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倍增計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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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基于當時其特殊的社會與經濟形勢。二戰后，日本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但同時也滋生出社會與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等一系列突出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失業率高，勞資關系緊張等方面。［1］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指，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較短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2］其核心是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并輔之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扶持中小企業，鼓勵技術創新，促進國際貿易等系列配套措施。(一)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重要舉措與基本經驗1.加大公共投資，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充實社會資本?！皣袷杖氡对鲇媱潯敝忻鞔_規定了日本政府在公共事業上的突出重任，通過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改變道路、港口、公用設施和服務等方面的落后狀態，以此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居民收入。圖1列示了20個國家公共部門中重要的6個部門自1953年以來的社會建設投入，數據顯示1953年至1960年各部門的投入變化不大，只維持在低水平的增長率;然而，自1961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執行以來，各部門的建設投資顯著增長。尤其是道路建設的投入，至1970年計劃結束已增長660%，1955～1960年，一般公路的總長度延長了3.3%，1960～1965年延長了12.4%，1965～1970年延長了16.5%，延長的速度逐期加快;［3］其他各部門的建設投入均增長了將近300%～500%。從20個部門的總投資來看，自計劃執行到結束，投資總額增加了328%，且年工程件數也隨之增加了300%?；A設施的建設解決了大量日本居民的就業問題，大大降低了日本的失業率。公共事業、基礎設施建設為日本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大力推進了日本進入后現代化時期。圖1重要部門建設資本投入(單位:10億日元)資料來源: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長期統計系列，第九章《建設》。2.引導產業結構升級，鼓勵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皣袷杖氡对鲇媱潯碧岢龅淖畛跄康氖菫榱烁淖儺敃r的經濟增長方式，鼓勵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加速重化工業的進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進行了重大的產業結構調整。這一調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60年至1965年，主要特點是在企業進行大規模設備更新的帶動下，產業結構迅速高級化，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第二階段是1966年至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特點是謀求重化學工業生產設備的“大型化”和“合理化”，以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4］為了推進經濟高速增長，實現國民收入翻一番的宏偉計劃，日本通過一系列產業政策和行政指導等手段，從扶持基礎產業到強化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施對重點產業的保護戰略，依次推行了鋼鐵、造船、石油化學、機電及汽車等產業的發展戰略，推行產業新秩序政策、促進企業合理化重組。［5］當時的產業結構升級直接造成了以技術革命為目標的民間企業旺盛的設備投資，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其次是日本重化工業急劇增長，成為日本的主導產業，同時帶動了耐久消費品產業的發展。從計劃執行后，諸多相關政策的實施促使了產業重點的根本性轉變，很多以前從事較低收入的農林水產業的第一產業的農民向收入較高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工廠、事務所轉移，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從1950年的48.6%下降到了1970年的19.3%，造就了三大產業就業格局發生顯著的變化，基本實現了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進而向第三產業擴展的產業結構的轉變(見圖2)。圖2日本勞動力產業結構(單位:%;1950～1975年)資料來源: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長期統計系列，產業動向調查。此外，從三大產業對GDP貢獻的格局來看，自計劃執行以來，GDP中第一產業的比重由19.5%下降到5.0%，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總值上升，逐步代替了一部分第一產業的貢獻額。除此之外，日本在計劃執行階段，以重化工業為中心，從歐美工業國家大量引進先進技術，進行大規模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密集型產品過渡，隨著產業結構的轉型，國民經濟結構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3.促進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為了保護本國的民族工業，二戰后至1960年以前日本一直維持著貿易管制的政策。然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以出口為中心的外匯收入的擴大是完成該計劃的關鍵。20世紀60年代，日本對其產業結構進行了全面升級，在此基礎上，日本的重工業得到迅猛發展，其工業制成品也大量進入國際市場進行銷售。而國際市場帶來的巨大收益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進一步開放市場，實行外匯與貿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于1963年成為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11大主要成員國之一，于1964年開始享有IMF的8大主要成員國待遇，同年成為OECD成員國。［5］實施開放式自由化計劃后，日本實現了貿易自由化、匯率自由化和資本自由化，這對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計劃執行之前，日本的國際收支余額均維持在100萬美元左右，少數幾個年份接近500萬美元;然而自計劃實施后，國際收支余額雖然大幅震蕩波動，但這正是自由經濟的成效，且多數年份的國際收支余額維持在500萬美元，在1968至1970年時甚至超過了1000萬美元達到了2000萬美元，與之前貿易管制時期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外，日本與國際跨國公司密切合作交流，進行技術貿易，吸收先進的管理經驗。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執行之后，在國際貿易中日本的技術貿易額與技術導入件數飛速上升(見圖3)，與計劃實施前的緩慢增長形成鮮明的對比，實現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外國資本和技術大量涌入日本，促進了技術的革新，加快了設備的更新，激活了投資環境，同時也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使產業國際競爭力迅速擠入國際前列，使整個日本的產業體制得到優化和改善，對完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圖3技術導入件數與技術貿易額(1950～1970年)資料來源: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長期統計系列，第十八章《國際貿易、收支與合作》。4.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質，振興科學技術。從1960年日本執行的收入倍增計劃來看，目標是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而實施的過程中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中心環節，注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引進，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最大限度地發揮國民潛在能力，從而大幅度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效率。［6］基于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非常重視教育與科學技術，重視人才的培養，教育作為政府公共職能的關鍵部分被首次從經濟作用的角度正式列入經濟計劃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該計劃規定培訓人才與振興科學技術事業，做好經濟增長與培訓人才雙重任務，振興科學技術事業以及確立教育及職業訓練制度。首先，日本自1960年起實行了9年制義務教育，并切實加大了教育資金的投入，自1960年起，教育支出呈快速增長態勢，到1970年日本的教育支出已擴大為1960年的4倍。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教育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從1960年計劃實施開始，日本各階段的教育升學率快速上升。至倍增計劃結束時，日本的義務教育入學率幾乎達100%，高中升學率超過80%，大學升學率也接近20%，遠遠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這不僅促進了日本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增強了勞動者的能力，也為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從而達到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其次，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非常重視以加強技術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日本倍增計劃中以科學技術作為國家發展基礎，加大對科研技術創新的投入，采取了一系列振興科學技術發展的具體措施，例如大幅度增撥科研和設計試驗經費，確定優先發展尖端技術的方針，推行鼓勵科學技術發展的各種優惠政策等。日本政府以及企業為技術進步投入了大量的科研資金，從1952至1960年，科研經費增加了3倍;然而自“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以來，科研經費便快速增長，至1970年止，科研經費已經高達3000多萬日元，為1960年的6倍。此外，在大力推行科學技術的努力下，日本的科研專利數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計劃執行之后至1970年，專利數迅速上升，增長了將近4倍之多(見圖4)?！皣袷杖氡对鲇媱潯睂嵤┑目萍紕撔聭鹇砸褳槿毡境蔀榧夹g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日本科研創新和技術進步對其國民收入高增長的貢獻率達55%①，居世界領先水平。圖4日本科研專利數、科研技術投入總額(1950～1970年)資料來源: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長期統計系列，第十七章《科學技術》。5.緩和雙重結構，確保社會穩定。所謂雙重結構是指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技術、設備均較先進的大企業和生產方式較落后的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并存的現象。在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農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收入倍增計劃提出不久后，相繼出臺了《農業基本法》、《農業現代化資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長期計劃》等一系列法規，加大對三農的政策傾斜。這些惠農政策的實施，將農戶總數的60%轉移到非農業方面，使其余40%的農戶的生產規模都能夠保證家庭勞動力充分就業。全部就業人口中的比率，由1955年的37.9%降到1960年的30%，1965年又降到21%，1970年更降到16.1%;1967年一個農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超過了100萬日元，也超過了每個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86萬日元。［7］同時，日本鼓勵人口從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村地區向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地區轉移，這種做法不僅減少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做出了貢獻。在計劃執行后的10年間，大約有將近1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了城市。［8］《農業基本法》是日本政府為促進其農業產業快速發展從而使其經濟合理可持續高速發展而提出的重要方案。該法案的出臺快速推進了日本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針對其國內壟斷資本快速擴張以及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二元結構造成的收入差距問題，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了中小企業的改革，并將其與產業結構升級相結合，以此來提高中小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并促使其規模經營。1963年起，日本政府連續出臺了《中小企業基本法》、《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中小企業指導法》、《中小企業現代化資金扶植法》等10個法案，［9］這些法案促使了日本企業集團化的趨勢，不少中小企業的經營活動被納入企業集團總體活動中，減輕了中小企業的負擔，縮短了產品的開發周期，同時加強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協作，集團企業的發展成為溝通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橋梁，緩和了兩者的矛盾。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雙重結構”的矛盾也在計劃實施之后得到了有效的緩和。6.提高勞動者報酬，著重提高中低階層勞動者的收入，使國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傾斜。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是初次分配結果是否公平的直接體現。日本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著重強調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使國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傾斜，重新構建了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利益合理分配機制，理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非常重視提高中低階層勞動者的收入，包括農民、工人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高廣大人民的需求能力，因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有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后，日本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勞動者報酬率)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皣袷杖氡对鲇媱潯睂嵤┲蟮?0年工業化進程中后期，勞動者報酬比一路回升，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一直維持在45%左右的較高水平上，處于當時OECD國家前列。這與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實行的收入倍增計劃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奠定了日本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比較穩定的格局，為提高國民收入、建設和諧社會、縮小收入差距打下良好的基礎。［10］7．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過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1961年實施《國民年金法》，這部法律保障的對象不僅包括被雇傭者，還包括自營業者等其他民眾，實現了全民保險。以后又相繼實施了《兒童福利法》、《身體障礙者福利法》、《社會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維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發揮了保障福利的機能，也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創造了有利條件?？傮w來說，農民比工人補得多，欠發達地區比發達地區補得多。［11］在倍增計劃實施的10年間，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每年增長18%，且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自1961年執行計劃以來，迅猛上升的態勢與計劃執行之前的低水平增長甚至出現下降的趨勢形成了較明顯的對比，這足以說明了當時的政府為民生所做出的努力。雖然當時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并不完善，無法與同一時期的美意等發達國家相比，但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維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發揮了保障福利的機能，是從貧窮救濟制度向貧窮預防制度的全面性轉變。［3］(二)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效與負面影響1.國民收入實現了翻番。由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有效執行，日本于1967年提前完成了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1968年超過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0年10年期的計劃完成時國民收入及國民經濟有了飛躍的發展。1960年以前，日本的國民收入緩慢增長，基本維持在10萬億日元左右，在1960年達到13萬億日元;在計劃實施之后的10年里，國民收入一路快速上升，以年均11%的高增長率提前實現了計劃的目標;到1970年，名義國民收入接近突破60萬億日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從GDP來看，在1960年之前，實際GDP增長率基本維持在7%～8%的水平;自計劃實施以來，實際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0%以上(見圖5)，有些年份甚至達到了12%的高水平。短短10年間，普通人的收入增長超過一倍。并且日本倍增計劃十分罕見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同步協調統一發展。圖5日本1955～1970年名義國民收入、實際GDP增長率(單位:10億日元;%)資料來源:日本總務廳統計局:長期統計系列，第二章《國民經濟》。2.收入分配均等化，特別是城鄉收入分配均等化。二戰前，日本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至1940年，基尼系數甚至超過了0.6，日本成為十分不平等的社會。到了二戰以后，由于戰后經濟重建，基尼系數大幅下降。然而在1950年至1960年間，由于日本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諸多不利因素，基尼系數又重新開始回升，在1960年接近0.4的警戒線。在1960年12月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得到有效實施后，為日本社會帶來了共同富裕的結果。10年間基尼系數持續下降，到1970年基尼系數僅為0.256，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傾向逐漸加大，與二戰前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此階段，日本形成了“一億國民皆中產”的平等社會。3.消費擴張拉動了需求，經濟增長帶來了就業增長?！皣袷杖氡对鲇媱潯庇行У靥岣吡司用袷杖?，擴大了內需。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高達90%以上。為了應對內需的大幅拉升，以出口為主的制造企業清楚地認識到了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隨之積極轉型以便應對國內需求的增長，促進了日本的家電、汽車等工業的迅速崛起。在計劃執行以前，日本的消費指數緩慢增長，消費指數基本維持在40左右;然而在計劃實施之后，消費指數快速上漲，至1970年消費指數已接近100。計劃的有效實施，是解決經濟消費低迷、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使消費與當時的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一起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此外，“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執行以來，經濟快速增長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就業，產業結構轉變使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逐漸向第二、第三產業過渡，工廠由于投資所帶來的設備更新引起了勞動力需求的迅猛增加，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國民整體素質和能力的提高，這些都意味著勞動者就業的增加。計劃實施的顯著效果是1969～1972年的日本失業率在世界各國中屬于最低的水平，是美國、意大利、韓國等國家的1/4，是瑞典、芬蘭等福利國家的1/2。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時，也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10年間，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物價出現了相應的上漲勢頭，高增長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從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77%，10年間東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76%之多。此外，經濟增長帶來了環境污染問題，農業發展衰退，社會中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不良風氣。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刺激下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是“畸形的”，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和結構性矛盾———首先是迅速擴大經濟所造成的畸形性，其次是由于跟不上過于迅速的擴大經濟和結構變革而引起的畸形性。［12］日本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的經濟低迷和至今依然揮之不去的麻煩，可能與之前令日本人一直驕傲的高速增長有一定關系。

