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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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近30年來，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過程。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進行的。因此，中國的制度變遷必然會對消費者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1978年以前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特征

1978年以前，即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消費者行為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行為方式。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消費需求依附于個人收入和消費品的計劃分配，受到政府計劃的嚴格管理。這一時期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主要特征是：

1．個人根據可支配收入和商品價格選擇消費品的自由非常有限。一方面，個人可支配收入不僅水平很低，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而且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實物性收入，真正由個人自由支配的貨幣收入部分所占比例很小；另一方面，由于供給缺乏彈性，消費品短缺成為常態，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被迫以配給方式供給，因此，消費者的選擇范圍極其有限，延遲消費和強迫替代現象普遍存在。

2．由于個人收入水平極低，使得個人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幾乎不可能有多余的收入可以在儲蓄和當前消費之間進行選擇。大多數中國居民的個人收入甚至不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且，計劃經濟的金融體制也使得個人不可能靠貸款進行消費。在這種情況下，收入的任何增加立刻就會反映為市場購買力的增加，個人消費需求的增長與個人收入的增長幾乎同步，消費者行為只能是即期的。

3．消費品價格不僅扭曲，而且在政府定價制度下成固定態勢。計劃經濟時期，雖然不能說消費者對價格完全沒有影響，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消費者的選擇對價格是不起作用的，因為許多消費品價格幾年甚至十幾年不變。

二、1978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者行為特征

1． 消費品供給短缺的狀況迅速改變，消費者的選擇自由越來越大。從1978年開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的時期。隨著價格的放開，消費品的生產和供給擺脫了計劃的限制，改變了嚴重短缺的局面。

2． 在貨幣分配方式和配給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個人收入大幅度增長。1978-1994年，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76.8％。個人可支配收入在較短時期內實現大幅度增長，其意義不僅在于提高了消費者購買力和生活水平，而且意味著消費者擁有了在生活必需品與非生活必需品之間、在消費支出與儲蓄之間進行選擇的自由和空間。

3．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收入分配體制的變化在導致個人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居民消費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支出關系和消費傾向明顯分化，尤其是高收入階層的出現，對全社會消費方式的轉變起到了示范作用。

4． 流動性約束弱化。盡管該時期中國的資本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與消費者流動性約束相關的消費信貸也受到嚴格限制。但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使人們有了在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進行選擇的可能。居民儲蓄存量迅速增長形成金融資產，為居民跨時預算消費支出奠定了基礎。

三、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者行為特征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方面，隨著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消費者行為的外部環境已經接近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消費者行為的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等項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及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滯后，又導致了消費者行為形成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過度強化。

在這一時期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主要有以下特征：

1． 消費者選擇自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整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幅度提高，從制約消費者選擇的主要因素來看，一方面，消費品價格全部實現了市場化；另一方面，消費品供給約束基本消除。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商品短缺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緩解，但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對消費者選擇自由構成最大限制的供給約束才真正消除并出現了消費品供給過剩的局面。

2． 消費者行為方式多樣化。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居民收入來源出現了市場化、多樣化的趨勢。由于就業制度的市場化，個人收入的穩定性隨之減弱；由于收入來源不同，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和個人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消費行為方式和消費傾向。消費行為方式的多元化是消費者行為理性化的重要表現，也是近年來經濟生活中難以形成新的消費熱點的重要原因。①

3． 不確定性影響進一步增大。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就業、住房、醫療、教育、退休養老等制度改革全面鋪開，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就業制度的改革以及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大量出現的職工下崗現象、企業破產導致的職工失業現象，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穩定的收入預期。而住房、醫療、教育、退休養老等項制度改革，則是加強了人們的未來支出預期。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制度的改革目前仍在進行過程中，最終形成的制度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收入和支出，是不確定的。這種收入、支出以及制度的不確定性使得居民形成較大的風險預期。

第2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我們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和效率做出清楚的界定，社會主義的公平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它涵蓋各種社會資源的配置，其中包括財富的分配、權力和權利的占有、教育機會和名望的獲得、職業的選擇等，它們都存在著公平問題。因此，把公平僅僅理解為經濟范疇是狹隘的。不過由于經濟是基礎，廣義上的公平所涉及到的各個方面都最終要體現到物質資源和物質財富的分配和占有上，所以經濟公平是核心。而經濟領域的公平動態地考察又包括起點公平、規則公平和結果公平。起點公平指在經濟活動之前，每個公民都有同等機會支配社會資源，有同等機會參預社會經濟活動。規則公平也就是制度公平、環境公平，其含義是指人們在享有同等權利和承擔同等義務條件下進入市場、展開平等競爭。結果公平是指在經濟活動之后，所有人的勞動都是平等的，都有同等效用，等量勞動換取等量產品，等量資本獲取等量收益。可見，經濟公平不等于收入平均，它的內涵要比收入平均的概念豐富得多，而且社會主義經濟公平承認先在的、自然的、社會的和個體的差異導致人們收入分配上對財富的差別占有，同時強調要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使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從而保證社會成員平等的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實現均衡的社會發展。

效率，從廣義上講，是指現有的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或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福利得到最大增進，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社會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從經濟學講，效率的基本含義是指投入與產出或者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簡單地說就是用盡可能低的成本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產品。效率一般總是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經濟收益相聯系的。效率既取決于主體活動的能力和活動的工具，還取決于其活動的方式，而決定效率的動力因素是人的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效率屬于生產力的范疇，社會主義的生產就是要提高效率。

公平與效率的對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然存在，但同時，公平與效率也顯示出兩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內在統一性。首先，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基礎。公平實現的程度將受到效率實現程度的制約。只有通過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提高效率創造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公平的實現才有扎實的根基。其次，公平是效率的動力和保證。只有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規則平等，差距適度，才能激發勞動者盡可能全面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促進物質財富的增加。所以，公平離不開效率，離開效率的公平是一種形式的公平，由于它缺乏公平的實質內容，所以它只是對懶人的公平，而對勤奮的人以及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是最大的不公平。效率也離不開公平，離開公平的效率必然是一種短暫的效率，它不可能獲得持久的推動力和發展趨勢。單一的公平和效率都難以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長久存在的基本支柱。公平與效率猶如天平的兩極，相互依賴，不可偏廢其一。公平與效率的內在統一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共贏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平目標下的效率經濟。公平與效率統一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公平問題主要涉及所有制以及由它決定的分配制度：公有制或私有制。公有制是人們經濟平等進而社會政治權利平等的基本保障。效率問題，主要涉及經濟體制：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從目前來看，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效率高。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經濟上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盡管資本主義主張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公平和政治權利上的公平，但由于經濟不公平，其他社會權利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傳統的社會主義如原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是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相結合。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們經濟上的平等和建筑其上的社會、政治權利的平等，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解決了平等問題，但是由于計劃經濟的缺陷，經濟效率卻成為問題。這似乎提出了一個兩難選擇：要社會主義，只能得到公平而損害效率；要資本主義，只能得到效率犧牲公平。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聯系在一起，從而也第一次使公平與效率有獲得共贏的可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能夠逐步解決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實現兩者的協調一致，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是因為，首先，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協調統一。“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指要提高效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是要實現公平。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決定了它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雙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性之外，還具有自己的特征：（1）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 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這是中國能實現公平與效率雙贏的根本制度保證。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首先需要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勢必拉開收入差距。但是“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決定了這種收入差距主要是勞動收入的差距，不會太過于懸殊。（2）在宏觀調控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政府的宏觀調控較私有制為基礎的西方國家更具有優勢，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增加轉移支付，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完善各種社會福利措施，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拉大。這是中國能實現公平與效率雙贏的重要條件和措施。

