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證券化制度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資產證券化制度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排污權的資產屬性
及其證券化的意義
排污權交易是一種以達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為目的,利用經濟上的激勵來控制污染的行政手段。排污權交易是在滿足環境要求的條件下,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簡稱“排污權”),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一樣被買入和賣出,以此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實現環境容量的優化配置。從法律屬性上來說,排污權是一種環境容量使用權,是權利人對環境容量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是一種新型的物權。
——排污權的資產性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凡是供應人類需要的各種資源都有它的經濟價值。經濟價值本身主要體現其對人類的有用性。環境作為生產生活的載體,基于不同的用途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在中國的現行立法體系中,民法多體現為對權利主體的經濟價值的維護,環境法多強調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的保護。從市場交易的角度來看,排污權是生產經營企業實現其自身目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件之一。但具體到各個企業而言,由于各個企業生產效率不同,技術水平參差不齊,排污權對它們而言價值是不相同的,即排污權對交易雙方的效益不同,這為排污權的流通奠定了市場基礎。當排污權能夠通過利用或轉讓等方式來實現其對人類的價值的客觀存在,權利主體可以基于占有或者支配實現其經濟利益,并使其表現出經濟價值。
作為法律所確定的權利,可交易性是排污權必然的必然內容之一。盡管對環境資源的認識不一,但環境容量和景觀優美等生態效益作為無體財產權利己被肯定。環境資源以生態價值為人類提供生態服務,具有生態性。環境容量作為一種十分稀缺的特殊自然資源和商品是國家所有的財富。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政府通過發放許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將一定量的排污指標賣給污染者,實質上是出賣的環境納污能力。
作為一項個體性權利,排污權具有排他性。擁有排污權意味著擁有對該商品(或權能)的支配、占有權、處分權以及與之相關的收益權。所以,排污權的轉移是實現排污權價值的重要方式,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而排污權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易,實現控制污染,優化配置的目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排污權必須受到法律的保護,必須是可交易的法權,具有排它性。具有了特定性、獨立性并可以被支配的物權,當然也就獲得了排他性。
——排污權資產證券化的可能性
資產證券化指將具有相似特性之資產加以群組化(Pool),并將未來之金融孽息自原債權人,亦謂發起人)之財產中分離出來,納入另一主體,以隔離原債權人之信用風險,之后將該資產連同其所生之孽息予以整合包裝(Packages),并發行有價證券,以依存于該資產未來所產生之現金流量作為支付證券持有人之來源。
隨著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其標的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信貸資產。ABS的范圍擴大到有其他資產支持的證券化,包括企業應收賬款證券化、信用卡貸款證券化、汽車貸款證券化、租賃款證券化等。國際社會目前已經公認,廣義的證券化是指愈來愈多的資金募集,以證券作為媒介的一般化現象。將排污權打包為資產證券再加以出售,顯然是屬于廣義的資產證券化范圍。
1、資產證券化的條件
不是所有資產都能通過資產證券化融資,能用來支持或擔保證券化的資產必須要有以下特征:
其一,資產形成的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的現金流,可以同其他資產所形成的現金流相分離,即該資產權益相對獨立,出售時不易與其他資產相混淆。這是資產可被證券化的基本前提。其二,從技術上看,被證券化的資產還必須達到一定的量。如果規模較小,就需要找到與其性質相類似的資產,共同組成一個可證券化的資產池,從而達到規模經濟。其三,被證券化資產的資產收益率具有可拆分的經濟價值,即資產必須具有可充足性,資產證券化的本質要求組合中的各種資產的期限、風險、收益水平等基本相近。其四,資產持有者要具備某種提高擬發行資產證券信用的能力,即需要對所發證券進行信用提高。
2、排污權資產的可證券化
排污權的內容由于具有消費的準公共物品性、經營上的自然壟斷性等特點,導致了其經營期間的現金收入流相對穩定,從而能夠形成證券化資產的有效供給。
排污權交易的另—個特點是規模效應。我國是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生產建設上都有大規模的投資,其中環境保護投入也隨之而增長。環境成本作為企業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將這些項目進行資產證券化完全可以形成足夠規模的相似條件的資產組群。
由于環境排污運營期較長且遵循一定的自然和產業發展規律,其融資期和風險期都相對穩定。因此在構建資產池時,組合中各批次項目的期限基本相近,風險收益水平也能維持在固定的穩定水平。
此外,環境治理項且和投資涉及國計民生,也符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獲得政府擔保,能實現較為明確的信用等級。
因此,排污權本身的資產屬性以及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決定了其可以適應資產證券化融資的方式。
——排污權資產證券化的意義
我國目前排污權交易還不完全是一個自發的市場行為。實施排污權交易尤其是在將其資產證券化后擴大了污染防治的參與范圍,有利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如果環境保護組織或個人希望改善環境狀況,可以進入市場購買排污權,然后將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再賣出。因為排污權總量是受到控制且不斷降低的,所以通過這種囤積的方法可以改善當地環境質量。這是傳統的環境管理模式無法實現的功效。美國的一些環保組織向社會募集捐款用于購買排污權,并且得到了熱烈的響應,這對活躍排污權交易市場是大有裨益的。
排污權交易資產證券化有利于擴大交易范圍,實現產業間無界限交易。目前國內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僅僅存在于一氧化硫等少數污染治理的項目,并且實施該制度的范圍也不是很廣,在今后的發展中,排污權交易制度要不斷拓寬交易對象的范圍,擴大交易制度實施的區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發揮排污權交易制度的作用。而啟動資產證券化可以有效解決流動性與賣方市場的問題,擴大交易范圍。
啟動排污權交易資產證券化對國內經濟發展來說是一件大好事。不僅解決了國內環境排污的融資需求,而且擴展了國內金融市場,加快了銀行、證券、信托等金融市場融合,促進國內金融產品的創新。資產證券化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排污權資產證券化的實現方式
排污權交易存在交易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一級市場是國家或政府與排污權使用者之間的交易,而排污權使用者之間的交易為二級交易。一級市場的交易實際就是國家環保部門的初始排污權分配,因此,此處講的交易程序主要是針對二級交易而言的。
——基礎資產和資產池的確定
目前我國確立排污權的基本做法是擁有剩余排污權的單位向地方環保行政部門提出排污權交易申請,并提報交易意向書、交易可行性評估報告、環境監測單位核定的雙方污染物近年度排放狀況等支持資料,按照等貢獻值原則,確定排污權需求方和供給方的具體排污權交易數額,并對由于排污權交易引起的排污狀況變化對環境的影響做出評價。環境保護部門根據交易申請人提供的材料,對市場主體的資格、排污交易權限進行審核,核定供求雙方的具體排污權交易數額,并確認是否同意這宗排污權交易的實施。
確定基礎資產并組建資產池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環節。基礎資產是指被證券化的資產。原始受益人(即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金融機構、制造和服務企業是主要的發起人)首先根據自身資產證券化融資需求的目的,通過發起程序確定用于資產證券化的資產,并據以對所擁有的能夠產生未來現金流的資產進行清理,估價,確定可以證券化的資產數額,將這些資產匯集形成一個資產池。
排污權交易中的對象為排污權,其資產證券化針對的資產即為經過分配后的排污權。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排污權交易中的排污權是剩余的排污權,其總量需要得到控制。排污權剩余方將剩余的排污權存入排污銀行。
——排污權資產的轉移及其運行風險
確立了資產池后,資產原始權益人或稱發起人需將資產轉移給一個特設機構。這樣的轉移可以采取真實出售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信托的方式。其目的主要是將資產的風險和發起人的風險相隔離,這是整個資產證券化非常重要的一環。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價值在于所發行的證券是以資產和其上可預期的現金流為支撐的,從而使得證券的價值與發起人的原始信用分開,并使企業信用等級較低的企業的融資可以獲得較高等級的評級,從而降低了其融資成本,提升融資市場的效率。
