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調查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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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堅持科學的發展觀，不斷轉變經濟發展的觀念和方式，進而改善民生。而保定地區要實現科學的發展就必須要掌握地區發展的基本情況，才能為發展進行科學的規劃，而該地區的人口狀況則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信息[1]。因此對保定地區人口統計調查對于保定地區未來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保定地區的基本情況

保定市地處于河北省的中西部，冀中平原的西部和太行山的北部東麓。處在東經113°40′-116°20′、北緯38°10′-40°00′之間，它北鄰張家口市和北京市，東與滄州市和廊坊市相接，南邊與衡水市和石家莊市相連，西邊和山西省相鄰。保定市的總面積有22190平方公里，有4個區和18個縣，其中3個縣級市。2015年保定國家對保定市的行政區進行了調整，使得該市有原來的25個縣（區、市）變為24個，保定市轄區從原來的3個變成5個[2]。目前保定市共有蓮池區、競秀區、滿城區、清苑區、涿州市、定州市、高碑店市、安國市、徐水縣、易縣、定興縣、淶源縣、唐縣、順平縣、淶水縣、望都縣、安新縣、高陽縣、容城縣、雄縣、阜平縣、曲陽縣、蠡縣，博野縣、除此之外還設有白溝新城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二、保定地區人口結構特征

通過2015年人口統計數據來看，2015年全市的常住人口有1211.15萬人，年齡在0到14歲之間的人口為192.35萬人，占到總人數的15.88%；在15和64歲之間的人口833.51萬人，占68.82%；而65歲和65歲以上的人口有185.29萬人，占到14.90%。

（一）性別結構

2015年保定地區出生人口男女的性別比是107.93，相較于2014年108.16的男女性別比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下降了0.23。其中性別比就是指男女的比例，根據相關規定正常的性別比是在103到107之間，2014年達到了108.16，在該地區的縣中，最高的達到了117.05，這樣的性別比容易造成男性擇偶困難，進而影響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3]。而2015年呈現下降趨勢，說明政府的關愛女孩等相關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年齡結構

從年齡結構來看，老年人的人口為168.29萬，占總人口的14.90%。近些年保定地區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斷的增加，下近幾年的老年人口比例變化統計，如表一。

通過該表可以看出，相比于2010年，2015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1.1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而且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三）受教育的程度

通過調查發現，2015年在保定地區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學及以上的人口有112.58萬人，高中程度的為251.94萬人；初中程度的為564.18萬人；小學程度的有272.15萬人；文盲人口20萬人。為近幾年保定地區人口文化程度統計，如表二。

相比與2010年，保定地區文盲人數減少了14.09萬，文盲率有原來的2.16%下將到0.85%，下降了1.31個百分點。

第2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一、我市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

老年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而且老年人口的高齡化速度持續加快，勢必對經濟、社會、家庭等各方面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老年撫養比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老年人養老金支出總額將不斷增大;二是人口老齡化改變了消費人口和生產人口之間的比例關系，而消費結構的變化必然影響到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等的變化，從而引起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化，催生老齡產業的興起與蓬勃發展;三是老年階段慢性病取代了急性病和傳染病，成為健康的主要威脅，醫療模式向側重長期保健和疾病預防方面轉變，高齡人口的增加將導致醫療保障資金的迅速增加;四是空巢老人、獨居老人和高齡老人不斷增加，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逐步弱化，將引起代際關系在供養方式、居住方式、照料方式、交往和溝通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家庭養老功能部分向社區和社會養老轉移已成為必然，導致社會化養老服務需求不斷加大;五是在老年人占總人口比例不斷攀升的情況下，老年人群體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越來越大。

二、我市老齡事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市委、市政府以及民政、社保等職能部門未雨綢繆，積極應對，制定了一系列的老齡政策，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提高老年人社會福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幾年，我市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各項政策不斷得到調整、補充和規范，已漸成體系，在實踐應用過程中得到了較大發展，也取得了較好成績。但總的說來，該體系尚不完善，與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形勢、老齡事業的總體要求和老年人的期盼與需求還不盡適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本養老保險空賬運行。我國基本養老保險試行的是現收現付加部分積累的統帳結合制度，由于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時，政府沒有承擔相應的轉制成本，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十幾年來一直處于空帳運行狀態，財政承受的現收現付運營方式的壓力很大。

二是老年社保總體水平不高。我市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已基本覆蓋了城鄉全體居民。盡管能夠將沒有社會養老保障的老年人全部納入在內，但當前能夠實行的只是廣覆蓋、?；镜牡退奖Ｕ?，與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與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相比，城鄉居民養老金基數太低，僅能起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四是老年社會救助能力偏低。當前，嚴格的城鄉低保準入制度，將部分處于貧困線邊緣的老年人排除在外，且由于老年醫療保障整體水平較低，少數老年人家庭還存在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而在社會慈善事業還沒有完善的社會捐贈法規、未形成穩定的善款籌集和增值渠道，在老年社會救助方面的能力還偏低。

五是公共服務力度仍需加大。我市實行老年社會優待政策以來，受到了廣大老年朋友的普遍歡迎。但由于受當前公共服務能力的制約，再有，由于部分服務場所屬于非政府投資主辦或控股，在對老年人提供免費、優惠服務方面，還缺少必要的財政資金支持，因此對老年人的優待力度還比較小。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幾點建議

據專家分析預測，2020年2050年，我國將進入加速老年化階段，預計到205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將達到31%以上。我市老年化進程相對全國來得會更早，來勢會更猛，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為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民生目標，營造關心關愛老人的社會氛圍，特提出以下建議。

