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質量改善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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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鍵詞：農村環境；問題；現狀；保護措施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環境污染逐步加劇，生態破壞日趨嚴重，使農業環境受到嚴重沖擊，農民利益受到極大傷害。農村環境問題卻日益突出，特別是環境污染嚴重，己成為21世紀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這些問題不僅嚴重影響廣大農民群眾身體健康，也制約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研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存在的問題，加快治理農村污染及農村經濟建設的步伐，積極探討對其進行治理的對策。
1農村環境問題根源及現狀
1.1規模化養殖污染嚴重
近幾年來，由于禽畜養殖業從農戶的分散養殖轉向集約化、工廠化養殖，禽畜糞便污染面明顯擴大，已成為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并引起城鄉普遍關注。據調查，養殖一頭牛產生并排放的污水超過22個人生活產生的污水，養殖一只豬產生的污水相當于7個人生活產生的污水。畜禽糞便年排放量已達19萬噸，相當于工業固體廢棄物年排放量的2.4倍。畜禽養殖及水產養殖是農民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但由此帶來的是集中、高密度養殖，其產生的污染往往超出了環境容量。早在1995年，我國牲畜總排污量就已達25×108t，是工業固體廢物年排放總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進入水體前被處理過。
1.2人口壓力過大
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和需求急劇膨脹，加劇了生態環境要素的改變，加重了以水土流失為核心的生態環境問題。維持人口增長、提高收入造成了對資源需求的大幅增長，人們不斷提高資源利用強度、擴大資源利用范圍，從而導致濫墾、濫伐、過牧等現象，使環境因不斷超載而遭到破壞，出現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1.3土壤污染
目前，我國土壤污染的總體形勢相當嚴峻，已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百姓身體健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0.1億hm2，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萬hm2，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13.33萬hm2，合計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10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土壤污染危害巨大。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積累，并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引發各種疾病，最終危害人體健康。土壤污染直接影響土壤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對生態安全構成威脅。
1.4化學肥料造成的污染
我國化肥施用量居世界第一位，單位面積使用量居世界中等水平，但我國化肥利用率平均只有30%～50%，這不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對環境也造成一定污染，對土壤、水、生物、大氣及人體健康也產生了嚴重危害。同時，由于農藥的過量和不當使用，不僅造成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浪費，而且其在土壤和作物中大量殘留，造成農產品品質下降，有些甚至危及人類健康。化學肥料替代有機肥料造成的污染隨著農業的發展越來越嚴重，烈性農藥成本低、效果大，廠家商家有利，農戶使用方便，所以屢禁不止，使用這類農藥后，暴雨沖刷，必然形成大面積污染。
1.5生活污染
農村生活垃圾、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全國約4萬個鄉鎮中絕大多數沒有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在60多萬個行政村中，絕大部分污染治理還處于空白。據初步調查，全國農村生活垃圾年產生量2.8億t，露天堆放量超過30%，平均處理率為20%左右，絕大部分生活垃圾未經處理，不僅成為蚊蠅的孳生地，也成為地表水和地下水重要的面源污染。全國農村生活污水年產生量90多億t，平均處理率15%左右，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1.6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
城市工業生產的“三廢”和市民生活產生的廢物，未經妥善處理排入環境，同時，許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紙等企業，在城鎮中難以立足，利用農村環境管理力量薄弱和農民致富心切，紛紛下鄉進村。因此，鄉村企業多為電鍍、印染、造紙、化工、煉焦、煉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業，這些企業往往技術落后、設備陳舊。此外，我國鄉村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哄而上，沒有配套的技術經濟政策引導，具有盲目性和隨機性，呈現“多、小、散”的格局，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此外，工藝陳舊、設備簡陋、能源消耗高，絕大部分企業沒有污染防治設施，鄉村企業沒有形成規模經濟，無力承擔污染治理費用。目前，鄉村企業污染占整個工業污染的比例已由20世紀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過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1.7生態環境
農村地區亂采濫挖、超載放牧、圍湖造地、毀林開荒等行為依然存在，生物多樣性減少，外來有害物種入侵加重，農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威脅國家生態安全。目前，全國水土流失占國土總面積的比重達37.8%。土地荒漠化、沙漠化速度加快，現有荒漠化土地2.636億hm2，占國土陸地面積的28.3%，而西部地區最為嚴重，其荒漠化土地占全國的比重達97.8%，沙漠化土地占全國比重達95.6%，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土地沙化直接經濟損失高達540億元，近4億人的生產生活受到影響。
2加強農村環境保護的對策
2.1加強農村環境政策體系創新
現行環境政策是在工業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礎上建立的，由于農村和城市環境特點不同、環境問題的根源不同，其在農村的作用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因此，必須對現行環境政策體系進行創新：①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促使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進行利益補償。當前，城市產生的污染向農村轉移，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對農村進行生態補償，這對農村非常不公，應將城鄉之間的生態補償上升到區域整體之間，并介入政府行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認同。②逐步建立引導性環境政策體系，我國農村生產生活單位日益細化，對大量分散的生產行為進行環境監督不切實際。所以，環境政策由管制性向引導性轉變是農村環境保護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場經濟等手段引導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行為。
2.2提高農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
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國農民的整體素質水平還很低，環境保護意識淡薄，對環境保護缺乏迫切的要求和污染后果的危機感。因此，人為的、隨意性的破壞環境問題十分突出。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村環境保護知識宣傳教育，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提高農民的環境意識，調動農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推廣健康文明的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開展環境保護知識和技能培訓活動，培養農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能力。廣泛聽取農民對涉及自身環境權益的發展規劃和建設項目的意見，尊重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維護農民的環境權益。
2.3加大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力度
①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鼓勵建設一批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基地，通過傳統農業向生態農業轉變從根本上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
