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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環境衛生;監測
為了解和掌握碧江區農村環境衛生健康危害因素,客觀評價農村環境衛生狀況,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和支持。2013年12月按照中"貴州省2013年農村環境衛生監測項目技術方案"要求,對碧江區農村環境衛生狀況進行了監測,現將監測結果分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根據《貴州省2013年農村環境衛生監測項目技術方案》要求,碧江區分別在東西南北中方位各抽取一個鄉鎮(燈塔、桐木坪、和平、川硐、河西5個鄉鎮)為監測鄉鎮。每個監測鄉鎮根據當地各村經濟狀況,按較好、好、一般、差四類進行分層,各隨機抽取1個行政村作為監測點。每個監測點(行政村),原則上在不同的村民組隨機選擇5戶家庭作為監測戶。
1.2監測內容與方法 內容包括:基本情況、廁所與糞便無害化狀況、垃圾與污水處理、病媒生物、土壤衛生。通過查閱資料、訪談、現場觀察、實驗室檢測等方法獲得監測數據,并填寫統一調查表格。
1.3數據處理和分析 監測信息由碧江區疾控中心統一錄入全國農村環境衛生監測信息管理系統,采用Excle進行統計分析。
1.4蛔蟲卵測定 采用飽和硝酸鹽漂浮法,參照《糞便無害化衛生標準》(GB 7959-1987)進行。
1.5鉛、鎘的測定 按照《土壤質量鉛、鎘的測定石墨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方法測定。
2結果
2.1全區概況 碧江區面積1012平方公里,共轄13個鄉(鎮、辦事處),92個行政村;總人口為30.2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數為11.16萬人;全區總戶數為9.76萬戶、其中農村戶數為3.34萬戶。農作物以種植水稻為主,兼種雜糧及其它經濟作物,全區上年度GDP為96.95億元;年末農民人均純收入6310元。全區有垃圾處理廠1個,處理方式為衛生填埋,設計處理能力210噸/d,實際處理垃圾400噸/d,覆蓋人口23.04萬。污水處理廠1個,處理工藝為二級處理,設計處理污水50000噸/d,實際處理污水50000噸/d,覆蓋人口23.04萬,見表1。
2.2監測點基本情況 本次共調查5個鄉鎮,20個監測點,其主要經濟來源以外出務工為主(60%)、種植業為輔(25%)、其他(15%),監測點年平均經濟收入為4042.65元,村民供水狀況63.67%監測點以集中式供水為主,90%監測村道路硬化或部分硬化。
2.3廁所與糞便無害化狀況 20個監測點中,設立公廁1個,衛生廁所、非衛生廁所、無廁所戶分別占26.18%、73.56%、0.26%。衛生廁所中,完整下水道式占71.20%,沼氣池式占73,三格式占0.54%,絕大部分廁所無化糞池,糞水直接排入溝渠、農田、河流,見表2。
2.4垃圾與污水處理 我區農村主要以生活垃圾為主,40%的生活垃圾是隨意堆放,60%監測點進行定點堆放,91.67%垃圾堆放點有臭味、66.67%有成蠅,70%垃圾進行了焚燒處理。生活污水、工業污水、養殖業污水分別占污水總量的92.53%、5.78%、1.69%,排放方式除工業污水(100%),部分生活污水(4.22%)經過處理后排放外,大部分生活污水(95.78%)以及全部養殖業污水未經處理隨意排放的至農田、道路、坑塘、河流,見表3。
2.5病媒生物 調查顯示,20個村寨僅有1個監測點開展過滅鼠工作,所有監測點均未開展滅蠅、滅蚊、滅蟑工作。
2.6土壤檢測結果 20份土壤樣品中18份檢出蛔蟲卵;鉛、鎘檢測結果在容許范圍內。
3討論
通過此次調查顯示:近年來碧江區在"新農村建設"、"整村推進"等項目促進下,農村地區某些硬件設施得到有效改善,如63.67%監測點以集中式供水為主,90%監測村道路硬化或部分硬化。但與發達地區相比,我區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僅有1個村開展過滅鼠工作,其余村寨均未開展滅鼠、滅蠅、滅蚊工作,40%的生活垃圾是隨意堆放,60%監測點進行定點堆放,堆放在房屋周圍或隨意丟棄,91.67%垃圾堆放點有臭味、成為病媒滋生地,病媒生物密度較高。衛生廁所戶僅占26.18%,大部分村沒有衛生保潔員,生活污水隨意排放,沒有衛生環境管理制度和措施, 沒有固定垃圾池,只停留在村民自覺的行為上。這說明我們的村鎮整體規劃、環境衛生綜合設施、宣傳教育工作效果等工作的力度不夠明顯,仍然欠缺,雖然農村群眾對良好的環境衛生的愿望迫切,但是長期遺留的硬件設施的不足和衛生陋習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
綜上所述,碧江區農村經濟仍然薄弱,農民主要收入以外出務工為主,區、鄉財政的支持力度有限, 公共環境衛生設施的建設及管理基本沒有資金投入[1-2]。由于經費短缺,農村地區環境衛生在設施設備配置、業務范圍拓展、管理能力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導致農村衛生環境長期處在無人治理的狀態下[3-5]。為縮短農村生活環境與城市間的差距,就要建立健全農村環境衛生管理長效機制,加強對農村環境衛生經費和科研投入,把農村環境衛生監測當作一項長期的、經常的、持久的系統工程來抓,推動農村環境衛生工作可持續發展[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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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環境質量;監測;評價
中圖分類號:X50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7)12011002
1引言
農村環境日益受到全社會的關注,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已成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環保工作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的努力,農村環境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及其分析評價工作開展得較少,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農村環境質量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加強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及其分析評價,加強農村環境質量監督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為推進博爾塔拉州(以下簡稱博州)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工作,了解和掌握農村環境質量狀況,逐步建立農村環境質量監測與評價體系,根據《全國農村環境質量試點監測工作方案》和《全國農村環境質量試點監測技術方案》的要求,博州于2016年開展了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工作。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包括村莊監測和縣域監測兩個層次,博州地區主要在精河縣、溫泉縣各選取3個村莊,監測對象為環境空氣質量、地表水水質、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土壤環境質量。縣域監測以縣域整體作為監測區域,開展地表水水質狀況監測。
2監測內容
2.1村莊監測內容
主要包括縣域及村莊背景調查、環境空氣質量、飲用水源地水環境質量、土壤環境質量等。
2.2縣域監測
以縣域全境為監測區域,開展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
3監測范圍
2016年博爾塔拉州共監測溫泉縣扎勒木特鄉麻尼圖村隊、哈日布呼鎮埃勒木圖村、查干屯格鄉吐日根村,精河縣茫丁鄉北地村、大河沿子鎮浩斯托干村、茫丁鄉巴西莊子村等6個村環境質量狀況。
土壤監測點位以村莊為點位布設單元,在基本農田、園地(果園、茶園、菜園等)、飲用水源地周邊各布設1個監測點位,共18個點位。同時根據村莊環境狀況,在重點區域土壤中選取兩類,各布設1個監測點位,共12個點。
縣域地表水監測在溫泉縣和精河縣河流入口和出口各設一個點,共4個點。同時在兩縣各設了一個水庫監測點,共2個點。
4監測項目及監測頻次
4.1環境空氣質量監測
環境空氣質量監測項目為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顆粒物共(PM10)3項。每季度監測一次,全年4次,每次監測連續5 d,每天21 h連續采樣,取各監測項目的日均值,采用手工監測。
4.2飲用水源地
博爾塔拉州村莊無地表飲用水源地,因此只測地下飲用水源地。地下飲用水源地監測項目為《地下水質量標準》(GB/T14848-1993)中的23項。每季度監測1次,全年4次。監測方法以手工監測為主,自動監測為補充。
4.3土壤監測
土壤監測項目為土壤pH值、陽離子交換量、離子、鎘、汞、砷、鉛、鉻等元素的全量。每年監測一次,采樣時間為8月份。
4.4縣域地表水監測
縣域河流湖庫水質監測項目按照《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 3838-2002)表1中的基本項目24項。每季度監測一次,全年4次。監測方法以手工監測為主。
5監測結果及評價
5.1環境空氣
各村莊環境空氣質量良好,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指數(AQI)技術規定(試行)》(HJ633-2012),各村環境空氣質量指數均為一級,類別為優。
5.2飲用水源地
各村莊飲用水源地水質良好,達到《地下水質量標準》(GB/T14848-1993)Ⅱ類標準,水質達標率為100%。鐵、錳、銅、鋅、鉛、鎘、汞、氰化物、六價鉻、揮發分、陰離子表面活性劑、高錳酸鹽指數、亞硝酸鹽氮、氨氮、總大腸菌群等項目均未檢出。
5.3土壤
各村莊土壤環境質量良好,達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二級標準,無污染。
5.4縣域地表水
兩個縣域地表水監測斷面均達到《地表環境水質量標準》(GB/T3838-2002)Ⅲ類標準,水質良好,水質達標率為100%。銅、鋅、鉛、鎘、汞、氰化物、六價鉻、揮發分、陰離子表面活性劑、硫化物、石油類、五日生化需氧量等項目均未檢出。
2016年博州地區兩縣6個村莊共布設了具有代表性的6個環境空氣、6個飲用水源地、29個土壤監測點位和6個縣域地表水監測點位。結果表明,博州地區農村環境空氣質量、飲用水源、地表水質量、土壤環境質量良好,達到各類國家標準,農村環境質量總體保持良好。
6結語
2017年6月綠色科技第12期
吐爾拉娜?亞力肯,等:博爾塔拉州農村環境質量現狀監測及評價
環境與安全
隨著博爾塔拉州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加強農村環境質量監測與評價是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保護和改善農村環境質量、構建和諧博州的必然要求。通過開展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及其分析評價工作,對于掌握該州農村環境質量狀況及其變化趨勢,提出農村環境污染防治建議和對策,加強農村環境管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村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⒖嘉南祝
[1]
劉曉紅,瞿薇.農村環境質量現狀監測方法與管理 [J] .儀器儀表與分析監測,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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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環境質量;污染;監測;治理;方案
