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學的發展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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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金融學是研究價值判斷和價值規律的學科。主要包括傳統金融學理論和演化金融學理論兩大領域，是現代經濟社會的產物。本專業培養具有金融學理論知識及專業技能的專門人才。

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它不僅限于金融理論方面的研究，還包括金融史、金融學說史、當代東西方各派金融學說，以及對各國金融體制、金融政策的分別研究和比較研究，證券、信托、保險等理論也在金融學的研究范圍內。

在金融理論方面主要研究課題有：貨幣的本質、職能及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銀行的職能以及它們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質和作用；在現代銀行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流通的特點和規律；通過貨幣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控制的理論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一、我國金融學目前面臨的新的挑戰

（一）金融學基礎理論知識的落后

金融學是研究價值規律與價值判斷的學科，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金融學主要涉及到物理、數學以及工程學的相關知識的掌握，要求能夠熟練運用經濟學科與金融學科的相關知識，具有極強的理性思維分析能力，對于金融學與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模式以及專業技能方面的掌握都有著極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國對于金融學的師資力量還不是那么的完善，因此，各大高校培養出的金融學人才的專業素質其實也并不是非常的高，再加上教師對于金融學的理解不透徹，各大高校對于發展金融學的資源也不夠完善，因此，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與金融學相關的理論知識越來越落后。嚴重的阻礙了金融學的建設與發展。

（二）金融學的理論知識與現實生活聯系不緊密

金融學是一門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關系非常密切的學科，人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離不開對于金融學的使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金融學的發展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漸漸地人們的實際生活脫離了聯系，因此，就無法在市場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并且制定有關的解決對策，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目前，我國的金融學理論知識正在逐漸的市場經濟環境的實際需求脫節，無法對金融行業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的管理，為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造成不小的阻礙。

（三）對于金融學本質的理解不透徹

金融學不僅僅是一種計算企業經濟收益的手段，更是對我國金融行業的統籌管理手段。金融學之中存在著很多種不同的體系，不同的市場環境會應用不同的金融體系，由于金融學的覆蓋范圍比較廣，因此，很多時候面對同一種情況可以使用多種金融學的體系，只是在使用過程中方式、方法不盡相同，但是都能達成同一個目的，不同的方法就意味著不同的代價，因此，了解金融學的本質，選擇最合理的金融學體系，才能最快速的解決企業的實際問題。可是由于我國金融行業對于金融學的本質的理解不夠透徹，因此經常會出現選擇了錯誤的去解決問題的現象，雖然最后所達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但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二、我國金融學未來的發展前景

（一）加強金融學有關的法律、法規

鑒于前一段時間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完善了不少針對金融行業的法律、法規，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金融學的進步也是翻天覆地的，因此，對于金融學的有關規章制度也要不斷的進行完善，深化金融學的改革與創新，構建一個和諧的市場環境。

（二）拓展金融學專業的深度與廣度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市場經濟環境也在向個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傳統的金融學已經不適合這個時代的發展情況了，要不斷完善金融學的內容，拓展金融學專業的深度與廣度，培養金融學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經濟環境的能力，提高金融學面對挑戰的應變能力。

（三）加強金融學在教學過程中的實踐課程

目前，我國金融學的發展非常的迅速，在各行各業的應用上也非常的廣泛，但是，我國各大高校的金融學專業的教學水平還不夠完善，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足之處，尤其是在金融學的教學實踐上面，在金融學的學習過程中，不能單單依靠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更重要的是與實際生活的結合，不能光會紙上談兵，要在金融公司的發展過程中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夠積極的解決問題，才算是達到學習金融學的目的。

第3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堅定不移地把抓好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來襲，總書記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上講話時表示，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本身就是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為此，我們首先要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很顯然，總書記的意思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抓好發展。事實也正是如此，中國經濟唯有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才有能力抵御金融危機。目前，我國一些對外出口企業已經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有的甚至瀕臨破產，對此本著抓發展的指導思想，政府應幫助企業迅速走轉產的路子，及時擺脫對外出口的依賴性。就全國而言，按照總書記的指示，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加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有效性，及時調整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保持經濟穩定、金融穩定、資本市場穩定，繼續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這才是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的最好辦法。

堅定不移地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中國有13億人口，30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的發展還很不平衡，尤其是貧富差距懸殊的情況依然存在，民生問題依然是各級政府時刻不能忘懷的大事，面對金融危機的來襲，這個問題尤需引起高度重視。針對目前的救樓市，到底是救高房價還是救市場，到底是救開發商還是救無房住的老百姓，就考驗著地方政府的執政智慧。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直接用納稅人的錢購買空置房的辦法，就很受公眾質疑。面對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逐漸侵襲，眼下又時值寒冬季節，元旦、春節也很快來到，穩定物價、穩定市場，確保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受太大影響，讓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災區群眾，都能過上一個溫飽無憂的冬天、度過喜慶祥和的年關，應是各級地方政府須臾不可懈怠的大事。

