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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既是人們交際的工具,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載體;而“文化”不是別的,正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最主要的標志,是民族內部各類人群不可缺的粘結劑。著名作家余光中說得好:“中文乃一切中國人心靈之所托。只要中文長在,必然漢魂不朽?!?1)著名教育家于漪則說得更加直白和干脆:“梁衡同志說民族文化是民族之根,我認為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之根,也就是‘根之根’?!?2)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提高中小學生(特別是九年義務制學生)的語文水平,確實是關系到一代又一代國民能否具有高素質——牢牢把握民族‘根之根’的重大問題!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學語文教學的情況很不理想,可以用四個字加以概括:“高耗低效”。早在1978年,呂叔湘先生就大聲疾呼改變語文教學的少慢差費現象,他嚴肅指出:中小學生學了十年語文,花了2700課時,幾乎占了全部課時的三分之一,結果語文仍不過關。從那時以后,又過去了許多年,可是語文教學的情況仍未基本改觀,1987年5月,國家教委曾委托華東師范大學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語文水平的調查,結果表明經過10年教改的閱讀教學,基本上沒有取得明顯進步(3)。最近又在報上見到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在某所高校,一屋子大學生居然不會寫“鑰匙”二字。對此,連著名紅學家周汝昌也不由得痛切陳詞:“鑰匙之為物,體不甚巨,量不太重,而丟了它就麻煩大了?!薄拔依⒎墙逃龑<?,自己拿不出辦法。但還想請專家們多動動腦筋,把語文教學如何在重視上再重視,提高上再提高,改革上再改革(改進、改善、改正錯誤認識和錯誤教法)?!?4)
有人也許會問:這些年來語文教學不是進行了許多改革嗎?不是總結了很多教學經驗嗎?對此得作具體分析。一方面,語文教育界固然出現了于漪、錢夢龍、寧鴻彬等優秀教師,取得了許多突出的成就,但另方面改革中也不乏形式主義和繁瑣哲學的東西,誠如張志公先生所說:“再有,就是這個‘論’那個‘論’,這個‘性’那個‘性’,不可勝數?!薄艾F在的問題是,這種‘論’,那種‘性’患多不患少,教師們應接不暇。”(5)張志公先生的本意自然不是反對進行理論研究,而是感到語文教改中不著邊際、經不起實踐檢驗的高談空論太多了,為此,他又懇切地要求大家好好研究:“中學語文教學如何往前走?我們喊了多年‘教改’‘教改’,改了些什么?改向何處?”(6)
如今尊敬的張志公先生已駕鶴西歸,怎樣不辜負這位教育前輩的囑托和期待?看來,只有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認真下一番正本清源、去偽存真的功夫,才能走出誤區——切實改變語文教改中的種種形式主義傾向,進而踏上教學改革的康莊大道。
誤區之一:片面理解知識和能力的關系
中學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誤區是:沒有辯證地如實地理解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
怎樣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一個現成的習慣的答案是:把學生學到的語文知識轉化為能力。
乍聽這番回答似乎無可非議,學習其他學科不正是遵循“知識轉化為能力”的普遍規律嗎?學習語文又怎能例外?但若深入思考,此種回答就大可商榷了,須知在語文教學中,知識和能力的關系,要遠比其他學科來得復雜,我們平常愛說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表現在這里。
究竟應該怎樣把握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筆者認為有必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達到共識:
一、學習本民族語言并非從零開始,很多情況下常常表現為“能力在先,知識在后”
學習母語和學習外語迥然不同,不是一無所有,不是從零開始。每個人從牙牙學語起,就一直在母語的環境中模仿著,學習著,這就決定了母語的知識和能力的關系有其獨特的表現。按照語言學理論,人們學習母語可分為兩個過程:一是兒童時期在不知不覺中自發地學得的過程,語言學家把“這種無明確目標的、自發的掌握語言的過程稱為‘語言習得’?!?7)需要補充的是,這種過程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終身,不少成年人有較強的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但你若是問他們究竟學習了哪些語文知識?他們很可能答不上來,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另一種過程是有目標有步驟地掌握語言的過程,語言學家稱之為“語言學得”。凡是一個人從上學讀書,開始接觸語文課本,接受老師的講授和指點起,就開始了“語言學得”的過程。當然,有目標有步驟地學習語言文字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上語文課一種。另外,即使開始了“語言學得”的過程,也并不排斥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習得”,對此不能截然分割,作簡單機械的理解。
明確了“語言習得”和“語言學得”的區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討語文知識和能力的關系了。不妨說,在“語言習得”過程中,“能力在先,知識在后”是普遍規律。就拿幼兒園兒童來說,別看他們年齡小,他們已經會說不少互相連貫的話,具有相當可觀的口頭表達能力了。這種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當然是不斷模仿和實踐的結果,而不是先學習知識再轉化為能力的結果。他們拿著蘋果,會說它像自己的臉龐,吃著月餅,會說它像天上的月亮,這說明他們已經開始學習打比方了,此時有無必要告訴他們有關比喻的定義?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有人也許會問:你舉出的是兒童的例子,如果是中學生,情況就會不一樣吧?我們說,中學生、成年人當然不同于兒童,但正像我們上面說過的,不能把“語言習得”和“語言學得”截然分開,前者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終身,就此而言,“能力在先,知識在后”可說是人們學習語言的普遍規律。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只有在日常的不間斷的“語言習得”的過程中積累、熟悉了大量的語言材料,到一定的時候傳授給他們語文知識,后者才會發生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說這樣的“語言學得”過程才會是切實有效的。就象兒童們先學會了打比方,等到年齡稍長,有實際必要的時候再告訴他們有關比喻的知識,才能事半功倍,否則一切知識的傳授都會變成水中之月,鏡中之形,一旦轉過身去,就會白費精力,一無所有!
二、學習語文知識只是手段,提高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目的
章熊在《語文教學沉思錄》(8)中發表過一番精辟的見解:“準確地說,語文課所涉及的,不是‘語言’,而是‘語言的運用’。沒有注意到二者的區分,是當前語文教學的弊病之一?!保ㄖ靥柺窃木陀械模┻@番話值得廣大語文教師三思。想想吧,我們如果把學習母語所遇到的問題和語言學所研究的問題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要學生像研究語言學一樣來學習語文,那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弊?。海ㄒ唬┚徒虒W內容而言,勢必把語文知識不斷地深化、細化、系統化,結果導致學生無所適從,負擔過重。(二)從教學方法來說,因為不少語文知識如專門的術語、概念、規則等都是學生未曾聽說過的,勢必導致教師滿堂灌輸,學生被動聽課。(三)從教學目的來說,很容易產生本末顛倒、主次易位的結果。教師在課堂上傳播必要的知識和概念,本應該緊緊依附于課文的語言材料,始終著眼于提高學生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但由于教師的認識發生了偏差,結果讓學生圍著這些知識、概念打轉,把好端端的課文丟在一旁,而把語文知識上升成為學習的目的和中心,這就難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常見的語文教學的通病正是如此,有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作了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概括:“現在的小學語文教學,教‘春天來了,燕子飛回來了’,其實即使不教,孩子們也會說這句話。到了三年級四年級,就教他們:‘春天’是‘主語’,‘燕子’也是‘主語’;‘來了’和‘飛回來了’是‘謂語’。到了初中,要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復句。到了高中,他們知道了,盡管是個復句,但它是‘并列關系’、‘承接關系’還是‘因果關系’,還可以商榷……”(9)請看,這種教法不正是主次顛倒、把手段當成目的的典型表現嗎?筆者當然不是籠統地反對講授有關主語、謂語、簡單句、復句等語文知識,問題是在此時此地(而不是彼時彼地——非講這些語文知識不可的時候),如此糾纏于復句的性質有無必要?對于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又有什么作用?把這些要商榷的內容留給語言學家去研究不是更好嗎?
三、知識要求分門別類,能力重在綜合運用
語文知識包括的范圍很廣,如要認真研究,必然要求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不能亦此亦彼,忽此忽彼,混沌一片,不明所以,不管是研究語音學、文字學、語法學,還是研究修辭學、文章學、邏輯學,盡皆如此,概莫能外。但一旦談到學生的語文學習,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并不要求學生成為精通各類語文知識的專家,只是希望他們切實提高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而運用語言文字的特點就在于綜合性,哪怕是簡單的一句話,寫下的幾行文字,都會包含各種不同的語文知識在內。這就在語文教學中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學生既然不可能先分門別類地學完文字學、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等系統知識,然后才開始執筆作文,開口講話,那又該怎樣將這些自成系統的語文知識有效地滲透在語言的綜合運用中去呢?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個龐大的學術研究課題,本文只想簡單地談兩點看法:(一)必須堅持語言運用的綜合性特點(幼兒識字情況有些特殊,此處不贅),引導學生好好熟讀課文,不斷積累語言材料,學習時重在整體感悟,力求融會貫通。任何語文知識的講授都不應該和上述學習、運用語言的過程、規律相悖離。(二)要把語文知識從各自的系統中分解出來,根據提高學生運用語言文字能力的要求,重新進行排列、組合、交織和滲透,同時教師在講授知識時要貫徹精要、易懂、有用的原則,注意和學生的語言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切忌分門別類,求多求全。遺憾的是有些語文教師不懂得或不愿理會知識的系統性和能力的綜合性這二者之間的現實矛盾,常常對前者情有獨鐘,誤把知識的系統性當成了教學的科學性,以致在課堂上不講比喻則罷,一講就是明喻、暗喻、借喻、博喻、互喻等一大套,不講論證則罷,一講就是歸納論證、排比論證、遞進論證、正反論證、因果論證……據說這還不算多,有一本“教學指導書”竟然列出了十一種論證方法要學生掌握,照我們看,即使是精于議論文寫作的名家大師也未必會把這些條條框框藏于胸中,又怎能如此要求莘莘學子!這顯然是看錯了對象,把學生當成了研究修辭學、文章學的特殊群體,把有關修辭學、文章學等專門知識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學課堂上去了,如此這般,學生怎能不畏而卻步?日積月累,語文教學又怎么會不“高耗低效”?
