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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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在所有這些法學分支學科中，只有法教義學及其方法論是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無論是法哲學、比較法學，還是法社會學和法史學，都是一門邊緣法學學科。法哲學是以哲學的方法研究法律，屬于哲學的分支。正如考夫曼所說，法哲學內涵并非獨立于哲學之外而存在，是哲學的一支，而非法學的一支，更不是法教義學的一支，歷經數百年的法哲學史大致而言等同于自然法學史。[39]在西方的文化歷史中，自然法學淵源于古希臘的文明。而現代西方的法學淵源于古羅馬人所創造的“Jurisprudentia”。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法學家，都公認法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古羅馬人的功績。英國法學家巴里·尼古拉斯說：“在幾乎所有其他智力創造的領域，羅馬人曾是希臘人虔誠的學生，但在法律方面他們卻是老師。在他們手里，法律第一次完全變成科學的主題……。”[40]卡爾·恩吉施也認為，應將創立法學的不朽偉業歸功于古羅馬法學家。[41]而法教義學及其方法論與“Jurisprudentia”是一脈相承的，是后者在西方歷史中的演變。這里，有人可能會問：法教義學及其方法論與我們通常所謂的“法理學”有什么區別與聯系？中國法學語境中的“法理學”是來自于英文中的“Jurirudence”。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將以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或者政治優勢者對政治劣勢者制定的法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稱為“Jurisprudence”之后，它就“成為純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實證科學”。[42]奧斯丁所開創的這種法學被稱為分析主義法學，或法實證主義，它是為反對當時的自然法學而興起的。但是，奧斯丁所開創的這種法學將立法學從其中排除，法學成為有關法的適用的理論。他認為他所在的時代的法學家——自然法學家如布萊克斯通——通常將立法科學與研究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法學概念相混淆，立法科學不屬于法學。[43]龐德也認為自然法學是一種關于制定法律的理論。[44]因此，弗里德曼（Friedmann）認為“奧斯丁通過將立法科學與法律科學清楚地區分開創立了一個法實證主義和自我充足（的法學）的時代?！盵45]在這種意義上，奧斯丁的“Jurisprudence”保留了古羅馬法學家認為的“Jurisprudentia”是關于法律適用的理論的含義即法的實踐智慧。我們認為奧斯丁之所以將他的關于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理論命名為“Jurisprudence”而不是“Legal philosophy”，一方面的原因是，他的法學理論研究以特定國家實在法的有效性和大體上合理為前提或工作平臺；這種法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是關于特定國家的實在法中的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將“應當存在”的法剔除。在這一點上，奧斯丁的“Jurisprudence”與“法學方法論”有共同之處，即以實在法為其工作前提，假定現行法秩序大體上看來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想將英國當時流行的邊緣法學——自然法理論恢復到古羅馬人意義上的一門獨立的法律科學。因為英文中的“Jurisprudence”畢竟來自于拉丁文“Jurisprudentia”。在這個意義上，奧斯丁開創的法實證主義與古羅馬的法律科學更具有親緣關系，卻與古希臘的自然法學相去甚遠。

法實證主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在德國是以概念法學為代表），都取得了絕對主導的地位。法實證主義“嚴格區分法律與政治、公法與私法，強調國家制度的中立和客觀性，在思維方式上側重抽象化和邏輯演繹?！盵46]其極端的表現是法律的適用好似在法律概念和命題之間的邏輯推演。法律概念與命題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德國興起了利益法學，在美國產生了現實主義法學。這兩種法學都揭示了當時的法學對于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而言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都指出了解決這些問題、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社會學、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方法。這樣，法社會學和法經濟學就應運而生?，F如今，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法學流派很多，我們將這些法學流派簡化為三種法學學科：法教義學、法哲學與社科法學。這里的法哲學主要是指自然法學，社科法學是指以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的學科的總稱。

在這三種法學中，與法律實務最緊密相關的是法教義學及其方法論。道理很簡單，任何法官或律師或其他法律人面對一個具體案件時，他不可能直接地對當事人說根據正義這個案件怎么處理．也不可能直接說根據效率原則這個案件怎么處理，也不可能直接說根據統計結果這個案件怎么處理，其唯一可能直接說的是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應該如何處理。因此，法教義學及其方法論是所有法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或者說所有的其他法學研究都是為其服務的或以它為中心的。因為，“國內外的法學院都以訓練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務員等解釋適用法律的工作為主，因此主要的教育與研究工作都集中在司法者觀點的考察。”[47]或者，“我們可以說，法學研究的主軸主要都是以參與者或內在觀點進行。因為在一個法律體系之內，不論是法學家還是法律實務工作者，其實都是以該法體系之法規范有效地拘束著本身為立場來加以思考的……?！盵48]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主張其他的法學研究不重要或對實務法律人沒有作用。相反，我們認為法哲學和社科法學對于培養法治社會的法律人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由法律人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正如前述，法律人的工作就是要將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法律規范適用到具有豐富性的個案事實之中獲致一個正當的法律決定。而法律人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需要其正確地理解法律規范，而理解法律規范就必須有先見或前理解，法律人的前理解是一種長期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法學養成過程，也包括其職業活動和職業活動之外的經驗取得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必須理解個案事實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發生的，及其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規范時的社會背景及目的的關系如何。要具備這樣的能力，一位法律人就必須具備歷史、經濟、哲學、倫理和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正如博登海默所說：“如果對其本國歷史都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該國法律制度的演變以及該國法律制度機構對其周圍的歷史條件的依賴關系。如果他對于世界歷史和文明的文化貢獻不是很了解，那么他在理解可能對法律產生影響的重大國際事件時便會處于不利地位。如果他不太精通一般政治理論、不能洞察政府結構與作用，那么他領悟和處理憲法與公法等問題時就會遇到障礙。如果他未接受經濟學方面的訓練，那么就無法認識到法律問題與經濟問題之間的緊密關系，而這種關系在許多法律領域中都存在。如果他沒有受過哲學方面的基礎訓練，那么他在解決法理學和法學理論的一般問題時就會感到棘手，而這些問題往往會對司法和其他法律程序產生決定性影響。”[49]總之，如果一位法律人“必須首先是一個具有文化修養和廣博知識的人，”[50]那么，作為對法律人在其業務中所適用的方法進行反思的法學方法論，在構成其理論或反思方法時，就不能不從上述學科的研究中汲取營養。

第2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趨勢，主要看文學藝術對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經驗是否提供必要性，人們的思維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藝學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與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

研究方法作為認識的工具，始終受制于研究對象，它是對象的“類似物”，是“工具，是主觀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觀方面與客體保持相互聯系”[①]。因此，依據研究對象及其特征，才能產生相應的研究方法。毫無疑問，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看待文學。

文學是自然科學、哲學、神學的附庸，是一個獨立實體，還是一個系統，這在人類認識的不同歷史階段，認識是不同的。在古希臘美學和文學思想的萌芽時期，把文學和美當作自然現象的一部分；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黑格爾，始終把文學看作是哲學的一個環節；中世紀神學則把文學作為維護宗教統治的工具；當今，文學被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按照現代系統觀，宇宙萬事萬物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著，文學也不例外。與自然系統相比，它是由人“根據一定的原理”創造的“所謂立體性地統一起來的一個整體”[②]。當屬人工系統。作為人工系統，它既是人與自然結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又是與社會生活環境、文化環境雙向聯系的開放系統、動態系統，它所具有的要素、結構層次、功能遠比自然系統豐富和復雜。系統原則揭示，文學內部的各個要素(作家、作品、讀者；生活、創作、欣賞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統，又與其他各子系統發生聯系，構成一個綜合化的大系統。不僅如此，它還置于藝術文化背景之中，與其他門類的藝術構成藝術文化系統。文學要存在、發展，又必須與社會各個方面發生關系，不斷互相傳遞信息，進行系統的反饋運動，來實現自身的反饋調節運動。因此，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網絡復合系統。

實際上，文學系統的內部要素、結構、功能遠比這豐富復雜。即便如此，也可略見一斑。文學對象的豐富性和系統性，為建構多樣、綜合、一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文藝學研究的歷史表明，以文學的“某個部分、方面、側面、層次、因素、階段”[③]。為研究對象，就創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為對象的文藝社會學方法；以語言為對象的符號學、語義學、結構主義方法；以作家、讀者為對象的文藝心理學方法；以文學活動流程為對象的信息論方法；以文學功能為對象的價值學方法等等，不勝枚舉。前蘇聯學者布什明在探討文學研究方法時充分認識到：“文學則承認用與對象的本質相適應的各種可能的方法，從文學的各個方面來研究文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蘇聯著名學者卡岡對這一問題更是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他認為，藝術是一個由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知覺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統，而它又置于整個藝術文化的大系統之中，依據它們各自的結構層次及相互關系，形成了許多既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新學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圖[⑤]。文學藝術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必然帶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說：“對于今天的藝術——所有的藝術來說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這里沒有占統治地位的藝術流派，沒有非此即彼的藝術風格”。這一分析雖有所偏頗，但卻預示著文學藝術研究方法多樣化的歷史趨勢的來臨。在當今，從多種角度，運用多種方法綜合展開研究的趨勢，正是當代科學日趨分化和整體化的一種表現，是“寓于多”時代的要求。企圖以“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將一去不復返。有望建樹的學者，總是不遺余力去尋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進“知識舊體系的更替，新體系的建立”[⑥]。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現狀的回顧和反思

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形成多樣化的態勢，既是對文學藝術本體觀念變革的產物，又是對文藝學研究方法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有必要從歷時和共時、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考察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和現狀，在新的審視點上進行必要的反思。為此，我們將從4個坐標系上進行粗略考察。

1、中西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揚棄

在西歐，從古希臘時期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又稱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和培根創立的形而下學的邏輯歸納法。其次還有歷史歸納法、社會學方法、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學方法。這些方法雖有消長、斗爭，但總是能夠延續下來，至今仍被運用，故稱為傳統方法。

在中國，由于本民族的思維方式“缺乏思辨思維和形式邏輯，主要強調直觀和經驗，并同倫理道德掛鉤”[⑦]。中國文學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法、倫理道德的社會學方法。

上述傳統方法的長處是：

第一，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強調從哲學角度對文學藝術進行研究，重視哲學對文學的指導作用。加之它遵循嚴格的邏輯規律，論證嚴密，思辨性強，有助于建立文學的知識體系。

第二，注重文學藝術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哲學、社會、歷史、心理學角度探討文學的價值功能，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傳統方法經過無數文藝理論家的繼承和發揚，不僅為后人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邏輯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繹法與歸納法的論證程序、原則、方法等，時至今日仍有積極意義。

從上述三方面看，傳統方法開辟了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學的道路，為今后從宏觀上，從整體上認識文學做了充分的必要準備。但是隨著一個個“多元時代”(普里戈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的是一個既有決定論現象，又有隨機性現象；既有可逆現象，又有不可逆現象的多元時代。)的到來[⑧]。上述傳統方法并不能涵蓋如此復雜的文學藝術現象，暴露出明顯的不足。

第一，傳統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測性、假設性，缺乏科學性。抽象的哲學思辨方法的致命弱點是把文學藝術作為哲學的附庸，用某種先驗的哲學觀點和體系解釋文學藝術，一旦兩者不符，便將文藝削足適履。同時它所遵循的邏輯論證原則是從一般推出個別，一旦大前提錯了，結論也就錯了。這種方法有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印度學者N·K·簡恩說：“從科學的觀點看，這種方法已過時，運用這種方法，人們推測出一般陳述(假說)，并據此演繹出許多陳述。倘若每個演繹出來的陳述都被實驗證明是正確的，它就支持了假說。倘若情況并不是如此，則暴露出這個假說的局限性。”[⑨]

事實也是如此。從科學認識史上看，中世紀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繹法，一切以圣經、教父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為出發點和歸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運用觀測實驗的科學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說，而建立了日心說；刻卜勒發現了行星運動規律；塞爾維和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了傳統觀念[⑩]。從文藝學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學實踐觀和歸納法把“美學由玄學思辨的領域轉到科學領域”，“對審美現象進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爾運用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導出了文學“是理念的感性的顯現”的錯誤結論。所以，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存在著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而中國所采用的現象描述法，雖能從感性經驗入手，以“極精煉而又雋永的語言點出關鍵”，其中也不乏“極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種猜測的、籠統的、直觀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測性、假設性更大。歸納法較之演繹法有更多的積極意義，但歸納法的產生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統一，甚至抹殺二者的差異”[12]。因此不免流于經驗，缺乏理性、科學性。