一、高度重視老齡事業，促進老有所養制度化、常規化。白潮來勢很猛。老齡問題不僅僅是老年人個人、老年人家庭的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必須著眼于社會長期穩定發展，充分認識解決老齡問題的艱巨性、長遠性，在現階段老齡化形勢相對緩和的條件下，未雨綢繆，做好各項基礎性工作，以迎接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一是加強政策研究。吃透國家關于養老、醫療保險等相關政策的精神，制定符合我市實際的普惠政策，逐步完善養老金支撐體系。一方面，建立多層次的基金籌集模式。改革基本養老金計發辦法，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鼓勵和指導有條件的單位建立企業和職業年金，鼓勵個人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增加養老儲蓄，構建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對社會養老事業的投入，建立科學合理的城鄉低保準入制度，將部分處在貧困線邊緣的老年人納入到保障范圍中。加快醫療體制改革，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擴大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面，改革公費醫療制度，提高城鎮居民大病醫療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水平，提高醫療費用報銷比例。二是加快設施建設。建議市及各市區政府拿出部分資金，抓緊對現有養老設施進行升級改造，特別是對一些農村敬老院，要由市民政局制定統一的改造標準，統一進行資金調撥和改造驗收，進一步強化養老服務機構承載能力。要有計劃地投資興建一批示范性老年設施，根據實際需要，修建集居住、休閑、文化、康復、旅游為一體的綜合性頤養中心、養老院、敬老院等。對一些閑置的場地如空閑的托兒所、小學、培訓中心等，可轉辦成為養老設施。三是加大扶助力度。完善社會敬老優待政策，適當擴展優待項目，適度擴大優待人群，以使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便捷、優惠的社會敬老優待服務。制定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和社會捐贈免稅減稅政策，增強社會參與慈善事業的責任感，建立穩定的善款籌集和增值渠道，拓展慈善資金勸募方式，拓寬老年社會救助面。建立貧困老人應急救助制度，對因突發事件陷入特殊困難(如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老年人給予應急救助。

二、扶持培育老齡產業，促進老有所養市場化、社會化。老年人群是夕陽人群，而老齡產業卻是貨真價實的朝陽產業。 不斷壯大的老年群體已成為一支重要的消費大軍，無論是對食品、飲品、保健品、醫療藥品、保健器械還是娛樂用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費需求，形成了龐大的消費市場。從提高社會養老服務能力，推動老齡產業理性發展著眼，當前應抓好三個方面：一是制定發展規劃。把老齡產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長期規劃，列入服務業整體發展中綜合運籌，在制度規范、政策引導、計劃協調、經費支持、宣傳教育等方面，充分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特別是在建設用地上早做打算，提前編制養老服務設施用地規劃，將養老服務項目需要的土地指標落實到空間布局上。各級政府設立的服務業發展扶持資金中，應安排給養老服務業一定份額，主要用于扶持民辦養老服務機構和政府購買養老服務。二是鼓勵社會投資。啟動社會投資機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實行誰投資、誰管理，依法進行經營，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要從多方面創造條件，包括給予政策扶持，支持老齡產業發展。如優先審批建設用地、享受減免稅政策、優惠貸款、優惠用水用電等，鼓勵養老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三是發展相關產業。隨著老年人需求層次的提高，養老服務形式和內容將逐漸走向社會化、多樣化。要順應老年人物質、文化消費等需求，引導支持各醫療機構開展老年護理、醫療保健、臨終關懷等服務，引導支持家政服務業，開展日間照料、文化娛樂、精神慰藉服務等等，切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鎮(街道)敬老院、老年公寓要努力擴大服務范圍，向居家老人提供日間托養、短期寄養、配送餐等服務，開放老年文體活動場所;完善服務功能，建立和完善集供養、寄養、社區照料和居家養老服務等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養老服務體系，實現向區域性社會養老服務中心轉型。

三、著力規范老齡行業，促進老有所養專業化、規范化。當前為老年服務的大市場尚未完全形成，落實各項老齡政策，滿足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需要大力加強老齡行業的專業化、規范化建設。

一是制定行業規范。抓好養老服務機構的標準化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扶持培育行業組織，加強養老服務機構的自我管理能力。發揮民間團體的作用，建立居民與行政機關溝通的有效橋梁，將老年人的需要及時反映到有關部門，再針對需要對實行中的政策和規范及時做出調整。充分發揮各級衛生資源作用，加強社區和農村基層醫療隊伍建設，建立老年人健康檔案，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和生活活動的失能率。

第3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 牙列缺失； 義齒； 全口； 滿意度； 老年人

[中圖分類號] R783.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08-001-02

1 材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長春市朝陽區，南關區，寬城區，二道區，經開區，高新區6個區縣牙列缺失患者141例。正常掛號患者44例,低保貧困患者97例;女性患者90例,男性患者51例;年齡≥60歲。

1.2 抽樣方法 2009年9月-2010年9月,按照第三次全國口腔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抽樣設計方案,采用多階段分層等容量抽樣的方法[1]。

1.3 調查項目 牙列缺失類型構成情況、戴義齒情況、義齒需修理情況、對義齒咀嚼功能的認知情況、對義齒的滿意度情況。

1.4 評判標準 (1)牙列缺失類型構成情況:單純上牙列缺失、單純下牙列缺失、全牙列缺失分類。(2)對義齒咀嚼功能的認知情況和滿意度情況:采用問卷方法,由問卷調查員詢問調查對象,調查對象根據自己的理解作出回答,由問卷調查員記載結果。

2 結果

2.1 牙列缺失的類型構成情況 在141例牙列缺失患者中,上下頜牙列缺失116例,單純上頜牙列缺失21例,單純下頜牙列缺失例數4例,三者間有顯著性差異(P

2.2 對全口義齒的功能認識情況 牙列缺失患者對義齒恢復咀嚼功能程度的期望值和認知與牙列缺失患者對義齒的滿意度情況直接相關,期望值和認知的偏差,勢必影響患者對義齒的滿意度。本文發現,牙列缺失患者對義齒恢復咀嚼功能程度的期望值和認知存在很大程度的偏差,見表1。

表1無牙頜患者認為義齒應該恢復咀嚼功能程度的情況(例)

2.3 對全口義齒的滿意度情況 醫生提供質量良好的全口義齒后,最關心患者的使用效果和滿意度,即全口義齒滿意度(PDS)[2]。影響PDS的因素有義齒質量、患者個性、患者態度等[3-4],而本文發現正常掛號的PDS與低保貧困相比要低(P

表2無牙頜患者對義齒的滿意度情況(例)

3 討論 本次調查嚴格按照第三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標準,可作為長春市今后為提高牙列缺失患者對義齒滿意度研究的參考和制定口腔保健規劃、目標,合理配置口腔衛生保健資源科學依據的參考。

由表1見,正常掛號和低保貧困老人的牙列缺失患者對義齒恢復咀嚼功能程度的期望值和認知普遍存在偏差,對義齒的咀嚼功能期望值偏高,兩者沒有明顯差異。這說明患者對義齒的知識了解少,常抱有不切實際過高的期望,當結果不符合期望值時,產生不滿意的感受[5-7]。勢必影響患者對義齒的滿意度,給患者本身和口腔醫生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提示口腔醫生在進行治療前,務必讓患者對義齒各項功能有正確的了解和認識,使患者在了解義齒的局限性的基礎上主動積極地配合口腔醫生,以達到更高的咀嚼功能和滿意度。

