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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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單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2

從整體上來看，近年來中國的貿易條件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國貿易條件變動情況研究、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綜合影響因素分析以及對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條件比較研究。本文經過梳理將這些研究主題劃分為以下四類：1.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2.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3.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研究；4.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現綜述如下：

一、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

國內關于貿易條件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我國長期的貿易條件發展趨勢方面。從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的總體趨勢是不斷惡化的（王如忠1999；趙玉敏2002；朱錦娟2008；黃滿盈2008等），收入貿易條件不斷改善（陳飛翔2005）；單要素貿易條件長期以來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關于雙要素貿易條件，多數學者計算了我國與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得出90年代以后，我國與美國、日本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益改善，我國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不容樂觀（胡靖2008 汪素芹2008 張燁2004 王曉婷2008）。很多學者從貿易條件構成、產業機構、FDI、技術進步等不同的角度對貿易條件進行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原因。

1.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分析

幾乎所有的文獻中我們都能找到我國總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這一結論。具體到我國的分類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分析，我國的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有所改善，但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持續下降（張海波2006；黃滿盈2002；朱錦娟2008；李漢君2009等），而制成品目前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我國總體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中國屬于人口大國，勞動力供給可以視為無窮大，出口企業主要依靠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獲得自身的競爭優勢，產品附加值低，價格彈性低。目前我國在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中，我國的生產位于下游，外貿方式也多以簡單的加工貿易為主，所創造的產品附加值低，產品技術含量不高，造成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難以快速上漲；而我國進口以高技術的機電產品為主，國外掌握了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值高，導致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價格只上不下，從而導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持續惡化。

都曉巖等（2004）從制度層面分析了我國NBTT惡化的原因，認為舊有的貿易制度和貿易體制是制約我國NBTT改善的根本因素。孫慧（2006）以貿易戰略為立足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80年代以后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和轉移情況，認為基于比較優勢下的完全自由貿易戰略是導致我國NBTT惡化的基本原因。

外資企業出口也是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初級產品進口是隨工業制品的出口而影響貿易條件的，而外資企業出口對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效應大于其對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效應（韓青，2006）。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在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導致我國進口品的價格相對提高；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我國通過利用企業內貿易，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 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以達到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

2.我國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收入貿易條件長期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出口貿易數量的激增，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ITT指數更是加速上升（陳飛翔，2005）。出口數量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是我國大規模的加工貿易產業，其次是我國的出口鼓勵政策（崔津渡2006；朱錦娟2008）。世界經濟的全面增長和各類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積極性的提高也是出口數量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程敏，2006）。可見，出口數量激增和出口鼓勵政策在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的同時，也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產生了深深遠影響。

3.我國要素貿易條件變動原因

早期的文獻研究里，由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一些學者僅僅研究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劉志永（2009）在此基礎上，主觀估算了我國的要素貿易條件后，確定我國的貿易條件整體情況。顯然這些分析方法在從整體上來看是片面和不完善的。一方面，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能說明我國的貿易利益受損。例如，如果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是由于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致，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促進我國出口產品供給的同時，雖然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但只要其單位出口產品價值的下降幅度低于出口產品數量的增加幅度，我國的出口收入水平仍是會改善的；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全球的國際貿易量不斷增長，與伙伴貿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都是處于上升趨勢。從貿易雙方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我國貿易利益受損的事實。因為它并不能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實際競爭能力。只有進一步考慮到雙要素貿易條件，我們才能更深入且全面地研究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變動。

我國單要素貿易條件的長期增長毫無疑問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在對勞動生產率的計算上，產生了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具體包括：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工業制成品勞動生產率，制造業勞動效益系數（張燁2004）以及要素產出率（王曉婷2009）。無論運用哪種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其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攀升都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的惡化。

從雙要素貿易條件看，中國與日本、美國和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基本上是趨于改善的，但是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波動則比較大（胡靖2008），甚至處于惡化趨勢（汪素芹2006）。黃勇峰、任若恩（2002）對中美兩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進行了實際測度，建立起1985年雙國比較的標準，以表明中國與美國國際競爭力的實際差距和我國價格競爭優勢形成的本質原因。結果顯示，雖然在中美兩國間存在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但由于勞動小時工資率相對于勞動生產率卻大大低于美國的水平，這使我國的產品獲得價格的優勢，相比之下，資本生產率與資本服務價格水平與美國卻大致相當。這其實從側面說明了我們不能對我國與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趨上升的現狀盲目樂觀。

總體來說，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供給豐裕所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急劇擴張和出口價格的持續偏低引起的；其次，我國的進口產品大多數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并且這些進口產品富有價格彈性。再次，我國的出口加工行業的技術附加值低導致制成品出口價格持續走低；而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提高了進口中間產品成本的上升而且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并且抬高了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的價格，人為惡化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最后，我國近十多年來鼓勵出口的政策，導致外貿依存度持續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匯不可避免地會忽視出口產品的結構優化，導致出口價格一直上漲持續低迷。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主要在于勞動供給的豐富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激增。單要素貿易條件在于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上升。

二、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

在梳理所參考的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中，筆者把影響貿易條件的主要因素歸納為經濟增長、匯率、關稅、勞動生產率、外商直接投資、貿易結構、技術進步和貿易戰略等因素。

事實上，早在1999年，王如忠教授就較早地對我國的貿易條件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 。他從理論上分析了最優關稅、關稅同盟、貨幣貶值、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作用，并且指出：大國征收最優可以改善貿易條件；關稅同盟內部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對各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一國貨幣貶值只有跟本國的進、出口供給彈性結合起來，才能確定本國貨幣貶值是否會引起本國貨幣同比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不同型態的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效應也不同的。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方面，謝建國（1999）認為匯率的波動不僅通過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改善或惡化一國的貿易條件， 而且還通過貶值后的數量效應、結構效應和成本效應對貿易條件產生滯后影響。姚旦杰（2008）、楊娉（2009）認為，匯率變動能夠改善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卻使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變動對各行業進出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出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低于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但總體上人民幣匯率變動不是導致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張學忠（2007）認為長期內，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條件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在短期內，實際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影響，而貿易條件對實際匯率的修正作用并不顯著。

與匯率不同的是，所有學者都肯定了技術進步在貿易條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武海峰等，2004；陶旺生，2008）；除此之外，貿易結構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承認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阻礙了我國貿易條件的健康發展（王允貴2004；曾錚、胡小環2005；李漢君、孫旭2009等）。張建華和劉慶玉（2004）將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原因歸結為產業結構的變化。

黃滿盈（2005）對1980-2004年中國貿易條件的諸多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勞動生產率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負，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關稅及FDI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正。并且通過對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分解的結果，指出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確實呈長期惡化趨勢，價格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呈遞減的趨勢，這種波動性主要是由“國別價格效應”引起的。

