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基金組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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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危機；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機折射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隨著房地產行業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9月，先后經歷了雷曼兄弟倒閉，華盛頓互助銀行告急，美國國際集團（AIG）國有化，危機急劇惡化，并進一步演變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監管機構發揮的作用卻顯得不盡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成員國的國內金融體系進行嚴格有效的監管，致使歐美等發達國家過度發展金融衍生產品、過度使用杠桿，以謀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最終導致了金融市場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機國家方面也少有作為，這主要源于IMF貸款資源的匱乏、貸款條件的僵硬以及對國家經濟的入侵，都阻礙了成員國向其尋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權利結構的失衡從而導致的IMF治理結構的失衡,也制約了其防范危機發生、遏制危機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機下的無能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徹底改革IMF，必須在重新審視各國基金份額的配比、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反應迅速、卓有成效的國際金融救援機制，擔負起危機救助及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不公平的份額制及投票表決制

IMF的決策采用加權表決方式，每一成員國的投票權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權與各國按照出資比例及份額計算公式得到的加權投票權所構成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承擔戰后經濟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權表決方式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各個成員國在經濟實力、貢獻大小等方面的差異，因此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牙買加體系的更替，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由于早期發達國家出資較多，擁有了超半數的投票權，進而對IMF實施了絕對的控制，這種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份額計算公式的不合理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與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份額。IMF決策機制的不公平還體現在投票表決方式上。目前IMF的表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多數表決方式，另一種是特別表決權表決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后簡稱《協定》)規定：“IMF的重大政策決定（如份額的調整、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方可實施”。然而根據IMF2009年的資料顯示，歐美這些發達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投票表決權比重超過60%，這就意味著無論是采用哪一種表決方式，發達國家能夠實質性地決定IMF的重大決策。而美國則更為特殊，其對于特別投票表決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這種決策機制導致了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對IMF各事項的態度表達變得無足輕重，一項決議的命運實質上掌控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

（二）危機救助機制存在缺陷

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IMF的職能之一就是通過貸款方式的資金援助幫助受災成員國控制危機。然而隨著其運用貸款條件次數的增加，該危機救助機制越來越受到成員國的詬病。首先，貸款條件僵化。IMF在對成員國進行救助時缺乏對成員國國內經濟狀況與經濟結構的具體分析，也未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審視其援助方案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為了達到國際收支好轉以及維持對外償付的目的，都傾向于迫使受援國接受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長。這些措施將會帶來短期內的經濟蕭條、失業上升甚至社會動蕩。同時，IMF在經濟危機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慮各國金融危機的新特點。其次，貸款條件干預成員國經濟。《協定》對使用基金普通資金的條件做出了規定，政府必須承諾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變以換取IMF的財政援助。但在實踐中，發生危機的成員國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結構性政策條件。近年來，貸款條件不僅涉及一國宏觀經濟的改革與調整，甚至還涉及到一國的社會及文化政治領域。最后，貸款額度有限，不能有效發揮救助功能。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深化，陷入危機的國家越來越多，IMF的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凸顯。IMF的救濟貸款主要來源于成員國繳納的配額，而該配額與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重成正比，與資本流動量卻遠遠不配比。

（三）監管機制不足

IMF在監管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首先是危機預警能力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機發生以后，只是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損失。其次是在政策監督職能上的兩難，《協定》中賦予了IMF政策監督的職能，但協定并未對監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進行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實踐中政策監督職能往往是通過IMF與成員國之間進行協商完成的。這樣的“軟機制”也就導致了IMF的監督通常是以貸款條件的方式進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IMF也只有通過對成員國提供救助資金，才能實現其監督職能，因而對于非救助國則不具有強制力。

（四）監管機制、調節國際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國國際收支巨額逆差，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巨額順差，全球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而IMF不但對逆差國國際收支的調節沒有任何約束力，還將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歸咎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指出造成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采取本幣低估等政策。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法律建議

（一）改革治理結構，完善決策機制

如前所述，IMF在決策機制上的改革應從份額分配和表決方式兩方面入手。在份額分配方面，IMF應當按照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額與投票權。美國當前的份額與其經濟比重基本相當，大幅讓渡份額的可能性不大。而歐洲一些中小國家所持有的份額與其經濟實力并不相當。但當前改革IMF決策機制的一個悖論是：改革決策機制也必須由現行的決策機制來決定。要讓利益既得體出讓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針對這種狀況，可以通過讓歐洲國家將自己分散的份額合并成歐元區國家與非歐元區歐洲國家兩個大的份額，這樣歐元區國家就可以獲得與美國同樣的一票否決權。合并之后歐洲國家還可以適度的讓渡多余的份額。在表決方式方面，降低特別多數投票的門檻。可以通過采取雙重多數的表決方式，即在某些重大決議的表決上，采用兩種方式結合的共同表決。一種是傳統的投票表決，另一種是每個國家只用基本投票權進行表決，然后將兩種表決結果賦予一定的權重，加權平均后決定是否通過決議。這種改革方案可以兼顧基本投票權和各國認繳基金組織份額比例兩方面的因素，從而有效地把決策權從持有大額投票權成員國手中轉移到持有較少投票權成員國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國集團通過了首爾峰會宣言，確認了IMF的份額改革方案。該方案在數值上有三個大的變化：一是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基金份額；二是新興市場化國家中的金磚四國全部進入前十名；三是中國持有的份額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至此，中國的基金擁有份額躍居全球第三，將揭開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的新篇章。