中圖分類號:X32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由于農村對資源盲目的開發與對環境污染的無視,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成為我國食品安全隱患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國急需探索一條科學的、合理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道路。
1 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環境監測制度及技術方法標準
監測數據是改善環境質量的科學依據,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針對農村環境質量的監測技術及方法,雖然我國目前對此也做過試探性研究,但是國家沒有制定統一的技術方法,建議為了使監測數據更具有可比性及科學性,專門成立農村環境監測機構,固定監測人員,合理布置采樣點位及采樣方法,制定統一的監測技術方法,建立農村環境質量數據庫,研究農村環境污染的現狀及規律,為更全面具體的了解我國農村環境污染現狀及制定改善方案提供科學依據。
2合理規劃農村布局及加強農村環境質量監測
農村作為我國的糧食儲備庫,其環境質量關系著全國人民的飲食安全,因此建議對我國農村在進行普查,并統一監測標準及評價機制,根據普查、生態環境狀況指數及監測結果,對其環境質量進行分級,并將我國農村分為傳統作業型農村、現代機械作業型農村、養殖型農村、工業生產型農村。其中傳統作業型農村主要是使用綠色肥料、基本上不使用農藥,其水質、土壤、空氣及生態環境保護良好的農村,這是我國應該大力保護及提倡發展的農村;現代機械作業型農村是使用化肥、農藥及機械作業的農村地區,這些地區是我國糧食的主產區,也是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為了提高糧食質量與產量,建議對農藥化肥制定合理的使用標準,統一生產作業,定期對該地區的土壤、水質、空氣及生態環境狀況進行監測調查,以此為科學依據,進一步改善其環境質量;養殖型農村主要從事家禽、家畜養殖為主,提供肉類及蛋類的主要產地,也是對農村水環境污染貢獻較大的地方,由于家禽及家畜的排泄物可作為農作物的肥料,建議養殖型農村與現代機械作業型農村能夠穿插布置,以便于農作物秸稈及養殖排泄物的綜合利用。工業生產型農村主要是指以工業生產為主的農村,隨著城市的擴大,工業有向農村擴展的趨勢,占用大量的耕地及對農村環境產生不可逆轉的污染,特別是有毒、有害、 “三致”物質、易于在生物體內累積的有毒物質對農村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建議嚴格控制工業向農村的擴展,對于現有的對耕地很近的工業的污染物排放嚴格管理,確保達標排放,加大對該農村區域的工業及環境質量的監測頻次,防止農村環境質量的進一步惡化。
3 加大投資力度,建立規范化的農村環境管理機制
農村環境質量的改善工作任重而道遠,是一項關系民生的重要任務。建議專門成立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加大對硬件的投資及人才的配置,專門負責農村環境的管理、監測、污染現狀及其規律研究、環境的修復方案等等,為政府部門及時了解農村的現狀及制定農村環境保護方案提供科學依據。
4 因地制宜制定農村環境生態恢復方案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地域差異很大,農村環境也存在很大的差別,特別是生態環境方面。目前,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農村生態問題,特別是西部草原的退化引發的一系列生態問題、林地無節制砍伐導致的水土流失問題、農藥化肥的使用引起的土壤質量急劇下降及鹽堿程度加劇、農副產品的安全等等生態問題,都是制約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因此農村的生態保護問題已經刻不容緩,急需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
生態問題是個歷史積累的結果,因此生態的改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我們國家在改善農村環境、恢復生態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農村的環境安全問題及生態問題仍然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甚至有些居民喝不上清潔的水、呼吸上清潔的空氣、吃不上安全的食物。
本文建議各級政府部門重視農村環境的生態恢復,在農村環境監測的基礎上,對農村的環境污染狀況及其規律進行研究,進而因地制宜的制定生態恢復計劃及方案,最大限度的恢復生態環境。
5 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
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遠遠落后于農村的發展,所以國家提倡新農村建設,一方面居民集中有利于基礎服務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有利于農村垃圾的收集及清運。但是與各方面發展都很成熟的城市相比,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是處于起步狀態,特別是農村的生活垃圾隨意排放而引起白色污染,農作物秸稈得不到有效處理致使每年收割季節因秸稈焚燒引起嚴重的大氣污染事件,居民及家禽排泄物直接排放引起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嚴重污染問題等。根據城市發展的成功經驗,提高居民保護環境的意識,建立起生活垃圾的集中收集、清運及處理系統,集中建設污水處理管網及中水回用系統,采取有效的措施來處理農作物秸稈及排泄物,盡量變廢為寶,將其資源化、無害化。
結語
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任重道遠,首先應制定針對農村環境質量統一的、科學的、合理可行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監測技術方案,建立起農村環境質量污染數據庫,探索其污染現狀及其發展規律,為污染質量工作提供科學依據;本著資源循環利用原則,合理規劃農村布局,建立有利于資源循環使用的農村生態園區,保護未被污染的、生態良好的農村區域,限制污染較為嚴重的農村的發展,逐漸淘汰在農村地區建高能耗、高污染、有毒性的工業項目,并加強對這些區域定期監測,隨時掌握環境質量的變化方向;加強及規范農村環境的管理機制,加大資金及人力的投資,確保農村環境改善有序進行;因地制宜的制定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恢復方案,為改善農村環境奠定堅實基礎;通過新農村建設,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當地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逐漸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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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臺州農村;經濟增長;環境污染;雙向影響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210
1導論
農村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基礎,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國最近一輪的經濟增長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進程源于安徽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從此,中國經濟駛入了快車道,改革開放30年來以年均近10%的速度突飛猛進。臺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是中國股份制經濟的發源地,也是兩大經濟模式之一的“溫臺模式”的創始者。臺州地區民營經濟比重占據經濟總量97%以上,高于同省寧波70%、紹興96%的比重水平。可見,臺州地區民營經濟為本地區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僅是臺州地區,整個浙江省的多數民營企業都出身于鄉鎮企業,且位處農村地區。因此,考慮到這樣的先天優勢,浙江省主要實行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農村工業化戰略來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活條件,以謀求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從數據上,臺州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成績也頗為亮眼。從2000―2013年,本地區農村人均年收入增長率比城鎮居民還要高出09個百分點。城鎮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比也逐漸縮小,從2000年的23∶1到2013年的21∶1,而且從2003―2013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幾乎翻了3倍。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農村的生態保護被忽視了,也因此導致了環境污染的惡化并呈加劇趨勢。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之一,但鑒于農村在工業污染的環保監測、監督、執法等方面存在很多問題,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模式,導致了目前農村環境污染日益惡化的問題。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阻礙了現代化建設。因此,研究農村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對于能否實現經濟可持續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2對臺州農村地區的調查
21抽樣方法和數據來源
為了較好地了解臺州農村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情況,使研究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采用了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臺州市3區2市4縣共九個區域,每個區域根據人均GDP指標,將所有鄉鎮分成5組,每組隨機抽取一個鄉鎮;用同樣的方法,每個鄉鎮抽取2個村。一共45個鄉鎮,90個村。從每村中采用隨機方式選取農戶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200份,但由于部分問卷數據信息缺失,有效問卷190份,有效率為95%。調查問卷包括三部分主要內容:一是農戶的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基本信息;二是農村經濟發展情況;三是農村環境污染情況。運用對比分析方法,對調研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被調查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狀況及其相關因素,提出具體解決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問題的有效措施。
22農村經濟發展情況及相關因素分析
