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設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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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關系著我國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近20年來，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10.3％，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二，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消耗高，浪費大，污染嚴重，我國單位GDP的能耗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四倍。這足以說明長期以來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重數量和速度，輕質量和效益，節約意識差，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樹立的不夠牢固，在資源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方面沒有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辦事，資源管理粗放，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機制和制度不完善，社會資源的配置不盡合理。

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同時也是研究節約的科學，經濟學中的節約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生產成本的節約，二是交易成本的節約。生產成本的節約主要在微觀層面，交易成本的節約主要在宏觀層面，無論在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經濟學研究節約問題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資源稀缺和理性人。因為資源稀缺才有必要研究節約問題，如果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研究節約問題就沒有意義。同時，節約也只有在理性人假設的條件下才成立，只有人的理才有可能節約資源，非理節約無從談起。我國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并非完全理性，他們在消費自己的資源時非常理性，消費國家或他人的資源時部分理性，或者非理性，他們總認為國家或他人的資源無窮無盡，無論如何消費都不需要自己付出任何代價，自己的資源是稀缺和珍貴的，來之不易，這種觀點和想法是產生損失和浪費的根源，也是人的本性決定的。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必須依靠制度來管人管事。制度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前提和基礎，好的制度能節約資源，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不恰當的制度選擇必然會造成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建設節約型社會涉及的制度有兩個層面，從宏觀層面講主要是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制度，從微觀層面講主要是履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制度和規定。這兩個層面的制度都很重要，它們相互補充完善，缺一不可，但相對而言，能從根本上抑制資源的損失浪費，實現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目標，最重要的還是資源配置制度，用市場機制的辦法來調控社會資源，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價格機制來調整余缺，用經濟的方法把資源節約與否的受益受損規定到個人，使所有的人都能為自己消費的資源付費或負責，使社會資源的價值與效益得到充分體現。建設節約型社會，社會資源的初次配置很關鍵，初次配置的公平、公正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資源能否有效的被利用。如果社會資源的初次配置合理有效，資源的價值與價格基本一致，那么在市場機制的驅動下，資源的二次配置就會更加科學合理，更加嚴謹、細致、周密；如果社會資源初次配置就不合理，資源的社會價值不能得到真正體現，或者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在不需要資源的地方和不能使社會資源發揮作用的地方，那么無論資源的二次配置多么優化，對資源的管理有多么規范和嚴格，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是不可避免的。如某工廠如果是免費用水或用水成本很低，工廠很可能就不關心節約用水問題，也不會采取更多的措施限制浪費水資源的行為，措施制度越多，監督成本就越高，有時候監督成本甚至超過水費，這對工廠是得不償失的，但如果工廠的用水成本很高，企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節約用水，控制成本，這是制度和市場的力量，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同時也是節約資源，避免浪費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競爭機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工程項目通過公開招投標可以降低工程造價，對資源利用的招投標可以有效的節約資源，真正體現資源的社會價值。有競爭才會有節約，競爭是節約的最好約束，競爭是通向節約的鑰匙，競爭機制把節約納入到比賽的軌道，通過競爭機制的作用，使社會資源的產權明晰化、節約制度化，使社會資源的配置不斷優化。目前我國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程度還不夠高，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還未完全建立起來，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資源消耗高和損失浪費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加強管理，深化改革，創造一種有利于形成市場競爭機制的社會氛圍，逐步實現社會資源配置市場化，經濟運行制度化和法制化，社會資源產權明晰的目標，盡可能的把資源利用的效率不斷提高，把損失浪費不斷降低。

第2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關鍵詞：農村健康保障；和諧社會；政策取向；制度安排

在觀的指引下，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建立和完善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確保城鄉居民健康機會公平，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建立健全農村健康保障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而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的合理分配。當前我國諸多不和諧穩定的社會經濟現象，其深層次的原因實際上都是一種利益的失衡。這種利益失衡的交匯點從健康保障方面看，突出表現在健康保障方面的巨大差別，從而形成了農村居民健康公平問題。

（一）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日益社會化，相應地家庭保障的功能也日益越弱。因此，作為超越家庭與單位的生活保障機制，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以及單位提供的職業福利形成相互支持的保障體系。這一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與否，不僅制約著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很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把社會保障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內容，而且，伴隨著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穩定和和諧發展的重要措施和標志。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城鄉居民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且有繼續拉大的趨向，同時，絕大多數農村居民既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單位提供的職業福利，而土地的保障功能也在相對下降，家庭的保障功能日益弱化。從健康保障看，在缺乏社會健康保障的前提下，社會收入狀況的差距，決定了衛生服務利用、健康水平差距乃至于收入狀況差距，從而形成了一種耦合共生關系。近年來，隨著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逐年擴大，農民“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現象突出，嚴重阻礙了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因此，從“保障人”和“發展人”的要求出發，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縮小利益差距、確保社會穩定，是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保證城鄉居民和諧相處的迫切要求和最基本條件。

（二）健康保障制度是反貧困的重要措施。從人力資本看，個人生產和獲利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健康投資的大小。因為健康投資可以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而這種投資的收益即疾病損失的減少、收入的增加和個人福利的改善。而收入的增加又能反過來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從而使健康與福利之間形成良性循環關系。如果相反，則會形成健康水平低下-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貧困-健康水平再度惡化的貧困陷阱。不難看出，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貧困發生的原因，也是貧困的結果。健康貧困實際上是一種機會的喪失和能力的剝奪。[1]世界衛生組織一再向國際社會闡述健康與貧困的關系，認為沉重的疾病負擔已經成為許多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并且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對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社會穩定造成潛在的威脅。公共健康投資的作用，不僅僅在于防范公共健康風險，實現基本健康公平，而且還在于保護和提高全社會的人力資源，從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度與資源利用效率。因此，無論如何市場化的國家，均以基本健康保障制度為導向，實現公共衛生服務與基本醫療服務廣泛的可及性，從而減少乃至消滅貧困，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貧窮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質卻是決定貧富的關鍵”。[2]

（三）健康保障制度是可持續發展的安全網?！?1世紀議程》全面論述了人類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將“保護和增進人類健康”和建立“基本保健系統”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沙掷m發展觀認為人的健康與經濟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貧困惡化了人們的生活質量，造成健康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人體健康狀況的惡化加重了貧困化程度，是消除貧困的羈絆?？沙掷m發展觀認為“投資以減少窮人的健康風險，并對災難性的醫療費用提供保險，是減輕貧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且衛生開支也是一種“增加收入的生產性投資”，“良好的衛生條件就意味著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 [3]并認為：建立人人可以享受的健康保障體系，使所有成員獲得生存發展的基本健康服務，是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和基本社會條件。

（四）健康保障制度有利于農村衛生服務效益的提高和衛生事業的發展。眾所周知，在我國80%的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同時，城市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低，閑置浪費嚴重。同時，我國農村衛生資源缺乏，且不足以應對公共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的需要，使農村衛生服務效益的提高受到嚴重制約。因此，在衛生籌資難以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建立健全農村健康保障制度，不僅能使整個社會衛生資源配置獲得最大收益，而且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衛生服務水平、農村居民的健康指數及其公平性，是推進衛生改革、統籌城鄉衛生發展以及促進農村衛生服務效益提高的有效途徑。

二、農村健康保障的現實問題

目前，我國農村健康投入大大落后于實際需要，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存在嚴重的制度“缺位”與“缺陷”，降低了農村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可得性，使農村尤其西部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緩慢甚至下降，健康公平問題突出。

