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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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華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第2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3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關鍵詞：企業轉型；中等陷阱；人際替代關系；校企合作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0-0153-02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我國的沿海地區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人均GDP多達6 000美元之多，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同時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向沿海地區轉移，實現了經濟和就業的雙重效應。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GDP增長開始減速，有學者認為，正如世界銀行所說的那樣，我國已經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學術界所說高收入階段。并且指出其原因就是伴隨著我國人口紅利消失，有效生產勞動力資源不足帶來的結果（蔡P，2013）。然而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口紅利消失，而是現有的經濟生產方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競爭力。所以說要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就必須要轉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充分發揮企業優勢和技術人才，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①

然而另一方面，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我們國家自己的企業，就受雇勞動力結構而言，外來務工人員占很大的比例。因為他們本身既沒有很高的學歷也沒有相關的技術知識，可以理解為邊工作邊學習的勞動方式，我們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純粹的體力勞動群體。2007年總書記提出企業要發展就必須轉型，以科技創新為中心。于是很多企業開始逐漸尋求有一定知識或技能的勞動力來代替外來務工人員。恰恰我國的高職院校又可以提供這樣人才。所以筆者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勞動力就業結構將會由純體力勞動力向技術型轉變。

雖然高職生接受過較高的教育，擁有較新的思維，但是他們實際操作技能水平比較低。而且并不甘心代替外來務工人員去企業工作，結果就形成了一邊是就業難，另一邊是用人難的尷尬局面。本文圍繞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和人際替代關系，如何提高我國高校在校大學生的就業能力進行研究和探索。

一、我國的勞動就業模式

建國至今我國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體制。在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力資源實行政府統一支配制度。在當時這項制度僅僅適用于中專生，大學生和退伍軍人，我們俗稱為工作包分配制度。根據這個制度，受雇人的工資、社會福利全部由政府統一管理，企業無權聘用和解雇受雇人員，而且是終身雇用制俗稱鐵飯碗。這樣一來，企業完全失去了選擇勞動力的自由權，是一種帶有強制色彩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這種制度逐漸被打破。1980年中央政府取消包分配制度，允許企業可以自主招聘和雇用勞動力。而且勞動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工作。充分體現了企業和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的雙向選擇性。

1982年開始勞動力市場改革，由終身制改為勞動合同制。勞動人事部門頒布關于招工考核辦法，企業可以根據受雇人員的考核結果來決定去與留。同年，政府全面放開國有企業的用工制度，把自交由企業支配。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國內市場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這雖然是海外對華投資，把生產地轉移到我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因素所以只能從事一些城市居民和在校大學生不愿意做的工作。不但工資低而且生活環境也非常差。就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范圍而言主要是以技術含量不高的建筑業和制造業為主。

但是隨著人民幣的增值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越來越不利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如果我國繼續依靠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換得經濟增長，單單就我國現在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而言，那么劉易斯拐點很可能很快就會出現。而且就現有勞動力而言，無論是學歷文憑還是技術水平，已經越來越不適合現在的經濟生產方式。作為企業而言，今后在用人方面不得不招納既懂技術又有一定相關知識的人才來滿足企業轉型后的生產勞動力不足。這就要求今后我國高職院校在今后的教學中必須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重點培養實用型知識人才。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當今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尷尬局面。

二、大學生就業能力培養的缺陷及對策

首先，在我國很多高校是非營利為目的單位，所以在教學當中多多少少會出現教與用相脫鉤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教學與實踐出現了嚴重脫節。其原因是學校沒有根據當今社會發展情況來調整教學模式。結果培養了一大批空有理論的知識人才，造成大量資源浪費。

其次，在我國該高校教學科研經費的多少是由它自身的資質而決定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部分高校的教學研究，使得教學實踐設備得不到完善，嚴重阻礙了學生的實踐積極性。因此高校最終很難培養出企業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實踐是檢驗教學質量的最好方法。如果大學生不參加實踐就無法知道教學質量的好與不好，就不能通過高校教學體制改革來正確指導學生的就業觀，就無法培養大學生的就業能力。

為了更好地解決大學生就業能力培養中出現的問題，校企合作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通過建立校企合作關系，可以促使高校在今后的教學當中有效地結合企業需求實際安排課程，做到學有所用，切實提高大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就業能力。而且還可以避免盲目的教學體系，減少資源浪費。具體來說有兩種模式。第一，企業為高校提供一定數額的研究經費，高校把研究出的成果用于企業新產品的開發和生產，可以稱作是合作模式。第二，企業為高校提高實習環境，讓理論和實踐更好地有效結合。而且學生高校畢業后可以通過擇優錄用讓畢業生在該企業就職。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定點培養。這樣一來既解決了畢業生的就業難問題，又打破了大學生空有理論知識的尷尬局面。

三、正確引導大學生就業

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環境下，伴隨著企業轉型，企業對勞動力的要求也從單純的體力勞動者向知識技術型轉變。那么這就對當今大學畢業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說，僅僅依靠學到的理論知識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在的勞動力市場需求。另一方面，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做到人人就業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要求高校必須正確指導畢業大學生正確的就業觀和價值觀，培養他們的就業能力，實現就業的多樣化。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引導大學生自主創業

在我國第一、二產業長期以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有了質的飛躍，GDP已經遠超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雖然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三產業開始慢慢蘇醒并逐步壯大，但是至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卻僅僅只有46.1%，與一些歐美發達國家的相比較，仍然有較大的差距。這樣一來作為我國第三產業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需要進一步大力發展和開拓。

另一方面，大學生尤其是高職生是我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原動力。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僅有一定的知識而且具有新時代年輕人的創新理念，可以為創業提供良好的客觀條件，真正實現自我價值。

（二）引導就近就業

雖然大城市可以為高校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留在大城市就業的畢業生壓力也會逐漸增加，所以說與其留城不如返鄉。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的實施，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也隨之崛起。不僅帶動了我國鄉鎮經濟而且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選擇就近就業，不僅可以節省生活成本而且可以有機會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充分發揮高校畢業生的知識優勢。

（三）產學結合

產學結合是指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具體來說就是以人才培養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為前提，形成企業與學校的合作模式。在教學中要重視學習內容和實際工作的一致性，利用校內考核和企業考核的辦法來檢驗教學與實踐的一體化。在企業中建立完整的接受高校生實習制度，通過生產實習培養大學生的實踐能力。

另一方面，通過實習可以解決企業用人難的問題。對企業來說實習同時也是一個職工崗前培訓的過程。經過實學生多多少少會掌握該企業的生產技能，直接被企業雇用后不僅可以減少因崗前培訓所產生的費用，而且可以大大縮短職工與實際崗位的磨合期。其次，企業也不必為招不到人才而發愁。所以說產學結合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不僅可以推動高校教學改革而且可以提高大學生的就業率。

參考文獻：

[1] 蔡P.通過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J].經濟學報，2013，（5）：11.

