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資產證券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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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塊鏈資產證券化范文

這里的BaaS指的是Blockchain as a service（區塊鏈即服務），區別于Background s a service（BaaS，后端即服務），旨在幫助企業開發人員創建、部署和管理區塊鏈網絡。

區塊鏈技術被廣泛認為是繼蒸汽機、電力、信息和互聯網科技之后，目前最有潛力觸發第五輪顛覆性革命浪潮的核心技術。根據分析機構Tractica今年8月的一份報告，區塊鏈技術正在被各個行業的企業應用到自己的業務場景之中，受此影響，區塊鏈行業在全球的市場規模將從2018年的46億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03億美元。

在國內市場，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也正積極投身于區塊鏈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去年4月份，騰訊就公布了區塊鏈白皮書，并在11月上線了區塊鏈BaaS云開放平臺，平臺一直在公益尋人、微黃金、供應鏈金融等領域應用。

百度今年1月份宣布加入BaaS平臺的研發，但是以嘗試為主，在百度金融平臺上部署了資產證券化、資產交易所等業務。

阿里則在今年8月宣布推出企業級區塊鏈服務，支持一鍵快速部署區塊鏈環境，實現跨企業、跨區域的區塊鏈應用，并將適用于商品溯源、供應鏈金融、數據資產交易、數字內容版權保護等領域。

網易在今年年初推出類CryptoKitties的網易招財貓產品進行試水之后，今年2月初推出網易星球， 并于9月初正式對外公測，同時還了網易區塊鏈服務NBaaS。在其BaaS之前，網易已經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在了旗下網絡游戲《逆水寒》中。《逆水寒》中的游戲道具“伏羲通寶”是一個完全基于區塊鏈技術生成的道具。玩家可以在游戲內通過“挖礦”獲得“伏羲通寶”，可以跨服務器流通，并且在未來可以通行于網易雷火旗下的所有游戲中。“伏羲通寶”可以被兌換為游戲時間、游戲道具或游戲周邊。

網易金融事業部副總裁、網易星球業務負責人顧費勇在接受鏈得得App采訪時表示，目前網易星球主要發力的兩方面，第一是網易星球的生態建設，第二是網易區塊鏈服務NBaaS平臺的發展。

網易星球的官方介紹是“通過區塊鏈加密儲存技術管理數字資產，使個人信息價值得以公平公正的體現”。顧費勇表示，網易星球的定位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生態共享平臺，致力于“讓數據產生價值”。在公測中，網易星球了數據護照，是連接電商、娛樂、金融、游戲、健康五大數據系統和個人數據價值的一個樞紐，網易星球希望利用區塊鏈技術，將個人產生的數據價值還給個人。

顧費勇告訴鏈得得App，網易星球采用的是基于以太坊的聯盟鏈和PBFT共識算法。PBFT是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的縮寫，意為實用拜占庭容錯算法。相較于傳統的pow和pos等共識機制，PBFT這種通過投票來達成共識的機制可以很好的解決包括分叉等問題的同時提升效率。但這僅僅比較適合于聯盟鏈私有鏈，因為PBFT的機制要求是一個封閉的集群，兩兩節點需要進行通信。這種共識機制在公有鏈中并不適用，一方面，進入PBFT網絡需要許可，并不符合公有鏈去中心化的原則，另一方面，由于節點數量較少，也無法滿足多節點公有鏈的性能需求。

針對這一點，顧費勇表示，在公有鏈和聯盟鏈之間，網易的考量是，公鏈項目大部分都是前期很好，后期出現問題的。最大的問題是提前設定好了規則，這個規則到后期是沒有決策機制去干預調整的，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導致整個公鏈的崩潰。而私鏈在透明度和可控度方面都沒有聯盟鏈更具有優勢，所以網易星球使用的是聯盟鏈，一是保證公正透明，網易星球的規則并不能隨便干預，如果需要調整就要得到聯盟的同意；二是又兼顧了性能和規則的調控，保留規則調整可以把生態往好的方向引導。

網易星球的另一個產品是網易區塊鏈服務NBaaS。顧費勇告訴鏈得得App，NBaaS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技術，包括底層的鏈、合約、錢包、瀏覽器；另一方面是針對某個業務場景提供整套解決方案的能力。