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日本經濟高度發達，國民擁有很高的生活質量，是全球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這與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初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密切的聯系。面對二戰后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業率高、勞資關系緊張等問題，日本適時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重要舉措和基本經驗在于加大公共投資，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升級，鼓勵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促進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質，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確保社會穩定;提高勞動者報酬，著重提高中低階層勞動者的收入，使國民收入更多的向居民傾斜;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國民收入翻番目標，形成了“一億國民皆中產”的平等社會，引發了內需的啟動和消費結構變化，推動了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但也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負面效應，如通貨膨脹、環境污染、農業衰退、物欲橫流、發展的不平衡和結構性矛盾等問題。(二)啟示與建議現階段我國面臨的經濟增長問題雖然與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有著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國和日本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所經歷的歷史沿革不同，所以在我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必須要深刻認識到一些制約因素，比如，我國勞動者素質與生產效率不高，制約了居民收入持久增長;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水平較低，制約了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低收入群體特別是農民的增收困難，影響和制約了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難度加大，制約了經濟總量實現倍增;此外，我國現階段面臨著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的強烈波動和沖擊，經濟發展遇到了非常不穩定因素的挑戰，這些都有可能影響我們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方式和步伐，阻礙我們完成倍增計劃的目標。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成功經驗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1．限制大資本經濟壟斷，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市場競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日本對中小企業發展給予了大力支持，緩解了二元結構，擴大了就業需求，其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私人投資雖然增長很快，但卻大起大落，非常不穩定。特別是近幾年，有利可圖的行業基本被國有壟斷資本占據著，私人投資很難進入行政壟斷領域。因此，對我國來說，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對企業實行一般的減稅、降息外，還要求政府向企業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務，特別是要進一步提高市場化程度，放松規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嚴格控制自然壟斷范圍。有些行業適當放松管制，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加強市場的競爭度，在分割行業壟斷勢力的基礎上扶植和培育新的競爭實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13］對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和領域，應進一步調整其分配關系，加強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透明度，特別是要對高管人員實行限薪，并嚴格控制其職務消費，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過大。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融資難、擔保難，企業負擔重，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經濟效益大幅下降，虧損加大，應進一步改善創業環境，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幫助中小企業克服困難。可借鑒日本的經驗，限制壟斷資本，合理放寬市場準入門檻，減輕中小企業稅負，營造適合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加大財稅、信貸等扶持力度，切實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加快中小企業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市場等，促進中小企業發展。2．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國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以達到國民經濟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借鑒日本成功的經驗，在我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必須做到以保障民生為根本出發點，努力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的歷史任務。［1］近些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比卻持續下降，而資本、管理等其他要素的收益越來越突出。勞動報酬過低造成居民收入增長慢，嚴重影響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內需難以提高，阻礙了我國經濟結構由過度依賴出口轉變為投資、消費、出口共同協調發展。［11］借鑒日本經驗，在我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應堅持以公平分配為中心，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關系，將更多的利益向居民傾斜，做到國民經濟與國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向勞動者傾斜，做到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在初次分配領域實現公平、合理的分配。3.打破二元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政府推行的相關農業措施成功地緩解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解決了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拉動了農民的消費內需，大力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的發展，農村人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其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學習。我國由于二元經濟結構限制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特別是地區之間資源的市場配置作用，資源集中于大中城市、發達地區，以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異較大。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首先應該降低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努力消除戶籍制度壁壘，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障礙，讓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充分自由流動，為城鄉人口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讓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能夠正常地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這一方面可以改善農村居民收入、統籌城鄉資源，另一方面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出以及城鄉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其次，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大投入力度，縮小城鄉基礎設施差距。第三，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非農就業機會，以提高農民的非農收入。同時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優惠和金融政策鼓勵城市企業雇傭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由此達到大幅度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目的。4．強化教育機會均等，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勞動者技能和人力資本水平。日本政府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執行中非常重視國民教育、重視人才的培育。日本在增加教育經費的同時還調整了其在各級學校中的分配，這種變化均衡了各地的教育資源，是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改變的，為解決我國教育資源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提供了啟示。借鑒日本經驗，我國要加大公共教育經費的投入，進一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特別是要加大對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的投資力度，為每個勞動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這是有效增加國民收入的重要舉措。由于貧困群體的收入低，只能維持基本的生存，低收入者難以負擔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費用。而只有教育，才能根本改變這個群體的知識結構，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從而提高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受教育機會的平等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因此，要做到個人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政府應擴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特別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貧困地區、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使這些地區居民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政府要著重提高低收入地區農民的教育水平，這也是縮小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建議中央和省級政府承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2/3以上，以保證我國義務教育的公平性，減少或消除窮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僅可以解決個人收入分配的機會不均等問題，提高人力資本的收入回報，也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5.振興科學技術，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日本科研創新和技術進步對其國民收入高增長的貢獻率達55%，在倍增計劃中意義非凡。在發展先進科學技術方面，日本以引進國外技術為主，開發“自主技術”為輔的方針，先模仿歐美先進技術，消化吸收，然后再創新，從而形成自主技術。用較短的時間縮短了同歐美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逐步建立了獨自的工業體系，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利用技術紅利方面還有很大空間。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引進先進技術的經驗，同時重視海外先進技術和中國人才的匹配。首先，政府應強化對科技工作的管理，改革科技組織體制，制定相應的科技基本計劃，從宏觀上系統地推進科技改革。其次，要重視基礎研究，促進產學研之間的良性互動。我國科技創新存在的兩大問題是基礎實力薄弱以及科技的實踐性不足，所以應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時促進企業、大學以及研究所三者相互合作的科研體系，使科技研究的成果能夠有效地進入市場，創造出高附加值的產品。第三，要充分利用國際技術合作的機會，吸收國際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推進科研水平發展，從國際角度上加強國內科學技術事業的開發。6．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體系，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幫扶力度。日本在執行計劃期間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大幅增加，國民普遍擁有較高水平的福利待遇，享有較高的醫療衛生、教育與生活保障，逐步實現了全民保險的目標。相比之下，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存在著覆蓋面小、財力薄弱、管理落后等諸多問題。在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中，應更加重視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鑒于農村貧困問題更為突出，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更為滯后，因此，首先應加快推進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設。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逐步建立不分城鄉、不分地區、不分年齡、不分性別和不分職業的全社會均能享受的社會保障制度。其次，建立統籌的社保賬戶。目前因為地方社保政策制度不統一，賬戶信息不共享，使得外地人和本地人在養老、醫療等多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增大了勞動力資源在地區間的流動成本，也削弱了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調節作用，因此，建立統籌的社保賬戶非常必要。再次，完善對低收入群體的社會救助體系，對低收入者生活必需品實施最高限價，對低收入勞動者制定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最低工資，［14］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加大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財政投入，由此提高社會貧困人群的收入，降低貧困發生率。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計劃意義重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大事。民富才能國強。在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復雜情境下，努力達成居民財富的快速增長既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機提升綜合國力、增強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孫敬水黃秋虹工作單位：浙江工商大學

第2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關鍵詞】國民收入倍增 產業升級 收入分配

一、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在一個相對確定、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通過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歷史上，日本和俄羅斯等國都曾實施過該項計劃，并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背景

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經濟經歷了短暫的恢復之后，許多有志之士意識到建立福利國家必須通過經濟增長實現民眾收入水平的提高。池田勇人首相作為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執政期間推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出臺。

2.內容及其歷程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所做的長遠的戰略安排，最終目標是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和實現充分就業。主要內容包括：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培養技術人才；加大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投入；降低各種收入差距等等。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起源于1957年發源于英美兩國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對日本的出口產業產生了重大的不利影響，國內消費的低迷態勢又加劇了經濟困境，社會各界急切需要通過一場大規模的變革來改變這種緊張的勞資關系。經過思想界“增長到頂論”和“高速增長論”的探討之后，池田勇人首相等人著力推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出臺，該計劃為期10年，主要目標為：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保持在7.8%以上，人均國民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6.9%以上。計劃實施后，日本經濟保持了飛速的發展，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之前制定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1968年就超越許多西方國家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可以說，該計劃可以被稱為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基礎和關鍵轉折點。

3.效果及評價

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為核心，日本政府制定專門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生產和技術創新、通過減稅和加速折舊等政策保障企業對設備及時進行更新換代、積極培育和發展債券市場以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到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均保持在111%以上。從產業結構計劃指標來看，除農林水產等第一產業的個別生產指數略低于目標值以外，其他各項指標全部超額完成。計劃期間，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人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消費革命和產業革命隨之出現，為日本產品占領國際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該項計劃的實施也集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雖然工業的生產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率差異未能有效降低；以重化工業的發展為主導的經濟發展使得大氣污染的情況加重，化肥以及各種有機農藥的使用破壞了農業的發展環境，大城市工業污染以及汽車的普及使得環境問題雪上加霜。

（二）中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背景

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隨著國民經濟這個蛋糕的“做大”，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一效果普惠于民，真正實現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實現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政府有責任、有能力讓老百姓收入增長得更快一些。于是明確提出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偉目標，該目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或者指令。它的實施涉及全國各行業經濟的轉型、政府職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轉變、現有的分配體系的重大變革等一系列問題。