第4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__縣人民法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__

摘 要：樹立正確的效率公平觀，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現階段的探討不應忽略“先市場”機制這一階段，并應針對不同階段對效率公平觀進行具體 分析 ：第一，進入市場前階段，這一階段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國家如何使 經濟 組織和個人獲得公平的準入條件。第二，初次分配階段，即市場階段，在這個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國家對“效率”應否干預，如干預須限于何種程度，才能有利于公平，又不至于抑制效率？未來應是何種發展趨勢？第三，再次分配階段，在該階段需要關注的是國家應如何拓展實現公平的渠道，使其得到落實，并避免產生偏差。

關鍵詞：“先市場”機制；“后市場”機制；收入分配；效率公平觀

1 現階段的效率公平觀不應忽略“先市場”機制

1.1 “先市場”機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個經濟生活中的問題，都離不開其所嵌入的社會生活網絡。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跨越，無疑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極為關鍵的一步，然而探討我國現今的問題，并不能在單純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間進行簡單切換，而是要認識到，這兩個階段之間存在著一種過渡狀態。盡管這種過渡狀態在不同的階段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卻能提醒我們在看待改革中的問題時，切不能將問題簡單化。首先應當看到的是，在這種過渡階段中，市場機制不斷得到培育。在市場機制中，只要競爭規則是透明公正的，那么先天條件不同所帶來的差距，便不能說是不公平。但何謂先天條件不同？這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假如說這種“先天不足”是由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資源占有不均，那么其所引起的貧富差距便不能歸結為“先天條件不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資源應指生產性資源，而非消費性資源。“關于資源創造和分配的含義頗復雜且絕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沒有某種最低程度的資源基礎，許多人將無法享有選擇不同行動方式的能力。沒有最起碼的資源，他們將極度脆弱和依賴他人，無法作出完全獨立的選擇，也無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機會。”雖然這一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進入市場前的階段，但為了將這種早在進入市場前就存在的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均區分開來，權且將其稱為“先市場”機制。“先市場”機制的問題不僅僅關系到生產要素分配本身，更會延伸至整個生產過程，并影響生產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減少探討效率公平關系時的偏差

有學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擴大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歸罪于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一方面，輿論對收入差距過大的批評，往往不僅是針對收入差距本身，而更是針對產生過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前提，即進入市場時機會的不均等，如果這些輿論被片面渲染，便容易出現將收入差距擴大簡單歸罪于改革本身，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也不能簡單歸結為改革應該付出的代價，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在我國這種過渡型的漸進改革中，付出代價可能不可避免，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場”機制的弊病，并使這種公平在進入市場后得到延伸，減少不必要的代價，是現階段必須考慮的問題。

2 “先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1）“先市場”機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如不能使各經濟主體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由此產生的“效率”將缺乏正義的根基、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對此的第一個疑問是，“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對進入市場后“效率”的影響是否被夸大？筆者認為，“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具有決定性作用，權利分配和資源占有的差異，將導致經濟組織間或個體間付出近似的成本，卻會獲得差異較大的酬勞，在這種情況下，“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終牽制著市場機制。第二個疑問是，解決“先市場機制”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何不放開這一問題，轉而在進入市場后的分配中進行彌補，以找到更加現實、可行的解決途徑。然而筆者認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這種解決思路可能導致忽視問題的本源，而將矛盾中心轉移至市場機制本身；另一方面，進入市場后階段所能進行的彌補是有限度的，如果國家能在分配權的行使中逐步賦予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起始的公平，才能帶來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變化。再者，如果僅在分配階段尋求解決方案，那么在“先市場”機制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將得不到及時扶持，缺乏終極關懷的制度，即使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將備受質疑。

（2）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采取系統的解決方案。除了運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對違法、違規現象的懲處外，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導性手段。即逐步從制度上破除市場進入條件的不等，也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首先，在企業等經濟組織之間，除了被賦予公共職能的企業外，其他經濟主體間的壟斷須被逐漸破除，這同時也將影響不同經濟組織內部的收入分配。其次，在個體之間，需要培育和健全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以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種種障礙，為人們在參與收入和財產的分配過程中提供比較平等的機會。更加科學、人性化的勞動力流動體系，將賦予個體間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決了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表面的機會不平等或許遠遠夠，因為種種問題都與其背后的許多話題息息相關。首先，應賦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導。對弱者的扶持并非應一概放在再分配階段慮，如對于中小企業等處在起步階段，并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效益的經濟組織，在現階段應給予其法律 、政策上更多的支持，并充分考慮其特殊性，為其獲得更公平的準入機會提供助力。其次，應完善人才培養體系。賦予個體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資源，破除一些僵化的體制，將會惠及眾人，并為個體進入市場創造更多平等的機會。

3 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3.1 對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業競爭力、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基礎

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問題時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市場機制的運行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場機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難以落實等綜合因素下產生，其與單純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區分先市場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對于市場機制來說，選擇市場就是選擇效率。效率不應成為權利分配不公、資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場機制中的競爭帶來優勝劣汰，帶來資源的優化配置，

