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會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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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新聞背景：2002年3月21日至4月5日，為抵制歐盟通過關于進口打火機的所謂“CR法規”，溫州市煙具協會會長李堅一行3人，在外經貿部有關官員陪同下，日夜兼程地游說于歐盟各成員國的標準化組織、消費者安全保護組織，并與歐洲打火機進口商進行了多次會談。這是中國企業第一次以民間商會的名義走出國門，應對國際貿易爭端。一時間，國內外媒體紛紛報道，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溫州鞋革協會的紀權云自豪地說：“在溫州，商會、行業協會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經濟中介組織。過去我們印名片都把董事長、總經理的頭銜擺在最上方，現在變了，企業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會的職務放在最顯著的位置上。”與此同時，沈陽溫州商會會長胡定海每年要為商會自掏腰包幾十萬元，因為“做會長的，這些錢應該掏得起，而且必須要掏，否則沒有人看重你。”可見，商會帶給企業家們的，不僅僅是榮譽，更是責任。
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功能
近些年來，中國的民間商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特別是溫州商會更是吸引了一批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民間商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組織，其主要功能又是什么？
■目前學界一般將民間商會看作一種經濟制度，從它具有的降低交易風險、減少交易成本、通過集體行動以培養成員誠信意識和克服成員機會主義行為等制度優勢角度，來論證商會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秩序形成所具有的影響。
事實上，民間商會從其生發的目的來看，首先是基于其經濟合理性，但這類組織一旦形成，其作用領域往往會拓展到政治社會各個領域，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進一步看，民間商會可以被視為并列于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的第五種經濟治理組織，具有建立市場行為規范等重要的治理功能。
從浙江省來看，民間商會到底履行了怎樣的功能，使得它能夠獲得企業、政府和社會的廣泛承認？
■從浙江的實際情況來看，當前民間商會主要發揮了以下兩大功能：其一，通過民間商會的組織力量規范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有利于建立一個公平合法、有序競爭的市場新秩序。我們知道，民營經濟起步于千家萬戶的小作坊，單個企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很容易導致隨意降價、假冒偽劣等惡性競爭行為的出現，這種風氣一旦在業主之間蔓延，就會造成全行業的惡性無序競爭，使整個行業的發展陷入困境。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溫州鞋”、柳市偽劣低壓電器等假冒偽劣產品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二，通過民間商會這個組織載體整合本階層利益，形成民營企業家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表達的機制。民間商會作為一種社會中介組織，一方面，扮演了行業企業的利益代表、利益表達者的角色，向政府及時反映民營企業家階層的經濟和政治訴求，在現行體制框架內參政議政，通過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參與，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制定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特別是行業發展政策，主導或影響了地方工業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商會積極發揮中介作用，溝通和協調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排解不正當的行政干預及其他侵權行為，努力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積極為民營企業爭取其作為市場參與主體的“國民待遇”，將行業利益、企業家階層的個體利益有序地組織、集中起來，傳達到政府決策體制中去，從而促進了國家與社會的準制度化合作。
正是基于民間商會的這些功能，使其成為行業規范和糾紛化解的重要一極。同時，民間商會在組團參加國內外博覽會，宣傳和提高產品的知名度，開拓國內外市場，協調和溝通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等方面也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提升了行業整體影響力，推動行業經濟的健康發展。
溫州商會何以領跑全國？
近年來，溫州煙具協會、眼鏡商會等以行業代言人的身份走出國門，在世界各國主動應對國際貿易競爭，受到國人的尊重和世人的矚目，溫州民間商會與其他地區的商會相比，最顯著的特征是什么？
■溫州是當前我國民間商會發展最為成熟和活躍的地區之一。與我國其他地區現行大部分經由體制內途徑、由政府組建的各級行業協會不同，浙江溫州的民間商會是從體制外途徑產生，由當地工商領域各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家自發自愿組建而成的，以非營利性、自律性和服務性為宗旨的行業管理組織。
溫州民間商會是如何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完善自身的組織機制，并取得這一系列的成績，您認為其獲得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溫州民間商會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行業代表性不斷提高、社會合法性日益增強的過程。健全的組織結構保證了商會決策的規范化和理性化；民主的治理機制有利于動員行業內的企業共同參與治理，提升商會的公信力；而完善的自治規則能夠為合作行為提供足夠的激勵；同時對違反“游戲規則”者予以充分的懲罰，從而增進行業的整體利益。
溫州民間商會之所以能夠實現良好的自主治理，關鍵在于行業內的大企業基本上參與到了商會的治理實踐之中，而伴隨著行業精英的大量聚集，商會的資金狀況明顯改善，為商會的自主治理奠定了堅實的人力和資金保障。
此外，溫州民間商會的興起以及自主治理的實現不但有賴于自身組織力量的增強，還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給是商會自主治理不可或缺的制度資源。
通過對溫州民間商會的考察，您認為一個民間商會要表現出良好的治理績效，必須具備哪些要素？
■一個民間商會要表現出良好的治理績效，必須具備以下幾個要素：一是要有較強的組織資源汲取能力；二是要有較高的組織化程度；三是要有較高的社會合法性；四是商會與政府關系的理性化。
商會與政府良性互動的實現
離開商會，會員企業常常感到“人微言輕”；離開政府，民間商會也常常無可奈何，因此，有人認為對商會來說，最有效的途徑就是與政府合作，“成為政府最好的伙伴”。但是，過度依賴政府的作用，又會使商會喪失獨立性。您對這一問題怎么看？
■在處理商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既要防止商會過度依賴政府的作用，使自己喪失了獨立性，無法有效地代表本階層的利益，又要警惕商會與政府在經濟利益上的過度合謀，導致。溫州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基于群體的共同需要自發組建商會，以民主的方法選舉產生商會領導并且管理組織的內部事務，進而以商會為主體參政議政，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和影響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有效地彌補了政府的理性不及和個人的勢單力薄。這標志著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開始嶄露頭角，逐漸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體，推進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轉型，其所蘊涵的民主價值不可低估。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溫州異地商會和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參與和治理實踐，是在法治不健全和缺乏公民傳統的制度背景下展開的，制度不規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迄今為止，各地政府包括溫州市政府基本上都是從發展地方經濟而不是從地方治理和政治民主的角度來推動異地商會的建立和發展，地方官員的政績與地方經濟發展狀況緊密掛鉤，而經濟的發展往往取決于企業，這就促使地方官員在面對各階層的利益矛盾時，更容易向企業主階層一方傾斜，這在近年來地方政府對待房地產市場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地方政府與商人的過度結合，使地方政府的公正性受到損害，導致了社會各階層權利配置的失衡。
據了解，溫州市政府在醞釀和制定涉及地方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前，都要與民間商會商討，這表明了民間商會在溫州政府心目中的分量。請您談談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民間商會與政府的關系，實現商會與政府的良性自動。
■我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針對民間商會、行業協會發展“無法可依”的現實，國家應當盡快加快對民間商會的立法進程，制定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民間商會法”，明確民間商會的法律、組織體制、職能和行業管理的權力。
其次，從制度層面合理規約政府與民間商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治理邊界，從根本上清除官商結合、權力尋租的土壤，避免和防止公權力和私人資本在市場機制下的同流合污，從而將商會組織的政策過程納人到制度化的治理體系之中，在社會公共事物領域開展多種契約性、制度性的合作治理，在一種持續信任、互動的過程中達成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
第2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1. 包容性治理的理論源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以全球化與風險化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時代，而在工業社會時期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顯現出難以滿足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要求，于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逐漸成為了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追求。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治理過程，民主、效能與包容是衡量善治的三大核心標準[1]，其中，民主指社會治理應是以人民為本的、向人民負責的、公民可參與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可供公民隨時監督的治理，即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治理模式。效能指社會治理應是經濟理性的、有效果的、有效率的、兼顧公平性的治理，即符合4E(eco?nomical，effective，efficient，equal)原則的治理。包容指各種利益相關者能參與、影響社會治理主體結構和決策過程，平等共享政策結果、治理收益和社會資源，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能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主體多元合作、起點機會公平、過程統籌兼顧、成果收益共享的治理模式。學界關于民主治理與有效治理的研究成果頗豐，但鮮有學者討論社會治理的包容性或包容性治理，筆者認為，包容性恰恰是社會治理中最為核心的題中之義，包容性治理應當成為社會治理的最為重要的價值關懷。而善治的本質特征就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互動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共社會的最佳關系，公共社會新力量通過國家提供的政治參與的法理基礎和制度空間，不斷激活既有制度設計，從而有效參與治理，同時，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對新社會力量進行吸納，達成有序治理[2]。善治實現過程中的激活與吸納互動本身的前提就是包容性，其本質是通過政社合作、網絡互動來實現良善的社會治理。