還應該談談當前語文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語感教學”。不少語文教育前輩對“語感”作過扼要的敘述,如葉圣陶先生說:“文字語言的訓練,我以為最要緊的是訓練語感,就是對于語言的銳敏的感覺?!?10)呂叔湘先生說:“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就是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語感能力?!?11)有些教師大概鑒于語文教學效果不理想,因此把目光轉移到“語感”問題,進而提出“語感教學是語文教學的突破口(12)”等口號。這些教師的想法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要正確把握“語感”的精神實質。照筆者看來,所謂“語感”,乃是指對語言文字的直覺感受能力,它是一種悟性——一種滲透了理性的感性,一種經過長期的漸進的訓練以后迅速作出的直接反應。究其實,“語感”的核心仍然離不開語言運用的“綜合性”。不能設想,一個只掌握了若干語文知識而缺少語言綜合訓練的人會具有較強的“語感”。要把葉圣陶等前輩有關“語感”的教導付諸實施,就得做到:(一)緊扣語文的“綜合性”特點,使學生積累盡可能多的語言材料;(二)語文知識的講解要精到,易學,緊密結合學生運用語言的實踐;(三)在培養學生“語感”的時候,要善于從感性上升到理性,譬如學生聽到別人所說的話,憑自己的“語感”覺得不怎么通順(這種直覺是很可貴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培養起來的),這時就得引導學生好好想一想:為什么不通?是語法上不通,還是邏輯混亂?或是語法、邏輯都對卻不那么符合情理?(這種理性的點撥雖然不必長篇大論,卻是極其必要的,也是衡量教師本身語言功底的一個標志。)
由此可見,只有聯系語言綜合性的特點,才能領會“語感”的精髓,舍此而另搞一套,另砌爐灶,去搞誰也說不清的“語感實踐”、“語感機制”等,恐怕難免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四、對各類知識應區別對待,不宜一概而論
張志公先生早在十年前與《語文學習》編者談話中就指出:“知識與能力,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并不是都一樣的。有的知識可以立即轉化為能力,有的知識多少天、多少個月、多少年才能轉化為能力,而且有的知識可以化為能力,有的好象不能轉化,不能一概而論。”這番話十分重要,它告訴我們:“知識”和“能力”二者并不是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始終存在著完全對應的關系,下面對此再作一些補充。
有一類知識是基本的,如字的形、聲、義,應該隨時點撥,要求學生認真記住。
有一類知識技能性較強,如按部首查詞典,不必多講,但要學生反復練習,逐漸熟練。
有一類知識彈性很大,回旋余地很廣,如造句時要求詞語搭配得當,籠統地講,講不了多少,但若聯系到語言實踐,可說是層出不窮,變化莫測,有時連著名作家也會出現搭配不當的現象,如《北京人》原稿中有這樣一處文字:“江泰(口里叼著一個煙斗,冒出縷縷的濃煙。)……”修改稿中刪去了“煙”的修飾語“濃”字,因為“縷縷”多半表示細長的意思,和“濃”字搭配不當,所以應刪去。象這類知識,教師不必抽象地空講,而應選擇典型例句,適當講解,讓學生舉一反三,了解用詞造句的奧妙細微之處,象上舉作品中這個例子,就是頗富啟發性的。
有一類知識理論性較強,如修辭中什么叫比喻、象征等,就要從學生的水平出發,深入淺出,即既要講準確,又不能太繁雜太深奧。其實,古人也有這方面的例子,如古人講“賦比興”的“比”,常常援引朱熹的說法:“以彼物比此物也。”倘按現代語言學觀點分析,此話在邏輯上犯了“同義反復”的錯誤,講了等于沒講,但既然古人都能理解朱熹所說的是什么意思,這就夠了,何必非要扭住詳盡的抽象的定義不放?
有一類知識不必記住,讓學生學以備查,日后到需要時再去查閱有關的書籍即可,如干支、職官等古代文化史知識,典型、意境等文藝理論知識,教師不必多講,讓學生有些粗淺的了解就可以了。
在區別對待語文知識時,我們還應該懂得以下兩點:(一)語言知識有很強的實踐性,不少語言現象是約定俗成的,很難完全用純而又純的理論、條條去概括,如漢語中數量詞的運用就是如此。人們常說漢語數詞多用“三”、“九”等詞,這自然不錯,但成語中不也有“說一不二”、“朝三暮四”、“學富五車”嗎?又該如何解釋呢?筆者有一次與外國留學生聊天,問他們漢語中什么最難學?他們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說是量詞最難學。不過仔細想想也對,量詞的形成雖然有一定的規則(如與衡量的對象的形狀有關),但這些規則并不是萬能和囊括無遺的,為什么我們說“一頭馬”而不說“一頭狗”?說“一張紙”而不說“一片紙”。(我們不也有“紙片”這樣的詞語嗎?)總之,明白了語言的實踐性和約定俗成的特點,我們就不會過分迷信于理論,就會花大力氣抓好實實在在的語言訓練。
(二)按理說,語言知識是從語言運用中抽取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學習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自覺有效地掌握各種語言現象。但世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有時候這種“抽取”即理論概括未必科學,未必經得起語言實踐的檢驗,張志公先生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實事求是地說,到現在為止,恐怕還沒有任何一部是真正的漢語的漢語法”,中學語法難教的“根本原因在于語法系統無論哪個流派哪個學派都是從西方引進的。”(13)這類現象是否只限于語法學?不一定??傊靼琢诉@一切,我們就可以更好地以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為依歸,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主動揀取,而大可不必因為自己不是“學者”、“專家”,就對有些“知識、理論、專著”誠惶誠恐,忙不迭地販賣給學生。
誤區之二:忽視了習慣的中介作用
提到習慣,人們并不陌生,不管是生活習慣,還是學習習慣,人們經常談到,也有督促和要求,為什么這里還要用整整一節的篇幅來談論它呢?
現實情況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近年來論語文教學的專著出了不少,但其中以足夠的篇幅論述語文學習習慣的并不多見;語文教師們平時談論教學改革,可能是對“一分為二”作了簡單的狹隘的理解,常常在“知識”和“能力”這二者之間兜圈子,獨獨忘了培養習慣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包括家長和學生本身)盡管也籠統地知道要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但究竟應培養哪些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實際意義何在,卻不甚了了……
筆者認為,盡管“習慣”既非“知識”,亦非“能力”,卻是“知識”轉化為“能力”的重要中介,是學生們主動提高語言能力的內在動力和可靠保證,不妨先從一個例子談起——
六十年代初期,葉圣陶先生曾到上海召開過一次小型的語文教師座談會,筆者有幸與會聆聽葉老談話。葉老談著談著,順手拿起一本教科書朗讀起來,與眾不同的是他竟然連文中所有的標點符號都一起讀了出來,與會的七、八位教師莫不面面相覷,不明其所以然。只見葉老微微一笑,隨即談了他的主張,大意是:現代印在紙上的文章都是有標點符號的,但一旦讀了出來,除了少數問號、感嘆號等易于為聽眾所察覺外,多數是聽不出來的,教師在課堂上不妨有選擇地把一些精彩的段落連同標點符號一起讀出來,這樣做有助于培養學生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此話一出,大家才恍然大悟,茅塞頓開。
三十多年過去了,可我仍未忘記葉老慈祥的笑容和懇切的教誨,后來我又讀到了葉老一些相關的教導:“其二,是關于語文教學的任務: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薄敖淌菫榱瞬唤?。”(14)更感到獲益匪淺。寫到這里,順便談一點想法,像葉老這樣眼睛向下,真正從莘莘學子學習語文的現實狀況出發,總結出一些帶規律性的理論,才談得上“真性情”、“真學問”,才是教育大家的風范。遺憾的是當前語文教育界的學風和文風并不那么正,有的坐而論道,不著邊際,有的堆砌術語,晦澀難解,還有人如于漪老師在一次講話中所說:“現在搞科研、寫論文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即用貼外國標簽的辦法,仿佛寫文章是為了替外國人的觀點提供一點例證,結果是搬用外國名詞講了一通中國人聽不懂的話!”兩相對照,真令人感慨系之!
回過頭來,再聯系葉老在座談會上朗讀課文的例子,我們認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第一,要把培養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提到“語文教學任務”的高度來認識,予以足夠的重視。
第二,為了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教師本身要以身作則,帶頭實行。
第三,學習習慣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必須從實際出發,提出明確的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
明確這幾點以后,再來看看習慣所具有的“中介”作用和“保證”作用。
語文學習中有些要求,如單以“知識”角度而言,難度并不大,但如要使之轉化為“能力”,卻非得經過良好習慣的“中介”不可,譬如寫文章要做到句逗分明、段落分明,誰不知道不贊成呢?什么地方該用逗號,什么地方該用句號,寫到哪里該另起一段,并不是什么復雜難解的語文知識,要不了幾分鐘即可講完,可是不少學生從小學讀到中學畢業,不寫作文(也包括平時的書信、通知等說明文字)則罷,一寫就是一逗到底,只在最后用上一個句號;一段到底,眉毛胡子一大把,令人難以卒讀。有些教師對此并不著急,以為學生反正已經懂得了分清句逗和區分段落的知識,只要以后正式考試作文時能照著辦就是了。殊不知學生作文時區分段落和分清句逗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理清思路、使自己的思考和表達具有嚴密的層次感和邏輯性的過程。如果平時學生不養成這方面的良好習慣,久而久之,必然會削弱自己縝密的思維能力,這樣,學生光在道理上懂得分段、標點等知識又有何用?我們前頭提到的習慣的“中介”作用,其真實的含義即在于此。
還應該強調指出,“習慣”不同于“知識”和“能力”。知識不講就成空白,能力不會就是不會,習慣卻永遠不會是空白,永遠在起作用,不是對學習起良好的推動作用,就是起負面的消極作用。而一旦消極的不良習慣形成以后,很可能伴隨終身,貽害無窮!所有教師對此不能不高度重視,嚴肅對待。
葉老多次強調指出:“教是為了不教?!比绾呜瀼剡@一主張?我看關鍵就在于教師執教過程中有意識地養成學生良好的習慣,使之終身受用。同樣,目前有些教師提倡“大語文教育觀”,認為“語文學習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蔽艺J為教師在課堂之外指導學生學習語文,也應以培養習慣為主,這比單純地傳授一些知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譬如遇到不懂的字(詞)就查詞典、寫文章以前先擬提綱、閱讀范文隨時圈點等習慣,對學習語文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估計都不會高。有時一些良好習慣的形成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成為日后自覺地推動學習的內在動力,錢夢龍老師就曾敘述過自己讀書時的體會:“我遇到了一位極好的國文老師”,“喜歡用評點法,讓我們在書上圈圈點點,并在書眉上寫下自己的感受”,這樣做,“不僅提高了我學習國文的趣味,而且鍛煉了閱讀、思考的能力,對寫作也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卞X夢龍老師動情地說,他今天的讀寫能力,“尋根溯源,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15)即此一例,就可看出良好習慣的影響是如何既深且巨了。再聯系葉老把培養習慣看作語文教學的基本任務等言論,我們當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這個問題的緊迫性。
培養習慣既然如此重要,廣大教師也不否認這一點,為什么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仍然收效甚微呢?恕筆者直言,癥結在于不少教師本身就沒有養成良好的習慣,對不良習慣漠然置之,并無切膚之痛。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頗能說明問題,六十年代初筆者在上海一所重點中學擔任語文教研組長,有一次華東師大中文系應屆畢業生來校實習,我發現有二、三位實習生課堂教學語言不流暢,帶有不少“這個、那個”等口頭禪,由于我過去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以后花了好大氣力才改正,所以當即向他們指出:不許在上課時出現口頭禪,否則將影響實習的成績考核。當時這幾位實習教師思想不通,認為在“語文教學法”一類書籍中固然提到教學語言要干凈、有感情,但并未規定不許講口頭禪,再說自己講口頭禪已成習慣,一時間如何改變得了?我回答他們說盡管自己沒有學過很多教育學、心理學專著,但教學實踐告訴我,教師在課堂上不斷地“這個、那個”,一是必然使學生感到疲勞、厭倦,二是也表明自己的思想沒有高度集中——“頭腦”管不住“嘴巴”,久而久之,必然影響自己的思維和表達能力。這幾位實習老師后來照我的意見做了,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有趣的是實習結束以后,我接到了其中一位實習生的來信,提到他此次學習的最大收獲是改變了動不動就講口頭禪的習慣!這封來信使我思考了很久,是啊,師范大學學生的知識要考核,能力要評估,唯獨習慣無人過問。我們什么時候能夠看到這樣一本“語文教學法”專著,其中以足夠的篇幅對各類習慣的作用詳加剖析,并以實際的調查數據使人們一目了然呢?什么時候我們能夠看到更多更好的教學經驗總結,像福州一中陳日亮老師那樣“以自己聽、說、讀、寫的方法習慣認真指導學生”(16),開展“得法(指導學生掌握科學的讀書方法)養習(訓練良好的讀寫習慣)”的教改試驗呢?