（一）農村醫療保障領域存在制度空白。目前，農村衛生制度以健康保障制度為核心，而農村健康保障制度以合作醫療制度為重點。 改革以來，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紛紛解體。目前，西部農村除新型合作醫療試點地區外，農民幾乎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障。2003年，甘肅的山丹等5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基線調查顯示，93.52%的農民成了自費醫療群體，農民的健康特別是貧困農民的健康保障處于“斷層帶”。其中 “一人得病，全家致貧”，“無錢看病，小病熬大”，“因病返貧”等現象非常突出。同時，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構建于城鄉社會分割的基礎之上，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及其在城市從業的鄉村遷移人口被排除在外。即便是目前試點的新型合作醫療，由于服從屬地原則，因而遠遠不能滿足工業化、城市化對促進和保護勞動力流動的社會健康保障需求；同時，公共支持的不足與制度設計“缺陷”使其難以根本解決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問題。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失，實際上等于提高了農民的疾病負擔和風險，降低了衛生服務福利，形成反貧困或扶貧的重要障礙。

（二）健康保障城鄉差距過大。就衛生經費的利用看，從1998-2002年，農村人均衛生總費用僅為全國的60%，不到城市人均水平的30% ，而且呈逐年下降趨勢。1998-2003年，政府對農村衛生機構的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為0.69%；而同期全國和城市人均衛生事業費分別為農村的2倍和5倍 [4]。1991～2000年，隨著政府投入比重下降，農村衛生費用中農民個人支出從80.73%上升到90.15%。[5] 顯然在農村居民收入遠遠低于城市居民且收入增幅低緩的前提下，農民個人疾病經濟負擔的比重明顯高于城市人口。相應地，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地區在新生兒死亡率、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以及孕產婦死亡率等方面均呈較大差距，僅2001年間，農村地區上述4個指標分別是城市地區的2.3倍以上；[6] 而西部省份的差距更為明顯。

（三）健康保障地區差距日益擴大。，我國還沒有形成在全國范圍內統一的健康保障體系。由于地區之間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相應地農村健康保障形式、范圍、層次、水平差異很大。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相應地，西部農村基本醫療保健的可及性、安全衛生飲用水以及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公共衛生指標明顯低或高于中東部地區。如2004年甘肅省孕產婦死亡率為79.47/10萬，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1/10萬。[7]

（四）農村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得性下降。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增長了2.2倍，而同期衛生部門統計的每人次平均門診和住院費分別增長了6.2倍和5.1倍。[8]1998年，因為經濟原因沒有就診的患者在農村高達65%以上，而且越是貧困地區比例越高；因病住院而病未痊愈提前出院的患者在貧困農村達80%以上。[9]近年來，農村兩周患病因經濟困難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10] 甘肅武山縣調查，全縣60%的農民病人舉債醫療，18%的農民病人變賣家產醫療。于是，有病不治—“小病抗，大病拖”成了農民的理性選擇；“不怕窮，就怕病”成了部分農民的典型寫照；農村地區疾病損傷已成“因病返貧”或“致貧”的第二主因。而“貧”與“病”的“硬性”聯系，不僅使部分農民失去了維持生活和再生產的基礎，而且也正在頑強地抵消著政府扶貧減貧的努力。

（五）農村公共衛生服務嚴重缺位。在分級財政體制下，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運行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把衛生籌資的主要責任轉嫁給衛生機構，實際上把難題交給了失控的醫藥市場。這種缺乏公共支持的市場化使全國大部分農村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公共衛生服務不僅供給不足，而且幾乎完全市場化，以至于一些西部農村的基本醫療保健服務指標難以企及國家規劃的最低限標準。如2004年甘肅省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率為55.04%，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79.40%。[7] 同時，農村衛生服務體系的運行效率較低。一方面，改革前的公共衛生體系基本癱瘓，同時，在農民未就診率、未住院率較高的同時，有限的衛生資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且，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疾病的外部性比傳統社會更強；農村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就醫和護理壓力日益嚴重；衛生體制改革滯后，醫療服務不規范以及道德風險導致衛生資源過度使用等嚴重并存。

三、農村健康保障的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

“和諧社會”應當是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都能得到協調的社會，而維護利益公平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與前提。近年來不斷增多的公共衛生事件以及健康公平問題，對過度市場化導向的衛生體制改革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建立健全農村健康保障制度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然。

（一）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轉變公共健康投資理念。在我國，長期以來錯誤地把公共衛生支出看作是一種福利性消費支出，而非公共健康投資。在GDP 翻兩番的目標基本提前實現的前提下，衛生發展的目標并沒有達到，不僅表明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實現衛生健康等人類發展目標，也反映出經濟增長與衛生發展之間的不協調。同時，中國改革具有明顯的城鄉“一國兩治”特征，這是導致城鄉健康公平問題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如果國家沒有決心和能力解決農村的健康保障問題，在現行的“制度缺陷”下，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問題還會加劇。顯然，政府介入農村健康保障制度范圍之大小、再分配力度的強弱對農村尤其西部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決定性。因此，觀念更新是前提，公共支持是根本，積極探索和落實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設計與支持是政府應有的責任。

（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是建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最基本準則。為全體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健康保障，使其達到最好的健康水平，并使衛生資源在所有人群中公平分配，是任何國家健康保障制度建設的目標。實現“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是國家的責任，保障全體國民應有的健康水平是國家發展的基礎。“低水平、全覆蓋、高效率”的方針是目前與國情相適應的基本醫療保障模式。在西部農村公共衛生指標遠遠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前提下，政府應當借助于農村三級衛生保健網等的作用，將農村公共衛生項目的覆蓋面擴展到農村全部人群。同時，在城市或東部已經而且能夠啟動居民自購健康服務的保障模式下，要堅持“低收入人口優先受益”原則，健康管理的公共支持需要向西部農村地區傾斜。

（三）政府職能轉變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是建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根本途徑。長期以來，政府在衛生政策理念與工具選擇上，過分依賴醫療服務的直接提供與衛生資源的集中控制，而對政府支配的資金、信息和制度工具的利用太少。實際上政府的重要職能不是“辦醫”而是“管醫”，保護衛生服務消費者、保障公共衛生服務與基本醫療服務的公平供給和救助社會弱勢群體才是政府責任。同時，目前我國的衛生服務體制尚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制約著衛生服務效能的發揮。因此，如何將政府職能轉變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起來，充分發揮雙重功效，是建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必然課題。

（四）重建農村醫療衛生體系，是建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基礎。我國現行的衛生服務體系存在體制性缺陷，而且城鄉衛生資源配置差距過于懸殊。如果不能制訂與有效執行區域衛生規劃，不能全方位實現農村衛生體系的重構，加快農村衛生改革步伐、健全農村衛生服務、改善農村衛生資源配置、增強農村衛生服務力量，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重建是不可能或低效的。需要強調的是，經濟改革前后的實踐表明，村級公共衛生室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以外，還能夠更有效地承擔公共衛生等多種社會職能。因此，重建或重組村級公共衛生室并促進其服務水平的提高，對于改善鄉村人口的健康指標更有效率。

（五）建立多模式健康保障體系，是建立農村健康保障制度的必然選擇。增加對農村人口健康保障的財政支出，是農村健康保障的物質基礎。從公共籌資看，目前政府在衛生籌資如貧困人群醫療覆蓋、健康保障制度與公共衛生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太小。因此，應從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出發，以政府的主導作用，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以及扶貧資金的投向轉移等途徑，不僅要建立對農村貧困家庭實行規范的醫療救助，而且要積極推行多元化的因地制宜的醫療保障制度，努力探索醫療救助、合作醫療和醫療保險乃至計劃生育相結合的多層次、多模式健康保障制度體系。同時，還要通過政策設計與制度安排鼓勵社會力量從事農村貧困人口的健康保障事業。

小結：農村衛生問題的根本解決取決于衛生制度的根本變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向，要求政府在健康保障制度的建立上承擔重大的責任，而且政府的制度保障與財政保障對農村人口在低收入水平下健康狀況的改善起著決定性作用。健康是發展生產的第一要素。基本健康保障制度是“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制度保障，是人人平等生存的基本健康條件，也是維系社會公平與安定的重要基礎設施，更是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的重要標志、保證和迫切要求。

[1]孟慶國、胡鞍鋼.消除健康貧困應成為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的優先戰略（Z），中國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北京，2000年。

[2]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

[3] 聯合國國家與發展大會.21世紀議程[M].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3.

