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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有機農產品加以定義,要先從有機農業說起。有機農業概念發源于一九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樹立起的工業化農業體系,帶來的生態以及食物安全危機是其發生的違景緣由。自然農業、生物動力農業、有機生物農業以及生態農業等是對于有機農業最初的提法,在其后的幾10年,有機農業在理論層面以及實踐探索中都獲得了重大的發展。二0世紀七0年代起有機農業協會以及科研機構紛紜成立,一九七二年國際有機農業運動同盟的成立是有機農業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式時刻,有機農業在國家層面開始患上到注重,美國農業部從一九八0年起對于有機農業加以定義,制訂了相應的出產標準以及行為指南,推進了有機農業在美國的發展。以后各發達國家以及地區,和部份發展中國家紛紜樹立起基于本國的有機農業標準以及體系,在各國政府的引導以及推進下,全世界有機農產品的出產能力以及市場份額迅速晉升。在消費者環境以及食物安全意識不斷晉升的趨勢下,有機農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添,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中國是目前全世界四大有機農產品市場。不同國家以及地區對于有機農產品因著重點不同其定義也略有不同,但都從產地的生態環境、產品的質量節制和天然、無污染、養分、安全等幾方面加以詮釋。當前國內學術界對于有機農產品比較普遍接受的定義為:有機農產品是依據有機農業出產加工原則以及有機農產品出產方式及標準出產、加工出來。并到達相干有機農產品認證標準,通過專門的有機食物認證機構認證的有機農產品。
二美日歐等國有機農產品發展歷程及營銷模式選擇
二.一美國
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有機農產品消費國,美國在營銷策略的制訂上主要針對于本土市場。這是由于美國的有機農產品市場準入門坎高,注重對于產品的有機認證,1種有機農產品只有通過嚴格、高標準的認證審查才能進入市場銷售,從出產、加工到流通等環節的層層質量監管,加大了出產本錢,產品價格自然不菲,在除了本國以外的海外市場不具備價格優勢,受眾局限在小部份高消費群體[二]。美國政府在推動有機農產品產業發展的進程中,在營銷策略的制訂上采用左右開弓的措施。1方面出臺眾多扶持政策激勵出產者加入到有機食物產業中,幾10年來,從聯邦到各州前后出臺了產品推行費減免、認證本錢分攤、農產品補貼以及降低保費等多項優惠政策,極大地激起了出產經營者的介入熱忱。另外一方面踴躍建立以及引導國民的食物安全及健康飲食的觀念。美國的主流媒體通過各種情勢宣揚食物安全的首要性以及垃圾食物的危害性,有機食物正在逐漸扭轉著美國民眾的糊口。普互市超以及直銷店是目前美國有機農產品的主流銷售渠道,二者市場份額大體至關。小范圍的迷你店迅速擴張以及差異化經營模式成為美國有機農業發展的潮流。
二.二日本
日本的有機農業起步于二0世紀七0年代,因為受疆土資源限制,日本農業人口以及可用耕地希少,因而其最初有機農業的發展采取“小出產—大流通”的營銷模式。日本對于有機認證的前提10分刻薄,因而有機農產品產量僅占農產品總量的一‰,俗語說物以稀為貴,但與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地區有機以及非有機農產品價差太高相比,日本的有機農產品價格形成值患上稱道。在日本,有機農產品批發市場是價格構成中心,采購者同農戶商談價格,采購價格由本錢、再出產費用、公道收益組成,日本有機農產品的市場零售價只比普通農產品高出二0%~三0%,是群眾消費者能夠經受患上起的價位,因而1直以來有機農產品的銷售勢頭優良。政府在企業以及消費者之間起著橋梁以及紐帶作用,政府主導構建起完美、發達的市場體系以及交通運輸體系,有機農產品患上以大批量物流配送的方式送到消費者手中,擴展了小范圍農戶有機農產品銷售的輻射規模,增進了產業的發展。而跟著有機農產品銷量的增添以及市場認可度的晉升,如本日本有機農產品的營銷模式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農消對于接的直銷、物流配送銷售、大型商超專柜、品牌加盟連鎖、行業協會牽頭等營銷模式多頭發展[三]。日本的銷售宅配送模式是其有機農產品營銷的1大特點,日本具有發達的遍及社區以及居民集中區的配送網絡,消費者通過對于點配送能夠足不出戶的購買到自己可心的產品,10分利便以及快捷。
二.三歐洲
歐洲是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對于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惡化體會最深,因而歐洲各國都10分注重發展有機農業,德國以及英國是最先發展有機農業的國家,它們踴躍制訂以及樹立起有機農產品的標準以及相干法律體系。同時英國、法國以及瑞典是國際有機農業運動同盟成立之初的五個國家代表之1,這些國家在有機農業的范圍、速度以及水平上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歐洲有機農產品營銷模式與日本大致相同,營銷渠道多元化,但良多歐洲國家按期或者不按期舉行的有機農產品博覽會以及展覽會是其1大特點。舉行方為不同參展商設置專門的展位,通過視頻資料、宣揚冊以及贈品等與消費者進行面對于面的交換,讓他們了解以及愛好上有機農產品[四]。例如,1年1度的全球范圍最大以及有機農產品最集中的德國紐倫堡國際有機食物展覽會,在二0一四年的展會上,有一三四個國家以及地區的二二00多家有機企業參展,觀展的專業人士達四二000人,三0多家來自中國的企業也參加了本次展會,巴西、西班牙、法國等國家更是以總體國家的形象出展,對于有機農業起到了踴躍的宣揚以及推行作用。
二.四美日歐有機農產品營銷模式特征及差異化分析
美日歐有機農產品營銷模式在特征上存在良多相同的地方,但受地域、市場成熟度、消費者購買力以及認知度等方面的影響,又有其各自光鮮的特色。共同的地方在于這些國家以及地區都施行高端品牌定位發展策略,出產技術以及認證軌制的高標準、嚴請求必然致使產品出產本錢上升、銷售價格上漲,因而有機農產品消費市場定位也放在了中高端消費人群中;同時各國家以及地區都10分注重有機農產品物流配送體系的建設,基于本國發達、通暢的交通運輸網絡,現代化的冷鏈運輸基礎設施,各有機農產品出產區的輻射半徑不斷擴展,市場供應患上以有效保障。各國家以及地區有機農產品營銷模式也存在著必定的差異性,美國有機農產品發展較早,同時作為超級大國,其疆土面積、人口、經濟以及技術實力等諸多方面的優勢,都足以保障其有機農產品業患上到快速發展。美國長時間以來1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機農產品消費國,因而其產品營銷主要著重于本土市場。美國對于有機農產品標準以及出產技術的請求極其嚴格,高本錢以及高價格合適發展龍頭企業帶動下的產業化營銷模式,所以美國有機農產品直銷比例低,大企業壟斷下的食物店、專業超市以及電子商務的多元銷售模式,盤踞著目前美國有機農產品營銷的主導地位。日本受地域限制,農業資源有限,小范圍、擴散經營模式成為其必然選擇。日本10分注重有機農產品價格體系的建設,其有機與普通農產品的零售價差不大,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以及地區,因而其有機農產品的銷售總額以及增幅始終處于世界前列。歐洲各國在營銷模式的選擇上不盡相同,但都按
照各自國家有機農產品的市場成熟度、消費能力、信譽體系以及信任基礎等,分別采用了直銷、天然食物店、超市、展會相結合但著重點不同的營銷模式,有機農產品市場的成長始終與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1致。 三中國有機農產品發展概況及營銷模式現狀分析
三.一有機農產品在中國的發展概況
中國有機農業起步于二0世紀九0年代先后,一九國家環境維護局南京環境科學鉆研所農村生態鉆研室成為中國第1個國際有機農業運動同盟的成員組織,一九九0年浙江省臨安茶廠率先取得了國外有機認證機構的認證[五],標志著中國有機農業的理論鉆研與實踐探索正式啟動。經由二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逐漸樹立起自己的相干認證機構以及行業標準,并同歐美等有機農業發達國家以及地區踴躍展開行業合作,保障了中國的有機農業在快速、科學、規范的軌道上發展,但當前中國有機農業在發展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目前,中國有機農產品市場份額以及有機農產品耕種面積分列世界第3以及第4位,二0一四年中國有機農產品銷售額達二七四.一億元,但僅占農產品總銷售額的0.一%,因為出產本錢、產量以及經營者逐利心理等因素而致使的價格太高,有機農產品仍很難成為百姓餐桌上的尋常食物。但跟著中國有機農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與完美,在國家適度發展原則以及相干政策的帶動下,有機農產品價格將不斷趨于公道,產業范圍不斷擴展。據中國產業鉆研講演網推算,未來中國有機農產品市場范圍每一年將以近一0%的速度增長,成為世界上首要的有機農產品消費大國以及出口大國[五](圖一)。
三.二中國有機農產品營銷現狀分析
中國有機農產品的營銷模式正向多元化的發展方向邁進。除了了傳統的營銷模式,當前社區支撐農業(CSA)模式在中國的發展前景優良,出產者推廣有機種植方式,為消費者提供有機種植的農產品,消費者預支資金分攤種植風險,買賣雙方實現利益同享。截至二0一二年中國的CSA同盟組織已經經有一00多家,如江蘇句容的花果原鄉有機莊園,范圍到達了八六.七hm二,出產以及銷售事跡優良;農夫市集是另外一種營銷模式,通過平臺搭建,農戶與消費者直接溝通,消費者在患上到安全有機農產品的同時,拓寬了農戶的市場渠道,當前中國的農夫市集正朝著正規化的方向發展,更多的農戶介入到有機農業出產中;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自媒體時期的來臨,更多的有機農戶通過微信、微博銷售自己的有機農產品,產品定閱、信息推送,網絡節儉了買賣雙方的交易本錢,通過手機客戶端就可實現交易的全進程。但這類交易平臺因網絡監管難度大,難免魚龍混雜,有機農產品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制約其進1步發展。中國有機農產品在營銷進程中,出產經營者以及消費者之間也存在良多難以解決的凸起矛盾,如產品缺少立異、高投入低產出、非有機農產品當有機農產品賣、購買不便捷、價格昂貴、溯源軌制不健全、產品安全性沒法患上到保證等,當前中國良多城市的有機農產品實體專營店和電商生意慘然以及虧損運營。這都需要包含政府在內的多方介入者加以正確引導以及采用有效措施,解決這些制約有機農產品產業發展的不正?,F象以及問題,使中國有機農產品營銷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以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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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Design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en Dingchun