SPV是資產證券化風險遠離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證券化當事人設立的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實體。SPV只擁有名義上的資產和權益,其實際管理委托他人進行。一般情況下,SPV的資產由發起人進行管理;而其權益則全部移交給一家獨立的受托管理機構進行托管,然后發行資產支撐證券。受托管理機構代表投資者持有證券的全部權益。或者SPV本身可以設立為一個營業信托。威脅SPV的破產風險主要有兩種,一個是發起人的破產風險,還有便是SPV自己的破產風險。
發行方發行打包資產證券化后的排污權。為了向發起人支付購買資產的對價,SPV在資產轉移至其處并對資產池進行了必要的信用加強和評級后,就可以發行證券了。一般說來,如果SPV被設計為公司,則所發行的資產支撐證券為優先股或者債券,如果SPV被設計為信托,則所發行的證券為債券或者受益權證。
——排污權資產的信用評級和信用增級
第2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金融監管 問題 措施
資產證券化源于美國60年代末的住房抵押證券，發展至今日，已經成為近三十幾年來世界金融領域發展最迅速的金融創新工具。資產證券化以其獨特的融資形式，吸引了廣大投資者，極大地豐富了金融服務與產品。
一、資產證券化及其現狀
1、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以特定資產組合或特定現金流為支持，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通過資產證券化，可以將流動性較低的資產轉化為具有較高流動性的可交易證券，改善資產結構，提高基礎資產的流動性。
2、中國市場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中國的資產證券化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發展緩慢，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也比較小。目前，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呈現以下特點：
(1)發行規模增大，種類增多，機構投資者范圍增加。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涉及不動產，應收賬款，信貸資產，收費項目等，種類繁多。其發行規模2005年為81.96億元，截止2008年末已經達到302億。
(2)二級市場資產證券化交易不活躍。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機構投資者以大宗交易為主，一般會將證券產品持有至到期，從而導致市場流動性不足。
(3)基礎資產供需矛盾，市場運作與目標不符。證券化基礎資產應是預期未來帶來穩定收益的正常資產，然而，就目前的市場表現來看，基礎資產中不良資產比重偏大，投資者必然失去信心，導致資產證券化交易受困。
二、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現況及問題
中國的資產證券化起步比較晚，至今也未形成一個成熟的市場，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問題。
1、法律法規體系不完整。目前沒有一部專門針對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完善使監管存在很多漏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法律法規體系內容不完整，調整范圍有限，監管效率低；二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對資產證券化的規定出現重復與真空現象。
2、監管出現分裂現象。目前我國的監管體制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因此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出現了分裂現象，一部分是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另一部分是企業資產證券化。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由央行和銀監會監管，只在銀行間市場上交易；而企業資產證券化則在證券市場上流通，受證監會的監管。
3、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監管當局缺少足夠的信息，監管失效。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資產證券化會計信息披露立法不足，相關規定較少。二是信息披露的內容不全面，缺少很多信息，尤其是表外業務方面的信息。
4、監管機構間交流過少，人員素質有待提高。“分業監管”體制使各監管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導致監管混亂。監管人員的素質偏低，缺乏該有的職業道德素養，甚至出現道德問題。監管人員利用資產證券化相關法律漏洞及職務便利，鉆營謀利，破壞監管環境。
三、資產證券化監管措施
面對上述問題，監管當局應積極尋求解決措施，維護市場秩序，保證資產證券化的良好運行。
1、建立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為了更好地發揮監管職能，監管機構應聯合立法機構對資產證券化進行統一立法，建立專門的法律，確立統一的發行、上市、交易規則等，完善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體系，規范資產證券化的運行。
2、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分業監管體制導致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分裂，因此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勢在必行。資產證券化在金融領域的分量加重，若沒有專門的監管機構，必然導致金融市場混亂。為了明確分離各種金融業務，實現市場有序運行，應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或實行專門的監管體制。
3、堅持審慎監管原則，堅持外部擔保制度。遵循審慎原則監管資產證券化交易，其中對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創立監管尤為重要。項目創立時，應謹慎態度，可以避免惡性“鏈條效應”，最大限度的防范和控制風險。堅持外部擔保制度，是指監管機構在對資產證券化業務進行監管時應著重注意其外部擔保，確定其真實性、合法性、可靠性，以保證交易的完成。
4、完善對資產證券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是非常有效的一種監管措施，完善對資產證券化信息披露的制度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出發：一是信息披露的內容。對資產證券化的信息披露應增加表內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以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并對眾多的表外業務信息進行披露。二是信息披露的質量。監管當局應對信息披露質量作出明確規定，如及時性、相關性、可理解性等。
5、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提高監管當局人員素質，建立監管人員激勵約束機制。各監管機構可以定期舉行見面會，加強交流溝通。另外，監管機構應對監管人員進行分批定期培訓，提高監管人員素質，加強職業道德。監管機構還可以建立適當的激勵約束機制，以此規范監管人員行為，提高監管效率。
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潛力巨大，中國市場亟待完善，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將有效促進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對資產款證券化的監管既需要監管機構的負責審慎，又需要金融機構對自身行為的約束與規范，只有如此，資產證券化才能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證券業協會編.《證券市場基礎知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宮芳.《企業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建議》.《華北金融》,2007;第11期
第3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摘要】資產證券化于20世紀70年代末起源于美國，首先被用于住房抵押貸款問題的解決，經過40多年的發展，資產支持證券已經成為一種應用廣泛的金融創新工具，學術和理論界也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理論；實踐；風險
1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國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資產證券化進行研究，主要從資產證券化定義、動因、風險、定價及收益等角度進行分析，對資產證券化結構設計已深入到利用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的層面，理論研究相當成熟。
1.1資產證券化的定義
美國投資銀行家 Lewis S.Ranier（1977）首先提出“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這個概念。James A.Rosenthal & Juan M.Ocampo（1988）認為，廣義的證券化是指一切以證券為媒介的一般化現象。“證券化之父”Frank J.Fabzzi教授認為資產證券化可被視為一個過程，通過該過程將具有同類性質的貸款、租賃合約、應收賬款、分期付款合同以及其它缺乏流動性的資產打包成可在市場流通的帶息證券。
1.2資產證券化的動因
上個世紀50年代，Anrrowand Debreu 運用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證明了經濟主體可以利用有價證券來防范金融風險，從而為金融資產證券化的理論動因提供了依據。Steven L.Schwarcz（1994）將資產證券化視為一種“煉金術”，即通過資產證券化的運作原理與機制，企業可以通過SPV從資本市場上籌得資金，從而降低融資成本。Claire A.Hill（1996）認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風險隔離機制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成本。
