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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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就主要提供門診服務的基層醫療機構而言，所謂基本醫療服務，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普通門、急診服務，既包括感冒這類小病，也包括慢性病管理；其次是公共衛生服務；第三是提供合理的轉診建議。所謂“?；尽笔滓褪潜ＷC城鄉居民上述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得到充分滿足。

何謂“強基層”？對于城鎮地區，基層醫療機構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對于農村地區，基層醫療機構應該是村衛生室。改革開放以來，交通的發展使得縣醫院的有效覆蓋范圍顯著擴大。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區，鄉鎮衛生院在整個農村醫療服務體系中實際上已無足輕重：就便利程度和經濟性而言，它遠不如村級診所，就醫療技術和醫療質量而言，又遠不如縣醫院。所以，農村地區的基層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生指的是村診所和村醫，而不應是衛生院和鄉醫。

顯然，一個強有力的基層醫療機構應滿足以下條件：能夠吸引好大夫、培養好大夫、留住好大夫，激勵基層執業者做好大夫。唯其如此，才能使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得到強化，吸引城鄉居民“小病進社區”。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算是“強基層”。

基層醫療機構為何吸引不到好醫生

“建機制”是基層醫療體制改革的根本，沒有好的體制機制，不可能實現“保基本、強基層”的目標。

以安徽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配套改革為代表的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建立的是公立衛生院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基層醫療組織結構，其中村醫又被納入鄉村一體化管理。衛生院和社區中心采取的是“定崗定編定工資標準”的人事制度和“收支兩條線 + 績效工資制”的收入分配制度。這樣一種體制，形成的是“行政等級制 + 弱激勵機制”，最終結果是：基層醫療機構吸引不到、留不住好醫生，在位的醫生人浮于事，嚴重缺乏工作積極性。

導致如此結果的原因在于，一旦整個醫療服務市場形成以公立機構占據主導地位的格局，那么就必須、必然建立嚴格的行政等級制，這是公有體制下緩解“公地悲劇”的不二法則，只有按照嚴格的行政等級層級分配公有資源，才能維持基本的效率。也就是說，在醫療服務市場由公立機構主導的情況下，醫療資源包括作為核心資源的醫生，也包括與之相對應的醫生工資標準等都必然按照行政等級分配，那么優質資源必然呈現金字塔結構：行政級別越高的醫療機構獲得的優質資源包括好醫生越多，而處于最底層的基層醫療機構獲得的肯定最差。這一點已為目前的實踐所證實。

盡管以“安徽模式”為代表的基層醫改方案中強調“加大績效工資比重、加大績效考核力度，以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但公立醫療機構中實際實施的必然是“收支兩條線制度 + 財政支付工資”的體制，由此形成的薪酬制度必然是論資排輩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制度：同樣的學歷、資歷和崗位，拿同樣的薪酬。個人薪酬與個人的實際勞動付出、與最終的勞動成果，并無多大的相關關系，所以必然是一種弱激勵制度。原因在于：（1）在對醫生進行績效考核方面，政府行政部門面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沒有辦法對醫務人員進行有效的績效考核。（2）在績效考核方面，政府行政部門存在著明顯的激勵不相容問題，缺乏積極性把考核工作認真做好，所謂的績效考核最終流于形式主義。(3)公有體制下，不允許醫療機構及其醫生擁有收入自，不允許醫生之間和醫療機構之間出現較大的收入差距。

于是乎，毫不奇怪，當我們形成了由真正的公立機構主導的基層醫療服務供給格局時，城鄉居民在這些公立衛生院（社區中心）時常看到水平不高的醫生以及較差的工作態度。

私人或合伙執業的個體診所，資產、信譽和勞動所有集于一身，不會產生任何激勵扭曲，不管是通過做大固定資產、做大機構信譽還是提高個人業務水平并且努力工作，都是社會最優的選擇。另外，投資方不是從業醫生的私營醫療機構，對于收入分配，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上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內部的相互協商機制形成最優制衡，也是對社會有利的格局。顯然，民營醫療機構并無向政府索取更多投資和特權的能力，因此，也就不需要對其收入分配自做很嚴格的約束，對不同醫生之間、不同醫療機構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沒有必要干預。由此，自然形成“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強激勵收入分配機制。

不缺好大夫，缺的是好體制

很多人一直奇怪，為什么英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的診所有那么多高水平的醫生。也一直希望我們有足夠數量的高水平全科（家庭）醫生留在基層，建立分級有序、合理分工的醫療體系。遺憾的是，許多人沒有弄清楚，英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家的基層醫療機構以民營為主體，不會出現“等級制 + 收支兩條線”制度，當然能夠吸引好醫生去診所，而公立主導的基層醫療服務格局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其實并不需要看美國英國的醫生怎么樣，看看中國的律師就可以。律師和醫生這兩個行業非常相似，都是依靠專業知識和職業聲譽執業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律師行業就走向了以個人或合伙執業為主體的民營主導格局。今天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只要獲得執業律師資格證書，就可以合法執業；律師行業沒有復雜的行政等級，更沒有復雜的初、中、高級職稱劃分，只有由律師個人能力及聲譽所決定的收費標準差異。律師事務所遍布大中小城市乃至鄉村地區，既向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公益性法律援助，也面向全社會提供各種收費的法律服務，滿足了城鄉居民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管辦分離和開放市場準入是律師行業健康、快速發展的兩個關鍵。這一經驗對醫療行業很有啟發價值，值得新醫改方案借鑒。

事實上，中國好的門診大夫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么匱乏，二三級醫院的門診部有許多專注于門診業務的好大夫。問題的核心是，為什么中國的好大夫不去社區工作？

環顧世界各國，鮮有基層醫療機構以公立為主體取得成功的案例。

行文至此，基層醫療改革的目標模式已經相當清晰了：那就是像英、美、日等發達國家一樣，像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一樣，除執業資質要求外，放開準入，形成自由執業的、以私營診所為主體的初級醫療服務供給格局。

“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目標，也就是說降低城鄉居民醫療負擔、保障全體公民充分有效獲得基本醫療服務的任務，應該通過全民醫保制度來完成，政府的任務是為全民醫保籌資、補需，同時為形成競爭性的醫療服務格局創造政策和制度環境。即便是公共衛生服務，政府很大程度上也不需要舉辦公立機構，通過政府購買就可以完成。事實上，目前承擔了農村地區大部分公共衛生服務任務的村醫就不是國有事業單位職工，而是民醫，由他們從事公共衛生服務，然后政府支付報酬，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政府購買模式。

第2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一是全面取消以藥補醫，理順補償機制。各地衛生行政部門要按照“十二五”醫改規劃的部署和要求，爭取“十二五”期間在全系統穩妥有序地革除以藥補醫弊端。今年300個試點縣先行推開，力爭2013年在縣級醫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醫院全面推開。

二是全面推進支付制度改革。衛生行政部門要充分發揮既管新農合又管服務提供的優勢，率先推進新農合的支付制度改革。同時，要與醫保、物價等其他相關部門協調，抓緊總結各地近年來試點經驗，制定實施方案，確定適應不同層次醫療機構、不同類型服務的支付方式，用總額預付、按病種、按服務單元、按人頭等支付方式替代按項目付費。要把臨床路徑與支付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做好費用測算等基礎性工作，確保支付制度改革與取消以藥補醫同步推進。

三是強化新農合的風險保護機制，合理設置管理體制。2012年新農合的補助將提高到240元，重特大疾病補償水平達到90%左右。年底前全面實施兒童白血病等8個病種的大病保障。在三分之一左右的統籌地區，將肺癌、食道癌、胃癌、結腸癌、直腸癌、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腦梗死、血友病、I型糖尿病、甲亢、唇腭裂等12種疾病納入保障范圍；同時通過實施規范化治療，做好費用控制。要探索利用商業保險形成多重補充保險機制，分擔重特大疾病高額醫療費用。

四是鞏固完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制。要繼續堅持“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基本原則，不斷鞏固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成果。2012年，各地區要對基層綜合改革開展一次“回頭看”，對各個環節的政策、措施、任務和工作目標落實情況進行全面檢查。要切實鞏固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效果。要按照國務院有關文件要求，繼續推進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落實對鄉村醫生的各項政策。要進一步研究并妥善解決其身份和保障待遇，不斷加強培養培訓，提高服務能力，確保基層網底不破。

五是全面建立信息公開制度，促進醫療機構良性競爭?！笆濉逼陂g，各級衛生行政部門要建立醫療服務信息公開制度。要轉變管理理念，從維護患者權益的高度認識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把改革監管方式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推動醫療機構改進服務，形成良性競爭。要貫徹落實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各項政策，新增醫療服務資源優先考慮社會資本并在政策和管理上一視同仁，鼓勵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醫療機構。

