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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結合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分析了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就業效應的直接因素(FDI的進入方式、FDI的流入產業、FDI的規模與性質)和間接因素(FDI的產業關聯度)。在此分析的基礎上,最后,引出對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就業正效應的思考。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就業效應 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的逐步開放,大量外資把我國作為投資的首選地。我國吸引外資逐年增加,198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僅為12.58億美元,2003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2007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高達835.21億美元。中國吸引外資的重心也由起初的重視外資的規模轉向外資的質量。
我國引進外資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是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同時利用外資企業緩解國內就業的壓力。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有效的促進了我國的就業,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結論卻不盡相同。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5)所指出的那樣“FDI影響就業的方向和程度并沒有一個一般的結論,研究結果的多樣性也反映出分析手段的復雜性和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因此,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必須分析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的因素及作用的機理。
一、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影響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影響因素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影響因素。其中,直接影響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產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性質等。而間接影響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關聯度、東道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程度等。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方式
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不同對就業的創造效應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主要有“綠地式”投資與跨國并購。“綠地式”投資表現為在東道國建立新企業,使用新設備和雇傭新員工,這種投資形式必然能夠創造直接的就業機會。而以企業所有權轉移為特征的跨國并購,短期內不會形成新的生產力,就業機會一般不會增加,相反并購后的公司出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因素在重新整合、重組的過程中往往還會裁員,導致就業機會的減少。DavidWilliams(2003)利用英國外資公司子公司的數據,從跨國公司進入模式、子公司類型、母公司國籍三個因素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得出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因上述三個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綠地投資”產生正的就業效應,而并購投資方式則產生負的就業效應。
雖然跨國并購早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首選方式,但30多年來,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基本以合資,合作和獨資等新建投資為主。2010年,我國新建合資,合作和獨資項目27355個,2010年末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1053萬人。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相關并購法規的進一步完善,越來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會以并購方式進入我國市場。
(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產業
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與其所投資的產業有很大關聯。相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據測算,勞動密集型的輕紡部門每一單位固定資本所吸納的勞動力數量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部門的2.5倍。所以,如果外商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則其單位投資直接創造就業的效應十分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將為東道國的非熟練勞動力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相反,如果外商投資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它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就會有限。ChristophErnst(2005)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為例,時間跨度為1990--2002年,研究表明由于FDI進入的方式和部門的原因,90年代后大量涌入的FDI對于就業的影響總體是不如人意的,原因在于勞動力更多地雇傭在了有較高資本密集度的部門。國內學者邱曉明(2004)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導致其就業增加效應明顯弱化。
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彌補“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而外商企業主要是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所以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進入了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利用外資更加重視質量,越來越多的外資投資于微電子業、汽車制造業、家用電器業、通訊設備業、化工業等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與性質
最先進入我國的外資主要來源于是港澳臺,從性質上講屬于“成本導向型”外資。這一時期外資的顯著特點是規模較小,1990年FDI平均單項資本規模僅為90.69萬美元。“成本導向型”外資主要是利用大陸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多投資于如紡織服裝加工生產等領域,因此這些中小規模的FDI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很大。
牛勇平(2001)對1986--1998年的FDI與中國就業數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結果認為,在國內投資效率下降或相對下降的形勢下,FDI對就業數量的增長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應,港澳臺企業創造就業數量效應較為顯著。
90年代末隨著我國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主體和來源國都有明顯的變化。來自歐美以“市場和技術為導向”的大型跨國公司成為投資主體,FDI平均單項資本規模明顯擴大。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由于FDI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單位資本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不斷減少,因此隨著投資主體由中小企業為主變為大型跨國公司為主體,FDI對就業的拉動效應不斷遞減。
關鍵詞:新疆;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分析
從1980年批準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到2010年底,累計簽訂外資合同項目1822個,合同金額42.69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4.55億美元。 截止2010年底,新疆實有外資企業499家,其中獨資企業227家,合資企業227家,合作企業36家,股份公司9家,其中外商控股公司1家,外商新簽協議合同數59個,擬合同直接投資金額3.009億美元,外商實際直接投資2.374億美元。與2009年相比,除了合同資金額減少35.98% 以外,合同項目和實際利用資金額分別增長7.27%、10.07%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伴隨著新疆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日趨減少,外商投資趨于謹慎,新疆利用外資規模同步下降,合同投資和實際投資之間的離差率明顯擴大,2001―2009年,合同平均履約率為28.45%,2010年合同履約率才增加到78.9%,這說明:一方面新疆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還待加強,另一方面新疆在吸引外資的配套政策優惠和實際工作中還存在著許多急需改進的地方。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分析
近年來,隨著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紛紛來我區投資,歐美跨國公司投資比重逐步上升,新疆外商直接投資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基本格局沒有變化,香港仍然是投資主題,且一直占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額的一半以上。2001年―2010年之間,流入香港的總投資額為3.91億元,占總投資額的53.78%,美國,日本與德國等國際資本流動的主體的投資分別只占總投資額的1.87%,1.56%與0.77%。
2010年,香港投資項目28,占項目總數的47.46%,實際利用投資金額1.268億美元,占總投資額的53.42%,占實際投資金額的第一,這種情況形成的原因除了歷史、地緣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港資“資源尋求”的投資目的。其余占比前5位的國家分別是獨聯體(0.408億美元,17.19%),中國臺灣(0.101億美元,4.25%),澳大利亞(0.079億美元,1.69%)和新加坡(0.0609億美元,1.57%)。
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分析
2001-2010年之間,外商投資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為3.686億美元,分別占實際利用金額的35.28%。農業作為新疆特色產業應該要重視,但由于開發投資量大,回收期較長,利潤率低,風險較大,與外資企業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因而引起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比較低,只占累計總投資額的7.14%。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中,對地區科技發展有利于的科研研究、信息傳輸、計算機、軟件和促進就業有效路徑的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的投資始終保持著很少的比重低,分別只占累計總投資額的0.78%,0.02%與0.56%。
2010年底,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為0.7888億美元,占總投資額的33.22%,仍占主導地位;農業利用外資的吸引力明顯較少(5.8%,比2009年減少0.3%),雖然今年交通倉儲及郵電通訊業與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利用外資額明顯增加,但在總投資中的占比仍較低,分別為19.01%與0.09%。由此可見,新疆利用外資利用的過度集中于資源密集型行業,而特色行業與新興行業的忽略,進一步加劇新疆產業結構的失衡。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析
由于新疆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導致外商投資地域分布不平衡,大部分項目集中在北疆地區,特別是烏魯木齊地區及其沿線的昌吉、石河子等三區(市)。2001―2010年之間,三個地區(市)實際利用外資額7.09億美元,占總投資額的57.53%,其中烏魯木齊市利用外資額為4.84億美元,占絕對地位。2010年底,北疆新批吸收外資項目55個,占自治區的85.94%;合同外資2.85億美元,占自治區的86.76%;實際外資3.04億美元, 占自治區的90.01%,其中三區(市)的合同項目、合同額和實際投資額占自治區的比重分別為39.09%,38.96%和14.30%。東疆和南疆地區雖然地域廣闊(占自治區總面積35.2%,12.6%),但投資項目僅占自治區的4.69%,9.38%;合同額占1.34%,14.56%;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僅占6.77%,3.15%。這種情況會引起東南疆地區資金
嚴重不足,地區之間的不協調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不利于我區經濟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獨資化動因