堅定不移地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我國過去的發展，在全面、協調、統籌、可持續發展上，雖然存在嚴重的不足，但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也具有很大的潛力。比如，我國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就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再比如，解決好我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就不僅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還具有極大的市場發展空間。我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人口，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如果我們緊緊抓住農民增收這個關鍵不放，推動農業的大發展，努力加強農村的公共設施建設，盡力縮小農村與城鎮的差距、讓農民都富裕起來，這不僅會促進工業的發展、城鎮市場的繁榮，還會使國內內需市場增大近百分之八十。“手中有糧，心里不慌”，農業大發展了，農村市場活起來了，我們還怕什么金融危機？因此，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門研究“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村、農民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一片新天地，這就是中央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又一重大新舉措。各級政府一定要站在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高度，把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好，統籌協調地抓好農業大發展，盡快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努力促進農民的增收致富。

第4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演化發展已經到了關鍵的節點，面臨巨大的變局。發達國家陷入發展的危機，為擺脫困擾，各自祭出以鄰為壑的種種招術，這種飲鴆止渴、害人害己的瘋狂舉動，給世界經濟和金融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我們以“貨幣戰爭”的觀點和立場來分析西方世界發起的這場金融沖擊實不為過，西方的這種金融戰爭行為將極大地損害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世界的現實及長遠利益。因此，歷史地看待國際貨幣體系，我們認為該體系是一個極不公正的、西方世界居于主導的盤剝體系;現實地觀察，目前國際金融領域中，風云變幻，形勢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發展迅猛。在系統功能、機構構成、市場規模、業務種類、國際影響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進展，我國的外匯儲備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微不足道擴增至今天的世界第一，四大國有銀行也已躋身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在我國金融飛速發展的同時，金融系統的穩定與安全問題也日益凸顯，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如何應對如此嚴峻、復雜、高速發展、風云變幻的國際國內金融現實，是一個艱巨而長期的問題，針對教育系統而言，需要我們的高校體系不斷培養出有思想、有知識、有能力、有立場的高素質的金融人才來服務于中國的金融發展、保衛中國的金融安全。

 

我國高校金融專業的課程設置不盡如人意

 

綜觀現實，多數高校的金融專業人才培養多以現實的功利目的為導向，培養的方向和方式緊跟市場的變化和社會的需求，以就業率為主要追求指標。因此，在金融專業的教學中呈現出重技術、重技能培養，而輕理論、輕思維能力的提升，尤其忽視了金融歷史學和金融政治學方面知識的宣講和熏陶。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相關教材和課程的設置方面。

 

金融學教材內容多為陳舊。我國目前的金融教材體系成型于上世紀80年代，至今沒有根本性的改動和提升。以金融專業基礎課程的“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學”為例，目前有關這兩門課程的教材各不下數百種，但就其內容而言，除卻一些數字更新以及小處修補以外，教材的框架體系及基本內容近三十多年來鮮有變化。

 

現在的教材體系可以解釋金融霸權的形成與演化嗎?可以說明如何應對網絡化、全球化的金融實踐嗎?可以指導防止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嗎?可以引領大數據時代的金融運行嗎?可以警醒國人的金融安全意識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此，總體看來我國高校的金融教材體系相應于日新月異、高速發展的金融現實明顯落伍。

 

教材多由國外引進。應該說中國高校的經濟類教材體系是與國際接軌最徹底的領域，其中金融學尤甚。而完全不存在根據中國具體的金融實踐針對中國的金融問題的教材。這種情況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心理暗示：中國的金融運行僅只是國外模式的翻版，對于國外的金融知識體系，我們所能做的僅只是照搬和模仿。而中國似乎不可能存在自己的金融學。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有如下疑問，我們引進的西方金融學是否適應中國的具體實踐?是否可以解釋三十年來中國的金融發展?是否可以解釋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數千年的金融演化?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追問，由古至今、豐富多彩的中國金融實踐，難道不能孕育出中國自己的金融學?筆者認為，構建中國金融學不僅僅是一種一時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而是一種歷史趨勢的必然，悠久豐富的中國金融發展歷史，有待中國學人總結提升為中國金融學。

 

教材內容多呈現中性、技術性及實務性等特征。現有金融教材皆為針對具體金融要素的中性、現象性、實務性的描述，易使人們認為金融系統僅只是一種客觀運行機制或技術性的功能系統，那么金融學就應該成為類似機械原理一樣的學科。當然，這種現象層面、操作層面的知識是基礎性的、必要的。但是，在現有的教材內容中，我們看不到民族立場，看不到對西方資本主義金融霸權的深入分析，看不到對西方資本金融沖擊進行防范的系統論述，看不到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發展的全面總結。

 

我們應該讓學生掌握金融要素、金融現象以及金融操作等方面的基礎知識，更應該使其熟悉、了解貨幣金融的發生與演化歷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與政治經濟的密切聯系，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等諸多角度、諸多坐標系定位的、描述的金融系統才是全景的、真實的金融系統。

