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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齊老方式；現狀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9-0132-01
1 我國農村養老方式的現狀
1.1 家庭養老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
家庭養老就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由家庭成員或家庭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的養老方式，主要是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個方面。
由于農村經濟不發達，分配方式單一，農村老人對家庭存在很大依賴性。養兒防老成為農村人的普遍思想，成為我國的傳統觀念。此外農村老齡人口在不斷的上升在經濟上屬于弱勢群體，收入水平低，土地收入是他們的主要來源，這種現象必須依托家庭子女的力量，才能使得老有所養。
1.2 其他養老為補充形式
(1)集體養老。
改革開放前，社會對農村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撫養義務人的孤寡老人在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面給予照顧和物質幫助即“五保供養”。在我國的五保制度，有的采取分撒供養，即由村組織負責或由鄰里照顧；有的采用集中在養老院(敬老院)供養，將“五保”老人安排在鄉鎮或農村養老院，統一安排吃、穿、住等生活需要，并安排工作人員負責日常照顧。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正式的養老保障制度，政府為保證廣大農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保障，組織實施的。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是完全積累型的個人賬戶制，每個農民的養老金水平完全取決于個人賬戶積累的期限和積累的數額。投保的期限越長，積累的金額也就越多，受益也越大。
(3)商業保險養老。
商業保險養老是在農村地區富裕的農民主動購買商業保險，定期繳納保險費達到一定年限，由商業保險公司返還一定的金額，以此解決農村參保人員的養老問題，商業保險費完全由參保農民自己負擔。
2 我國農村養老的現狀分析
在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中，主要還是家庭養老為主，存在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傳統經濟和傳統孝文化的影響。
(1)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古代社會是以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家庭絕大部分是小農家庭，這些家庭或者自己擁有一小塊土地。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是整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家庭在整個社會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既是生產實體，又是消費實體和贍養老人的基本單位。
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還體現在家中的財產和最終控制在老年人手中。在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里，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濟和私有制條件下，子女沒有生產和生活資料，并且被束縛在以父母為核心的家庭中，家長在子女的心目中有絕對的權威。另外，老年人可以對家中的財產進行統一分配，并對家庭成員的收入和風險進行集中調節，這恰恰是家庭能夠承擔養老的經濟條件。
(2)傳統社會中農業占主導地位，農業生產是中國古代的基本生產方式。農民的春耕、秋收都依賴于天時地利，經驗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起著關鍵性作用，而社會中具有經驗的是老人，這就奠定了他們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老年人的閱歷和經驗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傳統農業社會孝敬老人的社會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為家庭養老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成了中國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中華文化的孝道意識大大加固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增強了家庭和社會結構的穩定與和諧，中國的家庭養老傳統之所以能夠弘揚至今，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以血緣為基礎的孝道思想。
在現代社會，老年人失去勞動能力，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子女，這種反哺式養老正適應了當代老年人的心理狀態，因為家庭作為提供情感和心理需要的基本單位是養老最滿意的理想場所，也是其他場所不可替代的，并且家庭的供給成本低以及組織結構的穩定性，成為了家庭養老的重要原因。
其他養老方式作為補充，在當前社會還沒有成為主要形式的原因是經濟發展不能支撐社會養老資金的支出。
①在農村集體養老方式一般是由鄉村政府組織的，其籌資方式主要是作為參加方的村集體向農民收繳集體養老費，或直接從村集體公積金或公益金中支取等其他方式籌集基金來修建維持養老院的運作，或直接作為養老生活費給“五保戶”。
但伴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集體養老方式也在逐漸弱化。農村集體辦敬老院個數下降，集體養老一般只局限于“五保戶”，這種制度只相對有效地保障了特定貧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這部分老年人群體占農村老年人的比重十分有限。此外，這種養老模式對地方財政投入的依賴性高，而缺乏可行性和穩定性。同時，由于不同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集體養老模式在不同地區差異性很大。所以，集體養老不具備普遍性。
②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經濟結構差異，農業人群經濟實力差異等原因，我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在實踐中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鼓勵具備投保條件的農戶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所以，目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大多是較發達的農村地區，那些不發達農村地區和貧困農民無力投保。這種“嫌貧愛富”的現象是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死結。
關鍵詞：農戶金融服務；非正式金融；減貧機制
中國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6-0010-06
貧困問題作為一項世界性研究難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相關學科學者們的目光。小農家庭由于自身經濟基礎薄弱與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長期處于貧困的邊緣m或者陷入貧困者行列之中。從貧困的形成原因來看，低收入、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經濟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聯系、彼此強化的。無論是貧困者緩解貧困，還是減少貧困的發生率，資金(或信貸)的可獲得性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關注農戶的金融服務狀況是關注貧困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隨著對農戶金融服務實踐的變化，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對農戶金融服務需求本質的理解、可供形式、減貧機制、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個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進行綜述。
一、對農戶(農民)經濟行為的解讀
英國學者弗蘭克?艾利思把農戶定義為“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主要從農業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員勞動的一個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他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與產出市場”。對農戶研究的本質目的是對農戶行為的解讀，其中爭論的焦點在于農戶是否經濟理性，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農戶看作一個現代生產基本單位，以便選擇農戶金融服務的基本框架。張杰(2005)認為，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現在已經存在并很好地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
現代歐美學者研究農戶行為的經典文獻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強調小農的理性動機，另一類則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舒爾茨把農戶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認為農民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毫不遜色，據此，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在于激勵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新的行為(1964)。波普金更進一步認為，農場完全可以視作資本主義的公司，小農無論是在市場領域還是政治社會活動中，都更傾向于按理性的投資者的原則行事(1979)。由于以上兩者的觀點十分接近，人們將其概括為“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這一命題實際上強調，對于農戶或者小農，重要的是為其提供所謂的“現代市場要素”和創造外部市場條件，至于小農如何行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與“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的樂觀傾向相比，小農經濟的“生存命題”則顯得有些悲觀。他們從鄉村社會關系與倫理角度出發，分析農戶(農民)的生存方式與經濟行為邏輯。其中，以察亞諾夫(Chay-anov，1925)、波蘭尼(Polanyi，1957)為代表的“道義小農派”質疑古典經濟學的嚴格理性分析范式，認為小農的行為明顯偏離經濟計算的路徑，不同于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雇傭勞動，因此難以計算成本收益，其產品也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不是追求利潤。后來，美國經擠學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過細致的案例考察進一步闡發和擴展了上述邏輯，并明確提出著名的“道義經濟”命題。在斯科特看來，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選擇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實際上，斯科特所揭示的這一“生存倫理”構成前資本主義農業秩序中諸多技術、社會和道德安排的基礎，農村信貸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對于中國農戶的解讀，華裔學者黃宗智教授的貢獻是難以逾越的。他基于華北小農經濟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農經濟“半無產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邏輯”。在黃宗智之前，人們已經對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征做過大量描述和確認，黃宗智自然也認同對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密化”刻畫，但他對“過密化”的討論旨在表明，由于“過密化”源自一個農戶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勞動力，因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會產生大量原本可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無產一雇傭”階層。但他同時指出，在當時情境下，若剩余勞動力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他必然成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為雇傭階層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只能是自我維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層，那么，他們就必然會繼續附著在小農經濟之上，非農工作與收入只能成為生活的“拐杖”。這種狀況長期決定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制度結構、演進走向以及總體績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戶，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這與中國長期封建歷史過程中的重農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關。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農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現實環境下的理性；解釋農戶行為特征與貧困的原因應從社會制度安排、農產品市場結構與生產要素市場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結合出發；考察與安排農村金融服務時，要綜合考慮歷史與現實的各種制約因素，將之作為動態的變遷背景，才可能實現農村金融制度供給與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農戶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信貸特征