一、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方式變化
改革開放后,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已達到6224.01億美元,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達到552942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式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中外合資經營、外資獨資企業。此外,還有BOT投資,合作開發等投資方式,但所占比重較小。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上半期,建立合作合資企業一直是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獨資比重不斷提高,外商對華投資出現了明顯的獨資化趨勢。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獨資比重達到了41.7%,合資比重為33.2% ,獨資比重首次超過合資比重,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0年獨資占直接投資合同金額比重54.3%,合資比重為32.0%。但到2004年底,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獨資所占比重為76.4%,合資比重為18.0%,獨資合同金額是合資金額的4.24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已表現出明顯的獨資化傾向,獨資已成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獨資化動因
1.中國經濟高速穩定的增長。經營風險很大一部份是由于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引起的。而經營風險是外資選擇投資方式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雖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通貨膨脹水平較高,外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并不樂觀,為了降低經營風險,傾向于采取獨資形式。隨著2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1979年~2004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6%的增長。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經營風險的降低大大加強了外商投資的信心,紛紛采取獨資投資方式。
2.外商投資法律政策的不斷完善。改革開放之初,為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我國政府頒布了《中國合資企業法》,但對外資進入的產業和模式作了明確的規定。此階段,合資合作企業成為跨國公司主要的市場進入模式。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外商投資政策不斷放寬,先后頒布了多部鼓勵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在2001年和2002年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2004年12月我國修訂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了對跨國公司股權和投資領域的限制。外商投資法律政策的不斷完善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化。
3.保持跨國公司競爭優勢。 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的直接動因是其擁有技術、品牌、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跨國公司壟斷優勢越明顯,其面臨的壟斷優勢外溢風險就越大,此時外資傾向于采取獨資這種投資模式。若不具備特別的壟斷優勢,則傾向于采取合作合資形式。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為了降低成本和風險,主要采取合作合資投資形式。近年以來,外商逐年加大在電訊、IT技術、機械裝備以及汽車等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投資。同時紛紛在華設立研發中心,截至2005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已超過750家。此時外資企業面臨著極大的技術外溢風險,為了維持競爭優勢防止技術外溢,外商往往采取獨資形式。
4.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要求。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即從全球目標出發,合理安排有限資源,有效地協調和控制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提高其全球經營效益。但全球戰略有效實施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對其子公司進行有效控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跨國公司不再僅僅把中國作為一個銷售市場,而是作為其全球戰略中的重要環節。跨國公司為了更好的控制其子公司,有效的實施其全球戰略,對華投資紛紛采用獨資形式。
5.解決合資經營管理沖突。中外合資企業中,由于中外雙方社會文化背景,政治法律制度,利益目標方面的不同,在經營管理中合資雙方面臨著以下兩方面的沖突。一方面,文化沖突。合資雙方在文化方面不同,來自不同企業的管理者在工作思維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從而導致企業制度、管理理念、決策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這使得雙方在合資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利益目標沖突。某些合資企業,對外方而言注重的是企業利潤,并把合資企業納入其全球戰略系統,而中方除了關心企業利潤,往往還注重就業、政績等非市場因素。合資企業由于企業文化上和利益方面的沖突往往造成企業市場機會的損失和經營管理上的低效率。跨國公司為了克服合資經營管理上的沖突轉而采取獨資形式。
6.對中國經營環境的熟悉。跨國公司在對華投資的其經營過程中,對我國的法律制度,市場狀況,人們的消費方式逐漸熟悉,與當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并在多年的經營過程中建立了自己暢通的銷售渠道。跨國公司經營經驗的積累的不斷增多,減少了對中方的依賴,轉而采取獨資形式。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升級
一、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市場經濟建立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各產業產值增加迅猛,產業結構經歷了比較大的變化。從長期來看,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有了明顯的改善,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化方向。
(1)產出結構變動
從產業角度看,農業的作用盡管非常巨大,但它的貢獻度一直在降低;經濟主要靠第二產業的拉動, 而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 包括電力產業、鋼鐵產業、建材工業等等;第三產業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上升趨勢,應運而生各種各樣新興的服務業,其在整個經濟中的貢獻度會繼續上升。
據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7年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分別為14441.9億美元、37543.0億美元、26988.1億美元,到2010年,相應的數據為40533.6億美元、187581.4億美元、173087.0億美元,分別增加了180.6%、399.6%、541.3%,其中第三產業增長最快,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明顯落后。我國三次產業的GDP構成比例一直呈現“二三一”類型。
(2)就業結構變動
三次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比例關系,與產業結構的變化,是基本趨于一致的。從各產業安置的就業人數來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最多,第三產業次之,第二產業最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第一產業勞動力正逐步流入到第二、三產業。
改革開放后,第一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比重不斷下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10年的36.7%;而第二、三產業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加,吸納勞動力比重穩步上升,分別從1979年的17.6%、12.6%上升至2010年的28.7%、34.6%。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1)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結構
我國大部分的外資來源于中國香港,且呈逐年穩步上升態勢。截止2010年底,港資占我國累計吸引外資總額的41.18%,占比最大。雖然歐盟是世界上重要的資本輸出地區,但對華直接投資比重較低。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的外資來源中,一些自由港國家,如維爾京群島、毛里求斯、開曼群島、薩摩亞,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這4個國家的投資共占我國吸收外資總額的14.67%。
(2)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區域分布顯著不均衡。東部沿海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其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均處于領先地位,外商直接投資比較活躍。據資料顯示,2010年我國按省劃分吸收外資前四名分別為: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均屬于東部沿海地區。截止2010年底,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額的83.33%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吸收外資比重為10.68%,而西部僅僅只占5.97%。
(3) 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
1.外商直接投資三次產業間構成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并逐漸向第三產業傾斜。據2011中國外資統計顯示,截止2010年底,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為62.08%,在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為35.87%,在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僅為2.05%。2010年三次產業間第三產業占比為51.39%,第一次打破了長期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中第二產業占絕對優勢的局面。
2.外商直接投資產業內部構成
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內主要分布在工業部門,在工業中又多數集中于制造業,截止2010年,制造業合同外資金額為14001.41億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58.30%。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主要分布在房地產業,截止2010年,房地產的外資金額為3702.3億美元,占整個第三產業外資比重的42.9%;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也占據了較大的比重,約為13.8%;金融業的比重也大幅上升。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總體影響分析
1.外商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影響著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偏差
在2003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部門的傾斜加深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偏差,但在2003年以后,由于國家政策的改變以及外資的逐利性特征,外商投資開始由第二、三產業轉移,我國產業結構的偏差逐漸縮小。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及2011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7—2003年,外商投資于第二產業的資金額由3256989億美元上升至8515331億美元,其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也一直穩定在72%左右的水平,第二產業的產值占比達到了46%;第三產業的外資使用額雖然在逐步上升,但其占比卻一路下降,與此同時,第三產業產值的平均比重維持在38%的水平。在此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偏重于第二產業,其外資占比及產值占比都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而第一、三產業的產值占比在遠低于第二產業,三次產業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
2003—2010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額從2004年的1405258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4996992億美元,其外資占比由23.2%上升至47.3%,其產值占比已上升到42%的平均水平;第二產業的外商投資額從8515331億美元下降至5386037億美元,其外資占比由74.0%下降至50.9%,第二產業產值占比下降至46.8%。在此期間,由于商直接投資逐漸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的外資占比及產值上升幅度巨大,三次產業間差距逐漸縮小。