六是創新工作方式，全面落實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笆濉逼陂g，要創新組織領導方式，創新工作方式，創新服務內容，逐步增加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擴大群眾受益范圍。要充分發揮中醫藥在預防保健中的作用，推廣中醫藥預防適宜技術。要以流入地為主，特別重視并優先解決農民工等流動人口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問題。要嚴格目標管理，進一步完善規范化、精細化的工作標準、技術規范、服務流程，強化績效考核，把考核結果與經費投入和個人獎懲掛鉤。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為實現“健康中國2020”打下堅實基礎。

第3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一、人才流失的原因

（一）政策原因使人才向大中城市集聚。

在大中、沿海城市規模較大的醫療單位，無論從工作環境還是員工福利待遇，都占很大的優勢，基層醫院骨干醫生易被吸引。在計劃經濟年代，人才流動不具備自主性，由國家統一分配。在人才分配上，既保證了大中城市發展的需要，又基本滿足基層醫療單位人才配備。保證了基層醫療單位構建“老、中、青”人才梯隊的基礎，而且這種計劃分配具有強制和約束力，不會因個人的主觀愿望而隨意變更。進入市場經濟年代，學生畢業不包分配，國家不再具有強制性分配計劃，對人才流動不能再用行政手段控制，只能依靠市場進行調控。相比之下，大中城市醫療機構較基層多，工資福利較基層好，業余文化生活城市比農村豐富，因此大城市就業成了大學畢業生的首選，尤其是較高學歷、較高素質的人才。

（二）大中城市大量吸納人才，使縣級醫療機構難以留住優秀人才。

據資料統計，全國80%的衛生資源集中在大中城市。除一部分素質高的人才直接在畢業后被大中城市醫療機構聘用外，還有一部分難在大中城市找到合適的醫療單位，首先考慮到縣級醫院一邊工作，一邊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在拿到執業醫師資格后，再次選擇工作單位，原聘用單位又毫無辦法制約，使縣級醫療機構成了人才培養基地和人才流動的中轉站。

（三）醫療人才需求量大，編制人數嚴重不足，省外招聘人員較多。

醫院開放床位1600張，根據床位配置比例（1:1.15）需求，我院要有衛生技術人員1840人，才能滿足基本衛生服務，目前我院僅有衛生技術人員1231人，編制數583人，人才缺口600多人，由于編制數嚴重不足，造成很多縣內沒有編制的職工可以隨意跳槽，另外縣外的人才由于沒有編制，很難引進，2013年前到貴州、四川等地省外城市引進的有編制人才，近年來，紛紛辭職回鄉工作。

（三）薪酬制度缺乏彈性。

一是缺乏彈性的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無法吸引到優秀人才和留住人才；二是優秀的人才流到醫療行業外，或者由低薪酬醫院流向高薪酬醫院，造成了醫院人力資源管理重置成本的增加；三是薪酬分配的不合理導致了人才心理上的不平衡，使醫院的技術發展、工作氛圍、工作效率乃至職業道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配套、激勵機制不健全。

人才培養制度和相關激勵機制不健全，導致部分人才有沮喪心里，萌生了換工作環境的想法。

二、留住人才的對策

留住人才的三要素主要是“待遇留人、事業留人和感情留人”，而待遇留人顯得尤為重要。

（一）待遇留人

要使專業技術人員安心在我院工作，重點要解決經濟待遇問題，把責任與利益相結合，經濟和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和工作業績掛鉤，承擔多大的責任就有多大的回報，徹底打破“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機制，充分利用經濟杠杠留住人才（如實施特殊貢獻獎勵、學科帶頭人津貼等），激勵專業技術人員學業務、學技能，使其知識結構不斷優化，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若無經濟待遇做基礎，會導致醫院花大量資金培養的人才，在臨床經驗逐漸豐富、業務上能獨擋一面、在病人中有一定知名度時受經濟利益驅使而跳槽。即使醫院強行留住，當一個能力再強的人不安心工作，是發揮不了作用、最終也是留不住的。

因此，醫院薪酬設計與分配是醫院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內容，從醫院領導層的角度來看，薪酬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戰略武器；從員工的角度來看，薪酬具有保障和激勵兩大重要功能。

（二）事業留人

重學歷但不唯學歷，破除論資排輩的觀念，體現以績效為主的競爭機制。實施優勝劣汰，使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使人才動起來，活起來，讓優秀人才在擔重任，大顯身手。注意做好設備、人員等配套工作。盡量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為人才提供展其所學，發揮其所長的用武之地，把人才發展的事業舞臺搭建好，避免出現無用武之地跳槽的現象。加強人才的培訓，必要時應送他們到上級醫院臨床進修，參加新技術培訓班，學術交流討論會等業務活動，使他們開闊眼界，與同行交流，不斷地更新其知識，為更好地實現人生自我價值而安心在醫院工作。

第4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醫改中涌現的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如果從“供給側改革”的角度看，其癥結會呈現得更加清晰。例如本來是供給不足造成的問題，可偏偏從需求側找原因，拿分級診療問題來說，通過合理引導實現患者的分級診療和有序就醫固然正確，但導致患者流向大醫院的醫療資源配置“倒三角”狀態，更是政府管制的結果。因此，現階段醫藥行業供給側改革要積極推進醫藥產業創新和大力發展醫療服務，具體來說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下的醫改、老齡化社會下推進醫養結合服務、維持醫療保險的持續性將是醫療衛生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方向。其中，對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下的醫改而言，分級診療是其改革的重點，提高全科醫生、家庭醫生、急需領域醫療服務能力是其需要攻克的難點。此外，通過多種方式降低大病慢性病醫療費用和發揮醫保控費作用相呼應，醫療行業的“控費”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到兩次，由此可見，醫療行業供給端改革還需解決質價相符的問題。

二、醫療衛生行業供給側改革的未來方向

（一）全面啟動多種形式的醫聯體試點

現階段加強醫聯體建設實現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和資源的雙下沉，是提升基層能力，促進分級診療的有效途徑。今年各地都要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全面啟動多種形式的醫聯體試點建設。按照各地的實踐經驗，醫聯體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在城市建設醫療集團，二是在縣域內建設醫供體，三是跨省域組建?？坡撁?，四是邊遠地區發展遠程醫療協作網，各地結合實際建立有效的分級診療模式。三級公立醫院要全部參與并發揮引領作用。

（二）開展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

醫務人員是醫改的主力軍，薪酬制度涉及每個醫務人員的切身利益，必須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所思、所患、所想。

（三）加強醫療機構的績效考核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建立科學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公立醫療機構是醫療服務體系的主題，要利用好績效考評這個指揮棒切實把公立醫療機構管好。

（四）推動醫藥衛生信息化建設

加快推進互聯互通，今年要實現國家與32個省級人口健康信息平臺的對接，促進健康醫療數據跨區域的共享共用，同時以家庭醫生的簽約服務為基礎，推進居民健康檔案、電子病歷的廣泛應用，建立起統一的信息標準和接口，實現互聯互通，來帶動和引領二級以上醫院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

三、從財務視角看醫療衛生行業改革的關鍵環節

醫院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其財務管理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因此，新形勢下財務管理水平的提高將成為醫療衛生行業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

（一）健全預算管理體制

有預算做，沒預算不能做或推遲做，這是全面預算管理推出時希望達到的目標。把主要的經濟活動納入到預算的范圍內，真正做到心中有數，量入為出，全面預算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醫院預算管理需要結合醫院管理水平的現狀和資金的使用狀況，根據其階段性管理目標，編制業務收支計劃、投資計劃等預算，并設定相關的考核指標，依此對醫院進行管理的一種活動。作為財務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好的預算的編制可以對醫院的經濟活動產生重要的控制和約束功能。醫院管理層要樹立運用全面預算管理對醫院進行目標管理的觀念，確定醫院經營發展目標。財務人員運用各種預算編制方法，經過規劃、分析并量化來編制預算，使預算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可控性，對于后續預算的執行進行嚴格控制，最終是預算編制、執行、調整、完善等環節真正形成閉環。

（二）加強全成本核算

全成本核算是醫院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可以對醫院各項業務成本進行控制，減少不必要的費用支出，提高醫院的經濟效益。在醫療體制改革背景下，要以醫院的長遠目標為中心，不斷的進行改革創新，杜絕浪費行為，這是醫院經濟效益提高的保證。隨著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按項目付費也逐漸在鋪開。一個項目醫院能夠獲得多少收入，不再根據各家醫院的自選動作定，而是參照臨床路徑，根據規定動作來確定。與此同時，每個規定動作應該與之匹配多少成本支出，哪些支出是必須，哪些是多余動作，需要財務人員與醫療密切配合。部分醫院推行成本核算，但沒有從成本核算的基本功能出發，成本歸集不完整，成本控制體系不完善，成本考核與成本分析效果欠佳，事后監督不力。醫院應根據自身管理需要，借鑒企業成本核算與成本管理的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從醫院醫療成本業務的實際出發，制訂行之有效的成本核算方法，建立成本責任考核體系、成本分析評價體系和成本信息反饋體系，實現各項成本的規范化管理。