②推廣農業生產規模制定政策，鼓勵土地由分散經營向集中經營轉變，由農戶經營向農莊經營轉變，努力擴大農業生產規模。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益，更主要的是有利于農業面源的污染控制。
2.4從農村環境治理上控制生活污染
當前，農村生活污染控制的重點應該放在環境治理上，而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不應操之過急。對于廣大的農村地區，由于經濟實力及技術手段的欠缺，一味地采用城市環境處理體系顯然是不現實的，必須針對農村地區的資源與環境條件，開發推廣切實可行、因地制宜的、較低成本的處理技術，然后共聚財力，分級實施。
2.5大力發展生態農業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己成為制約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進行綜合治理，切實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
①強化對規模化畜禽養殖場的綜合治理，推廣畜禽養殖業糞便綜合利用和處理技術，鼓勵建設養殖業和種植業緊密結合的生態工程，積極發展農村沼氣，使畜禽糞便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同時，加強漁業資源和漁業水域生態保護，合理確定養殖容量和捕撈強度，并開展畜禽養殖污染的綜合防治示范教育。
②要有效地控制工業“三廢”對農村環境的污染，加強資源與環境的監測與管理，堅決控制出現新的污染源。
③農業本身要科學、合理地使用化肥、農藥、農膜等化學物質，通過采用生物防治病蟲害的辦法和大量增加農家肥、種植綠肥等辦法，減少化學物質的過量使用，實行有機肥和無機肥相結合，進而減少對土地、水源的污染，提高土壤肥力和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
2.6加快環保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應是農村環境保護的重中之重，因而應切實有效地進行制度安排。①加快排污管網系統和垃圾清運、處理系統的建設。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轉變觀念，通過各種途徑多渠道利用資金，除將環保投資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外，在逐步加大環保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的同時，還應積極利用社會資金，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③按照“污染者付費”的原則，通過合理的價格體系，征收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費，多渠道加大環保投入。
3結束語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制約農業持續發展、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擾亂農村穩定。我國環境質量的惡化與環保產業發展滯后也有一定關系。把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需求，大力發展環保產業不僅能有效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善環境質量，而且可以通過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入有效啟動市場，帶動經濟增長，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參考文獻：
[1]張雪綢.我國農村環境污染的現狀及其保護對策[J].農村經濟，2004，（9）：87.
第2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健詞] 環境質量 經濟結構
Grossman指出，影響環境質量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進步。經濟規模擴大會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水平，導致污染的增加；經濟結構從污染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的轉移有利于減輕污染程度；技術進步對污染的影響取決于技術的類型，一般“紅色”技術進步有增加污染的趨向，而“綠色”技術進步則有利于減輕污染。
由于經濟規模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國家的財政、稅收、預算、就業等都得利于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靠壓縮經濟規模解決環境問題不僅政府不同意，企業和居民也不會同意。雖然技術進步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但不足夠改善環境－收入關系的方向，即技術進步并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因素。只有在結合規制措施時，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有可能改善環境質量。
結構調整可以采用“存量調整、增量改革”的方法，存量調整主要針對現有的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采取增長方式轉變、清潔生產等改善環境質量。增量改革指的是新增的經濟成份要以有利于環境保護為導向，首先是行業調整，縮小第二行業所占比重，接下來是行業內的產業結構調整，縮小污染性行業所占的比重、減輕污染行業的污染壓力。
一、實行非物質化的經濟策略
這種策略可以稱之為“激進的非物質化”。是一種漸進而大規模的反向替代，以人類勞動替代從環境提取的化石燃料和物質。急劇削減經濟過程中投入的物質和能源是削減正開始超過環境同化能力的廢棄物和污染的惟一可靠途徑，因此激進的非物質化策略也是最有效和可行的長期綠色策略。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是必須的，但繼續沿著現行軌跡繼續的經濟發展卻是生態無法承受的。因此可持續的經濟必然大大縮減第二產業的比例，以服務為基礎。羅伯特?艾爾斯提出，以服務為基礎并不是不再需要物質商品（特別是資本品和耐用品），而是意味著企業不再能將產品賣給最終消費者。相反，他們將出售這些產品的服務，而保持產品本身的所有權（以及長期責任）。產品責任和回收法律將變得非常普遍。只有在這樣一種重構的經濟體系下，企業才會有動力提高運行效率和實施耐用品的恢復、再利用、改裝、再生產和再循環。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的2007年《財經藍皮書》指出，中國服務業目前吸納就業人口不及全部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第三產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員遠多于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高等收入國家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也是第二產業的2倍到3倍。由此可見，我國實行非物質化的經濟策略有很大的空間。
二、嚴格實行產業準入政策
要嚴格實行產業政策，特別是基礎設施和企業的準入制度。那些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企業和基礎設施，達不到治理條件的，一律不能再上。制定嚴格的污染行業的準入條件，準入條件由國家發改委制定。新建和擴建項目必須符合準入條件，其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應報送省級以上環保部門審批，報國家環境總局備案。項目上馬后出現環境問題負責審批的環保部門應負擔責任。現有企業也要通過技術改造達到環保、能耗、資源消耗、安全生產等方面的準入條件。達不到準入條件的，地方人民政府或相關主管部門依法決定撤消或者責令關閉，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責令其辦理變更登記或者注銷登記。
三、區域經濟結構調整要以科學發展觀為依據
我國中西部地區是國家生態屏障之所在，大部分地域環境生態基礎脆弱，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將是中西部開發的重要任務和切入點。西部開發必須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域規劃。規劃應把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實行經濟建設與生態和環境保護并舉。大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構建高科技為主的產業結構體系，實施產業結構生態化。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實施生態補償機制。
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集約型之路
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著力構建資源節約型的增長方式，實現由“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向“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轉變。
