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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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歐洲；高福利制度；中國；社會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4-0014-02

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風暴還沒完全散去，2009年底，又一場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登上了歷史舞臺。包括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都先后出現了嚴重的公共債務崩潰和財政赤字危機，歐債危機愈演愈烈。“隱形炸彈”之一便是其盲目的高福利政策。

一、審視歐洲的高福利制度

在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一個含義非常寬泛的概念，它指國家或者社會為了提高國民或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而制定的一種社會和經濟制度。不得不說，百余年來歐洲的福利制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對推動歐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曾經一度被稱作是均富社會和避免沖突的理想模式，是歐洲軟實力的重要標簽。

但是這種令人羨慕的高福利體制也是一把雙刃劍，既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為歐洲國家的長期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2009年的歐債危機就使這種體制的弊端開始真正顯現出來。

1.歐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公共開支比重加大，政府財務負擔加重。從2000年以來，歐洲各國原本引以為豪的福利制度就已經成為其不堪重負的經濟負擔。而且歐元區國家在金融危機后，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蘇最慢的地區，它只能依賴短期刺激金融業發展來帶動長期實體經濟的復蘇。為了維持高額的社會福利開支，政府只能向外大舉借債，從而導致出現大量的政府財政赤字，政府的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目前，公共開支比重大，政府財務負擔重已經成為歐洲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2.歐洲的高福利體制使得部分歐洲居民好逸惡勞，福利依賴現象嚴重。高福利體制損害了人們的就業動機，使得部分歐洲居民好逸惡勞，出現動力真空，并導致福利依賴現象的產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歐洲市場上勞動力的缺乏，從而不利于歐洲長期實體經濟的發展，反過來更加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形成惡性循環。

3.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加重了企業的稅費負擔，嚴重拖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高福利制度雖然大大提高了對勞動者的保障水平，卻在無形之中給企業增加了巨大的壓力。它扭曲了原本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大大增加了勞動力成本，導致企業無法將有效的資金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在激烈殘酷的國際競爭面前，部分歐洲企業由于資金原因應對乏力，從而拖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4.歐洲的高福利制度使得社會矛盾尖銳化，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自歐債危機后歐洲經濟低迷，歐洲各國紛紛對高福利制度采取了緊縮政策，其中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歐洲各國的移民。他們的生活將受到影響，并認為福利削減是來源于其政策上的歧視。本國人民則會認為自己原本享有的福利優惠被移民分割了，這種相互排擠、相互仇視的態度最終上升為強烈的對抗和分歧，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

歐洲國家為了擺脫進退兩難的福利困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對各國的高福利制度進行調整[1]。歐洲各國的調整措施，具體來說可以歸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縮小福利的覆蓋面，用選擇性原則替代普遍性原則。要糾正社會福利全民普遍享有的做法，使得社會福利切實流向最需要的人群，物盡其用。如此一來，歐洲各國也能縮減福利開支，提高社會福利的效率，減輕其財政負擔，有利于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

第二，削減社會福利項目，并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歐洲國家長年來實施的高福利制度使得部分歐洲人養成了過分依賴福利政策的懶散病，為了達到反福利依賴的目的，歐洲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勵措施。例如推進與就業相關的激勵制度，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并且除了養老、失業、醫療等基本福利項目外，其他福利項目正在逐步削減。

第三，加強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以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為了減少政府的公共開支，歐洲國家通過培養家庭護理員、建立社區服務體系、擴大家庭服務等途徑來加強全社會的服務體系建設。社會成員通過參與社會服務體系建設這個過程，也會影響其以后的學習和社會生活觀念。

二、反思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和西方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從理論研究和實踐層面上都相對稚嫩。雖然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問題依然存在。

理論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第一，研究內容還是不夠充分。由于社會保障既涉及主流社會對于弱勢群體的價值判斷問題，又要考慮核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實證問題，所以社會保障制度研究既屬于規范研究，又是實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在這兩個領域都存在著問題。

第二，研究方法上還存在問題。目前社會保障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經濟學為主。但是，社會保障由于涉及公民需求、公民權利以及公民意識等問題，所以必然要與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幾個學科發生聯系。對類似這些問題采取什么樣的研究方法，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合理解決，社會保障還沒做出科學的回應。

第三，學科體系發展還不完善。在中國，社會保障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并沒有成熟，迄今為止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是指，某一特定學科的科學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觀，它是由其特有的觀察角度、基本假設、概念體系和研究方式構成的，它表示科學家看待和解釋世界的基本方式。①學科體系亟待完善。

實踐層面上存在的問題：

第一，實踐中覆蓋面過于狹窄，享受社保的機會不均等。國務院于2009年9月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這標志著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已在制度上實現了全民覆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社保要實現全民覆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譬如社會保險，區縣以下的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職工和個體企業的社會保險就還都很不健全。

第二，社會保障的相關法制還不夠健全，明顯滯后。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以來，雖然國家和各級政府都先后出臺了一些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但是迄今為止國家還沒有一部統一的社會保障法，由各部門制定相應的部門規章。誠然，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部門在制定規章時難免會發生碰撞和矛盾，不利于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長期發展。

第三，社會保障的資金籌集不規范，并且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資金管理機制。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籌集還不規范，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現行社會保障資金在籌集上主要由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自行制定具體的籌資辦法與比例。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籌資方式來代替原先相對分散的投資方式，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不僅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資金管理機制。仍有很大一部分的社會保障基金游離于國家財政之外，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2]。

三、歐洲國家福利制度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啟示

目前，減輕政府和企業的財務負擔、改革高福利制度已經成為歐洲國家的普遍做法。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應該認真研究和吸取歐洲國家建設福利制度的經驗和教訓，依托國情，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社保體系。

第一，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國情化，積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國家綜合實力快速提升，這為建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是我們必須看清的是，中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和歐洲發達國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們要在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積極作用時，依托中國的具體國情，積極建設適合中國現階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二，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建立相應完備的法律制度。歐洲國家相對成熟、完善的福利制度都是以健全的法制為基礎的，每一項措施的實施和修改都有其相應的法律依據。而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立法存在著以下一些問題：一是法律、法規偏少；二是有關福利問題與其他社會政策混在一起；三是現行有關法規政策在社會福利事務的管理、監督等方面存在著模糊性等等[1]。因此，目前我們急需要完善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這是推動我們社會保障事業向前發展的關鍵。

第三，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科學化，制定科學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要根據具體情況，合理設定全國和地方的社會保障水平。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大，我們既要做到統籌規劃、考慮大局，又要充分考慮群體差異和群眾的切身需求。而且我們要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不是單純一味地補助，還應考慮多舉辦些技能補習班、學習培訓班等等，以便幫助群眾更好地就業以及再就業。

第四，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現行的官辦型社會保障體制。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單位承辦社會福利、政府包攬社會福利的模式，這是一種非系統化、非社會化的模式，存在著諸多弊端。解決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現行的官辦型社會保障體制，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市場化[1]。

參考文獻：

第2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國家的穩定器和安全網，擔負著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的重任。同時，在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下面將分析在思想理論的指導下，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下，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理論基礎

⑴宗教的慈善思想

資本主義為基督教的慈善事業打下了物質基礎，而基督教中的慈善思想也為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精神依托和理論基礎。宗教文化在歐洲有著廣泛的影響，它一直提倡慈善事業。基督教宣稱“世人均是上帝的子民，四海之內皆兄弟”，上帝恩賜世人以財富，所以世人應該共享財富。在早期歐洲，宗教倫理中“仁愛”與“慈善救濟”思想的宣傳深刻影響了后世，在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早期基督教社團所實行的財產公有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為英國制定福利分配方法提供了依據。宗教有著龐大的組織體系，從這種意義上講，它將濟貧納入了統一的組織形式，但教會本身消耗了大部分吸納來的財富，用于濟貧的數量有限，而且“有時似乎是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止痛藥片”，它有減輕的作用而沒有治好的效力。[1]以教會為主的貧民施舍逐步被政府所采納，變為政府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在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和形式進行擴充調整之后，又廣泛介入貧困、疾病、失業等重要社會問題。這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現的普遍性原則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自由是有限的，但自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自由為目標，而不是舊自由主義認為的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學說一改傳統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的反對，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主張“國家為了自由本身的緣故必須進行干預”。[2]可見新自由主義者強調一種新的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是社會與個人之間一種互換的責任和義務。它認為國家對社會經濟與生活應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防止自由主義及其經濟體制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化，但這種干預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無限度的，個人的福利與社會福利是緊密相連的，國家干預并非最終目的，應該把個人自由、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協調了起來。“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拿走個人的部分財產，這是因為國家對維護個人的安全是必要的，個人必須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3]新自由主義者還強調社會問題更多是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結果。

⑶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費邊主義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僅僅是個人或個體的綜合，而是諸多個體結合起來形成的，個人與社會之間也有一個合適的協調關系。以整體為重，以社會的延續為目標，通過一定的互助、合作達到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上，每個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力。在政治上，國家有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權力和義務。[4]但當兩者發生沖突，費邊主義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社會生活，實現社會改良，解決社會問題。只有讓社會體系中的每一個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使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增進社會效益。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強調了國家和國民的雙邊責任和義務，即兩者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英國當時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不十分合理，但費邊社會主義并不是強調一定要資本主義，而是強調要建立類似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幸福的體制增進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費邊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對英國建立起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⑷凱恩斯的思想

資本主義體系并不完善，不具備自我調節機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帶來破產和失業。凱恩斯認為只能通過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來控制和調整其功能和效率。他闡述了國家干預經濟思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希望國家調節國民分配，增加國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與此同時，凱恩斯不但提出了政府應該干預經濟，而且闡述了如何干預，及其干預的程度。比如建立累進稅制和推行最低工資等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國家干預國民收入再分配、支出的一種形式和手段。這一理論明顯影響了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程。