第二，歸納分析和綜合分離。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維方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為演繹提供根據，而演繹又為歸納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和哲學觀點的分歧，歷史上產生的演繹法和歸納法，長久以來爭論不休，各執一端。文藝學研究領域中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下學方法的論爭，就是認識史上這兩種方法爭論的反映。黑格爾在《美學》緒論中對此有過總結。他說：“談到科學研究的方式，我們就走到兩個相反的方式，每一個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個方式，都不能讓我們得到圓滿的結果”?！耙环矫妫覀兛吹剿囆g的科學只圍繞著實際的藝術作品的外表進行活動，把它們造成目錄，擺在藝術史里，或是對現存作品提出一些見解或理論，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創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單就美進行思考，只談些一般原則而不涉及藝術作品的特質，這樣就產生出一種抽象的美的哲學”[13]。黑格爾從主觀到實踐上，都力圖將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但由于哲學觀上的唯心主義，未能科學地解決二者的真實關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學思辨上來。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統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是單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學的某一部分、某一側面、某一要素進行孤立研究，而且還誤以為窮盡了對文學規律的認識，這樣就以單項、線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項、立體、網絡式的研究，比如哲學思辨法以本體論研究代替美學研究；社會學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內部研究；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會批評。這樣，傳統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學的自然質、功能質和系統質，無助于全面認識文學。

對傳統研究方法的利與弊的分析，是以系統方法為參照物，以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目的去透視的結果，其中該揚之處，繼承發揚光大；該棄之處，舍棄彌補改造。

2、西歐當代文藝學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紀末，隨著自然科學、心理學、文化學長足的進步，西方文藝學研究方法學派林立、紛繁復雜。其名目之多、時間推移之快、重點轉移之頻，都是前所未有的。歸納起來，大約有如下幾種：精神分析、科學美學、語義分析、符號學、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接受美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等。上述方法，無論其存在時間的長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從某種角度看，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有自己適宜的國情、范圍，必然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對此也應科學地進行分析。

總的來說，當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開展多角度的研究。傳統研究方法把文學藝術作為一個靜態的封閉實體進行研究，確認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與社會、與哲學的聯系，與科學的差異。而多元方法則分解文學實體，從社會、作家、作品、讀者各個不同層次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這樣一個層面，也要繼續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現了語義、符號、結構、形式、闡釋等研究方法。這不能不承認多元方法打破了傳統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發現了新的研究對象，擴展了新的觀察視點，樹立了新的闡述目標，為多側面、多角度、立體地研究文學和開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準備。

第二，各學科相互滲透，各種方法互相借鑒。西方研究者雖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確性、有效性，但是為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覺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各學科之間是互有借鑒和滲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導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發端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三論”是外來學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見，多元方法在各學科相互滲透，借鑒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從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從總體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從局部上看，各派對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優勢取代別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開拓。比如結構主義歷經俄國的形式主義、捷克的布拉格學派和法國的結構主義，從雅各布森的“音素、語素、詞、句等組合關系入手”[14]。研究文學，到羅蘭·巴特建立的“功能層、行動層、敘述層”的研究模式，再到熱奈特的4種主要敘述類型的研究[15]。步步進展，層層深入，開拓了從語言方法研究文學的空間。應該承認，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以往的文學研究。

盡管多元方法有其歷史的功績，但由于它們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義哲學為基礎，因而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谠u價不同的科學對藝術的研究時說：“迄今仍然是非系統的、雜亂無章的，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競爭中，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漠不關心的‘和平共處’中。”[16]這就是說，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獨立、各走極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在現今科學知識發展的水準上依靠系統研究的原則”對文學“展開綜合研究”。這項任務，西方研究者是無能為力的，只能歷史地落在文藝學研究者的身上。

3、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創新

前蘇聯從19世紀的俄國開始，傳統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歷史方法。到20世紀初，由“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和“詩歌語言研究會”興起的形式主義方法曾一度相當活躍。但不久，由于它把內容與形式割裂開，出現了將形式絕對化的傾向，而遭到了過分嚴厲的批判。之后，前蘇聯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庸俗社會學。“庸俗社會學是出于片面地解釋關于意識形態的階級制約性原理，從而導致文學史過程簡單化和公式化”[17]。因而從50年代中期起，前蘇聯開始著手糾正這方面的問題。50年代被稱為回顧和反思(或“解凍”)時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會學的錯誤，從60年代開始，前蘇聯把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組織上設立專門機構，出版專門刊物；在實踐上大量介紹各種研究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和應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尤·鮑列夫、卡岡、赫拉普欽柯、斯托洛維奇、葉果羅夫、馬爾科夫、彼得羅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專著。至此，在文學、美學研究領域，庸俗社會學得到徹底清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階段。

前蘇聯在文學研究方法上歷經的曲折、反復以至于最后達到繁榮，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值得借鑒。

首先，強調對各種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蘇聯政治生活的變遷、文學本身的變化、西方文學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學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在文學藝術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統”和單打一局面，進入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的開放的時期”，對傳統的、西方的、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這種做法反映了前蘇聯學術界研究學風的寬容、研究思維方式的辯證。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種方法興起確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種思潮流行時，又容易否定過去，割斷歷史。鑒于歷史教訓，前蘇聯在進行方法論研究時，這種片面、對立、極端的傾向較少發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會學時，并沒有拋棄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在強調內部研究時，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來研究方法時，又不妄自菲??；在堅持傳統時，又不盲目自尊；在運用美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不放棄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這就保證了文藝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

其次，注意對各種研究方法的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各種方法都有它適應的國情、對象和范圍，當它被移植或吸收時，必須根據自己民族的情況加以改造。前蘇聯學術界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以的理論改造各種研究方法，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風靡整個歐洲的接受美學到了前蘇聯，則被改造為“歷史功能”研究。歷史功能研究強調“分析一部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時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外——在未來的時代所起的作用”?！坝冒秃战鸬男g語表示，歷史功能闡釋就是‘對應關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輩的對話、作者同當代讀者的對話、作者同未來時代讀者的對話”。[18]從歷史功能研究所強調的研究重點和三種對應關系類型看，它注重作品對讀者的作用，這就把文學研究的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身上，這與接受美學極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學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讀者聯系起來，更強調作品在當時、當下、未來三維空間中歷史地、辯證地發揮作用。與接受美學相比，它們之間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更具歷史性、辯證性。

此外，像結構主義這樣的研究方法，前蘇聯學術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藝術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為研究工作者開辟廣闊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時又嚴格地將結構分析與結構主義區分開來，并給予新的解釋。所有這一切表明，前蘇聯在引進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再次，敢于創新，勇于開辟一條新路。

前蘇聯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新的應用領域的鋪開；二是綜合研究的興起。從前者看，主要是表現在類型研究，歷史功能研究、闡釋和評價的方法產生及各種方法的應用上；從后者看，主要是從“綜合角度，用多樣的研究方法來全面評定一部作品或一個文藝現象的外在作用和內在價值”[20]。

前蘇聯文學研究在掙脫了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的羈絆，開創了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之后，及時認識到開展綜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紀60年代末，前蘇聯科學院成立了藝術創作綜合研究專門委員會，70年代初提出“綜合考察和系統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許多著名學者轉向綜合研究，并致力于應用。像鮑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亞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法》指明了歸納綜合的趨勢。卡岡的《對藝術作綜合研究的系統方法》、《作為系統的藝術文化》等文章，則是綜合研究的結晶。在綜合研究中，他們一方面堅持的一元論，堅持歷史的邏輯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種方法的運用、補充、滲透。只有這樣，才“不會變為方法論上的多元論和折衷主義，而只會成為對作品實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蘇聯對文藝學綜合研究的主張、做法及成果，無疑是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4、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變革的趨勢。

我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趨于單一。“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方法涌入，但迫于戰爭、動蕩，未能深入研究。以來，由于獨斷論、機械論和“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的研究領域狹窄，思維方式保守，方法單一。具體表現為：就研究的內容看，注重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學的藝術美學特性的研究；就思維方式看，是單向、平面、線性定性的機械論、還原論；就思維角度看，是單一、靜止和封閉的；就思維空間看，只有當下，而無歷史的、時代的、當代的，只有中國，而無外國；就思維模式看，“一內容二形式，鑒定式的結論，調查式的評述”。文學研究上述問題，一直到1983、1984年開展“方法論”的討論，才有所認識、有所糾正。

1984年，我國興起的方法論討論熱潮，已經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表現為：文學觀念和批評觀念的多元、批評方法的多元、批評實踐總體結構的多元”[22]。隨著各種各樣方法的介紹和應用的嘗試，目前“綜合態勢，已顯露端倪”。但是這種綜合仍然處于不自覺的交織糅合，而不是自覺的、融會貫通的、整體化的綜合，還沒有出現有影響、有見地的專著。與前蘇聯70年代相比，我們的方法論研究還需告別“告知、嘗試”階段，走向綜合、整體化的階段。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論討論的歷史功績。應該看到它是對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機械論、獨斷論影響的產物；是我們民族方法論自覺意識的覺醒，它必將促進新的文學觀念、新的思維方式的誕生。

總之，從歷時和縱的方面看，中外傳統方法的揚和棄；從共時和橫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與弊，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經驗，我國當代研究方法發展趨勢，都說明必須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的體系。

(三)文學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人們按一定的方式、規則、程序輸入和輸出信息的思維活動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盵24]

從人類認識史看，主要經歷了原始、農業、分析和綜合4個時代；人的認識對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實物中心——系統中心——元系統中心；人的思維方式由原始思維——以實物為中心思維——系統思維——元系統思維。

在人類的幼年時代，由于生產力極為低下，人類根本無法認識和解釋自然現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認識對象上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現于世。因此原始思維是一種“以‘集體表象’為基礎”“無邏輯特征”的形象思維，古代神話就體現了這種思維特征。

從奴隸社會到整個中世紀的農業時代，人類主要思維方式是“以實物為中心”[25]。在農業時代，由于“人們與自然界之間的交換活動仍然停留在實體交換水平”[26]。許多門類的科學知識尚未形成，科學認識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觀察上，認識論的模式是“以實物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實物和現象上，去探求它們的質。前蘇聯學者庫茲明在分析這一時代的思維特征時指出：“在這個階段，認識是從現象上，即還是從外表上來看待對象的，認識還沒有揭示出對象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沒有揭示對象受它所屬的那個系統的制約性和對象的質的過程”。這就是說，“以實物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具有直觀、籠統、猜測、感性、孤立的特點。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表現為把文學作為一個實體，只從外部(自然現象或哲學)探討文學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學一直是自然哲學、哲學和神學的附庸。

從農業時代到分析時代，其中有一個過渡，即前分析時代(14～16世紀)；分析時代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在這一時期，人們的交換活動中心已由實物轉向能量，科學長足進步，科學研究則分門別類，研究方法由觀察改為科學實驗，思維對象自然仍以實物為主，但已不作為實體，而能夠進行解剖分析；思維方式則主要是形而上學。這種思維的優點是“對事物研究細致、具體、嚴密，在科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缺點是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特點，主要表現為還原論與機械決定論。

所謂“還原”原意為簡化、簡縮、縮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張把復雜的對象分解為簡單部分，從簡單部分特性的已知來把握對象整體，主張以低級運動形式解釋和說明高級運動形式，進而說明世界的圖景。這是一種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變量，抓住一條線索追蹤來源，探尋因果聯系的單項、平面、線性思維。

機械決定論又稱拉普拉斯決定論。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已經決定的，無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個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就可以用力學的方程給予明確的描述，給予絕對的正確預言。[27]這種思維是一種直線因果的思維定勢。

分析時代的形而上學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從研究對象看，它把文學當成一個獨立實體并加以分解，孤立地進行某方面的考察；從研究內容看，已涉獵了較多方面，如文學與社會、文學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門別類地進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聯系起來；從思維特征看，是單項、平面、線性因果的。應指出，我國文學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如果從思維根源上看，則與形而上學有一脈相承之處，而且還比它走得更遠。

由于分析時代科學知識的積累，人們不僅發現了各門科學的具體規律，而且還發現了各門學科間相互聯系以及相互聯系所產生的一般規律，這就擴大了各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大多數科學都經歷了一個把關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的觀念不斷擴大和加深的過程，比如馬克思關于社會結構的學說對于深入系統研究社會，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遺傳學對于深入研究生物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于物理學，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對于化學……這些理論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確立了徹底唯物主義的系統性思想……科學進入一個新階段”，即以“系統中心”代替“實物中心”。[28]

“系統中心”以“構成現象系統的‘種類’為中心，而個別現象和對象這時則表現為總體的構成部分，表現為它的因素、成分”。對象的系統性則要求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地觀察事物，系統思維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要求把文學作為一個系統，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多元方法便是系統思維的必然產物。

