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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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廣東；農村社會保障；經濟發展；同步性

[作者簡介]鐘振強，仲愷農業技術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師，碩士，廣東廣州510225；宋丹兵，中國人民銀行東莞中心支行科員，碩士，廣東東莞523011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04－0018－03

一、關于農村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階段同步性的理論剖析

綜觀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一定的經濟條件是社會保障發揮作用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而經濟發展以后必然會對社會保障產生新的要求，要求社會保障發生相應的變化。可以說，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因為社會保障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促進社會團結與和諧等方面的作用。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可縮小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同時對中、高收入群體的部分收入進行適當調節，在一定程度上可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穩定。而經濟發展又是社會保障的物質基礎和前提。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之間既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社會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會保障發展的制約。只有建立健全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及運行機制，才能有穩定的發展環境，才能實現社會和諧與繁榮進步。

如果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過去，小生產條件下的自然經濟只能產生由個人、家庭和親屬提供保障資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產的社會化和商品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則要求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實行社會保障。只有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進行社會保障，才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社會保障方式，而且經濟才能得以發展，社會保障進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農村社會保障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農村社會保障的完善，整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就無法實現全面發展，整個國民經濟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頸”。因此，農村社會保障也必須與經濟發展階段實現同步性，這才能保證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二、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階段同步性的指標設計

筆者認為，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同步性的評價指標體系。是保證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環，因此，我們提出了以下評價指標：

1、經濟性指標。即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使用該指標就可以較好地反映農村社會保障規模與經濟發展適度性。該指標的優點是數據容易獲取，可操作性強。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間，超過20％或略低10％的國家和地區只是極少數。一般來說，我們應根據本地區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及近期發展的趨勢，確定一個適當的比例，以這個適當比例作為該地區農村社會保障近期宏觀發展目標的水平。

2、財政性指標。即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適度的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能夠有效地保證社會保障對經濟促進功能的發揮，但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也必須以本地區財政能力為基礎。一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相應程度的社會保障支出，并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與財政收入不協調，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嚴重超出財政收入規模，則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受到損害。據有關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的高福利國家，財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會保障上的，美國也有1/3以上的財政收入用在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障支出是許多國家和地區財政支出中的“大頭”。

3、內容性指標。即體現在農村社會保障的范圍上。社會保障的內容很廣，如養老、醫療、失業等，但社會保障的范圍必須因地制宜，量力而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還是需要以經濟基礎為保障。

4、公平性指標。即體現在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上。社會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會保障只有體現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確實的保障性。但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寬廣與否，必須與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

5、制度性指標。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制度的規范化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因此，隨著經濟發展，社會保障也必須日益實現制度規范化。而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化體現在許多具體項目上，如社會保障費負擔情況、社會保障費用繳納與發放程序等等，都需參照國際慣例及經驗進行規范化，以便避免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及管理中的漏洞與失誤，使社會保障制度能更好地發揮它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三、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建設的經濟同步性評價與戰略對策

1、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建設的經濟同步性評價。廣東省是我國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建設也必須與時俱進，與經濟發展同步。我們綜合運用以上各種評價指標，分析得出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情況：

(1)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財政收入的比重偏小，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如表1所示，廣東GDF2001年為12039.25億元，2006年達到26204.47億元，增長2.2倍；自2001年以來，廣東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其中，廣東財政總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億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億元，增長2倍。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東各級政府用于農村社會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財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率。

(2)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逐步擴大，循序漸進，但城鄉和地方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在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逐步擴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經建立起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五保”供養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并沒有明確的分工，城鄉和地方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以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有的地方統籌到市，有的統籌到鎮，保障水平和規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有進一步擴展，但有待提高。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廣東省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建立起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但農村仍以家庭贍養和土地保障為主，而且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僅在珠三角地區建立起來，全省大部分農村并未

推廣，僅珠三角地區的深圳、東莞、珠海、中山、佛山五個市實行了農民與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區中也僅覆蓋5市120多萬農村人口，廣州、江門和粵東、粵西、粵北地區一些有條件的縣鎮還沒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僅對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農民實施養老保險。此外，廣東省自2002年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為2546萬，僅占全省5047萬農業人口的50.5％。

(4)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亟待完善。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沒有明確的分工。如廣東基本以鎮為單位開展合作醫療，收費水平不一樣，保障程度也有差別，這不利于資金的有效利用和財務監管。就主管部門而言，以前是衛生部門(從省衛生廳到市縣的衛生局)，現在即將改為農業部門(從省農業廳到市縣的農業局)，使得基層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養老保險方面同樣職責不清。一些保險公司則多頭聯系，與婦聯一起開展對農村兒童的“平安保險”、與教育部門開展對鄉村教師的保險、與組織部門開展對農村干部的保險。

2、戰略對策

(1)加大財政的支持力度。資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礎，應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投入機制。廣東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間應當與經濟同步，并嚴格規范和界定各級財政的責任和義務，確保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農村社會保障的收支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預算，統一核算，統一管理，把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運用置于社會公眾的制約和監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證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們還要多渠道籌集資金，建立穩定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機制。隨著廣東省人口老齡化，農村年輕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不斷擴大化，農村老人越來越多，僅靠國家負擔是不夠的，要多方籌資，在農民適當繳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繳費比例，但不能超過農民的承受能力。而集體籌資則可以是村或鄉鎮從發展基金或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劃入農民的保障基金中。與此同時，要努力實現社會保障資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農民資金的回報率。社會保障資金可以用于投資，但政府要對投資機構進行必要的監管和政策扶持，以規避風險。

(2)實現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化。經驗證明，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較成熟，一方面有其較強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備的法律體系強制推行的。在目前國家還沒有制定統一的社會保障法的情況下，廣東省應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專門適用于農村的社會保障法規，規定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起最基本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鼓勵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近期目標是，應該規定在全省農村范圍內建立起農村“五保”供養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養老保險，用制度規范行為，保證越來越多農民受到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

第2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耦合度；社會經濟；資源環境；態勢；邊疆山區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聯合起來的現象，是在各子系統間的良性互動下，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關系［1］。當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配合得當、互惠互利時，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時，為惡性耦合［2］。從協同學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決定了系統在達到臨界區域時走向何種序與結構，或稱決定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3］。目前，國內對“社會―經濟―生態”復合系統進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頗為豐富。許多研究人員利用現代系統理論體系，建立非線性動力學模型來研究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狀態和規律［4~5］、人口與資源環境的演進態勢［2，6］、區域系統耦合狀態［7］、城鄉耦合地域空間演變規律［8］以及資源開發中的耦合效應［9］等內容，其理論和方法在區域層面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該系統的穩定性、可控性決定著地球生命支持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能否實現，因此，對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已成為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10］。區域社會經濟系統建立于資源環境系統之上，并與之發生耦合關系。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通過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與物質循環方式對資源環境產生脅迫作用。社會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環境效應又通過降低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而對其產生約束作用。在這種雙重機制作用下，如何實現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協調，是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云南省地處祖國西南邊疆，土地總面積38.32萬km2，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復雜，是一個典型的低緯度高原山區省份，固有的生態環境脆弱，經濟尚不發達。1949 ~ 2005年，全省總人口由1595.00萬人增加到4450.40萬人，增加了2.79倍；經濟規模（GDP）由8.93億元增加到3472.89億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 041.79元，相當于1990年的4.20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當于1990年的6.11倍，社會經濟發展成果顯著，城鎮化水平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同時，云南又是一個人地矛盾比較突出的省份［11］，資源減少、生態環境退化等問題較為突出［12~13］。相關研究結果表明［14~16］：云南省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低，土地資源承載力始終處于超載狀態，這對區域社會經濟良性發展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極為不利。因此，研究識別云南省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態勢，對協調未來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研究方法

2.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數據處理

遵循建立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動態性及系統性原則，結合云南省區域狀況，構建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耦合狀態評價指標體系（表1）。為統一各指標量綱與縮小指標間數量級差異，采用極差標準化的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項指標值，x′ij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max(xj)為第j項指標最大值，min(xj)為第j項指標最小值。當指標值越大對系統發展越有利時，采用正向指標計算式（1）進行處理；而指標值越小對系統發展越好時，則采用負向指標計算式（2）進行處理。