三、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

盡管貿易條件一直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的指示器，價格貿易條件長期處于惡化趨勢，我國的貿易利益是否因此受損？我國是否進入了貧困化增長階段？長期以來，這些疑問也一直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張先鋒、劉厚俊（2006）理論上分析了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與我國貿易條件之間的關系，短期內，經濟增長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長期來看，我國貿易條件會不斷改善；總體來看，貿易條件可能會呈“U形”變化。單純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不能充分說明我國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國目前需要糾正因國內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扭曲導致的貿易條件惡化；林桂軍、張玉芹（2007）通過Sawada （2006）的居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作為經濟福利的指標， 運用顯示偏好弱公理來研究經濟福利的變動方向，并通過計算我國年度貿易條件、GDP年損失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得出我國的貧困化增長系數，發現盡管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但我國并沒有出現貧困化增長；謝飛（2003）從理論和實證方面進行了綜合分析，利用Cypher&Dietz（1998）模型分析了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動態貿易利益，據此認為當存在技術進步效應時，貿易條件惡化并不一定會產生“貧困化增長”；劉志永（2009）測算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情況，估算了我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發現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不斷改善，而價格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呈不斷惡化趨勢，據此認為我國雖然目前沒有出現絕對的貧困化增長，但我國有“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可能。

四、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

無論我國是否進入貧困化增長階段，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是個不爭的事實。諸多學者也根據自己所研究的不同的影響因素對癥下藥，探討了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途徑。首先，運用外貿政策、產業政策、外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國貿易條件（李蕊，2007；于刃剛等，2008）；其次，提高技術水平，加快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附加值，加強產業鏈的聯系，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趙玉敏等，2002；張宏建，2008；陶旺生，2008；武海峰，2004；張先鋒，2006等），引導外資合理流入我國新型產品的開發中，利用外資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朱廷2007；姚旦杰，2008等）。再次，積極擴大海外市場， 避免出口市場的過度集中。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如東歐、南美洲、非洲等） 及周邊國家（ 如俄羅斯、韓國、東盟等） 的貿易往來， 使我國的出口市場多元化， 從而減緩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變化帶來的沖擊（孔慶峰等，2007）。

五、存在的問題

首先，國外學術界從普雷維什-辛格命題開始，貿易條件方面的理論研究就一直成為熱點，到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地步。但這些理論基礎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例如，目前國內外學者僅限于對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進行孤立的研究，未能理清各種貿易條件變動之間存在著的種種內在的聯動機制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

其次，實證方面大多數學者采用了單一的時間序列的處理方法，這樣就會造成樣本數據比較少，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尤其存在眾多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里，這一弊端顯得尤為明顯。由于我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比較短，樣本數據的選取比較有限，這也就成為我國在實證方面的缺陷不可避免。

最后，我們認為對貿易利益的研究，貿易條件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對外貿易更多地通過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提高進出口企業生產率方面獲得貿易利益。因此若研究貿易利益方面的問題，應更多關注后者。

注釋：

①朱廷.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研究.國際經濟合作. 2007.01.

②王如忠.貧困化增長：貿易條件變動中的疑問[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參考文獻：

[1]徐建斌，尹祥朔.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J].世界經濟，2002（01）.

[2]王如忠.貧困化增長：貿易條件變動中的疑問[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3]劉渝琳，楊小玲.外商直接投資、貿易條件與政策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2007（07）.

[4]王允貴.貿易條件持續惡化[J].國際貿易，2004（06）.

[5]韓青.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J].世界經濟研究，2007，10.

[6]姚旦杰.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協整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8，10.

[7]曾利飛.南北貿易模式與中國貿易條件決定模型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05）.

[8]劉志永.對外貿易中“貧困化增長”問題及對策分析―基于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角度[J].國際經濟合作，2009（02）.

[9]莊芮.質疑“普雷維什-辛格命題”[J].世界經濟研究，2006（09）.

第2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產品內分工；垂直專業化程度；產品內貿易條件

中圖分類號：F74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4―0065―04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美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逐年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442.6億美元，占當年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19％；2007年1～4月中國出口總額3495.2億美元，對美國出口約占我國總出口的20％，加上香港轉口部分，向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比例會更大，而美國的對華出口只占美國總出口的很少一部分，這幾組數據凸顯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從絕對數量上看，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但是中國從中獲得的利潤卻沒有那么多。傳統貿易理論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產品內分工發展帶來的貿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中美貿易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提出

(一)垂直專業化和產品內貿易條件

Feenstra(1998)，Kei-Mu Yi(2003)，Grossman與Helpman等學者把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的飛速增長歸因于“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Feenstra形象的用芭比娃娃的生產與銷售過程為例，對垂直專業化作了說明；Grossman與Helpman(2005)根據WTO的1998年度報告，給出另一個“垂直專業化”的例子：“在一輛美國轎車的價值中，約30％是由韓國的裝配線生產，日本的部件與先進技術占價值的17.5％，德國的設計占價值的7.5％，臺灣與新加坡的零件占價值的4％，英國的廣告與市場營銷服務占價值的2.5％，而愛爾蘭與巴巴多斯的數據處理則提供了價值的1.5％。這就是說，美國國內所創造的產值只占37％。”這種垂直專業化的生產方式與一體化的市場營銷之所以可以解釋世界貿易在過去30年內的飛速發展，并解釋國際貿易對于全世界平均關稅下調的非彈性，其深刻原因在于作為最終產品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與零部件反復經歷各國海關。

產品內貿易條件(Terms of Intra-product Trade)是我國學者新近提出的基于產品內分工角度的貿易條件計算方法。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的研究經歷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要素貿易條件等幾個階段，對應于國際貿易發展的進程，不同的計算方法有不同的經濟學解釋，也反映了國際貿易參與者所關心的主要問題的變化。自從印度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提出“貧困化增長”以后，貿易條件一直就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原來集中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產品生產分散到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產品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在此基礎上的中間投入品貿易就稱為產品內貿易，它是繼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以后，國際貿易領域新的貿易方式，產品內貿易的出現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恰當的參與產品垂直分工，更好的實現產品價值鏈的攀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關注國際貿易利益的分配，為貿易條件理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二)產品內貿易條件的推導

影響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主要因素有垂直分工程度和價格貿易條件兩個方面，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的獲利能力主要由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進口用于出口的數量)以及加工產品的增值率來體現，增值率與市場價格的波動可以用價格貿易條件來體現，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指標可以用Hummels所測算的垂直專業化比重來表示，由此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條件的表達式為Tvs=T×VSS。其中，T為價格貿易條件，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share)為垂直專業化比重，它也是產品內貿易條件計算的關鍵。