誤區之三:機械理解語文教學的“序”
語文教學有沒有“序”?如何看待語文教學的“序”?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困擾著語文教師的主要問題。
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為語文和數理化不同,語文教材前后的連貫性不強,教學中的隨意性較大,學生多學幾課少學幾課沒有關系,因此無序可談。大多數教師認為語文教學同樣有序可尋,應該努力克服教學的無序狀態,有些教師還圍繞“系統化”、“序列化”進行了探索,如陸繼椿老師的“一課一得,得得相連”的教學方法,魏書生老師繪制的“語文知識樹”,就是兩個突出的例子。
“序”是各門學科的科學性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現。語文教學從根本上來說,當然也應遵照“循序前進”的原則,問題是語文教學的“序”有其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是大體須有,具體則無。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仍然會使我們走入誤區。
一、語文教學的“序”不是簡單地呈現為直線發展的形式
數理化教學的“序”表現為“甲乙丙丁”這樣不斷遞進和發展的形式。一般來說,“難”(丙、?。┌恕耙住保?、乙),“后者”(丙、?。┌恕扒罢摺保?、乙)。會解代數二次方程的,肯定會解一次方程,會乘除的肯定會加減。學習語文就不同了,它需要時時回顧,不斷反復,據專家統計,小學一年級學生所識的字,大約近40%要回生,除少數外,大部分要在二年級返熟;小學二年級所識的字將近20%要回生,大部分要在三年級返熟。這就說明小學生認識了新的字,不等于記住了以前認過的字,“后者”并不一定包容“前者”。又如中學生寫作文,一般來說,先練習記敘文,其次練習說明文,最后練習議論文,但能否說到了練習議論文階段,寫記敘文就不成問題了?不,還得時時回過去練習記敘文,否則就不可能寫出“夾敘夾議”的好文章。再如寫說明文是否一定比寫議論文容易,也不盡然。凡此種種,說明語文學習的“序”大體須有——否則就會陷入完全的“無序狀態”,但具體則無——不是呈現為直線的形狀。那種“一課一得,得得相連”的“直線”般的教學模式恐怕是并不科學的。
二、不能用知識的“序”代替能力的“序”。
六十年代初期語文教育界提倡“落實雙基”。從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來說,這一主張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有局限性,就是把語文教學看成是先講授“基礎知識”再來進行“基本訓練”的過程。其實,語文課要訓練的是“能力”而非單純的“知識”。此中道理前頭已作了詳盡闡述,此處不贅。遺憾的是,“知識”的系統性對教師的“誘惑力”很大,稍不注意,就會輕車熟路,逐點講來,至于如何由淺入深地排列能力訓練的“序”,那就顧不上了。舉例來說,你要是翻開一本修辭學論著,可以在目錄頁上發現幾十個“辭格”一字兒排開,煞是壯觀,要是逐項講授,該是何等系統而又方便!可惜那是知識傳授的“序”,不能照搬,只得另作安排:(1)有些辭格如回文、頂針等,用得并不普遍,可以略而不提。(2)設問、排比等辭格在課文中用得很多,但可以結合“句式”進行講授,不必單獨進行。(3)比喻、象征等辭格,使用既廣,把握又難,就得作為重點內容,不過這中間仍有區別,以先講“比喻”為宜,因為象征從廣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比喻。此外還有第4、第5等點可談,總之必須結合學生的語言實踐,按照能力的難與易、簡與繁作出新的組合和排列。語文教學(包括辭格教學)的專家之所以不同于語言學家(包括修辭學家),不也由此可見端倪嗎?
三、以“讀”為本安排教學的“序”。
語文能力可以分解為“聽、說、讀、寫”四項,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時如何處理好這四者的關系?我認為應以“讀”為本,帶動其他幾項,做到有機結合。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提“聽說讀寫”,到了1986年國家教委頒發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前后的順序改為“讀寫聽說”。可以斷言,這一變化反映了語文學習的內在規律,并不是任意安排的,目前那種不重視閱讀,只搞大量書面練習和“題海戰術”的做法,顯然是和語文教學的“序”相悖離的。至于“讀寫聽說”之間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那就說來話長,無法展開了。
誤區之四:片面追求新奇的“教學模式”
近年來,好幾位語文教學前輩提出要反對教學中的形式主義,劉國正先生向筆者說:“語文教學要返樸歸真?!睆堉竟壬f得更加尖銳:“目前,新花樣,新術語,華而不實的玩意兒,患多不患少;新方法,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患少不患多。要總結出這可操作的,有實效的方法,提高教學效率。(17)”
凡是成功的“教學模式”,都是優秀教師們長期教學經驗的積累和升華,是他們“高素質”、“厚功底”的綜合體現。不少語文教師反映那些優秀教師的課確實上得好,但自己學不了,其原因蓋在于此。至于功力不夠而又急于構建新的“教學模式”,或是滿足于堆砌一些“新術語”,那就不可取了。
“學不了”怎么辦?通常的回答是“提高自己的素質”。這樣回答自然沒有錯,問題是提高素質是漫長的過程,當前怎么辦?少數語文教師全面提高素質以后,也許可以成為又一批“教學新星”,但大多數教師怎么辦?看到這里,大家也許會感到張志公先生主張多研究“可操作的、有實效的辦法”是多么切合實際了。
照我看來,語文教學中求“新”求“異”固然很重要,求“同”或者說得確切一點“同中求異”,也不能缺少。語文學習是有內在規律的,“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古往今來,大體如此,這就是“同”,當然,時展了,要學習的課程很多,讀上“百遍”已不可能,得再研究一下,這就是“異”。又如古代啟蒙時學習“對對子”,既生動又有效,可讓兒童逐漸了解詞性和詞義,三味書屋的塾師提出“獨角獸”,少年魯迅立刻對之以“比目魚”,何等的聰慧機智!對于這種“行之有效”的作法,我們在教學中不也可以作一番“同中求異”的改造和發展嗎?此外,古人和今人在“讀寫聽說”方面摸索了很多“可操作”的作法,均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發展和改造。
總而言之,與其眼睛向上,急于求成,構建“整套”的“全新”的“教學模式”,還不如腳踏實地,逐項進行,圍繞一些“可操作的作法”共同研究,彼此揣摩。沒有疑問,這種研究和揣摩不是你攻倒我,我否定你,而是“同中求異”——不斷的積累、充實、補充。相信這樣堅持下去是會有收獲的,不知語文教育界人士以為如何?