2.內容

從短期來看，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一是調整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二是推進工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從長期來看，各級政府必須摒棄現有“唯GDP至上”的發展理念，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從單純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向國民收入增長的目標轉變；必須加強基礎設計建設，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控制物價的變化，保障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必須提高生產效率，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積極進行產業升級，打破一些行業的惡意壟斷。必須通過城鎮化建設等措施打破城鄉二元化差距，從制度上遏制兩極分化惡化的趨勢。

二、中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比較

（一）相似之處

1.經濟背景相似。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前的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為462美元，大體上相當于美國當年GDP的17%；而中國在2011年人均GDP為5414美元，占美國同期的11%左右。

2.政策出臺的原因類似。二者目的都是為了讓經濟發展的效果普惠于民，真正的實現國富民強。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更好的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二）不同之處

1.起步背景不同。1960年日本的人口紅利尚未來臨，反觀中國，人口的紅利卻即將過去，即將進入老齡化社會。

2.國際環境不同。1960年，全球資本主義開始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這使得日本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的需求，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當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經濟都面臨增長乏力，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的相繼爆發之后，歐盟以及美國紛紛對我國出口商品進行“雙反”調查，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因此當前想要通過外需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可謂難上加難。

3.國內環境不同。早在1960年，日本的城鎮化率已經高達65%，城鄉差距并不明顯，而直到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為51%，與日本想去甚遠。

三、 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給中國帶來的啟示

日本和中國經濟結構差異巨大，自然資源條件各異，但單純從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上來看，中日兩國的情況可謂似是而非。日本的實踐經驗表明，對國民經濟的各個相關產業進行相應的升級，甚至可以通過再工業化等途徑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是切實有效的，隨著經濟基礎的廣泛提升，國民消費與生產率同步增長才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正所謂“藏富于民”才是真正實現“國富民強”，才是社會發展的維穩之道。因此當前進行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真正實現“中國夢”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徐飛.溫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J].國西部科技，2008（36）.

[2]內野達郎，著，趙毅，等，譯.戰后日本經濟史[M].新華出版社，1982.

第3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收入增長緩慢:經濟發展的“短腿”

自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實現了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長,國民財富的總量迅速壯大。1978年,我國的GDP總量僅為3645億元。而到了2009年,GDP總量已經達到335353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90多倍。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趕上并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時間問題。在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的提高。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經增長到接近3000美元,增長了大約15倍。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一直比較突出,嚴重制約了居民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據統計,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則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個證據是,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總量連年增長,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萬億關口之后,開始連續多年實現了大幅度增長。2001年后的全國財政收入年增長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2009年,我國全年的財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億元,增長幅度達到11.7%。在企業的利潤分配中,資本強勢與勞動弱勢的格局不斷被強化。過去10多年間,不少企業銷售額、利潤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線,而工人工資卻是一條水平線。以已經成為勞動力“主力軍”的農民工為例,根據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到21世紀初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幾乎沒有增長。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2007/2008年度報告,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高達0.469,不僅超過國際上0.4的警戒線,而且高于報告中127個國家的平均值,屬于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國家。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行業差距: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172123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業8767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運輸業7576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地區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15擴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長的相對緩慢,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也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大障礙。在我國現行的分配體系下,收入增長緩慢以及差距不斷擴大,壓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愿,使經濟增長失去了消費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國總消費率為52.5%,比最高峰時的1981年下降了14.6個百分點,和發達國家平均70%的貢獻率相比依然相距甚遠。再從消費貢獻率看,統計顯示, 2007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3.8個百分點,占比為81%;城鎮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6個百分點,占比為11%;政府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占比為8%。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是我國消費貢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倍增:強國富民的“法寶”

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執政口號。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協調地發展,是他們走向富裕強盛的共同之路。

一提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很容易就使人想起日本的成功經驗。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推動經濟的發展,提高社會購買力,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同年12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該計劃,具體內容包括:一是通過加快城市化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日本提高農民收入主要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及提高農業生產率。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農產品價格上漲幅度大幅領先于其他商品。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方面,日本農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機械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二是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引進,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倍增計劃明確規定:“為完成本計劃,必須大力謀求科技水平的飛速提高”、“振興科學技術事業的基本問題是以科技教育為中心的人才培養問題、發明創造的促進問題以及工業化對策的改善問題”;三是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工人工資。為了提高工人工資,倍增計劃明確規定了“為最低工資制度確立這樣的方式:按地區與產業不同,將全部勞動者分為若干集團,每個集團確定統一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確立對于縮小工資差距和提高整個工資水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計劃而在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成為支持日本經濟繼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日本的經驗不僅在于通過實行收入倍增計劃實現了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而且還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至上世紀80年代,先后制定和執行了《山村振興法》、《過疏地域振興特別措施法》、《欠發達地區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北海道開發法》等,并通過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通過調整稅收政策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時還完善制訂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1961年,隨著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養老金制度的全面實行,日本在社會保障方面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社會保障走向制度化。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在于,用提高國民收入來帶動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實現了兩者有效地平衡。日本決策者認識到,市場經濟的科學其實就是人的科學,市場經濟就要調動人人的積極性,推動人人消費,拉動內需,經濟才能持續發展。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的執政者未能將這種清醒認識保持始終。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二十年后的1980年代,實現了豐裕社會的日本政府開始頭腦發熱。在那個時候,日本的外匯儲備一躍成為世界第一,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叭毡境^美國只是時間問題”、“21世紀屬于日本”的夢幻似口號在全世界流行。1989年發生的泡沫經濟破滅,徹底擊碎了這種夢想。如今的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已經跌出了世界前20位,而且是一個存在巨大貧富差距的社會,相對貧苦率僅次于美國,列世界第二位。

美國是目前世界頭號強國,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政府沒有正式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他們的許多做法也同該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決定將工人的工資從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這樣的工資比當時制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幾乎高出了一倍。絕大多數人預測,高昂的工資將很快壓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資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據估計,就在實施新工資政策的當年,福特公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1%。正是這種突破傳統思維定式和大膽的創新行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稱為美國“20世紀的工業之父”。

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的著眼點

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經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已成為目前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盡快解決的重大課題。在這種背景下,完全有必要實施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通過實施該計劃,努力實現國民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提高全體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這也是中國走向強國富民之路的必然選擇。

要順利實施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首先要破除思想認識上的兩種偏差。第一種是經濟增長比收入增長更重要的錯誤觀念。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真實含義,將經濟增長當作工作中的唯一中心,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反而被放到次要的地位。這種錯誤觀念的結果就是導致“唯GDP論”泛濫,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提高本地GDP增長的速度,不惜以破壞環境、資源浪費乃至犧牲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事實上,這種沒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不斷增長作為基礎的增長模式,不僅難以持續,也會加大經濟波動的風險。

第二種是提高工資會損害企業競爭力的錯誤觀念。長期以來,“低工資”一直被當作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大法寶,因而壓低工人工資似乎就變成了保持企業競爭力的最好借口。此外,中國的企業家大多還停留在依靠壓低工人工資以獲取更高利潤的時期,這種思維定式的邏輯很簡單:工人拿得越少,我就掙得越多。其實這種認識十分片面。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效率工資理論”,揭示了勞動者工資水平與工作效率之間的關系。該理論認為,如果支付給勞動者比市場所出工資更高的工資,企業反而能取得勞動總成本最小、利潤最大的效果。支持該論點的原因有很多,美國經濟學家戴維?羅默列出了四個最重要的原因:更高的工資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費,改善工人的營養狀況;更高的工資能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更高的工資能提高工人其他方面觀察不到的能力;更高的工資能培育出工人對企業的忠誠。因此,對中國企業家來說,轉變觀念刻不容緩。因為低工資制度也許會帶來一些短期利益,但并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提高工人工資水平和各種福利待遇,加快培養以自主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核心競爭力,才不失為一件利己利人的最優選擇。

實施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必須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事,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找好著眼點。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一是將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作為計劃的核心。在國外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屬于“紡錘型”,中產階級是其中的主流階層,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屬于“少數”階層。但是在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過低。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專家的測算,1999年中國中等收入階層比重為15%,2003年達到19%。預計到2020年,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40%左右?？梢?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和發達國家相比相差甚遠。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不但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積極作用,而且還有利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和協調。從機制上來說,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斷向中等收入階層流動的過程。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目前我國仍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低收入階層,這其中既包括數以億計的普通農民,也包括大量城市中的下崗失業者、流動人口等。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種種矛盾,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無疑是必須要做好的一門“功課”。而中等收入階層壯大的過程,就是不斷減少低收入階層的過程,就是提高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口收入水平的過程。這與我國加快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農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領域內的主要矛盾。城市化的意義在于能夠提高農村遷移者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經濟理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早已證明,當一國的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會發揮一種聚集效應,人口、財富就會向城市集中。因為在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產業發達且比較利益高于農業,在其中就業可以獲得比從事農業更高的收益。從目前情況看,我國的城市化步伐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據測算,在過去30年間,我國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遭遇到各種制度,其中既有宏觀體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內部體制的人為因素。要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必須盡快破除傳統的戶籍制度,減少流動人口的流動成本,同時城市內部體制的變化必須盡快主動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無論是在地區的公共財政使用上,還是在城市規劃與公共設施建設上,都應充分考慮流動人口的需求,真正發揮服務型政府的積極作用和功能。

第4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并影響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走低,居民收入增長長期低于經濟增長速度。2009年,全國人均GDP達到24500元(折合3500美元以上),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約折合2500美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折合不足800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續下降,而企業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1995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間的收入分配關系為16.6:16.3:67.1,到2007年轉變為19.5:22.6:57.9。居民收入可支配比重下降了10個百分點。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職工和農民工工資的低水平增長直接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長期低于經濟增長,因為工資收入是城鄉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城鎮工薪收入占家庭收入來源的70%,在農村農民工工資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另一方面是因為居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大幅增長。

第二,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持續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1995年為51.4% ,2007年下降到了39.7%,而發達國家同等人均GDP水平的發展階段,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一般在50%左右,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到60%左右。顯然,中國在當前發展水平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明顯偏低,且沒有呈現出由降轉增的趨勢。

第三,收入增長緩慢、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導致消費率持續下降,成為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中國最終消費率 一直處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續走低態勢,最終消費率已經下降到50%左右,而居民消費率下降尤甚,已下降到了不足40%的水平。而發達國家同等發展水平階段的最終消費率一般在75%―80%的水平,中國的消費率顯著偏低。這與中國各方面的社會保障低水平低覆蓋的狀況有著密切關聯。

中央政府已經關注并著力解決上述問題。在“在2010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在近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出,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2010年的報告中更是提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借鑒與啟示

針對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發達國家在同等發展階段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由此引發消費革命,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就業實現完全就業,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日本政府制定的主要政策就是,采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于工人,明確規定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對于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于國際市場。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1-1970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約1倍,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另一方面,使農民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這一政策實施后,1961-1970年十年間,日本的人均國民收入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11.5%,受益于國民收入的提高和居民閑暇時間的增多,消費品以及服務行業迅速增長,并通過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使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全體國民的收入的全面提高,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使得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國民中的多數開始具有“中流階層意識”,形成了占其國民主體的近億人的中等收入階層,由此奠定了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基礎。

中國正處于可類比的工業化發展階段,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對我國突破發展瓶頸有參考借鑒價值。有學者提出,中國啟動內需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實質購買力,需要一個“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