農戶的金融服務需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提供儲蓄便利，積累資本以購買耐用消費品；第二，獲取信貸以平滑消費，包括產出與投入時間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緊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貸資金投資。
對窮人儲蓄能力的懷疑是補貼信貸與貧困者金融服務認識誤區產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窮人不僅可以從收入(工資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從支出(日常開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儲蓄。即使是最窮的人也必須花錢購買如食物與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們的確存在儲蓄的機會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無論金額多么微小。許多貧困家庭主婦在這樣努力，盡管他們的丈夫不能從他們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儲蓄。她們的成功體現在她們每一次出借小額款項(也包括數量很少的米、煤油與鹽)的習慣上。為農戶提供儲蓄便利可以增進農戶儲蓄，從而提高農戶信貸能力。
在解決資金困境時，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資順序依次為：增加非農收入進行的內源融資、利用親緣關系進行的友情借貸、利用本社區其他非正式信貸形式、國家信貸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正規信貸、其他商業性的信貸。在還貸特征上也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契約信用相背離，帶有鄉土社會信用特征，有著明顯的圈層結構：其信用由家庭圈層、親緣圈層、社區圈層至社區之外依次減弱甚至完全喪失。根據郭曉鳴(2004)在四川4個不
同類型的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隨機抽取243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間，農戶在信用社貸款的按時還本付息率僅為34.3％，私人借款的還款率則達到86.8％。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對還款能力不確定的理性選擇，由于收入流的非穩定性特點導致的不確定性，當還款期來臨而無法歸還時，親緣關系與社區內的融資易于達成諒解并順延。事實上，貧困者對聲譽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為若更缺乏聲譽資本，生存危機會更嚴重，對他們來說，一筆金額很小的融資可能是一筆救命錢。信用特征的圈層結構則與信息監控水平、重復博弈與違約懲罰力度有關。若是構建合理的制度安排，農戶圈層結構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變的。
三、農戶金融服務的國際實踐與困境
早期，政策制訂者期望宣傳高利貸的罪惡，試圖通過發展正規金融來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鎮為基礎的信貸配置(Lipton，1976)與正式貸款人面臨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輔而形成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窮人缺乏合適的擔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額借款者，面臨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終保護、仲裁與腐敗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鄉村多數農戶很難獲得正常信貸。在工業化后期，許多國家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理論，于是優惠信貸(補貼信貸)成為許多國家為農業發展提供的一項重要政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許多國家提供優惠信貸供給作為農村發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優惠信貸通常遭遇極低的還款率與高漲的補貼成本，致使許多優惠信貸無法惠及真正的窮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和南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組織為主導的試驗，設計和實施專門為窮人和小型經營活動提供貸款和儲蓄服務的項目。試驗成功的小額信貸機構主要有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玻利維亞的Banco Soi銀行和印度尼西亞的Unit Desa項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報告稱，已探明從事小額信貸的商業銀行和其他正規金融機構有225家(包括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其中已經獲得較高回報，甚至超出本國銀行業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貸風險、提高償還率方面，小額信貸機構獨樹一幟，創造了不少為人熟知并廣為復制的技術，如整貸零還、小組連保貸款、動態激勵、靈活的抵押方式等，用來克服信息不對稱障礙，提高償還率。
然而，小額信貸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問題。首先，非市場化模式的小額信貸存在著可持續性與選擇性剝離。的問題。其次，市場化的小額信貸利率過高，根據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號的調查，在向最窮的人發放貸款的49家小額信貸機構中，平均運營成本為其發放貸款數額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盡管較高的利率可以擴展小額信貸的延伸性，但利率過高也會導致金融風險和政治風險的增大，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國家，政府大都把農業信貸的名義利率定得很低，而貸給農村貧民的貸款利率則更低。德爾?W?亞當斯駁斥了用于論證低息農業貸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種觀點：高利貸論、高收入國家的低利率政策、貸款者獲得了廉價的資金、貸款者的生存力、農民的行為、收入轉移機制、利率與通貨膨脹、次佳論點。認為低息貸款政策是低收入國家的金融市場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它們挫傷了農戶進行儲蓄的積極性，并對貸款者分配貸款的方式極為不利。而且，與低息貸款相對應的低息攬儲極不利于動員農村儲蓄以擴大資金供給。
關于非正式金融與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謝平、陸磊(2003)的研究認為，由于信貸配置中的腐敗行為，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價格實際是均衡的，不能簡單定義民間借貸是高利貸，如果如此定義，則正規金融也同樣具備高利貸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貸對一些借款者來講并不便宜，利率償還只是總借款費用的一部分，額外的費用包括表格填寫、賄賂、拜見放貸者所需交通費用以及進行協商和償還貸款所占用時間的機會成本，就一個新的小額借款者來說，他的貸款交易費用可能是應付利息的好幾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個印度村莊消費性貸款的利率結構，發現其年利息率平均為143％，從利息的構成來看，機會成本約占50％以上，風險成本25％，分配成本15％，壟斷利潤則只占6％。
四、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
關于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圖所示思路進行的：
所謂可追加性研究是指農戶獲得貸款前后的境況改善與生活影響。在眾多小額信貸制度影響分析的文獻中，有關金融服務對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被集中在六個方面：平滑消費；減低對高利貸的依賴程度；對家庭開辦小型企業的影響；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成員職業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費與家庭資產選擇是最明顯的，而對高利貸依賴的影響是最不確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過對陜西、河南小額信貸的受惠農戶進行調查，并進行收入影響計量檢驗，認為小額信貸為貧困農戶的收入增長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有助于貧困農戶收入增加和財產積累。江曙霞、嚴玉華(2006)運用靜態灰關聯和前移動態關聯矩陣對中國農村民間信用緩解貧困的有效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民間信用可以有效緩解中國農戶的貧困狀況。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發現一個相似的利潤最大化投資組合窮人比富人所得回報會低30％，而改善信貸可得性則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
由于農戶信貸資金可得性主要來自于農村非正規金融，國外學者就此進行了多樣性的相關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莊內實現收入互保、平滑消費的檢驗。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別用印度南部、布基納法索(非洲國家)與北尼日利亞(非洲中西部國家)鄉村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收入特異風險在總風險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實證檢驗，Mordueh發現家庭特異風險占家庭收入總風險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結論。Alderman與Paxson(1992)以消費與保險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個計量模型用以檢驗村莊
內部的相互借貸對家庭間實現收入保險、平滑消費的可能性。Deaton(1992a)對村莊內部是否比跨村之間有著更多的收入共變進行了檢驗，其F檢驗表明結論是否定的，這實質上反映的是相鄰村莊之間的同質性。其次是對農村變異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對承受疾病災害的家庭接受親戚與鄰里的饋贈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這是類似于信貸、相互提供收入保險的一種形式。姜旭朝、蔣貞燦(2005)則認為，農村婚嫁費用及其中的民間資金流動也反映著社會保障因素，亦即一種民間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輪會)的作用機制得到最為廣泛與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個簡潔的模型，很好地說明了參加RoSCA比通過自己積累資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時間獲得耐用品。Anderson與Baland則從男女主人在家庭資源配置偏好差異與決策權爭奪角度出發，通過博弈模型說明婦女參加RoSCA有利于促進低收人家庭儲蓄，提高家庭教育資本的積累與耐用消費品的投資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運用1977～1991年臺灣地區212 046戶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是否參與輪會(RoSCA)與其消費耐用消費品金額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資本積累與耐用消費品購置中起著積極作用。
五、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
政府優惠信貸容易產生指向偏誤，小額信貸的高監控與收貸成本會內生過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為農戶信貸的補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觀存在的。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分別采用不同的行為規則集合與激勵結構去處理監控與激勵問題，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農村與城鎮充滿活力地運行，成為許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貸資源。Tsai(2003)對中國江浙農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鄉村地區，正規金融發展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樣或更加活躍。對其原因，他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了解釋：正式金融供給不足而產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與市場互動的產物；地方政治經濟因素導致的市場分割；非正式金融極低的交易成本與社區互保機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樣，并且在各國有一定的差別，總結起來大致共有10種類型：專職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銀行(aboriginalbank)、當鋪等；職業放貸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當商；銀背；地主；親友；金錢護衛(mon-ey guards)；小組儲蓄(group saving)；輪流儲蓄與信貸協會(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會(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結構與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場廣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資金供給不足。因此，如何構建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是實踐中已然產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義的問題。當前存在的主要連接形式有：小額信貸中的小組聯保貸款、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農業相關產業與農戶的信貸。