二、現實背景

⑴工業化進程的影響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的工業革命極大的促進了工業發展，壯大了工人階級的隊伍，這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模日趨擴大，農民轉變成為工人，依靠出賣勞動力生活，很容易陷入貧困無助的境地。在面對貧困和失業日益加劇以及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統治階級為了消除工業化的惡果維護自身的長遠利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開始認真的調整當時的社會福利政策，相應的提出了一些立法政策，并在這個時期成立了以扶貧為主要使命的國家機構，提出一種新的保障方式，在保障勞動者生存風險的同時，提高人們的整體生活水平，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⑵貧困和失業率對國家的威脅

盡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工業革命也使英國的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十分迅速，資本家依靠原始積累使其資本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另一方面，缺少生產資料的廣大勞動者，則長期處于貧困的生活狀態。英國社會處于兩極分化時期。19世紀以來，嚴重的貧困問題和失業問題使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影響了英國國內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此時，英國正在實行對外資本主義擴張，在海外不斷的拓展疆土和殖民地，但卻有大部分英國軍人應征者體檢不合格，這都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造成的。沒有穩固的軍隊不僅不能進行對外資本擴張，還威脅著本國的安全。可見貧困問題除了影響了英國的政治經濟以外，還嚴重影響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軍事效率和管理效率等。統治階層越來越認識到，通過分配方式的改革，對這些貧困者，失業者予以一定的扶持，讓其不掙扎在貧困線上，是保證國家穩定的基本措施之一。[5]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種手段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貧困以及貧困帶來的貧富之間的懸殊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⑶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不久，戰爭中被抑制的消費需求開始擴大，英國的經濟隨之出現繁榮。但好景不長，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幾乎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具有驚人的破壞力。危機的沉重負擔漸漸轉嫁到廣大勞動人們身上，英國也受到這次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出現了嚴重的生產下降，大批工廠倒閉，許多企業經營者的積累瞬間化為泡影，商品大量過剩，社會物質財富被破壞，生產力大量被閑置、被毀滅；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在一時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失業人員劇增，許多人因為無力支付房租、水電費等而被趕出公寓，到處流浪；許多學校不再招收學生，即使是公立學校也被迫關門，導致幾十萬學生失學；信用危機導致銀行倒閉，全部銀行都陷入癱瘓狀態，進一步擴大到貨幣危機，世界貿易也陷入萎縮和停滯；農產品價格暴跌。為了恢復經濟，各國又開始爭奪市場，本國貨幣貶值，結果世界市場更加狹小。1937年又爆發了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面對這種空前的危機狀況，英國政府開始真正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擴大社會保障的范疇，以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問題，全面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開始關注國民的基本生活狀況了，戰時政府把社會福利水平提高了一些，尤其是在兒童福利和醫療保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量的軍人需要重新就業，他們的疾病以及傷殘問題、陣亡者遺屬的津貼補助問題等等需要解決。戰后和平提高了國民物質文明水平，英國政府開始主動積極的制定社會保障計劃，讓每個國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體面的生活。于是社會保障計劃逐步的由只是對軍人的特權擴大到軍人家屬再到全體公民，發展和改善國民的住宅、生活和城市環境，幫助失業者和貧困者擺脫不幸等等。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把社會保障制度確定下來。這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徹底的改變了戰時為了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的臨時應急措施的狀態，而是作為一種長期戰略，促進英國經濟制度的廣泛發展和不斷完善，保障英國全體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英國重建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對英國建立福利國家有著重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W.J.Ashley 著,鄭學稼譯.英國經濟史及學說(下冊)[M].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73:307

[2]丁建定.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J].史學月刊,2002(3):46

[3]陳曉律.英國福利國家的由來與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7):76

第3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摘 要 美國是全球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在會計理論研究及會計準則制定等方面的經驗也最豐富，對于發展我們國家的會計事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特點。本文將從美國的會計宏觀管理、會計實務等幾個方面探討美國會計制度建設的特點及經驗。

關鍵詞 美國會計 會計制度 建設經驗

一、美國會計的宏觀管理

不同于大部分國家以公司法的有關條款作為公司會計的法律規定，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是以分權制為基礎來制定的，即美國的國會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作為唯一的官方代表，負責主持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實施。在SEC的主持與監督下，由民間獨立形成的會計職業組織，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來制訂企業會計實務的公認會計原則(GAAP)，以此來指導企業的會計實務。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財務報表的制定、經營成果的公示是否遵守GAAP，被認為是其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就像英國把“真實價值和公允觀念”作為其標志性的會計模式一樣，美國的標志性會計模式便是GAAP。因此，美國的會計宏觀管理制度體系可以概括為：國會SECFASBGAAP。

二、美國主要會計實務特點

由于美國會計深受產權資本和證券市場的影響，因此保護產權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是美國會計理論與實務的出發點和總目標。

1.報告體系

一家美國大型公司典型的年度財務報告包括：（1）管理部門報告；（2）獨立審計師報告；（3）主要會計報表；（4）管理部門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討論和分析；（5）會計報表的注釋；（6）5年或10年選擇財務數據的比較；（7）有選擇的季度財務資料。值得強調的是兩種進一步的美國報告實務：（1）所有公開上市交易公司編制的分部會計報告；（2）基本和稀釋后每股收益的披露。

2.計量實務

美國的會計慣例遵循了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基礎，和傳統的實現原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有：

對固定資產的計量。在清理固定資產前，不對固定資產的賬面價值進行重估，也不對其在此基礎上進行價格調整其賬面價值，但是在進行清理時，為了穩健性考慮，可以按市場公允價值對其計價。

存貨的計量。存貨的計量一般遵循成本和市價孰低原則，而成本的計量方法主要有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而運用最為廣泛的是后進先出法。市價是以重置成本計量，其上限為可變現凈值，下限為可變現凈值減去合理的利潤。

研發費用的計量。由于研發支出涉及很多不確定性因素，一項研發費用與將來可能獲得的收益之間的關系很難確定，因此在對研發費用計量的時候一般采取穩健的處理方法，即將當期的全部研發支出在當期進行全部注銷。

租賃業務的計量。對租賃業務的計量遵循的是“實質大于形式”的原則，當與所租賃資產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全部轉移給承租人時，對該項資產應該以融資租賃的方式進行計量。

所得稅的計量。由于會計處理規則與稅法規則不一樣，由此會產生相應的遞延所得稅資產與發債。

3.合并實務

美國是提倡企業編制合并會計報表的先鋒，大多數企業采用購買法進行合并，被購買企業的資產按公允價值重新估價，購買成本與兼并獲得的凈資產公允價值總和之間的差額作為商譽予以資本化，按直線法在規定年限內攤銷，攤銷年限一般不超過40年。

三、美國會計制度建設的經驗

1.重視企業會計準則的制訂

由于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項巨大而復雜的工程，它涉及的各方利益集團眾多，因此，美國歷來都對會計準則的制定和修訂都十分重視。它首先會由議會提出修訂的要求，再由議會授權SEC對修訂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調查，如果確實可行，再由FASB將修訂后的會計準則條款納入GAPP。這中間涉及到的人財物的資源耗費，不同利益之間的協調工作，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會給予充分的支持并積極地參與當中。

2.會計準則由民間組織制訂，具有廣泛性、超然性和合理性

FASB在制訂會計準則方面的權威性，不但需要SEC的授權和支持，而且還依賴其所制訂會計準則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根據規定，FASB的7名專職委員由以下組織發起提名選任：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美國會計學會、財務分析家聯合會、財務經理協會、全國會計師聯合會和證券業協會。因此，FASB成員來自社會各界，具有相當的廣泛性。進入FASB前，這些成員必須割斷原來與企業界和政府的經濟聯系，以便保持其獨立性和超然性。FASB每一項會計準則從議題確定到準則，都必須嚴格遵循“陽光下的充分公開程序”，公開征求各界意見，舉行聽證會，協調社會各界的利益。這對我國的啟示是，盡量擴大我國現在準則制訂機構成員的代表性，吸收社會各方面力量，特別是金融機構、證券管理部門和非國有企業的參與，提高準則制訂過程的公開性，從而使最終制訂的準則更好地考慮各方的利益。

3.會計準則層次分明、數量龐大

美國具有層次非常鮮明的企業會計準則。FASB是美國會計準則的最上層，只有它制定的會計準則才被SEC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FASB主要對具有重要影響的會計業務出具處理意見，它制定的會計準則構成了GAAP的主體，也成為美國所有的企業制作對外公布的財務報表所必須遵守的準則。屬于FASB下一層次的主要有緊急問題工作小組（EIBI），它主要對一些突發的緊急會計處理問題出具指導意見，以及時應對新出現的會計問題，從而引導企業對新會計問題做出正確處理。而在一些特殊性行業，比如銀行、保險等金融行業，則由AICPA下屬的會計準則執行委員會，在FASB制定的現有會計準則的基礎上，提出一些處理意見。

這些不同層次的準則和處理意見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共同構成美國GAAP體系，有效地規范了企業會計核算和財務報告行為。這對我國具體會計準則的制訂似可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參考文獻：

第4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在人們的身邊生存著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年齡大都在50開外，疾病或意外讓他們遭遇獨子夭折的厄運。在經歷了“老來喪子”的人生大悲之后，他們已無再生育能力，只能獨自承擔養老壓力和精神空虛，他們被稱為“失獨者”。失獨者，廣義上指因傷殘、疾病、自殺或意外亡故，失去了獨生子女，且不再有生育能力的“無兒無女”的父母。他們大多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趕上80 年代首批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獨子夭折。在國家需要控制人口的時候，失獨家庭為國分憂，從未考慮過個人的風險得失。如今，他們面對的是失去愛子后的孤苦無依，除了喪失愛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擔心疾病、養老等一系列現實難題，但相關幫扶、養老與醫療保障體系滯后。如何為這一群體提供有效的幫助，如何接手他們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來，成為擺在全社會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在中國，對于失獨人群與家庭的數據統計，還沒有確切的官方調查統計數字公布。但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和衛生部的《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中國現有獨生子女2.18億，15―30歲年齡段的死亡率至少為40人/10萬人，每年的獨生子女死亡人數至少有7.6萬人，由此推算全國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已超過百萬。此外，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則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推斷：中國現有的2.18億獨生子女，會有1009萬人在或將在25歲之前離世。這意味著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國，將有1000萬家庭成為失獨家庭。根據筆者在湖南省長沙市的調查發現，截止2013年7月，湖南省共有失獨者20648人，長沙有2697人，占長沙總人口比例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倍。全省失獨者自2007年以來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長，每年增加2000多人，相當于每萬人增加0.3個失獨家庭。

