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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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一、我國經濟增長潛在水平的決定
我國經濟增長是否達到或逼近由充分就業水平決定的潛在水平呢？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能實現勞動市場、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各自均衡以及它們之間的均衡，國民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水平的均衡狀態，經濟資源實現有效配置。這一經濟學命題暗含著其它要素資源無限供給，從而勞動資源的有效利用成為決定經濟潛在水平的關鍵因素。現實中，我國現階段生產要素供給的所謂“短邊”并不是勞動供給，富裕的勞動資源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安置的一個長期任務。人口基數大、增長快，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和隱性失業人員大量存在；同時，城市就業問題壓力也很大。雖然公布的失業率較低，甚至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并不反映真實情況，因為我國現行城鎮人口失業率統計口徑以登記注冊失業人口為準，而且地方各級政府追求政績的偏好容易導致虛報、瞞報等虛假數字。一個可行的方法是用城鎮人口從業率來進行推斷。2003年城鎮人口從業率為48.95%，城鎮就業人數為25693萬，如果按照正常的城鎮人口從業率55%計算，即使不考慮農村到城鎮中沒有找到工作的和長年下崗在家沒有解除勞動合同的人員，城鎮失業人口估計應為2655萬左右，據此推算，2003年底城鎮失業率估計約為11%。并且，我國城鎮失業人口的絕對規模越來越大，1999年時為1650萬人，迄今業已翻番。而農業剩余勞動力供給量過分龐大，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全國城鄉勞動總供給在當前階段幾乎是無窮大彈性，由充分就業水平決定的經濟潛在或自然增長率，是我國長期追求的一個目標。維持較高的增長率不僅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就業問題使然。
新一輪增長雖然尚遠離由勞動供給決定的潛在水平，但并不是說增長不存在來自要素供給方面的約束。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嚴重受制于能源、重要原材料的供給限制以及運輸能力和土地供給的約束。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能源支撐已經顯得十分脆弱，一年多來，在全國各地頻頻發生的“電荒”、“煤荒”就是典型例證。目前，我國正處于重化工工業化快速推進的重要時期，不僅對能源供給和運輸帶來很大沖擊，而且其它一些重要資源也面臨儲量不足、供給短缺的矛盾。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資源消耗的世界頭號大國。雖然從資源總量看，我國在世界上屬于資源大國，但與龐大的人口規模相對照，又是一個人均資源量稀少的資源貧國，一些對經濟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戰略性資源，我國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經濟快速增長給國內資源保障造成很大壓力，一些重要資源的短缺將成為制約經濟快速發展的瓶頸，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性日益增強。
上述分析支持這樣一個基本判斷：無論是中國經濟的新一輪增長還是在較長時期內，難以達到由充分就業決定的潛在增長水平，而資源約束會對增長潛力的決定性變得越來越重要。宏觀調控政策應該以擴大就業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出發點。（1）提高就業率必須以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為基礎，我國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大凡經濟增長較快的年份，就業形勢就趨好，反之，經濟增長放慢的年份，就業問題就顯得比較嚴重。為此，在國家財政逐步向公共財政轉變的過程中，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方向應趨向于更加重視為擴大就業創造條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技能培訓，規范勞動市場，提供信息服務。稅收政策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穩定器”作用，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創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為廣開門路、擴大就業創造機會。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同樣要立足于以促進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為首要的長期目標。要進一步加快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和利率市場化進程，使其行為能夠符合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按照風險與收益對稱原則，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投融資需要，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長久之計。（2）提高資源利用率。鑒于我國長期面臨以擴大就業為政策目標的快速經濟增長趨向，以及自然資源耗損及其開采與利用的邊際成本遞增，把促進資源有效利用與促進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有機統一起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就顯得意義重大而必要。提高資源利用率要以促進科技進步為支撐，經濟政策應能較好地激發企業科技活動，實現增長集約化，并形成資源開采、利用與保護并重的有效激勵與約束的市場機制。財政支出要大力提高研發補貼，稅收政策要有利于孵化科技型企業發育成長，進一步支持技術創新體系建設，鼓勵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尤其鼓勵對涉及約束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領域實施技術創新與產品替代研發活動。貨幣政策在利率逐步市場化過程中，要擴大風險投資放貸能力，支持高技術產業發展，從整體上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國民經濟素質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終歸要依據市場機制來實現，這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密切相關。
二、我國經濟自主增長程度的判斷
與政府推動或主導的增長方式相對應的是經濟自主增長方式。經濟理論表明，在一般的競爭性領域，無約束的生產要素充分流動是獲得瓦爾拉斯經濟中資源最優配置的關鍵所在，政府的市場干預行為往往會導致生產要素流動扭曲,從而妨礙競爭性市場達到最優配置和效率。隨著我國改革不斷深化和市場經濟發展，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和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企業自主投資意愿變得越來越強烈，經濟呈現出趨于自主增長的態勢。1998年之后的幾年時間里，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和需求不足影響，政府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手段的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在激發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引致經濟自主增長顯弱的跡象，直至新一輪增長周期形成，這一苗頭才得以初步遏制。然而，我國經濟增長的自主性無論與理論上的判定準則相對照，還是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自主程度相比較，都還存在較大差異。從宏觀層面上看，雖然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取得重大進展，但是轉軌時期體制性束縛依然存在。在金融領域，貨幣市場利率管制、資本市場無序和缺乏流動性、外匯市場匯率形成機制僵化，以及四大國有銀行改革滯后等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微觀經濟主體意愿投資與消費的實現；在實體經濟領域，一些行業仍然沿襲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企不分的壟斷和半壟斷狀態，國有企業產權與經營職能并未完全分離，競爭不足，效率低下；在政府事權與職責方面，財政分級體制激發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也助長了地方政府過多干預或滲透經濟活動的行為，一些行政特許權不甚規范，土地等重要資源供求關系還沒有真正以生產要素價格來決定。凡此種種，說明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宏觀環境并不能達到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最優配置境界，有礙于經濟增長的自主性發揮。
