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稅的基本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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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 ：消費稅 成品油 油價

0.引言：消費稅是國家引導生產和消費，促進節能環保，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稅收工具。我國從1994年開始征收消費稅。根據黨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我國消費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調整消費稅的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消費稅政策的調整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邁向健康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邁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1]

在我國，減稅乃至免稅等政策需要進行長期的規劃，而后再作出決定。然而對于突如其來的成品油消費稅的上調，卻沒有太多的征兆。至此，政策的突擊出臺卻有些讓人感到不適應。

1.我國成品油消費稅的歷史發展和當前現狀

1.1 歷史發展

早在1998年前，我國的成品油價基本屬于完全管制階段。正由于這種過度管制的模式長期存在，直接導致了我國成品油價格脫離國際市場的實際價格水平。

顯然，經歷了多年的探索，如今的新油價機制制度確實給市場帶來了更多的靈活性，同時也逐步適應了國際油價的調價步伐。

但遺憾的是，在新油價機制運行以來，雖然有不少地方得到改善，但卻仍然存在著諸多的弊端。其中，國內成品油價的調價節奏依然跟不上國際的水平。

1.2 當前現狀

2015年1月12日，在我國成品油價格宣布下調的同時，財政部再一次提升成品油的消費稅。

具體來看，自2015年1月13日起，將汽油、石腦油、溶劑油和油的消費稅在現行單位稅額的基礎上提高0.12元/升。將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費稅在現行單位稅額基礎上提高0.1元/升。而航空煤油繼續暫緩征收。至此，隨著本輪成品油消費稅的上調，這也是自去年7月份以來，我國第三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面對多次的成品油消費稅的上調，相關部門給出的解釋是為進一步發揮消費稅在推動大氣污染治理、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等方面的作用。

2.提高成品油消費稅稅額的原因

2.1 成品油消費稅調整積極意義

2.1.1調整前后，我國成品油稅負與國際相比較而處于的水平

從國際上看，歐盟等發達國家油品的稅負較重，汽油，柴油流轉稅稅負分別為56%和50%，我國周邊國家中，日本的汽油，柴油流轉稅稅負分別為42%和30%。我國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水平后，汽油，柴油流轉稅稅負將分別由32%和29%提高到34%到31%，對主要用油行業和居民消費會增加一些稅負，但明顯低于歐盟國家的稅負水平，與周邊一些國家相比也偏低。這一稅負水平與我國現實經濟狀況和長遠發展戰略相適應。

2.1.2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后對困難群體和公益性行業給予油價補貼

2006年國家建立了對部分困難群體和公益性行業的成品油價格補貼機制。2009年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進一步完善了上述補貼機制。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后，國家將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在保障民生的同時，積極發揮價格機制的市場調節作用，繼續落實和完善對部分困難群體和公益性行業的補貼政策，支持相關行業的健康發展。

2.1.3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后形成的新增收入將用于諸多方面。

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后形成的新增收入，將納入一般公共預算統籌安排，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增加治理環境污染，應對氣候變化的財政資金。二是用于促進節約能源，鼓勵新能源發展。中央政策每年將安排專項資金，保障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所需資金 。

2.2 關于調整政策的諸多疑惑

在多次成品油消費稅上調的大環境下，看到調整消費稅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之余，它也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諸多的疑惑。

首先，針對我國的稅負之高，可以列舉一個事例。假設一輛汽車加滿一箱油需要耗費360元。然而，在這360元的價格中，包括了增值稅、汽油消費稅、城市建設費及教育附加費等費用，占比總價超過了30%。換而言之，若不計算其它成本，單是稅費就占了近1/3的價錢。由此可見，我國稅負之重是難以想象的。

再者，從我國老百姓的收入狀況來看。雖然，我國的GDP位列全球第二位的水平，但人均下來，卻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數字。據統計，目前我國人均GDP約為6995美元。相比之下，荷蘭、美國、瑞士等征收高額成品油消費稅的國家，其人均GDP基本達到4萬美元以上。對此，若簡單按照消費稅的征收幅度來衡量其合理性，未免太缺乏可信度。

最后，從保護環境的角度進行分析三漲成品油消費稅是否合理。當下，推動大氣污染治理是作為提升消費稅額度的依據。然而，盲目提升消費稅的額度，其針對性卻大打折扣。

3.解決問題

3.1 既要關注消費稅也要關注與之相聯系的稅種

理性地講，民眾若是真正關注自己的利益、關注稅收，是否更應該呼吁降低增值稅等間接稅的稅負？

當然，民眾忽視增值稅等間接稅，也是因為增值稅等間接稅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即納稅人與負稅人可能不重合，稅負容易轉嫁。因此，納稅人大多不明白自己實際交了多少稅。自然，也就容易忽視這部分稅。

或者說，從效率角度而言，也更應集中關注增值稅等間接稅的稅負輕重與透明度問題，以及稅款的真正去向與使用效率問題。

3.2 稅收要法制，更要公正平等

真正的稅收法治意味著，所有稅法，包括成品油稅率的調整，不論是調低還是調高，都應該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和反映全體國民的稅收意志，征得國民的同意與認可。而且，征納稅人之間、征稅人之間、納稅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配都必須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換。這些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應該遵從完全平等原則，非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應該遵從比例平等原則。

4.結論

作為流轉稅的主體稅種，消費稅不僅可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而且還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限制某些奢侈品，高能耗品的生產，正確生產和引導消費，同時也體現了國家的產業結構和消費政策。[2]

總之，如果換個角度理解這次成品油稅率上調的話，或許價值在于，它有助于進一步喚醒民眾的納稅人權利意識。盡管這種觀點多少有些無奈與自嘲，顯得有些硬心腸。但從當下國民的實際性格與覺悟看，卻是有道理的。因此，關注成品油消費稅上調政策，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能把這種輿論熱潮引到推進更重要的財稅改革方向上來。

參考文獻：

[1]財政網微信公眾號，2014-12-12，《成品油消費稅提高旨在促進促進資源節約，遏制大氣污染，推動綠色發展》.

[2]嚴振生.稅法理論與實務.[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第2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信息部主任朱一平，對上半年我國汽車工業產銷總體運行情況進行了闡述。上半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呈快速增長之勢，產銷雙雙突破350萬輛，分別達到363.03萬輛和353.52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8.94%和26.71%。其中乘用車產銷259.63萬輛和251.16萬輛，同比增長40.30%和36.53%；商用車產銷103.40萬輛和102.36萬輛，同比增長7.16%和7.71%。

1-6月，乘用車整體產銷呈增長態勢，其中基本型乘用車（轎車）增幅尤為明顯。基本型乘用車（轎車）產銷188.64萬輛和180.39萬輛，同比增長50.26%和46.90%；多功能乘用車（MPV）產銷9.56萬輛和9.48萬輛，同比增長28.78%和33.70%；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產銷11.48萬輛和11.49萬輛，同比增長41.02%和38.68%；交叉型乘用車產銷49.95萬輛和49.81萬輛，同比增長13.64%和8.75%。