本文采用Hummels計算垂直分工程度(VSS)的公式。假設經濟中有n個部門，用MIi表示i部門進口的中間產品，Yi表示i部門的總產出，Xi表示i部門的總出口。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二、我國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計算

計算垂直專業化比重需要的數據主要是投入產出表和商品進出口數據。我國只在逢0、2、5、7年份編制全國投入產出表，而逢0、5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實際上就是2、7年份的延長表。對其他年份的投入產出表，根據平新喬(2005)的計算方法采用代替法解決。投入產出表中的中間投入是包括了國內外的總投入，本文需要的是國外的投入，因此要計算出中國投入商品中來自國外的比例。其次，無論是中國對世界還是對美國的出口，制造業出口都占一大部分，所以本文選用投入產出表的八個制造業部門：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產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最后，進出口數據采用各國報送聯合國的商品進出口數據，由于聯合國的進出口數據是采用SITC分類標準，并沒有現成的關于這八個部門的明確分類，本文根據聯合國數據自己整理得出，主要采用了SITC編號為0，00，12。33，32，55，61，65，66，69，71，72，73，74，78，79的進出口數據。本文選取1995～2005年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

選取制造業八部門的數據進行計算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考慮制造業內部的垂直專業化程度，選取了典型的八個制造業部門，可以用計算得來的數據說明制造業內部垂直專業化程度具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中間投入品的數據并沒有考慮資本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沒有要素貿易條件全面，但它更直觀的反映了一國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圖1給出了1995～2005年11年的價格和收入貿易條件，用以和下文計算的TIPT進行對比。

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11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整體呈下降趨勢，在1999年略有提高，然后惡化并趨于穩定，2004和2005年又有輕微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總體來看具有上升趨勢，呈臺階式發展，1999～2001、2002--2005分別是兩個層次。其主要原因

是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口品的需求增加，導致進口原材料價格上漲快，而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價位低、附加值低；收入貿易條件改善是因為出口數量擴張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進口能力損失。這樣我們就不能從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截然相反的趨勢中去判斷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獲利情況。可見，傳統的貿易條件對于貿易利益的說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圖2是根據產品內貿易條件公式所計算的結果。我們所選取的八個部門的TIPT中，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外，其它部門與收入貿易條件總體趨勢基本是一致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數值最高，遠遠超過了其他部門。從實際來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具有更方便零散化生產的特性，也就便于零部件的全球分工和采購，產品內貿易條件最低的部門是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垂直專業化程度處于比較低的范圍，計算的數據和現實是基本吻合的。而中美貿易摩擦最嚴重的紡織業產品內貿易條件處于中游，并且多年來呈平穩趨勢，只在2002年后呈上升趨勢。計算11年間各部門的平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高到低依次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

從八個部門的發展趨勢來看，在1995年八個部門很明顯的分為三個層次：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位于第一層也就是最底層；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四個部門位于第二層；其余三個部門位于第三層。第一、第二層的TIPT發展比較穩定，第三層中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上升趨勢最為明顯，并逐漸脫離第三層。隨著我國參與世界分工的程度的加深和貿易量的擴大，從1997到2003年間，第二和第三層TIPT數值和趨勢逐漸接近，到2002年以后，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以外的其它部門TIPT逐漸提高并分散發展，不再像1995年一樣層次分明。這和我國制造業八個部門全面、深入的融合到世界分工中有必然的聯系。

三、結論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和價格貿易條件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影響TIPT，決定了各部門TIPT的分布，價格貿易條件則影響了數值的高低，兩者共同對總趨勢產生影響。

分行業來分析，在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TIPT最高的行業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以2005年為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內貿易條件為16.06％，其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9.78％)。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的紡織業的TIPT比較低，大約在7.67％，主要是因為該部門成本主要來自國內，較少采用國外中間產品，這也是中美紡織業摩擦較高的癥結所在。其他TIPT比較低的部門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并不是很高，這是因為紡織業對美國出口量巨大，同時也是最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美國來說，因為其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都比較發達，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相對弱小，政府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工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中美貿易，部分美國學者認為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擠占了美國國內同類產品市場，使工人失業、工資降低。和垂直專業化程度一樣，TIPT越低說明中國在出口中的凈得益較大，就容易引起美國的抵制。

美國之所以愿意進口TIPT比較高的部門的產品，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自己國內企業的利益，利用其比較優勢，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得到效益最大化，同時，對TIPT較低的部門產品進行制裁，用以補償對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的就業沖擊。

第3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　人民幣 均衡匯率 基本經濟因素

引言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和諧發展與其采用的匯率水平是否恰當有著重要關系。匯率失調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同時可能導致國際摩擦。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曾探討：究竟怎樣的匯率適合中國？但不管怎樣應遵循基本的原則就是創匯和用匯均衡是用于貿易雙方的最佳匯率，也就是說不能偏離了均衡匯率。愛德華茲等人證明，均衡匯率方法比較適合于對發展中國家匯率的評估和評價。

由于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鑒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它們之間存在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和評價人民幣匯率。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他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均衡匯率。關鍵是如何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特點且對人民幣匯率有顯著影響的基本經濟因素，這也是本文的重要視覺所在，事實上，斯坦為代表的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把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綜合增長力這一指標在模型中加以體現比較適合轉型中的中國。因此，本文試圖綜合以上特別是實際匯率理論和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成果，淺究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和基本經濟因素。

1.　基本經濟因素變動與均衡匯率

愛德華茲、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在借鑒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條件、外資流入、關稅、出口補貼、技術進步等基本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1.1貿易條件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入和替代兩種效應。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改善首先會增加實際收入，從而不僅會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非貿易品相對價格因此會上升，這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時，貿易條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原先的國內需求將有部分轉移到貿易品上，這會減少對非貿易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又要求均衡匯率貶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一般情況下，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所以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是導致均衡匯率升值。相反，如貿易條件惡化，即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受特定的經濟條件制約，在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現象。這時，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貿易條件惡化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2關稅與均衡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降低關稅就意味著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這時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如果馬歇爾---納勒條件成立，將會打破原來的經常項目平衡，這時就會產生均衡匯率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降低還會產生進口品對非貿易品的替代，消費者會因為進口品價格下降而增加對它的消費，導致非貿易品均衡價格下跌，這也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