第2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新經濟的涵義及新經濟周期理論
“新經濟”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Michael J.Mandel）于1996年12月30日在《商業周刊》上發表的題為《新經濟的勝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一文中首先提出，后來又進一步給出定義：“新經濟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構筑的經濟。”理論界對于新經濟的涵義爭論頗多，主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理解認為新經濟是指20世紀90年代美國出現的持續經濟增長，廣義的理解是指興起于美國、擴展于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規則等的變化。本文將新經濟理解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高新技術及現代金融為支撐的新經濟范式。新經濟之“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技術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創新蜂聚；第二，市場運作層面的空前激烈競爭；第三，資金層面的融資方式創新；第四，政府層面的政策與制度創新；第五，宏觀經濟層面的經濟周期波動微波化。
新經濟周期理論。新經濟形態的出現及其與新型周期之間的關聯催生了新經濟周期理論的發展。國內外學者對新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周期主要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周期消失論”，最早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多恩布什于1998年提出，認為只要宏觀經濟政策得當，經濟就可以擺脫商業周期。然而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的破滅以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證明經濟波動是不可避免的，經濟周期并未消失，只是在新經濟條件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而變化本身并沒有質的不同。另一種是“周期減幅論”，代表性學者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副教授斯蒂芬?韋伯，他認為經濟周期波動將變得輕微，更像是一種“漣漪”。新經濟條件下經濟周期性特點仍然存在，其標志是經濟本身的波動性越來越平緩，周期峰谷之間的距離和落差以及峰谷轉換的頻率呈現相對溫和的形態，即經濟周期的波長變大，擴張期延長，收縮期減小，同時衰退幅度變小，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的波動更為平穩，但經濟增長率趨緩可能更多地源于經濟體的基數作用。
虛擬經濟是新經濟的重要延伸及核心標志。虛擬經濟，是指銀行信貸信用、有價證券、產權物權及金融衍生產品等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及信息化基礎上，金融結構及金融體系的變革促使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及金融交易技術加速創新。經濟的結構化特征越發明顯，即產業分類由實體經濟占絕對主導向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并行轉化，進而虛擬經濟占比逐步增強。
虛擬經濟發展對新經濟周期理論悖理的原因
一般意義上，隨著新經濟過程深入并且進入信息時代，經濟波動性應該趨緩，經濟周期波幅應該收窄，而以股票市場指數的波動率反映出的經濟波動性與新經濟的周期特征從存在不一致，到越發表現出回歸到“叢林規則”下的高競爭和高波動的狀態。那么，什么因素導致經濟波動性不降反升而使新經濟的含量沒有質的提升呢？以下從宏觀、中觀及微觀三個層面給出原因分析。
在宏觀經濟方面，隨著虛擬資本持續增長并深化，虛擬經濟越發呈現出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的經濟形態。盡管虛擬經濟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但相比實體經濟的確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征，即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表現為價值符號的轉移，能夠擴大經濟體系流動性，提高社會資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這就使得虛擬經濟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金融產品和金融技術的多樣性提供了虛擬資本進入新市場的途徑和規避風險的方法，從總體上降低了融資成本，也為社會游資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
在中觀經濟方面，金融市場的重心逐步轉向衍生品市場，尤其是在杠桿式交易模式的助推下，衍生品市場規模迅速擴大。隨著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等規模持續擴大，金融期貨、期權等在內的金融衍生工具層出不窮。金融市場的衍生化使得衍生工具與原生工具的天然聯系被割裂，衍生工具的規模嚴重偏離原生需求，而衍生工具的波動也放大且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
在微觀市場方面，金融衍生工具作為虛擬化具體而微的體現，其虛擬性決定了定價機制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基礎產品價格決定過程中理應遵循的價值規律，而是取決于衍生產品持有者和交易者的主觀預期、宏觀經濟環境以及政治等眾多非經濟因素，并且這些因素自身變化頻繁，不遵循一定的規律，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對我國的啟示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非生產性勞動與生產性勞動的比例應該有一個閾限值。因為實體經濟是價值創造，而虛擬經濟側重于增值，如果增值性的互動及資源配置脫離了價值的合理要求，則增值活動就會演變成“自我創造”、“自我實現”，使得需求與供給、產出需求與真實需求成為兩條平行線，交集少。
第3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 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 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第4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 集聚 勞動力流動 收入差距
克魯格曼發表于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也是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開端。新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規律，解釋經濟活動在空間集聚的原因與形成機理，并通過這種原因與機理的解釋，探討某一地區經濟發展問題。本文對國內近年來涉及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文獻進行梳理，試圖探尋出我國對新經濟地理學的最近研究進展。
1 集聚經濟與產業集聚
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集聚經濟是指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而造成的對企業生產效率的促進效應。產業集聚是指同類型或不同類型的 相關產業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隨時間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間自相關性，且中國局域性的空間集聚將趨于明顯。王曉軒，張璞，李文龍闡述了產業區聚集和擴散的歷史形態，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論發展。郝壽義，范曉莉在FE 模型基礎上引入企業異質性因素，研究不同經濟主體的區位決策到空間集聚的內在機制，并用中國的經驗數據驗證了理論假說。
2012年，我國專家學者分別從吸引FDI、生產業專業化、多樣化（王、市場潛能對服務業的集聚進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務業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產業專業化、多樣化和集聚規模與城市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市場潛能與城市服務業聚集程度呈正相關，城市市場潛能提高1% ，其服務業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結論；
同時，丘兆逸分析并驗證了國際垂直專業化集聚影響中國環境污染之間存在U 型關系，指出當前的國際垂直專業化集聚指數已經超過了拐點。何雄浪發展了多地區的資本創造模型，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分析地區資本收益、資本創造與產業空間分異的關系并解釋了產業空間分異的產生機理。
2 區域經濟差距
