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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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機理分析，分別從途徑分析、影響形式分析和效應分析三方面進行描述。其中途徑分析是從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兩方面進行探討；正面影響主要是從資本的形成、資源配置、產業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負面影響是從國家經濟發展和研發水平的角度進行分析。形式分析分別從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方面進行；直接影響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形式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間接影響體現在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方式，最后效應分析通過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競爭效應、聯系效應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方式；機理分析

0 引言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重要，外國資本的流入是外商直接投資為東道國帶來的最為表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在進入東道國市場以后，能夠間接引起國家或地區的資源再支配和進一步的優化配置、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發生改變。主要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把較為先進的技術、管理技能以及市場銷售能力等帶入東道國市場。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方式，那么外商直接投資投資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機理和途徑是什么？本文將作出分析。

1 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途徑分析

1.1 促使國內資本形成，填補資本缺口

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在突飛猛進的過程中，暴露的資源缺口，無法滿足管理、經濟等各種要求。如儲蓄投資缺口、財政收支、外匯缺口等都需要迫切的解決。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比較快的解決這種缺口問題，把發達國家的較占優勢的生產要素帶到東道國，從而縮小不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比較大的差距。

1.2 激活并充分利用國內閑置、浪費的生產要素，促使資源優化配置水平提高

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和吸收不單單促使國內生產要素在使用效率方面得到提高，運用東道國相對低級的生產要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國家的高級生產要素，東道國閑置要素與外商直接投資國家的流動要素交換，這樣就能夠逐步改善國內經濟結構、資源優化配置、產業升級、產品技術提高，至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促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通過硬件、軟件的引進，可以有效的改善和提高東道國本地企業在資源上的配置效率。

1.3 促進產業結構轉換和升級

每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離不開技術支持，只能從勞動密集型或者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發展，才能有效轉變產業結構，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在注入過程中，通過技術轉移和溢出效應促使東道國的生產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的轉變和優化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產業結構的升級，就能促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

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對東道國在其經濟增長上的影響并不全是正面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不但有時候沒有實現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國的經濟倒退、引發經濟泡沫，更加大了東道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不合理布局將導致東道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而形成的東道國技術溢出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在引入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產業之間的平衡發展，避免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東道國呈現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態，重要原因在于產業布局的不規范、不合理性導致的。

（2）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壟斷阻礙東道國研發水平的提高。

很多跨國企業在進入比其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時，對生產技術進行行業壟斷，會直接影響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投入國家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技術水平的懸殊會越來越明顯。

2 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形式分析

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受跨國公司的外資進入影響越來越深遠。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通過上兩條思路可以進行如下的概括：

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影響方式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形式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東道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外資企業所具備的技術水平高、管理經驗先進的優勢，隨著對東道國的外資投入，滲透到東道國，緩解東道國優勢行業壟斷、劣勢行業只能淘汰的現狀，使得產業結構優化、資源合理整合。

二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從表面上看僅僅有資本的流動功能，但是在資本輸出的過程中管理經驗、產品技術、銷售技巧、網絡覆蓋等都隨之輸出。并能大大提高東道國的產業技術水平。而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一種相對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現。

3 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效應分析

3.1 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控制約束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力度；第二是東道國自身的技術吸收能力制約著模仿學習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企業便會對在東道國進行的技術研發實行壟斷或技術控制。

3.2 競爭效應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東道國生產本地化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在與其它國家競爭的過程中，在壓力之下，東道國的企業就會采用模仿學習手段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競爭效應和模仿學習效應之間就會逐向趨同，從而競爭效應就能提高東道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3.3 聯系效應的影響

發達國家的雇員不用通過流動而僅僅通過與東道國企業雇員之間的交流，就會將其熟悉掌握的知識傳輸給東道國的企業雇員。東道國企業的前向關聯外資企業因為其在東道國的本地化程度提高而需要提供包含更高技術含量的中間產品；而后向關聯的跨國公司企業隨著在東道國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則需要更多的中間投入品，東道國的本地供應商因為跨國公司外資企業的技術幫助、培訓以及質量控制標準化等而獲取到更多的技術和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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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天陣，鐘娟. 基于金融發展水平的 FDI 技術溢出效應分析[J].統計與決策， 2010（4）： 17-24

[4]包群，彭水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 基于面板數據的聯立方程估計[J].世界經濟，2010（ 11）：18-23

第2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大陸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2個省(區、市)，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最具潛力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逐年增加，并有力促進了西部經濟增長。近年來，對外商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不斷增多，但這些研究針對全國和東部的比較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西部經濟增長的研究尚有待完善。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之上，試圖以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數據為基礎，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以便為我國西部地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從而加快發展經濟提供實證依據。

一、文獻綜述

在國際上，對于國際投資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這一問題并未取得共識。傳統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只源于技術進步與勞動力自然增長等外生變量，而外國直接投資僅增加了資本積累，因而只能對短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許多學者認為，在國內資金充裕、外匯儲備較多的條件下，強勁的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導致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產生行業壟斷、阻礙民族工業發展，對國家經濟安全產生負面作用。Gupta和Islam(1983)通過采用對發展中國家時間序列與橫截面序列相結合進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作用。Salz，I．S(1992)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Eastedy(1993)認為采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會阻礙國內投資，當內外資企業收益差距很大時，引進外資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Borensztein等人(1998)的分析表明，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只有當引資國達到某種最低人力資本存量的條件之后，外商直接投資才能比國內投資有更高的生產率。然而，自巴羅和薩拉伊馬丁(Robert J．Barro & X．Sala－I－Martin，1995)提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同樣可以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Romer(1987)認為，外國直接投資能夠促進一國國民經濟存量的增加。R．Barro(1995，1997)作為新經濟增長理論實證分析的先驅之一，對技術進步、技術差距、技術外溢、人力資本等影響經濟增長的諸要素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確定各因素之間關系的模型，并對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及趨向性關系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為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基礎。