我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由于體制原因造成的，要真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從體制入手。一是加快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進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Fisher-Vanden等人在2004年對2500家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歸功于價格調整的結果，17%是研究與開發的結果，20%歸功于工業所占份額的變化，其中價格的調整作用最明顯。二是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最大障礙在于政府職能存在“錯位”、“缺位”的問題，應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轉換，把政府職能轉到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的道路上，創造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三是加強物耗、環境方面的規制建設。由于我國在物耗、環境方面的規制不嚴，使得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給其他經濟主體造成的負外部效應很少被算入生產成本，大大刺激了企業的粗放型生產行為。一套完善的規制體系有利于一國經濟的集約化發展。四是加大科技投入，增強科學技術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水平，努力提高生產效率，促進投入驅動型經濟增長向技術進步型經濟增長的轉變。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1991
第3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為深入貫徹落實生態環境思想和全省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和全市生態環境工作暨污染防治攻堅推進會議精神，聚焦影響環境空氣質量的突出問題，全力開展空氣質量改善整改工作，改善縣城環境空氣質量，特制定本整改方案。
一、工作目標
pm2.5年均濃度同比下降2%這些就是，二氧化硫年均濃度力爭同比下降40%，全年優良天數達210天這些就是。
二、整改任務
（一）加強工業污染源深度治理
1.實施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綜合運用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行政拘留等手段，依法從嚴處罰環境違法行為，加大超標處罰和聯合懲戒力度。不能穩定達標排放的企業，一律依法實施停產整治。
2.強化“散亂污”企業綜合整治。全面排查“散亂污”企業及集群企業，依法實施分類處置。建立“散亂污”企業及集群排查整治長效管理機制，實行網格化管理，由鄉鎮黨政主要領導為“網格長”，明確網格督察員，落實“散亂污”企業排查、取締責任。對排查、取締工作落實不到位、監管嚴重失職的，追究“網格長”及相關人員責任。
3.推進焦化行業產業升級改造。福龍焦化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穩定達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精煤、焦炭等散狀物料儲存和輸送完成密閉改造，焦爐爐體安裝高清紅外視頻監控裝置，焦爐煙囪、裝煤地面站、推焦地面站、干法熄焦地面站等主要排放口安裝自動監控設施，煉焦煤氣凈化系統冷鼓各類貯槽（罐）及其他區域焦油、苯等貯槽（罐）的有機廢氣接入壓力平衡系統或收集凈化處理，加快推進焦爐機側爐口除塵系統建設。2020年底前完成揮發性有機物（vocs）控制和治理。
4.加強工業企業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建立工業爐窯管理清單，按照“淘汰一批，替代一批，治理一批”的原則，分類提出整改要求，7月底全面完成，未完成整治的工業爐窯，實施停產。
完成重點領域vocs綜合整治。按照分業施策、一行一策的原則，推進化工、工業涂裝等行業vocs綜合治理，強化無組織排放廢氣收集，配套建設末端治理設施，全面開展ldar工作。所有加油站全部完成油氣回收治理工作。
完成工業企業無組織排放管控。建立無組織排放改造全口徑清單，對物料（廢渣）儲存、裝卸、破碎、輸送及工藝過程的無組織排放實施深度治理。
5.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和特別排放限值管控。堅持污染物排放總量管控，重點工業企業按照許可證要求，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許可要求的實施停產。對現已建成投運的磚瓦窯一律執行磚瓦窯特別排放限值標準（生態環境部征求意見標準），達不到排放標準的實施關停；
現有火電（燃煤以外）、水泥企業及鍋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執行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燃煤發電機組執行超低排放標準。
（二）強化燃煤管控
6.有效推進清潔取暖。2020年9月底前完成城區及周邊的柳林鎮和穆村鎮13個村的集中供熱和煤改氣，新增清潔供暖200萬平米，中心集鎮機關單位燃煤鍋爐全部采用清潔供暖。呂梁市區周邊李家灣、圪垛、韓家坡和梁家會四個村全部實施煤改氣，涉及居民2593戶實施燃煤爐具和原煤雙清零，實現城區、城中村及李家灣4個村清潔供暖全覆蓋。
7.強化散煤煤質監管。2020年8月31日前，“禁煤區”范圍內實施燃煤爐具和原煤“雙清零”。農村分散小鍋爐禁止燃用硫分高于1%、灰分高于16%的劣質散煤，設立優質煤供應點，采用政府補貼的形式，為城鄉居民提供優質民用煤；
第4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鍵詞】 阿立哌唑； 康復訓練； 精神分裂癥； 生活質量
阿立哌唑是一種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具有獨特的受體作用機制，可以部分激動多巴胺（DA）D2受體及5-羥色胺（5-HT）1A受體[1]，能夠明顯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陽性、陰性癥狀和認知功能[2]。并且阿立哌唑的藥物不良反應較低，患者長期治療的依從性較好，還可明顯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3]，患者能夠回歸社會更好地生活、工作或人際交往。本研究以氯氮平為對照，探討服用阿立哌唑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及安全性，進一步觀察了其對生活質量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湖北省荊州市精神衛生中心住院的90例患者，符合CCMD-3中有關“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4]，年齡19～65歲，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5]（PANSS）評分≥60分。排除腦器質性精神病、嚴重軀體疾病，排除藥物或酒精依賴者、妊娠或哺乳期婦女，排除對阿立哌唑、氯氮平藥物過敏者。所有受試者或其合法監護人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按隨機排列表法將所有患者分為兩組，其中阿立哌唑組45例，男24例，女21例；年齡18～55歲，平均（29.3±8.7）歲；病程1～13個月，平均病程（7.5±5.1）個月。氯氮平組45例，男25例，女20例；年齡19～57歲，平均（27.4±10.5）歲；病程1～13個月，平均病程（7±5）個月。兩組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藥物清洗期一周。阿立哌唑組采用阿立哌唑（商品名：博思清，成都康弘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規格：5mg/片）治療，初始劑量10 mg/d，劑量范圍10～30 mg/d，平均（21.3±9.7）mg/d；氯氮平組采用氯氮平（上海醫藥有限公司信誼制藥總廠，25 mg/片）治療，初始劑量50 mg/d，劑量范圍150～400 mg/d，平均（228.4±89.7）mg/d，療程8周。可酌情使用抗膽堿能藥物及苯二氮卓類藥物改善錐體外系反應或睡眠障礙。
1.3 康復訓練措施 兩組患者均接受精神科的康復訓練。由受過專業培訓的康復治療師負責實施，每周一次。兩組患者在每周規定的不同時間點內集中在康復治療室，由治療師決定的訓練內容，依次開展以下項目的訓練計劃：（1）生活技能訓練；（2）文娛治療；（3）社會交往技能訓練；（4）作業治療；（5）家庭康復訓練。在訓練的過程中要注意幫助患者建立康復觀念，不要過分依賴醫生；解決患者目前的主要問題；康復訓練師要與患者平等交換意見，制定改進計劃；實施計劃時應有獎懲措施；要對康復定期記錄，階段總結培訓中的問題。
1.4 評定方法 于治療前及治療2、4、8周末進行PANSS量表及副反應量表（TESS）評定，同時監測血、尿常規，肝、腎功能及心電圖。以PANSS減分率評定療效：≥75%為治愈，50%～74%為顯著進步，25%～49%為進步，
1.5 統計學處理 研究數據錄入Epi-Data 3.1建庫，采用SPSS 11.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組間率的比較采用 字2檢驗，治療前后的評分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兩組間比較用獨立樣本t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療效比較 阿立哌唑組治愈17例，顯著進步16例，進步11例，無效1例，顯效率73.3%；氯氮平組分別為20、14、10和1例，顯效率為75.6%。兩組顯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PANSS評分比較 治療后4、8周，兩組PANSS總分、陽性癥狀分、陰性癥狀分和一般精神病理評分均有顯著下降（P
2.3 兩組不良反應比較 阿立哌唑組不良反應主要有靜坐不能9例，震顫7例，失眠4例，視力模糊2例。氯氮平組不良反應主要有嗜睡20例，頭暈15例，體重增加12例，流涎11例，粒細胞減少和心電圖異常各2例等。阿立哌唑組不良反應發生率顯著低于氯氮平組（P
2.4 兩組生活質量比較 治療前兩組WHOQOL-100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治療6個月后兩組在各領域均較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常見的病理機制尚未闡明的精神疾病。長期持續存在的陽性、陰性癥狀及認知功能損害是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原因[6]。抗精神病藥物雖然緩解精神癥狀，但藥物的不良反應給患者的生活質量帶來不利影響。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與精神癥狀和治療的不良反應呈負相關，與整體功能呈正相關。