[4]趙郁馨.農村衛生投入與費用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04(3)

[5] 張元紅. 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的供給與籌資[J].中國農村觀察，2004（5）

[6]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R].人民日報，2004-12-06

[7]侯生華.甘肅省婦女健康狀況新聞會，2005-3-4

[8] 王紹光.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J]. 比較，2003(7)

第3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關鍵詞】戒毒人員；社會支持；回歸社會；途徑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7-127-02

根據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4月底，全國登記在冊吸毒人員258萬人。其中，35歲以下的青少年占登記在冊吸毒人員的75%，成為我國吸毒者中最大的群體。還有潛在的未登記的吸毒人員，可謂數據龐大。吸毒人員回歸社會的就業安置、后續管理顯得十分重要，關系到社會政治的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特殊人群不應該被拋棄、被遺忘。因此增加社會支持，促進戒毒人員回歸社會是國家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但增加社會支持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政策、社會支援、家庭幫助，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所以戒毒人員怎樣去自我建構社會支持，怎樣去應用國家、社會搭建的平臺才是回歸社會、獲得社會支持的關鍵。

一、自我建構社會支持的內涵與意義

（一）自我建構社會支持的內涵

1.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的概念最早是在社會心理學領域中率先被引入的，它主要用于分析社會中的各類社會關系對個體身體狀況、心理狀況的影響。21世紀初，國際上社會網絡的構成及社會網絡如何能為個人提供社會支持作為社會支持理論研究的重點方向。現階段普遍研究者認為，社會支持能給個體的心理需求提供正能量，激勵個體奮發向上；并形成了以下四個取向的社會支持理論，1.功能主義；2.結構主義；3.社會互動；4.主觀評價?？傮w來說，社會支持不是一個單一存在的個體，而是由主體（支持者）與客體（被支持者）組成的，是社會方方面面關系的交織，主體與客體相互之間須產生互動行為，并在互動過程中產生好的結果。

2.自我建構社會支持

自我建構該概念最早由Markus和Kitayama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個體在認識自我時，會將自我放在何種參照體系中進行認知的一種傾向。人格心理學家把自我建構看做是人內部的心理特征，認為自我建構是人認知自己，認知自我和他人關系的過程。綜上，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就是通過認清楚自己，給自己定位，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從而認清處理好自我與國家、社會、家庭、他人的關系，以獲得社會的接納和支持。

（二）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的意義

戒毒人員通過自我建構社會支持是戒毒人員獲得社會幫助、社會支持、改善家庭關系的重要途徑，對國家、社會、家庭、個人而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具有著重要的意義。1.從國家角度看，有利于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助推器。2.從社會角度看，有利于社會的團結進步穩定繁榮，有助于增加就業、減少犯罪率，促進社會安定，有序健康的發展。3.從家庭角度看，有助于改善家庭親戚成員間的關系，獲得親人的支持、關心、幫助、理解，同時據調查統計家庭關系如何對戒毒人員吸毒、戒毒都有著很大的影響，所以和諧的家庭關系是戒毒成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的關鍵、重點。4.從個人角度看，有利于改變自我，增強身體，獲得健康，贏得社會的尊重與支持。

二、影響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的因素

戒毒人員回歸社會不但需要國家、社會、家庭提供支持和幫助，更重要的是戒毒人員自己主動尋求社會的幫助，主動參與到社會支持網絡中，因為內因才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起到加速推動的作用。外界不穩定的因素又會對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尋求回歸社會造成阻礙，那現階段影響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的因素有哪些呢，具體歸納如下。

（一）國家因素

2014年4月20日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與國家各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加強戒毒康復人員就業扶持和救助服務工作的意見》，意見主要以下幾個方面的規定：1.放寬戒毒人員就業困難人員的認定條件。2.保障戒毒康復人員享受就業扶持政策，如享受稅費減免、信貸支持、社會保險補貼、公益性崗位補貼等。3.給予戒毒康復人員的企業按規定享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積極扶持戒毒康復人員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國家相關規定的出臺保障了戒毒人員相應的權益，為戒毒康復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提供了保障，同時也是戒毒康復人員回歸社會的前提。國家政策的支持、方針策略等因素給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提供了保障，激勵了戒毒人員積極情緒。

（二）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主要是來自于社會機構、社會組織對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的支持和理解，社會企業團體給戒毒回歸人員提供幫助與支持，使戒毒康復回歸人員在就業、衛生、教育等各個方面享受和正常人一樣的待遇。現今所呈現的現狀，許多企業和用人單位對就業人員要求高，戒毒回歸人員大多文憑較低、沒有專業的技能，更重要一點企業管理者、負責人擔心企業深受影響，員工感情上不能接受等原因，從而不愿意招納戒毒回歸人員。戒毒回歸人員所在社區，居委會沒有給予回歸人員提供實質性的幫助，社區人員一旦知道戒毒回歸，對吸毒人員態度冷漠，疏遠。故戒毒人員回歸社區后社區關系支離破碎，甚至影響到子女日常生活和學習。

（三）家庭因素

在以往的調查結果顯示，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年齡、與家人的關系、吸毒的年限，這幾個因素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影響著家庭功能的發揮。而家庭功能與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獲得支持和理解有著重大的關系，家庭關系越好，吸毒人員戒毒的成功值越大；反之戒毒人員復吸率可達95%以上。家庭因素的影響比國家層面、社會層面的影響都較大，家庭功能的缺失可以說是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的最基本的障礙，對于戒毒人員來說親人的支持、理解、信任是非常的重要，是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的信心和保障。

（四）個人因素

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個人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知識，就業能力低下。據公安部相關統計顯示，吸毒人員35以下者占現階段登記在冊者的75%，大部分吸毒人員文化水平較低，初中文化占據絕大部分。知識的缺乏，無業吸毒人員多，已是眼下戒毒人員回歸的一個困境。隨著社會進步、電子商務時代的發展，社會對就業人員要求逐步提高，而戒毒回歸人員普遍文化水平低，無專長技能，造成了當前戒毒人員回歸社會不能更好的適應社會的需求。

2.情緒消極，不愿再就業。在以往研究者長時期的大量實證數據研究中，表明社會支持與個人積極情緒呈現正比例的關系。大部分的戒毒人員回歸社會過程中，不肯面對社會現實，不肯正視自身現狀，情緒消極，不愿再就業。

3.不肯吃苦，丟失就業機會。就業崗位主要是從事體力勞動者居多，戒毒人員吃不了苦，不安心工作，丟失就業工作的機會。

4.缺乏資金，創業無望。戒毒人員回歸社會以后沒有收入，家庭不給于支持，由于缺乏資金，缺乏技術創業也成為一種空想。

三、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的途徑

（一）充分利用國家政策，主動尋求社會支持

國家出臺許多政策幫助戒毒人員回歸社會，但現實中戒毒人員很大一部分人員沒有利用好國家幫扶政策，使自己喪失許多機會，給自己回歸社會帶來障礙，猶如國家禁毒委員會出臺的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的就業安置、失業登記、就業幫扶、企業接納戒毒回歸人員給予減免稅收的政策、戒毒人員醫療保險政策、職業技能培訓補助政策、自主創業政策支持和幫助等等。那么戒毒康復人員怎樣才能充分利用國家政策，得到政策的幫扶呢？首先，國家應借助電視、網絡等多媒體加強關于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幫扶政策的宣傳，讓戒毒回歸人員有政可靠。其次，國家應設置相應的部門專門管理戒毒人員回歸社會的幫扶部門，讓戒毒人員有地可尋。再次，在強制戒毒期間應加強對戒毒人員政策的宣傳，讓戒毒人員強制期滿后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尋找什么部門才能得到幫助。最后，戒毒人員應主動了解學習國家政策，主動積極地尋求國家政策的支持與幫扶。