不少學者對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進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較中印非正式金融與小額信貸時指出，自組織的目的是幫助成員有規律地小額儲蓄，在成員間創立內部保險基金以便應付急需，通過集體決策增強成員權利，為集體成員擴展無擔保貸款。Seibel(1985)則以西非農村金融自組織為例，分別就儲貸協會與銀行機構實行連接的原則做了詳細闡述。以儲貸協會特別是以農戶小組、手工業小組、商人小組為基礎的聯保貸款可以有效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監控與還款激勵問題，為儲貸協會設置的會計賬戶也有利于資金的安全與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賓的情形為例，考察了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在配置效率與小農福利的潛在影響。通過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產業對難以獲得信貸的小規模農戶進行借款，增強了貧困農戶的信貸能力。事實上，一些非正式貸款者起著銀行資金的輸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購者對谷物種植者，奶制品公司對奶牛放養農戶，農用生產資料經營公司對農戶等。政策的制訂者們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即增加正式金融資金的供給是否能夠增加放貸者的競爭數量，從而降低小農獲取貸款的利率，改善貸款獲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說明，由于一個地方很難會產生幾個同類的放貸者，而且由于壓低產出價格或抬高投入品價格因素的存在，使顯性利率無法顯示實際利率水平，重復博弈下放貸者的共謀可能只是增加放貸者從中獲取租金的能力。劉峰、許永輝、何田以黑龍江個案為例，對農戶聯保貸款制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黃良赳對社會信用合作組織在農戶貸款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別以政府、民間、企業信用資源為平臺，以增加農戶貸款資金可得性。
1 我國農民合作社的融資問題
農業經濟大發展需要資金的支持，農業合作社是在自愿的原則下，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由于農民合作社同家庭比較，更具有抗風險能力，所以在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可以借助金融系統融資，提高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的能力。
1.1自身實力與融資能力問題
在我國農村地區，由于長期受小農經濟的影響，大多數農民對金融系統還不了解，更不愿參加保險，安于現狀，還是以靠天吃飯的思想，所以在農民合作社中，除了發起人和核心成員外，其他社員的入股資金非常少，甚至僅僅是以宅院、土地、機械設備入股，顯然，這種股資的融資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合作社在起步階段資金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當地政府和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這是由于合作社的自身融資能力很低，還遠遠不能滿足農業生產季節性流動資金投資的需求，導致合作社很難實現較大的發展。
1.2農村金融系統與金融服務問題
由于農村金融系統不健全，金融服務落后，但農村的經濟發展，確需要金融市場的大力支持，但中國的金融系統卻對農業的支持很少，因此，農民合作社也難以得到金融機構的支持，究其原因一是農村金融機構少，覆蓋面窄，由于為農民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有限，主要有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等，但在農村，不僅這些金融機構的種類少，而且某些銀行又僅限于農業的某些領域，如農業發展銀行僅限于貸出對糧棉的收購資金，從而使農民合作社的資金來源非常有限；第二是農村的金融服務落后，信貸產品缺乏，金融機構很少有專門針對農民合作社的金融新產品，其貸款模式主要是小額貸款、個人消費貸款等。第三是民間融資成本高，規模小。民間借款的利息往往是銀行貸款利息的好幾倍，而農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又不高，又由于農民合作社缺乏穩定性，難以從民間獲得資金，使小規模的農民合作社難以獲得資金的支持，影響農民合作社的快速發展
1.3政府支持力度與配套措施問題
在對合作社的金融服務中，政府支持力度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雖然近年來國家涉農領域的資金支持力度越來越大，但是面對快速增長的農民合作社的發展現狀來說，資金支持仍然存在較大缺口，難以涉及到中小農民專業合作社，第二是地方政府的配套措施不到位，尤其在稅收減免、用地用電、農資供應、注冊登記和信息服務等方面，地方政府對合作社的扶持力度顯然不夠，扶持政策也缺乏靈活性，一些涉及優惠政策的文件只是泛泛而談，實際操作性不強，制約著合作社的發展。
2 我國農村合作社融資發展對策
2.1合作社融資要規范化
農村合作社希望融資，也要從強化自身左起，規范合作社建設，這樣，一方面由于合作社的成立、發展以及各項財務制度嚴格遵守，就會提高農民合作社的誠信度，使農民合作社著力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合作社管理：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不斷學習，參加各類涉及合作社發展的政府公益性培訓，提升自己的業務素質和管理技能此外，合作社還要積極引入附近村莊中農業技能、農業素質較好的農業人才加入合作社，為合作社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2.2政策扶持與農村信貸力度
農民合作社的發展需要政策扶持，加大農村信貸力度。政府應加強引導，不斷完善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大力扶持金融機構加強涉農領域的資金信貸投放力度，第一是分散金融機構的風險，可以嘗試讓多家金融機構聯合為合作社發放貸款，降低每一家金融機構的風險。第二是實行獎勵制度。對在涉農方面有突出貢獻的金融機構，地方政府要以政府的名義予以表彰，提高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度。
關鍵詞：合作農民合作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我國辭海解釋“合”字，有融洽、協同、共同、合辦等意思；辭源解釋“合作”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共同創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詞是協作、共同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自然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是人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經濟合作構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內容。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作用，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人的自我價值只有在團隊中，或者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體現出來。如果全社會只由一個人構成，這時，價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和匱乏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人在團隊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來源和渠道，從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發散信息的渠道，從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滿足；三是人在團隊中，通過組織活動及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使個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類自組織的均衡，是人類理性的必然選擇。由于合作能明顯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發達理性的人類選擇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對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著一種推動合作的理性動力。時間的演進和合作各方的不斷磨合會使合作制度越來越有效；同時，人們之間合作的意識也會越來越濃。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理論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約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是保證合作有效的基本內容。在合作組織內部，公平與效率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本質是不公平。在合作組織內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體現按貢獻分配的原則；同時，可考慮給弱者以適當的傾斜。只有實現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調動每一合作成員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也就促進了效率目標的實現。這里效率不僅體現了合作成員的個人效率，也體現了合作組織的整體效率。因為公平原則使個人效率與組織效率得到了有機統一。
合作具有歷史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蘇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員的個體利益。任何為了單純合作而損害合作成員個體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終結果只會導致合作的解體。
合作的路徑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產生根源于男女在社會和經濟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經濟，經濟也是決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層原因。從歷史過程來看，家庭的產生不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家庭的演變趨勢看，隨著家庭功能的逐步社會化，家庭形式肯定會發生各種變化，會取得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各種新形式。未來家庭形式的存在應當更加滿足個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產生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所以，未來的家庭道德將會具有新的內涵。
企業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企業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經濟組織。決定企業組織形式變革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成本。在未來社會，人類的企業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影響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有的同志認為中國農民合作難，有的同志卻認為相反。其實，這里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半。合作有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合作。中國農民合作的難易取決于是什么類型和性質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