學者從新經濟地理學空間的非均質性出發，探究了區域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趙祥認為從市場一體化的程度看區域經濟差距在長期內會經歷四個階段性變化，這些階段性變化特征體現了產業集聚、擴散與區域經濟差距變動之間的內在聯系。許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資本、市場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場獲得是我國區域間城市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趙文哲嘗試從公共支出的"需求效應"和"生產效應"兩個角度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做出解釋。
針對區域發展差距，鄭長德認為降低創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實現總體經濟效率和空間公平。陳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場效應在市場規模對空間經濟結構的影響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大力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縮減經濟距離，促進集聚經濟，達到區域內趨同，將有助于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3 城市經濟集聚
經典的新經濟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業的兩主體模型，以往作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為，也慢慢被學者納入研究范圍。
覃一冬研究發現中間產品投入、勞動里市場共享和技術溢出都顯著影響我國城市經濟集聚，但后兩者則呈現離心力作用。錢學鋒，黃玖立等檢驗了城市集聚經濟和產業集聚經濟與企業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認為通過集聚經濟創造的集聚租來引導地方政府實現自發的稅收協調機制在中國并不存在，提出應通過相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這種自發的協調機制成為中央政府通過地區間均等化轉移支付制度進行協調之外的一種有益補充。
覃一冬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經濟集聚機制，構建城市人口規模分布演化的計量模型，通過對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實證檢驗發現，經濟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與經濟政策因素均顯著影響城市人口規模分布。柯善咨，趙曜運用新經濟地理學的資本流動模型分析了城市規模對資本積累的影響，通過檢驗得出結果：集聚效應導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資本，城市規模增長促進了資本深化。
4 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
張文武將異質性勞動力及地區內和地區間的多樣化貿易成本同時引入空間經濟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結果表明，低成本約束的人力資本比高成本約束的普通勞動力流動更容易打破空間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對稱均衡，促使產業空間結構穩定地向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集聚。
研究發現，新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兩種研究范式在勞動力流動影響區域收入差距的內生作用機理、勞動力流動對區域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方面也各異，對待勞動力與區域之間的內在關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經濟收入、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經濟開放度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動力，勞動力流動與第三產業發展是相互作用的，從而引起勞動力在東部的聚集效應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應。地區間消費者偏好水平及區域房價差異決定了企業與勞動力的轉移方向，進而誘發產業轉移。
學者認為，地區間實際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區域效應和集聚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貿易自由化可能擴大或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這主要取決于地區相對產業份額以及本地與國外市場接近程度。同時，地區工資對市場潛力的彈性系數在0.75-0.77之間，臨近高市場潛力的地區，工資水平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提高，但這種影響在地理范圍上比較有限。謝長青，范劍勇通過實證分析說明外來人口變量對區域城市工資存在正向影響，即外來人口引致市場潛能增加并導致區域工資上升的價格效應。
5 企業與創新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體，而現實經濟活動中企業之間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標準新經濟地理學的假定忽略了企業的異質性，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引入企業異質性是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標志之一。
2012年以何雄浪為代表的學者在考慮異質效應的基礎上，分析了企業生產規模、勞動生產率與本地市場需求的關系；影響地區企業效益的系列因素；從理論分析和數值模擬兩個層面對企業異質性、規模報酬與勞動力空間流動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研究表明：全國范圍內，影響企業規模的因素依次為本地市場需求、勞動生產率、工業品價格指數與進出口總額，且外商直接投資與企業規模呈負相關。認為資本收益率、市場環境的完善、企業技術的進步和創新的增加、本地市場規模的擴大是影響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地區間企業生產技術水平的不同決定了企業與勞動力的轉移方向，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與固定成本呈正向變動關系。
第5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世經評論·北京）舉世矚目的“新經濟”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帶動下，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特點，從多方面形成了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新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充其量只是舊理論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而不是標志舊理論的否定和終結。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第6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世經評論·北京）舉世矚目的“新經濟”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帶動下，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特點，從多方面形成了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新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充其量只是舊理論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而不是標志舊理論的否定和終結。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有人提出，在“新經濟”中，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假定的現實性受到了影響，信息的專有性和壟斷性受到了沖擊，經濟中創造了大量與信息有關的就業機會，形成了專門的信息市場。借助網絡技術，以幾乎實時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傳遞到全球，使人們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經濟學中諸如隱藏行為（信息）的道德風險模型、逆向選擇模型、信息傳遞模型和信息甄別模型等理論的解釋受到削弱，原來這些模型所表達的經濟學現象也會被新的現象所取代。
第7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全球化是當今人類生活的基本事實，無論你是否喜歡，都無法擺脫全球化這個最基本的現實。理解當代人類經濟和金融體系，首先就要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內生動力和內在機制、全球化對各國經濟政策和產業格局、對全球金融、貨幣和資源配置價格機制的深遠影響。