(Zhuzhou State-Owned Assets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 Co.,LTD,Hunan
Zhuzhou,412007,China)
硒元素是生命火種,抗癌之王,健康之本,可有效防治40多種人類疾病,開發富硒農產品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安康唯一能夠拿得出手的特色品牌。全世界8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低硒或缺硒,我國有72%地區缺硒。安康富硒資源豐富,但都分布在山區坡地,而農作物特別是蔬菜、水果、糧油生產基地都在川道平地,這里土壤食硒量很少,甚至缺硒,所以要開發富硒農產品必須在作物生產過程中進行補硒,才能生產出合格的富硒農產品,不然富硒農產品將是一句空話。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人們不僅要吃飽、吃好、更要吃得安全、吃的健康。長期以來,由于大量使用化學肥料,雖然保證了農業生產連年增產,僅又造成土壤有機物過渡消耗,土壤團粒結構破壞,土壤酸化板結,土壤通氣性和持水能力下降,土壤微生物菌落失衡,土壤生態和水資源環境惡化。此外,長期大量使用化學肥料,還造成農作物對化學肥料吸收和利用率下降,致使農作物產品質量逐年下降,嚴重影響了人們的身心健康。因此,限用和禁用化學肥料已引起各級的高度重視和人們的普遍關注,特別是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生產已明確規定限用和禁用化學肥料。
嵐皋縣萬物生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立足安康、面向全國,在中國農科院、陜西省富硒產品工程研究中心,安康市農技推廣中心科技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利用安康的富硒資源,研究開發出富硒生物有機肥。該肥料是以硒礦粉與雞豬糞便和菜籽餅為原料,通過枯草芽飽桿菌等微生物發酵制成。富硒生物有機肥的組成及其它重量百分比為:硒礦粉50%,雞糞和豬糞20%,枯餅10%,谷糠10%,中微量元素10%,生物制劑0.2%,其生產工藝為:備料——激活——去臭——拌合——拌料——接菌——發酵——干燥——造?!獧z驗——包裝。
富硒生物有機肥的優點是:
1.它填補了國內富硒生物有機肥空白,為富硒農產品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2.富硒生物有機肥富含硒、有機質和多種有益微生物,它集硒肥之特效、微生物肥之長效和微量元素肥之增效于一體。
3.富硒生物有機肥能為農作物提供大量的活化硒營養,確保富硒產品的含硒量達標;也能增加土壤的有機質含量,促使土壤疏松,改善土壤結構,提高了土壤肥力;也能改良土壤的貧瘠和調整土壤的pH值,促進農作物根系吸收充分而少用化肥;也能增加農產品蛋白質和果酸糖含量,提高品質;更能顯著提高農作物抗病能力,少用或不用抗菌素,既降低了成本又確保農產品無污染。
4.有效利用雞糞或豬糞,變廢為寶,凈化環境,有利于生態平衡。
打造東方紅特色品牌,讓生態有機農產品變成扶貧愛心暖寶寶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和育林鄉黨委書記尚爾勝同志凌晨3點從村里出發奔赴省城哈爾濱,為省文旅廳及其直屬單位的同志們運送我們村訂購的扶貧愛心蛋。上午8點準時到達省文旅廳,在省文化和旅游廳辦公樓前,育林鄉黨委書記尚爾勝握著省文化和旅游廳副巡視員江浙的手激動地說:“謝謝文旅廳黨組和你們扶貧工作隊對我們鄉東方紅村貧困戶的幫助,我代表貧困戶真心感謝你們,你們真的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我們工作隊在廳黨組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努力一次性幫助貧困村民賣出了近50000枚雞鴨鵝蛋,用實際行動助力精準扶貧。
東方紅村是明水縣的貧困村,全村下轄8個自然屯,10個村民小組。全村有耕地19396畝,草原19079畝。戶籍人口993戶、2785人,常住人口369戶、1009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188戶444人,其中已脫貧177戶418人,未脫貧11戶26人。由于土質含堿性大,土地產糧有限導致部分村民生活貧困。通過我們工作隊兩年的努力,全村貧困發生率降至0.956%,全村實現脫貧出列。雖然實現了脫貧,但是未來我們還要考慮到貧困戶返貧的問題,不能做“輸血式”扶貧,要進行“造血式”扶貧,不讓一戶貧困戶掉隊。通過產業扶貧來幫助他們把生活過的越來越好。通過實地走訪發現東方紅村有豐富的草原資源,草原上有上百種野生中草藥,適合發展綠色養殖業,自從工作隊入駐這個村以后,就因地制宜地查找貧困原因,對癥下藥,我與村兩委一合計,針對村里的草原地理優勢,就挨家挨戶動員貧困戶利用草原養殖雞鴨鵝,幫助解決技術與飼料問題,消除村民心中的疑慮。同時我們實行多種套餐形式銷售,20枚雞蛋、20枚鴨蛋、6枚鵝蛋,共計100元錢,送貨上門。而且我們與養殖戶開過會,叮囑他們一定要拿最新鮮的蛋出售,要對得起支持我們的好心人。
隨后我們為廳各直屬單位進行配送。我每到一個單位都會對單位負責人說“咱這是純笨蛋,散養的雞鴨鵝不喂飼料,無激素添加劑。雞鴨鵝都是吃草原的蟲子和中藥長大,渴了喝露水。你看這蛋黃,不但大而且顏色紅彤彤的,口感錯不了?!钡昂靡渤钯u,品質優良的雞蛋沒銷量就產生不了效益。為了幫助村民銷售笨蛋,我們抽身回到哈市,做起了銷售員大力推廣雞鴨鵝蛋,還在朋友圈中動員親朋好友購買愛心蛋。聽到匯報后,我廳領導高度重視,發動下屬企事業單位認團,發動廣大職工愛心消費、愛心訂購。捧出友愛的甘泉,幫助貧困的父老鄉親。
同時,育林鄉黨委政府通過“小康龍江”、“互聯網+”與村里的“E概幫”進行大力度的宣傳開展訂制與銷售,增加村民收入。愛心人購買愛心蛋,全社會助力精準扶貧已經成為一些人的共識。就這樣,訂單如雪片一樣的飛入東方紅村。
訂單激起千層浪??吹揭幻兜笆艿绞〕侨说淖放酰б婵捎^,村民紛紛掀起養殖的熱潮?!斑@一枚雞蛋1.5元,比市場價高0.5元。而且還省了我們的車馬費,有蛋真的不愁賣了?!必毨裘缧闳A感慨地說,后悔沒有擴大養殖。
真心扶貧結碩果,一件一件記心頭。東方紅村的村民不會忘記扶貧工作隊為他們做的好事。贈送圖書、送戲下鄉、贈送文化活動物品、思想扶貧、文化扶貧、產業扶貧等等。村民會如數家珍一樣的。為群眾當牛馬的人,人民永遠記住他。
摘 要: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關系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社會穩定的大事,因此,對于農產品的安全質量檢測也變得尤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然后針對這些這些問題提出了不斷完善和改進農產品質量檢測技術和相關體系,加強相關的法制規范建設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改進建議
中圖分類號:F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70230236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其中,農產品不僅包括了我們食用最為廣泛的五谷雜糧,還囊括了水果生蔬、肉食等多方面的食材。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人們對于經濟利益的追求下,市場上不斷出現了“催熟的水果”、“假牛肉”等問題食物。基于此,人們越來越需要加強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檢測,甚至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來監管農產品從田地一直到餐桌的整個流程,以此來保證人們的食品安全。
1 存在的問題
1.1 缺乏相關的檢測人員和技術
目前,專門從事農產品檢測的人員并不多,大多數技術人員主要是從事相關的管理工作,并非專業的技術檢測人員。除此之外,他們的檢測儀器和設備也不是很齊全,很多實驗室和設備都以明顯過時,由此得到的檢測結果也就更加不具有參考性了。然而,每天有數以萬計的農產品涌入市場,這就往往會導致最終到消費者手中的農產品不能滿足食用標準,給人們的食用衛生帶來隱患。
1.2 未形成健全的檢測體系
根據目前統計的情況來看,除了一些中心大城市之外,其它的中小城市尤其是下面的縣級市,并沒有在最根源的村鎮一級設置相應的農產品檢測點。不僅如此,對于相應的農產品基地以及一些超市等銷售地點的農產品檢測基本上是空白的。由于農產品的季節性和鮮活性很強,因此在流通過程中經常會加大農產品損壞的風險。若不形成健全的檢測網絡體系,往往會導致許多農產品脫離檢測直接進入到了市場。
2 改進的建議
2.1 加強技術改進和人才隊伍建設
針對這一點,要引M過硬的檢測儀器和設備,這些是保障技術能夠實現有效應用的基礎,比如一些微生物檢測的指標需要用到顯微鏡、無菌操作室等平臺。檢測技術方面一定要按照國家標準來嚴格選定和執行,對于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規定標準,比如橙子等水果來說,其指標就是農藥殘留及其它一些食品添加劑等,而大米的檢測指標主要就是一些真菌霉素和重金屬元素污染等。在檢測人員的建設方面,要建設一支核心技術隊伍,該隊伍可以作為支撐隊伍,來對于整個技術問題進行統籌,對其它的隊伍進行指導和輔助。在各級應該建立各自的技術隊伍和監管隊伍,值得一提的是,在監管是一定要安排一定數量的檢驗檢測人員,組成橫向加縱向的檢測隊伍網,爭取實現全方位的質量檢測保障。
2.2 完善檢測體系
農產品的質量安全保障是離不開科學的檢測體系的,科學的檢測體系是農產品質量安全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由于農產品的流動性強,因此需要各級部門相互協作,共同完成。這就包括了農產、工商、食品等多個部門的相互協作,要求各個部門明確自己的職責,層層落實到各個單位和責任人,精心組織,切實將監管工作和各項措施落到實處。
2.3 重視農產品質量安全宣傳及監督
安全生產不僅要常放在心中,還要落實到具體生產中去。只有真正把安全監督重視起來,才能夠確保生產的安全、有序進行。針對農產品生產種植可能存在的問題,農業等有關技術部門要積極開展安全生產宣傳工作,促進種植技術不斷得到推廣和提升,只有這樣才能讓農產品質量在源頭得到提升,從而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的效果。
