濟統計困境
作為新經濟的代表，“三新”的核心是現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應用，以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應用為代表，帶動了整個產業形態、生產形式、組織方式、商業模式等的深刻變革，強化了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以及不同產業鏈之間的互動關系，不斷地分化、融合、跨界、變異以及與信息技術的嫁接，產生出了一系列新模式和新業態。
新經濟活動多姿多彩、錯綜復雜、變化多端，其內涵和外延不斷演變，其發展規律有待探索研究，讓人有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初步研究發現，新經濟企業具有一些共同特點，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跨界融合、混業經營。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產業鏈涉及農業種植養殖、生產制造、研發、營銷等環節，在銷售環節涉及線上和線下，生產經營橫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縱跨虛擬和實體，經營模式趨向生產和服務一體化，給統計上產業劃分、行業界定帶來較大困難。
二是規模小、數量多、變化快。新經濟企業具有信息化、高新技術、現代管理、勞動生產率較高、企業用人較少等特征，因此催生出大量小微企業，顛覆了傳統的統計觀念，對政府的統計能力是一個挑戰；在“三新”為代表的新經濟中，除新興產業單位相對穩定外，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給統計的長期監測和調查帶來很大困難。
三是抗風險能力弱?！叭隆逼髽I大多處于初創成長期，而且草根創業者居多，資金缺乏，盈利波動大，抗風險能力弱，一旦較早增加稅負、交易、制度等成本，這些企業存活難度可想而知。
在現有統計體系中，雖然也包含一些有關新經濟的統計，但內容比較零散，不成體系，尤其是針對“互聯網+”等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內容很少，難以全面、準確、及時地反映“三新”的總體規模、結構特征、運行趨勢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當前，新經濟統計面臨許多現實困難，最突出的就是“三新”統計制度層面的新經濟統計調查體系尚未建立，存在著統計分類標準修訂滯后、基本單位名錄庫更新維護不及時、全面調查有遺漏、抽樣調查代表性不強、調查手段不夠先進等問題，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存在交集，難以厘清總規模
“三新”提法是分別從產業鏈、服務形態、營利模式的角度描述新經濟，三者存在交集。如果僅僅將三者簡單相加來得出新經濟的總規模，就會有重復統計的問題。
（二）現行統計體系的產業劃分不適應新經濟活動，行業分類界定困難
例如“種植+生產+營銷”“設計+制造+電商”“研發+制造+營銷”“工業+互聯網”“電商+物流”“體育+文化+酒店餐飲+零售”“總部+連鎖”等，在一、二、三產中跨界、共生、滲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易剝離，在現行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也找不到它們應屬的門類，于是許多新經濟數據被統計到傳統行業分類中去了，沒有真實反映出“三新”的經濟規模。晉江就有許多跨界企業，比如安踏、特步、361°、七匹狼、勁霸、柒牌、信泰、匠、天福茗茶等，既有傳統業務，也有新經濟業務，但統計部門只能按其傳統主營業務進入歸類，對其涉及的新經濟業務無法單獨統計。
（三）新經濟統計內容、調查對象和相關指標不清晰、不具體
盡管國家統計局在2016年4月印發了《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專項統計報表制度》，但“三新”為核心的新經濟統計內容和指標在概念解釋上模棱兩可，調查對象不好確定。比如，跨境電商，到底該統計哪些企業，是主營業務為跨境電商的企業，還是工商登記注冊里經營業務有跨境電商這一項的企業，或者是涉及跨境電商業務的傳統企業？莫衷一是。若是前兩類企業，相對容易確定調查對象，而后者就不好確定和統計了。還有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的眾包、眾籌、互聯網金融等，是調查平臺還是涉及這些業務的所有單位？如是后者，猶如大海撈針，更是難以確定調查對象，統計部門工作量和工作難度不可想象。
由于現有基本單位名錄庫中沒有新經濟企業目錄，需要由基層統計部門組織進行拉網式地排查摸底，確定調查對象后才能組織實施調查，但調查對象虛虛實實，很難確定，導致拉網排查都無從下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許多主體是小微企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大多也是小微企業，可現行統計報表制度中采用的中小企業抽樣調查整體設計有所不足，無法及時準確反映“三新”小微企業的發展情況。