（二）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條件

IMF的貸款條件雖然受到了很多批評，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應當進行改革。相比較言，事后的貸款條件比事前貸款條件更合理。盡管某些受援國面臨的危機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條件及經濟結構千差萬別，因此經濟調整政策也要根據受援國國內狀況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變。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國家范疇的調整政策方面，IMF應當充分尊重受援國的國家，加強溝通與協調，不能貿然強制執行。此外，在考察貸款發放的依據時，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國的經濟條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貸款條件不應該由IMF和成員國的非正式協商來決定，而應該由受援國自己設定貸款條件，IMF執行董事會則履行審查這些條件的特定權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條件應符合合理性的標準。若受援國提出的貸款條件達到合理性標準，IMF執行董事會則可以按照其條件對其發放貸款。但這僅僅是單方面的陳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斷，必須建立在更加客觀、公證、科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因此，給各成員國建立詳細的經濟金融檔案非常有必要的，這使得基金組織可以親自掌握第一手詳盡的資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國的真實狀況、評估調整計劃，也更加有助于該貸款條件的有效執行。針對貸款額度有限的問題，首先，可以向新興市場國家增發特別提款權，這種方式不但可以將新興市場國家閑置的外匯儲備聚集起來，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體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這既符合現有的國際經濟狀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現有結構的缺陷。其次，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IMF的融資能力不應僅局限于對于動員和催化官方機構，還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資本參與到危機的救援中來。私人資本參與危機救援可能有雙重效應，這就要求IMF一方面發揮國際金融市場中介和人的功能，盡可能地將債權人與債務人聚集到一起，對受援國原有債務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經濟改革方案，進而讓私人投資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準了對基金組織的貸款框架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項內容就是使基金組織針對所有借款人的貸款條件現代化，通過推出一個新的靈活信貸額度，實現既能保證撥付貸款的條件有所側重，又能增強向低收入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和緊急融資的需要，從而保證救助效率，幫助發展中成員國更迅速地走出危機。

（三）強化監督機制，提高透明度

為保證基金組織與各成員國的有效合作，IMF有權對國際貨幣制度進行監督，主要是對成員國匯兌安排和儲備資產政策合作義務的監督。與此同時，IMF的監督職能不能僅限于成員國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當前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環節，國際社會需要一套權威、高效的國際金融監管準則。因此IMF在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監測時，應加強與相關國際機構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約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監管規則。IMF在發表監測結果方面也應當保持更大的獨立性，使得監測結果對發達國家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同時，在《協定》中專設一條詳細地列舉出IMF的職能，并增加兜底條款，以適應發展國際金融活動對IMF的職能的需求。此外，IMF應當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監督框架，將其宏觀監督職能擴展到對成員國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使得衡量金融風險的范圍涵蓋系統性金融風險，并進一步加強了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多邊監督。

作者:李昱臻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王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探析．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2]藺捷．金融危機背景下IMF貸款條件性改革．國際商務研究．2011（5）．

第2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所謂貨幣市場基金，是指基金管理公司通過出售基金單位，將募集的資金專門投向以貨幣市場為投資組合領域和對象的共同基金投資方式。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的貨幣市場工具包括短期債券（含央行票據）、銀行定期存單、回購協議、大額可轉讓存單、銀行承兌匯票或其他流動性良好的短期債務型金融工具，其期限為一年或少于一年，政府、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高信用等級的企業等是這些貨幣市場工具的發行主體。因此，貨幣市場工具具有高流動性、低風險的特點。但是貨幣市場具有批發市場的特點，單筆交易金額巨大，動輒以百萬計，個人投資者難以參與投資。而通過募集個人小額資金組織共同基金的形式，建立貨幣市場基金，使個人投資者能夠參與貨幣市場投資活動，在保持個人投資流通性的同時，享有一定的投資收益。