具體到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國內外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Chen(1995)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不僅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正相關，而且還與固定資產總量正相關。Dayal－Gulatiand Aasim(2000)認為，中國不同地區導致了技術轉移的外商直接投資類型對經濟增長有強烈推動作用，相對富裕的東部、南部地區由于相對繁榮和具有較發達的基礎設施更能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提高了經濟增長收斂的速度。Ja．hangir and Duenwald(2001)認為，1978-1997年中國各省的經濟增長出現了兩極分化，加入WTO之后會加速這種分化的速度，沿海地區可能會從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大利益，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快；而以農業為支柱產業的相對窮省人均收入增長會進一步下降。趙晉平(2001)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外資流入的直接經濟效果基礎上，認為外資流入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蕭政和沈艷(2002)利用中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來分析中國的實際GDP與FDI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循環式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王成岐等(2002)采用增長率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異與中國經濟增長問題，認為FDI引起GDP的增長，而GDP的增長不是FDI增長的原因。Francose Lemoine(2002)的研究表明，中國開放程度提高、國際貿易迅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三者之間緊密相關。任永菊(2003)根據中國1983～2002年的有關數據，對FDI和GDP進行了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兩者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葉莉等(2004)利用1985～2001年的相關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張衛東等(2005)通過分析中部地區1992～2003年的相關數據，認為經濟增長率同主要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且這種影響程度受政策左右。以上分析，雖然在分析方法、數據來源和選區時段上各不相同，但結論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毋庸置疑。

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西部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西部資本積累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要順利實現經濟起飛，其前提和先決條件是投資率(資本積累率)達到10％以上。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西部地區總資本的供給，從而提高了資本形成水平，而且通過競爭環境的改善、技術的引進、外部經濟和溢出效應的加速，提高了西部地區資本的邊際產出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從而為西部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

(二)積極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彌補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儲蓄缺口

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但是缺少經濟發展所必須的資本，且因經濟的發展儲蓄缺口呈擴大趨勢。錢納里等人提出的“兩缺口”模型表明，當發展中國家出現國內資源供給不足，不能滿足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數量時，利用外部資源是主要途徑。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可以為西部地區帶來金融資本，彌補經濟發展的儲蓄缺口，有助于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

(三)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增加西部地區就業機會

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東部地區就業立過汗馬功勞，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成千上萬的三資企業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崗位，為大量農村閑置勞動力進入制造業及下崗職工重新就業做了積極貢獻。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可以通過外資企業直接為西部地區提供就業機會，還可以通過刺激前后關聯產業發展間接創造就業機會，從而緩解西部地區就業壓力。

(四)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的經驗與管理模式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設廠過程中，必然會帶來新的管理理念、組織形式。通過輻射效應、示范效應、溢出效應以及人才在各個企業間的流動，可以培養一批高級管理人才，使西部地區企業從中受益。

三、外商直接投資促進西部經濟增長的數理推導

假設經濟是開放的，存在國內和國外兩類投資部門，經濟結構不變，技術進步是中性的，資源自由流動，并且資本與其它生產要素的結合總是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則在資源約束一定的條件下，實際產出取決于社會總資本在國內和國外兩類投資部門之間的分配。即存在生產函數：

Y=F(K1，K2)　(1)

s．t．：KI+K2=K　(2)

其中Y為實際產出，K1為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K2為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K為社會總資本。

進一步假定實際產出函數是一次齊次函數，且資本是同質的，則實際產出變換如下：

y=Y／K1=f(K2／KI)=f(k)　(3)

上述函數具備索洛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的形式和性質，必定具備如下特征：f’(k)>0，即實際產出函數是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的增函數；f’(O)=+∞，即當國外投資部門投資總量和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之比很小時，國外投資的邊際產出非常大。

西部大開發以來，我國政府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并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措施，鼓勵東部企業到西部進行投資。我國國內投資部門投資于西部的資本總量逐年遞增，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外商投資仍處于低水平起步狀態，實際吸收外資數額在全國比重低，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國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總量與國內投資部門投資總量之比仍然很小。根據上述分析，此時采取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外資流入，將對加快我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四、外商投資與西部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一以為例

(一)模型的基本形式

本文以FDI為自變量(X)，以GDP為因變量(Y)，建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線性模型，并進行回歸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DP=a+bFDI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1994～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和地區生產總值統計數據為數據來源(見下表)，其中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美元)按照當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數額。

(三)模型分析

用Eviews3．1軟件包對模型進行回歸，其結果為R2＝0．447，F=7．272，b=0．6690。由此可見，FDI和GDP有一定的線性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即FDI每增長1億元人民幣，內蒙古的地區生產總值就會增長0．669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對內蒙古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較大正面作用。

五、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相關性顯著，外商直接投資是西部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是加快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

第3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近十年來，外資對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帶動了該地區出口的增長，而且使一些國家從農業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國，逐漸轉變為工業制品的出口國。研究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經驗有助于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對我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的對比分析，找出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的差距與不足，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比較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比較客觀的反映了一個國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

首先，從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自1990年以來一直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勢頭，到2003年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達到35.6%，高于發達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不過與東南亞的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還是存在差距。“四小龍”中的我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尤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表現出明顯的自由港城市經濟特征。東盟四國中的馬來西亞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也遠高于我國，達到了60%左右。不過，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由于傳統上比較依賴于對外借款等間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韓國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8.5%。

其次，從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來看，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國。東盟四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在絕大多數年份里，馬來西亞和泰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國，菲律賓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國要高，而印尼則由于國內投資環境總體上消極因素比較多，外資出現了凈流出現象。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大致保持在10～14%之間，與同期世界和發展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通過比較，我國雖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絕對金額來說比較可觀，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資本修正后的相對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不少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都頗為成功，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國的比比皆是，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我國仍然有拓展空間。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特征比較分析

從產業分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服務業起點低，發展水平也相對滯后，對外開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初級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也相對偏低。1995年，我國的初級產業、制造業、服務業占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分別為1.6%、58.5%和36.1%，到2002年，則分別變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級產業所占比重有所增長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業的比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繼續占據絕大部分份額，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下降。與同期“四小龍”相比，我們看到2002年“四小龍”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與1995年相比在制造業領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務業領域所占比重較1995年則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分別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務業，而2002年韓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所占存量的比重為57.4%，雖然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國所占比重，并且與1995年相比還呈下降趨勢的。從東盟四國來看，1995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三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制造業比重均超過50%，其中印尼更是高達64.5%，而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與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賓在初級產業方面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我國，而泰國吸引外資的結構則完全與我國相反，制造業占36.6%，服務業卻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數據缺失無法進行比較外，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別為38.0%和39.3%，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則分別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馬來西亞初級產業所占比重也有了明顯上升，為24.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所吸引的外資均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次之，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制造業所占比重還在逐步提高，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削弱。我國這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狀況不但與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差距較大，就是與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很大差別，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向還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比較分析

