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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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關鍵階段

頂層方案設計審慎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為發揮專業化優勢和防止部門利益，中央按照業務范圍和工作性質，將國有企業改革任務分解到相關部門，這提升了對方案設計質量和要有較高共識度的要求，但共識一旦形成，即具備更為扎實的基礎。同時，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中央堅持了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等原則，明確了進度服從質量、寧慢勿亂等思路，并且在方案設計進程中及時加強了部門間的協調、進行了更大范圍的調研和座談。頻繁的交流、耐心的溝通乃至熱烈的爭論以及地方國企改革方案的陸續出臺，為國有企業改革方案的頂層設計夯實了基礎。目前，《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已先后出臺。

地方積極探索與待令啟動。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省市已陸續出臺地方國資國企改革方案。但由于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主要方案尚未出臺，地方在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實踐中，特別是在自行理解和探索一些原則和方向時，一定程度上存在怕踩紅線、等待政策現象，實質性改革舉措還不多。隨著頂層設計方案的陸續出臺，地方國企改革的積極性將會得到釋放。

企業躍躍欲試與存有顧慮。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鼓舞，企業對新一輪改革充滿期待，特別是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興趣濃厚。由于中央層面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方案還沒有出臺，企業也存在一定顧慮：國有企業主要關心如何防范國有資產流失，非國有企業主要考慮如何參與及能否保持適當話語權等問題。相關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將會規范企業的改革行為和促進參與程度。

完善國資管理體制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條件

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對象已不是國有企業，而是國有資本及其之后的黨政機構。由于政府在國有資本布局和國有企業治理中具有主導地位，“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和完善國資管理體制就顯得尤為重要。現行國資管理體制在促進國企做大做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越位”和“缺位”并存、行政化管理方式為主、國資布局不合理等問題。為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條件，國資監管機構需要轉變職能和轉變管理方式：一方面，需要將與公共管理相關的職能移交給其他政府部門，擺脫“婆婆+老板”雙重角色于一身的定位，以更為純粹地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責；另一方面，需要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從偏重于行政化管理方式轉向以市場化管理方式為主。 現在，一些地方已開始通過梳理監管事項、建立國資監管清單等方式，來規范國資監管機構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和保障企業經營自、提升國有企業活力和效率。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清理障礙

現存的國有企業歷史遺留問題一部分是由于過去改革不到位積累的，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仍有大量辦社會職能機構和廠辦大集體改革進展緩慢等；也有一些是改革后舊體制回潮或國有企業近年來盲目擴張導致的，主要表現為人員回流和輔業回歸。國有企業歷史遺留問題凝滯了國有資本的流動性、降低了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價值，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先行解決的基礎。

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問題，關鍵仍然是“人往哪里去和錢從哪里來”。對于國有企業職工身份問題，可以采取“人資分離”和安排一定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方式加以解決，同時應明確劃斷時限以終止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置換這一已不合時宜的做法，逐步改由依照《勞動合同法》、主要通過勞資協商等來解決。對于國有企業辦社會問題，應分類解決。能否恰當地消化改革成本是改革成敗的關鍵舉措，要建立中央、地方和國企的改革成本分攤機制，與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結合，探索更市場化的資金籌集渠道。

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夯實基礎

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提升國有企業改革效率與活力的關鍵，也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由于一股獨大等原因導致不少國有企業在公司治理等方面仍有較多問題，讓國有企業成為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獨立市場主體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

新一輪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和遵循市場化方向，優化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深化人事、薪酬和勞動三項制度改革。目前從地方經驗來看，主要是結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和促進董事會建設，發揮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以市場化為導向、完善并切實落實“三項制度”；消除企業內部行政化的思想意識和運行機制，加強激勵約束機制建設等。

有序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完善國有企業經營機制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本次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頭戲，各方對此期望很高。目前來看，將競爭性國有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是地方改革的主流思路之一；推進國有企業整體上市、鼓勵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將一些業務或二三級公司拿出來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成為主要的改革方式。如果頂層方案設計對哪類資產能否混合、如何混合及非國有資本能否控股，員工持股中的“員工”范圍界定、持股比例及方式等關鍵問題，能給出標準或指引，將會有助于有序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時，也要更加注重利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來實現國有企業豐富生產要素與民營企業靈活經營機制的互補、融合，特別是要實現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在“引資”的同時，更要“引制”和“引智”。此外，要防范潛在風險和避免可能的負面效果，《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這一保障性文件的出臺，體現了對此類問題的重視。最后，在劃出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的改革底線后，還應進一步建立、完善容錯糾錯機制，用容錯機制鼓勵改革，用糾錯機制降低試錯成本。

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是實現“以管資本為主”的核心環節

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兩類公司”）是本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兩類公司”能夠直接持有股權、對出資企業履行國有資本出資人代表職責，接受國家所有權政策制定機構的公共管理，與出資人是委托關系、與控參企業是股東與公司的關系，運行機制可以參考匯金模式、借鑒淡馬錫模式，通過公司治理渠道、以市場化方式參與和影響控參企業的重要經營決策，實現國有股東“人格化”，做“積極股東”但不干預控參企業日常經營；基本功能是國有資本運作平臺、體現國有資本的雙重屬性和實現“雙重隔離”：“兩類公司”的運行要兼顧國有資本的資本性和公共性，特別是要發揮流動性、突出公益性；以“兩類公司”為界面實現政資分開、以“兩類公司”董事會為界面實現政企分開。