注:
(1)《語文學習》1995年第1期封二題字。
(2)《上海教育學院院報》第128期。梁衡同志的說法參見梁衡:《語言文字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載《語文學習》1996年第2期。
(3)轉引自權曙明:《閱讀教學的觀察與思考》,《語文學習》1996年第6期。
(4)《會寫“鑰匙”的大學生……》,《光明日報》1997年8月6日。
(5)、(6)《迫切需要研究一些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中學語文教學》1997年第1期。
(7)章熊:《我們是怎樣學習語言的》,《中文自修》1997年第2期。
(8)《中學語文教學》1997年第2期。
(9)吳非:《天空只能是“藍藍的”嗎?》、《新民晚報》1996年5月4日。
(10)《葉圣陶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11)《學習語法培養語感——訪呂叔湘先生》,《語文學習》1985年第1期。
(12)見王尊政:《漫談語感教學(上)》,《中學語文教學》1993年第10期。
(13)《答<語文建設>記者問》,《語文建設》1995年第2期。
(14)《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15)《從我學語文的經歷說開去》,《文匯報》1992年4月10日。
關鍵詞:新課標;語文教師;基本素養
2013年10月22日,北京市教育考試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自2016年起,語文中考分值由120增至150,高考語文分值由150增至180。作為我國的首都,北京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其公布的最新中高考改革方案表明,漢語作為我國的母語,將受到更進一步的重視。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學語文課程對學生的語文水平有了更深層次的要求,隨之而來的,是對中學語文教師素養的更高要求。新的課程標準要求對學生進行有計劃、多層次的培養。具體說來,不僅要培養學生獲取知識的能力,使學生獲得知識,還要注重獲得的過程和方法,使學生形成正面的情感態度和正確的價值觀。作為一名課程改革背景下的語文老師,肩上的責任無疑更加重大,專業素養的要求也更高。
一、要有扎實的專業基本功
扎實的專業基本功,是對教師素養的基本要求。要給學生一滴水,老師自身必須要有一缸水。隨著學生受教育程度的深入,教師必須豐富自身學養,增強專業基本功。著名特級教師于漪曾提出,教師必須“胸中有書,目中有人”?!靶刂杏袝被猿烧Z“胸有成竹”。只有“胸有成竹”,在畫竹的過程中才能駕輕就熟。只有“胸中有書”,才能在教學的過程中,調動自身知識儲備,充實課堂內容?!靶刂杏袝笔墙處熕仞B的基本要求。作為中學語文教師,必須要博學多聞、學養豐富,有能對課文進行解讀再創造的真才實學,同時能對這種真才實學加以運用才能叫做“胸中有書”。
博學多聞,學養豐富。語文作為傳承中國文化的重要學科,有很強的綜合性。中學語文課本中收錄了多種文體,如文言文、詩歌、議論文、散文、說明文、新聞等。這些文體對歷史故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地理知識、新聞傳媒等均有涉獵??梢姡Z文教學是對多種知識的綜合學習,是復雜的。語文的綜合性,要求語文教育者不僅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還必須具備廣博的文化基礎,包括呈現在教材中的歷史、科學知識,蘊含在教育教學中的教育學知識和心理學知識。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要想做一名好的語文老師,博學多聞、學養豐富是最基本的要求。教師的知識面越寬,學養越豐富,教學內容才能更充實,教師才能厚積薄發,游刃有余的駕馭課堂。
對文本的解讀與再創造能力。對文本的解讀與再創造能力,是中學語文教師應具有的基本能力之一。語文教育以文本為依托,有文本必有文本解讀。教師的文本解讀與再創造能力,關乎平常教學。只有具備對課本進行解讀與再創造的能力,才能對中學語文課本進行知識的重新架構,將課本進行知識的自我重組,最終并入教育者的知識體系。這樣,在講課的過程中,教育者才能明確課程內容,既不偏離教學目標,又有教育者的個性解讀與自我特色。傳統的中學語文教學,教師常常采取一定的套路。如通過什么方法描寫了什么景物,歌頌了什么精神,表達了什么感情……,這是一種極端不正確的做法,教育者根本沒有對文本進行解讀與再創造,而是一刀切、模式化。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讓學生喜歡語文,享受語文激勵心智發育的喜悅,同時又能夠為他們一生的發展打好底子?!雹俚哪繕恕?/p>
不同的人對文本的解讀往往會有出入,文本的解讀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霸诮逃倪^程中,教育者可選擇一定的角度,設法調動學生積極性,使學生的語言和思維雙管齊下?!雹诳梢?,教師可通過對文本的解讀與再創造,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讓經典在課堂中重現,引發學生的探討,活躍課堂氛圍,增強教學效果。
中學語文教師要想練好基本功,做到“胸中有書”,絕非易事,這不僅要求教師要博學多聞,對其他學科知識廣泛涉獵,而且還要有文本解讀與再創造的能力,可以從適當的角度切入,對文本進行自我架構。這既是對教育者專業素養的要求,也是對教育者教育教學能力的要求。
二、關注學生學習情況,對學生進行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是特級教師李鎮西的觀點,從教師的角度說來,就是要關注學生,熱愛學生。關注學生,才能從根本上了解學情,對學生學習上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并加以解決,拉近老師和學生的距離。關愛學生,才能讓老師在和學生交流的過程中得到學生的真正認可,從而創造良好的尊師愛生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在關愛中學習,在學習中快樂。
對于愛學生,許多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體會和看法。于漪老師認為,作為教育者,不僅要胸中有書,還要目中有人。目中有人,即發自內心的對學生進行愛與尊重。于漪老師將教師比作導演,學生比作演員,一部影視劇最終效果如何看的還是演員。教師只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教育者在教學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從根本上理解尊重學生,將學生放在眼里、心里,才能引起學生情感上的共鳴。于漪老師曾這樣總結:不要成為教書匠,要成為教育家,成為教育專家。③
熱愛學生,是教師職業道德的集中體現,也是師德修養的根本內容。學生是有情感體驗的綜合個體,尊重他們,熱愛他們,是從情感上對他們進行感化和造就。當教育者懷著對學生深切的愛進行教學時,學生在情感上必定更加容易產生共鳴,也就更加容易創造教育的奇跡。
對學生從根本上進行尊重是“目中有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師要想贏得學生的尊重,首先就得尊重學生。《教育學》明確指出:“尊重學生”“要尊重每一個學生”。④作為一名新時代的教育者,我們應身體力行,從小事做起,把尊重學生落到實處,用心傾聽學生的發言,理解學生,鼓勵學生,尊重學生人格。讓學生在愛的環境中快樂成長,并養成自覺尊重他人的良好習慣。“教書要符合育人的偉大目標,老師要站在育人的時代制高點上,時刻想著培養的是明日的建設者,是21世紀的人。”⑤可見,教育者首要的目標是育人,是把學生培養為尊重他人、關愛他人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三、對語文教育懷有真正的熱情
愛一行干一行是在眾多行為個體擇業時的一個標準,其實也是對從業者的一種內在感情認可的要求。具體到教師這一職業,是要教育者滿懷對教育事業的激情,進行內在的生命教學,孜孜不倦,誨人不倦。許多教育者,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充滿激情的堅守教師崗位,用心追求教育的真諦,力圖優化課堂教學,使教育制度更加完善。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真正的教育者心中懷有對教育事業的真正熱愛。因此,從根本上對教育事業懷有責任心,使命感,“心中有情”,也是對教師素養的要求之一。
心中充滿對語文教育的熱情,才有前進的動力,才有成為優秀語文教育者的可能。語文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它要求語文教育者要有不斷鉆研的精神。心中充滿著對語文教育的熱愛和傳承中國文化的偉大使命感,才能不斷充實自我,使自己博學多聞。心中對教育充滿激情,才能深入探究,對前人解讀了千百回的文本進行重讀和自我創造,讓經典在不一樣的解讀中重生。心中充滿對語文教育的熱愛十分重要,它是教育者在整個教育事業中必須有的重要素養,有了對語文教育充滿激情的前提,才有了博學多聞,胸中有書,尊重和愛護學生的后續。
作為新課程改革下的語文教師,必須具有扎實的專業基本功、能夠對學生進行深入了解,從根本上關愛學生。同時還要發自內心的熱愛教育行業,充滿神圣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偨Y起來,即是要:“胸中有書,目中有人,心中有情”。教育者只有無限提升自己,將三者相結合,才有成為一名優秀的語文教師的可能。中學語文教師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因而更應加強自我素養的培養,提升教學能力,優化課堂教學,讓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承。
注解:
① 見《溫儒敏論語文教育》第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8版
② ③⑤見《于漪文集第2卷》第52-53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8版
④ 見《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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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漪.于漪文集[M].山東教育出版社
[3]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M].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關鍵詞:對話 對話理論 語文閱讀教學
伴隨著《新課標》的頒布與實施,近些年來,作為一個新的教學理論,“對話”理論已逐步滲透到語文閱讀教學中來。而伴隨著不斷深入的課程改革形勢,這一新的理論在教學當中如何應用和實施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新課標”)提出:“語文教學應在師生平等對話的過程中進行”,“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文本之間對話的過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把對話理論引進語文教學能夠為語文閱讀教學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更多的研究空間。這一理論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投身其中,進行不斷的探索和研究。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這一理論指導下的閱讀教學目前尚未成熟,我們還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實踐、總結和完善?;诖?,本文試圖從文獻研究和調查的角度,通過梳理相關的對話理論,反思傳統閱讀教學的不足,總結出對話理論在語文閱讀教學中實施的現狀及誤區,并積極探索在教學中真正實現“對話”的有效途徑。為了完成這篇論文我對國內現有的有關對話理論和語文閱讀教學的文獻進行了閱讀、篩選、分析和歸納,梳理并評價了此類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對話理論的概念及歷史發展
1.對話的概念
一般來說,“對話”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對話被認為是與獨白相對應的一種語言形態,屬于純粹的語言學現象。廣義的對話事實上己經完全超越了原始的以口語交流為特征的純粹的語言學意義,在現實生活中具有社會和文化的深廣意義。系統地來說,作為一種相處原則,對話往往與尊重、平等、民主、坦誠、包容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交往策略,對話往往與共同參與、主動介系在一起,即通過敞開、接納、回應、碰撞、溝通、協作、交流、互動等,達成視界的融合,實現共同的理想。對話作為關系思維的表征,既可以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發生在人與文本之間。
2.對話理論的歷史發展
作為一種重要的活動形式,對話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以及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論語》可以稱之為孔子的“教育”對話錄,而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對話。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被認為是“對話”理論的鼻祖,他認為,人類只有依托語言或話語才能生存、思考與交流。
二.語文閱讀教學當中“對話”理論的研究現狀
1.對話理論的理論探索簡況:
為了實現和傳統閱讀理論相結合的目的,隨著對閱讀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語文教育界引入了“接受美學”、“主體間性”、“對話理論”等西方閱讀理論,為舉步維艱的語文閱讀教學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學者王榮生發表《的“對話理論”》一文,詳細解讀了“新課標”中的“對話理論”,提出它混合了“閱讀對話理論”和“教學對話理論”兩個命題的觀點。并在文中細致地分析了兩個命題,強調維護學生“傾聽”權和“言說”權的重要性。此文得到相當的認同,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俞學雷在《閱讀教學的主體間性論》一文中深入地闡述了對話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主體間性。他指出閱讀教學是一種帶有文學解釋性質的主體間性對話,主要體現在學生閱讀過程中的文體改寫,包括文本預讀(生本對話)、文本續讀(師生對話)和文本改寫。史紹典在《中學語文教學參考》上發表《“對話”細說》一文,從與一線教師的談話中明確了什么是“對話”;探討了對話機制的建構,對話的問題等,這對實施閱讀教學的對話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鑒的建議。
2.對話理論的實踐探索現狀
課改至今,“對話理論”己逐漸為人們接受并付諸于課堂教學實踐。在教學中,研究者和教師關注的焦點是教師的地位與作用和對文本的解讀。吳禮明等《關于“對話”的對話》一文指出當前對話教學存在兩個弊端,一是認為師生之間不可能平等;二是認為提倡對話就是讓教師放棄引導。李鎮西則在《共享:師生關系新境界》一文中提出“共享式”的師生關系新模式,教師發揮著“精神指導”和“人格引領”的作用,與學生在對話中互相影響,補充、促進。王尚文在《“對話型”語文教學策略》一文中探討了要引導學生在讀寫聽說的活動中樹立對話的態度;基本的對話規則是對話得以進行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有效對話也離不開知識的支持;教師要有意識地與學生共享閱讀成果等問題。韓雪屏借鑒中外有關接受美學的論述,撰文―《閱讀教學中的多重對話》指出要與文本―作者進行有效的對話,需要從兩個切口入手:一是發現文本的創作空白,主要類型有預設,角色、省略、隱蔽、中斷、冗余、陌生化、隱喻化等;一是尋找生成意義的對話策略,主要有形成期待、還原語境、補足填充,聯想觸發、追本溯源、匯聚比較、動態積儲等。
總之,引入語文閱讀教學的對話理論為閱讀教學改革提供了一個亮點,它需要在一個本土化、實踐化的過程中進行不斷的完善。只有通過實踐才能逐步顯現出那些潛在問題和現實困難。所以,作為研究者、實踐者,不僅應該關注對話理論在純理論方面的發展,更應該關注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踐理論的出現。