從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并購投資所占比重來看，199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僅為0.2%，此后隨著1999年我國加入WTO前景逐漸明朗化之后，在國際跨國并購熱潮和我國入世的驅動下并購投資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達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龍”由于區內經濟比較發達、金融市場相對較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以并購投資方式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占相當的比重，除少數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來更是達到4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而從東盟四國情況來看，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1996年，東盟四國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已達11.4%，高于我國同期4.6%的水平，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四國為了更多的吸引外資，加快國內經濟復蘇的改革步伐，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對外資進一步開放了國內市場，鼓勵跨國并購，一時間跨國并購資本紛至沓來，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急劇上升，甚至超過100%（如2000、2001年）。

我國利用外資20多年來，由于資本市場發育緩慢、融資機制不健全、企業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國以前對跨國并購方式采取了事實上的嚴格限制，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偏向于綠地投資方式，通過跨國并購方式進入我國的外資很少，從而造成并購投資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國家平均水平，就是與東南亞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相當的距離，吸收并購投資有待加強。

三、促進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不足。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一系列戰略措施的實行，我國仍然需要大量外資的流入，為此我們還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

1、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外資的引進步伐，大幅提高服務業引資比重。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04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構成已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業環節的轉移成為帶動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特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對服務業的引資力度，以便有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

2、把并購投資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已成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資形式，它不但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而且有利于縮小東道國的綠地投資規模，優化產業結構，減少企業過度競爭，提高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20多年的綠地投資，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已經造成諸如重復建設、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污染、加劇能源和原材料供給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但需要通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來解決，而且更需要通過跨國并購的市場競爭機制來矯正。

第4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河北省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5-0068-04

從世界范圍來看,國際產業轉移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服務業國際轉移已成為新的熱點,并且呈現出涉及領域廣、市場增長快、發展潛力大的特點。與此相對應的是,為了履行入世承諾,中國正逐漸擴大服務業市場準入。可以肯定的是,服務業將成為繼制造業之后,河北省吸引國際投資的熱點領域,這是由國際經濟規律和中國的國情共同決定的。但由于河北省服務業不發達、服務體系發育程度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服務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以及對已吸引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高效利用。

一、河北省近年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情況分析

(一)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

進入21世紀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正以驚人的速度大量涌入中國,中國正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分工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其作為跨國投資的東道國吸引力越來越強。而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1. 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利用外資中的主要形式。如表1所示,河北省2004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實際利用外資額的82%,2005-2008年分別為83%、84.5%、80%、81%。近五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占外資總額的比例一直持續在80%以上,尤其以2006年為頂峰。與其他形式相比,外商直接投資占據了絕對優勢,成為河北省利用外資中的主要形式。

2.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迅速提高。如表1所示,2005年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與2004年相比增加了17.8%,雖然2006年比2005年僅增加了5%,但2007年達到了新高,比2006年增加了20%。

3. 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較低。通常一個省市經濟規模越大(根據GDP衡量),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就越多,而河北省近年來實際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要少于應該吸引的數量,這可能是由于投資促進不利或其他因素所致,但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明,河北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還有很大潛力。

(二)河北省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情況

從世界范圍來看,服務業正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現代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主要源動力,其興旺發達已經成為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但與世界發達地區相比,河北省服務業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存在明顯的“短腿”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其總量的比例低。如表2所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上,其2004-2008年比重分別為70.5%、83.52%、82.9%、83.34%、84.1%,一直呈增長趨勢。而2004年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僅占其總量的12.35%,2005-2008年分別為14%、14.5%、14.95%、14.3%。可以看出,2007年達到的最高值也僅有14.95%,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例低,與全國約41%的比例還有很大差距,更無法與發達國家服務業相比。

2. 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有較高的增長率,但現在基本保持穩定。如表2所示,河北省2005年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比2004年增長了33.76%,2006年比2005年僅增長了9%,但是2007年比2006年增長了23.7%,其后,近兩年投資額基本持平。

3. 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分布不合理。如表3所示,近年來河北省服務業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投資在房地產業上,2004-2008年房地產業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全部服務業總額的比例分別為69.37%、34%、67.59%、71.73%、72.10%,一直呈增長趨勢,后3年都維持在2/3以上;另外,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通信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傳統服務業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平均都保持在10%左右;而金融、保險業、開發研究業等新興的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在服務業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這與世界服務業結構不斷升級,新興服務產業主導服務業的發展潮流大相徑庭。

二、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服務業轉型是河北省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與以服務業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相比,過分依賴制造業對河北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不利影響。

(一)河北省制造業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在資源、化工、機械制造等領域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前3個制造行業分別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占制造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平均比重為14.96%)、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占制造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平均比重為8.24%)、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占制造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平均比重為7.31%)。顯而易見,這些行業對資源、能源和原材料等的消耗較大,造成了嚴重的環境與生態壓力。如果一直過度依賴制造業而不改變過去的經濟模式,隨著不可再生資源的礦產的減少,最終將會制約河北省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而這也是與中國所主張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相矛盾的。

而與之相對應的服務業,它的發展對資源的需求很低,消耗少,對環境的污染更是少之又少。以用電為例,第三產業總用電量占全部產業用電量的比重僅為11.2%,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1.8%;第三產業單位GDP用電量僅為制造業單位GDP用電量的1/4。可見,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方面,服務業比制造業有較大優勢。

(二)河北省制造業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另一個主要產業是食品及服裝、紡織產業

如食品類產業(主要有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及飲料制造業)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制造業總量的比重大約維持在14.45%左右;服裝、紡織類產業(主要有紡織業和服裝制造業)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制造業總量的比重平均為8.14%。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和服裝產業收入彈性小,經濟附加值低,也不利于河北省經濟持續發展。需求收入彈性是衡量需求量對消費者收入變動的反應程度,是用彈性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除以收入變動的百分比來計算的。像食品、服裝這類生活必需品往往收入彈性小,因為消費者無論收入多低也要選擇購買這類產品。而服務業往往收入彈性大,因為消費者知道如果他們收入較低,他們就可以不選擇這類消費。

從圖1中可以看出,隨著河北省人均收入的增加,對服務產品需求的增加量要遠遠超過食品和服裝制造業的增加量,特別是一些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務產品,在較高收入水平時才能形成大規模消費,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閑、健身等。隨著河北省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用于此類消費的收入比重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今后幾年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這會增強人們即期消費的愿望和能力。可見,河北省今后對服務業的需求會進一步提高,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是河北省保持經濟快速前進的強勁動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中,服務業是增長最快的行業,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主要取決于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可見,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服務業轉移對于河北省經濟快速、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河北省經濟發展的關鍵。