第2篇：區塊鏈資產證券化范文

從“眾星捧月”到“跌下神壇”

盡管早在90年代，互聯網金融的模式即可尋跡，但真正開始被國人關注是在2013年。2013年被稱為“互聯網金融元年”，余額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涌現讓公眾、金融業和政府開始認識到互聯網技術在改善金融服務方面和提升理財投資收益的巨大潛力，并一度被寄予推動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厚望：傳統的金融業們，躺著賺錢的日子已經過去，狼來了！

隨后，P2P網貸平臺大量涌現，眾籌也成為各行各業都在討論和嘗試的熱詞，傳統金融業和互聯網公司紛紛涉足互聯網金融服務，2014年互聯網金融進入了“野蠻生長”時期。

2015年，P2P網貸業務由蓬勃發展演變為風險不斷爆發，由此影響到互聯網金融業的整體發展態勢，互聯網金融由年初的政策鼓勵、自身“野蠻生長”演變為受到嚴格監管、自身發展受創。

泛亞、E租寶等惡性跑路事件更是讓公眾一時談“互聯網金融”而色變，將互聯網金融等同于非法集資，開始質疑互聯網金融的模式，業內企業提到互聯網金融也很恐慌，對互聯網金融避之而不及，改名叫網絡金融、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快速地被“妖魔化”。

而實際上，作為金融領域的新業態，與西方“Fintech”相呼應的互聯網金融不只以P2P、眾籌為代表，而是以電子銀行為起點，包括互聯網銀行、互聯網保險、互聯網證券、互聯網基金、互聯網消費金融、互聯網支付、互聯網借貸、互聯網征信、互聯網風控等將近十多種類型和模式的廣泛領域。

從“回歸常態”走向“規范發展”

作為一項金融創新，政府部門也一直緊密關注中國互聯網金融的成長和變化，相關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金融所持態度經歷了由默許、觀望、風險預警、調研座談到發文監管的轉變過程。

2015年互聯網金融“基本法”《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于此同時，相關自律組織相繼建立，業內外對互聯網金融的討論更加深入，公眾的態度也趨于理性，互聯網金融開始逐步擺脫“野蠻生長”的局面，其發展模式趨向穩定與成熟，回歸到“常態化”成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國剛認為，“互聯網金融”的概念需要冷靜看待，創新不能脫離金融產品的本質，不能過于簡單、盲目地把互聯網的作用無限擴大，就像余額寶提供了基金產品銷售渠道一樣，互聯網金融公司應該聚焦利用互聯網交易成本低、傳播信息快的特點，把重心放在滿足金融產品交易的環節上。

螞蟻金服集團研究院副院長李振華認為，偽金融平臺之所以有人投資，與目前市場供應的金融產品結構有關，普通大眾能夠投資的金融產品供不應求。互聯網金融公司應在創新產品上下功夫，在合規的前提下滿足用戶需求。

2016年8月，銀監會等四部委聯合《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P2P網貸行業迎來一輪大洗牌，2016年成為互聯網金融的“規范整治元年”。專家指出，互聯網金融從技術創新起步，歷經產品創新、平臺創新、組織創新、市場創新之后，正亟待制度創新和監管創新。

在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互聯網金融創新研究院院長黃震教授看來，當前的互聯網金融發展已經呈現出金融、科技和法律相融合的趨勢。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風險治理，要堅持提升其互聯網思維和手段，推動其規范化發展。

黃震認為，在互聯網金融加劇混業經營情況下，將來監管應當統合監管，立法必須突破權力主導和機構監管的傳統思維，防止行政權力在中間的濫用，而是要以權利保障作為互聯網金融立法與監管的基本宗旨，金融監管者的主要任務是平衡互聯網金融經營者和金融消費者的權利與義務，只有這樣，互聯網金融才能真正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誰是下一個藍海？

規范化發展正在推動互聯網金融創新業態更深層次的變革，科技金融、場景金融、區塊鏈、資產證券化等新模式及新技術不斷涌現，在第三方支付、網貸、眾籌之后，互聯網金融的下一個藍海會在哪里？

互聯網金融連續三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且對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百姓日常生活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