（四）新經濟統計具體操作困難重重，無法核算相關指標
由于國家對網上經營的法律和監管制度還不完善，對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交易額以及網上銷售額、零售額統計帶來較大困難。目前，統計部門無法獲取真實的電商平臺交易額和企業網上銷售額，基本是靠調查對象主動申報，數據出入較大。據了解，企業一年幾千萬元的網上銷售額，可能只報幾百萬。尤其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網上交易（C2C），大部分交易主體是沒有工商登記注冊的個人，只需要身份證認證后，就可從事網上進行買賣行為，流動性大，辦公場所隱蔽，日常統計調查中難以觀察和反映，造成電子商務銷售額數據難以統計。據了解，許多大型網上個體戶年主營業務收入達500萬元及以上，但由于無法核算，都沒有納入限額統計。
再比如，對于城市商業綜合體的統計，其租賃商戶的數據質量較難保證，以晉江福埔SM國際廣場為例，該綜合體2015年度共有424個商戶，其中364家零售業，53家餐飲業，7家服務業；營業執照注冊類型為法人的有10家，分支機構42家，372家個體戶；從業人員2287人。作為綜合體管理方，很難準確掌握租賃商戶的從業人員、銷售額等情況，而租賃商戶大多為個體戶，缺乏相應的統計臺賬、報表，填報數據隨意性很大，造成綜合數據核算難，而且有的個體商戶因稅收等原因不配合統計調查。據了解，近兩年，受電商沖擊，成本高企，城市綜合體商戶經營困難，淘汰很快，有的商戶老板悄悄跑路，租金、工資欠付，影響社會穩定，對統計工作造成困難。
（五）數出多門，“三新”經濟數據綜合核算難
目前，我國有關信息化和電子商務的統計，沒有統一規范和標準，部門之間的統計對象和統計口徑都不統一。在政府統計部門開展調查的同時，商務部門和工信部門也都有電子商務方面的統計。按照國家統計局制度規定，統計上對電子商務的界定使用狹義定義，也就是說商品或服務的訂貨（也即訂單簽署）必須基于網絡；而部門統計，往往指的是廣義上的電子商務。造成部門之間統計標準不統一、統計口徑也不統一。比如，晉江電子商務企業的數量，該市各部門迄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更別提具體指標的核算了。
（六）現有統計報表制度無法適應“三新”經濟發展需求
“互聯網+”已滲透到各行各業，形成了許多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可先行的統計報表制度尚未覆蓋這些新領域，導致漏統、少統現象頻頻發生。比如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私募基金、互聯網金融、財富管理機構快速集聚發展，但由于金融業增加值核算使用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等部門指標進行推算，而部門統計尚未覆蓋這類新興的系統外企業。
隨著“互聯網+益民服務”走向深入，互聯網在教育、衛生、養老領域融合發展，在線醫療、在線教育、養老O2O等服務業態方興未艾，但目前僅覆蓋企業單位的統計報表制度難以適應新經濟統計工作的要求。還有“互聯網+交通”，如滴滴、優步、神州等互聯網運營服務搶占了國內許多出租車市場，各地也有大同小異的移動代駕服務，個體化O2O經營模式已蔚然成風。在此新模式下，依舊按照僅1000多個樣本量的交通部門調查獲得的公路運輸總周轉量來反映道路運輸業的情況已經難以反映現實，也難以滿足新經濟發展的需要。
四、對策建議：新常態如何破局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統計部門需要積極作為，迎難而上，加強經濟綜合分析研究和預判，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敏銳把握、全面反映轉型升級、結構優化、動能轉換和供需兩側出現的積極變化，增強對經濟運行的趨勢性、前瞻性、協調性統計分析，逐步健全和完善新經濟統計制度。鑒于此，針對“三新”納統難題提出如下對策。
（一）修訂完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
把以“三新”為代表的新經濟行業劃分門類、大類、中類和小類四級類別，讓新興產業、新型業態和新商業模式中的統計對象都能對號入座。新經濟是動態變化的，其行業分類也應該是動態變化和不斷完善的，要逐漸淘汰一些相對落后的行業，吸收進來一些新興的行業。統計內容和統計指標的概念要界定清楚，做到操作簡便易行。
（二）加強統計工作協同管理
各地成立統計工作領導小組，由地方主官或政府分管領導擔任組長，統計部門承擔小組辦公室職能，加強統計工作協同管理，建立跨部門聯席工作日常機制。并將統計工作業績納入考核各部門及其干部的重要內容，實施更為有效的獎懲措施。
（三）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臺
建立數據共享機制，防止數出多門、重復建設。統計部門要加強與其他部門統計的溝通協調，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臺。建立信息共享的基本單位名錄庫，充分利用部門相關信息，建立統一完整、不重不漏、信息真實、合作共享的“三新”經濟基本單位名錄庫。
（四）破解統計數據獲取難、質量低等問題