諱言效率無益改革。唯有尊重社會成員在競爭中獲得的勞動成果，才能引導整個社會走向更加寬闊的發展道路。故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市場機制中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的。有學者認為，“政府的職責是創造一個能充分激勵財富創造的社會環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堅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去激勵人們創造財富，到最后就沒什么東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解決貧富問題的一個方面，不是全部。”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1956到1976年，國家實行了工資和物價的“雙凍結”，這種僵化的分配機制導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勞動者積極性被遏制的情況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難免會成為一潭死水。3.2 這一時期的調整應著重制度的完善，并確立理性的目標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似乎隱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義。第一，總的來說，進入市場機制后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目標的，而現階段調整的重點應放在相關制度的完善上，如確立各項標準和保障制度。因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部分主體現有收益的獲得也將缺乏保障。這種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因而具有過渡性質。例如相關報道指出，《工資條例》可望在年內出臺，其核心 內容 是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支付機制，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和欠薪現象。 第二，這里強調的公平應當是一種“適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切忌一刀切，應當在區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基礎上來“限高”、“擴中”和“托低”，從而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中逐步形成穩定的收入分配結構。舉例來 說， 目前，我國私營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5%-6%，如果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提高這些企業員工的工資，企業將有可能大量倒閉或裁員，這樣就會使得這種努力是得其反，也不利于產業升級。 其次，從生產單位等內部來看，“限高”、“擴中”和“托低”宜被處理成“一體兩翼”的關系，即著力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并在此基礎上合理限制較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的標準，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假如在內外都能理性地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那么其與效率目標的沖突便可以緩和，而這種過渡性的調整也將沖淡進入市場前資源占有不均、權利分配不公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3.3 效率與倫理觀的沖突與融合

在如今的市場機制中，“效率”目標日益被賦予了其他的要求，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金融法制中的“社會責任投資”、“綠色金融”等等，都從正面或反面要求經濟主體能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逐漸承擔主體內外的倫理責任。有觀點指出，效率與公平背后，實際上是商業社會、經濟活動是否存在道德的問題 ，比起“非道義理論 ”來說，“道德同一論”更值得贊同，即認為商業社會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故應遵守社會的常道，受社會倫理綱常的激勵和約束。 從經濟組織的角度來看，效率的獲取與其被賦予的倫理責任存在一定沖突，然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效率被賦予倫理責任或許確有其內在動因，并且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第5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一、激勵客體和對象趨向集中于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

在以往的激勵工作乃至當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勵，往往著眼于對一般職工的獎懲和精神激勵，而對于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企業經營者來說則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踐。其實，對于普通員工的激勵，相對來說是較為容易而次要的。由于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職工的操作和工作越來越單一、明晰和有形，確定性的工作表現為工作方法、方式、工業流程的標準化。這種細致的分工意味著可以比較容易地確定一系列準確、精密和具體的涵蓋其工作數量、工作質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確定對職工的獎懲方式和獎懲程度，合理地分配組織激勵資源。而相對來說，企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其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其經營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標、規范、制度，是軟性的、無形的，同時其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投資傾向和決策正確性等內涉及變量和滯后顯示變量囿于信息、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很難及時準確地用簡單的考核指標來衡量。其次，企業經營者的間接勞動成果（即企業表現）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和歸因。其可察變量（如資本利潤率、企業成長和增長速度、全員勞動生產量、產值、成本、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維而是多維的，企業經營管理工作量是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維因素非線性作用的結果。這時偏倚、強調某一因素和特性會產生不適當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進行恰到好處的激勵決定著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資源的合理導向和配置。再次，企業經營者的勞動成果——企業表現，非但隱含著異常復雜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而且還受到不少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響（如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下由于企業目標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導致的激勵不準確、不規范、不公平和證券市場投機行為等）。因此，對于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誘導日益成為現代激勵理論的研究重點。

二、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已有的激勵理論主要是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激勵被認為是通過高水平的努力實現組織的意愿，而這種努力以能夠滿足個體某些需要和動機為條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勵理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激勵理論，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激勵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阿德佛的ERG理論、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另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過程和行為過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激勵過程理論。這種理論以系統和動態的目光來看待激勵，這主要包括弗魯姆、波特和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邁克爾·羅斯的歸因理論和軌跡控制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激勵過程理論體系較之于激勵內容理論體系從系統性和動態性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從根本上來說仍以對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為基礎的行為特征為出發點。而人的心理需求難以加以觀察、評估和衡量，屬于內涉變量；同時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并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各種激勵方法實施的可重復性差，由此而難以把握；再次隨著人們對于激勵條件的適應性，任何激勵因素都會變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組織激勵資源的稀缺性和激勵因素（如工資、獎金）的剛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使得管理激勵難以持久。因此，激勵往往被認為是屬于管理藝術和領導藝術的范疇，是一種令人敬而遠之、望而生畏的工作。

激勵，尤其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以往的激勵理論和實踐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激勵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一項職能，并依附于其他職能（如決策、計劃、人力資源開發、指揮、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標，激勵歸根結底是在對其他職能履行狀況的評價的基礎上促進其他職能更好地開展的職能。因此，激勵工作的真正科學性在于以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為依據，設置合理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聯系。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一般勞動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屬性和內在聯系。目前，已經探索和歸納出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9種特性，即權力性、知識性、成果無形性、效果的間接性、效益的滯后性、隨機性、創新性、信息不對稱性和二重性。企業經營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才能做好企業經營管理工作。

同時，對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性質和規律的研究，也給我們提供了解決激勵和約束問題的方法論。我們可以從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出發，設計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根據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效益的滯后性，即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與一般勞動和技術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時效更強，其效益具有滯后性，企業管理工作的成果與失誤可能經過若干年后才能顯示出來，企業當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當前管理決策的正確，也可能是以犧牲今后的長遠效益為代價的。我們可以設計出年薪制、遠期收入制、股票購買權、長期雇傭制、資產連帶制、決策責任制等激勵約束機制。又如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管理就是通過其他人來完成工作，是籌劃、組織和控制一個組織或群體的工作。凡是直接生產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獨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即指揮別人的權和強迫別人服從的力。管理要通過各種職能機構和人員的職、權、責活動來進行，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無論職位高低、責任輕重，都擁有一定的權力。人們除了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力以外，還不同程度地對企業資產享有剩余索取權（包括股權、債權、紅利、獎金、薪金），合理地擁有權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勵因素。因此，又可以設計出團隊生產、民主管理、參與式管理、工作擴大化、工作豐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勵和產權激勵的適度結合等多種方法方式。

