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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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 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在現代社會里,政治合法性不僅來源于公民與政府的“社會契約”,而且還依靠政府的政績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政績和由此產生的公民對政治權威的態度。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歐盟應該有相應的應對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識,幫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動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運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對政治結果的個人影響力。 

 

歐洲人在公投憲法時明顯表現出對歐洲公民身份的缺損。“歐洲公民”這一意識概念早在上個世紀末就提出和實施,但從其成效來判斷,它卻以失敗而告終。在2004年公投時,選民們以各國公民的身份而非歐洲公民的身份參與其中,這也是公投失敗的原因之一。眾所周之,公民權是集體認同的表現之一,同時又是集體認同的核心之一。在歐盟成員國范圍內,集體公民權的高效實施將會是歐盟認同突破“瓶頸”的重要的動力之一。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個領域并且逐漸成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個標準,并由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加布里奧·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個政治系統,由系統內所在的人的政治認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斷力組成。其中政治認可度又由人的行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諸多因素組成。當政治文化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時,它將提高整個政治系統的凝聚力,特別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視,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就會出現。 

政治合法性危機體現了政府和其公民之間的緊張關系,顯示了公民對政府綱領政策的不滿情緒,對政府辦事低效率的抱怨,進而對政府政策初衷表示懷疑,導致其不愿履行他們的公民職責。 

根據政治家潘的觀點,在現代社會里,政治合法性不僅來源于公民與政府的“社會契約”,而且依靠政府的政績,特別是在經濟上的政績和由此產生的公民對政治權威的態度。 

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政府應該有相應的幾步應對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識,幫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動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運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對政治結果的個人影響力。 

 

二 

 

對于歐盟來說,其政治合法性危機來源于幾個方面:民主赤字,歐盟公民定義的模糊性和歐盟內部的就業政績不良性。這幾個方面都對歐盟一體化的進程起到了滯后作用。解決這些難題的一個核心關鍵就是提高歐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個體意識形態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建立一種有利于歐洲共同認同的個人意識形態就在歐盟教育政策中體現出來了。歐盟教育政策的實施可以看作是歐盟在全球化影響下對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對立的重新建構。 

歐盟民主赤字表現在歐盟各個政府機構運作缺乏透明性,其運作機制猶如迷宮般復雜,而且工作效率明顯不如各個成員國政府機構。這些不利因素影響到了民眾參與到民主政治的熱情,也割斷了政治上層同民眾的聯系。總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歐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為了解決這種困境,歐盟進行了改革。首先,歐盟將其政策決定過程透明化,從而增加政府上層和民眾的聯系。改革包括增強歐盟議會的作用,增加能夠拉近與民眾距離的補充性原則,使得更多的民眾能夠理解和參與。歸結為一點就是簡化其復雜的機構運行措施。歐盟的某項政策出臺需要經過三個層次的協商: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而前兩者是管理機構上層進行討論協商的地方,普通公民無法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歐盟進一步增強了歐洲議會的作用,因為這也是歐洲公民能夠最近地接觸到歐盟政治的地方。這一點在歐阿姆斯特丹協議里有所表現。 

其次,提高歐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績,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業問題特別是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是極為敏感的。為了推動歐洲教育維度,青年教育培訓項目鼓勵青年工人在共同體范圍內跨國流動。“伊拉斯謨”項目鼓勵大學生進行跨國校際的交流。還有為沒有學歷的歐洲青年提供教育機會的“夸美紐斯”計劃,這一系列的計劃使得不同階層的人都能參與,同時也關懷了弱勢群體。這是歐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體現。其中達·芬奇計劃的出臺便是歐盟力挽狂瀾的大好時機。此項計劃意在為歐洲各國公民提供終身教育的機會,讓歐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態進入到世界勞動市場里。用更為通俗的話說便是讓歐洲人爭奪其他地區公民的飯碗,以別人的飯碗來解決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均問題,同時又進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對立。在全球化形勢下,全球經濟的壓力要求提高競爭力,降低勞動成本和開放市場。而歐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歐洲利益”的代言人,“歐洲改革”的倡導人和“歐洲經濟區”的組織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減少在經濟全球化下各成員國之間的“惡性”競爭,①維護歐洲社會傳統和價值觀念。而在這種形式下,單一國家是很難“單槍匹馬”解決問題的。歐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歐洲人把競爭的矛頭對準了歐洲大陸以外,這樣便會促進歐洲人忠誠度由民族國家到歐盟的轉移,從而鞏固它領導的合法性。 

三 

 

從歐盟成立以來,作為歐盟公民的公民權和作為成員國的公民的公民權的區別和聯系一直是困擾著歐洲民眾的政治難題,這也對歐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教育的職能即是使歐洲公民在各種學習中意識到新的社會規范和規則,承認歐盟治理的合法性問題,即民族國家治理的轉移,換句話講就是民族主權的部分讓渡。作為歐洲的公民和作為成員國的公民有何差異呢?是否會得益呢?這不僅成為了一個學術上有爭議的話題,更是讓歐洲人自己頭痛的現實問題。歐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但就其普及和應用程度來說,卻沒有多大的效力。這也直接影響②“培養歐洲公民意識形態”這一主線始終貫穿于歐盟在對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歐盟教育政策的實施主要起著意識建構的作用。歐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對全社會各個階層的一次總動員,同時是對社會個體意識形態的建構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層建筑意識的直接的傳達。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識,包括歐洲公民社會權利的建構和歐洲公民身份的認同。在公民社會權利的建構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對歐洲社會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關照青年雇員、失業者和受到社會排斥的人群。同時,又起到了對“歐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強調了社會伙伴和市民社會參與的重要性。建構主義者認為行為體的認同、偏好和行為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行為體通過學習、認知,逐漸內化有關一體化的規范與規則,從而導致自身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變化。③ 

理論上,歐洲公民資格包括超越國界的團結意識,歸屬于這個集體的意愿和實現此目的的行為。這些將引發歐洲朝著增強歐洲人們之間交流、凝聚力、互動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進。人們通常認為,歐洲公民資格源自歐洲各國公民共享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源自他們的歷史親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們也認為,這種公民資格意識還僅僅是在形成中,特別要通過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動的自覺努力程度來推動這一過程的實現。教育應當喚醒歐洲各國人們的歐洲人意識,而歐洲資格已經被用來指稱對歐盟存在意義的認識。這種認識或意識將成為人們對近在眼前的歐洲一體化產生認知上的認可和依賴。④而“優厄迪斯教育信息網”的開通為歐洲范圍內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場的需求建立了互動的聯系,以及鼓勵歐洲大學生跨校際的伊拉斯謨計劃正是從這一維度來促進歐洲公民的意識。 

這一系列的教育計劃都是從不同角度對歐洲公民身份的強化。在對公民意義的重新詮釋中有三個核心即自由性、進入性、歸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歐盟教育政策在促進人口流動的原則就是最好的表現。自由移動具有促進統一市場的運作和加強歐盟國際競爭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紐斯”計劃中,目標為在計劃實施期內,每20個歐洲兒童中就有1個參與此計劃到他國學習。“伊拉斯謨”計劃希望到2011年,讓300萬學生在歐洲大陸內自由流動。在這樣大的人口流動中,歐洲各民族國家特有的歸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義的歐洲集體歸宿性,即“知識社會”的歸屬性,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民族國家內部的歸屬性。進入性是指一個公民在特點時期能夠切實享受被賦予的權利的程度。這樣“進入性”的著眼點就在于政治吸納與排斥的機制上。這些機制又反過來支持著政治和社會經濟平等理想的實現,也就是讓廣大公民通過教育體系來更直接參與到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中來。通過教育計劃的實施,即通過實踐,歐洲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建構了偏向統治階級(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意識形態。于是這些主體就在完全意識到的情況下按照他們的信仰來行動了。 

總之,歐盟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路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建立合法性的道路還是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田德文.歐盟社會政策和歐洲一體化.社會文獻出版社,2005:325. 

②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2. 

③田德文.歐盟社會政策和歐洲一體化.社會文獻出版社,2005:379. 

④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資格·教育改革——歐盟教育政策個案研究.學術論壇,2003,(3). 

 

參考文獻: 

[1]邁克爾.萊斯諾夫.社會契約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2]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等譯.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3]田德文.歐盟社會政策和歐洲一體化.社會文獻出版社,2005. 