臺州是長三角先進制造業基地,是中國重要漁區,是中國著名的果品基地,是股份制經濟的發源地,因此民營經濟十分發達。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壯大,給農村經濟抹上了亮色。當前,臺州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農業產業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整個農村經濟已駛上了發展的快車道。調查表明,近十年來,臺州農村經濟狀況改善很多,經濟發展成效主要體現在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稅費負擔的減輕、農村環境功能的改善、鄉風文明的提升以及教育、文化、醫療等公共事業的發展等方面。2004―2014年本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明顯變化,2004年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528元,2014年增至19362元,十年增長了近200%。從區域內部看,臺州南北差異比較明顯。鄉鎮企業發展較好的椒江、黃巖、路橋以及溫嶺、玉環這些地區,企業發展帶動了當地農村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長,2014年基本都突破了20000元大關,其中玉環縣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高達22950元,位居全市第一。相對而言,地處臺州北部的天臺和仙居要遜色一些,但即使是排名最末的仙居縣,其2014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達到了14398元。而且農村居民收入來源也不再單一,表1為2013年臺州農村居民的收入構成情況,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占據了主體。調查表明,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的迅速不僅是農村居民自身的努力,還與政府的大力支持有關。政府部門出臺相關政策扶持農業經濟發展,并積極鼓勵民營經濟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
23農村環境污染情況及相關因素分析
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隨著經濟增長,環境污染會越來越嚴重,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環境污染程度又會逐漸減輕。近幾年來,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農村的環境被嚴重破壞了。幾乎每個農村都會遭遇環境污染的情況,只是環境污染程度大小不同。在調查的農村地區,環境污染主要有這幾方面(見表2)。
一是農業生產污染,主要是指在農作物生產中所產生的污染物。調查結果表明,農業生產污染多集中在秸稈、地膜、化肥包裝袋和農藥瓶等廢棄物上。近10年來,農村地區農田秸稈就地焚燒問題依然存在,但情況相對減輕,而95%以上地區的地膜、化肥農藥用量均有所增加,對地膜、化肥包裝袋及農藥瓶等廢棄物隨意丟棄處置或焚燒占了35%以上(見表3)。
集處理焚燒和
填埋10%5%82%3%
二是鄉鎮企業排放污水廢氣造成的污染。臺州是民營經濟發源地,因此在臺州農村地區存在相當多的鄉鎮企業。調查發現,這些農村鄉鎮企業大多數沒有設置環境保護設施和專門的廢棄物處理設施,企業生產造成的“三廢”產品對農村生態環境污染較為嚴重,其中超過90%的村子水污染和固體廢棄物污染較為嚴重,對農村居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
三是農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污染。農村生活垃圾主要有四大類:剩飯菜,菜根菜葉等廚余垃圾,塑料、廢紙、碎玻璃、金屬等可回收垃圾,廢電池、廢燈管、過期藥品等有害垃圾和磚瓦陶瓷、渣土、衛生間廢紙等其他垃圾。調查表明廚余垃圾在農村生活垃圾中占比重最大,高達78%,其次是衛生間廢紙等其他垃圾,占農村生活垃圾總量的15%,最后是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在生活垃圾的處理方式上,91%的是村統一收集后處理,5%的選擇自己回收再利用,3%的是焚燒和填埋,其余的則是隨意處理(見表3)。
3對策建議
31加強環保宣傳教育,提高農村環境意識
調查發現,農村居民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意愿不高,只有少數居民表示愿意出錢或出力來處理村里的生活污染問題,大多數居民則希望由政府部門來幫助改善環境問題。而有些農村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相對薄弱,更多的是注重經濟效益而忽略環境的保護。因此農村環境問題嚴峻關鍵還是環境意識沒有深入人心,開展宣傳教育目的是啟發人們覺悟,提高認識,規范人們行為,只有加強環保基本國策的宣傳教育,環保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環保違法典型案例的宣傳教育,才能逐步增強廣大農民的環保意識和法制觀念,樹立自覺保護環境的責任感、緊迫感。
32建立生態產業體系
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在社會生產活動中應用生態工程的方法。突出了整體預防、生態效率、環境戰略、全生命周期等重要概念,模擬自然生態系統建立的一種高效的產業體系。生態產業是包含工業、農業、居民區等的生態環境和生存狀況的一個有機系統。建立這樣的生態產業體系,不僅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對于農村環境質量的改善作用也會明顯。
33政府加強對農村經濟與環境的綜合管理
在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過程中,政府部門始終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政府部門應針對農村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建立健全并完善相關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制度,加強對農村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以及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監管力度,出臺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對于環境違法行為應嚴厲打擊,積極倡導農村居民保護環境,促使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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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誤區;農村環境治理;法制建設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12-0081-03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工業化技術向農村生產領域的滲透以及城市污染向農村地區的轉移,農民自身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城市環境趨于好轉的同時,農村環境卻逐漸惡化,這不僅干擾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更直接危害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環境問題沒有城鄉差別,日益嚴重的農村環境問題在波及城市環境的同時,更會通過農業食品鏈條給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因而,關注農村環境,致力農村環境問題解決,不僅僅是農民的事情,而應得到全體社會成員的關注。
自上世紀以來,農村環境問題作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受到黨和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2008年國務院召開了全國農村環境保護工作電話會議,把農村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隨后國務院在其轉發的《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指出:“開展農村環境連片整治,是加快推進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舉措,是生態建設示范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現階段建設農村生態文明的有效途徑。”[1]以此為契機,農村環境問題治理得到了國家、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并得以在我國廣袤的農村大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與此同時,我國學者也一直關注農村環境問題,他們認真調查農村存在的環境問題,仔細分析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并具體設計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對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體現出來,以供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實踐借鑒。
盡管我國政府對農村環境問題高度重視,我國學者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也極為關注,但我國的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實際成效,農村環境問題依然嚴重,這一切都昭示著我國在農村環境治理環節存在著阻礙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開展的某種問題,只有找出這一問題并加以解決,才能推動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順利進行。為此,筆者在概覽學者關于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的學術文章的同時,又深入蘇北農村地區進行調研,對蘇北地區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種類及其成因進行了詳細了解和深入分析,發現我國農村地區環境治理工作踟躕不前的癥結所在,那就是無論是我國政府,還是國內學者,其在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環節出現了偏差或錯誤,沒有正確把握我國農村環境問題涉及的范圍、存在的類型以及產生的根源。為了消除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的障礙,有效推動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認真分析當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認知誤區并及時加以糾正,為此,筆者以在蘇北地區農村的實際調研資料為基礎,并對照我國學者有關農村環境問題的理解觀點,對當前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環節中存在的關于農村環境問題的認識誤區予以具體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糾正對策,以期能掃除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停滯不前的基礎,以推動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和農村環境治理目標的最終實現。