精神康復又稱社會心理康復[7]，就是應用現有的設施和手段，盡量改善精神疾病患者掌握代償性的生活與工作技能，設法降低殘疾程度。其目標是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得到重新安置，使患者能獨立從事一些工作和操持部分家務勞動，提高患者適應社會的能力，提高其社會角色水平和生活質量。精神康復治療可以使患者掌握一定的精神分裂癥的相關知識，改善人際關系，改善一些不良行為，從而提高患者的自我能力，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對患者更好的適應生活、緩解病情有促進作用。
阿立哌唑被稱為DA和5-HT系統穩定劑，它可根據內環境中神經遞質水平的變化發揮相應的激動或拮抗作用，達到系統的平衡狀態[8]，對精神分裂癥的陽性癥狀、陰性癥狀有良好療效，保護患者的認知功能[9]。同時，它對膽堿能受體較少親和力，不完全阻斷黑質紋狀體通路DA活動，可使DA系統去抑制，從而維護DA/Ach，不影響運動功能和催乳素水平，從而減少或避免體質量增加[10]，過度鎮靜和錐體外系副反應發生，不良反應相對輕微[11]。
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兩組患者PANSS總分較治療前明顯下降（P0.05），說明阿立哌唑與氯氮平對精神分裂癥均有較好的療效，且療效相當。而阿立哌唑不良反應明顯低于氯氮平組，錐體外系等不良反應較少，患者軀體不適感輕微，經減少劑量或對癥處理后均能很快緩解。生活質量量表顯示，治療6個月后兩組在各領域評分均優于治療前（P
綜上所述，阿立哌唑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抗精神病藥物。在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藥物治療的同時進行精神康復治療，可以明顯降低精神殘疾率，提高生活質量，促進患者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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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鍵詞] 壓力管理；胸腔鏡手術；非小細胞肺癌；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6（b）-0170-05
1.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54， China； 2. Nursing Department，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2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tress manage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Methods Date were from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n intervention study of 60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who were admitted from August 2014 to August 201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3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Two groups were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re， and implemented stress management o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for 6 month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wo group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ancer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cale developed by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EORTC QLQ-C30）.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physical function， role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such as pain， nausea and vomiting， dyspnea， insomnia， loss of appetite， constipation， diarrhea， and economic influence. Conclusion Stress management can relieve the press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by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Key words] Stress management；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Quality of life
在入院時及出院6個月時，由課題組成員統一指導患者填寫問卷和量表，并當場收回復核，避免漏項、誤填等，以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生活質量比較
入院時，兩組患者生活質量各項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干預后，干預組患者總體生活質量及5項功能得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 < 0.05）。干預后，干預組患者疼痛、惡心嘔吐、呼吸困難、失眠、食欲喪失、便秘、腹瀉及經濟影響等項目得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 < 0.05）。見表2。
3 討論
肺癌是全球最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由于其高發病率及高死亡率，給人們生命健康造成極大威脅[2]。手術是早期NSCLC的主要治療方法，早發現、早治療并及時行淋巴結清掃術可提高NSCLC患者生存期[3]。近年來，隨著胸部CT的普及，NSCLC被早期發現，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胸腔鏡手術逐漸成為早期NSCLC的重要治療手段。胸腔鏡手術的優點是創口小，減輕了術后疼痛，減少了術后鎮靜劑的用量，更大程度保留了胸廓的完整性和患者的呼吸功能，能縮短術后的恢復時間[21]。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率明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是衡量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能更全面地反映人體的健康狀況[5]。由于疾病本身以及手術創傷給患者帶來較大的壓力，患者容易出現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導致身心不適，影響患者疾病的恢復，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為此，人們不斷探索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方法，其中壓力管理能增強個體應對壓力情境和/或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負性情緒的能力，并針對由于壓力而導致的個人身心不適的癥狀進行處理，將作用于個體的壓力調節到適宜的水平，使患者積極應對壓力事件，主動進行康復，從而改善其生活質量[6-8]。
本研究發現，對干預組患者實施壓力管理后，其總體生活質量、軀體功能、角色功能、情緒功能、認知功能、社會功能、疼痛、惡心嘔吐、呼吸困難、失眠、食欲喪失、便秘、腹瀉及經濟影響等生活質量指標均明顯優于對照組。這說明對肺癌患者進行壓力管理，能改善患者的各項功能，減輕疼痛、惡心嘔吐、呼吸困難、失眠、食欲喪失、便秘、腹瀉等癥狀，提高患者總體生活質量，增強手術治療效果。可能的原因是，護士應用壓力管理軟件科學地評估患者的壓力情況，針對患者的壓力源實施壓力管理，幫助患者認識壓力，釋放壓力，積極面對疾病，提高戰勝疾病的信心，有利于疾病的恢復，其生活質量也就隨之提升。臨床實踐證明，心理和情緒因素在疾病的治療和轉歸中具有重要作用，壓力管理能夠有效處理由于心理壓力導致的身心不適癥狀，改善患者的預后及生活質量[11-12，22]。壓力管理不僅能夠使患者深入了解自己所患疾病，還有助于患者正視疾病，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疾病的治療中[10]。本研究也是通過壓力管理使患者對肺癌有客觀的認識，從而主動配合手術，積極進行康復，加強壓力管理，獲得家人和社會的幫助，提高自己應對疾病的能力，改善預后和生活質量。據報道，患者的病情變化、治療效果與情緒等因素密切相關，通過壓力管理干預，使患者有效釋放心理壓力，從而減輕其焦慮、抑郁癥狀，患者能正確認識疾病，采取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從而會減輕癥狀，早日康復[22]。有學者認為一旦健康出現問題，來自社會、家庭及自身的壓力顯著增加，運用交談、觸摸、微笑、聆聽等多種溝通方式，激發患者正性情緒，使患者通過肌肉放松訓練，調節自我心境，達到身心放松的目的，控制疾病，加速身心疲勞恢復，提高生活質量，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11]。文獻報道，患者容易產生緊張、焦慮、抑郁、恐懼等不良情緒，進而影響治療效果，壓力管理通過評估患者的病情、心理狀況，識別患者壓力過大的表現，找出產生壓力的原因，明確壓力源，給予個體化壓力疏導，緩解心理壓力，提升生活質量[12]。本研究通過壓力干預，患者在術后6個月時，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其可能的原因是實施的壓力管理具有針對性、整體性和延續性的特點，不但在住院期間對患者進行壓力管理，幫助患者積極應對手術，而且在患者出院后，成立健康俱樂部，使患者能夠得到延伸護理服務，更好地處理壓力事件，激發正性情緒，逐漸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的整體生活質量，這與以往研究相一致[5]。