采用專家咨詢法（Delphi）和層次分析法（AHP）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每個準則層及指標層的指標因子的權重值（表1）。

根據上述指標體系，本文從1991 ~ 2006年《云南統計年鑒》［17］、1991 ~ 2006《中國統計年鑒》［18］、1991 ~ 2006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環境狀況公報》獲取1990 ~ 2005年原始數據，并進行處理和計算。

2.2 系統耦合狀態評價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模型確定整個系統的演化狀態以及 與的協調程度（后有研究人員稱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為兩系統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為各指標權重。鑒于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二者間的交互脅迫關系，可以把它們作為一個復合系統來考慮，顯然與是這一復合系統的主導部分，按照一般系統理論，該復合系統的演化方程可表示為：

公式（4）、（5）中，A、B為受自身與外來影響下社會經濟子系統和資源環境子系統的演化狀態。VA、VB分別為二子系統在受到自身與外界條件影響下的演化速度。在整個復合系統中，A與B是相互影響的，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化都將導致整個系統的變化。整個系統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與VB的函數，即V=f(VA,VB),這樣就可以VA與VB為控制變量，通過分析的變化來研究兩個系統間的協調耦合關系。

由于整個系統的演化滿足組合S型發展機制，可以假定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動態協合關系呈現周期性的變化，這樣在每個周期內，由于V的變化是VA與VB引起的，可以把VA與VB的演化軌跡投影在一個二維平面(V經濟發展初期，不受資源環境限制，資源環境不受經濟影響，發展只受自身因素影響。此狀態下，只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其發展能力無限提高，資源環境始終不變，是一種理想狀態。

良性發展階段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開始相互影響，共同發展。此狀態下區域社會經濟提升速度快于資源消耗和環境變化速度，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社會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產生一定的脅迫作用，但處于可接收范圍內，兩個子系統向著良性狀態發展。

分水嶺

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和諧發展。此種狀態下，資源環境剛好滿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兩者變化速度相等，系統處于由良性狀態向不可持續演變的臨界點，為系統狀態演進的分水嶺。

不協調發展階段

資源儲量制約經濟發展速度，資源環境為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此狀態下，高度重視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資源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明顯增強，資源消耗過度，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不足，系統向著不可持續狀況演變。

系統崩潰階段

經濟增長在資源環境的影響下達到極限，在經濟增長極限值要求下，資源增長呈現無窮大趨勢。此種狀態下，過度追求社會經濟發展，完全忽視自身支撐能力的提高，系統處于一種無限消耗階段，面臨崩潰的危險。區域系統將有兩種演進方向：一是兩系統間的矛盾不可協調，走向崩潰，因這種情況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二是人類采取一系列政策、技術、工程等措施，及時調控系統運行狀況，引導其進入螺旋式上升階段，實現系統的高級協調共生。

3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耦合狀態分析

3.1 系統耦合度計算

根據表1及公式（1）～（3）可計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f（x）和資源環境綜合指數g（y），結果如圖2所示。然后依據f(x)和g(y)進行非線性模擬，首先計算A與B、VA與VB，其結果為：

3.2 結果分析

（1）從社會經濟綜合指數f(x)和資源環境綜合指數g(y)來看（圖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趨勢，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動外，兩者基本同步增長，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斷逼近g(y)，表明云南省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逐年增大，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越來越強。在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系統的內部關系中，相比之下，經濟發展大大超前，而環境保護則滯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說明在社會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有所緩解。同時，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趨勢下，f(x)仍能獲得相同速率的增長，這表明，社會經濟發展中對資源環境的投入不但不會降低其發展速度，反而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突破資源環境的約束。

圖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耦合度

（2）從VA與VB變化情況看（圖3），兩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線，兩系統處于同步變化狀態，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從耦合度α的變化情況（圖4）并結合表2分析，近15年以來，1990～1993年α處于39°～42°之間，為協調發展狀態，1994年突破45°成為系統發展的分水嶺，之后均處于50°～84°之間，2001年更高達83°。α經歷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過程，盡管近4年來呈快速下降趨勢，兩個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一直處于不協調發展狀態，在高度重視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以犧牲生態環境和資源高消耗為代價，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

4未來發展態勢分析

近年來，云南省在環境保護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做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環保直接投資占GDP比重達1.4%，相當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業廢物綜合利用率相當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萬元工業產值耗能、萬元生產總值耗能、萬元GDP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萬元GDP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萬元GDP工業廢水產生量均有所下降，噸能創造工業產值和噸能創造生產總值也有極大提升。這些因素的促進下，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之間的耦合度呈下降趨勢。

盡管如此，云南省未來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脅迫和約束雙重機制加強，二者協調發展仍面臨巨大壓力。可以預見，云南省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脅迫作用將會越來越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5年以來，由于過度追求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高耗能、高污染項目上馬，加之人口壓力不斷增大，致使區域資源消耗過快，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嚴重，區域土地、水、礦產等各種資源供給日趨緊張，區域綜合支撐能力受到嚴重影響。而歷史上對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所欠的舊賬越積越多，形成累積效應，并以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滯后效應表現出來，至今仍沒有得到解決。

（2）長期以資源開發為主的產業結構和粗放的發展模式對自然環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素質不高、技術落后，云南省在國際、國內區域分工中處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地位，經濟增長主要靠過度消耗資源和加重環境成本的方式來實現。以能源消耗指標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萬元工業增加值耗能（規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為3.55噸標準煤/萬元，仍高于全國2.59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間呈波動狀態，下降極其緩慢。萬元生產總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為1.73噸標準煤/萬元，高于全國1.22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過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形成一個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產業體系方面面臨不小壓力。

（3）“三廢”排放量逐年增加，環境污染加劇，環保投資嚴重不足。根據2005年《云南省環境公報》，SO2排放量呈上升趨勢，大氣污染防治面臨較大壓力，昆明等6個城市空氣污染加重，15個開展降水酸度監測的重點城市中，11個城市出現酸雨。云南省77條主要河流的150個監測斷面中，水質在Ⅲ類以下的斷面達42%。1990～2005年，廢水排放總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8.05億t，工業廢氣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6646.08億標立方，工業固體廢棄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達4661.49萬t。與此同時，“三廢”處理能力卻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業廢物綜合利用率僅為35%，遠低于全國57%的水平。環保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年均增長4.7%左右，2005年達1.4%，略高于全國1.3%的水平，但遠遠低于云南省GDP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水平。生態環境污染加劇，環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

（4）全省總人口將繼續增長，加之云南為邊疆山區多民族省份，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各項建設起步晚，對環保設施和技術投入欠賬較多，在實施西部大開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形勢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項建設將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對資源環境脅迫強度，這已是難以逆轉之勢。

（5）環境保護治理和社會經濟發展受自然災害和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嚴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條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94%，盆地面積僅占土地總面積的6%，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極為不利，資源富集但開發利用成本高，各類用地受到限制，環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術要求難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災害影響也較為嚴重。以農業生產為例，在1952～2005年間，全省農業自然災害總受災面積達4745.99萬hm2，年均受災86.29萬hm2，占年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為因素造成的災毀耕地共計達4.88萬hm2（年均因災毀而減少耕地0.49萬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較為嚴重，1999年以來，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達36.9%，土壤平均侵蝕模數達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經濟損失相對量達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蝕損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蝕損失1179.8元/km2?a［22］。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云南省未來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

5結論

（1）從系統理論思想出發，對云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系統進行耦合態勢分析，以識別系統協調發展狀態，對今后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優化調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評價結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嶺以來，云南省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系統一直處于不協調發展狀態，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間。盡管2002年后呈下降趨勢向協調發展方向演進，但其速度極其緩慢，環境保護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其滯后效應在未來社會經濟發展中將越顯明顯，系統間的脅迫約束機制加強，目前總體上仍然處于極不協調狀態。