二、失獨家庭生存困境

（一）部分家庭生活拮據，失獨老人的物質幫扶不夠

在我們所走訪的失獨家庭中，90%以上的家庭，夫妻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以上，在失獨家庭中沒有工作的比例遠遠高于有工作的，沒有工作的比例達到64.3%。這一類人同時又可分為離休或退休、下崗以及沒有工作能力等情況。據實地調查得出的數據是，離退休失獨老人平均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其他部分的失獨家庭只能靠養老保險金、計劃生育獎勵扶助金、政府救助、親友接濟、自己勞動等方面獲得經濟收入，但是這些方面只是基本的、低標準的、不穩定的收入來源，其生活水平還很低下。而對于那些在農村的失獨家庭來說，失去唯一的孩子則意味著失去了經濟來源以及養老的依靠。因此，對于這部分失獨家庭來說，物質上的幫扶顯得尤為迫切。

國家2001年頒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涉及失獨群體社會保障的條款為該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條：“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這是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對失獨家庭給予扶助的一部法律，然而，該項條款中“給予必要的幫助”這一概念顯得很模糊，在法律上沒有一個具體的量化標準，執行起來會有很大的伸縮性。湖南省也從2006年開始頒布施行了《湖南省部分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扶助方案（試行）》，這是湖南省較早實施的對失獨家庭和傷殘家庭進行扶助的一項制度，2006年剛頒布實施時，對符合條件的失獨家庭的扶助金是每人每年600元，截至到2012年，該扶助標準已經動態調節到每人每年1620元。同國家的扶助標準一致。調查發現，長沙市各區對失獨家庭的特扶金標準并不一致。據了解，長沙市芙蓉區和岳麓區等從2008年開始已提高扶助標準至每人每月400元，高于其他區執行的國家標準。岳麓區對失獨家庭的特扶金有兩個標準：對于符合條件的無工作的純居民，每人每年4800元，對于有工作或者離退休個本地居民，每人每年扶助標準為 1620元；芙蓉區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標準提高至每人每年4800元。但是就算如此，這對于失獨家庭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遠遠解決不了問題。

（二）身體和精神狀態不佳，生活質量下降

“白發人送黑發人”這種痛苦是正常人無法體會到的，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與悲哀。很多的失獨家庭在失去獨生子女后，身體素質急劇下降，由于長期陷入悲傷地狀態很容易得抑郁癥、心臟病、高血壓、視網膜模糊并失明的現象。在我們的調查中有50%的失獨老人認為自己的非常不健康，而認為自己還比較健康的只有3.6%。同時精神上的痛苦加劇了身體健康狀況的下降，在中國的文化里孩子不僅僅是父母們血脈的繼承，更為重要的是孩子還是父母希望的依托。在失獨家庭中基本都是子女成年后因疾病或意外死亡，失獨老人一直沒有走出喪子之痛的陰影，有30.91%的人認為“生命沒有希望，生不如死”。孩子離世后身邊沒有人陪伴，他們整日以淚洗面，不肯面對現實，將自己封閉起來，足不出戶。還有23.6%的失獨老人認為“害怕和別人交流，擔心會聊到孩子的事情”，他們對外界的戒備心很重，基本上不愿意與外界有交流。相對于物質上的補償，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失獨家庭的精神慰藉，讓他們可以早日走出心理陰影，重新融入社會。

（三）對養老、醫療保障問題的擔憂

育兒養老是中國的傳統觀念。被稱為“失獨者”的他們，除了喪失愛子的情感煎熬外，如今更擔心疾病、養老等一系列現實難題。“孩子是父母的希望與保障，中國人更是把兒女看得比天還大”，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說，一旦獨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養老送終便成難解之題。在問及是否擔心養老問題時，有87.27%的老人表示“非常擔心”，表示“不太擔心”的僅占3.64%。而當問到主要擔心養老問題的哪些方面時，78.18%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沒有足夠的錢看病”，94.55%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或不能自理時沒有人照料”。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失獨家庭的醫療保障政策，大部分需要失獨家庭自己負擔。據我們了解，2012年全年，在醫療費用支出方面，有53.6%的家庭平均每月用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小于1000元，28.6%的家庭每月用在醫療方面的支出達到1000-2000元。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有50.9%的家庭表示收支已經入不敷出。他們擔心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害怕沒有足夠的穩定的經濟來源，一是擔心沒有親人能在身邊照顧自己。他們迫切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夠有所保障，能夠有尊嚴地活下去。目前，在有的地區將失獨家庭按照“三無家庭”的保障機制，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還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三、失獨家庭亟需社會支持

失獨家庭我國人口政策帶來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 這些家庭因為響應國家的號召而使自身遇上了巨大的風險。這一群體面臨的困境需要國家與社會從多角度、全方位尋求解決路徑。

（一）政府發揮主導作用

1. 建立政府層面的制度化扶助關懷體系。目前政府層面還沒有專門針對失獨群體的制度化幫扶措施，各地措施存在形式單一、政策不銜接、標準低、可持續性不強等問題。要發揮政府的主導、協調、推動作用。政府應承擔起計劃生育補償的國家責任。國家整體考慮，制定一個面向失獨者的全面關懷制度，給予針對性的服務。首先，對于當前的相關法律條文中定義不清的部分，重新審視、完善，建立明確的針對失獨家庭補償的法律體系，讓失獨群體的利益有法律的保障。其次，設立政府失獨家庭專項養老金，增加政府養老資金的財政投入，減少失獨家庭的經濟保障風險。最后完善養老制度與醫療保障制度，讓失獨家庭無后顧之憂。對于失獨家庭，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獎扶資金援助，但對喪失勞動能力的失獨老人來說這點扶助金遠不足以維持其正常生活。政府應在社會撫養費中明確一定比例用于為失獨家庭購買足額養老保險、意外傷害和大病醫療保險等，解決失獨家庭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對醫保無法報銷的自費部分要給予減免，讓這一群體生存養老都有保障。同時，要建立良好的養老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在人們因為政策限制或面臨生育選擇時，沒有后顧之憂。

2. 適當提高失獨家庭的特別扶助金標準。考慮到經濟發展、物價上漲等因素，失獨家庭的特別扶助金也要動態上調，目前長沙市的特別扶助金還太低，對失獨家庭的幫助很小，根據對失獨家庭的走訪和他們的期望，建議特別扶助金標準可提高到1000元每月，并實行全市統一標準，防止的各區不同標準造成不公平的現象。同時，每逢節假日應上門給予物質和資金慰問，對臨時有困難的對象及時的救助。

3. 加強對失獨家庭的精神撫慰和心理疏導，建立心理救助機制。對于失獨父母來說，養老、醫療等物質保障很重要，但精神撫慰更不容忽視。因此，針對失獨父母，有必要在財政支撐下，建立起心理治療機構、社區、政府等多方共同參與的心理救助機制，并將其落到實處。要以社區為平臺，組織或引導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等關愛失獨家庭，豐富其精神生活，解決失其內心的孤寂。

4. 為失獨家庭收養子女提供便利條件。首先，政府應放寬失獨家庭收養政策，為失獨家庭收養子女開辟綠色通道、創造制度上的便利。同時，為愿意再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幫助，為希望通過 “試管”生育的家庭免費提供做“試管嬰兒”的費用，以便“失獨家庭”能通過收養和再生育擺脫“失獨”的孤寂狀態。

（二）建立社區關懷機制

1. 完善社區醫療服務。結合醫療服務中心或者醫藥研究所，在社區設立衛生服務站點，為社區內60歲以上失獨老人建立專門的健康檔案，由專職助老服務員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點開展安全和衛生檢查，并做好記錄。

2. 為失獨家庭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具體可以借鑒株洲市疾病防控中心為失獨家庭提供“六心”服務的做法。對于那些不想到養老院養老的失獨者，社區派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到失獨者家里提供慰問、聊天、陪伴等精神型服務；針對失獨老人的具體困難，為他們在家務、醫療照顧等方面提供援助；以及在老人臨終的時候處理好后事，讓失獨者“老有所依”。

（三）社會志愿者積極關注失獨者

1. 失獨志愿團體籌劃建立穩定的失獨者互助關愛平臺。失獨者關愛互助平臺是一種為區域內失獨家庭提供交流與互動的平臺，失獨者可以通過此平臺交流情感、排解孤獨、組織參與各種活動。解決“失獨家庭”問題、關愛“失獨父母”，只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打破失獨家庭所陷入的痛苦內循環，從根本上給予“失獨家庭”經濟支撐和精神寄托。

第5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到目前為止，政府啟動內需的政策是戰術性的，沒有包含戰略性的調整和深層次改革。多數經濟預測和研究，并沒有認識，或不愿意承認中國進入了通貨緊縮，理論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層次矛盾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1998年政府增發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國內工業稍有增長，即有不少“名家”出來宣布“中國經濟增長到7。8%已經見底。1999年3月，中央貨幣當局負責人公開否認有“通貨緊縮”的存在，說僅僅價格下降不證明有通貨緊縮，必須同時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統計數字馬上就顯示出：3月份儲蓄超常增加，不僅說明消費難以啟動，而且表明相當一部分個體戶的經營資金退出了投資領域，政府投資沒有能夠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