三.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的策略
為達到確保對話型閱讀教學的順利開展的目的,研究者總結出如下教學策略:
教師要善于營造一種民主、平等、真誠、信任的對話氛圍,強化平等對話的主人意識;教師要善于提出適當的對話話題,豐富平等對話資本,激發平等對話欲望;教師要善于動員學生全體參與,確保對話的中心為每一個學生個人,促進所有學生的共同發展;教師要善于在“對話式”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以個性特征作為對話教學的突破口;實施“對話式”語文教學必須改革評價機制以三維目標的實現作為閱讀對話教學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以上教學策略從出發點來看都是一致的,都是從教學對話的角度來談,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側重從閱讀對話角度來總結對話策略的,主要有韓雪屏教授的《閱讀教學中的多重對話》,它是這樣表述的:1.形成期待;2.還原與填補;3.探源與匯聚;4.顛覆與重建;5.借鑒與反撥;6.讀以致用。王尚文教授也注重對學生“指點聽說讀寫的門徑”。應該說,綜合以上兩方面策略來進行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才可能是清晰、有效的。
四.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的教學模式
關于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的教學模式,也是研究熱議的話題,但對這一新模式的探索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尤其是在關于對話教學的理論剖析尚不夠深入透徹的前提下,就顯得任重而道遠。
汪應祿在《關于構建對話型語文教學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新模式有一個源于具體情境又超越生活情境的母語教學環境;新模式有一個高揚民族文化又尊重多樣文化的言語對話平臺;新模式有一個注重教師引導又強調課堂討論的課堂運行機制。王旭蘭則在《“對話”下的語文課堂教學模式》一文中認為:根據“互動―合作”的理念,可以嘗試以下幾種模式來構建“對話體”的課堂教學:感悟式、探討式、綜合式。楊生春在《對話式閱讀教學的構建》中提出:創設情境,確立話題;閱讀理解,自主探究;對話交流,相互切磋;形成認識,拓展運用。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還處于探究階段,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新問題,這也引起了有關研究者的關注。問題諸如:強調文本與讀者的對話,什么樣的對話才有利于作品意義的建構;鼓勵讀者的不同讀解,如何傾聽讀者的不同聲音;打破課堂的傳統有序狀態,如何調控課堂組織秩序。以及,對話應建立在“質疑”的基礎上,而不是為了對話而對話;“對話理論”混合了閱讀對話理論和教學對話理論,應加以區分。還有,當前閱讀對話教學中,文本資源浪費現象嚴重,表現為:對文本的狹隘處理、對文本的冷落、對文本的任意性解讀。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對話理論的進一步認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對話型語文閱讀教學的研究,各類研究者和教室門都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較多的精力,但目前為止這一研究仍然處于探究階段,較系統的理論論述和實踐探索還不多見。而針對新課標中提出的“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文本之間對話的過程”的新理念,更需要進一步從理論高度來澄清,因此也更需要研究者們進一步去探索和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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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建構主義已成為我國新課程改革的哲學思想基礎。在此背景下,傳統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越來越具有反思與重建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本文以建構主義理論為哲學依據及指導,擬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研究。
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與觀念,發展到今日已經變成一套融合神經生理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語言學、人類學以及教育學等相關學科的思潮,它深深地影響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建構主義對教育產生的深遠的影響,使其成為面向21世紀科學教育改革的主流理論。
近二十年來,教學所依賴的認識論基礎經歷了一個從行為主義到建構主義的發展過程,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在社會學科的教學中,更多地傾向于建構主義的理論與方法。知識觀影響著人們對教學的根本看法,美國建構主義理論的倡導者杰夫里·舒爾曼指出,建構主義是關于知識本質的一系列相關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共同點是,知識是由人創造的并受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而行為主義認為,知識存在并獨立于人們之外,因此,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向學生灌輸前人所建立起來的知識技能體系,由此便發展為一種可測量可控制的線型封閉的課程。建構主義認為,社會學科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并在學科領域內外鑒別多種觀點,使其形成對社會學科問題及其發生、發展過程的深入理解和樹立堅定不移的信仰,當學生對其掌握的有待評論的事實形成自己的解釋時,知識便形成了。
本文以建構主義理論為哲學依據及指導,擬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進行較為系統的整理研究。
一、建構主義語文教學與課程性質分析
建構主義知識觀,在質疑與否定了現代知識型的客觀性、普遍性與中立性后,提出了“從客觀性到文化性、從普遍性到境域性、從中立性到價值性”[1]的轉型,從而為語文知識的性質提供了建構主義的理論視角。
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知識并不是一勞永逸、永遠不變的,知識也并不是對現實的正確表征,不是精確地概括世界的法則,它只是一種解釋、假設,會隨著人類的進步而不斷被“革命”掉,隨之出現新的假設。[2]在具體問題中,我們需要結合具體情境對原有的知識進行再加工、再創造。因而課本知識只是一種關于各種現象的較為可靠的更為可能的假設,而不是絕對正確的最終答案,在不同的情況下有其特異性,所以掌握知識并不意味著掌握了規律,而且課本知識只能說是一些信息和符號,只有通過個體的主動建構,才能變成認知結構中的知識。知識不可能以實體的形式存在于具體個體之外,盡管語言符號賦予了知識一定的外在形式。學習者對這些知識的理解只能基于自己的經驗背景來建構,所以獲得的理解不一定一致。心理學家維特羅克的生成學習模式較好地說明了這種建構過程。他認為,在學習過程中,人腦并不是被動地學習和記錄輸入的信息,而是主動地對信息進行建構。學習者以長時記憶的內容和傾向為依據,對信息進行主動選擇,并進行推斷,學習者總是結合已有的經驗對事物意義進行理解,需要借助于貯存于長時記憶中的事件和信息加工策略。
所以建構主義語文教學不僅存在著教學與教學對象即知識的關系,還存在著教與學即師生的關系。師與生并不是“主體-客體”關系,而是“主體-主體”關系,這種“主體-主體”關系不構成認識關系,而構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建構主義認為,一個人的心理是在環境與教育的影響下,在低級心理機能的基礎上,逐漸向高級心理功能轉化的過程從這一原理出發,“維果茨基給教學下定義,他說:‘兒童的教學可以定義為人為的發展’。兒童通過活動和交往掌握‘精神生產的手段’可以稱為廣義的教學,然而廣義的教學帶有自發性質,狹義的教學是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的,維果茨基說:‘作為交際和它的最系統化的形式便是教學。’因此教學創造著兒童的發展?!保?]建構主義的課程觀強調用情節真實復雜的故事呈現問題,營造問題解決的環境,以幫助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活化知識,變事實性知識為解決問題的工具。它主張用產生于真實背景中的問題啟動學生的思維,由此支撐并鼓勵學生解決問題的學習、基于案例的學習、拓展性的學習與基于項目的學習,并以此方式參與課程的設計和編制。因此,語文教學活動即為師與生之間的語文交往實踐活動。語文課程是學習者通過語文活動實現人的生成的行為,是以言語為對象的人性的智慧教育,即言語智慧教育。
二、建構主義語文課程與教學目標研究
“建構主義學習觀強調知識是學習者基于個體體驗活動的產物,是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情境之中形成的。因此學習者是‘活動探究者’、‘意義和知識的建構者’。”[4]石中英也認為:“在知識與認識對象的關系上,知識并不是對認識對象的鏡式反映。它是由認識者的認識能力、興趣乃至利益所選擇和建構的結果。敲開了認識者的認識能力、興趣或利益,就沒有認識對象的出現或顯現。”[5]這一觀點明確地指出了建構主義觀念下知識的主動建構特點。在個體進行經驗建構的過程中,個體的圖式會隨著不斷擴展的經驗而不斷進化,所有的知識都是在這種個體與經驗世界的對話過程中建構起來的,而這是以個體認知過程為基礎的。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并不是空著腦袋走進教室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在以前的學習中已經形成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有些問題即使他們還沒有接觸過,沒有現成的經驗,但當問題一旦出現在面前時,他們往往也可以基于相關的經驗,依靠他們的認知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當前事物的理解,因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惟一的標準的解釋。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學習者的合作而使得學生對事物的理解更加豐富和全面。
首先,建構主義不認為知識是絕對的,是先于我們的認識客觀存在的。其次,建構主義強調學習是建構意義的過程,離開了個體的主動建構,學習毫無意義可言。“知識”是不能通過教師“導向”學生的,知識是學習者個體內部通過新舊經驗的作用建構而成的。
康德強調認知者在知識論中的主體地位,強調認知主體心靈的主動建構作用??档陆沂救魏握J識都只能是人的認識,也就是人在自身的局限性中認識,人有多大的認識能力,就有多大范圍內的認識對象與之相應。他認為,主體不能直接通向外部世界,而只能通過利用內部構建的基本的認知原則(“范疇”)去組織經驗,從而發展知識。“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集中地體現了主體能動性思想,是哥白尼的日心說啟發康德確立了‘對象必須與認識符合’的根本原則,創建了以主體能動性為中心的批判哲學。就像當初哥白尼的‘日心說’起初也是作為假設被提出來的??档伦鳛榧僭O的先驗對象構造理論是這樣的:人類的理性具有一些先天的認識形式,人們在認識過程中,就是用這些先天的認識形式去接受和整理感性材料,把那些天然屬于人類理性的規律賦予感性材料,使那些本來只是無規律的、偶然的和主觀心理上的材料構建成一個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存在的經驗對象世界,即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自然界。因此康德哲學的價值在于全面提出主體性問題以及他對主體性的主觀結構方面的分析?!保?]康德哲學將現象界定為一體界,限定了知識范圍,為人的主體性宏揚與自由本質的揭示留下了廣闊的余地。而其統一性的理論,則說明一個真正的人或者人的主體性在于人是一個包括美和統率各種自然科學知識的自由的最高統一體。
建構主義的知識觀確立了認識主體的知識建構理念,提升了學習者在語文學習中的地位與主動性,強調了知識建構的境域性,為語文教學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建構主義知識觀把人作為語文教學的主體,把學生、教師、課程專家、家長尤其是學習者作為是語文教學資源的開發者、實施者和評價者,把語文教學和學習者的“生活經驗”聯系起來,不僅以他們的“前生活經驗”作為語文教學的基礎,同時把他們當下的現實生活的體悟過程看作是語文教學的實施過程,以在具體的境域中完成知識的具體化建構。學習者在語文教學中的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語文教育是著眼于人的語文素養的提升、人的全面發展。學習者是生存于具體環境下的充滿感性特征、情感豐富的實實在在的個人,因此應把人的價值的提升、個性的發展作為語文教學的出發點和歸宿。
語感能力表現為語文活動主體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言語納入到自己的心理圖式結構中,而語感能力的培養決定于語文學習者在多大程度上超出言語主體的圖式結構的接受范圍,使語文活動主體完成言語的建構與超越。因此,語文課程與教學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語文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語感,因此語感教學就成為語文課程與教學的核心目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研究——傳統語文課程與教學重視義理及知識內容的教學,忽略語文課程與教學和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系及對學生素質的培養。依據建構主義理論,當今語文課程與教學改革的核心應是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的拓寬,根據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的組成要素——語文活動主體、語文活動環境、語文活動作品,設計建構主義觀念下的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語意教學、語境教學、語體教學。 三、語文課程與教學的行動研究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建構是一種社會建構,知識建構過程應該是一種群體活動,學校即為學習共同體,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協商。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經驗是有機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杜威把它稱為“交互作用”(transaction)?!吧鐣粌H通過交往、通過溝通繼續生存,而且簡直可以說,社會在交往中、在溝通中生存。在‘共同的’(Common)、‘共同體’(Community)、‘交往’(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不僅有字面上的聯系。人們因為有共同的東西而生活在一個共同體內;而交往乃是他們達到占有共同的東西的方式。為了形成一個共同體或社會,他們必須共同具備的東西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識——一種共同的理解——即社會學家所說的‘志趣相投’。這些東西不能像磚塊那樣,從一個人傳遞給另一個人;也不能像人們用切成小塊分享一個餡餅的辦法給人分享。保證人們參與共同理解的交往,可以促成相同的情感和理智傾向——對期望和要求做出反應的相同的方法?!保?]