中國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目前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政治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哲學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法律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歷史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計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況，法國人戈蒙（Jean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⑥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農村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影響。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問題。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⑦對此，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總之，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來中國鄉村合作模式的選擇應立足于社區自治。這里重點應解決好鄉鎮問題。目前，鄉鎮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均衡，所以，筆者認為，解決鄉鎮問題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虛化或實化鄉鎮，也不在于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實行有限的鄉鎮自治，而是在于轉化，即應重新配置鄉鎮權力體系，形成一個均衡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這里關鍵是要重新調整“條”“塊”關系，實行“條”執行、“塊”監督。具體設想如下：1、將現有鄉鎮的所有職能進行歸類細分，并將具體面對農民的執行職能全部“條條”化，實行“條”管理。涉及到鄉鎮的有關機構完全變成全國或省或縣的派出機構，人員調配、干部升遷、物資配置完全統一管理。2、在上述基礎上，將鄉鎮一級黨委和政府改為只設黨代會和人代會兩個機構，并設相應常委會，是為“塊”，鄉政府完全自治化。3、鄉黨代會或人代會的主要職能是監督，即監督“條”在具體執行和運作過程中是否有不稱職現象。4、對原有鄉鎮遺留問題如鄉鎮負債等問題可采取如下途徑解決：（1）轉移到相關的“條”系統內，由“條”自行消化一部分；（2）國家補貼一部分；（3）發動本地群眾集資解決一部分；（4）實在不能解決的，可采取先掛賬，以后再想辦法解決。實行“條”執行、“塊”監督的好處有：（1）有利于“條”的高效率動作。（2）有利于發揮“塊”的積極性。（3）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均衡權力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根子就在于沒有理順“條塊”關系。通過“條”執行、“塊”監督可改變這種局面，放也不會亂，收也不會死。（4）宏觀上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統一。（5）由于“條”的有關經費全部來自本系統或國家，“塊”的運行成本又很低，這樣，也就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也不會產生鄉鎮負債問題。（6）有利于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7）為最終消除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和二元經濟結構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平臺。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關鍵詞：企業文化；小農經濟；產業；文化遷移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3-0212-02
一、企業文化與現代企業競爭力
1.科學管理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國家的強大源于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來自企業活力，企業活力來自于企業不斷創新而產生的競爭力。對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來說，國際資本流入的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產業低技術產生低利潤現狀、中低端產品的市場飽和與人力資源成本優勢不可持續趨勢等需要產業轉型，提升競爭力。
企業把某些資源經過優化組合而轉換為產品與服務。企業的競爭力是資源實力與對資源的整合力―管理力這兩者之合力。資源實力是矢量力，是競爭力的前提充分條件，科學管理中的“科學”是管理矢量力之方向，不適合現狀的管理是管理方向與競爭力方向相反，會削弱競爭力。只有資源實力與管理力方向一致，它們的和即競爭力才能增大。通過科學管理活動、進行科學合理的獨特資源配置，才具有經濟技術效率，形成核心競爭優勢，提高效益。例如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只是代表企業具備了持續競爭優勢的潛在的可能性，而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才能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1]。“有治之兵，無能之將，敗矣”，管理具有科學性才能保證組織競爭力。
2.企業文化力能夠促進企業的科學管理
科學技術進步與人性的演變不斷推動企業管理的發展。農業經濟時代，人類勞動依靠體力，到工業化時代，主要依靠機器、信息技術、軟件等來維系生產活動。管理是已有理論經驗與管理實踐藝術之集合，沒有最好、統一、現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操控以適時、適情、適度與彈性為行為基準。生產力技術實踐的變遷，企業管理從農耕社會的經驗管理演變到工業時代嚴格的制度管理，知識經濟社會的企業管理要變革了，就是增加管理中的文化要素。個中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完備與社會開明的用人制度增加了員工離職機會，收入差異增大，個性化員工出現，員工文化程度提高，精神層次的追求呈現差異化、品位化、格調多樣化傾向，這給企業管理帶來了挑戰，不能再完全仰仗嚴厲呆板的制度來管理員工了。富士康公司員工管理問題提醒我們，企業要應當用統一員工價值觀念的文化管理來形成企業凝聚力，以實現員工的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相結合。正像著名的管理學家德魯克所說的：管理越是能應用一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信念，它越能成功[2]。
3.企業文化力是企業競爭的稀缺資源
經濟一體化引發員工價值觀從治到亂，多元觀念沖擊并且挑戰過去成功的企業文化。因此企業要整合混亂、復雜、變異的員工思潮，重建企業文化。一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具有相對穩定性，即組織文化慣性[3]。企業文化是企業員工的共同價值取向、企業管理手段、員工行為導向標。觀念滯后于實踐之特性阻滯企業管理發展，會使企業發展付出代價。企業文化能形成良好的企業良好的改革氛圍，降低制度執行的成本，彌補制度建設的不足[4]，降低制度變革的成本，符合企業利益。正因為企業文化影響著企業管理，因此它是競爭優勢一種來源[5]。
二、目前我國企業文化的狀況及成因
1.目前我國企業文化的狀況
初級階段的經濟成分復雜，文化也多元且富于變化。許多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羈絆，企業文化表現為與企業經營無關的管理政治化。其表征是：文化空殼化，空洞無物；文化順從化，無自己靈魂；文化無個性化，沒有生命力。差異特性是企業文化核心和靈魂，無靈魂的企業會出現低效、欠活力、混亂的狀況。而許多中小企業與鄉鎮企業的企業文化卻走向另一極端，即沒有與企業戰略發展相適應的動態式先進文化；合資與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正在演變中，但是它也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
2.目前企業文化的淵源分析
適應社會發展趨勢，利用企業文化來保持企業的發展優勢，是改變企業文化現狀的途徑。按照社會文化學家霍夫斯達特說法，不同國家的文化價值觀表現在四個方面，即權力距離、不確定回避、個人主義、男性化程度，后來他的學生彭麥克又增加了短期與長期價值取向。按照這種理論分析我國特殊的社會狀況，我們能看到我國落后的企業文化產生的根源。
（1）權力距離--集權主義的弊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企業是集權化程度相對高的金字塔式的，帶有濃重的人治色彩。它雖然表面呈現穩定狀況，但是由于沒有民主決策機制，風險較高，缺乏快速、準確、及時反映市場規律與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企業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社會主流文化滲透于且主導著國有企業文化，使企業文化呈現政治化傾向。由于權力距離大，資源掌握在高層管理人物手里，因此員工養成惟命是從，喜好做表面文章、形式主義、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風氣，出現了溜須拍馬、說假話的企業亞文化。這些亞文化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企業管理，也腐化影響社會健康的主流文化。這種企業文化的慣性在短時間內無法消失，影響了企業的變革與發展。過分尊崇權力形成了馴從與按部就班的工作態度，沒有自我決策意識，也就沒有經歷風險考驗的可能性，因此懼怕風險，不愿承擔風險，不想創新，鐘愛穩定工作環境，這與企業需要創新精神的文化格格不入。
（2）原始與封建社會經濟模式的積弊。主要有：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原始社會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出匱乏，為維護部落團結，組織分配就按照平均主義進行，這樣的分配文化深深地烙印于原始人心目中，又一代代傳承下來。組織政治上的任人唯親。原始部落的家族式運行形式，形成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它有排外思想，對內不講原則，只講親情倫理與關系；對外不信任他人甚至排擠他人。這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造成企業里面的拉幫結派、任人唯親的庸俗人際關系的出現。不合作與利己主義。最早的“井田制”的農業作業模式，以及由它延伸的土地使用模式把農民束縛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農民獨立完成農產品的全部生產流程，無須與他人合作，因此形成合作意識淡薄、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這種文化延續至今，就衍生出現今的企業文化。
3.現代生產的管理觀念與舊企業文化的沖突
（1）信息路徑與集權主義問題。現代市場經濟的快速變化性要求信息溝通要準確、及時，而集權式的多等級管理方式與組織結構會使信息傳遞損失多、信息扭曲失真。有人調查信息傳遞損失的結果是：董事會100%，副總經理63%，高級主管56%，工廠主管40%，領班30%，員工20%[7]。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在他《經理的職能》就說：“信息聯系的路線必須直接、短捷。”[8]
（2）現代生產與小農意識。小農經濟后，出現了現代化大生產的流水線作業方式。現代化大生產這要求員工要有時間觀念，因為個人只是工業產品經營總環節中一環，只有大家緊密配合才能完成企業目標。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收入分配上不能有平均主義思想，否則企業就留不住人才，沒有高質量的人力資源，企業也就沒有發展的活力。競爭性要求企業不能自我懈怠與滿足，否則它就被擠出市場。而小農意識則從自我利益出發，缺乏合作精神，不能從大局著眼，對現代企業文化發展起阻礙作用。
三、企業文化變革的現實必要性
誰擁有企業文化的優勢，誰就擁有競爭優勢、效益優勢、發展優勢。企業文化影響著企業如何開展業務，并且有助于管控員工的行為，是競爭優勢一種來源。
1.企業文化管理的成功實踐
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日本企業文化管理實踐引起就美國學者的關注，企業管理從硬管理向軟管理方向發展。美國基于其制度的傳統管理模式受到以日本為代表的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的巨大挑戰。企業管理的實質是人的管理，企業一切經濟活動都要由人來執行與控制，而人力資源又不同于企業其他物質資源（原材料、財務資源、生產工具等），它具有多變性、可塑性、激勵潛力。由于現代運輸體系的便捷與投資貿易壁壘的減少，降低了物資采購成本，從而使生產成本差異在企業之間被縮小，人力成本由于勞動力市場的開放與教育的市場化、大眾化，企業的這方面成本差異被縮小，投融資市場的開放使得企業的財務成本差異也被縮小，企業競爭的重要手段主要集中在無形資產上，企業競爭從關注有形資源轉移至無形資源的創造上。企業文化是無形資產之一，它也影響其他無形資產，例如商譽。企業管理組織框架可以模仿，而企業文化是不容易被模仿的，它是企業內在靈魂，不具有外在性，是企業競爭的秘密武器。
2.滿足個性化消費者要求的需要
馬斯洛的人的五種需求遞進理論指出了社會發展中人的個性追求演變軌跡：從溫飽時的重視生理需求的物質文化向溫飽后重視心里、情感、自我實現等精神文化方向演變，企業管理工作只能適應這些變化。如何生產有文化力的、滿足個性化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如何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與工作激情，減少工作疲憊感、壓抑感及厭倦心理？面對思想觀念多樣性的新一代的員工，如何統一企業的思想，形成企業凝聚力，實現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相結合？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審視國內外企業的管理方式發展脈絡，我們就不難理解，企業管理為什么從早期依靠人的經驗管理到后期的憑借制度、重視員工行為、計算機科學模型的管理，再到未來的依賴企業文化管理的演變了，這是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人的教育水平、人性演變的使然。
四、企業文化遷移與遷移路徑
企業發展的現實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先進企業文化意識，而意識并不總是與現實同步，往往是滯后的。現代企業以創新發展為價值取向，變革某些舊的模式在所難免。企業文化演變有兩種基本路徑：一是被動式的企業文化演變，二是主動式的企業文化演變。前者是：改革企業管理體制后，企業文化被動地發生了變化；后者是：先主動地營造改革的文化氛圍，適當時間進行企業文化變革，而后企業管理體制變革。路徑取舍標準是變革的成本大小、收益多寡。哪一種變革路徑都有它適應的環境，我們只能從不同的維度進行具體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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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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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照云.管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 220.