198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室，由我的博士導師光主持的宏觀經濟分析課題，指出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二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究開發部主辦的《每周述評》，宋國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通貨緊縮。胡鞍綱亦認為中國進入嚴重的通貨緊縮。我認為，通貨緊縮直接所指，就是價格水平的持續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年所積累的泡沫，遠遠沒有擠干凈，需要一個以通貨緊縮或者危機的形式，降低價格，工資和成本，促使企業兼并的時期，通貨緊縮不僅難以迅速擺脫，而且在向深層次發展。通貨緊縮的第一個表現，是商品價格持續下降。我國消費物價指數1994年為最高點，同比增加21。7%1995年下降到14。8%，1998年竟然下降為負3%的水平。

1994年4月，通貨緊縮沒有任何緩解。零售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7%，消費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8%。1-----4月，零售價格指數共下降2%，折年率為6%，這是有記錄以來4個月積累的空前跌幅。4個月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為9。1%，但是工業生產絕對水平低于1998年11月的水平。貨幣數量增長率正在下降，這是一個預示短期內緊縮持續或者加劇的信號。商品價格縮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長虹再次降價。1996年，長虹彩電降價30%，這次，長虹從降價50----1000元，降幅15%左右；康佳降價100-----1500元，降幅10%左右；創維降價18%。通貨緊縮的第二個表現，是資產縮水。

1．股票市場持續下跌。

自1997年5月最高點以后，中國股票市場就一路下跌。四川長虹的股票價格，竟然從46元下跌到了12元。從1998年12月到1999年春節，討論證券法，和連續不斷的新股發行，都給股市雪上加霜，與直線飚升的美國股市，日趨恢復的香港股市，形成鮮明的對比。1999年5月17日，當兩只新基金跌破發行價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過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卻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價。

海南豪宅降價出售，是第二項資產縮水。全國積壓的8000萬平方米豪宅，已經數年，房地產公司的利益，和各項中間環節的費用，已經打入房產成本，豪宅積壓，資金是壓在銀行，損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納稅人承擔。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數千元，此次降價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元左右，降價幅度超過60%，簡直是虧血本大甩賣，這難道不是一次嚴重的資產縮水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徹底改造房地產供給體制，不清除中間環節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設投資，仍舊可能出現價格過高，居民難以承受的問題。到明年再出現積壓，降價處理，資產縮水將更加嚴重。

3．正在縮水的另一項資產，是人民幣自身。人民幣對內價值是利率，已經連續降低，對外價值是匯率，在資本外流和未來國際收支的壓力下，縮水亦在所難免。

即使按照廣義的通貨緊縮定義，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考慮在內，未來數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亦在所難免。一個重要的信號是，1999年5月份，凈出口將出現負數，國際貿易收支的逆差，進口的上升與國內經濟增長并不同步，絕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擊走私，將前幾年已經存在的走私進口正式記入進口，擴大了貿易收支逆差，這正是一種縮水效應。二是國內啟動內需所增加的收入，沒有擴大內部需求，反而擴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進口手機，經濟學稱為收入的“漏出效應”。4類國內需求，消費，投資均為疲軟，凈出口由正變為負，正是緊縮效應，只剩下一個政府開支。擴大國債發行的擴張效應被增加稅收的收縮效應所抵消。資本外流使國家外匯儲備不再增加，阻礙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發行渠道；另一條渠道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由于多年積累的不良貸款需要清理，自動產生貸款緊縮；最后一條渠道是財政赤字在銀行透支，已經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貶值人民幣并強制結匯，同時促進基礎貨幣發行。中期可采取結構調整政策，包括第一進入WTO，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目前外資的大量流入，以緩和國際收支的逆差趨勢；第二，出售國有資產；第三，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長期則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改革和戰略轉換，我已經提出8條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堅決清除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建立信譽記錄；以國債帶動勞動積累，提高農民收入，進行國土整治和農村城市化；繼續以開放促進改革，改變過分的縱向一體化，政府集中權力強化壟斷的傾向，發展社會橫向組織；將部分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進入股票市場；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西方高消費的戰略，發展獨立的高科技和國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項目的成本，等等。

總之，我們必須從歷史階段的變遷，把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看成是戰略轉換的不可避免的“變盤時的滑坡”，抓緊時機解決中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為未來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持續穩定有效益增長，創造條件。

一．需求主體轉換與利益結構調整

1999年6月份，通貨緊縮已成事實，政府和學術界在認識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達成了共識，我國需求和供給結構都出現結構性斷層，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越來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擔，居民預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響了消費和投資，不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經濟難以啟動。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財政力量承擔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擴大總需求，關鍵是調整需求結構，進行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20年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國人的需求。這是中國的出口。

第二，國內單位購買力。

第三，暴富階層的需求。后兩部分包括相當比例的進口轎車和手機，這是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在國內是豪華別墅，高檔消費品，貴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價值，高價格的東西，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供給結構，過度追求高利潤，高資本技術密集，依靠進口原材料，高工資，低就業。這樣的由少數單位和富人帶動的需求結構，和為他們服務的供給結構不能帶動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和供給出現斷層。當少數人的需求飽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華產品與大眾無緣，相對生產過剩必然出現，而且靠經濟總量的擴張，難以擺脫。所謂啟動內需，就是要讓另外3部分需求成為主體：

一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投資需求，即基礎設施，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國土整治，醫療衛生，國防公安，農村城市化等8個方面，應該由政府進行基本投資，提高民間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投資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組織動員能力，必須以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有效地解決腐敗和暴富階層沒有合法性的問題。

二是農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農用汽車和家用電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轎車和住宅。但是城鄉居民的需求似乎難以啟動。大家奇怪，老百姓為什么有錢不愿意花？銀行里不是有60000億居民存款嗎？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長期忽視和忌諱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人根據公開的統計數字，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他們沒有計算隱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為缺乏數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有少數人以非常不正當的手段實現了暴富，大多數居民手頭仍舊比較緊張，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忽視，或被掩蓋，似乎誰去研究，就沒有“實證性”，就有“否定改革開放”之嫌疑。

許多人估計，目前中國80%的銀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約20％的存款------這個“20：80”格局，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們警惕。

治病，必須對癥下藥。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著“20：80”格局，暴富階層的消費已經飽和，由于沒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國內投資，出現大批資本外逃。

國家投資很難帶動民間投資，少數人的需求又帶不動社會總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預期收入更不樂觀；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來越多地被少數人所占有，而成本越來越多地由大多數人承擔，居民預期支出增加超過了預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準備買房，治病，為子女交學費，直接抑制了消費。靠啟動股票市場，可以為國有企業籌資，但是對消費刺激不會太大：牛市時大家只要賺了錢，就要再買股票；熊市時股票被“套”，有誰會“割肉消費”？進一步啟動內需的政策，帶有一定的社會收入分配的性質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進行小幅度調整，如提高工資和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由政府財政承擔下崗工人的社會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從增量調整，肯定會增加財政赤字，最后轉化成通貨膨脹，使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因此需要從存量上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解決歷史遺留的老職工沒有社會保障的問題。

三．以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

以部分國有資產直接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場，是我5年以來多次提出的建議，至今沒有被采納。我的建議是：在我國企業改革中，我們必須對于受到損失的工人，給予適當的補償。除去待業保險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過去計劃經濟下由國家財政集中起來的，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干部多年積累的退休金和醫療費，在建立社會醫療保險的過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認和補償。

按國際慣例，高工資里包括了醫療和住房部分，難怪美國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積蓄的三分之一來買房子。退休金，是經國家立法，由政府，企業和個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險公司的，一個人勞動40年，按復利計算，可以儲蓄一大筆錢為養老之用。保險公司亦作為投資機構，使這些資金保值增殖，從投資利潤中按月償付養老金。在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這部分錢也是有的，只不過沒有給個人和保險公司，而是由國家財政統一集中投資，形成了現有的國營企業。因此，按每個職工干部的工齡，解決住房，實行工費醫療是應該的，改革住房和醫療制度，是把這部分基金發給個人，同時把以前存下的也應補給個人

如果國家和單位不再負擔職工的住房和醫療的話。對于退休金更應如此。按照工齡計算，一個30年工齡的職工或干部，如果被企業辭退或本人下海，應該按照工齡將以前存款補齊。在建立社會退休保險制度時，應該按照工齡，將全體職工的過去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補齊。資金的籌集辦法，一是拍賣一部分贏利的國營企業，二是發放一部分國營資產股票，三是發放一部分國庫券因為養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領取，所以一次性補償，并不是將這筆錢一次發給職工，而只是給每人在保險公司立一個帳戶，將國家欠職工的暗帳變為明帳。無論工作調動還是被辭退，這個存折都應隨著職工本人走。新晨

第6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應順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

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的選擇上,既要保證基金基本保持自我平衡,又要考慮農民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既要照顧多數農村收入水平較低的現實,又要為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在較高水平上起步留有制度空間;既要考慮現實條件廣覆蓋、保基本,又要著眼長遠盡量避免給今后的發展和完善設置障礙;既要滿足近期為農村老年人口基本養老保障的需要,又要為逐步提高農村社會養老待遇水平創造條件。因此,制度模式的設計上,應該充分考慮目前可以預見的幾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

(一)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趨勢。考慮到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趨勢,以及許多地方已經率先通過合作經營實現了富裕的實際,因此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應該為已經加入到合作經濟組織和已在農村企業就業的人員留出空間。一是應規定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需要集體和個人同時繳費,沒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全部由個人繳費,同時對繳費集體和參保人員個人政府給予適當補貼,以起到鼓勵集體為員工參保繳費、幫助農村參保人員個人繳費的目的。二是對于具備一定經濟條件的集體和個人應允許按照高標準繳費,以體現出效率原則,使先行富裕起來的農村居民在年老后能夠享受到高一些的基本養老保險待遇。

(二)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等等,都在加速我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進程。這個過程既可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實現,也可以通過農村城鎮化改造來實現,其結果都是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直至消除城鄉差別。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一方面將消除人員流動障礙,逐步實現人員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因此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模式的選擇上,應盡量與現已基本完善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靠攏,為兩種制度間的順利銜接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將消除人員身份限制,但是考慮到城鄉收入差別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因此應該以長期居住地來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對農村居民近階段還是應該堅持保基本的原則,繳費、發放應維持在低一些的水平上運轉。