中國應制定并實施“勞動者階層收入倍增規劃”

為解決勞動者收入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國內需求不足和居民消費水平不均衡等問題,客觀上要求中國實施“讓全社會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中期規劃。針對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征,借鑒日本“收入倍增計劃”的經驗,筆者認為,“十二五”時期有必要制定并推行一個“勞動者階層收入倍增規劃”,以期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明顯改善、中等收入階層占人口比重大幅提高、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幅提升的目標。即2016年勞動者階層的收入水平普遍比2010年增長一倍,亦即2011-2016年勞動者階層收入年均增長15%。所指“勞動者階層”包括以下幾部分社會成員:非壟斷行業的產業工人、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的企業員工及個體經營者、農民工及體制外的臨時工、農民。這一收入倍增規劃及其政策措施應由以下內容構成。

第一,合理調整政府稅收、企業利潤和勞動者報酬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通過企業合理地增加產業工人的報酬、增加分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降低勞動者階層稅負,使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到合理水平,在這一階段使勞動者報酬適當快于企業利潤增長和宏觀經濟增長。低廉的勞動力,在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經濟從追求“快”改變為追求“好”的過程中,適當提高非壟斷行業的產業工人工資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一是可以適當放緩出口增長速度,減輕出口順差過大、外匯儲備過多、反傾銷糾紛、人民幣升值等方面的壓力。應通過“勞動者階層收入倍增規劃”將人民幣升值、出口順差過大而導致的懲罰性關稅等外部壓力帶來的成本增長轉化為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二是通過較大幅度地提高產業工人工資水平,可以合理調整藍領勞動者與白領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進而引導就業結構的調整,解決藍領工人不足和白領勞動者失業的結構性矛盾;三是可抑制依靠低廉勞動成本而生存及增長的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二,合理提高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的企業員工(包括個體經營者)的工資水平,促進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服務業發展對改善初次分配結構有重要作用。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也隨之同步提高。人均GDP在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服務業比重一般為45%左右,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人均GDP在6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服務業比重超過50%,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約為55%。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對提高帶動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有著更重要的作用:一是這些服務業吸納勞動力較多,有利于促進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的提高;二是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這些服務業不只是為高收入階層提供服務,而是為一般社會成員提供服務,因而其員工工資水平應與服務對象的平均工資水平相當,而不是遠低于服務對象的工資水平。因此,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勞動者階層收入倍增規劃”,最為關鍵的是要解決服務業員工收入水平與服務對象收入水平的差距,這也是服務業良性發展的前提。

第三,強制性地提高農民工和臨時工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促進勞動用工方面逐步形成規范的經濟秩序。在過去的高速發展階段,勞動者整體工資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未能納入體制內的農民工、臨時工的狀況更加惡劣。作為產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成為了企業低成本競爭、資本收益過分擠壓勞動報酬的主要對象。不僅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報酬過低,甚至遭受拖欠克扣工資,大多數農民工缺乏必要的勞動保障。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調查數據,40%農民工未與單位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協議,50%的農民工拿不到加班補貼,57%的農民工得不到工傷補償,80%的農民工不能帶薪休假。除了農民工,臨時工也是企業降低勞動成本的手段。因此,針對農民工和臨時工的“收入倍增規劃”,首先是要實現與城市體制內勞動者無歧視的同工同酬,其次是要實現與宏觀經濟增長同步的工資增長機制。

第四,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機制,切實保障勞動者階層的財產性收入。以往,提倡把民眾參與理財活動作為提高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手段。筆者認為,政府不應鼓勵勞動者階層參與理財活動,因為,任何宣稱能夠取得遠超實體經濟利潤水平、遠超銀行基礎利率水平的理財產品,或者是沒有將巨大的風險告知,或者是自欺欺人的“投資騙局”。全民理財,根本不可能增加全民財富,而只是全民財富的重新分配,且其交易成本不容忽視。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理財領域依然處于不規范、非理性的狀況,加之信息的不對稱,勞動者階層如果大規模地進入證券市場等理財領域,必然處于弱勢地位,而往往會成為強勢投資者“做局”的誘導對象,最終成為“最后的接棒者”而蒙受巨大的風險損失。這樣的全民理財活動,不可能增加參與者整體的財富,只會增加參與者的風險損失進而增加社會風險,累積起來必然影響社會穩定。政府不應把全民參與理財活動作為應對提高勞動者階層收入水平的手段。如何提高勞動者階層的財產性收入?一方面,對于勞動者階層而言,他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來自于存款利息。在存款實名制普遍實施的情況下,國家應對低收入群體的儲蓄實行保值增值的政策措施,以保障他們的財產不被那些處于強勢地位的金融機構及其他投資者侵蝕。另一方面,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一個群體,國有資產的收益應通過社會分紅方式直接分配給他們一部分,因為,國家投資建設的受益者更多的是中高收入群體,所以有必要通過國有資產的分紅來平衡由此帶來的收入差別。

第5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今年我們如皋市提出了“跨江爭八強”的目標，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艱巨性的目標。農業農村工作事關全局，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是我市實現“奮力跨江爭八強”目標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當前，雖然我市農業農村的不少單項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甚至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但農業的總體實力、農村的整體環境、農民的富裕程度與蘇南先進縣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與二、三產業相比，我市農業轉型升級步伐不夠快，小城鎮建設開發相對滯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低質低效的狀況未能根本扭轉，農業的組織程度還不高，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能力不夠強，設施農業耕地面積小，小城鎮房地產開發、安置房建設步子小，同時，全市的跨江爭強離不開農業農村工作的有力支撐，工業化、城鎮化所需的土地、人力等要素保障要通過農村的“三集中”和農業高效規模化來提供，全市經濟總量的擴張離不開農業農村的快速發展，全市財稅爭八強離不開小城鎮建設、土地整理、資源整合的有力支撐。

一要以“三化”互動并進理念為指導，牢固確立“跳出三農抓三農”的意識。始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理念，跳出“三農”抓“三農”，用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和思路來推進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堅持以工業化致富農民，城鎮化帶動農村，產業化提升農業，“三化”互動并進，城鄉統籌發展。以工業化為突破口，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工業化是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最根本途徑，工業發展的物質和技術積累，為加快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工業化使各類資源通過市場運作達到最佳配置，發揮出最大效益；同時工業化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就業崗位，既增加農民收入，也使土地資源的集約化、規?；蔀榭赡?，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了空間和載體。必須始終堅持工業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通過加大園區建設、招商選資、項目投入力度，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繁榮農村經濟。以城鎮化為強引擎，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城鎮化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口，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點。城鎮化帶來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既為農民就業提供“保險”，也為打開農村市場，擴大內需增添“馬力”；同時，城鎮對人口、產業及商品的集聚效應和輻射作用，促進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加速農業人口“非農化”，有效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推動農業農村加快發展，必須全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全面拉開鎮區道路框架，推進老鎮區拆遷改造，加快土地出讓、房產開發和功能區建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切實增強集鎮承載能力，吸引各類要素資源在鎮域快速集聚。以產業化為主抓手，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農業產業化，而農業產業化的本質是工業化。以工業化理念謀劃農業產業化經營，推動農業規?；?、商品化、集約化發展，不僅提升了農業發展水平，而且使更多農業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必須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促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二要以持續增加農民收入為核心，努力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保持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既是建設更高水平小康的重要內容，更是農業農村全局工作的中心任務，必須在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的基礎上，大力拓展農村非農產業增收渠道，積極開辟外出就業增收空間。壯大鎮域經濟促動農民增收。加快小城鎮建設，牢固樹立經營城鎮的理念，通過組建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主體的投資公司，引導各類資本進行一級開發，推動重點鎮“四橫四縱”、一般鎮“三橫三縱”道路框架高標準建設到位，加快老鎮區拆遷改造，完善鎮域基礎設施和功能配套，優化城鎮生態環境，實現全國環境優美鎮和省衛生鎮全覆蓋；大力推進鎮工業集中區轉型升級，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探索園區一級開發、與先進地區合作共建等多種方式推動集中區由形態開發向功能開發轉變，全面提升集中區的承載水平和集聚能力；提升鎮級公共配套服務功能，通過加快土地出讓、房產開發和功能區建設，吸聚資源要素，提升配套水平，推動物流、商貿、餐飲、旅游、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促進就業創業帶動農民。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市場調節的作用，通過舉辦招聘會、提供就業信息、開發公益性崗位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最大限度地促進農民就業；在做好勞動力異地輸出的同時，突出抓好就地轉移，為我市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用工保障，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進一步優化創業環境，最大限度地釋放廣大民眾的創造力、民營企業的擴張力和民間資本的爆發力，繼續引導農村黨員干部、大學生村官、農村能人、返鄉能人帶頭創業，扶持更多農民由“勞務型”向“老板型”轉變，提高農民資產性、經營性收入。發展村域經濟帶動農民增收。突出工業強村第一方略，通過加快村級民營小區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更多項目入區發展；依據村域自然資源、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產業；增強資源整合開發能力，建立責權利相統一、符合現代產權制度要求的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體制，對“三集中”、“萬頃良田”工程整理出的土地、村集體資產，通過拍賣、租賃、承包、入股等多種形式，最大限度盤活利用，增加集體政策性、資源性、資產性、服務性收入，努力消除村營收入20萬以下的村，著力打造一批超百萬村、超千萬元和超億元社區。

三要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重點，著力加快農業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級，是實現農業產業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農業資源利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農業生產經營從家庭型向規模型，農業發展方式從依賴廉價勞動力和消耗土地資源向依靠科技和人力資源轉變的根本途徑。以“三年倍增計劃”倒逼農業轉型升級。農業“三年倍增計劃”是農業轉型升級的龍頭工程，是現代農業的希望工程，是全民創業的基礎工程，是農民增收的民生工程。加快推進高效農業規模化，以農業產業規劃為引導，以發展現代農業園區為載體，加快推進高效設施農業的發展，不斷做大做強四大十億產業板快、三大旅游農業園區、兩大百億龍頭項目；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切實加大“三資”投入農業力度，著力培育壯大農業龍頭企業，積極推動龍頭企業向產業鏈兩端延伸，打造一批帶動能力強、科技含量高、經營規模大、市場前景廣的農業龍頭企業集群；加快推進農業標準化、品牌化建設，搶抓我市長壽課題即將列入國家“973”基礎研究發展計劃的契機，加快推進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農產品生產，著力打造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長壽農業品牌；力爭三年時間土地產出翻番，每畝平均效益達4000元以上。以創新服務機制保障農業轉型升級。創新人才服務機制，建立一支與“三年倍增計劃”相適應的農業人才隊伍，鼓勵農業人才在廣闊的田野中發揮才智，建功立業。創新農業科技服務機制，走產學研合作的路子，促進龍頭企業、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單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進行研發合作，切實提高農產品品質和檔次，拓寬農業增值空間。建立起涵蓋農口部門、農業龍頭企業、“三大合作”組織、農業經紀人、種養大戶的農業信息服務網絡，全面搭建起市場信息傳送、農副產品銷售、農業項目招商的網絡服務平臺。強化農民技能培訓服務，構筑全覆蓋的創就業培訓體系，努力培養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的新型農民，使之成為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的主體。以“萬頃良田工程”推動農業轉型升級。實施萬頃良田工程，推動土地適度規模流轉，建設萬畝現代高效規模農業園區，給農業農村的組織方式、發展方式、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是一個多方共贏的工程。主體功能區要扎實推進“萬頃良田”工程，加快評估簽約率、拆遷、復墾進程，同時要加快規劃包裝二期工程，贏得新一輪發展的主動權；堅持拆遷推進、復墾整理、項目招商同步進行，做到高起點規劃、高效率招商、高標準建設、高效益產出、高水平經營，確保主體功能區今年全部建成集高效、生態、綠色為一體的萬畝現代高效農業示范園區，為上半年全省“萬頃良田工程”建設現場會提供高標準的現場。各鎮也要創造條件加快與主體功能區共同合作實施。