黃震指出，隨著互聯網和金融等領域的技術的更新迭代，金融消費者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消費者的知情權、交易權、話語權、結社權和表決權隨著移動互聯網終端的普及、互聯網金融創新技術或商業模式發展和生態構建開始發生變化，“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

在發展互聯網金融方面，中國擁有巨大的用戶市場。 根據國家互聯網金融技術平臺的監測數據，截至2016年8月底，已檢測到的互聯網金融平臺達到8490家，互聯網金融活躍用戶達到6.18億戶。隨著網民數量的提升，互聯網金融的用戶需求將進一步釋放。

日前的互聯網金融藍皮書 《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2016）》指出，隨著互聯網金融行業步入規范化發展，在監管套利消失的背景下，沒有技術壁壘的公司將喪失生存能力，科技將成為推動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動力，金融科技將成為未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主要趨勢，場景金融是未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方向。

“未來中國互聯網金融的主要發展方向是以銀行為核心的傳統金融互聯網，未來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就是有金融牌照的大數據公司。”報告執行主編、中科金財董事長朱燁東表示。

李振華則認為，未來新的金融體系應該是大眾金融、普惠金融、消費型金融，更多服務于普通用戶、長尾用戶，而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使普惠金融成為可能。

第3篇：區塊鏈資產證券化范文

經過了集中爆發期，風險緩釋。”一位參與近期互聯網金融風險整治工作的人士說，整治工作已進入“下半場”。

陸續出臺的以國務院辦公廳《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為軸心的配套文件，掀開了下半場的序幕。

1月10日，2017年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會議上，銀監會明確提出繼續嚴治互金風險，推進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加快分類處置和清理規范。

而一月前的2016年12月9日，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也在整治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整治工作開展以來，風險整體水平下降，案件高發、頻發的勢頭初步遏制。接下來，各地第二階段的清理整頓工作將陸續展開。

“我們正在抓緊上報本省的整治報告。”一位浙江省金融辦人士說，按照規定，春節前必須“交作業”。

而對于那些難以“沖關”的互金機構而言，更是年關難過。網貸之家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運營中的網貸平臺共2448家，比上年末減少987家，即一年內消亡了近1/3。

毫無疑問，整治下半場更會“刺刀見紅”。“下半場任務更重，要定規矩、定體系。互金機構要找準生存法則，監管層則需研究和建立長效機制。”前述參與整治工作的人士說。

上半場未竟之題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上半場整治工作以大撒網的“摸底排查+現場檢查”為主。

自2016年4月國務院組織17個部委在全國范圍啟動整治工作以來，前期的摸底排查工作已于2016年四季度基本完成。

總結上半場工作，監管條線基本厘清、規則框架基本成行、協調機制基本建立，不但有效排查了風險，還對互金機構起到了警醒作用，遏制了風險的進一步深化。

即便如此，上半場工作中仍難免有未竟之題。

“地方金融辦、行業協會以及區縣政府、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組團前來檢查，還讓我們提供了數輪材料。”在一位北京的網貸機構負責人看來，這些材料關系著生死存亡，包括公司組織結構、業務流程、風險控制、產品宣傳、資金流轉去向、第三方機構存管等情況。可一番精心準備之后，至今未等來進一步通知。“聽說一些機構已收到整改通知，但我們還沒信兒”。

對此，設在央行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公室（下稱“整治辦”）人士介紹，整改通知正在批量下發，逐一覆蓋。

這期間，一些企業提出了三個問題――整治覆蓋面是否足夠大？整改方案是否有很強的針對性？如何評判調查小組的客觀公正？

其一，上半場的排查范圍有限，調查小組主要參照兩個指標：一是各地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的會員名單；二是在網貸之家、網貸天眼等第三方研究機構上留存過數據。

由此，金交所、征信公司、數據公司以及一些完全依靠線下推廣和私募來從事借貸業務的機構，尤其是打著互金旗號還沒有在監管層視線之內的一些機構，被漏掉了。

“原以為會有調查小組，但這次整改沒有囊括征信和數據行業。”中誠信征信一位高管說。我國的信息黑產已野蠻生長數年，嚴重威脅公眾隱私、財產安全。

其二，調查小組中，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成為主力，會對每家被檢機構出具報告，評判其為合規類、整改類或取締類。但這些第三方機構的來歷、資質和對其的監管手段都也有疑問。