上述相關理論主要是按實踐進程發展延伸的，相對集中于論述證券化某一單一方面的社會經濟功能。與此同時，很多國外學者從綜合性角度對資產證券化的積極效應進行了考證。JureSkarabot（2001）指出證券化是公司價值最大化的最優選擇；Gorton & Haubrick（2003）論證了流動性假說理論，提出商業銀行的證券化能力可以影響其流動性風險的大小；UgoAlbertazzi（2011）發現證券化市場能夠提供有效轉移信貸風險的工具。
1.3資產證券化的風險
大量國外學者運用蒙特卡洛分析、期權定價和偏微方程等數理方法，對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風險與收益進行了定量分析。關于資產證券化的風險，主要研究了三方面：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計量、風險控制和風險監管。
關于風險計量，國外對信貸資產證券化風險的研究較多。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風險來自基礎資產的信用風險和交易結構的證券化風險，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主要關注的是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風險。
關于風險控制，普遍認為其實質是風險隔離。Gortona & Pennacchi（1995）提出y行對貸款者的審查和監督將隨著貸款風險的轉移而弱化。Hugh Thomas（2001）指出資產證券化自始至終與金融機構的貸款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資產證券化的信用風險治理應回歸到基礎資產的信用風險治理中。
關于風險監管，該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Mark Fagan（2009）研究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和金融體系，從全球視角評估了資產證券化監管效果。James R.Barth（2013）指出金融監管部門犯下的錯誤以及對既有監管缺陷的無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累積，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2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資產證券化的嘗試，于2005年開始推進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同時逐步深入。總體來看，我國關于資產證券化的研究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
2.1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前的引進探討階段
張超英（1998）在其著作《資產證券化――原理.實務.實例》第一次系統地對資產證券化的原理、評級、會計、稅收問題以及資產證券化國外經驗等方面進行介紹。汪利娜（2002）詳細分析了資產證券化的美國、加拿大、歐洲和香港模式，并結合我國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提出了適合我國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可行模式。在發展模式問題上，陳裘逸（2003）提出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應該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不一定要照搬美國的“真實出售”模式，可以考慮采用從屬參與模式。
該階段主要引進介紹國外資產證券化基本理論，并從實踐角度探討我國開展資產證券化的可行性和潛在問題。
2.2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中的深入研究階段
洪艷蓉（2006）認為在試點階段，由于我國目前特定的金融市場環境所造成的發生于不同監管主體和市場主體之間的制度競爭利弊共存，應該通過制度協調來營造健康市場。梁志峰（2008）運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從提前償付與違約行為、風險隔離制度和現金流管理等角度研究了證券化風險管理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
該階段主要以資產證券化結構為切入點，深入剖析我國證券化實踐的現狀與不足，提出相關建議。
2.3金融危機后的重新審視階段
2008年金融危機后，國內學者對資產證券化進行了重新審視，形成了大量的反思性文獻。李明偉（2008）從資產證券化的復雜性、真實銷售和信用風險分散功能三個方面闡述資產證券化作為創新融資工具所具有的內在缺陷。溫馨（2009）認為資產證券化在過度擴張中可能出現異化，因為其具有風險創造和風險規避的內在矛盾。
該階段理論界開始反思資產證券化存在的先天缺陷，集中研究了監管、制度和風險等方面的問題。
2.4近年來的繼續發展階段
近年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逐漸淡去，資產證券化業務又重新活躍起來，相關研究也逐漸豐富起來。巴曙松（2013）指出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正處于二次發展時期，各項業務的試點范圍也在慢慢擴大。趙燕（2015）研究我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發現其存在貸前審查不規范、貸后管理忽視等問題，進而提出通過購買保險轉移風險、利用計算機技術加強管理等有效建議。
該階段主要針對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實踐特點和現實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3總結與評價
國外對資產證券化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早，伴隨著其實踐領域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不斷演進和創新，其相關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具有鮮明的創新性。國內研究起步于向西方的借鑒與學習，伴隨著我國資產證券化試點實踐的發展而呈現出階段性特征。
總體來看，目前對于資產證券化的國內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角度或某個方面的解讀，系統深入的整體性研究并不多見。
參考文獻：
[1]巴曙松.資產證券化與銀行風險控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3（11）：1517
第4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現狀 發展對策
一、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主要分為兩大類型，即以銀監會為主導的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以證監會主導的工商企業資產證券化。其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作為應對流動性緊張的一種重要手段和調整工具，在法律和實踐中都比較成熟，但仍然容易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而且由于銀監會對銀行信貸證券化產品的審批手續復雜，導致其發展節奏緩慢；而工商企業資產證券化，由于證監會對企業的會計和法律界定不夠明確，將企業資產證券化完全消化在證券行業內部來運行和管理，造成了與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無法在統一的市場上交易。證監會對工商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還處于一事一批的階段，沒有完善的法規系統來對企業資產證券進行規范，隨著2012年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創新，將來有望對其轉為常規化管理。
二、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1、我國資產證券化法律不健全。盡管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已經形成，我國資產證券化方面的法規還極其匱乏，造成資產證券化管理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到目前為止，主要是2005年央行和銀監會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和《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但這兩部管理辦法僅是部門規章，立法層次較低，無法適應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需要。這不僅表現在資產證券化的核心步驟“真實銷售”無法得到相應的法律保障上，還表現在我國現行的各項法規中與資產證券化業務存在的矛盾上：比如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重大創新的“特殊目的載體”與我國現行《公司法》中有關公司設立的條件間的矛盾未得到解決；我國《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阻礙了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債權轉讓的進行等等。