1-6月，商用車產銷形勢總體保持穩定，輕型車各品種增長較為明顯。客車產銷9.73萬輛和9.52萬輛，同比增長13.20%和12.81%；貨車產銷66.76萬輛和66.51萬輛，同比增長8.07%和7.97%；客車非完整車輛（客車底盤）產銷4.48萬輛和4.44萬輛，同比增長12.75%和11.11%；貨車非完整車輛（貨車底盤）產銷18.55萬輛和17.67萬輛，產量同比增長0.15%，銷量同比下降0.53%；半掛牽引車產銷3.88萬輛和4.21萬輛，同比增長6.94%和30.61%。

1-6月，行業前十企業銷售占總量的84%，奇瑞、吉利和華晨等自主品牌企業的市場表現尤為出色。1-6月銷量排名前十位的企業依次是：上汽、一汽、東風、長安、北汽、奇瑞、哈飛、廣汽、吉利和華晨，分別銷售62.14萬輛、56.29萬輛、45.42萬輛、36.91萬輛、33.71萬輛、14.42萬輛、14.13萬輛、12.66萬輛、10.59萬輛和9.22萬輛，同比分別增長54.85%、23.28%、26.10%、8.39%、11.94%、72.15%、9.61%、15.41%、55.62%和62.11%。上述十家企業上半年共銷售汽車295.49萬輛，占汽車銷售總量的83.59%。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資源部主任徐長明指出，上半年我國汽車市場呈現四個基本特點：

一是汽車總體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使得中國在國際汽車市場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已經成為世界汽車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汽車產銷量平均每年增長100萬輛，今年有望排名世界第二。中國汽車消費量占全球總消費量的比例已達到10%以上，即全球每銷售10輛車，就有一輛是在中國銷售的。中國汽車消費量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過20%，即全球汽車市場的20%-30%是由中國市場貢獻的。

二是汽車市場呈現全局性增長。表現為：國產車、進口車同步快速增長，且今年1-6月進口車同比增長38.8%高于國產車的28.9%（見下圖）；乘用車、商用車同步增長（見下表）。

三是轎車市場總量和結構同步出現新變化。表現為：總量快速增長，特別是前五個月的增長接近于井噴之年；自主品牌增長率達到51.3%，高于合資品牌增長率36.3%；高級別車增長明顯（見下圖），雖然國家今年頒布的各項政策都是有利于小排量車發展的，然而1-6月高級別車的增長率最高，達到68.6%。

四是今年的汽車市場呈現前快后慢的特點。

中國進口汽車貿易中心總經理丁宏祥，對上半年我國進口汽車情況進行了分析，并對下半年進口汽車市場進行了預測。

今年1-5月，我國進口汽車86547輛，同比增長80%。其中轎車進口37728輛，同比增長52%；SUV進口37602輛，同比增長102%；分別占機動小客車進口量的45.73%和45.58%。此外客車進口744輛，同比增長58%；貨車進口2114輛，同比增長151%。總體來看，上半年進口汽車市場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因去年基數太小，今年上半年進口汽車數量大幅增長。1-5月我國汽車進口同比增幅高達80%，主要原因有兩個：1.去年年初進口車受取消配額實行自動進口登記以及汽車品牌銷售管理辦法等政策影響，形勢不明朗，很多進口車商比較保守，進口量較小，因此今年前五個月與去年較低的基數對比進口量增長就很顯著；2.受消費稅調整傳言影響，許多進口汽車廠商為盡量降低消費稅調整帶來的成本影響，從去年年底開始就加大了進口數量，特別是今年3、4兩個月，單月汽車進口量都超過了2萬輛（由于進口車訂貨周期的緣故，4月仍然有較大的進口量）。但隨著汽車消費稅調整，5月進口數量開始出現小幅下降，當月減至14715輛，基本恢復到月均進口1.5萬輛的正常水平。

二是受消費稅調整影響，上半年大排量汽車進口數量猛增。1-5月，雖然1.5-2.5L的中低檔轎車仍然占進口轎車最大的比例，但3L以上的汽油機轎車進口量達到11086輛，同比增長135.5%，占進口汽油機轎車的29.3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個百分點；同時，3L以上SUV的進口量為20626輛，占SUV進口量的54.85%。

三是消費稅稅率的調整對進口汽車價格產生了較大影響。4月1日起實施的新消費稅稅率給進口車特別是大排量進口轎車及SUV帶來很大的成本上揚。因此，奔馳、寶馬、奧迪、VOLVO等主要進口汽車廠商紛紛調整了價格，從而使進口大排量轎車及SUV的價格出現較大漲幅。特別是3.0L以上排量的進口汽車價格上漲非常厲害，以北京市場為例，無論是轎車還是SUV，價格在4月份都上漲了4.5%以上。大幅的價格上漲以及傳統消費淡季的來臨，使得4、5、6幾個月進口大排量轎車及SUV市場表現相對低迷。7月1日以后，由于關稅從28%下降到25%，下降3個百分點，對進口成本影響不到2個百分點，有些廠家對價格作了微調。

四是進口轎車德國一國獨大，進口SUV日本占半壁江山。今年1-5月，德國進口轎車20004輛，高居轎車進口國第一位，占轎車進口量的53%，比去年同期上升11個百分點；日本進口轎車6208輛，居第二位，占轎車進口量的16%，比去年同期下降6個百分點。其中日本占1.5L(1173輛)以下的97%；德國進口占1.5-3.0L的50%，占3.0L以上的66%。可以看出，德國依然是高檔轎車的主要進口國，日系車則由于諸多車型的相繼國產，進口逐步被國產車型替代。從SUV進口國別看，1-5月從日本進口16336輛，居第一位，占到SUV總進口量的43%；其次是韓國8198輛，美國7521輛，上述三國進口量占SUV總進口量的85.25%。

五是SUV進口量不斷攀升。1-4月，SUV進口量達到31398輛，超過了轎車的30865輛。但隨著消費稅的調整，5月SUV進口量回落到6204輛，環比下降了24%，轎車反超成為進口第一位的車種。前5個月SUV累計進口37602輛，同比增長102%，僅以126輛的微小差距低于轎車37728的進口量。上半年SUV進口數量較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消費稅調整影響以及消費升級帶來進口廠商對SUV的信心等。

下半年進口汽車市場預測：

1.進口車價格將逐步趨于穩定。由于進口車相關政策已經比較明朗，關稅調整也已經到位，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下半年進口汽車市場價格將趨于穩定，價格的變化主要取決于匯率的影響。

2.進口數量將保持在平均每月1.5萬輛水平。由于消費升級以及高端人群消費需求的客觀存在，今年汽車進口量不會由于消費稅的調整出現大幅下滑，全年汽車進口量預計將達到18萬輛左右，較2005年有所增長。但4月份消費稅的調整和7月份關稅的下調會對全年進口車的月度分布產生影響。

3.高檔化、個性化、差異化、互補化仍將是進口車的趨勢，進口車經營與國產車的關系主要是“品種互補，錯位經營”。

4.SUV仍然是進口亮點。雖然消費稅使成本增加較多，但由于消費升級以及國產高端SUV的空白，國內市場需求客觀存在，因此進口SUV仍然會占據較大的份額。

5.由于上半年大排量車的進口量比較大，因此從今年全年來看大排量進口車不會出現大幅下滑，但從長期來看消費稅的政策調整將對大排量進口車產生抑制作用：具有較高品牌知名度的車型大排量比例將有所下降；品牌知名度一般的車型進口結構將進一步向較小排量傾斜，并在差異化上與國產車形成競爭。