二、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誤區
由于受到傳統環境保護和治理觀念的影響,再加上社會各界缺乏對農村及其環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當前“城市中心主義”的模式下,國內民眾在用看待城市環境問題的眼光來看待農村環境問題的同時,又把本具有同質性的農村環境問題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環境問題的異類,在此種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國內民眾在理解農村環境時難以避免地會出現認知偏差。具體而言,當前國內學者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誤區:
1.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范圍不全面。由于人類最早接觸的環境問題是污染問題,而且長期以來人們所關注的城市環境問題也主要是城市污染問題,再加上農村環境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而獲得關注也是因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因此,我國學者在關注農村環境問題時便將農村環境問題等同于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而忽視了農村環境問題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內容,那就是農村資源和生態的破壞問題。與城市不同,農村地區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發生關系,無論是農民的正常生活,還是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行,都離不開農業資源的合理維持和農業生態系統的有效維護,一旦農業資源和農村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其給農村乃至城市環境帶來的危害并不亞于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因此,要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不僅要關注農村環境污染問題,還要關注農村資源以及生態保護問題。但事實上,我國民眾在關注農村環境問題時,只關注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對農村資源及生態所遭受的破壞問題卻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國民眾包括學者們目前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范圍還比較狹隘,無法認識農村環境問題的全部。
2.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類型不徹底。為了充分認識環境問題,并依據不同環境問題的各自特征采取針對性的解決對策,經過對環境問題的逐步了解,我國學者按照相應的標準對環境問題予以相應分類。如依據人類對環境影響的方式,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環境污染問題和資源破壞問題;按照被影響的環境要素予以分類,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水環境問題、大氣環境問題、土壤環境問題以及生物環境問題等。[2]依據上述分類,我國學者對環境問題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針對性解決措施,這對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類還無法滿足農村環境問題的徹底解決,那就是目前國內民眾對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識仍然不足,無法滿足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所謂面源性環境問題,和點源性環境問題相對,是按照環境問題產生源的確定與否而區分的一對環境類型,其中所謂點源環境問題,是能夠具有確定產生源的環境問題,對于此類問題,只要查明該問題的源頭并對其源頭進行治理,環境問題即可消除。而對于面源性環境問題,由于其產生源無法確定,與點源環境問題有很大區別,而且由于面源性環境問題發現較晚,盡管目前學者對農村面源性的環境問題已有所認知,但還存在一些認知誤區。具體而言,當前社會對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誤區。首先,我國民眾對面源性環境問題分布范圍的理解有錯誤,許多民眾認為面源性環境問題只存在于農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環境問題,甚而有學者把面源性環境問題作為農村環境問題區別于城市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張要創新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來應對農村的面源性環境問題,但事實上是,在我國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環境問題,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帶來的污染問題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環境問題;其次,盡管我國國內社會對農村點源環境問題和面源環境問題作了區分,但卻沒有厘清二者的實質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環境問題時也沒有有效的對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點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和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混為一談,用點源環境問題的治理模式來處理面源環境問題,從而使農村的面源環境問題無法得到針對性的治理,阻礙了農村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
3.對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認知不準確。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國內的學者展開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而且有不少學者的觀點具有一致性,看似發現了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但筆者通過對蘇北五市農村環境問題的調研,發現上述學者的觀點與農村環境問題的現實存在一定偏差,他們并未準確發現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真正根源。具體而言,當前我國學者對于農村環境問題根源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誤區。誤區之一:農民環境意識不強。當前許多學者認為農民環境意識不強是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但筆者認為,盡管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與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有一定的關系,但如果將其歸結為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根源則實在言過其實,甚而存在錯誤。為了驗證這一問題,筆者對蘇北地區農村村民的環境意識進行了問卷調研,在筆者所做的調查問卷中,除了個別村民對農村的環境問題漠不關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對過去良好農村環境的懷念和留戀之時,都表達了對當前農村環境問題的憂慮和關注,他們對農村大氣、水、土壤以及生物資源發生的不利變化都有切身體會,都有改變當前環境狀況的愿望但都苦于無能為力。這一調查結果充分表明了農民的環境意識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蘇地區出現的群體性環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當地農村居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以及對自身環境權益受侵的焦慮,同時也是對“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論的有力反擊。由此可見,農民環境意識不強并不能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農民的環境意識上面,因為農民的環境意識本來就不低。誤區之二: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眾多學者把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認為當前我國環境立法體系中有關農村環境的立法缺失、農村環境執法體系不健全以及農村司法救濟途徑不通暢是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誠然,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城鄉差距比較大,在法制建設方面農村地區滯后于城市也并非沒有可能,而這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也可能會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來進行解讀,則不僅無法發現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更會將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會阻礙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因為農村環境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城鄉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結果,要想真正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必須消除城鄉二元化模式,在城鄉一體化視野下實現對城鄉環境的同等保護、同等治理,[3]而那種“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以及對農村環境單獨立法”的論調看似對農村地區予以特別優待、特別保護,但實質上依然是在延續著城鄉二元論的基調,不僅有害,也無必要。這是因為,首先,從立法層面上講,由于農村環境問題和城市環境問題并無本質的區別,當前我國的相關環境立法不僅在城市地區可以適用,在農村地區也可以適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話,也應該是全國層面的缺失,而不會單單是農村地區缺失,因而沒有必要單獨為農村地區的環境立法;其次,對于農村執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建設,目前的機構設置已足以承擔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重任,如再在鄉鎮一級設立相應機構,不僅不能實質性地改善農村地區環境執法和司法狀況,而且還會增加農村地區環境執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費國家的執法和司法資源。由此可見,在農村地區,環境問題的處理并非無法可依,而環境執法機構和環境司法機關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理論影響下,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無法在農村地區順利實施,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的現象對農村環境問題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應引起國家、社會和學者的關注。