3 結語
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更是利國利民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從整體來看,想要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在逐漸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檢測體系基礎上,不斷提升相關的監測技術和設備以及相關監測人員的技能,并且增強普通消費者和各級銷售者的法律意識。然而,在現實情況下,想要做到并實現以上幾點,仍然仍重而道遠,需要各級部門和人員對癥下藥、相互協作、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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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農產品;基地縣;建設;途徑
中圖分類號:S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10-0209-1
0 前言
通榆縣是多年的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歷屆領導班子為了擺脫貧困、加快發展付出了不懈努力。2006年新一屆縣委領導班子組建以來,立足縣情找出路,圍繞綠色謀發展,確立了“基礎在農業、重點在工業、根本在生態”三個功能定位,提出了傾力打造“全國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基地縣、綠色能源示范縣、綠色生態旅游縣”的發展思路。
圍繞基礎在農業,通榆縣發揮資源優勢,傾力打造全國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縣建設。
1 通榆縣綠色農產品產業發展現狀
一是綠色農產品基地初具規模。目前全縣共建生產基地150萬畝。二是綠色農產品品牌標識認證步伐加快。目前我縣共認證農產品品牌標識106個。三是綠色農產品企業數量增多。目前我縣從事綠色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的單位已發展到 24家。四是基地農戶增收顯著。綠色農產品因其是營養健康食品,因此市場價格比普通農產品高,一般綠色農產品比普通農產品價格平均提高20%左右。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一是基地規模不大。全縣耕地面積300萬畝,綠色農產品種植50.3萬畝,只占六分之一;二是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造成產品標識認證發展速度較慢;三是市場開拓不夠、品牌雜。一個產品不同企業注冊不同品牌,缺乏整體合力,僅小米就有八面牌、向海牌和“開荒隊”牌,顯現不出通榆特色,品牌影響力小;四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沒有建立、健全。造成盜用他人企業綠色標識現象突出,損害了正當企業的利益,影響了我縣綠色農產品的良好形象。
2 通榆縣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的有利條件
綠色農產品是一種安全、營養、健康食品,包括三個層次:最高層次是有機食品,其次是綠色食品,最低層次是無公害農產品。由于綠色農產品生產對基地的自然條件、生產條件等要求都比較嚴格,很多地方也想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可當地土壤、空氣、農業用水的質量卻達不到規定的條件,而我縣卻具備發展綠色農產品的這些條件。
第一,通榆縣具有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的自然條件,農產品的品質比較優良。通榆縣沒有大型污染企業,一年一季作物、半年休耕期和少量使用化學合成物質。因此300萬畝耕地從空氣、水質、土壤的質量看,都能夠達到綠色農產品環評標準,是發展綠色農產品的天然基地。
第二,我縣具有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的人才條件。我縣有農業科技人員308人,其中中級以上職稱人數99人,為我縣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提供科技支撐。
第三,我縣具有綠色農產品的外銷渠道。我縣現有農副產品購銷企業90家,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家,僅新域公司每年就出口綠豆2萬多噸,因此在企業帶動下,綠色農產品的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比較容易開拓。
第四,綠色農產品的市場前景廣闊。從國內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消費水平逐步由“吃飽”向“吃好”轉變,因此綠色農產品將成為國內市場消費的新寵;從國際看,綠色、健康是人們追求的時尚,特別在歐美及日本一些發達國家90%以上的人在購物時首先考慮產品環境標準和質量標準,因此綠色農產品的國際市場需求會越來越大,隨著市場需求增大的拉動,綠色農產品價格也會逐步提高。
以上諸多有利條件,都為我縣發展綠色農產品產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近幾年世界各國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都十分重視,國際間綠色壁壘對出口農產品的質量要求非常嚴格。但對我縣來說確是一次發展的大好機遇,機不可失。
3 推進通榆縣綠色農產品基地縣建設進程的途徑
建設綠色農產品基地縣科學規劃是前提,要立足實際,著眼長遠,科學地制定我縣綠色農產品發展規劃。規劃要在基地建設、標識認證、品牌打造等方面進一步明確工作目標和完成期限,從而使基地縣建設更具有可操作性。
3.1 加強組織領導、強化服務職能
綠色農產品基地縣建設是一項涉及多個部門和鄉(鎮)及千家萬戶的系統而又龐大的工程,必須加強領導明確責任,形成發展的動力和合力,才能推進我縣綠色農產品基地縣建設更好更快發展。
3.2 積極整合資源,打造特色品牌
一是做強做大現有品牌。二是振興地方“老字號”品牌。三是積極開拓新品牌。四是凸顯向海,打造特色品牌。
3.3 合理布局,加快基地建設
基地建設是綠色農產品基地縣建設的基礎。沒有基地一切將無從談起,只有通過基地建設才能帶動綠色農產品產業上規模、增總量。一是實行基地統一環評認證。二是基地建設要合理布局。
3.4 加強龍頭企業建設,增強帶動能力,不斷開拓市場
首先要鞏固、完善現有的農產品加工企業,使其上規模、上檔次、上水平。其次是加大對新的龍頭企業建設力度。
3.5 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和教育
“新型職業農民”是指在農村專業從事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產經營的高素質、高技能農業從業者,可以分為生產經營型、專業技能型和社會服務型3種類型。新型職業農民不僅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更有先進的發展觀念理念和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不僅講責任、講誠信、講職業道德,而且對農業生產具有深厚的感情;不僅自己能依靠科技和市場致富,還能通過創辦專業合作社、經營型服務組織、示范基地等帶動周圍農戶,利用一切可能使農業報酬最大化。
首先,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有利于促進規?;⒓s化、專業化、產業化、市場化,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從而有利于保障農產品供給。同時,雖然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因素復雜,但是,最基礎、最根本的是農業生產經營者,高素質的新型職業農民才能生產高質量的農產品。所以,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有效解決快速城鎮化過程出現的農民問題,必須推進農民職業化進程。
一、農戶對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的影響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特別是農業人口眾多,而農業資源有限的農業大國,有限的人均資源使得分散的農戶成為主要的農業經營單位。施行后,農業生產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源以人為單位平均分配,并不斷隨著人口的增減進行調整,使農業資源越來越趨向分散,而農戶經營的小規模性、分散性和缺乏相應關聯機制等都為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帶來了隱患。
1.目前我國農民生存與教育現狀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民的生存和教育狀態值得高度關注。目前,我國在農村生活的絕大多數是中老年、婦女和兒童,城市打工者中絕大多數是青壯年農民、新生代農民和農民大學生。
(1)留守在農村的農民。由于多種原因他們已經無法再去城市打工,但是,農業的低效益、迫于生活的無奈,他們即使老了、即使是婦女,仍要犁田靶地、搶種搶收。
(2)城市打工者中的農民群體。一方面是農民的孩子千方百計考大學“跳出農門”,畢業后一定要在城里“混”出個模樣來,他們“無顏”回農村,更不愿從事農業;另一方面是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的后代,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他們不可能隨父母去農村,更不可能從事農業。隨著大學生不能就業人數的積累,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不斷增加,群體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3)我國農民群體大的國情決定了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自身問題的艱難和復雜,但是,也是我國中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和農民職業教育的問題。