2. 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演進歷史地看，治理理論起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運行的復雜性與優質資源的稀缺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國家與市場均無法獨立而有效地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治理問題之所以在近年來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普遍的重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體制和市場體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領域中的失效。[3]在此背景下，人們不再簡單地訴諸于單一的國家集體計劃或市場行動方案，而是試圖尋求國家與市場之外第三條道路的做法去突破傳統國家治理統治模式與管理模式，進入服務-合作模式的治理新時期[4]。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權威-依附-遵從為特征，管理型的社會治理以契約-控制-服從和競爭-管理-協作為特征，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則以服務-信任-合作為典型特征[5]。事實上，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它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6]這種尋求新問題解決方案的努力，使得自治與合意成份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并直接促成了治理社會的來臨。在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社會治理呈現出由單一權威治理向多中心治理發展的趨勢，公共權威建立在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動的基礎上，政府、社會(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和公民都成為多元治理主體的一部分。社會事務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全新形態，意味著社會治理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7]。可見，構建政府與社會合作的治理共同體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變遷的必然結果。在當代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由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市場(私人部門)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體共同組成的，它們通過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互惠合作的機制與組織結構，以實現共同的治理目標。社會公共事務共同治理的過程就是以政府服務為主導，以社區自治和市場經濟為基礎，以非營利組織為中介，動員公民積極參與的互動過程，從而達到優化公共服務、提升治理公共性、推進民主在公共治理中的實現。因此，建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符合人類社會治理方式發展變遷的規律要求。研究顯示，包容性發展，在經歷了極化涓滴發展(Polarization Trickle-down Effect)-基礎廣泛的發展(Broad-based Development)-益貧式發展(Pro-poor Development)-包容性發展(InclusiveDevelopment)幾個演進階段之后，形成了發展的突破點，實現了收入匱乏(Income Deficiency)-能力匱乏(Capacity Deficiency)-權利與資源匱乏(Rights Resource Deficiency)的變遷。從這里我們不難發現，包容性發展的演進路徑事實上重新審視了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動的內在包容性關系。
二、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與操作方略
包容性治理，作為一種更加全面、更趨公平，同時也是更具人文關懷、更具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理論和管理戰略、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體，它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理論意涵和思想內核。從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上看，包容性治理主要涉及治理主體、治理過程、治理成果等幾個方面，下面我們將從上述三個維度的功能定位、理論特質、操作性特征等三個向度分別進行闡述。
1. 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包容性治理的邏輯起點正如學者們所言，
社會治理范式與社會管理范式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基于此，鼓勵全體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就成為了包容性治理的邏輯原點。事實上，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治理成果分配上利益共享的邏輯起點，沒有全體社會成員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善治的利益共享也便失去其社會公正性。因此，社會治理的包容性首先體現為治理主體資格的代表性和包容性[2]。在極端的排斥性治理中，政府成為治理的唯一主體，治理決策權力成為政府特權，其壟斷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極端否認或拒斥其他利益相關者加入。強勢的全能政府不僅管理著國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也管理著全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其最大弊端是導致政治專權和管理低效，完全扼殺了社會成員的創造性和自主性[3]。與此相反，公共管理時代的治理主體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這種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轉向對治理制度、組織結構以及行為方式均提出了變革的新要求，這是與結構-功能主義者所倡導的結構決定功能思想完全契合的。富有包容性的治理主體結構試圖包容各種膚色、種族、性別以及社會經濟狀況的人群，治理的權威來源于多元合作的網絡權威，反映和代表著受到群體決策影響的各種利益相關者。
客觀地講，包容性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非常重視弱勢群體的發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相比于其他群體，弱勢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社會發展的可行能力極弱，發展機會匱乏，特別值得重點關注。因而，重視弱勢群體的需求特征，擴大社會治理主體的范圍，無疑成為包容性治理的操作性重點。針對婦女、兒童、少數民族、受災者、貧困者等社會弱勢者，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而平衡社會治理中強勢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除了在治理主體結構組成上特別安排那些因為歷史或現實原因表達不足的群體代表以外，還包括設計各種便利措施幫助弱勢利益相關者參政議政，尤其是在知識、資源、能力等方面賦能于弱勢利益相關者。
2. 治理過程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所謂治理過程的合作性強調的是政府有效調動外部資源，政府與社會協力合作、市場機構彌補政府的不足，是政府完善社會治理的保障機制，因此，我們說倡導治理過程中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在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在由多元治理主體構成的社會治理體系中，政府本位主義已經喪失了事實合理性。在多元治理主體并存的情景下，共同開展社會治理的行動必然是合作的，這亦體現出包容性思想的精髓。合作意味著平等互動關系的確立，意味著治理共同體行動凝聚力的生成，意味著以去中心化的結構來取代中心-邊緣結構，換言之，合作首先意味著主客體結構的消解。治理的合作者在合作行動中都具有充分的主動性，他們之間不再是界限明晰的主客體關系，而在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社會治理逐漸轉向包容性合作治理時，就需要告別主客體二分的思維，在社會治理主體之間尋求平等的合作者關系。對于平等的合作行動者而言，政府與其他的社會治理行動者之間應當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政府的角色扮演絕不應當凌駕于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上，正如包容性治理體系絕不允許任何行政傲慢發生，因為只要在政府中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傲慢，就會對合作構成巨大威脅，就會妨礙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間的合作，行政傲慢必然阻止行動過程中的一切信息共享與必要溝通，而平等正是合作的必要條件。
三、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與現實著力點
從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中我們不難看出，它更強調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行包容性社會治理是兼備理論合理性與實踐可行性的，即除了社會治理危機的出現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現實訴求與操作推力，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話語體系也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社會管理職能轉變、公民參與意識覺醒與社會組織蓬勃發展都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實踐基礎。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與當今經濟社會所需的治理結構相匹配，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容納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將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新思路、新選擇。