總之，肺癌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健康，影響了生活質量，其生活壓力大，需要積極進行壓力干預。通過壓力管理，緩解了患者的心理壓力，激發正性情緒，積極主動參與康復訓練，積極尋求幫助，提高其生活質量，提高微創手術治療NSCLC的效果，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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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鍵詞: 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基本方法；建議
中圖分類號： X501 文獻標識碼： A
一、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的概念及現狀
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是指在一定時間、一定空間條件下，對污染物排放總量的限制，其總量控制目標可以按環境容量確定，也可以將某一時段排放量作為控制基數，確定控制值。
近年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越來越強調總量控制的倒逼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促進作用，這符合國家發展宏觀需求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基于行業宏觀調控的總量因子（如COD）選擇往往不一定是環境質量超標的定類因子，受到發展階段、經濟轉型等因素影響，總量減排仍然處于守勢，表現為抵消了污染物的新增量，但尚未取得全局性突破，沒有表現為區域性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區域、流域的環境狀況不佳，城市、區域、水域的環境容量難以準確定量。因此，國家在制定總量控制目標時，將總量減排潛力作為主要考慮因素，環境質量因素作為次要因素。部分區域的目標總量指標與環境容量并未直接掛鉤，污染控制偏重排放量控制和治污工程建設，并未明確指向與環境質量特別是與人群生活息息相關的城市水體和空氣質量改善。“十一五”期間，在國家和區域大尺度層面，總量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協同作用表現得不十分突出。
二、總量控制的基本方法
（1）容量總量控制。按照受污染環境的保護目標和容量確定環境總量控制目標，并根據該目標規劃分配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環境容量：在污染物濃度不超過環境標準或者基準的前提下，某地區所能允許的最大排放量。環境容量是一個變量，因地域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環境要素不同以及環境質量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2）目標總量控制時代。以某一時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為基數，規劃分配總量控制目標。我國從“九五”到現在實施的是目標總量控制。比如：2013年國家確定的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是，與2012年相比，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減少2%，氨氮排放量減少2.5%，氮氧化物排放量減少3%。
三、總量控制完善發展的幾點建議
（1）加大總量控制和質量管理協同增效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強調環境質量是環境保護工作的出發點和根本目標，并不需要對目前實施的污染減排予以全面否定后才能確立。多年來，總量控制制度的實施成效，已經使我們進入了一個可以更加量化地討論總量、質量關聯的新階段。環境質量改善更應從總量―質量輸入響應關系出發，加強治污減排的針對性，并將總量控制合理歸為手段制度層次。
未來總量減排工作，必然逐步與環境質量掛鉤，通過環境質量改善需求分析，制定總量減排計劃和要求。環境質量好的地區和流域可以少減或者不減，質量差的強制多減。在“十三五”期間，可優先在現狀質量良好、污染來源明確、有特殊要求的城市、區域或小流域，根據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改善的實際需求，開展環境容量測算研究，制定基于環境容量的總量控制方案，實現污染減排任務與環境質量改善要求直接掛鉤。對于污染較嚴重、污染物排放量遠超環境容量的區域或流域，可暫時實施技術、經濟可行的目標總量控制，遠期再實現以環境質量要求為約束控制區域排污的目標。對于環境質量優良且不涉及敏感區域、水域的地區，可在保證環境質量不惡化的前提下，允許其污染物排放量持平或略有增加。
（2）總量控制仍是環保工作最重要的手段和措施
目前，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處于世界產業格局的低端，產業結構不合理、調整偏慢，二產比重依然較高，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且仍保持較快發展勢頭。產業低端化特征明顯，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推動和資源利用的擴展，資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強度、產出和效益低下的特征明顯。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矛盾突出，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容量、環境質量改善需求差異仍然十分巨大，污染物排放量削減任重道遠。
環境質量的全面改善必須以污染物排放量持續穩定下降為基礎，污染物排放量持續穩定下降必須以資源能源消費量大幅度下降為前提，資源能源消費量大幅度下降必須以發展方式實質性轉型為根本。通過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環境問題轉變的分析，從宏觀層面和總量控制角度來看，在發展方式沒有取得全局性突破之前，在資源能源消費總量下降和工業化完全實現之前，作為優化發展方式之重要手段的污染減排仍需堅持，作為改善環境質量之重要手段的污染物總量控制仍需堅持，治污減排仍然需要作為主線堅持、完善與加強，并需要國家在戰略層面上做出統籌長遠的安排。
（3）把工業污染源管控作為總量控制工作的重點
以排污許可證管理推進污染源有效管控，提高工業污染總量控制的成效，加大對有毒有害物質的管控。
污染減排的根本任務，還是對污染源進行排污管控。從2000年以來，生活污染占據比重逐步上升，不少地區將城鎮污水處理廠等生活污染治理作為絕對重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工業污染防治這一長期陣地。工業污染排放量大、危害重、風險高，統計數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國工業污染源穩定達標排放和風險防控水平，其仍然是我國污染防治的重點。
因此，必須通過總量控制落實對工業污染源的有效監管，通過最嚴格的手段對其進行綜合管控，使各地政府不再只注重污染減排任務的數字完成與否，而是轉變到對全部污染源的有效治理、有效監管工作中來，并實現新型工業化。
提高工業污染總量控制的成效。加強總量控制與排放標準、功能區劃、清潔生產、排污權有償取得與交易、有毒有害物質控制、監督性監測等相關制度的聯動，使總量控制在企業層面有的放矢，切實將各種監管手段應用于污染源。根據行業特征，出臺行業性治污減排政策，加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同時，有機結合對地方政府、監管機構、排污企業等的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完善的管控體系。
（4）以總量控制制度完善為切入點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總量控制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和關鍵實踐的核心制度條件基本具備，要積極探討污染減排與其他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的有機銜接，將國家總量控制制度從區域落地到企業層面。
第7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1．腐敗通過作用于規模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二、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
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4%和4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4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
三、相關政策建議
第8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我國污染物排放的
累積性、長期性、復合性及新型環境問題將相互交織，環境保護工作必將
更加復雜。同時，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
提高，老百姓對環境質量
的要求也相應提高。
因此，重視并加快環境
政策創新與實踐將
成為新形勢下我國
環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環境管理政策核心仍是采取防范措施和加強環境管理，辦求不產生或少產生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然而，隨著環境壓力的不斷加大，以防范為主的管理方式能否有效遏制持續惡化的環境質量？