我國農民職業教育和培訓現狀:
(1)我國長期用圍墻里的農業職業教育來代替農民職業教育,學習后基本上不會再回農村務農。
(2)我國農業職業教育學歷層次只到高職,沒有職業本科和職業研究生,是“斷頭教育”,吸引力不強。新生代農民不能很“體面”地得到農業職業教育。
(3)不同的系統和部門,對務農農民都是用簡單的技術培訓代替系統培訓,甚至代替農民職業教育。
2.農戶分散經營方式影響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
在當前小規模經營條件下,農產品生產的凈收益不高。由于數量規模小,不能直接面對終極消費者或者大宗農產品市場,一般由經銷商統一收購。因此在選擇經營項目時農戶往往盲目跟從其他經營者。特別是在農業產業化、基地化的大力推動后,農業生產呈現出區域一致化的特征,分散農戶生產的大宗農產品品種上高度趨同,因此不斷提高農產品產量才能保證價格一致的條件下獲得更高的收入。當產量成為農戶間競爭的唯一指標時,一切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產量的物質、措施都會被使用,哪怕有損于內在的質量。這對合格農產品的有效供給產生了不利影響。
3.農戶技術采納不足影響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
伴隨著農業生產的進步,農業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病蟲害的種類、農產品疾病變異等也在逐漸增多和復雜,傳統的應對方式顯然已經無法滿足商品化后的農作物、畜禽和水產生產,必須依靠現代農藥、獸藥和魚藥,病蟲害等的不斷演化和藥物技術性的加強,使得僅僅靠農戶的經驗去判斷災害或掌握用藥方法帶來的生產風險很大。目前,由于我國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不完善,大部分分散農戶對農藥等的選擇和應用還是依靠經驗、查看說明書或者銷售人員的非專業建議,導致對癥性差、用法用量不準確、換藥頻率高、多種藥物混用等情況普遍存在;同時農戶難以掌握病蟲害發展規律,不能做到提前預防,通常都等到災害發生才采取措施;當面臨減產或絕收風險時,農戶也很難有耐心等待藥物作用的自然周期,藥效不能立即發揮時伴隨而來的就是更換藥物或加大劑量。
二、新型職業農民在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散的農戶經營難以與千變萬化的市場進行銜接,無法滿足市場對農產品質量的需求,必須依據市場化要求和經濟利益原則,將小規模分散經營的農戶轉變成新型職業農民的適度規模經營,并進一步將區域內經營主體組織起來,使分散的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較大范圍和較高層面上有效的結合,才能在組織化管理、規?;洜I、標準化生產、品牌化銷售方面都優于傳統農戶,改變農產品生產主體分散、經營主體眾多的混亂無序狀態,形成統一化組織、基地化生產、規?;l展的態勢。
1.有利于全程控制
生產環節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重點和難點,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要貫穿整個生產過程。要強化生產源頭管理,就要開展農產品產地環境安全評價和監控,實行產地編碼,同時對農業投入品進行規范和監管。新型職業農民通過現代農業經營主體整合了農業資源,有利于實行統一生產資料供應、技術服務、質量標準和營銷運作,對農業投入品進行有效監管,強有力推進農業標準化和品牌化建設,便于探索基地農產品的準出和追溯管理。
2.促進經營理念的轉變
新型職業農民有利于促進從“自然農戶”到“法人農戶”的轉變,在提高農業生產組織化率的同時,能有效推動農業生產者農業經營理念、運行機制、經營模式等重大變革,縮短農產品供給鏈,并使生產優質安全的農產品逐漸成為自覺行為;同時新型職業農民能尋求更多的市場機會和更好的價格改進,有利于實施品牌經營戰略,更注重農產品安全生產,促進產業健康持續發展。此外,新型職業農民的經營主體法人地位的確立也有利于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和檢驗檢測體系,從源頭上實現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控制。
3.提升風險抵御能力
在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戶集約經營水平,更有利于先進實用技術和現代生產要素的采用,相較于傳統農戶而言,新型職業農民抗拒自然風險、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經濟風險的能力明顯有所提升,必然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全方位提升。
4.發揮科技示范作用
新型職業農民在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方面可以起到引領、示范和帶動的作用。新型職業農民所掌握的農業資源相對集中,生產規模相對較大,通過出資研發、購買成果等形式與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關系,形成以應用促進研發的良性互動和機制,有力促科研、教學、推廣與生產之間的密切合作,用科技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同時,新型職業農民通過帶動周邊農戶,擴大先進適用技術的應用,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推廣應用優良品種和標準化生產技術,可有效促進農產品源頭質量安全的控制。
三、創新思路,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1.對新型職業農民要有本質性認識
“誰愿來種地”與“誰來種地”不一樣,一個“愿”字表達了種地人的主動性。然而,要使種地人主動地“愿意”去種地,首先必須滿足其兩個“意愿”:一是“收入意愿”,二是“發展意愿”。“收入意愿”的滿足體現在農業經營者人均純收入與附近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等,這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濟機會成本可以大到抵消其在城鎮就業的利益回報,使得城鎮就業對農業經營者失去經濟吸引力。“發展意愿”的滿足體現在從事農業經營這一職業的人及其子女能夠具有附近城鎮居民及其子女的同等發展空間,這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機會成本可以大到抵消其在城鎮就業的發展回報,使得城鎮就業對農業經營者失去發展吸引力。
如果農業經營能手能安心地留在農村,必然能盡心地伺候農業,合理利用到手的“適度規?!鞭r業資源,“如何種好地”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類“安心地留在農村,盡心地伺候農業”,以農業生產、經營或服務為主要職業,以農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群,就是“新型職業農民”。
新型職業農民是現代農業體系中最活躍的因素,他可以是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合作社牽頭人、農機大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老總,也可以是工作在農業產業鏈條上各個環節的普通職員,如市場經紀人、農機手、植保員、防疫員、沼氣工、水利員、信息員、園藝工等技能服務人才。
2.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要有深層次思考
目前,我們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分析討論還不夠深入,還需要更深層次的思考,才能把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這一系統工程做好。
首先,對新型職業農民的認識不能僅停留在簡單的定義上,要分析他們的意愿(前面提到的“收入意愿”和“發展意愿”)并設法創造條件促使其意愿得到滿足。
其次,在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必要性的理解方面,也不能只停留在對農業發展的必要性上,還要擴展到對整個農村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只有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好了,才能為農村社會注入一股新生力量,才能顯著提升農村社會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層次。
第三,在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方面,很多地方還停留在技術領域,而對經營管理、產業服務、物流儲運、市場銷售等領域重視不夠。其實,在農民培訓的技術領域,我們已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方面需要做的只是進一步提高。下一步的重點應該瞄準整個農業產業化鏈條,從產前、產中、產后和經營服務體系與技術服務體系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培訓。
第四,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既包含培訓,也包含教育,“培育”是“培訓、教育”的組合詞。從長遠來看,新型職業農民教育的任務更加艱巨。因此,從現在開始就應該花大力氣解決新型職業農民的“教育”問題,而不是僅僅“培訓”而已。
第五,新時期新型職業農民培育不能忽視其發展的環境要素的“孕育和培植”。應該說,“環境要素培育(孕育和培植)”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這一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比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和教育更難解決。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和教育就好比是一個育種工程,但優良的種子是否能帶來好的收獲,還取決于適宜的土壤環境。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例如,在土地流轉方面,能讓新型職業農民順利得到適度規模的土地經營面積;在組織體系方面,能讓合作社真正發揮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推動作用,而不是只做作表面文章卻沒有實質性內容;在市場建設方面,能讓其真正形成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拉動力,使新型職業農民創造的價值得以充分實現;再就是在整個產業鏈上,如加工、物流、科技與市場服務等環節,而不僅僅在生產環節,為新型職業農民打造出優良的生存環境和發展空間。