貨幣市場基金與其他形式的投資品種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貨幣市場基金屬于專門以貨幣市場工具為投資組合對象的開放式投資基金，收益較為穩定，風險相對較小。貨幣市場基金有著共同投資基金的一般組織形式與基本特點，但貨幣市場基金是專以貨幣市場工具為投資對象的投資基金類型，具有期限短與流動性高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隨時追加投資額，也可隨時通過簽發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其靈活性比一般的共同投資基金更大一些。貨幣市場基金沒有股票市場基金和普通債券基金波動性大，因而貨幣市場基金資產組合產生的資本利得并不大，收益相對穩定。由于貨幣市場基金將大量小額資金集中起來統一投資到原來風險就較小的貨幣市場工具，通過規模組合的方式，使各種貨幣市場工具在流動性上互補，從而使投資貨幣市場基金的風險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

（二）基金單位面值固定。貨幣市場基金為了提供給投資人類似于準貨幣的流通性和便利性，依照國際通行的短期資金市場投資基金慣例，普遍采用將每個基金單位的交易價格維持固定不變，如始終保持1元/基金單位，并建立相應的資產計價與會計核算模式。基金每日計算基金收益，并以份額形式定期將基金投資確認的損益結轉到基金持有人賬戶上，通過份額增減反映基金持有人收益變動情況。持有人可通過贖回基金份額、簽發支票等形式獲得現金收益。

（三）基金賬面凈值與實際價值相背離。基金實際價值由其投資的貨幣市場工具的市場價格，即市場利率所決定，利率的波動會導致基金實際價值的變動。如果以基金市場價值作為賬面凈值，不利于投資人進行現金管理。為了減少貨幣市場基金賬面凈值的波動，基金管理人一般采用成本攤銷法（Amortized Cost Method），在基金初始投資時，用購買貨幣市場債券的實際成本作為其賬面凈值，將投資的溢折價在債券剩余期間進行攤銷，增加或沖減基金的賬面凈值。使用這種方法，在投資人看來，類似于投入一筆穩定的本金并在每期獲得確知的利息收入。

然而這種處理方法的缺點是，通過攤銷成本不斷調整的基金賬面凈值與實際價值相背離，當這種背離達到一定程度后，買入或贖回基金份額會對基金投資人和基金公司造成投資損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要求，貨幣市場基金必須建立影子價格機制（Shadow Pricing），用來反映以市價計算的基金單位凈值。當影子價格偏離基金賬面價格達到一定幅度時，一般設定為0.5%，基金管理人將依據影子價格對投資進行調整，把基金的賬面凈值調整到市場價值，確保這種偏離不會對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公司造成實質性的損害。

二、貨幣市場基金會計核算

（一）會計核算的組織。

貨幣市場基金作為開放式基金的一種，同樣遵循著與一般開放式基金相同的基本會計核算組織管理原則。因此在貨幣市場基金會計核算組織上，必須依照有關監管部門制定的基金會計核算與信息披露規定，滿足以下基本要求：

1.確立基金的會計核算主體地位。《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證券投資基金，應當以基金為會計核算主體，獨立建章、獨立核算，保證不同基金之間在名冊登記、賬戶設置、資金劃撥、賬簿記錄等相互獨立。因此，貨幣市場基金應以基金為核算主體進行會計核算。

與一般的企業會計制度將具有一定機構和人員的實體性組織作為會計主體不同，《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將基金界定為單獨的會計主體。其主要目的，一是為了將基金的經營活動與基金的管理主體——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營活動區分開來；二是方便將基金公司管理的各種基金之間的經營活動區別開來，從而真實、公允地反映每一個基金的投資績效情況。

2.以日為期間進行會計信息披露。《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基金管理公司應于估值日計算基金賬面凈值和基金單位凈值，并按國家有關規定予以公告。而根據中國證監會《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2號——基金凈值表現的編制及披露》的要求，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應于每個交易日當天進行估值；任何上市流通的有價證券須以估值日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市價估值（封閉式基金按平均價估值，開放式基金按收盤價估值）；估值日無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價估值。

貨幣市場基金主要投資是貨幣市場工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波動、利率和匯率變動、貨幣市場工具發行主體經營情況變化，通過影響貨幣市場工具價格造成基金價格與其凈值發生偏離。如果按照傳統的會計分期，以月、季、年為期間對基金進行核算與披露的話，無法滿足投資者對信息的及時性要求，因此必須以日為核算期間披露基金會計信息。

3.以公允價值為計價基礎。除了在基金成立時，基金資產的計量采用歷史成本外，按照《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對基金資產采用市價或公允價值計量。貨幣市場基金主要是通過建立影子價格機制，對基金賬面凈價做估值調整來實現市價或公允價值計量。

對于貨幣市場基金來說，這樣做的好處，一方面是貨幣市場工具有較為發達的交易市場，容易獲得其價格，采用市價或公允價值計量具有客觀性；另一方面，采用市價或公允價值計量能比較準確地反映基金的凈值，提供基金投資者決策相關信息。