[4]埃德加·莫蘭著.康征,齊小曼譯.反思歐洲.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 

第2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情緒情感是指客觀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與愿望、觀點而產生的態度體驗，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心理環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認知、意志、行為過程中起著動力作用，所以我們必須重視情緒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以及運用，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

1.情緒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1 思想政治教學中的情緒情感的作用。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呈現出積極活躍、死氣沉沉、消極對抗三種不同的課堂氣氛。在活躍的課堂中，教師常常創設一定的問題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在整個課堂中有積極喜悅的正向情緒體驗，從而使學生的思維活躍，學習效率高。而在死氣沉沉的課堂中，教師只重視理論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情緒情感的引導，沒有師生的互動，學生沒有學習的興趣，學習效率也會很低。而在消極對抗的課堂中，主要表現在一些教師在上課時總是帶著消極、不滿、埋怨的態度給學生上課，從而引起學生的反感和厭惡，一方面使學生思維堵塞，另一方面很可能出現逆反心理或反常行為。很顯然，教育者應努力致力于構建一個積極活躍的課堂氛圍。

1.2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情感關系及其作用。作為協調人際關系的紐帶，情緒情感連接著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然而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教育的主客體之間會形成一下三種不同的人際情感關系：第一是教育主客體之間形成了正向積極的人際關系，在這種主客體的情感關系中，教育主體發出了信息，教育客體就很容易接受，這種教育主客體的關系也有利于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力；第二是教育主客體的人際情感關系一般，教育主客體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學生只是懂得思想政治理論知識，而不會相信，也不會產生堅定的信仰，更不會運用到現實的實踐中；第三是教育主客體之間形成了負向的惡劣的情感關系，也就是教育主客體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誤會或者隔閡，教育客體對教育主體厭惡、反感，并且對主體傳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也會很反感，教育主體發出的信息很難會被教育客體接受。很顯然，積極正向的師生關系是我們需要努力構建的。

1.3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情感狀態及其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情感狀態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如前蘇聯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所說："思想不是他們被記住的時候就會成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而是它們生存于充滿朝氣的情感波瀾中，生存與創造和行動之中的時候，才成為神圣而牢不可破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客體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主體傳授的知識，而是主體的情緒情感，教育主體良好的情緒狀態使教育客體有效地接受和理解教育內容，而客體的情緒狀態關系到客體對于教育內容的選擇、認同和理解以及良好師生關系的構建都有種重要的作用。這里的良好的情緒狀態包括有較好的情緒認知力、情緒控制力、情緒溝通力、情緒影響力和情緒教育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只有具備了這些良好的情緒能力，才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良好的狀態投入到學習中去。

2.情緒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運用策略

2.1 思想政治教學中情緒情感的運用。基于情緒情感在思想政治教學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采用相關的教學手段，并通過言語、態度、行為等來激發、調動受教育者的正性情緒情感和認知需要，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教學情境法：

2.1.1 以境生情法。該方法強調創設生動、負載積極情緒情感的教學情境，通過教師積極情緒情感的投入，激發學生的正向情緒情感，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

2.1.2 寓教于樂法。只有將勞逸結合，將學習和樂趣聯系在一起才能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對于教育者而言，就要善于在教學活動中創設多種多樣的情景，采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方式，激發受教育者思維的火花，讓受教育者在快樂中發展，在發展中快樂，從而實現情緒情感和認知相互促進。

2.2 建立平等和諧的教育主客體人際情感關系。教育主客體的人際關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建立平等和諧的教育主客體人際情感關系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也就是教育主客體之間要民主平等、彼此信任、相互理解、融洽相處，最重要的是認知和理解對方的合理需要。教育主體要平等地對待教育客體。每一個學生無論成績好壞，他們從人格來講都是平等的，所以教師要從心里正確認識和對待每一個學生，尤其是成績優等生和劣等生，發現每個學生的優缺點，并揚長避短。教育主體要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取信于教育客體。教育主體只有具備扎實的專業素質，高尚的道德素質，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做到以理服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學生。

2.3 教育主客體情緒疏導、調節與情感智力的培養與提升。教育主客的情緒情感狀態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發揮起著重要作用，要使教育主客體都形成積極健康穩定的情緒狀態，就必須要了解和采用情緒情感的疏導和管理方法：

第3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網絡聽力測試；聽力理解焦慮；反撥效應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673-8454（2017）05-0084-04

一、前言

語言測試領域的反撥效應被稱為測試的后效作用或反撥作用，通常是指考試對教師和學生以及教和學產生的影響（劉曉華、辜向東，2013：4）。以Messick為代表的語言測量專家（1989）率先提倡將反撥效應視為評估考試效度的重要組成部分，Bachman（1990）繼而將此思想引入到語言測試領域，反撥效應逐漸成為語言測評領域的研究重點。Alderson & Wall（1993）隨后提出的“反撥效應假設”，Bailey（1996）提出的“反撥效應基本模式”和Bachman & Palmer（1996）主導的“測試有用性原則”都對語言測試反撥效應研究框架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外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語言測試的反撥作用具有正面和負面、顯性和[性的雙重特性（Hughes，1989； Lam， 1993； Read & Hayes， 2003）。在近20 年來，信息技術逐漸被引入語言測試領域。國內語言測試者除了關注技術的使用對語言測試效度產生的影響（金艷，2012；金艷，吳江，2010；李清華，孔文，2006），也將語言測試的后效作用和反撥作用視為研究語言測試效度重點之一。大多數的研究都表明，考試對教師和學生以及教或學產生正面或負面反撥效應（楊惠中、桂詩春，2007；侯新民、王偉力，2008；曹勤，2009；石小娟，2010；辜向東、彭瑩瑩，2010；郭遂紅、李方秀，2012；徐倩，2012；楊志強、辜向東、劉曉華，2012；亓魯霞，2012）。

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針對目前國內高校在傳統課堂模式下測試對大學英語教與學產生正面或負面反撥作用，而關于網絡聽力測試對大學生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作用的研究較少。在大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四種技能學習中，測試給聽力理解帶來的焦慮最為突出（Krashen 1989；引自Young，1992）。多數研究也指出聽力理解焦慮阻礙了聽力學習（Gardner，Lalonde，Moorcroft & Evers，1987；Bacon，1989； Lund ， 1991）。假如累加的焦慮感沒有及時解決或緩解，聽力測試的負面反撥作用將急劇凸顯。結合近年來高校網絡測試不斷推廣和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聽力題型不斷革新的形勢，筆者認為開展網絡聽力測試對大學生英語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效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研究可增強外語教師和大學生對網絡聽力測試對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作用的認識，幫助大學生正確對待聽力理解焦慮，提高聽力理解能力以及促進大學英語聽力教學。

二、研究方法與對象

1.研究方法

本論文采用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兩種方法來開展實證研究，首先分析并總結問卷中所反映出的網絡聽力測試對學生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效應，然后進一步通過深度訪談對調查問卷加以補充和論證。本研究使用的調查問卷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學生的聽力焦慮量表。筆者通過參考Saito et al.（1999）的外語閱讀焦慮量表，結合本研究的需求設計了聽力焦慮量表，共20個問題，并以中文給出，以便增加受試者對所回答問題的理解程度。每個問題都設計了A（非常不同意）、B（不同意）、C（不確定）、D（同意）、E（非常同意）五個選項，量化后的分數分別對應為1至5分。受試者需要對20個問題做出判斷。分數越低表示在網絡聽力測試環境下，受試者聽力理解焦慮程度越低，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聽力理解焦慮程度越高。根據焦慮值的高低，把受試者分成三組，60分以下的受試者為低焦慮者，60至80分的受試者屬于中等焦慮者，80分以上的則為高焦慮者。

為了掌握哪種網絡測試（閱讀，聽力及寫作）帶來的焦慮感最為突出以及網絡聽力測試如何積極或消極反作用于聽力理解焦慮，筆者在調查問卷第二部分設計了4個主觀問題。問題1：定時定量的網絡測試中，哪種能力的測試（閱讀，聽力及寫作）帶來的焦慮感最為突出，為什么？問題2：定時定量的網絡聽力測試是讓聽力成績在多聽多做的過程中產生了質的飛躍還是徒增了焦慮感、挫敗感和疲倦感？請舉例說明你如何在聽力過程中回避你的焦慮感，或挫敗感，或疲倦感。問題3：網絡聽力測試改變了你對聽力課堂的看法嗎？請至少舉一例說明。問題4：網絡聽力測試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請至少舉一例說明。受試者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對4個問題予以詳細的書面回答。在調查問卷基礎上，筆者還選取了五名受試者進行深度訪談，對調查問卷起到有效補充的作用。面對面的深度訪談能更真實地反映出受試者對網絡聽力測試的認知、態度及網絡聽力測試如何對受試者聽力理解焦慮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反撥效應。