1. 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由于，包容性治理理論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它需要在現實背景中與實踐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其理論價值，因此，社會治理危機恰好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實踐場域與現實動力。以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治理危機為例，它既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失衡問題，又可以說是社會治理的操作體系運行失序的問題，但究其根源則在于治理體系、治理體制以及治理機制的包容性嚴重不足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忽視弱勢群體作為治理主體之一的可行能力發展、異化政府與社會治理合作機制、扭曲各利益主體的治理成果分配等等。正如，有學者所說：治理理念與中國的官本位文化和政府管制型行政模式存在著嚴重的錯位，中國缺少成熟的多元管理主體和民主協作的精神有關[1]。縱觀改革開放前的特殊歷史背景和政治經濟因素，國家通過單位來控制社會的管理模式，即特有的單位組織，其實質是將命令權利與財產權力結合起來的國家統治的一種組織化工具或手段[2]。在國家的強勢建構下，整個社會被納入國家行政管理序列，政府通過單位包攬一切，由于社會對國家過分依賴，因而幾乎不存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這就導致政府在應對層出不窮的繁雜社會事務過程中逐漸失去了本我的服務職能，政府劃槳的事務性操作阻礙了掌舵的方向性決策，可謂沒有社會參與的社會管理。改革開放后，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社會事務的復雜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民眾需求的多樣性與政府的官本位文化和行政強制作風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國社會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大，不可治理性不斷增強，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今天，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制正在消解，社會管理也逐步實現由國家主體向社會主體的平穩過渡。盡管說，今天我們的市場已基本確立，但社會卻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政府在反復試錯后也部分地退出了市場領域，卻仍然用國家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市場-社會三元關系陷入失衡[3]，導致在政府中心主義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作為公共社會事務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對社會實施控制和管理，成為唯一的權力中心;政府被塑造成全能政府的形象，即強政府、弱社會的政治化管控模式、科層制結構板結與僵化傾向，以及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非均衡性等問題十分突出。在處理社會領域問題時，政府經常重堵輕疏、重處置輕防范、重事后干預輕預前關懷，從而使得一些社會矛盾非但沒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面對一些情況表現出對政府的強烈不滿甚至抵觸情緒，抑或對政府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提出質疑的信任危機與治理的可持續性危機。實踐證明，這種包容性極端欠缺的、用政治邏輯解決社會問題的治理模式是開展社會治理的桎梏。因此，我們認為，把包容性治理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公共財政的惠民性、公共政策的普惠性、公共管理的人本性作為人們利益共享的主要目標，必將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盡管說，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結構的平衡恢復、包容性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無法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勞永逸，但這種新觀念的融入無疑也為社會治理的發展提供了長期動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政府第一次把治理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是改革理論和改革戰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融合了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利導、綜合治理、統籌兼顧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既吸收了我國傳統社會治理中具有現代意義和現代性的內容(大同社會等)，也包含了黨在執政中所積累的行之有效的經驗(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同時統合了國際上的先進治理經驗(全球治理、善治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五個現代化，這就意味著在四個現代化實現過程中積累豐富社會經濟財富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宏觀制度、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的現代化，強調整體性制度的完備和完善，體現的是宏觀制度之間、制度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性與包容性，這與包容性治理有著邏輯一致性。可以說，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國家戰略和法理層面的高度，以宏觀話語體系的指導性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即可以通過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以及相互協同建構的方式，實現善治良政的局面。近年來，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企、政資、政事、政社分開的不斷推進，國家權力也逐漸向社會轉移，基層社會治理空間不斷拓展，政府的社會治理邊界正被重新調整和確認;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公民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得到強化，社會組織的崛起和公民意識的增強，這些都為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增強包容性治理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現實基礎。今天，隨著我國社會治理任務日益繁重，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包容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然成為我國社會治理實踐的方式選擇。只有充分發揮各類社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真正實現政府與各類社會主體的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合作共治，才能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中創造更加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治理新常態。因此，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將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對空前巨大的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包容性治理的體系、體制與機制建設，讓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其應有價值。
2. 包容性治理的現實著力點包容性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有機結合的優化與創新現有社會治理體制過程;包容性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包容性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非公共部門;包容性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多元合作互動，看似松散的合作網絡，實則以信任與合作秩序作為紐帶，正如帕特南所言，在一個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會帶來信任。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宏觀話語體系之下，我們可以從現代社會中主體間互動的角度來理解包容性治理，即深入探析三個主體之間的兩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包容性治理所要恢復的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失衡問題。諸如，三個主體之間發展不平衡，兩種關系尚未理順，強政府、弱社會的失衡局面亟需改善;國家控制著絕大部分優質資源，國家壟斷行業越來越多，加壟斷聯盟，由此形成了社會結構的利益集團化，政府權力邊界極大程度擴張，嚴重擠壓了市場與社會空間，阻礙了市場與社會自由良性運行等等。
包容性治理可以被認為是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的產物。強國家-強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將為我國的包容性治理提供最佳的路徑選擇和思路拓展。所謂強國家是指國家能夠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礎和有效的經濟社會參與，在矛盾極為尖銳復雜的社會轉型時期，能夠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促進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的、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換言之，通過國家做出制度安排以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在積極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尊重和調動社會的各種資源，培育社會力量，國家能充分發揮在社會生活中調節作用;而強社會則是指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具有較強的自治能力，在社會生活的調節中發揮較大的作用[2]。相對獨立性意味著社會主體發展需要在國家的政策引導、資源扶持、靈活監管之下。在強國家-強社會模式下，國家能夠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對社會活動進行各種形式的協調和引導;社會能夠在法律范圍內自主、自治、自強;國家與社會通過合作可以達到互相增權、互相建構、互利互惠的雙贏格局。強國家-強社會模式將有助于包容性治理恢復三個主體、兩種關系的平衡狀態，即在包容性治理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需要通過信任建立其包容性的合作秩序：有了信任與合作，政府的社會支持度會得到巨大提升，與此同時，其社會治理的順暢程度也會得到大幅提高，在互相信任的關系中，社會成員往往更傾向于支持政府的社會治理決策，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會減小;與之相對應，信任與合作能使社會自我調節與適應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只有當社會具有較高的信任度以及較廣泛的合作秩序時，社會自我調節機制才能夠發揮作用，并且不斷完善，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四、結語
總之，建立包容性治理的任務在于構建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作用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強調多元權力和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的彈性化網絡結構，形成多元的、自組織的、合作的、去中心化、去行政傲慢和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的社會治理新模式。在不斷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的同時，使之以社會協商和民主談判的方式進入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拓展國家社會治理的實質性內容;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互相認同的包容性發展目標，進而促進生成公平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構建經濟、社會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良好環境。具體地說，其一，優化政府職能，適度擴展政府的包容性，將以行政干預為主導的全能型政府轉變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有限型政府、把與民爭利的狹隘政府優化為公共利益導向的寬容政府，同時，提倡政府職能更加有效而包容;另一方面，賦予社會適度的社會治理權限，積極培育社會力量，鼓勵社會參與，激發社會活力，將原先政府獨有的社會管理職能部分讓渡給社會，即不僅要形成國家存在、市場存在形式上的包容性治理模式，而且要形成國家引導、社會合作的實質意義上的包容性治理體制，努力促進國家與社會等多元主體之間的有益合作，推進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包容性治理環境，全方位提升社會治理的包容性。
