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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風險與監管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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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風險與監管

    第1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對于何謂互聯網金融,國內眾多專家學者都給出不同的定義。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謝平、鄒傳偉、劉海二(2012)運用一般均衡定理描述的在無金融中介的狀態下,將互聯網金融定位為受互聯網技術、互聯網精神影響的既不同于商業銀行間接融資、也不同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第三種金融融資模式。馬云(2012)將“互聯網金融”和“金融互聯網”進行區分,前者是互聯網機構用互聯網的思想和技術來做金融,讓金融回歸服務本質,后者是金融行業的互聯網化。皮天雷(2013)認為,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具有普惠金融、平臺金融、信息金融和碎片金融等典型特征,是互聯網技術和金融功能的有機結合。

    筆者認為,互聯網金融在未改變傳統金融功能和使命的同時,具備了新的特點。傳統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資源配置、支付清算、管理風險和價格發現等,根本使命是服務實體經濟和為客戶創造價值。而互聯網金融除了保持上述特點外,還以互聯網等現代信息科技作為技術基礎,在運營和發展的過程中,無處不體現“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互聯網精神。

    因此,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精神、互聯網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與延伸。在借鑒各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筆者認為,互聯網金融是指傳統金融機構或互聯網企業,秉承“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互聯網精神,運用互聯網技術特別是云計算、大數據、搜索引擎、社交網絡和移動支付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在資金融通和其他金融服務等領域進行系列創新的一種新興金融模式。

    二、互聯網金融風險簡述

    互聯網金融風險是指互聯網金融業務活動由于結果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而導致發生損失的可能性。傳統金融風險在融合互聯網技術性、虛擬性、開放性、共享性和創新性等特點后,形成新的風險體現。只有充分認識到風險所在,提示風險、控制風險、監管風險,互聯網金融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

    前面說過,互聯網金融具有強大的信息技術支撐,信息的傳遞打破時間地域的限制,然而高速高效的數據傳輸一方面提高金融產品供給速度,一方面也加快了金融風險的擴散速度,使對風險的控制的處理往往猝不及防?;ヂ摼W與傳統金融的深度合作、互聯網金融企業本身跨界混業經營使得互聯網金融在互聯網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機構間、互聯網金融業務種類間、國家間的風險相關性日益趨強,風險交叉傳染的概率大幅提高,風險傳染途徑更加多樣化,直接加劇、放大傳統金融風險的程度和范圍?;ヂ摼W金融的普惠性決定了消費者大多為金融長尾市場中的小微企業和普通民眾。由于長尾人群金融知識匱乏、風險意識薄弱且人數眾多,一旦發生互聯網金融風險,危害及影響遠遠大于傳統金融風險。除上述風險外,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監管更加困難。互聯網金融具有虛擬性和開放性,交易、支付、服務均在互聯網完成,產品與服務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交易時間短、速度快和頻率高;而且,混業經營模式是互聯網金融的一種常態。監管部門難以全面準確了解監管對象的實際情況,難以掌握可能發生的互聯網金融風險;互聯網金融混業經營模式則對以機構監管、分業監管為主的金融監管方式難以采取更多實質性防控措施,可能會導致“監管真空”現象,監管模式亟待進行創新。

    互聯網金融本質仍然是金融,仍然存在傳統金融面臨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聲譽風險等。如由于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互聯網金融交易系統與人民銀行征信系統沒有實現對接、互聯網金融機構之間也鮮有信息交換,互聯網金融機構較難對交易雙方的信用狀況進行準確評價,往往只能憑借自身的審核技術和策略,收集、分析交易主體的信用信息,作出有限的信用評價,使得信用風險增高。再如,由于互聯網金融企業操作流程設計漏洞、系統設計漏洞、內控缺失等,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員工違規操作、內部欺詐等,往往一個小小的操作失誤就會演變成巨大經濟損失。除了存在傳統金融業面臨的風險,互聯網金融還存在由于互聯網介入的新生風險,如由于互聯網金融平臺計算機網絡系統的技術支持缺陷或技術解決方案不成熟而引起交易主體資金損失,往往是真個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再如互聯網金融企業內控制度不健全、不注重客戶信息“傳輸、存儲、使用、銷毀”等環節上的安全保護,導致客戶信息被篡改、泄漏、盜用和濫用,給客戶帶來重大損失。

    三、互聯網金融各個業態的風險表現和監管環境

    目前,互聯網銀行、互聯網理財、第三方支付、P2P網絡借貸和眾籌這五種業態共同作為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業態表現形式。那么相對于傳統金融而言,互聯網金融剛剛興起,很多細節法律依據尚不明確,行業風險也主要集中在信用風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和聲譽風險等主要風險類型。值得注意的是,業態不同,其風險關注點與監管過程中顯現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即使各業態表現出相同的風險點,究其根源,其誘發因素往往也大相徑庭。

    信用風險表現為一方面當前國內信用環境不夠健全和信用數據不完整,利用大數據也很難解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對借款人風險測評出現偏頗,繼而埋下違約風險;另一方面,基于平臺自身項目審核和資金管理的信用風險,一旦平臺出現信用問題,投資人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障,該風險主要體現在P2P、眾籌和互聯網銀行。涉及法律風險的主要有P2P、第三方支付、眾籌和互聯網理財,具體表現為沉淀資金使用、資金存管風險、違規經營、超范圍經營以及低門檻、監管不足導致的洗錢詐騙問題,此外眾籌和P2P更易涉嫌非法集資問題?;ヂ摼W金融的便捷促使平臺更新與用戶操作相當頻繁,此時任何操作不當都會引發較嚴重的操作風險。操作風險一方面表現在缺乏充分的投資者教育,此外內部控制和操作程序的設計不當,也會造成投資者資金的直接損失和身份信息的泄露。主要在第三方支付和P2P中須格外關注。流動性風險是P2P、互聯網理財和互聯網銀行主要的風險管控點,表現為采用拆標形式進行期限錯配、保本保息承諾和集中兌付等引發的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主要表現在互聯網理財和互聯網銀行兩種金融業態中,由于利差收入仍為主要的利潤來源,所以市場風險主要表現為利率風險。技術風險是互聯網理財和互聯網銀行不可忽視但普遍存在的風險類型,其安全性很大程度取決于網絡平臺的IT技術,不然資金泄露、賬戶被盜等都可能由于技術上的漏洞而引起。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尤其是互聯網銀行缺少了以國有背景股東產生之聲譽而帶來的經營穩定性優勢,由此產生的聲譽風險主要體現在互聯網交易的虛擬性、開放性和民營投資的安全性。

    比較互聯網金融分業態下不同的監管環境,目前已納入監管體系、確定監管主體和擁有比較成熟的法律法規體系的業態有第三方支付、互聯網銀行和互聯網理財,同時監管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相對較不突出。但是P2P網絡借貸和眾籌均面臨法律定位不明、立法供給不足、監管主體缺失的現狀,風險監管問題較多,亟待解決。綜合互聯網金融各業態之監管環境,主要涉及法律地位不明、政府監管缺位、信息披露有限等方面。惟國家層面已充分意識到以上問題的急迫性和嚴重性,并已陸續出臺辦法,責令相關職能部門加強監管措施,互聯網金融全新的探索模式勢必成為金融創新的領頭羊。

    四、歐美互聯網金融風險防范和監管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歐美金融業的高度發達以及互聯網金融發展較早,已經實踐出一套相對較完善的風險防范體系和監管框架。從監管主體的不同維度分析,微觀層面表現為互聯網金融分業態下公司自身層面的風險控制,中觀維度表現為行業協會等自律組織對互聯網金融分業態的監管,宏觀維度表現為政府機構即國家層面的風險監管。通過各個層面的監管布控,各有側重、相互支持共同構成對互聯網金融完整嚴密的風險監管體系。從歐美實踐中的具體情況來看,企業自身的風控注重平臺的安全性和內部風險系統的測評定價,此外對于每一筆貸款的信息做到全面、真實、無偏差的披露。結合歐美經驗實踐,一方面我國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內部風控系統和網絡技術還需要加強修煉,另一方面國內尚無成熟全面的信用信息披露,互聯網金融機構也還沒有與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實現對接。中觀維度的行業協會等自律組織則通過制定行業標準、同業監督對其進行監管和指導。行業協會及時制定出相關業態的經營準則、具體細則和其他準則,要求協會成員必須遵循該自律性準則,彌補了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過程中法律法規暫時性的缺失,作為一種過渡性的準則有效防范了互聯網金融的信用、法律、操作等風險。相對微觀、中觀維度的風險防范,政府出臺法律法規具有真正的現實指導意義。目前互聯網金融分業態呈現出跨界、跨領域的混業經營特點,而我國實行的監管體系卻是分業監管模式,一定程度上勢必造成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缺失,而歐美實行功能化的監管模式,并非采取單一監管主體實行機構監管,有效解決了監管缺失引發的潛在風險。通過對歐美互聯網企業、行業和國家三個維度的分析,結合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特點,以期為我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五、對加強我國互聯網金融風險防范和監管的建議

    縱觀前述我國互聯網金融各分業態在急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風險類型以及所面臨監管環境中的種種問題,結合歐美國家經驗,總結出以下五個方面建議措施,分別為明確法律地位、構筑信用體系、發揮行業自律、保障投資者權益和實行功能監管,以期為我國互聯網金融健康持續發展提供借鑒與經驗。

    首先明確法律地位為防范互聯網金融風險提供了根本依據。雖然我國已陸續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劃分監管機構,但與發展迅速的互聯網金融相比未免力不從心,相關法規缺失和不健全的大環境造成本就發展迅速的互聯網金融企業野蠻生長,存在跨界經營、超范圍經營的潛在風險。我國可以一方面借鑒國外經驗,將互聯網金融分業態納入已有的法律框架、嚴格遵守現行法律法規,加快修訂現行法律法規,與之相契合,另一方面制定相關配套補充準則或制度。必須從法律層面上規范互聯網金融,使其法律地位、監管主體、經營范圍、經營資質明確化、標準化、制度化,也只有加大立法力度才能從根本上防范互聯網金融風險和整頓混亂、缺失的監管環境。

    第二,構筑信用體系為互聯網金融健康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互聯網金融的行業特性決定了需要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多渠道獲取信用信息來交叉評估交易的信用等級和計算交易成本,所以規范化、多元化作為信用信息的采集要件,這就倒逼我國首先規范、健全信用信息系統,保證采集信息的準確性、可靠性;其次完善多元化的信息采集渠道。除此之外,對于被采集者信息的保護以及對信息泄露者的懲戒都需要加大力度。

    第三,發揮行業自律是互聯網金融步入正軌的前提,也是對他律的有力補充。前提體現在只有建立健全且成熟的企業內控體系才能保障其平穩運行,通過貸前防范、貸中控制和貸后監管防范內控薄弱引發的操作風險、信用風險等運營風險;制定規范的風險管理流程避免各部門利益關聯,審批混亂等等。對他律的有力補充體現在相比外部監管,行業自律具有發現及時、作用明顯的優勢,并且通過行業協會迅速反應的特性及時制定準則、管理條例為法律法規的制定提供參考基礎。