三、從激勵方法、方式的研究過渡到對經濟機制的設計和研究

打開企業“黑箱”并加以抽象，企業作為有機聯系的自組織系統主要包含和充斥兩種主要的關系——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處于管理系統中的核心位置，通過四通八達的信息網絡與物（包括生產資料、生產設備、資金、運輸工具等）和其他人相聯系。一方面，在人與物形成的對立統一中，人與物之間主要存在著知識的信息不對稱。由于真正的生產力是作為死的勞動的物的因素和作為活的勞動的人的因素相結合的產物，而且生產力的大小即物的因素在生產力中所起的作用取決于人的能力的發揮，因此，激勵就必須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不斷努力學習和創新，使人減少對物的知識的不對稱，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認識與客觀物質世界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的組織系統中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經營管理工作者處于信息交匯中心，與企業外部管理層，如企業資產所有者或上級主管部門相比，企業經營者（即人）掌握的信息多或具有信息優勢，而委托者掌握信息少，或處于信息劣勢，同時企業內部各個階層之間也存在著這種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包括動機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從理論上講，知識不對稱是可以解決的，而動機不對稱則難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又必然導致逆選擇行為和敗德行為。

第6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在以往的激勵工作乃至當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勵，往往著眼于對一般職工的獎懲和精神激勵，而對于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企業經營者來說則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踐。其實，對于普通員工的激勵，相對來說是較為容易而次要的。由于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職工的操作和工作越來越單一、明晰和有形，確定性的工作表現為工作方法、方式、工業流程的標準化。這種細致的分工意味著可以比較容易地確定一系列準確、精密和具體的涵蓋其工作數量、工作質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確定對職工的獎懲方式和獎懲程度，合理地分配組織激勵資源。而相對來說，企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其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其經營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標、規范、制度，是軟性的、無形的，同時其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投資傾向和決策正確性等內涉及變量和滯后顯示變量囿于信息、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很難及時準確地用簡單的考核指標來衡量。其次，企業經營者的間接勞動成果（即企業表現）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和歸因。其可察變量（如資本利潤率、企業成長和增長速度、全員勞動生產量、產值、成本、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維而是多維的，企業經營管理工作量是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維因素非線性作用的結果。這時偏倚、強調某一因素和特性會產生不適當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進行恰到好處的激勵決定著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資源的合理導向和配置。再次，企業經營者的勞動成果——企業表現，非但隱含著異常復雜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而且還受到不少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響（如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下由于企業目標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導致的激勵不準確、不規范、不公平和證券市場投機行為等）。因此，對于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誘導日益成為現代激勵理論的研究重點。

二、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已有的激勵理論主要是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激勵被認為是通過高水平的努力實現組織的意愿，而這種努力以能夠滿足個體某些需要和動機為條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勵理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激勵理論，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激勵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阿德佛的ERG理論、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另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過程和行為過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激勵過程理論。這種理論以系統和動態的目光來看待激勵，這主要包括弗魯姆、波特和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邁克爾·羅斯的歸因理論和軌跡控制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激勵過程理論體系較之于激勵內容理論體系從系統性和動態性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從根本上來說仍以對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為基礎的行為特征為出發點。而人的心理需求難以加以觀察、評估和衡量，屬于內涉變量；同時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并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各種激勵方法實施的可重復性差，由此而難以把握；再次隨著人們對于激勵條件的適應性，任何激勵因素都會變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組織激勵資源的稀缺性和激勵因素（如工資、獎金）的剛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使得管理激勵難以持久。因此，激勵往往被認為是屬于管理藝術和領導藝術的范疇，是一種令人敬而遠之、望而生畏的工作。激勵，尤其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以往的激勵理論和實踐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激勵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一項職能，并依附于其他職能（如決策、計劃、人力資源開發、指揮、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標，激勵歸根結底是在對其他職能履行狀況的評價的基礎上促進其他職能更好地開展的職能。因此，激勵工作的真正科學性在于以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為依據，設置合理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聯系。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一般勞動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屬性和內在聯系。目前，已經探索和歸納出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9種特性，即權力性、知識性、成果無形性、效果的間接性、效益的滯后性、隨機性、創新性、信息不對稱性和二重性。企業經營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才能做好企業經營管理工作。

同時，對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性質和規律的研究，也給我們提供了解決激勵和約束問題的方法論。我們可以從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出發，設計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根據企業經營管理工作

效益的滯后性，即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與一般勞動和技術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時效更強，其效益具有滯后性，企業管理工作的成果與失誤可能經過若干年后才能顯示出來，企業當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當前管理決策的正確，也可能是以犧牲今后的長遠效益為代價的。我們可以設計出年薪制、遠期收入制、股票購買權、長期雇傭制、資產連帶制、決策責任制等激勵約束機制。又如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管理就是通過其他人來完成工作，是籌劃、組織和控制一個組織或群體的工作。凡是直接生產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獨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即指揮別人的權和強迫別人服從的力。管理要通過各種職能機構和人員的職、權、責活動來進行，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無論職位高低、責任輕重，都擁有一定的權力。人們除了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力以外，還不同程度地對企業資產享有剩余索取權（包括股權、債權、紅利、獎金、薪金），合理地擁有權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勵因素。因此，又可以設計出團隊生產、民主管理、參與式管理、工作擴大化、工作豐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勵和產權激勵的適度結合等多種方法方式。

三、從激勵方法、方式的研究過渡到對經濟機制的設計和研究

第7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關鍵詞：電力企業；社會保險；信息系統

0前言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經歷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和內涵。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為主要特征。這一制度較好地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原則，以個人積累和社會共濟實現有效的保障，既不給企業發展增添較多的困難，又減輕了國家負擔，職工個人也較容易接受。這一制度比較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國情，適合多種經濟成分并舉全面發展的需要，經實踐證明是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制度。

河北電力養老保險業務管理從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經過了一個先試點后鋪開逐步發展的過程。 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以來，在養老保險工作的信息化建設方面，各地先后進行了一些試點工作， 一些地區也建立了計算機網絡管理系統。但是發展不夠平衡，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不夠廣，基金收繳和管理都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很多單位現有的計算機管理解決方案還留在單機版軟件環境下，還有一些單位還在使用手工記帳方式，速度和容量等諸多方面都不能十分好的滿足社會保險業務發展的需要。建立一個全新的計算機網絡和應用管理系統，是社會保險形勢發展的需要。

1 業務管理職能分析

河北省電力公司社保中心主要負責河北電力各基層單位和河北南網各發電廠（簡稱參保單位）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

1.1河北電力社保中心主要職責

負責系統各參保單位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匯總上報。核定基本養老保險計提基數；審核匯總各單位基金上繳；審核各單位養老保險申報表、月報、季報、年報；每月編制各單位統籌基金撥付表；每年調整個人繳費基數。

負責系統各參保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管理。完成養老保險年度結算、維護養老保險數據庫；審核匯總基層單位數據庫并上報省廳。