三、我國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誤區的糾正
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誤區嚴重阻礙了國家、社會對農村環境問題的正確認識,導致國家難以針對農村環境問題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直接影響農村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因此,要想徹底解決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就必須糾正我國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認知誤區。
1.全面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要解決我國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范圍過窄的問題,就必須全面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同城市面臨的環境問題不同,農村除了面臨來自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以及工礦企業所帶來的污染威脅的同時,還面臨著上述環節所帶來的資源退化、生態失衡等環境問題,而且由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對資源、生態的依賴性要遠大于城市的生產、生活。由此可見,除了污染會對農村的生產、生活活動造成影響之外,農村資源可持續利用以及農村生態系統的維持平衡對農村地區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農村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更應關注農村地區的資源退化和生態失衡問題,而且我們在設計措施來防治工農業生產以及農民生活對農村環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時,更應關注農村資源以及農村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在設計農村環境保護措施時,要將農村污染防治、農村資源養護以及農村生態保護綜合考慮,將三者予以一體化的制度設計,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徹底地解決農村環境問題。
2.徹底認知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如文中所言,當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類型的認知誤區主要存在于公眾對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識層面上,因此,為了徹底厘清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有必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明確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相關內容。首先,要明確面源性環境問題并不是農村地區特有的環境問題類型,在我國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環境問題,只有明確這一點,我們才不會把農村環境問題當作異類而將其孤立于城市環境之外,并且還可以從城市面源性環境治理實踐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經驗。其次,要深刻理解點源性環境問題和面源性環境問題的區別,從理論上講,任何環境問題都有其產生源,因而從實質上講面源性環境問題也是點源環境問題,只是由于面源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具有隨機性、移動性,難以查明和確定。另外,還有一些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單獨不能造成環境危害,而是眾多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共同交織作用才造成了環境問題,這都和傳統的點源性環境問題有區別,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環境問題時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傳統點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以及責任追究制度無法在面源性環境問題領域適用,需要對此種問題單獨研究,單獨處理。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城市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經驗,把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當作公共服務而由國家承擔,發揮政府在面源性環境問題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增加國家在面源性環境治理過程中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進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4]
3.正確認識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既不是農民環境意識不高,也不是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全,而是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城市和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差異所致。在此種結構模式的調控下,我國對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環境實行差別化管理,致使農村地區的環境保護標準和資金投入都低于城市,農民的合法環境權益也常常受到漠視,我國城市環境逐步改善的同時,農村地區的環境則趨于惡化,并使人產生了“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農村環境保護法制建設不全為農村環境問題成因”的假象。[5]因而實事求是地講,成因與其說是農民環境意識不強,倒不如說是城鄉二元模式下農民合法環境權益被漠視,農民環境知情權、參與權、請求保護權得不到保障的結果;與其說是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倒不如說是城鄉二元模式下政府在農村環境保護中的地位缺失,致使農村環境保護標準降低、農村環境保護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農村個別地區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徹底解決我國農村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就必須要取消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實行城鄉一體化建設模式,實現國家對農村、城市環境的一體化考慮和同等保護。具體來說,對于農村地區的點源性環境問題,要嚴格執行現有的環境保護法規,真正發揮法律的調控作用,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環境權益;而對于農村地區的面源性環境問題,則要增強政府在農村環境保護中的主導性作用,增加政府對農村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并通過政策扶持和財政激勵等物質引導措施向農村引入“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生產生活方式,從經濟上鼓勵農民采取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財政支持在農業生產領域大力推廣生態有機農業和循環經濟模式的應用,控制農藥、化肥的使用并減少廢物向農村環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徹底解決農村地區的面源性環境問題。
結語
由文中的論述可知,要徹底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要全面理解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徹底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并準確分析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這樣,我們才能針對目前的農村環境問題采取有針對性的解決對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只有廢除這一模式,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對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可喜的是,伴隨著人們對城鄉二元結構弊端的深入認識,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日益引起社會的關注并得到國家政府層面的認可和采納,目前我國各地都圍繞著戶籍、經濟、環保的城鄉一體化問題開展了理論性探討和實踐性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已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城鄉一體化建設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這讓我們看到了徹底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希望。
參考文獻:
[1]徐培華,包文兵.當前農村環境整治存在的問題及思考[J].淮海文匯,2012,(1).
[2]呂忠梅.環境法導論(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7.
[3]晉海.我國城鄉環保一體化的制度建構:理念、原則與路徑[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6).