（三）完善內部控制體系

公立醫院前進的道路上，既需要強勁的發動機保證動力，也需要有力的剎車保障安全。一方面，公立醫院多屬于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上級主管部門對醫院的日常運營干涉不多，醫院在基本建設、藥品及物資采購、設備采購、人事任命、資金運行等方面均有較大的自主權；另一方面，醫院作為傳統的事業單位，在現代化治理以及精細化管理等方面與企業還存在著很大的差異。2012年《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規范（試行）》的最終推出，也把完善內控推到了實質性的執行階段。就現在內控的建立以及執行的情況看，基本的三級醫院都建立了內控小組，對醫院的主要崗位與風險點進行分析，建立起自己醫院的內部控制體系。因此，醫院內控某種程度上正從會計內部控制往醫院整體的內控方向發展。

第5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近年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仍然讓老百姓頭疼。走進公立醫院尤其是城市公立大醫院，患者爆滿，好似一個大型超市，醫生每天要看幾十甚至上百個門診。2012年我國居民年均門診超過5次、年住院率達13%，均高于同期美國的4.2人次、10.4%?？梢哉f，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立醫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醫務人員是非常辛苦的，其勞動價格也是非常便宜的。盡管如此，面對“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大家仍然要問，我們的公立醫院怎么了？怎么辦？

公立醫院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國際上，公立醫院一般指政府舉辦、實現特定目標的非營利性醫院，是確保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和公平性、保障國民健康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的產物。而在我國，公立醫院是按所有制形式來定義的，凡由政府、國有或集體企事業單位舉辦的醫院統稱為公立醫院。

過去一個時期，我國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特征弱化，作為“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存在明顯不足，主要體現在：一是醫療資源配置失衡，過度集中在城市和大醫院，醫療機構之間缺乏銜接和協調，沒有建立起規范的就醫流程和轉診制度，病人越來越集中到三級醫院，基層醫療機構萎縮，合格醫務人員缺乏；二是政府財政投入過低、補償不到位、補助政策不落實，導致醫院生存發展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患者繳費，偏離非營利性軌道和社會公益目標；三是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格扭曲、藥品價格嚴重虛高、過度醫療等問題，導致醫患關系緊張；四是規制缺乏、監管不力，進一步加劇了上述矛盾。

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進展

針對公立醫院存在的問題，自2009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試點方案，進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政策框架：改革措施不斷細化。國家先后出臺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09]6號）、《關于印發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指導意見的通知》（衛醫管發[2010]20號）、《關于印發2011年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安排的通知》（[2011]10號）、《關于印發“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2]11號）、《關于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2012]33號）等。

路徑選擇：試點范圍不斷擴大。2010年國家選擇17個城市開展公立醫院改革試點，2012年又選擇18個省311個縣（市）開展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2014年縣級試點增加到1000個，2015年全覆蓋。

城市試點工作：堅持“四個分開”。圍繞“堅持公益性、調動積極性、惠及老百姓”的改革目標，推進“管辦分開”，改革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推進“政事分開”，改革公立醫院法人治理機制；推進“醫藥分開”，完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推進“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完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制度。

縣級試點工作：力爭實現大病不出縣。以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關鍵環節，以改革補償機制和落實醫院自主經營管理權為切入點，統籌推進管理體制、補償機制、人事分配、價格機制、醫保支付制度、采購機制、監管機制等改革，建立起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縣級醫院運行機制，力爭使縣域內就診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實現大病不出縣。

加快公立醫院改革的政策建議

公立醫院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世界性難題。從改革試點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出，“水”還是比較深的，我們要對其艱巨性有充分認識，對其長期性有充分準備。

創新體制機制，建立有序的醫療服務體系。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多元化辦醫的格局，按照“社會共有、專業管理、政府監管”的策略創新體制機制，形成不同屬性公立醫院分類改革的思路，改革計劃經濟時期“國有政辦”單一模式，探索“國有政辦”“國有公營”“國有民營”和“民有民辦”等多種實現形式。明確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的職能定位，建立聯合聯動、分工協作的運行機制和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就醫秩序，真正實現“小病在社區、大病在醫院、康復回社區”。

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建立可持續的補償機制?？沙掷m的補償機制是公立醫院實現公益性目標的關鍵。當前，破除“以藥補醫”機制要與完善政府補助政策、理順醫療服務價格、提高醫務人員勞動價格有機統一、配套推進。政府是公立醫院的舉辦主體，更是公益性的責任主體。要合理界定政府舉辦公立醫院的適宜比例，每縣（區）至少辦好1―2所真正體現政府責任的公益性醫院。

改革支付方式，建立科學的醫療支付制度。公立醫院改革要與醫保體系有效銜接和協同發展。支付制度是公立醫院改革的關鍵環節，也是推動分級診療、影響醫院和個人行為的最重要因素。在實現醫保付費總額控制的同時，加快推進以按人頭、按病種付費等為主要內涵的支付方式改革，科學確定付費標準，建立醫保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談判協商機制和風險分擔機制，加強醫保機構對醫療服務行為的監督和制約。

加強依法行政，建立規范的醫療監管體系。政府對公立醫院監管的目的，一是實現政策目標，確保公立醫院的可及性和公益性；二是強化管理機制，確保醫療服務中的質量、安全和績效。要加快醫療衛生和基本健康權益方面的立法，通過法律、行政、財政、稅收等手段加強 監管。

第6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應該說，“看病難”與社區醫療長期未能發揮應有作用關系極大。如果說，將門診功能從大型醫院剝離，下沉到社區是“理想”，那怎么下沉、如何避免帶來更多問題，則是“現實”。

如何保證社區醫院的首診質量？沒有足夠的社區醫生，社區醫療談何發展？如果社區醫療沒有完善，取消大型醫院的門診，會否導致醫療秩序的更加混亂？門診病人數量減少后，綜合醫院的利益能不能得到維護？

就三甲醫院醫生而言，降低門診比重沒什么不好。此前曾有多家醫院宣布“周末不再提供門診服務”，讓不少疲于應對超負荷工作、日益嚴峻的醫患矛盾，還要身負科研任務的一線醫生們借“雙休”得以喘息。此外，騰挪出精力，可以促使醫生們回歸本位，主攻疑難雜癥和醫學研究。

理解萬歲。

但需要正視的是，無論大病小病都往大醫院跑，這是普遍現象。無論是普通感冒發燒還是慢性病，只有讓醫院的專家診療過才能安心，對大多數中國患者來說，這就是“路徑依賴”。

這是令人無奈又無語的現實。怎么破？

取消門診倒逼患者回歸社區醫院，顯然不是最優選擇。除非廣東之外，全國其他省市的三甲醫院門診也集體關停，否則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看病的情形將不會消失。

大醫院門診可以“瘦身”，但不要輕言“取消”。醫改政策設計牽涉甚廣，如果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人為地“制造”出更多問題，得不償失。

比如，大醫院門診取消后帶來的缺口如何補。如果通過醫療服務調價來補窟窿，必將引起患者不滿；如果降低醫務人員薪資以期“節流”，醫療服務水平也勢必會受影響。

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以填補缺口，住院費用便會提高，將引起患者不滿；若通過降低醫務人員薪資或是裁員以節約成本，又可能降低醫務人員服務水平，引發患者抱怨。

再比如，當如潮水般的患者涌入，社區醫院能不能“接得住”？患者肯定是不想折騰的，如果能在家門口解決問題，如果社區醫生能在第一時間給患者較為準確的建議，并能進一步確定治療方案，誰愿意任黃牛“宰割”，一定要跟專家們聊可憐的三五分鐘？

取消大醫院門診，靠行政命令不行

周昭遠（廣東藥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內分泌科兼大內科主任）

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取消大醫院門診嗎？

現在大醫院人滿為患，病人就診體驗差，確實該解決，但為什么病人都往大醫院跑？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各級醫院各司其職，病人就近就醫，社區（地段衛生院）醫院和區醫院專業較齊全，有些專科醫生的水平甚至不低于省市大醫院，病人就診率和醫務人員收入也和大醫院相差不大。

后來推行醫院等級評審，同樣的病在三甲醫院治療收費就高，這種不合理的競爭導致三甲醫院急劇擴張，而非三甲醫院逐步萎縮、人才流失加快、人才培養失衡，才導致今天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醫院跑的局面。