網上車市總監華雪，回顧了上半年汽車價格變動情況，并預測下半年車價走勢。

上半年微型車、小型車、中級車的價格指數均出現大幅度下降，中級車的降價幅度最大，自1月份以來下降了近3%。中級車市場競爭歷來比較激烈，而且自年初以來捷達、伊蘭特、福美來、愛麗舍等相繼降低了指導價格，導致中級車價格大跌。4、5月份一些微型車生產廠家宣布降價，導致微型車整體價格大幅度下降。小型車4、6月份平均價格出現大幅下降。從整體上看，今年上半年高級車的價格相對穩定，僅在6月份出現了下降，其中雅閣、新M6、蒙迪歐、御翔、索納塔等的價格下降幅度較大。豪華車的價格在4、5月份持續了兩個月的上漲后，終于在6月份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預計之后一段時間價格會繼續保持下降。

下半年車價降幅將大于上半年，因為新車對市場的影響力在下半年將表現得更突出,車型間的競爭將更激烈。主流車型在5、6月份已經逐步開始了降價,沒有降價的廠家面臨著較大的壓力,不少車型在市場上的優惠幅度達到了歷史高點。上半年汽車市場的增長使多數廠家對市場作出相對樂觀的判斷,可能導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廠商壓力過大。消費者對未來的降價仍有較大的期待。油價對車的銷售影響很大，若油價不斷上漲，很可能會打壓車價。

北京舊機動車市場副總經理劉華林，對北京地區二手車交易情況進行了分析及預測。

第3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摘要：近十幾年來，中國白酒企業高速發展，其繳納的稅費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本文就白酒企業消費稅稅收籌劃常用的方法討論分析，指出稅收籌劃應遵循的原則、方法及操作要點，以降低涉稅風險。

關鍵詞 ：白酒企業；消費稅籌劃方法；探討

一、白酒行業稅負狀況

白酒企業涉及的主要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等，其中消費稅和增值稅是主要稅負。

目前國家對糧食類白酒生產企業征收消費稅，且實行復合計稅，即一方面是征收從價稅，按銷售額征收20%的從價稅，同時按每500ml征收0.5 元的從量稅。

增值稅方面，由于白酒企業毛利率較高，因此增值稅稅負率也一般在10%以上。

因此，白酒生產企業增值稅和消費稅稅負保守估記也將達到33%以上，如果再考慮所得稅及各項附加，稅收負擔可想而知，因此糧食類白酒企業是稅負較重的行業之一。而且在其稅負中消費稅所占的比重最大。

二、白酒企業稅收籌劃的必要性

（一）合理降低稅負，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企業存在的目的為了盈利，是為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前提是企業必須有持續的現金流、良好的經營管理，增加收入，控制各項成本費用支出。稅費支出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現金支出，由于稅收的強制性特點決定了它是企業一項剛性支出。尤其是消費稅，白酒企業只要從事生產銷售無論利潤高低或有無利潤都要承擔20%的消費稅從價稅和每500ml0.5 元的從量稅。目前白酒行普遍不景氣，利潤大幅下滑，對白酒企業而言進行稅收籌劃，合理控制稅費支出，避免交本可以避免的稅，保持合理的稅負，對于增加利潤，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具有重意義。

（二）合理稅收籌劃，降低企業的涉稅風險

企業經營面臨多種風險。其中稅收風險是一項重要的風險，稍有不慎，可能會構成偷稅。因此企業稅收籌劃不是簡單的避稅，是在深刻領會稅法精神，根據稅收法規，充分利用稅法之相關條款，合理籌劃，才能達到既降低企業稅負，同時降低企業的涉稅風險的目的。稅收籌劃要合理使用，避稅和偷稅之間具有本質的區別，但操作不當避稅則就可能變成偷稅。

三、稅收籌劃應堅持的原則

（一）堅持稅法立法精神

通過合理籌劃一方面使可以按照稅法交應該交的稅，避免交不合理不應當交的稅，從而在涉稅事項處理中，提前籌劃，降低涉稅風險。稅法立法精神中保護合理、善意的涉稅行為。因此具體籌劃行為中要嚴格遵守稅收相關法規，具體的籌劃行為，不得與稅法精神相違背，不得以偷稅為目的進行籌劃，否則操作不當極易演變為偷稅。

（二）充分利用稅法政策

在稅收活動中只所以存在稅收籌劃空間，是因為稅法規定了多種情形，或者稅法對不同情況分別處理。因此在稅收籌劃時首先要認真學習稅法，了解稅法的各項規定對不同條件的經濟事項應采取的稅收處理辦法。

（三）與稅務機關充分溝通，理解一致原則

在實際工作經濟會遇到對同一涉稅行為，稅務征管人員與企業理解不一致，從而造成企業所作的稅收籌劃方案，稅收機關不認可，增加了企業的涉稅風險。因此在進行每一項稅收籌劃方案前，要充分與稅收征管機關相溝通，能夠分析可能存在的問題、風險，然后具體操作方法，以達到對同一事項理解一致，至少能取得征管人員的理解，以便其他稅務人員提出異議時能夠幫助解釋，從而避免帶來風險。

四、合理的稅收籌劃方法及操作要點

按照2009 年國家稅務總局出臺的《白酒企業消費稅計稅價格核定管理辦法》規定，生產企業賣給銷售公司，價格低于對外銷售價格70%的，稅務機關有權重新核定計稅價格，按照對外售價的50%--70%之間核定價格，以此做為消費稅計稅價格基礎。此核定價格決定了白酒企業消費稅計稅價格直接取決于對外銷售價格。在對外售價一定的前提下，無論成本如何核算，成本高低，計稅價格是固定的。如果要降低消費從價稅額則主要應降低銷售價格，如何既能保證企業合理的利潤，同時又降低銷售價格成為稅收籌劃的重點。

銷售價格= 生產成本+ 包裝材料+ 相關稅費+ 銷售費用+管理費用+目標利潤

在影響價格的諸因素中，如果確保目標利潤不變的前提下，降低其他成本費用，則銷售價格降低，計稅價格降低，從而消費稅價內稅費相應降低。既保證了利潤，又降低了稅費。稅收籌劃的重點就變為降低成本費用。具體稅收籌劃方案有以下幾種：

（一）剝離銷售費用

在白酒企業中廣告費、宣傳費、進店費、促銷費、業務拓展費、贊助費、品償費、展示費等銷售費用占居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些費用如果全部包含在出廠價內，則企業除了承擔上述費用外，還要按上述費用金額再承擔20%的消費稅，降低了企業的利潤。因此為了降低稅負，可以將上述費用改由經銷商支付，企業在白酒供應價格上予以優惠。操作方法：

1.公司在與渠道商簽定銷售合同時，需要在合同中注明白酒在終端市場銷售過程中所發生的銷售費用（廣告宣傳費、進店費、促銷費、業務員相關費用）全部由渠道經銷商負責。白酒生產企業在白酒出廠時給予一定的價格折扣。