（二）積極參與社區康復，增強能力促進就業

社區的康復為戒毒人員提供了很好的戒毒康復基地，在戒毒人員自我建構社會支持回歸社會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猶如昆明市戒毒康復中心倡導的“和諧家園”社區康復模式，中心建設以來就以“有人來，留得住；有事做，效益好；有規模，見效快；有創新，出經驗”為發展目標。實行自愿戒毒，同時實現戒毒康復、藥物研究、技能培訓、宣傳教育一體化的和諧家園社區。真正實現戒毒人員的社區生活，在和諧家園社區中有工廠、住房、菜市場、小商店等基本的生活設施，同時還有電影院、籃球場、圖書館、電腦房等娛樂設施，不僅如此在和諧家園社區中戒毒人員可以獲得就業指導、政策指導、就業崗位等就業幫扶措施。從2006年以來，昆明市戒毒康復所按照公安部加強康復場所建設的工作部署，首創全國第一個康復社區“和諧家園”。運作九年來，社區康復模式取得了顯著成效，實現了復吸率控制在11.26%的目標，遠遠低于一般復吸率在85%以上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見，戒毒人員要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社區康復之中，曾強能力促進就業，從而得到社會的認可回歸社會。

（三）確實改善家庭關系，得到親人關心幫助

家庭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和群體形式。同時也是人類親密關系的基本單位。對于戒毒康復人員來說回歸家庭就是回歸社會的第一步，用戒毒人員的一句話來說：“能得到家人的原諒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家庭關系越好，吸毒人員戒毒的成功值越大；反之戒毒人員復吸率可達95%以上。家庭成員的關心幫助和支持給戒毒康復人員帶來信心，能激發戒毒康復人員的斗志，重新喚起對生活的向往。不僅如此，家人還能對戒毒人員取到監督和督促的作用，為他們就業、創業提供幫助。由此戒毒人員回歸社會，要確實地做到改善家庭關系，重建家人的信任，取得家人的理解關心與支持。

（四）痛下決心樹立信念，遠離重獲新生

戒毒人員回歸社會面臨著多方面的阻礙，猶如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慌，錯誤的認為只要吸毒者就患有艾滋病，艾滋病的可怕讓社會大眾產生了“恐艾癥”，但凡見到吸毒者都避之不急，所以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后，很多人被公眾歧視，排斥，大家不與之交往，造成一些戒毒人員失去信心，自暴自棄進而重蹈覆轍，再次地淪為的傀儡。雖然政府組織、公安機關、社會機構出臺了政策、法規，給戒毒人員搭建了良好的戒毒平臺，戒毒回歸人員可以通過這樣的平臺，更好地走出的困擾，但僅僅依靠外部力量是無法完成的，戒毒人員回歸社會得到社會的支持，不僅依靠外來力量，還需要戒毒人員主動的自我構建社會的支持。所以說戒毒康復人員要回歸社會，得到社會的支持，被社會接納、不受排斥、得到認可，最終還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否則只是一紙空談。

參考文獻：

[1]于夢江.全國登記在冊吸毒人員258萬濫用人數年均增36%[DB/OL].光明網， http：///20140824/n403715187.shtml， 2014-08-24.

第4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最本質的創新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一切創新的保障。

從20**年始，**市把破解制約建設與發展的難題與營造風清氣正的環境有機結合起來，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針對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在管人、管權、管錢、管物等方面，探索建立了一系列具體的制度。尤其是今年以來，該市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省紀委關于開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推進年活動的決策部署,成立了以市委書記為組長的制度建設推進年活動領導小組,市委常委會專題研究確定了今年擬建立的33項市本級重點制度,對36個重點部門的制度創新工作做了責任分工。

為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市委主要領導帶隊，兩次開展專題調研和專項督查，并以制度建設為主題,為全市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上廉政黨課,指導全市深入開展制度建設推進年活動。為推動工作開展,該市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組織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活動,集中對制度創新的經驗做法進行報道,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在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縣區、各部門把制度建設納入重要議事日程,結合各自實際,建立了不同層次、各具特色的新制度。

探索建立具有**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這幾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該市不斷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努力從源頭上防治腐敗，探索建立具有**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推進經營性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打造公開透明的土地供應機制。該市新制定了土地管理制度40多項，首先強化對市轄縣區和開發區土地市場的集中統一管理，對每一宗擬上市的經營性用地的供應方案，包括規劃條件、出讓面積、出讓方式等，都由土地市場管理委員會集體議定。其次是改革經營性用地供應方式，實行“統一收儲、統一規劃、統一定價、統一上市”，采用“政府拆遷、凈地拍賣”的方式，每宗土地出讓拍賣的起拍價一律在監察、公證等部門人員的現場監督下，由市土委會主任會議在開拍前半小時內研究確定，并將拍賣結果通過政務平臺公布,接受監督。再次是對新增工業項目增量用地,實行政府和項目單位“雙向約束”機制,有一個投入、產出、效益以及竣工、投產時間的約束。

積極推行建設工程“六分開”制度，打造高效廉潔的工程建設新體制。**市改變以往工程建設由市建委統包大攬的做法，對工程建設實行規劃、設計、立項、招標、投資、建設“六分開”。如修路架橋等工程建設，先由市規劃局根據城市規劃來安排具體建設規劃，再由市建委進行綜合設計，然后由市發改委審核立項，再交給市招標中心統一招標，建設資金由市建司統一核撥，最后是市重點工程建設管理局組織施工。

積極推進招標投標制度改革，打造公平交易的招標投標平臺。**市對全市建設工程、政府采購、產權交易、土地出讓制度進行系統改革，整合這四個交易中心，建立起了統一的招投標交易平臺，按照“一委一辦一中心”模式規范管理和運行，并頒布施行《**市招標投標監督管理辦法》，先后制定出臺30多項具體操作規定和監督管理制度。特別是為節約建設成本，保證工程質量，實行了“有效最低價中標”制度，即在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的前提下，經過充分競爭，接受投標報價最低的投標人為中標候選人。為遏制投標人惡意低價競爭，實行了投標人投標風險自負、資格后審和低價風險保證金等制度。同時，加大督查力度，對惡意低價投標等問題，堅決給予取消中標資格等處理，并在招投標中心網站曝光。

積極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打造“陽光收支”平臺。**市首先在全市實行“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非稅收入管理新模式，在此基礎上，再對市本級364家單位982個銀行賬戶進行全面清理，除保留一些工作特殊需要的賬戶外，其余878個銀行賬戶全部撤銷，將21．96億元資金收歸財政管理，市直單位所有經費支付全部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支付。同時，配套推行公務卡業務，市直機關公務員的津貼補貼全部實行“陽光津貼”，由財政部門統一發放。

不斷擴大政務公開，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通過“中國·**”門戶網站，整合99家政府部門網站資源，推出“統一政務信息處理平臺”，實行網上辦公、網上審批、網上公開、網上監督。

著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執行力

好的制度關鍵在于執行。**市在推進制度創新的同時，下大力氣提高制度的執行力。

對于每一項重要制度的出臺,該市都廣泛宣傳和動員,努力提高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對制度的知情度,增強貫徹執行制度的自覺性,形成嚴格執行制度的氛圍。

第5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深水區，而社會保障體系遠遠無法滿足群眾現代生活的需求，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革勢在必行。最近幾年，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點主要是城鎮地區，對農村和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改革還不是很重視，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是很完善，做好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本文主要結合作者多年來的工作經驗，就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問題和對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供同仁借鑒。

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難題分析

1.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缺乏合理的資金來源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都被邊緣化，發展進程十分緩慢，導致出現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資源來源問題。傳統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家庭集資和農村集體出資建設，資金來源途徑十分單一。尤其是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體系實施以來，集體補助的力量逐漸被削弱，很多落后地區的農民群眾已經負擔不起這部分資金，最近幾年盡管我們積極的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和社會養老保險，但是多數錢還需要群眾自己負擔，因此，當前解決資金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