    第2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在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雖然比銀行金融機構起步晚,發展時間相對要短得多,但是相較于銀行金融機構來說,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更加廣泛,經營方式也靈活多變,服務種類更加多樣,這些都是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優勢所在。雖然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我國發展時間不長,但是已經成為我國金融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進步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金融市場瞬息萬變,金融環境不斷在發展變化之中,相應地,金融管理手段不斷改革和更新。隨著金融市場改革的不斷向前推進,金融機構在迎來更多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更多、更大、更為復雜的金融風險。對此,無論是銀行金融機構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都應該對金融風險加強認識,重視防范,特別是對于非銀行金融機構,加大監管力度,努力防范金融風險,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實現良性發展的重中之重。

    1 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金融風險產生的原因

    金融環境的變化,金融市場的競爭也日益激烈,非銀行金融機構本身起步就比銀行金融機構要晚,正處在初級探索的發展階段,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實現良好的生存和發展,僅憑現有的規定業務和資金來源是遠遠不夠的。資金不足、周轉困難是大多數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問題,于是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開始違規經營,采取非規范的方式謀取資金,以保證機構的正常運營。雖然我國三令五申禁止違規經營,對非規范性獲取資金的方法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進行整頓,但是還是有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了保證資金運行的流暢而采取各種辦法從銀行金融機構獲得拆入資金。以1995年的回購證券為例,當初回購證券賣出額累計達到三千多億元,剩余金額近七百億元,同比利率遠遠高出國家規定利率。金融環境的變化,非銀行金融業的興起使回購業務在本質上發生了改變,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都出現了金融信用風險,累計拖欠額達到一百億元,而真正能做到如期準時交易的僅有近70億元。如果非?y行金融機構將這部分資金投入到自身的運營中,很難在短期內收回。而非銀行金融機構依靠這部分資金來進行違規經營更加大了金融風險產生概率,導致局面進一步惡化,最終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轉離不開資金,完整的資金鏈是機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是對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來說,過度追求利益的獲得,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期貨、股票等高風險的投資市場里,而在基礎產業和生產領域投入的資金過少,這樣一來資金周轉困難也是常態了。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了解決資金問題,就會采取非規范獲取資金的方式從非正規的渠道來獲取流轉資金。在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中,非正規獲取流動資金是導致金融風險產生的根源之一。

    2 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的金融風險

    (1)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在運用信用工具的過程中,對方因各方面原因導致最終無力對債務進行償還使信用工具的本金和收益可能受到的損失程度。從本質上來說,金融信用活動實際上就是建立在貨幣基礎上的信用活動,因此,對于銀行機構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來說,最主要的風險還是信用風險。對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信用風險表現為貸款率過高,回購業務的超期以及債券款的墊付等。

    (2)市場風險。金融市場是不斷變化的,信用工具市場的價格,比如匯率、利率、物價、股價等也是瞬息萬變,由此產生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在資產方面的危害性。

    (3)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非銀行金融機構現有金融資產的變現能力對機構本身所具有的支付水平和能力的影響??梢哉f,流動管理的核心內容在于力求以最低的成本投入最快速地獲取預期的資金。通常情況下,流動性和風險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流動性越低,相應地,面臨的金融風險就越大,由此帶來的無論是收益還是損失就越大。

    (4)操作風險。操作風險是指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日常運營操作中的失誤或違規而造成的違規事件或者不良事故而使機構利益、信譽或者信用形象受到損壞的風險。

    (5)結算風險。結算風險是指對方在過程中按約履行,但是在最終結算時因為某方面的困難而不能按期進行資金結算,由此給機構帶來的損失和不利影響。

    3 強化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加強金融風險防范

    3.1 信用風險的防范

    信用風險是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風險,也是最為常見的風險。要有效地防范信用風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對于交易對方的資信程度要詳細、充分地了解,包括對方經營管理層的基本信息和素質評價,是否有不良的信用記錄;對對方的資本狀況、經營情況、市場地位進行全面的考察和評價。即使是對于已經有過多次業務合作和往來的客戶也不可掉以輕心,定期對其資信做調查,及時了解對方的資信變動情況。第二,對信用限額進行合理的設置,對最高信用風險允許度進行評估,設置限額體系,一方面起到對信用風險的防范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信用風險集中的情況出現。第三,定期對授信執行情況進行考察和報告,對于信用度下降的客戶和信用工具要予以重視,加大關注力度,必要情況下可考慮終止交易,以達到防范信用風險的目的。

    3.2 市場風險的防范

    市場價格水平的變化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市場風險的防范要更加全面,從多方位、多角度加以考慮:第一,要對影響市場價格水平變化的主要因素重點觀察和分析,做出準確的判斷;第二,在風險限額體系中將市場風險的防范也納入其中,根據不同交易對象設置不同的最大限額;第三,根據價格變化對潛在的盈虧進行計算,估算損失,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第四,以市值為依據,估計市場風險度,及時采取應對措施預防風險。

    3.3 流動性風險的防范

    第一,對于流動性差的資產采取限額的方式進行控制;第二,必須具有一定比例的能夠快速變現的高質量資產,一旦機構在經營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流,可以作為后備力量為資金流動提供緩沖和保障;第三,保持較高的信譽度,維護融資渠道。

    3.4 操作風險的防范

    要有效防范操作風險,需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統,加強系統維護;第二,市場操作人員各自職責分明,分工明確,每筆交易詳細記錄,加強交易監控;第三,隨著交易效率的不斷提高,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假定“最壞情況”防范風險。

    3.5 結算風險的防范

    慎重選擇清算中介機構,選擇正確的清算方式。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充足的贏利資產以彌補由于結算風險而造成的損失。

    第3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目前,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正在迅速蔓延,全球金融秩序被打亂,世界經濟出現衰退,我國經濟也受到了較大沖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金融體系還處于成長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動、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都會給我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帶來巨大影響。由此,宏觀金融風險管理則成為國家關注的重大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使用宏觀金融工程理論和方法來解決金融安全問題,同時指導金融資源分配,促進經濟增長。

    宏觀金融工程是我們率先提出的概念。在國外,金融工程發端于微觀,主要研究金融資產定價。Black和Scholes在1973年提出了期權定價理論,Merton在公司金融背景下討論了期權定價的適用性問題。Leland和Rubinstein提出了動態套期保值策略,是較早討論“金融工程”概念的學者。Finnerty在1988年首次對金融工程進行定義,認為金融工程包括創新型金融工具與手段的設計、開發與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給予創造性的解決。在后續研究中,學術界開始考慮運用微觀金融工程的方法來解決宏觀金融問題。2007年,我們系統地闡述了宏觀金融工程的概念,構建了一個成形的理論框架,并將這種框架運用到國內外宏觀金融的系統分析中。宏觀金融工程是指通過金融工具與手段的創新設計與重新組合、金融結構的調整和金融制度的變革來解決宏觀金融問題。我們研究宏觀金融工程的目的,是要告訴世人金融工程不僅可以應用于微觀,而且可以應用于宏觀。我們將金融工程理解為一般金融工程,包括微觀金融工程和宏觀金融工程兩個方面。

    關于宏觀金融工程的相關理論和應用問題,我們進行了近5年的研究。首先,在查閱國內外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探討了宏觀金融工程的概念和基本框架。然后,運用資產負債表的方法,研究和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將國家從整體上看作一個企業,將各個行業和區域看作子公司。從結構和整體上編制出公共部門、金融部門、企業部門和家戶部門資產負債表。該表的編制,使宏觀金融研究具備了微觀分析基礎。接下來,我們運用期權定價理論和或有權益的分析方法研究和編制宏觀或有權益資產負債表。該表的編制,使宏觀資產負債表從歷史數據變成了反映當前市場變化的數據,使宏觀金融的靜態分析變成了動態分析。運用宏觀資產負債表和宏觀或有權益資產負債表的相關數據和指標,我們構建了宏觀金融風險的指標體系,并在宏觀壓力測試和蒙特卡羅模擬的基礎上,確定宏觀金融風險的安全區域。或有權益資產負債表的構建,使我們能夠較為客觀、科學地測度出宏觀資產的風險值(VaR),為我們構建宏觀經濟資本體系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我們不僅構建了該體系,而且還構建了包含宏觀風險指標的宏觀經濟考核體系,從而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與落實奠定了一個更為科學客觀的基礎。

    我們關于宏觀金融工程的研究得到了“教育部2007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重大項目(07JHQ0003)”的支持,目前已經完成了包括宏觀金融工程基本理論、國別風險分析、區域風險分析和產業風險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之約,我們選取了部分宏觀金融工程研究的成果出版。《金融部門系統性風險監管的若干思考》運用宏觀金融工程思想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理論分析,認為監管部門作為公共部門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主要是控制金融部門通過隱性擔保向公共部門傳遞的風險?!睹绹》康盅嘿J款企業風險問題研究》、《中國西部宏觀金融風險研究》、《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中國通信設備制造業金融風險研究》和《基于或有權益資產負債表的中國上市商業銀行風險分析》等4篇論文,將宏觀金融工程理論分別應用到國別、區域、產業和企業4個層面的風險分析中。在研究方法上,綜合運用了資產負債表方法、期權定價方法、蒙特卡羅模擬、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等現代金融分析技術,將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宏觀金融風險定量分析和控制體系。

    第4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一、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回避

    互聯網金融在運行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參與者數量非常大,并且還帶有十分明顯的公眾性,在運行中極其容易觸碰法律法規,甚至還會引起系統性的金融風險?,F階段,雖然我國的整個互聯網金融鏈條中的部分環節以及部分業態受到了一定的監管,然而從整體上看,整個互聯網金融仍舊處于無監管、無門檻以及無標準的狀態中。由于P2P等業務本身就具備民商法的合法性,在這里公法的介入是沒有必要的,在某些狀況下也是不合適介入。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業務本身同時還混合了許多其他的業務屬性,因此無法對互聯網金融本身的監管歸屬進行清晰的界定,因此,如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使其能夠對金融秩序以及金融穩定進行有效的維護,是互聯網金融在進行監管過程中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投資者、政府以及互聯網金融行業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對投資者來說,投資者需要使自身的投資管理水平以及風險意識得到一定的提高,認清互聯網金融的本質的真正內涵,在有了一定的認識后,不對企業所承諾的“零風險”或是固定收益率的宣傳盲目的輕信。在使用網絡時還要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使投資者的個人信息保護技能以及意識能夠得到相應的提高?,F階段,大多數從事互聯網金融行業中的人員本身并不具備較高的素質,大部分從事互聯網金融的行業的人員都不是金融專業的。因此,市場上具有大量的通過互聯網金融的名義從事詐欺的金融機構,對于這樣的金融機構有關部門一定要做到嚴懲不貸。