經過三十余年的改革和努力，中國的國有企業在規模與實力、政企關系、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在中國經濟社會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興衰事關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力，這要求我們摒棄對國有企業的先驗判斷，明確改革方向、統一改革共識、凝聚改革力量，更為務實理性地進一步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提升和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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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2014年12月1日，被稱為白酒行業首單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正式落地。據老白干酒業公告顯示，擬通過非公開發行股票3500萬股，共有5家投資者參與此輪增發。此前，貴州茅臺、山西汾酒、沱牌舍得、劍南春等酒企先后傳出欲改制的消息。

自嚴控“三公”消費的政策出臺以來，一線白酒企業茅臺、五糧液等以及二線白酒企業中的山西汾酒、水井坊、沱牌舍得、酒鬼酒等業績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下滑，白酒行業一度陷入了寒冬。

2014年11月，國家發改委會同商務部等部門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了修訂，大幅縮減了限制外商投資產業條目，“中方控股”條目數從44條減少到32條。其中，“名優白酒須由中方控股”一條的取消，意味著外資也可參與白酒行業的整合。

“白酒行業并非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是經濟改革很小的一方面。無論是民營控股，還是國有控股以及外資控股，只要有利于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就行。”沱牌舍得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周健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但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認為，白酒混改沒那么簡單。他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目前，國家層面的具體混改方案尚未公布，許多具體政策不明確。”

這也讓很多酒企對混改持觀望態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許多酒企擔心混改之后，在法律上是否有保障。因此，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中，應該允許企業試錯，要有相關法律法規來保障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的權益，規范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此外，白酒企業90%為中小企業，且多為地方國企，很難平衡各方利益。九里春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彭作權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牽扯到方方面面利益，從公司主營業務很難推進混改。例如，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等酒企的混改都是從銷售公司開始。嚴格意義上講，這并未進入混改的實質階段。

第3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轉機制、增活力，積極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根本手段。目前，全國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比例已經比較高，按資本測算整體超過了40%，個別競爭類國企甚至達到了80%以上。但在具體實踐中，還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治理機制和監管體制尚需進一步完善，難以滿足市場化的要求。二是一些基礎性和壟斷性行業，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比例還非常低，非公資本很難進入。針對這兩個突出問題， 《意見》推出了多項改革舉措。

首先，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等重點領域，選擇一批國有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范。這些領域都是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本相對集中，國企大多以獨資或絕對控股的形式存在，均存在著經營機制僵化、勞動生產率低下、競爭力弱等弊病。在這些領域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示范，有利于企業轉變機制、去除弊病，降低社會公共成本。其次，推動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支持具備條件的上市企業引入合格戰略投資者。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國有企業母公司絕大多數仍保持國有獨資。盡管底下實現了“層層混合”，但由于母公司沒有實現市場化，“老體制管新體制”，使得眾多各層級子企業也難以實現真正的市場化。推動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或引入合格戰略投資者，就是要破解國有大企業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第三，支持地方國有企業因地制宜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在結構、質量、規模和功能上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要求各不相同，國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宜“一刀切”。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范圍內，允許地方先行先試，鼓勵探索新手段、新模式、新機制，有利于激發地方改革積極性，也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體推進。

去產能、化僵尸，加快實施國有企業結構調整

在上一輪經濟增長中，國有經濟布局調整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國有資本增量投資大量投向基礎性領域和重化工行業。二是存量國有資本仍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業和領域，退出和轉移速度很慢，而且經濟效益持續惡化。國民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國有企業這種“向重集中、過于分散”的結構特征面臨著嚴峻考驗。一方面，大量布局于基礎性、資源性及重化工行業的國有企業面臨著行業產能的嚴重過剩，利潤大幅下滑，虧損面持續上升，經營遇到了嚴重危機；另一方面，大量低效率、低產出的國有“僵尸企業”又存在于各個行業，而且只增不減。調整結構、優化布局，已成為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迫切任務。

去產能、化僵尸是今年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上一階段國有資本不斷向鋼鐵、煤炭、有色等領域集中，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企業必然是當前去產能的主力軍。譬如在煤炭領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收入占全行業的比例接近60%，煤炭上市公司中90%以上的市值都由國有控制，行業前20名企業中有19家為央企或地方國企。國有領域同樣是“僵尸企業”的重災區。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由于特殊的管理體制、特殊的政企關系、特殊的職工身份，更易成為僵尸企業，也更難出清。去產能、化僵尸，既要政府主動作為，更要創新體制機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意見》明確指出，要制定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指導意見，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制定并實施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的方案，優化存量、引導增量、主動減量。同時，《意見》也指出，要健全國有資本合理流動機制，完善企業退出機制。

破壟斷、促開放，大力提升行業市場化程度

第4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國有企業是A股上市公司的中堅力量，市值占滬深兩市總市值的半壁江山之上。2015年9月13日晚，中國中鐵和中鐵二局加入停牌行列，宣布因籌劃重大資產整合事項停牌。目前A股有逾40家央企上市公司處于停牌狀態，大多數停牌原因為正在籌劃重大事項。其中，中遠、中海集團旗下的中國遠洋、中遠航運、中海發展、中海集運、中海科技5家上市公司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民生證券宏觀分析師朱振鑫指出，本輪國企改革的一大優勢是，資本市場和金融工具比以往更完善，為推動國資證券化創造了條件。國資證券化一方面可以解決誰來買國有資產、誰來盤活國有資產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公開市場的競價和監督促進政企分離，有效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出爐，本輪深化國企改革有四大看點值得資本市場期待。

看點一：推動國企整合重組，重點是在央企層面。朱振鑫稱，近期央企強強聯合的思路主要是針對龍頭企業進行整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品牌”，避免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產生惡性競爭、自相殘殺，拓展海外市場、加快產能輸出。未來央企整合方向在推動附加值較高、對出口帶動作用較大、業務存在競爭性強的央企進行合并同類項，中船工業+中船重工、東方電氣+哈爾濱電氣、鞍鋼+寶鋼+武鋼等整合預期較強。