2.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沒有一部完善的法律體系作為法律保障，地區性的社會保障制度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需求，而且在相關法律制度建設過程中還面臨著很多難題，例如我國的《土地法》和《土地承包法》以及《勞動法》等相關法律體系建設的原則性較強，在制度建設過程中，還缺少具體的可操作的法律條款，從而導致了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還缺少法律保障，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實施。

3.農業保險制度建設不完善

農業是弱質性產業，農業在生產過程中，很容易受到自然災害和市場供需的影響。此外，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商品再生產相結合的過程，生產受到了商品屬性等特性制約，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不一致，生產周期比較長，農產品還具有季節性。因此，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農業生產風險較大，很多保險企業前幾年針對農業風險制定了不同的農業保險，但是由于風險高，賠償多等原因，導致很多保險企業不再受理這種保險，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農業風險防范機制也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

二、我國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對策和建議

1.針對地區差異性，建立對口援助制度

我國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差異性，農村地區之間發展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該將東西部地區的農村經濟收入水平進行有效的區分，并要充分考慮到同一個區域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收入情況，基于此原則，應該逐漸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對口援助制度，實現東西部地區的財政平衡，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比較完善和發達的地區應該積極的對口援助西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發達的地區，逐漸實現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平衡供給，提高西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水平不高的現狀。

2.強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

完善的法律體系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F階段，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相關法規建設還比較落后，與其相關的立法工作較少涉及，即使一些地區頒布一些區域性的法規，但是其適應性不廣泛，也只是針對某些地區進行的設置。在立法過程中，社會保障法規立法標準還沒有統一，急需相關部門設立相關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的實施，切實解決好現階段我國《土地流轉法》、《農村社會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為完善這些法律提供必要依據。

第6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關鍵詞】產業升級 社會保障制度 風險結構

產業升級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現象，產業結構由低到高的演進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撐。我國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為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新型工業化道路上的產業結構亟需升級。從產業結構高度化角度來講，我國應繼續推進工業化、市場化戰略，縮小農業及農業人口在產業體系中的比重，推進中心工業城市產業的資本、技術密集度。這種結構性變動會帶來就業、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一系列風險，如何減少產業升級的負效應是構建和諧社

會的重要方面。本文認為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有效化解其中的風險。

一、產業升級導致的社會風險

任何社會結構的變動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風險，產業升級是改變資源配置的結構性、系統性變動，是用先進技術對物質資本和勞動力資源進行重新組合的過程。其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就業風險。產業升級必然要引起勞動力資源配置的變動，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更優配置，其風險則是造成失業。從理論上說，產業升級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會對勞動力資源產生擠出效應，產業結構中的資本、技術密集度會代替一部分勞動力；同時產業升級也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產生擴散效應，形成區域的產業鏈或產業集群，從而擴大就業。產業體系對勞動力的擠出到再吸收會有一個時間差，這個產業交替期間勞動力流動頻繁，就業風險就在這個期間產生。此外，城市工業擴張和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加大城市的就業壓力。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深層次矛盾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會進一步加劇，不利于促進就業的產業結構會在較長時間后才能得到改觀。

2、失地農民的風險。產業升級會促使農村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和小城鎮建設的擴張，造成大量耕地被圈占、征用，從而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失去土地的農民便成為一個特殊的“無產階級”，比城市工人更加缺乏保障，是社會上生存風險最大的階層。其生存風險主要表現在：（1）缺乏進入其他產業的基本技能，只能從事對技術要求不高的體力勞動。但失地農民普遍年紀偏大，這也使得他們成為特殊的失業群體；（2）耕地占用的補償標準較低且給付方式不合理，難以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目前農村土地占用補償與城市有很大差距，補償標準過低；還存在縣、鄉、村層層克扣的現象，財政較困難的地方更是將屬于農民的耕地補償款作為政府經費；征地補償款一次給付，而沒有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導致失地農民的家庭在預期的生命周期內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產業升級導致失地農民增多的情況下，這一人群流入城市將對城市產生較大影響。

二、社會保障體系防風險能力的缺乏

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社會的防風險機制，發達國家均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我國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卻不能有效化解產業升級造成的風險。這表現在：保障模式與社會風險結構不一致，保障的覆蓋面狹窄；總體保障水平較低且配置不合理，對真正具有較大生存風險的家庭補償較低，對正規就業且收入穩定的人群保障標準卻相對較高，產生了再分配過程中的不公平；社會保障體制脆弱，管理效率低，缺乏立法保障，沒有真正形成機制，動態地適應社會風險結構的變化。社會保障體系防風險能力的缺乏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統賬結合”模式的危機。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和部分積累的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統籌部分針對老職工的養老，個人賬戶部分針對能夠在工作期間充實個人賬戶的“中人”、“新人”。在產業升級帶來的風險結構變化的條件下，現有模式受到挑戰。產業升級中形成的新的社會風險，會導致一部分職工不能足額繳費，使其個人賬戶名存實亡，只有將其納入統籌項目方能保障風險，使本來支付負擔較重的統籌項目產生危機。個人賬戶不完善表現在：覆蓋狹窄，只將正規就業人員納入其中，而忽略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靈活就業人員，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反映了社會保障體制中的財務風險和管理漏洞。

2、就業保障機制的缺乏。一方面，作為就業保障最主要的項目，失業保險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就業保障覆蓋范圍狹窄，失業風險較大的人沒有失業保險；體制僵化、管理低效，部分地區大量的失業保險結余存而不用，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失業救濟制度缺乏，暫時沒有納入失業保險體系的人群將處于較大風險之中。此外，目前社會保障體制的主要方向是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而促進就業和失業人員就業技能培訓功能較弱。

3、對失地農民保障的缺乏。和城市正規就業人口甚至其他農民相比，失地農民是最缺乏保障的。在現有社會保障體制下，他們最多享受到農村標準的最低生活保障。目前還沒有針對這一群體的起點較高的社會保障政策，有的只是理論界的探討。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策略

從產業結構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勞動力再生產，為產業升級提供了社會基礎。產業升級帶來的風險可以看作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這種風險才能成功、有效地完成產業升級，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減少這種成本的有效措施。社會保障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積極影響是多方面的：能夠縮小收入差距，減輕失業等遭受生存風險人員的社會抵觸情緒；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產業升級也將提升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和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應從以下方面來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1、穩定社會統籌部分，推廣建立繳費確定性個人賬戶，以優化資源配置，形成規模較大的基金投入到輔助產業升級的經濟體系中?，F收現付的社會統籌部分體現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的代際轉移，有較強的促進社會公平的功能，是應對制度轉型殊風險的必要措施，是產業升級中前期的主要保障手段。要加大籌集資金力度，多渠道籌集資金，使保險金能夠按時支付，杜絕對個人賬戶資金的占用，并逐漸補充、做實個人賬戶。此外，高效管理的個人賬戶會勞動者形成一種穩定和激勵的效果。

2、完善失業保險運行機制，加大就業援助力度。目前失業保險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失業保險的覆蓋范圍比較狹窄。其原因不是企業擔心增加成本而抵制，而是缺乏政策上的規定。從推動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失業保險擴面產生的擠出就業的效應很小。應建立一種效率機制，既能保證化解大規模失業的風險，又能充分利用已經形成的保險基金促進就業。地方政府可在政策范圍內靈活使用結余的失業保險金，并結合政府財政支持，加大對遭受失業風險人員的援助力度；逐步擴大建立失業保險的范圍，在就業培訓和就業服務上有所作為。

3、完善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一是增加對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一律按城市土地使用標準補償；嚴禁地方政府和基層行政單位的克扣、占用。二是對征地補償金進行政策安排，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范圍。可用補償金的一部分為失地農民繳納社會保險，保障其將來的生活；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引導失地農民再就業。