負責系統各參保單位職工基本養老金管理。審核匯總各單位申報表；負責養老金調整；向參保單位按月撥付養老金。

負責系統各參保單位退休職工審批手續辦理。審核匯總上報各單位退休審批材料；將審批結果通知基層單位。

負責系統的養老保險數據維護。負責用戶信息維護與權限分配；負責數據導入和導出；下發、上報數據等工作。

1.2參保單位職責

參保單位是社保信息直接建立者，是國家和河北省社保政策的直接執行者。其主要負責本單位參保人信息的建立，工資收入的上報，繳費基數的核定，養老金的申報和發放，養老保險報表的編制上報等職責。

負責人員信息管理。主要職責是在職和退休人員的信息的維護；辦理在職和退休人員增加、減少業務；對本單位在職和退休死亡人員進行初步核定后上報河北省電力社保中心，進行結算。

負責本單位的養老金管理。按月申報、發放養老金；核定退休人員并上報河北省電力社保中心審核；按照國家的養老金調整政策，負責本單位養老金的調整，結果保省社保中心審核。

負責本單位養老保險繳費管理。對本單位的單位、個人繳費基數進行核定；上報本單位養老保險收繳情況，編制本單位養老保險繳費年結算報表；按時對本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個人帳戶進行核對。

負責本單位養老保報表編制工作。按時向河北省電力社保中心報送月報、季報、年報，其中月報包括人員情況表、養老保險費用報表、養老保險費申報表、養老保險金申報等報表。

負責本單位的養老保險數據維護。負責本單位數據導入和導出；本單位的數據上報等工作。

2 業務流程分析

業務流程是為達到特定的價值目標而由不同的人分別共同完成的一系列活動。活動之間不僅有嚴格的先后順序限定，而且活動的內容、方式、責任等也都必須有明確的安排和界定，以使不同活動在不同崗位角色之間進行轉手交接成為可能。活動與活動之間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轉移可以有較大的跨度。具體流程見圖1所示。

3 系統總體功能設計

本文所設計的社會保險信息管理系統主要由登錄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管理、繳費管理、報表管理、數據維護和用戶管理七大部分組成，具體見圖2所以。

4 結論

本文從河北省電力公司和其管理的參保單位職責入手，通過業務流程分析、業務管理職能分析等手段，提出社會保險管理系統軟件總體功能模型，主要的子系統主要有人員管理子系統、養老金管理子系統、養老保險繳費管理子系統、報表管理子系統和數據維護子系統。本系統操作簡單、使用方便、自動化程度高、系統安全性高、系統易于維護、信息輸出功能強大并且具有開放性接口的優點。

參考文獻

[1] 張增良程序設計教程[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2] 陳玉峰.SQL Server 2000數據庫開發教程(第1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3] 程曉雷. 社會保險信息系統特點及架構設計[J].電子政務,2005（8）:72-77

[4] 張益成. 省級統籌社會保險信息系統建設與技術探討[J].電腦開發與應用，2008，21（10）：12-15

[5] 呂勁松. 社會保險信息系統中基金征繳算法[J].電腦與信息技術，2010,18（4）：38-40

第8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

〔關鍵詞〕 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管理風險，人人共享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2）01-0089-06

我國社會保險體系的構建可以追溯到1951年，至今已有60年歷史，跨越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時期。本文將主要剖析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社會保險體系的四方面探索，以及體系構建中存在的幾個突出問題，并提出完善我國社會保險體系的基本思路。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我國社會保險體系的探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社會保險體系的探索。這一探索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企業保險轉向社會保險。即在企業之外的“社會”建立了社會保險管理機構，負責征繳、管理和頒發社會保險金。由此，企業保險轉向社會保險，個人也要繳費，不再享有免費的午餐，職工個人的生老病死不再與企業緊緊捆綁在一起，企業的破產對于個人的基本生活不再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避免了企業保險的風險。在實現由企業保險向社會保險轉變過程中，具體有兩種社會保險模式可供選擇：一種是多數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行的以現收現付、社會統籌為特征的社會保險模式；另一種是新加坡和拉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推行的以強制儲蓄、個人積累和個人賬戶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保險模式。經過多年探索，我國最終選擇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199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標志著統賬結合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確立。

第二，社會保險實現了真正的廣覆蓋。覆蓋率是衡量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成功的標志，覆蓋率的前提是在制度設計中要將不同的人群涵蓋進去。我國傳統的退休保險只涵蓋了職工，家庭婦女等無業人員都排除在外；而現在的養老保險，不僅覆蓋了正規的企業職工，還覆蓋了非全日制和靈活就業者，例如家政工、小時工、農民工和農村居民。在基本醫療保險中，不僅涵蓋了城鎮職工，而且涵蓋了家庭婦女、老人、小孩以及廣大的農村居民；還根據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階層設計了不同的繳費標準。可以說，實現了真正的廣覆蓋。

第三，社會保險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分隔。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正在形成覆蓋城鄉的全民保險制度，農村僅僅依靠家庭養老的歷史將在2020年退出歷史舞臺。不過，在城鄉社保制度建立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城市的社會保障通常早于農村。在養老保險方面，199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2008年6月國務院研究部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明確提出到2020年在全國全面推開農村養老保險。在醫療保險方面，1998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提出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全面推開新農合。目前，城鄉社會保險制度分割的局面已得到較大改觀。

第四，強化了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責任。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只對公職人員承擔社會保險責任。而近年來，政府不斷強化自身在社會保險中的責任，逐年加大對社會保險資金的財政投入。比如：政府為每一位參保的農民提供基礎養老金，為農民參加基本醫療保障提供2/3的資金；對于老職工來說，他們的養老金過去一直是待遇確定型，轉軌為繳費確定型之后存在著資金缺口，中央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資金彌補這一缺口，近兩年投入500多億元，歷年已投入5000多億元，同時保障地方解決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參加醫療保險。

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快速推進，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構架基本確立。2010年頒布了我國第一部被稱為民生基本大法的社會保險法，該法確認了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五大險種作為社會保險的主要內容，為人人享有公平的社會保障，縮小貧富差距，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鋪設了安全網。