在語文教學中,合作學習、對話交流是一種行進的教學理念。學生在小組或團隊中為了完成共同的任務,在明確責任分工的同時加強互學習,以做到在意識到“我”的同時,也意識到“你”的存在。依照建構主義中知識的建構性和社會性觀點來看,開展語文綜合性學習、課外活動、研究性學習就顯得極為重要。在“學習者共同體”中,學習者要協商與合作,尤其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根據維果茨基“最近發展區”理論,每個共同體、共同體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最近發展區”,它們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且,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滿足后,就要建立新的“發展區”。這種迂回交錯的發展中的合作,能夠使學生在他們的智能所能達到的“最近發展區”中達成共同的理解。
四、語文課程與教學的評價研究——“以學為主”教學評價
建構主義重視學生認知建構的個體差異及對多樣人的發展類型評價,即應構建以“自主、合作、探究”為特征的開放式語文課程與教學質性評價體系。質性評價,“其優點是:第一,著眼于學生的整體發展,兼顧認知、情意、技能的整體的學習評價;第二,適應學生的個別肯定個人的努力進步與整體成就,呈現個別化的學習進程;第三,師生共同參與評價內容的設計、作品選擇標準及檔案評價標準,激發學生自我反思、自我督導、自我評價的主動學習的潛能;第四,建立相關資源庫,達成資源共享的目的,提升學生溝通、合作、表達及組織能力。檔案袋評價有可能使教學真正成為一種激蕩師生智慧的藝術,是我們的新課程所需要的?!保?]注重從學生的“參與狀態”、“交往狀態”、“思維狀態”和“語文素養的達成狀態”,從這四方面評價學生的語文學習狀況。
建構主義知識觀強調知識的文化性、境域性和價值性,語文教學不能把知識作為預先決定了的東西教給學生,而應該重視探索知識的“過程”。目前的語文教學就必須實現由重“結果”向重“過程”的轉移,要重視引導學生對知識形成過程的認識和理解。科學知識型的量化評價顯然已經不適應建構主義的語文教學活動,而質性評價則為建構主義語文教學提供了相應的評價方法。評價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相應的方式方法對對象進行價值判斷的活動?!皹藴省笔抢砟罴磧r值觀的集中體現,方式方法由“標準”的內容決定,直接關系到執行“標準”的質量。評價的目標是要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發展,所以它的直接目的應該是通過檢驗改進教與學,改進課程設計,而不僅僅是考察學生學習達到目標的程度,更不能過分強調評價的甄別和選拔功能。因此,建構主義知識觀下新的語文評價即過程評價,重視定性評價即質性評價,它要求實施語文評價應注意評價主體多元性,即教師評價、學生自我評價、同學互評和家長參與相結合,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評價學生語文學習成績狀況應該依據過程記載和考試結果作客觀描述,還要在描述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學習的建議,對學生的評價語言應以激勵、表揚、認同、理解等積極評價為主,真正體現與反映建構主義的教育與教學理念。
總之,建構主義為語文教學提供了良好的理念,也為語文教改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提出了方式,并將引領語文教學改革走向深入。
注釋:
[1][5][7]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55頁,第82頁,第76頁。
[2]陳琦,張建偉:《建構主義學習觀要義評析》,華東師大學報(教育科學版),1998年,第1期,第61-68頁。
[3]Wertsch J.V.:《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aapress1985,P92.
“商談倫理學”為社會和諧提供了一種手段:言語交往。其實,這種手段是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中延伸而出的。在這一理論中,交往成為社會成員的重要行為方式,語言則被視為重要的交往路徑[3]。哈貝馬斯為交往行為制定了一套“語言的有效性要求”:正確性、真實性和真誠性[4]。這套規則在“商談倫理學”中同樣被延續下來。在哈貝馬斯看來,要為社會成員提供能被認可的道德規范也是需要語言的,而且這些語言必須遵守“語言有效性要求”,這是社會成員獲得道德規范的前提條件,也是成員間相互理解的一條可行性路徑。具體而言,“正確性”原則指的是言語者需要運用恰當合理的語法來進行句子陳述,句子和交流過程中不要出現語法錯誤、歧義等現象,它是語言交流的最基本條件。比如,“這位是英雄的母親”就存在歧義:一是指這位———英雄的母親(母親是英雄);二是指這位英雄的———母親(母親之子是英雄)?!吧陶剛惱韺W”的基本前提是“商談”,如果商談的語法都出現了錯誤,那么何談構建統一的道德規范呢?“真實性”原則要求言語者具備真實地描述一個客觀事物或現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個蘋果的形狀,介紹亞里士多德的生平,闡釋國學教育的內容等。在“商談倫理學”中真實地表達客觀現實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談雙方得以更好、更客觀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實地理解了對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為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標準?!罢嬲\性”不同于“正確性”和“真實性”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是對言語者的要求,也是對聽者的要求,即在交流過程中,言語者和聽者都需具備真誠的態度,以便使自己獲得對方的信任。“商談倫理學”認為建立一套可為社會成員接受的道德規范,缺乏真誠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不僅為一個理論的成熟提供了學理依據和實踐基礎,而且為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具體的可執行策略。而這兩條對于我國國學教育有深遠的意義。一方面,它為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提供了理論前提與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為國學教育的具體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語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國學教育的作用
哈貝馬斯強調了“生活世界”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第一,它是“商談倫理學”的前提與主線;第二,它為一個理論提供了脈絡走向。“文化上的釋古與創新,都與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聯,……換言之,文化思考是與社會結構連貫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談道德與價值。”[5]所以說,文化要傳承就需要進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對于我國國學教育的作用正是圍繞這兩方面展開的。首先,國學的發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氣,這個地氣就是國學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國國學教育的走向要以滿足“生活世界”中的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需求為目標。在討論“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意義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國學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類及其相互關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實就是人與人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一個網絡,只是這個網絡涵蓋了社會的各個層面。那么國學教育存續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國學教育究其根本,是一個社會性問題,是以人為核心建立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心靈和諧關系的網絡。這個網絡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這個生活世界中,我國傳統文化才能得以延續和發展。圍繞這一思路,我們會發現,“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表現兩個特性:一是需要“國學”尤其是國學教育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即“強實踐性”;二是需要“國學”及國學教育涵蓋范圍廣,國學要滿足存續于“生活世界”中各類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這是一種“廣對象性”特征。
(一)“強實踐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發展的最終歸宿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一個理論若要發展就必須從實際出發,不具現實可操作性的理論通常很少能夠對政治決策產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愛”理念想法很好,它為全社會成員謀福利,但是這種無差別的“兼愛”卻不符合當時封建社會現實情況,所以并不為統治者接受,最終早早沒落。而我國國學要想得到發展、要想重新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可,就必須以實踐為前提,看看國學在我國當今的市場在哪里、具體應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國學或者國學教育的實踐和市場應當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學的市場是要平衡我國市場經濟下的“重利”思想。這是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重利”成為一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隨之而來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商人唯利是圖、公務員以權謀利等,“毒饅頭”“地溝油”“假酒”等案件也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會對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導作用。第二,國學教育的市場是沿襲著國學的市場而來的,只有加大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才能夠使得這些優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認可和普及;而且國學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善和發展。這與我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過應當稱為“百年樹思想”。
(二)“廣對象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推進的根本依據