20世紀40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人們“所研究的現實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統的統一體，一種復雜現象的綜合”。人們認識的內容不再是實物或系統，而是“復雜的對象——綜合的多系統的現象及其全部各種層次的和多側度的關系”[29]。即元系統。元系統要求人的思維具有顯著的綜合性特征。實際上，目前“綜合考察、綜合研究、綜合創造、綜合發展、綜合規劃和綜合管理等等，已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動方式”。[30]在文學研究領域，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體系，就是元系統思維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學發展水平進入新的階段的歷史必然趨勢?？墒桥c這種必然要求和趨勢相比，我國當今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農業和分析時代，呈現出“封閉、求同、單向、直觀、超穩定、亞節奏”的特點。[31]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則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審視過去、展望未來、立足現在，我們再不能固守傳統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奮起直追，在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來一個徹底革命，以迎接文學綜合時代的到來。

[①]黑格爾語。轉引自〔蘇〕鮑列夫《美學》，第17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學應該追求體系嗎？》，轉引自《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145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③][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④][蘇]布什明：《文藝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⑤]此圖載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蘇]鮑列夫：《美學》，第1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簡恩：《科學方法的歷史發展及其基礎現代模式》，《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12～1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第202～2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6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79

[14]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7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17][蘇]柯靜采夫：《文藝學中的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吳遠邁：《蘇聯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新趨向》，《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

[19][蘇]鮑列夫：《美學》，第532～53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當代蘇聯文學研究方法和批評新觀念的發展》，《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1][蘇]鮑列夫：《美學》，第52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評的主體意識、多元態勢與綜合態勢》，《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陳曉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新華文摘》，1985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65頁，人民出版社，1972

[25][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2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6]李曉明：《模糊性：人類認識之謎》，第42頁，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學的群體論》，《望》，1986年第3期

[28][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9][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第3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命名的政治: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

反本質主義是后現代文藝理論的核心主張。伊格爾頓和卡勒都指出，文學并沒有先驗的、客觀存在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而只是后天建構的、受制于特定視角的、歷史化、地方化和語境化的、流動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認為，不存在形而上的藝術概念，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僅僅取決于某種授予它們身份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就是由藝術家、批評家、館長、贊助人、商、經銷商和收藏家組成的“藝術界”。［11］(P17)文藝理論的研究范式也隨之發生轉換，即從文學藝術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了外在的社會慣例、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內部特性，而是建構它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即話語—權力領域，“它的視野其實就是整體社會之中的那個話語實踐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則在于將這些實踐作為種種形式的權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顯然，弗婁和本尼特確立的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的反本質主義文學觀是離不開這個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主要包括反對“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兩個內容。眾所周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但在本尼特看來，兩者卻是矛盾的，“既重視藝術的超驗性，又努力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來解釋它，這是傳統的主要矛盾”。［6］(P25)特別是西方，如阿道諾、馬爾庫塞的美學自律理論，與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唯物主義的原則存在著根本的沖突，“把審美當做一種精神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不變模式來建構，這很難與作為一種旨在對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進行徹底的‘歷史化’的歷史科學的概念相協調”，這樣只能導致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6］(P14)他進而指出，分析遠不是要證實在后康德哲學中被歸屬于美學的普遍性，應該集中精力探討在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效果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的各種社會和歷史條件。同樣的道理，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求索文學文本內部所獨具的“文學性”也是一種妄想。他指出，文學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互文關系中，最終依賴于文本在主流意識形態母體中所占據的地位。因此，我們要以歷史而具體的方式看待“文學”，拒斥將文學作為超越歷史的抽象概念來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學”。［7］(P50)總之，本尼特認為，文學更適合看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體制建構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們應當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種非美學的方式來重新思考批評的政治學，以一種更加具體和特殊的方式來探討文學的政治學。［5］(P10)弗婁也指出，“本質主義‘文學’的概念應該被它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學的話語構型概念所取代”［4］(P83)，應該建構一門“一般詩學”，研究文學話語與法律、科學、歷史、哲學、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語言等非美學話語之間的深層關聯。

文本的政治:從文本分析

到話語分析霍爾指出，“社會和文化科學中的‘話語轉向’，是近年發生在我們社會的知識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13］(P6)。在20世紀前半葉，索緒爾強調語言內部的系統和規則，將外部語言學所關注的文化、政治、社會制度、環境等因素排除不顧，給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帶來的是注重內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紀60年代之后，?？碌热擞?ldquo;話語”概念恢復了語言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實踐性乃至物質性，給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后帶來了側重于外部研究的“話語分析”法。弗婁和本尼特都反對文本形而上學和文本分析法，只不過弗婁更加自覺地引入了“話語轉向”的理論成果。弗婁明確承認，他的話語理論主要受啟發于巴赫金、韓禮德、米歇爾•佩奇尤克斯和?？碌热?。［4］(P67)這些話語理論家的一個共同旨趣就是，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轉變為語用學語言模式，重建語言與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實踐、言說主體之間的聯系。巴赫金說:“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14］((P354)。韓禮德指出，“話語類型”乃是掌控著特定社會語境中的特定意義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的規則系統。［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話語”一詞來強調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性質。［15］(P3)在福柯那里，“話語”是賦予現實世界以秩序和規則的意義系統。“對?？聛碚f，一個‘話語’就是我們可稱之為‘一個為知識確定可能性的系統’或‘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這些規則決定了陳述的類型，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決定了談論的范圍和話題。［16］(P32)因此，話語不但與外部權力相關，其本身也具有一種意義建構的權力?？傊?，話語的社會功能、話語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都應該成為“話語分析”的重點。弗婁直接將文學稱為“文學話語”，就是要解除形式主義文論賦予文學的絕緣性，恢復文學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及其意識形態性。文學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性的、高度體制化的話語，一方面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認可的結果，另一方面，還與道德、法律、宗教、科學等其他話語相互影響，互為話語，因此，文學話語并沒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質。［4］(P84)在弗婁看來，文學具有社會構型作用，統治階級往往利用文學藝術去維持其社會和政治霸權，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話語類別一樣，文學話語在階級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樣，弗婁也是從話語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問題的。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與階級斗爭相關的符號系統或話語的一種狀況”［4］(P61)，就是不同話語之間產生的權力關系。所以，文學文本不是固定的給定物，而在話語沖突的過程中不斷被定義，在此期間，文本的意識形態性或得到鞏固，或受到挑戰，文本的歷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過重塑文學話語、意識形態、權力等概念，弗婁希望將文學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話語范圍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隨著歷史變化的意識形態價值來定義文本，發展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這種話語分析的模式不是將文本囿于“文學特殊性”的范圍之內，而是能夠辨析文學文本各種變化形式之中的權力運動。［4］(P102)#p#分頁標題#e#

閱讀的政治:“閱讀型構”理論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作為文學研究強調文化與政治這一普遍傾向的一部分，讀者反映批評學家越來越多地嘗試將對文本的特定閱讀‘置于’其歷史背景之中，試圖說明讀者的意識形態及固有的種族、階級或性別偏見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構成文學解釋及文學評價的反應”［17］(P521)。后結構主義以來的閱讀理論認為，“讀者被歷史地或社會地建構，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質，這必然促使人們從事閱讀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18］(P248)。弗婁和本尼特都是閱讀政治學的倡導者，主張解構“文本”和“讀者”的本質設定，將其置入與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動之中。弗婁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達到“元闡釋”的水平，“我們不再關注特定閱讀的正確或錯誤，而應該注意闡釋的形式的、社會的條件及其前期狀況，即關注閱讀的政治學和閱讀的歷史學(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的闡釋的異質性)”［4］(P186)。根據他的分析，閱讀理論的這種轉向是積極有效的，這是因為:第一，它激發了差異閱讀，認識到不同閱讀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相對有效性;第二，它打開了一條通道，可以將我們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論的、歷史的情狀印刻在閱讀對象之上，進而成為其組成部分。本尼特也認為，批評的目的不是制造一個審美對象，不是揭示已經先驗地構成的文學，而是介入閱讀和創作的社會過程。站在文本面前，闡述它的真理，這已經遠遠不夠了。批評家必須開始從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樣的批評實踐形式才能將閱讀過程政治化。這可能意味著對不同的讀者群應該有不同的批評形式和創作形式。［19］(P222)為此，本尼特創建了閱讀型構理論，所謂“閱讀型構”，是指一整套為文本生產出讀者、也為讀者生產出文本的話語和制度條件。［6］(P22)在筆者看來，閱讀型構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文本”和“讀者”概念，將閱讀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決定著閱讀過程的社會條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斗爭。他說:“閱讀過程不是讀者與文本作為抽象而相遇的過程，而是文本網絡構成的讀者與文本網絡構成的文本相遇的過程。這種交往從來不是兩個未受浸染的實體之間的一種純交往，而總是一種被文化碎片攪混的過程，這種文化碎片將文本與讀者糾纏在構成二者相遇領域的相關文本區域。”［6］(P109)可見，正是閱讀型構具體地、歷史地構建了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的相互作用應該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與文化激活的讀者之間的存在，這樣的相互作用被物質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制度的聯系構建而成，文本與讀者都不可逃脫地銘記于此種聯系之中。弗婁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文學話語生產的知識形式是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功能，但是，文本和讀者都不是獨立體。他們的地位和功能由他們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我們在文本中關注的東西是由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場域中的位置所引導和限制的”［20］(P30)?？傊?，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不但建構了不同的讀者，通過他們建構出不同的文本，還建構了文本———讀者之間的復雜關聯，這些具有構型作用的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才應該成為閱讀研究的落腳點。

問題與反思

第4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任何一個行政組織的結構、運轉程序、決策過程, 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作風態度、價值觀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響。新時期, 加強行政文化建設, 推進我國行政管理的現代化進程, 是中國行政管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行政文化對行政管理的影響

行政文化是社會文化在行政體系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 是與行政相關的文化。它是指公共行政人員及其工作人員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 通過行政實踐所積累、沉淀和形成的對行政體系、行政活動的態度、情感、信仰、價值觀, 以及人們所遵循的行政原則、傳統和習慣等。其核心是行政價值。行政文化是一種多層次的、復合的文化, 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如歷史條件、地理環境、社會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傳統習慣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活動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一旦形成則具有相對穩定的特性。

例如, 時代性和民族性, 社會性和積淀性, 整合性與多元性, 普遍性與連續性, 滲透性與隱蔽性等。行政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決定了行政文化是一種潛在的無形的力量, 其影響是巨大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

二、中國傳統的行政文化對行政管理的影響

正如黑格爾所說, 傳統是活的東西, 影響著現在、未來。發軔于夏商周三代, 定型于兩漢, 因襲發展與隋唐宋元明清各代, 橫貫數千年經久不衰的中國傳統行政文化, 雖遭受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歐風美雨的蕩滌, 但仍然以強韌的生命力固存于今天的行政文化中。中國的行政文化有著鮮明的特色, 高云在他的《傳統行政文化及其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政府效應分析》一文中總結為德治文化、統御文化、全能文化、專斷文化、保守文化、泛政治化文化、暗箱行政文化等特征。

中國傳統的行政文化存在著專制性與統一性、封建性與適用性、保守性與嚴密性、排斥性與兼容性、重形式輕效率、重人治輕法治、重權威輕民主、重集權輕分權、重經驗輕制度等雙重特征。雙重特征的行政文化同樣是把雙刃劍, 它對行政管理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作用, 也有消極的一面。首先, 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德治文化、積極作為的行政文化、強調價值準則、強調集體主義等行政文化對我國的行政管理實踐起著積極的作用。

第一, 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在確定行政改革的價值取向上起著積極的作用。當前我國的行政改革包括民主和效率兩個相互依存的價值取向, 但歸根結底是要提高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與之有相通之處, 有助于行政改革價值取向的確定。此外, 主張薄賦稅、輕刑罰、救濟窮人、保護工商等的仁政思想, 對當前精簡機構, 裁減冗員, 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保護和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等, 也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第二, 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動改革時期行政關系的協調。傳統行政文化中和為貴 的思想、的思想從中庸思想產生和發展, 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 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 但是在今天, 對于正確處理政府內部各種關系乃至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則, 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三、加強行政文化建設, 推進行政管理改革

行政文化在政府行政改革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 其轉化和創新所涉及的范圍, 直接反映了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廣度和難度。而且, 行政運行的機制、組織結構及管理方法等硬件資源的改革難度, 遠遠不及滲透于行政主體、行政組織及行政環境的軟件資源的行政文化的建設的難度。如果不著眼于變革傳統的、落后的行政文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就很難真正成功。行政文化的建設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

(一)以行政管理現代化要求為目標指向, 明確行政文化的建設目標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軟環境, 是行政體系的深層結構, 被譽為行政管理之魂。它對行政管理變革起著積極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時期, 我們的行政文化建設必然要以行政管理現代化的建設要求為指向。十六大指出, 我們的行政改革的具體目標是, 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改進管理方式, 推行電子政務,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開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具體而言, 就是要建立服務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廉潔型政府。行政文化的建設必須朝著這些方向發展, 即建立服務型的行政文化、法治型的行政文化、效能型的行政文化、廉潔型的行政文化。