    同時,對于政府來說,需要政府中的有關部門對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進行一定的改變,樹立起新的金融監管過程中跨部門的監管機制。對于互聯網金融企業要從審批制變更為備案制,同時列出與之相應的負面清單,進而促進金融對內開放的速度加快,這就要求互聯網金融在運行過程中必須靠自己的實際能力來取信大眾。由此可見,互聯網金融若想取得一定的效益,就必須在金融服務以及相應的產品的創新上下功夫,使自身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以及產品可以滿足大眾在生活中對于金融的不同需求。在這里應該注意的是,政府在互聯網金融中起到的是引導性的作用,政府對互聯網的金融服務以及金融創新進行引導,使其能夠為我國的經濟轉型以及升級進行服務。

    對于互聯網金融行業來說,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需要加強整個行業的自律性,對于那些導致行業中出現惡性競爭并且對投資者的利益造成不同程度損害的市場主體要進行懲罰,進而形成本行業的懲罰機制。同時,還要使互聯網行業協會以及金融行業協會的不同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同時提倡互聯網金融行業能夠對本行業的競爭秩序加以維護,還要自覺地接受來自社會各界的監督與鞭策,對于風險進行自覺的防范與管控,對于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利益進行共同的維護,從而使它的競爭力以及影響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二、如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

    想要對互聯網金融進行有效的監管,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把互聯網金融歸納到現有的法律框架中來,對相關的法律規范進行強化,同時強調行業的自律。第二,可以使用的監管方法是強制性的信息披露以及注冊登記,將投資者與及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作為工作的重心。第三,發現問題的時候,涉及到哪一部門的監管職責就要由該監管機構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互聯網金融是一個新生的事物,所以,金融監管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應注意,要在總體上需要體現出一定的適應性、開放性以及包容性,另外,還要堅持規范與鼓勵并舉、防險與培育雙管齊下、整體的監管工作應由松到嚴的管理模式。與此同時,金融監管工作可以劃分成市場注冊、審慎、自律以及監督監管等幾個層次。

    一是加強信息披露,對市場的約束進行一定的強化。這里的信息披露指的是互聯網金融企業將自身在實際工作中所涉及的管理信息、經營信息、風險信息以及財務信息等告知股東與客戶。在現階段,能夠使互聯網金融行業中的透明度得到提升的重要手段是使風險信息以及財務數據的公開透明得以實現?;ヂ摼W金融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信息透明這一重要因素,對于互聯網金融來說,目前出現的問題以傳統金融信息的相關信息無法得到對稱為主,一旦互聯網金融的有關信息無法做到透明,那么互聯網金融就無法取得市場,也無法獲得更長遠的發展。

    二是加強對于消費者的教育以及保護情況。對于金融監管工作來說,強化對于消費者的保護情況不僅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目標,并且是大部分國家在互聯網金融監管工作中的重點內容。對于互聯網金融來說,只要消費者不會被不良商家的詐欺行為所欺騙,網絡上那些憑借互聯網金融的名義來實行詐騙行為的機構就不會有機會實行詐欺活動,也不會有市場。所以,在對互聯網的金融活動進行監管時要把加強有關消費者的安全教育工作置于首要位置上。

    三是加強對于消費者的信息安全的保護工作,注重對客戶的信息進行保密。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進行監管并嚴厲打擊。

    四是加強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交叉監管?;ヂ摼W金融跨行業、跨市場的特征比較明顯,加強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交叉監管,可以使消費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的維護。由于互聯網金融是新興事物,對于科技與新媒介的依賴性比較強,這在使新產品的協作互動能力得到增強的同時也使運行的成本降低,同時也使網絡風險對金融領域的滲透變得更加容易,這就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產生了嚴重的威脅,目前,互聯網金融的整體運行環境急需凈化,這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還需要工信部等部門發揮自身的作用,加強與金融主管部門的合作,實行交叉監管,可以通過頒布相關的法律法規等方式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進行切實的維護。

    五是建立統一的信用平臺。目前,在互聯網金融行業中,信用風險已經成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風險,對此,有關部門可以將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作為基礎,把互聯網金融平臺在運作中所產生的信用信息歸入到居民以及企業的信用信息數據庫的信息采集范圍中,建立起一個包括了信息披露系統、信用系統、登記注冊系統以及征信系統等對各個領域進行覆蓋的相關系統,方便消費者以及金鷹主題進行查詢,從而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而致使消費者以及相關的經營主體蒙受不應有的經濟損失。

    六是可以對互聯網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前置”。這里所說的“監管前置”,指的是將操作規則嚴格制定好后再對市場進行全面開放。我國可以對其他國家的先進的、有效的監管方法進行積極的借鑒,使我國的制度建設能夠得以完善。

    第5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一、引言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雖然與過去歷次危機有些不同,如濫觴于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一金融創新領域,但仍表現為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并且這次危機凸顯了系統性風險的巨大殺傷力而令世人側目,于是系統性風險成了國內外學者和監管者們的熱門話題。近十年來有關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也取得了積極的新進展,與傳統觀點相比,新觀點對于近年來的系統性風險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新觀點認為系統性風險的積累過程遠比引發危機的導火線更重要,而傳統觀點認為金融體系具有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并不存在系統性風險的積累過程;新觀點認為風險爆發始于金融機構持有共同的風險敞口,而傳統觀點認為風險爆發始于單個金融機構倒閉;新觀點認為系統性風險本身就是內生的,包括沖擊事件和擴散過程,而傳統觀點認為風險擴散機理是內生的,但初始沖擊是外生的;新觀點認為風險擴散通過多種渠道,如資產負債表效應、盯市計價的交易計價規則、心理的恐慌和信心的崩潰等,而傳統觀點認為風險擴散的核心通道是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高度關聯。

    基于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系統性風險認識,無論是G8、G20、金融穩定委員會亦或各界學者,普遍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安全。因此,Caruana(2010)將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表述為“通過控制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和順周期性來降低系統性風險”。雖然國內外學者從監管目標、監管主體、監管范圍、政策工具等方面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不同研究,但比較趨于一致的看法是,應該從兩個維度實施系統性風險監管。一是跨行業維度,關注單個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風險是在金融體系內的分布及其關聯性,進而針對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制定更高的監管標準,提高監管的覆蓋范圍等。二是時間維度,主要關注系統性風險如何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演進,即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問題。

    綜上所述,無論是系統性風險還是宏觀審慎監管的研究都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對于二者的結合研究更是甚少,本文更多地是從系統性風險的角度,理順以系統性風險為基礎的宏觀審慎監管的緣由、今后的發展趨勢等問題,以其拋磚引玉。

    二、系統性風險的新特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

    本次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合成謬誤”問題,即對所有金融主體安全和穩健的監管不能充分防范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保證金融系統的安全,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從微觀層面上看對單個金融機構是審慎理性的行為,但如果成為金融機構的一致行動,在宏觀層面反而可能引起巨大的風險,影響金融系統的安全;其二,在金融系統各組成部分的內在關聯性大大加強的條件下,如金融全球化條件下,風險的傳播將更加迅速并在全球漫延而難以監管。而這種系統性風險的新特征是和以下制度安排與金融機制有關的。

    (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制度安排

    1. 資本充足率的順周期性。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順周期性體現為:在經濟上行時放松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鼓勵銀行的信貸供給;在經濟下行時收緊,銀行要么減少信貸供給造成信用緊縮,要么“減價出售”(fire sale)資產,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這與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有關,因為資本充足率計算中的風險權重來自內部模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當經濟高速增長時,風險權重通常較低,資本充足率因而較高;而在經濟衰退時,風險權重通常較高,資本充足率則較低。因此,金融機構傾向于在好年景時提高杠桿率,而在年景不好時則降低杠桿率,從而促進了繁榮期的泡沫積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貸緊縮與資產拋售,導致周期性波動上升。

    2. 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的順周期性。公允價值被定義為一種資產或負債能夠與有意愿的交易對手以有序方式進行交易和清償的價格?,F有國際會計準則(IFRS)和公認會計準則(GAAP)兩種會計框架,都提供了分層次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層次1,在活躍市場有可觀察的價格,因而采用市價對資產和負債進行價值計量,也稱盯市原則或者按市值計價(mark to market);層次2,沒有活躍市場時可采用模型來估值,但需要輸入可觀察的參數,稱為按模型估值(mark to model);層次3,類似盯住模型的方法,用不可觀察的輸入參數和模型假設進行。GAAP和IFRS都要求對公允價值方法的運用、特定假設、風險暴露、敏感性進行披露。公允價值暴露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公允價值較之于歷史成本加劇了市場的波動。公允價值雖比歷史成本更能反映資產和負債的實時價值,但也加劇了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化,并通過公允價值計價工具的損益變動加大了收益的波動性。在此次危機中,各金融機構由于持有大量抵押類證券,按照公允價值計量便出現了大量未實現且未涉及現金流量的損失。這些損失僅具有會計意義,但這種天文數字的“賬面損失”卻會扭曲投資者的預期,形成了“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二是因缺乏在非活躍市場運用公允價值的指引而加劇了市場的動蕩。有序交易是公允價值運用的一個前提,可是在危機中,大量機構被迫變現資產,形成的價格并不符合公允價值的前提,而會計準則中又缺乏對此類情況的具體指引,使得會計主體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市場價格進行公允價值計量,進一步增加了“賬面損失”額,加劇了“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

    3. 貸款損失撥備的順周期性。Borio et al(2001)對1980年以來10個經合組織國家的研究表明,撥備與經濟周期表現出明顯的負相關性。會計準則中的撥備計提準則是導致其具有順周期性的主要原因。其原因是:會計準則要求基于事實依據和管理層判斷,確認貸款組合存在惡化時計提撥備,而不能以未發生的事項為依據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因此,銀行只能對引致損失(incurred loss),即由已經發生的損失事件等確切、客觀的證據表明未來可能發生并能有效估計的損失計提撥備,而這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在經濟上行時,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尚未完全體現出來,撥備計提就少。而在經濟下行時,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體現出來,應計提的撥備就多,但此時銀行的利潤和資本壓力很難為提高撥備留下足夠空間。危機發生后,經濟環境惡化,企業信用等級下降,相應的違約率增加,各金融機構根據現行的會計準則,大幅增提撥備,造成巨額的資產縮水。這些“賬面損失”不僅大大限制了銀行的放貸能力,也嚴重影響了投資者信心,致使危機進一步深化。

    4. 信用評級的順周期性。全球金融體系在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時高度依賴外部信用評級,但是信用評級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幾乎壟斷了全部重要的評級服務,且相關性較高,它們疊加在一起會產生強大的周期性力量。眾多市場參與者使用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并作為業務操作和內部考核的標尺,在機構層面便產生了大量的“羊群行為”。加之金融機構的內控系統及其同行人士和交易員在內部評價、風險控制中所使用的技術路線模型類似,在同一時間產生的方向性結果也類似,模型結果高度相關,這一切會使金融體系產生強烈的順周期性:資產價格繁榮和衰退的波動就會被加劇。此外,由于市場參與者行為的高度同步,從而產生了系統性風險。第二,由發行人付費的評級機構的經營模式使評級過程存在很多利益相關性(發行人還給評級機構支付產品結構設計方面的咨詢費用,從而產生更多的問題)。第三,與抵押貸款相關的結構性產品的評級模型也存在不少缺陷,在本輪由次貸問題引發的危機中,評級機構曾給予很多次貸類產品較高的評級,后來又在短期內大幅降低其評級而導致金融機構大規模減計資產。