我們正處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洶涌浪潮之中。從大歷史角度粗略劃分，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從1750—185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從1850—1950年，第三次工業革命從1950年至今，方興未艾。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是紡織、煤炭、蒸汽動力和火車鐵路工業；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是火車鐵路、電力、電報電話、石油化工、汽車、飛機、造船、家用電子工業等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則是電腦、無線通信和互聯網，核心力量是互聯網。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超出所有人預料，它持續開創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興產業、許多超乎想象的商業模式，深刻改造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創的所有產業，改造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改造著金融和貿易運行模式，改造著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乃至人類的政治生態和政治制度。
熊彼特將資本主義動態演化歷程形象地描述為“創造性毀滅”。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創造性地毀滅著和改造著數之不盡的傳統產業、傳統商業模式、傳統理論、傳統政策和思維方式。
如果不深入理解第三次工業革命對全球產業、貿易和金融格局的深刻影響，我們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困擾當今世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我們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貨幣和信用創造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者市場經濟制度的核心特征。貨幣信用和金融體系猶如經濟體系之血液創造和循環體系。借用熊彼特的著名譬喻：貨幣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司令部。
“全球化+第三次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共同構成當代人類經濟體系最基本的制度特征。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第一次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于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傳播擴散的機制，人們依然爭論不休。許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我們卻至今還沒有明確的答案。譬如，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賴以運行的支柱是什么？運行的內在機制是什么？這個體系為什么會突然失去動力，卻又長期復蘇乏力？
第8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房地產 經濟周期 宏觀經濟政策 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房地產業屬于第三產業，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與生活條件，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在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得更加明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使主要的能量來源。而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漸落實，房地產業的發展會更加趨于理性，會在暫時的低調發展之后，迎來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產業具有較大的價值基礎、消費者的需求逐漸的以剛性形式出現，加之其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在十之后，我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和眾多相關行業的關聯性，長期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行業的發展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周期。房地產經濟周期是波動性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與特征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
房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周期，傳統的產業周期一般要經過初創期、上升期（發展期）、穩定期和衰退期（蛻變期） 。但是，與傳統的產業周期相比，房地產業的經濟周期更傾向與經濟發展周期。因此，對房地產業來說，其經濟周期往往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蕭條或低谷階段。在這一階段，初始時期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部分樓盤的樓價開始急劇下跌，甚至會下降到物業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場交易量也會隨之明顯減少，市場觀望情緒嚴重；而當蕭條階段發展到中期，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繼續萎縮，隨之而來的是與房地產有關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可是當蕭條階段發展到后期，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而這更增加了市場的負面情緒，房地產的泡沫被繼續擠壓。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和房地產的正常需求已經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平穩，向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迫近。
2、復蘇與上升階段。在該階段，房地產在初始時期的供給超過需求，房價和租金的水平都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樓價已經完成了下跌的過程，并處于一個穩定的水平，回升的跡象已經出現；而在復蘇的中期，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購買者逐漸增多，開始帶動了期樓的銷量。但是由于此時建筑成本與樓價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顯。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跡象已經十分明顯；而當復蘇階段發展到后期，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加速出臺，為房地產業走向新一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3、繁榮階段。房地產業不會長期的在低水平徘徊，當其發展到繁榮階段時，宏觀經濟的擴張步伐進一步加快，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市場的交易量明顯增加，新建樓房的空置率逐漸下降 ；此時，更多的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開始大量介入，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同時增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逐漸的出臺一系列的限制炒樓的政策措施，樓價繼續高漲的后勁開始略顯不足，泡沫達到了最大，新增房地產投資數量明顯下降，房地產業的衰退或者蕭條就在眼前。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并且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國民經濟的需求旺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房地產的發展就會較為旺盛，一般處于上升期或者繁榮期，否則，將會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產價格從長期看是處于一個增長趨勢之中的；（2）在增長型的經濟體系中，經濟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長期趨勢上呈現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輪的循環峰頂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則正好相反；（3）在房地產的景氣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和貸款銀行的過度樂觀通常會使房地產供給的速度超過需求速度，在不景氣的階段則正好相反。