2.研究對象

論文以北京工業大學理工類大學二年級3個班共11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教師借助網絡教學平臺來記錄、了解、檢查學生的大學英語聽說和讀寫課程的學習情況。所有學生都要求參加學校統一組織的網考測試，測試范圍涵蓋《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第二版）》第三冊七個單元的內容，測試形式為聽力理解、閱讀理解和寫作三個部分，測試成績按學生參加次數及比例計入期末總評成績。另外每周還安排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時間為每周一至周五7、8、9、10節課，引導學生熟悉和適應網絡學習和測試。

三、結果與討論

1.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學生的聽力理解焦慮感

問卷調查數據顯示（見表1），在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學生的聽力理解焦慮平均值在57和85之間，中等焦慮平均值為67.57，大部分學生（44.55%）屬于中等焦慮。調查結果證實聽力理解焦慮感確實大范圍存在于學習者的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

圖1顯示，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學生的聽力理解焦慮感主要來自于伴隨著整個考試過程中無法聽清每一個單詞時的緊張和困惑（問題7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88 ）、無法確定答案時的沮喪（問題1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53）、看到大量聽力材料時的害怕（問題4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49）以及失去學習興趣，不喜歡聽力的學習態度（問題12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42）。筆者在教學中發現學生在網絡聽力測試過程中具有不同的焦慮表現，如有些學生聽的時候總是很緊張，難以調節自己的精神狀態，導致完全跟不上聽力播放的速度。有些學生采用消極回避的態度來對待考試，如直接放棄聽力部分的考試或者采取盲選的方式來完成，這極有可能是導致學生測試分數極其不真實、不穩定或明顯低于同分值的閱讀理解分數的主要原因。筆者這一判斷，在深度訪談時得到了證實。此外，受試者對于調查問卷中跟聽力策略有關表述的選擇說明大部分學生不知道如何運用聽力策略去減輕聽力理解焦慮，如在聽的過程中會時常忘記自己之前所聽過的內容（問題3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42）和在聽的過程中，總是逐字逐句的聽（問題9受試者的平均焦慮值3.33）。這與熊蘇春（2012）的研究Y論“學生越少使用學習策略，就會變得越焦慮，越焦慮就越不愿意使用任何策略，就這樣形成惡性循環”相吻合。

2.網絡聽力測試對學生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效應

通過分析受試者對調查問卷4個主觀問題的回答，了解到聽力測試對受試者聽力理解焦慮的反撥效應既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圖2顯示，有高達50.88 %的受試者認為，相對于閱讀和寫作測試而言，網絡聽力測試所帶來的焦慮感最為突出。假如累加的高焦慮感沒有及時解決或緩解，聽力測試的負面反撥作用將急劇凸顯。正如Hussein Elkhafaifi （2005）研究指出，聽力焦慮感與成績和學習經歷均呈顯著負相關，即聽力焦慮感越高的學生，其聽力理解成績越低。

而受試者對于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回答表明，在改變學生對聽力課堂的觀念和歸因方面，網絡聽力測試對聽力理解焦慮產生了正面的反撥作用。比如學生誤認為只要多花時間練習，聽力成績就能提高，跟老師或者聽力課堂關系不大。然而接近半數的學生（48.6%）卻發現定時定量的網絡聽力測試雖然讓他們的聽力訓練有了更多量的積累，卻并沒有讓他們在多聽多做的過程中有效地提高聽力理解能力且徒增了挫敗感、焦慮感和疲倦感，對聽力學習產生了負面的反撥作用。但令人欣慰的是，對聽力水平無明顯提升的網絡聽力測試卻讓部分學生改變了對聽力課堂的理解。會積極反思的學生提到，聽力課堂的聽力練習和課下的網絡聽力測試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訓練聽力理解的途徑。其中聽力課堂的練習能夠讓他們與老師就聽力理解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反思，并得到專門的訓練，如聽力課堂教會他們辨別同化、連讀、省略音和不完全爆破等各種語言上的變化，又如老師在聽力課堂上訓練的記憶策略讓他們學會了怎樣運用聽力策略快速的記下諸如時間，價格等細節信息。另外部分學生也提到，在網絡聽力的測試過程中，他們會碰到在聽清楚對話當中的單詞和句子的情況下，還是不解其意，進而照成誤解和選錯答案。而聽力課堂上老師對答案的解讀能讓他們深入了解英語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幫助他們更好的理解聽力材料及循序漸進的積累相關詞匯，進而提高聽力理解水平。

針對調查問卷第四個問題，受試者給出了諸多網絡聽力測試對聽力理解焦慮的負面反撥作用。其中部分受試者提到，定時定量網絡聽力測試屬于無人監控的狀態，少數學生會借助各種手段謀求高分，這無疑讓誠信考試的大部分學生倍感焦慮，無法以正常的心態面對網絡聽力測試。另外有部分受試者指出教師不能及時反饋網絡聽力測試的問題以及自己聽力分數徘徊不前的狀態都會增加學生的挫敗感、焦慮感和疲倦感，久而久之就會讓網絡聽力測試流于形式，對提高聽力理解水平沒有絲毫的建設性作用。再者，網絡聽力測試對硬件系統的要求極高，另外測試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界面空白，聽力錄音中斷、電腦死機等突發狀況，嚴重影響了學生考試的積極性和測試成績。

四、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調查問卷中定量、定性數據的分析表明，網絡聽力測試在改變學生聽力課堂觀念和歸因方面對聽力理解焦慮產生了正面的反撥作用。

為了進一步強化網絡聽力測試對學生聽力理解焦慮的正面反撥作用，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改進。第一，通過網絡聽力測試平臺收集到的信息應該最大化的利用，讓網絡聽力測試和課堂教學有效融合。對教師而言，要從收集到的信息里看清學生的進步和認識到學生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加努力，及時調整和更新上課內容。第二，提供形式多樣的聽力材料便于學生選擇。筆者注意到，雖然有56.14%的學生明確表達自己不喜歡聽聽力，但仍有42.11% 的學生還是樂意嘗試靈活的單獨化的聽力訓練測試。如教師可以建議聽力基礎薄弱的學生選擇《聽力入門》和《英語初級聽力》這樣的聽力材料來強化基本知識點進而提高聽力水平，而聽力基礎稍好的學生可以在線收聽最新的CNN新聞聽力及TED講座等聽力材料，最終讓網絡聽力訓練與測試不流于形式。第三，要在聽力課堂上指導學生改善和練習聽力策略。如重視網絡聽力測試后重點聽力詞匯的整理，部分聽力材料的精聽以及教會學生如何高效的通過網絡聽力練習習得生詞的方法。綜合來講，教師如能將聽力課堂與網絡聽力測試結果有效融合，定能給出針對性的指導方法，這對于改變學生對聽力課堂的觀念和歸因以及改善學生的聽力理解焦慮都將產生積極的反撥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不同聽力水平的學生對網絡聽力測試保持積極的情緒，更好地發揮網絡聽力測試對聽力理解焦慮的正面反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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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基金項目：天津市教委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社會支持研究”（編號：2014-ZD18），主持人：李忠；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工業化國家企業教育法律研究”（編號：THJX15-001），主持人：李忠；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重點項目“企業鼓勵內部員工（裂解式）創新創業的機制與對策研究”（編號：15ZLZLZF00380），主持人：李忠。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16-0038-07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法規，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央政府頒布職業教育政策表達出政府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及重視。但是，考察職業教育的現實與政策的要求可以發現，實際情況與政策目標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職業院校依然面臨招生困難、生源質量不高、學生學習力低下、就業質量不容樂觀、社會認可度低等問題，存在明顯的“文本繁榮與實踐領域消沉并存”[1]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頗多，但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失效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從執行效果的視角考察職業教育政策，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

一、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失效的主要表現

依據政策學原理，政策過程通常被劃分為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和反饋等四個環節。其中，政策執行是指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將政策所規定的內容由預期變為現實的過程[2]，是“為了實現政策目標，把政策內容轉化為現實的動態優化過程”[3]。它是將文本形態的價值觀念付諸理性實踐的動態過程，達成預期目標是政策執行情況的檢驗標準。可見，政策執行雖然只是政策過程的一個環節，卻是將政策目標轉變為現實的唯一途徑，處在整個政策的中心。正因如此，政策執行一旦出現了問題，可能直接引發政策偏差乃至整個政策執行的失效。所謂政策執行失效，是政策執行者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了與政策精神、目標和內容等不相符合的思想或行為而引發的背離政策本意的結果。由于政策執行在整個政策中的特殊地位，政策執行失效可能引發整個政策式微、無效或無能。因此，為了保證政策目標的實現，必須給政策執行以足夠重視。考諸歷史與現實，職業教育政策在執行中至少存在以下五種偏離政策本意的現象，直接影響到職業教育政策的預期目標。