由表2見,在三項滿意度中總體滿意度最低,外觀滿意度最高。外觀滿意度高可能與義齒在成形之前,義齒如何排牙已考慮患者的意見相關。正常掛號和低保貧困相比,各項自我滿意度均低于低保貧困,可能是由于正常掛號患者家庭條件優越，對全口義齒期望值過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患者的心理和情緒,從而影響了患者對義齒的滿意度?？谇会t生在今后給患者治療前,務必使患者對義齒的局限性和各項基本功能有了解,降低其過高的期望值。21世紀醫學模式已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8-9],為此,口腔醫生應該了解心理因素對患者療效的影響以及心理學理論、方法在口腔醫學中的應用,以滿足患者高品位的要求。在今后的口腔衛生規劃和目標中,應努力提高對低保貧困家庭的口腔醫療衛生條件的重視,促進全社會醫療衛生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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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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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民營養老機構 趨勢 調查 醫療型養老機構 老人

一、引言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家庭養老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公立養老院畢竟床位有限，并且公立養老院大多數針對孤寡老人，加上就業壓力的加大，現在年輕人的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大多數年輕人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照顧老人，所以民營養老機構無疑是這些老人的理想歸宿。因此，本文對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家屬以及養老機構工作人員進行抽樣調查，并以此為依據，了解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基本現狀和重慶市老年人的需求，以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管理者的角度為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發展提出一些策略，并且為有想法自主創業民營養老機構的大學生提供理論支撐。

二、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和養老方式的基本介紹

（一）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基本情況

重慶市15個市轄區（渝中區、大渡口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北碚區、萬盛區、渝北區、巴南區、萬州區、涪陵區、黔江區、長壽區、大足區 ）總共有273家民營養老機構。據市民政局統計，我市每74名有養老需求的老人才有一個床位，不難得出，重慶4.5萬老人急需養老服務，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二）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基本情況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年齡基本在45歲以上，并且基本素質較低，特別是醫療意識較淡薄，對民營養老機構的老人基本上不能給予良好的照顧，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需要從自身出發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

（三）重慶市老人養老方式：1、居家養老方式2、社會福利養老3、民營機構

三、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養老機構內以65歲以上的年齡層（占73.48%）為主，并且以女性老人（共141人占61.30%）為主，她們大多無配偶（未婚、喪偶），占了78.70%，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內的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為退休金（63.91%）;絕大部分（85.22%）老年人都是第一次入住養老機構，由于我國民營養老機構的發展較晚，目前很多基礎的設施仍然不夠完善，并且大多醫療護理條件差。因此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必將是今后的趨勢。

四、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發展趨勢及策略分析

（一）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現狀

1.需求量遠大于供應量，難以滿足強大的養老需求

第六次人口調查結果顯示重慶人口數目為2884.62萬人，65歲以上人口數目為333.41萬。由此可見，重慶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還是相當大的。但是重慶市民營養老機構的床位設置按照前面調查報告的最大數算才僅僅有35800床位，顯然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需求量是遠遠大于供應量的。

2.民營養老機構入住率低下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普遍比較低。在面對如此大的養老需求下，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卻這么低，是因為重慶民營養老機構本身對護理人員的要求低，致使護理人員對老人的照顧不周，老人家屬就不愿把老人送進這樣醫療條件差，并且護理人員缺乏專業護理知識的民營養老機構。

3.資金短缺，影響機構的正常運營

民營養老機構的資金短缺問題相當嚴重，為了緩解資金問題，很多民營養老機構普遍都采取減少護理人員、讓一個護理人員護理多個老人或者增加收費的方式，這樣就大大影響了服務質量以及機構的經營。

4.護理人員數量較少，難以滿足老人的服務需求

在調查中，很多護理人員需要一個人照顧幾個老人，只有16.67%的護理人員是專職照顧一個老人。因此不難想象，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內護理人員對老人的服務質量是可以想象的，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入住率不高。

（二）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的策略分析

1.政府應該給予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相應的幫助

一直以來，昂貴的土地是民營養老機構的一只攔路虎，要想興辦一個一畝的養老機構，土地成本就需要上百萬，因此為了降低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的土地成本，政府應該適當減免相應的土地出讓金和使用稅等費用，讓重慶民營養老機構能把成本用在醫療服務上。

2.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策略分析

重慶民營養老機構應該從自身出發，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增加軟實力，努力和政府、醫療機構合作，讓重慶民營養老機構向醫療型養老機構發展。

首先，積極與大型醫療機構合作。民營養老機構不像公立養老機構有政府的直接扶持，所以重慶民營養老機構管理層需要和就近的醫療條件較好的公立醫院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讓醫院的專業人員定期給入住老人進行檢查，解決老人“看病難”的問題，當遇到突發性或者急性疾病時，能確保老人和醫院的快速連接，甚至無縫連接。其次，嚴格控制入職護理人員的素質，提高護理人員的薪資待遇。同時也應該定期組織對護理人員護理知識以及心理輔導方面的培訓，讓入住老人的生活質量越老越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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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1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具體問題

1.1 城市政府和相關部門態度

對城市流動人口實行管理與教育的主體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現實困難等無疑是影響和造成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狀況的最主要因素。

（1）在一部分城市，一直把流動人口看作到城市來做幾年就會回到鄉下去的過渡人群，而絕不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狀態就決定了這些城市在解決城市流動人口包括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上態度消極被動。但實際上這種態度是有問題的，很多城市的流動人口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在城市長期生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有的流動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時間是十幾甚至二十多年了?！傲鲃尤丝凇钡恼f法過于強調其不穩定性，本身容易給城市管理者一種誤導。

（2）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缺失，《義務教育法》所規定的：“義務教育事業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即當地政府所要解決的僅是向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以及按照戶籍學生人口數量把教育經費預算由當地區下撥到學校。而流入人口沒有當地戶籍，所以當地政府也就沒有用于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教育專項資金。從法律上看，流入地政府也就不對流入人口子女入學擔負主要責任。對那些舉家遷移進城務工人口及子女，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沒有相應的政策舉措來應對，準備不充分，城鎮學校數量優先，師資資源也不充足。