（二）會計核算的方法。

貨幣市場基金作為開放式投資基金，其基本核算方法與一般的債券投資基金的核算方法基本相同，故在此不對基金買入、賣出投資債券的會計核算作進一步介紹，而只說明如何對基金投資的賬面凈值進行確認計量和估值調整的問題。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貨幣市場基金單位固定面值，且其賬面凈值與市場價值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會計核算必須經過一個估值調整的過程。這樣，在具體會計核算中，貨幣市場基金需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確定基金投資的賬面凈值？二是當賬面凈值與市場價格發生偏離時，如何進行調整處理？

1.確定基金投資的賬面凈值。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和美國證監會（SEC）對基金管理人進行貨幣市場基金會計處理，確定貨幣市場基金賬面凈值，要求采用兩種方法，成本攤銷法或區間波動法（Penny-Rounding Method）。

基金投資每期的投資收益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投資債券的利息收入、已實現的資本利得、未實現的資本利得。按照《1940年投資公司法》規則2a-7的解釋，所謂成本攤銷法，是確認前兩個部分的投資收益，將其計入基金賬面凈值，但不在賬面凈值中確認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區間波動法是在將所有的收益均確認為投資收益，計入基金賬面凈值，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市價來確認基金賬面凈值。而按照《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和《證券投資基金會計核算辦法》的要求，未實現利得應當在“投資估值增值”和“未實現利得”科目反映。

采用成本攤銷法與采用區間波動法相比具有如下優點：

一是由于采用區間波動法除了需要將持有獲得的利息收入和已實現的資本利得計入賬面，同時需要將持有債券的市價與賬面價的差額在賬面反映。這樣盡管可以消除賬面凈值與市價之間的差異，但將未實現的資本利得直接計入基金賬面價值不符合收益確認的實現原則和謹慎性原則。而攤銷成本法提供了與現行會計準則和制度對投資價值調整的內在一致的方法。因此，筆者認為，采用攤銷成本法更符合中國會計制度的要求；

二是攤銷成本法可以在設定的波動范圍內，保持投資賬面凈值和收益的穩定，而采用區間波動法由于以市價為基礎，其賬面凈值和收益經常波動，因此，攤銷成本法更適應于固定單位價格貨幣市場基金的特點；

三是攤銷成本法可以在設定的波動范圍內，通過登記簿來記錄市價變動情況，不需要調整賬面凈值，而采用區間波動法需要頻繁對投資賬面凈值進行調整，比成本攤銷法繁瑣。

通過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使用攤銷成本法更為有利。

在攤銷成本法下，需要將基金購入貨幣市場工具時所產生的溢折價，在剩余期間進行攤銷。這樣又面臨兩種處理選擇，是采用直線法還是實際利率法？

第3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儲備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第4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5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下面是今后數十年看來尤為突出的六大問題：

1．經常項目失衡

對于迅速增長的經常項目失衡，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不支持，特別是在失衡現象初露端倪，似乎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我們對此如此擔憂有何不妥嗎？伴隨著經常項目迅速發生逆轉的往往是匯率急劇、并很可能是破壞性的調整，或更嚴重一些，是增長模式的急劇破壞性調整。可是，與此同時，如果我們未雨綢繆，那么很顯然真正的挑戰不是減少經常項目失衡，而是尋找辦法，維持更大的失衡，盡管方向適當。

工業化國家的孤立主義者應當停下來，看看自己日益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隨著本世紀晚些時候贍養和受贍養比率急劇增長，誰來為退休人員提供商品和服務呢？解決辦法有很多，特別是允許增加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年齡要年輕得多。不管怎樣，一個可取的辦法只能是工業化國家通過維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巨額經常項目盈余進行海外儲蓄。這些累積起來的盈余盡管眼下促進了較窮國家所急需的投資，但日后隨著嬰兒潮一代停止工作則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們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討論的那樣，因此而形成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可能發現：到2030年工業化國家累積的海外財富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0％。隨后，這個進程將發生逆轉，工業化國家將因為經常項目赤字持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至4％，而出現財富減少。此刻，這一體系無法輕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債務積累。我們必須對它加以改進。擴大貿易有助于支持資本市場進一步融合。改進國際貨款合同的管理手續也同樣重要。

2．官方債務

遺憾的是，盡管全球化進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儲蓄的好處，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別龐大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產要素流動日甚，對它征稅也日益困難。

公司可能更加樂于將生產轉移到稅率較低的國家。隨著全球投資選擇范圍擴大，對財富持有者進行征稅也變得更加困難。甚至不能指望勞動力留在國內。實際上，未能彌補效益（比如采取超過平均生產增長率的辦法保證稅后收入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可能發現：隨著21世紀的深入發展，自己越來越難以找到貸款。否則，如果一個政府任憑債務無限增長，那么就會出現資本和勞動力外流，限制了回報留下的投資者和勞動力的能力。更嚴重的是，政府的借貸能力將降低，即使是在國內，如果債務不與主要貨幣掛鉤的話。債務與主要貨幣掛鉤也降低了可維持債務的水平，因為債務加大了受匯率調整的影響。