統計部門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帶來的機遇，繼續加強與大數據企業、電商平臺、物流快遞企業在數據收集、整合和分析方面的合作，實現統計與現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破解統計稻莼袢∧選⒅柿康偷任侍狻1熱繢用電信等部門手機信號信息、信用卡消費信息等大數據，加強服務業尤其是旅游業的統計；利用電商平臺掌握的海量商品數據、交易數據來核算CPI、銷售額等指標；利用網絡流量、物流快遞、租金、人員數量、店鋪面積等要素來核算企業經營情況；等等。
（五）建立統計隊伍的激勵機制，推進統計改革創新
在增加人員編制和專項經費預算的基礎上，建立統計隊伍的激勵機制，引進信息化統計人才，加強新經濟統計制度的培訓工作，全面深入推進統計改革創新。
（六）借力打造新經濟統計智庫
聯合與借助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力量，建設更好發揮統計優勢的新型智庫，探索由“數庫”到“智庫”的新跨越。加強對宏觀經濟、重點行業和社會領域的深度分析與政策評估，提高預測、預判、預警能力，及早發現經濟運行潛在風險和隱患。
注釋：
①也有部分省市（如上海）將新經濟概括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四新”經濟。
②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時提出的“晉江經驗”。參見：《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關于晉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調查與思考》，《人民日報》，2002年8月20日，第11版。
參考文獻：
[1] 馬化騰，張曉峰，杜軍互聯網+：國家戰略行動路線圖[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2015上海產業和信息化發展報告：“四新”經濟（新技術 新業態 新模式 新產業）[M].上海：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
[3]朱敏.新型智庫人才培養管理創新思考[J] .管理世界，2016（3）.
[4] 盧克?多梅爾（Luke Dormehl）.算法時代：新經濟的新引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
[5]朱敏.“新經濟”戰略下的雙創路徑[J] .新經濟導刊[J] .2016（4）.
[6]朱克力，牛祿青.讀懂新經濟：戰略圖景與行動路徑[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第7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經濟現象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經濟的發展促使企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當今波及世界的企業創新浪潮密切相關。創新不僅涉及到企業運行機制、管理模式的變革，而且與整個社會的社會環境、制度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密不可分。在新經濟時代。良好的社會大環境是企業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新經濟的基本內涵包括：知識經濟、信息經濟、全球經濟和網絡經濟等。美國有線廣播網財經新聞把新經濟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從傳統產業改造過來的公司；狹義的新經濟則僅指電信、網絡和電子商務。聯網雜志社《新經濟百科全書》認為：“在新經濟里，人們靠腦力工作，而不是依賴雙手。在新經濟里，創新比大量生產更重要。投資人中意的是新觀念和產生新觀念的方法，不再是機器”。
引領新經濟發展的美國吸引了眾多目光的關注，美國企業在創新上表現出的活力，更是探尋發展之道的企業、組織甚至國家關注的焦點，創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開始不遺余力地鼓勵創新、扶植創新，創新成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創新也成了出奇制勝的法寶。
這一事實的說服力是毋庸質疑的，創新應該成為國家和企業發展的主題。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創新——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的。例如，同樣是發達國家的西歐各國，為什么沒有出現同樣的現象?日本在20世紀8年展勢頭直逼美國，為什么沒趕上創新大潮?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什么在相當長時期的高速發展后，反而出現了金融危機?與這些問題相對應的是，創新在美國是如何成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處?為什么創新首先是在美國而不是別的國家(地區)形成氣候?美國的企業追求創新是天生的本能，還是環境影響的結果?