4、創新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產業升級造成的社會風險是多樣的、結構性的、動態的，社會保障管理部門要適應這種風險結構的變化，創新管理體制。首先，完善立法，將社會保障制度化，明確管理部門的職能；其次，提高社會保障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包括業務素質和道德素質，以提高社會保障管理水平，保障社會保險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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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為、何代欣：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調整［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6。

第7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從中長期看，在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城市化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齡化浪潮的過程中，社會養老保險將必然要得到新的強化，就目前來說，失地農民等弱勢群體參保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要針對體制本身不足，采取相應的對策，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一道為社會成員建立比較可靠的社會養老屏障。

(一)改革征繳方式，體現發展水平。應對當前社會保險費征繳主體一分為二、繳費基數雙軌運行的征繳模式進行完善，讓稅費征繳體現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實現社會保障征繳擴面工作的優化組合。一是明確征繳主體。建議社保征繳“改費為稅”，設立社會保險稅，并由稅務部門代為征收。首先，在目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人、財、物力緊缺，手段、措施缺乏剛性的情況下，稅務部門征收，恰恰用其當然的“強勢”彌補了社保經辦機構的先天不足。其次，這有利于擴大社會保險參保覆蓋面和提高社會保險費收繳率。稅務部門長期從事稅收工作，能夠比較全面地掌握企業分布尤其是財務活動情況，可以在發票管理、銀行賬戶、稅收稽查、稅收保全等方面采取強制性的有力措施，迅速擴大社會保險參保覆蓋面和提高社會保險費收繳率，從而真正地體現社會保險的強制性。再次，按企業工資總額征收社會保險費，可以有效地防止企業通過虛增工資和虛列人員偷漏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行為，因為虛增工資就會被征收社會保險費，虛列人員又將會造成個人參保方面出現破綻，也有利于稅務機關規范納稅人賦稅。二是突出繳費主體。政府應該承擔起繳費主體的責任，“增投”為參保群體“減負”。政府在社會保險中承擔責任的上限應該是保障水平與社會保障的性質相符合，下限應該是保障水平與財政能力相適應。 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要占到GDP一定比例、而參保人員的社保待遇要占到當地平均工資一定比例，且增速要相互適應。做到凡有GDP產生的地方，凡發生工資關系的組織，就要產生社保投入，避免讓農村社保的參保繳費、社保待遇與農民收入脫節，進而縮小貧富差別，緩解弱者痛苦，達到共享發展成果的目的，讓經濟社會指標與民眾幸福指數同步增長。三是強化稽察主體?？山梃b發達國家實行普享型和繳稅制的社保制度，使征繳與支付分別由稅務和社保經辦部門負責，并明確社保經辦機構稽查主體地位。《社會保險法》及其原有的配套法規已經直接或間接地確立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稽核行為的行政執法屬性和地位，可組建對社保征繳監督、待遇支付的隊伍，形成既有經辦職能、又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社保經辦機構，最終實現責權利的有機統一，促進養老保險事業快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二)調節分配方式，共享發展成果。助于防止當前的不平等固化和由此導致未來的不公平。因此，完善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著力點要放在縮小不同群體、不同地區的社會保障程度差別，促進二次分配公平上。一是優化財政投向，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應推進財政改革，保證地方政府的財權與責任相匹配。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后，地方政府獲得的稅收比例及收入水平，與其后不斷增加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支出責任，已經不相匹配。20__年，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事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7.37%和92.63%。20__年，這兩個比率變為4.09%和95.91%。同年，東、中、西三大區域省級財政支出與收入的比率分別達到130%、232%和276%。且不論省級政府的財政狀況一般優于地市級和縣(區)級，中西部省級政府如此之大的財政支出缺口，既暴露出財政體系的隱患，又凸現了欠發達地區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需求。因此，必須繼續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通過調整投入結構和方向，保證欠發達地區的政府擁有足夠的財政資源，用于支付國家承諾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項目，充分發揮發揮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在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縮小地區之間差異。二是提高統籌層次，理順基金轉移機制。各地區可以根據地區的特點，按照縣級統籌——市級統籌——省級統籌——全國統籌的步驟層層推進，或者直接從縣級統籌過渡到省級統籌，最終可能形成全國統一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與此同步，還要不斷提升社會保險管理手段，特別是要加快社會保險信息化建設進程，建設一個完備的省、市級中心數據庫，實現省、市、縣三級業務聯網。在政策調整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強省級基金預算管理，明確省、市、縣各級政府的責任，規范轉移的操作辦法，建立健全省級基金調劑制度，加大基金調劑力度，減少結構性資金缺口，增強基金調劑能力，使社會保險制度運行更加順暢。三是提升待遇標準，激發社會參保熱情。對于社會養老保險，政府的目標不能止步于“全覆蓋”，還需進一步提高居民保險的政府補貼、保障水平。能否繼續完善社?！把a繳補建”制度，將現在符合條件但尚未自主參保的人員先期納入財政補貼的籠子，按轄區人口總數進行社保補貼?或探索適度提高財政補貼標準，實現低收入群體低繳高補?按20__年數據計算，XX市農民純收入(9040元)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633元)的39.94%，按繳費100元檔次算，城居和新農保平均月退休金是要提高到310元，才能達到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月平均退休金(776元)的39.94 %，與實際每月的60元相差250元，而20__年，我區城居和新農保參保及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總人數是2.5萬人，這意味著，要實現城居和新農保與企業養老保險退休待遇與平均收入水平一致，財政需要年增加補貼 7509萬元，對我區這樣一個全年財政收入剛過6億元的中部省份發展中地區，確實比較困難(增加的補助支出大概要占財政收入的12.02%)。20__年中央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達到4414.34億元，比上年增長16.6%，在此基礎上再增加10%用于農民養老保險補貼(即441億元)，中央政府應該有能力履行這一職責。不足部分可由地方財政來負擔，這樣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真正具有社會保險所應有的“社會 性”和“福利型”，才能調動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三)關注弱勢群體，實現全民參保。讓保障弱勢群體享有養老保障，是實現參保擴面的突破口，也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一是促進充分就業，提高繳費能力。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一種全民充分就業狀態的社會。地區就業狀況應該納入當地經濟發展的考核體系之中，政府應該花更大的力氣在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上，當勞動就業不成問題時，人們能有足夠的購買力參加社會保險，很多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對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使決策層在體制設計時正確把握各種政策措施的力度，保證社會保障制度朝積極有利的方向發展。二是降低個人繳費，靈活續繳方式。 在財政可承受范圍內，應盡可能降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個人統籌比例，并結合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確定繳費基數；取消或降低最低繳費連續年限，允許個人視經濟情況跨年或靈活選擇繳費年，并按“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的原則計算待遇。完善社保各險種之間的互轉銜接，允許異地繳費或引入網上繳費系統，讓參保者在變換就業狀態時能夠保持其繳費連續性，降低參保門檻。三是探索社保免單，減少參保盲點。目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制度框架已經建構，但是一些失去就業能力的非重度殘疾人、臨時特困群體等弱勢人群還是不具備主動繳費的能力，經辦機構應該高度關注弱勢群體，積極協助其參保和繳費。通過探索建立社會養老保險保與低保聯動機制，加大對城鄉低收入群體的養老金支持和補貼，實行對低收入人群實行免單入保，真正讓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在弱勢群體中實現全覆蓋。

從過去的家庭養老，到現在的社會養老，養老保險實現政策層面的全覆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社會養老保險的建立和推行，使處于市場經濟競爭中的劣勢群體可以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推進了社會的公平。通過對養老保險金的籌集，能為資本市場提供巨大的資金來源，利于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而公共財政對社保的投入也增加了人們的收入，間接地拉動內需、帶動消費，給經濟良性發展創造了條件。社保制度的是否健全，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由此可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繞不開的關口，作為勞動保障部門，必須適應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的社會潮流，適應社會成員流動加快的社會實際，對社保體系進行穩慎改革——通過制度框架的總體頂層設計，妥善處理新舊制度的關系，完善各項制度的銜接，逐漸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由分到合”，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科學性、公平性、可持續性，讓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管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8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關鍵詞：公共管理制度和諧理念和諧行為和諧績效