二、影響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分析
（一）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消費品價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對市場預期的變動等，這些因素都會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而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都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都是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而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 。此外，還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隨機因素。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一）改善房地產產品的供應結構。
針對目前的住房供應體系結構仍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極不平衡的情況，要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嚴格控制別墅供給，適當降低偏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建設比例，提倡建設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發揮政府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規模，切實調整住房供給結構，合理引導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
（二）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價格。
價格是房地產經濟領域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因素，而且它對行業內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的影響，運用價格規制對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作為宏觀調控部門，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經濟行為做出評估，以判斷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而借助政府的價格評估與指導，有助于使房地產商品價格回歸理性，維護行業和市場秩序。
（三）規范土地政策。
在對待房地產發展的問題上，需要通過對土地市場監測分析，總結一定時期我國土地市場運行的總體情況和態勢。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建立土地市場快速反應機制提供科學依據。而且還要規范土地市場，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和堅決打擊，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機而導致的地價上漲進而引發房價快速上揚、房地產投機增加的局面。
四、結束語
房地產業的發展要符合市場需求，要與相關行業進行有效的關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現階段，由于房地產需求穩中有升，房地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空間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強勁的國外競爭對手，新增的市場需求及原有的市場份額有被國外同行搶占的可能，對國內同行來說，競爭壓力增加，而作為弱勢企業的弱勢項目來說，對手的強大和增多，將使其更顯弱勢。因此，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實踐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單位：平煤神馬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建井一處）
注釋：
閆新紅，艾燕. 論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現代商業，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國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中國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劉昕瑋. 新經濟形勢下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理性思考. 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產經濟周期與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審視. 特區經濟，2009（7）：287-289.
第9篇：新經濟政策的特征范文
然而，就在低碳概念迅速走紅的同時，社會頻現“偽低碳”現象：有的產品炒作概念，營銷貼金；有的企業附庸風雅，凈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政府搞起新型“形象工程”“應付工程”……2010年4月號封面文章《清算偽低碳》甫一推出，即在業界引起強烈共鳴。
對于我們所揭示出的眼下種種低碳亂象，經濟學家無疑有著基于各自視角的不同解釋。其中，長期參與推進中國科技創新體系、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素有研究的國務院參事石定寰，見解頗為深刻。
5月11日傍晚，在國家科技部的辦公室里，石定寰教授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朱敏總編，圍繞“低碳”與“創新”的主題傾心而談，試圖解開低碳經濟的發展迷局，透視中國創新經濟的坎坷前路。
低碳經濟不能一蹴而就
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低碳，可以避免損失將來每年GDP的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朱敏：現下輿論爆炒而又莫衷一是的“低碳經濟”。您認為應做何種定義?
石定寰：實際上，我們很難給出一個標準定義。“低碳經濟”最早見諸于政府文件是在2D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并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同時，氣候變化的影響已是迫在眉睫。
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低碳，可以避免損失將來每年GDP的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而從現在直觀的含義來看，低碳經濟是建立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基礎之上，
種新型的經濟形態。由此，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找到一條新經濟發展的道路，所作出的積極探索。
朱敏：就中國而言。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加速時期。也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階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亦難遏止，“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從而，中國面臨的難題在于：如何既確保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又不重復西方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發展的老路?
石定寰：我們國家曾經走過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現在看來很難實現，因為一旦在經濟發展中積累下嚴重的污染問題，再回頭治理是很困難的。比如滇池的污染，目前國家已經投資上百億，至今沒有見到大的好轉。一個被破壞的生態系統要想恢復起來，要花費巨大的代價，這就迫使人們探索一條真正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把生態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斯特恩歸結為低碳經濟。所以，未來的經濟發展也肯定會建立在低碳的基礎之上。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對環境的污染，同時還要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不以犧牲經濟的發展為代價，也不以污染環境換取經濟發展，兩者應有機統一起來。
朱敏：“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電力中，水電占比只有20％左右。火電占比達77％以上。“高碳”占絕對的統治地位。相對于高碳的低成本和壟斷地位，低碳的新能源在替代過程中有什么競爭優勢?