2、監管不到位，束縛資產證券化規范發展。目前，無論是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方面的監管，還是工商企業資產證券化方面的監管，都是一個相當薄弱的環節，監管問題。從監管主體上講，如果是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會涉及到人民銀行和證監會兩個監管主體：如果是工商企業資產證券化， 會涉及到計委、經貿委、財政部等。由于監管主體較多且分散于多個部門，沒有主要的對口監管部門，從而形成了目前這種“多頭監管”的局面。“多頭監管”最大的弊端是責任劃分不明確，每個部門都承擔了一定的監管職能，由此造成的碎片化的監管缺乏完整性、統一性和有效性。
3、缺乏多層次的資產證券化市場體系。從目前情況看，由于大多數券商對一級市場一般都有大量的研究儲備，又擁有良好的技術研究支持，加之管理層的積極推動、企業的迫切融資需求和逐步完善的相關環境，使我國資產證券化一級市場表現活躍；而由于很難在二級市場上找到交易對手，使二級交易市場的流動性較低，造成了較為冷清的現狀，而沒有流動性良好的二級市場，就難于實現對標的資產相關風險的有效分散。
4、中介服務機構的質量不高。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涉及到最重要的中介服務機構包括資產評估機構和資信評級機構。但是我國資產評估行業和資信評級行業還遠遠不能滿足資產證券化發展的要求。資產評估行業主要存在資產評估機構過多過亂，評估難以做到獨立、客觀與公正，導致評估尺度不一和行業內的不正當競爭激烈；資信評級行業由于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主要存在資信評級機構動作不規范、信用評仍標準缺乏、公信力不高，投資商對其認識不夠，往往出現資信評級結果得不到投資商認同的現象。
三、推動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對策
1、健全市場法規，規范市場秩序。由于資產證券化產品涉及主體繁多，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迅速，因此必須借鑒資產證券化發展成熟國家的經驗，加快制定專門的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確立統一的發行、上市、交易規則，建立資產證券化統一的法律法規體系，解決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貸款擔保、資產池管理等一系列問題，明確資產證券化市場各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保護投資者權益不受損害。此外，還必須完善、調整與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相匹配的相關法律制度，如《公司法》、《信托法》、《合同法》等，建立一整套系統的資產證券化法律體系，使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的資產的真實銷售、破產隔離、“特殊目的載體”等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從而為資產證券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2、完善監管體系，促進良性發展。目前，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監督管理尚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系統的法規和制度框架，因此，政府主管部門需要調整監管責任，加強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明確監管部門之間的分工協作，劃分各監管部門的監管權限，履行監管職責時加強協調和溝通，形成發展資產證券化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要求各監管部門要監管到位、措施得力，加強對證券化產品杠桿率的控制和對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比率管理，全方位嚴格控制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經營風險，促進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健康發展。
3、培育二級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產證券化市場體系。應積極采取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推廣固定利率貸款、加強信貸資產及其證券化產品的數據庫建設等各種措施，適當地放寬機構投資者的準入范圍，壯大資產支持證券的潛在投資者隊伍，尋找更好的投資品種，發掘出更多的證券化產品，積極培育資產證券化二級市場，提高二級交易市場的流動性和活躍度，使其與一級市場均衡發展、互為補充，從而形成多層次、立體化的資產證券化市場體系。
4、提高中介服務機構服務質量。政府主管部門應當制定行業準入制度和從業人員準入制度，以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規范資產評估機構和資信評級機構的行為，建立完善的資產評估標準體系，采用科學的評級方法，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增強中介服務機構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從而使中介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得到提升，為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提供保證。
參考文獻：
[1]趙旭.日韓資產證券化發展的經驗與借鑒[J]/亞太經濟，2010；4
第5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一、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概念
所謂資產證券化，通常是指以證券進行融資，包括債務融資證券化和資產證券化，其實質是金融資產以證券形式轉讓的過程。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就是將處于非良好狀態的，不能及時給銀行帶來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難以收回本金的銀行資產以證券形式轉讓的過程。
二、我國銀行推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現實意義
從商業銀行角度看，實施資產證券化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我國銀行適應現代金融業發展趨勢。借助資產證券化，國際先進商業銀行有效解決了借短貸長的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問題，大大增強了資產負債管理的主動性和靈活性，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資產證券化的實施，無疑為我國商業銀行適應現代金融業的發展和經營管理模式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二）有利于我國銀行綜合經營發展。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實施，開辟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鏈接與融合的新通道。它的發展，不僅增加了新的市場工具，健全了市場定價機制，拓寬了投資者的投資渠道，而且也為商業銀行主動創新求變，積極開展綜合經營，努力實現經營戰略轉型奠定了基礎。
（三）有利于我國銀行增強風險管理能力。從我國現實情況看，資本約束、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已經從如何有效配置風險層面對銀行風險管理提出了要求。但是，商業銀行還缺乏有效的、主動的風險管理手段和風險管理工具。鑒于資產證券化是一種將銀行靜態的、難以分割交易的資產，以標準化合約的方式，分散成小額的可交易資產，然后打包在金融市場上發售的活動，它為我國商業銀行有效解決信貸資產的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增強風險管理能力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三、我國實行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增強風險觀念，健全風險管理模式。目前，對于風險的認識，國內各家銀行是比較到位的。但是，風險管理的制度體系和技術體系還不能適應風險管理的要求。國內商業銀行現有的組織架構、管理流程、管理政策基本上是以“業務管理”而不是以“風險”為基點的，風險管理文化還很不扎實。從技術體系看，國內商業銀行盡管都在積極引進和開發各種先進的風險管理系統，但實踐中信息系統在風險管理中的“話語權”依然比較低。為了確保資產證券化的健康發展，商業銀行應加快風險管理模式的轉變，不斷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二）開發人力資源，大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目前，商業銀行急需培養既掌握法律、信用評級、會計、稅收方面知識，又熟悉資產證券化運作的復合型人才。風險始終與金融創新相伴相隨，隨著試點的擴大，資產證券化本身的風險也可能會有所暴露。為此，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加強對試點工作的監管；繼續完善有關法律、稅務、會計制度法規，不斷提高銀行監管水平，減少各環節的道德風險；增強銀行信息披露的范圍和透明度，降低資產交易風險；以資本、外匯市場發展帶動資產證券化發展，以減少交易結構風險；大力發展相關中介機構，盡快建立客觀公正的市場中介服務體系。
（三）積極引進外資，完善相關環境。分別與國際資產管理公司合作、打包賣給跨國投資銀行和公開拍賣。需要完善的環境包括：健全法制制度，即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善以及加強執法力度；完善處置環境，包括建立權威的中介機構和不良資產公開拍賣；完善外資投資環境，包含簡化外資的市場準入、提供公平的稅收待遇和放寬外匯管制。