    (二)金融創新讓場外交易系統性風險增大

    金融創新是金融體系的基石之一,是資本市場效率的生命之源。丹尼爾森、泰勒和齊格蘭德三人都認為,金融創新之一的對沖基金的操作可以提高市場效率,改善價格和增加消費者的選擇空間,還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沖擊(Danielsson,Taylor & Zigrand,2005)。例如:發生危機時,監管當局通常強制銀行遵守最低風險加權資本要求,導致其不得不放棄高風險投資,而不受監管的對沖基金則不受這些限制,因此可以在最需要的時候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但是,隨著金融機構之間競爭加劇,彼此間業務滲透和交叉越來越廣泛,金融產品的創新使得金融機構本身趨于同質化,這使得金融機構規避風險能力增強的同時,也帶來了評估和控制風險的挑戰。還有,CDO、CDS等金融創新產品屬場外交易,沒有交易場所,沒有集中的清算系統,也沒有信息披露,交易不透明,產品流動性差,交易者又按照各自不透明的數學模型來精算未來收益。在全社會信用履約率大面積、大幅度下降的時候,監管機構根本無從評估場外市場隱蔽的巨大系統性風險。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的案例就是一個警示。

    (三)金融市場同質化使金融市場動蕩加劇

    欲使金融市場維持穩定性和合理流動性的前提條件是:存在大量具有穩定預期且不同目標的市場參與者,也就是市場具有異質性。20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美國銀行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所規定的銀行業與其他金融服務業的分離,也就是說在金融領域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不同的金融機構擁有不同目標的市場參與者,但是在利潤的追求和金融創新的動力推動下,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試圖突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進入對方的傳統領域。1987年,美聯儲允許商業銀行承銷之前被禁止的證券種類,意味著分業經營的狀態已被打破,而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出臺,直接宣告了美國混業經營的開始。時至今日,全球混業經營已蔚然成風。混業經營意味著不同金融機構服務范圍和對象的趨同性,服務產品的一致性;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與國際化,使跨市場的關聯度急劇上升的同時,也為混業經營提供了便利,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同質性。此外,金融管理的職業化、監管規則的一致性、信息技術的發達性以及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依靠類似的計算機模型進行風險管理,都使金融市場的同質化趨勢加強。這種市場同質化的后果是,當所有金融機構都采取相似的方式來應對某種風險暴露,則風險敞口很難覆蓋,而且問題資產的流動性和融資性都會面臨著斷裂的風險,金融市場會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局面,這種現象通常稱為“擁擠交易”(crowded trade)。例如,某個金融機構的貸款和投資集中于房地產等特定行業時,一旦房地產行業受到外部沖擊,房價下跌,則該金融機構面臨巨大的風險暴露。如果多家金融機構都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和投資具有特殊的偏好,則整個金融體系都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故市場同質性一旦增強,尤其是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增多,必然增大系統性風險(李妍,2009)。

    上述研究表明,順周期機制、金融創新、金融同質化的加速和加劇,使得系統性風險的聯動性、廣泛性及災難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故著眼于單個金融主體安全和穩健的微觀審慎監管已遠遠不能保證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宏觀審慎監管理應成為金融監管領域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宏觀審慎政策工具

    當交易主體過多,產權不清晰時,稅收是解決負外部性內部化的有效方法,這即庇古稅的核心意義。在金融領域,如果讓其他金融機構和社會承擔問題金融機構外部成本,無疑會刺激風險承擔行為,誘發系統性危機。故金融風險的負外部性問題的關鍵是讓問題金融機構承擔其行為可能帶來的外部成本。所以,宏觀審慎政策旨在使金融機構行為的溢出成本內部化,抑制系統性風險承擔動機,進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監管思路的關鍵是要建立更強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主要包括:對銀行的資本要求、流動性、杠桿率、撥備規則、信用評級、會計標準,等等。

    (一)提高資本要求

    作為巴塞爾協議三大支柱和宏觀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在危機后,資本要求首當其沖地被加以改進。目前理論與實務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應當通過引入針對宏觀系統性風險的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資本要求,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期增加資本,建立資本緩沖,供其在經濟下滑、貸款損失增加時使用。引入逆周期資本要求主要基于以下考慮: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銀行信貸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放大作用,同時進一步抵銷新協議的順周期效應;二是緩解因金融失衡而形成的潛在系統性風險,降低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概率,從而在以新協議為主要內容的微觀審慎監管基礎上,增加一項宏觀審慎監管手段;三是在上行期比下行期更容易籌集資本,其成本也相對低(李文泓,2009)。

    不僅要提高資本數量,還需要強調提高資本質量。商業銀行的資本由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構成,不同層次的資本吸收風險的能力不一樣,吸收風險能力最強的是作為一級資本的普通股,而附屬資本吸收損失能力不足,此次危機充分暴露了這個問題。因此,要擴大核心資本的比重,提高普通股在總資本的比例。按照巴塞爾協議III,新資本要求分為以下五個層次:一是最低資本要求。最低標準仍為8%,但其中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從2%提高到4.5%,一級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滿足一級資本定義的工具)由4%提高到6%。二是資本留存緩沖。在最低資本要求基礎上,銀行應保留2.5%的普通股資本留存緩沖(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使普通股資本加上留存資本緩沖達到7%,以更好地應對經濟和金融沖擊。三是逆周期資本緩沖。各國可依據自身情況要求增加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由普通股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損失的資本構成)。主要是根據信用 / GDP偏離其趨勢值的程度進行測算。四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SIFIs)額外資本要求。SIFIs應在上述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吸收損失能力,方式之一就是增加額外資本要求。五是應急資本機制。在銀行陷入經營困境時,自救債券可部分或全部按事先約定條款自動削債或直接轉換為普通股,以減少銀行的債務負擔,增強資本實力,幫助其恢復正常經營。應急可轉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s簡稱Cocos)是應急資本機制的核心。當銀行資本低于某一最低要求的時候,要求Cocos強制性轉化為普通股(周小川,2010)。

    (二)控制杠桿率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引入了全球一致的杠桿率要求,來作為資本充足率要求的補充。杠桿率是兼具微觀審慎和宏觀審慎的政策工具,被定義為資本與總資產的比率或者這一比率的倒數,其特點是簡單、透明、不具有風險敏感性。使用補充性杠桿率要求,有助于控制金融體系中杠桿率過高問題。在微觀審慎層面,杠桿率指標所要求的銀行風險暴露不經風險調整,將其納入巴塞爾協議III第一支柱,可以彌補內部評級法下風險權重的順周期效應,形成更有效的資本約束。在宏觀審慎層面,可以防止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過度擴張和過度承擔風險,控制金融體系杠桿程度的非理性增長和系統性風險的不斷積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金融機構的過度投機和高杠桿率既是系統性風險不斷增加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系統性風險發生的重要原因),還可以為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設置一個資本下限,這樣即便具有風險敏感性的資本要求大幅度降低,整個金融體系也能保持一定水平的合格資本。G20(2009)在2009年倫敦金融峰會后的《加強監管和提高透明度》報告中,將杠桿率作為實施宏觀審慎監管和降低新協議順周期性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

    (三)解決流動性錯配

    Basel Committee(2009)引入了兩個流動性指標,以推動銀行改進流動性風險管理,提高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第一個是流動性覆蓋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簡稱LCR),主要用來衡量銀行短期流動性水平,其核心是測算各項負債的凈現金流出與各項資產的凈現金流入之間的差額,目標是保證銀行有充足的流動性資產來應對短期流動性沖擊。第二個是凈穩定融資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簡稱NSFR),為可用的穩定融資金額與要求的穩定融資金額之比。其中可用的穩定融資包括四項:一是資本;二是期限在1年以上的優先股;三是有效期限在1年以上的負債;四是活期或剩余期限在1年內的定期存款中預期在壓力情景下不會被從銀行中提走的部分。具體計算時,前三項的權重是100%,第四項可為50%、70%或85%。要求的穩定融資涵蓋全部表內和表外資本,計算時應根據資產的期限和風險水平賦予相應權重,期限越長或風險越高,權重越大。NSFR作為LCR的補充,其目的是測算銀行負債和權益類業務提供的資金是否能滿足資產類業務的長期資金需要,用以解決更長期的流動性錯配問題,鼓勵銀行使用更加穩定、持久和結構化的資金來源。

    (四)提取適時撥備

    雖然對撥備的規則還未正式出臺,但圍繞動態撥備、前瞻性撥備已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經驗交流,并明確了原則上應采取“向前看”的預期損失撥備制度。按照西班牙2005年以來采用的動態撥備計算公式,如下:

    動態撥備=α×Ct+β×Ct-專項準備

    其中,Ct為貸款余額,α為跨周期的貸款損失率,α×Ct類似于傳統意義上的一般準備,β為長期平均損失率,β×Ct為長期平均準備專項,專項準備即為根據會計準則扣除的專項準備。α、β可以采用內部模型法或標準法來確定。當經濟處于上行期時,根據會計準則計提的專項準備通常較少,公式表明,銀行需要增加動態撥備,相當于從當前利潤中為未來經濟衰退期的損失預提撥備,有利于抑制銀行的信貸擴張行為,緩解經濟過熱。當經濟進入衰退期時,專項準備大幅上升,動態撥備相應下降,甚至為負。雖然動態撥備和專項準備會隨著經濟周期而波動,但每年計提的總撥備等于α×Ct+β×Ct,其波動性大幅減小,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緩解作用。盡管這種監管工具已經提出來并在實踐中,但要普遍實施這種撥備,還存在一些困難。其一是它與會計準則的基本原則有沖突,會計準則要求客觀、真實地反映財務狀況,只對既有的已發生或者有確切證據表明可能發生損失的貸款計提撥備,如對未發生的損失計提撥備,會影響財務報表的真實性;其二是撥備計提帶有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可能給銀行創造認為平滑或操縱利潤的機會,影響投資者對銀行真實狀況的判斷。

    針對第一個問題,中國銀監會財會部動態撥備課題組(2011)提出的可變通動態撥備計入成本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式。其思路是:首次計提動態撥備應從所有者權益項下的未分配利潤中提取,并在所有者權益項下設置“動態撥備”科目反映余額情況;以后各期動態撥備調整變化在利潤表中反映,設置動態撥備后利潤反映動態撥備計提對當期利潤影響,從而使動態撥備既平滑了商業銀行各期的利潤水平,也調節了過高的股東收益率。針對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可實行“規則”與“監管”有機結合的思路。其實動態撥備既是監管問題,又是會計問題,牽涉到制度設計中監管要求與會計規則的兼容問題和導向問題。規則導向的撥備制度是將動態撥備視為會計政策,對撥備計提的范圍、標準做出詳盡的規定,在規則作用下自發進行動態調整;監管導向的撥備制度是將動態撥備視為一項監管要求,銀行仍然按照會計準則提取減值準備,但監管部門會對撥備情況進行檢查和認定減值準備是否達到動態撥備的要求。單獨實行規則導向則靈活性不強,單獨實行監管導向則對監管要求過高。而“規則”與“監管”有機結合的思路,就是以規則導向的動態撥備制度為主,同時保留監管部門在經濟處于特殊情況時采取“相機抉擇”方式予以處理的權力,這既可發揮規則導向的信息更加透明、易于銀行操作和便于市場解讀的優點,也可發揮監管導向擁有足夠的靈活性的優點。