四要以深化機制體制改革為動力，不斷釋放農村發展的活力。農村發展活力之源，在于不斷深化改革。加快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建立城鄉統一有形的土地市場為突破口，建立與之相應的土地流轉組織體系，進一步完善農地自由流轉的市場機制、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在明晰產權、強化用途管制、嚴格控制總量的前提下，引導農村集體土地進入土地市場進行交易，全面盤活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自留地使用權為主要內容的集體資產，實現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深化農村經營制度改革。進一步加大對“三大合作”組織的政策扶持，不斷健全產權聯結、資產運營、利益分配的機制，提升合作層次和水平，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大力試行公司制管理，以企業經營管理的模式推進土地規模承包經營、農村建設管理，激發農業經營的活力。加快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政策引導機制、農村擔保機制，引導和支持各類金融機構將業務范圍向農村延伸，為農業和農村經濟提供量身打造的各種金融服務，增加小額信貸投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堅持市場化理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農業農村建設，吸引各類資本對“三農”的多元化投入，讓更多的資金流向農村。

第6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砥礪奮進。恢宏開啟富民強縣新征程?！笆濉睍r期，依蘭縣將立足縣情實際，發揮自身優勢，加速推進“新戰略體系”的有效實施，堅定走出一條資源、能源、財源“三源”優勢加速轉化發展之路，著力打造全國新能源產業第一縣，創建全國糧食生產大縣，實現財政收入“三年超倍增計劃”和“五年增三倍翻兩番計劃”，創建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先進縣和國家級城鄉一體化平安縣五大目標，全面向全省十強縣發起最后沖刺。到2015年，全縣GDP突破200億元，年均增長20％；財政總收入突破20億元，年均增長20％；一般預算收入突破10億元，年均增長18％。全社會同定資產投資突破260億元，年均增長30％。

極化優勢，全力構建特色立縣產業體系。牢同確立“項目立縣、項目富縣、項目強縣”的發展觀，以項目建設為根本，加快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全面打造“三個百億元產值產業集群”：一是全力推進實施總投資177億元的12個煤化工項目投入工程，著力打造百億元產值的煤化工產業集群。二是全力構建煤化工、風電、水電、光電、核電、能源轉換、生物質能源“七位一體”現代能源城框架結構，實現風電產業完成投資260億元、總裝機并網260萬千瓦，推進總投資47億元的4個水電項目和投資近千億元的核電項目，著力打造百億元產值的新興能源產業集群。三是全力推進總投資5億元的省級農機工業園區建設，加快推進福田雷沃重工項目，打造研發、生產、銷售、倉儲、物流全程產業鏈，全力進軍俄羅斯農機市場，促其五年產值達到百億元，著力打造百億元產值的農機制造產業集群。同時把綠色食品產業、礦資源產業、旅游文化產業和醫藥產業打造成規模發展的優勢產業集群。

夯實基礎。全面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實施百萬畝水田發展規劃建設，到2015年糧食總產量穩定在35億斤。以大型農機合作社為依托，全面提高農機裝備水平，實現主要農作物耕作全程機械化。加快畜牧“主輔換位”步伐，積極培育壯大產業化龍頭企業。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加快推動農村土地規模流轉，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發展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和小額信貸，健全農業保險制度，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加強新農村建設規劃建設，力爭到2015年省市試點、示范村數量達到93個，占總數的70％。在全省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到2015年農業增加值計劃達到44億元，年均增長14.9％。

以江為綱。建設龍江最具魅力的濱江古城。臨水宜居，組團繁榮。哈爾濱市“萬頃松江濕地，百里生態長廊”規劃建設為我縣“十二五”時期加快城市建設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我縣將科學組織實施“一城、兩江、三岸”組團型城市空間格局建設，以城鎮松花江大橋建設為契機，高起點、大手筆規劃迎蘭新區建設，實現城區躍松花江向北發展：以哈佳鐵路依蘭火車站建設為契機，實現城區躍路向南拓展。深度挖掘“五國城文化”和“滿祖文化”底蘊，加強城市人文景觀建設，大力創建歷史文化名城。完善城鎮公共設施建設，完成“三供兩治”基礎工程，到2015年主城區城市供水普及率、污水處理普及率、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100％；集中供熱普及率達95％：集中供氣普及率達35％。

第7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20*年，完成全部工業增加值32.3億元，完成首輪倍增計劃目標的124%，是2002年的2.56倍；全部工業上交稅金6.9億元，完成計劃目標的125.5%，是2002年的2.51倍。20*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4%，比20*年工業倍增計劃實施前提高2.6個百分點，拉動全市GDP增長5.5個百分點，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達到23.1%，超過全省17.5%的平均水平，當年增速排名居全省第六位；工業上交稅金占全市財政收入的51.9%，比20*年提高6.9個百分點，拉動地方財政收入增長20.5個百分點。

（二）企業規模效益初步顯現

按照倍增計劃“開展企業銷售倍增行動，努力推動龍頭企業做強做大”的總體部署，通過行業、資源整合，引導各種生產要素向優勢龍頭企業集中，企業規模效益初步顯現。2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70戶，比20*年增加16戶，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23.68億元，比20*年增長120%。銷售收入5000萬元以上工業企業達16戶，比20*年增加了11戶；上交稅金500萬元以上工業企業達13戶，比20*年增加了8戶。

（三）產業發展水平明顯提高

近幾年來，全市工業圍繞《臨滄市新型工業化重點產業發展規劃綱要》和《臨滄市工業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按照主導產業支撐、龍頭企業帶動、工業園區集聚的原則，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以轉讓、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引進資金，進行產業嫁接改造，產業發展水平得到較大提高。水電方面，鎮康馬鞍山、滄源新芽河等一批地方電站，建設投資上億元，使我市地方水電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礦業方面，鑫圓鍺業公司、云縣江天礦冶、滄源金臘鋅業、博大高嶺土公司等一批礦業企業，加大投入，進行技術改造，企業生產能力不斷增強，生產效益顯著提高；蔗糖、茶葉等傳統產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林紙及林化工等產業快速發展。全市工業結構得到了有效調整，開始向特色支柱、企業群體方向發展。20*年，制糖業完成增加值7.45億元，比20*年增長74.2%；電力業完成增加值8.16億元，比20*年增長116%；礦產業完成增加值3.76億元，比20*年增長7.5倍；制茶業完成增加值1.64億元，比20*年增長6.8倍。

（四）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

臨滄市工業發展倍增計劃實施以來，實施了128個工業項目，完成投資達26.4億元。其中，江天礦冶公司日處理2000噸原礦、金臘銀礦鋅業有限責任公司年產1.5萬噸電解鋅、鴻峻公司年產5000噸電解鋅、鑫圓鍺業公司單晶鍺、茅糧集團1萬噸木爪酒、瀾滄江啤酒集團10萬噸生綠茶飲料、制糖企業11條制糖生產線改造等項目相繼竣工投產，澳華食品有限公司、南華紙業公司9.5萬噸蔗渣漿紙項目前期工程快速推進，全市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競爭能力顯著增強。同時，以加強工藝改進、裝備升級、延長產業鏈、促進深加工為重點，企業技術創新工作得到加強，南華晶瑩糖業公司、鑫圓鍺業公司、鳳慶滇紅集團公司等一批企業通過了省級企業技術中心認定。

（五）節能減排工作不斷加強

淘汰了落后生產能力鐵合金0.77萬噸、水泥5萬噸、造紙1.5萬噸，完成了4個制糖廢棄物綜合治理及利用項目。20*年，全市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9.16%。凈削減化學需氧量2226.8噸，二氧化硫215噸，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實現了“十一五”以來首次雙下降。全市制糖業發展循環經濟、抓好節能減排的經驗在全省推廣。

（六）工業園區建設進一步加快

一批基礎設施和主導產業項目啟動實施，園區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已開發的2平方公里土地的主干路網等基礎設施已基本建成，臨翔片區一號路、支路及云縣片區入園路、入園橋、拆遷安置區項目主體工程和配套的水、電等工程全部竣工，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已初具規模。20*年實現工業總產值3.39億元，完成園區基礎設施投資1.28億元，入園企業達43戶，注冊資本金4.8億元。

（七）非公、鄉企經濟穩步發展

圍繞實施鄉鎮企業優勢農產品加工推進工程、技術進步推進工程、吸納農村勞動力工程、企村結對活動，引導鄉鎮企業轉變發展方式，大力發展優勢特色農產品加工業，扶持培育龍頭企業，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促進農民就業和增收，實現城鄉經濟統籌發展。20*年，全市鄉鎮企業發展到4.8萬個，比20*年增長6.67%；吸納就業人員14.7萬人，比20*年增長21.5%；完成增加值17.1億元，比20*年增長83.3%；完成非公經濟增加值44億元，比20*年增長80.3%，占全市GDP的32.6%，提高3.6個百分點；上繳稅金3.45億元，比20*年增長185.1%。

（八）工業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態勢

今年以來，我市工業經濟工作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努力解決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1—9月份，全市工業經濟保持穩步增長態勢。一是工業經濟平穩增長。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27.7億元，同比增長13.9%，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完成20.6億元，同比增長15.8%；上交稅金5.44億元，同比增長12.7%。二是工業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全市工業實際完成投資12.8億元，同比增長42.6%。三是工業園區建設穩步推進。完成園區基礎設施投資0.51億元。四是非公經濟和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非公經濟活力增強，完成增加值40.5億元，上繳稅金3.12億元。鄉鎮企業發展再上新臺階，縣域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五是節能減排工作不斷加強。單位GDP能耗下降3.23%，完成淘汰落后生產能力14萬噸；削減二氧化硫448噸，削減化學需氧量5903噸。

二、提高認識，準確把握全市工業經濟發展的形勢和任務

黨的十七大強調，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到2020年，要基本實現工業化。發展工業，推進新型工業化，是現階段我市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我們要從臨滄的客觀實際出發，立足于新時期的發展需要，更加注重工業發展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的有機統一，更加注重建立工業發展與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的和諧關系，努力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一）臨滄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在工業

工業化是世界各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助推器，是推動國民經濟不斷優化升級的火車頭。加快工業發展，是由臨滄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發展特點所決定的。從多年的實踐看，臨滄經濟發展表現出“快在工業、慢也在工業”的特點，工業發展快，則全市經濟發展快，工業發展遲緩，則全市經濟發展遲緩。提升“三個核心指標”，推動全市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突出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充分發揮工業對全市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堅定不移地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促進農業產業化；才能拉動第三產業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發展，不斷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切實改善民生，從根本上提高人的富裕度。工業興則經濟興，工業強則發展快。堅定不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在速度上力求更快，在總量上爭取更大，在結構上實現更優，在質量上做到更好。