（3）分析表明，未來云南省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系統協調發展仍將面臨一系列的重大挑戰，系統向協調發展方向演進的難度大，達到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同步協調發展的目標任重而道遠。因此，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明確區域科學定位和統籌區域協調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同時加大環保資金和技術投入，特別是重視推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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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智國（1977－），男，云南武定人，漢族，講師，主要從事生態安全、區域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第3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目前,中國以工業經濟為主導的快速增長受到資源、環境、市場、社會的多重約束。首先,資源持續緊張,2004年凈減少耕地80.0萬公頃,人均水資源比上年下降4.0%,萬元GDP能耗1.58噸標準煤,上升5.3%。其次,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全國七大水系的413個水質監測斷面中,有30.5%斷面為4──5類水質,超過5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占27.9%。第三,市場普遍過剩。

商務部統計的660種商品中,有77%過剩,23%持平,市場價格數年走低。第四,經濟增長沒有帶來就業增加,失業率連年上升。2000-2004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為3.1%、3.6%、4.0%、4.3%、4.2%,就業形勢嚴峻。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全面亮起紅燈,各種條件制約的“木桶效應”已經顯現。

應及時轉向服務經濟

要改變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困境,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結構的轉變。所以中國經濟須從傳統要素投入型增長向結構性增長轉變。在人口、資源等要素投入不變、技術進步不變的情況下將生產要素轉移到效率高、資源消耗少、環境影響小、就業增加多的服務經濟。服務經濟是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為增長來源的經濟形態,具有明顯的優勢。

人力資本是可控制的,需要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知識資本是無限的,不怕磨損,使用越多,增值越多。服務經濟滿足經濟增長、增加就業、保護環境的多重要求。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力資源和最大的市場──世界最大的有普遍需求而又沒有得到滿足的市場。

可跨越重工業增長階段

第4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低碳；高碳；農村

一、引題

低碳經濟是一種正在興起并且迅速發展的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提倡可持續發展，在保持現有水平并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統一協調發展的形態。鄉村是經濟地域系統的重要組成單元，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大，經濟迅速發展，引起農村內需擴大，生產生活資料需求增大，生產活動迅速增加，導致農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為了減少農村的碳排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要符合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增碳匯減碳排放，低碳經濟在現代農村而言有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相關概念及其內涵解讀

低碳鄉村的概念是在歐洲1924年提出來的，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不斷變化的概念，是低碳發展模式在鄉村地域的主要表現形式，要求保證現在生活質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進步、科學規劃、監督實施，提高農民的低碳意識，在鄉村生產和農民生活過程中始終貫穿低碳節能、環保意識，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發展模式、減排增匯、實現農業資源高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環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低碳鄉村是低碳經濟在農村建設和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和實現形式。

碳匯，是從大氣中清除CO2的過程、活動和機制，我們說的碳匯主要包括森林碳匯、草地碳匯、耕地碳匯、海洋碳匯。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將CO2和：H20在各種光能的作用下轉變為氧氣和糖分。人類的最基本的物質和能量來源都來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過程就起到固碳效果，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即碳匯。

森林是碳匯的主力軍，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統計，全球陸地生態系統中儲存約25000億噸碳，儲存在森林系統中的碳大約有1.15萬億噸，約占總碳匯量的46%。森林每生長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噸CO2，碳匯功能很強大，所以森林碳匯是目前最為經濟的碳匯手段。

農田碳匯、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匯方式。大氣中的CO2被農作物轉化為化合物固定下來，耕地生產的糧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釋放到大氣中，秸稈的一部分在農村被燃燒，只有作為農業有機肥的將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僅涉及農作物秸稈還田固碳部分。

海洋碳匯是指一定時間周期內海洋儲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儲碳的形式包括無機的、有機的、顆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種形態。海洋中95%的有機碳是溶解有機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機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儲碳量大約是6500億噸，儲碳周期約5000年，它們與大氣CO2的碳量相當，其數量變動影響到全球氣候變化。海洋是地球系統中最大的碳庫，海洋碳庫是大氣的50倍，陸地生態系統的20倍，現在全球大洋每年從大氣吸收CO2約20億噸，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匯是另外一種重要的碳匯方式。依靠廣袤的草原吸收大氣中的CO2。

三、低碳農村的發展階段

低碳農村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從傳統的農村到低碳農村是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在《經濟成冊的階段》和《政治與增長階段》兩本著作是由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所著，在以上兩本著作中根據社會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產業主導部門、生產技術及組織方式四個方面，將低碳農村發展過程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發展的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根據羅斯托的這個標準和方式，我們選取社會經濟基礎、基層低碳意識、能源結構、碳排放情況、單位產值碳排放為六個指標，從靜態指標和發展趨勢兩方面人手，均將低碳農村分為六個階段。

（一）靜態指標方面

1.傳統農村階段。在這個階段傳統社會經濟結構較為落后；人們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沒有低碳行為；完全使用生物質能源；碳排放極低；單位產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認識階段。在這個階段社會經濟發展開始起步并且使得傳統結構受到沖擊-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沒有低碳行為：能源結構仍然以生物能源為主，但是已經開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單位產值碳排放也比較低。

3.減排實施階段。這個階段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有些結構問題露出端倪：人們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為還是較少，人們沒有自覺低碳意識：科技發展，能源結構多樣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為主；碳排放逐漸增多，較高：單位產值碳排放較高。

4.低碳起飛階段。這個階段社會經濟保持持續快速發展，政府和人民群眾都注意到結構問題嚴重：人們有了低碳意識，較多低碳行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漸增多變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潔能源出現：碳排放空前的高，達到峰值；單位產值碳排放極高。

5.低碳成熟階段。本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增速減緩，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優化：低碳行為不斷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產領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斷降低，清潔能源開始占主體地位：碳排放較低：單位產值碳排放仍然較高。

6.低碳農村階段。這個階段是低碳農村發展的最高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成熟并且結構合理；低碳觀念深入人心，低碳行為普及到各個領域，低碳行為無處不在；完全使用清潔能源，低碳環保；碳排放很低；單位產值碳排放較低。

（二）發展趨勢方面

1.低碳農村階段。這個階段經濟發展非常緩慢，基層農民低碳意識沒有變化：能源結構也沒有變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緩慢：單位產值碳排放不變。

2.低碳認識階段。該階段社會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基層低碳意識有所增加：生物質能源減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緩慢：單位產值碳排放不變或者稍有提高。

3.減排實施階段。本階段經濟開始快速增長；基層低碳意識提高，低碳行為增多：生物質能源減少并且能源出現多樣化：碳排放量增速較高：單位產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飛階段。本階段經濟增速最快；人們的低碳行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質能源慢慢減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單位產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階段。經濟基礎增速減緩，結構較合理，趨于優化：基礎低碳意識和低碳行為增速很快：生物質能源占主要，清潔能源出現，但比例較低：碳排放量降低；單位產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農村階段。本階段經濟增速減緩平穩，結構合理：基層低碳意識和低碳行為完全普及：生物質能源逐漸退出，清潔能源占主體地位：碳排放量連續降低：單位產值碳排放降低。

四、廣東省低碳農村發展現狀

（一）關鍵指標情況

從廣東農業現代化歷程可以看出，廣東農業發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農業”的路子，即通過大量投入化肥、農藥等石油制品來達到單位面積產量顯著增長的目的。農業生產消耗的農藥、化肥、農業機械無不與以石油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關，據統計（如下表4所示）：廣東農業機械總動力從2000年1764萬千瓦，到2010年的2253萬千瓦，10年間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萬千瓦，13年間增加41.6%：農業用電量從2000年405億千瓦時，到2010年的1044億千瓦時，10年間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億千瓦時。13年間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從2000年611噸，到2010年的740萬噸，10年間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萬噸，13年增加27.1%：農藥使用量從2000年的8.47萬噸，到2010年10萬噸，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萬噸，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預示著石油農業的所占比例增大。這條“石油農業”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間有機質循環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統，造成了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和生態平衡遭破壞等問題，亟待向低碳經濟轉型。