其一，象征式執行。象征式執行是指執行主體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僅做表面文章或宣傳報道，而缺乏具體行動的政策執行現象，其結果使得政策文本變為一紙空文而缺乏實質性的內容。典型事例是：早在2002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就明確要求，強化職業教育與勞動就業之間的聯系，“大力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嚴格實施就業準入制度”，并要求“完善學歷證書，培訓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就業準入制度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顯然沒有得到執行，而是流于表面形式[4]。這種情況的出現，既不利于職業院校學生就業，也制約了職業教育自身的健康發展。

其二，附加式執行。附加式執行是指執行人員擅自添加政策中調控對象、范圍、目標等方面的內容，通過增加某些文本條目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政策執行現象。據媒體報道，職業院校找企業接受學生實習主要依靠交情和人際關系，學校在學生實習的崗位性質、工作環境、學生權益等方面的發言權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職校學生在實習中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問題，企業對職校學生的勞動強度和質量要求與正式工一樣，但在報酬、福利待遇等方面卻與正式工相差甚遠。大部分企業只是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不愿意承擔培養學生的責任，部分企業還存在增設硬性條件限制職校學生入職等問題[5]。甚至出現學校與企業聯手榨取學生利益，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的現象[6]。

其三，抵制式執行。抵制式執行是指執行主體無視政策的目標指向與具體內容，在政策明令禁止情況下依然冒險執行的政策現象。例如，在2004年、2005年、2011年，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反復強調中等職業學校不能以升格為高等職業院校或并入高等學校為目的，規定專科層次的職業院校不并入或不升格為本科高等學校。但是，在實際運行中，一直存在中職學校升格為高職學校或者高職學校升格為本科高等學校的現象[7]。這種違背政策規定的做法，一方面襯托出行為主體對政策的無視，另一方面反映出職業教育政策在執行中面臨著利益群體較為強勁的對峙狀況。

其四，歪曲式執行。歪曲式執行是指執行人員打著貫徹落實國家政策的旗號，但在實際執行中偷梁換柱，違背政策制訂和出臺初衷的執行現象。其典型事例是，在執行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政策方案中，有相當數量的高職院校在教師招聘中傾向于碩士、博士等高學歷高層次人才，造成學歷攀比現象，結果使得“雙師型”教師建設成為提升高職院校教師學歷水平的政策。另外，職校學生的實習環節本是職業教育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是連接學校和企業的紐帶，然而，在職校學生實習過程中，企業以實習之名濫用學生工，要求他們在生產流水線上進行高強度、超時限的勞動，侵犯了職校生的合法權益及其受教育機會[8]。以上兩種現象都說明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出現不同程度的異化，偏離了政策本意。

其五，機械式執行。機械式執行是指執行者無視地方實際情況，對相關問題未能因時因地進行具體分析，盲目、機械執行政策的現象。例如，被職教界人士廣為推崇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是指職業院校和企業通過合作對人才實施聯合培養，經過雙方培養的人才到合作企業頂崗實習直至就業。然而，據媒體報道，校企聯合培養政策在實際執行中變成了“勞動力供應中介”，廉價學生工成為彌補企業“用工荒”的一種措施[9]。地方政府要求職校學生到合作企業實習的政策，將數量龐大的職校學生變為廉價勞動力，職校學生成了企業降低勞動力成本、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這種機械式執行使得職業教育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加劇。

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影響到職業教育政策的權威性，又影響到職業教育的實踐發展，進而影響到民眾對職業教育的態度。首先，對政策本身而言，執行失效意味著政策變為一紙空文，削弱了政策本身的權威性和政府的信譽，容易造成民眾對政策執行的不信任、懷疑甚至敷衍等態度。其次，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不到位，對職業院校、合作企業、職校學生、社會團體等利益相關者沒有發揮出政策的規范、調整和監督等作用，可能造成職業教育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挫傷其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最后，職業教育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本來就不高，政策執行不力會加劇這種狀況。現階段，中央政府出臺了系列旨在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將職業教育重新納入公眾視野，希望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支持職業教育發展。但是，失效的政策執行，可能導致民眾對職業教育依然持悲觀態度，不利于職業教育的健康持續發展。

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失效的成因分析

職業教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以上失效現象，凸顯出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難。何以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導、地方政府積極配合的情況下，職業教育政策依然難以得到有效執行、職業教育依然處于比較尷尬的地位、甚至涉及職業教育健康發展所需的生源也成問題？出現這些問題，既有政策本身不完善、政策執行環境復雜以及監督不到位的原因，更有執行主體間存在利益沖突和政策執行者對職業教育政策價值認同度低的原因。

（一）政策文本的缺陷

美國學者安德森將政策問題定義為“引起社會上某一部分人的需要或不滿足的某種條件或環境，并為此尋求援助和補償的活動”[10]。這意味著政策制定是一項十分專業的科學實踐活動，其自身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是有效執行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因為，只有科學的、合理的職業教育政策才可能產生預期結果，如果政策本身存在問題，結果則很難預料。

首先，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嚴格遵守相應原則和程序。政策文本內容的編寫要符合邏輯一致性原則，政策最終確立要堅持程序正義性原則，包括過程正義和結果正義。法定程序無疑是政策制定要首先遵守的。但是，1996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雖然開啟了職業教育法制化的道路，對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但是，該法明顯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它主要是一部規范學校職業教育的法律，企業并未被賦予教育機構的地位，行業企業只是作為職業教育的參與者而非實際的辦學主體[11]。因此，據此制定的政策，也多為職業學校教育政策，忽視了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時，在職業教育政策制定環節，缺乏程序正義和相應的制度設計，一些職業教育政策的出臺并沒有嚴格遵循法定程序路徑，一定程度上導致政策結果的正義性受到質疑。劉新學等人（2015）針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執行失效與政策自身的不完善之間存在因果關聯[12]。

其次，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考慮經濟效益，以是否適應經濟發展需要作為價值取向，強調工具理性而忽視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考量。多數職業院校在辦學過程中，主要關注自身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對學生素質的培養缺乏深入思考和長遠規劃。人文教育與專業技術教育出現嚴重分離，強調的是“制器”而非“育人”[13]。在政策執行中，“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被壓制，政策的價值理性缺失。在辦學理念、培養目標和價值取向等方面出現嚴重偏差，諸如過多強調崗位技能的精通與熟練，輕視學生全面素質尤其是職業人文素質的培育，功利性過強，等等，都可從政策文本中覓到蹤跡。加之，由于我國職業教育深陷社會地位低、辦學成本高、教育對象多是社會弱勢群體等現實困境，職業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取向強化了這種觀念，結果影響到政策執行的效果。

（二）執行者綜合素質及其對政策價值認同度較低

政策執行效果不僅取決于政策文本質量，還有賴于執行者自身素質。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是將理論知識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重要環節，要求執行者不僅要有基本的教育學科和政策學科等理論知識、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還要具備合理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要與職業教育政策價值相吻合。然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主體還存在諸多問題，部分執行人員在沒有充分理解甚至在曲解職業教育政策基本精神和實質內涵的情況下盲目執行，背離了政策初衷。例如，職業教育資助貧困生制度體現了教育公平理念，對于提高職業教育自身吸引力以及消除貧困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卻演變成某些職業院校的生財之道，部分學校在得到國家資助之后并沒有發放給學生，甚至出現虛報學生規模、假冒學生名義騙取國家資助的行為[14]。

執行主體對政策價值是否認同會影響和制約其執行的力度和效果。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主體在認識上對政策內容是否贊同，情感上對政策目標是否擁護，如何看待職業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以及如何看待執行中的利益和分配給自身造成的影響，等等，都會對政策執行產生影響。正如有學者所言：“執行者對政策的認同，對政策執行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執行的重要條件所在”[15]。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如果執行主體缺乏對職業教育政策價值的認同，便會在政策執行中帶有主觀隨意性、片面性、盲目性，甚至出現偏離政策預定目標的現象。例如，職業院校招生指標完成情況成為政績考核的一個重要依據，地方政府將招生指標層層分解，職校校長和老師成了最后的執行者，一度演變為“招生大戰”。這種用行政手段或者經濟手段強制教師去完成指標的做法，無疑是對政策的扭曲。