看點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仍是重點。除過去一直提到的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外，廣發證券分析師陳果認為，此次混合所有制部分的最大看點在于對國有資本入股非國有企業的鼓勵：“通過市場化方式，以公共服務、高新技術、生態環保、戰略性產業為重點領域，對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非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投資。”

作為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國巨石已被列入首批國企改革試點企業名單，公司總裁張毓強介紹，通過推行“央企市營”，央企和民企合作，央企的實力加上民企的活力可以提高市場競爭力。

看點三：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指導意見》提出，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探索有效的運營模式。專家指出，這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主要是做股權或資本管理，通過股權的進退、資本的流動，來實現資本價值的保值增值。

近期上海國有資本運營平臺上海國際集團就完成了國資運營“第一單”――錦江航運與上港集團的戰略重組，上港集團也已將自己3.2%的股份無償劃轉給國際集團。為履行平臺功能，上海國際集團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了集團層面的整合重組，涉及14家公司和超300億元存量資產。

看點四：地方國有資本運營管理試點值得期待。陳果表示，在頂層設計方案出臺的過程中，已經基本解決了國企改革中的分歧，后續國企改革方案出臺將會更加順利，資本市場不需要等待太久。在國資改革總體方案出臺之后，各地改革也會加速推進。

2015年上半年一些地方國資改革已加快推進，廣東、上海、深圳等地改革領跑全國。廣東省面臨國資體系資產證券化率低，提高資產證券化率的訴求比較強烈；上海作為地方國資重鎮，已先試先行。

第5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三大運營商不約而同地選擇在互聯網等新興業務領域邁出混合所有制的第一步，既有從全局出發的政策考量，也是面對業務融合與競爭不得不做的現實選擇。 新興業務領域的混合探索

基礎電信業務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與不同國企的功能界定、自然壟斷行業改革、國家安全維護等問題相互糾纏，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等待有關部門統籌確定一攬子改革方案。

相比較而言，競爭性的增值電信業務較為單純，按照中央關于改革措施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要求，在混合所有制上先行一步順理成章，也可以為將來主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積累經驗。

面對OTT業務前所未有的沖擊和行業內愈演愈烈的競爭，運營商的傳統業務收入增長乏力、成本大幅上升、利潤開始下滑、“管道化”風險顯現，面向互聯網的內容、應用、能力開放平臺等新興業務在運營商長期產業布局中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

運營商將自身的業務轉型概括為三條曲線（語音、流量、內容和應用）的博弈，如果說語音曲線是運營商跟時間在賽跑、流量曲線是運營商之間網絡和服務的比拼，那么內容和應用曲線則是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面對面地短兵相接。

其實，三大運營商很早就已經開始在互聯網領域布局。

幾年來，雖然得益于母體的資源支持和互聯網產業的繁榮，這些互聯網業務單元在客戶規模、業務收入等方面獲得了一定的成長，但總比互聯網行業慢一拍，錯過了支付、位置、社交等一個又一個業務爆發的時間窗口。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運營商的互聯網業務單元從人員結構到體制機制都繼承了電信行業的老套路，組織僵化、流程繁冗、養尊處優、缺乏動力、創新不足，開發、決策、運行、激勵機制與互聯網水土不服。而業務單元的股權結構或者話語權格局相對單一，更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想按照互聯網行業的規律改造運營商的互聯網業務單元，就必須通過引入合作資本、調整優化股權結構來實現公司治理和運作方式的實質性改變，混合所有制自然成為題中之義。

但混合所有制僅是運營商互聯網業務戰略中的一環，同時也不僅僅是引入其他投資者和員工持股那么簡單。

事實上，運營商此前組建的互聯網公司也不乏與他人合資者，比如中國電信的易信和中國移動的卓望，但產品和運營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便是在公司治理和運作過程中沒有賦予其他股東足夠的話語權，導致公司過多繼承了電信行業的體制機制，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

在這場混合所有制的長跑中，如果說引入戰略投資者和實現員工持股是出發點，那么新公司基因上的“去電信化”和關系上的契約化便是兩個落腳點，而按互聯網行業規律辦事和堅持市場化原則，則應作為跑道貫穿始終。 基因上的去電信化

基因上的“去電信化”并不是簡單否定運營商母體對新公司的一切影響，而是在引入投資者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實現投資者互聯網基因的帶入，幫助新公司按照互聯網行業的發展規律重塑戰略、再造組織、搞活機制、打造產品。

重塑戰略的關鍵一在于開放，二在于取舍，必須在戰略上克服電信業全程全網、但求我有的封閉保守思維和片面追求“大而全”的產業布局慣性。互聯網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態環境，一個企業不可能上下通吃，也不可能獨力打造一個孤立封閉的自循環產業鏈。

脫離了運營商母體的新公司，要學會在“成人之美”和“借人之光”中創造價值，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將有限的資源和投入聚焦于存在比較優勢的領域。

再造組織的核心是以集中化的生產組織方式替代屬地化的利益格局，以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替代科層化的管理體系，由此來適應互聯網業務一點接入和快速反應的需要。

在新技術條件下，按照專業分工開展集中化管理、運維、支撐，變條塊分割的生產組織為條條下的集中專業運營，實現前端屬地化、后端集中化，也是電信行業低成本高效運營的大勢所趨。新公司的嘗試可以為運營商母體的改革積累經驗。