三、河北省服務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

(一)服務業基礎設施落后,結構不合理

如表3所示,河北省服務業相對發達的部門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通信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傳統服務業上,而全球貿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險、咨詢、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等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服務行業在河北省仍處于起步階段,與其他行業的發展很不協調。不僅服務業內部各個行業聯系不夠緊密,而且遠沒有和制造業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二)產業政策向制造業傾斜

產業政策是投資“政策環境”的重要部分,對外資投向結構的影響至關重要。由于中國的領導政績考核制度非常重視經濟效益,地方政府往往對能較快帶來經濟效益的制造業給予政策傾斜,服務業長期發展受到忽視,河北省也不例外。這種政策傾斜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基本建設投資向制造業傾斜;另一方面,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更多關注的是制造業而非服務業。

(三)城市化滯后

毋庸置疑,農民收入和服務消費能力很低,農村缺少服務基礎設施和高素質服務人才,這些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顯得乏善可陳。而河北省別說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就算與中國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相比,城市化程度也還是很落后,農村人口還占全省人口的大多數,滯后的城市化進程成為河北省吸引服務業直接投資的一大障礙。

(四)人力資源素質低

服務行業的勞動密集程度較資本密集程度高,可見服務業的發展對人員素質高低的依賴程度很大,尤其是現代的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更是如此。而河北省在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整體素質較低,這會極大地制約河北省服務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

四、對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建議

要想進一步促進河北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就要加強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服務業轉移,尤其是要抓住中國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快的機遇。同時,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服務業發展面臨的體制環境將顯著改善,外資進入服務業領域的一些限制將顯著減少。正是在這一機遇和挑戰下,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應圍繞以下幾個重點:

(一)優化服務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環境

1. 制定適當的政策導向,在政策上鼓勵和引導服務業直接投資。應制定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從轉變觀念、規范行為和適當扶持等多個方面加以引導,吸引外資向服務業轉移。

2. 大力促進新興服務行業的發展。河北省服務業發展滯后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些新興服務行業發展不夠,甚至基本處于空白狀態。明確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對于能夠對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起明顯的帶動作用以及能代表未來整個服務業發展方向的服務行業優先發展,并給以相應的吸引外資優惠政策。

3. 提高政府行政服務效率,深化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健全外商投資審批和管理的全過程服務,加強政府在維護市場秩序、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提高監管水平等方面的能力。

(二)改善服務業吸引FDI的基礎環境

1. 要進一步改善體制環境。要理順推進服務業發展體制,明確各行業發展主管部門和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加強統籌協調,進一步細化落實行業規劃、發展目標和政策措施。要降低門檻,推動政府部門管理重點從審批環節轉向監督、查處環節,在教育、衛生等領域放寬市場準入,大力引導外資向服務業轉移。

2. 要大力培養服務業人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歸根到底依賴于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可以通過多種手段進行專業培訓,對高校的服務業相關專業按照國際服務業發展趨勢進行細分和調整,鼓勵海外專業人才來河北省就業,全面提高服務業從業人員素質。

3. 要大力推動城市服務業的發展。目前,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為35%左右,正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同時,按照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每年將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所以加快河北省服務業發展,必須以城市化為依托,推動房地產、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保健、休閑、法律顧問等與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行業穩步發展,并且積極吸引FDI向這些領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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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ttracting FDI in Hebei Province

Zhou Wenjun1,Wang Bin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2.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in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第5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將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主要指標的比率簡單標示出來,然后“讀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此得出判斷,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對較小,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在日益擴張的中國外貿出口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在急劇上升。這兩項指標,對于迅猛發展的沿海地區省市表現得尤為顯著(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種方法,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的補充,主要專注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意在檢測外商直接投資對可觀測的指標,如GDP增長等的間接影響,這種影響在在第一種分析中不能夠顯示出來。另外也試圖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那些不可觀測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影響。這些分析發現對于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結果各異,但總體結論是,相關性都表現為正,而且在統計上顯著。其中最樂觀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2.5%,加上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在1990年代年平均達3%,也就是占整體經濟增長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類研究還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總投資增長也是顯著的正相關。他們將這個結果視作是投資“擠入效應”的證據(Kueh1992;Zhan1993)。

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種方法的應用較為普遍,主要應用于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即進行個別區域分析或跨區域比較。很明顯,吸引較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現出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些分析的典型結論,都是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影響,包括地方資本形成、地方投資的“擠入效應”、地方生產技術或知識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由此得出的推論是,外商直接投資解釋了不同地區或省份的不同經濟增長表現,對總體中國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現存這些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在它們的分析中,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很難區分開來(Lietal.2002)。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所有的現存文獻,但在區域和跨區域回歸分析中尤其嚴重,因為所分析的這些區域與其他區域畢竟屬于同一國家、同一種體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使用同一貨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存在著眾多的機會,可以透過創造租金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確實存在正相關,也難于判斷地方經濟增長到底是來自生產率的改進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租金轉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極端情形是,租金創造效果如果超過生產率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有可能為負而非正。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一個普遍論斷,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現有的文獻中,有關外資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究竟主要是透過促進生產率進步抑或是創造租金的問題,往往會在回歸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聯立方程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測也是如此,問題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資引起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問題是,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創造租金還是通過生產率改進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因此,關鍵是要將有關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路徑相聯系,在這個特定路徑中,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影響的機制必須要能夠準確地識別和評估。

要將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分析與中國特定發展路徑聯系起來,邏輯上就必須超越純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唯一指引的視野,訴諸更寬泛的理論框架。在相關理論文獻中,與新古典傳統相對,還有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它們并不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體現為額外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然而它們更加強調外資的其他特性,這包括外商進入國內市場的模式、技術轉移的類型、塑造國內市場競爭模式的制度和結構環境,等等,認為這才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后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且其影響往往是負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關的中國研究文獻中,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盡全面、合理。

二、宏觀指標的直觀判斷

從宏觀指標的直接觀測結果看,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總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持。作為固定資本形成的一個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在1979-1991年期間的年流入量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相比還是極其微小的,只有從1992年開始才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至2006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之比年均約為12%,從國際背景來看,大約是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盡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同樣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斷言,從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來促進GDP增長,其貢獻每年應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概念上,上述指標存在著三方面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并不反映資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因為對資本形成的貢獻除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外,還有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利潤再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與資本形成的比率這個指標,本身并沒有涵蓋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擠入效應”。第三,這個比率并沒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無法觀測的影響。