    (五)信用評級機構的改革和監管

    信用評級機構的改革有幾個方向,其一是減少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市場對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其二是證券發行人應全面、及時披露有關信息,使投資者能獨立作出投資判斷并評估證券的信用風險;其三是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發達國家主要通過進一步完善信用評級行業立法對信用評級機構實施監管,立法內容主要集中在資質認可、評級執業行為規范、利益沖突監管、信息披露和保密要求等方面,確保其有穩健的政策和措施。而對于內部評級法的順周期性,BIS(2009)等提出在監管資本計算公式的輸入端建立緩釋機制,即采用跨周期法來計算PD、LGD、EAD等參數;在資本監管計算公式的輸出端建立緩釋機制,即通過緩釋參數對監管資本的計算結果進行修正。

    (六)完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

    盡管對于公允價值準則的順周期性人們有目共睹,公允價值目前依然是最恰當的資產計價方式。緩解公允價值順周期的重點在于對其具體運用進行改進和完善。首先,進一步明確在不活躍市場運用公允價值準則的指引,特別是明確對流動性不足的復雜金融產品的估值方法。因為會計準則中缺乏對市場強制價格和有序交易的明確定義,使得會計主體不得不按照極低的市場價格對復雜機構性產品進行公允價值及計量,結果加劇了賬面損失,也加劇了市場跌勢。其次,恰當、合理地使用公允價值。因為交易不活躍的金融工具需要參考同類產品或運用模型進行估值,使得公允價值有較強的主觀色彩,而估值模型假設前提和參數的可靠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允價值準確性。再次,對使用公允價值存在困難的金融工具進行估值調整或估值儲備。對于使用公允價值計價難度大、估值不確定性高的金融工具,特別是處于第二三層次的金融工具,可以考慮通過建立估值調整或估值儲備的方式,把估值過程與收入、利潤確認的聯系弱化,從而避免初期表現為利潤但事后證明是高估的公允價值,影響到收入和利潤,造成對利潤的高估。

    四、金融監管新趨勢:宏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與國際監管的合作

    (一)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

    雖然這次危機表明,僅憑微觀審慎監管難以實現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監管當局有必要從經濟活動、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行為之間相互關聯的角度,在宏觀上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審慎監管,但我們認為,如果偏廢則過猶不及,而應該將二者結合起來。

    首先需要明確微觀和宏觀審慎監管各自不同的定位和區別。微觀審慎監管針對的是個體風險,而宏觀審慎監管針對的是系統性風險。早在2000年Andrew Crockett(2000)就指出,“微觀和宏觀審慎性監管的最大差別在于影響經濟的方式和實現的目標不同,與實現這些目標所使用的工具無關。”他認為微觀審慎監管排除了在個體理性前提下的集體不理性的可能,還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應關注的兩個方面及其不同的政策:一是風險如何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變(即后來所說的“時間維度”),對此應建立逆周期的資本緩沖機制;二是風險在金融體系內部在任何時點是如何分布的(即后來的“橫截面維度”),要關注系統內具有相似風險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在此以后,巴塞爾委員會的博利奧對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進行了較詳細的比較(Claudio Boria,2007),如表1所示。

    實質上,微觀審慎監管是基礎,宏觀審慎監管是保障,離開任何一方都難以確保實現金融體系穩定。具體而言,在強調宏觀審慎監管的同時也不可忽略了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關注單個金融機構的基礎上,樹立掌控全局的意識,在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在對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的時候,要盡量發揮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的互補作用,緩解二者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需要對金融監管的長、短期目標進行協調,更需要對不同類型的銀行、不同區域的金融機構實行多樣化監管。因此,我們應該在更廣闊的視角下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而國際合作監管是宏觀審慎監管的長期追求。

    (二)國際合作監管的必要與困境

    隨著世界各國、各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協調、相互滲透和擴張、相互競爭和制約已發展到相當水平,進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個聯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體,金融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金融全球化的條件決定了金融監管是一個宏觀的國際性問題,而不僅僅是簡單的一國問題,因此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本是題中之義。但是,每個國家的金融法規、監管機構的監管理念、對存款人和投資者的保護原則卻存在差異,混業經營的模式不斷擴大了監管范圍,從而使得金融市場發展的全球化與監管水平的本地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國際監管者所面臨的許多挑戰單靠某個委員會的一己之力已經無力解決。

    有經濟學家表示,應建立“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旨在確保救市參與者和各國監管機構集中注意力,緊跟經濟危機復雜且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推動信息共享、加強彼此交流,提高政府間協商決策的效率(方家喜,2009)。也有人主張加強國際金融機構的權威,比如設立一個“世界金融監管局”。但目前把涉及各國主權的金融監管權力集中起來還為時過早,而且鑒于目前大規模的變革很難實現,也沒有跡象表明業內對于改革國際監管架構逐漸形成共識。因此,時至今日,不論是國際監管組織,還是區域合作組織,所展開的國際監管合作都僅限于監管原則、監管理念和技術性的探討,沒有任何一個權威組織具備實際跨境性的監管職能,我們仍缺乏一個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續性基礎上的全球溝通機制。

    如果說當前在金融全球化作為一種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金融聯系日益緊密的現象已成為事實,那么提供金融全球化制度保證的金融一體化卻還處于萌芽狀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展之所以大大滯后,主要是因為世界各國情況千差萬別,各國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都要極力維護、擴大各自的利益份額。要找到各國利益的共同點或“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契約、建立全球一體化組織,實非易事。即使各國間達成某種契約和建立起某種組織,仍然免不了矛盾斗爭和利害沖突。

    阻礙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根本矛盾實質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發達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很高,生產社會化已經達到全球化的高度,但是生產關系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這個矛盾表現在:(1)各企業特別是各大跨國企業內部的組織極其嚴密,管理高度科學化,但世界市場仍然是無序的,世界經濟充滿混亂和動蕩;(2)各國經濟是有一定計劃的,但世界經濟則基本上是無計劃的;(3)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發展不平衡使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激化;(4)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由于水平的巨大差距,由于不合理、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存在,而存在著根本的矛盾;(5)生產能力無限擴大的傾向和世界市場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周期性的經濟衰退和危機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必將逐步加強,從而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也將愈益強烈,一體化已經是大勢所趨。但是由于上述種種矛盾,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展必然是艱難和迂回曲折的。

    五、結論與啟示

    雖然中國在這一輪危機中并未實質受損,但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不存在缺陷和漏洞,而且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與宏觀經濟政策有更為直接和密切的關系,因此,總結這次危機的教訓,引出有益的結論和啟示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完善逆周期的貨幣信貸動態調控機制,促進金融機構的安全運行。在我國,信貸仍是最重要的貨幣投放方式,信貸波動是銀行順周期性的主要表現,也是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重要來源。因此,人民銀行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更科學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調控方式、方法,加大政策取向的靈活性和針對性,進行適時、靈活的逆風向調控,在支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促進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

    2. 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提高監管的動態適應能力。人民銀行作為維護我國金融穩定職能的法定承擔者,應借鑒國際經驗,除需要加強對金融機構之間或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潛在連鎖效應分析,對微觀審慎監管的風險管理手法及其演變、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杠桿水平及金融市場或金融產品的變化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作出評估外,還需要更多地關注宏觀經濟金融發展中可能出現的過大波動對我國金融穩定的影響,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以降低金融體系和監管中存在的順周期和系統性風險(陳志強,2011)。中國銀監會2011年10月12日就《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公開征求意見。《辦法》引入了巴塞爾委員會《計量標準》中的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例,要求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例不低于100%。這對加強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管理和監管,對于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安全穩健運行,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宏觀審慎監管的良好施行。

    第6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關鍵詞:衍生金融工具;風險分析;新企業會計準則;會計監督;會計管理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分析

    衍生金融工具如同一把雙刃劍,在規避風險的同時又不斷地誘發新的風險。從不同角度,可以對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進行分類。按風險影響的對象,可以分為宏觀風險和微觀風險;按風險源自的市場,可分為外在風險和內在風險;按風險覆蓋范圍,可分為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按市場主體對風險的控制力,可分為主觀風險和客觀風險等。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發表的權威性論述,衍生金融工具涉及的風險有以下幾類。

    (一)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指市場價格變動或交易者都不能及時以公允價值的價格出售衍生金融工具而帶來的風險,包括價格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通過預測價格變動到某一價位的概率,可以比較不同的風險。市場風險是最普遍的風險,它存在于各種衍生金融工具之中。其原因在于:每一種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都以這種基礎金融產品價格變化的預測為基礎,當實際價格的變化方向或波動幅度與交易商的預測出現差異時,會隨之帶來市場風險。

    (二)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是指因交易的一方不能履行合同規定的責任和義務而給另一方帶來的風險。在場內交易中,由于交易所對于交易行為有嚴格的履約、對沖、保證制度約束,因而一般不存在信用風險。在場外交易市場中,由于沒有嚴格的制度約束,發生信用風險的可能性較大。信用風險分為對手風險和發行者風險兩種。

    (三)營運風險

    營運風險是指因人為因素或交易、清算系統故障而造成失誤和蒙受虧損的風險,這些失誤本質上均屬于管理問題。這種由于企業內部管理失誤、人為錯誤等原因而帶來的損失,包括經營管理上的漏洞,使交易人員在交易決策出現故意的錯誤或非故意的失誤,給企業帶來損失的風險。

    (四)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指因合約在法律上的缺陷或無法履行導致損失的風險。法律風險的形成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約文件不充分,交易對手沒有法律授權或超越權限,或合約不符合某些法律規定,法院依據有關規定宣布衍生金融工具合約無效;二是交易對方因破產等原因不具有清償能力,對破產方未清償合約不能依法進行對沖平倉,從而加大風險導致損失。

    二、衍生金融工具風險的一般特征

    信息不對稱是衍生金融工具風險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各種衍生金融工具風險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從一般意義上講,衍生金融工具風險都具有虛擬性、契約性、杠桿性、突發性等特征。

    (一)虛擬性

    衍生金融工具是虛擬資本,具有虛擬性。其虛擬性表現在:一方面它通過資本集中和資本集聚的方式實現資本的規?;蜕鐣?,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它又有與實體經濟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和運行規則。衍生金融工具的雙重虛擬性使之較基礎金融工具而言更不受真實資本運行的市場約束,從而更加遠離實體經濟運行。這就導致部分貨幣資本停留在這種能夠生息的有價證券上以獲取風險利潤,使交易往往表現為純粹的資金博弈。