 

歷史金融學、政治金融學的課程設立正逢其時且時不我待

 

回顧金融演化發展史，我們發現政治與金融之間耦合緊致，兩者互為因果、相互決定的關系終其發展演化全過程。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剔除政治學的內容，存在諸多弊端，其一，沒有政治金融學，就把政治與金融的兩行邏輯關系，變成了金融現象之間孤立的、線性的一行關系了，高校的金融教學就蛻化為金融技能培訓，而沒有辦法探究金融的核心實質，金融研究也就失去了思想性。其二，沒有政治金融學，就易使人們忽略金融立場、金融主權，進而忽略了金融安全。其三，沒有金融政治學，對于國際資本的金融沖擊就缺乏分析視角和分析工具，而僅只視其為一理性經濟人的牟利行為。現實告訴我們，僅局限于金融層面來研究金融問題是片面的，中國之所以在歷次金融危機中都幸免于難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國自身金融系統的健康和強大，而僅在于中國始終對于境外金融資本保持防火墻。

 

歷史金融學課程可以使學生了解貨幣金融的發生與發展、目前金融體系的來龍去脈，使其對金融現象以及金融系統具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把握，同時，在這樣一種縱向視角下，就會感知中國金融發展的歷史步伐及無限潛力，了解西方資本控制下的國際金融體系的不公正性，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構建起審視金融現象的政治金融學分析框架。

 

綜上所述，在高校金融教育中增設“歷史金融學”和“政治金融學”，以培養學生的整體金融觀、正確的金融史觀、政治金融學的分析框架，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且正當其時。

第5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金融創新內涵外延

內涵是事物本質屬性的綜合；外延是指所指事物的數量、范圍等。因此，金融創新的內涵和外延就是事物本質屬性和它的數量及范圍。

一、對金融創新概念的不同表述

（一）金融機構的觀點

《近來國際銀行業的創新》中對金融創新的界定，被認為是最權威定義。其認為金融創新的概念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新的金融工具；二是證券化、表外業務重要化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三種金融創新的趨勢，這兩部分是相互作用的。其認為任何的金融工具都可以是不同特性的組成。這些特性主要又包括價格收益的風險、國家的風險、流通性、可交易性、等。每一個金融創新工具都是把其中的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特性進行捆綁，因此，金融創新的過程就是對已有的特性進行解綁，再與新特性進行捆綁的過程。例如，作為創新的票據發行便利，實際就是中期信用短期化，或者說用短期信用方式實行中期信用，同時它又分散風險，使原來由一家承擔的風險。

美國紐約Barlno’s Educational Series Inc.出版的《銀行辭典》認為，“支付制度促進銀行及一般金融機構作為資金供求中介作用的減弱或改變”這個過程就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由信用的創新、風險轉移的創新、流動性增加型的創新以及股權創造的創新這四個基本類型組成。

（二）專家學者的觀點

熊比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表達的核心觀點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就是創新。創新的過程就是將新的生產要素進行新的組合，并且運用到生產活動當中去。后來的學者將熊彼特的創新進一步歸納為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以及組織創新（這里的組織創新可以看成初期的狹義制度創新的一部分），即金融產品創新、金融技術創新、金融市場創新、金融資源創新和金融組織創新。

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又對金融創新做出新的定義。

1950年，希克斯和尼漢斯共同提出交易成本創新理論。他們將貨幣的需求與交易成本相聯系，試圖尋找能夠定義金融創新的結論，從而得出“作用于貨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交易成本，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應不同需求而生，交易成本的變化也會對需求產生影響；改善金融服務的重要手段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這樣的聯系，因此，其認為金融創新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交易成本降低的過程。

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在1984年提出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此理論認為市場為了逃避政府的經濟管制，從而進行的金融創新，但是當金融危機發生或者其他原因導致政府加強管制時，市場會進行新一次的金融創新。

米歇爾莫蘭（Michael Moran）從另一個角度對金融創新進行定義，其認為金融創新有其經濟的一面，于金融創新相關的是所有權的變化和交易的變化，這些變化涉及結構的變化和行為管制的變化。所以，金融創新可以是一場管制的創新，這里管制的創新實際上就是金融體制的創新。

《金融創新的發展》的作者是著名的美國的金融學者威廉L西爾柏，他認為金融創新的動機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為了減少外部對這種經濟組織的影響，而采取的“自衛”行為。這一學說也被稱之為金融企業的“逆境創新”。

大衛?里維林（David Lliewellyn）對金融創新是這樣定義的，即金融創新包括采用的各種金融工具、出現的新興金融市場和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務方式。這個定義包括工具的創新、市場的創新及服務方式的創新這三個方面。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創新的作用日益顯著，我國的學者也開始關注金融創新并且對其做出定義。