(二)加強行政文化本身建設

針對行政文化的內涵, 加強行政文化建設首先要對行政文化本身的各個層面進行建設和創新。要以以上的目標為指向, 建設新型的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一方面, 要繼承傳統的行政文化中的優秀因子。美國的社會學家希爾斯指出, 作為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和文化力量, 傳統給人類生存帶來了秩序和意義;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 一切從頭開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傳統, 而只能在舊的傳統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現代行政文化的建設并不意味著要擯棄傳統的所有的引子。

要清除傳統中落后的因子, 繼承德治理念, 建立正確、樂觀、健康的行政情緒、行政情感, 挖掘弘揚傳統的道德體系中的合理內核。另一方面, 我們要借鑒現代西方公共管理浪潮下所倡導的行政文化理念, 以現代化的行政管理的要求樹立穩定、健康、和諧的行政心理, 借鑒、吸收國外行政道德中合理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地方。我們僅僅需要用我們的憲法把它加以過濾, 只需要把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 并把其中的外國氣體蒸餾掉。

第5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一

馬克思并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人類學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論遺產中并沒有給我們留下專門的人類學著作。雖說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在他整個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續著，但似乎沒有跡象表明，他的長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于一門與其他人類學相區別的科學的人類學的建設。

同時，誰也不能否認這樣一條客觀現實：馬克思全部的理論活動都與人類學傳統及其發展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思想淵源聯系。比如，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在斯特芬斯教授講授的人類學課程的正規訓練下，接受過康德、黑格爾哲學人類學思想的傳統教育。后來，他又在費爾巴哈哲學人本學的強烈影響下，向一切舊傳統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過程中，他一刻也沒有忽視過從人類學的經驗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營養?！顿Y本論》第一卷問世以后，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類學研究，寫下了閱讀摩爾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爾等人所著人類學著作的大量筆記，而把他當時作為最主要任務的《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寫作，修訂和出版工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終點。

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前提問題。它迫使我們似乎不得不處于非此即彼的兩難境地：要么堅持肯定說，首先解決名與實相統一的問題，也就是說，這種人類學必須是馬克思本人的，或者起碼是以馬克思為根據的，而不是徒有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隨意強加的；要么堅持否定說，首先對馬克思與人類學傳統的淵源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客觀后果作出總體的合乎邏輯的解釋。

然而，我們卻在這種互不相容的對立關系中，看到了二者互相聯系的統一關系。正因為馬克思沒有人類學著作，當現實呼喚它的時候，建構人類學才成為必要。又因為馬克思與傳統人類學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建構人類學才出現可能。

事實上，外在的、經過改造的人類因素實際上已經成為內部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誰也無法將它從的理論大廈中排除出去。馬克思大量使用人類學材料，一方面在于為《資本論》的研究和寫作服務，系統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在于補充和發展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這兩點，恩格斯都作過明確的說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中作過出色的發揮。據此，人們常常把《起源》當作人類學的代表作。應當說，這個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不是沒有道理的?？墒窃诂F在，在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發表后，還要堅持這一觀點，就不那么合乎時宜了。

首先，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中寫有重要的批注480多條，而《起源》中則僅僅使用了13條，說明《起源》遠遠沒有囊括筆記中的豐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起源》只是“稍稍補償”了亡友的遺愿。其次，馬克思在其人類學筆記中第一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多線論原則，從而完成了單線論與多線論的有機統一；而恩格斯在《起源》中則仍然堅持原有的單線論理想。再次，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閱讀摩爾根等人所寫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個筆記。事實上并不止這五個，至少還應該包括閱讀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類著作所寫的大量筆記。請看以下統計資料：

1868年，馬克思開始研究毛勒的《馬爾克制度、農戶制度、鄉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權史概論》。

1873年，馬克思著手考察了俄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歷史，閱讀了尼·卡拉喬夫的《古代和當代俄國的勞動組合》以及其他相關著作和專論。

1876年，馬克思又閱讀了毛勒的《德國馬爾制史》、《德國領主莊園制度史》和《德國鄉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間，馬克思還閱讀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國土地制度》、烏蒂塞諾維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爾德納斯關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歷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馬齊的《印度法和法國法比較》、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國北部農村公社史概要》等。

1879年，馬克思仔細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第一冊。

1880年，馬克思潛心研究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

1881——1882年間，馬克思又搜集和閱讀了大量的人類學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莫尼的《爪哇，怎樣管理一個殖民地》和菲爾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寬而言之，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還應該包括他在50年代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所寫的片斷、70年代中期寫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以及寫給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信等。

僅就這些決非完善的統計資料看，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涉及的內容，無論從時空方面，還是從基本理論傾向方面，都是《起源》所不能比擬的。雖說《起源》在理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它永遠也不會成為阻礙建構人類學的事實根據。

二

談到建構人類學，有必要首先提到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怎樣立論的問題。因為他不僅通過艱苦努力，按照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收藏的原件，于1972年編輯出版了《卡爾·馬克思文化人類學筆記》一書，而且在該書的長篇序言中第一次從人類學的角度描述了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他寫道：

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了一系列哲學人類學的觀點，其中與晚年文化人類學筆記密切相關的論點有：關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相互關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關于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異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在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生產人本身（《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圣家族》），以及用人的具體化反對人的抽象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隨后，由于他的著作愈益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他在1848年期間的革命活動，以及他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談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得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濟學方面。于是，他在不列顛博物館里對人進行了純經驗的研究。在19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他始終不渝地回顧這個主題，特別是在1879——1882年間，他更加緊了這方面的研究。盡管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發生了從哲學人類學向經驗人類學的轉變，但他研究的人類學主題一直沒有變；他晚年的文化人類學筆記不僅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有關論點的補充，同時也是對他在1843——1845年期間所持觀點的發展。

克拉德這段不足500字的精彩文字，至少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豐富內容：第一，他鄭重地提出了馬克思整個理論活動中人類學主題的一貫性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這一論點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它基本符合馬克思理論活動的事實。較之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回避態度，就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應當說，前蘇聯學者最有條件首先提出這一問題。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列寧就派梁贊諾夫到國外搜集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其中就有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梁贊諾夫當時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些筆記的巨大理論價值，只是從馬克思嚴謹的治學態度方面作了肯定的評價。時過20年即1941年，蘇聯人才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公并發表了關于摩爾根著作的摘要。之后，1958——1962年間，他們又先后在《蘇聯東方學》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1964——1966年間，他們又用俄文在《亞非人民》雜志上發表了關于菲爾著作的摘要。至此為止，他們中不只是少數專家，甚至一般學者都可以根據上述材料研究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人類學主題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直至1975年，當他們逐步認識到過去那種孤立地研究筆記的做法已經越來越脫離從總體上把握的世界潮流時，他們才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進了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為全面把握這個主題及其在總體中的地位提供了現實條件。

不可否認，在馬克思的理論活動中，除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等主題之外，的確還存在一個人類學主題問題。考察這個主題，對于從總體上把握，對于在現代條件下批判“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對于重新認識，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對克拉德是相當贊許的。

第二，克拉德把馬克思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其他理論全部歸結為人類學，即把全部人類學化的做法，我是不贊成的。因為違反了起碼的常識。試想，一個思想家，他的理論研究如果僅僅局限于一個主題，那么，他的思想必定是貧乏的。更何況，是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呢！

第三，克拉德在這里所使用的偷天換日、李代桃僵的方法，也是我不能贊成的。眾所周知，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1841——1846年間闡述的哲學人類學的若干觀點，正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過程的重要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關于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結論，使他對人類學的研究從哲學方面轉到了經驗方面，正是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講的從哲學研究的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節點；克拉德所列舉的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里對人進行純經驗的研究，似乎表明馬克思進行的就是純粹經驗人類學的研究。或者說，馬克思當時的理論創造，不是人人皆知的《資本論》，而是經驗人類學了。可見，勞倫斯·克拉德用張冠李戴的手法編織出來的人類學故事是多么難以服眾??！

同勞倫斯·克拉德一樣，其同胞斯利坦·戴蒙德也把整個歸結為人類學，只不過是一種具有革命良知的人類學。進而，他又把它同哲學人本學混為一談，再也顧不上偽裝冠冕堂皇，甭管什么是，什么是非了。

法國學者M·戈德里埃、E·特勒、C·梅雅蘇等人力圖把和人類學“結合”起來，要么用人類學去填補的“空白”，要么為人類學提供的基本概念。其實，人類學是馬克思理論體系中本來就有的組成部分，這里根本談不上什么“結合”，只是有一個返樸歸真的問題罷了。

意大利學者德·馬爾丁諾和阿·西勒斯等人認為與人類學是一種相互翻譯的關系，他們力圖建構的人類學是當代文化人類學和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的混合體。這種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實則遠離馬克思的所謂人類學，我們見得還少嗎？因此，我們不能不處處同它劃清界限，防止它從內部擾亂我們陣線。至于那種通過馬克思、恩格斯人類學思想的比較研究而制造“馬恩對立論”的努力，其目的和意圖，人們就會看得清楚多了。

我們同時也看到，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贊同勞倫斯·克拉德的觀點：

英國學者莫里斯·布洛赫就不贊成關于筆記的人本主義“復歸論”解釋。他在《與人類學》一書中分析馬克思對人類學所抱濃厚興趣的原因時說：第一，他想從人類學中得到一些確實的證據，證明他們發現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起作用的那些一般歷史原則是自古以來一直起作用的原則；第二，他希望人類學為他們提供一些與19世紀資本主義的習俗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甚至完全對立的例子。布洛赫認為，馬克思轉向人類學研究，與其說是要關心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不如說是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設法證明資本主義大廈所賴以建立起來的那些概念（國家、財產、婚姻家庭、勞動、貿易乃至資本本身等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邏輯或上帝這類非歷史現象的不可動搖的東西；他轉向人類學，就是要證明這些概念的隨意性、暫時性和相對性，只有在這些概念及其虛偽的永恒性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作出令人滿意的政治分析。

前蘇聯學者伊·列·安德烈也夫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世界歷史過程規律性的原理來分析這些筆記，更多地強調這些筆記所勾勒的原始社會理論的現實意義。他認為，這些筆記與《資本論》及其他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規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這是馬克思一生創作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開始專門研究原始社會的社會結構，這些結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特別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對它們的摧殘和破壞，以及實現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客條件的過程和前景。他指出，在人類歷史上看起來好像早已成為過去的階段，對人類某些特殊地區來說，卻正是極為現實的東西，是現代政治和社會經濟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筆記堅持把世界歷史的規律性運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歐的歷史條件，這就擴大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的具體應用范圍，尤其是使它的方法論原則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體化。

美國學者唐納德·凱利指出，馬克思從大學時代起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保持著對人類學的興趣，這種興趣在晚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最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馬克思加強了對前西方和超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研究，并把注意力從政治經濟學轉到了一種甚至可能更大的計劃上來，這一計劃的基礎就是英美人類學家們所開創的人類學這門新學科。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未能或許從未打算完成他的《資本論》。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種僅限于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思想，透露了向更大的范疇，尤其是向部落、血緣關系和性特征這些范疇敞開大門的信息；一旦達到這一點，則不僅要把資產階級所有制問題轉向悠久的家庭問題，而且也要把注意力從階級斗爭問題轉到兩性配偶的終極辯證法。嚴格地說，即轉到新人類學自身研究的問題上來。這決非想表明，晚年馬克思是向青年馬克思的唯心主義復歸，而是想說明，晚年馬克思是對中年馬克思相對狹窄的、經典的和最容易被庸俗化的唯物主義的超越。版權所有

我們還可以列舉若干實例。僅從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就可以看出建構人類學的難度了。試問，作為建構基礎的馬克思晚年筆記是面向歷史還是面向現實？是對以往觀點的補充和發展還是對以往觀點的突破和超越？是向早期觀點的復歸還是對早、中期觀點的修正？是新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新的人類學？

盡管研究者們意見紛呈，各執一端，但有一點似乎是相同的：他們都試圖把馬克思晚年的筆記放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總進程中來考察。邁出這一步是必要的、重要的。如果僅就筆記本身而談論筆記，那就會犯梁贊諾夫那樣的錯誤，認為馬克思在垂暮之年還摘錄他人的著作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學究氣”。在這里，梁贊諾夫不僅忽視了筆記在馬克思理論活動中的現實意義，而且拋棄了馬克思理論活動的自身的整體性原則。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進程中各種豐富多彩的思想觀點、政治觀點和理論觀點相互交織、相互融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馬克思的筆記、手稿和論著的有機統一；(2)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和人類學等多種主題的有機統一；(3)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年思想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整體中，人們不難看出，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所闡發或所蘊含的極其深邃的思想肯定不是整體本身。無論怎樣說，它也只能說是整體的一部分。同時，它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如同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政治學說筆記那樣，成為的生長點。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類學呢？這里首先有必要涉及人類學一般。也就是說，要從人類學的總體上來把握人類學的內涵。