一、新經濟引發企業生存環境變化
伴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在美國，知識和技術已超過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財富的創造日益取決于無形資產(研究與開發、品牌、員工的智慧和知識)。伴隨著新經濟而來的是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具體表現在：
(一)科技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也許是難以用數字表達的。根據統計和測算，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初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0％，20世紀80年代上升到60％～80％，技術進步的貢獻已明顯超過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1996年的報告中說：“據估計，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到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國高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由20世紀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傳統的支柱產業——建筑和汽車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分別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識”和“人才”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
“知識和技術貿易”正在加速增長，特別是高技術的發展大大促進了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1990--1995年間，世界高技術產品貿易的增長為66．2％，大大高于制造業44．8％的增長速度。全球出口貿易中，高技術產品貿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術產品出口則明顯下降。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國家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貿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70％，高技術貿易比重增加成為提高國際貿易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國際流動也大大促進了知識和技術貿易的發展。
人工成本作為一種傳統的比較優勢，同其他的競爭因素(如開發研究、運籌設計等)相比，已經顯得不再重要。與此同時，科技創新促進了“用腦生產”方式的根本革新，人們“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導體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約70％是來自“知識”投入，而勞動力成本只占12％。無形資產開始成為企業重要的資產。
(三)創新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對產業結構產生重大影響，新經濟的發展正是有賴于一批新技術產業群的形成。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資金和資源更是由低成長產業不斷流向高成長高科技產業。美國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億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萬億美元?？萍脊烧济绹善笨偸兄档谋壤?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國經濟可以對資源進行大規模重新分配，由傳統產業轉移到高新技術產業。此外，技術關聯在產業關聯中作用增加，使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更加緊密。由于各產業部門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技術關聯，使得新經濟中一個產業部門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將會引起相關部門相應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從而增強了新經濟中產業結構的整體性。
(四)激烈的科技競爭迫使企業不斷創新
在新經濟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競爭的加劇和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企業經營被推向新的環境中。銷售額上升，利潤額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風險增多，保險系數減少；經營難度加大，成功率變小。加之經濟全球化，局部競爭的市場變成全球范圍的經營場所，各國的企業都將被逼上同一個擂臺，互爭高低。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總趨勢。在這種嚴酷的經營環境中，對企業而言，以前被認為風險最大的創新，相對于按部就班，反而成為企業求得穩定發展的手段。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不可能在靜態中實現或保持，而必須在動態進取中求得?！霸谛畔r代，不是大公司打敗小公司，而是增長快的打敗發展慢的”。創新則興，不創新則亡，這是新經濟時代市場競爭的無情法則。
二、企業創新的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很廣，這里特指的是在企業周圍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情況和條件。環境對創新的推動力不容忽視，最為典型的要數我國著名企業——青島海爾電器集團。1984年它還是一個虧損147萬元人民幣的集體小廠，經過10余年艱苦奮斗，到現在，海爾成為擁有400億人民幣資產，年全球營業額近50億美元，產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電領域排名第6位的國際化大企業。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創新、二靠企業文化、三靠優秀的企業家張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創新可謂是海爾經驗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護這種創新精神則得益于青島市政府。作為沿海較發達地區，青島市政府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真正地從百姓的實際生活和需求出發，而企業的最終目標也是為百姓服務，所以，二者最終不謀而合，目標一致，企業努力開拓市場，政府為企業服務也是盡心竭力。這樣，企業處于一個整體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經過充分競爭，優勝劣汰，強勢企業自然會脫穎而出。所以，一大批強勢品牌企業(如海爾、海信、澳柯瑪、雙星等)誕生于青島就不足為奇了。