（3）我們國家所提供和普及的九年義務教育，中小學生依據其戶籍就近入學，不允許選擇其他學校，而兒童的戶籍一般都是以其父母居住地為主要依據來進行登記，這樣看來，流動人口子女既沒有城市戶口，也沒有學區戶口，并且大部分人員在流入地頻繁更換居所，通常的做法是將流動人口子女全部認定為擇校生。

1.2 “第二代移民”問題

所謂“第二代移民”，即打工者的“第二代”，是指出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父輩經歷過的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基本完全按照遷入地的標準。與父輩的期望不同，他們強烈地要求自己的地位和權利。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下，第二代移民對于其面臨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這與目前流動人口犯罪頻發的問題有著直接關系，如果不進行正規有效的教育，難免會使其進一步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這是非常危險的。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進行的“改善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研究中一項關于流動人口子女對北京態度的調查，在回答“你羨慕北京的孩子嗎？為什么？”這個問題時，有42.1%的流動人口子女回答“羨慕”，另57.9%回答“不羨慕”。“羨慕”的原因主要是羨慕北京孩子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學習環境“不羨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城里孩子優越感和歧視態度的一種抵觸。

1.3 流動人口子女的心理問題

（1）智力發展。根據有關調查，流動人口家庭子女的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因為環境變更、家庭結構動蕩、家庭教育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傷。家庭的流動、生活學習環境的變化對學習成績的影響最為顯著。根據許多報告中老師的反映，大部分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在遷徙之后學習成績急劇下降，相當一部分同學的成績隨著年級的上升而加速下降，從而難以轉化。原因主要是其家鄉教育條件相對落后，知識基礎差，到城市后又不能順利入學，對新的學習生活環境不適應。

（2）社會適應。流動兒童的父母往往工作繁忙，本身無暇過問孩子的成長，他們只是將子女交給學校，而與學校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這其中很多是子女跟隨父母一方（主要是父親）進城，他們不但缺少父母的引導和關愛，而且長年累月地處在家庭溫暖的缺失狀態，在陌生的環境中找不到人格的歸屬、心靈的依靠。學習上缺乏家長的指導，遇到難題自己解決；生活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幫著做，獨（下轉第5頁）（上接第3頁）立自主性強。流動人口子女由于家長素質大部分較低，學前教育基本空白，所以行為習慣基礎較差，學習習慣沒有養成，出現不聽講、不完成作業等問題。

2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不足

第一，研究視角主要集中于公平性、參與者角色和政策等方面。第二，研究重心是教育公平，側重于宏觀層面的教育權利和機會均等，對教育過程與教育結果公平的研究較少；對制度的不公平分析多，對文化分隔和歧視的現實關注少。第三，關注焦點集中在城市，對農村的留守兒童關注不足。第四，研究對象集中在義務教育階段，對民工幼兒教育方面的關注很少。第五，研究的偏向性特點。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應該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將其以未來升學就業相結合研究，而不應僅僅只從其目前入學狀況來研究，從而保證流動人口子女所受教育的實用性。第六，教育管理制度缺失。采用電子學籍管理制度，實現對流動人口子女學籍的動態管理，流入地政府也應將其納入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中。

3 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策略

第一，國家教育政策必須糾正“城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優先改善農村人口子女受教育狀況，統籌規劃，優化學校城鄉布局，鼓勵農村投資興建學校，引進師資力量，使農村子女能就近上學。第二，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實改善流動人口子女的地位，研究提出義務教育體制革新，出臺與實際相結合的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的政策法規。第三，更進一步明晰各級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門的權責范圍，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明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費用的撥付權責。第四，政府用于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專項資金要落實到位，同時鼓勵并接受社會的贊助和捐贈。第五，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嚴格規范公辦學校收費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公辦學校的閑置教育資源，政府應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從多方面拓寬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渠道，發展寄宿學校，提高教師師資力量建設，重培養，重發展，重鼓勵，盡可能讓農村兒童本地就學。第六，邀請教育和兒童心理方面的專家適時舉辦各種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相關講座、現場咨詢和調查，幫助流動人口家庭子女解決實際困難和障礙。第七，多方面深層次針對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進行報道和宣傳，讓城市人口深入了解這個群體。

4 總結

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問題是一個關系重大、十分急迫的問題，能否解決好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將對我國持續發展、長治久安產生重大影響。這就需要我們在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總結，不斷完善，給流動人口子女一個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保證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目標的順利實現。

參考文獻

[1]陳玉云.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綜述.教育探索，2004(2).

[2]張斌賢.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研究的現狀與趨勢[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1(4).

[3]吳綺云.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研究綜述[J].華東經濟管理，2007(6).

第7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20、30人員成高失業率人群

福建省統計局的城鎮失業人口調查報告顯示,青壯年已成為失業率最高的群體,而高學歷失業人口比例正呈上升趨勢。在失業人口中,因本人原因(如主動辭職)失去原工作而失業的占30.5%,這部分失業人員以青年群體比重最大;因單位原因(如單位倒閉裁員)失去原工作的占27.8%,這部分失業人員中中年群體比重最大;畢業后未工作的也達到了失業人口的18.2%。

在2009年《社會藍皮書》會上,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發展室李煒博士稱,調查顯示,城鎮的經濟活動人口失業率大概是9.4%。據社會學研究所所做的失業率調查,在一段時間沒有工作,同時又有工作意愿,又找過工作,但是仍然沒有就業的比例在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大城市都超過10%,其中的85%大概是18～49的青壯年人口,年紀不是很大。依然想工作的人口,基本還是青壯年人口。而且他們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失業了一年左右,另外還有一半是失業三年以上。而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國的青年失業率也有較大攀升。

有關專家認為,20、30人員的失業,和目前的大學生失業問題關聯度很大。首先目前一些高校的專業設置、教學安排和市場相脫節,造成畢業生無法被消化。另外年輕人的心態也是一個原因,不少人的抗挫折能力差,一旦在工作和求職中遭遇困難就容易出現放棄和懈怠,還有一些大學畢業生在選擇工作時缺乏職業思考,缺乏理性的擇業標準,對想做的與適合做的事分不清,就業面窄,這也導致了很多年輕人的失業?！笆聦嵣?20多歲這個年齡段最容易產生辭職和跳槽的情況,這種情況這兩年有加劇的趨勢,這也是導致目前青年人處于失業狀態的原因之一?！蔽汤ず１硎?。此外,就業期望過高,不愿就業和就業能力差等主觀因素,也擴大了高學歷人員的失業隊伍。