關鍵詞:農村環境;污染;治理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3-0135-02
王柏林村位于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境內,村北有一界洪新河流經淝河,最終匯入淮河。村子以農業為主,總耕地面積在650畝左右,主要種植小麥、大豆以及玉米。村里有100多戶人家,總人口約500余人,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行政村。下面就以王柏林村的環境為例,來展現當下農村環境污染現狀和原因,以及如何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
一、農村環境污染現狀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為創GDP增長,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過渡,此期間允許發展一些輕小型工業。由于追求經濟效益的過快創收,這一時期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和保護力度,以損壞生態系統和破壞環境為代價,使其成為一把“雙刃劍”,在創造財富、促進GDP增長的同時,工業的高耗能高排放,導致河水水質變差,被污染的土地成不毛之地,由此,給該地的水土資源系統和人們生活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另外,隨著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各種生活垃圾,無處安放,于是村中溝渠,便成了村民選擇處理生活垃圾的“集中營”。處在向現代農業的過渡期中,農民對化肥農藥的過度依賴,導致農藥化肥使用量上升,越來越多的農藥包裝物無法處置,只能隨手丟棄,造成對土壤、水和大氣的污染,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
二、產生污染原因
2013年暑假,通過對此地的實地調查發現,王柏林村主要的環境污染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煉制黑機油汽油等工業生產所排放的廢氣廢水胡亂排放,無人管治;二是村民的生活垃圾亂扔亂倒,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污染面積很大;三是農業生產對化肥農藥的過度依賴而帶來的污染。
1.煉制黑機油等的鄉村輕小工業污染。煉制黑油的作坊是目前該地區最主要的污染來源。王柏林村北的界洪新河大橋周圍,相隔不到3公里的范圍內,就有三四家無證經營煉制黑機油、汽油的作坊,在煉制過程中使用的是簡易蒸餾設備,使用大量煤炭、廢舊衣物和輪胎等作燃料來加熱,產生很多濃煙氣體和顆粒物;同時,在蒸餾過程中伴隨揮發出刺鼻氣體,排出濃黑色有毒污水,直接流入旁邊的農田和界洪新河中,污染極其嚴重;另外,村民因呼吸過多這種有毒氣體,患呼吸道疾病和肺部疾病的人員增加,造成村民的生活和生產困擾。
2.村民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污染。第二大污染源來自于村民的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所致。村中建設沒有具體的規劃,生產生活垃圾處理點低,幾乎都是露天排放;另外,隨著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農業稅的減免以及農業生產產量增加帶來的收入增長,生活水平隨之提高,生活用品使用量大增,因此產生很多生活垃圾無法處理,村中溝渠就成了村民扔棄生活垃圾的“垃圾站”,不僅影響村民的正常生活,減退生活質量,對農村環境直接產生了威脅。
3.農業生產對化肥農藥的過度依賴而帶來的污染。第三大污染來自農業生產過程中施藥所造成的農藥包裝帶來的環境污染。該村共有600余畝田地,現在村民對農藥化肥的依賴性很大,從播種之前施用的除草劑,到播種時施用于除地下害蟲的藥劑,再到莊稼長出后,按時按量施用的殺紅蜘蛛、蚜蟲、青蟲、棉鈴蟲、田菜蛾等,含氯氰菊酯、磷酸二氫鉀等成分的農藥。以小麥季度施用袋裝藥物為例,該村以650畝地計算,正常情況下總施用量為12000袋農藥,直接產生包污染包裝袋為12000個,如若遇到旱澇災害天氣,會比通常情況下要施用的計量增大近一倍。這些藥劑包裝被隨意丟棄在田間地頭,農民自知對土地和水體不好,也苦于無法解決。這些使用后的農藥包裝,內有農藥殘留,隨著雨水沖刷浸泡,會侵入土壤,經作物吸收,對作物果實和土壤造成二次傷害,對地下水系統造成污染。據統計,我國每年廢棄的農藥包裝物約32億多件,包裝廢棄物重量超過10萬噸,而包裝中的殘留農藥量占總重量的2%~5%,直接對土壤、水體、大氣造成立體式污染,破壞大氣和水土生態,造成惡性循環。這只是一個500余人的小村莊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但也可窺見中國當今農村環境的一般狀況。中國像這樣的行政村總數有70多萬個,可以預測,倘若都存在這樣的環境問題,新農村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就流于形式。針對于這些問題,我根據當前政策和法律對于環境方面的保護措施,根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和諧社會的要求,以及出于對可持續發展方針政策的堅實回應,從科學和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以下治理建議。
三、農村環境治理建議
1.建立健全農村環境信息機制。由于農村環境普查仍缺乏經驗,方式上也較多采用抽樣調查,造成缺乏檢測數據和統計資料成為農村環保最薄弱的環節。建議如普查人口數據一樣,逐步深化改革對農村環境的檢測方法與統計方式,做翔實的調查,以便為具體實施農村環境治理提供參考。另外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在政策安排、機構設置、資金投入等方面都很薄弱。建議國家在這方面政策上對農村環境保護有所傾斜,機構設置上給予完善,并在資金投入預算上加大支持力度。
2.要對村民進行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教育,同時,需要基層干部起模范帶頭作用,自覺使用環保產品和遵守相關環境法律,依法對周邊的一些小型工業生產進行管理。
3.對非法經營的“五小”等輕小工業予以取締。或者相關執法監督部門在要求其暫停營業整頓,完善排污設備系統,不直接把廢棄物排放到河流和土地里,廢氣廢水要經過專業設備處理后方可排出,達到相關環境標準后相關部門才準許獲得經營許可證件,并對周圍的村民造成的物質和人身傷害予以賠償。另外,國家和地方財政給予財力支持,對污染過的農田和水體系統給予治理。
4.農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增加垃圾回收的垃圾桶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垃圾集中扔放池,并安排專門的垃圾清潔人員和垃圾清理車,便于這些生活垃圾的集中回收處理。
5.農業生產的污染治理措施。第一,根據《清潔生產促進法》倡導農業生產者應當科學地使用農藥,促進種植技術的改善,實現農產品的優質、無害和農業生產,防止農藥包裝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第二,按《循環經濟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農業等主管部門,應推進和支持農業生產者采用節藥的先進種植技術,優先發展生態農業;第三,要從源頭上來管束,由國家明令規定,生產農藥應使用可直接分解的材料作為包裝袋,生產高效、低殘留的農藥,或者從植物中提煉而成的農藥,從源頭上治理;第四,把包裝袋集中高溫燃燒處理,并配備專業凈化回收設備。
參考文獻:
“垃圾圍村莊,臭水滿河塘,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這一度曾是我省一些農村環境的真實寫照!根據我省2002年環境容量分析報告,全省農村污染負荷所占整個污染負荷比重已達到30%-40%,部分地區達到70%。
如今,走進四川農村,你會感受到田園山水亮麗秀美,領略到綠色天府流光溢彩……幾年時間,我省農村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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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一:飲水環境安全,得到強力治理。近幾年來,省委、省政府把保障人民群眾飲水安全作為環境保護工作的首要任務。2006年,在全國率先提前一年完成依法劃定3472個建制鄉鎮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2007年,依法清查、取締了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保護區內的排污口,關閉、取締、搬遷了一批危及飲用水源安全的違法排污企業。2008年,綜合整治了全省城鎮飲用水源二級保護區內的排污口。2009年,深入開展了鄉鎮飲用水水源地基礎環境調查及評估工作。截至2009年底,我省先后建成2.2萬余處集中供水工程和185萬多處分散供水設施,紅層丘陵區找水打井213萬多口,有效解決了2000多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農村飲水難問題得到改善。
亮點二:強化畜禽養殖污染綜合治理。近年來,我省加大了養殖污染治理力度。2005年,全省開展了畜禽養殖污染現狀調查工作,對規模化養殖企業和散戶養殖的廢物處理作了有益的探索。2006年以來,省委、省政府把整治200家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企業列入“十一五”十大惠民行動和民生工程。近3年來,省財政投入規模化養殖污染治理補助資金3000多萬元,治理170家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建設養殖場沼氣工程累計達1761處,年處理畜禽糞污能力達1151萬噸。目前,畜禽養殖污染嚴重的狀況得到有效遏制。
亮點三:全面綜合整治小流域及湖庫環境。近年來,我省有效推動小流域及湖庫環境綜合治理,實行流域(湖、庫)長責任制和一流域(湖、庫)一策。2005年,省政府專門列支380萬元支持各市、州編制32條重點小流域污染防治規劃,并已全部經當地政府或人大批準實施。2006年,省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強水葫蘆綜合治理的通知,開展了外來有害物種專項治理。2007年,我省以整治群眾反映較大、環境治理難度較大的升鐘水庫水環境污染為突破口,啟動了湖庫污染綜合治理工作。2008年以來,省上重點對涼山州邛海、資陽市朝陽湖等5個大型水庫進行綜合整治,湖庫水質狀況得到明顯改善。
亮點四:有效處置農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十一五”以來,各地財政投入100多億元集中用于村鎮集中居住區的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在成都、資陽、眉山、南充、廣元等地建成了一批不同類型的示范工程。結合新農村建設,由政府統一出資為各村設保潔員,配購垃圾箱和運輸車,實現“組保潔、村收集、鎮運轉、縣處理”的城鄉生活垃圾一體化處置。去年,我省全面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以城鎮、村莊為重點,按照“四化”標準(清潔化、秩序化、優美化、制度化)制訂規劃。
亮點五:有力治理農業面源污染。近年來,我省強力實施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和金土地工程、沃土工程等工程,大力發展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有力地提升了農產品質量,促進了農民增收。2006年以來,我省開展了全省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工作。全省農業污染源普查工作。同時,加強了化肥農藥污染控制,全面禁止高毒農藥的使用,實施了測土配方施肥項目,積極開展了秸稈禁燒和資源化利用。