第3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取而代之的是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相應地，國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也由“堅持按勞分配”調整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其它分配形式為補充”。并進而在“十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鼓勵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一、個人收入分配機制的經濟意義

    研究分配問題的意義，在于不同的分配機制對社會經濟運行有著不同的影響，會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效果，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不同的分配機制會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具有不同的激勵作用，是影響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要因素。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認為經濟活動主體一般是由利益驅動的，即所謂“經濟人”假設，盡管人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但現實中人們的經濟行為所表現出的趨利避害的自利傾向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因而人們所受到的來自特定社會收入分配機制的利益激勵，是促使人們追求經濟目標、提高經濟效率、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經濟效率是特定個人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的函數。一種收入分配機制越能體現對經濟活動主體的激勵，對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第4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關鍵字： 基尼系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分析

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近十多年來首次發表了中國的基尼系數，數據顯示， 201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4，2008年基尼系數曾達到0.491，此后逐步回落。

此前，西南財經大學首屆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2年在北京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城鎮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60。這一系列的數據顯示出中國無論是從全國、城鎮還是農村來看，貧富差距都過大具體說來，我國貧富的日益分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

（2）各行業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

（3）區域間貧富差距明顯

我國現行分配制度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計劃分配的方式，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行的分配制度是結合我國國情長期探索的結果，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根據前文中所闡述的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可以得知目前我國分配制度仍存在一系列問題，例如，對一些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難以進行有效地監管，在政策庇護和壟斷資源的優勢下進行的“權力分配”等，這些現狀也表明現行的分配方式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并不十分相符，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已經突破合理界限。

這種狀況將不利于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失衡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關于縮小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話題成了中國社會的聚焦領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為最大的焦點議題。在此，就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簡單分析我國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改革開放前

在農村，主要實行的是農業合作社形式，根據勞動力強弱、熟練程度等具體情況逐日記工分，年終按工分總數進行分配。

在城市，從1952年全國開始實行“工資分制”；1956年改工資分制為貨幣工資制。總之，不論城鄉，實施的都是按勞分配形式下的平均主義和極端平均主義，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二）改革開放后

我國的分配制度開始發生變化。在主流分配制度之外，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政策，城市里出現了多種經濟成份，因此也就出現了多種分配方式。如按產權分配、按經營權分配等等。在這些經濟的配合下，整個社會經濟開始出現了繁榮，人們的生活逐漸發生了變化。然而，事物的發展并不都是令人樂觀的。一方面由于分配的多元化，一部分人因種種原因先眾人而富了起來。他們開始在一切可能的場所以“補償式”的消費、“炫耀式”的消費甚至是“宣泄式”的消費來體現自身的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由于新富群體的出現，使得本來貧富差距不是很大的中國社會很快發展到了兩極分化的程度。

面臨我國現今貧富差距懸殊的局面，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顯然已迫在眉睫。

分配制度改革的意義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于2012年12月15日宣布，發展改革委將于2013年協調推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關實施細則的出臺，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

他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說，為充分發掘消費潛力，明年要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改善消費環境。為此，發展改革委將協調推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關實施細則的出臺，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

為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我國將加快發展信息消費和養老、健康等服務消費。支持4G網絡建設和業務發展，擴大綠色節能環保產品消費，繼續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出臺促進文化創意與相關行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推動文化、旅游、體育等消費健康發展。

他還表示，明年將著力保持投資穩定增長，調整預算內投資結構，大幅度壓縮用于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壓縮小型分散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些內容在剛剛召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均有所提及，并期待具體政策的進一步落實。

收入分配機制改革對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分享式發展、改變二元式經濟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刻不容緩的以消費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釋放出巨大的消費支付能力。特別是具有高邊際消費傾向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是現階段一般消費增長的最基本推動力。這對于中國走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由此看來，合理切分蛋糕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具有極積極的經濟意義。

結論

我國2004年開始醞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但至今不同行業、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職工工資增長幅度低等問題仍持續存在，已成為我國提高百姓消費總水平、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制約因素。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回應了百姓對提高收入、共同富裕的期待。相信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國家將更加注重勞動者權利，讓百姓通過勞動和財富能獲得與經濟發展增長水平相一致的收入。

參考文獻：

[1] 劉詩白.政治經濟學[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

第5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由“區別對待”到“國民待遇”

1979年以后，中國開始了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區別對待”的政策在新的歷史時期并沒有被拋棄，相反，它被賦予了新的內容，成為中國的財政政策向“正軌”回歸的必由之路。

比如，改革伊始，政府就著手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促進農業的發展；大幅度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試圖通過這種措施緩和農輕重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局面。又如，為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對涉外企業實行較國內企業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與此同時，國家先后決定成立五個經濟特區、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以及建立三個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些地區享受較其他地區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至此，中國的財政政策又增加了按不同區域區別對待的內容。再如，為對內搞活、促進非國有制經濟的發展，政府逐步放松市場管制，對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給予各種優惠政策。有關部門的統計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承擔的稅負要遠遠輕于國有經濟。當然，對包括外資在內的新興經濟而言，雖然它們在某些方面享受到了優惠政策，但在相當多的領域仍然處于不利的地位。

———1998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趨緩， 私人投資嚴重不足，在這樣背景下，要求政府對民間資本擴大市場準入范圍的呼聲日高。一旦民間資本獲準進入原本由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那就意味著私營經濟將得到與國有經濟平等的市場競爭機會。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要求政府給予中外企業以平等的待遇，歧視任何一方都會違背國民待遇原則。中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存在著許多對涉外企業的優惠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對國內企業的稅收歧視。如果不及時加以調整，勢必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目前，這方面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其出臺的起因是為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如果要對中外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待遇，那么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由此看來，財政政策中“區別對待”的成分會不斷地削弱，相應地，“一視同仁”的成分會得到加強，這是經濟體制演進的結果，也是時代進步的要求。