近年來，廣州市通過提高社區醫院的醫保報銷比例，促使部分病情穩定的慢性病人回流到社區醫院，但如果是初發病或急性病、疑難病，誰愿意去社區醫院？

如何提高社區醫院的首診質量？從頭開始培養社區醫生周期太長，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可以考慮改變現有機制，讓大醫院有經驗的醫生自己開診所或到社區醫院出診。配合輿論宣傳和政策配套，大醫院人滿為患的現象就會逐步改變，病人的就醫體驗將很快改善，這是行政命令所不能做到的。

放開醫生自由執業利國利民不利官，關鍵是各級官員能否放下自身的權力和利益，變管理為服務，出臺有利于醫生、病人和社會的政策，讓每個醫生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同時病人也能夠就近就醫，盡快找到合適的醫生看好病，讓社會資源充分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一句話，要減少大醫院門診病人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應該出臺鼓勵醫生自由執業和愿意到社區醫院出診的政策，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大醫院盲目“做大做強”

伴生“越位醫療”

廖新波（廣東省衛生和計生委巡視員）

門診是醫院決勝千里的主戰場，因為門診病人的多少決定了現有和潛在的市場份額，這就是當今中國的醫院為什么要有門診的一個最大原因。

然而，從經濟學角度看，醫院擴張后就要千方百計地使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以實現利潤最大化。也就是說，沉沒成本無需增加或增加不大時，多收一個病人就多一份利潤。那么，醫院又有什么理由使一張病床空著呢？

由此看來，醫院擴張所帶來的并不是真正的經濟效益，而是伴隨著過度醫療、資源浪費以及分布不均。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醫院盲目地擴張和開設門診，實際獲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不高。目前我們還沒有如此感覺，只是因為我們支付系統的效率、醫院人力成本和運行成本的核算都沒有實現精細化。

隨著醫療費用的不斷攀升、醫生價值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回歸，支付部門和醫院就不得不認真思考“怎樣的支付制度才是合適的”以及“醫院的規模究竟多大才合適”。

其實，“搶了別人的角色”正是當下造成患者無序就醫，阻礙分級診療制度落實的一大原因。例如省市級各大醫院均住有10%左右的康復患者，也普遍開設“體檢中心”。財政補償機制不足導致醫院為了生存與發展追求更大經濟效益，省市大醫院憑借自己的資源優勢，盲目“做大做強”，“越位醫療”，致使本該屬于基層醫療機構做的事，都“攬括、代勞”。

此外，技術準入制度和醫院等級評審制約“小醫院”的發展；基層醫療專業技術人員總量不足；基層醫療機構的專業技術水平相對較低，難以“取信于民”等也是影響分級診療制度落實的重重因素。

科學醫改方向不是“分級”，

是“分工分類”

朱恒鵬（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實現分級診療的關鍵在于不再以行政等級制配置醫療資源，而非加強政府管控之手。

部分三甲公立醫院難能可貴地在做“醫聯體”和分級診療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僅靠“學雷鋒”是不行的。現有分級診療的做法，體現的都是政府主導的思路：政府希望（醫院做“醫聯體”）、政府要求（大醫院取消門診，倒逼患者首診回社區）。

事實上，分級診療不應是“分級”，而應是“分工分類”。老百姓和醫生都明白，社區就是底層，三甲醫院是高層。不管是從資源、職稱、工資標準，還是設備配置、藥品定價，都是越往高層越高。

如果我們依然保持分級的思路，優秀的醫生就永遠不會去基層，患者也不會去基層。一味說要患者怎么辦、勸患者怎么辦，顯然沒有用，即便醫保對在基層首診的患者提高報銷比例，或者實行在基層給報銷、去三甲醫院不給報銷的做法，其效用也不大。

第7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南京中醫藥大學經貿管理學院，南京 210046）

摘要： 醫療服務費是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的體現，調整醫療服務費是當前醫療改革的焦點。本文應用系統動力學方法通過分析醫療服務費調整通過提升醫師技術價值從而對醫務人員診療行為和患者就醫行為以及醫藥企業營銷行為的影響，構建醫療服務費對醫改影響的因果關系圖，分析了醫療服務費調整的關鍵作用，即促使醫方合理用藥，提高診療質量；促使患者就診分流，滿意度提高；促使醫藥企業以藥品質量贏得市場。最后本文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堅定醫療服務費改革的信心，并及時采取保障措施，一是醫院管理制度上保障醫務人員價值實現，二是加強基層醫療資源配置吸納患者的分流。

關鍵詞 ： 醫療服務費；公益性；系統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R19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17-0249-05

基金項目：江蘇省省級重點專業類（公共管理）建設開放課題；江蘇省教育廳2013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3SJB6300075）。

作者簡介：肖增敏（1978-），女，天津人，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醫院管理/衛生政策；楊莉（1977-），女，回族，江蘇南京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醫院管理；王莉（1972-），女，安徽銅陵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

0 引言

醫療服務費即指醫療技術服務費，主要包括診療費、護理費、手術費等能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項目的收費。長期以來，我國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偏低，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動價值得不到應有的體現，同時藥品加成制度給醫院和醫生放開了一個價值補償的渠道，然而這種“以藥補醫”的方式扭曲了醫務人員價值，必然導致過度醫療[1]、醫療總費用不合理上漲，“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突出，醫患矛盾不斷加劇。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國早在2009年的《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中就提出要調整不合理的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逐步取消藥品加成。隨著新醫改的深化，2012年以來，我國17個城市的部分公立醫院先后進行“取消藥品加成”，“調整醫療服務費”的政策性試點，2014年國家更是在《關于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公布放開非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這種凸顯醫療機構“醫”的價值和作用，打破“以藥補醫”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2]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針對“以藥補醫”導致的價值扭曲的現狀，有不少學者強調要端正醫務人員倫理價值觀及職業價值觀，讓醫學真正回歸仁心仁術[3-4]。然而早在近代，醫界就對于側重于醫學的倫理功能、不理解醫師強調職業報酬的言行并用傳統的倫理學來限制的狀況進行了抗議，呼吁讓醫師通過勞動能夠獲取正當職業報酬，收取診金[5]。診金即為醫療服務費。因此，在現代市場化的經濟社會中，僅僅希望通過精神境界的高要求改善醫患關系，實現公益性是不現實的。作為醫生，不僅要關注患者的生理病因，而且還要考察患者的社會病因以及心理病因，不僅關注疾病的治療，而且高度重視疾病的預防以及對患者全方位的關懷[6]。可見，醫務人員的醫療服務不應該僅僅體現在藥品和檢查費上，而應該用自己的知識通過綜合診察提出全面的治療方案，這就亟需提高醫務人員的職業積極性。有學者通過數據研究指出目前的醫療服務費不足以補償醫務人員勞動價值[7]，建立比較完善的醫藥衛生技術人員的薪酬制度，合理解決醫藥衛生人員待遇，可以調動其主動規范服務行為的積極性[8]，提高醫療服務費才能革除“以藥補醫”這一違反了市場經濟下勞動者價值規律的制度以及改善由此造成的各種經濟關系和人性的扭曲[9]。然而，面對已經高企的醫療費用，也有人擔心醫療服務費的提高會不會帶來新一輪醫療費用的上漲，使得“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更嚴重[10]，從而有悖于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改革宗旨。

1 系統動力學的適用性及本研究模型構建的前提條件

系統動力學是一門認識系統問題和解決系統問題的交叉綜合學科，其基于對系統行為與內在機制間的相互依賴關系的分析，發掘出系統可能的變化。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各因素之間錯綜復雜，構成了復雜性大系統，并且隨著時間推移相互之間產生傳導作用，因此根據一時的表象很難得出具有長遠意義的結論。任何改革都可能存在著短期的效果和長遠的效果，二者往往并不一致，通過系統動力學的方法則可通過分析系統內部存在的相互作用來把握改革措施的長遠效果，從而有助于預測改革結果并對改革過程及時干預或提供保障。同時系統動力學也為我們對復雜大系統進行子系統分解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將復雜問題條理化，從而更便于從子系統入手分析所關注因素的相互影響作用。