傳統觀點認為，人類學就是研究人的科學。據說，這個定義源于希臘文“人類學”，是“人”加“科學”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什么人類學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事實上，它只是研究人的科學之一。許多門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譬如考古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倫理學、文學等等，都可以說是研究人的科學。因此，我們說，這個過于寬泛的定義在建構人類學的場合是不適用的，因為這個定義本身就不科學。

當人們真正把人類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時，就不再局限于詞的構成意義，而是根據它的對象、內容和范圍來給它下定義了。由于人類學在各個國家發展的歷史狀況不同，又由于眾多的人類學學派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于是，人們對人類學的內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大致表現為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

第一種，認為人類學是研究人的體質的科學，屬于自然科學，一般稱呼它為體質人類學。只是由于人是社會的動物，因而又強調人類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二種，認為人類學是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過渡的過渡科學，這種觀點常常引證恩格斯的橋梁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頁）。

第三種，堅持廣義人類學的觀點，認為它既是自然科學，又是社會科學，它是研究人和人類最全的科學群。譬如有的學者首先把人類學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又把廣義文化人類學分為狹義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史前考古學；再把狹義文化人類學分為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

在以上三種不同的基本規定中，我以為第三種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基本準確地描述了現代人類學發展的趨向。

根據這種分類法的基本規定，我們就可以用排除法比較容易地確定人類學的基本方位了。首先，人類學不是體質人類學；其次，人類學也不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第三，馬克思在其畢生的理論活動中曾經涉及到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的若干問題，但這些并沒有成為他的人類學思想的主流；第四，從事實上講，人類學只是一門社會人類學，或者準確地說，它只是社會人類學之一種，與其他社會人類學相比較，譬如泰勒、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社會人類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它是以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次生形態、再次生形態的相繼發展為其研究對象，以現實的人的自由發展為其終極目標的真正全面的科學的社會人類學。

第6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我們不得不承認，音樂的發展往往是在別的學科帶動下進行的，在創作方面，西方城市藝術音樂的派別經常是步文學、美術之后塵，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產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史學、比較學、民族學的發展都深深地影響和引導著其對應的音樂學的學科發展。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受到民族學研究的影響，并在民族學發展的影響下最終成為了民族音樂學。

進入20世紀后，民族學產生了眾多學派，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傳播學派是20世紀40年代在歐洲民族學界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的先驅——德國學者拉策爾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體的地理環境中，同時重視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條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列諾夫斯基認為每種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重視當前生活與現狀的研究，反對殖民者對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國波阿斯學派又稱文化相對主義學派提出了文化標準是相對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進行比較等觀點和理論思想。這些立場、觀點和理論我們都可以在比較音樂學的研究中找到其對應的影子。特別是波阿斯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興起，使得二戰后的比較音樂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即在重視非歐洲民族音樂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對本民族音樂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種文化價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的相對基礎，即歐洲整體作為一個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礎動搖了，突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非歐洲音樂的局限，對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較提出了質疑。

同時，美國人類學家開始認為人類學的種種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應該更多地用來探究其自身所屬的文化，從而使美國人類學家開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國的自身文化。與此同時，其中一部分人類學家開始帶著這種思想積極地參與民族音樂的田野采錄工作，而這在歐洲比較音樂學領域是不多見的。美國人類學家的參與雖由于本身音樂能力的限制，無法將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種思想趨向，但這種思想趨向卻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很大變化。它使得美國的一些音樂家從音樂界轉入人類學界，一些人類學家去研究音樂行為(并從技術上分析)，同時還帶動了這一思想趨向在歐洲研究機構的出現。

這一切的結果是，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比較音樂學者都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現存的自然民族音樂的人類學研究方向。于是，比較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和立場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地理性民族和歐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轉向了文化相對論，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平等的立場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樂文化。于是，比較音樂學在研究對象和立場發生巨大變化和沒有進行更多比較的情況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前葉，中國、日本和東歐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對于這一學科的轉型也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在美國開始重視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開始了對其本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最初美國學者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還不如這些國家學者來得純正，畢竟美國的學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歐洲國家的移民或后裔，他們的文化體系和觀點和歐洲同出一轍，而他們對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熱衷于北美大陸印第安民族音樂的探根溯源，從某種角度上說，屬于一種異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對本土文化的研究觀點及其后來的發展，對突破歐洲中心論是極為重要的。而在這之前，的確有不少學者真正作了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在東方比較音樂學研究中，中國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東西樂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東方民族之音樂》和1934年的《中國音樂史》，日本的田邊尚雄于1936年創立了東洋音樂學會，1948年著《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匈牙利作曲家、音樂家巴托克和音樂學家柯達依分別于1906年和1905年開始對匈牙利的民歌進行收集研究，并分別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論匈牙利民間音樂》。雖然他們仍是用比較音樂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本土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力圖從東、西方音樂的比較中得到某些結論，尚屬比較音樂學的范疇，但是他們參與研究的這一行為本身，和他們自身的非歐洲特質和立場已經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立場上的變化，雖然和美國學者的指導思想不同，卻起到了異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樂學的建立。二戰后，荷蘭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這個術語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國人所接受并固定下來。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樂學》問世，這一學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各家學說的分析及思考

自從比較音樂學因研究對象的變化而更名為民族音樂學以來，學術界就如何劃界才屬民族音樂學領域進行了不少討論，有趣的是，這種討論尚未終結而社會的發展卻使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不斷在拓展，民俗音樂和伴隨著產業化社會而迅猛發展的大眾音樂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所以，如何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領域更加成為一個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各家各派的觀點?？姿固卦谒摹睹褡逡魳穼W》的開頭就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包括從所謂未開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種族、民族的音樂，研究所有類別的非西洋藝術音樂。民族音樂還把外來音樂的傳入現象，即不同性質的音樂要素相結合而產生的影響這類社會學方面的問題也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西洋的藝術音樂以及通俗音樂不包括在這個領域之內。[1]

梅里亞姆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的和著眼點與其他學科的目的和著眼點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它的特殊之處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認為有必要使人類學與音樂學這兩類資料相結合這一點上”，并強調“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2]。有人便據此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所有的音樂文化，可以替代音樂學成為一個沒有邊緣的音樂學科。筆者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梅里亞姆在談到民族音樂學者的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時闡明：“資料的收集，一般意味著對歐洲美國以外的地區進行實地調查。”[2]這句話應代表著他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或者說是著眼點的看法。

涅特爾在《什么叫民族音樂學》中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門學科“主要探討三類音樂，第一類有關無文字社會的音樂(musicofnonliterate)，第二類亞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種種音樂，即中國、日本、爪哇、巴厘島、西南亞、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語系諸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第三類是民俗音樂(folkmusic)可定義為，在上述亞洲高級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3]

美國學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樂學導論》中則就美國的具體情況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作了較為具體的闡述，他不僅提到了對美國以外的異國文化的研究、美國本土土著音樂的研究、民俗音樂的研究，還涉獵了新興的電子音樂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蟲樂隊[4]，但同樣回避了歐洲城市藝術音樂。

以上是歐洲和美國學者的看法，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東方民族音樂學家們以他們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視角逐漸為世界民族音樂學界所注目，他們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先生認為：“比較音樂學成為民族音樂學主要是學者們對自然民族的研究，后來又加入了東方高文化民族的藝術音樂?！盵5]山口修先生則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認識民族音樂的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即學術性的認識法”[6]，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的認識研究對象是民族音樂，他對民族音樂加以定義：“民族音樂則是作為各個民族集體所擁有的龐大文化事項中的一個項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的產物之一種。”[6]在中國，從1979年民族音樂學這一學科引進以來，就開始了對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爭論?；谥袊魳穼W的特殊情況，這種爭議也有其特殊性。從1980年到1988年，爭議的核心是“民族音樂學”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問題。后來，王耀華先生、杜亞雄先生將中國傳統音樂加以梳理，得出結論：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7]。中國民族音樂包括我國的傳統音樂和新音樂[8]。而趙宋光先生和趙fēng@①先生則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來表達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即漢民族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華夏音樂。黃翔鵬先生認為“這一學科就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并強調“用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民俗學來討論問題，不可避免涉及到音樂形態的差異”[9]。

近來，很多學者又認為沒有音樂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樂學要與音樂學整合，研究所有的音樂和音樂有關系的東西。有人則提出民族音樂學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樂就是民族音樂學，并且應該更名為音樂文化人類學。同時，人們在對研究對象進行爭議的過程中，也不斷提出新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如70年代開始的文化視野看待音樂研究、重視人文性，90年代開始的全球視野，都對這一學科的范疇和定義作了相應的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首先可以認定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學科無論在世界上，還是中國都是已經確立并真實存在的。而作為一門完善學科一定有其確定的、與其他學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對象是相輔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對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適應的研究對象，它們同時決定著一個學科的特殊性、獨立性，如同哲學、美學、歷史學、人類學各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與之相應的研究領域。民族音樂學是一門民族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學科，也正如梅里亞姆所強調的“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10]。所以，要用文化的視角、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民族音樂學，用文化視野、全球視野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民族音樂學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這些認識都是正確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樂學有這樣的特殊的方法，才定義了它的研究領域和對象，即適合用這些方法去研究的對象和領域。所以，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不是無限寬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劃定的。

無論民族音樂學的學者們怎樣爭論，最終都要落實到民族音樂學家們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們看到在中國和日本等非歐國家，很多學者致力于本民族音樂的研究，也有很多學者涉獵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樂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對西亞音樂的研究、中國的杜亞雄先生對匈牙利音樂的研究、王耀華先生對日本琉球音樂的研究、羅藝峰先生對東南亞音樂的研究、陳自明先生對南亞音樂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來看，用國別、洲別甚至民族之別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并不可取，僅研究本國的傳統音樂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領域。

既然學者們早已開始用一種全球化的視野進行著全球性的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那么我們就應該把所有民族的音樂文化平等的擺在我們面前進行研究概括。筆者很認同山口修先生對于民族音樂的定義，即：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的產物之一種。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以音為特征存在的文化。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音”，無論要研究它是什么樣，還是為什么是這個樣，無論它是一樣樂器還是一個儀式，無論是強調文化背景、群體還是個體，都要首先有音樂這個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與之有關進行衍展的。二是存在，無論你要追根溯源還是要展望未來，無論用歷時性方法還是共時性方法，都要有一種音樂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將它呈現出來，再進行挖掘。當然也有用歷時性的方法從前往后進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與之有關的對應的音樂現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實，這一總結是和這一學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方法可以說是這一學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獨立于其他音樂學學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個民族音樂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沒有一個民族音樂學學者可以在圖書館里完成他的課題。那么，可以并適合進行田野工作的音樂文化，即以音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

第7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我們不得不承認,音樂的發展往往是在別的學科帶動下進行的,在創作方面,西方城市藝術音樂的派別經常是步文學、美術之后塵,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產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史學、比較學、民族學的發展都深深地影響和引導著其對應的音樂學的學科發展。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受到民族學研究的影響,并在民族學發展的影響下最終成為了民族音樂學。

進入20世紀后,民族學產生了眾多學派,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傳播學派是20世紀40年代在歐洲民族學界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的先驅——德國學者拉策爾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體的地理環境中,同時重視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條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列諾夫斯基認為每種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重視當前生活與現狀的研究,反對殖民者對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國波阿斯學派又稱文化相對主義學派提出了文化標準是相對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進行比較等觀點和理論思想。這些立場、觀點和理論我們都可以在比較音樂學的研究中找到其對應的影子。特別是波阿斯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興起,使得二戰后的比較音樂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即在重視非歐洲民族音樂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對本民族音樂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種文化價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的相對基礎,即歐洲整體作為一個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礎動搖了,突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非歐洲音樂的局限,對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較提出了質疑。

同時,美國人類學家開始認為人類學的種種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應該更多地用來探究其自身所屬的文化,從而使美國人類學家開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國的自身文化。與此同時,其中一部分人類學家開始帶著這種思想積極地參與民族音樂的田野采錄工作,而這在歐洲比較音樂學領域是不多見的。美國人類學家的參與雖由于本身音樂能力的限制,無法將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種思想趨向,但這種思想趨向卻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很大變化。它使得美國的一些音樂家從音樂界轉入人類學界,一些人類學家去研究音樂行為(并從技術上分析),同時還帶動了這一思想趨向在歐洲研究機構的出現。

這一切的結果是,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比較音樂學者都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現存的自然民族音樂的人類學研究方向。于是,比較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和立場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地理性民族和歐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轉向了文化相對論,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平等的立場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樂文化。于是,比較音樂學在研究對象和立場發生巨大變化和沒有進行更多比較的情況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前葉,中國、日本和東歐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對于這一學科的轉型也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在美國開始重視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開始了對其本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最初美國學者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還不如這些國家學者來得純正,畢竟美國的學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歐洲國家的移民或后裔,他們的文化體系和觀點和歐洲同出一轍,而他們對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熱衷于北美大陸印第安民族音樂的探根溯源,從某種角度上說,屬于一種異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對本土文化的研究觀點及其后來的發展,對