2.增強了中國的三次產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提高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
長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在帶動進出口貿易總額快速增長的同時,通過提升出口商品需求結構,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強了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力。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金額2010年為8623.06億美元,預計2011年將達到9718.4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占據中國出口的半壁以上江山,約在55%左右。外資的進入不僅有效提升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國的三次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就歐美等發達國家而言,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都超過了70%,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發達的產業,而我國的第三產業比較落后。外商企業的進入,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和管理經驗,促進了我國企業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高了資金的利用效率;加劇了產業內部的競爭程度, 對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同時促進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我國的第三產業走出國門。
(2)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具體影響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提高了中國工業整體技術水平,是中國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促進了中國工業內部行業結構的優化。
外商直接投資直接促進了中國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加值的快速增長。1990—2010年間,外商直接投資的工業產值從448.95億元人民幣上升至191792.80億人民幣,其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35.87%。外資企業的迅速發展,給保持中國工業經濟持續、高速、穩定的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成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外商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前來我國投資,對我國工業包括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帶頭作用。
2.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第三產業內某些行業的擴張。
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是全球跨國投資數額最大、比重較高的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雖然遠不及對第二產業的投資,,但仍對第三產業中的某些行業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外商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投資在整個第三產業的比重均在40%以上;社會服務業次之,比重在20%左右,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的擴張和社會服務業的發展,與外商投資的結構性傾斜有很大關系。
3.帶動了農產品的出口,優化了農業內部的行業結構,促進了農業技術的進步。
中國農業的產業化程度較低,農業領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農業所占比重很小,但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的技術進步,帶動了農產品的出口。外商投資農業的項目多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因此不僅帶來了資金和技術,還積極開拓國外市場,為我國農產品進入世界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外商直接投資把先進種植技術、農副產品深加工技術等引入農業部門,促進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有利于農業經濟的增長。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建議
(1)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有重點采取政策措施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優化外資的產業投向。
1.引導外商增加對我國新型主導產業的投資。所謂主導產業,是指對一個產業結構系統的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引導作用的產業,具有明顯的增長效應、帶動效應、就業效應及可持續發展效應。引導外商投資我國新興主導產業,不僅能夠增強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2.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引資工作。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引進高新技術、新設備和新材料,提高企業技術經濟效益;要繼續對外資投資高新技術產業項目給予優惠政策,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提供外資企業所需的高層次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
3引導外商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業的投資。通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改造國內傳統行業,引進外資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等;鼓勵外資發展現代農業,重點發展生態農業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種植業、養殖業及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農產品深加工業等,引進現代化農業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
(2)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措施
1.健全管理體系,建立公平、完善的投資環境
加快國內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步伐,特別是加快金融領域的改革和開放,拓展外資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做好中西部地區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工作;健全投資管理體系,加快建設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大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保障中外知識產權擁有者的合法權益;切實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營造有利于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外部環境。
2.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吸收外商直接投資
繼續引進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提高對外資企業的服務,引導外資企業發揮示范作用,帶動更多的對華投資;加大引進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力度,注重提供與發達國家投資相適應的技術和人才環境;利用對內投資方式多元化,除了繼續通過合資、合作和外資獨資方式引進直接投資外,還要積極探索和采取新的投資方式;加大國有企業利用外資力度,提高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效益;建立產業集群,吸收外商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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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作為一個中原地區的大省,利用外資是河南省發展地方經濟的必然選擇。近年來河南省雖然在引用外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和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本文首先分析了河南省利用外資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區域經濟;國際金融;引用外資;投資環境;現狀與對策
作者簡介:陶琳琳,女(1986-),滿族,河南平頂山人,平頂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外語系助理講師。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1)-17-0209-01
作為資本流動的一個重要方式,外資的利用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已經日益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資本形成難、資金短缺是中原地區和其他欠發達地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河南省“十一五”期間實際利用外資累計199.85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4.8倍。利用外資的快速增加,促進了經濟轉型,拓展了全省經濟的發展空間, 從而實現中原等欠發達地區的跨越式發展。
一、河南省利用外資的現狀
(一) 利用外資快速增加
十一五期間,全省共簽訂項目個數2013個,比“十五”時期多了225個;五年間,全省合同利用外資累計249.49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2.2倍;五年間,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累計199.85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4.8倍。利用外資的快速增加,促進了經濟轉型,拓展了全省經濟的發展空間。
(二)實際利用外資增速平穩
“十一五”時期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都較“十五”時期平穩,相比較而言,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幅度更加平穩。“十一五”時期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均高于合同利用外資,特別是2009年,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合同利用外資低于2008年,但實際利用外資仍保持19%的增長速度。
(三)利用外資的方式以獨資經營為主
隨著河南省對外開放程度加深,利用外資環境進一步改善,外商投資各項政策更加完善和規范,外商直接投資方式逐步向獨資經營轉變,獨資經營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十一五”期間獨資經營、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三種經營形式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比“十五”時期增長7.8倍、2.6倍和2.3倍。其中,2010年以獨資經營形式實現的實際利用外資為36.68億美元,占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58.7%,分別比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外商投資股份制等經營形式實現的利用外資比重高28.1、49.3和57.4個百分點,獨資經營成為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二、河南省利用外資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外資流向結構失衡。來河南投資的外商資金主要流向了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2010年第一、二、三產業的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為3.9:72.4:23.7,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資達到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7成以上,作為農業大省,第一產業利用外資的比重不足4%。而同期全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為1.8:50.9:47.3,雖然第二產業仍是全國利用外資最多的產業,但比重僅為5成,與河南明顯不同的是全國第三產業利用外資比重較高,與第二產業比重比較接近。
(二)招商引資的方式滯后,工作著力點還存在一定的偏差。目前多以印發招商項目冊、召開信息會和參加經貿洽談會等傳統方式招商,真正把握招商引資內在規律的新型招商方式運用不夠,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實現“十五”規劃項目有針對性的招商引資明顯不足。