（四）調整資產結構，加快金融創新。加快經營戰略轉型，對我國商業銀行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現有的融資制度和社會融資需求條件下，在商業銀行傳統的業務領域，仍存在大量獲利機會。信貸資產證券化出現以后，商業銀行需要重新思考資產結構的調整策略和資本配置策略。最理想的狀態是，在轉型過程中，既大力發展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又不放松許多傳統業務的發展機遇，在更高層次上，充分實現資本充足率、業務發展、風險和盈利之間的綜合平衡。
（五）鼓勵創新，推動資產證券化品種的多樣性。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與產品的多樣性不無關系，產品的多樣性增加了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在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產品有巨大的需求和供給潛力。鼓勵創新，推動各項資產證券化，增加市場上資產證券化的品種，有利于資產證券化發展。因此，我國應鼓勵創新，增加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品種。
第6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交易結構 法律風險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2.287 【文獻標識碼】A
資產證券化概述
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為華爾街金融大鱷的一種金融創新工具，自誕生以來深受資本市場的喜愛，已然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及企業的一種全新融資模式。然而，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創新型金融工具，普通投資者很難辨別其中的投資風險，基于消除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原則，信用評級機構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作用便顯得尤為突出，甚至是普通投資者進行投資時唯一的可信賴工具，而信用評級機構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卻趨向于隱瞞風險、調高評級，以達到運作更多項目、收取更高費用的目的，這也成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致命缺陷。
有鑒于此，我們甚至可以說資產證券化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能有效加以利用，很可能重蹈2008年次貸危機的覆轍，中國資本市場作為一個全球資本市場的后起之秀，更應格外注意其中暗含的種種風險，以達到趨利避害的金融創新目標。
資產證券化的定義。資產證券化源自美國，因而在探討其準確定義時有必要追根溯源，還原其本來面貌，經過大量的文獻檢索，筆者傾向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資產證券化的定義，即“資產證券化”是指將企業（資產出售方）將其所有的流動性較差的存量資產或存在穩定現金流的可預見未來收入整理和包裝成為資本市場上更易銷售和流通性更強的金融產品的過程。在這一運作過程中，為有效連接交易雙方，存量資產會被賣給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中文多翻譯為特殊目的載體），然后由SPV或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向社會公眾投資者發行證券以獲得資金，實現存量資產提前獲得現金資產的目的。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體制、法律制度以及資本市場交易規則等方面的差異較大，在資產證券化本土化過程中，我們應該持審慎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資產證券化的分類。資產證券化因其交易結構的靈活性、資產配置的復雜性而顯得神秘莫測，但究其本質，基礎資產是資產證券化的起點，抓住了資產證券化背后的基礎資產，便握住了資產證券化的命脈。依據基礎資產的不同，可以將資產證券化產品分為四類：一是實體資產證券化，主要指實體資產和無形資產經過一系列處理成為標準化金融產品上市流通的過程；二是現金資產證券化，主要指將現金投資證券產品后，從而將現金轉化為證券的過程；三是證券資產證券化，就是將證券投資基金、認股權證等金融衍生工具發行上市流通的過程；四是信貸資產證券化，主要指銀行等金融機構將缺乏流動性的信貸資產重組打包成標準化產品，發行證券流通的過程。第四種模式也是目前國內最流行的資產證券化模式。
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分析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資產證券化可以實現將流動性較差但是可以在未來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一定的交易模式設計，對基礎資產中的風險和收益等基本要素進行劃界、分離與整合，從而將其轉化為資本市場上可以自由流通的證券性資產的過程。資產證券化有別于以往的表外融資、結構性融資和資產信用融資等傳統融資方式，究其本質，是通過一系列邏輯嚴密的設計實現將流動性不足、但具有穩定可預期的現金流的債券性資產轉化為具有充分流動性、并經過有效風險隔離措施的資產分離與重組過程。
資產證券化的交易流程。主要包括五個步驟，各步驟涉及的交易內容和法律結構各不相同。（如圖1所示）
第一步：發起人（sponsor）作為資產證券化的起點，會將應收賬款出售給SPV（即特殊目的載體），當然這里的出售必須是“真實出售”，因為只有真實出售才能有效防范證券持有人對發起人的追索權，并且發起人如果經營不善破產時，對應收賬款亦無要求權，從而達到風險隔離的效果。
第二步：SPV將購買的應收賬款等基礎資產進行分離、打包、重組，并以此為基礎發行可以支持特定期限和收益的可在資本市場自由流通的標準化證券產品。仔細分析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發現SPV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有效控制基礎資產，SPV可能由發起人實際所有或者間接控制，為了防止其自愿性破產，可以引入獨立董事制度；與此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債權人迫使SPV的非自愿性破產；還可以通過限制SPV的業務范圍等有效手段防控可能存在的風險。
第三步：通過多渠道進行信用增級。具體的增級措施主要有：使用銀行信用證或者通過保險公司購買商業保險，使得資產證券化后的證券在發生違約風險時，普通投資者可以獲得相應程度的補償，整體而言，能夠有效降低企業的風險。當然，在增級過程中，為資產證券化產品進行增級的相關金融機構的信用等級不能低于需要進行增信的證券產品本身的安全等級，否則，達不到增級的效果；理論上，也可以通過發起人的超額擔保來進行信用增級，但超額擔保會額外增加發起人的財務成本，降低資產證券化的整體競爭力，所以在實踐中并不會被廣泛運用。除此之外，還可以將資產證券化產品分為優先和次級兩部分，在出現風險時，由次級證券先承擔損失，當然為了補償其損失，次級證券的利率會高于優先證券，以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平衡，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均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買到對應的金融產品，正因如此，優先/次級結構增級方式很受市場歡迎。
第四步：進行外部信用評級。由于資產證券化產品進行了復雜的包裝重組，普通投資者不具備識別相關風險的能力，很難就證券產品的優劣作出判斷，為了幫助投資者識別其中的風險，這項工作就需要交給專業的外部評級機構進行，例如：美國的標準普爾、穆迪等知名信用評級公司會根據資產證券化產品風險的大小進行信用評級，主要級別從AAA到C九個等級，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風險偏好選擇不同等級的證券產品。
第五步：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銷售和售后服務。SPV所具備的獨特結構和業務范圍決定了其不可能獨立承擔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重組與發售工作，必須引進外部成熟的中介機構來完成這一工作，投資銀行便承擔了資產證券化流程中的融資顧問和證券承銷職能，使得整個流程順利運轉起來。普通投資者購買該金融產品后，可以獲得穩定的現金流回報，穩定的可預期的現金流來源于基礎資產即應收賬款，然而普通投資者不具備相應的專業技能和條件去監管這一運營流程，那么這時候就需要專業機構來進行這些業務操作，這些專業機構就是服務人（servicer），而資本市場上的通行做法是服務人由發起人擔任，不得不指出，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因缺乏內在激勵機制服務人可能對資產池采取消極放任態度，而普通投資者限于各種各樣的外部因素也無力對這一過程進行有效監督，此時受托管理人（trustee）便應運而生了。受托管理人作為普通投資者的利益代表，主要負責監督資產池的運營情況和服務人是否盡職盡責，同時，受托管理人也代為管理服務人交付的本金和利息。
正是通過上述五個操作步驟，一個完整的資產證券化運作流程便清晰呈現在我們面前，在分析資產證券化流程時，要善于抓住SPV這一承上啟下的樞紐，仔細領悟其在整個運作流程中的功能及效用，其次，還要抓住風險隔離制度，只有充分理解上述兩個核心節點才能充分理解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機理，在后文法律風險分析階段，筆者仍會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風險隔離制度。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能否將基礎資產通過一系列包裝重組后在資本市場上自由流通，取決于基礎資產的優劣。基礎資產優良，加之信用增級，可以有效增強證券化產品的質量；反之，基礎資產較差，則無論通過何種措施，都難以達到預想目的。因而，為了保證和實現基礎資產的信用，防范可能發生的系統性金額風險，需要在制度上對相關風險進行隔離，從而防患于未然。