（二）把握我市的工業發展面臨的歷史機遇

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工業仍然是臨滄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步伐加快，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發展周期的上升階段，工業化進程加快、城市化迅速提升、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對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產品的需求將越來越大，為工業經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和空間。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省委、省政府“工業強省”戰略的實施，為發展工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臨滄豐富的熱區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電力資源、水能資源和人力資源，為全市承接工業產業轉移提供了條件和可能。今后一段時期，將是全市工業經濟實現較快發展的歷史機遇期，工業發展具有廣闊的前景。因此，全市上下要堅定加快工業發展的信心和決心，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新的起點、新的形勢下，搶抓機遇，乘勢而上，強勢推進工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三）正視我市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近年來，臨滄在加快工業發展，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中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臨滄工業發展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認識有差距。有的地方和部門對工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主導地位認識不足，抓工業的意識不強，對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到位，缺乏加快工業發展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在全市上下尚未形成狠抓工業、善抓工業的氛圍。

二是工業基礎較薄弱。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企業科技水平不高，技術裝備落后，創新能力不強，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滯后；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精深加工產品和名優產品極少，工業經濟量少質弱。

三是工業發展困難多。由于區位、交通、歷史等原因，臨滄還沒有成為國內外工業資本、生產要素和技術轉移的關注點和目的地，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的工作仍較滯后，產業化協作水平低，高素質人力資源匱乏；利用外資較少，融資渠道不暢，工業投入不足，嚴重制約著臨滄重點產業和企業的快速發展。

四是企業融資難、項目落地難。一方面，國家采取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金融部門嚴把信貸閘門，我市多數企業由于原始積累少，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較為突出；另一方面，國家加強土地監管，對建設項目實行從嚴從緊的用地控制政策，土地閘門的約束力日益增強，我市一批重點建設項目因土地不能落實，快速推進的阻力大。

五是節能降耗壓力大。臨滄的工業化水平較低，傳統工業為主、原料初級加工、增長方式粗放、資源消耗大等問題與節能降耗矛盾突出。當前，我市正處于工業化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能源需求持續較快增長的時期，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的趨勢短期內難以改變，節能減排剛性約束對工業增長的壓力進一步將加大。

對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危機感、緊迫感，把握有利條件，努力化解不利因素，推動工業經濟在新的條件下實現更快地發展。

（四）進一步明確我市“工業興市”戰略目標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我市要以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為中心，按照“主導產業支撐，投資、創新驅動，龍頭企業帶動，工業園區聚集”的原則，以項目建設為載體，擴大工業總量規模；以自主創新為動力，提高產業發展水平；以優勢行業為基礎，推動產業集群發展；以龍頭企業為核心，培育壯大企業集團；推進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資源集約利用；優化發展環境，增強組織保障能力，推動工業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通過努力，到2012年要實現以下目標：

工業規模效益同步提升。實現全部工業總產值150億元，工業增加值70億元，上交稅金15億元。全部工業增加值占全市GDP30%以上；工業上交稅金占全市財政收入65%以上。

工業投資不斷增加。全部工業累計完成投資100億元以上，年均增長20%以上。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制糖、制茶、橡膠加工產業得到鞏固提升，占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16%、6%、3%以上；礦產、水電、酒及飲料產業發展壯大，占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13%、28%、7%以上；漿紙、綠色食品加工、畜禽產品加工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占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5%、2.5%、1%以上。蔗糖、制茶、綠色食品加工、礦電產業集群初步形成。

企業群體發展壯大。規模以上企業達到100戶以上。銷售收入上15億元、10億元、5億元、1億元以上的企業分別達2戶、6戶、6戶、18戶。重點培育上市資源企業10戶；完成上市培育重點企業股份制改造5戶；爭取實現上市企業2戶。

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強。省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達到5家以上，省級以上名牌產品達到10個以上；規模以上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例不低于1.2%。

節能降耗實現預定目標。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5%。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達到50%以上,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到60%以上。工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顯減少。

三、強化措施，全面加快臨滄工業發展

加快臨滄工業發展，意義深遠，作用重大，困難也不少，各級各部門要進一步強化支持工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為工業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一）全力實施第二輪工業發展倍增計劃，扎實推進“工業興市”戰略

要全力抓好第二輪工業發展倍增計劃的實施，確保全部工業增加值和上交稅金在20*年基礎上，到2012年實現翻番。各級各部門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深刻理解市委、市政府實施倍增計劃的決策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關心倍增計劃，支持倍增計劃，參與倍增計劃，從思想上、行動上、組織上、政策上、措施上全方位加以協調和統籌，高效推進計劃實施。要認真執行目標責任制，完善激勵機制，加強考核，嚴格獎懲，充分激活發展工業的積極性。要強化目標管理，狠抓目標分解與措施落實，把目標細化到縣（區）、企業。倍增計劃組織部門要加強計劃實施情況的監測、分析、反饋，確保計劃執行不偏離既定目標。經委、發改、財政、統計、稅務、國土、環保、科技、金融等部門，要按照各自工作職責，完善工作機制，通力協作，加大對重點產業、重點項目、重點企業的指導、協調和服務力度，合力解決倍增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突出問題。要利用網站、報紙、廣播電視等各類媒體，加強宣傳，努力營造全市上下重工業、講工業、謀工業、抓工業的良好輿論氛圍，掀起新一輪工業發展。

（二）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做強特色優勢產業

要把錯位發展特色產業，作為我市主要的工業競爭戰略，充分利用生物、礦產、水能等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稟賦，加快資源綜合開發，形成特色鮮明、優勢明顯的產業群。

一是要鞏固和提升糖、茶、膠等傳統主導產業。實施扶優扶強戰略，發展、培育、引進一批成長性好、帶動性強的龍頭企業，加快整合改造和技術改造，以規?；?、集約化、高技術化、產業鏈延伸為重點，推動產業擴量、升級。

二是要立足市情，加快建設泡核桃、澳洲堅果、木薯、木瓜、香蕉等農產品基地，大力發展以泡核桃為主的綠色食品，以酒為主的飲料，林紙及林化工、生物質能源等農產品加工業，結合縣域經濟、非公經濟和鄉鎮企業發展，打造專、精、特、深的農產品加工產業板塊和產業集群。通過工業和農村、農業的產業聯動，把工農關系、城鄉經濟溝通起來，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統籌發展機制。

三是要在保護環境、集約利用資源的前提下，創新資源開發利用模式，發展水電、礦產、建材等資源型產業。圍繞做大做強礦電產業，加快引進戰略合作伙伴，加快礦產資源整合步伐，依托實力強的大企業、大集團，實現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利用和精深加工，促進礦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和礦業企業集群的形成。結合淘汰水泥落后產能，積極引進、建設先進的干法水泥熟料生產線，促進水泥行業升級轉型。

（三）加大工業投入，推進項目建設和企業自主創新

投資拉動、項目帶動是我市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近年，一批制糖、礦產、水電、精制茶、酒飲料等行業新建和技改項目建成投產，促進了重點產業擴量升級和一批骨干企業做大做強。但現階段，工業投入仍然不足，投資瓶頸制約十分突出，要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進一步加大投入，確保較高的工業投資增速，夯實工業結構調整和持續發展的基礎。要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投資導向，圍繞全市工業產業規劃和優勢，從科技創新、產業延伸、產品拓展、綜合利用等方面挖掘、篩選、論證、培育一批潛力項目，精心策劃、系統包裝，充分利用各種經貿活動平臺，加大項目推介力度，主動加強與相關管理部門和戰略投資者的對接，積極爭項目、引項目、上項目，通過實施一批關聯性強、產業鏈長、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創造就業機會多的項目來擴大總量和促進升級。要完善工作和服務機制，實行政府及部門負責制、項目跟蹤督查制、部門聯席協調制，對口溝通、協調、服務。靈活應對國家收緊信貸、嚴控投資和土地供應的宏調政策，在審批、信貸、土地供應等方面進行傾斜扶持，切實解決項目審批難、落地難、融資難等困難和問題，

（四）發揮資源優勢，提升工業開放合作水平

要加強產業集群發展規劃，營造促進集群發展的政策環境，積極推動以鍺深加工為紐帶的鍺產業、以瀾滄江、茅糧品牌為紐帶的酒產業、以名優茶精加工為紐帶的茶產業集群化發展，構建圍繞龍頭企業的初加工、精加工、深加工配套協作體系，形成大中小企業協調配套、相互依存、共生共贏的集群發展態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合作伙伴，借助外力做大做強本土企業，建設一批新項目，增強臨滄工業發展后勁；鼓勵和支持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走出去”，不斷拓寬臨滄工業的發展空間。積極拓展融資新渠道，引導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扎實推進企業上市培育工作，研究制定培育、推進企業上市和扶持上市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建立優質企業上市儲備庫，力爭通過3-5年的培育，我市有2-3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

（五）推動工業園區建設，構筑產業發展平臺

工業園區是優化工業布局，促進產業集群、集聚、集約式發展的重要載體。要堅持多元化融資、市場化運作的原則，搞好土地經營，謀求土地收益最大化，積極探索嘗試BT、BOT等投資模式運作園區開發，突破園區資金瓶頸，加快園區建設。要結合我市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科學規劃園區產業布局，突出特色，錯位發展,倡導“一園多區、專業發展”，打造畜牧、綠色食品加工、礦電等特色園中園。要積極引導產業集聚，加強大項目、大企業的引進、開發和培育，重點扶持特色資源深加工龍頭企業和關聯度高、有利于延長產業鏈的配套項目，形成產業集聚發展的核心帶動力量；積極引進中小企業落戶園區，抓好小企業創業平臺建設，引導中小企業立足自身資源和能力，融入大企業的產業鏈、價值鏈體系，形成大中小企業分工配套發展、共生共存的產業集群。要堅持把招商引資作為園區發展的第一要務，突破單一土地招商的老思路，創新招商方式。要整合資源招商，放開優質資產和資源，吸引國內外大集團來辦企業；要圍繞項目招商，制定園區項目發展規劃，利用既符合產業政策又具有吸引力的項目招商；要善用政策招商，增強政策優惠力度，用寬松的政策、優厚的條件吸引資金；要擴大軟環境招商，加快園區建設管理體制改革創新步伐，完善物流、技術服務、融資服務等生產業配套，營造“體制新、機制活、功能全、服務好”的軟環境。

（六）抓實節能減排工作，引導工業經濟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基于土地、氣候、生物、礦產、水能、勞動力等要素資源的相對低成本優勢，我市形成了以資源、原材料粗放加工為主的產業體系，資源、環境壓力日益突出。加快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工業發展與節能減排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結構調整，大力拓展資源依存度低的產業領域，使工業發展立足于資源，但不局限于資源，依托于資源，而不依賴于資源；另一方面要更加突出節能減排工作。節能減排是短期的壓力，更是促進我市工業升級轉型的長期機遇。要認真落實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實行節能問責、一票否決制。把好新上項目入口關，完善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審查制度，提高項目準入門檻。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引導企業從設計、原料、工藝、設備、管理全過程注重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削減污染，從根本上實現節能、降耗、減污、增效。加快推進節能減排技術進步，鼓勵發展深加工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技術和節能節水節材等降耗技術和工藝。大力倡導循環經濟和資源綜合利用，制定和完善鼓勵政策，以具有良好基礎的蔗糖循環產業鏈建設為突破口，逐步擴大我市循環經濟的廣度、深度和規模。以硅、鍺、鋅、銅冶煉行業“三廢”的回收利用，共伴生礦資源綜合利用為切入點，對礦產資源進行循環利用和多層次增值，提高資源化程度和綜合利用水平，促進資源開發利用模式由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粗放開發模式向循環開發、綜合利用的集約開發模式轉變。