(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軟硬環境尚不完善。從硬環境來講,能源(水、電)、交通(鐵路、航空)通訊等基礎設施不能滿足外商的需要;現有企業經營效益不好影響了外商投資的信心;特別是一些大中型骨干企業經營效益的不好,失去了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機會和與大型跨國公司合作的基礎。從軟環境來講,人們的思想認識水平、市場開放程度、科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綜合素質、人才狀況、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法律保障、政策措施等社會綜合因素尚不能滿足外商直接投資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外商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積極性,制約了外商投資的發展。另外配套服務和辦事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河南省利用外資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對策
(一)創新投資環境
各地區都要不斷發展交通運輸、郵電通訊、能源材料、環境保護等基礎設施建設,高起點、高質量地建設一批跨世紀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工程,為21世紀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加強基礎設施“硬”環境建設的同時,要把“軟”環境建設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二)從全省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出發,抓緊制定利用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規劃
為提高全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水平,必須在堅持正確指導思想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國內外經濟發展及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抓緊制定符合河南省實際、科學合理、具有操作性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規劃。制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規劃,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要真正明確利用國外直接投資的最終目的。二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與質量的關系,要堅持數量與質量并舉、發展與提高并舉的方針,以量的擴張推動質的提高,以質的提高帶動量的擴張。三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在堅持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的同時,從只注重近期利益的短期行為轉為注重長遠利益,要著眼于21世紀,把長遠利益放在第一位。四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三)適時適度地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采取多種多樣利用外資形式
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與“三外”齊上的外向型帶動戰略是一致的。“三外”齊上的目的是推動我省經濟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國際經濟合作;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的目的是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資,提高我們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能力。放開國內市場,要與放寬投資形式結合起來。在創辦“三資”企業中,重點發展合資企業,因為與合作企業、獨資企業相比,合資企業更利于雙方接受。同時,在國家政策允許的行業和長期出口創匯項目,大膽發展外商獨資企業。應當更多地采用國際上通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通過允許外商建立控股公司吸引外商投資。要積極探索BOT(基礎設施的建設――經營――轉讓)方式、外商信托投資方式、外商投資公司等各種吸引外資的方式和其他符合國際慣例、并有利于提高河南省利用外資效益的其他新的投資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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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潛力,路徑,跨國經營
一、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潛力分析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
1.政治社會穩定,發展后勁十足。越南保持著政治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政治環境。越南已成功實施革新開放政策20余年,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加快推進。2006年4月召開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進入全面推動革新開放的新時期。1991年以來,越南gdp年均增長約7.5%,遠高于東盟其他國家。2005年,越南gdp增長率達到8.4%,人均gdp已從革新開放初期的約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確定越南2006—2010年實現年均gdp增長率為8.0%的目標,表明了其繼續加快發展的決心。越南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資。隨著加入wto,越南將進一步加強同全球和地區經濟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國共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880個,合同金額646億美元,實際到位269億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5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5%,吸引外資為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項目合同金額為40億美元,原項目追加投資金額為18億美元。現有74個國家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外資經濟占越南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5%。
2.地理位置優越,成本較為低廉。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備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有利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越南地處中南半島東部,位于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上,有320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在全國64個省市中,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臨海,具有明顯的沿海優勢。越南海港較多,陸路直達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交通相當便捷,國際航線直通世界上57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資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能源資源和鐵、銅、鋁釩土等礦產資源都十分豐富。投資商在投資優惠的領域和地區投資,可根據土地法和稅法的規定,減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稅。越南勞動力資源豐富,現擁有8400多萬人口,65歲以上人口只占5.6%,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的60%,平均年齡只有24.5歲。全國人口識字率已經達到了94%,大多數人完成高中教育,是東盟國家中人口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勞動力具有較好的文化教育基礎,經過培訓后能較快地掌握科學與技藝。同時,勞動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資約55美元,河內和胡志明市勞動力月平均工資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趨完備,環境不斷優化。越南不斷完善外商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資法》,歷經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訂和補充。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國會于2005年11月通過了調整內外資統一的《投資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頒布的《投資法》與原法相比,具有投資商自主投資權限擴大、給予外商的投資形式擴大、各項鼓勵和優惠投資政策一并適用于國內外投資商等特點,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權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寬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限,提高政府辦事效率。自2006年以來,在新批的越南外資項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門審批和頒發投資許可證的項目占63%,各地方政府審批和發證的占13.3%,各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審批和發證的占23.6%。新的《投資法》對投資的行政審批手續進行較大幅度調整,進一步簡化手續程序,給予地方更大的審批權限。為給外商創造便捷、舒適的投資環境,越南正加緊建設、完善基礎設施。2006年起5年內,越南政府預計在公路、機場、海港和賓館、通信、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1150億美元。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潛力巨大
1.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優勢獨特。中國開展對越直接投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越兩國山水相連,交通往來便捷,文化習俗相近,社會制度相同。近年來,中越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關系深入發展,達成兩國和兩國人民永做“好鄰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識。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取得了積極進展。經貿及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全面加強。200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1703美元,一些發達地區如上海、深圳已超過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發展水平,對越南投資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比較優勢。通過參與越南資源的開發投資,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輕資源和環境壓力;能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開拓國際市場。
2.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以后,中國企業陸續走出國門,開始在越南投資辦廠。近年來,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推動下,一系列區域投資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發展較快。中國企業通過對越直接投資,帶動機電產品、原材料和勞務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東盟市場。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金額突破1億美元,達1.0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2.21%。其中,新增投資項目41個,協議投資額6770萬美元;追加投資項目17個,追加投資協議金額4032萬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數量偏少,規模偏小,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顯然要緩慢許多,與中國擁有對越的投資優勢很不相稱。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臺灣省對越直接投資項目1408個,協議投資總額達79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29.4億美元,居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的第一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為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累計對越直接投資的有效項目352個,協議投資總額為7.31億美元,實際到位金額為1.81億美元,僅列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投資的第15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僅占6%、1.4%和0.7%。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遠未達到規模效益,平均每個項目為200多萬美元,協議投資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僅有9家。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路徑選擇