更進一步分析，資產證券化風險主要來自基礎資產和相關運營主體的破產風險，正因如此，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風險隔離制度經常被直接稱為破產隔離制度。從廣義上講，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防止任何參與主體的破產對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有效支付所造成的沖擊都屬于風險隔離機制；從狹義上講，對于資產證券化產品，即將產生現金流的資產與發起人及其他相關主體產生的任何財務風險進行隔離，確保基礎資產產生的穩定可預期現金流可以按照預先結構設計向投資者進行償付相關證券權益，實現資產信用融資。
為了有效實施風險隔離制度，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會通過兩個關鍵步驟實現這一目標：一是在交易結構中設立SPV（即特殊目的載體），二是實現資產的真實出售。上述兩項措施可以有效將基礎資產和其他資產的風險隔離開來，從而提高營運資本的安全性。
正式破產隔離制度的有效運行，近年來大量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得以大賣，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風險隔離制度具有以下好處：一方面，資產隔離制度設計的初衷及時隔離參與主體的破產風險和基礎資產的自身風險對投資人投資權益造成的傷害，為了有效實施這一制度，會引入外部評級機構，對相關風險進行分析、調研，并向公眾投資者進行披露，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整體運營成本。
另一方面，風險隔離制度有效實施后，資產證券化運營過程中的相關法律設計可使相關參與主體徹底遠離其設立目的以外因素的干擾，達到自主運營、獨立續存、延續設立該法律主體的目的。換句話說，這使得基礎財產脫離發起人所有，成為獨立財產，具有獨立人格，不受原發起人破產風險的影響和支配。
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風險分析
通過上文的討論，我們對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仔細觀察資產證券化的交易流程圖，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必不可以缺少的一環是引入外部獨立律所對交易風險進行評價，主要以出具法律函件及法律意見書等形式進行。而法律的不確定性以及法律意見書中的格式條款、模糊概念卻實實在在地成為資產證券化中的不穩定因素。事實上，法律風險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一直存在、相伴始終的重要風險。申言之，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是建立在財產信托相關法律基礎上的，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中還缺乏對資產證券化內容具體而明確的法律規定。進一步講，沒有完善的法律規制體系，就很難界定交易參與方的權利義務邊界，降低交易風險更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撐。
舉一例以明之，我國合同法規定，債權人轉讓債務時要及時通知債務人，在債務人接到債權轉讓的通知時債權轉讓才對債務人生效，即對債務人采取“通知到達生效主義”，依據該條法律，我們可以推知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債權轉讓亦要通知每一位債務人，然而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數額龐大，涉及的債務人眾多，逐一通知不光會帶來繁瑣的操作難題，亦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很難實際予以運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會成為壓垮資產證券化的最后一粒石子。因而確立以公告或者登記通知債務人的法律有效便成為主流選擇，這一模式既方便操作，也可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從上面這個簡單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法律風險是隱藏在資產證券化交易鏈條中的巨大潛在風險，并具有沿著鏈條進行鏈式傳播，不斷放大的趨勢。因而投資者在進行資產證券化金融產品投資時，要格外關注上述法律風險，對不懂的地方，要詳細閱讀第三方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了解產品的基礎特性、責任范圍、賠償標準等核心問題，從而降低自己的交易風險。尤其是風險隔離制度中的法律風險尤為值得關注。
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內涵。從經濟學意義上講，資產證券化可以有效將流動性低甚至缺乏流動性的資產通過一系列結構設計分離和重組生成可以自由流通的標準化金融產品，這一過程中重要的環節包括：一是建立基礎資產池；二是設立SPV（即特殊目的載體）；三是實現資產真實出售；四是債務分層。筆者在這里想強調資產證券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是一個法律過程，從法律角度分析，“資產證券化實質上就是將現有或未來必定發生的金錢債權轉化為證券形式的一種融資方式。”這一定義明確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內涵（當然資產證券化不僅包括債權，還包括物權、股權，不過國內最流行的是債權資產證券化），其實資產證券化包括了債權轉讓和權利證券化這兩個基本過程，是兩者交織的一個綜合過程，資產證券化產品是最終的成果，呈現在每一位普通投資者面前，最終實現了將民法上的債權、物權、股權等流動性差的權利狀態激活，將這些權利與自由流通的金融債券結合，化無形的權利于有形的憑證，既實現了融資目的，又為普通投資者創造了新的投資渠道。
資產證券化蘊含的法律風險。完備的法律制度是資產證券化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均需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持，大到SPV結構、破產隔離制度，小到法律意見書的出具，方方面面均離不開法律的支撐。然而我國證券方面的立法卻存在大量的功課要補，一方面法律本身的“滯后性”特征加劇這一現象，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結構新穎，且常變常新，立法者亦缺乏信心將立法過程跟上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步伐，甚至主動“裹足不前”，這些因素無疑加劇了資產證券化的野蠻生長。誠如，資本市場追求利益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在法律層面上，我們要具有前瞻意識，主動預防可能發生的各類風險。
具體而言，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存在以下幾點法律風險：一是在普通投資者持有證券化產品期間，相關法律法規修改甚至出現廢除等現象，造成投資者不必要的損失；二是法律意見書本身蘊含的不確定性風險，例如其中的格式條款、模糊條款等；三是資產證券化融資所依賴的法律意見書的撤回將會對債券持有人的權利產生威脅。資產證券化所依據的法律發生變化將會給新興資本市場主體帶來巨大的危害，我國在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產品。因而，加強風險防范意識、趨利避害，將是每一位金融從業者和學者常思常新的話題。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資產證券化產品作為促進我國金融產品創新、豐富投資者投資渠道、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均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如何做到安全性、風險性、收益性和便捷性的合理平衡，是中國乃至全球資本市場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結合具體國情，筆者認為我國需要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盡快完善相關立法，讓法律為資產證券化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保駕護航。
第7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關鍵詞：不良資產 資產證券化 金融市場
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歷史及特點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實踐表明資產證券化對于解決一些國家銀行系統積累的不良資產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差異很大，主要產生在出現過金融或銀行業危機的國家或地區，但并非這些國家都有不良資產證券化，解決銀行系統風險的迫切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是不良資產證券化能否在一國獲得發展的決定因素。
最初源于19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危機處理機構——重組信托公司（RTC）推出“N”系列計劃來處置其與房地產有關的不良貸款和準不良貸款（包括單家庭按揭、多家庭貸款和商業房地產貸款）、房地產，“N”系列發行了140億美元證券，并首次引入浮動利率債券、專業抵押品管理機構、現金儲備等形式。RTC的實踐推動了美國商用房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發展，促進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規范化。美國是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最大發行國，發行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意大利雖然作為世界第六大經濟國，但受90年代早期經濟衰退和監管不嚴的影響，銀行系統不良資產比例在1996年累積高達貸款總額的11.2%，總量達169萬億里拉。為解決不良貸款問題，意大利于1999年4月通過證券法，并特別允許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產生的折扣損失分五年內進行攤銷，有力地刺激了該國的貸款證券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自1997年8月第一筆不良資產證券化以來，意大利已發行了32筆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總發行金額達98.4億歐元，是全球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第二大市場。