陳岱孫教授和厲以寧教授認為“金融創新”就是在金融領域內建立“新的生產函數”，金融創新的實質是各種創新的因素重新排列，相互組合，這一觀點的來源主要是根據熊彼特理論，主要的目的是降低成本，進而提高市場的利潤，他們的觀點中金融創新的概念是廣義的，認為金融創新的過程即是整個宏觀的金融發展史，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是推動金融發展史的因素。

饒余慶教授的觀點與其相似，也認為在金融發展史中已經存在金融創新。比如，貨幣的發明與應用，中央銀行的設立等，這一觀點與陳岱孫等觀點相似。

徐進前將金融創新分為廣義和狹義。狹義的金融創新指70年代以來，由于金融的自由化，出現的金融業方面的改革；廣義的金融創新是指以信貸銀行出現以來，無論是整個銀行業務的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進，還是支付業務的發展，金融體系的改革，乃至貨幣制度的改革都是金融創新。可見，從時間跨度來看也同樣與前兩種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

陸澤峰先生在其著作里對各家有關金融創新表述進行分析，做出這樣的表述：“伴隨著人們對于金融活動的理解加深、金融活動的日益復雜化，對金融創新的定義也在不斷的變化，這樣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對金融創新的分類上。”因此，他認為所謂的金融創新就是指會引起金融領域結構性變化的新工具、新的服務方式、新市場以及新的體制。

二、對不同表述的分類及評價

對于以上觀點，無論是機構亦或是專家學者，無論是國內亦或國外的表述，都有交叉之處，因此，筆者將上述觀點按照表述所根據的不同角度，分為以下三種，即以金融創新的目的為視角，以金融創新的動因為視角和以金融創新所包含的種類為視角。

（一）以金融創新的目的為視角

以金融創新的目的為視角，即以人們在金融創新時所希望達成的目標為角度，對其進行定義。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希克斯和尼漢斯對金融創新的定義，他們將貨幣的需求與交易成本相聯系，認為不斷降低交易成本就是金融創新過程。美國經濟學家凱恩（E.J.kane）提出來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認為金融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政府管制。雖然以上的兩種觀點由于所處時代的經濟大背景不一樣導致金融創新的目的描述不一致，但都是以金融創新的目的為視角對金融創新進行定義的。

（二）以金融創新的動因為視角

以金融創新的動因為視角，即用金融創新現象所出現的深層根源為視角，對金融創新進行定義的觀點。主要的代表美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威廉L西爾柏在1983年5月發表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一文，就是以動因為視角對金融創新進行了定義。

（三） 以金融創新所包含的種類為視角

國內外的機構學者對金融創新的定義，分歧與交叉之處多在于對金融創新所包含的內容到底是什么，有哪些種類的金融現象可以稱為金融創新有異議。因此，在這一類對金融創新的描述中，筆者根據金融創新的種類包含多少不同又分為三種類型。

類型一，金融創新應包含所有金融變革的產物。更多的中國學者認可這種觀點，例如上文所述的陳岱孫、厲以寧教授，饒余慶教授，徐進前等，這種觀點認為金融創新的時間持續很長，認為金融發展史上的每一次變革都是一次金融創新，如此看來，金融創新所涉及到的范圍將非常廣泛，包括了手段、產品、市場、管理、制度等各個方面。由于范圍廣泛，從而研究對象包羅萬象，既有宏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的創新，也有微觀的金融市場、業務、工具的創新，既有金融理論的演變突破，也有金融實踐領域的產品實物。因此，這種類型對金融創新的定義描述了金融的內涵和外延。

類型二，金融創新應包含某幾種類型。這一類對金融創新的定義多是在熊彼特對創新的五種分類基礎之上，選擇并且排列組合進行歸納，將金融創新的定義進行表述。陸澤峰先生將熊彼特認為的產品劃分在新工具類中，將工藝技術劃分在服務類中，將組織制度表述為體制。大衛?里維林（David Lliewellyn）對金融創新是這樣定義的，即金融創新包括采用的各種金融工具、出現的新興金融市場和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務方式。《近來國際銀行業的創新》中對金融創新的界定也是不僅包括微觀創新，也包括了宏觀創新。

類型三，金融創新僅包含某一種類型。這種觀點一般受時代的金融背景或者實踐基礎的影響深刻，僅關注某一種形態的金融變革，并且僅稱其為金融創新。例如，國際清算銀行和《銀行辭典》，都是有很強的金融實踐為基礎，站在銀行業的角度，對金融創新的定義中僅包括金融工具，銀行的支付手段的創新變革。阿諾德希爾吉（Arnold Heertje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廣義上的金融創新是指所有的金融變化過程，狹義上的金融創新則是指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對金融工具的運用。