學界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內涵雖未完全達成一致，但基本都認同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適宜性以及質量和效率的內涵[11-12]，而從新醫改的直接目的來看，就是要解決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老百姓關心是否看得起病和看得好病以及看病是否方便，這是民眾感知的公益性的具體體現。而醫療服務費的提高關系到醫務人員、患者的利益，而伴隨切斷藥品加成措施的實行以及醫生的診療行為的變化又對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產生影響。即，醫療服務費對醫生和患者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醫生的行為將傳導影響到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醫生、患者及醫藥企業三者的行為變化必將在醫療質量、患者滿意度及藥品質量和價格上體現出來，這些都關系到公益性問題。因此本文選擇從醫生、患者和醫藥企業的行為變化的角度來考察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影響。另外，公立醫院目前對醫療服務費調整的一個直接目標是對取消藥品加成后醫院損失的彌補，然而讓醫療服務費體現醫務人員勞動價值是大勢所趨。因此，本文模型構建的假設前提是調整后的醫療服務費能夠反應醫務人員勞動價值，并且不同的醫術水平其醫療服務費不同。

因此，本文應用系統動力學，通過因果關系圖理清受醫療服務費影響的醫生、患者和醫藥企業三者的行為變化及其相互作用關系，從而得出醫療服務費的調整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綜合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2 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影響分析

2.1 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行為的影響

2.1.1 醫療服務費提高減少過度醫療行為 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誘導需求的動機具有負向影響，這是因為代表醫療服務價值的服務費的提高使得醫生不再依賴開大處方獲得收益，從而誘導需求的動機變小，因而可以減少過度醫療，加之醫療服務費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從而使得患者的自付醫藥費用減少，促進患者滿意度的增加。使患者滿意度高的醫生將吸引更多患者前來就診，若醫療服務費能夠進行市場調節，則該醫務人員的醫療服務定價會有所提高。因此，“醫療服務費誘導需求的動機過度醫療醫藥費用患者滿意度就診數量醫療服務費”形成一個正反饋回路。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觸發該循環過程，通過醫療服務費的調節和吸引更多患者使得醫務人員能夠通過醫療服務費這一體現醫療服務價值的收費而獲得收益，最終不再依賴藥品提成。并且醫療服務費在一定范圍的市場化調節又促使醫務人員之間形成了良性競爭，這不僅保障了優秀醫務人員的收益，同時也促進了醫療行業的良性發展。當然醫療服務費也不會因此陷入無限增長，這是因為它還受到其他因果關系的影響。

2.1.2 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可增強醫生自身價值認同感

醫生能夠僅靠醫療服務費就獲得滿意的收益是對其醫療服務勞動價值的尊重，有利于醫生自我職業價值的認同感提升，這有助于激發醫務人員工作的積極性，不斷探索提升醫療服務質量。診療質量的提高則帶來患者滿意度的提高，從而提升了該醫生的聲譽。能得到越多病患的認可和贊譽，則該醫生越認同自我價值。而醫務人員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識型醫務人員對高的物質報酬的要求，在保障一定物質需求的情況下，自我實現的追求反而會降低對醫療服務費的追求。這一過程的因果關系圖見圖1。

圖1中有正負兩個反饋回路，從負反饋回路中可以看出，即使受市場調節，醫療服務費也不會一直增長，將在醫生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中形成平衡，因此醫療服務費將趨于穩定。而正反饋回路則使得優者越優，差者越差。目前我國醫生的聲譽受到社會的部分質疑，這也導致醫生對自身價值認同感降低，職業幸福感下降，許多醫生阻止子女學醫就是該問題的體現。這將嚴重影響醫務人員積極性，影響了診療質量，導致患者滿意度下降。因此，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必須提高醫療服務費，切斷藥品加成，讓醫務人員能夠憑借自身的技術拿到應有的報酬，提高醫務人員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感，從而進入良性循環。

2.2 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醫選擇行為的影響

2.2.1 醫療服務費提高穩定綜合性大醫院就診患者數量 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前來就醫的患者數量，促使常見病進基層就診，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三級綜合醫院醫生工作量，使得這些醫生能夠抽出時間精進業務，提高診療質量，從而提高患者的滿意度，這又吸引了有真正需要的患者到三級綜合醫院就診。這些過程見圖2。

分析：圖2中有兩個負反饋回路，醫療服務費與患者數量互相影響，形成負反饋，這是一個自我調節的過程。這也意味著與市場掛鉤的醫療服務費不會無限上漲，會在一定水平上穩定下來，穩定下來了醫療服務費使得不同水平的醫務人員有不同的服務費水平。同時，醫療服務費對患者數量的影響效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延遲作用，這是由于醫療需求在短期內具有剛性特點，引導分流的作用在遠期才能體現出來。而患者數量與醫生工作量、診療質量、患者滿意度形成的負反饋回路，則預示醫生工作量會通過反饋回路的調節穩定在某個水平上。

2.2.2 醫療服務費提高可引導患者就診數量的分流

當到三級醫院就診的普通疾病患者數量因為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而減少時，那么客觀地促使這部分人群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這樣積累了基層醫療機構的診療經驗。隨著國家對基層醫療機構的重視和投入的增多，基層醫務人員收入也會有所增加。在收入提高和經驗積累雙重作用下，有利于激發基層醫務人員價值感的提升，從而基層醫務人員有積極性精進醫術，提高診療質量，從而吸引普通病患者更愿意到基層就診。

以往人們不信任基層診療質量，不愿到基層就診，則基層醫療機構接診很少，基層醫務人員沒有工作成就感，從而留不住高水平醫務人員，這加劇了基層的困境。當前國家對基層醫療機構越來越重視，提高基層醫務人員收入，配置醫療資源，吸引了不少優秀醫學生。醫療服務費的差別化也使得到基層就診的普通病患者數量增多，分流了綜合醫院的就診數量，客觀上緩解看病難問題。因此，醫療服務費在不同等級醫療機構之間起到了引導患者就醫的分流作用，不僅促使老百姓小病進社區習慣的形成，還能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的價值，吸引優秀人才，同時還能將綜合性大醫院的醫生從重復性低難度的診療中抽出身來花更多的時間提升自身技術水平，從而更好地攻克醫學難題。

2.3 醫療服務費對醫藥企業營銷行為的影響 醫生追求診療質量，則意味著對用藥合理性的要求提高，這將使得醫生對醫藥企業的種種不正當營銷手段變得不再敏感，甚至是抵制。受到醫務人員用藥行為改變的影響，醫藥企業也會重新設計營銷策略，不得不在藥品質量上多下功夫，從而以質量贏得市場份額。而藥品質量的提高則有助于診療高質量的實現。因此“用藥合理性要求醫生對醫藥企業回扣促銷等的敏感度醫藥企業藥品質量診療質量用藥合理性要求”形成正反饋回路。

在現有的“以藥補醫”的模式下，不少醫生更重視的是如何開出更多的藥，而對用藥合理性關注較少，而為了開辟市場，醫藥企業契合醫院和醫生的需求，使出各種不正當營銷手段，醫藥代表滿醫院跑，更使得用藥合理性成為空談，導致了惡性循環。而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則需要醫務人員重視診療質量，而這正是前述的醫療服務費提高的影響結果。打擊醫藥企業的不正當營銷行為不如改變滋生這種行為的土壤，即改變醫務人員的診療行為，變開大處方盈利為依靠醫療技術的提高來盈利。這才能有望扭轉醫藥企業在醫院的不正當營銷方式，回歸醫療與藥品為患者健康服務的正確軌道上來。

3 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綜合影響機理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影響的綜合因果關系圖，見圖3。

在圖3中，兩側的反饋回路分別表示的是醫藥企業藥品質量和基層醫療機構診療質量所受的影響，中間的五個反饋回路表達的是醫療服務費提高對患者滿意度、診療質量以及醫生的自我價值感的影響。其中，通過醫療服務費的提高降低醫務人員誘導需求的動機從而減少過度醫療提高患者滿意度是從物質角度的分析，而通過提高醫務人員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感從而激發醫務人員重視診療質量提高患者滿意度進而提升醫務人員聲譽的過程是從精神激勵角度進行的分析。另外對醫生工作量和就診患者數量的影響則反應在負反饋回路中，說明提高醫療服務費對這二者起到了調節的作用，即通過自我調節，能夠使得醫生工作量和患者數量穩定在某個水平上。