（七）加快非公經濟和鄉鎮企業發展，增強工業經濟發展活力

近年來，非公經濟發展較快，成為全市經濟領域最活躍的主體。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省、市關于加快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精神，完善地方配套政策，切實從市場準入、項目核準、融資、財稅扶持等方面破除體制障礙，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和諧環境。要堅決整治“四亂”，維護非公和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凈化市場環境。要加快面向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搭建培訓、技術創新、信息服務、市場開拓等各類平臺，提高服務能力。要加快實施中小企業成長工程，在突出和重視大企業、大集團的同時，“抓大不放小”，積極引導非公和中小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實施重組整合、加強企業管理，促進非公和中小企業規模顯著擴大，管理和技術水平顯著提高，自主創新和市場競爭力顯著增強。要結合縣鄉經濟發展規劃，促進鄉鎮企業加快發展，把鄉鎮企業培育成調整農村經濟結構、促進農業產業化、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組織載體和依托力量。要組織實施鄉鎮企業技術進步推進工程，增強鄉鎮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結合優勢農產品加工推進工程，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實現農業產業鏈向工業化的延伸，形成一、二產業有機融合的經濟格局。要深入推進企村結對工作，擴大結對發展項目規模，促進形成農工互動、優勢互補、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機制。

（八）改善工業發展環境，形成整體工作合力

要把環境作為工業發展的生命線，從思想、機制、政策、服務、社會環境等多個方面創造一個服務優、效率高、發展快的發展環境。

一是要營造良好的思想環境。弘揚求真務實、敢抓敢干的精神，鼓勵全社會都來為工業經濟建設出謀劃策做貢獻，真正做到凝心聚力搞建設，全心全意謀發展。

二是營造良好的機制環境。要認真研究領導工業經濟的決策機制、執行機制、監督檢查、協調配合等機制，強化制度保障，督查考核，形成有利于整合各方資源、協調各方力量，自覺服務工業的機制。

三是要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全面落實好各級黨委、政府各項優惠政策和措施，取信于民。要重視蔗糖、茶葉、泡核桃等原料發展，發揮政策的支農、惠農作用，認真執行化肥、種苗補貼政策和原料保護價、原料款兌付政策，保護農民參與產業發展的積極性。要積極用足用活財稅、土地等政策，綜合考慮，突出重點，區別對待，對發展潛力大、拉動力強、經濟社會效益好的大企業、大項目，要堅持特事特辦的原則，最大限度地給予優惠，既要在周邊地區形成洼地效應，更要把有限的政策資源集中配置到主導產業、龍頭企業上，發揮更大的激勵、帶動效應。要充分利用財稅手段保護、穩定地方產業。要對符合產業導向的地方支柱產業和產量達到一定規模的重點企業，適時研究采取必要的扶持措施，鼓勵支持企業保持較高產量，抑制經濟較大波動。

四是要營造良好的服務環境。各級各部門一定要強化服務意識，切實做到企業、項目落戶到哪里，部門就服務到哪里，實現以優質服務吸引客商、以良好環境留住客商。要轉變工作理念，創新工作方法，注重協調配合，減化行政審批手續。要積極推行一次性告知、首問負責制、服務承諾制，主動服務，特別是涉及項目申報、用地、供電等問題，相關部門要靈活變通，妥善處理，以高效優質的服務，為業主營造一個寬松、快捷的服務環境和發展空間。

第8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始建于1948年的黑龍江省農墾總局綏濱農場，位于中國版圖的東北部，鑲嵌在黑龍江與松花江的沖擊平原上，是原生產建設兵團二師九團，現占地面積78萬畝，總人口2萬人。在60年的開發建設歷程中，農場統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建設。大力推進墾區城鄉一體跨越發展。

現任農場場長候新華上任以后，把“生態立場”戰略作為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石”，去年。53萬畝作物全面積通過了黑龍江省綠色食品認證中心的無公害產地認證。投資2.58億元，實施“引黑工程”建設，20萬畝水稻全部采用綠色黑龍江水灌溉，生產的“龍府”綠色大米每斤高出市場價0.4～0.6元。先后完成投資3223萬元的墾區最大土地整理項目和國家投資1億元的、全國單項投資最大的土地整理項目，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了“生態平臺”。目前，全場農業機械化總動力超過4,92億千瓦。農業機械化率達98％以上。

被授予“省級林木種苗繁育基地”，這是綏濱農場生態農業結出的又一碩果。這個農場以生態林業產業化為目標，自主創新科技“含金量”，研發繁育了“墾綏垂柳”、“黑林5號楊”等林業品牌，產品暢銷黑龍江并遠銷遼寧和內蒙古等省區，每年培育生態林業示范基地2000畝，植樹100余萬株，生產優質苗木2000多萬株，并新開發了生態葡萄園、漿果園、蟠桃園等三大生態園區，年實現林業和旅游業產值800多萬元。

在發展有機畜牧業過程中，綏濱農場發揮生態林業、生態農業優勢，為牲畜繁育提供綠色食品原材料基地，重點實施畜牧多元化戰略，啟動了畜牧業倍增計劃，現已發展萬頭豬廠3個，千頭豬廠34個，年出欄生豬18.8萬頭，肉牛出欄1670頭，奶牛存欄4000頭，2008年畜牧業產值達到2.9億元。

第9篇：農業倍增計劃范文

調研基本情況和總體評價

此次調研選取了麗水市國家扶貧改革試驗區的松陽縣、龍泉市和云和縣，考察了部分鄉鎮，走訪了一些低收入農戶、扶貧重點村、資金互助會聯合會、扶貧易地搬遷社區、企業，并與相關部門的同志進行了座談。

總體來看，2000年以來，浙江省不斷探索城鄉一體化的扶貧新思路新方法，取得顯著成績。扶貧開發理念實現了重要轉變，扶貧開發方法著力于把農民組織起來，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扶貧改革試驗區以扶貧開發為切入點，在“四化同步”背景下，探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途徑，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扶貧開發理念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基本完成由消除絕對貧困到減緩相對貧困的轉變；二是較好實現由減緩區域貧困到減緩區域貧困與人群貧困并舉的轉變；三是積極開展由農村扶貧向統籌城鄉扶貧轉變的探索。

產業扶貧方式實現了“三個組織化”：一是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社和技術支持體系，把低收入農戶組織起來，構建具有一定規模和品質優勢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二是通過來料加工經紀人、來料加工點（企業）和農村電子商務，把低收入農戶組織到農村工業化體系中；三是通過扶貧資金互助會，把低收入農戶組織起來，為他們提供合作金融服務。

扶貧改革試驗區實現了“兩個賦權”：一是通過“三權”抵押、流轉，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為推動農村金融服務創造條件；二是通過集體資產折股到戶到人，明晰農民在集體資產中的份額和權利，為統籌城鄉要素流動創造制度基礎。

2000年以來，浙江省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城鄉一體化發展態勢明顯。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的4254元增加到2013年的16106元，年均增長10.78%。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最高時的2.49：1，降低到2013年的2.35：1。2013年，全省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6178元，其中29個欠發達縣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6082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2個百分點。

浙江省扶貧開發的主要做法和經驗

2000年以來，浙江省積極探索符合本省實際的扶貧開發道路，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市場決定性作用，逐步探索出一套扶貧開發的新模式。

（一）努力構建減緩相對貧困的新格局。

經過十多年的自主探索，浙江省逐步深化對扶貧內涵的認識，不斷完善扶貧理念，實現了從以“保障基本生活、減少貧困人口數量”為目標的消除絕對貧困，向以“縮小收入差距、增加貧困人口收入”為目標的減緩相對貧困的轉變。

浙江省1996年全面建立城鄉低保制度。2000年以來，該省對扶貧瞄準及扶貧標準進行了4次調整。2000年參照國家扶貧標準占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確定以鄉鎮為單位，農民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鄉為扶貧對象，扶貧標準遠高于全國當年貧困標準（625元）或全國的低收入標準（865元）；2003年同樣以鄉鎮為單位，確定農民人均收入2366元以下的鄉為扶貧對象；2008年以后，扶貧對象直接瞄準低收入農戶，將扶貧標準提高到2500元（2007年）；2013年再次將扶貧標準提高到5500元，省內發達地區自定扶貧標準，市級最高扶貧標準為9000元，縣級甚至達到10000元。

經過不同時期的調整，浙江省扶貧標準確定機制基本定型：即每屆政府首年，按照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5%左右和不少于農村戶籍人口10%的要求，制定扶貧標準，認定扶貧對象。2008年以后，主要考核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長情況，不再考核貧困發生率下降情況。每屆政府五年內的扶貧對象相對穩定，總體上擺脫了因調整扶貧標準造成的貧困人口“增了又減，減了又增”的循環和困惑。

在實現2008―2012年“推進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的目標之后，浙江省2013―2017年“低收入人口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到2017年，29個欠發達縣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比2012年翻一番、達到10000元以上（現價），70%以上低收入農戶（“低?！睉舫猓┘彝ト司兪杖氤^8000元，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與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相對差距呈縮小趨勢；所有縣（市、區）農村低保標準達到5000元以上，低收入農戶的人均教育、醫療消費實際支出（減去政府補助部分）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與當地農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顯縮小，困難群眾住房救助全面覆蓋；低收入農戶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

（二）從減緩區域貧困到減緩區域貧困與人群貧困并舉。

扶貧理念的轉變，帶動了扶貧區域、扶貧對象和扶貧政策的變化。

從“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開始，浙江省扶貧的區域瞄準就逐步從貧困縣下沉到貧困鄉鎮，再到低收入農戶，實現了工作重心的逐步下沉。而從2011年以后，浙江省把扶持欠發達區域加快發展與幫扶低收入農戶加快增收相結合，一方面先后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和“低收入農戶收入倍增計劃”，另一方面又出臺了扶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特別扶持計劃”。目前，全省有欠發達縣29個，其中列入“特扶計劃”的重點欠發達縣12個；全省低收入扶貧對象176萬戶、417萬人，其中省定扶貧標準下的扶貧對象134萬戶、318萬人；全省還確定了6386個扶貧重點村，其中欠發達地區5000個。低收入農戶都完成了建檔立卡。

“特扶計劃”已實施兩期，第一期為2011―2013年，第二期為2014―2016年。目前，省財政對其中最困難的6個重點欠發達縣每縣每年支持2億元、300畝建設用地指標，對另外6個重點欠發達縣每縣每年支持8000萬元、150畝建設用地指標。功能上，“特扶計劃”側重提升區域內公共服務水平、強化內生發展能力。第一期“特扶計劃”對12個重點縣支持財政資金50.4億元，加上其他渠道的資金，總投資161.3億元，其中用于扶貧開發類項目18.6億元、產業發展類項目63.2億元、公共服務類項目79.5億元。