    (二)契約性

    衍生金融工具還具有契約性。衍生金融工具的契約性是指衍生金融工具是交易雙方簽訂的一種信用合約。由于交易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有可能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使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利益受損。金融衍生交易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使資源的配置偏離帕累托最優,從而加劇金融市場的風險程度,促進經濟的泡沫化。

    (三)杠桿性

    衍生金融市場的規模大大超過原生市場,甚至遠遠脫離原生市場,其風險在原生金融工具上有了急劇地放大。衍生金融產品交易要求的初始凈投資額很少,因而參與者只需少量保證金,就能進行巨額交易,猶如“四兩撥千斤”。也就是說,保值者可以用較少的資金為龐大的金融資產找到避險港灣,投機者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取巨額收益。同時,這種“以小搏大”的杠桿式交易機制也加劇了交易風險。

    (四)突發性

    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是一種未來不確定的交易。其風險的突發性正是源于此。與傳統金融交易不同,衍生金融交易在發生之初只是對未來的權利和義務做出約定,合約的訂立和資產的實際交割是分離的,市場交易正是基于對簽約到實際履約這一期間的市場行情做出判斷。但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市場價格波動的隨機性、金融市場高度敏感性特點,再高明的投資者也難確保其判斷的正確性。在這一期間,任何突發性的經濟、社會、政治、心理等因素都可能引發市場行情的改變,因而風險事件的發生時間與影響程度都是不確定的。衍生金融工具風險的突發性還源于傳統會計核算模式跟不上現代金融交易的發展,使市場的透明度較差,監管者無法對交易過程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

    三、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下的會計監督與管理

    財政部2006年公布的四項金融工具會計準則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的有關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實現了有效銜接,也充分考慮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國情,為國內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目前企業涉及金融工具業務的會計處理提供了完整的指引。衍生金融工具在會計上出現的表外業務表內化的重大改變,有利于及時、充分反映企業的衍生金融工具業務所隱含的風險及其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影響,也有利于企業加強其對衍生金融工具業務的會計監督與會計管理。

    (一)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下的會計監督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風險性,業務表外化、杠桿性能等特征,這給它的會計監督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為適應衍生金融工具廣泛運用的現實狀況,本文認為,對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下的會計監督可以從事前、事中、事后三個方面來考慮。

    1、事前的會計監督。事前的會計監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未實施交易之前進行監督。它主要包括:是否確立了風險管理的原則,如分散風險原則、限制風險原則等;是否及時收集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相關的歷史、現在的資料,是否根據這些資料進行了科學決策;是否建立起完善的預警指標體系,如現金流量狀況、交易量的上限、當日頭寸的數量上限以及緊急情況下的救急計劃;是否建立了全新的報告體系,從而將表外業務納入監督體系。例如:是否按準則的規定將表外業務表內化或是提供特殊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報表及揭示。

    2、事中的會計監督。事中的會計監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實施交易之時,對全過程進行監督與檢查。如果說事前的會計監督工作是基礎性的準備工作的話,那么,事中的會計監督則是核心,這個核心部分的工作包括:檢查交易中是否貫徹所設立的原則,如:是否按分散風險原則進行多元化組合(品種、期限等)投資或交易,是否按限制風險原則將風險限制在一定的限度,是否按內部控制原則實行部門分工(交易部門和清算部門分離)和部門間的相互核對和監督;檢查交易中的有關指標是否達到預警指標體系的要求,如現金流量總額限制量、交易量的限額(包括對外往來交易和對內交易額)、敞口頭寸限額等。若現實交易量將接近這些指標,應予以警示或停止交易;檢查每筆交易是否都經授權以及是否經不同級次授權,檢查每筆交易是否及時報告,重大事項是否共同決策,檢查每項合約的法律效力等。

    3、事后的會計監督。事后的會計監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實施交易以后,從會計角度對交易事項進行及時的記錄與管理。它包括:是否及時地反映在會計報告中,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單項報表及其他關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重大事項的會計揭示和說明。建立對上報的會計報表或報告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活動進行審計的審計報告制度。在審計過程中,主要檢查每筆交易的合法性、合規性和合理性,檢查內部控制制度的執行情況,檢查交易活動有無重大舞弊行為等,并將審計結果及時傳送到決策層。

    (二)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下的會計管理

    1、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確認和會計計量。要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及其風險進行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向投資者及其他報告使用者充分及時地提供企業進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存在的風險及對企業的影響等信息,必須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納入會計核算的范圍內,如何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潛在的損失或收益進行確認并予以量化是衍生金融工具風險管理的重要內容。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在會計確認方面,與傳統會計相比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確認有其特殊性。衍生金融工具雖然也為企業所控制,但合約所體現的交易并未實際發生款項的收付,合約雙方只是享受某種權力或承擔某種義務,因此要對衍生金融工具進行會計確認,需要繞開過去交易事項的約束,立足于未來的經濟利益和損失。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數是待執行合約,它體現的是“或有索取權”,衍生金融工具不僅僅以交易發生的時間為確認標準,除了和約締結時需要確認以外,還將存在著再確認和終止確認,因此在確認標準和確認時間上也要慎重其事。在會計計量方面,應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可以反映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金融工具影響的市場估計,公允價值的變化反映經濟環境的變化,在相同市場、或具有相同負債的信貸標準等條件,擁有資產或負債的特定企業,其公允價值是相同的。此外,公允價值在不同企業、不同年份中保持一致性,在任何計量日是可比的,因此公允價值代表一種不存偏見的計量。

    2、衍生金融工具的會計列報與信息披露。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信息應通過表內列報和附注中披露兩種方式,以向投資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相關信息。上述對衍生金融工具進行確認和計量的內容都需依照《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的有關規定在會計報表中反映出來。包括繳納的保證金、支出的期權費等簽約時實際發生的各項開支;合同金額,衍生金融工具報告日的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和損失,以及終止確認或部分終止確認在會計報表中的反映。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錯綜復雜,而且更復雜的工具還在不斷創新之中,因此,光靠表內用抽象的貨幣量化的信息無法滿足信息使用者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情況的了解。因此,還必須通過報表附注或補充資料進行表外披露。新會計準則對金融工具的披露做了詳細的規定,披露的內容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類別和性質、進行會計確認和計量的政策、套期保值及有效性評價、未來風險預測(包括市場風險、信息風險、流動風險、結算風險等)及管理當局的風險控制政策等。例如企業應當將衍生工具區分為交易類和套期工具類對它們的性質、合同金額或名義金額;到期日、失效日或合同執行日以及期末公允價值進行披露;企業應當將其金融風險管理的目標和政策進行披露;企業應當就現金流量套期進行發生的期間,以及預期計入當期損益的時間、套期工具利得或損失有關的信息的披露;企業應當就公允價值套期披露本期發生的套期工具利得或損失,以及被套期風險引起的被套期項目利得或損失。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信息應該將表內列報和附注中披露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說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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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本文采用多變量的DCC-MVGARCH(1,1)模型來考察不同市態下我國股市、債市以及匯市三者間的動態相關及其波動的溢出效應。DCC-GARCH模型是Engle等(2002)提出的,該模型不但能克服以往多元GARCH模型不足,有著良好計算優勢,且能研究在不同時期的市場信息等因素影響下,多種金融資產之間的動態相關特征。其基本設定形式如下: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及描述性統計本文分別選取上證綜指、中國國債總指數以及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的對數收益率(分別表示為:R1、R2、R3,且Ri=ln(當天指數收盤價/前一日指數收盤價),i=1、2、3)來表征我國股市、債市和匯市的價格變動情況。其中上證綜指數據取自wind數據庫,中債總指數據取自中國債券信息網。為了與股市和匯市所代表序列相一致并能更好地體現人民幣的對外價值與相對購買力,因而本文選取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作比,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庫。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象征,我國股市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后迎來一輪牛市上漲行情,上證綜指于2007年10月16日報收6124的歷史高位后狂跌至2008年10月28日的1664點,之后,上證指數大多位于2000-3000點間振蕩。為了研究在不同市態下我國股市、債市、匯市的價格互動的異化現象,本文將樣本區間劃分為:階段一(牛市),2005年7月22日-2007年10月16日;階段二(熊市),2007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28日;階段三(振蕩市),2008年10月29日-2013年1月10日。各階段模型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均值與標準差的檢驗結果可知,債市與匯市波動要遠小于股市波動,且由股市收益率均值可見,階段一股市普遍處上漲態勢,而階段二則大部分處下跌趨勢。偏度與峰度的檢驗結果均表明三個變量不符合正態分布的特征,這也可從JB統計量看出。另外由Q統計量可知各變量都存在一定的自相關性,且ADF檢驗的結果表明各變量均為平穩序列。

    (二)模型參數估計結果基于DCC-MVGARCH(1,1)模型分別對三個階段我國股市、債市及匯市的相關性及波動溢出效應進行檢驗。波動溢出效應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三個不同市態下的股市、債市及匯市間的動態相關性如圖1、2、3所示。從表2可知,各階段βi(i=1、2、3)均在1%水平上顯著,且各αii,t(i=1、2、3)也較為顯著,這些都表明股市、債市及匯市均存在ARCH效應,即方差時變與波動持續性。就第一階段(牛市)中αij(i,j=1,2,3;i≠j)的估計結果而言,該期間股市與債市的雙向波動溢出效應較為明顯(α12、α21均顯著);股市的波動增加會促進債市的波動(見α12),可能的原因是股市的波動意味著市場風險增大,導致資金在市場間的轉移。而牛市下并不存在匯市對股市的波動溢出效應,僅對其自身與債市有一定的影響,這與第二、三階段的檢驗結果一致,即不同市態下均存在匯市對債市的溢出,且振蕩市情形下還存在匯市與債市的雙向溢出效應。綜合第三階段振蕩市態下的情形以及α13、α31的大小可見,相對而言匯市對股市的波動溢出效應要更顯著,也更強于股市對匯市的溢出,這與高海霞等(2007)的研究結論一致。這或是由于相對于股市所傳遞出的信息,匯市的波動更為關注債市傳遞的市場利率信息(這也有賴于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理論)、貨幣供應以及對外貿易等。綜合三個階段的結果可知,除階段一外,其余時期α12、α21均不顯著,即股市與債市間波動溢出效應并不很顯著(這與王璐等(2009)、王斌會等(2010)的結論一致),二者間的價格傳遞效應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債市仍存在較嚴重的市場分割現象(分別存在交易所及銀行間市場,兩市的交易主體及品種等方面有較大差異)以及流動性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債市的信息反映不如市場流通及有效性較高的股市。綜合圖1、2、3可知,三市場間動態相關性存在較大波動,且大小形成鮮明對比。牛市期間三對相關性由大到小排序為:股市與債市、債市與匯市、股市與匯市;熊市期間相關性排序為:股市與匯市、股市與債市、債市與匯市;振蕩市態下相關性排序為:債市與匯市、股市與債市、股市與匯市。這是因為對處于第一階段及之后的第二階段,人民幣剛經歷匯改,形成了較明顯的升值態勢,因而該階段人民幣匯率收益率普遍為負,而股市收益率在牛市期間普遍為正,熊市期間普遍為負,債市指數的收益率則較為穩定。所以,牛市期間,股市與匯市收益為負相關,而熊市期間,股市與匯市收益相關性從三者間最小一躍成為最大。相對而言,牛市期間,股市與債市的相關性稍好(大部分介于0-0.2之間),而在熊市與振蕩市情形下,二者動態相關性較弱,這是由于經歷2007年的通脹年后,債市行情在第二階段處于大起大落態勢,因而與股市相關性較差,且方向不一致。同時,在振蕩市態下債市與匯市間的相關性最高,且呈現一定的正相關。這或是由于振蕩市態下股市波動較大,且收益方向不一致,而匯市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2010重啟匯改后依然表現出升值的趨勢,且該階段債市的波動相對小于前兩期,因而該階段債市與匯市的相關性更強。