1.3外資流入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外資流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因為流入外資的一部分，會通過結售匯或銀行間外匯調劑市場，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就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所以這些流入的外資，如果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最終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如果是進入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特別是投資于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4出口補貼與均衡匯率。出口補貼實際上是一種負關稅，歲調節出口有較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減少出口補貼會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潤減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減少會使結售匯需求不變，則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這是減少出口補貼所產生的供給短缺效應。另一方面，出口補貼減少同時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政府的這部分購買力若最終被用于非貿易品支出，則會增加非貿易品需求，從而促使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這又會產生均衡匯率升值的壓力。在現實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結構比較多樣同時其作用有滯后性，即前者的效應大于后者，所以減少出口補貼一般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會導致升值。

1.5技術進步與均衡匯率。正常情況下，技術進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原因在于，技術進步的最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顯著增強一國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改善對外貿易條件，這時就要求均衡匯率升值，以維持外部部門可持續平衡。我們知道，均衡匯率指在國際收支不受流動性約束的前提下，能夠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匯率。它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均衡匯率的關系，技術進步能直接導致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由于貿易品部門具有開放性和面臨國際競爭力的特點，所以一般情況下貿易品部門的技術進步，相對來說總是比非貿易品部門快。這樣就會促使貿易品對非貿易品的相對加爾　不斷地下降，從而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實際上，以上兩個方面是共同作用、相互轉化的，所以技術進步對均衡匯率的升值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2.　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性探討與結論

第4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根據傳統的貿易條件理論貿易條件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及要素貿易條件一方面由于價格貿易條件是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的基礎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素貿易條件的數據難以獲得。其中，1997-2006年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數據來自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網站(省略)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年在線數據庫，2007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一、貿易數據調整分析

表1 1997－2007年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實際GDP的影響

從表中我們可以分析得出，首先，貿易條件調整的數據指標分析表明從總體上看價格貿易條件變化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負效應，另一方面隨著出口額的快速增加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

其次，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在長期關系中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與經濟增長之間都呈正相關并且這二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當。

再次，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也都驗證了協整分析的結果。

為了避免價格貿易條件繼續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我們應采取多種措施來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另外，在長期中，雖然價格貿易條件對經濟增長有正向作用，但價格貿易條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不顯著，這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價格貿易條件變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中間渠道不順暢。

二、我國對外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

對外貿易主要分為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種形式。國外經濟學家針對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國內經濟學家針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了分析了年實際出口貿易額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研究得出出口貿易額增長短期內對于經濟增長呈現為拉動作用,長期內這種拉動作用并沒有表現出統計上的顯著性。他們認為進口貿易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出口與中國經濟增長表現為相關性不顯著。研究得出在特定條件下,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一樣可以對經濟增長發揮促進作用。

三、國際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

國際貿易的形成過程和各國間經濟自由交流的必然性，我們可使用微觀經濟論據，對國際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這樣才有助于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更加透明、自由的國際貿易準則或貿易政策與中國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以及國際貿易活動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

1．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

關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盡管眾多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盡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采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研究結果并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

2．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分析考察我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分析我國經濟增長中，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提出在新時期要大力發展外向經濟、提高直接投資依存度、保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穩定增長，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對策。

3．維持和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促進我國的對外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將工業制成品分為資源基礎型、低技術、中等技術、高技術四個層次,我們發現初級產品、資源基礎型產品以及主要的低技術產品在總出口中的份額都下降了,中等技術產品上升了,高技術類產品在總出口中的份額上升程度非常大。在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分析時,我們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總體上促進了我國的出口,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投資創造出口,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從總量上促進了出口,還優化了我國的出口結構。

出口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旦出現出口競爭力和出口量的同時滑坡，就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困難。因此，當前應未雨綢繆，首先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鼓勵出口企業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培育出口品牌、提高出口附加值，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確保出口企業競爭力穩步提高，保持出口持續增長。其次應對影響上述拐點的諸多因素進行認真研究和預測，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防止或推遲拐點的到來，從而避免由于出口貿易出現嚴重滑坡而出現的災難性后果。

（中南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經濟;湖北;武漢;4300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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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洪峰.統計與管理［J］我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分析，2006，30-31.

［5］ 徐徐，邱云見.商場現代化［J］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理論研究，2009，1.

第5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匯率彈性；S曲線；貿易收支；HLM效應

一、導言

2010年6月中國央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匯率彈性的增強勢必會促進匯率短期的雙向浮動，進而沖擊不同行業貿易收支的短期平衡，由于我國行業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因此，在應對匯率短期沖擊時的自身調節能力也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目前研究匯率與貿易平衡關系較新的“s曲線”理論首先由Baekus等提出，他們在研究11個OECD國家時發現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匯率）的當前和未來變化負相關，而與貿易條件（匯率）的過去變化正相關，這種非對稱的相關系數方程曲線稱為“S曲線”。S曲線的存在為貿易收支平衡提供了一個匯率沖擊的自動修復機制。

“S曲線”在大部分發達國家得到了驗證，這反映出發達國家在應對短期匯率沖擊時具有較好的調節能力，Backus等研究的11個OECD國家中有10個國家的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存在明顯的s曲線動態特征，然而美國是個例外。因此，Bahmani-oskooee和Ratha2007年特別針對美國與其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數據的分析認為，加總數據導致的偏誤是美國s曲線不明顯的重要原因。鑒于此，學者后續的研究轉向采用雙邊、分行業或分產品等細分貿易數據。Bahmani-oskooee和Ratha2009年對美國和加拿大60個行業數據進行的再次分析發現，其中41個行業存在S曲線，占美加雙邊貿易量的80%。Bahmani-oskooee和Ratha2011年采用瑞典與其17個貿易伙伴的雙邊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其與12個貿易伙伴之間存在s曲線。由于數據的缺乏，針對欠發達國家的s曲線研究文獻較少，Senhadji以小國開放經濟為前提假設，采用加總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大部分欠發達國家也存在s曲線。針對中國的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動態關系分析方面，Bahmani-os-kooee和Ratha2010年分析了中美雙邊貿易中約100個行業的數據，認為雖然加總數據上的中美貿易不存在S曲線，但是行業細分數據中有大約50%的行業支持S曲線的存在。然而，戴翔在分析貿易加總數據基礎上認為“s曲線”并不適用于中國，其中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是造成中國“s曲線”失效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雖然“s曲線”在大多數國家具有較為廣泛的適用性，但是由于中國行業發展差距較大，基于中國的加總數據和細分數據得出的結論往往相反，加總數據帶來的偏誤已迫切要求從中國行業細分的角度進行更為深入地研究。因此，本文按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第二版（下文簡稱：ISIC Rev.2）將數據細分至35個行業進行研究。其次，現有文獻一般只對貿易收支數據進行細分，而貿易條件基本不作細分，大多數學者采用實際匯率代替貿易條件，然而，實際匯率反映的是雙邊總體相對價格水平，它不能反映貿易收支細分數據的實際相對價格，貿易條件加總數據也可能導致加總偏誤。因此，本文利用Berthou和Emlinger統計出來的行業進出口價格指數，在細分貿易收支數據的同時，對貿易條件數據也進行相應地細分，以對稱地降低加總偏誤的影響。再次，大部分的研究文獻僅從國別或行業數量比重反映s曲線的存在性，但是該數量比重并不等于相應的貿易量比重，從國別來看，我國主要貿易量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不同貿易伙伴間的貿易額差距較大，僅從國家數量比重并不能真實反映出總貿易額上有多大部分的貿易量存在s曲線；從行業來看，由于我國行業發展不平衡，僅從行業數量比重上也不能真實地反映我國行業s曲線的貿易量分布情況。因此，在說明存在s曲線的行業數量比重的同時，本文更為強調存在s曲線的貿易量比重，以更為全面地反映出中國行業s曲線的存在特點。最后，由于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可能具有共同趨勢，這可能導致兩變量的偽相關關系，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采用的所有數據源均經HP濾波去趨勢處理，以降低得出偽相關關系的可能性。