創新不僅僅是大企業的專利，隨著小型企業在全球地位的逐漸增強，小企業創新日益得到關注。根據美國小型企業協會(SBA)的數據，全美55％的企業創新是來自于小型企業，這得益于美國完善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美國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包括技術、行政、管理、金融、診斷、培訓、國際化、信息化和計劃等多方面的服務內容。以美國的中小企業國際化服務為例，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TPCC)的作用最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對中小企業出口商提供貿易融資。通過對中小企業出口融資性質、范圍等的調查和認識，弄清中小企業在哪些領域最需要資金，以及采取何種方式融資最有效等，然后通過實施簡化的、一條龍的融資服務，使中小企業出口商獲得出口前的流動資金。(2)政府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TPCC意識到需要尋找更多的辦法去籌集資金來促進中小企業出口，尤其是應該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3)成立貿易信息中心，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措施。(4)組建出口協助中心，并將其擴展為覆蓋全美的出口協助網。這些中心，集中了美國有關部委的服務和計劃項目，開展著范圍廣泛的出口協助活動。從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為促進中小企業的出口，鼓勵其開展國際經營，美國政府從資金、人才、信息、機構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這些作法是獨具特色和注重實效的，值得我國借鑒。
三、企業創新的制度環境
我國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認為：制度高于技術。在此可以將美國與日本的發展進行對比，以探討制度環境對企業創新以及發展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企業、文化界都陶醉在成為經濟大國的成功情緒之中，美國經濟正陷于困境?，F在回過頭看，這一時期正是各自的轉折點。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另謀出路的Intel、AMD、TI經歷了一番脫胎換骨后重現活力，而日本半導體企業開始陷入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激烈競爭中，四小龍的綜合成本比日本企業更低，日本產品的競爭力開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業沒有如美國企業一樣壯士斷腕，而是利用自己與銀行、政府的密切關系尋求保護。銀行降低利率以促進出口，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保護本國產業。這種保護短期內有效，但從長期看，問題會越積越多，難免總有掩蓋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產業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了無論是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還是二戰后實現工業化的現展史，都突出地顯示了大企業行動的歷史性作用，眾多中小企業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貢獻，也是在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經濟的特點在企業層面上的主要表現就是建設以大企業的發展為主要動力的新經濟。作為高新科技產業和新經濟范式典型代表的風險投資，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機構的子公司承擔的，間接融資的性質和場外交易范圍較小的特點，限制了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雖然20世紀80年代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美國有限合伙風險投資公司的形式，日本稱之為TSJ。但是，TSJ的數量并不記入日本風險投資公司的統計數字，并且TSJ在日本發展也不快，對日本風險投資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絕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是大銀行、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它們占日本風險投資公司數量的70％以上。由于這些公司的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投資的相當大部分屬于融資業務，決定了它們勢必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傳統企業而不是創新型的高技術小企業。積重難返的制度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制造業企業不僅拿不出像上世紀70、80年代那樣順應時代要求又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實質性升級，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生產下降、失業劇增以至企業倒閉。由此可見制度、體制環境對一個國家的創新發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業創新的法律環境
創新是知識的創新，所以新經濟又經常被稱為知識經濟。探究創新為什么在美國成為一種潮流、如何成為潮流，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企業的法律環境。美國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做得較好的國家，不僅在立法上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創新者的權益，而且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企業在核心技術上屢屢受到外國公司的起訴，威盛接連遭到英特爾的打壓，國內DVD廠商全面妥協，以及最近發生的思科起訴華為侵權案，無一不反映了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勢在必行。企業創新的成果，是企業文化的體現，更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通過法律途徑，對自己知識產權認真保護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業勢必將面對來自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壓力。知識經濟的到來，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就是爭奪知識產權。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科技投入也愈來愈大，沒有專利的保護，就不能收回科技開發的投入，更不能獲得高額回報，也就不能為下一輪技術研究與開發準備資金。企業不僅要有創新意識，更要加強利用法律手段實施自我保護的意識。
第8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區域創新系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研究對象，其構建獲得了系統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區域經濟學、創新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都市圈理論、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理論等學科和理論從系統到區域到創新的全面的思想支持和邏輯支撐