1.熟悉投資環境。認識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路徑的起點。中國投資者要充分認識到,到越直接投資雖然潛力巨大,但仍要認真對待一些困難和風險:土地供應雖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礎設施仍較為落后,全國無一條符合國際標準的高速公路,鐵路只是米軌,無法重載,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產業配套能力較差;官僚作風、腐敗現象較為嚴重,制度不夠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術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短期行為較為普遍,政策缺乏連續性。如果對越南投資環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開風險,利用優勢,贏得商機。要扎實地進行前期準備和投資論證,妥善應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問題。通過實地考察、深入調研,熟悉越南的國情、商情和風俗民情,使投資活動符合越南市場需求和經貿政策,盡可能融入當地社會。重點研究、掌握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相關投資規則、越南新的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各種優惠政策及政策限制。處理好與合作方以及當地有關部門的關系,對越方合作伙伴進行深入了解,尋求信譽好的合作伙伴。選派能力強、素質高、外語好(越語或英語)的業務人員來越開展工作。樹立以質取勝的經營理念,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效應,搞好售后服務,提升中國企業在越南乃至東盟市場的無形資產價值。加強對投資風險的防范,按規定辦理國內外投資報批許可手續。建立信息咨詢系統,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市場調查、項目評估等咨詢業務。健全金融服務體系,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優惠貸款、擔保、保險等金融業務。改變我國對外投資審批手續繁瑣、外匯管理過嚴的現狀,切實為對越投資提供政策支持。保持與我駐越使館經商處的聯系,定期向經商處匯報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情況,遇到重大問題及時向使館報告。
2.優選投資領域。中國早期的對越直接投資主要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小型項目。此后,中國企業已涉及越南的能源開發、電子、建材、建筑、農林漁業及服務業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新增41個投資項目、6770萬美元的協議投資額中,投資工業領域的有29個項目,協議投資額6223萬美元;投資農林漁業8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6萬美元;服務業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1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投資最多的是工業和建筑業生產經營領域,達25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資服務業,為4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1.89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2.5%和25.85%。投資最少的是農林漁業,為56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698萬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5.9%和13.25%。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要優選有市場潛力、效益好、見效快且符合越南產業鼓勵導向的行業作為重點投資領域,既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又有利于發揮我國在設備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越南工業部已確定2006—2010年著力發展四大工業主導產業,加工制造業(紡織、皮革鞋類、農林水產加工),工業生產資料(化工、機電、電力、煤炭),高新技術工業(電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產業,對中國企業來說,對越直接投資大有可為。結合越南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可考慮在以下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從事生產和加工。一是家電生產。越南家電普及率較低,需求不斷擴大,市場潛力較大。中國家電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研發實力,積累了不少開拓國際市場的經驗,可在越南投資辦廠。二是摩托車發動機生產。越南政府將摩托車列為工業發展的重點,但由于資金和技術原因,迄今未能生產發動機等主要部件。我國摩托車工業技術工藝已相當成熟,具備開拓國際市場的實力,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摩托車發動機。三是農機生產。越南是農業國,農業耕作以人力和牲畜為主,發動機、拖拉機、水泵、收割機、脫谷機、烘干機等農業機械市場需求較大。中國企業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或組裝農業機械,以鞏固和擴大市場。四是礦產開采。越南礦產資源豐富,種類較多,但礦產開采和加工能力較弱。中國企業可考慮在越南投資采礦和加工,利用便利的運輸條件,將產品返銷國內,緩解國內資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藥生產、水果加工、服裝和面料加工、煙草加工等產業均是可供選取的對越直接投資領域。
3.優選投資區域。外商對越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好的南部重點經濟區(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巴地一頭頓省、西寧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資金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58%,項目數占投資項目總數的50%。北部重點經濟區(河內市、海防市、海陽省、永福、廣寧省、興安省、河西省、北寧省8個省市)吸引合同資金占全國的26%,項目數占28.7%。各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占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33.4%,合同資金占投資總額的33.8%。北部山區、中部、西原地區和九龍江平原地區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數僅2~3個,金額不超過700萬美元。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集中于基礎設施較為完備的胡志明市、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別是隨著中越合作建設“兩廊一圈”的加快推進,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將更多地投向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等發展較快的越南東北地區。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工業區、出口加工區、高科技區、經濟區屬投資優惠地區,可作為對越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越南也將北部山區、中部等社會經濟條件困難或特別困難的地區,列為投資優惠地區。由于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增加了投資風險,是否投資需謹慎考慮。可在“兩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區域內,選取高平、諒山等資源豐富的部分省市,著重進行資源開發和農業的直接投資。
摘 要 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正負影響效應。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質量改善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帶動與示范效應和產業聚集效應有力促進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擠出效應、產業結構滯后效應和區域發展差距效應對東道國產業結構造成負面影響。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影響機理
一、理論回顧及評述
經濟學家一直在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當兩國之間產生了要素跨國流動,產生了經濟聯系,就會引起內部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探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產業結構關系的理論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缺口”理論、“增長階段模型”和“邊際產業轉移理論”等。
“缺口”理論主要包括“兩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錢納里(H.Chenery,美國經濟學家),20世紀60年代年創立了“兩缺口”模型,該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利用外部資源彌補“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在發揮政府的作用的同時,調整國內的經濟結構以適應引進外部資源。它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引進外部資源對于緩和國內資源稀缺性的重要意義。托達羅(Todaro,美國經濟學家),1969-1970年在“兩缺口”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增加“政府稅收缺口”和“生產要素缺口”形成了“四缺口”模型,并從這個角度論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經濟增長的意義。“缺口”理論模型僅能從宏觀上探討利用外資的可能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小澤輝智(Teretomo Ozawa,日本經濟學家),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增長階段模型”。在赤松要(KanameA kamatsu,日本經濟學家) “雁行模式”的基礎上,小澤輝智引入了跨國公司和直接投資因素,使得這一模型對東道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優化產業結構有重要意義。根據“增長階段模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縮短了東道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換代的時間,加速了東道國建立本土具有競爭力產業的進程,從而成為東道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助推器。
小島清(Kojima,日本經濟學家),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了“邊際產業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應將本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達國家可集中發展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樣一方面促進了東道國勞動密集行業的發展,一方面推動了本國及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但按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永遠只是跟隨者,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取得后發優勢的情況。
按西方經濟學屆的分類,上述理論同屬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產業說”范疇,都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產業結構演變具有積極作用,即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可以通過要素的國際流動和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具體表現為:第一,外商直接投資轉移的產業迅速填補了東道國產業結構的空白;第二,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優質資本、領先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經驗促進來源國與東道國產業間結構的轉移,并推動產業內結構向高級化發展。
但是,上述理論都存在著理論極限,外商直接投資并非總是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它對東道國的產業結構會產生負面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主要取決于兩個要素,一是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質量和技術含量,二是當地利用外資的產業政策。若外商直接投資質量不高,或外資企業與當地企業以同等生產效率的生產,或外資企業在競爭中擠出本地企業,則外商直接投資就會對當地產業結構造成負面影響;若政府沒有對外資進行有效地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益目標和東道國產業結構調整目標偏差較大,則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機理