二、由“生產建設性財政”到“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

“生產建設性財政”是對計劃經濟時期財政支出政策的形象概括———國家財政資金主要用于滿足生產建設的需要，而投入到非生產部門的資金卻嚴重不足。之所以出現“高積累、低消費”的局面，與那個時期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幾乎掌握了全部的社會資源，所以政府自然成了社會投資的唯一主體。國家財政資金按最終用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于積累，一部分用于消費。在財政資金總量固定的情況下，積累率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經濟的增長速度。出于對高經濟增長速度近乎狂熱的追求，當時的決策者把積累率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全民消費水平則被定位在以不餓死人為底線。綜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性支出在全部政府支出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高度集中財政體制的逐步瓦解，政府已經不再可能將全部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國民收入分配方式的變化，使社會財富開始向微觀經濟主體轉移。一方面他們的經濟力量在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改革強化了其利益主體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全社會投資必然出現多元化趨勢。除了傳統的政府財政投資以外， 還應該包括國有企業的自主投資、私人資本投資、利用外資投資等。投資主體多元化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的變化，財政投資不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唯一力量。而且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增長已越來越依賴于民間投資，國家預算內財政投資占全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越來越小。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變化，所以政府有條件放棄計劃經濟時期的高積累政策。改革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歸還歷史欠賬”的做法，以及后來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措施，表明政府在有意識地修正計劃時期的低消費政策。與之相適應，國家財政資金中用于和平建設的比例持續下降，而用于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在" 財政支出中則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從更深層次分析，將財政資金用于和平建設，意味著政府直接參與了市場經濟活動；而對生產建設財政投入的不斷減少，則說明政府正在從市場競爭領域退出。從改革以來的實踐來看，這種“退出”既是主觀選擇的結果，也有客觀形勢的壓力使然（比如，改革以來財政的困難），而后者可能起了關鍵作用。

三、由“苛守年度預算平衡”到“追求經濟總量平衡”

改革之后，堅持財政收支平衡的原則并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在“放權讓利”的旗幟下，財政政策的重心實際上落在調整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分配關系、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上。其結果是國家財政的集中度下降，財政收入嚴重不足，而財政支出卻剛性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收支平衡難以維持，赤字連年是對1979年后中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最好總結。應該指出的是，1998年以前的政府赤字帶有明顯的“事后赤字”特征，也就是說，這種赤字不是政府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被動地接受客觀現實的產物。為了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削減經濟建設支出。對于那些具有滿足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的支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減少的，如果只是從固守財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出發而采取壓縮的辦法，那么實際上是對改革的否定，等于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了。這樣，財政就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要維持預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在兩難選擇中，后者自然占了上風。于是，在經濟建設支出大幅度減少的同時，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也在迅速增加，財政赤字不可避免。從1979年到1997年這段時間， 中國政府的預算政策表現為：主觀上追求預算收支平衡，但客觀上預算平衡卻無從實現。

四、政府收入機制由“不規范”到“逐步走向規范”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特殊的財政收入機制，它的特殊性表現在：政府組織收入，主要不是依靠稅收，而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國家通過人為地壓低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對城鎮職工實行低工資制的政策，達到了“一石二鳥”的目的———一方面降低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使農業部門創造的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來實現。再通過財政的統收統支，將國有企業的利潤集中在國家手中。顯然，在這個特殊的政府收入形成過程中，價格、工資、企業留利都成了政府組織收入的工具，它們的高低決定了財政收入的多寡。

特殊的財政收入機制在傳統體制下是行之有效的，但從改革一開始，它立刻受到了挑戰：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職工工資、增加企業留利水平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傳統的政府收入機制變得支離破碎，國家財政陷入困境，其不規范性在市場化改革中暴露無遺。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江河日下，而非國有經濟在不斷壯大，微觀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了政府只能采取稅收這種規范化的工具來組織收入。于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政府先后實施了兩步“利改稅”、“承包制”和“稅利分流”，目的是通過建立比較規范的財政收入機制來緩解財政的困難，盡管緩解財政困難的目的沒有達到，但稅收作為政府收入“主力軍”的地位得以確立。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的地位。至此，從稅利關系的角度來說，政府收入形式實現了規范化。

但解決了“稅利之爭”并不意味著規范化的政府收入機制從此確立。相反，由于大量政府收費的悄然興起，使政府收入機制的規范性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

改革之初的財政困難使政府收入渠道產生了多元化傾向。最初國家允許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通過向公眾提供服務取得收入，以解決自身經費不足的矛盾。地方政府在利益動機的驅動下，也開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組織收入。各地方政府和行政事業單位的行為導致了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迅速擴張。由于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資金管理方式與預算內收入的資金管理方式不同，尤其是制度外收入———自收自支、自求平衡、不列預算，使得國家對收費主體的行為不能進行有效地監督，而且收費的多少與個人的利益直接掛起鉤來，最終導致收費愈演愈烈，發展到泛濫成災的地步。進入90年代，在全部的政府收入體系中，實質上已經形成了“費大于稅”的格局。不規范的政府收入機制，在實踐中產生了種種危害，迫使政府痛下決心，于1998年開始著手進行稅費改革。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所以每一項重大措施的出臺，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但目前的問題不是討論要不要進行稅費改革，而是怎樣進行稅費改革。勿庸置疑，隨著各項改革舉措的分步實施，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規范化的政府收入機制必定會建立。而且僅就目前的情況看，通過近幾年大規模清理亂收費，已經使政府收入機制由不規范向規范化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以上四點，通過對中國財政政策沿著市場化方向演進的歷史性回顧，旨在說明其在變化中所呈現的一般規律，而政策演變的結果遠未達到理想狀態。以第一個要點中“一視同仁”的說法為例，中國目前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完全做到“一視同仁”，而且絕對的“一視同仁”似乎永遠也不能實現，但這并不妨礙政府將它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取向。總之，財政政策的演變軌跡向人們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在市場化的背景下，中國財政正在向著公平、規范、透明方向發展，財政政策已經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公共性”特征。

第6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企業內部產業結構、組織結構和隊伍結構的大幅度調整，徹底打破了過去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格局，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給國有企業工會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戰。面對這樣的形勢，國有企業工會要想實踐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和研究當前工會工作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以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迎接挑戰，這樣才能探索出適應新形勢要求的企業工會工作新路子。