其三，地方整改工作的牽頭單位并不明確。

“或者地方金融辦、地方整改辦牽頭，或者地方行業協會牽頭。”前述參與整改工作的人士說。

北京等地的地方金融辦較為“強勢”，因而擔責較多；也有一些省市的金融辦力量相對薄弱，市縣以下往往沒有獨立編制，下設于發改委、經信委等部門，專業性和排查能力難免打折。

按照浙江省金融辦人士的說法，去年以來該省金融辦做了架構調整，其中就互聯網金融專門新設了處室，在整改工作中擔任主力，“動靜在全國范圍也算比較大了。”

從《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的信息看，全國各省份幾乎均成立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公室――30多個省級整治辦中，多由地方金融辦牽頭，10多個由央行分支行牽頭，還有幾個是兩者共同成立。

下半場三大重點

盡管有遺留問題，但互金監管從無到有，已經是莫大的進步。

據悉，下半場互聯網金融整治工作的重點，將落在總結匯報、規則常態化和“穿透式”監管三大重點上。

今年1月至全國兩會前后，整改工作會經歷個體整治意見下發、督導等環節，同時各地方將上報整改效果；兩會結束至5月份左右，主要是向中央有關部門進行總結匯報。

“排查結果顯示，全國的風險程度差異很大，嚴重的大概有七、八個省中的60多個城市，、青海等省的風險較低。”前述人士說，風險低的一些省市相關工作會提前結束。

這期間，由于跨年時期市場上難免出現流動性緊缺，因而整治意見將分批次下發，給企業留出緩沖時間。而已經接到整改通知的企業，則必須加速合規進程。

“第二大重點，是構建監管規則體系，其中的一部分法律工作已經開啟。”一位金融監管部門的司局級負責人表示。

自2016年10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以來，“一行三會”等17個部委陸續公布非銀機構支付、跨界資管、P2P網絡借貸、股權眾籌、互聯網保險和互聯網金融廣告等6個細分領域整治文件，形成由一份“國字號”方案和6個部委級方案組成的“1+6”一攬子方案，奠定下一階段監管工作的大框架。

據悉，后續還會以急用先行的原則陸續關于投資者適用性、消費者權益保護、反不正當競爭等諸多政策，部分還將上升至法律層面，實現監管規則法律化、常態化。

“各部委將各司其職，例如由央行負責的部分，將先后歷經金融市場司、支付司等部門，最后落到條法司。”前述司局級負責人說。

第三大重點，則在于探索設計“穿透式”監管框架。

呼吁多時的“穿透式”監管思路未在上半場中清晰呈現，“一行三會”迄今仍存不同看法。

根據前述司局級人士的理解，“穿透式”意在透過現象看本質，不留風險死角。目前在監管層呼聲較高的，或分為兩層含義：

一是集團化、跨業態經營的互聯網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大多是早期從P2P、支付、眾籌等轉型而來，通過并購而坐擁數個行業牌照，資金通常從嚴監管領域倒手至寬監管領域，涉嫌關聯交易和風險轉移，需要“一行三會”對其現有業務各自認領。其監管難點，是打破我國金融系統的分業監管現狀。

其中關鍵，在于從過去的機構監管轉變為行為監管、功能監管，扒開一些互金機構花哨的外衣。

二是重點關注資金去向，即無論資金經過了信托、基金、資管、網貸、企業年金、金交所或是銀行理財，監管層都緊盯資產端，找到風險傳導的終點。

“這需要強化信息披露制度，也是協會當前的工作重點之一。”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人士表示，協會已于2016年10月推出《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個體網絡借貸》標準（T/NIFA 1―2016）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信息披露自律管理規范》。

上述文件規定了96項披露指標，其中強制性披露指標逾65個、鼓勵性披露指標逾31項，分為從業機構信息、平_運營信息與項目信息三方面，以期達到機構自身透明、資金流轉透明和業務風險透明。