二、檢驗方法與數據處理

（一）動態相關系數估計方法

S曲線是反映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短期動態關系，通過檢驗行業的“S曲線”存在性，可以反映出不同行業應對匯率短期沖擊的貿易收支自身調節能力。Backus等從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前向和滯后相關性系數來反映出兩者的非對稱相關系數成“S”曲線型，本文采用動態相關系數方法估計出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動態相關系數，該方法常用來反映出某一變量（例如：x）對另一變量（例如：y）的引導關系，或者說變量x是否為變量y的先行指標。以貿易條件為引導變量，采用動態相關系估計方法估計出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向前和滯后項的相關系數，再通過圖像直觀地檢驗行業是否存在s曲線。基于貿易條件的定義（進口價格/出口價格）可知在本幣貶值后提升了貿易條件，貿易收支隨之改善，因此，貿易收支與滯后的（或過去的）貿易條件正相關。另一方面，基于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貿易逆差與順差的交互出現導致貿易收支與向前的貿易條件負相關，由此產生貿易收入與貿易條件向前和滯后項相關關系非對稱的s曲線，反映在圖像上為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相關系數曲線在第一象限主要為正，在第三象限主要為負。若估計出來的相關系數曲線在第四象限主要為負，而在二象限主要為正，則可顯著拒絕s曲線的存在性。

本文定義動態相關系數方程（Dyilamic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簡稱ccf）中，pk（x，y）為向前和滯后項k的函數，k>0表示滯后，反之表示向前：

本文采用R2.11.1軟件對中國35個行業樣本進行動態相關系數估計，并結合圖形判斷各行業S曲線的存在性。

（二）數據選取和處理

本文貿易收支采用“凈出口/GDP”概念，行業細分的貿易收支采用“行業凈出I～/GDP'’來衡量。基于以上對于貿易條件加總可能帶來偏誤的分析，與已有文獻采用實際匯率代替不同，本文貿易條件采用“進口價格/出口價格”的概念，并按行業細分貿易條件數據，以對稱地降低加總偏誤的影響。

本文行業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Comtrade的經HP濾波去趨勢處理的按SITC Rev.2分類的1996-2004年進出口數據，單位均為百萬美元，再依據Muendler總結的SITC Rev.2與ISIC Rev.2對應表轉成按ISIC Rev.2分行業的進出口數據。整理后，共選擇35個行業，包含了中國大部分的貿易量，所占的貿易比重均在94%以上。從行業來看，382：機械（電器除外）和383：電器的貿易比重年均分別占14.82%和18.9%，其他行業的比重均較小。為保證數據的統一性，GDP數據來源于UNdata，單位也為百萬美元。按ISIC Rev.2分行業的進出口價格指數來源于Berthou和Emlingcr統計出來的進出口價格指數（拉氏指數部分），該指數統計的數據源也來自經HP濾波去趨勢處理的Comtrde數據，因此可以降低由于共同趨勢導致的偽相關性。

經處理后的分行業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數據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從表中可以看出平均貿易收支為正，這說明1996—2004年問該35個行業平均為順差，其貿易條件的平均值大于1。由本文的貿易條件定義（進口價格/出口價格）可知我國的進口價格大于出口價格，平均貿易條件不利。最后，貿易條件的標準差較大也反映出各個行業的較大差別，因此，分行業進行分析可以較好地反映出行業間的差異。

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行業加總數據的檢驗

Bahmani-oskooee和Ratha分析認為，雖然加總數據上的中美貿易不存在s曲線，但是行業細分數據中有大約50%的行業支持S曲線的存在。戴翔在分析中國的加總貿易數據的基礎上也認為“s曲線”并不適用于中國。因此，本文首先采用行業加總數據估計出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動態相關系數，其中貿易收支數據采用行業數據加總得出，貿易條件數據采用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手冊（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的貨物貿易條件數據，估計結果如圖1，其中橫軸為貿易條件的滯后項，縱軸為貿易收支與不同項貿易條件的相關系數。從圖中可以看出，滯后2、5和6期均為負，同時向前1和2期均為正，因此中國行業加總數據不存在明顯的s曲線特征，這反映出我國總體行業應對匯率彈性沖擊的貿易收支自身調節能力不足，這也與Bahmani-oskooee和Ratha以及戴翔估計的結果相同。但是，加總數據可能產生加總偏誤，因為某些行業逆差的同時，另一些行業卻存在貿易順差，加總數據掩蓋了這些細分行業的有用信息，因此，本文接下來基于ISIC Rev.2數據將中國出口行業細分為35個行業對行業S曲線進行檢驗。

（二）行業細分數據的檢驗

本文按ISIC Rev.2對中國貿易行業細分為35個行業，1996-2004年這35個行業貿易額均占總貿易量的94%以上，這說明本文選取的行業能代表我國的整體貿易狀況。為對比不同行業的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動態特征，根據傳統的凱恩斯消費理論，暫時性的貿易條件惡化會降低收入和消費，但是由于邊際消費傾向小于1，消費減少量小于收入的減少量，這勢必會導致儲蓄減少，下一期出口下降，這種現象被稱為“HLM效應”。存在HLM效應時貿易收支與當期貿易條件負相關，通過行業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動態相關系數顯示35個行業中有19個行業存在HLM效應，然而，貿易條件惡化的連鎖反應僅發生在持續性的貿易沖擊情形，HLM效應并不是產生s曲線所必需的條件。