（三）執行環境的復雜性

作為教育政策的重要構成部分，職業教育政策在教育活動領域影響著公眾利益。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作為職業教育政策運行過程中的關鍵環節，面臨著復雜的執行環境。職業教育政策所處的外在環境的復雜性，影響和制約著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效果。

首先，就政策環境而言，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文本①。中央政府的政策文本表達出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和政策支持。然而，政府頒布的職業教育政策文件中，對同類問題的反復強調，則顯示出政策執行力的不足。例如，199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就提出：“政府主管部門、行業組織應當舉辦或者聯合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這一法律規定隨后多次出現在政府頒布的政策文本中②。政策文本不斷出現重復內容，不僅反映出政策執行不力的現實，同時說明政策執行環境的復雜性，影響到政策的有效執行。職業教育利益相關主體的多元與復雜，使得政策執行環境更為復雜。

其次，就市場環境而言，正規的學校學歷教育與非正規的企業職業技術培訓相互對立的思維定式，割裂了學校與企業、教育與職業的內在聯系。在辦學過程中，學校本位的職業教育得到較為充分的關注，而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作用與地位顯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職業教育的類型單一和同質化。同時，職業教育培養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在我國社會階層中一般多處于社會中下層，絕大多數職校畢業生成為薪酬和待遇較低的藍領。《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指出，職業院校畢業生僅處在第九層[16]，他們在工作環境、經濟收入、自身權益保障等方面相對處于弱勢地位，其結果使得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中遇到一些障礙。

最后，就觀念環境而言，職業教育政策沒有達到預期執行目標，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長期形成的社會文化心理有關。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講禮儀，與職業教育重技術講應用的實踐價值觀存在著先天不適與沖突。在“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觀念支配下，職業教育通常被認為是二流教育，社會認可度低。社會大眾在觀念上輕視職業教育，不愿意選擇職業教育。這種傳統觀念的繼承性使得政策在執行中遇到較大阻力，出現大眾對職業教育相關政策不愿了解或者有意抵制等現象。

（四）政策監督機制的缺失性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包括執行前對政策文本的深入學習和全面解讀，執行中相關部門人員的具體操作和第三方監督評估，以及執行結束后對政策結果的考核和整體性評價。針對政策執行監督這一環節，孟德斯鳩曾在《論法的精神》中警示過權力對人的腐蝕性。他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7]。這意味著必須采取實質性措施，來監督執行人員手中的權力。

目前，我國教育政策執行主體之外還不存在具有獨立監督權力的第三方機構。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監測主體看，執行監督主體各自的監督權限較為模糊，缺乏溝通協調，政策執行監督合力不足[18]。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任何一個有效運轉的組織都需要良好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溝通”[19]。我國現行的公共政策執行機制主要是按照自上而下的執行模式實施，政策執行權力集中于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這種以自上而下為主的政策執行模式使得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社會團體等利益主體參與政策執行的制度化渠道較少且不夠暢通，政府與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良性互動。政策執行呈現出高度分化的科層結構[20]，該結構特征使得政策與科層組織之間容易產生摩擦，降低政策的執行力，導致政策執行失效。加之，我國職業教育的管理體制呈條塊分割式，不同部門以及同一部門內部各執行主體之間缺乏良好的溝通與協調機制[21]。這容易造成部門之間出現相互推諉、相互指責等混亂局面，給政策的有效執行帶來負面影響。與此同時，職業教育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政府組織機構、媒體、社會大眾等在政策執行中發揮的組織協調、輿論監督、反饋評估等作用。

（五）執行主體間的利益沖突

利益在政策執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執行主體的內在驅動力。“政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各種利益群體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統中，由政策主體依據自身利益的需求，對復雜的利益關系進行調整的過程”[22]。在政策執行中，不同主體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進行著互動博弈。他們在現實條件下進行各自的策略選擇，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利益主體的選擇行為與策略。

經濟學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將人看作是有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認為個體總是盡可能地利用一切資源來追求自身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與其他類型的教育政策相比，職業教育政策涉及的主體更多且利益關系更為復雜，其主要包括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相關社會團體、職校學生及其家長等。當出現利益沖突時，不同主體就有可能采取不同手段來維護、補償或者擴大自身利益。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格局面前，如果各利益主體都從滿足自身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選擇自己的行為策略，則非常容易導致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失效現象的產生。執行中出現的象征敷衍、附加利用、殘損截留、替換歪曲、機械運動等失效現象正是不同執行主體在政策執行中對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極端表現。

與此同時，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中，各利益主體的需求不同，政策的價值存在對于各主體的價值意義也會不同。以校企合作政策為例，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就明確提出，要建立“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企業與職業院校的合作是基于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共同需求，但二者對培養不同層次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參與積極性和投入力度卻存在較大差異。張俊珍等人（2008）對企業參與校企合作教育動因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企業參與合作教育的首要動因是獲得人力資源和科技資源，其次是短期利益，最后才是企業自身的長遠策略[23]。張利癢和楊希（2008）對全國范圍內114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我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不高。同時，企業的規模、所有權結構、文化特征以及對新員工的入職培訓時間等因素對企業是否參與校企合作具有顯著影響[24]。因此，校企合作政策因利益相關主體的多樣化，致使職業教育政策在執行中面臨著多重挑戰。

職業教育政策本身的不完善、監督機制的缺失、執行環境的復雜與執行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執行者綜合素質缺陷及其對政策價值認同不足等原因，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改變這種情況，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及其關系，使職業教育政策本身以及職業教育現實得以健康發展。

三、提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力的途徑

政策制定的意義在于得到有效執行。雖然追求政策目標的完全實現可能過于理想化，但執行中出現的種種失效現象阻礙了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進程，需要認真反思并加以應對。其中，提升職業教育政策的質量、完善政策執行的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明確利益相關方的權利與責任、強化政策執行主體的培訓，是提高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力的有效途徑。

（一）協調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提升政策文本的質量

職業教育政策在價值取向上應超越單純促進經濟發展的功利性追求，要將人的全面發展的人文價值納入到職業教育目標建設中來。作為教育的一種，職業教育無論多么特殊，都需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價值訴求，即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這是職業教育首先要予以重視的。在制定政策時，要將“完滿的職業人”[25]――真善美統一的完滿職業人格的職業人――作為培養目標，以價值理性為主導，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協調統一。職業教育決不可僅僅局限于狹隘的技術技能訓練，還應注重其內在的價值理性，強化人文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契合。在培養目標、專業設置、課程內容、教學安排等方面關注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和自我實現，立足于培養和諧發展的人。基于這一原則下的職業教育政策才符合教育的本意，才具有正當性、合法性與合理性。職業教育屬跨界教育，橫跨教育與職業、學校與企業、學習與工作等多個領域，培養的是復合型人才。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須打破在企業辦培訓或者在學校辦教育的傳統思維，實現企業與教育的深度結合，政策導向要有利于使學生養成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基礎、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際技能、既有知識儲備又有學習能力的“現代職業人”。在職業教育具體政策制定過程中，引入程序正義的概念，強調政策制定的程序正義性，強化過程正義和結果正義，從而使政策本身具有正當性、合法性、合理性，有利于職業教育實踐的展開。

（二）加強執行主體教育培養工作：尋求政策價值認同

執行主體是政策能否有效執行的關鍵性因素，執行主體的行為方式差異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將政策文本轉化為實際行動的過程中，執行人員的素質結構、價值取向、情感態度、對政策的理解認同程度都會直接影響到政策執行效果。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由于對政策缺少價值認同，執行主體經常受利益驅動而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導致政策失效的現象。當不同主體間產生利益沖突時，需要政策制定者進行適度干預，對政策執行主體進行教育培訓，達成對職業教育政策的價值共識，提升執行主體的政策價值認同感，在保證政策不被扭曲的前提下得以順利執行，進而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機制：構建良性政策支持環境

以職業院校為主體的辦學形態，已經無法滿足職業教育持續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對于學校本位的職業教育，企業為主體的職業培訓更符合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后者強調在工作場所中的工學結合、學以致用。因此，在職業教育政策設計和制定中，要引入市場機制，強化工作場所在培養職業人才中的作用，實現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社會團體等多元主體辦學的社會支持體系，并使多個實施主體協同發力，形成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良好環境。信息時代，還需借助網絡等大眾媒體，對職業教育政策進行宣傳、評論、專題采訪，實現對社會公眾的輿論導向作用，提升民眾對職業教育政策的理解和認同程度，為政策的切實執行營造良好的輿論支持環境。