四、相關建議
1.創造條件,扶持新型職業農民實現“收入意愿”
新型職業農民要克服技術提升難、產業發育難、市場對接難等一系列問題,才能顯著增加經濟收益。因此,新型職業農民必須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掌握現代的農業生產技能、擁有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必須適應我國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形勢,滿足從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的新要求。
新型職業農民既要發揮家庭經營的優勢,又應融入現代農業要素,不斷探索新的價值增長點。首先,新型職業農民要成為市場主體,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選擇使報酬最大化,獲得較高的收入。其次,新型職業農民應具有高度的穩定性,這是其收入穩定的根本保障,也是農業特點對從業者的基本要求,以規避對農業的短期行為。第三,新型職業農民應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現代觀念,其行為應對生態、環境、社會和后人承擔責任,這種責任的承擔最終也會為自身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提供保障。
2.深化改革,助力新型職業農民實現“發展意愿”
新型職業農民“發展意愿”的滿足是一個比“收入意愿”的滿足更難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既涉及到自己的發展,更涉及到子女的發展。如果說影響新型職業農民“收入意愿”滿足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來自于自身,那么影響新型職業農民“發展意愿”滿足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卻來自于社會,來自于城鄉差別。只有依賴于巨大的社會變革,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在生活、教育、醫療、衛生、通信、文化、就業等方面讓城鄉居民逐漸趨向于公平享受社會資源,才能使新型職業農民的“發展意愿”逐步得到滿足。
3.實施“農業后繼者培養計劃”
根據農村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尊重學生的愿望和選擇,從初中畢業就分流為中高等職業院校、應用技術大學和重點高中、研究型大學兩種教育類型,進行逐級分類教學。同時,通過支持中高等農業職業院校定向培養農村有志青年;吸引農業院校特別是中高等農業職業院校畢業生回鄉務農創業;為農村應屆初高中畢業生、青壯年農民工和退役軍人回鄉務農創業提供免費中高等職業教育和全程培訓等措施。培養愛農懂農務農的農業后繼者。
4.實施“在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計劃”
對在崗務農的農民,通過“送教下鄉、農學結合、彈性學制”,開展免費的農科中等職業教育和農業系統培訓,把具有一定文化基礎和生產經營規模的骨干農民,加快培養成為具有新型職業農民能力素質要求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者。
5.強化法規保障和政策扶持
加快研究農民職業教育相關規章制度,制定專門、系統的農民教育法規以及相關配套制度,建立健全農民職業教育的制度體系,對農民教育的組織管理、經費投入、教育機構、農民接受教育培訓的權利和義務等加以規范,為農民教育培訓事業將來發展提供有力保障;研究制定新型綠色證書制度,將新型職業農民獲證與產業發展扶持政策掛鉤,將資源有效整合;研究制定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專項扶持政策,在農業補貼、土地流轉、技術服務、金融支持、加工營銷等方面給予適當傾斜,不斷拓展補貼范圍,提高補貼標準,引導其采用新品種、新技術、新機械、新設施。
6.完善社會服務體系
建立覆蓋全程、綜合配套、機制靈活、運行高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健全服務組織,豐富服務方式,完善服務機制;健全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鄉鎮或區域性公共監管服務機構;繼續深化基層農技推廣體制的改革,完善農技推廣責任制,培育民營農業科技服務組織,構建公益性與經營性相結合、綜合性和專業性相協調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同時引導科研單位和高校面向基層和生產需求從事科研,強化關鍵領域、重點環節技術攻關,搭建農業科技交流和示范平臺,促進環境友好型科技成果與農業生產有機銜接。
7.出臺有針對性的財政支持
財政部門盡快將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和扶持納入公共財政支持范疇,設立專項資金,支持新型職業農民擴大生產能力、延長產業鏈,增強競爭力和帶動力。各級財政部門對其農產品質量標準與認證、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等給予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健全其授信制度,通過增加貸款規模、簡化貸款手續、降低貸款利率等手段為新型職業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提供支撐。各級稅務、國土、電力、水務等部門也要制定其在稅收、用地、用水、用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實施細則,對其生產經營進行支持。
8.盡快建立認定管理辦法
研究制定科學的新型職業農民認定辦法,明確認定條件、認定標準、認定程序,確定認定主體、認定機構、認定責任等。對于認定的條件和標準要充分考慮到不同產業、不同地域、不同生產力水平等因素影響;對于認定主體,需要研究和明確政府負責、農業行政部門實施、受委托的專門機構承辦的規定和細則。
今年以來,受天氣影響,農產品價格總體呈上漲態勢,“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層出不窮,月度CPI尤其是食品價格屢創新高。相比我國以往經歷的通脹周期,當前經濟增長和流動性均處收縮階段,本輪通脹主要體現在食品領域的糧食及肉禽漲價。
回顧通脹周期
對于通脹,我們可以從CPI、PPI、房價三個角度去分析,分別刻畫消費領域、生產領域、資產價格的變化?;仡櫧?0年來的歷史,我國經歷了3次通脹周期,分別為1993~1994年,2003~2004年,2006~2008年(見圖1)。前3次通脹周期的成因均不同。
1993~1994年:物價改革,政府提高糧、棉收購價。這一階段,我國物價改革步伐較大,價格放開程度加大,短缺經濟背景下商品價格合理調整連同亂漲價使整個市場的物價水平明顯上升。同時,政府提高糧、棉的收購價格推動了食品價格上漲。此外,1992、1993年固定資產投資膨脹、貨幣發行量過大及金融秩序混亂的滯后影響。
2003~2004年:糧食連續減產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1999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連續減少,不能滿足當年消費,導致庫存連續大幅下降,2003年中國糧食庫存甚至不足當年消費量的30%,處于197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比過去30年59.4%的平均水平低約一半。其中,2003年供求缺口高達當年消費量的13.4%。
2006~2008年:生豬疫情、能源價格飆漲、房產政策偏松推動全面通脹。2007年5月生豬疫情致使生豬供應量瞬時縮小,剛性需求使豬肉價格上漲,而國際原油價格一路飆漲下,美國大力開發生物能源進一步推動玉米等糧食價格上漲,從而帶動食用油、蛋、奶類的價格連續上漲。偏松的房地產政策下,牛市的財富效應和人民幣升值大幅推升房價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上漲。
從宏觀背景來看,剔除供給沖擊,站在需求角度上,通脹往往出現于流動性大幅釋放和經濟快速增長后期。從產出缺口、流動性和通脹關系的實證結果來看,流動性周期往往領先于經濟增長周期,并領先與通脹周期。近20年來的3次通脹周期均符合這個規律。(見圖2)
在此前3次通脹周期下,A股市場經歷了四次加息周期,起始日分別為1993年5月15日、2004年10月29日、2006年8月19日、2007年3月16日(見表)。加息一般出現在通脹比較明顯之后,CPI超過3%,1993年加息屬于“急剎車”,次數少但幅度很大,這主要源于當時CPI漲勢過快,通脹壓力較大,而之后的三次加息周期,總體上都是“點剎車”式的。
本輪通脹主要為農產品漲價
今年以來,國內外自然災害不斷疊加下,農產品和食品價格明顯上漲,加上翹尾因素CPI快速上升,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通脹令市場擔憂。
但從宏觀背景看,本輪通脹的經濟增長和流動性背景與前3次通脹周期不同。國內經濟增速仍在下滑,我們判斷,2011年1季度同比見底之后溫和上行,流動性方面M1增速同樣處于下行階段,今年底降至19.4%,而2011年將繼續小幅回落至18%。環境上,美國經濟3、4季度仍將繼續小幅下行。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多元供給行為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不斷發生變化,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進行了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與問題、農民負擔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關系、稅費改革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增收關系、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改革等方面。但是,在現有成果中,專門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角度進行相應研究的還不多。我們認為,當前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結構與行為優化問題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升新農村建設水平的關鍵。因此,必須重點研究如何實現供給主體結構的優化,構建政府、私人、第三部門多元互動的制度格局,并著力優化多元供給主體的行為策略和行為關系。