所幸除了提高生產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辦法增加其日后償還債務的承諾的可信性。改善國家稅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盡管如此，在我們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許已經在循循善誘之下變得更加謹慎，至少在經濟繁榮時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這樣在急需的情況下還能留下一些借貸能力。當然這應當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訓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的繁榮時期仍保留了赤字。

3．匯率

也許經濟史學家將來回顧今天大雜燴式的全球匯率安排時會把它看作是一個巴別塔。但是，還有什么體系呢？由于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的預期壽命短得像好萊塢的姻緣。而且，整體上看，試圖通過資本管制實行呆板的固定匯率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并不令人滿意。除非貨幣和財政政策與固定匯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則一個平行市場很快就會在實際上的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繁榮起來。通常，平行市場不斷壯大，資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匯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戰后歷史上，大量所謂的固定匯率制度實際上都成了通過雙重和平行市場進行“后門”秘密流通。而很多國家名義上實好浮動匯率，但由于種種原因，通常是因為某種形式的債務美元化，而對匯率進行干預，從而將匯率保持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

切實實行浮動制的匯率（如美元與日元、歐元與美元）的變化又令人非常難以解釋，更不用說加以預測了。決策者必須認識到這一事實。

自1945年以來，世界貨幣種類大約翻了一番，幾乎與國家數量相等。我認為本世紀晚些時候，貨幣將出現合并，最終可能只有兩種或三種核心貨幣，同時會有一些零星的邊緣地區實行浮動匯率。實現這個目標，在匯率變化較小的情況下管理宏觀經濟，這是下一個全球化時代面臨的重要政治和經濟挑戰之一。

4．資本管制

必須承認，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日常監管中有時可能過于寬容而有所忽視，因為亞洲國家在尚未制定內部管理結構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短期資本流動市場。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有了細微差別。不過，我們應當理解，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實現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隨著各國經濟形成日益復雜的金融部門，資本管制也就得愈發難以執行。其次，在存在嚴重管理問題的國家，資本管制可能成為腐敗問題揮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種程度上，資本項目和貿易自由化是并肩發展的。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多開或少開發票可能都會被用來逃避資本管制。如果資本管制太重，遵守復雜的規章就限制了貿易。發展中國家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特別重要。外國直接投資是資本流動形式中變化最小的一種形式，而且近年來也是數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達1700億美元。這就是說，有限而暫時的資本管制，特別是處于金融發展過度時期的經濟體，其作用需進一步研究。5．非洲

宏觀經濟穩定，包括某種程度的價格穩定，無疑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請考慮一下非洲的宏觀經濟決策者面臨的嚴重問題吧。內部沖突和干旱暫且不談。許多非洲國家嚴重依賴少數初級產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屬和石油）。而所有這些產品都深受世界市場的價格波動的影響。此外，國際援助的可預測性非常差，因此可以發現在任何情況下宏觀經濟穩定都將難以實現。

在制度發展不完善的國家，就更困難了。決策者難免受到誘惑，采取大量價格和匯率控制的辦法，企圖保護經濟不受變化波動的影響。不幸的是，完全封鎖價格信號妨礙了通常長期存在的沖擊調整，更不用說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敗了。非洲的很多地區在降低通貨膨脹、開放市場和恢復增長方面已取得長足進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了幫助。盡管如此，未來的挑戰仍然令人可怕，需要進一步重新思考標準宏觀經濟管理辦法。

6．敗德風險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

人們普遍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風險貸款是裸的緊急救濟，帳單主要由工業化國家的普通納稅人支付。這種觀點的影響之大，怎么說都不為過。關于限制這類緊急救濟及其長期負面影響的必要性幾乎是所有已經提出的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方式的每一項重要計劃的核心內容。緊急救濟觀點提出的挑戰并不僅僅是缺乏透明度，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實際上是即時轉帳，應當這樣稱謂。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義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敗德風險”理論。簡單地講，如果放款者相信他們最終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大補貼的貸款得到補償，他們就會以不能反映真正潛在風險的利率向新興市場的舉債者提供大量貸款。結果呢？

危機的程度和頻率就會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存在的情況下更大、更頻繁。人們認為，鑒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來源較廣，它本意要減輕的危機反而會加重。

不錯，這是一個上好的理論。但是，它的前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是補貼性的緊急救濟”，這種說法正確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幾乎一成不變地是要償還利息的。為了保證富裕國家的納稅人支付帳單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不斷重新貸出它的本金和利息，這樣才能保護帳目。這個龐大的計劃總有一天要徹底修改。不過，研究人員已經對這一主張進行了探討。研究結果認為，有些情況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緊急救濟敗德風險”，但似乎并不經常或大規模發生。