（二）低碳，村發展水平評價得分

根據郝華勇2014年在《我國省域低碳鄉村發展水平實證研究》一文中構建的評價體系，從鄉村能源結構、鄉村生產結構、鄉村空間結構、鄉村環境結構四個方面經過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廣東省低碳鄉村發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國31個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蘇、北京、上海、廣西、天津等在總得分分別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從總分方面看，廣東低碳水平與這六座城市相差甚遠。

（三）Malmquist指數分解法動態評價得分

吳賢榮、張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數分解法，對中國省域農業碳排放進行動態測算，運用DEAP Version 2.1軟件測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國大陸31個省（市、區）的農業碳排放效率指數：在此基礎上，利用Malmquist指數分解法，從時間序列維度進一步剖析農業碳排放效率的動態變化，將AMCPI分解為技術效率指數（EFFCH）和技術進步指數（TECHCH），得出的結論說明廣東省的農業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國中等水平，

綜上所述，根據已有研究成果的數據分析可以說明，廣東省低碳農村發展正處于實施減排階段，因此要分析優劣勢和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飛階段邁進。

五、對廣東發展低碳農村的建議

（一）加強教育指導，讓農民全面了解低碳經濟，開展低碳生活方式

建設低碳農村，與每個農民和農戶密切相關。政府可以頒布一些法規政策、舉辦低碳經濟講座、加派宣傳車加強宣傳，通過各種途徑宣傳低碳經濟，讓農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讓他們知道低碳經濟與低碳生活是更經濟環保、更安全健康、更時尚的生產生活方式。讓農民逐漸改變傳統的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接受節能、環保的低碳消費觀念，養成節能的生活習慣和消費習慣。積極引導農民過低碳生活，切實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建設生態和諧、環境優美的新農村。

（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大力引進低碳生產技術

實訓農業從粗放型向精細化發展的、實現向可持續農業技術順利過渡的途徑是大力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低碳技術可以應用于農業的各個方面，加強節電、節油農業機械和農產品加工設備的生產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撐低碳農業發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農業實踐中，加快低碳技術的擴散速度。

（三）加快農村能源建設步伐，適時開發與利用生物質能源

農村能源建設關系到廣大農村群眾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廣沼氣、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實現農村能源結構的優化、農村環境的美化，推進新農村建設有很重要的意義。在適宜地區農村積極推廣沼氣、秸稈氣化、小水電、太陽能、風力發電等能源技術。

第5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編 者

2012年網絡輿情繼續升溫，成為社會輿論的發動機。社會轉型期各種問題在積累和疊加，網民對深化改革表現出熱切的期待，有關國家發展和改革取向的意識形態爭論重新抬頭。國土資源部門作為一個重要的政府組成部分，和民生息息相關，關注網絡輿情顯得尤其重要。處理好網絡輿情，對執政為民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2012年湖南國土資源網絡輿情指數

2012年湖南國土資源網絡輿情生態

社會公眾對國土資源關注度顯著提高。從轉載、回帖、搜索量來看，無論是事件、人物，正面關注還是負面關注，關注量都有顯著提高。正面關注排序第一的“省國土資源廳出臺首部黨員干部作風建設問責辦法”轉載突破16萬，排位第十的“湖南加大征地拆遷信息公開力度”轉載過3萬；負面關注排序第一的“致企業失地損失千萬，長沙國土局被黑幕隱瞞事實”轉載破9萬，第十位“湖南男子自家屋內采煤致刑”過4萬。2012年所列事件、人物地域排序總轉載點擊數近800萬，比2011年總數高1倍，正面關注點擊量比負面關注點擊數高1倍。

社會公眾對國土資源關注面更加多元。相較2011年，2012年公眾關注有了極大拓展。除了原來關注的政策、征地拆遷、市場配置以外，腐敗是持續關注點，2012年查處的長沙市局周志紅、永州市局歐陽貴忠、醴陵市局周旺炎、郴州市局龍躍帥點擊都在1萬以上。干部作風、言論、行為等偶發事件，國土資源管理體制等深層次問題成為新的關注點。“湖南寧鄉高球場頂風上馬，國土局長稱領導定的沒辦法”，“衡陽市國土資源局用進口寶馬車做公車”，“隆回最牛國土資源局長在位17年”等事件點擊回帖率均達5萬以上，在社會引起較大反響。

權益關注強烈與主流輿情成熟理性并行。權益關注強烈，主要是征地拆遷、礦山環境、地災、城鎮化土地利用、地產市場、資源權益糾紛等涉及具體利益，部分網民實名發帖，希望通過網絡炒作，借力網絡沖突、網絡暴力，形成輿情事件，實現自身目的。“長沙湘星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實名舉報長沙市國土資源人員瀆職”、“湖南澧縣榮華煤礦非法開采，致四千村名水源枯竭”、“常寧：農田保護‘硬規定’遭遇‘軟執行’等成為2012年較為突出的輿情熱點。主流輿情成熟理性，主要表現公眾對國土資源政策支持、對國土資源管理成績肯定、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部分資源問題有理性的思考。如2012年省廳幾項重點工作整頓規范礦產資源秩序、環洞庭湖工程建設、地質找礦突破行動等點擊量大而多，但無回帖、跟帖質疑。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動成為國土資源輿情發展的重要形式。分析排序顯示，負面關注一般由互聯網、微博等自媒體發起，傳統媒體跟進；而正面關注往往由傳統媒體載文，再互聯網轉載或微博轉發。由于網絡媒體信息傳播速度、廣度和使用便捷加上用戶量大，客觀上已改變了傳統網絡輿情格局的力量對比。這種互動的傳播形式，使許多事件快速演變成輿情熱點。宣傳中心監測到的26家媒體或轉載49件負面輿情，如“常德西洞庭暴力征地拆遷”、“祁東縣重點項目用地違規侵占”等均是在網絡社區發酵并走向輿論。而“湖南加大征地拆遷信息公開力度”則由傳統媒體興起，向網絡擴散。傳播路徑不對稱與互動，整體上形成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輿情感知。

輿情與區域經濟發展程度關系不明顯，但與引導力度相關。為尋找區域經濟發展程度與輿情發展之間關系，按地域對國土資源輿情進行了排序，結果顯示，其相關關系并不明顯。但從排序結果與幾個地區輿論引導工作相對照，可以得出結論：輿情引導得力，則排列靠前；引導不力，則排列靠后。長、株、潭、岳、常等市注重輿情引導，其排序明顯高于其他地區。

國土資源輿情應對與網絡問政工作開始起步。應對輿情，已成為政府的必修課，網絡問政也是未來新趨勢。目前我省國土資源輿情應對與網絡問政還處于探索起步階段。部分市州強化了該項工作，株洲等市開通了政務微博；株洲、衡陽開展網絡輿情搜看、處置、辦理工作，積極主動應對輿情；懷化聯合中國移動開發“國土資源法律即時通”，服務相對人。

2012年湖南國土資源輿情新特點形成原因分析

除了社會經濟發展、互聯網新媒體使用人數絕對量上升之外，國土資源輿情的新特點主要是由國土資源本身特性、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傳播方式的新變化等多因素決定的。

一是國土資源在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新形勢。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資源消耗偏高，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制約越來越突出，國土資源需求剛性上升與供給剛性約束成為發展改革的巨大壓力和倒逼力量，客觀上讓國土資源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高度關注的重要指標、輿論關注的熱點行業。我省近幾年社會經濟發展增速較快，但土地供應緊張、后備資源短缺、征地較多、政策調整頻繁、礦業違法高發多發等一直是公眾的關注點和媒體報道熱點。

二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使群眾權益維護進入新階段。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促進了人的解放。特別是近年來我省大力推行依法治省、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大力推進政務信息公開，同時嚴格問責。公眾對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參與權的訴求高漲，使輿情到一個新階段。

第6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一、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與周邊國家經濟的協調共贏。我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體系，主要包括中亞、南亞等地區的經濟合作發展。截止到2016年，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已經擴展到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的直接體現。一帶一路經濟發展中，電子商務是其運行的主要平臺，也是推進海上絲綢之路與陸地絲綢之路經濟交易、技術創新的有效渠道，例如：電子商務為我國內部經濟發展與各國經濟發展結構交通樞紐、經濟信息交流，人民幣與外幣的金融交易等方面，實現國內經濟發展與國外市場合作共贏，抓住世界進行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促進國家整體能力提升的有效發展新體系，為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的持續性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經濟發展保障。