通過圖3發現，醫療服務費最直接的作用是降低醫務人員對過度醫療的依賴和患者就診的選擇，這將對醫務人員積極性、醫療服務質量、患者就診數量的分流、基層衛生資源的利用率、基層診療質量和醫藥企業藥品質量的提高均有著積極意義。首先，要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石作用，引導患者普通病到基層是關鍵舉措。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醫療服務費的提高對患者分流的影響具有延遲作用。因為當前我國綜合醫院就診患者普遍很多，患者的就醫行為的變化不會在較短時間內受到醫療服務費的影響，具有短期剛性特點，但患者出于自身利益的綜合考慮所做的就醫選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會發生變化。另外，當前環境下，醫藥企業對醫生及醫院的不正當營銷行為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必須依靠醫生的行為選擇。醫患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醫生作為患者的人，對患者有利的選擇也必須首先成為對醫生有利的選擇才能真正成為醫生愿意采取的行為。因此，讓診療質量的提高成為醫生主動的追求才是解決大處方的有效途徑，這就必須要讓醫生能夠利用自己的醫療技術通過診療質量的提高獲得應有的收益。而帶動患者分流和促使醫生追求診療質量提高的關鍵舉措就是調整醫療服務費以及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化調節。提高醫療服務費滿足了醫務人員利用技術獲得收益的經濟人的需求，進而激發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自我實現需求，使得診療質量的提升成為了醫生的主動追求，促使醫患利益一致化。因此，通過醫療服務費的調節，使得醫生、患者、醫藥企業等眾多微觀個體的微觀行為選擇最終將促成“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解決，實現我國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宏觀改革效果。

4 結論及建議

4.1 研究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①醫療服務費關系到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切身利益，對二者的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而通過醫務人員行為的變化又影響到醫藥企業的營銷行為。

②醫療服務費的提高肯定了醫務人員醫療技術服務的價值，依靠高的醫療技術獲得高的收益是對醫務人員的正當物質需求的尊重；而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醫務人員積極追求醫療技術和診療質量的提高，進而實現職業價值和人生價值，獲得精神回報。這不僅提高診療質量，還避免了不合理醫藥費用的支出。

③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診起到了分流作用，使得普通疾病患者進基層醫療機構就診，這不僅提高了基層醫療資源的利用率，還有助于減輕綜合醫院的負擔，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看病難”的問題，同時不盲目追求到大醫院就診也間接節約了醫療費。

④醫務人員是醫療系統最基層最核心的力量，通過廣大醫務人員對診療質量的高要求而使醫藥企業的某些不正當營銷手段失去作用，轉變為通過藥品質量贏得醫院和醫務人員的青睞。

因此，醫療服務費通過對醫務人員、患者及醫藥企業的行為影響，有助于提高診療和藥品質量、降低醫藥費用，并引導患者小病進社區，提高社區基層醫療資源利用率，最終有助于醫療公益性的回歸。因此，我們要對“調整醫療服務費、打破‘以藥補醫’格局”的改革堅定信心。

4.2 建議 任何一項改革要獲得成效都不是單因素在起作用，雖然醫療服務費的調整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具有可預期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用的發揮還必須配合必要的保障措施。如，在改革陣痛期加強宣傳引導、完善醫院管理制度以及加強對基層醫療資源的配置。

①加強宣傳引導，保障改革陣痛期的順利度過。首先需要新醫改執行者堅定信心切斷藥品加成，提高醫療服務費。由于患者的就醫行為短期內不會立即改變，同時醫務人員對誘導需求和風險預防性檢查的行為也不會立即改變，因此，醫療服務費的提高短期內會使得患者的綜合醫療費用有所提高。但隨著改革作用的逐漸顯現，過度醫療減少、診療質量提高以及用藥合理性加強，加之醫療保障的作用，患者的綜合醫療費用將趨于合理。為了順利度過改革陣痛期，在提高醫療服務費的同時一定要加強輔助措施的執行力度。如，加強宣傳，讓醫患雙方都能正確認識其目的和意義，將醫療服務費按合理比例納入醫療保險等。

②完善醫院管理制度，創造醫務人員發揮價值的良好環境。醫療服務費是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動價值的體現，因此在醫院管理制度上就必須將醫務人員的技術服務與報酬掛鉤，回歸到依靠自身醫療技術獲得高額收益的正確軌道上來。另外，醫院及相關部門也必須通過制度對醫療風險責任進行合理界定，成為醫務人員堅強的后盾，讓醫務人員無后顧之憂的去救死扶傷，沖鋒陷陣，而不是因為醫療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而選擇自衛性醫療措施。切莫讓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成為醫務人員明哲保身背離醫療公益性的始作俑者。

③重視對基層資源的配置，引導患者在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間分流。醫療服務費對患者就診選擇起到了推動作用，而拉動作用則要靠基層醫療機構的優質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患者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主動選擇到基層就診。否則提高醫療服務費只會成為阻礙普通病患者獲得高質量醫療服務的門檻，這絕非改革的初衷。而我國醫療資源呈現不合理的倒三角結構，廣大的社區醫院以及鄉村衛生院高質量醫療資源少，診療質量低。因此要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基礎服務作用，就必須增加對基層的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投入，通過醫療資源在各級醫療機構的合理配置和對患者就診行為的引導，才能促使我國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間形成合理的分工與協作機制。

5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論文從醫療服務費的調整這一角度入手，探究了醫療服務費對醫務人員、患者及醫藥企業行為的影響，從而闡釋了醫療服務費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回歸的直接和間接的作用。本論文主要存在兩個局限，這需要未來的進一步研究。

第一，醫療衛生系統是一個復雜性大系統，各種因素相互影響，錯綜復雜，但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本論文并未立足于整個醫療系統，然而要發揮醫療服務費調整這一核心改革措施的成效，還必須有更多的保障措施，這就需要從醫療衛生大系統出發進行分析，這將是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第二，本論文應用系統動力學的因果關系圖僅對醫療服務費的影響方向進行了邏輯分析，從定性上闡釋了本論文要研究的問題，然而涉及到影響程度則需要進行定量研究，即進一步地應用系統流圖和數據仿真進行分析，這也是未來需要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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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隨著新醫改的持續推進，其階段性的效果已初步顯現，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據國家衛計委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群眾個人支出的醫療費用絕對數不斷上升，2 009年為6 571.16億元，2010年上升至7051.29億元，2011年達到8 465.28億元。當前群眾反應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主要體現在公立醫院，公立醫院是我國衛生醫療服務體系的主要載體，承擔著城鄉居民醫療服務的主要供給責任，是公益的主要產出者。公立醫院改革是“十二五”規劃中深化醫改的重要任務，完善與市場機制和社會需求相適應的醫療服務體系和管理機制，促使公立醫院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是新醫改的核心價值體現。提升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盡可能增加社會福利也是新醫改的重點和難點。2012年全國300多個試點縣先行拉開改革序幕，2014年擴大到1 000個縣，中央關于公立醫院改革的總體部署是在以提升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前提下，以縣級公立醫院為切入點逐步展開，以切實減少群眾醫藥負擔為基本原則，逐步取消公立醫院“以藥補醫”機制，醫院收入的減少依靠醫療服務技術價格水平的調整和加大政府投入等途徑加以補償。當前我國縣級公立醫院的醫藥銷售收入占醫院總收入的50%-60%，有些基層醫療機構藥品銷售收入占70%以上，而我國目前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投入一般在10%以下，取消藥品加成后巨大的經費缺口短期內依靠加大政府投入來彌補是不現實的。基于我國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取消“以藥補醫”運營機制背景下提升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困境分析，只能開辟新的醫院治理和運營模式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組織運轉效率，在宏觀層面注重公立醫院改革中的醫療資源的綜合配置、在微觀公立醫院運營層面注重組織的運營效率和技術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意味著成本的降低和產出的增加，進而實現公立醫院的公益生產出增加。

通過文獻回顧發現，在“公益性”內涵的研究方面，Brown認為政府提供的就是公益，市場提供的就不是公益，“公共提供”等于公益，“私人提供”等于私益。根據周綠林等(2011)對國內衛生事業公益性的研究述評，主要可以歸納為表現形式、淡化原因和實現路徑等三個領域，他們認為“公益”與“福利”只是服務提供水平和公平程度存在的差異，二者本質應該是相同的，都在公平的前提下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益性作為整個社會邁向福利理想社會的一個過渡階段，其最終目標是達到社會福利可實現的最高層次。陳文玲、易利華(2011)認為群眾希望從公立醫院得到盡可能好的服務，盡可能少的費用，所以“費用合理、服務適宜”是公立醫院公益性的最佳體現。其還闡述了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要求公立醫院在確定和組織提供醫療服務時，必須堅決強調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邱鴻鐘(2011)認為公立醫院改革實現公益性的原則與堅持非盈利原則是內在一致的，必須把握好贏利的關鍵口。醫院可以提供純公益性衛生服務產品、準公益性衛生產品和半公益性衛生產品，還可以提供私人產品和混合產品。在公益性弱化的成因方面，孔祥金(2010)認為公立醫院公益性淡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化推進歷程中政府投入的不足、醫療機構的逐利性現象嚴重、公益性經營理念淡薄、組織發展的定位缺乏科學性等。袁紅梅、何克春(2013)研究指出公立醫院經費投入補償機制不合理和財政投入占醫院收入比例過低給醫院經營帶來了嚴重壓力，進而導致公益性難以體現。李玲、江宇((2009)指出在政府投入不足和監管考核不力的雙重作用下，公立醫院形成了自我盈利、自我發展的道路，藥品更大的盈利空間、大處方和過度檢查現象凸顯公立醫院內部也長期形成了違背公益性的運行機制。古長青((2009)等學者都提到了市場化進程中政府財政投入的不足是影響公立醫院公益性弱化的重要原因。