第6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據《華爾街日報》8月20日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人民幣至少在一年內不會被加入該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屬的執行理事會已經批準將其特別提款權中目前包括的儲備貨幣籃子延長到2016年9月30日，這一行動確認了此前的一項提議，內容是延遲對儲備貨幣籃子進行重新評估的時間。該理事會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將在年底以前就未來的儲備貨幣籃子作出決定。

據路透社報道，對最新做出的這一決定，IMF解釋稱，是為了回應“SDR用戶”（指接受IMF貸款的其他成員國）的要求。這些SDR用戶要求“留出足夠的時間來適應”新貨幣籃子。不過，即便IMF屆時選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也要到2016年10月才會生效。根據IMF原來的計劃，人民幣最早將從2016年1月1日納入儲備貨幣籃子。

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公布了金融市場自由化計劃，但人民幣并未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儲備貨幣需“可自由使用”的標準，這意味著對于那些在必要時刻試圖買賣人民幣的國家來說，到那時它們可能會面臨問題。如果能給人民幣打上儲備貨幣的標簽，那么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將會得到加強，這對于提升全球地位來說是關鍵性的一步。人民幣的需求增長也很可能因此加快，尤其是來自于全球各大央行的需求。

中國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很嚴，過去多年時間里中國一直都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錨定在較低水平，以便提高本國出口行業的競爭力和限制進口。大多數市場人士都認為，與以前相比人民幣被低估的程度已經有所降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早些時候表示，人民幣已經接近于達到其公允價值。但美國方面的官員則仍舊認為，人民幣兌其交易伙伴國貨幣的匯率仍有上升空間。

第7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一、反自由市場機制的政府干預

馬來西亞的外匯管制：為了防止國際組織和外國勢力摻活進國家內政，馬來西亞一開始就拒絕了有附加條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企圖憑自己的力量應付危機。然而，巨額國際游資的沖擊實在太強大了，豈是區區一小國能夠獨立招架？2 馬元和股市無法遏制地持續下滑，迫使總理馬哈蒂爾最終選擇了外匯管制。管制內容包括非居民的貨幣兌換、離岸戶口轉帳、沽售股票所得的轉出、海外投資、進出口結算以及現金的出入境。簡而言之，退出游戲，關門不玩了。公布外匯管制措施的當天，馬元匯價上升了7.2％。3

香港的莊家下場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對國際炒家“按提款機”式的新一輪摧毀性攻擊，香港當局忍無可忍，直接入市，大筆作多，買港元，買股票，買期貨。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億港元，創歷史最高記錄。特區政府照單全收大量拋售的恒生指數股，拋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國有化”恒生指數股企業的架式。

緊接著，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項新措施，旨在強化貨幣發行局制度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資金，減少港元利率被人為操縱的機會。“三十式”則分別針對香港聯合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中央結算公司、政府財經事務局五個機構，提出新紀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規則，加強對股票拋空的監管。這些技術性措施，歸根結底是給國際炒家的“提款”程序設置障礙、增加摩擦，讓炒家沒那么容易賺到錢，知難而退。雖然聯系匯率發行局制度不變，這些限制性措施不僅在特殊意義上絆住國際炒家的腳，同時也在一般意義上為國際資本在香港進出的流動增加了摩擦。

各國家和地區政府紛紛出手，干預市場：早在1998年1月初，新臺幣兌美元在三天內大跌之后，臺灣就立即關閉了NDF（無本金遠期外匯交易）。 4 9月初，為了防止索羅斯旗下基金“空襲”，臺灣金融當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準臺灣投資人將資金匯出境外投資索羅斯基金，嚴禁臺灣證券商為索羅斯旗下基金下單買賣。5 新加坡則修改了股市指數，將原來以價格加權的計算改為市值加權計算，使炒家通過操縱指數成份股獲利的難度增加。6 俄羅斯為了捍衛盧布，曾經在8月宣布限制商業銀行購買外匯，其實就是外匯管制。7 后來又放棄了，結果，盧布匯價一路下滑，從8月17日到9月9日，盧布貶值超過60%，8 外匯交易幾度被暫停，銀行也一再停止盧布的兌換。最近又有消息說，總統葉利欽正在考慮限制美元在國內的流通。9