通過對相關理論的分析與總結,文章的理論研究基礎框架將圍繞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機理展開。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直接和間接的作用效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正面效應
1.資本質量改善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質量改善效應是最直接的正面效應。在資源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競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決定性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東道國的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增加東道國的資本存量,改善資本質量,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做出積極貢獻。
更深層次,產業結構的轉換和調整有兩種方式,增量調整和存量調整。增量調整的實質是,改變資本增量在各產業之間的分配比例,是動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轉換。各產業部門的增量資本流向和增量資本結構,決定著現有產業結構的基本變化格局,所以,東道國產業結構調整變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的增量。存量調整的實質是將存量資源進行再次配置或優化重組,借此突破稀缺資源的瓶頸約束。目前在全球范圍內,跨國并購已成為存量調整的重要形式,其操作模式往往是,以市場為導向,經過調研分析與研判,選中未來成長預期明確的、自身含有優質或稀缺資源的行業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或技術改造;通過所有權轉讓盤活閑置資源,或將股份變現處理,又可以資金形式繼續投向新興產業或新產品部門。借助多方一系列的退出以及進入的調整活動,使得各種資源在產業或產品之間不斷優化配置,提升產業結構。
2.技術溢出效應
技術溢出效應是一個運動著的系統,外商設立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先進的技術通過一定的途徑從外資企業運動到本土企業,從而引起當地技術進步或生產力升級。外資通過技術溢出促進國外分支機構進行研究與開發,提高要素生產率,改變產品結構特別是出口產品結構,引起組織創新,提高管理水平,來直接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通過與當地研究與開發機構合作、向當地后向與前向合作者轉移技術,來間接地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①。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可以分為行業內溢出和行業間溢出。行業內溢出,又稱為水平溢出,是在同一行業內,外資企業向本地企業的技術溢出,其產生途徑包括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以及人員培訓和流動效應;行業間溢出,又稱為垂直溢出,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鏈向上游企業的后向溢出和向下游企業的前向溢出,其產生途徑主要是產業關聯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又分為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兩種,前者指東道國本土企業從外商投資企業采購中間投入品,后者指外商投資企業從東道國本土企業采購中間投入品,兩者分別對應前向溢出效應和后向溢出效應。
示范――模仿效應。本土企業通過對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生產流程、新產品工藝等的學習和模仿來提高的自身技術水平,分為單純的技術復制和吸收創新。本土企業對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產品工藝以及管理經驗等進行單純照搬和簡單復制,獲得的都是質量水平不高的技術,而跨國公司真正的先進技術、核心技術則難以獲得;本土企業對跨國公司生產的產品、技術加以細致研究、消化吸收并加以改善融入到自身產品及生產工藝中的方式可以繞開跨國公司的技術壁壘獲得較為先進的技術,但這也對本土企業的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競爭效應。從外資公司角度看,東道國市場上的競爭促使跨國公司持續吸收母公司高新技術,創造了東道國企業學習先進技術的條件;從本土企業角度看,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轉化為動力,刺激本土企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本土企業加強自主研發、積極學習和吸收同行業先進技術,提高技術應用效率。
人力資本培訓和流動。科技以人為本,技術先進的跨國公司往往注重給予當地雇員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以提高低層管理或技術人才的基本管理技能、服務文化與技能、基本操作技能;提高中層管理或技術人才的部門運營能力、專業技術技能、服務能力;提高高層管理或技術人才的經營理念、管理運營能力、現代技術應用能力等②。而當這些雇員由外資公司流向東道國本土企業時,他們積累的知識和技能隨之外流,從而對東道國本土企業產生技術溢出。
產業關聯效應。當內外資企業建立起產業關聯,外資企業的因產業部門間的供求關系會對技術相對落后的本土企業產生溢出效應。前向關聯效應下,外資公司通過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售后服務、先進宣傳和銷售方式等途徑推動下游企業的技術進步,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后向關聯效應下,外資企業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往往會通過技術支持、人員培訓和輔導等方式提高上游供應商的技術水平,產生技術溢出效應。
3.帶動與示范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投資后,獲得了大量資本收益,在企業前期利潤較高的條件下,有可能帶動母公司對該企業追加投資,或向上下游產業投資以完善整條產業鏈,這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效應。與此同時,國內與國外的其他外資會被獲利效應吸引進而開始投資,或投資該行業,或投資相關行業,從而促進產業鏈的發展,這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示范效應。
4.產業聚集效應
產業聚集效應,即在某特定區域內,一定數量的具有密切產業聯系的企業以及相關機構聚集,并形成強勁、持續的競爭優勢。產業聚集會給聚集區內的企業創造良好的獲利環境,帶來較高的投資回報,形成聚合力較強的競爭優勢,包括企業生產成本優勢、經營績效優勢、產品的質量優勢、差異化優勢、區域品牌優勢和產業集聚的創新優勢等。反過來,產業集聚效應的產生又進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形成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集聚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循環。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負面效應
1.擠出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擠出效應,是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而替代國內投資、引起非公平競爭、阻礙當地技術進步和擴散、抑制生產率增長等因素引起的負面效應。隨著外資公司在東道國的擴張,憑借其各方面的比較優勢,外資企業會給東道國企業帶來較大的競爭壓力,可能會使得本地因長期處于競爭劣勢而最終被擠出市場。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內資企業擠出效應的有以下三種作用機理:第一,在內資企業較多、已發展成一定規模的行業,外商直接投資憑借其技術、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優勢打入市場,逐步樹立在當地的地位,替代內資企業,并在競爭中漸進式地將內資企業擠出市場;第二,在內資企業投資不足的行業,外商直接投資閃電式地進入,填補市場空白,占領市場,并憑借其先入為主的市場優勢地位為其他投資進入設置障礙,尤其是內資企業;第三,隨著一些東道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內資企業的某些技術可能已領先外資企業,這時,外資企業通過向先進的內資企業學習技術,享受內資的技術溢出,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相對擠出效應。
2.產業結構滯后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東道國時,若發達國家轉移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則可能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此時,就會形成以發達國家為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國,以發展中國家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國的國際分工格局。如果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模式,一味被動地接受,則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將固化在較低層次,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存在嚴重滯后,非常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
內容摘要:外商直接投資(FDI)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由于82.6%以上的FDI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使得FDI就業創造效應主要也是在東部地區有所體現。與FDI對區域對外貿易等方面的影響相比,FDI對區域的就業影響有限。另外,各地區FDI的進入動機、投資方式、產業分布等有很大差異,因此FDI對區域就業的影響也會不同。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FDI 區域就業
研究背景
發展中國家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除了彌補資金和技術缺口,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希望FDI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FDI對東道國的就業效應主要包括直接就業效應和間接就業效應,前者是指FDI增加會直接吸收勞動力就業,間接就業效應是指通過投資乘數作用,外商投資又可以帶動其他領域和企業的就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從而間接增加就業。UNCTAD(1994)一項研究表明:跨國公司可以在東道國通過影響上下游企業間接地創造就業,外資企業每增加一個員工,至少會創造1-2個就業機會。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連續16年成為吸收FDI 最多的發展中國家,FDI對中國的就業具有一定影響。中國的開放是由東部沿海向內陸逐步推進的,由于東部地區社會經濟基礎良好,以及FDI本身具有聚集效應,這樣,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東部地區走在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前面。根據魏后凱的研究,1979-2006年,我國各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82.6%集中在東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區和東北3省則分別只占7.1%,4.2%和6.1%。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各區域的就業影響是不一樣的,FDI在我國區域的分布特征,為研究FDI對區域就業的影響提供了典型樣本。
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FDI對我國就業影響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結論并不一致。如蔡、王德文(2004)運用人力資本理論分析了FDI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結論是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具有顯著效應。李海艦(2000)認為1980-1995年期間,FDI具有擴大就業的作用,1996-1998年則僅起到了轉移就業的作用,而1998年后,FDI表現出對就業的擠出,擴大了失業。鄭明月、董登新(2008)認為FDI對我國東部地區的就業而言,FDI有顯著的替代效應,而對中西部地區效果不明顯。
本文主要通過分析1993-2007年FDI在我國四大區域的就業人數變化,比較FDI對不同區域的直接就業效應的差異,同時比較了各區域FDI在就業、外貿、固定資產投資和工業增加值中的份額,直觀地說明FDI對區域就業影響的有限作用,論文也比較了各區域FDI的進入方式、投資形式以及產業分布的差異,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就業人數動態變化分析
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也是不斷增加的。2007年末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為1496.3萬人,與1985年末的6萬人相比增長了249倍。雖然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很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不大,但從動態角度來看,FDI吸納的就業人數還是逐年增長的。圖1呈現了1993-2007年期間全國以及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FDI企業就業動態變化狀況。
(一)FDI企業就業人數動態變化分析
通過圖1可以發現:
1993-2007年間東部地區在FDI企業的就業總人數上升很快,由1993年的229.2萬人上升到2007年的1283.2萬人,增長了4.60倍,占全國FDI企業總人數的比重由1993年的79.53%,上升到2007年的85.76%,上升了6.23個百分點。2007年東部地區FDI企業就業人數多的省市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和廣東,這七個省市占全國的比重為80.26%,這些省市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圖1清晰地顯示出東部地區FDI就業人口趨勢的變化與全國的變化趨勢一致,而且兩條曲線的位置很接近,說明我國FDI企業就業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東部的FDI企業,這與我國82.6%以上的FDI集聚于東部地區是一致的。