“黑領”析辯

不應以體面、溫文的“領”來冠之

從白領到藍領、灰領,再到陸續演化出的“金領”、“粉領”……近年來人們習慣于以“領”色來劃分職業人群。當然,白領通常泛指那些在辦公室里工作,在寫字樓內從事文秘或其他文職業務的人員;藍領主要指工人,包括具有專業技術的一線工人;灰領指的是既掌握較多的現代科學知識,又具有較高的操作技能的復合型人才;“金領”、“粉領”則分別指高收入職業和女性集中的行業人群。這幾大“領”的職業概念都較直觀,亦好理解,但現在“領群”中又冒出個“黑領”。

“黑領”是什么?百度詞條上說:黑領階層主要是指下崗人員、待業人員、無業游民、農村中的困難戶。可網上盛傳的一位經濟學家的解釋卻完全顛覆了先前的“黑領”之說:他們(黑領)開著“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車,出入高檔酒樓、高級夜總會,乘坐頭等艙或軟臥,住星級賓館,擁有黃金位置的幾處豪宅,購全套紅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觀最佳、裝修最豪華、質量最安全的辦公樓上班,他們有獨立辦公室,不打卡,喝茅臺五糧液,品天價普洱,抽極品中華……收藏古玩字畫珠寶黃金,出入高級會所,戴勞力士,挎路易威登,玩高爾夫,公派出國,免費療養,帶薪假……他們就是在全中國一線二線三線城市遍地開花,全面崛起的新興黑領階層。相對于干干凈凈清清白白的白領,他們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車是黑色的,臉色是黑色的。他們的收入是隱蔽的,生活是隱蔽的,工作是隱蔽的……所謂隱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樣,在做什么……

上述林林總總對“黑領”的描繪,頗有前些年坊間“大蓋帽”傳說的遺風。不可否認,現實中確有這種借助權力過著腐敗生活的“黑”人,也常現倚仗壟斷而行不正之風的現象,但用“領”將其劃分為一個職業人群,筆者認為并不恰當。對這些人可以用“黑”來形容,不過不應當以體面、溫文的“領”來冠之,用“渣”更為合適?！昂谠睘榇蟊娝贄?“黑渣”現象應當引起社會重視,“黑渣”不應當成為一個階層,更不能永遠存在。

幸福管理

新時代管理的矯枉過正

TCL總裁李東升曾有言:20年前不看西方的管理學著作,那是無知,20年后的今天如果只看西方的管理學,那是另一種無知。從粗放經營到精細管理,有人說今天的企業,不管是以通用為代表的世界五百強企業,還是以TCL為代表的中國大型企業,還是一些普通的私企,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管理綜合癥”。

“管理綜合癥”的病理即:職場對抗太多,職場壓抑太重,職場痛苦指數太高,職場幸福感太低。而矯正“管理綜合癥”的妙藥就是幸福管理。幸福管理的要義是管理以人為本,人以生命為本,生命以心靈為本,心靈以幸福為本,幸福以和諧為本,和諧以責任為本,責任以付出為本,付出以仁愛為本,仁愛以天道為本。所謂的幸福管理,直接的體現是實施“員工幸福計劃”――營造幸福的職場文化和職場氛圍。

專業人士認為,員工幸福計劃反映的是中國式人力資源創新管理的六個轉變趨勢:文化管理從邊緣走向中心文化就是組織的心靈;人力資源部門從傳統的控制式管理到以服務為中心的人力資源開發模式;人力資源激勵從“多勞多得”的薪酬獨木橋轉向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并重,而以精神激勵為主導因素和內趨力;從全盤西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轉向中西結合、以中(國學)為魂、以西為用的中國式人力資源管理;中國特色的傳統組織人事工作的優點與現代企業制度下的人力資源管理的結合;人力資源服務從以公司為邊界擴大到家庭和社會范疇――責任心從家庭開始――員工福利向家庭延伸――工作與家庭、生活的鏈接。

新規通氣

上下班途中受機動車傷害不算工傷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日前在其官方網站將《國務院關于修改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全文公布,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征求意見稿對工傷認定范圍進行了調整,刪去了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認定為工傷的規定。據介紹,征求意見稿刪去了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關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認定為工傷的情形。主要有五個方面的考慮:一是2006年《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實施后,上下班途中受機動車事故傷害的職工可以從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得到補償,同時還可以通過民事賠償的途徑解決。二是將機動車事故傷害納入工傷保險范圍而未將非機動車事故納入范圍的現行規定,導致了政策上的不平衡,各地方、各部門和職工強烈反映這一規定有失公平,要求修改。三是從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看,工傷保險主要為因工作原因、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受到傷害的情形提供保障,上下班途中雖然可以視為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延伸,但并不等于就是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因此,將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事故傷害的情形從工傷認定范圍中刪除,并不會影響對工傷保險核心情形的保障,符合建立工傷保險制度的原理。四是實踐中,由于住房商品化和人員流動性的提高,對如何確定上下班途中爭議繁多、操作難度大,如果再將受到非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情形納入工傷認定范圍,則操作難度更大、引發的爭議更多。五是從國外情況看,許多國家未將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情形納入工傷認定范圍;有的國家雖然將其納入,但對“上下班途中”、“機動車”等概念作了嚴格限定,如僅限于單位提供的班車。不將機動車事故傷害納入工傷認定范圍的做法不僅更為簡便、可行,而且妥善處理了與《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關系。

工傷保險條例修改的幾大亮點

第8篇：人口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職業培訓;工資獲得

中圖分類號：C9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1-008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1.008

收稿日期：2014-09-06;修訂日期：2014-12-08

基金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農民工擇業行為的代際轉變研究”（11SHC025）;中國人民大學985經費項目“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作者簡介：宋月萍，人口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涵愛，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碩士研究生。

How to Teach a Man to Fish？：Vocational Training and Wages of Migrants

SONG Yueping1， ZHANG Hanai2

（1.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vocational training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analyzes the wag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raining. This paper， us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o control the endogeneity bi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ining partic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igrant wages， and skilled training ha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More times for training and longer duration for single training bring material impact on wage growth. Based on the above， skilled training should be focused， continuous training should be repeatedly provided so as to construct efficient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The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bility and wages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in this way.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vocational training; wage attainment