（四）搭建全方位監督體系：完善政策監督機制

目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監控環節還比較薄弱，監控主體主要是利益相關者，缺乏獨立的第三方監督。加之，在行政化的管理體制下，對政策執行的監督與行政權力大小成正相關。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監督機制，建立內外溝通、上下結合的監測體系。首先，完善政策監督體系，明確各監督機構的具體職責。通過過程參與性監督、效果跟蹤性監督等不同形式，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其次，為保證政策執行的民主，可以充分發揮民間團體組織的監督作用，即建立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制。例如，設立專門的民間監督機構，引入民間評估與反饋，讓公眾意見能夠通過合法、有效渠道反饋給政府的決策部門和職業教育政策的實施主體，為職業教育政策的目標群體提供能夠申訴和表達意愿的制度化途徑，緩解執行中的阻力和摩擦。同時，通過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的監督，提高職業教育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并及時、準確反饋執行中的失效現象，保證政策不被扭曲執行。

（五）明確各利益主體的權責：實現互利共贏

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不僅涉及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利益，還涉及政府、行業企業、社會團體的利益。因此，需要準確定位各利益主體及其對發展職業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讓不同利益主體扮演好各自角色，有利于實現互利共贏，才能取得預期成效。職業教育政策首先體現的是國家意志，需要由政府主導方向；職業教育政策的有效執行，需要行業企業積極參與，企業不僅可以興辦職業教育，還可以通過與職業院校合作，改進職業學校人才培養的途徑和質量。當然，職業院校的教育要取得成效，需要主動執行職業教育政策，并積極與企業聯系，實現合作辦學。因為，職業教育的跨界特性決定了任何單一主體都無法勝任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需求。只有各個利益主體間相互配合，才可能互惠互利，實現多贏局面。

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需要諸多社會條件的支持，職業教育政策無疑是眾多支持條件中帶有導向與規范作用的支持條件，具有總體規劃與宏觀指導的作用。從職業教育發展的規模、結構等這些可統計的數據指標來看，通過30年來的不斷改革，職業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從價值取向、功能定位、運行機制、質量提升等深層次結構來看，職業教育改革的成效與社會發展之間還有較大差距，難以滿足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時代背景中，中央政府提出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期望通過職業教育實現企業生產的升級換代，并以“中國制造2025”對接以“智能化”為特征的“德國工業4.0”。這種要求職業教育要有完善、可行的頂層設計方案，更要有將其順暢貫徹下去的具體措施。職業教育政策因其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發揮與政策功能相匹配的作用，從而使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成為不可不關注的內容。

注釋：

第5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論文摘 要:藝術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非常重視藝術教育的建設并出臺了一些政策文件，但在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以及實施上仍然存在著諸如政策內容欠全面、不系統等問題，各個政策內容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沖突和矛盾。本文對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內容相關理論以及內容標準的構建等問題加以探討，從而提出適應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內容的改進建議，以此促進藝術教育的整體發展。

藝術教育是美育的主要內容和教育形式，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普通高校進一步提高了藝術教育的功能、目標以及重要性的認識。藝術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地位開始得到確認，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尚未解決。因此，本文從政策內容分析的視角研究我國普通高校的藝術教育政策，推動藝術教育的發展。

一、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存在的問題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藝術教育政策隨著藝術教育的不斷發展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其內容上仍存在諸多問題，這與當時的社會現狀、藝術教育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

(一)在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條例中，“基本政策”缺乏權威性

藝術教育政策應該對于藝術教育起到總綱領的作用，但我國的藝術教育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政策規定。高等教育法中沒有對藝術教育進行政策規定，所以難以盡到其指導性、依據性的責任。

(二)藝術教育制度政策體系缺乏關聯性和協調性

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高校藝術教育方面的具體政策，在解決特定問題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政策體系的角度分析，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還缺乏必要的關聯性，并與各項具體的政策之間缺乏協調性。

(三)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封閉，缺乏創新性

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體系趨于封閉，同時我國藝術教育體系的不夠成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開放性，導致藝術教育政策運行過程中創新機制尚未形成。

(四)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中缺少具體化的政策

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的數量不足，紕漏較大，尚未形成有章可循、有章可依的基礎。一是藝術教育建設工作開展所需要的規章制度未能以具體政策形式出臺實施;二是藝術教育中堅實的工作基本制度尚未建立。

二、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存在問題的原因

盡管這些年來高校藝術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高校藝術教育在整個教育中仍十分薄弱。其具體問題如下:

(一)未將相關政策納入國家基本法律范疇

藝術教育在我國的發展較為曲折。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在不同的變化發展階段，對藝術教育的關注及出臺的政策不盡相同，所以國家始終也沒有把出臺的相關政策納入國家基本法律的范疇。也正是由于國家沒有對藝術教育的“基本政策”做出權威性規定，從而導致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結構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使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內部處于無序狀態，制約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構建的進程。

(二)關聯性和協調性對藝術教育政策影響大

藝術教育政策體系、各項藝術教育政策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性。這種關聯性表現為:如果政策之間相互協調、增益，則增加藝術教育政策的整體功能;反之，則會抵消某些藝術教育政策的功能。

(三)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的數量不足，紕漏較大

雖然近些年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但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體系中關于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具體規定數量仍然不足。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對藝術教育的重視不夠，對于很多規章制度沒有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加以約束，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因而，從整體上來看，高校藝術教育具體政策還不夠全面，沒有形成有章可循的基礎。

(四)高校藝術教育政策趨于封閉，政策的制定過程缺少創新

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體系趨于封閉，主要表現在藝術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創新受限。我國對于已有的藝術教育政策調整乏力、遲緩，這也是政策體系封閉的一個基本表現。同時在已有政策的執行中以及執行后出現的問題不能及時將信息反饋到相關決策部門，影響了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三、完善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對策

針對當前我國藝術教育政策內容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從兩個方面對進一步完善我國高校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做如下探討。

(一)建立科學合理的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體系

首先，要解決藝術教育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就要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藝術教育政策內容框架。藝術教育是由組織、知識、活動三大要素構成的統一體，因此當我們探討藝術教育政策內容時，也要從這三方面著手。一個國家在制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時應涵蓋到這三個層面，即藝術教育組織層面、藝術教育知識層面和藝術教育活動層面。其中藝術教育組織方面的政策包括體制政策、師資政策、經費政策;藝術教育知識方面的政策包括專業政策、課程政策、教材政策;藝術教育活動方面的政策包括規劃政策、實施政策以及評價政策。它們是一個國家在制定高校藝術教育政策時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與此同時，還應把藝術教育政策這三個層面下的各項子政策納入到國家的“基本政策”當中去，也就是說應該用宏觀法規的權威性對其進行約束，這樣，藝術教育政策才能對藝術教育起到總綱領的作用。由于藝術教育政策較為復雜，每一個政策都在一定的范圍內相對獨立的發揮作用，所以在制定各個子政策的同時就要注意相互的關聯性，各政策之間應相互配套，協調增益。對藝術教育政策的各項子政策，還要從整體上不斷的加強他們的完整性、科學性和創新性。首先，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完整性，藝術教育政策的內容要能囊括藝術教育政策范圍內的全部問題;其次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科學性。藝術教育政策是一個比較龐雜的政策體系，要明確藝術教育政策內容各個要素的關系，各個子政策的關系，使其具有清晰的邏輯體系，從而加強其相互的關聯性，達成相互配套、體現協調增益之效;第三，要加強藝術教育政策的創新性。在制定藝術教育政策時要不囿于傳統的觀念，注意藝術教育政策體系的開放性，形成一種創新機制，要根據形勢的發展來不斷的進行政策理論的創新。

(二)完善各項政策，促進藝術教育整體發展

為了完善高校藝術教育政策，促進藝術教育整體發展，在上述提到的九個子政策中主要應完善以下幾項政策。

1.注重體制政策，推進藝術教育組織制度建設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藝術教育體制政策是一個前提性政策因素，因為藝術教育體制是藝術教育建設與發展的載體和組織保障，它是藝術教育機構與藝術教育規范的結合體或統一體。藝術教育體制政策就是要這兩個方面做出一些準則性規定，它所要解決的是藝術教育機構要不要設置、怎么設置以及其相應的職責、功能、性質等方面的問題。藝術教育在高校如何建設、如何發展?首先是要明確體制問題。藝術門類繁多，它包括:音樂、舞蹈、美術、戲劇等等。在高校建立比較合理的藝術教育體制，設置專門而獨立的藝術教育機構并對相應的職責、性質、任務作出規范。因此，在高校藝術政策體系中，國家首先應在體制(機構與制度規范)上對藝術教育作出明確的規定，建立合理的藝術教育體制，并對藝術教育機構給予法律上的規定，在高等教育基本法中確立其權威性，這樣才能使高校藝術教育建設在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做到有序、合理、有效。