石定寰：中國是一個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國家，而且在國民的生產和消費中，煤炭依然是主要部分。而煤炭的使用還屬于比較落后的方式，大多是直接燃燒，大量的工業鍋爐，取暖等等，這是造成溫室氣體排放和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們國家的情況表明，目前還不能夠在短時間內改變能源的結構問題，以現在來看恐怕中國在未來若干年，甚至到本世紀中期，煤炭為主要能源的格局還很難改變。
但是，不管是出于世界減排的義務，還是自身可持續的發展，走低碳發展的道路是中國必然的選擇。同時，中國和發達國家也不是處在同～水平線上，它們的經濟技術水平已經可以控制碳排放的總量，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可能作出這樣的承諾，因為，我們的經濟還要發展，我們的城市化還沒實現，因此能源總的消耗量還是要增加，即使再節約和提高利用效率，但是排放的總量還是會增加。
因此，我們只能減少碳排放的強度，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減少碳排放的強度，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此來實現低碳的發展。我們要認真地避免一些輿論上的炒作，現實分析中國現狀，低碳經濟模式是我們幾代人努力的目標，但不是一蹴而就的東西。
朱敏：的確，現實當中其實已經有了很多類似的名詞。諸如新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環保經濟、綠色經濟。相比之下。低碳經濟的概念指向性更強。
石定寰：當前人類遇到最大的挑戰就是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的核心原因是人類大量的工業活動，大量地使用化石能源是一個突出問題，所以低碳概念的出現，在能源使用上有更加明確的界定，目標性更明確，而且可以計算，而之前的綠色、環保等概念太籠統。
朱敏：“低碳”易于量化。比如，每個人日常的“碳足跡”是可測的。
石定寰：是這樣的。盡管現在尚不能迅速改變能源模式，但低碳經濟無疑是社會的一個終極目標。我們要從初級到高級，逐步完善，盡可能在能夠實現的領域推行。
比如建筑，建筑消耗是能源消費的大戶，現在國外推行零消耗建筑，綜合利用各種清潔能源，來改變居住環境。比如汽車，是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隨著電動汽車、電力燃料的發展，逐步建立一個沒有碳排放的交通系統。將來生產環節也要實現低排放，工業來源靠電力作為主要動力，而電力主要是火電，那么只能大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來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使用。少用就少排放嘛。
第四次技術革命的玄機
如果我們國家沒有大量的投入，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搞不好又要錯失這次歷史大機遇
朱敏：國家發改委有關專家最近表示。“十二五”期間征收碳稅有望實現。在宏觀經濟剛剛恢復元氣的中國，以環保的名義增加賦稅，會不會因而增加社會和企業負擔。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如何權衡這一矛盾，煞費思量。
石定寰：碳稅是政府調節稅收的一種方式，但是具體中國什么時候實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認為是肯定要實施的，畢竟是一種經濟杠桿，斯坦恩報告也提到：拿出國民收入的1％～5％用于低碳經濟的投入，包括技術的研發、財政的支持，犧牲一點GDP的速度，換取經濟長遠的發展。
中國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已經和往前不一樣了，雖然經濟還不夠發達，但
一定要深謀遠慮，否則沒有可持續而言。近代以來，中國飽受磨難，那么多困難我們都挺過來了，今天日子好過了，更應該看得更遠一些，為子孫后代留下些環境遺產。
當然，對于暫時還貧困的地區和個人要適當地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經濟發達地區，碳稅就要更高一些，經濟落后地區則予以照顧。美國各州的政策也不一樣，加州是最嚴格地執行新能源政策的；歐盟雖然統一了貨幣，但是各項政策上還是有所區別。我認為碳稅在中國也要采用差別政策。
朱敏：無可否認，國民賦稅已經很嚴重了。
石定寰：這就需要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比如企業所得稅應當適當降低一些，可以讓企業拿出更多的錢搞研發投入。總體上不要增加稅賦的負擔，有調整，才有正確的導向。另外，可以在發達的一些省份搞試點。中國這么大，沒必要這么一下子實施。
朱敏：現實當中，也有些只是在生產系統的某一部分實現了低碳，而在其它環節則有違背低碳原則的現象。以太陽能電池為例。實際上在多晶硅的生產環節是高碳的。但因為它屬于新能源產品。就冠以低碳之名，避重就輕、錯位引導。對此應當怎樣看待?