突破歐洲中心論是極為重要的。而在這之前,的確有不少學者真正作了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在東方比較音樂學研究中,中國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東西樂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東方民族之音樂》和1934年的《中國音樂史》,日本的田邊尚雄于1936年創立了東洋音樂學會,1948年著《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匈牙利作曲家、音樂家巴托克和音樂學家柯達依分別于1906年和1905年開始對匈牙利的民歌進行收集研究,并分別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論匈牙利民間音樂》。雖然他們仍是用比較音樂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本土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力圖從東、西方音樂的比較中得到某些結論,尚屬比較音樂學的范疇,但是他們參與研究的這一行為本身,和他們自身的非歐洲特質和立場已經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立場上的變化,雖然和美國學者的指導思想不同,卻起到了異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樂學的建立。二戰后,荷蘭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這個術語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國人所接受并固定下來。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樂學》問世,這一學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各家學說的分析及思考

自從比較音樂學因研究對象的變化而更名為民族音樂學以來,學術界就如何劃界才屬民族音樂學領域進行了不少討論,有趣的是,這種討論尚未終結而社會的發展卻使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不斷在拓展,民俗音樂和伴隨著產業化社會而迅猛發展的大眾音樂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所以,如何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領域更加成為一個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各家各派的觀點。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開頭就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包括從所謂未開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種族、民族的音樂,研究所有類別的非西洋藝術音樂。民族音樂還把外來音樂的傳入現象,即不同性質的音樂要素相結合而產生的影響這類社會學方面的問題也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西洋的藝術音樂以及通俗音樂不包括在這個領域之內。[1]

梅里亞姆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的和著眼點與其他學科的目的和著眼點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它的特殊之處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認為有必要使人類學與音樂學這兩類資料相結合這一點上”,并強調“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2]。有人便據此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所有的音樂文化,可以替代音樂學成為一個沒有邊緣的音樂學科。筆者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梅里亞姆在談到民族音樂學者的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時闡明:“資料的收集,一般意味著對歐洲美國以外的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盵2]這句話應代表著他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或者說是著眼點的看法。

涅特爾在《什么叫民族音樂學》中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門學科“主要探討三類音樂,第一類有關無文字社會的音樂(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類亞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種種音樂,即中國、日本、爪哇、巴厘島、西南亞、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語系諸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第三類是民俗音樂(folk music)可定義為,在上述亞洲高級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3]

美國學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樂學導論》中則就美國的具體情況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作了較為具體的闡述,他不僅提到了對美國以外的異國文化的研究、美國本土土著音樂的研究、民俗音樂的研究,還涉獵了新興的電子音樂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蟲樂隊[4],但同樣回避了歐洲城市藝術音樂。

以上是歐洲和美國學者的看法,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東方民族音樂學家們以他們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視角逐漸為世界民族音樂學界所注目,他們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先生認為:“比較音樂學成為民族音樂學主要是學者們對自然民族的研究,后來又加入了東方高文化民族的藝術音樂。”[5]山口修先生則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認識民族音樂的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即學術性的認識法”[6],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的認識研究對象是民族音樂,他對民族音樂加以定義:“民族音樂則是作為各個民族集體所擁有的龐大文化事項中的一個項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的產物之一種?！盵6]在中國,從1979年民族音樂學這一學科引進以來,就開始了對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爭論?；谥袊魳穼W的特殊情況,這種爭議也有其特殊性。從1980年到1988年,爭議的核心是“民族音樂學”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問題。后來,王耀華先生、杜亞雄先生將中國傳統音樂加以梳理,得出結論: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7]。中國民族音樂包括我國的傳統音樂和新音樂[8]。而趙宋光先生和趙fēng①先生則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來表達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即漢民族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華夏音樂。黃翔鵬先生認為“這一學科就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并強調“用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民俗學來討論問題,不可避免涉及到音樂形態的差異”[9]。

近來,很多學者又認為沒有音樂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樂學要與音樂學整合,研究所有的音樂和音樂有關系的東西。有人則提出民族音樂學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樂就是民族音樂學,并且應該更名為音樂文化人類學。同時,人們在對研究對象進行爭議的過程中,也不斷提出新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如70年代開始的文化視野看待音樂研究、重視人文性,90年代開始的全球視野,都對這一學科的范疇和定義作了相應的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首先可以認定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學科無論在世界上,還是中國都是已經確立并真實存在的。而作為一門完善學科一定有其確定的、與其他學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對象是相輔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對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適應的研究對象,它們同時決定著一個學科的特殊性、獨立性,如同哲學、美學、歷史學、人類學各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與之相應的研究領域。民族音樂學是一門民族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學科,也正如梅里亞姆所強調的“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10]。所以,要用文化的視角、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民族音樂學,用文化視野、全球視野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民族音樂學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這些認識都是正確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樂學有這樣的特殊的方法,才定義了它的研究領域和對象,即適合用這些方法去研究的對象和領域。所以,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不是無限寬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劃定的。

無論民族音樂學的學者們怎樣爭論,最終都要落實到民族音樂學家們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們看到在中國和日本等非歐國家,很多學者致力于本民族音樂的研究,也有很多學者涉獵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樂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對西亞音樂的研究、中國的杜亞雄先生對匈牙利音樂的研究、王耀華先生對日本琉球音樂的研究、羅藝峰先生對東南亞音樂的研究、陳自明先生對南亞音樂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來看,用國別、洲別甚至民族之別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并不可取,僅研究本國的傳統音樂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領域。

第8篇：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范文

(一)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續發展思想從其產生萌芽到目前為止已經近50年的歷史了，簡要地對這一思想的提出過程進行了解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并應用于各行各業。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希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向人類發出警告：要正視由于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而導致的嚴重后果。1972年羅馬俱樂部公開發表《增長的極限》這一研究報告，它從地球的有限性推導出地球本身蘊藏的資源、能源和地球對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都面臨著自己的不能超越的極限，從而得出世界經濟和人口必須在限定的期限內停止增長或實現“零增長”，達到“全球均衡狀態”，否則即將面臨不可避免的崩潰這樣一個悲觀結論。同時，“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準確的概念，是由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R•布朗在其1981年出版的《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社會》一書中提出來的。但他并沒有對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及外延做出明確的規定。此書只指出社會發展不僅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且要考慮下一代人以及子孫后代的需求，這就為社會提出了新的戰略目標。1983年，在聯合國主持下成立的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它成立后，就有關環境污染、環境保護與工業發展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并于1987年向聯合國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該報告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報告的關鍵概念使用，并明確地將其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6月于里約熱內盧，1994年9月于開羅，1996年3月于哥本哈根先后召開了世界環境首腦會議，標志著可持續發展研究成為世紀轉換之際最重要的命題和各國尤其是重大國際會議所關注的焦點?？梢哉f上述大會是人類轉變傳統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一個里程碑。

結合近50年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對可持續發展逐漸有了統一的定義，即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綜合范疇，包括經濟、生態、社會、人才、教育、資源等方面的可持續性，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經濟、社會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其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經濟的可持續快速健康增長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人的現代素質的提高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目標，三者應相互協同。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理論、一種運動具有持續性、整體性、協調性、選擇性等多方面的特征。

(二)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方面內涵

1.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總的概括可以解釋為森林資源供給和生態環境響應。這包含兩個層面含義：一是保持良性循環。良性循環以人類對環境破壞問題為例，在滿足人類需求必須是在部隊環境產生損害的前提下來滿足，否則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滿足人類需求，將會對人類的長遠利益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危及人類生存。因此，良性循環的提出，有利于人類在滿足自身資源配置下為下一代乃至子孫后代著想，做到循環反復，有效生成利用。二是絕不能超過資源承載能力。比如人口的過度增長帶來資源的過度消費，所以在全球范圍內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和長遠的人口政策，只有這樣才能合理以用資源，以防止資源短缺，同時除了膾炙人口增長和保護資源不超額使用外，還應該積極研究開發、尋找新資源，以滿足人類對資源的需求。

2.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環境經濟領域內，人們普遍人為可持續發展主要事一個平等問題而不是一個效率問題。這并不是說經濟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無關。比如，每單位產出所消耗的自然資源數量的減少，顯然有助于減少人們對環境資源的索取。然而我們可以看出，經濟效率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充分條件。而根據那些使用環境資源效率低下的政府或導致市場失靈的因素，可能會使可持續發展前景更加光明。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實現代內平等，而且還需要實現代際平等。正如Asheim所說：“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這一代管理資源提出的要求是，要使將來所有子孫都能獲得與我們現在同樣好的平均生活質量。”

(1)代內公平。

一是把人作為發展主體來理解?？沙掷m發展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代內公平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求一部分人的發展，不應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這表明了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中，人與人的關系的基本行為準則是平等的原則。它要求人類對自己的發展行為采取某種程度的自律。二是把國家和地區作為發展來理解。代內公平還強調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別的地區和國家的發展為代價，特別是要注意維護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即追求各國在“發展權”上的平等。它包含來兩層意思：其一，任何地區任何國家都沒有無限制發展的自由，都必須保證在補給其他地區和貨架帶來危害的前提下發展。因為在環境和資源都是有限的條件下，任何一個自由主義的發展行為都可能對周圍產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其二，整體發展的關鍵是要在地區、國家和全球范圍內放置和消滅窮富兩極分化。全球問題的根本原因，既有貧困地區為求溫飽而不得不掠奪性地利用資源，更有富裕者為求最大利潤和奢侈享受而濫用資源。所以，只有采取自愿環境公正配置的原則，縮小貧富兩極分化，才可保持發展的持續性。

(2)代際公平。

代際公平強調在發展問題上不僅要從需求方面考慮當代人的利益，同時還要考慮后代人的利益，當代人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后代人的發展能力為代價。這里也包含兩個基本含義：其一，當代人對后代人生存發展的可能性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二，可持續發展要求當代人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從前輩人那里繼承的一樣多甚至更多的自然財富，即滿足后代人能進一步發展的環境資源等自然條件。

3.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針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近年來有三種涵義占據主導。第一種涵義是指人們的健康、衛生，特別是社會福利的增長。第二種涵義是指經濟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的發展，如教育、科學、文化的發展。第三種理解是從社會整體進行考慮的，指的是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發展。上述概念是從整體的角度描述了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謀求社會發展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蛘哒f，它是從一般意義對社會發展的內涵進行了界定，沒有考慮到如何將社會發展落實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社會成員如何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更沒有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引進社會發展的內涵中去。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作進一步的探究，綜合各家觀點，我們可以把社會可持續發展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立足一個“全”字。

社會可持續發展是多目標的、綜合的、全面的發展，既要重視物的價值又要重視人的價值；既要重視貨幣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增加，又要重視人的發展，尤其是貧困地區人的發展。發展的目標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教育、生態等多目標體系。

(2)突出一個“人”字。

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要以人為中心，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要求，同時又不對后代的生存基礎和發展能力構成威脅。人不僅是發展的主體、價值目標和最終目的，而且是發展的主要內容。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英格爾斯所指出的，片面強調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是不夠的，如果人沒有從心理、思想、行為方式上實現轉變，就不可能成功地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因此人的素質的提高和人的社會性潛能的發揮就顯得尤為重要。

(3)著眼一個“實”字。

推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落到實處，要切實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現實的社會問題，重視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目前需要解決的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有：人口控制與計劃生育、科學教育、消除貧困、就業與人力資源開發利用，城市化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生態環境與資源的保護、人類住區建設、衛生保健事業、文化藝術、基礎設施建設、減災防災、公共安全與預防犯罪等。

(4)體現一個“美”字。

“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對美的追求和結晶”。社會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按照美的規律營造美的人類生存環境，建設美好的人類社會。在區域內部人與自然、人與人、經濟與社會、經濟與環境之間，充滿著和諧、協調，從而使自然美、發展美、生活美有機地統一于區域這個整體中。

(5)講求“公正、公平”的原則。

可持續發展應當體現社會公正與公平。一個社會存在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意識形態，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進步，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公正的準繩。如果現在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意識形態能夠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這個社會就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公正公平的社會。堅持社會的公正與公平原則既可以滿足當代人的利益，避免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又可以為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提供可靠的保證。