2.廣告宣傳費用在制作時，經銷商與制作方簽定合同，經銷商與制作方為合同雙方當事人，白酒企業作為合同的監制方，對合同的執行進行監督。制作方將發票直接開給經銷商，并提供證明，經銷商付款，經銷商付款后，按付款金額，白酒企業以商業折扣形式，從貨款中扣除。

3.其他有關費用如促銷費、業務員相關費用可參照宣傳費，由經銷商負責，白酒企業給予相應價格折扣，從銷貨總金額中扣除此項費用作為結算金額。

（二）剝離包裝材料費用

在白酒和各項成本中，包裝成本估計將占到白酒成本的50%以上。按稅法規定包裝物成本應作為消費稅計價基礎。因此在實際中工作，有些企業就是將包裝物單獨核算，包裝改在銷售公司進行，或者在銷售時將包裝物和酒分開銷售，然后在銷售環節繼續包裝。從而達到降低消費稅計稅價格。

（三）成立無關聯關系的銷售公司，轉移價格

通過設立銷售公司避稅。目前白酒企業基本都是除了生產單位之外再設立一銷售公司，生產企業賣給銷售公司，銷售公司再對外銷售。由于消費稅只在生產環節征收，而銷售公司不征收消費稅。通過適當定價，降低生產企業出廠價格，從而起到降低消費稅計稅價格基礎，降低消費稅稅負。2009年國家稅務局出臺《白酒企業消費稅計稅價格核定管理辦法》后，此方法的避稅效果大打折扣。但并不意味道這種方法不可用。在實際工作中，可以除了在生產地區設計總的銷售公司外，還可在終端區域市場成立多家無關聯關系的銷售公司，構成銷售關系，由經銷商和業務員共同持股，與白酒業的銷售公司簽定區域協議，作為白酒企業該區域獨家總經銷。生產企業以較低的價格批發給總經銷，總經銷在所轄區域內分銷。可以通股權形式把渠道經銷商的利益與白酒品牌綁定，同時穩定銷售隊伍。

（四）利用其他酒降低稅負

現行稅法規定，酒精度低于38 度且取得國食健字或衛食字文號的，以及以發酵酒為酒基酒精度低于20度的配制酒，都可以按其他酒按10%稅率征稅并不征從量稅。但前提是要與其他白酒明確區分開來，單獨核算。目前國內對低度酒的需求越來越大，特別是南方地區和年輕人，因此于習慣生產高度糧食白酒的企業可以嘗試開發新的產品，生產低度酒，可以大幅度降低稅負。

（五）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檔次，以降低稅負

由于消費稅一方面是從價稅，一方面是從量稅，因此價格越低，稅負比例越大，企業的毛利率也越低。相反如果價格越高，則稅負比例越低，毛利率越高。如2001年國家調整消費稅費計稅辦法,實行從量和從價的復合計稅辦法。此項稅收政策的調整加重了白酒企業的稅收負擔，特別是以生產中低檔白酒的企業，直接降低了企業的利潤，使得這些企業舉步為艱。當時的全興集團，以生產中低檔全興大曲為主，利潤率較低，稅收負擔加重，在此背景下，全興集團重點打造“水井坊”這一高端品牌，提高產品價格，來應對稅收增加帶來的問題，從而把水井坊打造成了中國第一坊。全興集團通過中低檔品牌“全興大曲”向高端品牌的“水井坊”的成功轉型就是積極應對國家白酒稅收政策調整的成功案例。面對消費升級，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檔次，加強品牌宣傳，即降低稅負，又增加毛利率。

五、結論

白酒企業是公認的稅負較重的行業，2001 年復合計稅、2009 年消費稅計稅價格核定管理辦法的出臺，都增加了白酒行業的稅收負擔。如何進行合理稅收籌劃，降低企業稅負對企業尤為重要。但是稅收籌劃的原則和操作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遵循合理的原則、沒有選擇適當的操作方法，極易帶來稅務風險。因此在實際工作中應該結合本企業的實際和當地的稅務環境選擇合適的方法才能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同時由于稅法不斷改革，稅收監管不斷加強，企業應該不斷研究稅收法規及企業情況，探討更加適合本企業的稅收籌劃方法。

參考文獻：

[1]呂敏.從白酒企業的反避稅征管談稅收籌劃的原則[J].會計之友,2010年第5期.

[2]李杰.消費稅調整背景下企業消費稅納稅籌劃研究———以白酒生產企業為例[J].財會監督（財會版），2011年第4期.

第4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摘 要 我國正處于在經濟轉型背景下，稅制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迫在眉睫。本文通過對我國稅制結構現狀的分析，指出我國現行稅制結構存在的不足，對比外國稅制結構，借鑒外國稅制改革的經驗，提出優化我國稅制結構的建議。

關鍵詞 稅制結構 稅改 經濟轉型

一、我國稅制結構的基本狀況和特點

（一）流轉稅為主體稅種

流轉稅是我國稅收的主要來源，但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2010 年，稅收收入總額為77390億元。其中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快速增長，分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9%，8.3%和15.2% 。

（二）所得稅收入比重較低

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所得稅所占稅收收入的比重由2002 年的22%增加到2010 年的24.1%。其中，2010年企業所得稅實現收入12842.79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7.5%；個人所得稅實現收入4837.17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6%。

（三）其他稅種份額較小

近年來，其他稅收收入雖然高速增長，但所占份額較小。其中，2010年契稅、車輛購置稅、房產稅、土地相關稅收、印花稅分別實現收入2464.80億元、1792.03億元、894.06億元、3169.02億元、544.17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3.4%、2.4%、1.2%、4.3%、0.74%。

二、我國稅制結構存在的問題

（一）主體稅種結構存在不足

1.流轉稅與所得稅的比重不合理。我國流轉稅的比重在50%以上，所得稅比重只有25%左右。流轉稅比重過高，嚴重影響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2.消費稅占流轉類的比重過低。我國消費稅僅占稅收收入的8%左右，占流轉稅收入的15%。消費稅征稅范圍過窄和稅率結構不合理也影響了消費稅宏觀調控功能的發揮

3.個人所得稅占所得類的比重過低。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比重較高，而個人所得稅比重偏低，削弱了稅收對收入的調節功能。

（二）主稅種以外稅種存在缺陷

1.社會保障未實行費改稅。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快，社會保障支出迅速增加，社會保障事業更加需要資金的支持。

2.資源稅稅負過輕。2009年，我國資源稅收入僅為338.24億元，占稅收收入的0.59%。資源稅收入過低不利于促進資源綜合利用，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缺乏環境稅、物業稅、遺產稅等對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的稅種。我國目前仍然缺乏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意義重大的稅種，不利于稅收政策在引導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能的發揮。

三、國外稅制結構的經驗和啟示

（一）國外稅制的比較

從總體來看，經濟越發達，所得稅的比重越高：世界上最發達的20多個工業化國家的所得稅比重遠高于流轉稅比重，如英國所得稅和流轉稅的比重分別為56%和31%；比較發達的高收入國家所得稅與流轉稅的比重大體相當，如韓國的所得稅和流轉稅的比重分別為35%和40%；發展中國家的所得稅比重低于流轉稅，但也占到相當份額，如泰國的所得稅和流轉稅的比重分別為30%和68%。