對第一點來說,要加以確證必須進行企業層面的調查,但這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樣的數據根本無法獲取。直觀判斷,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規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全部企業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僅達11%,因而,凈利潤再投資即使確實是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只能是近年來的事。同樣地,就第二點來說,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的一個典型化特征,是表現出過度沖動的投資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任何可能的“擠入效應”也僅在近年內才有意義。就第三點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這是現有文獻關注的焦點。部分研究是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能夠帶來外匯的角度來考慮,而外匯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為技術進口提供資金來源,這些技術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機械設備或工業投入品中。還有部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改進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行業或區域的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其作用機制包括技術轉移、促進經濟制度和結構的轉變、等等。

即使將因果關系問題、可出口品的競爭問題擱置一邊,從現有數據推斷出外資企業為中國外匯收入的增長起主要作用,這仍是頗為夸大失實。事實是,外資企業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過40%,2001年超過50%;然而,觀察各年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資企業的進口份額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資企業每一年都存在相當規模的外貿赤字,形成對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國貿易表現順差。盡管外資企業從1998年以來一直享有順差,但這些順差僅占國家總順差很小的一部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的部分進口是隨同投資一起進來的生產設備,在這一點上,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可能貢獻可歸結為兩種形式:一是對使用進口設備的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的技術轉移,另一是,在長期上促使外資企業成為凈出口者,只是,這種前景迄今為止始終還只是潛在可能性。與此相關的話題是,外資企業以什么形式來實現外貿擴展?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占主導的外貿出口是加工貿易,這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出動所從事的主要是加工貿易。從加工貿易的生產特性看,加工貿易的增加值率(這里定義為凈出口對出口總額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勢頭,1998年以后則停止上升,基本維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國對外貿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貿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這么低的水平,這與中國追求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不相符的。

現在我們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透過改進經濟效率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主流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以下列幾種形式發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對同行業或相關聯行業的其它企業產生溢出效應,根據“稟賦”比較優勢原則實現經濟結構轉變,按市場原則實現制度轉變,等等。這些理論觀點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實現,這些凈效果主要表現在與中國其他行業相關的整個外資企業部門的績效上。圖1標示出外資企業相對于工業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可以注意到相對勞動生產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間表現出長期的下滑趨勢。從表面判斷,這種趨勢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中國按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結構轉變的論題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國現有的“廉價勞動力”(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優勢進行產業轉變。這種趨勢也與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傾向于使勞動非技能化的理論相一致。換句話說,這種傾向的結果很有可能是改進了資源配置效率而同時削弱了生產效率。這就有必要去考察總的效率指標,這個總效率指標一般用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比率的演化來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和外資企業的大幅度增加這個長時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序列也表現出相同的下降傾向。這就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損失已超過了資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書率的所得,由此,這就很難給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作一個正面的評價。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外資企業的相對效率確實是在下降,那為什么中國工業中外資企業部門所占的份額卻在不斷的擴大?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決策機制作進一步的考察。但這個答案有可能與勞動補償有關。眾所周知,由于進入該部門的產業工人無限的供給,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部分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基本維持在一個低水平上不發生變化。圖1顯示,外資企業相對整個工業企業的相對平均工資率一直表現為下降傾向。這種狀況說明,盡管相對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為惡化趨勢,外資企業仍是有利可圖。這種傾向自身就意味著,對整個中國經濟來說,與外資企業部門膨脹相關的發展是不能作為效率判斷的依據。首先,我們對1991-2005年期間中國35個工業行業的相對生產率作一比較。觀察外資企業所占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那些行業的數據,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涉及外資企業的行業分布與有關行業的技術特征。理論上,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激進學派的“勞動的新國際分工”理論都認為,外資企業既然是市場導向的,那么它們應傾向于集中在中國的勞動密集工業行業。這與現實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貿易分析文獻中,通常將勞動生產率低于0.9的行業列為勞動密集行業。按照這個標準,在2005年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1個行業可以列為勞動密集行業,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主流理論一般傾向認為,外資企業占主導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這反映出它們采用了更多的勞動密集性生產技術。這一點與現實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討論的17個工業部門,在1991-2005年期間,有13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出現了負增長。這種績效與資源配載效率改進的預期是一致的。然而,這種績效與激進理論的勞動非技能化假說也是相符的;激進理論認為,外資企業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一般傾向于延緩勞動生產率的改進。

第三點是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效率的總體影響。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數值的表現上。可以觀察到,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這個指標對應的是整個中國工業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體經濟因素效應,而強化了行業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業因素的效應。這個指標大體上能捕捉到一些有關技術轉移、行業間和行業內的溢出效應、市場制度的改進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結果可以與主流文獻形成較好的對照: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在1991-2005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出現了負增長。很明顯,正如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說,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對中國工業效率存在正的影響,但是,現實情況同樣符合結構主義和激進理論所判斷的負面影響,綜合而言,占主導的是負面影響。

我們還可以對1991-2005年期間30個省區的工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在空間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僅有6個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福建)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這個背景中,所涉及的這6個省市的績效與行業分析結果略有不同。從相對勞動率標準判斷,1991年這6個省區的工業都不能視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到2005年,6個中有2個(廣東和福建)轉變成為勞動密集型。因為這兩個省的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比重確實遠比其他省區高,或許可以說,在空間分布上,外資企業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與此同時,從空間分布看,外資企業也確實表現出有利于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六個省市中有4個在1991-2005年間相對勞動生產率都出現負增長,僅有天津和江蘇例外。恰恰是這兩個省市在1991-2005年期間出現相對全要素生產率為正增長,而其余4個省則出現負增長。顯然,這些區域數據分析結果,大致上與行業分析結果相同。

行業-區域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理論預期,但是,由此就認為整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強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這卻是不符合事實。上文的分析結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論斷,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以及外資企業的運作有助于工業行業和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這些結果同樣符合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進步停滯、以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有可能扭曲行業或區域的經濟結構的批判性論斷。上文的分析結果,是大部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的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總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始終還是偏向于負面的。

最后,作為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行業-區域分析的結束部分,下文試圖對行業-區域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上文的分析僅僅考察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而不是全部數據,這對于總體上分析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表現來說,關注面可能顯得過于狹小。從另一個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顯得過于一般化,因為分析其實只是考察了有關行業-區域的特有因素對它們的相對生產率表現的影響,卻并沒有從各種特有因素別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資企業增加值比重這個因素。對總體數據的統計分析有可能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特別地,可以假定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工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A)由行業或省區的總規模(由總增加值V表示)和行業或省區外資企業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決定,即:

lnA=a+blnV+c(Vf/V)