(三)消滅城鄉剪刀差發展趨勢。解決“剪刀差”的努力一刻沒有停止過,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城鄉統籌重大戰略思想,對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里程碑意義;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黨的十七大強調,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等。目前部分地方的農村居民收入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消除城鄉剪刀差已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為此,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上,應該充分體現出效率的原則,除個人賬戶資金外,應該參照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計發辦法,將使用統籌基金發放養老金的標準與繳費多少掛鉤,鼓勵參保人員多繳費,在制度模式上不留障礙,以期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逐步消除城鄉參保人員在繳費和基本養老待遇水平上的差距。

(四)統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從長遠看,建立全國統一模式的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順應這一發展趨勢,不能再犯原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錯誤。同時,為加快建立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進程,建議對現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同一制度模式下能夠接納不同的群體,并為將來接納其他養老保險制度做好準備。此外,建議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取消人員身份限制,允許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有條件的農村居民自愿參加,以利用現有的制度不斷擴大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中長期探討

為適應以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要求,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建議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為基礎,同時根據農村社會實際情況對個別政策進行微調,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其主要框架應該包括:

(一)繳費基數。繳費基數為參保人員所在統籌地區上一年度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一點與城鎮企業養老保險相同,但起點較低,符合農村社會現實發展實際。在此基礎上,對有條件的集體組織和個人,可以擇高于該基數的繳費基數,同時應放開最高不該超過基數3倍的限制,鼓勵多繳費、多享受養老保險待遇。

(二)繳費比例。參照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于個體工商戶和個體人員參保繳費的辦法,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統一定為20%。其中: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由集體經濟組織繳納12%,個人繳納8%;沒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參保人員,20%全部由個人繳納。

(三)基金管理。按照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管理,繳費的12%記入統籌基金,8%記入個人賬戶。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混合使用,按照部分積累的模式實行代際供養,當期征繳基金用于當期已達到退休年齡人員基本養老金發放,同時可以視具體情況將按照征繳金額一定比例的基金單獨存儲,預留用以緩解未來老齡化趨勢帶來的基金支付壓力。

第7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耦合性　西方國家　社會保障制度　借鑒意義

社會保障通常被定位為社會的穩定器，它不僅是一個社會學專有名詞，也是經濟學經常研究的重大論題。社會保障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發展市場經濟有著重要意義。

一、社會保障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學理透視

1.的社會保障理論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涉及了某些社會保障的觀點，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觀察，一是收入和分配，二是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同時馬克思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對社會總產品進行了劃分。再分配就是對社會總產品進行第二次扣除，主要用于社會成員的教育、衛生醫療保健、養老、建設公共福利設施以及進行社會救濟。馬克思的這一論述高度概括了社會保障的主要內容和實質。

社會再生產就其內容看既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又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包括生產資料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兩個方面。社會保障對社會再生產的作用在于它是勞動力再生產即人的再生產的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以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保證經濟的運行。

2.凱恩斯的反危機理論

凱恩斯認為，國家的生產和就業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有效需求，但由于三大心理法則的作用，經常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從而誘發經濟危機，致使大量勞動者失業。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困境，僅僅依靠市場自動調節機制是無法順利解決的，因此必須要求國家利用財政支出和收入來影響消費需求。社會保障作為國家干預的手段，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采取普遍的福利政策，有助于刺激消費，保障就業，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由自然人成為市場主體，并且面臨著市場經濟競爭帶來的失業、破產等風險，從而對個人的生存構成威脅，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因此社會保障的建立成為發展市場經濟的題中之義。社會保障的完善可以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同時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社會保障可以為勞動者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從而促進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但是如果社會保障標準超過社會承受能力，也會加重經濟負擔，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

1.西方國家社會保障的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德國模式。歐洲大陸大部分國家以及日本都沿襲了這一模式。德國模式的特點在于，它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在不同職業基礎之上的，主要是依靠勞動者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貢獻，這一體系充分反映了國家內部不同職業及其收入特點。法制的強制性也是德國模式的一大特色，具體表現在：公民必須參加法定的社會保險，定期繳納社會保險費；獨立的保險機構經營除失業保險以外的其他保險，保險公司獨立自主管理，政府僅僅起到指導協調作用，保險基金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

第二種是瑞典模式，包括北歐、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這一模式主要特征是社會保障內容龐大、保障水平高，覆蓋范圍較廣，基本上覆蓋所有成員，不論其經濟地位和職業狀況。其另外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基金的來源于各行業的雇主，雇員基本上不繳納。

第三種是澳大利亞模式，美國在社會保障方面也是采用的這一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是僅特定對象接受政府的保障，主要是生活貧困者，其余社會成員必須通過市場途徑謀求個人保障方式。私人保險業起主導作用，國家則處于次要地位，保險資金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納，國家主負責社會救濟和公費補貼。

2.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

第一，從覆蓋面來說，社會保障覆蓋面非常廣泛。從社會保障的項目看，基本囊括了生、老、病、死、傷殘、子女等所有項目，從公民生活必需的健康、傷殘等各項社會保險到公民生活所必需的食物、教育、居住等各項社會福利，“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從保障的對象看，凡事勞動者，不管在國有制還是私有制經濟下勞動，不管是市民還是農民，全體社會成員都處于社會保障的安全網之中。

第二，從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看，具有多樣性和多層次性。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于社會的多個方面，雇主、雇員和政府按一定比例承擔（工商保險除外），企業破產時，政府會給予補助，個人享有的社會保障也不會受到影響。由于非盈利租住和民間團體發達，一部分社會保障金也會由他們資助，這樣就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第三，從社會保障的運行看，管理體系多元化、保障制度法制化。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的主力是企業、地方政府管理，國家僅僅起輔助作用，管理相對比較分散，權利下放，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權力比較大。各國一般都設立單獨的社會保障機構，這些機構實行自上而下單獨管理，政府對社會保障進行統一監管。西方國家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比較完善，而且他們通過立法將社會保障納入社會經濟體制之內，從而賦予其合法性。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之內的公民不需要提交申請，社會保障會依照法律規定自動提供，提供者也無需進行選擇。從而使社會保障成為公民的一項絕對的經濟保障。

3.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問題及其改革

第8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國際比較與借鑒；多層次；養老保險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09)06―0135―06

一、世界養老保障制度創建與演變

現代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創始國德國于1899年頒布了《養老殘疾保險法》，取消原有對被救濟者的家計調查，關閉濟貧院，創立了一套覆蓋廣泛的強制性繳費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此同步，丹麥建立了另外一種社會養老體系――老年援助計劃，該計劃使老年人脫離了一般社會保險范圍，凡屬60歲以上符合規定的貧困人口，都可以申請領取養老援助，新西蘭(1898)、澳大利亞(1908)和瑞典(1913)也先后建立了類似的養老計劃，逐漸形成一種非繳費式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拉丁美洲也是較早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地區，智利于1924年在該地區建立了第一個規養老保障制度，烏拉圭、巴西、厄瓜多爾和秘魯先后在30年代建立養老保障制度，由于拉美國家獨立以前多屬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國的殖民地，他們沿用了歐洲國家的養老保障制度模式。

二戰之后，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建立起來。1949年，有44個國家建立了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到1977年，擁有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國家超過140個，到1999年，這個數目達到了166個，這表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養老保障體系。國外社會養老保障模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創建初期到二戰之前)，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開始萌芽，以社會養老保險為主。第二個階段是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逐漸從社會養老保險過渡到社會養老保障，建立了普遍性、廣覆蓋、國家承擔大量責任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第三個階段，世界各國養老保障模式不斷改革與調整。

首先，單一的養老保障體制逐漸演變為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為應對養老金支出的壓力和老齡化的巨大風險，OECD國家逐漸形成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第一層次專為最低收入或無收入的老年人設計，資金來源于稅收，第二層次是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金計劃，第三層次是強制性個人賬戶制，第四個層次是自愿退休儲蓄和非年金收入。世界銀行也在發展中國家大力推廣五支柱的養老金體系：零支柱是以消除貧困為明確目的的基本支柱，無需繳費，任何貧困老年人都可以申請；第一支柱是強制性、非積累制的，由政府管理的待遇確定型制度；第二支柱是由私人機構管理的，強制性的，積累制的繳費確定型制度；第三支柱是自愿型養老儲蓄制度；第四支柱是非經濟支柱，包括家庭贍養，醫療服務和住房政策等。

其次，從現收現付制向預先積累制的演變。現收現付制難以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財政問題，70年代后，發達國家普遍改革單一的現收現付制，強調養老金積累賬戶的作用。發展中國家(以拉美國家為代表)也展開了個人賬戶積累制的改革。智利、玻利維亞、墨西哥等發展中國選擇了替代模式，停止改革前的現收現付體制，新就業人員都要加入私營的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秘魯和哥倫比業實行了并行模式，在縮小現行現付制的同時，引進私營管理的積累制養老金計劃；阿根廷、烏拉圭以及一些東歐國家實行混合制模式，將現收現付制轉變為養老金計劃的第一支柱，同時建立一個強制性私營管理的積累制作為第二支柱。

再次，從待遇確定制向繳費確定制的轉變。與現收現付向預先積累制的轉變同步，多數國家的養老金從待遇確定型逐漸轉變為繳費確定型。在現收現付制下，個人按照政府預先計算的替代率公式，定期繳納養老保險費，在退休時定期領取定額養老金，繳費和待遇都是確定的。但預先積累制難以采用待遇確定制的方式，因為預先積累制更多與個人的貢獻和繳費相聯系，個人未來的收入是不確定的，因而其繳費水平不確定。待遇確定制使得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了社會養老保險的財務風險，有效促進了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現狀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城鎮建立了多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農村建立了以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為基礎，農村五保工作制度為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1、城鎮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要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發展商業性保險業作為補充；城鎮職工養老金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建立統一的養老保障管理機構，養老保障行政管理和社會保險基金分開經營。1997年，國務院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將城鎮從業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建立健全省級養老保險調劑基金，在完善市級統籌基礎上，逐步實行省級統籌，條件具備時實行基本養老金的基礎部分全國統籌；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建立補充保險，積極發展商業養老、醫療保險。2005年，《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對城鎮職工的養老金發放標準、籌資機制等做了要求，特別規定將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從城鎮職工擴大到私營個體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其繳費標準相當于當地平均工資的20％。2008年，五省開展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事業養老保險采取與企業養老保險的主要內容相同的政策框架，事業單位和個人共享承擔繳費責任，養老金水平與個人繳費掛鉤，逐步實行省級統籌，建立“職業年金”制度，由符合資質條件的投資管理人進行管理。經過不斷地改革與試驗，我國城鎮養老保障取得了長足進步。