供給主體結構優化:由政府單一主體轉向政府和民間多元主體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政府壟斷公共產品供給,不可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單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他參與者,從根本上降低了供給水平,制約著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有關資料顯示,截止到2002年底,全國83%的村不能飲用自來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電話;農村用電電壓不穩、電價偏高,平均電費是城鎮的2倍以上;盡管有93%的村能接收電視,但信號相當微弱;交通不便,距汽車站20公里以上的村占34%。此外,大部分農民基本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完全不能接受醫療、養老等公共保險消費??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相當嚴重。而且,政府作為唯一的供給主體,使得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在政府供給能力不足、其他供給渠道又沒有形成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運轉,政府就不得不強行向農民攤派各種費用,集資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結果必然加重農民負擔。這些,對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都是很不利的。
農村稅費改革后,空前的財政壓力使單一主體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為了擺脫困境,必須追求結構優化、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和民間多元主體的轉變。
(一)在供給主體結構優化過程中,政府仍應充當關鍵主體、發揮核心作用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西方福利經濟學家們認為,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若通過市場方式提供,很容易出現“搭便車”和投資不足的問題,并且在規模經濟上缺乏效率。如果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來提供,則可以克服市場供給的缺陷。那么,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應該是公共產品的天然提供者。可見,提供公共產品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能。在新農村建設中,公共支出政策的關鍵在于確保政府有效地提供農村公共產品,政府要把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納入財政制度框架,真正成為農村優質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讓廣大農民能像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并且,政府作為公共產品最重要的供給主體,要盡力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上,將農民承擔的制度內公共產品成本和制度外公共產品成本都壓縮在最小限度。
對于全國性的純公共產品,包括社會治安、貨幣穩定、公平分配、政府活動等,應該由政府無償足額提供,而不應再讓農民承擔任何成本。其理由如下:(1)廣大農民在工業化初期,就通過農業稅及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形式將大部分農業積累轉為工業積累,為城市工業化做出了貢獻。
在城市工業具備了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后,政府應無償為農民提供上述公共產品,作為對農民長年來超額貢獻的補償。(2)農民收入明顯太低,嚴重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并進一步延緩了工業化進程,同時也使農民出現了不滿情緒,形成了社會不穩定的隱患。對農民無償提供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這是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有效途徑。(3)農民不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直接繳納稅費,并不意味著農民就不為此負擔稅費。農民實際上還通過農用生產資料、生活用品及勞務的購買,支付含在商品零售價格中的流轉稅,其中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絕大部分體現在城市的稅收收入中,并由國家與城市分享。因而,政府對農村供應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并不是完全無償的。
對于其他主體不能提供或不能高質量地提供的一些農村準公共產品,政府要尋求最優供給機制,保證提高供給水平。
(二)供給主體結構優化要十分重視以私人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
盡管政府應該是公共產品的天然提供者,但當公共產品完全由政府供給時又存在非市場缺陷。查爾斯·沃爾夫曾詳細探討了這類缺陷:一是使成本和收入分離。非市場活動的收入具有非價格來源,主要由政府稅收支付成本,易導致多余和增加的成本。二是形成內在性。私人的或組織的成本和利潤很可能支配公共決策。三是派生外在性。非市場活動可能產生無法預料的遠離公共目標的副作用。四是分配不公。非市場活動會產生權力或特權(而不是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不公。這些非市場缺陷會直接導致政府部門內部的低效率,引致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不足。因此,考慮以私人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就顯得十分必要。對于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可能性,戈爾丁、史密茲、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早就從理論與經驗方面作了論證。戈爾丁提出了“選擇性進入”的概念,即消費者只有在滿足一定的約束條件,例如付費后,才可以進行消費。戈爾丁認為,福利經濟學忽視了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上的“選擇性進入”,若公共產品不能通過市場手段被充分地供給消費者,那是因為把不付費者排除在外的技術還沒有產生或者在經濟上不可行,而不是不能由市場提供。戈爾丁的分析尤其是他提出的“選擇性進入”方式是極富創見性的。繼戈爾丁之后,德姆塞茨指出,在能夠排除不付費者的情況下,私人企業能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他進一步認為,由于不同的消費者對同一公共產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過價格歧視的方法來對不同的消費者收費。另一位學者史密茲認為,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消費者之間可訂立契約,根據一致性同意原則來供給公共產品,從而解決“免費搭車”問題。如果說上述學者是從理論角度論證了私人提供公共產品的可能性,科斯則是從經驗的角度論證了這種可能性。
科斯在其經典論文《經濟學上的燈塔》中認為,從17世紀開始,在英國,燈塔作為公共產品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給的情況,政府的作用僅限于燈塔產權的確定與行使方面。在182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共有46座燈塔,其中34座由私人建造。因此,英國歷史上的燈塔基本上是由私人供給的。⑦科斯的研究表明,一向被認為必須由政府經營的公共產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經營的。借鑒西方學者從理論角度和經驗角度的論證、研究結論,我國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也完全可以采取以私人為主體的方式。
但是,由私人提供的農村公共產品一般限于以下兩類:(1)準公共產品。由于純公共產品一般具有規模大、成本高的特點,只能由政府利用其規模經濟和“暴力潛能”優勢來較為經濟地提供。準公共產品的規模和范圍一般較小,涉及的消費者數量有限,正如布魯貝克爾和史密茲所認為的,這容易使消費者根據一致性同意原則,訂立契約,自主地通過市場方式來提供。由于消費者數量有限,因此達成契約的交易成本較小,從而有利于公共產品的供給。(2)具有排他性技術、可以將“免費搭車者”排除在外的公共產品。這即是戈爾丁提出的“選擇性進入”的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由于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因此很難排除“免費搭車”等問題。而“選擇性進入”的產品則可以有效地將“免費搭車者”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私人提品的交易成本,從而激勵私人提供某些公共產品。相反,如果缺乏某種排他性技術,則私人提供的公共產品難免會陷入“公地悲劇”。
(三)供給主體結構優化還應該以第三部門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