中關村綠色國情與戰略研究小組研究員曹鳳中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未來十年，我國污染物排放的累積性、長期性、復合性及新型環境問題將相互交織，環境保護工作必將更加復雜。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百姓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重視并加快環境政策創新與實踐將成為新形勢下我國環保工作的迫切要求。
積極完善 由污染控制轉向質量改善
總體來看，我國在不同階段和不同區域選擇了多維的環境管理模式。“十二五”時期，我國采取的主要是污染控制管理模式，并處于向環境質量與風險方法目標管理模式過渡時期。PM2.5環境質量標準出臺就反映了這種趨勢。
不過，這種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治理方式，已經通過實踐證明效果并不理想。一位業內專家曾向記者直言，依靠目前的政策管理手段，嚴重的霧霾現象近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都不能消除。
事實上，不僅僅是霧霾問題。當前，一些傳統污染物，減排邊際成本開始大幅度增加，減排壓力不斷加大。盡管舊的環境問題有望逐步得以解決，但由PM2.5、重金屬、危險廢物等有毒有害物質引發的環境風險已處于高發態勢，重金屬、工業場地污染等累積性、難治理問題將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存在。污染防治重點也將由工業點源污染轉向區域性、行業性、流域綜合環境問題和農村環境問題等。
要解決這些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滲透的環境問題，顯然需要更加有效的環境管理政策。曹鳳中認為，未來十年內必須重視以環境質量和環境風險控制為核心的環保法律法規及標準體系建設。
可以看出，“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實施總量控制與質量改善雙重約束目標控制期。“在工業化、城鎮化壓力未完全解決階段，治污減排仍是環境保護的重點，短期內不能弱化，與風險防范一并作為環保工作的兩大抓手。環境質量作為目標指向，可能建立總量與質量雙重約束的考核機制。”曹鳳中說，“十三五”以后，經濟結構若能成功轉型，經濟增長與原材料消費逐步“脫鉤”，環境壓力可能逐步減輕。常規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必要性將有所降低。基于人體健康和生態系統平衡的環境質量導向預期，即創建舒適、優美、健康的生存環境，將成為環境保護工作的根本出發點。
如果進展順利，曹鳳中表示，2015年后，我國應以環境質量為基準研究制定污染排放標準，研究重金屬、持久性有機物、PM2.5等與環境健康密切相關的污染物的管理政策。按照環境質量改善的客觀規律，逐步實施按要素的系統管理方式，實現清潔且安全的水體、清新的空氣、保護與恢復的土地、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平衡的四大目標。研究以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導向的分區分類管理政策。鼓勵各地方根據自身環境狀況和突出環境問題，制定地方排污標準，實施特別排放限值，進行嚴格管控。
加大投入 提升環境經濟政策的執行力
實現環境質量達標或者環境質量安全，需要大量資金持續投入，這些資金從哪里來？曹鳳中認為，除了繼續加大政府性財政資金的環保投入外，需要拓展環保工作的資金渠道。
從目前的產業發展情況預測，“十二五”時期，中國環保產業將繼續快速增長。2015年環保產業總產值有望超過2萬億元。2011年至2015年，中國環保投資將達3.1萬億元。預計到2020年環境保護投入將翻一番。
環境經濟政策主要是指根據環境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原理，運用財政、稅收、價格、信貸、投資、市場等經濟杠桿，調整和影響當事人產生和消除污染及生態破壞行為，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和制度。環境經濟政策是實現環保規劃的重要保障和基石，是實現污染減排的重要政策支撐，是未來環境政策創新的主要方向。為此，曹鳳中認為，未來十年，應繼續強化綜合的排污許可證管理，使其成為一個污染預防和控制的重要手段；擴大排污收費、使用者收費、排污交易和其他經濟手段的使用范圍，加強其激勵作用。
拓展環保資金投入還應多管齊下。“比如，積極推進生態補償、完善排污收費政策，加快環境稅改革，加快推進綠色金融政策和綠色貿易政策的運用，逐步構建體現環境資源成本的環境資源定價政策機制等。”曹鳳中進一步強調。
讓環境政策更加行之有效
隨著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環境保護也越來越成為一項系統工程。曹鳳中表示，環境保護已成為國家責任，環境政策必然要系統地融合到國家其他各項政策中，在制定工業、農業、漁業、交通運輸、能源等經濟政策時，均應考慮這些政策對環境的影響，應將有關環保要求納入到這些政策之中。
目前，我國開始實施的環境保護綜合目錄的工作正在逐步發展。曹鳳中介紹說，編制環境保護綜合名錄，就是要通過對產品、工藝、設備進行深入分析、科學論證，來反映其對環境的影響，通過差別化的政策，將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價值內化為企業內部成本，強化企業的生態環境責任。
為達到以環境保護倒逼企業技術升級、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曹鳳中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采取差別化的經濟政策和市場監管政策，遏制“雙高”產品的生產、消費和出口，鼓勵企業采用環境友好工藝，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藝的權重，并加大環境保護專用設備投資。
第9篇：環境質量改善范文
關鍵詞：利用外資；環境質量；環境污染：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F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3）03-0042-05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內投資環境的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一直保持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2年，我國成為全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無論從經濟規模還是發展速度而言，作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潛力的發展中國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究竟是惡化還是改善了我國的環境質量狀況？或者二者之間有沒有相關性？對于二者關系的考察以及由此所作出的基本判斷，對于全面地評價和改善我國的引進外資政策和環境污染治理機制，積極探索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改善協調發展的新道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進外資影響東道國環境質量的理論基礎
1.污染避難所假說及其檢驗
環境保護和國際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在1972年聯合國發展與環境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后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家間環境保護標準之間的關系，最流行也最具有爭議性的觀點是由Walter和Ugelow提出的“污染避難所”假說。
Waiter和Ugelow在1979年提出了“污染擗難所”假說。該假說的理論依據是納入環境要素的H-O理論。由于環境保護程度受到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影響，環境要素稟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布狀況不同，環境保護程度低的發展中國家，環境要素較為充裕；環境保護程度高的發達國家，環境要素較為稀缺。發展中國家將充分利用本國較為充裕的環境要素發展污染密集型產業，而環境保護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的高污染產業必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由此，發展中國家將成為世界污染避難所。
此后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研究角度給“污染避難所”假說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證明。Feioek和Rowland（1991）認為，環境因素的介入使得生產的邊際成本發生了變化，而這會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尤其是新企業的區位決策，那些環境保護標準高的國家或地區將會日益失去其投資的吸引力。Dua和Esty（1997）提出了“向底線賽跑”規則。他們認為，由于自由貿易會賦予環境標準低的國家以競爭優勢，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和產業國際競爭的加劇，發展中國家會紛紛降低各自的環境保護標準以維持或增強其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規則，這給“污染避難所”假說提供了系統的理論證明。Ulph（1999）和Markusen（1999）則用生產成本的差異來解釋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現象。他們認為，環境標準造成的生產成本的差異所產生的“拉力”無疑會吸引污染產業到環境標準低的國家安家落戶。尤其對于環境敏感型產業，這種影響會更加強烈。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該假說所作的實證研究更是成為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熱門研究領域。Mani和Wheeler（1997）、Eskeland和Harrison（2003）、Wagner和Timmins（2004）、Hoffmann，Lee，Ramasamy和Yeung（2005）等所做的大量實證研究都表明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低收入國家確立。盡管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污染性產業在世界范圍內的轉移完全符合經濟學上的效率原則，但是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顯然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情。甚至也有一部分經濟學家產生了這樣一種擔心：污染性產業的轉移可能使得發達國家擔心產業競爭力的下降，從而產生放松環境污染監管的可能。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各國競相放松環境保護標準以防止污染性產業的轉移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那么這種環保標準在世界范圍內的“競次現象”將會導致全世界的環境保護水平降低到最低標準。