二、新常態解讀

新常態，是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下，社會發展各方面處于相對平衡的發展狀態中，對新常態的理解，也可以看做是新舊事物發展的過度階段，基于這一理論，對電子商務的新常態解讀，可以概述為電子商務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必須實施電子商務發展各個部分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在發展過程中，各方面的發展波動。基于現代社會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社會經濟發展體系在的發展中逐步創新，社會經濟發展在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同時也必須適應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規劃。但由于事物發展的速率和發展狀態不同，宏觀調控的相對平衡狀態在一定時期被打破，需要對事物發展內部進行調節，才能夠保障事務發展的穩定性提升。例如：電子商務平臺發展，包括社會經濟發展中電子交易、技術研究等多方面的網路交易，電子商務作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主要途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步凸顯其發展中的漏洞，對一帶一路經濟開展帶來發展阻礙，這種發展狀態是電子商務發展的必經階段。

我國實施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資源應用結構改善，適應現代電子商務發展適應一帶一路經濟的發展需求，就必須打破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狀態中的禁錮，探索電子商務經濟交流發展的新渠道，為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實施，提供完善額經濟發展保障。一帶一路經濟戰略模式，堅持電子商務制度、體系自我完善的過度引導，同時也建立電子商務經濟交流評估新體系，例如：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充分應用現代經濟發展的網絡交流優勢，實現國內電子交流平臺的網絡交易結構逐步創新。善于把握新經濟發展戰略下，政策實施上帶來的發展優勢，獲得更廣闊的國內外經濟交流合作趨勢。此外，一帶一路經濟交流區域的擴展，必須實施現代電子商務的創新開發，隨著國內外新經濟發展的需求，實現電子商務交流結構從量向質的過度。

此外，從電子商務自身發展來看，電子商務開展的交易數量下降，當前電子商務交流的經濟收益出現較大的發展沖擊，例如：社會電子商務平臺經濟發展中交易制度不完善，經濟資源開發上的不足等問題，對現代電子商務成為一帶一路經濟發展主體帶來較大的發展威脅，如果基于電子商務發展整體來看，電子商務新常態發展實質上是質的變化，電子商務的開發的潛力性延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關聯性增加。我國實施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戰略，需要電子商務平臺作為實施的渠道，保障現代電子商務在新常態過渡時期的經濟新調整，是實現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結構完善的必然性選擇。

三、一帶一路戰略區電子商務新常態模式分析

1.電子商務平臺特色性不突出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是推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一帶一路戰略區基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開啟我國內陸地區發展的新途徑，探索經濟發展的新結構。但從我國現代電子商務模式的實施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戰略區的電子商務模式開展中，電子商務經濟發展的特色性不突出，一路一帶發展戰略經過西安，新疆等內陸地區，作為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主要交流方式的電子商務的市場交易上，缺乏有力的經濟交流發展保障，電子商務經濟交流進行金融、產品的交易中，電子產品交流依舊停留在傳統的商品交易的層面，一帶一路發展區在電子商務交流范圍上，缺乏更具突出性的經濟交流拓展，例如：藏藥、養殖畜牧業、中醫等領域的交流上還存在著較大的經濟資源的欠缺。一帶一路戰略區的經濟交流發展中，也缺乏與時俱進，缺少中外經濟發展的特色經濟動力，使我國西部地區的一帶一路戰略優勢無法發揮；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戰略區的電電子商務交流發展的內部經營模式混亂，經濟發展的資源結構體系主體性低，產品經營的內部體系不完善，例如：藥品，食品，特色產品的交易內容在同一網絡交流頁面中，一帶一路戰略區的產品交易程序不完善，商務交流平臺缺乏明確的的發展導向，使一帶一路戰略區的電子交易產品交易的實施特色較低，對電子商務平臺模式的交易發展帶來了發展阻礙。

2.電子商務平臺的制度結構上的不穩定

一帶一路戰略開展，為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提供新經濟發展的新渠道，一帶一路戰略區提托電子交易平臺，經濟市場獲得了突飛猛進發展，電子商務模式發展中，也存在著經營結構上的漏洞，電子商務的制度管理不完善，對一帶一路戰略區的經濟發展帶來而來發展阻礙。一方面，電子商務能夠使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交流能力增強，依靠計算機網絡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同時也引導現代電子商務開展的內在經濟交流渠道的拓展，政府為電子金融交流帶來了新經濟發展的引導，實施一點一路經濟戰略區的經濟交易扶持，但在電子商務制度管理上，依舊存在著管理波動。例如；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的經營發展中，缺乏有力的經濟交易保障，戰略區企業實施經濟貿易中，需要承擔全部風險，多種經濟交流戰略的發展結構體系對企業的發展提供動力的同時，也帶來較大的發展壓力，企業經濟發展造成了較大的電子商務交流的信息管理要求提升，例如：我國新疆畜中小型畜牧企業實施藏藥出口，但其進行電子交易中，需要承擔商品交易風險，而企業自身的經營發展存在著資本、市場的局限性，一旦企業在電子商務交流中出現交易風險，企業承擔的經濟損失巨大，其經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導致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戰略缺失。

另一方面，制度管理落差上的不足，也是限制一帶一路經濟發展不足的制度問題。所謂制度落差，是指我國在一帶一路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發展，政府通過適度的經濟制度調節，實現戰略區經濟發展在電子商務平臺的經濟交流中，基于經濟交易的政策扶持，企業貿易收益增加。但現代電子商務經濟交流中，往往受到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間接性貿易差的經濟發展的資源交流中的資源管理的政策實施控制的作用性較低，間接性經濟交流貿易均衡性制約性不足，電子商務的經濟資源戰略發展趨向不明顯電子商務經濟發展的資源體系缺乏全面的制度管理保障，是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性問題。

3.電子商務經濟的循環性低

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經濟戰略結構，實現電子商務經濟發展，是實現一帶一路發展新戰略的有效途徑。電子商務在實際實施中，戰略區的經濟發展對電子商務的認識較低，對電子商務的經濟的發展領域，僅僅在于淘寶、天貓等電子交易層面，電子商務在東西方國家經濟交流中的作用性較低，電子商務經濟交流模式與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結合層面存在著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國電子商務的信息管理也缺乏合理有效保障，例如：電子商務平臺的經濟管理中，容易出現信息交流泄露、市場信息均衡性低等問題，對現代社會經濟交流與發展帶來了較大的經濟交流發展阻礙。此外，電子商務模式在新常態的發展狀態，電子商務的誠信監督管理體系的不完善，我國現代法律管理中，主要從經濟發展的制度層面對社會經濟進行規范，電子商務經營中的經濟交易虛擬化，使社會文化缺失問題突出，對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發展制約，使我國一帶一路電子平臺經濟交易中的經濟交流管理中存在種種經濟管理不足，對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開展實施在造成發展中的阻礙。

4.電子商務金融發展導向板性低

電子商務作為我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展形式，是基于電子商務經濟交流中，電子商務能為現代社會發展帶來金融發展導向，但現代電子商務處于新常態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新戰略，是我國經濟發展實現資源供應的新方向，結合一帶一路與新常態發展的理論解讀，對我國電子商務平臺發展模式在新常態經濟發展狀態中的不足進行總結，電子商務的金融管理中存在著金融信息的對接不及時，金融資源規劃缺少確切的風險信息評估的準確性，使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區的經濟發展上的經濟交流平臺帶來較大的發展不足。例如：現代電子商務的金融交流信息的更新速率與市場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較低，電子商務與電子信息交流的信息對接上出現信息對接空白，國外金融市場的股票、債券的金融信息運作緩慢，一帶一路戰略區的金融投資信息滯后，從而導致我國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實施中，經濟發展整體結構上的管理發展體系上的發展結構規劃的資源應用。對一帶一路經濟發展造成了較大的發展制約，電子商務平臺不但沒有發揮金融信息引導作用，反而制約了電子社會發展的經濟的深入分配探究。