第3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在服務和管理中有序地滿足百姓訴求，寓管理于服務之中，順應群眾新期待、滿足群眾新需求，為百姓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2012年，這個農場黨委做出了符合農場實際發展的決策--對接百姓訴求、梳理解決訴求、提升百姓福祉。
“五訪”便民溝通 對接百姓訴求
為及時了解和掌握百姓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八五五農場黨委建立起與百姓對接最簡單、最快捷、最高效的溝通渠道和訴求表達平臺。出臺了領導干部接待群眾來訪實施方案，設立領導干部接訪工作日，采取“五訪”工作法化解矛盾。
“五訪”就是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一是定期接訪，每星期二、星期四，各由一名副場級領導接訪，每月由農場黨政主要領導接訪一次；二是帶案下訪，農場領導親自帶領相關部門到責任單位進行現場辦公和聽證，深入到問題突出、矛盾糾紛多發的重點單位推動問題解決；三是疑難約訪，對人有約見某一領導的，辦可予以安排。對疑難復雜問題，責任主體不明確或處理意見難以落實的問題要有針對性地主動預約特訪；四是專題接訪，對一個階段、一個方面帶有普遍性的突出問題要進行專門接待，涉及面廣的可以召開農場領導小組會議專題研究解決；五是網上接訪，在農場網站開辟專欄和場長書記信箱，由辦每天在網上解答群眾訴求。
在做好“五訪”工作的同時，建立了領導干部接訪“接案包案，一包到底”制度，即：農場領導對所接待的初訪案件，要做到一包到底，一案一清，案結事了。對未化解的積案按照農場領導包案制度的要求，重新明確包案責任制，按照“四定五包”即：定領導、定人員、定措施、定期限，包案件調查、包解決問題、包教育疏導、包案結事了、包穩控管理原則實行一包到底直至問題解決。
“五訪”工作法拉近了百姓與領導之間的距離，讓百姓訴求可以零距離表達，有效地化解了矛盾。農場民生網站設立了黨建、新聞、文化、供求信息、群眾訴求站等十幾個專欄。在訴求站里，群眾有問題可以直接在網上留言，有的當天即能得到辦同志的答復，最多答復時間不超過七個工作日。網站建立后，很多居民都形成了有事沒事上網站看看的習慣，“民生網”已經成為農場職工表達意愿的有效渠道。同時，這個農場還建立了社會服務管理中心，將綜治辦、武裝部、610辦、辦等部門力量進行整合，實行社管中心與、司法等部門合署辦公，方便職工訴求。
“完善”三大體系 梳理解決訴求
這個農場通過梳理百姓訴求和深入調研，將百姓訴求歸納為社會保障、土地承包、房屋拆遷、涉法涉訴、矛盾糾紛五大方面。針對不同問題，農場科學系統地對百姓訴求進行梳理，通過完善就業服務、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三大體系，創新源頭治理、動態協調和應急管理三大機制，有針對性地解決職工訴求。
完善“三大體系”，這個農場將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服務上下工夫，著力改善和保障民生，將社會建設作為社會管理的基礎。
農場在完善就業服務體系中，建立健全了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的長效機制。支持各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吸納職工就業，打造全民創業經濟區；創新就業援助機制，加大對零就業家庭、就業困難人員就業幫扶力度，農場建立了二次就業和職工子女初次就業機制，每年農場一有空崗就安排一定人員二次就業和職工子女初次就業。近兩年，全場公開招聘二次就業人員175人，初次就業人員65人。招聘各類大學生就業60余人。
構建以人為本、覆蓋城鄉、分布合理、功能完備、運轉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首善之區的重要任務。這個農場黨委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健全財政對九年義務教育的保障機制，全面實施“兩免一補”，保障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加強對貧困大學生資助工作的制度化建設，每年都有計劃地資助貧困學生就學。 2010年以來，這個農場先后投資700余萬元對學校教學樓、宿舍樓、食堂進行了裝修改造，更新了學校實驗室設備、辦公桌椅、學生課桌等教學硬件設施，電腦室、微機室、多媒體電教室、電視、DVD、多功能電教柜等一應俱全。建設警務室40平方米，配備了6名校園保安。硬化小學教學樓及宿舍樓前后場地10000多平方米。2012年又投資數萬元興建塑膠跑道。
著眼于實現人人享有基本衛生保健服務的目標，這個農場在加強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上，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為百姓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解決好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2008年5月，按照總局及分局衛生局文件精神要求，完善和理順了農場醫院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轉變，由原來為患者服務的思想意識轉變為社區內所有人群的健康服務意識。經常開展義診、健康咨詢、知識講座、發放健康教育傳單等宣傳活動。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服務群眾5500戶，13120人，為全場每一個居民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家庭健康檔案，通過門診上報、健康體檢和入戶隨訪的形式篩查出慢性病患者，重點加強對慢性病患者的預防和管理治療工作。對育齡婦女、新生兒、65歲以上老年人及殘疾人進行系統化管理。
以實現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廣大職工基本文化需求為目標，這個農場積極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構筑以文化館、圖書館、文化廣場為主體的公益性文化設施網絡。 為社區、管理區配置方便群眾讀書、閱報、健身、開展文藝活動的場所和設施。組織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活動，豐富和活躍職工文化生活。
三年抓城建設讓八五五農場小城鎮建設初具規模，三年共投資2.89億元新建住宅樓22萬平方米，拆除平房2.7萬平方米，整體搬遷2331戶，圓了貧困職工的住樓夢，城鎮化率達到80%，道路硬化103公里。
創新“三大機制”——八五五農場將創新源頭治理機制、動態協調機制和應急管理機制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實現社會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在社會建設基礎上加強管理，寓管理于服務之中。
源頭治理機制。完善決策機制，提高決策水平，確保決策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提高依法治場的能力和水平，嚴格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強化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群眾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和職責，形成講秩序、負責任、守誠信、重包容的社會新風尚。
動態協調機制。加大社會矛盾排查預警調解工作力度；打造社會治安防控新格局，加強對流動人口和重點人群的服務管理；創新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確保虛擬社會文明健康發展。開展街面巡邏、城鄉社區防控、區域警務協作、虛擬社會防控等，組成夜間“流動警務室”。
應急管理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公共突發事件危機預防機制；建立應急統一指揮協調聯動機制，提高對突發事件的預測預判、現場指揮、依法處置、輿論引導能力；建立專群結合的應急救援機制，實現多部門、多元化協調聯動的公共安全應急救援新格局；建立和完善應急資源共享機制；建立和完善信息公開機制；建立公共突發事件日常宣傳教育的長效機制。
健全保障機制 提升百姓福旨
近年來，這個農場不斷探索適合自身管理實際的新辦法，在不斷嘗試中提出以網格化建設、集成化服務、信息化管控和系統化推進等發展路徑，推動創新管理工作向縱深發展。
網格化管理。探索構建由農場、社區、管理區、作業站基礎網格構成的四級管理服務體系。集成化服務。這個農場將在場區設立功能齊全的行政服務中心，將涉及百姓民生的多個行政部門整合在一起，實行聯合辦公，變被動管理為主動服務，變部門分割為打包服務，讓群眾不跑冤枉路，不花冤枉錢，辦事兒“一站式”搞定，訴求“一站式”解決，為群眾辦事提供“一條龍服務”。信息化管控。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在重點人群、社會治安等重點部位和領域中全面引進信息技術，提高裝備的信息化水平，在反應、管控、處置上體現及時、快速的要求。
為進一步提升職工群從幸福指數，這個農場建立健全了組織機構，成立了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由農場場長書記任主任，農場副職領導任常務副主任，相關部門領導任副主任，下設58個覆蓋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在專項組構建上，他們有社會矛盾化解、思想道德文化法制建設、公共安全、應急處置、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等10個專項組，進一步擴大了管理覆蓋面。
第4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論文摘要]實行政府公共治理，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是實行政府掌舵、公眾劃柒，二是政府為主、公私并存，三是政府監管、合同外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按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部署，在“十一五”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方向，轉變傳統政府職能，實行政府職能角色的轉換，順利推進新農村建設。
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完善公共服務型政府管理，政府應“轉換職能角色”、“一是‘管什么’的轉換，即從管理私人領域、競爭性領域、微觀領域轉換到管理公共領域、非競爭性領域、宏觀經濟領域；二是‘怎么管’的轉變，即從直接的、行政的、參與式的管理轉到間接的、民主的、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管理”¨j，使政府從無所不能中解放出來。
因此，治理既不是統治，也不是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掌舵而不劃槳，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務，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治和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之間。好的治理的核心含義就是政府的職能應該從“劃船”到“掌舵”的轉變；而公共治理，是以政府為主體，多種公私機構并存的新型公共事務管理模式。公共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公共治理的本質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壟斷，把原來由政府獨自承擔的公共服務轉移給各種私人部門和公共團體共同承擔，政府與私人機構的界限不那么明顯了，在公私部門之問建立了伙伴關系；公共治理引入了市場競爭的管理方式，蔓張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樣性。
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應當實行好政府公共治理。政府公共治理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一是樹立高效管理的理念。信息社會的政府治理必須是高效的，它對政府效能的要求比傳統工業經濟時代更高。二是樹立公平治理的政府理念。隨著社會發展和知識普及，公眾對公平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三是樹立知識管理的政府治理理念。信息社會是以知識為資本的，社會也是一個知識社會，對經濟的管理無疑離不開法制，但主要管理方式是知識管理。四是樹立“人本主義”的政府治理思想。傳統的政府治理注重以“物”或“任務”為中心。領導者要求下屬成為標準的“行政人”，以便實行規范的標準化管理，但這種使人異化為物的治理方式，不利于人的創造性。