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分析框架應該是可取的。其一,將V作為A的解釋變量,意味著該分析考慮到了行業或省區的特定增長路徑,即考慮到可能存在著規模經濟或集聚經濟;其二,在進行跨區域的比較中,這種分析將有助于檢驗由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部門內溢出效應、以及外資促進結構和制度變動的效果。這是因為,這種溢出效應和變動一般應該是主要在同一個省區之內發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變量Vf/V反映的是外資企業在一個特定行業或省區滲透的累積效應,對2005年一年數據的分析,將能為判斷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工業中的累積影響提供一個推斷依據。結論

現有主流研究文獻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它們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資的性質是代表了對接受經濟體而言是一種“凈增加”的資金、技術或制度資源,相應地,它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評價只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純粹依系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顯得關注面過于狹小,由此衍生的判斷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實上,相關的理論文獻中,同樣存在著其他理論傳統,它們并不將外商直接投資僅僅視為可以利用的新資源,而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還承載著其他特性,有可能對后進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本文試圖超越狹窄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框架,訴諸于更為寬廣的理論文獻,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我們的主要分析發現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的的確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惡化了生產性效率,而兩者綜合起來的作用應該是傾向于負面的。

上文談及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整個外資企業部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進而分析那些外資企業所占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工業行業和省份的相對經濟績效表現。在某個行業或省份中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比重這個指標,所顯示的,是從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個行業或省份的累積滲透,因此,分析這個指標與這些行業或省份的績效之間的關系,將有助于測試主流經濟學關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技術轉移、溢出效應、制度和結構變遷等等改進效率論述的假說,也有助于考察結構主義關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扭曲或扼殺國內產業發展的假說,以及激進主義的勞動非技能化假說的現實解釋力。

內容摘要:近年來,在世界范圍上,中國被廣泛地認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主流文獻應用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得出結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出口擴張、技術轉移和推動經濟結構和制度轉變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本文則從涵蓋結構主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等學派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和后進發展研究的一個多方位視角,來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通過比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確實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卻妨礙了生產性效率的提升、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綜合而言,總的效應卻應該是偏向于負面的。

第6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收支；外商直接投資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涵義

外商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是與國際間接投資相對應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國家統計局定義：外商直接投資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資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合作開發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外商直接投資是造成貨物與服務貿易賬戶、收益賬戶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經常賬戶的情況，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義。

（1）外資來源單一。我國當前的投資來源比較單一。2009年我國外商投資總額603.25億美元，其中亞洲地區的投資為357.2億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區為37.3億美元，歐洲地區為56.4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日本、歐美等國對我國的投資雖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小（見表1）。

（2）優惠政策引發負面效應。首先，優惠政策使外資企業相對于國內企業來說有著諸多優勢，使原本資本和技術實力就落后于外資企業的國內企業在政策方面又處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國內企業的發展。其次，由于外資企業享有的稅收政策不同與國內企業，出現了數額巨大的“假合資”，即內資為了享受外資的待遇，有的企業便設法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然后以“外資”的身份流回國內，套取各種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形成了許多“假外資”企業。（3）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分布不平衡。而我國的外資產業分布格局是第二產業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業為主，第一產業僅僅占2%左右，第三產業占20%左右。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占了吸收外資的首位，約占了第三業的2/3，而金融、保險、商業、外貿、信息服務業等行業外資流入的數量有限。從地區分布來看，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閩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中西部地區起步較晚。

三、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

（1）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質量。保持外國直接投資適度規模是提高質量的前提，對于實現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義。在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引發了有關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適度規模討論的熱潮，提出了其適度規模的概念。適度外國直接投資規模具體是指在國家自我經濟發展控制權的條件下，在一定時期內，能為經濟發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進經濟。（2）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取向。重點支持先進技術，大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于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鼓勵外商對我國農業的投資，加快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產業化的進程，提高我國初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3）有針對性地打擊外國直接投資熱錢流入行為。首先針對貿易項下存在著進口價格虛報、假借貿易名義融資等行為，在不限制其用匯條件下加強真實性審核，提高監管的效率。其次，嚴格限制資本項目的借匯，對外資企業外債實行審查備案制度，對其資本項目外匯實行有條件結匯。對資本項目不按規定渠道審批和結匯的各種違法行為進行查處。最后，嚴格進行收支憑證的審核和實施法人負責制。要防止利用境內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關聯公司之間的財務關系進行資金的投機炒作，嚴格進行收支憑證的審核和實施法人負責制。

參考文獻

[1]王博雅．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J]．價值工程.2011（22）

第7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Arrow）在1962年發表的《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中提出，在生產過程中邊干邊學積累的經驗也是一種要素投入。阿羅用生產經驗作為要素投入則旨在說明：只要生產繼續，生產經驗可以無限增長，資本收益就不會消失，這樣經濟的無限發展就會得到物質保障。20世紀80年代中期，羅默（Romer，1986）繼承了阿羅的研究思想，用技術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把知識作為一個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術變革或創新是知識積累的產物，知識積累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動力。其模型基本結論是：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率，投資又會導致知識的積累；知識的增加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種正反饋中，經濟系統中出現了一個良性循環，從而保證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因此，一國經濟要保持長期增長，不斷增加資本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必須是充分的。羅默的貢獻在于從知識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來說明為什么以知識作為要素投入的生產函數會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他認為一國知識存量越大，各專業知識之間交流與溝通越便利；而新知識、新技術出現越快，知識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先發國家所以形成“先發優勢”，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發國家可以從先發國家先進技術“外部擴散”中獲取巨大收益，從而形成“后發優勢”。

干中學和知識外溢觀念的引入為內生增長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形成了內生增長理論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國內總資本的一部分對本國經濟總量有重要影響。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質量上區別于國內資本，它比國內資本有更高的效率，隱含更多的技術。正因為如此，外商直接投資被公認為發展中國家知識和技術增長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傳遞生產知識和管理技術，使得其具有一個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資的顯著特點，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認為是外商直接投資給東道國帶來的主要好處。然而技術進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只占經濟增長的很小部分。這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資本差異造成的。發展中國家R＆D投資受發達國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為發達國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出口非技術密集型產品。差異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消除。發達國家通過R＆D，不斷創新并積累知識與技術，不斷應用并擴散知識與技術，已形成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獲得了先發優勢和先發利益；而發達國家的新知識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另外，外資企業技術稟賦的優越性，可以迫使本國企業投資于學習和創新，以保持其在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反過來，本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又迫使外資企業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因此，外商直接投資隱含的技能和技術提高了本國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力，加速了經濟增長。