三、結論

從上述國內外的機構，學者對金融創新的不同表述中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金融創新的時代背景不同，會導致金融創新的動機、目的以及采取的金融手段的差異，從而對金融創新的表述存在差異。例如，1960年代金融大背景下，銀行等金融機構多采取規避管制的金融手段，因此有了歐洲債券，歐洲沒有，出口信用，自動轉賬，混合賬戶等一系列的創新內容，在這一時期金融機構的創新多是以規避管制為目的，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而開展金融創新活動。1980年代，隨著制度經濟學的流行以及防范風險的創新目的，各國的金融機構對金融制度，組織，管制等方面進行了改制，這也是金融創新的重要的內容。因此，不同時代背景下對金融創新的定義也會發生變化。

第二，對于金融創新內涵和外延的分析，不僅要從宏觀縱向把握，也要有微觀的觀察的意識。如果僅有宏觀的認識，籠統的認為所有的金融變革都是金融創新，那么會使對金融創新的研究范圍過大，可望而不可及；但是也不能只注重金融工具的創新，也應該顧及到金融創新的其他角度。因此，對于金融創新的研究不能只注重一方面，要微觀與宏觀兼顧，相互聯系的看待。

第三，雖然學者們對于金融創新的具體描述各有千秋，但是，究其核心觀點是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的，即金融創新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金融業的機構降低成本為獲取更高利潤，其本質是創新性，開拓性，前所未有的活動。

第四，隨著世界金融領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對于金融創新的表述應該抱著開放性的心態去定義，金融創新的內涵可能是不斷變化的，外延是不斷的擴大的，任何時代的學者都不可能完全準確的預測未來金融行業的創新點，因此，對于金融創新的定義只要是符合其所存在的金融背景之下的創新現象，就是對金融創新的合理表述。參考文獻：

[1]陳柳欽.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的影響試析[J].中國煤炭經濟學院學報，2002（1）：21.

[2]段世德.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創新的國際借鑒與路徑選擇研究[J]. 湖北社會科學，2012（10）： 4.

[3]余希.虛擬貨幣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D]. 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5.

第6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能彼特曾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

當投資者的財富隨資本市場的繁榮或崩潰而跌宕起伏，當金融工程師為設計出精妙的衍生產品而沾沾自喜，當人們在養老金和住房抵押貸款的庇護下安享天倫之樂，智慧與狡詐，貪婪與保守，勤勉與投機――以及糅合上述人類情感的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昭示著這個時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紛繁蕪雜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圖以無所顧忌的金融創新加速地球的旋轉，最終卻讓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個簡單而又根本的問題被擲地有聲地提出：人類為什么會有今天這般發達的金融活動。無以計量的價值從何而來?

為華爾街的咖啡桌而創作

《價值起源》一書徹底擊碎了現代人的自以為是，將解決這一問題的視角投向歷史的遠方。這是一部兼具廣闊歷史胸懷與嚴謹學術態度的力作，它由耶魯大學杰出的金融學家和歷史學家合力編著，以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為背景，通過大量的實物圖表、詳實的史料考證，有取舍地描繪了今天各種重要金融制度、技術和產品的歷史淵源，展示了4000年以來人類所走過的金融創新的道路，揭示出“這個看似令人眼花繚亂的不斷創新過程的基礎只是幾個基本原理”，從而再次驗證了“太陽底下沒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該書使人們對金融和金融創新的認識擴展到全人類，延長至幾千年。它對人們思想的深刻沖擊使其一舉榮獲2005年“美國最佳圖書”，成為美國金融人士的必讀之書，被《經濟學家》雜志稱為“第一本專為華爾街的咖啡桌而創作的書”。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讀性絲毫沒有損傷其學術價值，讀者仍可從浩瀚延綿的史料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為新研究的起點。

它的一個核心論斷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創新伴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發生，又推動了文明的進程。為了證明這個結論，編著者選取了利息、股票、金屬貨幣、紙幣、政府債券、期貨、期權、共同基金、通貨膨脹指數債券等我們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產品，追尋它們的起源，探究它們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咀嚼史實，我們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早在古羅馬時期已經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雛形；中國在宋朝時的金融創新是領先于世界的；政府債券的產生原為戰爭籌款；現代證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蘭東印度公司；17世紀發行的永久年金如今還在派發利息……

事實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創新在歷史上都近似獨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關注和采用這些技術形式，而完全忽視了那些進行金融創新國家的時代背景和實際情況，這必然會使模仿創新的國家也無法真正應用這些創新技術”。這是我們以史為鑒尤要注意的。

金融創新能否創造價值

倘若我們的思維空間沒有為該書繁復的史料所完全擠占，我們還將從字里行間獲得更有意義的啟迪：

首先是金融創新和文明興衰的關系。西方國家是當今金融創新的主導者，但在歷史上，東方則是金融創新的先驅。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發明了利息，后來才傳到希臘人那里；紙幣最早在中國出現，之后才在歐洲發明。然而，中世紀之后，東方的金融創新戛然而止，西方則方興未艾，而東西方文明從此分岔。是由于文明興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發展路徑，還是不同的金融發展路徑引起了文明的興衰?這一問題可以看成是“李約瑟問題”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書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響的。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權威成就了紙幣在中國的流通，而惡性通貨膨脹又迫使其消退；從威尼斯、荷蘭到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從支持戰爭、殖民地開發，到支持國家建設，金融創新為國家崛起貢獻了至關重要的力量。國家的經濟和制度會決定金融發展的路徑，而金融創新又能推動國家的勃興，對希望崛起的中國而言，這不正是我們從本書中所獲得的最大啟示嗎?