四、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區電子商務新常態模式發展

1.新型電子商務運行體系

實現現代一帶一路戰略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引導電子商務新常態的過度發展，實行新型電子商務運行體系。一方面，新型電子商務體系的實現，需要完善電子商務商品交流區域的規劃體系，例如：一帶一路經濟交流中，將食品、藥品、金融等分別劃分為多個獨立運行部分，每一個電子商務交易區域都有相應的經濟發展系統作為交流網絡運輸系統，發揮電子商務交流范圍廣泛的優勢，交易形式多樣化開展。例如：新疆水果作為一帶一路戰略區電子商務開展主要部分，企業可以借助電子商務平臺，開展新疆大量的水果生產基地大本營供應基地，作為產業營銷的基礎，借助網絡構建產品經營產業鏈，開辟獨立的產品交流范圍，實現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的經濟開發與資源交流的獨立運營；另一方面，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也可以實施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的階段性規劃。例如：電子商務模式作為經濟戰略區經濟發展渠道，依據電子商務中經濟、市場、商品價值以及需求等因素，對經濟戰略區的經濟交流分為ABC三個層面，依據電子商務在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目標，實現電子商務新常態發展狀態的階段性過度。

2.特色性子商務交流

電子商務作為我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模式，發揮電子商務的信息交流優勢，例如：電子商務特色經濟發展，建立以經濟戰略區為核心的金融信息交流體系，逐步引導現代經濟發展中，電子信息平臺為國內外經濟交流，推進現有經濟發展新趨勢。例如：經濟戰略區的經濟發展中，西部食品、藥品與國外數碼產品、高新技術設施實施資源交換，電子商務平臺的信息溝通空間性和延展性增強，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下，發揮電子商務信息交流優勢的直接體現；其次，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下，電子商務的經濟發展特色化發展，是逐步開展內陸特色產品資源開發，電子商務不僅僅是簡單的商品交易，也是社會信息技術、電子程序交流的有效途徑。例如：通過電子商務，我們可以實現、甘肅等地的交通樞紐建設技術逐步發展，當地旅游業的開發范圍擴大，工業加工設備等都獲得了新技術的創新，同時藏藥，美食，服裝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域性產品，也成為打造一帶一路戰略區域發展的發展新動力，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模式。與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融合，是打通我國內陸電子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突出經濟戰略區的經濟發展特色，實現我國內陸經濟發展中，發揮區域經濟發展的突出性特色，實現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的良性循環。

3.社會經濟發展新戰略的全面應用

電子商務新常態發展的轉換，實現現代電子商務在的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狀態中的全面應用。從企業發展角度而言，電子商務新常態，將逐步實現企業電子商務產業發展的經濟投資合理規劃，電子商務平臺能夠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產業焦交流空間，但電子商務的信息真假甄別難度較大，經濟戰略區的企業經濟發展，必須結合一帶一路經濟交流的發展趨勢，做好企業電子商務經濟投資的資源對接，實施電子商務進行風險初步評估，實現經濟戰略區的經濟發展的資源結構中，企業能夠及時應對電子商務新常態經濟發展中的不足，例如：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企業進行特色產業發展中，應該實施企業商品實體經營與網絡細營銷的產品對應，盡量降低電子營銷帶來的經濟投資的風險，實現經濟戰略區的對外貿易的產品運作風險得到保障；從國家政策角度分析，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中電子商務新常態的發展，也要對國家發展政策的合理應用，例如：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善于應用制度落差在企業電子金融交易中的融合，應用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戰略，實現企業產品金融投資的風險承擔比重下降，也是發揮電子商務新常態模式下，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發展的有效實施措施。

4.電子商務經濟管理結構的優化

電子商務新常態模式與一帶一路經濟模式的相互對接，也要保障電子商務自身管理結構完善。例如：電子商務管理制度逐步優化，做好電子商務內部管理的結構劃分，按照電子商務開展的范圍進行經濟管理的分配，可以分為金融、商品、管理以及服務四部分，整體經濟發展的資源管理實施全面性經濟管理規劃，例如：加強電子商務平臺的誠信體系的管理，進一步推進電子商務平臺的完善。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區的經濟發展，必須保障電子商務平臺的金融發展戰略與各部分經濟之間的相互協調，例如：電子商務的誠信監督管理體系的不完善，我國現代法律管理中，主要從經濟發展的制度層面對社會經濟進行規范，電子商務經營中的經濟交易虛擬化，電子商務平臺的內部資源管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區域的擴展，電子商務平臺的經濟交流的范圍也逐步提升，開拓新電子商務交流渠道，例如：絲綢等服裝類出口，與國家交通建設技術等領域，都為電子商務新發展相應的經濟管理新趨勢。

五、結論

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新戰略，是我國經濟發展實現資源供應的新方向，結合一帶一路與新常態發展的理論解讀，對我國電子商務平臺發展模式在新常態經濟發展狀態中的不足進行總結，并提出相應的應對戰略，發揮電子商務模式的發展優勢，為一帶一路發展帶來更有力經濟循環發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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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經濟問題

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特點及相關問題的影響

我國的社會工作是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后較快發展起來的，社會工作在發展工作對象方面有如下特點：第一，民族地區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規模小、專業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區社區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和服務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區有相當一部分社區社會工作者存在以下問題：缺乏對不同民族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價值和文化的了解；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缺乏從服務對象所屬民族（族群）的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溝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決民族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問題，是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任務，這是關系多民族社會工作成敗的關鍵之一。

1.文化的敏感對多民族地區社會工作的影響

社會工作強調服務對象的生活處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理解。從宏觀上來說，文化敏感是在開展跨民族社會工作時，社會工作者要切實懂得服務對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義，能夠理解和尊重服務對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價值觀的切實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問題。從微觀上來說，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體服務的過程中，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中，要時時理解服務對象的行為舉止的含義，以做到社會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會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會工作才會取得成功。

2.族群的優勢對民族社會工作的幫助

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會工作人員對屬于本族群的服務對象開展專業服務更具有優勢。由本民族成員開展社會服務，工作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出現理解差異的可能性和程度應該小得多，這種差異要比民族間差異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為作為同一民族，其成員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價值觀念的共同性，他們之間有更多的族群認同。

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社會發育程度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

社會發育程度代表著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市場的發育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逐漸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允許和鼓勵自發市場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具有一定市場經濟發展基礎和傳統的沿海地區，很快適應了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并執中國經濟發展之牛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民眾，不能適應新體制發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場規律組織經濟活動，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育程度還沒有達到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而東部地區已經積累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基礎，即社會發育程度已滿足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

2.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

我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區，特殊的氣候和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而且由于長期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仍相當尖銳。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仍以一定的資源和環境條件為基礎。民族地區基本處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必然選擇。

西部開發過程中的環境政策屬于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有些是逆市場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主體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很少考慮環境效益。同時西部大部分地區群眾的生活還處于溫飽階段，有些地區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區屢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藥等行為就說明這種微觀主體利益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矛盾。

3.公平與效率的矛盾

公平與效率是經濟學中一對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區，由于受到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為此在不破壞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前提下，應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某些方面和領域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在資源開發過程中也要充分考慮到資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過去40多年的資源開發過程中，由于采取的國家主導型的資源開發模式，主要考慮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很少考慮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們只能享受資源開發帶來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參與其中，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過程中，在勞動就業、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4.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來說，農業不僅是其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是其賴以生存的支柱產業。因此，農業、農村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不僅關系到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且關系到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地區農業的發展還基本停留在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過渡的時期，也有部分地區是由近代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同時還存在著少量的現代農業。因此，自然經濟是其主要表現形式，與此相聯系的是不僅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且農產品的商品率也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絕對必要條件，沒有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是沒有基礎的。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低的地區，社會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為此，要保障民族地區長期穩定發展就要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5.小生產與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發育滯后，尤其是廣大農牧區具有明顯的自然經濟的特點，還處于小生產的發展階段。因而就出現了小生產和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依靠這些小生產自身的力量與大市場銜接，難度相當大。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已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尤其是家電生產領域居于有利地位，他們具有明顯的規模和技術優勢。西部地區企業進入這些領域與其競爭，并取得部分市場份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差距。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形成了買方市場，絕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業找不到新的市場亮點，一些商品投入市場就很快過剩。在這種市場格局下，進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區個人和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