二、“資本神話”幻滅

自由派經濟學貿易理論的權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說，資本自由化是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資本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從來沒有象自由貿易經濟學家那樣拿出足夠的實證分析。大量事實證明，不規則和難以控制的短期資本流動，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淵藪。越來越多的證據和邏輯推理都支持限制貨幣自由流動。貿易自由化和貨幣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兩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說，亞洲的“病因”是資本市場過早開放。11 美國《新聞周刊》發表署名文章說，全球資本流動使窮國的經濟越發不穩定，同時反過來損害了富國投資者的利益。12 投資銀行Warburg Pincus & Co.的執行總裁Rajiv Lall說：“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本來就是“雙刃劍”，人們原來以為好處會大于壞處，現在看來不對了。對國際資本流動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許不是一件壞事。13 有跡象表明，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七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都有可能改變反對管制資本流動的一貫態度。因為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資本管制措施，應付特殊情況。14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說得更直接，亞洲各國經濟苦苦掙扎，絲毫沒有起色，隨時可能引發新一輪的資本流出浪潮和更嚴重的危機。對此，唯一的方法是外匯管制，盡管這是很多人所忌諱提到的。他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存在很大的問題，卻能成為亞洲金融風暴中的“安全島”，靠的就是有效的外匯管制。 15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能為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年度財政報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財政年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最多的是南韓、印尼和阿根廷。16 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己已經出現財政危機，希望美國國會盡快批準180億美元的撥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行總裁fischer估計，現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項只剩下50至90億美元。17 姐妹機構世界銀行也發出警告，向遭殃國家提供大量援助貸款，已經影響了世界銀行資產的穩定性，除非股東再注入資金，世界銀行將無法繼續向有問題的國家施以援手。到目前為止，世界銀行已經向亞洲國家和俄羅斯提供了84億美元貸款，占可提供貸款額度的77.7％。1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錢又出力，為受援國提出一大套進一步自由化的改革開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經濟景氣的國家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嚴格控制財政赤字，而且不能實施貨幣局制度。19 結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的國家，至今沒有一個可以擺脫困境。克魯格曼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不但沒有將亞洲從危機中挽救出來，反而使情況越來越糟。20 雖然有種種資本自由流動和開放金融市場的理論，作為各國“最后貸款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在國際游資巨大的破壞力面前無能為力。

四、歐元面對嚴峻挑戰

1999年1月1日，歐盟11國正式啟動歐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創始國貨幣才全部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三年過渡期，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貨幣與歐元并存，同時發行和流通。這樣“雙軌制”的過渡期，為國際炒家利用歐元中央銀行與各國中央銀行之間政策取向的偏差，選擇薄弱環節各個擊破，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典型的前車之鑒是1992年的英鎊“阻擊戰”。 當時歐洲匯率穩定體制（erm）中，弱勢貨幣英鎊兌馬克幣值明顯偏高。英國既要維持貨幣幣值（維持高息），又要擺脫經濟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國減息。可是，德國剛剛統一，西德馬克與東德馬克按一比一的匯率合二而一，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率飆升的強大壓力，非但不能減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勢英鎊成為投機者大筆沽空的攻擊目標。一場惡戰下來，英鎊被國際游資打出歐洲匯率穩定體制。索羅斯志得意滿，大賺10億英鎊，英國財相灰頭土臉，被迫辭職。21

如今，參與歐元的11個歐洲聯盟國家中，各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這些民主國家的民選政府，政治必須服從選票，關鍵時刻制定政策，只能從本國選民的利益出發，很容易在貨幣政策上不能共同進退。歐元挑戰美元，是一伙鉤心斗角的聯盟與一個統一強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擔憂。22 如果說1992年，英鎊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繼打出歐洲匯率穩定體制（erm），不能說1999年以后，歐元區的其它貨幣，譬如德國馬克，沒有可能成為國際游資投機的目標。如今，德國對俄羅斯的巨額問題貸款已經可能沖擊德國的銀行體系。23 與原東德和俄羅斯經濟關系密切的東歐國家，受俄羅斯危機的直接拖累，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的貨幣已處風雨飄搖之中。24 德國建議用歐元救援俄羅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東歐和俄國的利益卷成歐盟的集體行動。25 如果俄羅斯和東歐情況惡化，影響到德國的貨幣和經濟政策，造成德國與歐盟其它國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邏輯上，不能排除馬克面臨1992年英鎊處境的可能性。倘若馬克受到強有力的沖擊，甚至被打出歐元體系，歐元、乃至整個歐盟的前景都將面臨空前未有的嚴峻考驗。

五、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

第8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稱基金組織)是聯合國系統下專門負責國際貨幣和金融事務的國際機構,其核心職能在于對成員國政策與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運行情況進行監督,維護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2007年6月,基金組織執董會通過了《對成員國政策的雙邊監督決定》,明確基金組織對成員國的監督重點,是對“外部穩定”具有重要影響的匯率、貨幣、財政和金融部門等政策。但是,該決定在執行中遇到了重重困難,在全球金融動蕩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基金組織管理層不得不暫緩實施該決定。

決定執行難問題和本次起源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不斷惡化,體現了基金組織監督中長期存在的缺陷,如對成員國監督不公平、對發展中國家監督不合理、對系統性風險監督不到位等。

