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的倫理特質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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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一系列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表明，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適應要求，必須采取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循環經濟的應運而生，不僅符合經濟學原則，能實現營利目的，而且兼具環保、高效、安全、尊重、可持續等多重倫理特性，還明確并深化了企業和消費者的環境責任，能夠有效遏制環境利己主義，維護環境正義，也契合了馬克思的混合義務倫理觀。

關鍵詞:循環經濟;環境正義;功利;義務

一、循環經濟契合馬克思混合義務論

眾所周知，在西方倫理學流派中，功利主義和義務論都明確提出了各自的道德原則。功利主義以行為的后果來判斷行為的道德性，堅持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利益原則，為此必然會犧牲一些人哪怕是最少數人的幸福和利益。而以康德為代表的義務論對功利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只有出于義務動機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義務就是出于對道德法則的敬重而行動的必然性，只要是出于善良的動機，哪怕沒有獲得好的結果也是道德的。因此，進一步來說，只有自愿把道德法則作為行為準則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近代以來，功利主義一直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領域居于主導地位，是經濟行為的主要道德依據。由于功利主義追求的是行為的最大效用，所以，依據它作為行為標準必然會為了自身最大效用而犧牲掉他人、社會或環境的利益。現代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正是基于功利主義為價值基準的結果。而義務論強調對他人無條件地盡義務，否認效果的功利性，聽起來很高尚，但從事經濟活動卻不能離開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據此推論，經濟行為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對環境盡義務，而不考慮經濟效益，那么就必然不符合資本價值增殖的本性和經濟行為營利之目的，經濟主體也自然不會為之。循環經濟作為對傳統經濟模式的“揚棄”，既超越了功利主義的局限性，又沒有掉入義務論的理想性“泥潭”，而是將功利和義務結合起來，兼顧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契合了馬克思混合義務論倫理觀①。馬克思、恩格斯對于功利和義務所持的態度是辯證的、歷史的、全面的，對于不同倫理觀之間對立及其消滅的方法是唯物主義的，這可以從他們對待“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關系問題的態度中體現出來。他們看重的是社會生活條件和個人生活實踐，因而強調道德的社會性、實踐性和歷史性。“在對待‘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應當注意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從社會意識來說，不能單純從道德情感或思辨理論的形式上去理解，也不能堅持用一個方面反對另一個方面的教條主義方法去解決;而應當去研究它們存在的社會根源和生活條件，從其產生、發展的根源和條件上去理解和解決它們的對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有消除社會意識存在的根源，才能消除由根源產生的結果。”②所以說，“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在于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隨著物質根源的消失，這種對立自然而然也就消滅”③。馬克思認為，不同倫理思想沖突的背后，實質上是物質根源上的沖突。所以，功利論與義務論的對立或取舍，不取決于它們的情感認同，也不是在理論形式的完善或是否具有一致性，而應當去研究它們存在的社會根源和生活條件，從其產生、發展的根源和條件上去理解和解決它們的對立。由此，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的結論:“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④利己主義是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自我犧牲則是個人對他人和共同體義務的體現，二者都是馬克思認可的現實社會中個人自我實現的必要形式。可見，馬克思既主張追求個人功利，又主張對他人及共同體盡義務，“馬克思是一個混合的義務論者”⑤。當然，這一觀點只能就功利論與義務論相結合語境下、在辯證法意義上去接受，目的是強調倫理道德的實踐性和歷史性具體性。傳統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忽視了地球承載人口的極限性、垃圾排放的極限性和生態恢復的有限性，助長了功利追求的片面性和與自然的對抗意識，誤導了人類的價值追求，固化并加劇了對自然的統治、征服和操控，導致了諸多環境問題。在當今環境問題凸顯的時代，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呈現出巨大的負面效應，必然成為批判和改變的對象。對其批判所采用的價值標準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馬克思既強調人的現實活動即人的實踐，這時人就有現實利益目標指向或對現實利益需求的滿足;又反對人們在追逐利益時的無邊界，強調對他人、共同體和環境的尊重和責任，是功利與義務相結合的混合論者。我們采用這一理論來批判有缺陷的傳統經濟學，主張經濟效益與生態保護相統一，既不能因追求經濟效益而破壞生態環境，也不能為環境保護而實行經濟非增長或零增長。這就需要采取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循環經濟就符合這一要求。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循環經濟既包含著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綠色運動的經驗總結，也有對傳統經濟學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循環經濟要“符合經濟學原則，能實現營利目的。經濟發展不能僅靠道德高尚，還必須實現利潤，發展循環經濟絕不是為環保而做慈善”⑥。其次，它還應該符合生態原則，力求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少污染。“以往的經濟模式有符合生態學的，比如原始經濟和農業經濟，但是效率低、發展慢;也有高效快速的，如工業經濟，但是環境代價高，違背生態規律。相對于傳統經濟而言，循環經濟兼具營利、環保、高效、安全等多重特性。”⑦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在于通過保護環境達到保護人類共同居住的家園，從而為我們自身也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加美麗清潔的環境、更多的自然資源。這一目標在更高層次上體現了功利與義務的內在統一性，與馬克思主義倫理主張相一致。