本文將行業分析結果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明顯存在s曲線的行業，反映在圖1上為相關系數在第一象限主要為正且在第三象限主要為負，這類行業具有較好的自我調節能力；第二類為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的行業，反映在圖1上為相關系數在第四象限主要為負且在第二象限主要為正，這類行業在應對短期匯率沖擊時明顯較為被動；第三類為尚不能做出判斷的行業，圖像不具備明顯存在或拒絕S曲線的特征。

估計結果表明應對匯率彈性沖擊自身調節能力較好的行業共15個，如圖2，這些行業分別為290、313、331、332、342、354、355、356、362、369、371、372、381、384和390。從行業數量比重來看35個行業中有15個行業存在s曲線，行業數量比重為42.86%。這與Bahmani-oskooee和Ratha分析中美行業細分數據得出的“大約50%行業支持s曲線”的結論類似，但是從貿易量比重來看，自身調節能力較好的行業貿易額1996-2004年平均僅占總貿易額的18.45%，且從1998年后其貿易份額逐年下降，在2004年僅為17.24%。總的來看，雖然應對匯率彈性沖擊自身調節能力較好的行業數量比重接近一半，但其貿易額比重較小。

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的行業數為12個，這些行業在應對短期匯率沖擊時明顯較為被動，它們分別為：111、122、130、210、314、323、324、341、353、361、382和383，從行業數量比重來看35個行業中有12個行業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行業數量比重為34.29%。但從貿易量比重來看，顯著拒絕存在S曲線的行業貿易額1996-2004年平均占總貿易額達45.03%，且從1997年后其貿易份額逐年上升，在2004年達總貿易額的49.57%。雖然拒絕S曲線的行業數量比重不高，但其貿易額比重接近總貿易量的一半，因此，貿易額加總數據可能偏向拒絕s曲線，這也可能是行業加總數據s曲線不明顯的原因之一。

（三）行業s曲線存在性的影響因素分析

對比存在s曲線的行業和顯著拒絕s曲線的行業可以看出，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性的行業大多為初級產品行業或競爭力較小的行業，行業缺乏議價能力，這導致在匯率調整時無法及時反映在出口價格上，而與此同時我國進口的初級產品大多為急需的能源、礦產和糧食等大宗商品，由于國內進口的無序競爭和國外對“中國因素”的炒作，導致我國進口的大宗商品價格飛漲，進口價格的上漲和出口價格調整的被動導致這些行業的貿易條件嚴重扭曲，行業缺乏自身調節能力，因而明顯拒絕s曲線的存在性。

為進一步反映議價能力對行業s曲線存在性的影響，本文引入畢玉江和朱鐘棣的VIM指數數據，VIM指數越接近于1，行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越強，相應的議價能力也越高。S1TC分類的PTM指數如表2，從表中可以看出，第8類的議價能力最高，估計結果表明其中62.5%的行業明顯存在s曲線，僅25%的行業拒絕；第6類的PIM指數較高，其中有58.33%的行業明顯存在S曲線，拒絕s曲線的行業僅占33.33%；議價能力較低為第0類、第2類和第5類，這些行業基本上不存在s曲線（行業290除外）。總之，議價能力越高的行業s曲線越明顯，議價能力越低的行業越能拒絕S曲線的存在性，相應地，其在應對匯率短期沖擊時的自身調節能力也越差。

第7類的情況有些特殊，其中產品內分工程度相對較低的381：金屬制品業和384：運輸設備2個行業明顯存在s曲線，而產品內分工程度較高的行業：機械和電器（382和383）明顯拒絕S曲線的存在，而這兩個行業所占的貿易份額最大，1996-2004年間兩者的貿易額平均占33.72%，兩者均顯著拒絕S曲線的存在。這反映出分工模式對s曲線存在性的潛在影響，由于機械和電器兩個行業大部分為加工貿易，主要從事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分工賺取組裝費用，因此即使匯率調整也不能及時反映在出口價格的變化上，而與此同時大量加工零部件進口的價格卻受到匯率調整的影響，因此導致貿易條件的扭曲，行業不存在貿易收支的自動修復機制。總之，國外主導的產品內分工程度越高的行業其在應對匯率短期沖擊時的自身調節能力也越低。

（四）穩健性分析

本文前面的貿易條件是采用Berthou和Emlinger中的拉氏指數（Laspeyres in-dex）得到，然而拉氏指數被普遍認為可能會低估價格水平，因此，為檢驗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采用帕氏指數（Paasehe index）計算貿易條件，對兩者的估計結果進行對比，若采用帕氏指數計算的貿易條件對估計結果的影響不大，則說明估計結果是穩健的。采用拉氏指數貿易條件和帕氏指數貿易條件的估計結果顯示采用帕氏指數后HLM效應新增220、332和385共3個行業，與此同時減少321和382共2個行業，總之，HLM效應分析結果前后變化較小。從s曲線存在性的結論來看，采用帕氏指數新增了220顯著拒絕S曲線的存在性，原來的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的12個行業均未發生變化；另外，采用帕氏指數后新增明顯存在s曲線的行業有230和322共2個行業；最后，采用帕氏指數后362、369和372共3個行業由原來的明顯存在S曲線變化為第三類，即尚不能做出判斷的行業。采用帕氏指數后，明顯存在S曲線的行業數為14個（采用拉氏指數為15個），顯著拒絕s曲線存在性的行業數為13個（采用拉氏指數為12個）。總體來看結論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本文的估計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四、結論

本文按ISIC Rev.2將中國貿易收支細分至35個行業，并采用Berthou和Em-linger的進出口價格指數同時細分出相應行業的貿易條件，對稱地降低了加總偏誤的影響。采用動態相關系數方法估計貿易收支與貿易條件的向前和滯后項的相關關系，再通過圖像直觀地檢驗“s曲線”的存在性，進而反映中國35個行業應對匯率沖擊的自身調節能力的差異性，結果表明：

行業加總數據反映出我國總體行業應對匯率彈性沖擊的調節能力不足，然而細分行業發現15個行業具有較好調節能力，但在1996-2004年間平均僅占總貿易額的18.45%；12個行業在應對沖擊時明顯較為被動，1996-2004年間平均占總貿易額的45.03%，1997年后其份額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加總數據和細分數據結果對比驗證了加總數據的偏誤性。另外，35個行業中有19個行業存在HLM效應。本文進一步采用帕氏指數計算出貿易條件檢驗了上述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第6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貿易惡化論對中國貿易條件現狀進行了分析，探討了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并據此提出了提升我國貿易條件的措施和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貿易條件惡化論”。我國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但貿易條件并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續惡化的趨勢。

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

（一）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仍然處于劣勢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比較優勢由資源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業，但仍然處于比較優勢階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普遍惡化的趨勢。而且，由于各種原因的影響，使得我國企業在出口時的一貫策略就是打價格戰，結果導致了企業之間的盲目競爭，使貿易條件更加惡化。