農村社區和各種合作性的非盈利性農村社會服務機構都屬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第三部門的范疇。許多國家的實踐表明,第三部門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美國為例,各類非營利部門一年的運作資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7%~8%。如果把這些組織中義務工的貢獻折算成金錢,非營利組織活動的價值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10%。我國200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2萬億美元,假設從比重上我國的非營利部門能達到美國一半的水平,它一年便可為社會提供價值約9000億人民幣的服務,比政府的整個社會開支(包括福利性開支、轉移性支付和社會保障開支)規模還要大。由此可見,利用非營利部門提供公共產品將會具有戰略性的意義,而利用非營利部門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同樣具有巨大的潛力。
第三部門可以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對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形成積極回應。第三部門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能夠對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進行有效彌補,能夠在決策咨詢、政策宣傳、政策實施、矛盾疏導、表達民意等方面起橋梁紐帶作用,能夠靈活、高效、低成本地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因此,以第三部門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有著明顯的好處:
首先,第三部門可以更好地滿足農民對公共產品的多元性需求。對于“市場失靈”的一些公共產品,單靠政府供給是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的。因為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是多元的,但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只能是一種。在市場和政府雙雙失靈的情況下,民間非營利的第三部門可以拾漏補缺。它們是非營利的,不會利潤掛帥,因此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它們是民間的,不必行動劃一,因此可以為需求較高的人群提供額外的公共產品,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別的公共產品,從而滿足政府和市場都滿足不了的社會偏好。
其次,第三部門可以更好地滿足農民對信息不對稱性產品的需求。信息不對稱的產品有兩類,一類是服務的購買者并不是最終消費者,中間隔了一層;另一類是服務本身的性質太復雜,消費者對它難以評估。信息不對稱的產品在不必由政府提供的情況下,若靠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機構來提供會造成一些問題,它們很可能會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對稱關系中的優勢地位,以次充優、以少充多,欺騙消費者,謀取利潤最大化。第三部門與營利組織不同,非營利組織的性質不允許它們分配營業所得。既然營利不是它們存在的目的,這類組織借信息不對稱之機占消費者便宜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再次,第三部門的社區組織提供公共產品能夠很好地弱化“搭便車”問題。“搭便車問題的嚴重性取決于群體結構的緊密程度如何。在一個結構緊密的社區內,人們個人主義較少并會嚴格遵從社會規范,因而搭便車問題不會太嚴重。”我國農民一般生活在村落之中,社區組織供給這種方式能夠把公共產品的供給范圍縮小到一個以村落為中心、以生活和工作為紐帶的小集團之中,它容易符合農村的村情民意和提高農民的滿意度,因而會有較高的供給效率。
羅西瑙與林德從實際效果上對比了第三部門與私人營利組織提供公共產品方面的差異,在將149個研究進行綜合后,得出結論:在服務質量、需求者可接近性、成本效益和慈善四個方面,都是第三部門優于私人營利組織。
因此,優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必須充分考慮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將其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一個重要主體。
政府主體行為策略優化:營造合作博弈局面和消除背離公共利益的驅動力
在供給主體結構中,政府主體是核心,所以政府主體行為策略的優化對于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質量至關重要。理論啟示與實際情況對于政府主體行為策略優化的突出要求有兩個:
(一)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博弈為合作博弈
自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經歷了多次變遷。從本質上講,每一次制度變遷過程都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定位、財政資金分配等方面的博弈過程。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充分博弈后形成的契約格局,就是最終所采取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雙方的博弈實際上是信息不對稱狀況下的一種動態博弈。在博弈過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區利益的理性考慮,夸大本地區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需求,片面強調財政缺口,逃避供給責任,其行為策略可以概括為:“叫苦”和“逃避”。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中央政府要保證各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均衡,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政府根據各地區夸大的有效需求狀況,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分配供給資金,必然導致嚴重的財政困難。面對各地方政府夸大農村有效需求的行為策略以及自身財政困難的局面,中央政府此時的策略只能是采取一種逆向選擇行為:收回財權、下放事權,進一步把公共產品供給重點轉向城市,其行為策略可以概括為:“收財權”、“放事權”和“轉方向”。可見,農村純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博弈過程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為策略。⑩顯然,要改變這種公共產品供給的尷尬困境,最本質的要求是雙方重新選擇行為策略,打破原來的博弈困境,建立起良性互動的合作格局。
要建立和營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格局,首先應該劃分清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給責任和范圍。責任和范圍不清是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合作博弈的癥結所在,所以界定清楚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范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1.強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共產品供給責任劃分的兩個要求。
第一,重視農村公共產品效益外溢的成本補償。各級政府間對農村財政支出責任縱向配置的實質,是如何解決各層級政府之間合理分擔向農村居民提供公共產品的總成本問題。如果考慮到農村公共產品的層次性、效益外溢性、公平性、民主性,公共經濟責任在各級政府之間的實際配置關系相當復雜。其中對許多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言,為了克服其效益的外溢性、兼顧到效率與公平,不僅其決策責權、執行責權、管理責權、監督責權需要分別配置于兩級以上政權機構,而且其中決策、執行、管理、監督等每一項責權都要從不同的側面配置于不同層級政權機構。上級政府一定要以不同比例分擔下級政府負責直接提供的農村公共產品的成本,因為這些公共產品具有正效益外溢性,只有在上級政府給予適當成本補償的情況下,這種公共產品才能在數量和質量上實現最佳提供。第二,要使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與財政籌資能力相適應。提供公共產品責任的落實必須以相應層級的政府具有相應的籌資能力為基本前提。在某一層級政府籌資能力被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客觀限定的情況下,如果賦予其超過這一能力的財政支出責任,就應該允許其量力而行提供低于相鄰地區水平的公共產品,或者上級政府必須負責補充為提供涉及農村居民基本生存與發展權利的公共產品所需要的財力缺口。
2.明確劃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具體責任。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公共產品的制度外供給,而制度外供給的原因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劃分不合理,比如農村義務教育、優扶、計劃生育等外溢性極強的公共產品,全部由鄉級政府提供,既不符合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原則,也不符合公平原則。因此,必須明確劃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具體責任:對于農村義務教育、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村公共衛生保健、公共文化事業、大江大河治理、農村環境保護等外溢性極強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當由多級財政共同承擔,尤其是中央、省級財政應擔負主要的責任;對于電力設施和小流域防洪防澇設施建設、農業科技成果推廣、社會保障、成人教育、水利設施、農村醫療等,應當以主要由縣、鄉兩級政府提供,中央、省、市級政府適當補助的形式供給;對于那些在轉軌時期出現的特別類型的公共產品,比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行業信息提供等,應當視其外溢性的程度,分別由各級政府負擔全部或部分責任。