其次是科技進步和金融創新的關系。在金融創新的歷史中，我們時常看到科技進步的身影，例如數學工具和防偽技術的進步等，其中尤以數學的發展最值得思考。是數學工具的發展推動了金融創新的強化，還是金融創新的需求引致了數學工具的進步?或許二者互為因果。但金融的數學化是一把雙刃劍：由于最前沿的知識幾乎都以最先進的數學技術表述，即使一個新手也無須像人文學者那樣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術以現狀為起點，它擺脫了所有陳舊知識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腦空間，大大提高了創新的速度；但走向極端就意味著鉆進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卻歷史、目光短淺，金融創新變成脫離現實背景的數學符號的堆砌，卻自詡創造了價值并妄圖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術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為其異化則得不償失。

第7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比如說，由大財政演變為大銀行出發點是改變資金的無償供給，殊不知發展到后期卻出現了畸形的單一銀行信用問題；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就提出了發展金融市場，并開始了實踐嘗試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場無響應；而當多數人士轉而主張先發展貨幣市場，后發展資本市場的時候，股票市場卻在滬、深兩地海嘯般地涌了出來；股票市場歷經一陣火熱，正當成為上下關注的焦點，似乎中國面臨的諸多改革及發展問題都可借助股票市場來解決之時，卻疲態盡顯、擴容維艱、問題四起，任憑管理層推出政策鼓動，也激不起投資者的入市熱情。與此同時，企業債券市場也是雖鼓噪不斷卻未見啟動。然而另一方面，儲蓄存款規模在屢屢調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擴大。上述局面或許又是有關當局在提出發展資本市場、降低間接融資比重的改革決策時未曾充分估計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于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于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著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第8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由十年前的兩位數高速增長，轉為今天較之前幾乎增速減半，大陸經濟學界也開始重新反思現有經濟學框架，特別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大陸的政府宏觀調控市場干預模式的前途與影響。實體經濟受挫、股市動蕩、人民幣匯率下行，中國經濟在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亟須經濟學思想的突破。旨在推動大陸經濟學研究的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于今年9月在北京成立，該基金會由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譽所長夏斌與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共同發起成立，并舉辦了首屆思想中國論壇。眾多中外經濟學家亦借此時機，提出眾多現代經濟學發展，以及大陸經濟學研究的問題。

在論壇開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曾接受《鳳凰周刊》記者訪問。

莫里斯：中國通過減稅來刺激國內消費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見效，而與此同時減稅也會帶來政府赤字的增加，這樣就造成一個相當矛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國有部門事實上處于盈利的狀態，因此除了一方面減稅之外，也需將國有企業一定的利潤納入到中央的預算當中，但做這樣的決定需要非常謹慎。一些人或許會擔心，這樣會挫傷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但國企高管的晉升薪酬可以進行一定調整，仍然保持與營收掛鉤。不過由于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與其金融統籌聯系在一起，與銀行的協調也會必不可少。

北京大學教授，前世界銀行副總裁林毅夫：現代經濟學長期以來基于西方發展的經驗而建立，但在把這些理論運用到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卻屢屢出現問題。因此經濟學也需要更加豐富，更具多樣性。理論的重要性來自于其解釋國家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便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學問題。研究中國問題不僅對中國的發展有益，也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德國奧爾登堡大學社會政策協會經濟思想史委員會主席Michael Trautwein：今日國際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過于碎片化，特別是現有的模型已經很難解釋一些跨國組織和非國家機構的經濟行為。另外，網絡對經濟的效應、中國股市發生的變化，也還沒有在微觀經濟學中得到很好的解釋。經濟學需要把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經濟學思想綜合起來，特別是對于如此大而獨特的中國來說。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副教授Terry Peach：經濟學研究的多樣性需要貫穿在學生和老師之間，不同的經濟流派、不同的經濟學思想之間。經濟學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受到經濟的變動的不斷影響。現今的經濟學模型無法解釋2009年以來的金融危機，這也促使在英國一部分學者開始發展經濟學的新方向，比如危機后的社會經濟。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光：中國經濟學界現在如同中國其他領域一樣面臨嚴重的問題，一些人守不住為學做人的底線，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不是被權力牽著鼻子走，就是被金錢牽著鼻子走，要么被大眾牽著鼻子走，總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偏好和愛好去做事。

中歐商學院教授、世界銀行顧問許小年：中國經濟學不僅要獨立于權力、資本與民眾，更應要獨立于海外主流的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史為中國經濟學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如果不能獨立于國外的潮流，也是無法做出成就。現在西方經濟學唯模型是從，那些無法被數學模型進行描述的問題，比如創新以及中國人有切膚之痛的制度問題，都沒有進入經濟學研究的關注領域，現實的問題因為工具的限制而被拋棄。