一、引言

我國鄉城間、產業間勞動力轉移已經持續了30余年，農業轉移勞動力成為我國實體經濟的重要人力資源支撐，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業轉移勞動力人力資本儲量較低、生產效率也偏低，與目前我國經濟向技術密集型、集約型發展不相匹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群體在向非農產業轉移時職業培訓缺失，阻礙了人力資本的非農轉移速度和質量。

人口流動往往伴隨著就業產業的轉移，相應的需要有非農就業知識和技能儲備。為農民工提供職業培訓不僅有利于彌補非農生產的人力資本不足，也有利于農民工提升就業質量、實現充分就業、快速融入城市。但我國非農轉移人口職業培訓少、培訓質量差的現象廣泛存在，不利于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充分就業。

《人口與經濟》2015年第1期

宋月萍，等：應授人以何漁？

相較于學校教育，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應是著眼于提升其就業能力的一個多元化終身學習的制度體系。而構建農民工職業培訓體系，首先應明確的問題是什么類型的培訓是農民工真正需要的。因此，分析不同類型職業培訓對農民工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用，才能把握農民工對職業培訓的確切需求，為我國構建農民工職業培訓體系的方向提供數據支持。

有鑒于此，本文將描述農民工職業培訓現狀，探討不同培訓內容、不同頻率以及不同時長的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率的影響。考慮到在評估職業培訓效應時，在橫截面數據限制下不可避免會產生內生性問題，為提高模型分析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進行檢驗。

二、文獻綜述

人力資本的形成是個多元的累積過程，明瑟（Mincer）將勞動者所接受的學校教育以及在工作中工作經驗的積累統稱為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人力資本投資才是個人收入的增長和收入分配差異的根本原因[1]。在其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進一步研究中，他借鑒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計算方法，把人力資本積累明確劃分為正規教育和在職培訓兩部分[2]，在其建立的工資決定模型中，引入了教育邊際收益率[3]，為不同類型人力資本回報的度量提供參照。

在我國，關于人力資本回報的研究聚焦在學校正規教育對工資增長的作用上。對中國農村居民教育收益率的計算結果基本在3%-5%之間[4]。農村居民的教育回報率要明顯低于城鎮居民[5]，而高等教育回報率要遠大于中低等教育[6]。農民工往往在非農產業就業，其教育收益率應高于農村居民，教育回報率的計算結果基本在2%-8%之間。

職業培訓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另一來源，國外學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便已展開討論，有研究測算出培訓回報率在5%左右[7]。若加以細化，則發現女性較男性更容易獲得工資提升[8-10];培訓時長與培訓效果相關[11];培訓內容的技術性越高，效果越顯著[12-13]。但國外研究的對象多是普通雇員，缺乏針對移民群體的研究。

反觀國內，利用實證方法研究職業培訓回報的文獻較少，但都認同接受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會獲得更高工資，換言之，農民工職業培訓的缺失將導致其收入降低、就業發展受阻[14-16]。葉靜怡，周曄馨利用OLS與穩健WLS兩種方法對農民工培訓回報率予以計算，其結果穩定在9%-11%之間[17]。

將農民工的職業培訓與學校教育進行比較，侯風云認為參與職業培訓對工資獲得的影響大于正規學校教育，從而肯定職業培訓的重要性[18]。趙海則認為學校教育的作用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使其更愿意且有更多機會接受職業培訓;他指出教育是基礎性、先導性因素，職業培訓則是決定工資水平的關鍵因素[19]。

在農民工職業培訓對工資獲得的影響上，大量國內研究將農民工職業培訓視為同質，忽略研究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的影響，只有極少數學者將職業培訓予以細化，并對培訓模式展開分析。陳衛等人發現培訓過兩次及以上的人的工資獲得會有顯著提升，而僅培訓過一次的人則無顯著影響;該研究還發現培訓天數對流動勞動力的工資獲得基本沒有影響[20]，但其所用數據的調查對象局限于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張世偉、王廣慧采用2006年吉林省調查數據，分析認為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會使農民工月收入分別增加21%和5%，并得到兩類培訓均能夠有效地促進農民工工資增長，而且職前培訓的作用效果更加明顯的結論[21]，但文章對此并未予以進一步的分析和闡釋。

目前我國農民工職業培訓供需不匹配嚴重，許多實證研究也采用不同數據印證了農民工職業培訓的缺失[22-25]。但是目前中國2.69億農民工中70%的人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70%的人沒有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技能缺乏的現狀顯然不能滿足進一步提升其就業質量的需求。構建非農就業轉移人口職業培訓體系是實現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前提，只有生產效率高的就業人口才能實現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的轉變。本文力圖回答如何向農業轉移人口提供職業培訓、提供何種培訓、職業培訓對促進就業和收入將起到何種作用的問題，為職業培訓體系的構建提供思路。

盡管職業培訓對工資獲得的積極作用不斷被印證，但卻缺乏對職業培訓異質性的關注。因此，本文將在論證職業培訓回報的基礎上，重點對比不同職業培訓的工資效應。另外，在分析過程中，進一步創新分析方法，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提高模型分析穩健性，并立足可靠的全國性數據，以使本研究結果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三、概念、數據與模型

1. 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農民工是跨縣流動的非農就業人口。同時，本文從培訓內容、培訓頻率以及培訓時長三方面度量職業培訓的類型。其中，按照職業培訓內容的技術性，將其分為普及型培訓、技術型培訓和技能型培訓。普及型培訓是指沒有區分行業與職業類型而開展的基礎性就業培訓，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農民工盡快適應就業環境和知悉權益保護等事宜，主要包括文化補習以及最基本就業知識的普及性教育等。而技術型和技能型培訓則是針對具體就業崗位所需知識技能而開展的職業培訓。其中，技術型培訓主要面對操作人員進行，是以幫助其掌握操作技能為目的;技能型培訓的層次更高，不僅涉及機械化操作，更強調方法和原理的掌握。因此，從培訓內容的針對性以及技術性來看，技能型培訓要高于技術型培訓。

2. 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中的農民工樣本。該調查由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于2010年12月按照概率比例規模抽樣（PPS）的方法在全國除港、澳、臺以外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抽取了1955個基層社區（村/居委會）組織。為了彌補抽樣調查容易遺漏流動人口的缺陷，該調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個流動人口比例較高的?。ㄗ灾螀^、直轄市）進行了農民工補充抽樣調查。本文采用了全國調查和附加流動人口調查中的農民工樣本數據。農民工包括本人曾經或目前正在戶籍所在區縣以外的城鎮務工經商且外出半年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本文重點關注目前正在流動的農民工（以下如沒有特別說明時，“農民工”均指正在流動的農民工），經過篩選，最終得到的樣本量為2683個。