〔8〕吳照云.管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 72.
（責任編輯 張海鵬） 一、企業文化與現代企業競爭力
1.科學管理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國家的強大源于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來自企業活力，企業活力來自于企業不斷創新而產生的競爭力。對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來說，國際資本流入的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產業低技術產生低利潤現狀、中低端產品的市場飽和與人力資源成本優勢不可持續趨勢等需要產業轉型，提升競爭力。
企業把某些資源經過優化組合而轉換為產品與服務。企業的競爭力是資源實力與對資源的整合力―管理力這兩者之合力。資源實力是矢量力，是競爭力的前提充分條件，科學管理中的“科學”是管理矢量力之方向，不適合現狀的管理是管理方向與競爭力方向相反，會削弱競爭力。只有資源實力與管理力方向一致，它們的和即競爭力才能增大。通過科學管理活動、進行科學合理的獨特資源配置，才具有經濟技術效率，形成核心競爭優勢，提高效益。例如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只是代表企業具備了持續競爭優勢的潛在的可能性，而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才能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1]。“有治之兵，無能之將，敗矣”，管理具有科學性才能保證組織競爭力。
2.企業文化力能夠促進企業的科學管理
科學技術進步與人性的演變不斷推動企業管理的發展。農業經濟時代，人類勞動依靠體力，到工業化時代，主要依靠機器、信息技術、軟件等來維系生產活動。管理是已有理論經驗與管理實踐藝術之集合，沒有最好、統一、現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操控以適時、適情、適度與彈性為行為基準。生產力技術實踐的變遷，企業管理從農耕社會的經驗管理演變到工業時代嚴格的制度管理，知識經濟社會的企業管理要變革了，就是增加管理中的文化要素。個中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完備與社會開明的用人制度增加了員工離職機會，收入差異增大，個性化員工出現，員工文化程度提高，精神層次的追求呈現差異化、品位化、格調多樣化傾向，這給企業管理帶來了挑戰，不能再完全仰仗嚴厲呆板的制度來管理員工了。富士康公司員工管理問題提醒我們，企業要應當用統一員工價值觀念的文化管理來形成企業凝聚力，以實現員工的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相結合。正像著名的管理學家德魯克所說的：管理越是能應用一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信念，它越能成功[2]。
3.企業文化力是企業競爭的稀缺資源
經濟一體化引發員工價值觀從治到亂，多元觀念沖擊并且挑戰過去成功的企業文化。因此企業要整合混亂、復雜、變異的員工思潮，重建企業文化。一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具有相對穩定性，即組織文化慣性[3]。企業文化是企業員工的共同價值取向、企業管理手段、員工行為導向標。觀念滯后于實踐之特性阻滯企業管理發展，會使企業發展付出代價。企業文化能形成良好的企業良好的改革氛圍，降低制度執行的成本，彌補制度建設的不足[4]，降低制度變革的成本，符合企業利益。正因為企業文化影響著企業管理，因此它是競爭優勢一種來源[5]。
二、目前我國企業文化的狀況及成因
1.目前我國企業文化的狀況
初級階段的經濟成分復雜，文化也多元且富于變化。許多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羈絆，企業文化表現為與企業經營無關的管理政治化。其表征是：文化空殼化，空洞無物；文化順從化，無自己靈魂；文化無個性化，沒有生命力。差異特性是企業文化核心和靈魂，無靈魂的企業會出現低效、欠活力、混亂的狀況。而許多中小企業與鄉鎮企業的企業文化卻走向另一極端，即沒有與企業戰略發展相適應的動態式先進文化；合資與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正在演變中，但是它也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
2.目前企業文化的淵源分析
適應社會發展趨勢，利用企業文化來保持企業的發展優勢，是改變企業文化現狀的途徑。按照社會文化學家霍夫斯達特說法，不同國家的文化價值觀表現在四個方面，即權力距離、不確定回避、個人主義、男性化程度，后來他的學生彭麥克又增加了短期與長期價值取向。按照這種理論分析我國特殊的社會狀況，我們能看到我國落后的企業文化產生的根源。
（1）權力距離--集權主義的弊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企業是集權化程度相對高的金字塔式的，帶有濃重的人治色彩。它雖然表面呈現穩定狀況，但是由于沒有民主決策機制，風險較高，缺乏快速、準確、及時反映市場規律與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企業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社會主流文化滲透于且主導著國有企業文化，使企業文化呈現政治化傾向。由于權力距離大，資源掌握在高層管理人物手里，因此員工養成惟命是從，喜好做表面文章、形式主義、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風氣，出現了溜須拍馬、說假話的企業亞文化。這些亞文化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企業管理，也腐化影響社會健康的主流文化。這種企業文化的慣性在短時間內無法消失，影響了企業的變革與發展。過分尊崇權力形成了馴從與按部就班的工作態度，沒有自我決策意識，也就沒有經歷風險考驗的可能性，因此懼怕風險，不愿承擔風險，不想創新，鐘愛穩定工作環境，這與企業需要創新精神的文化格格不入。
（2）原始與封建社會經濟模式的積弊。主要有：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原始社會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出匱乏，為維護部落團結，組織分配就按照平均主義進行，這樣的分配文化深深地烙印于原始人心目中，又一代代傳承下來。組織政治上的任人唯親。原始部落的家族式運行形式，形成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它有排外思想，對內不講原則，只講親情倫理與關系；對外不信任他人甚至排擠他人。這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造成企業里面的拉幫結派、任人唯親的庸俗人際關系的出現。不合作與利己主義。最早的“井田制”的農業作業模式，以及由它延伸的土地使用模式把農民束縛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農民獨立完成農產品的全部生產流程，無須與他人合作，因此形成合作意識淡薄、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這種文化延續至今，就衍生出現今的企業文化。
3.現代生產的管理觀念與舊企業文化的沖突
（1）信息路徑與集權主義問題。現代市場經濟的快速變化性要求信息溝通要準確、及時，而集權式的多等級管理方式與組織結構會使信息傳遞損失多、信息扭曲失真。有人調查信息傳遞損失的結果是：董事會100%，副總經理63%，高級主管56%，工廠主管40%，領班30%，員工20%[7]。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在他《經理的職能》就說：“信息聯系的路線必須直接、短捷。”[8]
（2）現代生產與小農意識。小農經濟后，出現了現代化大生產的流水線作業方式。現代化大生產這要求員工要有時間觀念，因為個人只是工業產品經營總環節中一環，只有大家緊密配合才能完成企業目標。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收入分配上不能有平均主義思想，否則企業就留不住人才，沒有高質量的人力資源，企業也就沒有發展的活力。競爭性要求企業不能自我懈怠與滿足，否則它就被擠出市場。而小農意識則從自我利益出發，缺乏合作精神，不能從大局著眼，對現代企業文化發展起阻礙作用。
**縣農村土地流轉經過近幾年的不斷摸索、實踐，已形成了一定規模，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了進一步探索**縣農村土地承包管理及流轉方式，建立承包土地經營權市場，我局組織力量對全縣土地承包管理及經營權轉讓等土地流轉問題進行了一次專項調查。調查情況如下：
一、農村土地流轉現狀
1、土地流轉規模。**縣共有40個鄉鎮，839個村，25萬農戶，77.1萬農業負擔人口，農村土地承包總面積122.7萬畝，其中水田91.6萬畝。全縣二輪承包簽訂承包合同23.5萬份，承包耕地116.6萬畝，發放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2.1萬份。截至去年底止，全縣土地流轉總面積11.8萬畝，占承包土地總面積的10%，涉及承包農戶4.6萬戶，占承包數的19%。從鄉鎮看，40個鄉鎮都存在土地流轉現象，流轉面積多的達3200多畝，占總面積的18%，流轉面積最少的僅占承包面積的3.2%；從行政村看，有土地流轉的村共825個，占總村數的98%。
2、土地流轉成因。我們一行深入到本縣青林、漆河、盤塘、楓樹、茶庵鋪、鄭家驛等6個鄉鎮，走訪了部分村組干部和農戶，從中了解到農村土地流轉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承包者外出務工，不能經營土地；二是勞動力進城經商，不便經營土地；三是種田效益不高，不想經營土地；四是為了方便生產，需要調整土地。這些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都認識到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是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和生產條件。因此，不愿放棄承包權，只愿出讓使用權。