    (三)風險傳染的異化分析———考慮市場間溢出效應與否的比較基于DCC-GARCH模型分別對不同市態下的我國股市、債市、匯市三個金融市場間的風險傳染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果如表3、4、5所示。其中,表3給出的是基于DCC-GARCH模型得出的條件方差求得的單市場VaR值,失效天數為當天實際收益率超出所預測的收益率VaR區間的天數總和,失效率為失效天數與樣本觀察期的比;LR統計量及其p值是檢驗模型擬合優度及有效性的回測檢驗(Kupiec,1995)。表4給出的則是不考慮其他市場波動影響下的獨立方程所測得的單市場VaR值。由表3可知,在95%和99%的置信度下,股票、國債及匯市的指數收益率的VaR失效率幾乎都小于給定的失效率,同時LR統計量也顯示所測得的結果除了振動市95%置信水平下的匯市收益率風險值存在一定的高估外,其余都拒絕了顯著異于給定置信度的原假設,說明DCC-GARCH模型給出的擬合結果較為合理,而不考慮其他市場波動影響的單方程模型給出的結果大部分顯著異于所設定的置信水平,說明模型可靠性較差。可見,由于考慮了其他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基于DCC-GARCH模型所測得的VaR值均要大于單方程所測得的VaR值,即不考慮其他市場波動影響會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低估。同時也側面反映出,不考慮其他市場波動影響,三個市場能接受較低的損失收益率;其余相關金融市場波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單市場的風險,即存在市場間的風險傳染現象,應引起投資組合風險管理的重視。

    相較而言,在不同市態下股市的市場波動都要明顯高于債市與匯市,這也可從標準差看出;同時熊市下的三個市場波動要高于牛市情形。就擬合效果和失效率的情形而言,牛市與熊市下模型測度的效果好于振蕩市的情形,這說明當市場趨勢性明顯的情況下,模型跟蹤效果較優;而趨勢不明朗的情形,模型擬合效果較差。為分析投資組合的風險管理問題及多市場間的風險傳染,進一步計算三個市場的組合VaR,結果如表5和圖4所示,其中,DCC:95%指的是基于DCC-GARCH模型所測得的條件方差-協方差陣根據相應權重計算而來的95%置信水平下的組合VaR值(圖4中S、X分別指上下區間);SWA:95%指的是將表4中未考慮其他市場波動影響下的單方程所測得的三個金融市場的VaR值進行簡單的加權平均,即PVaR=w'VaR,w指的是三個市場的權重,本文以(1/3,1/3,1/3)為例。由表5可知,DCC給出的結果無論何種市態還是何種置信度下均大于簡單加權平均的結果,標準差的結果也一樣,這可從圖4中直觀看出,也與上文的分析一致,即考慮了其他市場波動影響的投資組合波動性更大,對風險管理的難度也更大。并且,牛市與熊市兩個趨勢明顯市態下的模型擬合結果依然要優于振蕩市態下的情形。由LR回測檢驗的結果和失效率來看,DCC模型給出的組合風險值存在一定的高估,而單方程給出的簡單加權平均失效率依然是都要高于預設的置信度。綜上可知,不考慮金融市場間的風險傳染性,將會傾向于低估風險;金融市場間的波動會增加并引致其他市場的風險,對于投資組合風險管理這點不應忽視。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多元DCC-MVGARCH(1,1)模型分析了不同市態下我國股市、債市以及匯市三者間的動態相關及其波動的溢出效應的異化現象,并對相應的溢出風險進行了量化測度,結論表明:在不同市態下,我國股市與債市間的信息傳遞效應較弱,這源于我國債市仍存在較嚴重的市場分割與流動性較弱等現象,使得債市的信息反映不如市場流通及有效性較高的股市;相對于股市信息,匯市的波動更為關注債市傳遞的市場利率信息、貨幣供應以及對外貿易等,因而使得匯市對債市的溢出效應要更顯著于對股市的。不同市態下,三個金融市場間的動態相關性存在明顯異化現象:牛市期間,股市與債市的相關性稍好,而在熊市與振蕩市情形下,二者動態相關性較弱;牛市期間,股市與匯市關聯性為負;而熊市期間則為正,這也與人民幣匯改及升值態勢有關。進一步的風險傳染的異化分析表明,DCC-GARCH模型的風險測度效果較好,不同市態下股市的市場波動都要明顯高于債市與匯市,當市場趨勢性明顯的情況下,模型跟蹤效果較優;相關金融市場間的波動溢出效應不但增加了單市場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組合的風險;不考慮市場間的波動溢出效應會傾向于低估市場風險,即市場間存在風險傳染現象,應引起投資組合風險管理的重視。本文的研究可見,自人民幣匯改以來,隨著熱錢不斷涌入使得我國匯市的波動日益增強,匯市與股市、債市間的波動溢出性也日益顯著,在投資風險的管控中除了關注股市與債市間的相關性與投資轉移、資產配置外,還應密切注意匯市波動對股市、債市的影響。

    而針對債市與匯市間在不同市態下相關性與溢出效應,央行在采取利率工具調度匯市時應考慮其風險的傳染,同時也應進一步完善債市的發展與監管,提高債市的整體銷量。同時,在不同的市態下,我國股市、債市及匯市間的波動溢出及風險傳染效應不盡相同,且三者間的相關性呈現正負的時變波動性,因而對于同時投資于不同金融市場的投資者而言,需對市場間的動態關聯性及風險傳染予以重視,若將牛市、熊市與振蕩市態下的樣本合成一起研究則有可能得不出穩健的結論甚至得到錯誤的判斷。本文的結論也佐證了在不同的經濟周期,組合投資的風格應有所不同;投資者應當根據不同市態下各金融市場間動態相關性與風險傳染效應的不同,進行資產配置的優化與風險管理。

    第8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摘 要 金融是影響一國經濟穩定與安全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風險又是金融活動的基本屬性,當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安全造成重大破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破壞,再次引起人們對金融危機的警覺和思考,也引發了人們對金融風險預警問題的深入研究。在金融活動中,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是防范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手段。由于央行本身的獨特職能優勢,因此應當由央行來承擔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的職能主體。

    關鍵詞 金融風險 金融危機 風險預警

    事物的不確定性會帶來風險,即一種損失或獲益的機會。所謂金融風險就是指在貨幣經營和使用活動中,由于各種因素隨機變化的影響,導致的金融機構或投資者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背離的不確定性及其財產蒙受損失的可能性。金融風險與金融活動天生就有密切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屬性,其存在具有普遍性。中國目前的經濟正處于急速發展的時期,金融作為國民經濟的中樞神經系統,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和金融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我國正式加人世界貿易組織,為金融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但在這個過程中積聚了不少問題,金融業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前所未有的金融風險,金融基礎的薄弱使得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金融風險預警與金融監管的概念辨析

    當要建立一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時候,人們通常會想起金融監管,認為金融監管包含了金融風險預警,那么要分析金融監管能否代替金融風險預警機制承擔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功能,就首先必須厘清金融風險預警和金融監管的關系。金融監管是指政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的某種限制或規定,其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風險發生,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保障金融體系的運行安全,保護資產所有者的利益。而所謂金融風險預警,主要是對金融運行過程中的可能性進行分析、預報,為金融安全運行提供對策和建議①。它是對金融風險苗頭的信號捕捉,分析等一系列環節。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是更偏向于經濟學領域的知識,是一系列指標的觀測和分析,主要是指各種反映金融風險警情、警兆、警源及變動趨勢的形式,指標體系和預測方法等所構成的有機整體②。金融風險的預警機制,是防范金融風險發生的首要前提,是金融企業與金融監管當局一系列風險控制政策和程序中首要的基本程序。由此可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為金融監管提供方向,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當然也是金融監管制度的必要的基石。

    二、金融風險預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雖然我國持續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促進了我國金融業的穩健運行,使得我國金融安全的環境良好,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有憂患意思,清醒的看到存在于我國金融領域的潛伏的風險。由于我國的體制、觀念、機制、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原因,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是相對滯后的,并且存在著傳統的合規性監管,金融管制過嚴,消極監管,事后監管等問題,這些已經嚴重扼制了金融業的創新和發展的有效空間,直接影響金融業整體效率的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的提升迫在眉睫,應當要讓金融監管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國際習慣同時符合我國國情。作為金融監管重要一環的金融風險預警更是刻不容緩。在金融活動中,風險不可避免,一般情況下,經濟主體在金融活動中是沒辦法保證自己的盈利或虧損的,我們稱這種受到損失的不確定性為金融風險。但金融風險畢竟只是一種可能性的損失,只有當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而使得這些可能性的損失轉化為實際性損失。本文在這里所要闡述的金融風險是指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因為一家小單位的金融風險可能造成某家金融機構的破產,但卻不會嚴重影響到全球金融,也不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而系統性金融危險一旦爆發,就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因此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警與防范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可能是毫無預兆的,它總是會先表現為一系列指標的惡化。系統性金融風險雖然具有傳染性強、破壞能量巨大的特點,但其爆發卻也有一個風險積累的過程,一般具有比較明顯的征兆,如經濟持續不景氣、金融機構資產質量惡化、出現流動性困難而發生信用危機、儲蓄有提前支取的傾向等,這些在數據上就表現為一系列指標的惡化,因此通過對這一系列指標進行實時監控就為我們進行金融風險預警提供了可能性。我們可以通過建立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對一系列經濟、金融、社會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對金融風險進行預警,達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目的。

    三、對我國金融風險預警制度構建的思考

    金融風險預警制度是金融監管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為完善金融風險預警理念、更新風險預警的方式、提高預警的效率,應當建立由“央行監管”、“自我約束”、“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構成的四位一體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

    (一)人民銀行的職能優勢

    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肩負著維護國家金融穩定的任務,而人民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決定了其在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也奠定了其在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優勢地位。另外,我國分業監管的格局在提高我國監管金融機構的專業水平的同時,也必然導致了專職監管部門只能對其監管下的各類別金融機構的風險進行監管,無法顧及金融業的整體風險,也無法對金融市場的風險進行有效監管,抑或者產生重復監管的問題。而人民銀行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監測風險視野開闊的特點,決定了其在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優勢。如果為金融風險預警制度尋找第三方主體,如由社會機構來承擔這個職能,是有欠妥當的。首先,如何賦予社會機構這個職權,又如何保障社會機構能夠順利的履行其職責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其次,在社會機構出現謀私利等情況后,責任的追究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即使社會機構能夠獲得相對完整的指標信息,但由此會引發的問題卻是不容忽視,因此應當選擇由央行來承擔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職能。