2.構建合理的師資政策，提升藝術教育師資水平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師資政策是一個基礎性的政策因素。如果說體制是藝術教育組織和制度方面的保障，那么師資則是藝術教育建設與發展中的人員保障因素。一般來說，師資問題涉及到師資結構、師資素質、師資待遇以及師資建設等方面，藝術教育師資政策就是要在這些方面做出相應規定，它所要解決的是配備和組建什么樣的藝術師資，形成怎樣的學歷、年齡結構的師資梯隊，問題等。國家在制定有關藝術教育政策時，首先要重視師資方面的問題，要針對我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師資的現狀，有步驟、有計劃的制定一套可持續發展的高校藝術教育師資政策框架，才能夠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藝術教育的師資水平，促進藝術教育的不斷發展。

3.健全經費政策，保證藝術教育經費的有效管理

在藝術教育組織層面的政策中，藝術教育經費政策是一個關鍵性的政策因素。因為經費是維持藝術教育整體運作的財政保障。藝術教育經費主要涉及到經費的投入、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方面，藝術教育經費政策就是要在這些方面做出一些準則性的規定或者約束。它所要解決的是藝術教育的經費從何而來、如何分配、怎樣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在國家制定有關藝術教育政策時應該在經費政策上做出具體的政策性規定，明確經費來源、合理分配經費及管理經費用途，要做到有章可依，保證藝術教育經費的有效管理，從而使藝術教育的建設更加規范。

4.重視活動評價政策，提高藝術教育發展質量

藝術教育評價政策指的是檢測教育質量、評估教師教學效果、檢查學生掌握知識情況等一些規定和要求。包括藝術考試和各種藝術競賽等。它所要解決和協調的是如何來保障藝術學習質量以及用怎樣的方式、從哪些方面來保障、由誰來評價藝術教育質量及其如何評價等問題。國家在指定藝術教育評價政策時，要考慮到下面幾個方面:從評價內容來看，藝術教育質量評價政策應該包括藝術基礎知識水平、理解藝術作品的審美能力、創造藝術作品的能力和學習態度、以及審美水平的提高與發展狀況等規定;從評價方式來看，藝術教育質量評價政策應包括考核政策、考查政策、考試政策等;從考試的具體形式來看，有筆試、綜合測試等方面的規定;從評價的主體來看，有學校評價、社會評價、國家政府評價以及個人評價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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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孫綿濤.關于教育政策分析若干理論問題的探討[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2(2)

[3]孫綿濤.中國1978年的教育體制改革政策的內容分析-兼論教育政策內容評價的探討[J].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教育展望》，2007(1)

[4]孫綿濤.關于國家教育政策體系的探討[J]. 教育研究，2001(3)

[5]孫綿濤.關于教育政策內容分析的探討-以中國1987年后教育體制改革政策內容分析為例[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3)

[6]袁振國.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視野[J].中國教育報，2000-10-14(4).

[7]袁振國.教育政策分析與當前教育政策熱點問題[J].復旦教育論壇，2003(1)

第6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 形勢與政策 教學目標 內容體系 主要任務

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號）指出，形勢與政策教育是高等學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重要使命，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隨著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設置的整合，形勢與政策課的地位在高校中進一步凸顯，各院校普遍將形勢與政策課列入教學計劃，以開設常規性課程或者進行專題講座等形式進行教學，對大學生正確認識世情國情，正確理解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總的來看，由于認識不到位、課程定位不明確、運行機制不合理等原因，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實效性欠缺，教學效果與開設課程的初衷還存在較大差距，加強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程建設，增強其實效性，有利于發揮形勢與政策教育在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促進作用。

一、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使學生掌握和認識形勢與政策問題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了解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不斷完善的政策體系，形成較為合理的知識結構。

（二）能力目標

讓學生學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形勢，并透過復雜的形勢和現象看其內在本質；鍛煉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組織能力，提高學生正確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

（三）素質目標

引導學生堅定正確的立場，理清對國際國內大是大非、利害問題認識的思路，自覺抵制錯誤的思潮和言行。

二、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內容體系

高校要合理構建“形勢與政策”課的內容體系，針對學生關注的熱點問題幫助學生認清國內外形勢，教育和引導學生全面準確地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增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信心和責任。筆者認為，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內容體系至少應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一）基本理論

主要包括：科學認識和分析形勢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正確理解和把握政策的基本知識和方法。基本理論教育主要是促使學生學會掌握和運用科學的方法論，學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形勢，并透過復雜的現象看到其內在本質；全面準確地了解黨在制定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時所依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原則，提高學生理解政策的水平和政治覺悟。

（二）基本形勢與基本政策

主要有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及總體發展趨勢；國際形勢與大國關系；我國的國情國力、政治經濟形勢；重要會議精神；重大改革舉措；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政策和法令法規等。基本形勢與基本政策教育要著眼于幫助大學生增強對馬列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認同感，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充滿信心。

（三）熱點問題

該部分內容是“形勢與政策”課的重要內容，也是大學生所普遍關心關注的。通過對熱點問題的解析，不僅要使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任課教師在講授國內外熱點問題時，一定要講清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讓學生了解這些問題在國內國際形勢變化中所處的位置或所產生的影響；要講透問題的實質，把握黨和政府的原則立場，引導學生理性地看待和處理“熱點”問題，避免采取偏激行為；要講明分析問題的方法，引導學生運用的方法論辯證分析熱點問題。

三、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主要任務

（一）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

形勢與政策教育既不是簡單地向學生介紹時事新聞，更不是簡單地講評國內外大事，而是要通過教育教學幫助學生夯實思想理論基礎，準確了解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理性思考和分析當前形勢的背景、現狀和發展趨勢，提高學生的政策理論水平和分析辨別能力， 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素質。

（二）培養大學生的應對問題能力

形勢與政策課的目標與任務是教育與引導學生自覺地站在正確的立場，學會掌握和運用科學的方法論，學會運用矛盾的觀點、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觀察形勢、分析問題，并能透過現象認清本質。因此，在課程教學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向他們介紹基本理論、基本形勢、基本政策和熱點問題，而是要教育學生全面準確地了解黨和政府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時所依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原則，提高理解政策的水平和政治覺悟，學會站在正確的立場、運用正確的方法看問題、想問題，提高應對問題的能力。

（三）增強大學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深水區和攻堅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社會生活正經歷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變革。形勢與政策教育能夠引導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方向，正確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總之，各高校要不斷加強對形勢與政策課程建設研究與思考，提高對該課程重要性的認識，在教學內容、教學目標、教學方法等方面不斷改革，使形勢與政策教育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真正發揮應有作用。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學生形勢與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號.

[2]張若飛.高校“形勢與政策”課課程建設探析[D].華中師范大學，2003.

第7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教育 經濟發展 人力資本理論

在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日益緊密。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更加顯著。

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教育的含義。教育就是旨在滿足學習需要的各種有意識的、系統的活動，是導致學習的、有組織的和持續的交流。教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育是指凡是能增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們思想品質的活動；狹義的教育則主要指學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據一定的社會或階層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響，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定社會或階層所需要的人的活動。

教育經濟理論即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被認為是教育經濟學的主要基礎理論。上個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對人力資本做了完整的理論闡述，即人力資本就是對人的投資形成的資本，是“在一國居民的教育與技術上的投資”。舒爾茨認為處于現代經濟生產活動中的人力資本，其作用遠比物質資本重要得多。運用這一思想可以得出結論：貧窮國家的經濟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質資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資本的匱乏，因此變成經濟增長的約束因素。人力資本理論揭示出作為人力資本主要因素的教育對于經濟增長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將隨著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增強而日趨增強。

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般而言是正相關的，即教育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促進教育水平的提高。具體來說，經濟發展以教育為基礎，教育水平提高，又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長期的、潛在的和綜合性的，能為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者以及各種專門人才。教育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勞動力知識存量的多少、國民素質的高低、人力資本的形成狀況，從而決定該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速度。