3. 模型設定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對其工資率的影響，通過建立工資決定方程，以探討農民工職業培訓的工資收益率。

Ln（Y）=α+βS+γZ+u（1）

其中，Y為農民工小時工資;S為職業培訓;Z為所納入的會影響工資水平的其他控制變量向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婚姻狀況、職業類型、所在省份等;β、γ為對應的回歸系數;μ為誤差。

進一步考慮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率的影響，在式（1）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了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

Ln（Y）=α+βijSij+γZ+u（2）

其中，Sij表示不同維度j下第i類職業培訓。

文章從培訓內容、培訓頻率、最近一次培訓時長三個維度來度量職業培訓的不同類型。其中，培訓內容分為普及型、技術型以及技能型三類;培訓頻率則分為最近三年內接受過的職業培訓次數為1次、2次、3次及以上;最近一次培訓時長則分為一周以內、一周及以上兩大類。

4. 內生性及傾向得分匹配方法

在考察農民工參與職業培訓以及參與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的工資收益時，簡單估計會存在因遺漏重要變量而帶來估計的內生性偏誤[26-27]。參與職業培訓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農民工個人對就業及回報期望的影響，那些渴望找到更高收入工作的農民工將更傾向于尋找職業培訓機會，投資于職業技能培訓;而這種職業發展的偏好同時也會繞過職業培訓，直接影響農民工的工資回報。個人對職業發展的偏好往往是無法直接觀測的，我們無法通過調查數據直接控制農民工個人的職業發展偏好，但如果在度量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獲得的影響時忽視了這種偏好的影響，就將會錯誤地估計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率的作用，錯誤的程度就是內生性偏誤。為能控制這種內生性偏誤，在面板數據中，往往可以通過差分的方法來消除這種職業發展偏好所帶來的估計偏誤。但在橫截面數據中，只能通過尋找工具變量或者進行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來控制這種內生性，本研究正是通過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來控制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獲得影響的內生性偏誤。

傾向得分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是一種基于觀測數據（Observational Data）分析變量間因果關系并且能夠有效控制樣本選擇偏差的數據處理方法。在本文中，傾向得分可以理解為，在給定一系列可能的影響因素的情況下農民工選擇職業培訓以及某種類型的職業培訓的條件概率。

本文想要探究的是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率的影響，最理想的辦法是獲得每一名農民工分別在沒有參加職業培訓以及參加了職業培訓時的工資率，這兩個工資率之間的差值就是職業培訓的工資效應。然而，現實中只能觀測到每個農民工在沒有參加職業培訓或參加過職業培訓后的其中一個工資率，簡單地用一名培訓者和未培訓者之間的工資差異來衡量職業培訓的工資效應，將會帶來較大的誤差。這是因為兩類群體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就業經歷等諸多因素上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別，這些差異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他們參與職業培訓的選擇。只有在控制了這些差異后，樣本中存在的選擇偏差才有望被控制住。傾向得分分析法將這些因素轉化為接受干預（treatment）的條件概率

本文中，接受干預的條件概率表示一位農民工選擇參加職業培訓的條件概率。，依據這個傾向得分，該方法在整體樣本中為每一個參加職業培訓的樣本匹配一個與之相似

這里的相似是指二者擁有大致相同的可能性去選擇職業培訓，這樣做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隨機假設。的未參加職業培訓的樣本作為對照，這就使本文通過測量二者之間的收入差異來估計農民工職業培訓的工資效應成為可能。通過回歸得到每一個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傾向得分，這樣可以將參加培訓和未參加培訓的農民工在解釋變量上的差異通過一個傾向得分展現出來，而后將每一名參加培訓者和與其傾向得分最接近的那些沒參加培訓的農民工進行對比，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樣本中存在的選擇偏差。

在選擇匹配方法時，多種方法各有所長，應根據數據特征予以選擇。其中，較為常用的有最近鄰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徑匹配（Radius Matching）、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局部線性回歸匹配（Local Linear Matching）等，其核心區別在于權重的計算方法以及匹配樣本篩選[28]。其中，最近鄰匹配和半徑匹配是依據計算的傾向的分值重新篩選樣本，存在樣本刪失問題;而核匹配以及局部線性回歸匹配則是將傾向得分值作為權重，重新對干預效應進行調整。范（Fan）論證了相較于傳統的核匹配方法，局部線性回歸匹配更為有效[29]，據此，本文采取局部線性回歸法進行匹配。

四、數據描述

該調查中，全體農民工年齡平均為35歲，性別比例較為均衡，已經結婚的農民工占比達到77%。與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相比，接受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年齡更小，相應的，已婚者比例更低。農民工職業分布則以商業服務業人員和操作人員為主。就人力資本相關變量來看，全體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17年，平均工作了5.73年，其中，已接受培訓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1年，即平均接受了高中/技校教育，比沒有接受培訓者要高出3年多?？梢?，年輕的、高學歷的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要高于那些年紀稍大、學歷更低的農民工。詳見表1。

總體來看，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狀況不容樂觀。農民工中接受過培訓的比例僅為20%。在參加職業培訓的農民工中，技術型和技能型培訓占據了大部分，分別為44%和50%。農民工參與培訓的次數較少，在接受過培訓的農民工中，45%的農民工只培訓過一次，參加過兩次培訓者占21%。在接受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中，最近一次培訓為短期培訓（一周以內）者比例達到38%，這主要是指工廠企業上崗前培訓的情況（見表2）。

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是農民工人力資本的兩大組成部分，考慮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一種理想的狀況是職業培訓能補充農民工學校教育的不足，也即學歷越低、職業培訓經歷應越豐富?？?/p>

現實是農民工學歷越高，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也越高，而那些只接受過初中教育，甚至沒有完成義務教育的農民工也往往沒有任何職業培訓的經歷。數據顯示，在學歷最高的一批人中（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過半數參加過培訓。而低學歷

者接受培訓的比例分別為：初中學歷者為15.94 %，小

學學歷者為10.55%，未上學者僅為3.65%，存在著培訓嚴重不足的情況（見圖1）。不僅如此，低學歷者培訓層次相對更低。擁有小學學歷、初中學歷的人所接受

的技術型培訓最多，比例分別為68.18%與55.72%，同時他們所受的技能型培訓最少，比例為31.82%與41.29%。相反的，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接受技能型培訓的比例最高，為62.04%。