石定寰：您說的這個過程，應該用“全生命周期”的評價來看，比如晶硅電池大量使用硅能源，硅石、硅砂、硅礦石經過一定的冶煉以后變成了工業用品，進而變成多晶硅材料，然后可以拉制成單晶硅，切片、鍍膜、做成電池，電池組件安裝到屋頂和太陽能電站。原則上是20～25年的壽命，實際上并不止20年。
當然，在設備的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消耗～定的能量，而且多是常規能量，含碳的能源生產了清潔的能源，但是要看它的投入和產出的比重。現在隨著能量的進步，能量的回收期已經在逐漸縮短，且可使用流化床法、冶金法，進一步降低能源消耗。這樣，晶硅電池可以降低到兩年的回收期，20年周期投入占產出的比重是10％左右。
之前一些工藝落后的小型太陽能企業比較多，能源消耗確實很大，經過近年來的技術升級，大量引進先進技術，生產規模大多達到于噸級。賽維太陽能公司已經達到5000噸的生產線，規模化以后就逐漸把能耗大幅降低了。另外，薄膜電池做得比較好的美國，大概至少需要10個月的回收期，因為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材料更少，沒有大量材料冶煉的過程。
雖然太陽能電站到了20年之后，它的功能可能會降低一些，但是仍然可以繼續發電。中山大學有研究表明，曾經運行了20年的電池片，總體發電降低了10％左右，壽命還可以延長，當然需要新的補充啦。
朱敏：這樣看來，太陽能電池總體上還是一個低碳、環保的產品。
石定寰：現在中國的多晶硅電池，生產規模大概到達2萬噸的水平，占到總需求量的三分之二。目前還是需要進口。
朱敏：盡管進口有其現實之需，然而，中國實現低碳發展的根本。在于自主創新。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成為中國經濟由“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與之相去甚遠，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據估計。以2006年的GDP計算。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年需資金250億美元。
石定寰：目前的確是引進的技術，主要是改良西門子法。而近年來，針對太陽能級多晶硅的質量要求，我們自主研發起來一種新工藝――合金法。冶金法制備多晶硅以廉價的工業硅為原料，采用合金技術提純而成，工藝路線短，能耗僅為改良西門子法的20％左右，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生產價格低廉的制造太陽能級多晶硅新技術。
為推廣和不斷完善冶金法生產多晶硅工藝，合金法太陽能多晶硅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于2009年9月底在寧夏銀川成立。而且建立了2000噸的生產線，使用合金硅的材料已達到相關質量認證，硼和磷的雜質含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生產了太陽能電池，建立了太陽能電站，運行一年來效果比較穩定。
以前是改良西門子法一法獨大，但現在的產業發展情況是，硅烷法和冶金法以及改良西門子法已經是三足鼎立，各自占據一部分市場。
朱敏：中國發展新經濟的口號是。一定要抓住第四次技術革命的制高點。
石定寰：應該說給了中國這樣一個機遇，能否抓住就要看我們的政策、投入和發展的情況了。因為新能源的利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近20年來發展起來的，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不同于常規能源，落后人家100年。
朱敏：如今主要取決于技術因素，還是其它?
石定寰：中國最近產業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研發水平遠遠不及發達國家。美國此次危機救市資金8000多億美元，其中1100多億專門用于基礎性的戰略研究開發工作，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能源領域。作為美國政府已經組織了幾十所大學的前期技術研發中心，進一步強化了和企業界的聯合作用，加強了能源的國家隊的投入，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中國的“4萬億”基本投入到了基礎設施上，盡管“十一五”規劃對新能源的研究開發工作有所進步，但是資金投入的力度和美國相差甚遠。
阻礙創新的機制性根源
中國的科技和經濟是嚴重脫節的。過去也一直在推動機制的結合，但至今還存在許多問題
朱敏：以最近的觀察來看。美國的大學以及一些小公司。在美國政府和風險投資的支持下，發展勢頭正勁。美國的風險投資樂于前期投資。而我們國家的風投偏好保險、安全。且在快出效益時機投入，而前期投資全靠政府。效率是有限的。審批程序過于復雜。更不敢于往民營企業身上投入。
石定寰：的確，美國大量投入民企身上，大批企業得到了政府支持，而且都是上千億美元，并且給予3～5年研發期。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 SOLAR)是在2004年才開始生產產品，在此之前6年都是在沃爾瑪基金的投資下生存，本來預期3～4年出成果，但是延長到第6年才開始成果轉化，一直到2009年成為全球第一大太陽能公司，公司產能已超過1千兆瓦峰值(GWD)。
與此同時，First SoJar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鎘(CdTe)薄膜光伏模塊制造商。與傳統的晶硅技術相比，使用碲化鎘專利技術的太陽能發電量更大，并擁有更低廉的生產成本。First So-Jar在業內率先實現了每瓦成本低于一美元(85美分)，并于2009年6月宣布：到2014年，公司會將每瓦的制造成本降至52～63美分。類似的成功案例在美國相當多，特別是在硅谷。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可以設想，美國未來幾年肯定會出現大量創新的成果。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國家沒有大量的投入，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搞不好又要錯失這次歷史大機遇。
朱敏：作為長期參與推進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經濟專家，在您看來，阻
礙創新的機制性根源到底在哪里?