“穿透式監管是全球性難題。”互金協會人士表示，“各國都在嘗試，我們也尚處觀察階段，希望今年會有定論”。

曝出新風險

諸多參與整治工作的受訪者均坦言，眼下金融風險錯綜復雜，一些新風險超出了監管層預期。

“業態變來變去。”前述參與工作的人士表示，金融網絡化、社交化、場景化，讓監管層難覓抓手。

目前，上半場排查結果中出現三大新風險：

其一，是一批合規無望的互金機構加速消亡，但另一批卻在以各種方式加速擴充――除去滿足合規上線的“硬杠杠”外，它們或引入國企股東來增加信用背書，或以集團化運作來騰挪非合規業務，規避監管。例如，積木盒子、開鑫貸、團貸網等數家P2P逐步實現了包括網貸、企業理財平臺、私募基金、金融資產交易等在內的集團化運作。

其二，是長期處于監管盲區的金融資產交易所“死灰復燃”。形式繁多、缺乏定義的所謂金融資產，不少實際上是次級貸和次級債，卻被包裝給公眾，使得整個資金鏈上潛藏了多層次風險。

“金融資產缺乏定義，什么都能賣。”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直言，除去傳統金交所的掛摘牌、登記托管、見證、撮合等業務，企業及金融機構資產財務報表優化、不良資產處置、資產證券化、財務顧問服務等泛資管類產品，乃至校園貸等，均可打包售賣。

曾剛警示，其產品甚至還將包括碳交易權、黃金、企業期權和大數據。一旦推給公眾，其系統性風險將遠甚于銀行和P2P。

1月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召開，會議召集人、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就近期部分交易所違規行為死灰復燃、違法違規手法花樣百出、問題和風險隱患較大等，提出用半年時間來集中整治。

其三，是各類互金機構不但跨省、跨區域展業，還快速國際化。

多位受訪者均警示，盡管跨省、跨區域展業的監管工作很棘手，要打破各省、央地之間的藩籬，但目前已基本達成了“注冊地監管原則”這一共識。

而一些轉型為Fintech（金融科技）的互金機構加速國際化，卻跳出了中國監管層的“五指山”，使得跨境監管合作顯得明顯滯后。

以螞蟻金服為例，支付業務已覆蓋2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一年服務海外客戶3300多萬人，除在印度投資支付公司、在韓國合資互聯網銀行、在東南亞國家參股銀行和支付機構外，還在歐洲做起了跨境P2P。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四局局長廖岷指出，商業銀行跨境展業是在一系列母國和東道國監管當局的合作安排之上，擁有信息共享、跨境檢查、持續協調、處置計劃等合作基礎，但新興的Fintech公司，無論監管或消費者保護，目前均尚無任何機制安排。

廖岷建議，這批企業尚處于國際化的初級階段，迫切問題是兩國監管層在市場準入上的溝通合作，對未來可能的 “航母企業”，要制定類似“系統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聯合評估機制，盡快應對。

“否則，風險也將跨國界地傳導。”前述司局級人士說。

整治辦去向

隨著時間推移，本輪整治的主力軍――由17個部委聯合成立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公室，其去向問題也隨之成謎。

是否需要常設機構、需要怎樣的常設機構且由誰管理，這些問題逐漸擺上了決策者的桌面。

整治辦目前設在央行金融市場司，除“一行三會”外還囊括了國家工商總局、公安部、住建部等部委的臨時借調人員。這部分人員的編制和去向尚未有明確安排。

那么，一旦整治工作宣告結束，整治辦是撤還是留？

廖岷撰文表示，互金可以沿用現有監管架構，由現有監管部門履責，但需要清晰明確地界定監管職責。當前無論國際層面或國家層面，目前各屆普遍認為無需專設新機構。

這即是說，整治辦的存在應是暫時的。如何對金融科技準確分類、是否對其中的股權和債權融資分別實施不同監管方法，如何在中央和地方、央行和其他監管當局之間劃分職責，都必須在現有監管框架內厘清。

“這對于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絕非易事。”廖岷認為。

與互金整治類似的是，由銀監會牽頭的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高難度地集結了“一行三會”等14個相關部委，始終工作高效且成為了打擊非法集資的最高協調機構。其最近一次座談會召開于2016年4月，掀開了迄今未停的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整治行動。

“但總體上，部際聯席會議還是相對務虛，整治辦更綜合、更高效、更專業。”前述參與整治工作的人士表示，互金業態日漸復雜，如果將整治辦打散了重新分置，各部委就可能又會回到各自為政的時代。