二、 我國社會保險體系構建中的幾個問題

（一）社會保險制度設計存在“缺陷”。社會保險的政策目標，可以用社會保險法的兩句話來概括：廣覆蓋，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和醫療健康。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需要社會保險覆蓋絕大多數目標人群，特別是低收入和經濟困難的人群。社會保險的覆蓋率是評價社會保險制度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之一。社會保險覆蓋率與參保率直接相關，個人繳費參保是享受基本養老保險的基本條件之一。為了吸引城鎮就業者參加養老保險，吸引低收入者參加醫療和失業保險，社會保險采取了相同繳費比例的籌資方法，就業者個人交納工資總額的10%，從而使得低收入者以更少的工資數額參保，比如月收入1680元，繳納168元即可，月收入10000元，要繳納1000元，繳費15年就可以享有終生的養老保險金。高收入的階層多繳，低收入的階層少繳，體現了社會公平的原則，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低收入階層參保。但是，這一原則并沒有貫穿始終，在一些制度設計中被拋棄了。

第一類制度設計的“缺陷”是收繳保險金的標準問題。繳費標準以“社會平均工資”為依據，設計了征繳的上限和下限，收繳金額的下限不得低于社會平均工資的60%，低于社會平均工資60%的按照60%繳費，上限是社會平均工資的三倍即300%。各地的社會平均工資不同，上下限的繳費基數就不同。設計繳費基數和最高限的結果導致三類情況：一是在上下限之間的繳費比例依然體現了公平原則；二是低收入的多繳費，低于社會平均工資60%的必須多繳費，如果以2011年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為例，收入1100元的也要與工資1680元繳納同樣多的養老金，個人每年要多繳634元，繳費比例高達15.3%，即工資收入低于下限，繳費比例就會上升；三是高收入的少繳費，在北京工資月收入超過12603元的工作人員，也按照12603元的繳費比例繳費，會導致工資收入越高于上限，繳費比例越低。繳費上下限的設置實際上保護了富人利益，損害了低收入階層的利益。

第二類制度設計的“缺陷”是無單位的就業者和無業者繳費數額高于有固定單位的數額。從制度設計來看，城鎮的社會保險是由個人與企業分擔的，個人承擔工資總額的10%，按照最低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計算，個人每年要承擔2014元，單位繳納30%左右，約為6048元/年。而對于沒有單位的靈活就業者，比如家政工、無雇主的個體戶、非全日制工作者，以及無職業的家庭婦女，也可以參加社會保險，但是至少要繳納6000元/年，連續繳納15年。在這里，無單位的就業人員或無業人員的社會保險，不僅要承擔個人繳費，還要承擔單位繳費部分，對于低收入和無收入來源的群體壓力極大。本來這一人群更有必要進入社會保險系統，使得社會保障制度起到兜底作用，以便通過第二次分配保障其基本生活權利，然而實際上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無力參保，2010年我國個體與靈活就業人員有6000萬人，僅有3500萬人參保。

第三類制度設計的“缺陷”是企業的繳費率過高。企業繳納“五險”的總額高達33%左右，其中，養老保險占20%，醫療保險占10%，工傷保險按行業性質確定，最低0.2%，最高1.5%，失業保險占1%，生育保險占0.8%。另外，企業還要繳納高達工資總額42%的住房公積金。這樣高的繳費對于經濟效益不佳的中小企業是一筆不可小視的支出，致使逃避繳費的現象屢見不鮮，或者虛報人數少繳，或者根本不辦理社保登記。由于城鎮職工繳費與企業繳費是捆綁在一起的，如果企業不予繳費，個人也不能單獨繳費，因此，這大大影響了社會保險的參保率，2007年，僅有50%的城鎮從業人員參加了養老保險。

由于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致使政策上的廣覆蓋目標不能真正覆蓋到最需要幫助的低收入和無收入人群。當大量的底層民眾不能從中受益，社會保障制度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功效和作用。

（二）管理的不可持續性。1993年后，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各地普遍設立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2009年底全國共有7000多個經辦機構，工作人員14萬人。社會保險管理涉及到三個相互關聯的環節：征繳的金額和年限，資金的管理（規避各種風險，安全和保值增值）和資金準時足額的發放。每個環節環環相扣，否則會導致管理的不可持續性。

一是社會保險征繳金額不能實現長期平衡。以養老金為例，傳統的保險制度主要是依據有報酬的“勞動者”來設計退休待遇，同時按照勞動者的階層分類，第一層級是公務員，第二層級是企業職工，農民不享受養老待遇。在兩大階層的制度安排中又有一定的性別規約，比如：公職人員中，男女的退休年齡相差5歲，男年滿60歲，女年滿55歲，參加工作年滿10年可以退休；企業職工中，男女的退休年齡相差10歲，男年滿60歲，女年滿50歲，連續工齡滿10年的可以退休。這是解放初期制定的一項區分男女的退休制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種男60女50的做法，將會使養老保險資金難以保障長期的收支平衡。目前，我國社會養老金不是一次性支付，而是終生支付。社會養老是以直接的資金籌集與支出為基礎的分配制度，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長期的資金收支平衡。按照女性50歲退休發放養老金計算，如果壽命為80歲，就要領取三十年養老金，而我國城鎮養老金繳費只有十五年，整整多了一倍的時間。按照男性60歲計發養老金，考慮男性的人均壽命少于女性5年，那么男性領取養老金的平均時間是十五年。支付女性養老金的時間和總金額大大高于男性，而女性的交費年齡遠遠低于男性，使得社保基金長期平衡的條件嚴重不足，養老資金難以持續，未來的政府要大量投入。

二是社會保險資金管理面臨風險，存在不能準時發放現象。到2010年底，城鎮五項社保資金的收入超過1.7萬億元，支出1.4萬億元，結余2萬億元，收入和支出相當于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國財政年度總收入和總支出，基金積累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國內生產總值。基于此，社保資金的安全運營和保值增值就成為管理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社保資金管理面臨著兩大風險：一是權力腐敗導致的風險，如上海市最大的社保案挪用了32億元的社保資金；二是養老保險支付面臨巨大風險，政府一直沒有找到可行的辦法填補由于歷史欠賬而形成的巨額空賬，只是根據當年支付的實際缺口提供財政補貼。此外，資金的征繳到位并不一定能保障資金的準時發放。2011年7月，云南省審計廳向省人大常委會作了《關于2010年度云南省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其中民生資金挪用和閑置等最引人注目。在對10個縣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專項調查中發現，瀘水縣618萬元省級補助資金滯留，景洪市5個鄉鎮393位老人養老金未及時發放。另外，耿馬縣有931人因無力一次足15年養老保險費而不能領取到養老金，占該年度符合領取條件人數的77.84%。