（二）發達國家稅制改革的啟示

發達國家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1)所得稅方面：降低稅率、拓寬稅基。（2）一般消費稅：普遍開征增值稅或提高增值稅的標準稅率。（3）個人所得稅公司一體化，緩解或消除股息重復征稅。（4）普遍采取稅收指數化措施。

四、我國稅制結構改革的建議

（一）完善增值稅制度，實行消費型增值稅

在完善增值稅制度方面：第一，擴大增值稅的征稅范圍。第二，將生產型增值稅徹底的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消費型增值稅有利于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徹底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

（二）調整消費稅制度，完善消費稅稅制

對消費稅的改革：首先，適當擴大征收范圍，將部分對環境危害較大的產品和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其次，停止征收已成為人們生活必需品的稅目的消費稅。再次，價內征稅改為價外征稅，增加稅收的透明度，正確引導消費需求。

（三）調整所得稅制度，優化所得稅稅制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第一，穩定企業所得稅分享改革，保證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嚴肅性和穩定性。第二，統一各類企業的稅收制度，逐步增強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稅制的適用性，營造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第一，擴大課稅范圍。第二，改革費用扣除,并設置費用扣除隨物價變動而相應調整的規范方法。第三，平衡不同項目稅負。第四，由分類征收向分類綜合征收過渡。第五,推進社會保障稅制的建立。

（四）加強地方稅體系建設，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

在做好征稅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實施房地產開發建設環節的稅費改革，規范房地產稅費制度，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建立地方收入的穩定來源。

（五）建立完善的綠色稅制

在現行的稅收體制中，按照“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一方面調整現行的資源稅，適當提高資源稅的稅率，同時增加二氧化硫稅。另一方面，引進新的環境稅，將費改稅，提高法律效力和約束力。

參考文獻：

[1]劉軍,郭慶旺.世界性稅制改革理論與實踐研究.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8.

[2]吳旭東.中國稅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

第5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談到納稅籌劃，或者被定義為高端業務，或者被假想為偷漏稅。其實納稅籌劃需要在法律框架內，運用稅法允許的納稅方法和納稅確認條件，依據企業實際業務的內容和類型，合理地安排稅款的確認時間和金額，是一種正常的、科學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即不高端也不違法。納稅籌劃對于工業企業來說非常重要，工業企業一般資金占用量大，周轉較慢，在創新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利潤率也不高。那么合理避稅以及科學安排納稅時間就會為企業贏得利益，獲得生存的優勢。所以，工業企業需要積極研究稅收的規則內容，利用稅法制度的合理漏洞，優化企業的活動方式和管理模式，獲得納稅籌劃的效益。

二、工業企業流程下的納稅籌劃應用

工業企業的流程大體上可以分為產、供、銷以及投融資管理等幾個部分，從稅收角度來看，每個部分涉及的稅種是有區別的，工業企業按流程進行納稅籌劃，能更有針對性，節稅方案設計的也更實際。

( 一) 采購階段的納稅籌劃

采購階段有三個重要的內容可以進行納稅籌劃。第一，供應商納稅人身份選擇。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采購成本和稅負比較問題，小規模納稅人有價格優勢但不能進行抵扣，而一般納稅人可以進行增值稅進項抵扣但成本相對較高。我們按照一般稅率來計算稅負，那么，當一般納稅人的銷售價格是小規模納稅人銷售價格的1.19 倍時，兩者的稅負是相同的，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們應當選擇小規模納稅人進行采購，反之選擇一般納稅人進行采購，這樣就給采購活動提供了納稅方向性的選擇。第二，運費抵扣選擇，稅法規定只有購買商品由購買方支付的運費才能作為增值稅進項抵扣。所以，在購進貨物時，如果由采購方負擔運費，應當要求運輸企業單獨給企業開具運費發票，這樣就能夠進行增值稅抵扣，減輕增值稅稅負。第三，采購發票取得時間及合同的優化，這個環節是供需雙方降低綜合稅負的過程。一方面，采購企業可以利用進項稅進行抵扣以及成本控制，另一方面，供貨方要按照銷售進度和貨款的支付節奏來繳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這樣在采購合同中，按照兩方的經營狀況，合理規定供貨進度和貨款的支付結構，實現雙方綜合稅負的最小化。

( 二) 生產階段的納稅籌劃

生產階段涉及到的可以有效籌劃的稅種主要是消費稅。根據消費稅的納稅規定，企業生產應稅消費品應當納稅，按照生產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幾個納稅模式，一種是自產自銷應稅消費品，在生產完畢之后征收消費稅，另一種是委托加工后直接對外銷售，這種是在委托環節進行納稅，還有一種是委托加工以后用于連續生產，是在最后環節納稅，但是可以扣除以前繳納的消費稅。既然存在三種生產應稅消費品的模式，就給納稅籌劃提供了機會。一般來說，自產自銷形成的利潤較少，形成的消費稅負擔也較重，而采用委托加工后直接銷售相比再加工形式，稅負也要較低些。但是，這里有個前提就是在自產和委托加工的成本相差不多的情形下。所以，在應稅消費品生產環節，企業財務人員可以根據當前企業自產和委托加工兩種方式形成的三種生產模式中，綜合進行成本大小的考量，選擇最為適合企業的消費稅納稅籌劃方法。

( 三) 銷售階段的納稅籌劃

工業企業銷售環節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方式會產生不同的銷售效果，同時，也會帶來不同的稅負負擔，也給工業企業創造了納稅籌劃的機會。在銷售渠道選擇上，在不同渠道銷售策略下產生的銷售方式的稅負比較結果為，平銷模式實物返利稅負最高，然后依次為代銷模式、經銷模式或者平銷模式現金返利。那么，作為工業企業應多多地選擇經銷方式和平銷模式現金返利將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稅負，獲得必要的收益。在促銷策略的選擇上也存在稅負差異，當銷售毛利率小于54. 25%時，稅負較小的促銷方式是贈送商品和返還現金; 當銷售毛利率大于54. 25%，時，稅負較小的促銷方式是打折促銷和返還現金。那么，我們可以認為，返還現金方式具有較大的企業獲利優勢，同時還可以兼用贈送商品或者打折促銷來進一步地推動商品的銷售，實現企業銷售階段綜合稅負的降低。

( 四) 投融資階段的納稅籌劃

投融資活動是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對于廣大財務人員并不陌生，其中納稅籌劃方案也是基于不同類型的金融活動所產生的。除了傳統籌資方式中債務籌資可以運用財務杠桿效應，積極地進行納稅籌劃發揮抵稅效應外。在當下新常態中，利用較為發達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樣也能起到納稅籌劃和降低企業籌資風險的作用。如企業利用自有資金對外投資或者購買長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相比較購買短期債券可以延緩收益納稅的時間，在平衡年度間的利潤水平上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新常態下的企業投融資活動中，納稅籌劃活動會有更多的選擇和想象空間，會有更多的機會來實現降低企業稅負，從而獲得最大收益。