搞活機制是指在內部管理上給新公司松綁，允許其按照互聯網行業的規律和企業實際管人管事配資源。

在用人機制上，取消國有企業用工編制的上限，按照實際需要配備人員，以市場化手段聘用人員，突破職務職級逐級晉升的限制，按照績效實現人員能上能下，打開專業技術人才非管理類上升通道。在薪酬激勵機制上，取消工資總額的限制，推動薪酬市場化，按行業規律確定薪酬結構，推行員工持股，實施股權激勵，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探索向項目團隊整體授予期權允許團隊內部自由分配。在考核機制上，改變傳統的KPI考核模式，將核心指標由業務收入、利潤調整到用戶數量、占有率上來，適當關注利潤率和成長率。

在投融資機制上，要為新公司的資本運作和騰挪創造更大空間，合理設定新公司董事會和經理層的投融資決策權限，允許其一定額度內自行決策收購、出售、換股等投融資事項，以資本的力量撬動業務布局。在內部資源配置上，實施項目制，強化對產品經理的授權，權力和資源向產品經理下沉，開展內部不同項目團隊的競爭，各項目獨立核算，按照市場反應配置資源，機構間的協作可以內部結算，團隊內的激勵可以自由決定。

在退出機制上，從市場和自身實際出發有所取舍，關注退出可實現的財務回報，實現可進可退，不脫離市場化原則搞“輸血”。

上述對新公司基因的改造千頭萬緒，歸根于新公司脫離運營商母體的獨立運作，而混合所有制恰恰是實現獨立運作的前提和保障。

一方面，混合所有制可以幫助新公司克服改革的阻力和障礙，突破政策的限制和束縛。如果不引入混合所有制，新公司的所有投資、人員都來源于運營商母體，從理念戰略到體制機制，所有的企業基因都難免隨著人員和文化而帶入，觸及既有利益格局和傳統運作方式的各項改革將舉步維艱、突破無門。

同樣，不引入混合所有制，用工、薪酬、決策等機制都還必須受制于有關國有企業監管政策的剛性約束，在重大商業決策上也更容易受到非市場化因素的干預和影響。一旦在混合所有制上取得突破，公司則可能享受國資委對此釋放的政策紅利，回歸正常公司治理也有利于公司回歸市場主體地位。

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可以為新公司帶入互聯網行業基因，并提供資源和業務上的協同。要想從根本上改變新公司的基因，所引入的便不能只是財務投資者，而必須是戰略投資者，能夠幫助新公司脫胎換骨、伴隨新公司持續成長，包括互聯網行業的巨頭、專注于互聯網領域的風險投資、股權投資基金等。

他們要么是公司進入互聯網領域的教頭和資助者，能夠在戰略制定、治理結構、經營管理、資本運作等方面為新公司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和可信賴的資本支持，通過人才、經驗、模式、資本的輸出幫助新公司盡快適應新的競爭環境；要么是新公司的協同者，能夠與新公司實現資源協同和產品互補，能夠彼此提供入口、內容、通用能力，幫助新公司選擇符合自身實際、契合流量戰略、有利能力布局、具備成長性的項目，可以盡快融入互聯網的生態環境。 關系上的契約化

如果說基因上的“去電信化”是混合所有制的鯰魚效應使新公司回歸互聯網行業規律、煥發內部活力，那么關系上的契約化則更具聚焦于按照市場化原則調整新公司與相關主體的外部關系。

從契約的角度重新定義新公司與運營商母體、戰略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員工等相關主體的關系，落腳于改進公司治理和理順合作結算兩個方面。

混合所有制下，新公司應當建立一套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公司法理論將公司看成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合同安排，即所謂的公司“契約關系”理論。在公司這種經濟現象中，各種組成人員通過一系列合同明確各自的角色，形成權利義務關系，最終締造公司的存在。這一理論有效地解釋了公司與組成人員之間的平等主體關系和公司意思自治原則。

從上述理論出發，引入混合所有制之后，新公司與運營商母體之間便不再是類行政化的上下級關系，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契約關系。運營商母體只是公司的股東之一，與其他戰略投資者、持股的管理層和員工在股東地位上并無二致。

公司章程作為他們制定或接受的共同契約，對他們產生約束力。股東只能在公司法和章程規定的事項范圍內，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盡管運營商可能是大股東，但也只能和其他股東一道，通過行使表決權來選擇董事、決策股東會職權范圍內的其他事項。

如果是有限責任公司，只要章程有規定，股東的表決權甚至可以不按照出資比例分配，并且任何股東都不能隨意干涉公司事務。

運營商母體必須改變通過發文件指揮下屬公司的管理方式，不能對公司的具體業務指手畫腳、橫加干涉甚至越俎代庖。公司運作的獨立性將因其獨立人格而獲得法律確認，并憑借多元股權結構最終得以落實。

相應地，公司、股東和董事、監事之間也是平等主體間的契約關系。董事會是公司的日常決策機構，由股東會選舉產生、對股東會負責，但其職權范圍來源公司法和章程（董事、監事默示接受的共同契約）。除法定職權外，公司法允許公司章程對董事會職權進行補充性規定。

考慮到互聯網行業靈活、創新、瞬息萬變的特點，應當通過章程賦予新公司董事會更大的權限，比如一定金額下投融資和資產出售的決策權、股東會授權下員工持股計劃和股權激勵計劃的方案決策權，等等。董事、監事一經任命便在該范圍內行使職權，一人一票，并對公司（而非股東）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

董事、監事行使職權的行為僅代表他個人的意志、操守和商業判斷，而不必聽命于選舉他的股東。股東會可以決定董事、監事的薪酬和激勵方案，設置經營業績考核指標。董事、監事接受任命后，即視為與公司達成薪酬和激勵協議，公司應當根據期末的經營業績考核情況兌現薪酬和激勵方案。