論文關鍵詞：區域創新系統；系統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區域經濟學；創新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都市圈理論：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理論
區域創新系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研究對象．其構建獲得了系統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區域經濟學、創新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都市圈理論、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理論等學科和理論從系統到區域到創新的全面的思想支持和邏輯支撐。
區域創新系統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東西．也不是主觀臆斷的產物區域創新系統既經歷形成、成長、發展、建設、成熟、完善、優化、升級過程，表現出區域創新系統的時間特性．又經歷合作、轉移、集聚、輻射、整合、聯動、協調、一體化過程．表現出區域創新系統的空間特性而且．區域創新系統的客觀存在及動態演進．獲得了上述各學科和理論的思想支持和邏輯支撐下面既是對上述各學科和理論的理解．又是對它們的支持支撐作用的認識
1系統論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從個人到組織，系統普遍存在系統論對區域創新系統構建的最主要貢獻就是系統思想可以說．與其它學科和理論相比．系統論對區域創新系統構建的貢獻最重要、最重大系統論不僅提供了一個從系統到要素、從結構到功能觀察、分析、研究區域創新的最佳視角．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從系統建設與完善到要素整合與集聚、從結構優化升級到功能圓滿實現開展區域創新實踐的最有力切人點系統論使以系統為載體、取得了有機整體形式的客觀存在的區域創新活動擁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區域創新真正成為系統、屬于系統．具有了系統的所有本質屬性區域創新實踐或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真正成為一項系統工程區域創新有其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和創新環境．各創新主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了復雜的結構．在具體變化的創新環境中．整合集聚創新資源．開展高效的創新活動．以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大力促進區域科技經濟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并實現國家創新的使命這些功能的充分實現使區域創新最終成為成熟完善的系統．
2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以同家創新系統的客觀存在為前提．區域創新系統又是國家創新系統的要素或子系統．所以．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在思想理念上和內在邏輯上便必然地對區域創新系統構建發揮重要的支持支撐作用國家創新系統與區域創新系統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1)區別。從系統的規模和層次看．區域創新系統是國家創新系統的子系統．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國之內所有區域創新系統的整合與集成區域創新系統屬于中觀層次的創新系統．國家創新系統屬于宏觀層次的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上有國家創新系統．下有城市創新系統和產業創新集群．處在承上啟下的中觀層次上．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從研究領域的側重看．區域創新系統著重于應用研究．同時也重點支持一些具有區域特色和優勢的基礎研究項目區域創新系統有助于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淘汰不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國家創新系統則不僅重視應用研究，而且重視基礎研究，換言之，不僅重視技術創新，而且重視知識創新(即科學創新)國家創新系統不僅要求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且要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大力扶持和保護面臨國際競爭、戰略上十分重要而本國尚處于發展初期的幼稚產業和弱勢產業．從而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區域創新系統比國家創新系統更富有地域色彩區域創新系統是區內所有城市創新系統的整合與集成．城市創新系統又是官產學研等創新主體的整合與集成從某種意義上說．區域創新系統是產業創新集群的放大和延伸．但國家創新系統并非基于幾個產業創新集群各具特色的行政區域創新系統使創新要素在行政區域內流動比較容易．但在跨行政區域范圍內、在一國范圍內流動則往往受到地方保護主義、轉移成本、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2)聯系。區域創新系統與國家創新系統都強調創新主體、創新資源以及創新環境的重要作用．并認為互動的學習機制是創新系統的發展動力區域創新系統的運行狀態正常與否．功能發揮有效與否．子系統之間協調與否．都直接影響著國家創新系統運行的水平和效率．影響著國家創新系統功能的發揮。因此．發展國家創新系統．必須首先建設區域創新系統．要把國家創新系統的要素滲透和配置到各具優勢和特色的各個區域中國家創新系統對區域創新系統具有約束作用．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與完善．必須符合國家創新系統的要求各區域創新系統要根據國家創新系統的總體目標．從各區域實際出發．統籌安排．全面落實國家創新系統是區域創新系統發展的保障，它通過宏觀環境、政府政策、國家科技規劃等手段來保障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和完善必須得到國家創新系統的支持國家對創新系統建設和完善所沒計的政策和規劃．經過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作用于區域創新系統國家的產業政策對域創新系統的建設和完善所起的作用非常顯著．各區域的特色產業基地、高新技術園區等系統．便是區域創新系統的表現形式國家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創新環境的完善以及國家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和完善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國家宏觀教育政策扶持下建立和發展的大學等教育組織所構成的特定知識源和知識載體．為區域創新系統提供了智力支撐這些高等院校和培訓機構將在區域層次上發揮重要作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科研院所也對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在國家創新系統中．政府根據國家發展目標．實施重大創新計劃和項目．為創新活動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法律和基礎設施．促進產學研合作．推廣創新成果而區域創新系統則要把這些創新成果內化為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優勢．