    一般而言,維護金融穩定有三道防線:一是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審慎性監管;二是存款準備金制度;三是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③。中央銀行承擔金融體系穩定的最終責任,換言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是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但并不因為它是最后一道防線而使其成為一種事后的補救或者被動補救,人民銀行應當提前參與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以避免造成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不可挽回的損失,減少風險處置成本。因此,人民銀行的風險分析監測工作應當具有超前性。

    (二)中央人民銀行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構建

    1.建立及時有效的分析監測機制

    掌握全面及時的風險信息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因此建立相應的風險分析監測機制就十分必要。分析監測機制首先應當“及時”,例如中央人民銀行應當建立定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分析例會制度,苗頭性問題進行深入的專題調研,全面了解風險發展動態;其次應當“有效”,即中央人民銀行應當建立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統計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專業風險監測分析。再次,中央人民銀行應當建立與監管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通過信息交流與共享了解金融機構運行狀況和我國的金融生態,形成良好的信息基礎。

    2.建立靈敏快捷的預警通報機制

    中央人民銀行通過對金融風險及時有效的監測分析,就會形成預警信號并向有關方面傳遞,促使有關方面及時采取有效化解可能擴大的風險。根據風險預警信號的不同級別,可以將預警信號的通報分為三個級別,若是金融機構自身能夠防范和化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預警信號,就向該金融機構通報預警信號;若是需要由多個金融機構共同協商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預警信號則向行業協會通報預警信號;若是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參與則將該金融風險預警信號通報金融監管部門。這就是根據不同等級的風險采取不同的反應機制。

    3.建立科學的處置機制

    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旦爆發,不僅會造成巨大的損失,還會引發金融危機以及經濟動蕩和社會不安,并且為此所付出的處置代價也是非常高昂的,因此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重在未雨綢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種類是多樣化的,對于不同的風險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目前看來,由于我國金融業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和歷史包袱,以致金融機構的重組和市場退出是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隱患,因此,金融機構的支付風險是中央人民銀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時的重中之重,以保證支付體系的有效運行,維護金融穩定。中央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支付風險的處置方式主要有中央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根據修改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當銀行業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困難,可能引發金融風險時,為了維護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經國務院批準,有權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監督?!贝送?中央人民銀行在運用其最后貸款人職能時應當避免金融機構產生逆向選擇而引發的“道德風險”,中央人民銀行慎用最后貸款人的手段才能為實現金融穩定提供保證。因此,正確認識中央人民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建立科學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中央人民銀行只有在可能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時才對金融機構給與救助,反之,對待非系統性金融風險則可以不給與流動性支持,而由金融監管部門采取相應的處置措施。中央銀行不應再包攬一切,只要金融機構的倒閉不會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允許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

    4.建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宏觀調控機制

    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是有效銀行監管的基礎和前提。宏觀經濟不穩,是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最大隱患之一。人民銀行貫徹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確保經濟金融穩健運行是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保證。國際經驗表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容易產生泡沫經濟,引發金融動蕩。因此,人民銀行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職責與其強化宏觀調控的職責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人民銀行在實施金融宏觀調控職能的過程中,必須關注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對金融運行適時適度地進行調控,提高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通過確保經濟金融穩健運行來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5.建立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金融基礎設施保障機制

    從全世界的經驗教訓看,一國金融體系維持安全運行有賴于四個基本條件:貨幣當局要有制定和操作金融政策的自,它不得承擔為政府提供膨脹性融資的義務;金融基礎設施必須健全,這里所說的基礎設施包括先進的支付清算技術、法律法規、信息提供、會計審計、市場體系等;強有力的金融監管機構及現代化的監管手段;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好配合④。因此,人民銀行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除了有效的宏觀調控外,還必須強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如支付清算體系的現代化建設、銀行卡網絡體系的健全、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方面。

    四、結語

    對于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的構建,還應當理順四個關系:中央人民銀行與政府、金融監管機構、內部職能部門、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首先,社會穩定是政府的責任,而經濟安全是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石。我國是政府主導型的行政管理體制,政府的行政資源在來平穩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有著重大的作用。此外,我國現行的“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處理好中央人民銀行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關系是中央人民銀行實行其職能的根本,建立起“一行三會”之間的順暢、高效協調合作機制是促進我國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再次,人民銀行每個部門之間不同職責和工作任務的相互聯系與配合,影響著防化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成效,因此,各部門工作的配合協調機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閉門造車是無法躲過危機的侵襲的,應該對各國央行的做法和經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結合我國具體情況,使我國維護金融穩定的工作更加科學化和規范化。

    注釋:

    ①曾,安穩.論我國金融風險預警制度的構建.河南商業高等??茖W校學報.2009(5).

    ②中國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課題組.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若干構想.南方金融.2005(2).

    ③白世春.人民銀行如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觀察思考.2004(8).

    ④白世春.人民銀行如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觀察思考.2004(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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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篇:金融風險與監管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提出了必須整頓和規范金融市場、構建完善的金融體系、加強金融風險管理和建立金融風險保險機制等風險規避策略。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是市場經濟體系的動脈,是市場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金融體系的安全、高效、穩健運行,對經濟全局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一旦金融機構出現危機很容易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引起連鎖反應,引發全局性、系統性的金融風波,從而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甚至引發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加強金融市場的安全性,采取一定策略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以保證我國金融業沿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勢在必行。

    1.金融風險產生的原因

    (1)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尚未完全解脫,國有企業建設資金過分依賴銀行貸款,,而且國家對銀行行政干預較多,銀行經營自有時難以落實,這是金融風險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眾多原因,我國經濟運行時冷時熱,相應的金融運行有時失控、緊縮、放松和再膨脹,加大了銀行風險管理的困難。在市場化的進程中,市場經濟所常見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如:市場存在著不公平的競爭,市場的約束機制缺乏等等。

    (2)不完善的金融管理模式。嚴格地說,即使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如果有比較完善的金融管理模式,仍可以將銀行風險控制在較低水平。但我國現階段的金融管理模式,仍有一些欠缺。其一,在宏觀監管方面,還需強化各銀行按市場規則公平競爭。另外,對于有的銀行以不遵守金融法規和制度為前提的競爭行為,宏觀監管也缺乏有效性,表現為僅停留在事后管理的狀態,從而難以達到防范風險的目的。其二,在微觀管理方面,銀行的內部控制薄弱,表現在制度建設滯后,內控體制不順、權利制約失衡、會計信息失真等,較易發生銀行風險。

    (3)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力量薄弱。當前一些金融機構對防范金融風險問題缺乏應有的重視,有的甚至頂風違章違規經營。從理論上講,各金融機構應該成為金融風險管理與控制的主體,經營者本人在防范金融風險上應該竭盡全力。但由于我國金融機構的產權制度不明晰,缺少明確的所有者代表,國家承擔幾乎全部的金融風險成本,經營者缺乏內部風險控制的動力和壓力,很容易開脫和逃避承擔金融風險成本。

    (4)國際社會金融波動的牽動市場國際化必然帶來金融國際化問題,而國際金融波動必然影響國家金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強了國際間的金融往來,在國家的計劃安排下舉借外債,引進外國銀行,擴大對外貿易往來,在為我國經濟建設帶來了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金融風險。由于我國沒有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目前國際金融波動并沒有直接、同步地牽動我國的金融,但其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將最終作用于我國金融體系。

    2.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途徑

    (1)金融機構應提高自我防范意識,增強自我防御能力

    金融機構經營管理應從過去只重視規模擴大轉移到注重質量效益的提高上來,金融監管應從過去以合規性監管為主轉移到以風險監管為主上來。建立健全貸款管理責任制度,嚴格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加強和完善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制度,尤其是應注重對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稽核,建立健全風險的預警系統,通過設計一套完整的風險指標體系,從定性定量兩個方面加強對風險的事前控制。

    (2)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加快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積極創造條件,完善全國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合理引導資金流向,為實現利率市場化創造有利條件;完善票據貼現市場,為企業和銀行短期融資創造條件;加快資本市場發展步伐,在規范證券市場的基礎上,適度擴大股票和企業債券市場規模,為企業開辟多種籌資渠道,并通過資本市場籌集發展資金。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行改組改造,使其真正成為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運作,具有活力和競爭力的企業。從而規避和降低金融風險,改善金融服務,支持經濟發展。

    (3)健全金融企業內部控制制度

    建立資產負債管理制度,資金交易風險管理制度,內部授權、授信制度等一系列業務授權管理制度。提高金融機構本身對風險的防范能力。對國有商業銀行來說:對于制度性的金融風險,國有商業銀行要切實加強防范信貸風險,這是因為信貸風險是我國商業銀行目前最大和最具有威脅性的風險。堅持貸前調查、貸時審查和貸后復查制度,進一步規范借款合同、保證合同、抵押合同的文本,特別是要注意完善貸款擔保制度,簽約前要嚴格審查抵押財產的價值、產權、實效以及擔保企業的實際擔保能力,并依法辦理登記手續;完善貸款審批程序,實行信貸管理與信貸經營相分離,調查與審查相分離,審查與審批相分離,改變信貸人員權力過大缺乏有效監督的貸款風險制約機制。

    (4)切實加強領導,實施監管責任制,建立有效的監管體系、調控體系

    隨著我國金融業逐步向混業經營發展,我國政府應基于漸進方式向混業經營過渡的思路,結合混業經營的具體進程,建立適應這種經營趨勢的監管體系,對金融業實施有效監管和控制。各職能部門要明確監管對象和監管內容,要把所有金融日常監管任務落實到部門、落實到人,并切實履行監管職責。對重點監管對象要明確監管人員或監管小組專門監管。要探索建立中央銀行金融監管人員等級制。培育和完善良好的信用環境。政府通過加強立法、執法工作,使整個社會的交易活動和債權債務關系契約化、規范化。同時,培育和完善良好的信用環境是降低金融風險的有效途經。

    (5)建立金融風險保險機制

    建立完善的金融風險保險機制,可以使銀行在一定程度上轉移風險,同時金融保險機構對投保單位也起到一定的監管作用。運用保險機制分散和化解風險,可以更好地維護銀行的經營安全。設立存款保險制度,即通過設立存款保險公司,向金融機構收取一定的保險金,對在該金融機構的存款實行保險,以防止金融機構經營出現困難時存款人的擠兌行為,使銀行有機會通過調整渡過難關。例如,銀行在發放貸款的同時,可以以貸款為標的直接向保險機構投保。屬于保險范疇內的原因造成貸款到期不能收回的本息可由保險機構補償,銀行將貸款本息的追償權轉移給保險機構,以此將貸款風險轉移給保險機構。當然,保險機構要行使對投保金融企業的監管職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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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何信,張世英,孟利鋒.金融風險規避策略研究[J].天津大學學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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