1、職工隊伍分化為不同群體，使工會工作對象變得復雜。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職工隊伍在悄無聲息中分化，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有了明顯的差距。主要有：一是經營管理者群體，執行的是年薪制、期權制、股權制等分配方式；二是“白領”員工群體，勞動可以作為分配要素參與分配；三是普通職工群體，要通過自己掌握的技能來取得工資；四是打工者群體，他們靠具體勞動來獲取報酬。這些不同的職工群體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對工會工作的要求和希望也不同，企業工會應針對職工隊伍結構上發生的這些新變化，調整工作重點和工作方法。

2、職工就業方式多樣化，對協調勞動關系的要求增高。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內部不斷重組改制，所有制結構呈多元化發展，企業勞動、人事、分配制度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企業勞動關系出現復雜、多變的趨勢，所有者、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凸現，作為企業工會此時感到束手無策，處于“不能不協調，又不知如何協調”的兩難境地。

3、職工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使工會維權工作難度加大。隨著企業分配制度的改革，過去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己被徹底打破，企業內部分配方式和工資檔次呈現出多樣化，企業內部不同職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數從事一般工作的普通職工群體處于低收入狀態，工會無論從經濟實力上，還是方法手段上，都沒有力量解決職工就業、提高收入等根本問題，維護的難度越來越大。

上述問題集中起來反映出企業工會對新時期工會工作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對工作中遇到的現實和理論問題研究的不夠，導致矛盾和問題越積越多，工作越來越難展開。企業工會要做好新時期工會工作，應該認真研究和思考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要健全完善工會領導組織體系。工會的組織體系是工會開展各項工作和履行職能的組織基礎，要大力選拔那些年輕有為、熱心工會工作、富有開拓創新精神的人才充實到工會干部隊伍中來，為完成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工作任務提供良好的人才保證。

2、要分析、明確工會工作對象。要認真調查了解企業不同職工群體的實際情況，既要從宏觀上把握職工群體的變化趨勢，又要從微觀上關注職工個體的具體狀況，有針對性的開展工作。

3、要轉變、創新工會工作方法。在新的歷史時期，企業工會只有徹底擺脫舊的工作模式，以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開展工作，才能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了不斷發展，經濟結構日益多樣化，工會要在多樣化經濟格局中發揮作用，在復雜的客觀環境中，以變應變，找準位置，尋求最佳結合點，體現出變化的態勢。

第7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確立我國目前公共財政職能的理論依據

1.財政職能是由財政本質決定的。只有回答財政是什么,才能明確它應該干什么,即它所承擔的基本職責、活動范圍和運行方式等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財政改革的不斷深化,經過理論界和財經界的共同努力,財政理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基本上適應了轉型、創建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體系的要求。在緊緊結合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展市場經濟必然要實行公共財政模式以及突出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識。這些都對重新加深對財政本質的認識,提供有利的條件。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已成為共識,轉變政府職能問題已做出相應決定,體現了從現實國情出發。很多專家學者也認識到,我國建立公共財政,不僅要矯正市場失靈,同時還要培育市場、彌補市場發育不健全出現的“市場殘缺”,不僅要通過相應的經濟和法律手段調解收入分配、解決社會分配的不公問題,還要在生產流通領域加大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提高經濟效率,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在《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中,把財政這一經濟范疇的定義概括為:“財政,也叫國家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對財政本質的這一代表性認識,是探討財政職能的根本依據。

2.借鑒吸收現代公共財政理論。既然我們國家已明確把發展市場經濟,建立符合我國市場經濟環境的公共財政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即理所當然地應該認真學習、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為界定轉型時期的財政職能提供理論依據。實際上,我國財政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諸如在強調財政在資源配置中應發揮的職能作用,正確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識,一些相應的措施已付諸實施。

3.依據轉型理論和政策探討現階段財政職能。轉型的理論,也是來源于西方。二戰以后,世界各國在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體制都經歷了轉型,表現出謀求共同發展的趨勢,又呈現出多元化轉型模式。在總結世界各國各種轉型方式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據我國的國情,我們黨采取漸進的轉型模式,穩步推進改革開放,經歷了20多年的艱苦努力,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社會經濟得到巨大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但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我國經濟轉型,本質上又是在近代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條件下,超越階段,合二為一地走向現代化社會轉型,包含著既要完成工業現代化,又要實現現代化的雙重目標的轉型。由此又規定了我國社會的轉型,同時又要推進文明轉型和體制轉型。所謂文明轉型,就是要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以至更快地進入現代信息社會的轉型;體制轉型是指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完成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也勢必要規范政府行為和界定政府與市場等重大分配關系,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程度越來越增強的條件下,公共財政應承擔矯正市場失靈和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作用就越來越明顯。由此可見,建立公共財政是轉型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又是形成新的社會結構框架的支撐,它的發展必然以促進微觀經濟主體的發展與保持活力為先決條件。我們應該看到,轉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正如黨的初級階段理論所一再強調的。這一過程,既是計劃經濟特征逐漸消退的過程,又是市場經濟因素不斷成長的過程,新舊交替,此消彼長,不同于健全的市場經濟。因此必須從這一過程的特殊性出發來促進公共財政的發展,用現實的觀念來探索這一過程中財政職能所表現出的特殊性。

(二)對我國公共財政職能的基本認識

對于我國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理論界曾有過不同意見,有人提倡三職能說,即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調控經濟職能;也有人提倡四職能說,即在上面所述三個職能上再增加監督管理職能。本人更贊成四職能說,尤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強調財政的監督管理職能更有其特殊意義。財政的監督職能不同于審計監督,審計監督是一種事后行為,而財政的監督職能卻能夠監督整個過程;財政監督也不同于法律監督,它是一種行政監督。

1.資源配置職能。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將一部分社會資源集中起來,形成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支出分配活動,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彌補市場的缺陷,最終實現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狀態。財政資源配置職能的范圍大小應由政府的職能范圍來確定,是市場配置無效而又是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勞務。

2.收入分配職能。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收支活動對各個社會成員收入在社會財富中所占份額施加影響,以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標,這是財政與生俱來的一項職能,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分配的內容和形式會有所不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收支活動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統收統支,政府包攬過多,存在大量越位與缺位的問題,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分配活動主要應集中在公共需要的范圍里,這是財政職能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3.經濟穩定發展職能。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的波動,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失衡、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危機是經常發生的,這也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手段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以維持生產、就業和物價的穩定。因此,經濟穩定發展就成為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在經濟轉型階段,這方面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財政的穩定發展功能有兩個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另一個是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工具作用。具體到我國的實際情況,財政調控經濟的實現方式應有四種:一是針對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分別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當經濟下滑時,社會總需求不足,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減少稅收,刺激總需求的擴大;當經濟膨脹時,社會總需求過度,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減少財政支出,增加稅收,抑制總需求。二是通過發揮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等制度的“內在穩定器”作用,協助穩定經濟。三是通過財政投資和補貼等,加快企業、能源、交通運輸等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和環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態保護以及文教、衛生等方面的支出。