第6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模控制在3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第7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在國際金融危機及氣候能源雙重壓力持續影響的背景下，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嚴重威脅，而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正成為當前各國應對危機戰略的不二選擇。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將成為推動我國能源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協調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保護全球氣候關系的核心戰略選擇。

一、主要發達國家的低碳稅收政策分析

從發達國家促進經濟低碳化的經驗看，大多是在堅持宏觀稅負基本穩定及稅收中性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實施正向激勵或負向約束的稅收政策，使企業及社會的利益或成本趨于一致。

（一）碳稅或類似稅收政策

1.碳稅。為了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利用，20世紀90年代期間，芬蘭在全球首開先河，根據含碳量對所有礦物燃料計征碳稅，取得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下降7%（1990年～1998年）的良好效果。其后，瑞典、丹麥、荷蘭、挪威、瑞典等北歐諸國紛紛參照芬蘭模式相繼開征碳稅，并以碳稅收入對國家降低所得稅稅率形成有力支撐。

2.溫室氣體排放稅。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實施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稅收制度。根據《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美國將于2012年～2050年期間全力減排溫室氣體，其碳排放總量減排目標為：以2005年為基數，2020年實現減排25%，2050年實現減排85%。同時，美國制定了溫室氣體納稅標準，規定從2012年開始，其國內電力生產商必須為排放溫室氣體納稅（見表1），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超過25000百萬噸的生產企業也將比照電力生產商納稅。2012年，該法案對全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覆蓋面將達到72%，2015年，覆蓋面將擴至78%，至2020年覆蓋面擴至86%。

3.氣候變化稅（CCL）。2001年4月1日，英國開始根據能源品種按差異化稅率征收氣候變化稅。根據2009年5月英國擬定的減排計劃及《氣候變化法案》，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排目標為：在1990年的基礎上，2022年至少實現減排34%。同時，為了鼓勵能源密集型產業積極從事技術研發及升級，政府可與企業簽訂協議，約定如企業達到預先定立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政府則減征企業所應納氣候變化稅稅額的80%。氣候變化稅收入用于成立碳基金，資助企業和政府部門從事減排活動、低碳技術開發，并補貼企業交納員工保險或研發、購買節能減排技術或設備。

4.能源消費稅。除征收氣候變化稅之外，為引導終端的高碳消費企業完成節能減排目標，英國于2001年開征能源消費稅，并將該項稅收收入用于發起設立節能基金。企業只有在完成其與政府所簽訂的節能及減排目標后，方可獲得20%的稅收減免。節能基金主要用于政府對高碳企業自行投資研發節能減排技術項目給予低成本融資支持，以及對高碳企業采購節能減排設備或引入先進生產技術提供補貼，積極引導企業實施產業技術升級。

5.生態稅。自1999年以來，德國選擇以生態稅來撬動低碳經濟的發展杠桿，將油、氣、電等作為征稅對象，開始實施分階段征稅，并以該項稅收收入用于補貼社會保險費支出，下調保費費率，改善社會福利。

（二）稅收減免或返還優惠政策

為了加快高碳產業向低碳發展模式的轉移，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實施稅收減免或返還優惠政策，促使企業加大技術研發力度，降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規模。如，對消費者購買使用節能型汽車與設備、新建節能建筑等行為實施減稅；對企業投資研發節能技術及開發新能源等行為執行所得稅減免或優惠等。

二、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約束及現行稅收政策

（一）面臨的約束

1.發展階段約束。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主要為高能耗工業部門（能耗占比約50%）的客觀現實，導致了我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持續以高消耗和高排放發展模式。

2.資源稟賦約束。我國資源稟賦為典型的“富煤、貧油、少氣”特征。根據從2005年～2011年能源消費結構統計數據，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仍然以煤炭為主，顯然短期內難以實現由高碳生產方式和產業向低碳技術、產業、區域等領域的調整。

3.能源技術約束。從近年的發展情況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引進或受讓先進技術仍要承擔巨額資金成本和苛刻知識產權轉讓條件，難以真正實現大規模的低碳技術改造和產業轉型升級，降低自身經濟發展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二）現行稅制政策

1.稅種協調配合不夠。一是增值稅稅收優惠范圍過窄，僅有少量產品能享受即征即退或先征后退的增值稅稅收優惠，不利于鼓勵高能耗企業節能減排。二是資源稅征稅方式、計稅依據及收入分配不盡合理，變相鼓勵企業對資源的過度開采、積壓和浪費。三是消費稅征收導向作用不強，對于消費者購買和利用低碳產品未實行差別稅率。

2.稅收優惠形式單一。政府對企業從事低碳科技開發投入、新能源及新產品試制參與度不高，投資成本及風險幾乎全部由企業承擔，企業所得稅優惠明顯滯后，不利于產業升級。

三、路徑選擇

（一）開征發展低碳經濟的新稅種

1.適時推出碳稅。借鑒芬蘭等國經驗，根據含碳比例設置差別稅率，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征稅，加大高碳密度產業的稅負成本，引導企業改進耗能技術，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逐步實現低碳能源對高碳能源的替代。

2.擇機開征氣候變化稅及能源消費稅。借鑒英國經驗，以氣候變化稅及能源消費稅等稅收杠桿工具，抬高高碳產業的經營成本，并設立減排目標，以稅收減免或補貼等優惠措施，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和設備升級，降低碳排放，逐步實現低碳模式發展。

3.適時開征環境保護稅。借鑒發達國家環境保護稅征稅經驗，將對環境有危害的產品、行為及可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納入征收范圍，合理設置稅種及稅基，逐步擴大征稅范圍，進而實現從源頭上控制環境污染的目的。

（二）逐步調整和完善低碳稅收政策

1.支持低碳技術創新。充分發揮所得稅的調節作用，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低碳技術創新給予大力扶持。對企業開發應用水電、風電、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進行低碳技術投資、研發、設備購置等項目，實行稅收減免，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對企業從事低碳產品生產或服務技術轉讓、培訓、咨詢等所取得的收入，免征或減征企業所得稅。

2.調整非清潔或不可再生能源稅負水平。依據增值稅的中性特點，采取有增有減的稅收政策，提高煤炭、天然氣、石油、火電等增值稅稅率，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適當降低風電、水電、核電等可再生清潔能源的增值稅稅率，體現對清潔能源的扶持，規范稅收運行機制。

第8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一、2012預算案概況

（一）社保及還債付息為2012年政府主要財政支出

日本2012財政年度預算支出總額為90.33萬億日元，相較去年的92.41萬億日元下降了2.25%，其中的24.3%，即21.94萬億日元用于償還到期債務及債務利息。同時，社會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依舊高居榜首，占29.2%（如果考慮扣除還債與付息后的支出，則占比高達38.6%），雖然略低于去年31.1%的水平，但與1990年占政府財政支出17.5%的比重相比，增長幅度已經很大。日本2012財政年度支出基本架構（見表1）。

（二）政府稅收與支出間的差距逐年拉大，財政赤字狀況嚴重

日本政府2012財政年度預算收入總額為90.33萬億日元，其中46.9%，即42.35萬億日元為稅收收入，其它收入為3.74萬億日元，其余為政府新發國債，占49%。自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伴隨著非勞動人口比例的逐年提高，在政府支出逐步上漲的同時，稅收收入呈逐漸下降態勢，2010財政年度新發國債首次超過稅收收入，2012財年預算收入中新發國債比例再創歷史新高。日本2012財政年度收入基本架構（見表2）。