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由董事會產生、對董事會負責。公司總經理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同樣享有公司法和章程（默示接受的共同契約）規定的職權，并根據公司內部規章將權力授予公司的有關機構和人員。

公司章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總經理職權進行補充，比如賦予其在董事會一般授權下員工持股計劃和股權激勵計劃的執行權等。董事會同樣不應越權干涉總經理行使職權。董事會決定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激勵和考核方案，并由公司將其轉化為與職業經理人的勞動合同。同理，核心員工與公司之間的關系，也是勞動合同和股權認購合同關系。

在公司治理結構和日常經營管理中，新公司和各類組成者之間都是平等主體的契約關系，基于自愿和市場化原則而建立。各自的職權范圍因公司法和章程的規定而具有確定性，不應被越權干涉。

這是一個過于理想化以至于實現起來非常艱難的公司治理結構，但它是混合所有制下新公司獨立于運營商母體的方向性保障，是獲得市場化活力的源泉。

除了公司治理，新公司不可避免地將與運營商母體、戰略投資者展開資源協同和業務合作。這種協同和合作同樣是契約關系，應當堅持按照市場化原則開展。在新公司成立初期，運營商母體可以將資源和能力向新公司適當傾斜，但應當將其視為投入并予以權益化。從長期看，無論是接入還是結算，都應該按市場化規則進行，應當避免電信業務和互聯網業務的交叉補貼。

綜合來看，運營商互聯網業務單元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系列復雜的業務和制度安排，不能簡單化為對外引資和職工持股。這個過程要關注運營商母體的改革訴求和決心，要關注戰略投資者的基因帶入和協同效應，關注股權激勵效果和節奏。改革的一切部署都應當圍繞著新公司的獨立運作展開，最終落腳于企業基因的“去電信化”和主體關系的契約化。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場改革內容龐雜，過程艱難，需要系統的規劃和長期的堅持。任何簡單化、草率化的顢酣和莽撞，到頭來都可能葬送這場改革。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期待著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新公司脫胎換骨，真正成為遵循互聯網行業規律、堅持市場化原則的市場主體，擺脫戴著鐐銬在懸崖上舞蹈的危險與尷尬。

第6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一、對縣汽車隊進行徹底改制

1．轉換汽車隊全部職工身份，妥善安置企業職工。

（1）固定職工安置標準：在崗和不在崗的44名職工，每個工齡年都按1200元的標準進行安置（需報國資辦批準，因按文件規定是800元）。

（2）現騁用的3名合同制工人按《勞動法》的相關規定予以辭退，并發給經濟補償金。

（3）距正常退休年齡5年內的職工，經本人申請辦理內部退養，企業按月繳納養老保險至享受退休待遇。

2．改制資金來源先用縣政府改制專用資金，待縣汽車隊的有效國有資產出售后歸還。

3、有效國有資產的處置：

一是整體出售，采取競價或協議出售組建私營企業；二是重組擴張，通過并購或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建立混合所有制企業。

4、改制成本：

（1）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醫療補助、退休人員一次性剝離基本醫療保險費。以上數據分單位和個人計算。

（2）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的在職職工，應預繳的以上各種社保費。

（3）遺屬補助，補助費按文件規定應預留。（如果現行政策遺屬補助是在養老保險中支付就不計算了）。

（4）工傷人員補助費。

（5）按800或1200元/年工齡計算補償費。

（6）合同制工人補償金或補助費。

（7）退休人員預留費用。

（8）住房公積金。

（9）拖欠職工工資、拖欠職工生活費、集資款、抵押金、借款、貸款。

（10）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的在職職工，應預留的這5年生活費按省平工資的1/3計算。

（11）失業保險。

（12）其它與車隊有關的費用，列出包括的具體項目。

改制成本的計算應以企業為主，在國資辦的指導下，人社、交通主管部門配合，根據國家相關政策進行測算。為避免引起縣汽車隊職工的不穩定，建議經縣委、縣政府作出改革決定后，再開展改制成本測算、清產核資等工作。

對企業進行徹底改制，預計要2-3年時間才能完成，因縣汽車隊有20名不在崗職工，需根據不同情況按有關政策分別處理，情況較為復雜，工作難度較大。而且，這種方式已經不符合現行政策規定。

二、對縣汽車隊進行改革

根據省委、省政府《關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促進發展的意見》要求，對縣汽車隊進行深化改革，建議采取以下3種方式之一：

1、由有實力的國營運輸企業（如：西運司）兼并重組縣汽車隊，縣汽車隊現有的職工、債權、債務均由負責重組的企業來解決。

2、通過公開引資，由民營企業收購縣車隊，出售有效國有資產，解決改制資金，償還債務。

第7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國有經濟的背后涉及到國家所有權，國家所有權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不僅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和改革，而且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長遠和現實意義。

國有經濟改革應分類進行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于國企改革的部分，最重要明確了兩點：對國企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兩方面改革互相聯系，這里僅就分類改革講些看法。

之所以要分類推進國有經濟或國企的改革，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國有經濟盤子龐大，包括了多種不同功能的企業，國家對不同功能的企業發展有不同的責任。公益功能的企業，政府必須投資支持，以便向國民提供公益服務。對一般企業，除非國家戰略需要，國家不能用特別的投資支持國企，應與非國企平等競爭。因此必須分類改革，實行分類管理。

根據企業基本功能分類推進企業改革，包括相應的資本或股權也要改革，這意味著不同的國企的改革空間和機制設計將有所不同。如對自然壟斷行業，在多數情況下“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對其他企業就不一定要控股或絕對控股。