4.監督管理職能。在財政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發展的各項職能中,都隱含了監督管理的職能,那么為什么還單獨列為一項職能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轉型時期,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經濟決策的分散性、市場競爭的自發性和排他性,某些舊體制還在起作用,新體制還不健全,漏洞很多,資產流失、損失浪費、侵占挪用、問題大量存在,放松財政的監督和管理是不行的。財政監督管理職能的內容主要應包括: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跟蹤、監督宏觀經濟運行指標,及時反饋信息,發出預警信號,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決策依據,從而為經濟正常運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通過對微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規范經濟秩序,主要是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財政、稅收、會計法規,為市場競爭提供基本的規則,保護正當的市場競爭,同時嚴肅財經紀律,依法治稅,依法理財,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三是通過對國有資產營運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實施價值形式的監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國有企業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四是通過對財政工作自身的監督管理,不斷提高財政分配效益和財政管理水平。

二、探討財政職能問題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財政職能是財政區別于其他經濟范疇的重要標志之一,是規范財政活動的基本準則。概括地說,財政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分配活動,也就是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通過征稅、舉債以及收取各種規費、使用費等途徑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以實現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這就是財政范疇與其他任何經濟范疇的主要區別之處,從而為研究界定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職能范圍提供了客觀依據。

其次,財政職能是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手段。財政是隨著國家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我國主流派財政理論稱財政為“國家財政”,公共財政理論把財政稱作“政府財政”,在這一點上認識是一致的。那就是說,財政是與國家密切相連的,財政職能須依據政府職能來確定,研究財政職能需要從這一點出發。

第三,實行公共財政模式的國家,財政職能有共性的一面,但又必須從各自國家的國情出發,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里,都實行公共財政模式,也都是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有各自的具體特征,何況在我們這樣一個從長期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大國里,照搬國外某些理論、做法都不行,必須從我國當前的具體情況出發,借鑒國外公共財政的理論和經驗,與我國的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方法特點來。探索財政職能,也必須從這樣一個總的要求出發。

第四,財政職能有其相對固定的內涵,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內容和形式都會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財政職能,必須與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在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中,擺正財政的位置,明確自身面臨的任務,尋求切合實際的運行方式。總之,要用發展的觀點,開拓的精神,探索新形勢下的財政職能。

三、我國財政職能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建議

1.財政供給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國家財政仍包攬過多,通常說的“越位”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年來,財政改革多半著眼于舊體制存在的統收問題,而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思想和財政統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財政職能范圍仍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著計劃經濟體制下供給制分配方式的影響,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里面突出的問題,一是財政補貼仍過于沉重。財政補貼主要包括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兩大類,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社會經濟的穩定,保持物價水平的平穩,使相當一部分國營企業的產品價格水平,雖然放開了,但仍與價值存在著嚴重背離的情況,企業虧損負擔沉重,財政承擔著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不斷增加的雙重壓力。有關資料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財政補貼快速增長,由1980年的250.14億元增加到1990年959.68億元,年均增長14.4%,占同期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上升了6.9個百分點。二是財政支出供給范圍仍然過寬,不僅包括了公共需要范圍里的開支,而且還承擔著大量競爭性經營領域里的開支,如補充企業的資本金,安排重點企業生產建設性支出等等。三是在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中對基數的確定,是根據“保存量”(即保證1993年地方政府的既得財力)的原則,利用基數法得到的。這樣一來,原體制中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因素都囊括在內,等于承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不合理所得。為此,主要應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盡快建立起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并與此同時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第8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國家是唯一的社會扣除主體，所以社會總產品價值C＋V＋M全部都成為財政扣除的對象，財政收入占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的比重較高；實行市場經濟，C＋V以及M的一部分，應作為企業和和家庭進行社會扣除的對象，以使企業和家庭成為生產經營主體、投資主體，有能力維持簡單再生產，實現擴大再生產，財政扣除的對象主要是一部分M，以維持社會公共消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第三，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進行社會扣除的雙重依據…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混而不分因而財政籌集資金的兩種形式…稅和利也是混而不分；實行市場經濟，則要求國家職能“政”“資”分離，財政收入形式稅利分流。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商品信用關系進一步向國家領域滲透，要求突破財政分配無償性的界限，實行無償籌資與有償籌資相結合，強化國債功能。

2.供給資金職能。這是籌集資金功能的延伸和歸宿，即把籌集的財政資金按照一定的原則向國民經濟各有關部門和方面供給，以滿足國家實現職能的需要，包括國家自身的需要…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社會的共同需要…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的有益需要…調節私人需要的需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國家幾乎統包一切社會扣除，實行統收，因而幾乎統包一切社會返回，實行統支，財政供給資金缺乏明確的范圍和量度限制，負擔很重。實行市場經濟，財政打破了統包社會扣除和統收的格局，因而也應該打破統包社會返回和統支的格局，因此，必須明確界定財政供給資金的范圍和限度。財政供給資金的范圍，取決于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第一，為滿足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及鞏固，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財政必須保證供給行政管理費、國防費、公安司法等經費。與國家政權職能無關的社會團體所需經費則不應由財政供給，而應由社團自籌。第二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經費也應由財政供給。基礎設施中，只有那些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由于受益面廣、投資大、部份社會成員不應單獨承擔或無力承擔，才需由政府興辦，由財政供給資金，而對于大量的一般性基礎建設，則應根據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由各方承擔。科學事業大體上可分為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服務性研究三大類，只有前者才屬于社會共同需要的事務，應由財政供給資金，而后兩類研究成果則可直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通過收費補償成本，無需財政撥款。教育事業具有兩重性，即屬于社會共同需要（關系到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國家的振興），又屬于企業和家庭的智力投資（勞動力再生產）范疇，所以應由財政、企業和家庭共同承擔。財政主要承擔基礎教育和對殘疾人進行的特殊教育投資，而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資則主要由企業和家庭承擔。文化事業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和弘揚民族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社會公益事業，或稱高雅文化，如文物古跡整理和保護等；一類是商品勞務經營性事業，如劇團、劇場事業等，或稱通俗文化，前者應由財政保障供給，后者則應轉向企業化管理，走向市場。我國財政供給的衛生式業經費包括兩部份：一部份是各衛生保健醫療機構的經費；另一部份是職工公費醫療經費。前者除社會防疫、保健事業屬社會共同事務，應由財政供給經費外，其余乃屬于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經營性事業；后者屬于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組成部分，應納入職工工資給予補償。當然，為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政府可以組織實施醫療保險制度，但也無需由財政統包供給。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有必要適當收縮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領域里的資金供給范圍。此外，諸如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生態環境保護等，也屬于社會共同需要的事務，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第三，市場分配在滿足不同社會成員的私人需要方面難以顧及公平，這就要由政府調節。財政為了滿足這種調節私人需要的需要…社會的有益需要，就必須安排一部分轉移性支出，用于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價格補貼、財政補助等。財政供給資金的限度，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集中性財力的可能。在我國當前生產力不夠發達、國家財力不夠充裕的情況下，即使是屬于財政供給范圍內的經費，也受到量入為出原則的制約而不能由財政統包。例如，行政管理費的增長必須受到嚴格控制；科教文衛事業必須多渠道籌集資金；社會保障費用必須由國家、企業（單位）、個人共同承擔，等等。