綜上，國內外學者對醫療機構公益性的研究現狀，對公益性科學內涵的界定比較模糊。筆者認為衛生服務的公益性體現在人們消費醫療服務時支付的成本應該是低于市場價格，也就是西方經濟學所言的消費者對消費者剩余的感知，這種感知也體現在公益性產出與需求的匹配度上。從研究視角方面，大多文獻是對公立醫院公益性弱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政府財政投入的不足，而嚴重忽視了其他一些關鍵因素引發的公益性弱化。再者加大對醫療衛生領域公共財政投入不是一蹦而就的事情，需要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為支撐，鑒于我國經濟實力的現實背景，對公共醫療領域的投資比例從8%提升到50%以上需要相當漫長的過程。因此現階段探討財政投入不足以外的成因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立醫院公益性弱化的成因分析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的研究概述

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是20世紀80年代興盛于西方國家的一種公共管理理論和新的管理模式。Michael Barzelay認為摒棄傳統官僚制的時代已具備條件，公共管理由重視“效率”轉而重視服務質量和顧客滿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轉向爭取成員的認同和爭取對組織使命和工作績效的認同;Alex Faickney Osborn和TedGaeble:在《改革與政府》中將“新公共管理”看作是單一的模式概念，是重塑政府的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旨在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重視政府的管理績效和公共產品的產出。新公共管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公共事務管理中的“掌舵者”，而非“劃槳者”。政府應該從管理繁瑣事務中解脫出來，也正向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小政府理論”所描述的政府應該縮小管轄的空間范圍，其管理內容應該是提供那些市場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服務，即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注重政府組織的運營效率，簡政放權。

第二，注重用現代企業化管理方式取代傳統的行政官僚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各個公共服務部門應采用私人部門先進的管理方式、技術和方法，注重提供服務的質量管理和績效管理。

第三，注重對投入產出效率的追求。新公共管理理論在追求效率方面注重實施明確的績效目標控制、管理活動的投入和產出、確定明確的組織和個人目標，并根據績效目標的完成狀況進行客觀測度和評價;

第四，注重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主張在行政管理領域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讓更多的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提供的競爭，不僅可以提高組織的運營效率，關鍵是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實現成本的節約，競爭性的生存環境能夠迫使壟斷部門對顧客的變化做出迅速反應。第五，注重顧客滿意度提升的全新價值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論關注政府項目實施的有效性，行政權力、行政行為和行政文化等從屬于服務與顧客滿意度的目標導向，視政府為高度責任感的企業家，公民是其尊貴的顧客，由顧客驅動型的政府能夠提供多樣化、高質量且符和顧客需求的公共服務{司。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下公立醫院公益性弱化的成因分析

1.政府“管辦不分”的治理機制背離了公益性。根據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觀點，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掌舵者”而不是“劃槳者”，應該從繁雜的公立醫院運營管理中解脫出來。“管辦分開”的出發點是把履行醫療行業監管職能和公立醫院的出資人職能機構分開，即把監管和公立醫院運營的利益鏈切斷。但是目前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治理產權關系不清晰，缺乏對公立醫院管理者的有效的激勵約束，監管效率低下導致了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弱化。國務院醫改辦調研組(2013)發現:目前存在對公立醫院的定位、如何體現公益性以及政府應該負擔的責任等認識不清的現狀。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提供存在監管的越位和缺位，隨著醫改的推進逐步重視對醫療服務的投入，但是對公共服務公益1勻產出的測度和評價不夠。例如現階段縣級以下的基層公立醫療機構實施的零加價率的基本藥物制度，其旨在解決目前藥費支出過高以及過度用藥的嚴重問題，本是一項較好的促進公益性產出的制度設計，但執行上卻大打折扣。據朱恒鵬(2010)的研究指出:基層醫療機構通常采取和藥店合營、非基本藥物替代基本藥物等人為因素減少零差價藥品的供應量，誘導患者到合營藥店買藥，維持醫療機構的收益;大型公立醫療機構的基本藥物使用比例也存在不達標。管辦不分的體制弊端嚴重制約了政府的監管效率，進而影響了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產出。

2.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市場缺乏市場競爭機制。新公共管理理論注重提供公共服務時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的合理競爭促進公益性的產出。目前我國公立醫院具有行政壟斷性，公立醫院憑借資源技術、政策和規模優勢壟斷著醫療服務市場。公益性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和醫療機構的所有權性質沒有必然聯系，公立醫院和私營醫院都可以生產“公益性產品”。截至2009年底，我國公立醫院15 724家，約占醫院總數的77.5/0;就診人數高達18.36億，占醫院總就診人數95.5%;住院人數8 125萬余，約占總住院人次95.7%。當前公益性醫療服務市場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導致醫療衛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時醫療機構組織的運轉效率也比較低。較低效率的醫療服務市場必然導致較高的運營成本，公立醫院出于自身發展利益的考慮必然減少公益性產出。

3.公立醫院低效率的行政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論重視用企業化和私人部門先進的管理方法、技術、手段來替代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公共部，重視構建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重視投入產出的效率測度和評估。目前我國公立醫院的管理機制和運營機制存在嚴重的管辦不分和政事不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不分的體制性弊端。公立醫院內部管理和運營采取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重視現代化的企業管理范式，忽視管理機制創新、信息化技術的應用，缺乏靈活的激勵約束機制。有效率的激勵約束機制可通過人力資本的產出效率來提升組織的運轉效率和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而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促進其公益性的產出。另外是忽視公益性投入產出的效率，目前我國公立醫院沒有明確的公益性績效考核指標，對績效目標的測度和評價嚴重滯后，公立醫院的藥品價格、大型設備的檢查費用一般都高于連鎖藥店和民營醫院。政府注重公益性投入但卻不關注醫院的公益性產出。公立醫院較高的運營成本和管理成本，較低的的組織運營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直接影響著公益性的產出。

4.公益性產出的顧客導向性不強。公益性弱化也表現在公共服務供需不匹配。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務的“顧客”，公共部門工作的開展應該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注重對公共服務的評價，以顧客參與為主體，保證公共服務的提供機制符合顧客的偏好，才能產出高效的公共服務。目前我國公立醫院較高的診療時間成本、經濟成本、虛高的藥品價格和較低的醫療服務質量，導致醫患關系日趨緊張，公立醫院發展的趨利性越來越強。鐘南山(2014)指出，向人民群眾提供基本醫療服務是公立醫院的核心任務。然而，近來出現的惡性醫患事件，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醫院的門、急診中，這與公立醫院背離公益性有直接關系。關于顧客(患者滿意度的研究，劉雯薇等(2013)對北京市公立醫院隨即抽取400名門診患者滿意度調查發現:患者對就診成本(時間成本和費用成勾滿意度較低，說明公立醫院提供公共服務不是以患者的需求為導向，沒有彰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產出的社會責任陰。

三、基于新公共管理的公立醫院公益性提升路徑建議

根據上述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核心思想以及公立醫院公益性產出弱化的成因分析，構建公立醫院公益性提升的框架模型。

(一)掌舵型的高效政府治理

德魯克在其著作《不連續的時代》闡述到:“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實干大規模聯系起來的做法只會嚴重消弱決策能力。任何想要決策機構去親自實干的做法也意味著干蠢事”。因此政府在公立醫院的改革中必須對自身職能有準確的定位。第一，應該明確公立醫院治理關系，管辦必須分開，明確政府和醫院之間的授權關系，厘清政府與公立醫院的利益關系，逐步完善公立醫院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政府與醫院的互動治理模式。作為企業家角色的政府，應該盡快實施官僚式政府向顧客驅動型政府轉型，把公共衛生資源從生產效率較低的地方轉移到效率較高的地方，促進公立醫療機構提供多樣化、高質量、高公益性且符合群眾需求的公共服務。第二，打造高效率監管的政府。政府既應該注重公立醫院的財政投入，也應該注重公立醫院的公益性產出測度和評價。因此政府在新一輪的醫改中應注重監管各級公立醫療機構基本藥物制度執行，建立健全公立醫療機構公益性產出的評價指標體系(重點體現在費用控制、服務質量、覆蓋人群等公益性指栩，科學客觀地評價公益性產出，注重公益性的投入和產出效率，醫院的財政投入應與公益性產出量掛鉤。第三，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來約束和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行為的目的不偏離公共利益代表的軌道。