一、政府掌舵、公眾劃槳，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性任務，并確定“十一五“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實行政府的公共服務型管理，采取政府掌舵，公眾劃槳的方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和諧社會是國家權力與公共權力都能良性運轉的社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與公民的自主管理相統一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在強調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也絕不能忽視社會的自我管理功能。“社會治理能力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事”，社會的治理過程應該是政府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有些事是政府應該做的，有些則不是”。
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掌舵而非劃槳”，政府的職能是制定政策(掌舵)，而政策的具體執行(劃槳)則是通過社會的自治來完成。首先，政府的公共權力來源于社會的共眾權力，而社會公眾“當初把統治權交給一個人，只是為了公眾的福利和安全”j，而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電同時要求政府還權民，加速自身轉型，即“從全能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從管制政府轉變為服務政府”。這種權力讓渡和模式轉型必然螫求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社會的管理職能；其次，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存在著缺乏彈性手段、環節錯綜復雜等問題，而社會的自我管理又存在著動員能力薄弱、缺乏剛性手段等缺陷。這就要求我們建立一個政府主導與社會自治適度平衡的關系結構，即在進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社會效能的同時，善于通過村民自治．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和英群眾代表會議等，形成社會管理的整體合力。最后，由于經濟形式的多樣性、文化背景的差異性、民主的進一步深入也使得社會的管理形式呈現多元兼容的格局，要建設和諧社會，單獨依靠政府或社會都不能很好地完成社會管理的終極目標。
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發揮各種形式的組織作用，凝聚各種力量，消除和突破二元結構的束縛，實現各種組織、各種力量的良性互動，在有效程度上的極大努力，使全面推進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按照巾央的要求落到實處。
二、政府為主、公私并存。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政府應實行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對整個公共管理部門格局的重新認識，是實現公共部門有效管理中不同的實施主體各自的定位、分¨1二和各自適當的角色，而不僅僅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統治。換言之，參與管理的主體已經不只是政府部門，而是包括全球層商、國家層面和地方性的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政府闖和1e政府間團際組織、各種社會團體甚至私人部門在內的多元主體舒層治理。在多元主體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的作范圍縮小，政府不再是無所包的“全能型政府”。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按照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劃分、公域與私域界限的調整不同治理主體對應著不同的治理對象和客體，發揮著各自的作用。
南昌大學(mpa教育中心主任、行政管理碩士點首席導師)陶學榮教授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中指出：在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不應在具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國有資產經營功能，應該承擔公共事物管理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功能，充當公平保障者、社會服務者角色”。。政府組織與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合作是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數量和質量的有效途徑。在公共治理范式中．管理主體是多元的，非政府組織甚至私人組織也被認為是重要的治理主體之一。在現實社會事物的治理中，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政府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應該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礎上的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如在公共物品領域為了增加公共物品的數量，提高公共物品的質量，對那些由政府提供缺乏的效率的項目，政府可以對非營利組織予以充分的賦權和支持，對非營利組織的服務供給采取資金補貼、訂立合同、特許經營、政府購買等多種形式，與其他社會主體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促進生產公共物品的積極性和物品供應的效率。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新時期中國農村建設的方向，要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任務，政府要實行公共治理，完成好職能轉換，因此，公眾劃槳，政府掌舵，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前提。
三、政府監管、合同外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政府需要轉換職能。在建設過程中，政府可以充當監管角色，實行合同外包，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能夠順利推進。合同外包是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發展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是指政府將一部分公共服務通過合同的方式讓政府以外的主體來承擔，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過程中只是負責監督合同的履行，并支付報酬。它作為一種更民主、更溫和、更富有彈性的管理手段，由于較大限度地融人了市場的成分，提高了社會主體對行政管理事務的參與程度，體現了現代行政管理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因此，在國外行政管理各個領域被廣泛運用。
部分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指由市場或民間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及輸送過程，也就是說，政府部門通過合同外包、業務分擔、共同生產或解除管制等方式，將鄙分職能轉國民間部門經營，政府只需承擔財政籌措、業務監督，以及績效成敗的責任。其中，合同外包就是由公共部門和政府作為顧客和委托人，同人即那些能夠真正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公營或私營的)簽訂合同。它把民事行為中的合同引入公共管理的領域中來，它的做出以合同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為前提，變過去單方面的強制行為為一種雙方合意的行為。在合同外包中，政府的責任是確定需要什么，然后依照所簽訂的合同監督合同的履行．并且，在對方履行合同義務后支付報酬。合同外包可作為既提高政府服務水準，又縮小政府規模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降低成本、節約開支的有效手段。
第5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職業經理人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職業操守
職業經理人是指在企業中以從事經營管理活動為職業，具有專業化的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能，能夠合理運用企業內外的各項資源，完成企業經營目標的受薪人員[1]。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職業經理人隊伍雛形逐漸形成，并成為推動企業現代化改制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然而，目前國內對于職業經理人的研究仍然多集中在職業經理人的培育、引進和管理等經濟建設層面，尚未充分重視職業經理人在社會文化構建和企業文化建設中的角色和作用，因此，也未能充分發揮職業經理人相應的積極作用。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深遠，而要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不僅需要國家進行引導支持，也需要企I提供良好的機制平臺，更需要職業經理人個人的付出與努力。
一、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及障礙
（一）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不足
1.重視和宣傳不夠。截至目前，國家對于職業經理人的關注和要求，仍主要集中在職業經理人的市場構建和職業經理人的隊伍建設（尤其是能力建設）兩大方面，對于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導和重視不足。此外，國家對于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是全社會范圍內的普及式宣傳，未能充分喚醒職業經理人這一群體對于自身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因此，也未能有效激發其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激情和積極性。
2.民間協會支持不足。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前提是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的深刻理解和深層次認同，然而由于職業經理人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的局限性，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注和理解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需要團隊和協會的力量進行督促、引導及幫助。然而目前，我國尚且缺乏一個這樣的民間職業經理人協會組織，從而導致職業經理人個人力量有限、交流不便、想法和計劃難以付諸實踐等，亦成為職業經理人踐行核心價值觀的主要阻礙因素之一。
（二）企業的信任和激勵不夠
1.對于職業經理人賦予的權限有限。國內許多企業由于公司制度或企業主的個人原因，對于職業經理人仍持觀望態度、不敢輕易聘用，而一些引用了職業經理人的企業對職業經理人也缺乏足夠信任，通常會采取一系列措施對其進行牽制和監督，賦予的職權有限。不僅導致職業經理人在能力發揮、才華施展等方面受到束縛，也使得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力量和行動空間有限。
2.對于職業經理人的管理方式落后。目前，大部分企業對于職業經理人的選拔和考核仍主要集中在管理能力等方面，對于職業經理人的職業操守是否達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相關要求不夠重視。主要表現在職業經理人的選拔、培訓和考核等方面，造成了職業經理人常著力于自身能力建設及個人任期內企業經濟指標的完成，而缺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動力和熱情的現象。
（三）職業經理人的認知和規劃不清