雖然上述擔心不無道理，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流動所發生的污染性產業轉移帶來的全世界范圍內環境保護標準的下降并沒有得到實證研究的一致支持，即使在很多人看來也許是顯而易見的外資的流入一定伴隨著污染性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現象，仍然缺乏足夠統一的經驗研究的證明。
2.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及其復雜性
比污染避難所假說更為流行的一種觀點是環境庫茲涅茨假說。該假說源于20世紀90年代關于構建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利弊得失的爭論和考察。人們普遍認為，美墨之間更自由的貿易政策和直接投資可能會惡化墨西哥的環境污染問題，并降低美國的環境管制標準。為了檢驗這一點，Grossman和Krueger（1993）利用簡化型回歸模型首次進行了人均收入與環境質量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人均收入與環境退化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系。隨著實際收入水平的上升，環境質量首先出現惡化狀況；但是，當收入水平持續上升到一定階段，空氣質量就會開始改善。借鑒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的經典論述，人們將環境與收入水平之間呈現出來的倒U型的變動軌跡界定為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或環境庫茲涅茨假說。該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貧困和收入水平低下，為了滿足溫飽的基本需要，人們更加關注收入增長、產出增加和就業機會的改善，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和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這就必然會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污染排放物的增加，從而帶來生態環境的惡化：但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環境質量最終將會趨于好轉。因為環境質量屬于高檔消費品，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們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會大幅度增加。而且。人們不僅有意愿，也有能力增加對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投入，這時環境狀況就會出現顯著改善。環境質量和收入水平之間這種倒“U”型的庫茲涅茨曲線是對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一種經驗概括，也給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政策選擇提供了某種依據。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圍繞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解釋力所進行的討論引發了人們更大的擔心。有研究者認為如果存在污染與收人間的倒U型關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貿易產生的污染產業分配效應。一些資料表明發達國家污染密集型生產下降的同時，其污染密集型產品的消費并未同幅下降，說明發達國家生產結構的變化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并非同步，發達國家環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國家環境惡化部分反映了這種國際分工的結果。這種解釋顯然構成了污染避難所假說的佐證。在特定條件下，污染密集型產業從環境標準高的發達國家向環境標準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促成了發達國家的環境質量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改善。但是，現在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提高的過程中，無法如發達國家那樣從其他國家進口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在強化其環境規制時，也無法將污染產業轉移出去，將面臨嚴峻的環境污染的挑戰。
環境庫茨涅茨假說的提出引發了人們大量的并且經久不衰的關于人均收入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研究。Hilton和Levinson（1998）以及Livison和Wilson（2002）等的研究都獲得了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極具說服力的證據。他們的研究結果證明：某些特定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與人均收入之間確實存在著倒U型的關系。但是同樣存在爭議的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描繪的現象只反映出經濟增長和環境狀況之間的一種形態，未包括二者之間關系的全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描繪的現象，可能是部分工業化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道路，但不一定是環境污染和治理的普遍規律。
二、外資流入影響我國環境質量的經驗依據
無論從經濟規模還是發展速度而言，作為世界上最大且最有潛力的發展中國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環境惡化的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和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所提供的理論分析思路。結合我國外資和環境質量狀況的觀察，我們可以從外資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收入效應三個方面得到關于二者之間關系的一些清晰判斷。
1.外資流入的規模和環境污染之間具有明顯的聯動效應
從總量上看，外資的大規模流入導致了生產活動的增加，這就直接導致了更多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資的大規模流入是造成我國環境污染狀況持續惡化的原因。這一結論與描述性統計分析的結果是完全吻合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持續提高。1990年大約為2.28%，1999年為24.74%，2008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29.52%。經濟產出總量增加的過程，同時是自然資源消耗增加的過程，也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過程。以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為例，考察我國三資企業工業產值和工業污染排放水平的變化可以發現，近十年來，我國三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和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之間呈現出明顯的聯動效應。如上圖所示，1998年以來，隨著三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比重的持續增加，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直保持著持續上升的趨勢，2004年到2005年以后，二者都呈現出相對輕微下降的變動趨勢。
2.外資在污染密集型行業中的資產分布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從外資流入的行業結構來看，污染排放水平較高的制造業是外資流入的首選行業。2000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中的比重均超過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的比重高達70%以上。2008年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11568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98，9億美元，占全國的比重分別達到42%和54%（見表1）。