3區域經濟學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創新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行為。區域創新在本質上就是區域經濟行為。于是．區域經濟學便構成了區域創新系統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區域經濟學強化了區域創新系統構建的區域意識和空間意識．區域創新系統構建則在區域經濟學那里發現并確立了自身的終極目標．即增強區域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優勢．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發展。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幫助區域創新從各個方面建立了一種域架構區域經濟活動的自組織暗示區域創新的系統特征：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結構誘導區域創新的空間布局：區域經濟活動的地域分工加強區域創新的優勢互補：區域經濟政策引導區域創新的發展方向?？傊畢^域經濟學對區域創新系統構建發揮著基礎理論的導向作用。
4創新經濟學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創新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技術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的運行過程、演化機制、動力模式，相關的組織創新、市場創新、金融創新和制度創新．創新戰略的選擇．創新能力的評價等而區域創新系統構建包括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且偏重技術創新。這樣，創新經濟學就為區域創新系統構建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基本知識．直接指導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與發展準確把握技術創新的本質特征．認識并尊重技術創新的規律，有助于技術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正確理解技術創新與組織創新、市場創新、金融創新、制度創新的關系．有利于區域創新實踐的統籌安排和整體布局，圍繞技術創新．相關創新聯合發力，全面推進：從實際出發，選擇切實可行的創新戰略．有利于區域創新系統優勢和特色的發揮：建立科學的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有益于量化區域創新系統建設的水平。
5新制度經濟學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新制度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制度．研究人以及由人建立的經濟組織在特定的制度約束下進行的經濟活動該學科主張制度進步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途徑而制度創新在本質上正是制度進步在建設區域創新系統的過程中．制度創新既包括企業內部與技術創新直接相關的制度創新．也包括地方政府實施的制度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的制度創新對整個區域的經濟。
社會發展更具有整體長遠的戰略導向作用從制度安排和制度演進到制度進步和制度創新．新制度經濟學從制度的角度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貢獻了創新思想理念．奠定了制度創新的理論基礎。
企業是一種技術創新主體和經濟活動組織．追求技術發明的成功的商業化應用．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為使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提升人們的生存質量．增強區域的整體競爭優勢和自主創新能力．制度創新便顯得特別重要制度的改造、建設與完善是一個地方政府的長期任務讓好的制度規范企業經濟行為．使絕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和改善．這是一個地方政府所應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在建設區域創新系統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打造最適合的制度安排。
6都市圈理論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如果說區域經濟學為區域創新系統構建貢獻的是區域思想理念．那么．都市圈理論則把這種區域思想理念指向了特別的區域．即都市圈都市圈理論并不會對任何類型區域的創新系統構建發揮理論指導作用．它主要是對已經發展成為都市圈的特化區域的創新系統建設產生重要影響例如．作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就是極其特化的經濟區域都市圈內各城市聯系緊密，相互依存，優勢互補，共同繁榮．不僅是經濟活動的中心．而且是科技創新的中心．每個城市創新系統都是所在區域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城市功能的科學定位、合理分工與協作，各類產業的整體優化布局。知識、技術、信息、資本、人才等各種創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動．交通基礎設施的網絡化一體化．制度政策體制的貫通銜接等．都大大促進了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與完善．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建設打造了良好的環境．
7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理論與區域創新系統構建
科技合作在本質上屬于合作創新或聯合自主創新例如．把江浙滬作為三個行政區來看．其間的科技合作屬于合作創新：把江浙滬作為一體化的長三角來看．其間的科技合作則屬于聯合自主創新技術轉移在本質上屬于轉移創新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又是區域科技創新的主要方式所以．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理論從科技創新的角度為區域創新系統構建提供了思想支持和邏輯支撐科技合作模式與技術移機制的探究和選擇．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動．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科技政策的統一對接．科技信息共享平臺的打造．科技中介服務體系的完善等．將推動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實現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區域科技創新．進而大力提升整個區域的創新能力。
8結語
第9篇：新經濟政策作用范文
【關鍵詞】時間一致性 理論貢獻 啟示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為目標的最優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的狀態；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論貢獻評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