3、調節控制職能。財政不僅是國家籌集資金和供給資金的工具，也是國家作用于其經濟基礎的杠桿。換言之，任何社會形態的國家財政都具有調節控制職能。在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財政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強化調控職能。這是因為：第一，我國市場機制的發育還很不成熟，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推動，其中包括強化財政的調控職能，以便為之創造一系列的有利條件。第二，市場機制也不是萬能的，它有著自身固有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干預，包括強化財政調控職能，加以彌補和修正。

第三，實行市場經濟，在很多領域直接的計劃調控已力不從心，難以奏效，這就需要強化財政調控職能，更多地運用財政政策和經濟手段，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決策，有效實現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間接調控，從而有效實現國家的宏觀經濟目標。財政調控職能主要表現在：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實現兩者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運用財政政策和財政投融資，與產業政策相接合，調節經濟結構，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運用預算和稅收等手段，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組織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公平于社會穩定，其中后兩者是財政調控職能的重點。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不僅需要強化財政調控職能，更需要轉化財政調控職能。一是從主要調控國有經濟轉向調控全社會經濟。二是從主要調控中央與地方、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轉向調控國民收入分配的全局。三是從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四是從行政手段調控為主，轉向運用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調控為主。五是從中央一級財政調控轉向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調控。

4、監督管理職能。財政的籌集資金職能、供給資金職能、調控職能實際上已暗含了監督管理職能，但由于監督管理職能運行方式的特殊性，它是前三大職能實行的保障，所以，又必須將其從前三大職能中分離出來，單獨加以考察。特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性、經濟決策的分散性、市場競爭的自發性和排他性，更需要加強財政的監督管理職能。一是加強財政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跟蹤、監測宏觀經濟運行指標，及時反饋信息，發出預警信號，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謀意見，從而為國民經濟的運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搞好對微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財政法規，為市場競爭提供競爭規則，當好市場裁判，保護企業之間的正當競爭，同時嚴肅財經紀律，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三是加強對國有資產營運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價值形式的監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國有企業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促進國家財力的壯大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四是加強對財政工作自身的監督管理，不斷提高財政分配效益和財政管理水平。

[1]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能是分配職能，財政的重要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宏觀調控職能基于分配職能，是分配職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突出表現，反映了政府運用財政的客觀要求。分配職能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也是財政固有的功能。因為財政屬于分配范疇，它是由剩余產品的出現和國家或社會公共需要的產生而從一般經濟分配中獨立分化出來的特出分配，即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和分配關系。通過財政分配職能，使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在國家于企業、集體經濟組織、事業行政單位以及居民個人之間；在積累于消費的各種用途之間進行分割。

分配職能可分籌集資金職能和供應資金職能。實際工作表現為組織財政收入和安排、或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的職能和任務可能有所變化，財政的職能也會隨著有所側重，或表現、表述不同，但財政的基本職能仍然是分配職能。由于財政職能同財政政策的制定，財政工作范圍和工作任務的明確有直接關系。為使財政分配職能有效應，必須制定適當的財政政策，確定適當的財政分配規模、形式、渠道，使財政的一收一支體現公平與效率，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使財政分配職能更好的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服務和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務。宏觀調控職能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重要職能。這里應說明的是，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產生的新職能，它是財政固有的功能。

因為，財政分配不同于分散在企業內部進行的企業財務分配，它是在全社會進行的集中性分配，是宏觀分配，國家通過財政分配可對社會再生產的各環節和各個方面進行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是從分配范圍或分配的作用面的角度來表現分配職能。因此，只要行使財政分配職能，必然同時行使了財政宏觀調控職能。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有意識利用財政來干預經濟，這就是發揮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作用。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有意無意的運用財政宏觀調控職能，確切地說有意無意的利用財政分配職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計劃和市場兩個作用，并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要求借助和依靠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黨的十四大文件明確規定財政是政府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不言而喻，在社會主義市場下，宏觀調控職能是財政的重要職能。也就是說，政府強調要通過財政分配職能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引導投資流向，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由盈利大小所支配的，為使資源合理配置，政府必須通過財政分配，一方面使國家掌握一部分社會資源或資金，直接配置到市場顧及不到或不愿顧及的領域，如國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普及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衛生保健、生態環境及基礎工業、基礎設施，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和為發展經濟建創造社會條件：另一方面利用稅收等各種財政分配杠桿，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和流量，間接促進和調整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調整產業結構。通過財政分配避免市場配置的盲目性、片面性、滯后性，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二是促進收入公平分配，調節分配關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國家為了使各種所有制、各部門、各企業、單位及個人都能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以及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必須通過財政分配進行宏觀調控。例如，通過財政政策、財政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等，一方面從縱向調節國家、企業、經濟組織、個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另一方面從橫向調節企業間、行業間、部門間、地區間、個人間的收入水平，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協調各分配主體間的物質利益關系。三是通過財政監督管理，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由于財政分配涉及國民經濟各部門、各領域，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狀況都能通制財政收支計劃（國家預算），從國家掌握的總財力的分配方面來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總規模和速度，避免搞國民收入超分配，避免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農輕重等比例失調，影響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政策法令、制度規定，對微觀經濟（各企業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從而達到對社會生產和流通的全面監督，保證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財政宏觀調控職能的目標，主要是為了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以達到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通過緊縮性財政政策，或膨脹性財政政策，或緊松結合的財政政策，調節社會總供求的矛盾。

當前我國經濟生活處于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狀況，應當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即減少支出或增加稅收，或二者同時并舉的財政分配活動，減少政府需求和非政府需求，從而壓縮社會總需求。