3、土地流轉形式。從調查了解到的情況看，**縣土地流轉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托管。一些外出務工或經商的農戶，將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委托給親友、鄰居，只享受惠農補貼，不參與產品分配，這種形式大都是口頭協議，一般是一年一定。他們都是雙方交涉議定，一般是未經發包方認可并且未辦理任何手續，這種形式的轉讓戶約占45%。二是轉包。這種形式是原承包戶將承包地全部或部分轉包給承接戶。轉包的權利和義務由雙方議定或請中介人鑒證達成協議，多為口頭協議，一般也未經過發包方，也是一年一定一結算，這種形式的轉讓戶占約41%。三是互換。這種形式主要表現在戶與戶之間為方便耕作或防止牲畜踐踏，將原承包地塊互相兌換，兌換條件及補償等事宜，由雙方協商達成協議，原承包關系不變。這種形式的轉讓戶約占5%。四是租賃。這種形式是承包戶將承包地租賃給本村本組農戶或本村組以外的單位和個人用于開發性生產。承租方一次或分年度付給出租方租賃金，這種形式占轉出戶的9%。
4、土地流轉效應。一是促進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進一步穩定和完善。這種土地流轉機制，不僅解除了從事非農產業戶的后顧之憂，而且擴大了種地農戶的發展空間，尤其是拓展了解決農村人地矛盾突出的途徑。二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民營私營經濟的發展。這種流轉機制，使從事非農業的農戶擺脫了土地束縛，集中精力外出打工、經商、從事二、三產業等。目前**縣這類人員約占10萬人以上，加速了**縣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三是推動了農業產業化規模經營。目前全縣已有規模經營面積2.1萬畝，占到總流轉面積的20%，其中經營面積在30—50畝的大戶就有120多戶，這些農戶經營規模擴大以后，有的發展優質稻生產，有的發展煙葉、果蔬等。鄭家驛鄉高巖村朱明春發展種植優質稻60多畝，每年增效1.2萬元，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四是創新了經營理念。土地的有序流轉帶動了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他們走出家門，開闊視野，不僅增加了收入，還學會了一定的技能，了解外界各種信息以及市場經濟的思路，更新了理念。他們憑借與外地的營銷渠道和合作關系，利用當地資源發展自己的事業，為振興經濟起到了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動作用。如目前比較興旺的躍宇竹業、三尖農牧等，他們的領辦者都是從土地流轉中解脫出來的農民和打工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
二、存在主要問題
在調查了解中，我們還發現**縣在土地流轉過程中還存在著以下幾個帶傾向性的問題：一是各級基層干部對土地流轉的認識不清，理解和說法不一，依法管理意識差；二是土地流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滯后，缺乏執法手段，操作難度大；三是土地流轉形式五花八門，程序上隨心所欲，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規范；四是對土地流轉，發包方不清楚，與出讓方、受讓方三者之間沒有履行合法手續，多為口頭協議，私下流轉屬于個人行為，在誠信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土地穩定性差，雙方利益無法受到法律保護，一旦發生糾紛，無法調處，導致部分農戶土地糾紛、矛盾突出。
三、對策及建議
針對**縣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建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對策措施。
一是認識要統一。**縣雖有一部分農民離土甚至離鄉，但大部分農民還是繼續與土地相依為命。推進土地流轉是小農經濟向現代化農業經濟轉變 的重要途徑；是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獲得更多的土地，發展規模農業、效益農業，從而達到以地生財的目的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級政府和相關涉農部門要把土地流轉當作一個重要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作為依法管理土地的一件大事來抓，特別是加強各級黨政領導的法律法規的培訓學習，真正掌握《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精神實質，做到依法行政，使土地流轉真正實現“自愿、依法、有序”。
二是運作要規范。所發生的土地經營權流轉，要符合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要嚴格按程序辦理，確保土地流轉真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確保土地用途不變，提升地力；維護流轉雙方的合法權益；明確土地流轉操作辦法，包括土地流轉申報、審批、登記和流轉合同簽訂、鑒證、兌現、糾紛調處與仲裁以及日常監督等一系列辦法。
三是保障要落實。農村承包合同管理是農經部門的重要職責，要加強農村承包合同管理機構建設，進一步明確土地執法主體、并賦予相關的管理權力和執法手段，包括人員和經費等都要予以保障，做到有人員、有位置、有責任、有權利。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該項工作抓好抓出成效，才能真正做到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大局的穩定。
1電子商務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益處
民以食為天，作為我國傳統的弱質產業，農業一直以來偶讀存在著小農經濟發展慢、生產經營分散、流通環節復雜、產品競爭能力低下、沒有一定的標準、交易的成本高等種種問題。但是近幾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同步化成了不可阻擋的趨勢，這樣一來，我國農業的小農經濟模式就更被限制。舉例來說，很多農村的信息化不普及，不能改及時看到外界信息對于農產品價格的影響，農民也只會跟風種地，結果導致很多農產品被辛苦生產出來后不能改賣到應有的價錢。所以農業經濟的小生產力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并突出。信息流通不暢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影響農業整體效益的提升。因此在農業領域加入電子商務的運用，通過現代化的計算機設備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及時、快速傳播市場信息并幫助農業的生產者也就是農民使用瞬息萬變被的經濟市場，對我國農業的發展有很大好處。但是究竟何為電子商務呢？電子商務是以互聯網作為基本架構，以交易的雙方作為主題，以結算和銀行的支付作為手段，以客戶的數據庫作為依托的一種全新型的商業模式。電子商務中，交易的雙方可以將自己的各種需要和意愿按照一定的方式輸入到電子商務網絡的平臺中，電子商務網絡的本身可以根據客戶自己的要求，在全世界加入電子商務的范圍里為客戶尋找符合客戶要求的賣家。具體來說，帶給我國的農業發展有以下幾個好處：
首先，電子商務的普及能夠降低農業生產的風險。我國的農業就目前的形式來看，一般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的生產方式，農業的生產者之間、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信息交流，農戶也都是按照自己勞動的經驗或者以往消費品的價格來選著生產的農作物，沒有考慮到現實的需要，消費者的需要。而且很多時候，農戶都是看別人選擇什么農作物自己也隨之選擇同樣的農作物，這就造成了同一個品種的面積不斷被擴大，先對其他品種的面積不斷減少，給市場經濟造成一定的混亂和壓力。進而使很多農產品的價格和產品都有很大的波動，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其次，電子商務技術的使用拓寬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提高了農業的經濟效益。目前，我國農產品的銷售流通體系還不健全，所以很多農產品都存在著環節多、渠道窄、需求鏈之間嚴重割裂、交易的成本高等問題。通過運用電子商務自己來實現農業生產資料的信息化，電子商務計劃的使用將市場需要的信息及時準確的傳遞給交易的雙方，并且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傳遞給生產者需要補給的信息。這樣一來，在業務模式上，電子商務技術提共了交易的市場、農產品招標、農產品直銷等模式，農業生產者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的發揮電子商務技術應有的作用。電子商務技術打破了傳統的買賣方式，使農業這一傳統經濟作物走向了市場、走向網絡化，電子商務的存在減少了市場本身在種子、農藥、化肥、農用薄膜、農業機械等各種生產必需品上的供需矛盾。電子商務將每天只有相對時間段營業的現場交貨市場轉化為了全天開封的網絡模式市場，提供了交易的自動性，也具備自動查詢、自動發貨、網上支付、數字簽名等，這樣就極大的縮短了供需的程序，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質量。