“廣對象性”指的是價值理論所對應的受眾群體需廣,它包括兩個含義:其一,這個價值理論需要涵蓋當前情形下的大多數民眾;其二,這個價值理論所涵蓋的民眾范圍愈廣則其存在時間愈長[6]。舉例而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便只符合廣對象性的第一個特征卻不符合其第二個特征。它之所以被奉為封建時期的圭臬,一個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揚讀書人、士的重要性,這種理念不僅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還為一些貧窮的有識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門路,故此其受眾群體頗為廣泛,成為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價值觀念;但由于它只宣揚士而輕視其他階級,所以其對象覆蓋范圍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局限性會愈加明顯,便不能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念了。這種只強調一些人利益的觀念并不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會歷史之中了。國學及與之相應的教育也應當以符合這兩個含義為目標來設定具體措施:首先,它的服務對象一定要廣,不僅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還要使絕大多數人認同并遵循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傳承與發揚。其次,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學教育就不能僅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課堂教育上了,而應當采用多種教育形式,比如廣告、影視等,還可以在各個單位開展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競賽活動等方式來進行。據上可知,從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中可以挖掘出“強實踐性”和“廣對象性”這兩個重要特征,它們對國學教育的啟示性意義在于強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引導性作用。也就是說,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受眾群體同樣應當是社會全體成員,而非僅僅是高級知識分子或無產階級;而且這一價值理念不能僅停留在口號上,更要融入社會實踐之中,將傳統優秀理念貫穿至社會的每個領域。
三、國學教育中的三種語言路徑
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為社會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語交往,并為其設定了一套具體施行措施“語言有效性要求”:正確性、真實性和真誠性。這一理念在國學教育中同樣適用,傳統文化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積淀,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傳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在整個教育過程中語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國學教育中遵循“語言有效性要求”,則有利于國學更好地推進、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弘揚。
(一)正確性是國學教育表述的基礎要求
語言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口頭語言、情緒語言,也可以是體態語言、書面語言。而“正確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它要求語言文法的恰當與用語的準確。國學教育中的“正確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進行傳統文化的宣傳與發展時,首先需要保證的是所宣傳思想的正確性,包括思想形態要緊跟黨的領導、要與基本國情相一致,即這種思想是積極向上的。其次,在進行具體的宣傳教育時,用語也需準確。比如要對《詩經》進行講解與分析時,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漢后才被稱為《詩經》的,先秦時還被稱為《詩》或《詩三百》,如果說錯了就會鬧笑話,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實性是國學教育表達的客觀條件
“真實性”原則也更多集中于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國學教育中,“真實性”指的是教育者應當具備客觀描述一個國學或傳統知識的能力。比如,正確描述“孝”的含義,在一些封建衛道士眼中的“孝”是“順”,無論父母的決定是否正確都一概聽之、任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貫“聽媽媽的話”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從實際出發,真正地為父母考慮才是“孝”。而國學教育者在進行國學教育時也需要具有這樣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華。
(三)真誠性是國學教育實現的情感要件
(一)個性教育是現代語文教學的必然要求
反思我們的教改歷程,我們不能不對語文教學的取向重新進行評估、判斷和認識,為什么于漪、魏書生等先進教法在一窩蜂地普及或推廣之后難以見到滿園春色的景象?刻鵠不成反類騖的現象比比皆是?其原因就是追隨者忽視了個性建設,在模仿中喪失了自身特點,同時也脫離了學生這一教學主體的個性差異,那種不能透徹領會其先進教法之實質而亦步亦趨的“死學”是難以收到預期效果的,“一切的美與成功都建立在個性之上”這一點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確立教育個性化理念,是打破僵化教學模式的有效手段。教育個性化,是指培養人的個性化,也就是要重視教育對發展完整的個性的作用。語文學科實施個性化教育,是素質教育觀所要求的目標之一,我們的目標是既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雙要發展學生個性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系,這種平衡的教學觀應該得到大力提倡,這是歷史和時代的雙重要求,也是我們不可推卻的責任。
語文學科實施個性教育,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語文對于培養熱愛祖國語言文學,熱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情感,培養對于祖國傳統文化的尊重,熱愛及擇優承傳的心理意識具有獨到的作用。課本中大量富有個性的作家寫出的富有個性特色的作品,必將對學生的個性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我們相當多的因學偏愛某種風格的文學作品實質上也是這種影響打下的烙印,這個烙印甚至可以影響其生活情趣的取向及個性的形成,所謂潛移默化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再有,語文教師本身的個性色彩,也更直觀地給學生以直接的影響。
(二)發掘教材個性、展示教師個性、發展學生個性是語文個性教育的基本構架。
個性是一個人獨特的心理特征的總和。個性意味著獨特性,積極有益的美好的個性特征是創造性的內在依據,在同等條件下,個性越鮮明,創造力就越強,因此,個性教育是培養創造力的素質教育不可偏廢的必然內容之一。語文個性教育是指語文教育能夠突顯作者、教師、學生的個性并能有效培養受教育者個性的全部教學內容,包括教學方式、方法及藝術,甚至也包括教學結果及其評價。語文個性教育的主要環節一般表現在三個方面:課文展示的作者的個性,需要足夠的發掘;教師教學的個性,需要長久地錘煉;學生學習的個性,需要愛護地培育。課文多是文質兼美的佳作,它們千姿百態各具神韻風采,同時也是作者的獨特創造力的載體之一。如果說課本是展示精美作品的展臺,那么眾多文學作品便是一朵朵各具姿韻的奇葩。這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個性美的世界,不同作家就表現出不同的個性色彩,確是文如其人。魯迅語言的幽默、犀利、深刻,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朱自清的語言優美、清麗、雋永;老舍的語言精確、鮮明、風趣;茅盾的語言峻峭明快,剛鍵而柔婉;巴金的語言綺麗多情;楊朔的語言清新醇厚;劉白羽的語言熱情妙肖;趙樹理的語言樸實通俗。等等,都在一定意義上鮮明地顯示了作者的個性,常說“風格就是人”這就是對個性風采的實質性概括。所有這些,是個性培養的最生動也最具典范意義的教材。
教師的教學也是一種富于個性特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師出多門,相互各自生活于不同的歷煉環境等不同,教師的思想認識、氣質性格、知識結構,品質修養等必然不同,因而在教學中總會表現他自己的精神風貌,表現出他對教學內容、教育對象的獨特感受,認識和情感。有的巧于設疑;有的邏輯嚴密;有的風趣幽默;有的激情橫溢。個性不同的教師,即使教學內容相同,教學條件相似,他們的教學也會各具不同的特色。教師在教學上表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是教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個性化教學應該教如其人,教師應追求把自己的良好品質,廣博的知識展現于三尺講臺上。教師合乎教學現實的個性表現,會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這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對學生個性表現,會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這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對學生個性心理品質的發展,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只有個性才能塑造個性,只有性格才能培養出性格,在教學中教師應追求自己的風格,充分顯示自由創造力,潛心錘煉和展示自己的教學方法、風格、節奏。在填鴨式滿堂灌的教學方式下,只能培養學生的被動人格;在機械復制的教育方式下,只能形成模式化標準化的人格;在分解主義教育方式下,只能培養出片面發展的人格。很難相信,個人一面、千口一詞、規范化、公式化、雷同化的東西能培養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個性。
還應當看到,個性教育在某種意義上講追求的是求異標新。求異思維是創造思維的核心,是一種從多角度、多起點、多層次來思考問題的方法,二OOO年的高考作文題正是本著這一思想來設計的。要培養發展受教育者做個性,就必須把求異思維結合到具體的教學中去,在教學中追求多向性、獨創性、靈活性。多向性是就廣度而言,要求思路寬廣輻射,多方求索,不拘一格;獨創性就其深度而言,要不落俗套,獨僻蹊徑;靈活性是指靈活度、要求活潑多度,善于應變。培養學生的求異思維,首先應從靈活性入手訓練,啟發思維,引導思維換象,促成其思維多向發展;進而達到獨創性。比如在作文教學中,讓學生對同一題目同一素材同一體載的作文,從不同角度、不同立意、不同取材、不同構思、不同風格、不同手法等去進行寫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培養出個性,進而也就造就了受教育者善于創造未來的個性潛質。在個性教育中,雖然學生依然是受教育者,但他們仍然是教育主體,他們應該有更多的更好的條件和機會表現出千差萬別的個性,作為教師應該為他們營造出具有現代特質的個性支撐面和發揮創造力的天地,仍以作文教學為例,應該張揚個性,爆發創造力,鼓勵學生寫其感受,寫其實理解和情感,鼓勵表現自我。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差別,重視差別,這才是個性教育。針對學生不同的個性涵養及語文技能的不同層次的實際情況及不同要求,創造各種條件允許學生向不同的方向發展,當然這里不能忽視教師做引導和促動作用。這樣才能使學生真正成為有個性和特點的有用人才。
一、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進行情感教育
初中語文教材中選編的課文大多嫻雅精致、膾炙人口,從方方面面反映不同作者對自然、人生、社會的領略和感悟,往往集風景美、道德美、人情美于一體。閱讀和學習這些文章,要注重引導學生進入情境,尋找與作者心靈的契合點。英國作家王爾德曾說過:“作者完成了書的一半,讀者完成了另一半”。這種完成就暗含作者與讀者的雙向交互作用。文學作品以文本形式出現在學生面前時,這種外在的形式所構建的虛擬空間本身就召喚著學生運用自己已有的心理體驗去充分發揮想象進行再構建、再創造。而學生在閱讀作品前本身已存在一種期待視野,即其閱讀習慣、趣味、心理、預期目的等等,當學生帶著期待走進作品空間時,會自然而然地產生豐富的心理體驗,而當這種體驗與作者產生共鳴時,就會達到一種至純至美的審美境界。這種境界是一種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心靈愉悅感。
對于中學生來說,在這一閱讀過程中,往往最能使其與作者產生共鳴的東西便是真摯的情感?!扒閯佑谥卸斡谘浴?,優美的作品是作者真摯情感的外化,,只有真情最容易打動學生稚嫩而又單純的心靈:沈復筆下的那一片童稚之情;背影中的濃濃舐犢之情;曹孟德東臨碣石的壯志豪情;“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一腔報國之情;“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的一縷悠悠思鄉之情;還有羚羊木雕上交織著的濃濃親情和真摯友情,再加一股難言的委曲之情……如何不讓學生怦然心動,而終有所悟呢?