（三）制度的“碎片化”影響到社會保險公平作用的發揮。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城鎮企業職工已經改為社會保險型，而機關和事業單位依然是單位保障型，制度是不完整的“碎片”。并且各種制度的費用增長速度不同，各個部分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以養老保險為例，1990年城鎮企業職工人均退休費是1664元，事業單位和機關分別是1889元和2006元，事業單位和機關人均退休費分別比企業高出13.5%和20.6%；到了2005年，企業人均退休費為8803元，事業單位和機關分別是16425元和18410元，事業單位和機關人均退休費分別比企業高出86.6%和109.1%。

不僅各大類別間社會保險制度的安排差異大，在每一個制度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制度安排。社會保險非但沒有縮小各個階層間的差距，反而在不斷增大。以基本醫療為例，目前全國80%的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的是傳統的公費醫療，公共財政承擔了絕大部分公職人員的醫療費用，個人不需要繳費，享有免費午餐。其次是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依靠企業和個人繳費為主（企業繳費9%，個人繳費2%），政府不承擔繳費責任，只是為企業提供優惠政策，比如繳納保險的工資不納稅等。根據年度繳費情況享有門診和住院70%左右的報銷比例。為了防止醫療費用超支，對于企業職工的醫療行為有著嚴格的約束，除了開設報銷的藥品之外，還設置了起付線、封頂線。北京醫療報銷的起付線高達1800元，封頂線是醫藥費不超過2萬元；天津同期起付線是800元，封頂線不高于2萬元。對于城市居民也同樣有大量嚴苛的醫療行為約束。總之，個人要承擔很多公共衛生開支，2001年居民個人衛生支出高達60%，社會衛生支出為24.1%，財政衛生開支僅為15.9%。近年來，盡管財政衛生支出不斷增大，2009年達到27%，社會衛生支出達到34.6%，個人衛生支出所占比例仍然最高，為38.2%。再者是農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農民少量繳費、政府提供補貼。這一制度是針對農民大病醫療而設立的，不承擔門診醫療，同樣設置了嚴苛的起付線和封頂線。結果是小病不能報銷，大病報銷封頂，醫療補助遠遠不足。占總人口近60%的農村居民擁有的政府衛生資源2007年僅有32%，40%左右的城市居民卻擁有68%。與此同時，城市居民人均擁有的衛生費用1862.3元也是農村居民454.8元的4倍左右。此外，在政府財政的農村衛生支出中，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助支出由2001年的80%下降到2007年的52%。正是由于這種衛生資源偏向城市以及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投入的下降，導致農村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狀況得不到有效改善，設備簡陋、缺醫少藥的局面仍然較嚴重。

在這里，社會保障沒有完全起到第二次分配的正向調節作用，反而出現了逆向調節，強化了城鄉、階層、貧富之間的差別。

三、 完善我國社會保險體系的基本思路

（一）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社會保險的比例。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的實踐表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設及完善和政府的財力支持密不可分。目前，我國財政對社會保險給予的財力支持不斷增大，但仍顯不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從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說，我國2001年～2010年大體維持在10%～12%左右，而2006年美國為18.6%，法國為42.4%，德國為46.5%，英國為35.9%，日本為33.9%。這與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有關。近幾年來，雖然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在調整中趨于優化，公共財政能力得到明顯增強，財政用于民生領域的支出不斷增加，但經濟事務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民生支出（見表1）。

我國要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險體系，需要不斷優化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降低在經濟事務上的支出，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特別是增加在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從而使政府在籌資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財政投入增加之后，緊接著是財政投入的目標人群問題，根據社會公平原則，需要投向最需要得到幫助的階層和人群。這一目標人群目前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計劃經濟時期做出貢獻的老職工和高齡老人，他們一直是低工資低福利，即使沒有繳費也應享有養老待遇。第二類是無力參保的城鄉低收入和無收入人群。許多國家都在財政支出方面向這類人群傾斜，比如：德國對于未交費或繳費不足的低收入群體，由專區和市屬社會事務辦公室或受專區的鄉鎮事務辦公室負責進行生計調查，符合條件者可以得到社會救濟性養老金，費用由公共開支負擔；日本的養老保險，國家承擔1/3，并設置了專門面向自營者、農民、學生、自由職業者、無職業者的國民年金，個人繳納一定的保費，不足部分財政轉移支付。第三類是生活困難的農民。目前政府提供給農民55元的基礎養老金，作為吸引農民參保的激勵措施作用不可低估，但作為農村老人的養老金則明顯不足，在農村社保建立起來以后，需要更多地考慮農民分化的現實，向生活困難的農民傾斜，不斷提高基礎養老金數額，使農民真正做到“老有所養”。

在強化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主體地位和財政投入的同時，還可以逐步降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征繳比例，以減輕企業的社保負擔。根據國際經驗，企業繳費在10%～20%，可以避免過高的繳費導致企業無力承受而弄虛作假。此外，還要取消征繳資金的上限，使高收入企業通過繳費惠及更多低收入者。

（二）保障個體權利并放寬對工人農民醫療行為的約束。保障個體權利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保障流動人口在多層次的制度設計中的選擇權。社會保障制度有許多很好的原則，比如“多層次”“廣覆蓋”。根據不同人群的收入和需求，設計多種繳費層次，這是從實際出發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層次的制度之間要保持開放性和流動性，而不是將各個層次的制度封閉起來。保證開放性的做法是：提供給不同群體社會保險的多種菜單，將選擇權交給投保者本人，流動人口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自主選擇，或者選擇雙低標準，或者選擇綜合保險，或者選擇農村社保，或者選擇城鎮職工保險，而不是由政府規定。增加參保人的自主選擇權是現代管理的新理念，應當成為社會保險制度管理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其二，保障個人繳費方式的自主選擇權。目前，在繳費方式上采取的是個人與單位、個人與家庭捆綁在一起的做法，這種做法會提高繳費效率，但不一定能保障個體權利。比如，當企業逃避繳費時，職工個人就會因單位不繳費而失去參保權，結果個人要承擔單位過錯導致的后果。又如，新農合是按照家庭繳費的，實際上許多農民工外出打工并不在農村，即便生病看病也不在當地，導致繳費參保者與享受權益分離。要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讓農民和農民工自主選擇，可以選擇捆綁式繳費，也可以選擇分開繳費，分開繳費也許會增加一定的管理成本，但可以防止個人權利受損，還可以監督單位的繳費情況。