在他看來，互金監管目前還急缺“工具箱”，整治辦的存在一為完善“工具箱”，二為有效協調，緩解部委之間的“割據”狀態。不妨將整治辦“改頭換名”，作為我國金融監管結構性改革的創新點、試點，讓其進一步提升監管效率、央地統籌、技術水平和人員能力。

據悉，整治辦此前已經部分承擔了對地方金融辦、地方整治辦等部門的培訓工作。

但爭議在于，未來這一領導機構應下設于哪家部委？或者獨立出來？

諸多受訪人士反映，下設于銀、證、保“三會”中的任何一會，都可能引發爭議；但下設于央行，則應該繼續落在金融市場司還是直接上升為司局級部門？現有人員的編制如何解決？

“任何部委都難以消化這龐大的隊伍編制，但單拎出來的成本又太高。”一位資深監管人士坦言，如果配上人力、財力和物力，將增加財政負擔，“因而我們還在思考。”

“這是一場國際較量”

“@不僅是一場風控之戰，更是一場國際較量。”前述資深監管人士進一步表示，中國能否管好自己的互聯網金融，將對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產生質的影響。

當前，國際上金融科技為主流趨勢，其概念與我國的互聯網金融有所不同：前者是將互聯網和移動通訊作為服務金融業的技術手段，遵循金融規律；后者卻在實踐中出現很多脫離和違背金融規律的所謂創新，潛藏風險。

“如今很多企業談互金就色變，總說自己是金融科技公司。”前述司局級人士稱，因而監管也應順勢趨勢，與國際金融科技的監管模式接軌。

廖岷分析，國際上對金融科技的監管表現為四大特征：

一為各國監管措施各異，缺乏全球統一標準。目前，各國監管多集中于網貸和電子貨幣，對區塊鏈等技術還大多在探索，政策差異大、碎片化、割裂化。

例如，P2P和眾籌在美國被納入了證券市場的行為監管框架，歐盟和英國則主要根據審慎監管原則，明確了最低資本金等審慎監管指標，設計了類似商業銀行的金融安全網。而法國，將P2P視同為銀行業務，適用銀行業監管。

二為國際權威的監管組織近期開始行動――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從2016年3月著手調研，首次正式討論金融科技的系統性風險，《金融科技的全景描述分析框架報告》。

“這一報告實踐性強，值得各國監管當局借鑒。”前述資深監管人士認為，FSB為國際監管改革做了鋪路。

同樣，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也已成立金融科技特別工作組，對相關國家展開調研；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下一步也將全面評估包括區塊鏈、云技術、智能投顧等在資本市場的運用及影響；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于2015年11月《普惠保險業務準則》，消費者保護、數據保護和反欺詐成為其三大核心關注點。

三是國際治理加速，雙邊合作漸次展開。

在FSB之后，未來一兩年內，預計BCBS、IOSCO和IAIS三家都會進一步金融科技評估報告，并修訂現行的國際監管框架、指引和標準。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為應對金融科技的跨國界擴張開始深化雙邊合作。其合作程度，超越了以往對傳統金融機構的監管水平。

但即便如此，全球的監管理念和法規框架仍面臨根本性挑戰――傳統的監管理念“柵欄方式”僅用于隔離商業銀行和網貸之間的風險傳染，當前還是否適用？各國對金融機構自上而下的監管路徑以及防止金融體系中加杠桿、擴規模和關聯易的固有監管格局，會否阻礙金融創新？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監管路徑？

此外，各國監管當局都嚴禁金融機構核心業務外包，要求其長期堅持數據本地化，但市場上幫助傳統金融機構流程外部化的金融科技公司大量誕生，以云端技術來提升其中后臺的績效，監管當局是否應該展開擁抱的姿勢？

事實上，全球都在培育監管科技，例如用傳統金融機構積累并持續產生的海量數據，來幫助提升監管層的數據分析能力。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等國政府，已經向一些企業的公共云平臺敞開了懷抱。

“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異軍突起，我們不能落后，要占領國際監管高地。”前述資深監管人士認為，中國的優勢，在于有全球領先的互聯網技術和業態，還有全球最大的互聯網消費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