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所能做的就是積極創設情境,做一個忠實的引路人和點撥者,讓學生打開心扉,盡情感悟,去做主動的探究者而最終得到愉悅的心理體驗。這樣才能陶冶其情操,培養其審美能力。
二、教師與學生的心靈碰撞,進行情感教育。
學生會因喜歡、崇拜某一教師而對其所任課程產生濃厚興趣,并會努力將它學好。這就不禁使人想起哲人說過的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習興趣在學習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教師在培養學生的這種健康的學習情感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感召學生,會使學生受益匪淺。因為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教師的行為、活動已經潛移默化地達到了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的目的。語文教師尤其如此。我們的語文教學內容更多地秉承著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結晶。這一文化體系本身就對知識分子的人格提出了較高的規范和要求。語文教師作為這種文化的直接傳播者,更應該向這種規范和要求看齊,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滿腔熱情,勢必使學生產生共鳴,直接對其產生深遠的教育意義。
三、學習者之間的心靈交流。進行情感教育。
論文關鍵詞:視域融合 理論基礎 語文閱讀教學 策略
論文摘要:“視域融合”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來的?!耙曈蛉诤稀币越忉寣W原理、接受美學和主體間性的理論為背景,逐漸被應用到后現代的語文教學尤其是閱讀教學之中,并對其有著深遠的意義。閱讀是語文課程中非常重要的學習內容,閱讀教學又是語文教學的核心部分。本文概述了“視域融合”理論基礎,并探討這一理論背景下語文閱讀教學之對話策略。
在新課標中提倡創造性閱讀、個性化閱讀和批判性閱讀。這種提法可以看出,當代現階段的語文閱讀教學中,不是學生單方面的接受文本的意義,而是更加注重的是學生通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本中折射的精神世界的融合即視野融合,這種融合本身就是一種對話,一種精神世界的對話。視域融合理論的提出,為語文閱讀教學的指導有著深遠的意義。
一、視域融合的理論基礎
在漢語中,視閾指看得見的區域,這個區域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在德文和英文中,視閾和地平線是同一個詞(Horizont/horizon),它的范圍就是天地的交界之處。比喻義為人的視野,或理解的起點、視角。視域融合這個概念主要是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來的,“視域融合”由概念到理論應用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是以解釋學原理、接受美學和主體間性的理論基礎的。
1、“視域融合”的解釋學原理
闡釋的目的為了更好的達成理解。闡釋學源于希臘神話“快速之神”赫爾姆斯的名字。現代闡釋學自赫爾姆斯以來,大致經歷了有四段,從狄爾泰的“解釋學”到佛洛依德的發掘式解釋,從伽達默爾的對話解釋到解釋為文本之間的解釋。其中每種階段的解釋中都是以對話為依據的。
伽達默爾繼續海德格爾的思考,使用“偏見”一詞說明人的歷史存在狀態,它是與歷史融合,伽達默爾稱之為“視野”。承認偏見對于理解的影響意味著承認歷史是一種“效果”歷史,承認歷史對我們當前的理解是“有效的”。文本尤其自己的歷史視域,當我們閱讀文本的時候,往往帶著自己由歷史給予的視域去理解歷史作品時,就會有兩種不同的視域。
2、“視域融合”與接受美學
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又稱“文學的接受和作用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的聯邦德國。接受美學的基本觀點是:作品是作品和讀者共同創造的,作品的意義是在閱讀中建構的。在閱讀中,作者通過文本與讀者進行對話,從而使文本的潛在意義在讀者的建構中表現出來。而讀者總是帶著自己的情感、思想等價值傾向和知識、閱歷等知識儲備(期待視野)來閱讀文本的,并因此獲得對文本的獨到理解。姚斯為代表接受美學認為閱讀本質上是一種讀者和文本是一種主體性對話的關系。伊瑟爾認為文本是一種多層面的結構,具有空白性和未確定性,是一種“召喚結構”,召喚者讀者運用自己的思想、經歷、知識水平來與其對話。
3、“視域融合”與主體間性理論
“主體間性”理論是20世紀哲學中凸現的重要范疇,這個概念當初是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范疇而被提出來的。主體間性教育理論認為,現代教育是主體間性教育,主體間性即師生間的交互關系是現代教育的本質所在;現代教育過程是一種主體間性活動過程,師生間的雙向或多向交互活動是現代教育過程的關鍵所在。主體間性教育理論將目光投射于師生間的交互活動,關注師生間的交互關系。深刻認識師生間的交互關系,也就深刻認識了教育的本質,我們把閱讀教學視為在多重對話中達成學生和文本的視野融合,真正體現了教學的主體性。
二“視域融合”與語文閱讀教學的對話策略
1、學生與文本的視域融合與閱讀教學的對話策略
傳統的語文教學認為閱讀單單是一種接受。但我們知道,文學作品雖然是以一種語言文字符號賦形的物化態的東西,但從根本上的意義來說,“文學創造是以心接物,即作家用心靈關照社會人生,文學解讀是以心接心,即讀者用心靈關照作家關照過的社會人生?!?這兩種“心”都是流動的、隱蔽的,兩個心的碰撞和組合,形成另一個世界。因此學生與文本的對話,是一個相互作用,建構意義的過程,是不斷深入揭示文本內在意蘊,不斷傾聽與言說的過程,同時也是對話的過程。閱讀作為一種對話,是主體之間交流的一種行為,是作者和讀者雙向運動的一種反應過程。而閱讀教學則是學生、教師、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是思想碰撞和心靈交互的過程。 文本是一個對話系統,為對話提供了平臺。文本具有開放性,接受所有的讀者進入,并且與之交流,它本身也是一個主體。由于文本本身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東西,本身和讀者有一定得歷史距離,在閱讀的初級階段,對讀者來說會有一定得距離感和生疏感。因此教師在閱讀教學的時候,一定起到好的引導學生的作用,讓學生們先去接近文本,可以采用:誦讀課文,理解內容;然后去思考文本最初的創作意圖,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激起學生學習的欲望。
2、有所感悟:師生間的“視域融合”
在教育活動中師生關系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我們應該摒棄傳統教育中師生關系中教師是絕對的權威這這一觀念,新時期的教育中教師和學生應該是平等的對話者,是相對獨立的個體。
被動的交流方式變為主動的互動方式。傳統的閱讀教學把課文的內容和既定答案視為閱讀教學的最大目標,把課本知識等同于學生素質。閱讀教學過程中學生只習慣文本的賜予,只擅于別人的闡釋賜予。因此,學生漸漸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對于書上寫的、權威說的,總想怎么理解它、記住它,不敢質疑它,這是被動的交流方式。那么現代的閱讀教學我們要重新定位,即主動的互動方式也是“心靈對話”的方式。這種方式關注學生現實的的經歷和體驗,更注重讀書后的真情實感,達到教師和學生的心靈溝通和人性的溝通。
3、啟發思維:生與生的視域融合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對于同一個文本,不同的讀者因為其成長背景、生活閱歷、知識水平的不同,對文本的理解角度和深度也不盡相同。文本對于每一個讀者來說是客觀的、開放的。在閱讀教學中,學生就是讀者,現今的閱讀教學更加趨向于開放的對話式的交流,簡言之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這種平等對話關系中,涵蓋了師生對話關系,同時也包括了生生對話關系。這種對話不是要求一個學生以自己的標準和規范去要求他人,而是要把自己植入他人的視域中去,從而在對話與交流中向一種更高的普遍性的層次提升,并從中獲得一種精神的升華和存在的擴充。
在新課改的今天,我們要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敢于創新的能力為目的;培養學生真正的語文素養,并且要摒棄傳統中教師絕對權威的地位和絕對的話語主導權,在師生平等的前提下更好的成為學生的引導者、組織者。閱讀與閱讀教學是一種多重視域相互融合的過程,而實現多重視域的融合本身就是一種多重的對話,我們更應該立足真正的心靈對話,達到育人的真正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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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對待英語學習認為是對高中學習的重復,認為是對應試考試的再次磨礪。在英語學習中不具備用英語獵取信息和知識的意識,因此學生在學習英語上顯然缺乏學習動力。剛入學的學生大部分基礎都很差:語音、語調帶有濃重的當地方言,聽說能力差,語法知識掌握的不牢固,詞匯量小;對于教學內容的理解,只能掌握一部分,不好意思用英語回答老師的問題,閱讀能力較差,甚至連學過的課文也不能準確流利地讀下來,學生的自信心不足。對于這些問題,教師應堅持賞識教育,鼓勵教育,使學生能增強自尊、樹立學習的信心,擁有成就感;優化課堂環境,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這對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是至關重要的。在課堂上,教師應采用貼近學生生活的話題提起學生興趣,鼓勵學生討論,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準備和當眾開口的機會,并鼓勵學生大膽說出來,同時糾正學生發音,教師要對在課堂上講英語的學生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揚;同時,通過開展小組活動讓學生們大聲朗讀課文,表演教材中的情景對話,通過整體帶動個體,優秀同學帶動落后同學,來帶動學生參與學習的主動性,學生不僅有了學習的動力,還活躍了課堂氣氛;此外,除正常的課堂教學外,教師還要組織一些學生感興趣的活動,如學唱英文歌曲,播放英文電影、短片,講故事比賽,組織課前演講,開設英語角等。這不僅可以給學生創造更多接觸和使用英語的機會,而且還可以促進學生學英語的積極性。
二、加大聽說技能、特別是實用交際能力的訓練,培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
傳統的英語教學法注重對課文和詞匯的講解,而對于訓練學生的聽說能力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卻很少。而學前教育的學生將來就業的方向就是與人溝通交流,而我們的許多學生在使用英語與別人交流時,無法順利流暢的表達自己的意思,同時也聽不懂別人說什么。為了克服這一弱點以及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我們應改變這種傳統的教學模式,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轉換教師角色,教師由傳統的傳授者轉換成課堂教學的設計師、鼓動者、示范者、鼓動者、輔導者等。課前做3-5分鐘的freetalk。這樣不僅可以鍛煉每個同學的表達能力和組織語言的能力,而且可以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營造愉快和諧的英語口語課堂氛圍,加強口語技能的訓練;圍繞教學目標,結合教材,設定話題,讓學生在課堂上反復進行口語練習,掌握就這一話題進行交流時常用的英語表達,提高學生聽說能力。
三、培養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翻譯能力
在校期間,學生還要通過英語應用能力的考試,因此為了滿足實際應用考試的需要,應加強對學生閱讀能力的培養。在選擇閱讀材料時,應首先以教材為主,教師要啟發學生把已有知識和所需知識結合起來,使之互為補充,最大限度地提高閱讀課的效率。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對閱讀材料提出問題并加以討論。我們把這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閱讀前、閱讀中和閱讀后。閱讀前師生圍繞主題提出一些發散性問題,激活學生的有關背景圖式,同時激發他們的認知需求;另一方面,誘導學生根據標題、插圖等對語篇的語境、體裁框架、將要討論的主要內容等做出預測,為下面的推理奠定基礎。閱讀中的提問和討論集中在語篇和句法、詞匯兩個層次上,引導學生以篇章結構知識為基礎進行推理,把握語言各層次之間的關系及其方式,探究語篇意義。閱讀后即在攝取語篇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判斷、評價性問題,訓練學生綜合概括和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進行閱讀訓練時,同時要求學生掌握一些閱讀中經常會接觸到的詞匯,擴大學生詞匯量,幫助提高其閱讀應用能力;此外,教師要引導學生有針對性地翻譯單元中的文章、例句及課后練習,熟練掌握句子結構的特點,為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四、強化學生應用寫作能力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