（二）外商投資企業進行企業內貿易的結果

企業內貿易指在同一企業內部所開展的國際貿易，即在跨國企業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的跨國貿易行為。就跨國企業而言，對于發生在內部各實體之間的交易價格，完全可以由企業按照整體規劃來自主確定。跨國企業在我國采取高價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來達到其減少企業稅負、避開風險與管制、調撥資金和有效分攤費用的目的。而外資企業在我國貿易額中已占到12強，這使我國的貿易條件更趨惡化。

（三）我國鼓勵出口的政策

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勵出口的國策，采取了出口退稅、出口補貼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稅和出口補貼使得很多企業采取“只外銷，不內銷”策略，因為出口意味著可以減少成本。同時，這種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國出口貿易條件的惡化，或者說是惡化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是我國強調擴大出口規模，有“一刀切”的現象。

（四）近年來我國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

我國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近年來漲幅高于制造業產品價格。出口方面，產品技術含量高，勞動生產率高，致使某些產品大量出口，從而壓低了國際價格。另外，從進口的構成看，對原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進口的比重也隨之大幅上升。而這些初級產品的進口價格由于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影響，在近幾年一路攀升。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而進口產品價格上升，這也造成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

提升我國貿易條件的措施和建議

（一）發揮比較優勢并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首先，需要加大產業轉移力度，并在確保就業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新材料、醫療、生物、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知識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其次，需要繼續發揮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和資源豐富的優勢，對其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再次，還應當擴充完善產業鏈，強化基礎工業力量，大力發展零部件加工工業，以降低對加工貿易中零部件進口的依賴性，從而大量降低中間產品高價進口對出口效益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促使貿易條件的改善。

（二）完善反不正當競爭立法

以法律形式規范企業的市場行為，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要建立國際市場商品價格的跟蹤、通報機制，我國進出口價格監督、監控機制。取消對三資企業的特殊優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國公司內部化行為對我國市場的扭曲和利益侵害。應積極推進關稅體制改革，優化關稅結構。應當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減免稅政策，并針對整個產業實施關稅優惠政策；要給予國內外所有企業國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促進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

（三）深化外貿體制改革以促使外貿企業有序競爭

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使外貿企業有了更大的經營自，除了要繼續放開外貿經營權外，還要促進外貿企業的規模經營，鼓勵一些實力較強的大型外貿企業組建大型的貿易集團，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復建設狀況，形成規模經營優勢，使企業避免以價格競爭為主而采取綜合競爭手段進軍國際市場。在外貿體制改革當中不僅要大力扶持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實業集團，同時也要為民營企業實業集團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從而使外貿企業之間的競爭走上規范有序的良性發展軌道。

參考文獻：

第7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第8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關鍵詞]貿易余額；貿易條件；實際匯率；s曲線

[中圖分類號]F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6—0010—02

一、文獻綜述

貿易余額和貿易條件（實際匯率）之間的關系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正確理解兩者的關系是決定一國能否制定出正確合理的貿易政策的關鍵和前提。該領域的已有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對馬歇爾一勒納條件和J曲線現象的驗證上。根據馬歇爾一勒納條件，當進出口的需求彈性之和大于1時，貶值可以改善一國的貿易平衡狀況，即增加貿易余額。這個條件曾經一度被認為是貶值改善貿易平衡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之后有研究表明，在有些情況下，盡管滿足了馬歇爾一勒納條件，貶值以后貿易平衡狀況也有可能繼續惡化（Bahmani—Oskooee，1985）。隨后，研究的重點轉向了貶值之后貿易余額短期動態變化的時間路徑，發現了著名的J曲線現象。當一國匯率變化時，消費者和生產者需要一定的時滯，來適應由匯率變化所引起的國內外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化（Magee，1973）。因此，在貶值之后，貿易平衡狀況會先惡化繼而得到改善，形成J曲線的形狀。

近來有一些研究在一般動態均衡的框架下，發現貿易余額與貿易條件的當前變化和未來變化呈現負相關，而與貿易條件的過去變化呈現正相關（Backus，Kehoe&Kydland，1994），并將貿易余額和貿易條件之間的這種不對稱的交叉相關關系稱為s曲線。他們對11個OECD國家的數據進行了驗證，發現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瑞士和英國的貿易數據表現出s曲線特征，但美國和加拿大的數據并不存在這一特征。此后，Senhadji（1998）將該研究擴展到30個最不發達國家，也發現了同樣的s曲線規律。Parikh&Shibata（2004）對59個最不發達國家數據進行了驗證，也發現了類似規律。

Mohsen Bahmani—Oskooee&Artatrana Ratha（2007）指出，Backus等的研究中表現出的s曲線關系較弱，并且美國并未表現出s曲線特征，是因為該研究使用的是總體貿易數據，因此數據之間存在相互抵消的可能，會產生合成謬誤。因此，使用了美國與24個貿易伙伴的分類貿易數據，對s曲線現象進行了驗證，發現了較強的s曲線關系；對日本與其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了類似的s曲線特征；但美國與英國的貿易數據并未表現出s曲線特征。而將美國與英國的貿易數據按行業進行分類，結果發現52個行業中有36個表現出明顯的s曲線特征。此外，研究還發現，S曲線特征與行業產品是否屬于耐用品無關，與行業規模大小也無關。兩人對20個非洲國家的貿易數據進行了驗證，發現僅有8個國家表現出s曲線特征。2000年對按行業分類的美國和印度的貿易數據進行驗證時發現，27個行業中有15個行業表現出s曲線特征，這15個行業的貿易量占全部27個行業貿易量的70%以上。

可見，國際學術界對于貿易余額與貿易條件之間表現出來的這種S曲線特征的分析多數集中在最近10年，并且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特別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情況分析無人涉足。因此，本文對中國的貿易數據以及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數據進行初步探討，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空白。

二、研究方法

綜述中所提及的研究均使用了交叉相關函數分析法，本文也沿用了這一方法。Backus，Kehoe&Kydland（1994）使用進口價格與出口價格之比來表示貿易條件。因為雙邊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數據不易獲得，MohsenBahmani—Oskooee&Artatrana Ratha（2007）使用了雙邊實際匯率來表示雙邊貿易條件。本文主要研究中美雙邊貿易情況，因此沿用后者對貿易條件的定義，即用雙邊實際匯率近似地表示兩國之間的貿易條件。貿易條件xi=Ei*Pi/PZG，Pi指美國的消費價格指數CPI，PZG表示中國的CPI，Ei表示一美元可兌換的人民幣數量，即名義匯率。變量xi取其對數形式。貿易余額NX用以當前價格表示的凈出口與GDP之比表示，其中中美雙邊貿易凈出口以中美雙邊貿易差額來表示。參照Backus，Kehoe&Kydland（1994）的研究，所有數據都使用了HP濾波進行處理，以消除波動因素的干擾。