二、循環經濟體現環境正義

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客觀上已經給人的行為設置了倫理界限，要求對自身利益的追逐不得損害他人及人類的共同利益，也不得破壞環境，危害其他物種生存，否則就是環境侵害，就是非正義。與將環境成本外溢、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循環經濟堅持經濟、社會與生態三方利益的統一，實際上是對他人、對后代以及其他物種乃至整個自然界的利益關切和權利尊重，也是資源和環境在代內、代際、種際之間公平分配的一種表現。與只強調人的福利和經濟利益的舊倫理學相比，循環經濟倫理擴大了人類道德責任范圍，將道德關懷視野拓展到整個自然界，著眼于人類整體和長遠利益，強調人與整個自然的和諧相處、共存共榮，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應對全球性環境危機需要共同行動，各自切實履行環保責任，為此就要堅決遏制環境利己主義。利己主義主張把個人利益的追逐作為行為的目的，表現在對待環境問題上就是推卸環境責任，主張個人或本國環境利益優先，即使對他人、別國產生損害也無所顧忌。當前，環境利己主義在現實生活和國際領域不負責任的表現還很廣泛，它在解決環境利益沖突時，不僅犧牲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平等權、環境權，還犧牲窮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甚至生存權;不僅主張富人、富國利益優先，還主張富人、富國發展優先于窮人、窮國生存。美國的凱里特•哈丁就是環境利己主義的典型代表，其由“公用地災難”和“救生艇上的生活”組成的著名的“救生艇倫理觀”集中體現了環境利己主義本質，嚴重違背了代內正義。在哈丁看來，人的自由權與自然環境良性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于自由權不能剝奪，那么要想避免全體毀滅之悲劇發生，就只能以犧牲平等權為代價，只能限制或剝奪一部分人對“公用地”的“自由選擇權”，這一部分人當然是窮人。他還認為，在地球資源有限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尖銳對立，為了使生活在環境良好的救生艇上的發達國家不至于毀滅，就只有犧牲窮人和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拒絕其上救生艇。發達國家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比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轉移到了東南亞、拉美以及其他國家。對此，英國新馬克思主義代表戴維•佩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來維持和改善自己的環境，使之成為全世界羨慕的對象。”⑧發達國家通過轉嫁污染危機的方式改善了自身的生態環境，卻使發展中國家環境污染更加嚴重，這就好比是“一個優雅的超乎尋常的精美外觀，背后卻是日益骯臟的和令人惡心的后房和廚房”。正是發達國家這種“索取而不歸還”的生態殖民行為，加劇了全球性生態失衡。循環經濟的宗旨與利己主義正好相反，它對責任的強調可以有效預防和遏制環境利己主義，使各國、各組織、各企業乃至每個人都明確自身的環保責任，緩解環境利己主義帶來的倫理危機;既可以給發展中國家以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又可以遏制發達國家的侵略和霸權，維護和促進代內正義，有利于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發展和繁榮，有利于構建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循環經濟既發展經濟又保護環境，也是對子孫后代負責的表現，體現了代際正義。大量事實證明，人類對大自然的每一次破壞都遭到了報復，這就深刻警示人們，既要考慮到自身當前利益，又要考慮到整個人類長遠利益。如果沒有一個為后代考慮的類正義和類善良，而是對資源進行享樂性消耗，對環境進行枯竭性開發，人類發展就不可持續。當這一刻來臨時，人類根本無法尋求自我拯救。因此，出于對人類利益整體性的考慮，必須在經濟活動中對環境保護進行頂層設計。循環經濟就是這樣一種可持續性經濟發展模式，保護生態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保護生態就是為了人類子孫后代，為了人類的“類”利益、整體利益，維護的是代際正義。循環經濟對環境的責任和義務體現種際正義，即人對其他物種乃至對整個自然界的保護和責任。人生活在自然中，固然天生有權享受和利用自然，通過改造自然更好地服務自身;但是，人又是自然界中唯一有理性能反思的物種，理應保護自然。如果人不保護自然，其他物種更意識不到也不可能保護自然，所以保護自然是人的天職。況且人從自然中索取，就必須對自然予以保護，以做到權利與義務的統一。發展循環經濟是人類對環境的道德責任和義務之體現。這種義務與人對人的雙向性義務不同，它是單向度的。因為人是實踐活動的主體，而自然是認識和實踐的客體，自然界對人類沒有義務，也不能盡義務，當然也不會有對人類的權力。所以，人對自然的義務是單向性義務，人對自然的道德規范只能是一種單向度的責任倫理或義務倫理。由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工業經濟轉向循環經濟，超越了效率主義、利己主義，充分體現出人對自身、對子孫后代乃至對整個自然界的責任感。這里，經濟主體所處理的自身功利追求與自然環境及子孫后代之間的倫理關系問題，也就是功利(經濟發展)和環境正義之間的關系問題，這正是循環經濟要著力解決好的。能否尊重生態規律發展經濟、推進文明進步是關鍵，所以，從重“占有”上升到重“生存”，從“獨占”上升到“共享”，是新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文明進步的動力不是取決于人對自然的征服，而是人與自然的和解。發展循環經濟能夠使人從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和“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異化轉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由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使社會發展由短視到長遠，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由只追求自身利益到顧及他人特別是子孫后代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發展;最終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由征服、對抗到和諧相處。