二、2012預算案的主要特點

（一）震后重建預算龐大，日本政府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

為了使震后重建工作得以迅速展開，日本政府于2011年提出了3次補充預算案，均獲得國會批準，3次補充預算案的總金額達到18萬億日元之巨，為日本政府2011年度財政預算的19.5%。在2012年度政府預算中，列支了總計3.7754萬億日元的震后重建特別預算，其中震后重建費用3.25萬億日元，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操作費1253億日元，震后重建預備費用4000億日元。龐大的震后重建資金需求使得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更加捉襟見肘，亦使得政府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預計到2012財政年度末，日本中央政府長期債務余額將達到709萬億日元，為GDP的148%，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長期債務余額總計將達937萬億日元，為GDP的195%。

（二）新發國債額高于年度稅收總額，國債依存度再創新高

為減緩日益龐大的國債增長，野田政府在2012預算案中提出了嚴格控制新發國債的預算平衡措施，新發國債44.244萬億日元，規模略低于去年。盡管2012預算案中稅收收入比2011年有所增加，達42.346萬億日元，但依舊低于新發國債規模，并且，隨著2012預算案中其它收入的大幅減少，國債依存度達到了49%，超過了去年47.9%的水平，再創歷史新高。

（三）家庭金融資產對政府國債的支撐能力已接近上限

日本政府的國債主要由國內機構及居民購買，其比例占95%以上，日本居民金融凈資產2010年底達1115萬億日元，為消化國債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受泡沫經濟破滅后土地和房產價格大幅縮水等因素影響，自1990年以來，日本家庭總資產水平略有下降。隨著資產泡沫的基本消除，家庭金融資產2010年比1990年增加了45.6%，家庭總資產的穩定性明顯提高，但政府債務的增長速度卻明顯高于家庭金融資產的增長，政府債務與家庭金融資產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43.1%逐步攀升至2009年的91.1%，明顯高于美、德兩國41.2%和58.8%的水平，家庭金融資產對政府債務增長的支撐能力已接近上限。此外，家庭儲蓄率在2008年一度降至2.2%的低點，之后雖略有回升，但與1991年15.1%的水平顯然無法相比，因此，日本政府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債務風險，出臺相應的改革措施已是大勢所趨。

（四）以提高消費稅為中心的社保―稅收一體化政策出臺

為緩解日益嚴峻的債務形勢，徹底扭轉政府債務持續上升的不利局面，野田政府于2012年1月6日正式提出了以提高消費稅為基礎的社保―稅收一體化改革方案，社保―稅收一體化改革方案也于2011年被正式納入《新成長戰略》。該稅改方案的核心是提高消費稅稅率，自2014年8月起將目前5%的消費稅稅率提高至8%，自2015年10月起再提高至10%。在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同時，為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響，還包含對基本食品進行適當減稅等措施。法案中除提高消費稅稅率外，還提出將年收入超過5000萬日元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進一步提高至45%，并且自2013年開始的25年內，對所得稅加收2.1%的附加稅，自2012年起對法人稅加收10%的附加稅3年，這兩項附加稅將使政府增加9.7萬億日元的收入。法案中還將遺產稅的征收標準由5000萬日元下調至3000萬日元，并將最高稅率由50%提高到55%。在社保改革方面，法案將年金的獲得年限由目前的工作25年縮短為10年，同時擴大了企業的支付力度。此外，法案還提出多項削減政府開支的具體措施。

（五）日本國內關于社保進一步市場化的呼聲日高

2011年底，不僅日本政府的債務總額位列發達國家之首，其公共醫療護理支出位列OECD國家前列，政府年金支出也已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在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的情況下，國民負擔率以及國民負擔與GDP之比卻一直處于30%之下，僅高于美國等國，為發達國家中的較低水平，對社保體制進行改革，提高國民社保負擔率存在一定的空間。日本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國家，海外凈資產總額也是全球最高的，部分日本學者建議應效仿德法等國，逐步提高社保中的國民負擔比例，在政府已將領取年金年齡推遲至65歲之后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快市場化進程，以7萬日元/月為政府年金負擔基礎，其余部分由市場來解決，采取企業與個人共同負擔的方式，以徹底扭轉政府與國民收支失衡的格局。

三、啟示

（一）加強收入分配體制與稅收體制改革，提前關注稅收拐點問題

當前我國已進入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加強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不僅可以為穩定并擴大內需提供持久動力，更是社保等體系建立的必要前提。同時，我國更應充分借鑒日本等國的經驗，加快稅收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個人所得稅稅率形成機制，并加大監管與處罰力度，加快房產稅的出臺，適時出臺遺產稅等稅種，并使消費稅逐步向普適性稅種過渡，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同時發揮其在促進結構調整、關注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基于我國在2015年前后將到達勞動人口/非勞動人口比例轉折點的現實，在社保機制逐步建立與完善的情況下，稅收拐點預計也將不遠（增長明顯趨緩或出現負增長），因此更需提前做好準備工作，在稅收拐點來臨之前，建立健全相關體制機制，充分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擴大海外凈資產規模，在努力增加家庭資產的同時，優化家庭資產結構，并加快社保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二）加快社保體系市場化進程，夯實社保可持續基礎

第9篇：消費稅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稅制優化；環境稅；單主體稅制模式

中圖分類號：F8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5-0028-04

近年來，我國關于稅制優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稅制優化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主體稅種的確定。主體稅種（Main Tax Category），是指在稅收制度中處于主導地位、起主導作用的那一類稅種，是表現一定稅制結構類型的主要標志。主體稅種的基本特征有：這些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或者在履行經濟調節等職能方面能發揮較大的作用等等。本文在回顧我國學者對于環境稅體系設計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本文的設計思路。

一、我國環境稅體系設計的代表性觀點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與資源的相關問題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高度重視，有些學者開始提出了將資源環境稅列入主體稅種的主張。其觀點有以下兩種：

（一）以資源稅為主體的單主體稅制模式

這種稅制模式的基本思想，是取消現行生產環節征收的流轉稅，代之以對人才、資金、土地、礦產、水利、灘涂、森林等資源征收資源稅，使資源稅收入上升到整個財政收入的70%～80%；而后征收所得稅和在消費領域征收流轉稅，形成以資源稅為主體、所得稅和流轉稅為兩翼的稅制結構。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在市場系統不健全的條件下，以資源稅為主體的模式，能夠為企業間平等競爭創造大體公允的外部條件，有利于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合理使用，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同時，資源稅（費）一般不受成本費用變化的影響，具有保證財政收入的剛性特點。

然而以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的缺陷與其一樣長處，非常明顯。突出表現為這種設想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稅制實踐上，都存在著許多困難。首先，從資源稅概念來看，它既有調節資源級差收益之意，又有解決資源無償使用之目的，其性質難辨。其次，稅收廣泛來源于各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國民收入，要求征稅具有普遍性。對資源征稅，難免出現許多非稅戶。再次，資源企業生產經營和盈利水平是一個波動的量，而資源稅具有剛性，不論企業有無利潤、利潤多少都照征不誤，這就難以實現稅負均衡。最后，實行以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需要以翔實可信的資源儲藏、勘探、開采等資料為基礎，而這些正是中國的薄弱環節。這種狀況也給資源稅制設計帶來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困難。