基金組織監督存在種種缺陷,有多方面原因。

――治理結構不合理。發達國家一直在基金組織份額和投票權中占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在基金組織的代表性卻嚴重不足,這是造成基金組織監督缺陷的根本原因。

目前,發達國家擁有基金組織超過60%的份額,其中約45%集中于七國集團,美國一家就擁有17%的份額。份額基本決定投票權。由于基金組織決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權通過,重大決策需要85%的投票權通過,因此發達國家足以決定基金組織日常決策,美國更在事實上擁有對重大決策的一票否決權。

――監督理念不合理。基金組織常常將主要基于發達國家經濟情況的經濟學理論、模型和決策經驗,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但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重要差別:一方面,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比較穩定,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多年來經濟持續經歷改革和結構性變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常常處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微觀經濟主體對市場信號的反應不夠靈敏。

――監督不夠坦誠、獨立和客觀。基金組織監督往往受政治因素影響,成員國并未被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要解決基金組織監督存在的缺陷,必須對導致缺陷的有關因素進行根本性改革。

――改革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顯著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基金組織事務中的發言權。

近十多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加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但是,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卻遠遠落后于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基金組織必須順應變化,對治理結構進行根本性改革。

首先,應繼續改革份額和發言權。在危機加劇、對基金組織資源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有必要對基金組織份額進行整體審查,在大幅增加總體份額的同時,對份額結構進行根本性調整,大幅增加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

其次,應對基金組織的組織管理框架進行改革,包括改革總裁遴選程序等,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基金管理層和工作人員中的代表性。

第三,探索改革基金組織的決策機制。例如,重要決策要由“雙多數”,即投票權的多數和成員國的多數共同通過。而且,要提高決策的否決門檻,即應規定重要決策由70%-75%的投票權通過,從而防止個別國家阻撓基金組織決策。

――樹立為成員國服務的理念,發揮“可信用顧問”的角色。基金組織必須從提供服務的角度,在認真考慮成員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改進監督方法,提高監督的有效性。第一,加強與成員國的雙邊磋商和高層對話。第二,通過技術援助、培訓和政策咨詢等,提高成員國自身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第三,不斷提高對系統性風險的評估能力,并督促有關國家或機構及時采取措施、化解風險。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日益融入全球經濟,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揮作用也有較高期望。對此,我們應順勢而為,積極推動基金組織加強監督職能的各項改革。

――積極推動基金組織治理結構改革。中國在獲得基金組織的幾次增資后,目前已經成為基金組織的第六大股東,但仍屬份額最嚴重低估的國家之一。而且,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基金組織治理結構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發言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中國應積極利用各種場合,通過各種渠道,推動基金組織治理結構做出有利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

――加大對基金組織規則制定的影響力。在國際經濟和金融規則的制定中,我們應從過去的被動參與轉向積極發揮影響力,主動提出規則的修改建議和監督框架的改革設想,并積極推動,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利用基金組織的監督,推動中國發展理念的傳播。中國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和較成熟的制度理念,它們可能更適合發展中國家。我們應全面總結,并加強與基金組織的交流,豐富基金組織的監督理念,通過基金組織推廣到成員國。

第9篇：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資深律師。學術旨趣主要在資本市場、上市公司收購和公共政策,特別關注中國的轉型和法治變遷。作為中國律師,執業領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購、反壟斷、公司治理和證券訴訟等方面

全球金融格局事實上早就先于世界銀行,從少數國家獨霸邁入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的時代,是世界多極化進程的一個很好的注腳

4月25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通過了包括世行投票權改革在內的四項改革方案。根據之前的承諾,發達國家借此方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而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亦從2.77%提高到4.42%,由原來的第六位躍居第三位,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投票國。

需要指出的是,這次改革是世行歷史上第一次以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為主要目標的一次治理結構改革。很顯然,中國在世界銀行投票權的大幅提升與中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地位的日益隆顯有很大的關系,作為即將接替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大國和世界第一出口國,中國經濟的表現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晴雨表。以“二戰”后全球經濟首次出現負增長的2009年為例,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的總和還要高,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引擎。

長期以來一直被美國和歐盟把持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讓渡3%以上的投票權,這是對當前世界經濟力量沉浮現實的正確回應。事實上,作為“二戰”的產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是發達國家的傳聲筒或者經濟政策的全球“執行機構”,其半個多世紀以來不變的決策格局既是對日益明顯的全球化格局的漠視,更是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崛起中的事實的消極回應。這么一個完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機構在某種程度上已遠遠落后于全球經濟發展變化的事實,當然不能成為穩定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的最佳機構。因此,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改革,特別是在決策機制和治理模式上向發展中國家大幅轉移投票權,已成為各界的共識。全球金融格局事實上早就先于世界銀行,從少數國家獨霸邁入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治理的時代,是世界多極化進程的一個很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