與此同時，還要分類確定企業的法律形式及基本規范。國內一直存在國企是普通公司法企業還是特殊公共法人之爭。不同的企業法人法律形式，意味企業的法律規范、治理結構及與政府關系都可能不同。我認為，多數國企應是公司法企業，少數特殊企業可以按公司法與國家決定的章程規范，不必搞特殊公共法人，因為中國缺乏立法資源。

對企業的機制和行為規范設計也要分類，明確政府和企業的責任關系。企業功能作用、經營條件和法律規范不同，其機制和行為規范設計必然有所不同。另外，包括會計制度在內的報告和監管體系也要分類設計，企業如果承擔很多政策性業務，或從事自然壟斷業務，企業對不同的業務必須分別核算公開報告，接受監督。

國企改革可分三步走

對國企分類，從基本面看可分三步進行。

第一步，根據市場經濟體制下國企的基本功能和產業經濟性質進行分類。《決定》明確了按功能分類的原則，實際上也認可按產業經濟性質分類的原則。按功能分類的原因，前面已經討論。為什么還要按經濟性質分類？這是因為經濟性質不同，引進競爭機制的前景不同，相應的改革條件及監管模式也會不同。自然壟斷行業，就很難引入競爭，因此要采取控股加規制的方式進行管理。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國企可以分為兩大類：特殊產業領域和一般產業領域。特殊產業領域存在市場失效并且與國民經濟命脈和廣大公眾利益有關。該領域還可以再分為安全、自然壟斷、重要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幾大類。這類產業或事業有三個突出特征，一是由于技術進步、環節可分性、“替代業務”出現，整體或在部分環節會有競爭性，但總體上由于費用劣加性和規模經濟等原因，業務往往是自然壟斷或準自然壟斷或是寡占競爭型；二是服務于廣大國民的公益性顯著；三是產業事業發展相對較易受非經濟的政治因素或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歷史傳統影響。

一般行業領域都是競爭性產業，包括戰略性產業和非戰略性產業兩大類。戰略性產業主要指該產業領域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作用重大，例如技術含量高、經濟前景大的“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和支撐或拉動作用大的支柱產業，包括能源、基本原材料、重要裝備、IT電子產業中的某些領域及重要的貿易流通產業。這些產業往往都有生產和經營的規模經濟和網絡經濟的特性，但主要靠以技術和資本實力為基礎的競爭力決定產業的水平能力，不存在自然壟斷問題，不使用自然形成的稀缺的公共資源（如頻率、航線、碼頭機場等特殊地理位置），主要企業競爭力決定著國家的產業競爭力。

將一般產業領域分為戰略和非戰略兩類，不僅是因為戰略產業領域重要，還因為這些產業可能需要國家給予特殊支持。

特殊領域的主要國企，未來較長時間內國家可以繼續控股，而一般產業領域的國企，國家未必一定要控股。

第二步，根據產業內現有國企的作用、地位及其發展戰略，制定股權調整政策。對于一般產業領域的非戰略性產業的國企，國家股可以減持；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企，可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增資。在戰略性產業領域，如果已有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就沒有必要人為扶持國企。要確定這些領域企業減持的國家股下限，但這不是說要立即大幅減持，而是要明確股權調整政策，這樣可以方便企業據情機動調整股權結構。

第8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構建三元目標體系

對消費者金融保護滯后成為金融風險重要根源。長期以來，金融監管一直錨定金融穩定與金融發展雙重目標，其局限性日益凸顯，成為孕育金融風險內在原因。近年來，隨著居民財富的積累，銀行、證券和保險機構紛紛爭奪個人財富管理，以股票、債券、基金、私募股權等金融產品為標的，構造簡繁不一的組合，加之互聯網金融助力，個人根本無法清醒認識復雜金融產品，往往淪為非法集資、金融詐騙、違規理財的受害者，引發局部金融風險，對消費者的金融保護非常緊迫。

金融監管體系亟需兼顧三元目標。借鑒國際經驗，應將維護個人與金融機構間的公平交易，防范金融欺詐作為金融監管目標的第三極，構建金融穩定、金融發展和公平交易的三元目標體系，惟此才能在金融立法、金融機構設置、金融市場秩序維護上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體制和制度安排。

克服五大弊端

2015年股災深刻暴露了中國分業監管的痛點，“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監管，已遠不能適應洶涌擴張的混業經營。當前分業體制有五大弊端。

一是監管套利。以急劇膨脹的資產管理業務為例，政出多門，標準互不相通，市場廣泛借道監管偏松機構，或設計多層嵌套產品套利。

二是監管真空。互聯網金融等新生事物迅猛發展，新業態橫跨銀、證、保，監管空白導致新金融業態野蠻生長，風險頻發。

三是監管盲區。2015年股災正是場外資金利用銀、證、保各自規則，打通監管壁壘，沒有一個監管部門能全流程、全鏈條掌握入市資金的詳情。

四是監管逆勢。1980年代以來英、德、法、日、美等全面走向混業監管，強化跨部門監管機制。我國1992、1998、2003年相繼成立證監會、保監會和銀監會，這種分業監管是否合乎時值得思考。

五是割裂市場。建設統一市場是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目標，而分業監管體制把分機構監管自動延伸為分市場監管，把統一市場肢解成局部市場。

改革分業監管弊端需遵循三項核心原則。一是權力制衡原則，二是混業監管原則，三是金融生產者和金融消費者雙保護原則。

在筆者看來，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有三個發力點：

一是充實央行兩項職能，即宏觀審慎管理職能、金融信息統計職能。央行內部可增設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局，專司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識別、分析、監測與應對預案；增設重大金融機構管理局，對大型金控集團、混業金融公司統一監管；充實金融統計職能，完善金融統計標準。