（二）以商品稅、所得稅、狹義環境稅為主體稅種的三主體環境稅制

在各種環境稅制的構想中，尤其值得一提是饒立新在其2005年博士論文《環境稅收理論及其應用研究》中提出了環境稅制三主體結構的構想。該文將效率和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分為兩個層次，認為真正的矛盾發生在“資源應用效率與社會公平”及“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公平”之間。現行流轉稅加所得稅雙主體稅制結構顯然缺失了代際間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所以應確立資源環境稅為第三主體予以解決。該論文指出，由于我國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的日趨嚴重，可持續發展觀思路的確立，稅制結構的優化和改革有利于解決日益嚴峻的資源應用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矛盾，在稅制結構中應該將資源環境稅確立為除商品勞務稅和所得稅之外的第三主體稅種，因為，現行雙主體稅制結構雖然側重以流轉稅體現效率，所得稅體現公平，但顯然缺失了代際間的公平與效率問題。所以，應該設立第三主體——資源環境稅予以解決，進而形成：效率——商品勞務稅、公平——所得稅、代價間效率與公平——資源環境稅的對應結構。稅收作為收入與調節工具，自然應該在各環節設置相應稅種，即資源環境稅——商品勞務稅——所得稅與之對應，并進行調節和取得財政收入。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構建我國環境稅體系的總體思路

從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改革開放算起，一直到本世紀初，我國各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一直以GDP為主要衡量指標，粗放型經濟是重要的發展模式。然后過度追求GDP也使得我們付出了嚴重的環境代價。雖然我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科學發展觀，包括施行節能減排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從政策的實施到好的效果的產生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治理污染方面欠債太多，導致污染的持續性以及慣性非常強，環境保護的任務依然嚴峻。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環境問題主要有三重特點。第一，嚴重性。主要指環境問題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同時限制了經濟的良性發展，成為了人們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第二，廣泛性。這主要指環境問題涉及到了各個行業以及全國性的地理范圍，而不僅僅是某一地區或者是某一行業的個別問題。第三，復雜性。環境問題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利益，包括地方的，部門的，行業的，企業的，乃至個人的利益，牽扯的主體眾多，情況愈發復雜。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環境問題是一個長期性的而且是逐漸積累的問題，不存在一種萬能的解決手段，必須要根據我國整體宏觀以及各地方各領域的具體情況，利用各種手段（行政、法律、稅收等手段），發揮各部門的優勢與職能，共同努力解決環境問題。

法律與行政手段是我國完善環境稅體系建設的根本手段。隨著我國財政稅收體系的完善以及相應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們應該著力發揮稅收手段的調控優勢，逐步建立起以環境稅為主，以環境費為輔的基本調控結構，同時將生態補償以及排污權交易等作為環境保護與治理的補充手段。

1．保護環境的底線手段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兼具公平、強制以及威懾之特性。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運用，我們可以對污染行為以及環境破壞等行為進行預防和禁止，對經濟主體的行為加以限制，從根本上杜絕嚴重的污染事件的發生。

2．保護環境的基礎手段是環境稅收手段和環境收費手段。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對環境污染進行收費的舉措已經發揮了巨大的環保效應，同時，稅收手段的實施也已取得一定的成效。隨著我國財政稅收體系的發展與完善，環境稅手段發揮的作用應該越來越重要，可以擴大稅收的調控范圍，加大征收力度，同時完善征收的規范性，逐步建立起以稅收手段為主，收費手段為輔的模式。

3．其他的手段也作為輔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以及綠色金融等。生態補償主要考慮了生態利益關系，調整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損害分配，包括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受益方對受損方以及類似模式的補償行為，體現完全的環境公平的原則。

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構建我國環境稅體系的具體思路

根據上文的分析，本文認為要把握住稅制革新的方向，一是環境稅的主體稅種在我國環境稅體系中必不可少，必須要構建在我國環境稅體系中；二是已經存在于現有稅種的環境稅體系仍然需要調整和

完善。

（一）環境稅主體稅種體系的構建

環境資源的重要方面（涉及資源稅、排污稅、固體廢棄物稅、燃油稅、煤炭稅和城鄉維護建設稅）應包含于環境稅的主體稅種體系之中。

1．資源稅。調整開發者間的級差收益是目前存在的資源稅的主要作用。資源稅稅率較低，且沒有包括水資源和其他一些生態資源，沒有充分起到保護資源的作用。因而，資源稅的改善與革新一是要做到調高稅率，二是添加水資源稅和生態資源稅到資源稅中。生態資源包括森林、草地和濕地。另外，耕地資源占用稅可以歸入資源稅中。

2．排污稅。我國目前提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以及環境保護形勢在變化，排污收費勢必很難適應。因此可以征收二氧化硫稅，氮化物稅、廢水排放稅等，同時要新添加征收汽車尾氣排放稅，因為汽車尾氣污染已然成為十分重要的空氣污染源之一。

3．固體廢棄物稅。其主要根據建筑垃圾和企業生產后廢棄物的污染情況實施差別稅率。

4．燃油稅。添加燃油稅目的是稅負公平化，政府的收費行為規范化，收費行為管理化，消費行為引導化，更加促進節能減排，并提議將燃油稅納入環境稅主體稅種。

5．煤炭稅。作為煤炭的消耗大國，煤炭消耗給我國環境污染帶來很大的環境危害，因此煤炭稅理應參照燃油稅的方式納入環境稅體系中。

6．環境附加稅。原來我國征收的是城市維護建設稅，未來應由環境附加稅來代替。教育附加費的形式是它改革的模型，同時將外資企業歸入其中，繼續實施專款專用的支出方式，并在原有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環境附加稅的稅率。

（二）己有融入型環境稅體系的調整和完善

目前，其它稅收體系如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都含有保護環境的性質。第一，消費稅。消費稅主要關于汽車輪胎、汽車成品油、摩托車，化妝品，焰火、鞭炮，實木地板和木質一次性筷子。差別稅率主要用來調節摩托車和汽車，如購買以舊翻新輪胎可以免征消費稅，鞭炮、焰火和的化妝品稅率分別是15%和30%，環保作用已經發揮其作用了。但是由于過低的木質一次性筷子和實木地板的稅率，調節作用無法發揮，因此應更多地適當提高稅率。另外，還有一些具有污染性質的消費品如一次性用品（塑料制品、一次性紙制品）、家用辦公電器、電池、含磷洗滌劑等都應征收消費稅。消費稅中為了節約資源還應包含包裝材料稅。第二，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為鼓勵企業對資源綜合利用和節能環保進行投資、生產和服務，這些稅種主要是通過相應的稅收優惠的形式來進行。由于比較落后的環保技術、節能技術，目前我國在環保、節能兩方面的研發、投資的資金不足，故應有針對性的給予了這些企業更多的補貼，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企業的積極性。其做法為加大對這些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以上完善我國環境稅體系的具體思路也可通過圖表的形式來表達，如下圖1所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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