第三，電子商務能夠幫助農產品形成新型的農產品交流模式。我國農產品的交易鏈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透明度不高、環節多、交易信息的對稱性差、復雜等。產業能夠發展的基礎就是生產，但是流通和市場交易是決定產業連是否順暢的關鍵環節，農產品之所以難賣難買并且有地域和季節的限制，大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第一是農業生產者的信息不靈，憑借經驗或者盲目跟風；市場信息的傳播手段落后和市場的形成機制致使農業生產者缺少市場信息的引導。第二是名產品交易的手段單一并且缺少市場管理。傳統的交易方式是一對一式的現場現貨交易，在我國目前的農村，大型的、現代化的農產品交易市場并不是很普及，而遠期合約交易、期貨交易的形式又很少，所以市場信息和時間地域的限制導致了農業生產者不能及時滿足市場的需要。
電子商務技術能夠保證各地的農產品供銷協調、暢銷對路，擴大農業生產者的信息量。透明化的價格相對提高網絡的交易量，從互聯網上獲取農產品的價格信息和產品可以增加農產品的可比性，并且價格有透明度。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理位置的生產假噶是有差別的，也會因為不同距離的不同價格從而使行業間的競爭更規范且透明。這樣在最初選著的農作物方面對于農業生產者是有利的，但同時對于所產的農作物價格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當然，這樣也會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也就是很多有差別行的農產品能夠經常的供給，當然此時的產品價格會遠遠高于盛產時的價格。農業生產者可以通過網絡的平臺獲得應得的收益，為自己的產品找到合適的出路；采購方可以在網絡的平臺上篩選出符合自己要求的產品，達到自己購買滿意的目的；市場體制的不斷發展可以利用網絡平臺來疏通產品交易，達到買賣雙方共同的利益。所以越是完善的網絡市場越是能夠為農民創造利益、還有一些網站自助提供運費的計算法則，這樣在交易中，賣家就可以根據產品本錢加上產品運費合理制定出讓自己有利可圖的價格，賣家也可以根據賣家的價格在網絡上進行比較，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且物美價廉的商品，這樣也提高了農業的經濟效益。同時，也會把個人比較信息的網站進行分享，或者把自己成功的商業模式運用到網絡上，提供訂單的制定、合同的管理等方法，從而帶動其他行業，與農業相關的行業，比如交通、物流、運輸、金融等服務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樣也加快了農業產業化的迅速發展。
2總結
【關鍵詞】社會公德 缺失原因 探究
社會公德是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層次，依靠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力量的支持，適應社會發展和個體生命成長及人格養成規律，在催生人們道德萌動，修正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構建社會道德體系，保障社會系統良性運轉方面，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社會公德作為維護公共生活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理應成為社會成員一體遵行的行為準則，其作為社會倫理道德的有機組成，它本身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它體現著一種社會價值體系，融合了社會歷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諸多因素，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具有價值導向性。另一方面，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意識現象，有其自身發展和變化的邏輯。
我國道德傳統的歷史淵源以及存在的社會基礎，決定了現階段我國社會公德缺失，既有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更有復雜的現實原因，以及摻雜其中的個體因素。
1、道德自身的歷史淵源和積淀，抑制了社會公德的滋長
我國是一個自給自足占統治地位的農耕社會，以家庭或家族為單元的小農經濟意識根深蒂固。我國道德文化傳統很發達，傳統道德雖推崇“泛愛眾”仁愛原則，但卻滲透著“親親”為本，“愛親謂之仁”、“人人獨善其身”的主流道德意識，傳統道德的基本內核也只是狹隘的注重血緣關系的差序倫理。可見，我國傳統的仁愛道德本質上是親親疏疏的狹隘的差等之愛，道德選擇僅限于血緣的范圍內，重血緣人倫是人們最高的倫理價值和首要的道德選擇取向。所以，中國傳統道德發達實質是“私德”發達而“公德”薄弱。濃重的“親親”血緣，抑制了公德意識的滋生，而道德本身具有的傳承性，更讓“私德”得以傳承和放大。
2、轉型期交錯的社會現實，改變著傳統的公德秩序
從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看，當前社會公德出現的缺失現象，與我們社會處于轉型期的某些特殊性有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正在經歷一種真正的社會轉型。宏觀層面，經濟體制的深刻變動，生產關系的調整完善，使原有社會公德中的一些內容已經不能完全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與新形勢相適應的社會公德沒有完全形成。這一時期，往往成為道德環節上的一個相對薄弱期，甚至會出現公德規范的真空現象。當社會道德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時，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失范就在所難免。這種現象還會因慣性而延續一段時間。在微觀層面，社會轉型造就出新的社會經濟力量，隨著這一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和壯大，“權利”意識勢必萌生和膨脹，而原有的道德體系中并沒有設置其“權利”延展的空間，因此，呼喚新的道德秩序之產生也就成為必然。
市場行為助推了公德危機。當前我國社會公德領域出現的失范現象，的確有市場經濟因素在作祟。在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經濟為個人利益和需求的實現搭建了平臺，市場經濟的“生機與活力”，把國人長期壓抑的個人欲望得以釋放，市場行為的趨利性，無視規則和秩序，容易引發利己主義和唯利是圖，其結果是，一方面，市場經濟撩撥起國人的自私貪欲，而另一方面，社會財富資源的相對有限卻在此形成了瓶頸，民眾趨利的不擇手段，勢必對既成的利益格局形成挑戰和沖擊，導致不同利益群體發生碰撞，造成社會的無序。
公共生活的迅速發展與公德觀念滯后的矛盾。社會公德作為公共場所的行為規范，是社會群體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它與社會現代化和都市化生活密切相關。它的的形成需要公共生活發達的社會環境。而我國歷史上恰恰缺乏這種公共生活的社會傳統。人們的交往常常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囿于親戚、朋友、鄰里等熟人。公共生活傳統的缺乏，使人們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聯系不是很密切，對公共事物的關心程度自然淡漠，公德意識自然滯后。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現代化和市場化的步伐迅猛，由此帶來了公共生活的內容空前增多，公共生活準則驟然增加，這使得習慣于傳統道德運作模式的人們很難將新道德觀念迅疾納入原有的道德思維模式中去，更難在短時間內將其化為內心信念并付諸自覺而積極的道德行動。
3、過于專注道德的先進性教誨，弱化了人們的公德意識
目前道德教育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流弊：過度專注于道德的理想性和先進性渲染，習慣用崇高而嚴格的規范來教誨廣大社會成員，明顯表現出對高層次道德的偏愛，忽視其現實性和廣泛性，而對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采取漠視態度，淡化了人們對公德意識在道德養成中基礎性作用的認識。道德教育注重道德理論的外在灌輸，而循序漸進的道德疏導不足，道德實踐中多見依靠權威的壓服，而缺乏動之以情的說服與感化，這種懸浮狀態的曲高和寡的道德教化勢必導致道德理論與道德現實的脫節。現實道德生活中廣泛存在的眼高手低和言行不一。便是公德之痛。
4、社會公德具有的穩定性和傳承性在個體追求自我實現中，遭遇挑戰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分層；標準；影響
現代工業的推進，使得農民在傳統的農業生產之外，有了更多的從業機會，接觸到了現代文化的熏陶，農村居民之間也出現了分化。傳統的農村社會是高度同質性和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的社會，是一個生于斯、老于斯的社會，村民從事的主業都是農業，彼此之間的差別甚小。但是，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變革，農村社會這個曾經是最為保守的社會也發生了變化，其中之一便是農村社會之中出現了階層的分化，原先的村民之間由于種種原岡分化為不同的階層。
陸學藝上世紀90年代用“農民所從事的職業類型、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這三個因素的組合”為階層劃分標準劃分了農村l0個階層：農村干部、集體企業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智力型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農業勞動者、雇工、外聘工人、無職業者。劉成斌、盧福營從非農化的角度考察了浙江省農村社會分層，認為當地農民可分為“農業勞動者、第二產業勞動者、第三產業勞動者、農村知識分子、農村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兼業勞動者和無業人員階層。”
一、產生分層的原因
1．農村體制改革