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金融系統的不良貸款達2萬億美元，其中日本占60%，日本開始通過資產證券化來尋求不良資產的解決手段，并為此專門制定了SPC法、修改證券法和投資信托法、調整會計和稅收制度。韓國于1998年7月通過了《資產證券化法案》，其不良資產證券化以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為代表。截止到2001年底，KAMCO共處置58.5萬億韓元的不良資產，平均回收率為45.98%。其中通過發行ABS方式處置的不良資產為8萬億，收回現金4.14萬億，回收率為51.75%。近兩年來，印度、臺灣和馬來西亞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發展較快。印度于2002年制定《金融資產證券化與重組法案》，臺灣則是在2002年7月24日了《金融資產證券化法》后，才促進了當地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和規范。
從各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看，不良資產證券的發起人先后有兩類：政府支持的銀行業重組和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商業銀行和專業投資銀行等商業性主體。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初期主要由前者推動，隨著各國資產證券化立法和市場環境的改善，隨著銀行體系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外部監管壓力的加強，商業性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活動成為市場主體。由于各發起主體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動機不一致，導致證券化類型發生變化。政府支持機構自身并沒有滿足資本充足率的壓力和轉移風險的要求，只需盡快回收資金，因此多為融資證券化。商業銀行為降低不良資產比例，對“真實出售”的要求更為迫切，因此商業性不良資產證券化以表外證券化為主。
隨著歐美不良資產市場的不斷成熟，逐漸形成了一批專門從事不良資產投資的機構投資者。90年代中期后，這些投資者紛紛進入亞洲市場成為亞洲不良資產及其支持證券的主要購買力。據統計，從1991年起各類投資基金已將9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亞洲不良資產市場。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內的機構投資者缺乏足夠的資金與技術實力，國內零售市場的發展尚處于空白。外資的參與促使這些地區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運作走向國際化。如日本和韓國的大部分不良資產證券化都是采取離岸方式，針對歐美機構投資者發行。此外，外資機構憑借著專有技術以各種中介機構的身份幾乎壟斷性地介入到證券化過程。外資的參與使亞洲不良資產市場不斷深化，市場環境不斷改善。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我國已有珠海高速公路、廣深高速公路以及中遠集團應收帳款離岸證券化的成功案例。如中遠集團為改善已發行證券的條件，于2002年通過由中國工商銀行融資對其1997年發行的7年期證券進行了置換并續發和增發了資產支持證券。從2000年起，以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國有銀行開始陸續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已有多家專業中介機構與國內銀行合作為按揭貸款資產證券化進行前期包裝、準備的工作。其中建行于2002年專門設立了住房貸款證券化處，但由于現有政策及法律環境的限制，建行方案在幾易其稿后轉而謀求表內融資方式，卻因資產未能實現破產隔離和表外剝離未能如期得到批準。
由于法律政策和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的限制，至2004年我國已有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只有三例。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于2003年與德意志銀行合作推出的離岸信托模式的不良債權證券化，涉及項目20個，債權余額25.52億（本金15.88億，應收利息3.47億，催收利息6.17億），面向境外投資者發行總額近16億美元。
2003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132.5億不良債權資產的信托收益分層方案。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委托中信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財產信托，于2003年6月發行期限3年、價值10億的優先級受益權4.17%，并委托大公和信資產評估公司、中誠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該受益權進行評級。在華融的方案中，還設計了提前贖回和受益人大會機制，以保護受益權投資者的利益。華融方案被稱為國內第一個準資產證券化方案，但華融方案是否構成符合國際慣例的真實出售則是頗有爭議的話題。
中國工商銀行正在以試點形式積極探索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2004年4月，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分行聘請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作為財務顧問，將其面值26.19億、預計回收值8.2億的不良債權委托給中誠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自益性財產信托，并委托中信證券作為包銷商將其A、B級受益權轉讓給外部投資者。其具體交易結構如下：A級受益權——2億、利率為5.01%、期限一年；B級受益權——4.2億、利率5.10%、期限為三年。由工商銀行提供回購承諾；C級受益權——2億，由工商銀行保留。
經大公和中誠信評級公司對該不良資產池的現金流進行分析，確認其A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0.25%，達到AAA評級，其B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20%，經回購承諾后其評級也可達到AAA。評級公司客觀、獨立的分析，增強了投資者對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信心。
近年來，監管部門一直在關注并積極探討資產證券化的法律與制度建設問題。盡管目前還存在法規制度等方面的障礙，但市場普遍預期有關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將很快會有突破，中國不良貸款證券化市場將蘊藏著巨大的空間與生機。
第8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規模從2005年的171.34億元增長到2006年的471.51億元，增幅達到了175.20%，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種類日益豐富，產品種類已由兩類發展到五類，涵蓋行業也日益廣泛，涵蓋了銀行、電信、交通、電力、地產等諸多行業。產品期限從0.18年到5.34年不等，其收益率也從2.29%到5%各異。從產品占比上看，專項管理計劃所占比例最大，達55.87%左右，其次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為27.41%，準ABS信托產品所占比例最低，僅為0.17%。
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徘徊、間續發展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律制度在資產證券化實踐中的地位、變化和發展。資產證券化是以能在未來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為基礎，以規定各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合同為載體，形成一個以SPV為核心的環環相扣、嚴密而又完整的融資結構。我國目前在資產證券化實踐中的法律制度限制主要表現在資產轉讓過程中優先權益的確定和真實銷售的鑒定；在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證券定義、稅收、會計、產品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不夠完善。
實施環境還需提升
資產證券化的實施環境在這里指資產證券化運作所必需的、除了法律制度以外的實施條件。從我國資產證券化實踐至今的歷程看，主要的實施環境障礙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種類和質量問題。海外資產證券化的標的資產非常廣泛，包括房地產抵押貸款、銀行信貸、信用卡貸款、學生貸款、汽車貸款、設備租賃、消費貸款、房屋資產貸款等資產，而我國目前資產證券化實踐中有可能被證券化的資產不僅種類相對有限，而且尚不成規模。個人消費貸款、學生貸款、租賃、證券組合等，雖然有一定規模，但現金流的穩定性和剝離性都比較低，限制了在這些資產上的證券化運作。目前，在我國比較有可能被證券化或正在進行證券化嘗試的資產主要有房地產抵押貸款、基礎設施收費、出口應收款、不良資產、銀行信貸。盡管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和銀行信貸的CDO嘗試已經向證券化操作邁進了一大步，但不良資產和銀行信貸資產的現金流穩定性和信用能力離資產證券化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相對而言，房地產抵押貸款、基礎設施收費、出口應收款的資產性質比較符合證券化操作對標的資產的要求。但是，這些資產對全面開展資產證券化的要求而言，在種類和數量上都非常有限。