[2]第三種觀點認為：過渡時期財政職能的特點是由過渡時期的經濟特點所決定。我國目前處于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不發達的傳統經濟向現代較發達的經濟過渡。主要體現在這么幾個方面：1.在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上，我國現階段財政職能的過渡特征表現出明顯錯位，即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一些不應該由財政配置資源的領域，財政參與了資源的配置，根據統計資料，財政支出的30％用于經濟建設，國家依舊是競爭性領域里一個重要的投資主體。特別是我國的公共生產的范圍仍然過于龐大。

聯系到我國目前的實際似應這樣來設計財政發揮資源配置職能的思路。首先，對于純公共產品或某些特殊行業生產的產品完全由財政來提供。例如國防、航天、造幣、政策性銀行等，生產的組織形式宜采用公共生產并由國家所有和經營。這些行業或企業自身不一定有好的經濟效益，有的可能必定是“政策性虧損”的，但由于其特殊性質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的社會效益，所以成為國有經濟首造和必保的目標，也就自然成為財政發揮資源配置職能的重要領域。其次，明確財政在資源配置時應該不介入的領域。

這些領域中的行業或企業主要是從事私人產品的生產，通常規模不大，技術含量低，沒有自然壟斷和顯著外部性因素，按照效率原則，這些領域內的資源配置應完全讓市場去調節，財政沒有介入的理由。在過渡時期，國有經濟必須完全退出這個領域，財政除了按照規范化的稅收籌措財政收入外，一般不在該領域發揮其資源配置職能。再次，對處于前面兩種情況之間的相當寬的中間地帶，我們認為，市場配置應該作為這塊中間地帶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政府財政的配置職能只能是一種補充形式。從嚴格規范的角度上講，對從事私人產品的企業，不管是大還是小，國家都應該從中退出，讓市場去調節，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經濟轉軌的特殊階段，國有經濟還難以一下子從生產駐人產品的領域中全部退出來，特別是大中型企業。抓放小的改革思路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有其缺陷的。因為政府資源配置職能的體現不應該簡單的以企業的規模作為標準，政府應該抓什么樣的企業應以企業所從事的行業或生產的產品的性質來確定。盡管，需要政府來管的企業都是規模較大的大中型企業，但并不是所有大中型企業都應該抓住不放。

和財政在競爭性領域中的配置職能嚴重越位成鮮明對比的是財政職能在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成為阻礙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桎梏已是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從1981－1995年，基礎建設支出只增長了3倍，基建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得逐年下降，目前只占11％左右。而地方財政預算內安排的基建經費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地方比重不足0.5％。在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公共生產的比重在過渡時期仍然很高，而且在許多競爭性行業都有公共生產，涉及到大量的國有資產。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財政職能只提到資源配置職能。但在我國，僅用資源配置似乎已難以概括全貌，我們認為在過渡時期財政在其資源配置職能上已衍生出一個新的職能。這就是對國有資產的有效配置和價值管理職能。

2、在收入分配職能方面，過渡時期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也不完全等于市場體制比較完善時期的情況。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地方財政在發揮收入分配職能上的作用非常大。過渡時期雖然阻止生產要素跨地區自由流動的障礙和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消除，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別是在我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政企不分和地方財政承包體制的結合，曾使我國諸侯經濟林立，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受到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戶籍制度的存在、有些地方設置的城市增容費、對外來人員在打工就業方面的歧視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礙了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央政府執行財政收入分配職能有效與地方政府執行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無效是以生產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的話，那么，當這個前提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時，地方財政發揮收入再分配職能還是有余地的，其在這方面的作用大小視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的難易程度。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的障礙越少，流動性越大，地方政府發揮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的可能性和空間范圍就越小，反之這則越大。

財政發揮收入分配職能的一個重要手段是通過稅收調節。特別是通過能適用累進稅率的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來調節。從所得稅的再分配功能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該稅收的歸屬應該是中央稅，即使地方也參與分享，使之成為共享稅，但大頭應歸中央。因為如果把所得稅劃為地方稅，各地會由于稅收競爭而減少稅收收入，弱化所得稅所特有的調節收入再分配的職能。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劃歸為地方稅，企業所得稅按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分屬于不同級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從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來看，這樣的劃分顯然是不合理的。現在隨著企業改革的加快，企業所得稅必將首先要進行，調整的方向應該是在不區分企業的隸屬關系的基礎上，把企業所得稅劃成中央稅，或者是中央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稅。至于個人所得稅，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國外大部分國家的實踐來看，都是屬于中央稅，地方最多以較低稅率進行分率計征，使之成為一種中央稅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稅。

從財政支出的角度看，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觀要求，而這項重任也唯有政府來承擔。社會保障包括兩大內容：社會援助（或叫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險。社會援助主要是針對赤貧者和社會上的一部分特殊人群。社會保險是政府通過財政機制利用一般保險方式把現在就業的人的一些收入轉移給退休、失業、傷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區分社會保障中的社會援助和社會保險的意義在于說明不同內容的社會保障其資金的來源中的社會援助和社會可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辦法。社會救濟資金的來源應完全由國家財政提供，而社會保險應該是自我融資性的。因此，財政在這方面的功能首先是實行社會救濟計劃，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費。在包括養老、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方面，應實行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保險制度。同時，在資金的管理和運行中，國家還可以把私人參與和競爭引入到以前由公共壟斷企業把持的保險系統中來。

第9篇：計劃經濟的分配方式范文

一、新經濟的特點

1.產業結構升級。隨著世界科學枝術的迅猛發展，以新型材料和計算機等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世界經濟向信息化時代過渡。信息化時代是通訊業、信息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從以自然資源為主導的第一產業，以及以物質資本為主導的第二產業向以人力資源為主導的第三產業轉換。產業結構升級，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由高消耗、低附加值的產品向資源節約、高附加值轉變。這種新經濟是在計算機信息技革命的帶動下，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和環境技術等七大高新技術產業為龍頭的經濟，這種經濟具有低失業、低通貨膨脹、低財政赤字和可持續高增長的特點。包括技術創新、觀念創新和經濟運行機制創新在內的創新是新經濟的核心;人力資本的開發和積累是新經濟增長的基本源泉。

2.注重人力資本運作。新經濟時代，人力資本成為企業乃至整個國家發展的源動力。有許多企業其市值遠遠高于物質資產的價值，原因就在于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源創造了高額的價值。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曾指出，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促使美國農業生產的產量迅速增加和農業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勞動力數量或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農業工人的知識和技術水平的提高。z人們越來越重視人力資本的吸收、投入以及相關的剎余價值的分配。

3.信息技術廣泛應用。新經濟時代，是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網絡時代，互聯網被企業廣泛應用。信息量的擁有程度直接影響到企業資源配笠的優化程度，虛擬網上交易大量出現。大量數字信息為企業提供眾多的商機，影響著企業的經濟活動，為企業創造財富提供更多的機遇。