6.教育、人才結構與社會需求的矛盾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教育結構直接決定了人才分布的狀況，在民族地區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相對集中于黨政機關、社會團體、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而在各級經濟領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則為數過少。這種人才結構和分布，對民族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與西部開發中對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專業人才的流失問題嚴重，從民族地區到發達地區讀書的大學生也成為人才流失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將影響到民族地區長遠的發展。

三、做好民族社會工作，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1.進一步重視我國民族社會工作對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任務，少數民族群體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問題解決的主體性再確認，要求我們積極發展民族社會工作。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需要社會工作的參與，少數民族群體生計問題、生活問題的解決和發展能力的增強，也需要社會工作的支持和協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會工作的任務，說明了民族社會工作的基本視角，最后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特征。所謂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區、面對民族群體的社會工作，始終要把發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樹立民族群體的主體性意識，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服務中張揚他們的主體性，要注意發展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以更好地應對挑戰、走向發展。

2.樹立民族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縮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文化差異

在民族地區民族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不屬于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社會工作中，社會工作者不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情況可能會經常發生，這是由他們不同的身份、經濟和社會地位、生活經驗、知識背景等因素決定的。動態差異理論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相互理解上的困難，以及由此給社會工作帶來的可能偏誤，警示社會工作者要了解這種差異的客觀性，并設法縮小民族間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脈絡的社會工作力圖通過文化敏感性訓練、實景實習等方法解決動態差異帶來的問題。在我國的社區社會工作中，工作人員要了解區情、民情，深入到服務群眾之中，這是社會工作的本土實踐。當然，在民族關系不甚和諧的情況下，這種縮小理解差異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戰。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語言溝通又存在障礙，彌合相互理解上的差異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強民族社會工作隊伍建設，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組織保障

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需要一支專業隊伍。培養一大批訓練有素、熟悉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將是解決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民生問題、促進其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今，在世界范圍內，民族社會工作仍然是一個亟待發展的領域和學科。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和發展，各種與少數民族人士、群體、社區相關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需要民族社會工作有一個較快發展。在解決上述問題，改善民生，促進民族進步和民族團結的過程中，我國的民族社會工作也會得到較快發展。

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展有多種路徑，其中一個重要的是對現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轉化。專業化就是使他們較快地具備社會工作的價值，掌握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這些人員有面對基層民眾開展工作的基礎，現在需要改變他們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慣性，變管理理念為服務理念，增加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區還要增強他們真正服務少數民族的能力。用民族專業要求去發展社會工作，有利于培養一批能與少數民族的服務對象良好溝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務的專業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矛盾的解決，總體來說也將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地區的發展。

當一個地區或社區有相當數量少數民族成員、而且這些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方面有明顯差異時，用族群優勢的觀點培養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的社會工作人員就是必要的。很明顯，在族群優勢視角指導下，多民族地區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員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復雜問題的解決。

總之，民族地區社會工作對于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發展作用是強大的，我國應該大力扶植和發展民族地區社會工作者隊伍的培養，為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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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高職教育 培養目標 定位

一、當代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發展階段

孕育時期：我國真正的高職教育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80年代初，江漢大學、無錫職業大學等13所短期職業大學誕生，開創了我國高職教育的先河。這些短期職業大學在改革開放初期解決因人才短缺制約經濟增長問題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教育部的《中國短期職業大學和電視大學發展項目報告》中指出這種短期職業大學是“使學生將來可擔任技術員的工作”。這是第一次將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定位在“技術員”，使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基調定位在“技術”這一領域。

探索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高等職業教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對高職教育認識的不斷深入，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也在不斷的調整，更科學合理。1991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第一次提出高職教育培養目標是“技術性強的高級操作人員”。同年，國家教委下發了《關于加強普通高等專科教育的意見》，該文件明確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獲得工程師初步訓練”的“高等應用型專門人才”。1995年原國家教委印發《關于推動職業大學改革與建設的幾點意見》進一步明確了“職業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種辦學形式，是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大學的人才培養任務是“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高級（部分中級）實用技術、管理人才”。到90年代中后期，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繼續延續在前期的“技術”領域，然而比前期更具體全面，將培養目標從原來單一強調應用型人才培養向技術與管理相結合的綜合方向變化，從“技術員”到“技術性強”到“高級（部分中級）實用技術、管理人才”的變化，高職教育培養目標的層次、種類、規格和要求日益明確。

成型時期：2000年部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中將高職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為“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培養目標不僅涵蓋了工程技術，也包括了管理和服務，不僅是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同時要求具有綜合的素質。這明確了21世紀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建構的培養目標，提出了要體現素質教育的要求。2006年教育部出臺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高職教育要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從“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轉變為“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筆者認為這是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一大進步，對培養目標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高技能”就是“高等技術應用能力”，“高技能型人才”就是“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1]

深化時期：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到了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發揮高等職業學校的引領作用，重點培養高端技能型人才”。2011年教育部《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高等職業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屬性，以培養生產、建設、服務、管理第一線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為主要任務”。2012年教育部《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再次從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角度出發，區分了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明確“高等職業教育重點培養產業轉型升級和企業技術創新需要的發展型、復合型和創新型的技術技能人才”。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人才培養目標在進一步深化，且具有連貫和不斷遞進的關系，明確了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高”層次性。“高”是“高端”，不是前面提到的“高級”，“高端”是處于技術和能力的頂尖，“高級”只是相對“中級”而言。而且高職人才不僅具有高端技術，還具備應用和創新技術的能力，是具有持續發展能力的全面復合型人才。

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經歷了第一次變化；到21世紀初又經歷了第二次變化，從培養技術型人才到培養綜合型人才，再到培養高素質人才，一次比一次更加突出“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作為一個整體發展的過程來思考，將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從“著眼現在”向“現在與未來并重”的方向調整，眼界更加寬廣，要求也更高。而到了2010年，人才培養目標不僅注重“現在與未來”，同時還對“現在與未來”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不僅具有頂尖的技術，還具有對未來進行革新與創造的能力。應該說每一次培養目標的轉變都對高等職業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彰顯出了高職教育的獨特性，與普通本科及中等職業教育的區別日益明顯，真正體現了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高等性”和“職業性”。

二、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衍變的思考

（一）社會經濟發展是人才培養目標的依據

可以看出每次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轉變都是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拐點時出現的。1979年我國推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發展經濟成為全國工作中心。最早的短期培訓大學正是在經濟發展最活躍地區出現的，大量的鄉鎮企業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以勞動密集為主的第二、第三產業，傳統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社會開始向工業化、城市化方向邁進。這一時期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經濟需要熟練的技術員，當時的職業大學立足地方、服務地方，堅持以地方經濟的基本組成即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和第三產業為自己的服務對象。這是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最初探索，開始顯示出高等職業教育的技術性、應用性、實用性的特點。

1992年我國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這一時期是高職教育蓬勃發展時期，其人才培養目標也進入不斷探索、深化的階段。在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主要以勞動集約型經濟為主，技術水平不高，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集中在中高級實用技術、管理人才。

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也隨之發生變化。WTO將我國的高職教育推向全球競爭與發展軌道，推向了國際大市場。世界經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技術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1999年高考擴招，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從象牙塔的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高職教育也逐漸從重視擴大規模和數量的外延式發展轉變為致力提高質量與效益的內涵式發展。在加入WTO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擴大至生產、建設、管理、服務各行業，人才素質包括了德、智、體、美全面綜合的發展。

當時我國正處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期，正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在這新的發展階段，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技術投入是引領產業升級的關鍵要素。產業升級是先進設備、先進工作、先進技術、先進材料和先進管理方式的運用，企業必然需要大量受過系統訓練，具有高端技能，具有持續發展能力，能在崗位上進行技術、方法創新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培養高端技能型、發展型、創新型和復合型人才自然而然成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