第二，轉讓登記問題。資產的優先權益登記是中國資產證券化實踐中遇到的一個實際問題。由于缺乏一個中央優先權益登記系統，因此無法確認和監管被轉讓資產上已有的優先權益。受讓方沒有客觀的途徑確知該資產以前是否曾經被轉讓給第三方，在以后轉讓中的受讓人也無法知道第一次轉讓的情況。這樣，以"真實出售"為基礎的資產轉讓無法對資產的抵押權有客觀的和法律意義上的確認，這已成為資產證券化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難題。
第9篇：資產證券化制度范文
關鍵詞：不良資產資產證券化金融市場
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歷史及特點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實踐表明資產證券化對于解決一些國家銀行系統積累的不良資產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各國的發展差異很大，主要產生在出現過金融或銀行業危機的國家或地區，但并非這些國家都有不良資產證券化，解決銀行系統風險的迫切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是不良資產證券化能否在一國獲得發展的決定因素。
最初源于19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危機處理機構——重組信托公司（RTC）推出“N”系列計劃來處置其與房地產有關的不良貸款和準不良貸款（包括單家庭按揭、多家庭貸款和商業房地產貸款）、房地產，“N”系列發行了140億美元證券，并首次引入浮動利率債券、專業抵押品管理機構、現金儲備等形式。RTC的實踐推動了美國商用房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發展，促進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規范化。美國是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最大發行國，發行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意大利雖然作為世界第六大經濟國，但受90年代早期經濟衰退和監管不嚴的影響，銀行系統不良資產比例在1996年累積高達貸款總額的11.2%，總量達169萬億里拉。為解決不良貸款問題，意大利于1999年4月通過證券法，并特別允許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產生的折扣損失分五年內進行攤銷，有力地刺激了該國的貸款證券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自1997年8月第一筆不良資產證券化以來，意大利已發行了32筆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總發行金額達98.4億歐元，是全球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第二大市場。
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金融系統的不良貸款達2萬億美元，其中日本占60%，日本開始通過資產證券化來尋求不良資產的解決手段，并為此專門制定了SPC法、修改證券法和投資信托法、調整會計和稅收制度。韓國于1998年7月通過了《資產證券化法案》，其不良資產證券化以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為代表。截止到2001年底，KAMCO共處置58.5萬億韓元的不良資產，平均回收率為45.98%。其中通過發行ABS方式處置的不良資產為8萬億，收回現金4.14萬億，回收率為51.75%。近兩年來，印度、臺灣和馬來西亞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發展較快。印度于2002年制定《金融資產證券化與重組法案》，臺灣則是在2002年7月24日了《金融資產證券化法》后，才促進了當地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和規范。
從各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看，不良資產證券的發起人先后有兩類：政府支持的銀行業重組和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商業銀行和專業投資銀行等商業性主體。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初期主要由前者推動，隨著各國資產證券化立法和市場環境的改善，隨著銀行體系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外部監管壓力的加強，商業性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活動成為市場主體。由于各發起主體進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動機不一致，導致證券化類型發生變化。政府支持機構自身并沒有滿足資本充足率的壓力和轉移風險的要求，只需盡快回收資金，因此多為融資證券化。商業銀行為降低不良資產比例，對“真實出售”的要求更為迫切，因此商業性不良資產證券化以表外證券化為主。
隨著歐美不良資產市場的不斷成熟，逐漸形成了一批專門從事不良資產投資的機構投資者。90年代中期后，這些投資者紛紛進入亞洲市場成為亞洲不良資產及其支持證券的主要購買力。據統計，從1991年起各類投資基金已將9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亞洲不良資產市場。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內的機構投資者缺乏足夠的資金與技術實力，國內零售市場的發展尚處于空白。外資的參與促使這些地區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運作走向國際化。如日本和韓國的大部分不良資產證券化都是采取離岸方式，針對歐美機構投資者發行。此外，外資機構憑借著專有技術以各種中介機構的身份幾乎壟斷性地介入到證券化過程。外資的參與使亞洲不良資產市場不斷深化，市場環境不斷改善。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現狀
我國已有珠海高速公路、廣深高速公路以及中遠集團應收帳款離岸證券化的成功案例。如中遠集團為改善已發行證券的條件，于2002年通過由中國工商銀行融資對其1997年發行的7年期證券進行了置換并續發和增發了資產支持證券。從2000年起，以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國有銀行開始陸續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已有多家專業中介機構與國內銀行合作為按揭貸款資產證券化進行前期包裝、準備的工作。其中建行于2002年專門設立了住房貸款證券化處，但由于現有政策及法律環境的限制，建行方案在幾易其稿后轉而謀求表內融資方式，卻因資產未能實現破產隔離和表外剝離未能如期得到批準。
由于法律政策和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的限制，至2004年我國已有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只有三例。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于2003年與德意志銀行合作推出的離岸信托模式的不良債權證券化，涉及項目20個，債權余額25.52億（本金15.88億，應收利息3.47億，催收利息6.17億），面向境外投資者發行總額近16億美元。
2003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132.5億不良債權資產的信托收益分層方案。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委托中信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財產信托，于2003年6月發行期限3年、價值10億的優先級受益權4.17%，并委托大公和信資產評估公司、中誠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該受益權進行評級。在華融的方案中，還設計了提前贖回和受益人大會機制，以保護受益權投資者的利益。華融方案被稱為國內第一個準資產證券化方案，但華融方案是否構成符合國際慣例的真實出售則是頗有爭議的話題。
中國工商銀行正在以試點形式積極探索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2004年4月，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分行聘請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作為財務顧問，將其面值26.19億、預計回收值8.2億的不良債權委托給中誠信托投資公司，設立自益性財產信托，并委托中信證券作為包銷商將其A、B級受益權轉讓給外部投資者。其具體交易結構如下：A級受益權——2億、利率為5.01%、期限一年；B級受益權——4.2億、利率5.10%、期限為三年。由工商銀行提供回購承諾；C級受益權——2億，由工商銀行保留。
經大公和中誠信評級公司對該不良資產池的現金流進行分析，確認其A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0.25%，達到AAA評級，其B級受益權的違約概率為20%，經回購承諾后其評級也可達到AAA。評級公司客觀、獨立的分析，增強了投資者對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的信心。
近年來，監管部門一直在關注并積極探討資產證券化的法律與制度建設問題。盡管目前還存在法規制度等方面的障礙，但市場普遍預期有關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將很快會有突破，中國不良貸款證券化市場將蘊藏著巨大的空間與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