二是合并銀、證、保和其他相關部委機構職能，成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范圍涵蓋除系統性重要機構外的所有金融機構和所有場內外、本外幣金融市場。

三是成立中國金融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監管所有與消費者發生的金融業務，包括存貸款、銀行卡、支付、理財等，著重保護金融消費者公平交易、財產安全、自主選擇、受教知情等權益，將信用評級機構和個人財富管理咨詢納入監管。

用好法律利器

金融法律是金融制度的載體和保證。目前我國金融法律存在總體薄弱、實操性不強、過多體現監管部門意志和更新遲緩等挑戰。當前為規范混業經營，亟待優先解決《證券法》和《信托法》的修訂與完善。

以擴展“證券”的定義和范疇為核心修改《證券法》。擴展“證券”覆蓋范疇是克服混業監管痛點的普遍做法和有效手段。美國1933年《證券法》就將證券定義為股票、債券、各類衍生品以及投資合同。2006年日本修改《證券法》，將“證券”定義擴展至“金融商品”，最大限度地將具有投資屬性的金融商品、投資服務納入《證券法》監管范圍。2017年我國《證券法》修訂正在加快進行，建議擴展“證券”的定義和范疇，為混業經營和監管奠定法理基礎。

按照國際慣例擴展信托法的內涵和m用范圍。《信托法》是另一部管理混業經營的基本大法，目前我國《信托法》實踐上面臨幾大難題，如將之狹義地局限為信托公司法。從國外經驗看，并沒有信托公司這類金融機構，《信托法》重在管業務而非管機構，將“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當事人權責利進行規范和明確。我國財富管理亂象叢生，根本原因是《信托法》虛弱和虛置。建議盡快啟動《信托法》修改，將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管理的各類資產管理業務全部納入《信托法》規范之下，著重完善信托登記制度、信托稅收制度、委托人忠義制度、公益信托制度。

從分工與配合看，《信托法》解決的是理財各方責權利的界定與劃分，以及信托財產的隔離與保護，屬于商業組織法范疇；《證券法》解決的是公開發行的條件、信息披露、三公交易等，屬于投資者或消費者保護的范疇。

推動國有銀行混改

目前，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無論是規模占比，還是影響力，國有經濟在金融業中的統領地位都是第一的，而在金融業中，銀行業的國有經濟成份尤為突出，總資產占比超過60%。

國有經濟占據金融業主導地位有利于宏觀調控，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有利于化解局部金融風險，有利于配合國家重大經濟戰略部署。然而，在獲得上述優勢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集中可歸結為低效率。

建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銀行業國有經濟改革需要加快步伐。

一是將幾家國有大銀行逐漸改造成國有資本占主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二是將中、農、工、建、交、郵儲六大行之外的國有股份制銀行改造成以民營資本為主、國有資本為輔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三是加快民間資本開設中小銀行的審核步伐。中小銀行的市場定位是吸收本地存款、向本地發放貸款，類似于美國的社區銀行。

第9篇：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產權結構

中圖分類號：F42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7-0031-03

國有企業經過37年的漸進式改革，已取得顯著成就，基本建立起較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治理結構也能與市場經濟接軌，國有資本的利用率也顯著提高。從近10年來看，2005―2014年，國有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從2.82萬億元增長到4.96萬億元，年均增長5.8%；實現營業利潤從1 622.18億元增長到2 557.92億元，年均增長4.66%。

但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國有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加入WTO后，中國經濟逐步與國際市場接軌，實力相對較強的國有企業身負“走出去”的戰略使命，直面國際市場競爭壓力的沖擊。從國內經濟環境看，我們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原有的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的經濟發展方式亟須轉型，產業結構需要同步升級，國有企業同樣面臨轉型的陣痛。

改革的實踐證明，原有的一元產權結構已經不能支撐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取得發展。國有產權中產權歸全民所有造成的結果就是產權界定的模糊性，沒有一個具體的法人能對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直接負責。在多數國有企業中，產權主體單一化導致企業治理結構混亂、效率低下，“內部人控制”嚴重。產權國有的另一大弊病是多層次委托關系。國有產權使得企業具體法人缺位，政府只得作為委托人將經營權委托給人（企業經理）行使，這種帶有行政色彩的委托關系的直接后果就是責任與收益不對稱，造成企業利益的損失。因此，國有產權企業比其他所有制企業有更高的成本，常常陷入行政干預和“內部人控制”的困境。但是，我們國家國有企業數量眾多，涉及到各行各業，眾多的國有企業有各自不同的屬性，因此改革不能一概而論。

（一）公共服務性國有企業

公共服務性國有企業是指國家出于保障公民利益、國家安全的目的而設立的企業。這類企業的評判標準是國家政策目標的完成程度，作為普通企業首要目標的盈利必須要放在承擔政府公益性、政策性特殊職能之后。公共服務性國有企業涉及公共交通、公共衛生、義務教育、國防建設等領域。

身負特殊職責的公共服務性企業的數量有限，僅占全部國有企業的10%，但社會作用無可替代。對于這類企業，為保持其公益性，政府應當擔任其直接控制人，保持其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阻止其他資本的進入。同時，這類企業的改革目的是建立有效監管體系，使得國有資本可以更有效率地創造社會福利。應通過單獨立法的手段，基本實現“一企一法”、“一行業一法規”，以法律和行政政策手段來治理和調節企業經營活動的具體細節。從本質上看，這類企業是國家機器的一種零件，其存在的意義是幫助國家實現某一特定公共目標。