2008年末，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21890萬人，其中參保職工16597萬人，參保離退休人員5293萬人，離退休人員的平均退休金水平達到1200元(2009年)；城鎮養老保險基金年年結余，到2008年，基金累積結余9000多億元。截至2007年，企業年金已經積累了大約1300億元企業年金，1000多萬城鎮職工參加了企業年金計劃，而且，企業年金已經基本讓渡給符合資質的投資管理人和資產托管人進行管理。在統籌層次上，到2008年，大多數省份的城鎮養老都實現了制度上的省級統籌，按照規劃，將于2009年底在全國實現養老保險的省 級統籌。同時考慮到養老保險待遇可攜帶性太低，造成大量參保者退保，各級政府紛紛制定政策，首先實現了養老保險的省級區域內的可移動性，中央政府也計劃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在全國范圍內的轉移接續。在做實個人賬戶方面，1998年，國家開始在東北三省開展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工作，截止到2008年底，試點工作擴大到全國17個省(區、市)，并實施了“動態做實”方案，允許各省市根據本地工資水平確定做實個人賬戶的規模，即各省市可以根據工資增長情況自行決定增加做實個人賬戶的規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據做實的比例提供相同的補貼。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

改革前的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養老保障是一種低水平的集體保障形式。1956年，政府建立了農村“五保”供養制度，1958年在建立了敬老院，但農村絕大多數農民基本處于國家整體的養老保障體系之外，農民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和土地等途徑養老。改革開放后，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推進，農村社會養老需求日益增加。順應新的形勢，各級政府開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改革的探索。1986年，民政部召開全國農村基層養老保障工作座談會，提出探索農村基層養老保障雛形，其中包括發展社區型的養老保障制度。1992年，民政部制定《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首次正式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設計思路是農民繳費、集體扶持，政府給予優惠，農村社會保險實行縣級統籌，采取分段繳費的方式。但這種社會養老保險方式帶有叫顯的商業性質，加上養老金管理缺乏效率，農民的參保積極性并不高，效果不甚理想。到2008年，參保人數不足7000萬，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也僅為400多萬，且許多繳費較少的農民養老金水平非常低。

2009年，國務院研究決定在全國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2009年試點范圍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到2020年前基本實現全覆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模式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籌資方式，強調農村社會保險中個人、集體和國家的三方責任，將農村年滿16～60周歲的農民都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參保范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主要內容，一是實行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相結合的養老待遇，國家財政全額支付最低標準基礎養老金；二是實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籌資辦法，地方財政對農民繳費實行補貼。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最低標準基礎養老金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補助50％，確保同一地區參保農民將來領取的基礎養老金水平相同，從而體現新農保制度的基本性、公平性和普惠性。

3、我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突出問題。

(1)養老保障城鄉二元分割，缺乏銜接。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存在嚴重的城鄉失衡。城鎮養老保險以城鎮職工為參保對象，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則以農村居民為參保對象，這樣，以戶籍為標準，養老保障被分割成城鄉二元體系，城鎮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遠高于農村，農村人口則難以進入城鎮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到目前為止，城鎮基本上建立了國家養老保障模式，有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權利義務相對應、管理服務社會化這樣一些特色，而農村實際上還是一種家庭保障為主的模式，農民應對生存風險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制度化的養老保障和養老、醫療保障以及社會捐助，只覆蓋極少一部分農村人口。2008年，城鎮領取退休金的人口5300萬人，而領取養老金的農民僅為400多萬；城鎮職離退休人員人均退休費超過1100元，農村參保老人的人均養老金僅為80余元，城鎮退休金水平是農村養老金水平的14倍。

(2)城鎮養老保險可攜帶性差。目前，我國只有部分省份內部實現了養老保障賬戶的轉移接續，養老保險賬戶只有在各統籌單位內才能實現轉移。而且，職工跨地區流動時只轉移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不轉移社會統籌資金。而農民工的社保關系轉移則更為困難，一旦農民工出現省際流動，其往往只能退保，退保時又只能獲得個人賬戶資金。2009年，人保部制定《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參保人員跨省流動就業的，其養老保險關系應隨同轉移到就業所在地。參保人員在轉移養老保險關系和資金后，其流動前后的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合并計算，個人賬戶儲存額累計計算。但是，由于養老保障的長期統籌層次低，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區差異大，社會養老保險的省際轉移接續在實際操作中，難度仍然相當大：不同地區都有特有的參保要求和支付方式，難以在近期內實現統籌；同時，社保關系的跨地區轉移會影響地區的局部利益，而在長期“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各地財政各自為政，養老保險跨地區的轉移意味著東部沿海地區大量的養老保險收入可能流出本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可能成為養老保險省際轉移接續的阻力。

(3)缺乏基本的養老保障法律規定，且立法爭淪較大。我國現行城鄉養老保障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文件引導，還沒有一部養老保障的正式法律制度。在無養老保障法律的情況下，各地政府的養老保障政策不具備法律效力，執行存在一定困難，而且民眾也缺乏維護自身基本養老保障權利的法律武器。

但我國養老保障的復雜性導致養老保障立法面臨種種困難，《養老保障法》(草稿)在征求社會意見時，在養老保險覆蓋面、享受養老金的條件、待遇支付、費率等細節上都存在較大分歧，難以達成共識，原定于2009年審定第三稿的計劃也可能被迫推遲。如在繳費年限上，一些人認為年齡較大的勞動者即便現在參保，到退休時也難以達到15年的繳費年限，故而應該縮短年限，如縮短為10年；而有些專家則從養老保障制度的正常收支出發，認為應該延長到20年甚至30年。在養老保險的費率上，目前養老統籌層次較低，多在市縣一級，各地均按照當地的以支定收的方式確定，各地對于養老保險繳費率的意見也各不一樣。而且，社會保險法立法不僅涉及參保人重大權益的調整，更是對不同地區利益、不同群體既有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各地方政府對于養老保險的統籌問題的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雖然中央政府提出了全國統籌的長遠目標，但尚未形成明確時間表，各地的養老金實際上還是屬于地方政府自我管理。由于中國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尤其是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差異較大，富裕地區的反對改革的一大阻力。由于上述種種原因，養老保障的立法工作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恐怕在短期內難以形成統一意見。

(4)農民工和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突出。目前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4億。由于農民工的收入水平較低，他們很難承擔現行養老保障制度規定的繳費額，而其雇主從勞動成本的角度也往往缺乏能力為其提供足額的社會保險金，高 的繳費率和過低的收入水平形成強烈反差，使得他們難以獲得養老保障。以一個代表性農民工來說，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一股為地平均工資的60％左右，2004年廣東外來農民工的平均收入為750元，僅為廣東社會平均工資1852元的40％左右，其按照現行標準全面參會與社會保險繳費的難度很大。農民工多處于非正規就業部分，失業的風險較大，他們往往難以滿足最低15年的最低繳費年限的要求，城市農民工基本處在城市的養老保障網絡之外。

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農村土地大量被征刷，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日益突出：農民土地被征用之后，如何合理妥善地安置失地農民，如何解決和處理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成為社會焦點問題，也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大問題。失地農民之所以成為問題，其實質就是在土地被征用過程中農民利益沒能得到合理的維護。目前的土地產權制度中，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界定不清，加上土地征用過程不規范、補償標準不合理，都嚴重侵害了失地農民的經濟與社會權益。另外，城鄉養老保障標準和水平的巨大差異也是失地農民缺乏養老保障的重要原因。

三、國外社會養老保障的經驗和借鑒

1、養老保障制度必須具有可持續性。

養老保障制度的剛性較強。在許多發達國家，養老保障政策作為政治高壓線，消減養老保障支付的政策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西方國家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舉步維艱。二戰以來，福利國家為了維持高標準的福利水平，逐步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公共開支體系。歐美各國在1960―1980年間的社會保障支出增長率普遍要高于經濟增長率，社會保障支出在政府總財政支出和GDP中的比重越來越高，1960―1992年間，OECD國家的養老保障支出從占GDP的比重從4～5％上升到10～12％，而一些北歐福利國家的養老保障支出則接近GDP的20％。這導致政府財政負擔過重，出現財政赤字，1970年代后期以來，西歐主要國家的財政赤字多數大幅增長，美國社會保險費在1983～1989年的缺口則達1500―2000億美元；。

發達國家慷慨的養老金支付水平建立在經濟持續發展、人口撫養比沒有較大變動的基礎上。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龐大的財政開支尚能得到支撐，一旦受到經濟衰退和人口老齡化加劇的沖擊，政府有限的財政收入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社會福利支出又具有較強剛性，政府不得不實行赤字財政，通過發行巨額公債來彌補日益擴張的養老保障支出，導致養老保障制度非常脆弱。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和執行養老保障繳費標準和支付水平上，在領取資格和支付項目上，在普享制與家計調查之間，在長期與短期之間尋找一種平衡。