（二）人才培養目標價值取向的轉變

我國高職教育發展20多年來，一直將人才培養與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相聯系，服務地方、立足地方是高職教育發展的原則，培養的人才以應用、實用、夠用為主。高職教育把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素質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作為最終目的，并因此而實現它在社會經濟中的價值。高職教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味地強調人對技術的適應能力，突出培養學生的崗位技能，強調人對技術的適應與服務。杜威也曾指出：“就是有一種危險，把職業教育在理論和實踐方面解釋為工藝教育，作為獲得將來專門職業的技術效率的手段。”[2]

然而高職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除了技術教育之外，還應關注人的發展，在圍繞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的同時還要實現基本素質的全面提升和個性的全面、自由、充分發展。《教育――財富蘊藏其中》一書指出：“教育不僅僅是為了給經濟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為經濟工具而是作為發展的目的加以對待的。”教育要“使每個人的潛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發展”。[3]從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發展階段可以看出，高職人才培養目標從最初注重技術培養逐步轉向掌握技術與全面素質的發展，強調學生持續學習、生活和工作能力的培養。當前技術與知識不斷更新，“專門化的職業教育將難以適應技術發展要求，必須拓寬人才培養基礎，加強通識能力培養以應對技術變化的要求”，[4]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職業教育的價值。

（三）人才培養目標逐步體現高職教育的屬性

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個層次和一個類型已成為定論。然而，從高職培養目標的衍變可以看出其對人才培養的定位和規格的要求經歷了一個從錯位、越位到逐步清晰、明確的過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是介于普通本科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之間的一種教育類型，在培養目標定位中容易將兩者混在一起。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容易與普通高等教育培養的工程型人才混淆。工程型人才主要在企業或研究所從事某一領域新產品的開發、新工藝的設計、新規劃的制定等研究工作，他們也需要一定的動手實踐能力，但他們主要從事的是工程設計、規劃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需要更加扎實的理論基礎；而高職教育培養的是生產、管理、服務一線的技術技能型人才，需要的是技術性管理、服務的經驗和實際操作的能力。從職業崗位上看，中等職業教育培養的是技術工人或一般技術性崗位的熟練工人，而高等職業教育更側重于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高技能專門人才。高職逐步從普通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的培養目標中明確自己的定位而顯示本身的屬性，即高職教育的“高等性”和“職業性”，并且在構建職業教育體系中承擔起引領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任。

三、實現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建議

首先，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應主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高等職業教育是與區域經濟發展結合得最密切的教育類型，目前國家提出的“高等職業教育必須準確把握定位和發展方向，自覺承擔起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時代責任，主動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基本原則。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時期，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沒有實現良性循環，是高職教育發展面臨危機的根源。在目前勞動力結構中，中高級技術人才比例仍然較低，勞動者素質和從業人員技術水平較低，制約了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只剩下6年時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創新驅動發展的形勢越來越緊迫，培養具有高端技能、創新能力的人才是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使命。

其次，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必須通過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實現。人才培養模式是為實現人才培養目標而對其人才培養活動采取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方式，包括教育理念、專業設置、課程體系、教學評價等要素。高職教育要實現人才培養目標，需要樹立全新的教育理念，既突出高職教育的技能性、技術性，又注重學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即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均衡發展，將全新的教育理念貫徹到專業設置、課程改革、教學評價中去。高職的專業設置必須適應區域經濟“轉方式、調結構”的需要，突出應用性和針對性，課程體系的構建既要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又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教學要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推行行動導向的教學模式，加強與企業的結合，深化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這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保證。■

【注釋】

[1]彭騰.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歷史、現狀與未來[J].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6）

[2]（美）約翰?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34～335

[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譯.教育――財富蘊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11～15

第9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可持續發展 發展策略

工業化經濟的迅猛發展在給我們帶來巨大社會進步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在新的發展時期內，為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逐漸得到了人們的重視。如何將低碳經濟由理論轉變為實踐呢？首先要解析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然后就其內涵制定相應的發展策略。

一、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分析

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的發展觀。傳統的工業化經濟將經濟增長做為第一要素。在經濟發展中奉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物力去實現經濟的增長。這一理念的發展適應于世界大戰后，各個國家急需恢復元氣，迅速實現經濟增長的現狀。現如今，我國已經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率的傳統經濟模式逐漸制約了社會的進步，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被人們所關注。低碳經濟發展理念在積極承擔環境保護的同時更有效地提高了能源的利用，實現了節能降耗，更好地發展了新興工業。

低碳經濟滲透于傳統經濟發展理論時需與時俱進。傳統理論一味地追求商品價值而忽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從而造成大量自然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破壞。舊的模式必將被新的模式所取代。新的理論需要充分尊重自然，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理論應運而生，它實現了對自然資源的循環重復利用，注重了協調人與自然間的關系，實現了對自然生態的有效保護。低碳經濟的低投入、低排放、高利用率、高回報率，完全符合了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二、低碳經濟模式轉變的必要性

企業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當完成經濟轉型后，企業將收到豐厚的回報。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尚未完全充分理解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沒有意識到降低CO2排放量對于社會經濟長久發展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提高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不斷進行技術革新、有效資源配置，實現節能減排是當前企業拓展發展空間的重要途徑。

三、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踐策略

實現由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低碳經濟模式的發展需要全社會形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科學意識。我們將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國家發展的基本國策，通過宣傳教育等方式擴大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讓更多的企事業單位充分意識到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意義，從而將保護自然環境、減少環境污染的意識深入到每一個人心中。我國發明的電子產品互聯互通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范例。電子產品互聯互通是全球首個達到3C協同國際標準的產品，它可以在不同電子產品間互通并有效地節省資源浪費。英國在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方面的成果對我們也具有參考和借鑒的意義。如：向陽轉移房屋的設計和應用。它利用現代化科技將太陽能轉化為熱能并通過地熱管道實現不同房間的房屋保溫。

其次，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大對第三產業、服務型產業的扶持和發展力度，逐漸轉變經濟發展的側重點，減少工業生產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斷提高。人們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時對各種精神文化產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加。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也就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第三產業對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相對較少，也符合現階段人們的消費需求，符合可持續的發展觀念。經濟轉型時期，低碳經濟的實現需要國家大力扶持和發展第三產業，不斷協調產業結構發展，形成新的消費模式，進而促進低碳經濟的不斷完善與發展。

對于企業來說，企業管理者需要用科學的發展理念去管理企業。企業要積極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流程，實現最大程度的清潔生產。在逐漸剔除傳統的消耗性生產模式的同時不斷創新產品生產理念即從產品設計、材料選擇、制作工藝、生產流程等各環節進行科學管理，充分做到資源的再利用、再循環原則。這不僅有助于資源保護，也有助于縮小生產成本，擴大利潤空間。以“蒙牛”為例，為了實現低碳經濟發展，“蒙牛”建立了完善的生態戰略。近十年來，“蒙牛”在環保方面投入4億多資金建立了科學的萬噸級污水處理廠，實現了國家的一級達標排放。同時“蒙牛”企業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并成功進入了世界乳業前20強。

企業要想得到高速發展還需要不斷引進現代化綠色技術并建立生態工業園區。生態工業園區要求將不同的原材料通過廢物交換的方式實現再利用和再循環，其目的在于實現清潔生產，控制并不斷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工業生態園區的建設與發展存在著技術、資金方面的難度，這需要國家相關部門落實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扶持，企業也需要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引進優秀的技術與管理人才，將生態發展的理念不斷付諸于實踐。

上海國際節能環保園區就是低碳經濟轉型與發展的典型代表。園區前身為上海鈦合金廠，企業曾經是國內重點治理的對象。企業原廠的電能消耗占整個上海市的0.5%，煙塵排放達到了3000余噸/年，占全市的1/7。為了實現對環境的治理，企業引進了低碳經濟發展模式，通過治理革新使園區逐漸實現了由高耗能、高污染生產逐漸轉向低耗能、低污染生產。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低碳經濟的l展在我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將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選之路。

參考文獻：

[1]李英，陳向華.企業發展價值取向對林產工業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以大小興安嶺林區為例[N].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13，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