農村生態細胞工程夯實幸福圖,廣袤的農村展現生態良好的絢麗畫卷
關鍵詞:農村環境治理;農民主體性;法制建設;組織嵌入
一、農民自覺:喚醒內在的主體意識
環境意識是人們對自身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態度和認識,農民的環境意識體現了其對環境狀況的追求程度。近些年來,河南省糧食產量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這其中雖然離不開農業科技的貢獻,但各類經營主體特別是分散經營的農戶為了提高農業產量,大幅增加化肥、農藥和地膜等生產資料的投入量,而對超量使用給農村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漠不關心,導致農村的生態系統形成斷層極難修復。以化肥使用為例,河南省的綜合利用率僅為33%左右,過量施用造成農田氮素通過徑流、淋溶和硝化等方式滲入地表水和地下水當中。另外,河南省農業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一些農村耕地中有機質平均含量不到1%,遠遠低于1.5%的全國平均水平,造成全省50%的耕地缺鉀、22%的耕地磷鉀俱缺。因此,廣大農民對農村環境治理保持的“肉食者謀之”的消極隔閡態度,導致對發生在自身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在意,對周圍存在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制止。梁漱溟先生認為:“農民自覺,鄉村自救,鄉村的事情才有辦法。所以我們說鄉村建設頂要緊的便是農民自覺。”因此,鑒于農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現狀,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通過通俗易懂的講授和清楚明了的案例進行環保宣傳,讓農民認識到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按照低碳可循環方式進行生活和生產,并向農民傳授環保、綠色、簡易的垃圾處理知識,以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扭轉長期以來存在的自我主義傾向。眾所周知,河南省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糧倉”,2017年全省糧食產量為5973萬噸,但糧食豐收帶來了嚴峻的秸稈處理問題,因為草谷按照1:1.3的比例進行換算則產生的秸稈約為7765萬噸,如果隨意焚燒秸稈則不但會破壞土壤微生物結構和土壤表層團粒結構,影響農作物對土壤養分的充分吸收,應促使農民改變過去對秸稈“一燒了之”的不良習慣,積極發展秸稈制作飼料和秸稈栽培食用菌等項目,發揮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
二、法制建設:確立農民的主體地位
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村環境治理方面的立法明顯滯后,直到2018年8月31日才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而在農村清潔生產和農村污水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處于空白狀態。因此,由于農村環境法律法規建設的薄弱性,阻滯了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抑制了農民主體性的發揮。河南省是一個水資源十分匱乏的省份,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455m3,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水資源量與人口數量和耕地保有量嚴重不匹配,如豫東、豫北平原地區是全省耕地最集中的區域,耕地面積占全省的52%,人口占全省的54%,但該地區水資源量不足全省的30%,因而河南省的水資源污染狀況著實讓人擔憂,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約束導致污水排放的長期放任,周口市的沙穎河近年來平均污水排入量為2.24億m3,占該河流全年總水量的十分之一,這不僅影響到農村生產用水的質量,還直接威脅到城市人口的用水安全。因此,當務之急是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確立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在城鎮化發展背景下“資本下鄉”導致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愈發顯得嚴峻,究其原因在于部分資本的真正意圖是為了套取國家資金和騙取優惠政策,因而經常以非可持續的資源掠奪模式來經營農業,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并沒納入其考慮范圍,因而建構長效化、常態化的污染防控機制,以應對農村環境治理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異化問題至為關鍵。首先,保障農民的環境權。必須進一步完善基礎性立法中保障農民環境權的體系性和框架性規定,以消解當前法律條文內容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問題,確保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農村環境治理的各個階段均能有效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其次,健全司法救濟制度。“無救濟則無權利”,因而應在司法中完善農民環境權的救濟途徑。農村復雜的環境問題導致各種糾紛不斷出現,針對農民在環境訴訟中存在的取證困難、專業知識匱乏以及無力承擔訴訟費用等問題,應建立一套農村環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制度,并由政府提供經費逐步建立起專門的、免費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為進行環境訴訟的農民提供咨詢、和辯護服務。
三、發展經濟:夯實農民參與的基礎
落后的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導致大量村民外流,而青壯年勞動力恰恰是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因而實際上農民已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缺場者和失語者,農民的主體性地位無法顯現。據河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2018年7月25日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河南省新增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為44.92萬人,轉移就業勞動力總量高達2983.92萬人,在鄉村地區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萎縮”問題。同時,據河南省地方經濟社會調查隊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轉移勞動力大多為擁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青壯年,而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則年齡明顯偏大,且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中女性人數占到總量的60%以上。因此,農村環境的有效治理首先需要壯大鄉村經濟,如果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拉大,農民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則讓他們去關心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不啻于異想天開。首先,完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河南省旱災較為頻繁,決定了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因而需將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基本的公共產品納入政府預算當中,并確保高于政府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以切實保障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安全性;其次,種植特色經濟作物。許昌市鄢陵縣成功打造出全國知名的“現代名優花木科技示范園區”,有效解決了當地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因而河南省其它地區可以借鑒鄢陵縣的成功經驗,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種植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以促進農民增收;最后,發展鄉鎮企業。長期以來,河南省以發展第一產業為主,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其工資性收入占總體收入的比例不高僅為40%左右,因而政府應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鑒于河南省種植業和畜牧業分列農業結構中的第一、二位主體,因而可鼓勵鄉鎮企業大力發展食品加工業。
關鍵詞流動兒童農村身份認知農村環境認知農村發展認知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我國農民工數量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流動兒童數量也急劇增加,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讓自己的子女在城市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涉及流動兒童的一系列問題已引起政府、媒體和學術界的密切關注。與農村相比,這些流動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在上升,但是與城市相比較,又存在著一定的落差。
但在這種特殊的年齡階段,在校流動兒童一方面面臨著對城市環境的適應,另一方面還面臨著對農村環境的適應。對他們來說,任何一個方面的適應出現問題,都可能給他們帶來危機。關注在校流動兒童的農村認知狀況,有利于進一步了解流動兒童的社會適應狀況,及時發現并解決他們在社會適應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近而更好地引導和幫助流動兒童,使在校流動兒童個體能夠健康發展。
日前,針對在校流動兒童對農村認知的微觀社會學研究相對比較少。學術界關注比較多的是從宏觀上研究流動兒童的城市社會融合狀況、困境及對策。例如,流動兒童在城市生活融入過程中受到來自不同群體及環境的“歧視”和排斥,從而陷入社會認同的困境。在小學階段,由于本地生源較少,公立學校還有接收流動兒童的意愿。到中學階段,公辦學校接收流動兒童的意愿相對較低,所以流動兒童到中學階段就要面臨:
是要交更多的錢繼續留在城市讀書,還是回農村念書。。社會各界對流動兒童的社會融合狀況及其面臨的困境觀點普遍相同,有限的爭議往往只是從不同角度提出一些建議。而很少從微觀層面去關注在校流動兒童內心的真實感受,尤其是關于在校流動兒童農村認知狀況及其農村認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研究甚少。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農民工子弟小學為例進行調查:以期全方位了解在校流動兒童對農村認知的狀況,包括:農村身份認知、農村環境認知、農村發展認知等;并就在校流動兒童農村認知渠道及其制約因素方面進行探對。考慮到在校流動兒童的表達能力和對問題的理解能力,我們將調查對象界定為二到六年級的在校流動兒童,發放問卷208份,共獲得有效問卷172份,有效回收率為82.69%。除此之外,還對8位在校流動兒童、4位在皎流動兒童家長、3位班主任、2位學校負責人進行半結構訪談,獲得了大量定性資料。
一、在校流動兒童的農村認知狀況
1.農村身份認知:大部分流動兒童意識到自己的農村居民身份,且身份認知具有兩面性
農村身份認知指的是,在校流動兒童對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下自身農村居民身份的定義與認識。
在調查的在校流動兒童中。53,5%的流動兒童明確表示,他們仍然認為農村老家是自己的家鄉,同時也認識到自己的農村居民身份。與以往研究存在差異的是,這些在校流動兒童在農村身份認知過程中,不認為自己的農村身份決定于他們的農村戶口,而是因為,“自己的根源在農村,即便是戶口遷到城市,自己也仍然是農村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在校流動兒童認識到自己的農村居民身份的同時,他們也渴望別人“能夠以一種與城市人平等的目光”去看待他們,反感于別人說自己是農村人。
此外,當問及“平時是否會想念農村?”,77.9%的流動兒童回答“是”,他們時不時想念自己的家鄉。但是,在表達“自己喜歡農村生活還是城市生活”的時候,除了個別兒童認為“農村自然環境比較好,適宜人生活”或“覺得在北京玩膩了,想同農村生活”外,有65.2%的在校流動兒童選擇喜歡在城市生活,并已經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在城市生活,用他們的話說,“能夠在一個自己喜歡的環境中生活,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他們一方面較為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農村居民身份,另一方面又徘徊于是否接受自己農村身份的取舍之間。
2.農村環境認知:主要停留在自然和經濟層面,對社會環境狀況了解相對比較少
農村環境認知是指,在校流動兒童對不同發展時期農村鄉土環境的認知,是其農村認知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這種認知主要包括三個層面:自然環境狀況認知、經濟環境狀況認知和社會環境狀況認知。
在校流動兒童都或多或少在農村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們對農村的了解主要來自進入城市之前或假期回農村生活的經歷。而且他們對農村環境的認知也主要集中在與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部分,對農村宏觀社會環境狀況的r解相對較少。
在校流動兒童普遍認為農村的自然環境狀況要比城市好,“空氣清新”、“山清水秀”,更適宜人居住,而且“農村有牛、青蛙等動物,與死氣沉沉的城市相比,更有生命力”;在經濟環境狀況方面,他們普遍認為農村不如城市好,尤其表現在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農村生活條件相對比較差。很多在校流動兒童認知中,農村經濟環境狀況呈現更多的是一種落后的狀態,在農村社會環境的認知方面,大多數流動兒童了解的比較少,他們對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農村戶口、土地、教育、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關注程度不高,覺得這些都與自己當前的生活沒有太大的關系。
3.農村發展認知:只有個別人了解新農村建設,多數流動兒童不清楚農村發展狀況
農村發展認知是指在校流動兒童對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狀況的認知和列未來農村社會發展的期望。關注在校流動兒童農村發展認知,是因為他們相對于留守兒童或其他特征群體來說,接觸新鮮事物的能力更強,在未來農村社會發展中,剝農村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被問及關于“三農問題”、“新農村建設”等熱點問題時,只有不到10%的在校流動兒童聽說過這些熱點名詞,在這些流動兒童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整清晰地說明其具體含義。
在回答自己對農村發展的期望時,在校流動兒童主要是從宏觀上表達了“希望農村變得更好”的愿望或者在微觀上理解為“建房子”等。盡管65.2%的在校流動兒童希望以后能夠在城市生活發展,接近100%的流動兒童學生還是表達了他們對農村發展的美好祝愿,也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為農村貢獻出自己應有的一份力量。這說明,不論他們主觀上是否希望回到農村生活,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家鄉、希望農村能夠變得更好,與城市一樣得到不斷發展。
二、在校流動兒童農村認知渠道及其制約因素
1.主觀經歷:重在觀察學習和親歷學習所獲得的經驗、
認知行為是長期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主要來源于其觀察學習和親歷學習所獲得的經驗。。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
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情感。
在校流動兒童對農村的認知是在與農村的長期接觸過程中,主觀觀察和親歷過程中學習的,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又普遍存在對農村的“刻板成見”,有很強的局限性。
主觀經歷過程中獲取的農村認知受到在校流動兒童年齡大小、是否在農村出生、是否在農村上過學、在農村上學經歷長短、假期是否回農村等因素的制約。
調查數據顯示,兒童年齡越大,其對農村認知的內容越豐富、農村認知體系越全面,尤其是五年級和六年級的流動兒童(累計占總人數的29.1%),他們即將面臨留在城市還是回農村讀書的選擇,他們有著比其他年齡段流動兒童更復雜的農村認知。在這群流動兒童中,有69.5%出生在農村,其中58.1%在農村上過學,他們主要是在6歲以后來到北京的,占在農村上過學的流動兒童人數的76.9%),在來北京前,這些在校流動兒童主要在農村生活,自我主觀學習對其農村認知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只有一個學生一直沒有回過農村,其余99.4%的在校流動兒童都曾經利用節假日的時間與親人一起回農村生活過一段時間,這種經歷一力面町以幫助其農村認知的學習,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流動兒童不斷r解農村新面貌,感受農村變化,有利于其自身農村認知的不斷完善,進而使在校流動兒童個體能夠健康成長。
2.人際關系:在校流動兒童獲取農村認知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之一
在校流動兒童來到城市后,與在農村的親人、朋友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又結識了很多城市里的朋友,他們的人際關系網絡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同學與朋友、教師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等。人際關系成為他們獲取農村認知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之一,主要受到家中的孩子的數最、是否有親友在農村、接受教育狀況、城市的適應程度等因素的制約:
所調查的在校流動兒童中,只有14%的流動兒童是獨生子女,多子女家庭中,流動兒童在生活中有成長的同伴,他們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在校流動兒童的農村認知。相比之下,如果兄弟姐妹或其他親友在農村生活,其對農村的關注程度相對更高,溝通越頻繁,比其他兒童更了解農村現狀與發展。在校流動兒童就讀期間,絕大部分時問是在接受教育,他們同時接受父母、學校、社會三方面的教育,在這些日常往過程中,這三方面都對流動兒童農村認知有著極大影響,尤其是在上二學時的“儀式”往過程中,“老師”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決定了其認知行為的學習,但受限于當前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者整體文化程度不高,”教師往往忽視對流動兒童對農村認知的教育,這也是當前在校流動兒童對農村認知教育鏈條上的薄弱環節。新晨
值得突出強調的是,在校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作為人際交往過程中一個重要因素對其農村認知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城市兒童不同,在校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能力相對較弱,每到一個新場合,他們最先考慮的往往是“人家會不會理我”,“我會不會被人歧視”,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在其他社會成員(尤其是城市人口)討論農村問題時,有害怕被孤立的恐懼感,容易受到從眾心理的影響而改變其自身態度,或選擇沉默,進而可能導致其農村認知出現偏差。
3.大眾傳媒:在在校流動兒童農村認知過程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盡管目前,在校流動兒童從大眾媒介獲取的農村認知的信息還比較少,但隨著大眾媒介的不斷推廣普及,在校流動兒童將不斷通過大眾媒介獲取關于農村的信息,大眾傳媒在其農村認知過程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
個案分析顯示,在校流動兒童中,很多人逐漸通過聽廣播、看電視了解農村信息,盡管他們對“三農問題”、“新農村建設”等還未形成完整的認識,但這些都將大大幫助他們更好地形成和完善其農村認知。另外,部分在校流動兒童還開始接觸互聯網、手機報等大眾媒介。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以往很多媒體報道都把農村作為落后地區,大肆報道農村存在的問題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大眾傳媒這種“標簽化”的過程,盡管,現在很多人正在積極努力地去客觀報道并努力降低之前的“標簽化”造成的不良影響程度,但這些傳統的大眾傳媒視角下的農村印象對在校流動兒童農村認知還是存在著較深的消極影響。
三、思考與建議
在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在校流動兒童一方面面臨著對城市環境的適應,另一方面又面臨對農村社會的適應。在校流動兒童的農村認知表明。目前流動兒童已經逐步認識到其農村居民身份,但他們仍然在這種身份認知的矛盾中徘徊;他們對農村環境的認知不夠全面,有待進一步完善,尤其是豐富社會環境狀況的認知;在農村發展認知方面,多數在校流動兒童不清楚農村發展狀況,但他們又強烈希望農村能夠得到較快發展,并希望自己能夠為農村建設作出應有貢獻。
其次,主觀經歷學習、人際關系、大眾傳媒等因素一方面促進在校流動兒童的農村認知得到發展,另一方面又制約著其農村認知,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其正常發展。針對這些現狀和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校流動兒童父母、老師應該積極倡導一種良好的農村認知的學習環境,引導在校流動兒童正確的農村認知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