三、數據分析

中國的貿易數據采用1992-2010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OECD圖書館，中美雙邊的貿易數據亦采用OECD圖書館提供的1987-2010年數據。中國對外貿易余額與實際匯率之間的相關關系曲線見圖1，中美雙邊貿易數據中，并未發現明顯的s曲線特征，見圖2。

四、結論

第9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區域一體化時，一般皆采用自由貿易區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針對自由貿易區展開。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獲取資源的優化配置效應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首要理性。關于自由貿易區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可以用圖1加以簡單說明。

圖1是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設世界有三個國家：本國（H），本國潛在的盟國（F）及代表世界其余國家的第三國。左圖代表本國，Dh與Sh分別代表本國某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本國的價格是Th。假設國際市場價格為Pw，由于國際市場價格遠遠低于本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本國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生產者的利益，維持本國對該種產品的生產，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h，征收關稅后本國的價格為Th。右圖代表本國潛在的盟國，Df和Sf分別代表盟國對該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盟國的價格是Tf。由于與本國一樣，國際市場價格低于盟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盟國也是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同樣假設盟國為保護其生產者的利益，維持對該種產品的生產，也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f，征收關稅后盟國的價格為Th。

現在假設本國打算與F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謀取資源優化配置的利益。假設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各自對非成員國維持的關稅仍為原來的禁止性關稅，只是內部取消了相互的關稅。由于本國的關稅水平高于盟國的關稅水平，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初期，本國的價格肯定高于盟國的價格，這樣就會形成盟國的產品向本國流動的動力，產品的區內流動會導致本國的價格下降，但價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價格為Tf，原因是本國的進口來源是盟國，而盟國的最低價格為Tf。要知道本國最后的價格為多少，關鍵在于確定本國市場的供給。由于本國的價格間于Th與Tf之間，而且只要本國的價格高于Tf，盟國的產品就會全部供給本國市場，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后，本國市場的供給實際上就是兩國市場的供給之和。圖中的Sh+f就是兩國供給曲線的橫向加總，也是本國市場的實際供給曲線。本國市場最后的價格取決于Sh+f與Dh的交點的位置，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高于或等于Tf，則該價格即為最后的價格，相反，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低于Th，則最后的價格即為Tf。在此為方便分析，假設Sh+f與Dh的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恰好是Tf。由于本國與盟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價格由Th降為Tf，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為梯形ThABTf的面積，生產者剩余的減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積，由于政府原來沒有關稅收入，所以社會凈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積，新增加福利皆來源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其中ABD為消費效應，即由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費數量所引起，ADC為生產效應，即由較低成本的進口替代了一部分較高成本的國內生產所引起。對于盟國來講，其市場價格始終為Tf，其出口并不會導致其國內價格上升，因為一旦價格高于Tf，其國內的消費者就會轉而消費第三國的進口產品。在例中，盟國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前均沒有發生變化，但盟國的社會福利也會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國消費者的消費全部來源于進口，消費數量為Q1，由于政府得到了為面積為TfEFPw的關稅收入，此即盟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凈社會福利增加額。

以上的分析表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是自由貿易區兩個重要效應，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則會導致福利的惡化，自由貿易區能否改善成員國的福利，關鍵取決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能力，貿易創造型能力越強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員國的社會福利。但現在的問題是，本國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國結成自由貿易區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減關稅的形式，同樣能達到甚至會超過自由貿易區的收益。在圖1中，如果本國將關稅由Th削減至Tf，本國的凈收益為增加額同樣為三角形ABC的面積。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國家在走向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為什么通常采用構建自由貿易區而不是單方面削減關稅的經濟理性問題。

貿易條件與發展中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

僅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顯然無法解釋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問題，根據經濟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釋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從改變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隱含著一個重要假設：本國與盟國都是小國，這意味著兩國構建自由貿易區前后對貿易條件沒有任何影響。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條件效應可以用圖2加以分析，假設整個世界有三個國家組成：本國、本國潛在的盟國和由世界其余國家組成的第三國。本國和潛在盟國是進口X產品，出口Y產品，Oh和Of分別為本國和潛在盟國的提供曲線，為方便分析，假設初始情況下兩國的貿易提供給曲線正好重合。第三國出口X產品，進口Y產品，Ow為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X和Y的相對價格就由本國、盟國及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共同決定，假設初始情況下，世界市場用Y產品表示的X產品的相對價格為P0（即本國的貿易條件），此時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可以用貿易無差異曲線U0代表，盟國的情況跟本國一樣。現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的生產者，對X產品的進口征收某一數量的關稅，征稅的結果是本國的提供曲線Oh向內移動，現假設移動至Oh''''，貿易條件相應變為P1，對本國來說意味著貿易條件的改善。在P1貿易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1所代表，顯然與自由貿易相比，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國的福利水平圖中也得以改善）。這種提高顯然純粹來源于貿易條件的改善。現假設本國潛在的盟國跟本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相應將關稅提高至本國的水平，這樣盟國的貿易提供曲線移動至Of''''，與本國的貿易提供曲線Oh''''正好重合。此時貿易條件演變為P2，兩國新的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2代表，相比本國單方面提高關稅來說，兩國的福利水平得以進一步提高。這意味著獲取貿易條件的改善通常會成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如果此時本國單方面削減關稅，貿易條件將會惡化，福利水平也會相應降低。

普雷維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后來又有經濟學家對此進行基于不同樣本和時間序列的計量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辛格等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行回歸分析，指出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貿易條件也呈惡化趨勢（Singer,1999）。關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狀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從在發展中國家出口中占據重要比例的初級產品的角度考察。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這一點得到有關學者和機構的證實。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間，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了32%，這一惡化體現在四類主要的初級商品上：糧食下降了21%、飲料下降了28%、農業原料下降了45%、金屬下降了28%。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隨著大批發展中國家加入初級加工品生產領域，從1980至199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價格下降35%，非食用類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礦物價格下降了45%。

其次，從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占據同樣重要比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角度考察。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世界貿易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由初級農礦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轉向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交換。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并沒改善，而是繼續呈惡化趨勢。漢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為該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們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

最后，從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考察。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指標》中指出，1980至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NBTT）和收入貿易條件（ITT）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這意味著，即使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還會延續。這種延續將體現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制成品與發達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綜合上述，我們可知，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基本現狀，發展中國家采用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單方面削減貿易壁壘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經濟理性，主要是基于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

參考資料：

1.波得•羅布森，國際一體化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