從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來看，應該承認外商直接投資是帶來經濟增長的潛在因素，然而，其潛能的發揮需要一個合適的經濟環境。發達國家積累的技術知識無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筆可供利用的巨大資源。然而，除非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資本引進、技術消化和管理適應等因素），否則，它們不可能利用這筆財富。因此，缺乏合適的環境可能導致相反的結果，甚至阻礙經濟增長。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檢驗模型

內生增長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即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力推動的結果。該理論重視對知識外溢、邊干邊學、人力資本積累、研究與開發等問題的研究，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傳統方式包含勞動力、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三個要素的生產函數。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以兩種身份進入生產函數，一方面作為國內資本總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產生內生技術進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資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和新技術納入生產函數，在此抓住了與外商直接投資有關的外部性、干中學和外溢效果。將生產函數寫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國內生產總值，K表示國內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t表示時間趨勢。A（FDK）是擴大勞動的由外商直接投資存量決定的內生技術進步，假設它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一階齊次函數。如果A（FDK）和L給定，則一個國家面臨資本遞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國鼓勵外資流入，就可以從外資中得到技術外溢的好處，從而提高本國的生產率。

如果生產函數和技術水平指標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經濟增長率的表達式可以寫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別表示人均經濟增長率、人均資本增長率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基于資本存量測度問題的困難，前人在進行實證分析時采用了避免資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資在GDP中的份額代替資本存量增長率。這樣就可以用國內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與GDP的比率分別代替國內資本和外商投資存量的增長率，可以將增長方程簡化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I/Y表示總投資率。

三、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利用外資概況

吸引外商投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中國利用外資大體分為三類，即對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等。外資在中國的發展也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1985年為起步階段，每年實際利用外資在20億-50億美元之間，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為穩定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外資流入明顯加快，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7%.1992年以后是外資大規模增長階段，年平均實際利用額達到408.6億美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達30%，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迅速，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開放的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又步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吸引外資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態勢，據外經貿部統計，截至2002年9月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414796個，合同外資金額8136.6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347.8億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國設立了企業。中國不僅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資國，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引資國。外資的大幅度增長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大規模地利用外資從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作為重要的投資資金來源促進了生產要素存量的增長，提高了我國經濟的潛在供給能力。二是與外商直接投資相伴隨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直接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三是利用外資在促進技術進步的同時，也帶動了我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等經濟結構的提升，加速了我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四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推動了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全球500強幾乎壟斷了全世界大約80%以上的高新技術，是當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擁有者，吸引大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積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符合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提高我國技術和裝備水平，促進一些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的發展，而且也推動著這些行業內部產品結構的升級。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內生增長關系實證考察

根據上述模型，結合中國（1985年-2001年）相關數據，現就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增長率等于凈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增長量加上折舊率，如果采用西方經濟學家慣用的假定，按資本折舊率5%計算，則經濟增長率可以表示為：

gy/1=-4.6197+0.5716gk/1+0.3051gf

（-1.675）（2.306）（4.246）

R2=0.6993D-W=2.2153

如果不考慮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對內生技術進步的貢獻，僅用勞動力和資本解釋經濟增長，其解釋力將顯著下降：

gy/1=1.4837+0.7494gk/1

（0.6249）（2.5878）

R2=0.3187D-W=1.2174

通過上述兩式比較可以看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解釋經濟增長使判定系數R2從0.3187上升至0.6993，D-W統計量也變得更加接近合理值。

四、結論

第8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資 影響

1. 外商直接投資的含義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我國外商投資分為直接投資方式和其他投資方式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資）、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作）、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獨資）、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其他投資方式包括對外發行股票、國際租賃、補償貿易、加工裝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吉林省實行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將近30年，外商直接投資是主要方式之一，大體上主要經歷了起步、快速增長、穩定調整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4一1990)：起步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吉林省經濟相對于國內其他沿海地區比較滯后，第一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引進于1984年，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只有8筆合同，規模僅有239萬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億美元以下。由于對外開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資信心不足，外資項目少，投資規模小，基本都是嘗試與觀望的態度，進展遲緩。這一階段雖然剛剛起步，但也標志著吉林省利用外資從無到有，就此拉開了序幕。

第二階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國家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外商投資的政策環境也得到改善，相關規章制度也日趨成熟。在大好的環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無論是流入數量還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達到4.52億美元成為該階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資項目數達到787個，且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50%，處于迅猛發展態勢，但是在這一階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只注重量的增長，結構不合理，外資大量投向房地產和娛樂業，這兩個部門的比重高達28%。

第三階段(1997一2003)：穩定調整階段。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整體經濟水平遭受嚴重打擊，這一時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各項指標明顯下降，競爭帶來的投資風險加劇，使一些中小外商來吉林省投資決策更加審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復到1996年的實際水平，所以這個階段幾乎沒有增長，只是不斷的調整和保持穩定。

第四階段(2004一至今)：高速發展階段。經歷了上一階段的徘徊之后，從2004年開始，迎來了吉林省利用外資的大發展時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4.81億美元，是2004年的3倍還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就超過10億美元。這一階段重點是由數量擴張逐漸轉向質量的提高，鼓勵外資企業設立研發機構，擴大投資領域，強化產業結構調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經過30年的發展，吉林省外商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一直保持平穩增長，投資的產業相對穩定。截至2011年底，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90.27億美元，其中累計外商直接投資117.14億美元，占全國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的5.32%。

下面從四個方面分別對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情況進行分析。

3.1從投資方式來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有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這三種類型。其中獨資企業占54%，達到一半以上，合資企業占39%，合作企業占7%，獨資和合資企業成為吉林省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據統計，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數達到4309戶，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戶，總投資額223億美元，注冊資本123億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早期傾向于建立合資企業，后期逐漸轉變為偏好建立獨資企業或直接并購。

3.2從行業分布來看，從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累計約為83.54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農林牧漁業五大行業，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合計高達94.22%，其他行業的比重僅為5.78%。另外，產業分布中還偏重于投資少、盈利高、見效快的第二產業，比重高達86%。