二、我國林業的發展歷程和寶坻林業發展狀況

(一)我國林業的發展歷程

1.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主體思路

面向21世紀，林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充分發揮林業，特別是森林植被在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中的主體作用及林業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全力推進林業產業的發展，以實現林業經濟的良好循環，同時結合我國林業生態體系的特點，描述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主體思路：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大幅度增加生態建設投入，大規模開展生態建設，中國生態建設取得了由“治理小于破壞”進入為“治理與破壞相持”的可喜成績。要盡快渡過中國生態建設“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必須全力實施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按照“東擴、西治、南用、北休”的區域發展戰略科學布局和重新調整林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力爭從現在起，用10到15年時間使森林覆蓋率達到23%以上，重點地區的生態問題基本解決，全國生態狀況明顯改善，林業產業實力顯著增強，實現“生態建設治理大于破壞、生態狀況良勝循環”的目標(周生賢同志2005年月27日在國家林業局黨組擴大會議暨全國林業廳局長電視電話會上的講話)。到21世紀中葉，實現宜林地全部綠化，林種、樹種結構合理，森林覆蓋率達到26%，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基本得到控制，各類自然保護區和面積總量達到合理水平，典型濕地生態系統和各種野生動植物得到有效保護，基本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東擴：主要指在東南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大力擴展林業發展的空間和內涵，進一步適應該區對良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需求。

—西治：主要指中國生態脆弱、治理難度大、任務艱巨的地區，加快治理步伐，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生態基礎支撐。

—南用：主要指在南方光熱、降雨條件較好的地區，全面提高林業的質量和效益。

一北休：主要指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天然林休養生息，重振東北林業雄風。

2.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概況

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在1992年的世界環境發展大會上提出的，這時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各個方面，我國也已把此定為國策之一。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后，中國政府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作為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的指導性文件之一。為適應國際林業發展趨勢，實施林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原林業部于1995年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林業行動計劃》以及《中國林業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綱要》、《中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綱要》、《林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山區林業綜合開發規劃要點》等重要文件。為實施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前國家林業部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加速資源培育，擴大森林面積；二是加快林業生態工程建設；三是以山區綜合開發消除貧困：四是實施“科教興林”戰略，促進林業可持續發展；五是開展林業可持續發展試驗示范區建設；六是森林可持續經營標準與指標的制定和驗證。

3.我國林業發展歷程

我國的林業發展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

第一個階段是林業的初期發展階段，（1949-1978），即傳統林業發展階段。這是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大量采伐原始林的過程。

第二階段是林業發展的探索階段（1978-1992），這一時期的核心活動是在集體林區和其它非國有林區進行“林業三定”：穩定山權、林權，劃定自留山，確定林業生產責任制。但由于對改革的目標認識不足，林業改革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其它部門，迄今未走出一條可行之路。

第三階段始處于發展階段（1992至今），受世界環璄大會和國際林業轉軌的發展態勢以及我國環境惡化的現狀的影響，我國的林業邁向新的發展之路，但這一過程非常漫長。特別是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林區分布不均勻。一般說林區多在山區，而這些地區也是經濟上最貧困的地區。因此，基于經濟的誘惑，各地破壞性掠奪式采伐利用仍時常發生。這一時期林業的發展必須落實到林業的科學經營上。這也就提出了兼顧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的林業經營模式。

(二)寶坻林業發展狀況

1.寶坻林業發展現狀趨勢

自從1986年寶坻納入“三北”防護林工程以來，區委、區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取得顯著成效。寶坻區生態狀況得到改善，發揮了林木所具有的防風固沙，涵養水源，調節氣候等功能，改善了自然條件的同時也促進了農業高產穩產及改善人居環境方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寶坻區堅持“嚴管林、慎用錢、質為先”的原則，進一步加大了林業建設力度，造林綠化事業發展迅速，森林資源增長較快，林分質量得到改善，林業布局趨于合理，生態功能得到進一步優化。先后獲得全國綠化先進單位、天津市造林綠化先進單位、簽過再臨綠化百佳縣等榮譽稱號。特別是2002-2009年期間，全區共完成人工造林合格面積8.51萬畝，實現了森林資源持續較快增長。林業經濟已發展成為寶坻區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截止2009年底，寶坻區共有林地面積37.82萬畝，灌木林地0.29萬畝，未成林地1.67萬畝，苗圃地0.45萬畝，四旁植樹877.87萬株，森林覆蓋率達到23.3%。比2002年的17.6%提高了5.6%。在未來三年計劃中，我區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進一步加強沙化土地治理工作，逐步風險危害程度，改善當地生產環境狀況，大力重點發展農田林網，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和農村生態環境和生態建設的改善。

2.寶坻林業發展經驗

寶坻林業經過大力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獲得了寶貴的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明確責任，加強領導。

一是提高領導干部對造林綠化工作的認識，將造林綠化上升到改善生態社會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高度上來。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出科學決策，將林業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中。三十實行領導干部承包綠化重點工程責任制，使之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切實抓住成效。

(2)突出重點，整體推動。

實踐證明，只有實施大項目，才能帶動大發展。項目建設是林業發展的強大動力。近年來，寶坻區重點造林綠化工程建設在政策、資金、物資上實行傾斜政策，將中央財政資金和地方配置資金集中使用，效果明顯，成績斐然。體現在：

2002年造林合格面積16221畝，主要完成了“625”工程--京沈高速公路兩側各175米綠化帶建設；2003年造林合格面積15368畝，主要完成了“兩條線一大片”，即通唐公路、九園公路綠化帶，一大片即牛家牌青南萬畝固沙林；2004年造林合格面積13338畝，主要完成了津薊高速公路、牛家牌青南萬畝固沙護林二期工程；2009年造林合格面積16200畝，主要完成了綠色邊界、綠色河道、成片造林等一批重點綠化工程。

(3)加大投入，增強后勁。

植樹造林，治理生態環境，資金是保障。近年來，寶坻區加大了資金投入力度，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舉措綠化資金，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特別是2008年以來，區財政無償提供造林苗木，同時對主要公路兩側綠化帶、成片造林、一級河道兩側綠化帶、綠色邊界等區重點綠化工程，每畝補助土地補償費600元，每年補償造林綠化資金2000萬元以上，解決了綠化資金短缺的問題，增強了林業發展的后勁。

3.寶坻林區至今存在的問題

(1)作為一項社會公益性事業

林業生態建設作為生態環境建設的主題地位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和足夠的重視。

(2)林業建設用地落實困難。

一是土地補償費較低，每年每畝600元的土地補償費低于農業用地每年每畝1000元的承包費，造成土地落實困難；二是造林規劃相對滯后，增加了鄉鎮調整農民承包地用于造林用地的困難。

(3)村莊綠化美化亟待加強。

總的看農村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臟、亂、差的狀況仍沒有得到有效改善。

(4)造林產業化水平低，二、三產業發展滯后。

林業產值總量小，不足農業總產值1/10，資源優勢沒有得到有效發揮，森林旅游和林下經濟有待進一步開發和利用。總的來說，按照天津市、市政府加快區縣的總體要求，寶坻區委、區政府確定我去林業發展三年規劃目標為：到2011年底，全區林木覆蓋率達到27.8%。合理規定林木建設用地；區政府個各級鄉鎮、街道把林業建設用地納入城市、小城鎮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將沙化土地、污水灌溉土地等生態脆弱地帶和生態區位重要地區，公路、鐵路、二級河道及其河流渠道兩側，大型周邊水庫，新城，中心鎮及有條件的建設鎮周邊一定范圍，明確為林業生態建設用地，并按照不同標準劃定“綠線”，以保證寶坻區“三年行動計劃”的順利實施。

三、林業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綜合評價

(一)林業生態效益的重要性

森林兼具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等三種效益，其生態效益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林業的發展可以帶來三種效益，在這三種效益中，經濟效益往往最先受到關注，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林業的生態效益可以創造經濟效益。

(二)林業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林業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間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關系。首先，生態效益的落腳點在“經濟”上，它追求的是一種經濟效益，它講求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和總量，它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其次它又是一種再生產活動，它以保持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為約束條件、以綠色產業為重要支柱。生態效益經濟是在以生態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約束條件下的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它包括以下五層意義：其一，生態效益經濟是一種講求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和總量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其二，生態效益經濟是一種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其三，生態效益經濟是一種以保持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為約束條件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其四，生態效益經濟是一種以綠色產業為重要支柱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其五，生態效益經濟是一種經濟增長、經濟效益、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相互協調和有機統一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從以上的生態效益經濟的定義和涵義我們可以看出，首先，生態效益經濟的落腳點在經濟上，它追求的是一種經濟效益，它講求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和總量,追求經濟效益總量較大化。其次它又是一種再生產活動，它以保持環境系統良性循環為約束條件以綠色產業為重要支柱。

(三)注重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在實踐中的對策

這些年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了極大關注。各地在實踐中采取了各種對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措施：一是造林規?；?。從提高生態效應、景觀效果、經濟效益出發，成片造林。片林建設以發展苗木基地、經濟林、速生豐產林為主；二是造林多樣化。采用多樣化的以林養林，以發展林木加工養林，以發展經濟果林養林；農民還采取林苗結合、林禽結合、林菜結合、林果結合等方式，提高林地產出和經濟效益；三是林農結合式。應用和推廣國內外先進技術和成果，采用科學的生產管理方法，以林為主，大力推廣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兼備的兼作方式，如：實行林草兼作、林藥兼作、林灌混植等種植模式。

四、實現寶坻區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研究

(一)依靠科技發展林業

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根本的策略是科技的發展，因為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包括經濟的發展和對資源與環境的再發展能力的保護。那么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資源與環境的發展力，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科技來發展經濟，改變傳統的以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林業發展上，實施科技興林，不斷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近年來，寶坻區在實施“科技興林”戰略中，著重培訓廣大農民，推廣應用一大批先進實用的林業科學技術，推動了全區林業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轉變，取得了較顯著的效益。林業技術人員深入農戶，大力開展技術培訓，印發多份單項技術材料及小冊子，把先進實用技術直接送到廣大林農和林業技術人員手中，提高林業技術實際應用和操作能力。通過開展技術培訓、咨詢、技術示范和科技幫扶等多種形式，實現了“帶動一批科技示范戶，致富一方百姓”的目標，使林業生產真正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同時，寶坻區還加大科研和實用技術推廣力度。實施造林、綠化、沙化土地治理、發展農田林網等系列研究課題，開展了優良新品種引進栽培、優良鄉土樹種的開發利用研究。

科技興林研究課題的深入開展，提高了廣大群眾的科技水平，林業的整體效益也隨之提高。據統計，200*年，全區林業總產值達**億元，林業不僅成為山區經濟發展和林農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依靠，而且成為區級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

(二)建立林業科技創新體制

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為核心、以效益為目的的林業科技創新體系；以促進林業生產力提高有人提出了“數字林業”的概念；即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推動林業經營和管理的精確化、科學化，加快實現林業的現代化。寶坻區應做好科技創新體制的三方面：首先寶坻區應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針，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林業科技自身發展規律要求的；與林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結構優化、精干高效、縱深配置的林業科研隊伍。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應順應科技發展潮流，創新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從不同生態系統出發研究問題。應選擇我國林業生產急需的、適合我國生產要素發展水平及市場需求變化的技術項目作為林業科研的突破方向。如選育植物超級品種、高效利用林業資源、防治林業生物災害、現代生物技術、優質安全產品技術、信息技術、現代林業設施等。其次，寶坻區要構建林業科技推廣體制。大力開拓和發展林業技術市場，搞好技術、人才、信息、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創立各具特色的林技推廣模式。最后要大力發展農業科技中介體系。寶坻區研究制定有利于科技中介組織快速發展的財稅金融等政策，積極扶持培育骨干科技中介組織，指導和推進資質認證和信譽評價，圍繞市級、縣(區)級龍頭企業、林業基地等林業創新實體的困難和需求，搭建科技創新、創業發展的技術平臺和信息平臺，鼓勵一批具備條件的科研機構轉變為中介機構，形成林業類科研機構、高校、各類技術服務機構和涉林企業緊密結合的林業科技推廣服務網絡，為林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科技動力。