中部地區1993-2007年間,在FDI企業的就業總人數1993年為22.6萬人,占當年全國FDI企業就業人數的7.84%,2007年為101.2萬人,增長了3.48倍,占全國FDI企業就業的6.76%,下降了
1.08%。2007年,湖北、湖南以及河南是中部地區在FDI企業就業人數較多的省份,它們也是FDI較多的省份,但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還是很大。西部地區1993年在FDI就業的總人數為17.8萬人,占全國比重的6.18%, 2007年為44.6萬人,增長了1.51倍,占全國比重的3%,下降了3.18%。2007年,西部地區在FDI企業就業較多的省份是四川和重慶,這兩個地區也是西部FDI聚集的省市。東北地區1993年在FDI企業就業的總人數是18.6萬人,占全國FDI企業就業人數的6.45%,2007年增加為67.3萬人,增長2.62倍,占全國的比重為4.50%,下降了1.95%,2007年FDI企業就業人數較多的省份是遼寧,遼寧也是東北吸收FDI最多的省份。從圖1可以看出,中西部和東北地區FDI企業就業人口不但絕對量偏低,而且所占比例也很低,十幾年中比例還有所下降,這和其在全國FDI流入量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FDI企業在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比較
表1是各區域FDI三個年份的有關統計數據,對比來看,可以發現FDI在四大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東部最高,但也是逐年下降的,在其他三個地區的比重本來就不高,也呈現逐年下降態勢。FDI企業進出口占地區進出口比重在四大區域都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東部,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東部進出口比例2007年時已達59.24%,超過了國內企業的比重,東北外資企業進出口占地區進出口的比重也較高,2007年達42.97%,中西部地區這個指標較低,2007年中部為
29.1%,西部為19.30%。外資企業在各地區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是逐年增加的,特別在東部和東北地區,外資企業工業總產值的占比較高,2007年東部為41.08%,東北為21.15%,中西部地區較低,分別為11.14%和9.99%。
與上述這幾個指標相比,外資企業就業人數占各地區城鎮就業人數的比重則明顯偏低,東部地區1995年的比重為6.05%,2003年下降為4.31%,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末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使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世界工廠”地位受到重創,而中國則通過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使珠三角和長三角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地帶,這也改變了整個中國工業的布局和農民參與工業化的進程。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的勞動力數量巨大,導致東部地區按城鄉統計的城鎮就業人口,2003年比1995年增長了1.92倍,所以2003年東部外資企業就業占東部城鎮就業的比重低于1995年,而2007年東部按城鄉統計的城鎮就業人口比2003年增長了14.4%,外資企業就業占東部城鎮就業的6.86%。中西部地區外資企業就業占地區城鎮就業人數的比重很低,東北地區略高于中西部地區,說明這三個地區FDI不但絕對量低,而且創造就業的效應也很小。東部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在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危機中,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大批出口導向型企業訂單驟減,沿海省份的機械制造、服裝紡織、電子電器等行業陸續出現大規模裁員,號稱“世界制造業之都”的廣東東莞市大批外資企業倒閉、自動結業或壓縮規模,終結了“世界工廠”的蓬勃景象,終結了持續四年的“民工荒”。
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就業的影響途徑分析
一般來講,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采取兩種方式進入我國:一種是并購,通過收購或兼并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另一種是新建企業,也被稱為“綠地投資”,即在東道國新建企業(沒有包括合資和合作企業,只指獨資經營企業)。綠地投資在短期內會吸收較大量的就業,而且通常是東道國的普通勞動力。
除了直接創造就業,還通過間接效應也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比如大量短期臨時工以及帶動相關產業中企業的就業。通過并購進入方式,一般會導致被并購企業的業務整合與人員調整,在短期內會擠出一部分就業,但長期看整合后的企業競爭力增強,也會吸收更多的勞動力。中國商務部的《外商投資報告》指出,近兩年來,外資收購兼并方式的投資增多。盡管制造業中并購投資的比重不到FDI的10%,但涉及到一些重要產業,比如我國裝備制造行業這種并購的外資形式較多,影響較大。總體來看,在并購整合中,短期會較少就業崗位,但長期來看,更合理的結構會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和就業。
(一)FDI進入形式對區域就業的影響
由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主要采取了新建企業的方式,在1998-2006年間,中國東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以中外合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為26.07%;以中外合作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為9.82%;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為60.41%;以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的比重為1.09%。累計統計數據表明,外商在中國東部地區的投資主要以外商獨資和中外合資方式進行,其中外商獨資方式占絕大比例,中外合作方式和外商股份制方式的比重相對較低。改革開放后的較長時期內,外商投資主要以中外合資方式進行。近年來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逐漸深化和市場發育漸趨成熟,外商獨資方式逐漸增多,目前已經超過中外合資方式,成為最重要的外商投資方式,相對其他三種形式,外商獨資企業對于國內投資的帶動作用較小,對就業的吸收能力也較小。陶坤玉(2007)認為雖然外商獨資企業比例的上升減少了FDI對勞動力的直接吸收,在一定程度對總就業量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是卻對東部地區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提高了勞動力的就業能力,間接影響到勞動力的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而金碧、陳仲常(2007)的實證研究結論認為FDI與其獨資化傾向均對就業有著積極而顯著的正影響。
從1998-2006年,中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以中外合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為44.51%;以中外合作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10.41%;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44.82%;以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0.40%。上述累計統計數據表明,與東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利用外資方式的一個重要不同是,中外合資企業方式所占比重大致與外商獨資企業方式所占比重持平。
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以中外合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為45.06%;以中外合作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14.17%;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39.38%;以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方式進行投資所占比重為1.30%。從上述累計統計數據來看,西部地區以中外合作企業方式進行的外商投資的比重比中部地區更高,而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比重則比中部地區更低,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效應就遠遠低于東部地區。
東北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以中外合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的比重為44.82%;以中外合作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10.11%;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44.42%;以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方式進行的投資所占比重0.65%。從上述累計統計數據來看,東北地區以外商獨資企業方式進行的外商投資的比重最高,其次為中外合資形式,中外合作和外商股份制形式比例很低。盡管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中外合資的形式比例高于東部地區,但由于外資企業數量和投資額的絕對量遠遠低于東部,所以FDI對這三個區域的就業總量影響有限。
(二)FDI的產業分布和FDI企業的進入動機對區域就業的影響
從FDI 在我國東、中、西和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看,如表2所示:直接就業創造效應與外商直接投資來源結構和投資結構有著一定的相關性。FDI在我國四大地區的產業分布最集中的是第二產業,東部地區這個比例最高為68.67%,西部地區最低為52.23%;而西部地區FDI在服務業中的比例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低;FDI在四大地區第一產業中的比例都非常低。中國FDI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其高度集中在制造業,這種投資結構與中國的比較優勢變化是一致的,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具有最大的比較優勢,因而其國際競爭力也較高。由于東部沿海擁有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的先行優勢,因而成為了吸引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FDI最多、也是FDI相對集中的區域,主要是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加工貿易比重較高,東部FDI加工貿易占全國加工貿易的八成以上。蔡、王德文認為,沿海地區的三資企業是中西部農村轉移勞動力以及新就業勞動力的重要吸納部門。而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衰退,使得該地區外資企業大量裁員,造成了2008年底失業農民工“大返鄉”的壯觀場面。劉守英在2009年第2期《財經》雜志上撰文指出“出口導向企業受挫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絕不是局部的、臨時性的,它將直接影響中國依靠出口導向戰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格局,影響沿海地區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影響內地農民工的跨地區流動和非農就業,進而影響中國尚未完成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因為FDI對各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產生影響,區域工業化的程度對就業就有影響。走在工業化進程前面的東部地區有著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吸引外資的區位優勢,外資在東部沿海的集中促進了其產業集聚,東部沿海地區農村豐富的勞動力儲備正好回應了大量外資企業在該地區的建立,整個沿海地區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又引發了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朱金生(2005)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大規模向沿海地區流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投資傾斜是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重要導向因素,二者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資本投入向東部地區的傾斜,更重要的是FDI的大量流入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注入的強大動力,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地區勞動力大量流入東部地區,FDI除了對區域就業的直接效應外,還通過加快經濟全球化進程、推進區域的進出口貿易、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等對區域就業產生間接的影響。
就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而言,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并購企業在理論上來講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企業生產的投資品的購買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與其相關的前后向產業及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也極為有限,因而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因此無法用精確的數據表現出這種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的強弱或大小程度。