1.對于職業操守缺乏重視和科學規劃。職業經理人比較重視個人領導能力、溝通能力、業務能力等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然而對于職業操守的培養存在一定的忽視，特別是目前尚未能很好的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個人價值觀之中。此外，職業經理人對于自身職業生涯規劃也多以經濟指標為依據，會忽視將職業操守納入到個人長遠全面的職業生涯設計中。這樣的發展理念，不僅可能導致職業經理人在職業發展道路中遭遇許多挫折，也會阻礙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對于企業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由于職業經理人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企業暫時或階段性的經營者，因此，一旦對企業缺乏充足的信任和責任感，便很容易將完成合同規定的經濟目標和指標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使命，想方設法讓企業在任期內達到最大的勞動生產效率、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這極容易產生忽視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此外，如若職業經理人的主要目標是短期利益，有任期結束另謀高就的打算，便很難產生傳承與發展企業文化的使命感。這些都會消磨職業經理人在企業踐行核心價值觀的動機和意志。
二、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對策建議
（一）國家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引導
1.利用多種傳媒平臺進行宣傳和褒揚。利用互聯網、電視、廣播和報紙等，宣揚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光榮事跡，積極宣傳先進職業經理人的閃光點。譬如錄制“尋找最美職業經理人”的節目特輯，記錄尋找先進職業經理人的主要過程及其典型案例，并在黃金時段播出，進而激勵、引導更多職業經理人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設立“年度十佳職業經理人道德先鋒人物”等榮譽獎項，依據職業經理人日常經營活動中的真實表現，授予表現突出者此類榮譽稱號，以示褒獎和鼓勵。
2.建立全面的誠信檔案系統進行督促與監督。由具有公信力的組織或機構，對職業經理人進行職業生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同時，鼓勵企業、行業協會、獵頭機構、職業經理人等參與其中，將職業經理人職業生涯中的大事件和主要行為表現記錄在案，并進行簡單的評級打分，從而實現職業經理人市場的信息化、網絡化、數據化，以有效監督、督促職業經理人加強道德素質建設及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搭建交流平臺進行引導與幫助。政府應鼓勵、引導并支持組建符合職業經理人特質、能夠真正幫助職業經理人的民間協會組織。支持該協會以研討、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討論、探索有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式為主題，凝聚有志之人及同道中人，為其有效溝通、互幫互助、互學共進提供良好空間和平臺。進而堅定職業經理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信念，增強其認同感，為職業經理人提供團隊的力量和支持。
（二） 企業變革管理方式進行支持
1.賦予足夠的權利和行為空間。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對于有發展前景的企業而言，恰當引進職業經理人、充分發揮職業經理人的管理才干是企業必然會面臨的難題。要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企業首先需要充分了解職業經理人制度，正確看待職業經理人，并積極引進職業經理人。其次，在引入職業經理人之后，應賦予其充足的信任和行為空間，明確其在企業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所掌握的資源，體現出企業對其職業發展的關注與重視，進而增強職業經理人對企業的認同感、歸宿感和使命感，以保證職業經理人能夠安心、放心、全心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轉變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企業對于職業經理人的考核，不僅要著眼于濟指標，更要看中其所具備的誠信、敬業、公平等優良品德能夠給企業帶來的長遠效益。對職業經理人的選拔標準、培訓目標、績效考核指標和職業生涯規劃等方面也需要進行適度革新，與此同時，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定性因素有效納入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指標中，并合理分配定性因素與定量因素的考察比例，以此激勵職業經理人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發揮培育企業文化的積極作用。企業對于職業經理人參與企業文化構建的問題，應持積極樂觀態度，努力探尋與職業經理人有機相融、共同發展的途徑，最大化發揮職業經理人在培育、發展企業文化方面的積極作用。此外，優良企業文化并不是口號最響、最動聽的文化，而是真真切切適合企業生存發展、給企業帶來正能量的組織價值觀。因此，在構建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對核心價值觀應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吸取核心價值觀的精華，使之成為企業普遍的價值標準和通用行為準則，從而推動職業經理人有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三）職業經理人積極踐行
1.重視自身道德素質的提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質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個體的心理結構、融入個體的價值觀體系，并產生相應行為舉動的過程[2]。因此，職業經理人要切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需要在重視個人能力水平提升的同時，更需重視優良價值觀的培育與自身道德素質的提升，并通過多種途徑采取實際行動來證實自己的水平與實力。
2.進行長遠科學的職業生涯規劃。企業是職業經理人的生存土壤，職業經理人是企業健康發展的關鍵，二者相互依存。因此，職業經理人要謀求個人的良好發展，首先要滿足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要求職業經理人既要重視經濟指標的完成，又要顧及企業的長遠利益，并將個人職業生涯規劃與企業發展有機聯系起來；同時，也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刻內涵滲透到每個任期中。
3.增強對企業和社會的責任感。職業經理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不僅對所在企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于整個社會也肩負著重要的任務與使命，因此，職業經理人要放眼天下、胸懷百姓，將造福社會、服務人民作為自己的主要人生追求之一，并通過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發揮自身的光與熱，影響并帶動更多人踐行核心價值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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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顏節禮，朱晉偉.當前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瓶頸與推進路徑[J].商業經濟與管理， 2013（9）：19-26
第6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心理控制源;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0)03-0007-03
一、引言
隨著人們對積極心理學的日益關注,主觀幸福感成為越來越多研究者重視的領域。主觀幸福感認為人的幸福是對生活的滿意,是一種情感體驗。
在已有的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涉及的變量比較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人口學變量,Ryff在對年齡、性別、種族以及學歷等人口學變量和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發現人口學變量對主觀幸福感的解釋較低[1];(二)遺傳和環境因素,雙生子研究表明遺傳和主觀幸福感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在個體的發展過程中,遺傳與環境是相互作用并共同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2];(三)人格因素,研究表明對事件的應對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自尊、心理控制源、神經質等對主觀幸福感存在影響;(四)社會因素,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同時經濟收入對主觀幸福感也有作用[2];(五)跨文化因素,通過對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的人群進行研究,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個體主觀幸福感體驗的方式是不同的[3]。
本研究主要探討心理控制源、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社會支持是個人處理緊張事件時的一種潛在資源[4],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維護和提升人們的心理健康,使個體在面對壓力情境時所承受的傷害程度減弱[5],體驗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是指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或結果的總體看法,是一個連續的兩極,其中一極是內控性,另一極是外控性[6]。內控的人會積極主動地去面對所遇到的事情,并想辦法去解決它;而外控的人更多是被動地和消極地面對事情的進展,聽天由命,放松對自己的主觀要求和意志努力[7],從而體驗更低的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通過總體幸福感量表來研究主觀幸福感和社會支持的關系,以及內控的人和外控的人在主觀幸福感上是否存在差異。Baron和Byrne認為心理控制源表示個體在壓力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點[8],人格特性與社會支持密切相關,外向性個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相對較高[9],內控性與客觀支持的相關比較高,內控者比外控者對支持行為更加敏感[10]。此外,社會支持與個體的總體幸福感有密切的關系,社會支持能給個體帶來積極的情緒體驗和對事物的控制感[11]。社會支持和心理控制源都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本研究旨在通過回歸分析他們各自的效應大小。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分別抽取武漢和信陽兩所高中學生共160名,在對全部問卷質量進行審核的基礎上,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共146份,其中男生62人,女生84人,來自城市的51人,農村95人。
(二)材料
1.總體幸福感量表
總體福感量表(GWB)由段建華在1996年修訂,本量表共有33個項目,總分越高,主觀幸福感越高。本量表的單個項目與總分的相關在0.48~0.79之間[12]。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8。
2.心理控制源量表
選取內控性、有勢力的他人及機遇量表(ICP)的內控性分量表測試被試的心理控制源。該量表包含8個項目,以7等級評分,-3表示很不同意, +3表示很同意。內控性量表Cronbachα系數為0.51[13]。得分越高,表示越內控,越積極主動地應對事件,傾向于內歸因。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62。
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由肖水源編制,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個分量表,共10個項目,重測一致性r=0.92,各項目之間的一致性在0.89~ 0.94之間[14]。本研究中根據實際情況,對量表的部分項目進行了修訂,將第4題的“同事”改為“同學”,第5題的“夫妻”改為“戀人”,刪除了“兒女”一欄,并把后2個條目的順序進行了調換,此外,把6、7題中的“配偶”改為“戀人”。已有的研究表明該量表修訂后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5]。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82。