石定寰：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的問題，關系到國家的科技體制等等方面。一直以來，中國的科技和經濟是嚴重脫節的，過去也一直在推動機制的結合，但至今還存在許多問題，包括一些研究機構和小公司產生的成果，很難及時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人們對科技創新的期待，更看重馬上獲利的項目，長期回報的誰都不愿意參與，政府、銀行、風險投資歷來如此；而真正的創新項目卻大多來自中小企業，它是以市場為導向，它有強勁的動力搞開發。但是，這類的小公司，第一很難被發現，第二發現之后很難被支持，沒有資金是肯定上不去的。實際上，我們中國并不是沒有人才，也并不是沒有創新，而是缺乏正向的激勵。
朱敏：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石定寰：第一，過去的問題是缺錢，現在的現狀是不差錢，資金已經不是主要因素，但恰恰是能辦事的人得不到錢，給了錢的單位未必好好珍惜，激勵機制沒有。比如大學更看重的是論文，關注論文得了什么獎，而市場應用的成果并不太關注。考核機制有問題。
第二，中國的研究隊伍人才結構有缺陷。一些科學院人才輩出，但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居多，缺少工程實踐的人才。
第三，中國的工業系統，尤其是裝備制造，支持研發成果轉化的能力很弱。國外實驗室研究成果，提出工藝設計要求以后，工業界的一些設備制造公司很快就會根據要求開發生產套生產系統，使之迅速形成產業化。因為沒有裝備，一切白搭，比如電動汽車的電池，我們起步絕對不晚，應該說是走在世界前列，許多節能成果也是超前的，但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裝備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缺乏裝備能力強的企業，來支持研究成果的轉化。
朱敏：高新產業的產業化方面要求頗為嚴苛，技術出現以后又必須快速產業化。有些技術起點不低。卻在產業化上出現困難。造成“站在技術的領跑線上。卻輸在產業化的起點上”的局面。這在您剛才舉例的電動汽車上最為典型。
石定寰：從許多國企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創新的動力是不足的，沒有創新的機制，純粹依靠壟斷地位占用著大量的生產資料和市場，重復生產自己的產品，依靠落后的技術和廉價的勞動力，一樣可以占領市場，所以沒有創新的動力。而且，國企都是任期責任制，誰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內冒風險，只求平安度過，所謂“保值增值”是其最大原則。因為國資委考核國企的標準就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并沒有考核其持續競爭力和創新水平。
比如，石油前期勘探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就需要提高探井、測井的有效性，測井的儀器就需要智能化，美國的測井儀可以探測到地下十幾個參數，通過數據的傳輸、快速計算分析來確定井口的位置。而中國真正開發這一技術的是民營企業，在北京清華科技園內，其隔壁就是國有的中石油測井研究院。因為，民營企業只有靠技術進步才能有生存之地，沒有資源，沒有壟斷的市場，迫使它只能在這方面下功夫，這就是機制的不同。
新經濟的生命在于市場
創新本來就是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而非指令)下，依賴市場競爭，才打磨出的新型產業
朱敏：在固有機制下。當前中國政府高調提出的“戰略性新型產業”，又何以培育?
石定寰：第一，現在一些部門又采用了計劃經濟的手段，設置市場準入門檻，有的確實不太合理，甚至要求具體到生產的規模和型號。比如風也是2.5兆瓦的適合，還是1兆瓦的更適合?這是要根據不同的風力條件，以及不同的風場來決定的，而不是政府命令。再比如，如果強制門檻，現在的比亞迪、吉利、奇瑞就不會出現，依然會維持“三大三小”的格局，中國汽車的競爭優勢就會全部埋沒。可見，民營汽車的自主研發力量代表了中國汽車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傳統的幾大汽車公司早已經中外合資了，談何創新?
第二，所謂戰略新型產業，突出的是“新”字，而技術創新是在不斷發展的，不是固定在某一個格式上。技術進步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如果準入門檻還處在舊技術模式的標準，那創新的產品何來?須知，創新本來就是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更多地依賴競爭，才能打造磨煉出來新型產業，而不是人們人為地想當然，想培育誰就培育誰。
朱敏：“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石定寰：是啊。比如最近風力發電要出一個市場準入的政策，征求意見出臺以后，很多企業很難理解，都問這個文件是出在2010年，還是1980年?
朱敏：讓人們頓生時空錯亂之感，實在無可奈何。您從1980年到國家科技部工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難怪感觸這么深刻。
石定襄在這里，不妨提一下我參與設計管理的“火炬計劃”。
1988年8月，經中國政府批準，國家科委(科技部前身)提出，以促進高新技術的商品化、產業化為基本宗旨，推出一個“火炬計劃”。它是一項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引導性計劃，而非指令性計劃，其宗旨是以市場為導向，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商品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化。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計劃，推動產權合作，促進成果轉化。
火炬計劃強調創造環境為主，而不是政府為主，目的在于創造良好的支撐環境，建立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開辟資金渠道，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包括建立高新區、孵化器，當時重點發展領域是電子與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新能源、高效節能與環保。
朱敏：今天回過頭來看。其成效究竟如何?
石定寰：由于大力培育科技創新的中小企業，培養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復合型企業家人才，結果涌現出柳傳志、任正非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以及中興、華為等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
當時，起步資金國家只給了400萬的財政撥款、2000萬的貸款指標。我當時是第一任火炬辦主任，至今20多年，全國已建立了53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興、華為并不在當時國家電子部的計劃范圍之內，因為以前的電子元器件只能匹配給國有企業。最終，我們向中央建議支持一下民營企業，但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只是提供政策環境，就是著名的“四自”原則，即“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有力促進了新型產業的發展。
朱敏：對今天加快培養戰略新興產業而言。這些無疑都是值得借鑒和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