總之，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高科技產業越來越多，信息技術得到應用，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例有所提高，人力資本在我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大。新經濟在我國有初步的發展，新經濟作為社會經濟的一種新形態，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它的特點，認真分析新經濟時企業的影響，使企業的財務管理在新經濟時代能夠更好的開展。

二、新經濟環境下我國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1.人力資本重視程度不夠。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人力資本對企業的貢獻日益加大。而建立在傳統工業經濟下的財務管理，一味地關注物質資本，時知識資本的重視不夠;只重視有形資產和投入資本的配豆，忽視知識資本的有效配里，忽視了人力資本對公司發展的重大作用;只注重物質資本所有者的權益，損害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權益。在進行財務分析時，也只有關于物質資料的相關指標分析，對人力資源的考核指標缺失。因此，加劇了人力資本所有者與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矛質，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2．激勵和約束制度的不完善。縱觀我國財務管理的發展，我們是從計劃經濟時代一步步走過來的。在計劃經濟下，企業按照國家計劃生產進行經營，人員配備及工資福利，統統由國家統一制仃和安排。在這種情況下，產權關系不明確，相關的責、權、利不對等，激勵和約束機制缺失。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產權逐漸清晰，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建立，相應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也開始建立和健全。但是現有的制度，在面對人力資源生產要素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就顯得有些薄弱了。

3．一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不高。目前我國雖然會計從業人員數量較多，但具有較高職稱的較少。2006年度，全國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報名人數為126.9萬人，其中，初級資格52.6萬人，中級資格74.3萬人;通過考試取得初、中級合格證書的有17.8萬人，其中，初級資格9.5萬人，中級資格8.3萬人。2006年報考注冊會計師共有55.98萬人，僅有76508人取得了單科合格成績。2006年全國約3.53萬人報名參加高級會計師資格考試，合格率僅為15.22。不難發現，我國會計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普遍較低，且只限于簡單的賬務處理，缺乏相關的理財知識和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影響了企業在新經濟時代下發展的步伐。

4.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差。隨著經濟全球化，外資企業的入駐，金融產品的增多，企業而臨的挑戰要比以往更多而我們現在的企業大部分只是進行簡單的生產加工，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國際競爭能力較弱，應對風險的能力也較差。

5.籌資方式單一、投資范圍有限。計劃經濟時代資金的調撥、分配和使用由國家統一安排，企業籌資、投資自主性差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大部分開始企業自主籌資，自負盈虧。但籌資的方式較少，投資的范圍也不廣泛。一方面，我國企業中，國有企業主要靠國家撥款或從銀行獲得貨款進行籌資，中小企業大部分也是通過銀行獲貨款，籌資方式過于單一，而且由于審批過程較為冗長、手續較多、金額有限等原因，造成好多項目由于資金不到位，而不得不放棄，嚴重地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企業的投資主要以對內提高營運能力為主，或對國內的企業進行投資，投資的范圍有限，無法獲得更多的收益。

三、新經濟下我國財務管理發展方向

1.財務目標。財務目標指引著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它與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經歷了利潤最大化、每股利潤最大化的時代，目前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是股東財富最大化。但是隨著物質資本的地位將相對下降，而人力資本的地位將相對上升。建立在傳統工業時代的以物質資本為主導的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顯然已不合時宜。在新經濟下，財務管理的目標應定位于“相關利益主體”這一角度。因為新經濟時代物質企業的經濟利益不僅僅歸屬于股東，而且也歸屬于相關利益主體，例如債權人、員工、顧客等。只有兼顧各方利益才能減少非企業股東對目標的抵觸行為，實現企業合諳穩定的發展。

2.財務活動。

(1)融資渠道廣，方式多樣企業融資決策的重點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和風險獲得所需資金。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網絡的廣泛應用，各種金融工具不斷涌現，企業的融資渠道更加寬廣、融資方式更加靈活、多樣。而且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外資銀行以及風險投資和證券投資基金等開始更多地進入我國，為企業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企業應根據自身需要，合理選擇籌資渠道，選擇經濟的融資方式。(2)投資項目多。投資決策是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傳統工業時代，企業以現金、實物等要素投入為主，主要投入企業的固定資產和日常營運。新經濟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的知識和技術成為企業生存、發展、獲利的重要因素，此時，企業除了過去的物質投資外，還需要對人力資源等新領域進行投資，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增強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一體化，企業投資除面對國內市場，還將面向國際市場，可供投資的項目增多，投資的領域更加廣泛。

(3)營運管理的現代化。伴隨著新經濟的來臨，Inteme: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普及，跨國企業的增多，企業間頻繁的國際貿易，傳統的財務管理手段已無法滿足財務信息化的及時、高效的要求，企業在進行營運管理時必須改進財務管理手段，運用電子貨幣、電子商務等網絡財務管理系統降低企業財務管理的營運成本，實現財務信馨決速傳遞和處理，提高財務管理效率，并使企業由以前的靜態管理走向實時的動態管理，零存貨等現代管理方法的廣泛應用指日可待。新經濟促進了企業的發展，財務管理地位大大提高。這方面的例子比較多，以美國的沃爾瑪為例，這家零售企業在1983年有641家連鎖店，銷售額550億美元，到了1997年變成300。家連鎖店，稍售領達到205。億美元，但它只占當時北美1400億美元市場的7%，顯然尚有許多成長的空間。借助于網絡經濟，現在沃爾瑪的店已超過3000家，每家店約有70000種不同的產品。新經濟使集權與分權管理得到了統一，仍以沃爾瑪為例，其所含的每個地區是不一樣的，當它設立分店的時候，先調查這個地區與原來的哪個地區是相似的，因為不可能把海上捕獲的產品拿到內陸的商店去賣。在網絡財務的協同下，每家店根據不同的地區和人文條件，作出銷售不同產品的選擇，這種分權化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沃爾瑪的網絡財務系統能夠在每天關門以后90分鐘內就可以知道這個店梢售額是多少，賣了什么東西，及所有你想知道的資料，包括哪一類的產品賣得好，可詳細到哪一個牌子，哪一個規模。目前，沃爾瑪每平方英尺梢售額超過了300美元，是美國零售業平均水平的2倍。

(4)收益分配方面。新經濟時代，由于人力資本在企業財務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以企業的收益分配不再是按誰出資誰受益，而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共享收益。物質資本所有者憑借物質資本所有權參與企業收益分配，人力資本所有者憑借其知識、技術參與企業分配。只有這樣，才能兼顧各方的利益，削弱兩者之間的矛盾，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