(二)約束乃至消除政府官員背離和損害農村
公共利益的驅動力盡管政府是農村純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但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并不一定就能按照農民的需求合理供給公共產品。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領域中的人也是“經濟人”,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布坎南指出,政治過程就像市場的交換過程一樣,包含著來自自愿交換的互惠性,是一種正和博弈。每個具有獨立價值和利益的個人,都會要求參加政治決策,以謀求實現其個人的目標和利益?!罢?,就像一個純粹交換經濟中的市場一樣,完全被視為匯總或平衡個人對公共政策之需求的一種制度?!?/p>
政府官員為了追求最大化的個人利益,往往會有背離和損害公共利益的驅動力:(1)自上而下的官員任命體制,導致擁有決策權的基層政府官員缺乏合理供給公共產品的壓力。在政府內部,由于下屬一般只是對上級負責,而上級領導往往以看得見的“政績”來評價官員。因此,政府官員往往樂于想方設法供給能凸現其政績的公共產品,結果就造成了短期能凸現政府“政績”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而符合農民需求但需要大量政府投資又不能短期見效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2)政府決策者對“政績”和“利益”的渴求,導致不符合農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農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偏好受多種因素影響,但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一定的收入約束條件下,農民會選擇使其效用最大化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消費組合,但是政府的一些決策者往往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而強制改變符合居民意愿的需求組合,導致超越收入水平的公共產品的過度供給,從而不能真正反映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偏好。(3)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政府工作人員能夠圍繞自身的利益供給公共產品,以致造成了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剩并存的結構性失衡。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基本原則,人民與政府是委托關系。但是,作為委托人的農民由于信息不全很難分清哪些費用是合理的,哪些費用是不合理的;而作為人的基層政府則具有完全信息,在利益驅動下,基層政府及村組織往往利用信息優勢而有意偏離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目標,導致要政府花錢但又不能直接使自己得利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能直接、短期為政府人員帶來政績或是便于其設租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多。
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失衡的一個重要內因就在于政府官員的自利性,因此,要實現農村純公共產品的合理供給,就必須構建一系列制度來約束乃至消除政府官員的自利行為。
1.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要通過在鄉村組織中設立村民對公共產品需求的表達制度和傳導機制,使多數村民的需求意愿得以真實體現。一方面,要量化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減少政府官員供給公共產品的隨意性。另一方面,應在農村積極推進村級組織制度改革,推行村委會組成人員直選制度,真正把村委會建設成為一個村民自治組織,使村委會真正對村民負責,把村民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需求意愿及時、準確無誤地傳遞給各級政府和組織,為各級政府合理地供給公共產品提供決策依據。
2.通過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提升農村公共產品
供給的合理程度??己藭x升干部應結合所管轄農民的生產條件、生活的真實改善,通過農民對其政績的認可程度來決定干部的升遷和獎懲,這樣才能徹底避免侵害農民的行為,約束政府官員對農村公共產品“隨意供給”的思想,樹立其“合理供給”的思想。首先,要改革現行的基層干部任免制度,鄉鎮和村干部的任免應充分考慮農民的認同度。其次,要加強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監督和約束,健全基層政府資金收支管理。再次,要完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的問責制度。要充分發揮人大的“質詢”和“罷免”職能,不斷完善不信任投票制、彈劾制以及主要責任人引咎辭職制等。
3.推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聽證制度。要在確保行政的透明度、擴大農民的知情權的同時,健全和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聽證制度,擴大農民的質詢權和參與決策權。
多元主體行為關系優化:形成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伙伴關系
建立政府與民間主體伙伴關系的一個潛在的邏輯是:它們在農村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過程中,有各自獨特的優勢,同時也有其不足。戴維·奧斯本認為,政府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穩定性、不受偏愛的影響;私人部門的優勢主要體現在革新的能力、產生資本的能力、獲得規模經濟的能力強;第三部門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有很強的同情心、責任心和產生信任的能力。其中,政府最適合政策管理、維護公平、防止歧視、提高社會凝聚力;私人部門最適合經濟任務、進行投資、產生利潤;第三部門最適合社會的任務、志愿勞動的任務、加強社區管理的任務。
政府與民間主體伙伴關系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二者通過合作追求共同的或者一致的目標,協作的基礎在于相互的利益,強調風險和責任共擔。具體而言,民間主體分擔部分農村公共產品生產的職能,而政府部門則在承擔無法讓渡的職能的同時,還要成為一個協調者、監督者、管制者。政府需要通過制定規則、監督規則執行、考核績效等方式,承擔執行和管制農村公共服務的角色。
(一)完善政府與民間主體伙伴關系的實現形式農村公共產品提供中政府與民間主體伙伴關系可以采取的主要形式有:
1.合同承包。由政府確定某種公共產品特許民間主體經營的項目的數量和質量標準,通過競爭性招標形式對外承包給民間主體。中標者和政府簽訂合同,并按照合同向農民提供公共產品,政府則通過財政撥款的方式,購買這種產品,同時對產品的質量進行監督和考核。這里,政府是公共產品的安排者,民間主體是直接生產者。
2.特許經營。政府不是用公共財政購買公共產品,而是把特定的公共產品生產條件租賃給有關的民間主體,由他們從事經營與服務活動。像合同外包一樣,在特許經營方式下,政府成為安排者,民間主體成為生產者。特許經營的民間主體可以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提供公共產品,能有效降低農民負擔,改善農村社會福利狀況。
3.補助。由政府給予一些能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民間主體以補貼,其形式可能是提供資金、減免稅優惠、低息貸款等。補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對于符合資格的農民的價格,使他們可以向市場上接受補貼的生產者購買更多物品。在補助安排下,生產者是私人營利組織和第三部門,政府和農民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和農民都向生產者支付費用。
4.志愿服務。像慈善組織這樣的民間主體可以通過志愿勞動等,提供很多農民所需要的服務,其他志愿團體也可提供許多社區服務。在志愿服務這種安排中,民間主體中的第三部門可扮演服務安排者的角色,他們可以運用其雇員直接生產服務,也可以通過雇用和付費的方式交給其他組織去做。
(二)健全政府對民間主體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某些農村公共產品由民間主體供給決不意味著要完全脫離政府,相反,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的民間主體供給中應該發揮至關重要的激勵與約束作用。
1.為農村公共產品的民間供給者提供制度激勵。這包括對公共產品產權的界定以及給予某些激勵措施等,從而為民間主體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產權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民間無法進行界定,只能由具有“暴力潛能”的政府來界定。而且,由于某些公共產品具有高成本、非贏利性等特點,政府可對公共產品的民間供給者給予補貼或其他優惠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