三、循環經濟明確并深化了企業和消費者的環境責任

馬克思說:“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這個任務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而產生的。”⑨企業生產和公民消費都不例外，生產和消費行為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社會關系規定著的，它涉及包括人與自然界及子孫后代在內的眾多關系，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循環經濟明確并深化了企業的環保責任。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循環經濟主要由企業實施，企業能否承擔環保責任是循環經濟能否落實的關鍵。循環經濟堅持“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3R原則，這是從根本上對企業提出的環保要求。“減量化”要求盡可能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和污染排放，“再利用”要求盡可能、多方式地使用物品，“再循環”是把廢棄物變為原材料再次進入新產品生產之中。這是一種創新性思維方式，它要求改變傳統工業經濟由生產到消費到排放的非閉合式的線性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由生產到消費到原材料再進入生產的循環性經濟增長模式。這是對傳統生產方式的轉變，其本質在于從源頭上減少污染和浪費，從而減輕或者消除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危害。它“是環境保護由被動反應變為主動控制的一種根本轉變，是對產品整個生命過程的周期實行污染防治的一種生產方式”⑩。3R原則為企業提供了實施循環經濟的具體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企業對生態環境承擔責任的具體原則或依據。循環經濟要求企業對環境承擔責任，擴大了企業社會責任范圍。企業原先要對消費者、政府、上下游企業、員工等利益相關者負責，具體表現就是生產高質量的商品、依法納稅、及時付款還款、創造安全良好的工作環境等，至于環保責任則很少顧及。隨著循環經濟的提倡和實施，企業又必須承擔環保責任。當然，承擔這一責任從長遠看依然有利于企業發展，也會為企業帶來收益。比如，由于廢舊物品的回收再利用，可以使企業節省購買新原材料的成本，也會減少相應排放物的支付費用，還會為企業帶來良好社會聲譽，特別是致力于環保而不至于被淘汰和停產等。此外，循環經濟還可以引導企業探索新技術新工藝，采用新的生產方式;而新技術新方式的采用又會使企業生產升級，提高企業競爭力，促進企業持久發展。循環經濟不僅要求企業轉變生產方式，而且還要求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形成新型的消費方式。“作為消費者的每個人都生活在自然界中，從中汲取營養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會因自己的消費而影響自然界。如果消費者不保護環境，就會對環境造成既索取消耗又污染、破壞的雙重危害。因此消費者有責任保護環境，進行環保消費。”瑏瑡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大環境里，人們的消費習慣逐漸由“生存型”轉向“發展型”，高檔消費、奢侈消費、浪費性消費、一次性消費等層出不窮，而且這些消費往往被商家說成是高品位的象征。其實，這樣的高消費并不等同于高品位，而是物質消費主義的表現，是對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破壞。循環經濟要求樹立一種新消費觀，遵守5R原則，即“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綠色生活，環保選購;重復使用，多次利用;分類回收，循環再生;保護自然，萬物共存”。這就要求人們從以物質欲望滿足為主的消費方式轉向生態消費、精神消費、文化消費，有品質、負責任的消費。