結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FDI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外商投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國就業做出了更大的貢獻。由于85%以上的FDI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使得FDI就業創造效應主要也是在東部地區有所體現,FDI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就業創造效應微乎其微。過去20多年中,中國利用外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了大量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構成了獨特的工業化道路。因此,今后在利用外資促進就業方面,應該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由于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就業壓力長期存在,因此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依然具有重要意義,不能盲目否定利用外資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
第二,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及人民幣升值和國內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FDI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周邊國家轉移,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吸引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FDI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保持中國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上的國際份額,發揮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
第三,從長期來講,今后在增加和擴大就業方面,要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內資積累、強化內資增加就業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為輔,以國內投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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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制造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4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0174-02
1 我國制造業利用外資現狀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非常迅速,總規模已經位居全球前幾位,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非常明顯。目前,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制造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和經濟轉型的基礎;作為過去30年我國綜合國力提高的主要標志,制造業的全面發展和優化升級使得我國已經初步確立了“制造大國”的地位,并為實現向“制造強國”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國制造業一直都居于主導地位。截至2008年,我國已累計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8101.14億美元,吸收FDI最多的部門則是制造業。從1997―2008年,我國制造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454.63億美元到923.95億美元,而制造業FDI則從255.82億美元到498.95億美元。從整體來看,除1998年由于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制造業利用外資額有所下降外,總體上呈現穩步增長狀態。
從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的分布來看,外商投資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外商投資的資本、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2007年,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值占全行業的產值分別達到了75.09%和54.31%。外商對先進制造業項目投資的加大,使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升級。
2 制造業結構升級的表現形式及測度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生產要素稟賦和需求結構會發生變化,同理,伴隨著工業結構的升級,生產要素密集度也會呈現出升級的變化趨勢。所謂制造業結構升級就是加速改變現有的制造業結構,由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體系轉變為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體系,或者是不斷提高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比重,促進傳統制造業的自動化和推動新興制造業的發展來帶動制造業的升級。
根據王岳平對工業部門要素密集程度的分類,制造業可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三種。根據此分類方法,本文通過對我國1997―2008年制造業相關數據進行整理計算,得出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生產總值在制造業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并運用回歸分析得出外資對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的貢獻差異,來測度1997―2008年我國制造業結構升級的效果。
3 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的機理分析
3.1 FDI 通過資本供給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
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技術進步和資本增加,同樣產業結構的升級也需要資金的有效供給。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是積累能力不足,亦即資本供給不足,特別是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速度較快,國內有效資金供應不足,利用外資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國內資金供給的缺口。通過利用外資,可以增加我國現有的資金存量,加速資本的形成,大大提高我國的投資水平,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3.2 FDI通過技術提升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
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技術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過技術外溢來實現。所謂技術外溢,又稱“外部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影響除資本和勞動力以外的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從而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實現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
4 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4.1 方法、模型
本文采用我國1998―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多元回歸的方法,考察FDI對我國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根據上文中制造業結構升級的測度方法,本文分別用符號PGDPL、PGDPC和PGDPT來表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在制造業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
根據上文的機理分析,外資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的主要途徑之一是資本供給,本文將直接以制造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指標來衡量外資引進的規模,用FDI表示。外資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另一條途徑是技術外溢,不同的投資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技術外溢效果,因而會對制造業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將分別考察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以三種投資方式的投資額為指標來反映投資情況,分別用JV、CE和FE來表示。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分別以各產業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為被解釋變量,以制造業FDI、制造業出口額以及投資方式為解釋變量,構造回歸方程:
PGDPL=μ+β1FDI+β2JV
PGDPC=μ+β1FDI+β2JV
PGDPT=μ+β1FDI+β2JV
其中,μ為隨機干擾項。在模型回歸中,為了考察不同的外資投資方式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將分別用變量CE和FE替代變量JV做不同的回歸。
4.2 實證分析
表1方程1中,LNFDI的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說明FDI的增加降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合資企業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說明合資企業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且作用非常明顯。方程2中,LNCE的系數很小,且極不顯著,說明合作企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明顯的作用。方程3中,LNFE通過了10%的顯著水平,說明獨資企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有負面影響。
表2方程1中,LNFDI的t值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FDI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作用不明顯;LNJV通過了10%的顯著檢驗,說明合資企業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產生了負影響。方程2中,LNCE的t值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合作企業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沒有太大的作用。方程3中,LNFE通過了5%的顯著水平,說明獨資企業促進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且作用很明顯。
表3方程1中,LNFDI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說明了FDI促進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LNJV通過了5%的顯著水平,說明合資企業對技術密集型產業有明顯的負面影響。方程2中,LNCE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影響不明顯。方程3中,LNFE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說明獨資企業促進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且與合資企業相比,獨資企業的作用更明顯。
通過對以上回歸結果的縱向比較,我們可以看出:
(1)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制造業結構的升級。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值在制造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減少,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增加。外資的不斷引入必將帶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傳統制造業結構的升級。
(2)三種外商投資方式中,合作企業對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明顯,合資和獨資企業促進了制造業結構的升級。從橫向來看,方程中FE的系數大于JV的系數,說明獨資企業對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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