（二）壟斷性國有企業

壟斷性國有企業是指兼有公共服務性和一般競爭性混合特征的國有企業，處于這兩者之間。這類企業往往因為擔負一定國家使命而形成壟斷地位，既要為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維護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貢獻力量，也保持了一般企業的本質，努力實現自負盈虧。壟斷性國有企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源壟斷型企業，如石油、天然氣、礦產等，這類企業掌握稀缺性資源而形成壟斷；一類是提供特殊產品的國有企業，包括郵政、電信、城市基礎設施等，這類企業因其自身特殊性質形成壟斷。

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應當由市場來指引，發揮市場的導向性作用，通過改革使企業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系。從產權角度來看，這類企業應當在保持國有資本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在競爭性環節引入其他資本參與改革進程，形成相對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實現在政府監管下的有序競爭，企業自負盈虧。這樣就能既保持國家的控制地位，又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同時也降低國有完全控股所帶來的高昂的監管成本，實現國有資本的有效利用。

分開來看，對于資源壟斷型國企，當由市場決定商品價格，以此來限制企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應積極制定與資源保護相關的法律規范，保持資源的可持續性開采，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企業經營獲得的利潤，扣除企業發展所需后應當先按國家所占股份上繳中央財政，再通過合理的財政支出惠及全民，使得人民能夠真正享受到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應有的福利。

對于涉及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基礎設施建設的企業，因為企業經營的目的是以社會公共性作用為主，經濟性作用次之，力求以最大限度保證公共福利最大化，經營成本具有遞減性，所提品的價格一般在平均成本水平上，保持盈虧平衡、不賠不賺。

（三）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

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是指不承擔任何特定“國家職能”，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首要目標。這類企業實際就是國家利用國有資本投資設立的在市場競爭中謀求利潤的企業，涉及食品、機械、建筑、汽車等領域。

這類性質的國有企業約占全部國有企業的60%―70%，所占比重最大，數量多、覆蓋范圍廣的國有中小企業和產業競爭度高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都屬于這類企業。國家應不再為維護這類企業的行政性壟斷地位而制定特殊的法律或政策，減少行政保護，讓其在市場中與其他性質的企業公平競爭，嚴格按照《公司法》的統一要求規范企業行為。

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在同一經濟組織中，由不同所有制的產權主體（包括國有、集體、非公有和外資）多元投資，通過資本聯合或經營聯合，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產權配置結構和企業財產組織形式。①對于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就是要使企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增加自身內在驅動力。

首先，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由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可以在較短時間內聚集大量資本和資源，突破單一投資者資金不足的限制，就可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其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使企業獲得獨立法人地位，以市場競爭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企業脫離國家行政隸屬，國家也從企業控制者的身份轉變為股東一員，不能再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將所有權與企業控制權分離，有效實現不同性質產權的順利融合，使企業本身的自主競爭力充分發揮。再次，混合所有制企業內部各種產權主體為維護自身利益會相互制約，可以避免單一產權企業中“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等弊病，從而建立起科學的決策機制、監督機制，企業決策對股東和產權所有者直接負責。最后，混合所有制實現的組織形式是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自主決策參與競爭，最終建立市場化的企業經營機制。

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從不同方面同時進行。第一，繼續深化股份制改造，通過相互參股、兼并收購、拍賣、轉讓、中外合資、規范上市等多種途徑調整和優化產權結構。②第二，通過健全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廢除、修改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規范，為其他資本進入國有企業開辟通道，其他資本的引入可以優化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以獲得更多資本回報為目的的投資，會激勵企業提高效率，做出科學決策。第三，我國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取得發展，國有企業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先鋒，但由于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時間尚短，缺乏經營管理經驗，引入實力強大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成為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參與者，在為企業帶來豐厚資本的同時可以學習外資企業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幫助我國企業迅速成長，在國際市場占據一席之地。第四，產權多元化發展的同時也要保證相對穩定性，因此要嚴格審核投資者的資質，避免可能會給企業帶來道德風險的投資隱患。經審查資質優越且能帶來長期投資的機構投資者也可以成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參與者。第五，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不能是一沉不變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中產權是可以流動、可以交易的，各方投資者可根據市場實際情況交易和置換產權，建立一個可以實現公平、公開、公正的產權交易的全國性的產權交易市場，是保證多元化產權改革發展的基礎，國有產權得以自由流動、重組。第六，推進員工持股計劃。對于國企來說，實行員工持股既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種模式，同時也是重要的激勵措施，這也是改變國企的痼疾之一――陶然教授所提的“工作激勵低效率”的很好的方式。③可以實現兩方面目標：一是可以減少高層管理人員的道德風險，保證企業行為是長期性的、可持續經營的；二是員工作為企業股東能夠從自身為企業發展做出更多努力，為企業帶來活力的同時增加職工個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公平。

將以上三種類型的國有企業改革途徑總結如表1。

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系中占主體地位，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能夠使企業以高效率、高競爭力完成企業使命，使國有企業既能支撐起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又能帶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總結三種類型的國有企業改革前景來看，公共服務性企業應堅持國有獨資的單一產權，政府以嚴格的預算管理和單獨立法監督企業；壟斷性國有企業應根據其獲得壟斷利潤的方式和企業自身性質出發將壟斷利潤惠及全民；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應通過產權多元化改革借助各方力量更好融入市場經濟，提高國有資產的盈利能力跟競爭力。

由此路線進行改革會使國有經濟內部的結構趨于優化，公共服務性國有企業的比重會逐步提高，壟斷性和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的比重會有所下降；國有經濟更多地通過質量和可持續性來保持控制力和影響力。要達成這一目標，公共服務性國有企業可能要用15―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構建適合它們的從上至下的管理體制；壟斷性國有企業由于針對不同企業需要不同的改革方案，所以改革所需要的時間是不統一、不確定的；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初具規模，為一般競爭性國有企業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它們大概需要10―15年的時間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產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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