五、農民工職業培訓對工資獲得的影響

1. 模型結果與解釋

表3展示的是參加職業培訓以及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率影響的回歸結果。在控制了其他解釋變量后，分析發現，參與培訓會使農民工工資獲得顯著提升（詳見表3模型1）。參加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的工資將提高9.8%，這初步論證了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獲得的正向影響。

而細分培訓內容（詳見模型2）來看，普及型培訓并不能對農民工起到提高工資的作用，而技能型培訓對工資的正向影響最為明顯。與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相比，參加技術型培訓可使工資提高7.5%，而技能型培訓可顯著提高工資13.4%。這充分說明加強農民工技能型人才培訓，不僅注重操作程序指導，而且加強操作原理培訓，能更有效地提升農民工工作效率，增加就業收入。

從職業培訓的頻率上來看，參與培訓次數越多，對工資的提升作用就越大（詳見模型3）。與沒參加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相比，培訓過1次的農民工工資率將提高7.4%，培訓過2次者提高10.8%，而培訓過3次及以上者將高出13.5%。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也應該是個持續的過程，農民工職業素養和技能的問題不是進城后一次性培訓就可以解決的。隨著技術經濟和產業轉型升級，構建農民工終身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才能有效改善農民工的就業質量。

分析同時發現，單次職業培訓的時間越長，將會對工資增長帶來實質性的影響（模型4）。如果單次培訓時間不滿一周，事實上不會顯著提高農民工工資，而如果單次職業培訓時長超過一周，則將顯著提升農民工工資（14.4%）。職業培訓持續時間短，往往說明職業培訓內容不豐富，培訓質量不高，容易流于形式。延長職業培訓時間，能更全面深刻地闡釋就業知識、傳授就業技能，也利于受訓者更深入地理解培訓內容。

除此之外，受教育水平對農民工工資獲得有顯著正向影響，教育的工資收益率在3.3%-3.4%之間，與現有研究中2%-8%的估計區間相符[4]。相比而言，參加職業培訓可提高工資率約9.77%，其收益率遠大于多接受一年學校教育，這再次印證農民工職業培訓的重要作用。

2. 傾向得分匹配估計

如前所述，在對農民工職業培訓與工資獲得進行研究時，由于遺漏變量問題的存在會使模型估計產生偏誤。為進一步論證參與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獲得的影響，并比較不同類型職業培訓的工資效應，文章將以從未參加過職業培訓的農民工為基準組，對是否參加職業培訓，參加不同內容的培訓（普及型、技術型、技能型培訓）分別進行四次傾向得分匹配。

通過將參加職業培訓與未參加過培訓的農民工進行匹配，可得到控制內生性后的培訓工資效應。在分析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之前，應先對匹配質量進行評估。若將收入決定方程中所用到的控制變量全部納入傾向得分估計，并比較匹配前及匹配后的傾向得分密度分布圖，可發現其擬合程度較好。

表4展示的是匹配前后主要變量的誤差消減情況，其反映出所有控制變量的處理組、控制組間的標準偏誤都有大幅度消減。同時t檢驗的結果也證實處理組與控制組的樣本均值更加接近，這也意味著處理組與控制組的個性特征得到了有效控制，它們的差異得到了消除。圖2左上部分展示了匹配前后的傾向得分密度，同樣證明該匹配較為可靠。

為了進一步關注不同職業培訓內容對農民工工資獲得的影響，以精確評估培訓模式，文章同樣采取局部線性回歸匹配方法將參加普及型、技術型、技能型培訓的農民工與未參加培訓的農民工分別進行匹配。分析結果發現，技術型培訓、技能型培訓的匹配質量較高，都可利用圖2左下和右下部分所展示的傾向得分密度分布圖予以佐證;而普及型培訓的匹配質量一般（圖2右上部分），其原因在于參與普及型培訓的樣本規模過小，匹配可用的數據嚴重不足，從而降低了匹配效果。

利用局部線性匹配的方法可得到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以及參加不同類型的職業培訓對工資的效應（詳見表5）?？傮w上來看，參加培訓對工資的提升效應為10.73%，即說明參加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獲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就培訓內容來看，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的結果與多元回歸模型結果完全一致。普及型培訓對工資獲得的作用不顯著，提高的幅度最低。技術型培訓的效應為8.37%，小于技能型培訓的工資效應（13.38%）?？梢?，技術型培訓或技能型培訓都對農民工工資獲得產生顯著積極作用，但相比之下，技能型職業培訓的作用最大，應予以特別關注。

六、結論及討論

職業培訓是農民工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民工工資提升的有效途徑。本文的實證分析也發現，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能提升工資10個百分點;而參加技能型職業培訓，農民工工資將顯著提升13.4個百分點;參加3次及以上培訓，工資將上升約13.5個百分點;參加的職業培訓時間超過1周，其小時工資將上升14個百分點。即使控制了內生性偏誤，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對工資的顯著影響作用依然存在。

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無論是規模還是比例都已經開始下降，提高勞動力生產效率成為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農業轉移人口（農民工）仍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基礎，向農民工提供有效的職業培訓，將對促進實體經濟持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在人口紅利消減、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構建提高農業轉移勞動力就業能力的職業培訓體系至關重要。

而在致力于普及農民工職業培訓的同時，需要從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和實體產業技能要求的角度來考慮適宜的職業培訓類型和方式。本文的實證結論表明，構建職業培訓體系時應對異質性予以考慮，如果僅為農民工提供基礎、普及性的職業培訓，或僅提供單次、短時培訓，對其工資增長幾乎起不到顯著作用。這也說明，隨著技術更新加快和技能要求的提高，農民工職業培訓內容應以專業化實際操作和技術原理并重，而且一個行之有效的農民工職業培訓應是一個終身持續的教育體系。

也正是考慮到職業培訓對農民工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專門制定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計劃，將在今后一個時期內著力推動政府投入資金補貼職業技能培訓，并強化企業開展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的責任，以實現“每年培訓1000萬人次，以基本消除新成長勞動力無技能從業現象”的目標。而本文的研究則表明，在加大投入的同時，開展對職業培訓效果的科學評估尤為重要，通過正確評估培訓效果，可以甄別不同類型職業培訓的作用，不斷改進培訓供給模式、更新培訓內容、提升培訓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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