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教育比較分析

兩國的教育概況。肯尼亞和坦桑尼亞都是位于非洲東部的發展中國家，其殖民經歷、資源稟賦、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相似。上世紀60年代兩國獨立后，都試圖為自己國家所有孩子提供7年的初等教育，但隨著初等學校畢業生數量的增長及對中等學校教育的需求的擴大，同時受經濟發展限制，政府提供的教育經費出現不足，公立學校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政策，對入學人數加以限制。兩國相應采取不同的教育政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其教育情況出現不同的結果，人口相對較少的肯尼亞，其中等畢業生遠遠超過坦桑尼亞。2002年肯尼亞中學生為30.288萬，2003年坦桑尼亞中學在校生才20.072萬。2002年肯尼亞有著名高等學府6所，另有30個職業培訓學校，3所技校和12所私立大學，而坦桑尼亞只有3所大學。

肯尼亞教育較坦桑尼亞發展快的原因。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教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發展中國家在教育方面的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教育需求不斷擴大，而教育供給相對不足。對此兩個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政策，教育狀況也相應有很大差異。坦桑尼亞因國家財政拮據，教育經費嚴重不足，針對教育需求量超過政府預算能力的情況，采取通過國家入學資格考試配給的政策，對中等學校入學名額實行嚴格控制。而肯尼亞針對相似的問題，采取不同的教育政策來滿足對教育的過度需求。首先在教育體制政策上，采取比較寬松政策，鼓勵私人辦學，由于受教育人數的增加，中等學校的學生不得不接受比他們預期收入要低的工作，從而使收入差距縮小。其次在教育公平政策上，采取比較公平的政策，使來自工農階層家庭的學生有機會接受中等教育，從而促進他們社會地位的改變。

對我國教育發展的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政策取向對教育的發展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教育政策的角度出發，針對我國目前的教育問題，可得出以下啟示：

第8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總體來看，形勢與政策課教師隊伍建設是個薄弱環節。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對教師缺乏吸引力，社科專業教師從事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積極性不高；現有教師隊伍成分復雜，教學質量保障有一定難度；教學組織管理協調功能發揮不夠，教師隊伍難以形成合力；缺乏科研支撐，教師發展受限制，教學質量提高后勁不足。從長遠來看，這種狀態不利于形勢與政策課作為一門必修課的建設。

二、形勢與政策課教師隊伍建設現狀形成的原因分析

1.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本身缺乏學科歸依。形勢與政策教育不是一個確定的專業方向，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就高校教師來說教學與科研是并重的兩個使命。形勢與政策教育著眼國內政策、國際形勢，內容穩定性差，涉及學科范圍廣泛，長久的教學會有經驗積累，知識豐富，但是有跟風和追政策走之嫌，如果不善把握，教師會出現“樣樣通、樣樣松”的情況，自己沒有真正的研究領域，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認識，沒有專業歸依，而這會從根本上影響教師學術水平的提高及教學質量的提高，難出成果，還會影響教師的切身利益，如職稱的評定。

2.各院校有較強的專業培養傾向，對形勢與政策課重視程度不夠。各院校，特別理工科和文體類專業院校有很重的專業培養任務，往往使得學校偏重于專業課而輕視公共課，特別是形勢與政策課更多的作為一般的政策宣講，開闊學生視野的輔課程，在課時確定、上課時間安排、場地安排、工作考核方面，很難得到足夠的重視。

3.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管理相對復雜，教師隊伍形成合力一定程度受到制約。形勢與政策課在各校往往會涉及到宣傳部門、教務部門和教學科室，如何充分發揮宣傳部門的主導性作用，教務部門的協調部署和教學科室的主體作用是值得研究的。加之行政領導、輔導員進入教師隊伍，協調教學內容，保證“要點”的落實，在教學中構建課程體系也是一個比較難的工作。

三、加強形勢與政策課教師隊伍建設的思考

1.學校應重視形勢與政策教育課，并制定相應制度予以保障。《形勢與政策教育》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陣地。對大學生正確認識國情、正確理解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積極的作用。“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在高校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院校并沒有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不得不完成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情況下，在學時、授課期班規模、上課時間等方面的安排關注不夠，與之相伴，教師不熱心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教師課程準備的熱情不高，學生更是興趣有余重視不足，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教育目的實現程度不理想，也就很正常了。因此，學校應改變認識，給形勢與政策教育課以應有的重視，這種重視應以制度予以體現。如形勢與政策教育課與其他必修課一樣排課、考核；形勢與政策教育課內容穩定性差，教師工作量大，在課時計算上考慮有所傾斜，如：吉林省教育廳就規定二倍計算；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涉及方面廣，可以在資料保證上、外出考察、教育培訓等方面適當考慮。使形勢與政策教育課真正成為一門課，教師的利益得到關注，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教師有發展機會，從而調動教師從事形勢與政策教育的積極性。

2.考慮構建以專業教師為支柱，兼職教師為基礎，客座教師為補充的教師隊伍。形勢與政策教育課的課程特點最突出的是沒有形成一個學科，教學內容變動性大。但學校教育又要求有效的組織形勢與政策教育課的教學，形勢與政策教育課要有相對合理的內容安排，比如兼顧國內國內、及時跟蹤熱點。與這種特點相適，需要有人專門來關注和整體協調，必須由專業教師來完成，并起著主導作用。其無學科歸依性決定專業教師不宜多也不可能多，并且考慮教師的發展，專業教師可作其他課程的兼職教師。

內容豐富和變動性大，對于吸引兼職教師具有優勢，其他從事社科教學研究的教師可選擇與本專業聯系緊密的內容準備教學，有專業知識作基礎對問題的分析易于深入，可避免對事件流于表面性的認識和介紹，而且不會對教師構成較大的教學壓力。專業教師應是形勢與政策教育課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利于應對多變的教學內容，而且專題式的教學使教師在某一領域長期跟蹤研究，也會促進教學研究成果的產生。

形勢與政策教育課解讀熱點、焦點，最有發言權的往往是事件的參與者和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或管理的人員。因此，可考慮建立與這些人員的聯系，引進來，使某方面的專家、學者、權威人士、政府工作人員和具有正向宣傳解讀能力的相關人員成為客座教師，及時的跟蹤社會熱點，深層了解事件的發展。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補充力量，但要注意選擇。

第9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教育政策民意表達充分體現了教育政策過程中的“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的理念。教育政策民意表達是政策決策的依據，實現了公眾對政策決策的監督制約，但是現實中，由于缺乏表達的規范程序及制度的保障制度，導致政策制定的進程受阻，也影響了表達者的主體地位。從教育政策執行而言，民意表達增加公眾對政策執行內容的支持及政策與公民需求之間的相互適應性，緩解政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矛盾，消解教育政策執行偏差，制度規約的缺乏導致執行受阻，嚴重影響了政策效果，使得政策未能最大限度滿足目標群體的利益訴求；從教育政策反饋而言，民意體現政策中的“問計于民”。通過民意表達便于目標群體與政策制定者的隔閡的化解、避免兩者間的沖突。但是現實情況是教育政策民意表達開展阻力重重，加劇了政策表達的非理性化程度，以及積極主動的表達意愿，導致了民意表達中“集體沉默”現象，嚴重制約民意訴求的收集及真實民意呼聲的提出。制度不完善導致表達形式化，未能進入到政策的實質層面，影響政策的全民性和有效性。所以為了確保教育政策的順利進行，教育政策民意表達必須形成完備的制度規約，建構長效的表達制度保障機制。

二、制度與教育政策民意表達

制度規約與教育政策民意表達之間存在著一種應然的邏輯關系。法律規范或社會規范制約與影響著多元化民意表達主體的各種利益訴求，也受到現階段的文化環境、社會意識、價值取向和表達技能的影響。一方面，社會規范是客觀和現實中存在的一種社會力量，是制約和引導社會公眾表達行為的重要依歸，社會公眾的表達行為也只能在社會規則所預設的表達氛圍和表達途徑中進行；另一方面，人們的表達意識、價值取向和技能對表達行為也存在著支配、導向的作用，客觀社會制度規范對表達主體意識、價值取向有著實質性的塑造作用，是表達制度環境與表達主體者之間的互動。教育政策民意表達過程可以看作是表達目的及政策有效性操作及完成的過程。

就教育政策民意表達的主體而言，公民表達權利和義務的制度規定，使得表達的主體地位得以明確，給予公眾充分真正的表達自主權利，保障了社會弱勢群體表達的公平性，激發了表達的積極性，避免政策表達過程中“搭便車”情形的發生。從教育政策途徑而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主要的兩條制度化表達途徑，提升政策的約束力，本質上是對政策表達群體所具有的權利與義務的制度安排，實現教育政策利益訴求的整合和協商。非正式表達制度是社會群體潛在的一種表達觀念，融合于公眾的意識中，無形中影響公眾的現實行動，其實基于人們整體的利益考量，經過利益的權衡利益作出最為合理的選擇，促進政策價值取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