和諧社會是一個理想社會，而我國正處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這樣一個社會潛在危機風險較大的時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種種矛盾相互交織激蕩，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構使社會處于一個較長時期的動態均衡之中，社會和諧顯然面臨著挑戰。如何使社會的各種不和諧因素不致演變為社會沖突？最關鍵的是建設一套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來避免社會潛在風險的外在化。如何建設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諧的理念設計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內容是法律法規。所以，一個社會和諧與否，其最主要的體現是社會的法律法規是否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規本身的和諧性。怎樣做到法律法規的和諧？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規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樣一種傳統思維定勢，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場上，以和諧的理念公正地設計作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規。然而，我國現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過程存在著明顯的部門、行業、領域、階層或利益集團壟斷的現象，這導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諧。譬如，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關部門起草，然后由立法機構或政府批準，故許多法律法規在設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門或利益主體的印記。國土地法中關于土地征用的條款就是典型的社會群體利益失衡的體現。在這一制度中，農民利益受到了嚴重傷害，近年來已造成了4000多萬的失地而窮困的農民，而以極低的價格獲得土地使用權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卻將數倍于原有土地價格的土地增值利潤攫為已有。面對失衡的制度，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為維護土地權益而采取拼斗自殺等過激的抗爭表達方式。由此可見，制度設計理念的不和諧埋下了社會不同群體產生矛盾沖突的隱患。

如何以和諧的理念設計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者要具有社會角色的超脫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人一定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脫于部門、行業、領域、階層和社會利益群體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設計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原點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出發點應當是社會的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階層、群體、利益集團或一部分人（哪怕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會的相當多數）。當然，全體人民也不是指國家中的每一個人，而是指國家中的公民整體，這個整體代表了社會公正、正義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這種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原點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應當有一套公正科學的過程和次序。這就是西方國家所說的程序法。我國也應當有程序法。制度設計的理念和原點正義需要制度論證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證，否則，制度設計的結果可能與設計的初衷大相徑庭。公共選擇理論中的投票悖論已經證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國許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出發點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結果損害了社會相當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徑依賴的強大后遺癥。譬如，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和區域封閉的多元戶籍制度剝奪了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結果造成了社會人力資源的巨大的浪費和區域之間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難以廢除這個制度。這不能不說是制度設計程序不公的一個沉痛教訓。因為如此一個事關人民基本權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的情況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頒布的?？梢哉f，這個制度的出發點也是良好的，它是為了控制過度膨脹的人口，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類似于戶籍管理制度的各種國家、地方性的不和諧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諧的行為實施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社會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主體是公共管理機構，即國家和政府。這表明，國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統治的工具，而應當是社會公民意志的體現，是國民授權的結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執行也該當是一個和諧的過程。但是，我國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行為在許多方面卻很難體現這種和諧，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導著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為，從而致使許多制度的執行過程充滿著官民對立。這種對立不僅僅表現在各種個案上，如湖南嘉禾折遷事件、廣東的孫志剛事件等等。而且表現在普通百姓對政府行為的各種逆反心理。如近幾年國企改革中所發生的多起就是例證。各種跡象表明，我國這公共管理制度的執行行為還不是和諧的，這些不和諧不僅影響了制度的效率，而且從根本上制約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諧的行為實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諧的行為動機實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會行為是由動機支配的，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同樣也是受動機的驅使。傳統的專制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動機是維護自身的政權地位和對人民的統治，所以，它必須基于強權來達到這一目的。因為專制社會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其制度也服務于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和諧地施行制度顯然是不可能的?，F代社會應當是一個民主社會，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動機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須基于和諧來達到這一目的。因為，民主社會是公民選出公務人員進行社會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務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者就應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動機來確立和諧的行為方式，而不是依據人民授予的權力去壓榨百姓。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官員有一個普遍感受，即隨著公民法律制度意識的增強，政府的行政行為難度越來越大，政府的權威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譬如，湖南嘉禾的拆遷事件最終就是以地方官員的過錯而終結的。對此，我們的學術界和上級黨委政府將這種情況歸結為公務人員的執政能力不強問題。其實，問題的原因不是執政能力不強，而是執政動機不正確。如果我們的官員抱著為民服務的行為動機，就不會將公民拋向對立面。二是以和諧的行為需要實施公共管理制度。從心理學角度看，人的行為受動機的支配，動機的背后，則是人的需要；同樣，受行為動機驅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行為也是人的行為需要在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行為之所以要基于公務人員的為人民服務的動機，其原因就是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即人們對社會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們把社會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著是社會公共品的生產過程的話，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執行者即政府則是公共品的經銷商或送達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費者。一種高質量的產品生產出來了，如果不能通過優質的服務送到消費者手中，其滿足人們欲求的功能同樣難以實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質保量地滿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在我國，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行為的走樣已是一個常態，所謂政策執行效果的邊際遞減效應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者缺乏制度執行的需要行為意識，他們總是站在上級或領導者的位置去實施制度行為，而不是站在一個制度供貨商或制度產品送達者的位置去滿足公民的需求；他們不懂得公民對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者應當以和諧的行為需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三，以和諧的績效檢驗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諧，最終得以制度實施后的績效加以衡量和檢驗，和諧的制度必然產生和諧的績效。當然，績效的衡量指標有多個方面，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設計。我國是一個物質財富缺乏的社會，人們在衡量人類活動績效的過程中總是將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來GTP的大小已經成了各級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績目標，結果GDP增加了，而帶來的是經濟活動對自然和社會因子的過度消費。在這一過程中，相應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隨之配合的。譬如，越來越多的“礦難”看起來是一個安全生產和礦業的管理制度問題，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卻是國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為現在從事礦業一線生產的工人基本上是農民工，而農民工的生命價值在我國礦業礦難中的賠償標準只有國有礦業中正式職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極低的生命賠償價值使礦業企業只要支付極低的成本就可以渡過礦難，企業主當然就沒有積極性和責任心去花費大量的錢財去維護礦井的安全，這是經濟人計算成本收益結果的必然選擇。類似的情況在許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體現。譬如，我國的公務員違規的懲誡制度，金融領域、公有單位的信貸優先制度，壟斷領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們都無不打上了物質與精神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公有單位與民有單位之間，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公務人員與人民群眾之間，城市居民與鄉村農民之間等等不和諧的烙印。表面看起來，這些不和諧制度似乎沒有影響經濟發展和物質財富增加的績效，但從深層次觀察，特別是站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立場上看，它們已經透支了未來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的潛力，若不對其改革，勢必造成重大的社會潛在危機。所以，以和諧的績效檢驗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第9篇：社會建設制度范文

一：全心服務職工，聚焦熱點難點，聯席會議形式有創新

我省在不斷健全完善市縣聯席會議制度，提高市縣工會參政議政水平的同時，解放思想，積極創新聯席會議形式。各級工會爭取把聯席會議開成開放形式的會議，把層層征集議題、落實議題的過程，變成深入了解職工意見、建議和解決職工普遍關心問題的過程，變成工會干部主動依法科學為職工維權的途徑，變成創新工會工作的手段和方法，在過程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蛻變。各級工會還深入研究思考聯席會議的創新與發展問題，根據黨的十提出的“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要求，在繼續推動和完善工會與政府聯席會議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工會與政府職能部門、工會與其他社會組織、工會與人大、政協機關等就社會經濟發展、職工切身利益等問題的聯席、協商等工作，廣泛開展民主協商，以求在更廣泛的領域、更多層面上發出工會的聲音，切實代表和維護廣大職工群眾的利益。

漢中市漢臺區把聯席會議制度延伸到了鎮、街道辦事處，形成了勞動關系三方會議議事規則，建立了區鎮兩級勞動爭議調解組織。西安市新城區在聯席會議議題 “在非公企業推動集體合同制度和工資集體協商”通過后，率先在全省召開第一家工資集體協商觀摩交流會，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區總工會和區工商聯合會三家聯合制定下發了《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實施方案》，確定了三方在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的配合機制，有力推動了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截止目前，覆蓋協商企業2521家。