今日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并不缺少理論數據和模型，而缺少一些容易被忘記的常識。這些常識包括：中央銀行印鈔票僅僅是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轉移價值，并不能創造價值；財政的收入來自于企業和個人，財稅政策僅僅是財富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國有和民營部門之間的重新分配，它也不創造價值；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因為政府官員既沒有足夠的激勵，也沒有足夠的信息能夠制定比市場自發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由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創造價值，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要低，所以經濟的增長是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兩個，增加資源投入或者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創新則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中國經濟的研究實際上要超出經濟本身，這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一個最突出的困難，因為中國有著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一樣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是和中國獨特的歷史聯系的。一個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一個是中國從蘇聯照搬來的模式，還有從改革開放后進行的一定的調整。如何認識在這個制度下產生出來的一系列現象，實際上是社會科學里非常重要的挑戰。

第9篇：金融學的發展史范文

論文摘要：近百年來，美國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科技發明也走在世界前列，21世紀諾貝爾獎得主中有三分之一為美國人。這些驚人成就的取得，除了美國富有創造性的人文精神外，應該歸功于美國的高等教育。而對這些發明貢獻最大則是美國私立的大學院校，美國的名校中90%都是私立大學。反觀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公立大學不斷發展變強的同時，私立大學卻未能有公立大學的規模和教學水平。文章通過分析現今中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現狀，并借鑒國內外私立大學的成功經驗，為未來中國私立大學的發展和經營管理提供建議。

一、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一）中國現今的高等教育

現在中國大學主要有公立大學、獨立學院、民辦高校三類高校，其中公立大學和獨立學院都屬于公辦教育范圍，民辦高校則是民辦教育。在法律上，國家規定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同等對待，但在實際的國家財政支持上，公辦教育每年都會得到資金支持，而民辦教育則無法得到這方面的支持。這樣的結果是，在法律上，民辦教育和公辦教育平起平坐，但實際上卻是差距甚遠，實際的操作與法律上的不一致也是導致中國民辦教育無法較快發展的原因之一。

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廣度決定一個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廣度指的是大學的數量；深度則是大學的質量。在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被提到很高的地位，這些發達國家除了發展公立教育之外，也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私立教育，而且私立學院的教學質量又普遍高于私立院校。就算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美國依然向外國留學生發放獎學金，這個是國家和教育形成的共識，在美國每一個人都能享受教育機會，而且美國為世界提供了總學生人數的80%，這些學生中很大一部分人學成后就留在美國，為美國做貢獻。對中國來說，中國的大學越多，創新性人才就會更多，會更好地決定中國整體競爭力。國家也意識到這一點，這就導致中國高校擴招和建設校園。大學擴招的同時，有一點并沒有做好，就是中國大學生在人數增加的同時，素質反而下降了，課堂學生容量在不斷擴大，而師資力量比沒有同比例的增加，學生整體素質就不能很好提高。所以，只有公辦大學好，而沒有民辦大學并不能很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還需要民辦大學來跟公立大學一起競爭，同時也是在填補公立大學教育的空白。如果只有公辦大學，那就變成純粹的精英教育了，

（二）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應該由公立教學體系和民辦教學體系組成，民辦教學體系形成以后會跟公立教育形成一個競爭的問題。就像國有企業一樣，屬于壟斷狀態，服務、價格都沒有保證，當教育形成壟斷之后，學校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教授隊伍多好，都無所謂，國家給學校名額后學校就可以招生，形成這樣一個局面以后，公立大學競爭的積極性不高，整體的教學質量就很難提高到更高的層次。

參照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學校構成。據1993年數據，美國的私立小學占學校總數的24.4%；日本的私立小學占10.1%。1990年，私立小學和中學的學生占學生總數的百分比，歐洲的法國為15%和21%；英國為5%和9%；西班牙為35%和32%；亞洲的韓國為1%和41%；菲律賓為7%和36%；印度尼西亞為17%和50%；南美的阿根廷為19%和29%。中小學階段如此，高等教育階段更是比例巨大。在美國的高校中，屬于私立性質的高校的比例為55.3%；在日本，這個比例則高達84.6%。

從上面的數據看出，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歐洲、亞洲還是南美洲，私立學校都是各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階段，私立學校更是成為學校教育的主體。

回顧中國私立學校的發展史，中國第一家私立大學是1919年由張伯苓創辦的南開大學，它是在1904年嚴氏家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之后中國的私立大學就進入發展期，到1927年前，中國大陸出現了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等一批私立大學。從結構上看，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形成了公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共存的局面。根據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統計數據，192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況是：公立（含國立、省立）大學7所，私立大學13所，教會大學17所；1935年，公立（含國立、省立）大學53所，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51所；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公立大學的數字為39所，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27所。可見，這是一個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學、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平分秋色，攜手并進，共同推進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20世紀中葉以后，私立大學被迫停辦，原有的大學或不在了或被轉為公立大學，之后私立大學經歷了30年的真空期之后，在80年代才出現民辦大學，這中間30年的斷層至今仍為彌補上來。