進一步觀察外資在制造業中的投資分布，近十年來，三資企業在主要污染密集型行業中的資產占該行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均大幅增加。2008年，主要污染密集型行業，如造紙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和橡膠制品業等，單位產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分別達到160.32噸、48.46噸和55.17噸，三大行業中三資企業資產占該行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則分別高達45.69%、35.09%和45.5%（見下表2）。
3.外資流入加劇了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經得到眾多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支持。外資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大量的研究從不同的分析路徑，采用不同的數據和方法，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改革開放30年來。外資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進一步考察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眾多的經驗研究表明，外資并未推動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入下降通道。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年我國人均GDP約970元，2008年增加到4690元。然而，在人均GDP的持續上升中，工業三廢的排放量卻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趨勢。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大體上保持了一種持續下降的變動軌跡，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卻出現了持續上升的趨勢，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則呈現出明顯的先降后升的u型變動軌跡。這說明，對于工業二氧化硫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而言，外資流入加劇了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趨勢，甚至使得污染加劇的上升曲線變得更加陡峭。
三、外資引進和環境質量協調發展的制度安排
以上分析表明，外資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并非促進經濟增長所能完全解釋的。在我國環境狀況惡化的影響因素中，外資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外部力量，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改善的協調發展提出了某種警示。實現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狀況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綜合考察并科學把握二者關系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政策和環保政策的內在統一，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外資政策和促進外資經濟增長效應的環保政策。
1.嚴格的環境政策是減緩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最為重要的手段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出現向人們展示了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環境治理道路。然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成立，在部分程度上是通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的，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已經沒有通過轉移污染產業來達到環境改善的路徑選擇。在此前提下，政府的環境政策是減緩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最為重要的手段。
環境物品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點。這就意味著，一方面，環境質量很難通過私人投資者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對環境公共物品的過度消費。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這種“搭便車”現象只能通過政府的集體行動加以約束。所以，治理我國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政府的環保政策。嚴格的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僅可以弱化發達國家污染產業向我國轉移的制度誘因，也可以改變和優化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變動軌跡。使環境污染持續上升的趨勢變得更加平坦，或者使環境質量盡早出現改善的拐點。
2.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外資產業政策
首先，將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發展規劃相結合。一方面，嚴格控制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程度高的外資項目的進入。在詳細收集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我國環保部門的環境影響評價手段。對外商直接投資中潛在環境風險較大的項目從嚴評價審批。另一方面，加大對污染密集型行業外資企業的環境效應有關信息和數據的搜集和，提升對外資的環境監管能力。我國有關環境污染的信息和數據收集工作還不十分完善，尤其缺乏外資企業各行業的環境污染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外資企業環境效應評價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同時，可運用稅收等其他經濟杠桿對環境友好的外資企業實施獎勵，提高外資企業主動維護和改善東道國環境質量的動力。
其次，加大服務業吸引和利用外資的力度。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上，第二產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在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超過一半。從行業結構來看，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部門；而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來看，服務業已經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體，并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領域。我國服務業開放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我國穩定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巨大的市場容量已經使我國具備了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的基本條件。尤其在當前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更多的跨國公司有意將其非核心業務外包，以降低企業成本、增強其國際競爭力，這使得國際服務外包成為服務業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形式。也給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帶來了更好的發展機遇。相對于傳統的制造業而言，服務外包產業具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特點。所以，加大外資進入服務業的政策引導力度應成為我國未來外資政策和國內產業政策的重點方向。
再次，適當引導外資進入我國環保產業。隨著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深入人心，保護環境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全球趨勢。以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的環保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國家調整經濟結構、培育新興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舉措。我國已明確提出加大環保方面的投資，并正在編制環保產業發展規劃。我們應抓住有利時機，利用我國環保產業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巨大發展前景，加大我國環保產業的開放力度，鼓勵外資進入環保產業，特別是積極引進外資中包含的知識與技術要素，盡快建立起我國高技術水平的環保產業。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