(二)在公益市場中引入競爭機制

部分公共服務走向市場化引入競爭機制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政府應該合理利用民間資源整合社會力量，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引入私人部門和公共部的有效競爭機制。因此政府首先應該重視從財政投入、稅收和融資、醫療政策扶植民營醫院和社會醫院的發展，形成與公立醫院公益性產出的有效競爭格局，讓私人部門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職能的管理模式，科學客觀評價各種所有制性質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產出效果。其次逐步推進完善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實現公立醫院向社會醫院轉型，同時也適當減少了公立醫院的數量。

(三)公立醫院改革中引進企業化管理模式

第9篇：基層醫療機構薪酬制度范文

各國均有相應干預

藥品價格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從生產、流通到最終使用的過程中，存在著出廠價、批發價、零售價、支付價的不同。按照定價主體，則有政府定價、醫保定價、集中采購等不同形式。按照價格測算方法，則有成本加成定價、品牌溢價、國內/國際參考定價、流通環節差率（額）控制、按療效定價、按績效定價等不同方法。宏觀層面還有產業增長率控制、企業利潤率控制、藥費總額控制等方法。鑒于藥品具有需求被動、信息不透明等特點，為有效促進人民健康并維護產業發展，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各國政府或公共部門均不同程度地對其實施干預。

綜合世界各國和地區藥價形成機制，政府或公共部門價格干預重點，是報銷目錄內的藥品和專利藥。按藥品價格形成流程，干預措施包括：

1.以住院用藥為基準設置藥價體系。在歐、美、東南亞等絕大多數國家，醫院主要提供住院服務，極少提供藥品零售，醫院用藥和院外用藥是兩條流通體系。對醫院實施總額預算、按病種或混合支付方式，醫院用藥只有采購和使用環節，不再對患者銷售，使得醫院和藥品企業成為博弈雙方。在此基礎上由政府衛生或社保等公共部門主導集中采購，以招投標或談判議價方式控制藥價。并且在集中招標后，允許醫療機構進貨時進一步利用自身優勢獲得折扣、返利或贈藥，但折扣和返利要納入統一管理。醫院壓縮藥品開支后，可以在原預算范圍內提供更多服務，提高自身績效水平以滿足政府要求。

2.對院外用藥系統實施較為全面的價格干預。一類方法是直接制定藥品生產和流通環節價格。主要通過價格談判或企業申請、政府核定的形式對出廠或零售環節定價，具體方法包括成本測算、國內外參考等。同時運用批發加成率和零售加成率等方法制定流通環節利潤率，固化流通環節的利潤空間。另一類方法是制定保障資金對藥品的支付標準。主要通過同類藥品相互參考、療效和經濟性評價等方法，確定政府或保障基金對藥品的支付水平，既促進了保障資金的合理使用，也間接控制了藥品價格。不同國家對上述價格控制措施的應用不盡相同，對報銷藥品制定支付價、控制流通差率、設定出廠價或零售價上限等方法的使用都非常廣泛。相當一部分國家在制定支付價的同時也制定藥品最高限價。

3.控制醫藥行業或企業利潤水平。如英國，對專利藥企業依據價格管理協議開展，由政府與醫藥行業協會談判，確定企業利潤水平。法國則與醫藥行業協會和制藥企業分別談判。澳大利亞藥品福利計劃在審批部分費用難以控制的創新藥物時會制定全國支付總額，超出部分由藥品企業承擔。德國、羅馬尼亞等也有類似做法。

干預主要有四環節

四環節包括政府制定價格、集中采購形成定價、控制醫療機構加成率和醫療機構執行采購議價。非醫保目錄藥品采取市場定價，即自由定價方法，醫療機構自主采購方式形成最終價格。

政府制定價格。對列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以及具有壟斷性生產、經營特征的藥品，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政府指導價也稱最高零售價，在此之下，生產、批發環節價格，由市場交易形成。

集中采購形成價格。醫療機構使用的藥品需要通過省級集中采購獲得，招投標是集中采購的主要形式，集中采購所形成的價格被簡稱為招標價。

控制醫藥藥品銷售加成率。規定二級以上醫院按進價加成15%銷售藥品，由省級物價部門核定執行。新醫改后，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銷售的基本藥物取消加成。部分省市采取順加加成方法，對高價藥品下調加成率。

醫療機構采購。部分醫院在進貨時和醫藥企業進一步談判壓低價格，但由于加成率控制，醫院一般以暗扣方式獲得其中的差額利潤。禁止暗扣之后，多以藥房托管的形式變相獲得藥品收益。由于處于灰色地帶，這部分價格信息通常處于保密狀態。

尚未形成系統有效的藥價機制

以藥補醫機制直接影響藥價。藥品是治療疾病的手段之一，其價格不是孤立的，必然受到醫療服務補償機制的影響。在以藥補醫機制下，我國藥品價格構成要素比其他國家均多了一個組成部分。

價格形成機制存在內在沖突。集中采購環節可以起到抑制藥品價格的作用，但醫院加成率控制卻起到推高價格的作用，兩者內在沖突。醫療機構采購環節同樣受以藥補醫機制影響，缺乏控價動力。

未發揮醫保支付的間接調控作用。目前三類保障制度對不同藥品均實施等比例報銷，難以區分政府?；竞突颊邆€體需求兩種類型的藥品需求。

市場不健全制約定價方法的應用。我國藥品質量差異大，一方面導致社會平均成本測算困難;另一方面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失靈。結果是“最高零售價”過高或過低，所核定價格也不符合按社會平均或先進成本定價的原則，集中采購競價中時常出現逆淘汰現象。

對專利藥缺乏有效控制機制。招標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方法，但專利藥處于壟斷地位，市場機制下的方法對這類產品沒有控制能力。只能通過政府直接管制實現專利藥價格或費用控制目標。

此外，我國對國際參考、經濟性評價、企業利潤率控制等成熟方法未能使用?？傮w上尚未形成系統有效的藥品價格機制，天價藥品屢屢出現。

衛生、醫保、藥監等應多方參與

一般而言，實施藥品價格干預的主體是廣義的衛生行政部門或社會保障部門。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衛生、醫保、藥監等部門應共同參與藥品市場的建設和管理，方能形成完善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

1.理順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從源頭破除以藥補醫機制。以藥補醫根源在于對醫療技術服務按低于成本定價。以物價部門開展價格改革為契機，理順醫療技術服務價格。

但也必須看到，在壓力傳導過程中，最弱勢的一方往往是壓力最大的承受者和改革成本支付者。當改革延伸到公立醫院，所需資源總量幾何級增長之后，必須結合技術服務價格調整和支付方式改革，同步推進才能有效控制藥品價格和費用水平。物價部門應繼續放開診療、護理、床位等項目的價格，通過制定相對合理的技術服務價格，為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定量測算依據。

2.取消醫院藥品加價率管制政策，推進醫院住院與門診系統分離。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信息對稱和市場結構的完善。從促進信息對稱上，要從嚴審批新藥和仿制藥，控制同一藥品的上市批文數量，加快仿制藥一致性評價進程，保持藥品質量均一性和價格可比性，促進良性競爭。加強藥品價格信息系統的建設，把國內外藥品價格及時公布。

市場結構上，短期內看應設置醫事和藥事服務費，取消醫院藥品加價率管制政策。要認識到，醫院從藥品獲得部分返利與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并不沖突，核心在于：返利的規模不應成為醫院補償的主渠道;對返利的處理和使用應陽光公開，納入預算或統一管理，而不是進入個人口袋;對醫院的支付方式和績效考核上，獲得返利應有助于提高醫院績效。長期看應推進醫院住院與門診系統的分離，徹底改變醫院同時是零售終端的雙重身份。

3.對壟斷性藥品必須采取價格管制。用政府干預矯正壟斷性產品市場失靈問題，尤其專利藥的壟斷地位是由行政保護形成，各國政府允許其以較高價格水平銷售的同時，均直接或間接進行干預，包括制定報銷參考價、制定最高售價等方法。取消醫保范圍內專利藥最高限價后，應有類似管制措施。此外，對于價格過高或長期居高不下的藥品，應允許從其他價格相對較低國家平行進口，對關系公共健康的藥品應考慮強制許可。

4.實施藥品價格分類管制。參考國際經驗，對非處方藥、非報銷藥品通常在生產環節自由定價，流通環節實行差率控制。對市場競爭充分藥品，設置支付指導價。除專利藥外，生產企業較少的品種，也需施加一定管制。

5.開展藥品經濟性評價。按經濟性評價結果，為不同藥品設定相對合理的支付價或最高限價。對新藥或治療結果不穩定的藥品，可探索按績效付費或藥費總額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