從國外私立教育和中國自身私立教育體系的歷史看，中國現在的教育體系缺乏私立教育體系來補足，未來私立教育的發展將是推動中國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國內外私立大學幾種模式的分析

私立教育原則上可以分為兩類：模式一是盈利的私立教育；模式二是非營利性的私立教育。

模式一中，資金主要來源是資本家投入，是想要取得合理回報的，私立學校屬于資本家的個人資產。這種模式下，是以投資者為主體組成的學校董事會是學校最高決策機構，校長則是董事會聘用的最高行政首腦。另外，學校為個人資產，其運營性質屬于營利性的。學校在為社會提供“服務”、滿足社會的需求的同時，也是要通過學校賺錢，使其投入的資金獲得盡可能多的回報。如像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將教育看成是一個企業來運營，最終做成上市公司，為投資者帶來應有的收益，而美國又是全方位的，包括大學、中學、小學、培訓，還有教育圖書、教育技術等等有眾多上市公司。

模式二中，私立大學是完全慈善性質的私立教育，一般都是由個人捐款、校友捐款、企業捐款，此種模式，雖然學校資金也來源于社會，但是學校本身是全社會共有的。但是學校仍可以用這些捐款去外面賺取利潤，同時還需要靠其他的來源使資金增長，類似于哈佛、耶魯這樣的學校就是這種模式。這種模式下，其運營性質只能是公益的、非營利性的，學校就不能以賺錢營利為目的。它的存在是為推進科學與文化事業，為高等教育培養人才。

以上兩種模式就像是慈善基金和非慈善基金，慈善基金就不需要向國家交稅收，而非慈善基金，要靠基金賺錢，需要向國家繳納稅收。慈善基金的要求要多于非慈善基金，慈善基金的資金來源于社會，屬于共有性質，是公共財產；但非慈善基金就像是一個企業一樣，基金自己要做好企業管理。

三、從財經眼光看未來中國私立大學經營管理

結合現在中國的現實，模式一更適合現在的中國，即營利性的私立大學，具有一定的回報更容易吸引資金進入斯理論教育這個領域。但從長遠來看，非營利性的私立大學更加能代表中國私立大學的發展方向。

下面從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眼光來設想中國非盈利性大學的運營和管理。

首先，學校的運營不需要國家的資助，完全由私立大學設立的基金承擔。學校的一切收入都納入這個基金，而且一切開支也都由這個基金負擔。這個基金相當于整個私立大學的心臟，為整個大學提供血液。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可以包括校友的捐助，其次是企業的資助和學費收入；支出部分主要是學校的硬件建設，運營費用，以及科研經費和獎學金。這和國內現在大多數的高等院校不同，維持現在國內大學的費用來源主要是學費和政府資助，還有一部分的銀行貸款和校友捐助，但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這種模式下，學校要取得研究經費或是頒發獎學金都是不獨立的。而獨立的基金運營可以保持學校的獨立性，同時可以自由控制收支。除此之外，學校基金管理者的另一個任務是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

其次，學校的經營管理也有一定的依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私立大學本質上是“公共產品”，學校的日常經營管理，以及發展策略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價值來展開的。公共產品即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對私立大學來說，學校所要創造的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價值，讓相關人員能夠從學校的這種不可替代價值中受益。具體來說，就是學校在社會上的聲譽，只要能不斷地擴大學校的影響力，并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以保持教學質量，長期下來，學校所擁有的“公共產品”的價值便會不斷增加。此外，學校的影響力越大，校友們就會擁有一種自豪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能夠為校友們帶來更多的社會地位、社會關系網；這種歸屬感也能更好地維持學校的傳統，又保持了其核心價值。

最后，學校為維護核心價值，還要通過日常的管理上實現。一是對學校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待遇問題，學校通過重金聘請好的教師和研究人員提高學校的學術研究，或是聘請國際知名學者來學校做講座，而這些優秀的教師又會吸引更多優秀的學生。這些優秀的學生正是學校核心價值的基礎。現在國內的一些私立大學則是熱衷于招收要一些“富家子弟”，這不僅破壞了學校的學術成就和社會聲譽，也會破壞學校的核心價值，這對于學校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二是保持學校核心價值和校友之間的互動。由于學校基金收入主要來源于校友的捐贈，為維持學校的運營，學校必須通過這個核心價值來吸引更多的捐款。如學校的各類建筑上，各種樹木，包括桌椅板凳等等都可以刻上捐助者的名字，這些捐款能夠增加學校的核心價值，同是也提供更多的價值給校友。

總體來說，此種設想下，未來中國私立大學的經營哲學應是認清自己的核心價值，即“公共產品”的屬性，并通過日常的運營管理來增加這種核心價值。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