3.3從投資來源地分布來看，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包括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韓國、德國、日本、美國、英國等幾個少數國家，從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來看，吉林省與東北亞地區的國家聯系比較密切，由此可見，吉林省吸收外資來源的范圍仍然很有限。

3.4從區位分布來看，吉林省外資主要投向發展較早，工業基礎較好的長春市和吉林市，長春市尤為明顯，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即有少數民族特色，又處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資，這三個地區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總量的88%,成為全省外商投資的主導。國家批準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的建設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資的步伐，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

4.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經濟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經濟水平總體上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十幾年，以開放促發展，以投資促增長，經濟突飛猛進。2007年，由于國家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政策，外商投資到吉林省的熱情高漲，吉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8.85億美元，同比增長16.3%，增幅創歷史新高。2008年之后兩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外大企業投資意愿減弱，投資增速放緩，但仍然保持增長。實踐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推動吉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促進本省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緩解就業壓力、吸納培育高級管理人才、推行先進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吉林省經濟的增長

近幾年，吉林省引進與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促進了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1984年吉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174.39億元，2011年達到10530.71億元，是1984年的60倍還多，與此同時，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長了30倍。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有力地促進了吉林省的改革開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吉林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資大項目陸續到資，對實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大項目主要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食品制造業、農副產品食品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房地產業等行業，這說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資的信心增強。比較突出的包括中糧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錦湖輪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爾化學工業有限公司、長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吉林凱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企業。

4.2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吉林省對外貿易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獲得了迅速發展，從外貿增長的來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資企業來推動。對

吉林省來說，外商投資企業對吉林省進口貿易的影響作用也十分明顯。外商投資企業不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還間接帶動了本地企業增加出口，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也增加了吉林省的進口貿易。從2001年到2007年，三資企業實現進出口額占該省進出口總額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過50%。2011年全年累計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220.47億美元，增長30.9%。全年實際利用外資49.47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資14.81億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資加快吉林省企業的技術進步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技術進步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是外商投資可以帶來直接的技術轉移，或者研究開發活動的轉移，提高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直接帶動吉林省技術的進步，即外溢效應。間接效應是有的企業通過學習、模仿，獲得外來先進技術，另外，外資的技術優勢會給企業帶來壓力，刺激省內企業加強技術開發，從而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即模仿效應和競爭效應。外商投資主要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含量較高的資本貨物和加工工藝、引進高科技研發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徑使外商在當地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不斷進步，而且外資企業通過技術溢出的方式影響一個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加快人才流動，在競爭中提高勞動者專業技術能力和綜合素質。

4.4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吉林省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現狀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明顯集中于第二產業。2012年上半年，第一產業增速加快，第二產業比重上升，第三產業同比下降。第一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43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35億美元，占全省的比重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56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資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對第一產業的投資和居民對第二、三產業的消費，提升了第一產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通過優勝劣汰的 “競爭效應”使內部原有的資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產業的整體發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幾點建議

從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水平逐年穩步的提高，但是在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外商投資規模小、行業分布不合理，投資來源和區位分布不均衡等問題，2008年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吉林省新批項目和合同外資額雙雙出現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資后勁不足。東北三省外商投資規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國內同期其他省份比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注重質與量相結合。外商投資不能只追求短期數量上的增長，而忽視了長期質量上的要求，要嚴把質量關，合理控制準入原則，優先引進高科技、低能耗、輕污染、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第二，產業結構、區位分布均衡發展。目前，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長吉圖地區，在引資時要注意科學引導和調控，合理布局，明確重點項目，逐步拓寬領域，帶動其他行業和地區共同進步，以促進全省利用外資協調發展。第三，加大科學技術的投入。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外資企業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引進高科技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法，加強技術的國際化交流，提高競爭力。

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問題研究.

參考文獻：

[1]鄒積新.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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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秀穎.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狀況探析.吉林日報[N].2010年9月13日.

第9篇：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福建經濟；連帶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兩者的聯系。Bhagwati（1994）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規模和發揮的作用隨著一國對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導向戰略（EP）還是進口導向戰略（IS）而改變。Balasubramanyam等（1996）證實，外商直接投資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大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與此同時，許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資對東道國是存在正面和負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效益表現在，其承載了東道國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將東道國的生產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樣數量的物質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出，從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會加劇東道國產業結構不合理，拉大了地區發展的差異；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很容易壟斷部分行業等等。

中國作為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自1979年以來，以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軟硬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尤其是我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放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福建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憑借著國家賦予的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資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1/10，利用外資已成為福建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

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之間關系的問題，國內不少學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對其展開了研究，如黃立（2006）運用產業結構偏差指數SD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產業結構變動所產生的影響；羅承（2006）以區位優勢理論為基礎，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勞動力工資水平、市場容量和消費水平、產業結構等變量之間的關系；何曉奇（2005）通過對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GDP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得出了出口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波動關聯不大的結論；進（2003）從技術溢出效應的角度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分析，認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比較顯著。由此可見，對福建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進行細致的研究，這對研究福建經濟發展以及今后外資直接投資發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福建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狀態。據統計數據顯示，福建2006年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162個，比上年8.8%；按歷史可比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108.02億美元，增長26.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71.85億美元，增長15.3%。按驗資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78.29億美元，增長31.4%；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2.2億美元，增長23.5%。與此同時，隨著福建不斷加強引進外資，福建省經濟發展也得到穩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7501.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885.23億元，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3736.08億元，增長17.0%；第三產業增加值2880.32億元，增長12.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長12.7%。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其作用體現為連帶效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本的積累而加大。關于這個結論，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1）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外商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來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技術溢出效應，通過引進外資，跨國公司通過示范和傳遞效應加速國內企業采用新技術的速度，隨著技術的累積，福建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資的長期效應比短期效應顯著，由于滯后幾年的固定資產累積，使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密度，產生了一定的聚合效應，對此后一段時間的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積極有力的區位導向，加大了外資流入。從實踐中看，外商的不斷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國公司進入投資，而大型跨國公司挺進市場又堅定了其他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帶動更多企業的進入國內市場投資，大力推動當期經濟發展。這正是福建利用并擴大外資特別是跨國直接投資的積極意義之一。

自1979年以來，福建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幅度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飛速的提高。隨著福建省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不斷改善，近幾年外商的投資信心持續增強，來自港澳臺、東南亞的外資比重加大，大項目帶動明顯增強，據《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資環境監測評價調查報告》顯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將繼續在中國投資，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而從總體情況來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資領域也得到不斷的擴展，一些過去未對外商開放的行業，外商也開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資正逐步走向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