(三)深化林業科技體制改革

堅持科研成果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指導林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科研與生產建設脫節的問題。要鼓勵科技人員通過技術承包、技術轉讓、技術服務、聯合開發、創辦經濟實體等形式，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如今，寶坻區發展現代林業需要科技創新與應用的支撐，改革現行林業科技體制是林業科技創新與應用的重要動力。寶坻區務必深化林業科技體制改革，以現代林業理念和為“可持續發展”服務思想為宗旨，準確把握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突出林業科研機構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當前，寶坻區林業產業化已進入迅速發展階段，但總體來說，林業企業特別是林業科技型企業尚處于發展階段，大多數未形成規模優勢。因此在現階段，寶坻區科研機構仍然是國家和地方農業科研機構出人才和科技自主創新的主體。因此，寶坻區應按照“抓大放小、合理布局”的原則，通過“并、轉、建、撤”等不同途徑進行調整、改造和改建，加快建立國家級林業科研中心、地方林業科研分中心和重點試驗室，形成結構優化、布局合理、科技力量集中的林業科技創新“國家隊”和“地方隊”。二是推進林業科研機構改革。林業科學自身具有鮮明的特點，它所獲得的科技成果，有物質形態的產品，又有知識形態和信息形態的非物質性成果，面對直接收益的林業、農村和農民，不應該“待價而沽”。世界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把林業科研機構作為公益性科研單位。我國林業科研機構大多是各級政府財政供養的事業單位，應在堅持實行分類指導、以公益性為主的定位不動搖的前提下，逐步建立“養事不養人”的財政供養機制。對從事林業科技基礎性研究的科研院所應按照職能和工作量撥付經費，對經營服務類科技機構可以量化的公共服務事項逐步實行“以事定費”、“以費養事”，對具備市場競爭力的林業科研事業，應通過公開招標、政府采購的方式，逐步變政府直接承辦向有資質的社會科研組織“購買服務”，實現“花錢養人”向“花錢養事”的轉變。三是應堅持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開發研究的完整體制不動搖。這三項研究是推進林業科學和技術不斷發展缺一不可的共同動力。因此要建立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開發研究的完整體系，發揮科技的最大效力。重基礎輕應用、重應用輕基礎的做法，都不利于林業科技的自主創新。通過深化改革，在區內逐步建立起學科齊全、布局合理、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符合林業科技自身規律持續發展的新型國家和地方兩級林業科技體制。

(四)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

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一要加強森林生態系統的研究，開展森林生態系統的監測；二要抓好良種壯苗和樹種結構調整，充分利用先進的技術，提高良種苗培育水平；三要研究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的木材加工、制造、利用技術，盡快提升木材工業總體技術水平，增加木材和林產品的經濟價值，增強市場競爭力。因此，為適應寶坻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科技潮流和方向，寶坻區切實要做到以下三方面：一是把高新科技引進與林業資源開發和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遙感技術等應用作為首選的領域，與此同時繼續發揮常規實用技術的優勢，使高新技術與常規技術有機結合、優勢互補，互相促進。二是推廣應用實用技術成果，創新推廣模式。在今后的工作，要把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作為科技推廣的主要任務，把恢復森林植被，提高生態林質量，以及控制災害等適用技術應用作為關鍵，通過科技示范點建設，集成配套林業技術成果，推進林業標準化，提高林業生產效益，加速成果轉化。進一步搞好示范區建設，增強輻射功能，形成推廣技術體系；三是在森林經營管理模式上實現創新，用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理念、方式和標準來規范森林經營活動，提升經營水平。

①造林苗木快速的繁育技術

主要包括：引進組織培養、嫩枝扦插、設施育苗、容器育苗等快速繁育技術，進行常用樹種和珍貴樹種的育種和規模繁殖、外來引進樹種針對性馴化技術、鄉土優良花灌木選育及快繁技術。

②森林災害監測和評價技術

一是森林有害生物可持續控制的策略及其實施方案的制定，重點開展重大林木病蟲害的生物防治技術研究、監測預警系統及林木鼠害控制技術的研究，逐步建立科學合理的有害生物監測評估體系。二是在森林防火科學技術及科學管理上開展森林火災預防與控制技術研究。

③退化的天然林恢復技術

主要針對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跡地和退耕還林地等破壞比較嚴重和立地條件比較惡劣的林分或地塊，通過封造結合措施，使退化森林生態系統得到恢復與重建。

④林區可持續經營技術的實踐與研究

以林區生態系統經營管理為總體思路，將國內外林區可持續經營的研究成果貫穿于寶坻林區經營管理的始終，應用林區可持續經營的標準要求、規范實施程序，處理生物多樣性、生態問題、林業建設政策和管理方式的改革等問題，建立林區可持續經營的模式，保證林區多種功能的發揮。

(五)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調整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產業的發展，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物質保證。在第一產業方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大力推進短周期工業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豐產林、竹林和名特優新經濟林建設；在第二產業方面，加大新產品開發力度，促進以低層次原料加工向高層次綜合精深加工轉變的步伐；在第三產業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業、花卉業的發展。要采取“以二促一帶三”的策略，調整生產力布局，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重組，解決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目前，從寶坻區林業資源結構來看，全區共完成人工造林合格面積8.51萬畝，截止2009年底，寶坻區共有林地面積37.82萬畝，灌木林地0.29萬畝，未成林地1.67萬畝，苗圃地0.45萬畝，四旁植樹877.87萬株，森林覆蓋率達到23.3%。在未來三年計劃中，寶坻區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進一步加強沙化土地治理工作，逐步風險危害程度，改善當地生產環境狀況，大力重點發展農田林網，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和農村生態環境和生態建設的改善。從寶坻區林業產業機構內部來看，在林一產業中，原木原竹產值占林一產業產值的**%，而苗木花卉等營林業比例僅占**%，結構的本身反映出林業的種植與利用之間的不平衡性；在林二產業中，以木材為原料的加工業產值占**%，明顯高于以竹、藤、林化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在林三產業中，整個林三產業處于起始階段，森林旅游、森林食品業、社會服務業卻更是低谷；從林業產業結構布局上看，在林一產業中，沒有形成生態公益林、商品林、景觀林等區域優勢；在林二產業中，原木原竹加工點多面廣，缺乏規模優勢；在林三產業中，除**景點旅游外，其余多處森林景區開發有其名無其實，與之配套的林區服務業更是一條短腿；從林產業結構銜接上看，缺乏強勁拉動力的龍頭企業，沒有形成品牌優勢，資源的培育與加工利用無法形成緊密的銜接，也就無法推進產業鏈的延伸，自然也就難以形成產業格局。因此，寶坻區應抓住以下幾個重點，優化區內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可持續發展。一是應以重點林業項目為先，大力培育森林資源，提高資源總量，要按照“建設生態區”的林業第三步戰略的要求，管好天然林、培育中幼林、改造低產林、營造四旁林、發展高效林、退耕還好林等工作項目。二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圍繞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沙化土地防護林工程、速生豐產林建設工程，抓好重點林業生態工程建設，構筑起林業生態體系的框架；同時圍繞大地綠化、環境優化、城鎮美化，抓好公路、鐵路、庫區、河提、城鎮、單位庭院的綠化美化，豐富生態體系建設。三是調整和優化三大布局，按照分類經營的要求，分區域確定生態公益林建設重點和商品林建設基地，根據其主要利用目的，確定樹種、林種、經營林方法和經營管理模式，堅持統一規劃，分類經營、分類實施的原則，將全區林業用地按功能區劃為生態公益林、實用材和工業原料林、經濟林來經營。四是主攻和培植四大主導產業，一是綠色食品產業，二是苗木花卉產業，三是木竹深加工產業，四是森林旅游產業。

(六)運用法律體系保護林業可持續發展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保證

1.立法原則的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林業開始走向可持續發展階段，林業的任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國家和社會的經濟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國家和人民大眾的生態安全需要。森林是最重要的陸地自然生態系統，是維護地球生態平衡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又具有重要的經濟產業價值，森林以及森林產業對于改善環境、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進步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森林和林業功能和價值的多重性特點，客觀上決定了林業立法的特殊性。因此，在具體的立法過程中還必須特別重視以下特殊原則的運用：

(1)尊重和體現生態規律的原則---林業立法充分地考慮森林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運行規律，重視生態平衡理論以及生物多樣性的發展規律，尊重自然和生態演替的規律；

(2)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原則---林業立法應當充分地考慮實現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態環境與森林資源條件，以及考慮地球環境與森林資源滿足世代間人類發展所可提供的能力和基礎，并以此作為指導立法以及確立法律規范的理論基礎。可持續發展理論關于區域公平的理論，可以作為制定可持續的流域森林生態管理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

(3)突出生態利益與經濟利益協調平衡的原則---在進行林業行為立法時，應當將森林生態環境損益分析方法和對法律規范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分別運用到對森林開發行為的預測、評價、管理以及擬定（或既定）法律制度的設計與分析之中，作為指導法律以及確定法律規范的理論基礎，以真正通過立法實現社會、經濟、環境三方面效益的均衡和綜合決策。其中，環境經濟學關于經濟外部性的理論對于制定森林生態補償以及經濟增長成本的“綠色帳戶”法律制度具有現實的意義。

2.實現林業的“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

重視基層林業工作者、群眾組織意見，立法調研的重點對象定位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逐步廢除林業行政部門起草林業法律法規草案的傳統作法，設立林業法律法規專門起草委員會，創造公平的立法環境；十分重視林業經濟與法律研究專家的作用，建立林業立法人才儲備庫，引進林業經濟管理、自然資源保護法律以及宏觀戰略研究人才進入儲備庫，提高林業立法人員的總體素質；加大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政策法律專業的人才培養，改造林業經濟管理專業結構，重視培養具備林業、法律、社會學知識以及豐富的實踐能力的復合性研究生隊伍，并使之積極參與林業立法過程。建立林業立法草案的社會參與制度，讓社會公眾了解林業立法的過程與具體制度，吸收社會意見，體現林業的社會性，保障法律公平與正義；建立暢通的林業法律法規與行政規章社會反饋機制，為林業法的修訂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源。

3.對林業行政機關執法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的形成及良性循環

建立從下至上的林業行政執法社會監督體系，完善檢舉、舉報“綠色通道”，保持法律的運行納入社會普遍監督之下；強化國家立法、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重視林業行政違法案件的司法訴訟解決，加大行政林業侵權案件的司法審判力度，遏止和預防行政機構針對林業和林農的亂收費等財產侵權行為；逐步建立林區的林業法律法規服務網絡，成立林業法律服務中心，普及林業法律法規，為林區林業生產單位以及林農個人提供及時的法律咨詢與服務，拓展法律援助對象和范圍，將林區林農以及基層林業生產者納入援助收益人，維護林區合法權利。通過這些政策引導和調控，法律規范約束和行業標準規范，促進全社會對林業的參與，消除非持續發展的各種因素。以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強化林業管理。運用稅收、金融、價格、投資等經濟杠桿和產業政策，調整利益結構，保證林業投入和防止短期行為。開征生態稅收，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而由于現行稅收體制的缺陷，使得自然資源與能源價格過低(鼓勵了低效和浪費)，而勞動力成本過高(抑制了就業的擴大)。在這種稅收政策引導之下，其結果必須是企業特別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重視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生產率，于是導致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生態環境的加速退化，同時，勞動力資源的利用不足，出現嚴重的失業現象。而通過征收生態稅，將有助于經濟發展的優先領域從提高勞動生產率轉向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率。與此同時，削減勞動所得稅(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來源)，這樣可以實現稅收的轉移，從而可以明顯地促進就業機會的擴大。

五、結論及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一)結論

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要處理好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關系，把發展的目標基礎確定在森林資源的可持續經營上，采取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對策，促進發展機制的革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從而促進森林資源的持續增長，實現森林所提供的物質產品和非物質產品的持續利用，實現森林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作為以生態建設為根本目標的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是：依據當地社會經濟狀況，不斷發展和建立最優的生態結構及適宜當地資源和經濟條件的林產業，花費最小的成本，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和生態系統的最優狀態。林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無論是可持續發展還是森林的可持續經營理論都是“舶來品”，并需要一定的經營管理的水平和基礎，在長期以自然經濟和工業經濟為主導的林業發展歷史條件下，現存的森林資源、現實的發展狀況和管理層次使我們只能以超常規或者叫跨越式發展的思想去追趕世界先進林業的發展水平，不斷校正現實林業發展中不可持續性的問題，本研究雖然包括了寶坻區林業發展的主要內容，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措施，并不證明完成這些任務就可實現林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林業發展的社會背景、條件、制度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還需注意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整個社會經濟是否實施或正在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與林業可持續發展究竟存在一種怎樣的關系；

二是走林業可持續發展究竟需要什么條件，包括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提供什么樣的環境秩序，林業本身又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三是如何確保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應有哪些制度來保障，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二)對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①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目前，我國林業經濟基本上仍沿著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為特征的傳統模式發展。這種模式不僅會造成對環境的極大損害，而且使林業發展本身也難以持久。因此，我們應摒棄資源式的森林經營方式，抓住機遇轉變發展戰略，以可持續發展思想來指導我國林業的發展。

②樹立整體觀念。樹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相互協調持續發展的整體觀念，徹底改變以犧牲資源和破壞環境求得經濟發展的做法。

③制定新林業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林業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關鍵之一是政府行為。政府要有一個促進森林資源和經濟協調發展的總政策和方案導向。當前，應制定與完善有利于森林保護的經濟政策和預防森林破壞的對策，并且建立森林環境影響科學評價制度。

④強化國家對森林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管理體制。

⑤建立林價制度和征收林地稅、林業生態環境有償使用費。國家、有關單位和個人應對為林區環境作出貢獻的林農進行補償，徹底改變免費享受生態的不合理狀況。

⑥增加林業投資，大力造林育林，增加資源和覆蓋率。

⑦大力加強生態公眾教育。

⑧建立健全林業可持續發展保障體系。

⑨重視森林經營者的自身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