(三)程序
以班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由主試講解指導語,在學生完全理解答題要求后,再回答問題,所有問題一次完成。數據采用SPSS11.5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
三、結果與分析
(一)各個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表1給出了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和社會支持的性別、城鄉和總的統計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各個變量在性別和城鄉上的差異都不顯著。
表1 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社會支持的描述統計結果 (±s)
注:** p
(二)相關分析
表2給出了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和社會支持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各個變量之間都顯著正相關。在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和社會支持幾個變量中主觀幸福感和社會支持的相關最高(r=0.38),心理控制源和社會支持相關最低(r=0.32)。
表2 主觀幸福感、心理控制源、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
注:** p
(三)心理控制源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為了探討心理控制源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把ICP量表中的內控性量表的得分按照上下30%為標準分成三組[1],即得分高的30%作為內控組(44人),得分低的30%作為外控組(44人),其余為中間組(58人)。對三組高中生的方差分析表明,心理控制源的主效應顯著(F=10.49,p
表3 不同心理控制源的高中生的主觀幸福感比較
注: * p
(四)心理控制源、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多元回歸分析
本研究把兩個自變量都納入回歸方程,檢驗他們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否顯著,并比較他們的作用大小。結果表明,整個回歸方程顯著(P
表4 心理控制源、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多元回歸分析
四、討論
第7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 社會管理 創新 刑事法治 問題
二十一世紀初，我國在積極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提出了加強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要求，近年來，我國始終為這一目標進行努力，現階段，這一重要決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如何進行社會管理創新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本文從社會管理創新同刑事法治之間的關系入手，對社會管理創新中刑事法治面臨的問題展開了研究，最后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解決意見，希望對我國的全面健康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一、社會管理創新同刑事法治之間的關系
（一）刑法是社會管理創新中的一個重要組成成分
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社會運行過程中，各項社會管理工作都是由法律來承擔的，由此可見，在我國社會運行過程中，法律作為一項重要的工具和制度基礎，為社會管理做保障。也正因為如此，提升各項法律的貫徹程度，成為現階段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環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有效結合法治政府和社會主義發展國家建設是至關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這一創新過程中，具有較強的規范性。
然而，我國的現代社會運行中，對人權、社會的保障工作都是由刑法來實現的，現階段，保護人民、懲罰犯罪行為是我國刑法運行過程中的目標，在各種犯罪懲罰措施的背景下，社會運行更加穩定，人民生活的環境更加安全。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高度分化現象產生于社會關系和經濟發展當中，社會風險因素增加，在對刑法進行應用的過程中，能夠有效打擊各種風險行為。而在積極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并不需要對刑法的各項基本原則進行破壞，而是提出應用各種刑法手段的措施 。人們自身的犯罪行為以及應當承擔的責任是確定刑罰輕重的關鍵，然而，相關責任人不可以將社會管理的需要作為借口，將重刑應用于罪輕的人身上，也不可以對刑罰應用于沒有責任的人身上。由此可見，只有堅持刑罰基本原則，才能夠保證社會管理創新有效實施。
（二）刑法對社會管理創新具有保障作用
社會運行過程中，要想得到長期而快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穩定的環境基礎之上，正是因為我國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才能夠在改革開放至今，擁有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在這一過程中，刑法的功能是不容忽視的，其能夠對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打擊。現階段，我國在積極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應從行政、民事以及經濟等多個角度出發，而這一過程中，必須將刑法的保障功能進行充分的發揮，從而提升社會管理創新的質量。
近年來，我國在積極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社會進步的背景下，人們之間卻形成了更加緊張的關系。例如，富士康十連跳事件，由于勞動者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邊緣化問題，因此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用各種極端的手段 。事實上，這一群體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法律在履行自身責任的過程中，不可以對其進行邊緣化對待。在這種情況下，刑法開始增加對民生犯罪的關注，在各項犯罪行為中增加了拒絕支付勞動報酬和危險駕駛等行為。
由此可見，刑法在應用過程中，擁有保證社會安定的功能，這因為如此，其同社會管理創新之間才存在了不同忽視的重要聯系，在對刑法進行有效利用的背景下，各種社會關系能夠得到有效調整。
二、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刑事法治問題
（一）刑事政策缺乏靈活性
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增加，在這一個時期中，刑法的社會調控功能至關重要，它能夠對犯罪行為起到威懾的作用。然而，我國在應用刑法的過程中，最嚴厲的懲罰措施就是死刑，這一措施同現階段世界廢除死刑的潮流不符。新時期，我國缺乏靈活性的形勢政策呈現出一定的缺陷，例如，在對經濟領域的范圍行為進行懲處的過程中，由于刑法擁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常常在將刑罰應用于定罪當中以后，會強制關閉很多大型公司，造成失業率上升等負面社會現象，不利于社會安定。由此可見，新時期，我國在對刑法進行應用的過程中，必須能夠從法律效果以及社會效果兩個角度出發，科學的應用刑罰，實現對犯罪行為有效懲處的基礎上，為維護社會穩定奠定良好的基礎。例如，現階段，我國刑法中擁有罰金刑，其能夠對單位犯罪進行有效懲罰，而這一罰金刑具有無限額的特點，法官在工作中，擁有較大的裁量空間，這種現象不僅同罪刑法定原則不符，更容易造成不均衡的罪行，從而為司法腐敗提供了生產空間。如果某一案件中獲得了較高的刑法，不僅不利于企業的發展獲得一定空間，同時還容易導致再次犯罪 。在這種情況下，新時期，我國在積極機型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應實施寬嚴相濟的形勢政策。
（二）刑法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性
新時期，我國在積極實施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最根本的目標就是在管理的基礎上為人民提供良好的服務，而社會管理在對法律進行依靠的過程中，應嚴格堅持以人為本理念 。現階段，我國在應用刑法的過程中，應將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作為基礎。在對刑法進行應用的過程中，懲治現有違法犯罪行為，并對其他犯罪行為進行預防是根本，刑法應用以及被應用的過程中，人都是主體，因此新時期在積極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必須注重人性問題。然而，在現階段的法治環境中，刑法更多是強制性和暴力性的代表，這種僅僅發揮刑法強制性的現象，無法將其功能進行充分的發揮 。
因此現階段，將人文關懷融入到刑事法治當中，已經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話題，這樣一來，不僅能夠促使刑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大大提升，也更能夠將刑法的功能發揮出來 。
三、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刑事法治應對策略
（一）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近年來，我國不斷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努力，這一過程中也包含各種不和諧因素，即犯罪行為。現階段我國在有效面對犯罪行為的過程中，實施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由于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是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現，因此社會管理創新中必須始終堅持寬嚴相濟的形勢政策，在面對犯罪的過程中，應提升各項反應的理智性。
在對社會管理創新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關系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應始終堅持從嚴處理人身危險性大以及嚴重的刑事犯罪等，同時應更加傾向于政策的寬嚴相濟。這一過程中，應將人權保障機能進行充分的發揮，提升社會氛圍的理性和寬松度。例如，我國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制定和落實過程中，注重對犯罪圈的擴大，同時更加注重有效結合入罪和出罪。例如，稅務機關運行中，如果依法對追繳通知進行了下達，應對稅款以及滯納金等進行繳納，不會對刑事責任進行追究，然而五年內沒有將以上金額進行繳納者，需要展開刑事處罰或二次以上行政處罰 。這種寬嚴相濟的刑法處理方式，對逃稅罪和犯罪圈進行了縮小，不僅有利于更好的維護國家利益，同時還合理的限制了逃稅犯罪行為。
（二）刑法應堅持以人為本
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提升刑事法治人性化程度的過程中，本文主要從精神病人、殘疾人等需要特殊保護的人群角度出發展開了探討。我國在判斷刑事責任能力的過程中，不僅對年齡因素進行了規定，同時還對精神狀況進行了規定。如果成年人且同時擁有健康的精神，那么其在日常生活中就擁有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因此在發生惡性事件后，就應當受到法律的嚴厲懲處，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精神方面存在一定障礙，盡管已經成年，其刑事責任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
因此，我國的刑法典中對精神病人的具體刑事責任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其中包括無法控制自身行為、無法辨認自身行為的嚴重后果者，在法律的科學鑒定下，可以不履行刑事責任。