由前文可知，嚴苛的醫療行為約束會大大抑制工人農民的醫療需求，甚至無法實現治病救命的基本醫療目標，因此應放寬對工人農民醫療行為的約束，降低起付線和提高封頂線，乃至取消封頂線。山東省廣饒縣2008年取消農民醫療的封頂線，至今已有三年。其具體做法是：提高交費標準，個人繳費50元，政府投入225元。全縣設立不低于200萬元的縣級大病專項，對參合農民大病給予50%的補償，年底集中兌現。這使得一批患重病大病的農民能夠看得起病、救得了命。廣饒縣政府為什么能夠取消封頂線？有人會說，政府有錢。當然，有錢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廣饒縣是全國百強縣，排在60多名，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非常重視民生建設，有一份為農民服務的工作理念。正因為有這樣一份理念，政府沒有首先建設縣行政辦公大樓，而是將財政投向了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2010年醫療衛生投入占財政支出的13.5%，社會保障投入占14.9%，兩項合計占28.4%。

（三）加強社保資金的管理與運作。隨著繳費確定型基金積累制的確定，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我國男女職工退休年齡有十年的差距，是世界上性別差距最大的國家。因此，采取漸進方式，縮小以至取消法定退休年齡的差別，都提高到60歲，是改變養老保險制度撫養比、調劑代際權益、應對老齡化的重要措施。目前，國際社會男女退休年齡之間的差別正在縮小，60%以上的國家改為同齡退休，性別不再作為確定工作年限的唯一標準，而是根據職業、行業和工作特點來確定，比如韓國公務員法定退休年齡是60歲，教授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增加了退休的彈性，個人可以本著自愿的原則，選擇提前退休；進一步強化待遇激勵機制，對提前退休者減發養老待遇，推遲退休者增發養老待遇。目前，上海已經實行男女公務員同齡退休的規定，對高職、高知、高技等知識型群體、短缺類人才實行延遲退休政策。

社會保險資金的監管，是社保資金安全運營的關鍵，很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監管措施，一種是政府管理，公民監管，比如日本的家庭津貼由家庭婦女等進行監管，另一種是交由專業社會組織進行管理，政府進行監管，比如瑞士有各類公共養老基金和行業協會養老基金負責征收和發放。目前，我國采取的是第一種措施。當前，我國要防止社保資金管理與權力腐敗聯手，要將權力的運行陽光化透明化，將與民生相關的政策和措施公之于眾，接受公眾的監督和投訴；權力部門還要與公眾進行互動，及時回應公眾需求，從而保證資金的安全運營。

此外，社會保險資金的發放還要考慮到受助者的尊嚴。對于低收入的人員或家庭予以補助，需要搞清家庭收入的具體情況，以免出現困難者未補助、補助者不困難的“錯位”現象。我國各地經常采用的方法是民主測評和公示，根據民主測評來確認生活困難程度，而不是收入調查，然后將資助者的名單進行公示。民主測評與公示的方法，利是達成共識，減少了民眾之間的不同意見，弊是沒有考慮到困難人群的尊嚴和隱私。其實，家庭貧困屬于個人隱私，個人隱私不需要透明公開，而民主測評的方法用于評估收入情況也不一定科學。目前，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是生計調查，通過專業機構調查摸清個人收入情況。

社保資金的管理原則是收支平衡，既不能支出大于收入導致不可持續，也不能收入大于支出大量積壓社保資金。2010年，我國五大保險結余20萬億元，其中生育保險節余168億元。如何保證收支平衡，一種方法是降低征繳的額度，另一種方法是擴大覆蓋人群。生育保險的受益者主要是女職工，我國社會保險法第56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產假和生育的醫療費用。現在應當擴大到男職工，比如設立男職工的護理假，在妻子分娩的時候護理妻子和新生兒。建立男職工護理假，可以使繳費的男職工獲益，也可以彰顯社保政策的人性化。2009年人民網和新華網專門做過此項建議的調查，支持率高達95%。此外，父母育兒假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目前已在36個國家設立，成為社會保障中的一項內容。我國有26個省已經規定了晚育父親享受護理假的權利。

（四）加快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將我國公職人員的改革放到國際社會發展大趨勢來看，其他國家早期的公職人員與我國公職人員一樣，都是采用現收現付方式由公共財政統一支付。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公共部門的擴張，許多國家公職人員的退休費在不斷攀升，為了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它們突出了責任共擔原則，開始由國家、單位和個人多方共同分擔。如美國1986年在《聯邦公務員退休制度》中規定，公職人員養老金的來源是雇主和雇員分別按個人工資總額6%繳納，此前的退休待遇主要由財政承擔。此外，建立了個人賬號式的儲蓄計劃，公務員按照工資10%的比例儲蓄，政府按照5%為其提供補貼。奧地利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是公務員繳費10.25%，其余由國家財政承擔。這些國家公職人員的養老金待遇高于普通雇員，而繳費低于企業，此外還有各種津貼和福利，為了不讓公職人員與企業職工待遇有太大差別，各國采取很多控制手段，比如適度降低替代率等。

我國公職人員的社保改革，最好將機關與事業單位捆綁在一起進行改革，這樣既可以防止機關與事業單位之間形成新的“二元社保結構”，也可以防止繼續出現制度的“碎片化”，將公務員推向是否堅持社會公平的風口浪尖上，出現新的社會不公。而且改革的方向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滿足公共服務需要，精簡高效，科學合理，由單位保險過渡到社會保險，采取三方分擔的原則，不再享有免費午餐。近年來20%左右的地方對于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制度進行了探索，比如，養老保險按照企業社會保險的方式進行改革，普遍引入個人繳費，但考慮到公職人員的特點，繳費水平普遍低于企業職工的個人繳費水平，約有20%的試點地區為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建立了個人賬號。截至1999年底，全國改革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統籌基金約190億元，全部按照收支兩條線存入財政專戶。為了防止公職人員與企業職工的差距過大，要控制公職人員的養老金增長速度，適當提高企業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

參考文獻：

〔1〕王發運，李 宇.2010年中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新進展〔A〕.社會藍皮書2011年〔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