這一轉變有助于人們在追求生活品質與物盡其用之間尋求平衡，從根本上摒棄物質主義消費模式。可見，循環經濟是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強調物質、精神、環保消費的有機統一。當然，我們不能把循環經濟倡導的循環利用、節約環保等消費原則簡單地等同于傳統的生活節儉或現代流行的極簡主義消費方式。過去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物質財富匱乏，因此提倡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而現在經濟發展了，物質財富豐富了，生活方式也多樣化了，國民生活日益美好，適當享受社會發展成果也是應該的。但是有些地方比如在香港地區，一些人又想回歸自然，倡導過極其素樸的生活，這是不可取的。循環經濟要求的是一種既不同于過去節衣縮食的消費方式，也不是時下流行的高消費的物質主義，而是一種新節儉主義的生態消費。新節儉主義既不節衣縮食也不拒絕享受，而是理性選擇生活方式，如果認為這就是過苦日子，則是對新節儉主義的誤解甚至扭曲。其實，過度節儉既不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也不利于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發展生產。物資匱乏的年代，節衣縮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如今倡導勤儉節約是建立在不降低生活品質基礎之上的一種適度消費，倡導資源利用最大化，物盡其用。享受生活與勤儉節約并不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人們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人民群眾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適當享受生活可以理解。這是分享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直接途徑，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但是，要正確理解享受。享受既包括物質享受又包括精神享受。優質的精神文化不僅能夠滿足群眾迫切的精神享受需求，還能在潛移默化中提升公民素養。從被迫節衣縮食到新節儉主義，勤儉節約觀念經歷了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循環經濟倡導的消費方式產生的社會背景與傳統節儉主義完全不同，它是一個現代性的理念，是一種綠色消費，是在工業化和過度消費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前提下產生的一種新型消費模式。當前在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裕的小康時代提倡新型的勤儉節約，具有特殊意義。它既是現代化國家提升公民素質要求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總之，循環經濟倫理思想體現著對人類終極關懷的新反思，具有至善性。人類中心是過去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范式，對這一范式的反思或質疑，是一場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運動。循環經濟把人類社會持續發展、人與人之間公平正義、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作為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超越了功利主義的有限追求，突破了狹隘的人類經濟利益、財富中心論的片面性，打開了一扇倫理進步的新窗口，體現了一種新的倫理追求，也是一種新的哲學思想。

作者：柴艷萍 王曉路 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