二、主要成效

我省各市縣區在推進聯席會議制度建設中，緊緊圍繞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實在在地解決了一些廣大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和職工面臨的最困難、最操心、最憂慮的實際問題，把政府自上而下的要求和職工自下而上的期望有機結合了起來，把維護我省全局利益和維護職工具體利益有機統一了起來，切實發揮了工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另外在解決工會自身建設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為各級政府與同級工會協商解決涉及職工權益和工會工作重大問題提供了有效平臺，有效地維護了職工的合法權益，充分發揮了廣大職工群眾在促進我省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一）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各市縣區工會以“勞動競賽”、“技能大賽”、“民主管理”等議題為切入點，提高了職工隊伍整體素質，激發了職工創造美好生活的熱情，為建設“三強一富一美”陜西，實現“陜西夢”發揮了主力軍作用。

商洛市第三次聯席會議將開展勞動競賽所需經費納入財政劃撥，建立了勞動競賽的長效機制。XX市區第七次聯席會議決定舉辦區職工職業技能大賽，大賽每兩年舉辦一次，從20__年起每年撥付大賽經費4萬元，列入財政預算。勞動競賽的開展成為了普遍提高職工的技術能力水平和社會生產效率的有效手段。城固縣通過聯席會議，以縣政府名義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廠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意見》，成為了實現職工民利的制度保障，推動了全縣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進一步發展。

（二）切實維護職工權益，促進和諧勞動關系建設

各級聯席會議成為下情上達的有效途徑，提出的“工資集體協商”、“勞模待遇”、“送溫暖”、“困難職工幫扶中心設置及擴建”、“改制、破產企業職工安置”、“職工勞動安全保護”、“社會福利”等議題著重解決了與職工切身利益相關的熱難點問題，維護了職工合法權益，穩定了職工隊伍，對推動工會重點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和諧勞動關系的建設。

XX縣于20XX年聯席會提出的進一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的意見，得到了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以政府名義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我縣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意見》，將建立集體合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列入了 勞動保障年度書面審查內容和企業誠信評價體系。勉縣總工會針對農民工勞動保護及工資支付難，提出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和勞動保護情況專項檢查的議題，工會與勞動和司法部門建立了維權合作機制，在九個職工集中的鎮成立了職工維權工作站。漢中市總工會提出并落實了《關于在企業改制中充分發揮工會組織作用的意見》，確保了全市各類企業在改制中職工安置方案由職代會審議通過，維護了職工合法權益。漢中市總工會針對勞模提出并落實了《關于我市勞動模范調查摸底情況和改善提高實際勞模待遇的意見》，爭取到了市財政每年市級困難勞模補助款20萬元，一并落實了市級勞模退休榮譽津貼。漢中市漢臺區提出《關于解決中小學教師醫藥費報銷難問題》的議題，區政府決定由區財政撥款45萬元解決此問題。榆林市總工會提出并落實了困難職工幫扶專項經費配套資金，由市財政每年預算安排200萬元配套資金，還設立了“榆林市困難勞模救助基金”，市財政每年預算安排150萬元?？顚Ｓ谩?/p>

（三）大力加強工會自身建設，健全依法維權的工作機制

通過聯席會議制度，困擾市縣區工會多年的經費、人員編制、人員工資等方面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不但為工會積極開展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還提高了工會干部的內驅力和服務廣大職工群眾的熱情。

自省政府與省總工會聯席會議確定工會經費由地稅代收后，各市縣區工會通過聯席會議推動政府支持工會經費地稅代收，工會經費大幅提升。許多市縣區將機關事業單位工會經費和總工會辦公經費納入了財政預算。各級工會解決了人員編制的問題，充實了工會干部隊伍，加強了隊伍力量。榆林市榆陽區通過聯席會議協商解決了鄉鎮工會干部的編制、經費等問題，自20__年以來，一次性為15個鄉鎮配備了專職工會主席，9個鄉鎮配備了兼職工會主席。在原有124名工會專職工作人員的基礎上，又選聘了54名工會組織員充實到了鄉鎮、街道和社區工會。部分市縣區還將地方文化宮俱樂部納入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為職工開展豐富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平臺。

三、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認識不到位。個別地區黨政領導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建立聯席會議態度不積極，沒有把聯席會議提升到職工參與國家和社會行政事務管理重要渠道的高度；有些工會對召開與政府的聯席會缺乏自信，難以實現對等協商；廣大職工群眾對聯席會議制度缺乏認識，還未形成積極參與的氛圍。

（二）議題質量不高。一是選題局限?；鶎庸岢龅淖h題中存在考慮工會自身發展多，考慮職工現實需求少；考慮具體個案多，考慮職工長遠利益少等問題。二是選題缺乏普遍和典型意義。一些縣區總工會受人手少、調研不足、能力有限的影響，提不出足以引起政府重視的高質量議題。提出的與職工利益相關的問題，出現了超出同級政府能力范圍能夠解決的現象，也有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缺乏針對性可行性，且存在畏難情緒，擔心影響和政府的關系，不敢提具有典型意義的議題。

（三）形式不規范。部分市縣區雖然都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但是在工作實踐中不注重規范性。有的市縣區工會和政府因為日常工作忙等原因，不能按照要求定期召開聯席會議，有的甚至三五年才召開一次，隨意性大；還有些地區在實際操作中違反了聯席會議的基本原則，降低了聯席會議的規格，開成了聯系會、匯報會、座談會，削弱了聯席會的平等性、權威性。

（四）落實不到位。雖然省委省政府有一系列文件都對聯席會議督查制度做了具體要求，也明確了政府是聯席會議的責任主體，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工作機制，部分地區沒能將聯席會議的落實擺上應有的位置，缺乏專人跟進，出現了工會“一頭熱”唱獨角戲，政府部門推諉扯皮的現象。

四、幾點建議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我們在堅持這一制度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健全、完善、規范聯席會議制度，推動聯席會議制度成為政府支持工會履行職能、工會在工作大局中發揮作用、維護職工權益的重要載體和平臺。

（一）擴大宣傳，提高認識。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政府與工會聯席會議正是擴大有序政治參與，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職工群眾通過工會依法參與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的一種民主制度。最近，總理在中國工會十六大的經濟形勢報告中也強調了聯席會議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要求“既然是制度就要辦”。因此各級工會組織應以此為契機，樹立自信，緊緊圍繞黨委、政府工作大局，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獨特優勢，不斷開拓創新，勇于探索實踐，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健全完善聯席會議制度，積極發揮工會民主參與的重要作用。各級政府應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建立完善政府與工會聯席會議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利用報刊、電視、網絡等媒體的正能量，大力宣傳政府與工會的聯席會議制度，擴大影響力使廣大職工群眾積極參與到聯席會議議題征集的過程中，使聯席會議更能全面表達職工訴求，使決議更具科學性、民主性。

（二）深入調查研究，提高議題質量。聯席會議議題是開好聯席會議的關鍵。議題應該關乎當地黨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關乎民生特別是職工切身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以及工會自身建設需要政府給予支持的事項。因此在提高議題質量方面首先要把握好工會與同級政府聯席會議制度的“三條原則”即基本利益一致，親密合作；承認各自工作角度差異，協商對話；維護政府權威和尊重工會獨立性相統一。這既是理順政府與工會關系的重要原則，也是開好聯席會議制度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則。第二，工會組織要努力提高工會干部素質，提供充足的學習調研機會，使工會干部熟悉法律知識、了解社會情況、知曉職工心聲，使其具備較高的政策理論水平和解決問題能力，提出具有普遍意義、典型價值的高質量議題。第三，工會要站在職工的立場上，認真履行維權職責，在參與制定有關涉及職工切身利益政策、發展規劃時 ，更多地反映工會、職工的主張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