2、有關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

從世界各國的養老金改革與運行實踐來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養老金制度都存在各自的優缺點，現收現付制的優點相對構成基金制的缺點，而現收現付制的缺點往往是基金制的優點。現收現付制的優勢在于可以迅速建立全額的養老金領取權，并使處于支付階段的養老金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還可以根據經濟增長情況來改變養老金的實際價值。但現收現付制易受勞動者與領取養老金者的相對比例減少(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影響，即所謂的贍養率(dependeney ratio)的影響，它還使得養老金領取者依賴于未來的勞動力。我們可能需要對基金制究竟對于中國迎接未來挑戰的過程中能夠起到何種作用，以及它對于現收現付制的優勢問題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并不能簡單做出基金制優于現收現付制的結論。

同時，在選擇養老金計劃的模式時，我們必須考慮到不同國家的變量和參數的差異性問題。如果一國初期的收入水平較低，且收入差距較大，采用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計劃便會導致大量國民無法參與社會保險，以及參與社會保險的國民間收入也存在巨大差異的問題，老無所依似乎是必然的結局，拉美國家最近的新一輪養老金改革就是試圖糾正該問題。中國可能更好的選擇是建立混合制的養老金計劃，而且該計劃必須是能與中國經濟發展，人口與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動態結合。

3、發展中國家必須擴大養老保障覆蓋面。

當前發展中國家養老保障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覆蓋率較低。拉美國家在實行養老金制度改革之后，繳費人口都呈現下降的趨勢且一些國家的下降速度異常迅速：拉美國家的非正規部門社會保障的參與率從1980年的2／3降到2002年的1／3，在正規部門役蓋面保持穩定的狀態下，巴西的社會保障覆蓋而從1990年的76％下降到2004年的60％；智利養老保險覆蓋面則經歷了從增加到減少的過程。1960年到1975年，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呈上升趨勢，但從1976年開始，到1980年，養老保險參保率逐漸下降。“智利養老金改革總統咨詢委員會”認為，智利模式存在參保范圍低，養老金繳費密度低，將大量自雇人口排除在外等等問題，同時私有化本身也存在性別不平等、分配差距拉大、運作成本高以及市場壟斷等問題。2006年開始，智利政府開始了養老保障制度的新一輪改革，在私營養老金制度基礎上，成立一個由政府出資的養老儲蓄基金，從而引人一個“普享型”的養老金支柱。2001年經濟危機后，阿根廷政府建立一個費繳費的救助制度，通過國家財政建立相關基金，進行社會救濟，并重新設計了多支柱模式。拉美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說明，個人積累賬戶計劃很難解決靈活就業人員的低覆蓋面問題，還可能擴大退休者的收入差距。我國人口眾多，1％的人口不能享受養老保險都意味著數以千萬計的人口可能老無所依，這對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不利，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不利。如何在建立多支柱養老金制度的同時，提高個人賬戶的覆蓋率，避免退休者收入差距擴大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4、養老金管理與投資的高成本問題。

多數拉美國家大多采用了私營養老金計劃。私營養老金基金投資獲得了較好收益，如智利1981～2005年25年間的養老基金年投資回報率為10％，阿根廷1994～2002年的年投資回報率也為10％，墨西哥的年投資回報率也達到7％。但養老金私營化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拉美國家對養老金企業的市場準入、投資工具與范圍、投資收益率等制定了嚴格的監管措施，導致市場壟斷趨勢加強、養老金公司投資策略上的“羊群效應”以及高額的管理成本。與政府集中管理的公共養老金計劃相比，在私營養老金體制下，養老金計劃的管理成本較高，高額的管理傭金耗用了大量的養老金繳費資源：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缺乏競爭，沒有降低管理成本的市場壓力；另一方面，養老金基金管理行業獲得了超額利潤，養老基金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要高于金融行業的平均水平。如何降低養老金基金運營中的交易成本，也是發展中國家養老金基金管理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

四、構建中國特色的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體系

1、建立覆蓋城鄉的多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對我國來說，層次單一的養老保障模式難以有效應對未來(快速人口老齡化、收入差距大)的養老風險，我們可以在強調養老保障再分配功能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城鄉分離的多層次(元)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適當降低養老保障制度的剛性和老齡化為中國養老問題帶來的潛在財政壓力。城鎮多層次的養老保障制度的設計如下：第一層次專為最低收入或無收入的老年人設計，資金來源于稅收，無需繳費(最低收入者也沒有能力繳費)，保障對象是經過收入調查后確定的生活水平低于最低貧困線的老年人，使他們達到最低生活標準，第二層次是現行的現收現付制，第三層次是強制性個人賬戶制，第四個層次是自愿退休儲蓄。農村多層次的養老保障制度的設設為：第一層次為主要山政府提供的“農村五保”制度，第二層為個人、集體和國家三方籌資形成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第三層次為農民自身參加的商業保險，國家在利率等方面可以提供一定的優惠，第四個層次是土地、家庭和農村合作組織等形成的傳統養老保障形式。

2、將養老保障有效、動態覆蓋到農民工和失地農民。

從我國特定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狀況來看，我們需要建立以社會養老保險為主體的養老保障制度，其核心是將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我國養老保障的流動性限制即將取消，但由于《社會保險法》和相關規定不能根本改變農民工收入低、工作不安全等基本特征，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我們需要對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進行改革，結合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特點，在繳費基數、繳費率和支付條件上進行變革，幫助大多數農民工和失地農民建立基本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于那些正式部門和收入較高人群來說，通過強調企業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國家在他們的養老保障中僅起到管理和監督作用，無需功用額外財政支出為其提供特殊補助；國家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為農民工和失地農民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險補助，制定靈活的繳費政策，幫助他們建立以公共基本養老保障和社會保險為主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對于少數無法依靠工作維生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國家需要通過社會救助體系給其提供基本的生活補助，逐步建立起以社會保險為主，社會福利與救濟為輔的，廣覆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3、提升養老保障制度的財政支出效率。

最近10年，我國社會福利支出的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一方面是政府以人為本思想的體現，同時也反映出民眾養老保障需求的強烈。但從支出結構來看，雖然撫恤和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長，其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仍然較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將面臨比發達國家更為嚴峻的民眾的養老保障壓力，相應的，政府財政的壓力會更大，養老保障支出的效率問題尤為重要。從1996～2005年北京市失業保險基金的收支情況來看，失業保險基金收入超過90％來自城鎮居民繳納的失業保險金，但在失業保險基金支出中，只有50％左右(有的年份這個比例為30％左右)作為失業保險金發放給個人，這說明失業保險金的支出成本達到了50％左右，遠高于國外10～20％的社會保險支出成本，其他各種社會保險項目也大致如此。

雖然養老保障支出的效率不容樂觀，但較低的養老保障支出比例和較高的GDP增長率掩蓋了制度間的不協調，低效率問題并沒有引起相應的重視。面臨日益加速的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障支出必然將快速增長，并將在財政支出中占據越來越明顯的地位，這就有可能導致我們陷入類似于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的財政危機。養老保障支出效率低下，政府養老保障政策目標存在沖突，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協調的矛盾一旦在不利時機爆發出來，后果將不堪設想。為避免將來快速養老保障支出的增長帶來過大的不利影響，必須建立多種監督機制，實行目標定位，逐步實現按照社會需求來確定養老保障的支出水平，提高養老保障支出的效率。

4、實行集中經營的養老保險金管理和投資模式。

第9篇：社會經濟制度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福利制度；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簡介：江治強（1976-），男，山東安丘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發展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推動社會福利轉型是培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是當前及今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支點，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應當在增進國民福利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福利制度轉型兩者之間實現最佳的平衡和協調。

一、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條件分析

經濟發展方式是從經濟增長方式發展而來的一個概念。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東歐一些專家曾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作過研究。60至80年代，國內學者劉國光提出應通過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方式來發展生產。1995年中央在“九五”計劃建議中首次提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我國實際出發，進一步豐富發展了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概念。相比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和寬泛。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方式反映經濟的運行體制、產業的結構形態、要素的配置機制、產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是一定階段上實現經濟發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總稱，也是一個衡量經濟增長速度與效益、數量與質量相統一的范疇。從這種意義上看，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基礎，并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和發展目標的調整而不斷地演進和發展，當與經濟增長的條件和社會對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時，改變原有的過時的發展方式就成為新的約束條件和發展目標下的必然選擇。因此，所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是指促進經濟發展從落后的、不合理的發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外延的擴大再生產”轉變為“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同步，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提出，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以及資源、環境約束等因素的變化，我們對過去的經濟增長及其實現模式的反思、調整和優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但是不可忽視的是經濟發展仍然沒有擺脫技術優勢缺乏、創新能力不足，過度依賴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如果說過去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立足于我國勞動力低廉、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國內市場尚未飽和等優勢的傳統模式，那么在后工業化、全球化迅猛發展、國內發展和國際競爭雙重壓力不斷加劇，隨著過去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以及發展約束的不斷強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傳統模式的弊端將不斷顯現，從而對經濟發展能否可持續、能否全面協調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索出一條增長與發展相協調，具有發展后勁的集約化、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無疑是我國現階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戰略抉擇。在這方面我國仍然具有很多優勢和有力條件。首先，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仍將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人力資本大國，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優勢，如果我們能夠把提升勞動力素質放在首位，加強對勞動者的就業保護和職業投資與扶持，必將使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優勢。二是中國過去依靠擴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推動了工業化向中后期發展，降低了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并為發展現代服務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如果我們能夠積極適應工業化中后階段工業貢獻率逐步下降的趨勢，變壓力為動力，利用現有產業提供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面向人的生存和發展為主的社會服務業，培育經濟增長點，必將極大地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三是目前我國已經初步達到小康水平，從1978年到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時，我國農村還有4000多萬貧困人口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城鎮常年有2300多萬貧困人口靠低保金維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地區，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難群眾需要政府的救助，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業、住房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高，有著潛力巨大的消費意愿。如果我們有效實施以擴大消費需求為重點的內需戰略，切實增強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對于擴大社會即期消費、穩定社會消費預期，促進出口、投資和消費協同拉動經濟增長局面的形成必將十分有利。四是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呈加速發展態勢，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已經刻不容緩。如果我們能把養老服務事業作為一個能夠創造產值的產業來認識，積極引導和擴大社會參與，加強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增強社會的養老服務功能，對于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五是我國的發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轉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正在深入貫徹，這是執政和發展理念上的重大創新，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堅持科學發展觀，真正實踐分配正義的原則，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可避免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階層和群體的社會成員中合理分擔，確保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就不難形成良好的社會基礎。