的實行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家庭由原來的生產消費單位變為具有積累與再生產功能的經濟實體，個家庭與農村集體組織之間的關系變得松散，使得農民之問的聯系也較以前疏遠，彼此之問的分化加劇。農業生產由集中式變為分散式，農民對對土地的依賴性下降。眾多的農業勞動者成為相對自由的、相對可以離開土地的農業勞動者。由此產生了分化的基礎。
2．進城務工為農民的分化提供了重要契機
農民進城的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農民通過外出流動獲得了更多的財富收入的同時，也在城市里接觸到了更前沿的思想，有機會參與到更廣闊的市場競爭中去，最為重要的是獲得了這樣一種機會。這種經歷使得進城農民的思維更為活躍，他們的思維方式既不同于城市，與農村也有較大差別。同時，新生代的更為年輕的進城農民，生活在城市的時間遠遠多于生活在農村的時間，對農業生產并不熟悉。外出流動的這種經歷就會使得農村產生分化。
3．鄉鎮企業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可以離開土地的農民提供了新的職業載體與生存空間。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鄉鎮企業與個體工商業的快速發展，使農村隱性失業人口找到了他們新的生存空問。農村中男勞力都外出了，留守村中的部分婦女也沒閑著，他們受丈夫的影響，加上農業收入增加緩慢，也不再愿意耕種土地，轉而到鄉鎮企業工作。她們獲得更多收入的同時，也在形成一個新的群體，她們與其他村中的留守婦女有著小同的思想、地位意識。
4．村民思想觀念的轉變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價值觀念開始發生變化，從“無商小奸”到“無商不富”。村民開始從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價值觀念轉變為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社會對財富觀念的轉變使人們積極進行經濟活動，從市場中獲取經濟資源。有市場能力的企業家、經理和其他人員在經濟領域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個人財富的同時，也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改變著自身，向較高階層流動。
二、農村分層的現狀
1．農村管理者
據統計，全國740l50個行政村里共有村干部400余萬人。他們是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要組織者，是集體財產所有權的主要代表者，是各項方針、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執行者。當上村干部，就控制了村中大多數的利益，村干部也就成了各方爭奪的焦點。村干部他們既代表國家的整體利益，行使行政職能，又代表農民的局部利益，維護社區權益，他們還代表著自己的宗族勢力和小團體利益。優秀的農村干部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對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起著關鍵作用，如果一個村中的村干部無法挑起大梁，那么集體經濟就無法真正獲得發展。
2．務工者
他們是受雇丁鄉鎮企業、個體工商廠戶或者城市工廠以提供勞動而獲得工資收入的農村勞動者。他們既不同于集體經濟，雖然對生產資料沒有所有權，但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工人又有本質區別。他們不是“除兩只于外，自由得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在村中仍然擁有份屬丁自己所有的生產資料一土地。他們與農村其他社會群體一樣，享有一定的擇業自主權，可以相對自由地流動，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3．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
他們指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由營利性經濟組織(主要是經營者)組成的社會群體。這個階層的最明顯特征是擁有完整產權，他們的收入高出雇工幾倍甚至幾十倍，是農村中的高收入者。
4．農業勞動者
這是一個以承包集體耕地、以農業勞動和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勞動者組成的社會群體。這個階層在目前中國農村社會中是最大的一個人口群體，在農村階層結構中，農業勞動者所占比例大約為70％。
傳統意義上的純農業勞動者已不多見，幾乎每家每戶都得會有外出務工者，雖然途徑不一樣，獲得的收入也不一樣。這其中還可以繼續劃分為從事種植業的農業勞動者和從事養殖業的勞動者。前者主要指的是完全從事傳統意義上的農作物種植的農戶，而沒有其他非農兼業；后者指的主要是在村落中從事畜類養殖的農戶，他們仍然擁有土地，仍然從事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生產，但是土地生產僅占很小的份額。
5．留守無所事事者
這類人員主要是指，剛下學、沒有工作的意愿，父母也管不了他們的年輕人。他們大多站街頭，在農村尋釁滋事，拉幫結伙，甚至有的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村民對于他們既惋惜又憎恨，一方面看他們天天游蕩，替他們惋惜對大好青春的浪費和對于他們的出路的擔憂；另一一方面，看他們時有破壞生產的行為而感到厭惡。甚至有些男青年還拉幫結伙，加入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在村中耀武揚威。
三、出現分層的影響
農村當中出現了社會的分層現象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它既是農村社會發展的結果，也對農村社會的發展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1．收入差距擴大導致心理落差
前面提到，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與雇工的收入差距相當明顯，而且這種差距隨著規模的增大和時問的推延而拉大。據調查，從事種植業的農業勞動者與鄉鎮企業工人之間的差距約卜2倍，與從事商業、服務業的人員相差2—5倍，與從事個體運輸和建筑業的人員相差5-8倍。可以看出，農村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1978年至1990年，農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212提高到了0．310。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階層間的摩擦增多，嚴重時會造成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威脅。
者還對農村社會對貧富差距的承受力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農村社會成員對當前這種貧富差距滿意的只有4．8％，相信這種貧富差距趨勢將縮小的只有6．3％。村里有能力掙錢的人太多，自己掙的那點太少了。而且還有很多村民根本就缺少外出的機會，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會更差，他們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于是就產生了心理落差乃至村民之間的矛盾。原本存在于村民之中的自古至今的團結情緒和認同感就有可能收到削弱，這對農村社會是一個致命的硬傷。
2．農村階層分化的邊緣性
使同一個農民可以同時兼有幾種職業，亦造成了農民的多重階層身份，每個階層對于其成員都有具體和不同的要求，個人不得不在這些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之間進行權衡，從而弱化了階層凝聚力，弱化了個人對階層間沖突的參與程度叫。除了身份多重性外，在農民階層分化中出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農民的職業地位、收入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之間的不相關性，導致了地位不一致現象的發生。如目前私營企業主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往往不相一致。這種地位不一致現象可能造成第對社會秩序的不滿，去竭力獲取別的地位，甚至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種情況也會導致階層間矛盾和沖突的發生。
3.村民的教育先滑坡后上升
受市場利益的誘惑，農村中的兒童，在完成國家規定的九年義務教育或者未完成的情況下，紛紛放下書包，擠進進城的行列。他們的文化水平決定了他們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受制于他們自身固有的狹隘，使他們無法獲得事業上更大的成功。隨著他們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大多數外出經商務工人員，都鼓勵自己的孩子繼續學業，農村在輟學大潮過后，反而又出現了繼續讀書的大潮，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超過了以往。
4.村民階層分化促進了農村政治參與的變化和改革
另一方面，階層分化打破了社會身份界限及政治身份界限，使農民逐步擺脫了對原有身份的依附，不再認同原有的農村政治精英，轉而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農民階層分化也必然導致農民各階層相對獨立的政治訴求，從而對農村的政治施加影響。以村民白治為核心的鄉政村治體制的建立確實使村民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權利，但是還應該看到引發的新的矛盾要比以前更外顯。農民階層利益的競爭和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