然而，在邱興華案以后，社會各界開始對精神病人犯罪產生了更大的關注，盡管法律能夠對這部分人群進行從寬處理，但是也應當加大對這部分人群的管理力度，在應用刑事法律的過程中，應對精神狀況進行不同等級的劃分，并促使其得到強制治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強制性的措施，同刑事處罰擁有本質區別。由此可見，近年來，我國在積極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刑法是逐漸堅持以人為本。
第8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關鍵詞】社會網絡；社會關系；入職管理；員工關系
員工的離職行為一直以來都是管理學領域研究的熱點，近些年“networks（網絡關系）”作為解釋員工離職的新視角頗為引人關注，學者們提出了多種離職影響模型并進行實證驗證來解釋員丁=的離職行為。但是，他們忽視了新員工融職這一管理環節，Joumal Sentinel Inc，研究發現，成功的融職管理可以降低員工的離職率。在某些特定的工作群體中，由于其隱藏的高福利等性質，員工的離職率很低，成功融職管理的意義在于縮短員工的職業倦怠期，提高工作滿意度。
一、社會網絡與新員工融職管理
社會網絡理論拋棄了以往關注個體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研究方法，將個體放在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系統中，認為個人在企業中知識信息的獲取、情感的交換以及組織承諾的建立等行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人在各種社會關系網之中的。
新員工融職（new employee orientation），也稱為新員工定位或新員工引導，是一個動態社會化過程，即組織要幫助新員工適應組織文化，避免新員工由于不熟悉組織文化而破壞組織原有信念和習慣的現象發生。Hellman，Steven Wendell研究發現，如果在新員工第一個60天內進行正式的融職培訓將比未參加培訓的員工擁有高組織榮譽感。Kanouse，Daniel N；Warihay，Philomena I，通過20多年的研究發現，員工成功融人一個組織的標志包括成為其工作直接環境的主人（masters）、融入團隊以及實現自己的高自尊（selfesteem）。
員工成功融職管理與組織社會關系息息相關，二者的互動機制是本文研究的焦點。
二、社會網絡對新員工融職管理的作用機理以及模型構建
組織內的社會網絡關系由于個體和組織性質的差異顯得錯綜復雜，所以其研究的視角也多元化，本文從動靜結合的角度選取了以下四個方面以探索社會網絡關系與新員工融職管理間的作用機制，從而構建新員工融職管理模型。
（一）網絡中心性與融職引導
Feeley和Barnett在分析離職因素時利用網絡中心建立了“侵蝕模型（Erosion Model）”，指出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不同位置會影響他的工作態度和組織忠誠度。新成員的加入必定會破壞原有的社會網絡結構，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等差異性原因的存在，有經驗的員工會迅速占領社會網絡中心位置，有效便捷地為其提供正向的情感支持和溝通交流的平臺，促進企業與自身雙方信息的快速共享和流通，實現信息向員工崗位勝任能力轉化。同時，處在網絡中心位置易得到上級領導的信任和支持，而上級領導的信任通常被看做是員工實施工作的重要驅動力和獲得成功融職的關鍵因素之一，其意義在于能頻繁地提供溝通反饋機制和及時糾正融職偏差，從而幫助新員工構建競爭優勢，獲得可持續快速成長。相反，若是新成員處在組織邊緣，被組織內的既定成員重視程度低，不僅會造成資源和信息獲取的劣勢，降低工作熱情，嚴重者還會萌發離職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個人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位置對融職過程影響的假設如下：
假設1a：居于組織內社會網絡中心位置對新員工融職積極性有正向影響；
假設2b：居于組織內社會網絡邊緣位置對新員工融職積極性有負向影響。
（二）網絡結構強弱聯結與新員工融職管理有效性
Burr認為，在社會網絡結構中，如果兩個不直接相連或是關系中斷的個體之間，就出現了“洞”，即“結構洞（Structural Hole）”，結構洞內填充的是弱聯結；如果個體之間緊密相連，沒有出現間斷，那么網絡從整體上看是高度嚴密的強聯結。
結構洞能為員工帶來非冗余信息，因為弱關系是發生在不同的信息橋之間的，跨越了不同的信息源。對新員工而言，弱聯結體現為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之間的關系。不同的信息源，使新員工獲得多元信息、接觸多方位人才，不僅能全方位了解組織內人員結構、業務流程、規章制度和企業文化等，而且能拓寬社會網絡，延長人脈關系，建立長期多元的情感歸屬。
與弱聯結相比，強聯結通常是發生在內卷化群體或是同部門之間。內卷化群體是指具有相同特質的非正式群體，該群體是以員工個人社會影響力形成的，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力的群體的中心。對新員工而言，強聯結的網絡結構在其職業獲得上凸顯重要性。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很多職業的獲取是依靠員工的親屬、家人或是朋友幫忙促成的，因為深入組織某個特定角色的情景化知識與個體的理想預期通常是存有偏差的，新員工在進入組織階段時常會遭遇到適應困境。強聯結能使新員工在入職前期對組織的薪資報酬、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和人員結構等相關信息有不同程度的感性認識，對未來的特定情景化的工作背景與自己的理想狀態之間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從而更容易建立起對組織的信任關系。
在組織內部，強聯結的好處在于成員問的頻繁互動可以使員工迅速融人到組織已有的團隊中去，建立起信任的友好的關系，分享高質量、復雜的隱性知識。同時，在強聯結的網絡關系中，新員工帶來的新思想和新技術，由于彼此之間的信任，能夠較快在組織中得到擴散，有利于個人優勢的發揮。
基于此，本文提出網絡強弱聯結對新員工信息交換的影響的假設如下：
假設2a：網絡結構中的弱聯結有助于新員丁多元化信息的交換；
假設2b：網絡結構中的強聯結有助于新員工信任關系的建立。
（三）組織氛圍與新員工的團隊融人
吳冰認為，組織氛圍與社會網絡關系存在相互依存、緊密相連的關系，社會網絡體現并影響著組織氛圍，而組織氛圍也會改變社會網絡。組織管理理念、文化、制度以及員工價值觀等都會影響著網絡中各成員的交流與互動。他指出，由于背景相似的本地人員在組織中易形成“小圈子”，而這些小圈子是高凝聚、高承諾和高認同的，他們排斥外地員工的加人，使他們難以得到必要的尊重，孤立無援，這不但不利于消除新員工對于組織的陌生感，還會使新員工產生更大的心理負擔。以此相類似的還有以部門為單位的“部門文化”的形成，部門之間競爭激勵。相互漠視，互不來往，這間斷了組織氛圍的整體聯系性，造成分割的局面，影響新員工對組織整體態勢的把握，造成工作上的復雜和困難，影響其工作的速度和質量，造成工作滿意度和組織承諾的降低。
當然。有些組織鼓勵員工密切聯系，其組成小集體的目的在于交流新想法和解決困難，新員工在團體的帶動下，能較快明確公司的發展方向，使自己的奮斗目標與公司的要求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題：
假設3a：和諧的組織氛圍有利于新員工融入團隊；
假設3b：不和諧的組織氛圍阻礙新員工融入團隊。
基于以上論述，本文提出如圖-1所示的社會網絡對員工融職影響的理論模型。該模型關注的網絡中心位置和結構洞相關理論都是從比較靜態的結構主義人手的，從組織的角度考察社會網絡對個人融職過程的影響。
（四）動態的網絡視角與新員工融職管理
如果試著從個體行為出發，考察個體是如何占據組織的中心位置，或是個體利用結構洞的相關理論獲取多元化的信息，那么整個社會網絡將會變成一個持續動態的演化。Perry-Smith從個體行為出發。提出個體行為與網絡結構的相互影響關系，提出擁有較多組織強聯結的個體會自發的由邊緣向組織的中心位置靠攏。新員工的融職過程是個體與組織相互磨合，相互妥協的過程，二者一起發生演變，原先組織氛圍、網絡結構會對新員工的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同樣，新員工的加入也會破壞原有的社會網絡關系，產生以新員工個人為中心的小的社會網絡結構（如圖-2所示），由于個體的差異性，在組織氛圍的共同作用下，每個個體與組織的融合程度和進程也是有差異的，這也強調了在融職管理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員工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自身的情況，去完成角色的習得和團隊的融入；同理，組織也要關注個體的差異性，為每個個體制定適合其特點的融職策略和幫助建立相應的網絡結構。
根據上述，筆者認為，融職的關鍵在于在新員工融職的有限時間內，組織和個人通過改變原有的社會網絡關系，協調建立新的社會網絡，實現新員工的角色習得、團隊融入和價值的確認，最后實現個人與企業戰略的高度融合。所以，在社會網絡視角下建立起的融職管理模型是動態持續變化，并且強弱相連的，如圖一3所示，A1、A2是處在中心位置的員工圈子，其擁有強弱聯結社會網絡關系，是組織關注的重點。處在E1和F1的新員工在融職期間通過組織和自身的共同努力下，由不斷向組織內部，即A1的包圍圈C1、C2、D1、D2或A2包圍圈B1、B2、E2、E2靠攏，融入A1或A2的團隊中，既吸收A1與D1、D2、C1、C2形成的強聯結內的信息建立信任關系，又與A2形成的圈子建立弱聯結進行多元信息的交換和取得組織多方的支持，以期融入組織整體氛圍。最終成功融職管理的狀態是，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與組織各大圈子強弱相連的循環系統，順利實現局外人向局內人的轉變（如圖-4所示）。A表示新員融職成功后建立起的強聯結，B、C、D、E、F是組織中多樣化的社會網絡圈子，與A保持著弱連接。
三、討論與結論
從社會網絡的人員組成來看，與新員工息息相關的社會網絡關系主要是人力資源部、上級主管部門以及朝夕相處的同事，接下來要討論的是，他們可以提供哪些支持幫助其走進組織的網絡中心位置，新員工又可以獲得哪些必要的支持方向。
（一）人力資源部與上級主管部門
如表-1所示，人力資源部與上級主管部門可以從文化圈和價值觀確認、崗位勝任能力的塑造、職業通道設計、持續有效的溝通和必要的組織關懷等方面進行融職支持，以期幫助員工消除陌生感，建立情感歸屬。
（二）同事之間以及相關協作部門的關系的支持
第9篇：新型社會治理范文
1 病例介紹
患者女性，7歲，學生，因咽痛，咳嗽，咳痰3天，于2012年7月20日到我院就診。患者母親訴既往無藥物過敏史，亦無細辛腦注射劑使用史。體格檢查：體溫36.8℃，脈搏76次/分、呼吸18次/分咽充血，雙側扁桃體1°腫大，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性音，心，腹正常。血常規提示：白細胞7.6*109中性粒細胞0.76%，淋巴細胞0.24%紅細胞4.8*1012，血紅蛋白112g/L，血小板120*109初步診斷：急性氣管炎，給予注射用頭孢哌酮舒巴坦1.5g，皮試（-）加0.9%生理鹽水100m靜滴，40滴/分，注射用氨溴索15mg加5%葡萄糖100ml靜滴，40滴/分，注射用細辛腦8mg加5葡萄糖100ml靜滴，35滴/分，【細辛腦為海南中華聯合制藥股份公司生產，批號為H20060135】當輸至細辛腦約10ml時，患兒出現心悸，胸悶，喉頭阻塞感，呼吸困難，煩躁不安，查雙肺濕羅音，哮鳴音，立即停止該組藥液輸注，端坐，面罩吸氧，4-6L/分，皮下注射腎上腺素0.3ml，0.9%生理鹽水100ml加10%葡萄糖酸鈣10ml靜滴，地塞米松5mg加0.9%生理鹽水靜推，15分鐘后，患兒呼吸好轉，出現面部，雙手皮膚發紅，瘙癢，體檢發現面部，雙手皮膚紅，可見米粒樣大小丘疹，診斷為注射用細辛腦致過敏性休克，繼續給予抗過敏藥治療，吸氧，3小時后患者呼吸平穩，皮疹消退，查雙肺呼吸音粗，為聞及干濕性音及哮鳴音，心，腹正常。第二日停用細辛腦，繼續抗炎，鎮咳，祛痰治療，3天后患兒痊愈出院。
2 討 論
α-細辛腦是從中藥石菖蒲揮發油中提取的有效成分，祖國有效認為它能化痰，開竅，鎮咳，解痙。期化學名稱為2-4-5-三加基-1-丙烯基烯，據有祛痰，止咳，解痙，抗感染，抗驚厥作用[1-2]其藥理作用能使呼吸道分泌物增加，使痰液變稀，又能增強氣管微纖毛運動，減少纖毛黏液之間的粘合吸附，降低痰液粘稠度，使稠痰變稀，利于痰液排除。[3]從而減輕氣道的不暢利于呼吸，使呼吸困難減輕，達到顯著的祛痰作用，抗組胺、乙酰膽堿、有類似氨茶堿松弛支氣管平滑肌效應，起到平喘作用，本品還能提高大腦皮質的電刺激閾，抑制電刺激的突觸傳到及癲癇性電的擴散，故具有消炎、平喘、祛痰、止咳、鎮靜作用，在臨床中廣泛應用于急慢性支氣管炎、肺炎、支氣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咳嗽咳痰喘息患者。
3 體 會
中藥注射液成分復雜，含有蛋白、淀粉、鞣質、色素、黏液、樹脂、揮發油等，這些雜質可能作為半抗原物質與血漿蛋白結合成高致敏原，而且可能因為提純度不夠，含有其它致敏成分而導致過敏或誘發過敏性休克，所以用中藥制劑之前，一定要認真詢問病史、用藥史、高敏體質患者慎用。護理人員輸液前仔細檢查有無渾濁、沉淀、漏氣等現象，如有異常，不能使用。靜脈滴注時，初始速度要減慢，靜滴過程中注意巡視，如有不良反應，應立即停藥。隨時監測生命體征，熟練掌握急救技術，做好患者的搶救工作。過敏性休克可發生在任何人群，加強醫護人員的繼續教育工作也是一項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1] 吳闖.α-細辛腦的研究進展[J].中國藥學雜志，1997，32（3）：129-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