上述基礎和條件的存在，正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優勢，但是要將此轉化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以往經驗表明，單純在經濟領域謀劃改革往往難以從長遠和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不持續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長期缺乏社會政策的協同，過于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和速度指標，弱化了社會發展指標，導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割裂。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舉措不能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需要在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結合最為緊密的領域即社會福利領域進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發展社會福利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結合上述分析，從長遠看，應把發展社會福利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支點。社會福利是社會政策的核心內容，是連結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兩大系統的基本政策，是國家和社會旨在增進和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一種基礎性制度。一般而言，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為社會成員免遭各類原因導致的收入損失，降低社會成員生存風險，從而確保社會合理收入差距，為社會經濟轉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網；二是提供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從而增進社會資本，確保社會再生產效率的提高。社會福利制度所發揮的積極功能不僅維持著社會的常態發展，對于社會風險管理也起到了促進作用，西方國家二戰結束之后的社會恢復建設對此已作出了證明。中國社會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正經歷著從匱乏社會向豐裕社會的轉變，以及國家競爭力由資本和勞動力為主向以知識和技術為核心的轉變過程中，提出大力發展社會福利，從宏觀上看是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人口老齡化深刻變化的必然選擇，從微觀視角看是適應生產要素變化、產業結構調整、就業方式轉變、家庭規模縮小、社會流動加劇等諸多影響發展方式轉變因素變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是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存在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內生動力的必然選擇，也是能否鞏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果的關鍵所在。

其一，從價值導向上看，發展社會福利有利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長，偏重總量和規模，輕視資源、環境代價，帶來了“有增長、無發展”、“先發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們缺乏科學的價值導向，沒有理解發展應是增進社會凈福利的發展。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既包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們衡量和判斷發展成果和發展績效的社會標準，在全社會普及這種理念并使之付諸實踐，就易于樹立和堅持全面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經濟發展中就必然會對長遠利益和短期目標作出合理規劃，并兼顧數量和質量、總量與結構確定發展指標，會把減少損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為重要，從而真正使經濟發展成為以全體社會成員福利的改進為最終目標的發展。

其二，從擴大內需來看，發展社會福利是擴大消費需求的基本拉動力。據研究，我國在2000年就已實現了溫飽型小康[1]，絕大多數家庭滿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總體消費率卻呈現連續下滑態勢。2009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從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間，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57.5%下降至34.7%，消費需求拉動國內生產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資和出口拉動6-8個百分點[3]，消費不足已逐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就長遠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是公眾承擔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所帶來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眾對未來支出普遍持有不確定性預期，這兩方面原因又與我國總體社會福利事業供給不足、發展滯后有關。就業、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養老和社會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費，不僅能夠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從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費，重要的是有利于穩定消費預期從而促進內需驅動機制的形成。

其三，從經濟結構調整看，發展社會福利服務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而我國服務業發展卻明顯滯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遠沒有得到釋放。應該說通過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產品短缺問題，但是隨著資源約束的加大，偏重工業和低層次的經濟結構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逐步暴露，特別是造成了資源使用效益低下，資源環境代價過高，低水平建設、低層次競爭的現象難以根本遏制，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低層次的產業結構不能提供高層次就業崗位，進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導致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失衡。有關研究表明，如果我國的服務業在今后10年內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可以提升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4]。在這方面，養老服務業是朝陽產業，大力發展養老服務產業，不僅是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形勢所迫，也具有極大的需求拉動效應。因此，必須優先考慮發展養老、社區服務等社會服務事業為重點的第三產業發展，以此帶動價值形態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其四，從人力資本角度看，根據有關研究，目前對“人口紅利”將進入拐點的認識已漸成共識，這很可能意味著從“十二五”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將會低于總人口增長率[4]，勞動力供給將加劇呈現下降趨勢，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漸減弱，必須加快培育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隨著人口供養比的提高，勞動人口的負擔程度將會不斷加重，對家庭提供相關服務和扶持必將逐漸提上日程。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城市，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會保障與其貢獻極不匹配，并導致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亟待給予特殊關愛。因此，實施以就業為導向的社會福利政策，加強對家庭和勞動人口的保護和扶持，擴大對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對特殊困難人群給予關愛，對于我國加快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看來，社會福利政策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政府應當發揮主導作用，積極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突破。

三、以適度普惠為取向加快發展社會福利事業

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打破了依托集體和單位的傳統福利體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殘疾人和孤兒等貧困群體為主要對象的社會福利制度，為促進不同階層和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社會福利發展水平還不高，不適應滿足人們對不斷改善生活質量的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才能充分彰顯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更好地兌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諾，也才能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持久的內生動力。

著眼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發展理念、經濟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社會共享發展成果的要求，我國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應當以適度普惠為方向，以擴大覆蓋范圍、拓展制度體系、完善保障功能為主要內容，推動建立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社會化的社會福利體系。為此，需要立足實際，加快把以補缺性、救為主要特點的現行社會福利改造升級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為此，應當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國在概念上用“社會保障”而不采用“社會福利”來統括制度利體系，專指以保障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貧困群體和特殊群體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質援助和社會服務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體系，這是一個典型的狹義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疇之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內容上側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為彌補市場和家庭保障機制的不足，具有補缺性。這種狹義的福利制度界定對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人單純把民政福利稱為社會福利，諸如免費教育、就業扶持、住房保障等領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實卻不被冠以社會福利之名，這些反映了我們在打破了單位福利體制和集體互助式福利體制之后，我國的國家福利缺乏體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會福利實踐存在著嚴重的“狹義化”和“碎片化”問題。而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由于缺少以社會福利為范疇的統計指標和運行體系，又限制了社會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發揮。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為取向的社會福利有一個大的發展，因此，需要在社會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將狹義概念向更為寬泛的概念轉換，在此基礎上，通過把社會保險以及其他相關民生政策整合納入社會福利制度范疇，為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應在完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為社會成員生存提供底線性保障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與應對新社會風險相適應，有利于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結構，使社會福利制度功能從保障收入安全為主向以改善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本、提升社會生活質量為主轉變。

第二，由特定對象向普惠公眾拓展，逐步擴大社會福利覆蓋面。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面對經濟困難老年人的養老服務事業，積極推動建立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積極推動實施高齡老人津貼、補貼制度，初步建立了兒童福利制度，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臺使我國城鄉570萬“三無”老人納入集中和分散供養制度，扶持了61.6萬殘疾人在福利企業集中就業并獲得了相關福利服務，使17.7萬孤殘兒童得到了收養和院舍教養服務，社會福利事業朝適度普惠方向大為拓展。但是，從覆蓋率上看，社會福利服務對象仍然以城鄉“三無”貧困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特殊困難群體為主，社會普惠面還不廣，一些需要關照的社會公眾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務。要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務是拓展社會福利覆蓋范圍，應在鞏固傳統民政福利對象的基礎上，逐步將福利服務的對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兒童、殘疾人及問題家庭等困難人群，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制度，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參與權利，并以此為基礎逐步推行福利項目和政策向一般社會成員延伸。大力發展以機構養老為重點的養老服務事業，通過政府補貼、機構運營方式，針對不同經濟狀況老人提供低償、有償和無償的養老福利服務；為居家養老對象提供補貼和養老護理、醫療服務支持。對農村居民和進城務工人員實施就業導向性和保護性的福利服務，加快實現勞動保險、醫療、教育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動人口全覆蓋，建立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關愛體系。建立面向經濟困難家庭和特殊問題家庭的就業扶持、生活援助計劃，實施針對兒童的營養、醫療和健康福利項目，以困境兒童福利制度為基礎，加快建立關愛兒童的福利服務制度。

第三，以適度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為目標，加快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需求相適應的社會福利資源投入機制。西方福利國家對超出經濟增長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長水平頗為恐懼，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重要內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國家收縮計劃，但是福利支出的總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足以支持這一規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關乎生活質量問題上選擇以政府稅收來支撐公共開支仍然被廣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體現了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濟增長與福利改進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發展轉型交疊時期，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養老金支付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面臨很大壓力，加之擴大對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投入也將日益緊迫，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協同的目標必將依賴于建立穩定的社會福利資源和投入機制。以稅收為基礎的政府財政既體現政府職責也是發展社會福利的基礎性資源，應按照經濟增長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實施基本社會福利項目財政預算制度，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穩定預算機制，確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困境兒童福利所需資金。在客觀評價地方財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財政發揮均衡地方財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方式，資金分配重點向財政確有困難的地區傾斜，強化對中央專項資金的地方財政資金配套。加強社會保險基金征繳和運營管理，切實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財政扶持社會力量運營福利服務的制度，完善和落實鼓勵社會資源投向社會福利領域的政策，使更多社會資源投資興辦社會福利服務事業。規范發展慈善捐贈事業，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業，推進公益金購買社會福利服務。

第四，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利模式極為重視家庭和社會責任的發揮，同時政府曾經一度承擔無限責任，而市場化改革極大地弱化了市場主體責任，也放大了家庭責任，總體上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不夠。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日益發達、社會組織愈趨發育，政府的公共服務轉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的條件日益成熟。政府發揮主導責任將是拉動社會福利轉型關鍵因素，要在政策制訂、規劃、資金投入以及動員市場、社會參與方面發揮主導職能，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基本政策體系，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性和支撐性作用。要運用調控政策和優惠政策，引導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福利事業。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化福利資源配置，增加社會福利服務效能，推動社會福利領域實現政府與市場、與市民社會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

結 語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項長期任務，大力發展社會福利有助于促成經濟發展方式內生動力機制的形成。當務之急應加快社會福利向適度普惠型方向發展，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協同發展提供基礎性制度保障，從而使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終目的與提升公眾生活質量的目標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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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