“收入倍增計劃”是貫徹中辦發〔2013〕25號文件精神的有力體現。功能上，側重通過小額信貸、來料加工等促進產業發展和創業就業。“收入倍增計劃”主要任務包括“五大工程”（產業開發幫扶、就業創業促進、農民易地搬遷、社會救助保障、公共服務提升），其主要舉措包括“五大行動”（金融服務支持、區域特別扶持、山海協作助推、社會幫扶關愛、改革創新促進）?！疤胤鲇媱潯迸c“收入倍增計劃”相互呼應配合，實現了區域發展和到村入戶的有機結合。

除了行業扶貧、結對幫扶和山海協作投入的資金之外，從專項扶貧的角度講，浙江省在財政和信貸資金的使用上，大體上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特扶計劃”，每年投入財政資金16.8億元，年初下達90%，其余10%根據年底績效評估結果進行獎補。二是扶貧小額信貸，支持產業扶貧工作的開展，主要是通過財政貼息帶動，每年14億元左右。目前正向低收入農戶普遍發放“愛心卡”，并通過信用評估，對低收入農戶實行授信服務，以強化普遍的到戶幫扶機制。三是扶貧易地搬遷，每年搬遷6萬人以上，需要補助資金5億元左右，分別用于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個人補貼部分。

（三）積極開展農村扶貧到統籌城鄉扶貧的探索。

2008年起，浙江省在農村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在城鎮實施“城鎮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實行整個省域的統籌城鄉扶貧。目前扶貧系統的工作范圍，主要是隨著扶貧易地搬遷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從農村向城鎮延伸。

浙江省的扶貧易地搬遷，是農村扶貧向城鎮延伸的組織載體，主要促進農村人口向縣城、中心鎮、小城鎮、中心村四個方向轉移?？傮w上是以全省29個縣的5000個扶貧重點村為范圍開展的，大體每年6萬人，本輪的省財政補助標準是人均8400元。

方法上，在堅持自愿搬遷的前提下，實行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整體搬遷，并結合零散搬遷；在安置方面，根據農戶需求，特別是低收入農戶的需求，設計大小不同的戶型，對無經濟能力的農戶提供廉租房。安置小區臨近工業園區，方便解決就業問題，同時，做好幼兒園、小學的建設，保證遷入戶子女入學。搬遷戶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包權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相關權利不變。堅持“一戶一宅”的原則，易地搬遷農戶在搬遷后應拆除原住地舊房，實行宅基地復墾，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由縣政府統一調劑，相關收益主要用于易地搬遷小區的配套設施建設。

松陽縣筏鋪易地搬遷小區從2005年開始實施，分四期建設，計劃安置下山搬遷農民1200戶、5500人左右，現已完成安置農戶594戶、2493人，其中來自高山遠山11個鄉鎮的有190戶、814人。小區建設30套農民公寓房一幢，用于整村搬遷困戶申請租住。搬遷戶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采茶工月收入3000-8000元，來料加工者月收入1000- 4000元。小區99%的農戶參加農村合作醫療，15%的農戶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小區住戶的兒童享有與市鎮居民同等的入學待遇。

（四）產業扶貧的“三個組織化”。

1、農業產業組織化，提質、增效、致富。浙江省充分發揮科技特派員、合作社、龍頭企業的作用，培育特色農業產業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戶、鄉土科技人才，帶動縣域提升農業產業層次；培育具有扶貧功能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鼓勵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社到扶貧重點村建立農產品基地，鼓勵專業合作社發展農產品加工，引導龍頭企業吸納低收入農戶就業、專業合作社吸收低收入農戶入股。

龍泉市把黑木耳作為全市特色農業產業進行重點培育，建立起“公司+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2013年，全市農業總產值19.49億元，其中來自木耳的產值占1/3，農民就業和收入的1/3來自黑木耳。帶動龍泉市黑木耳產業發展的龍頭企業是浙江省天和食品有限公司，該公司為全國扶貧龍頭企業，2013年產值1.04億元，食用菌自營出口居全國第三。公司通過1600畝標準化基地帶動農戶500戶，訂單生產3200畝，帶動農戶1.5萬戶。

2、農村工業組織化：多元來料加工產業扶貧模式。來料加工是浙江省扶貧產業發展的一大特色，浙江省政府要求，來料加工要對易地搬遷小區和扶貧重點村實現全覆蓋，目前這兩個覆蓋率已接近90%。

浙江省已形成集中加工與分散加工相結合的來料加工組織模式，把進城進鎮農民和留村農民緊密地組織到產業鏈中，建立了多元化來料加工扶貧模式。該模式充分利用各地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溫州、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優勢，由扶貧部門與婦聯密切協作，發揮婦聯的組織優勢，培育來料加工經紀人，經紀人負責業務訂單、培訓從業者、組織生產。

近年來，浙江省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很快，在銷售農產品、加工品，帶動低收入農戶發展生產方面開始顯現獨特作用。麗水等地發揮共青團作用，引導和培育農村青年參與農村電子商務創業。目前，來料加工與電子商務開始結合，來料加工經紀人通過電商平臺展示樣品、承接訂單、購買原料、寄送成品，昔日主要發揮中介作用的經紀人開始轉變為自行設計、自主經營的創業者。

作為“家門口就業工程”的來料加工業，已成為低收入農戶持續普遍較快增收的大產業。上輪扶貧五年，29縣累計發放來料加工費268.8億元，培育來料加工經紀人11648名。2013年，29縣來料加工從業人員105萬人，發放加工費92.1億元，人均年加工費收入超過8000元。

在云和縣，來料加工對易地搬遷小區和扶貧重點村的覆蓋率已雙雙達到100%?？『葡浒鼇砹霞庸S覆蓋全縣1.3萬人，其中80-90%為女性，30%為低收入農戶，共有69個一級經紀人和700多個二級經紀人，覆蓋全縣168個行政村，每個村平均約5個經紀人。一級經紀人的主要角色是接單、分配給二級經紀人，并對二級經紀人進行培訓；二級經紀人負責去村里安排加工和培訓。來料加工促進了低收入農戶增收，從業者年人均收入達到12000元。

3、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化，立足于滿足低收入農戶的金融需求。2013年，29個欠發達縣組建扶貧資金互助會620個，當年借款2.4萬戶（次）、2.8億元。龍泉市竹畬族鄉率先探索建立了鄉扶貧資金互助會聯合會。

鄉級資金互助會聯合會是浙江金融扶貧的創新舉措之一，是在已有的村級資金互助會的基礎上，在鄉鎮一級建立的資金互助會聯合組織。聯合會對村級資金互助會實行運行安全監管、資金余缺調劑和風險防范救助，不直接開展借款業務；聯合會實行農民民主管理，由參加聯合會的村級資金互助會代表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和監事均為各村農民）。

龍泉市竹鄉資金互助會聯合會于2013年4月成立，由10個村級資金互助會組成，共有會員905戶，其中低收入農戶400戶（含低保和五保戶100戶），互助資金總量303.95萬元，其中省財政原渠道扶持資金100萬元，特扶資金110萬元，會員股金93.4萬元。聯合會的成員――10個村級資金互助會累計借款211戶、260.9萬元，已到期還款56戶、38萬元，資金占用費收入0.64萬元。

（五）扶貧改革試驗區的“兩個賦權”。

麗水市是2013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批準的三個全國首批扶貧改革試驗區之一。麗水扶貧改革試驗區以“四化同步”為背景，緊緊圍繞城鎮化進程中扶貧開發這個主題，把明晰產權作為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此次調研主要涉及“三權”抵押和集體資產量化折股。麗水市委、市政府及各相關部門都非常重視，改革氛圍熱烈濃厚，投入力度大，對全國扶貧改革實踐具有一定的先導性。

1、“三權”抵押。麗水市積極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山林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賦予農民更加完整的財產權利，提高農戶的融資能力和財產性收入。承包經營權抵押設置了“向金融機構抵押”這一前置條件，規范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憑證抵押的方式，避免了農村高利貸、農民失地等潛在風險的產生。

松陽縣是茶產業大縣，2013年茶葉種植面積11.3萬畝，產量1.02萬噸，產值9.05億元。松陽縣各鄉鎮通過對農戶茶園的資產評估，向茶農發放“茶園資產評估證”，證書上標明了茶園的位置、邊界、面積、品種、整體評估價值等。茶農本人憑借評估證可以向信用社抵押獲得10萬元以下的小額循環貸款，并享受基準利率優惠和財政貼息。10萬元的貸款一年可少付3600元利息，并可獲得2400元財政貼息。到2013年底，全縣共辦理“茶園資產評估證”8108本，抵押貸款余額超過1.5億元。

2、集體經濟組織資產折股到戶。扶貧改革試驗區農村集體產權改革主要通過四個步驟推進，包括：清產核資、摸清家底；界定成員、明確股東；確權固化、量化股權；搭建平臺、規范流轉。其中，村民與社員身份界定、集體資產股份量化等制度安排，進一步強化了合作經濟的性質，也為下一步產權流轉交易奠定了重要基礎。目前，圍繞扶貧易地搬遷所發生的產權、戶籍、社區等相關管理問題越來越突出，以上改革項目的設計，完全是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此外，農村產權流轉網上交易平臺和地理信息系統的建立，不僅使得農村產權流轉交易信息化、便利化，而且有利于流轉的農用土地連片集中，促進規?；?/p>

對全國扶貧開發工作的啟示和建議

浙江省的扶貧經驗和做法對推動全國扶貧工作有借鑒意義，也對當前的扶貧工作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實施扶貧工作分類考核辦法。根據中辦發25文件的精神，應不斷完善扶貧工作考核機制，同時結合各地實際，實施扶貧工作分類考核辦法。目前，浙江省等東部省份基本進入減緩相對貧困的新階段，其它地區尚處于由消除絕對貧困向減緩相對貧困的過渡階段。前者的扶貧工作側重于縮小發展差距，而后者仍把減少貧困人口數量作為重點任務，因此，扶貧工作考核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和實際發展水平，用一成不變或“一刀切”的方式既不符合實際，更容易挫傷這些地方扶貧改革的積極性。對于東部發展較快省份減緩相對貧困所進行的創新和探索，要充分肯定和鼓勵，并給予必要的支持。

（二）充分發揮產業組織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浙江省產業扶貧的“三個組織化”，為精準扶貧的實現形式提供了有益嘗試。這是“不走的工作隊”，通過農業經營、農村工業、合作金融的組織化，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精準幫扶，既能充分發揮財政扶貧資金的導向作用，又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扶貧易地搬遷中對低收入農戶的傾斜政策，也值得充分肯定。

（三）繼續探索財政扶貧資金的使用導向。浙江產業扶貧主要依靠信貸資金，財政資金則更多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傾斜。國家財政扶貧資金關于“70%到戶，70%用于產業”的規定，的確值得進一步探討。產業發展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發揮財政扶貧資金的杠桿作用，對扶貧小額信貸進行擔保、貼息、獎補，可以帶動更多金融資本用于產業扶貧。產業扶貧過多使用財政資金，容易使貧困農戶滋生依賴思想。

（四）注重培育合作金融健康發展。農村金融改革要建立“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三位一體的格局，當前，對創新商業性金融舉措考慮較多，而對發展合作金融考慮較少。開展資金互助是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重要形式，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新嘗試，鄉級資金互助會聯合會的創辦值得關注。鄉級聯合會如果直接開展借款業務，就突破了村的“熟人社會”界限，風險就會明顯增大。因此，要特別明確以下兩點：一是鄉級聯合會不能直接開展借款業務，它的職責是對成員互助會的運行安全進行監管，在成員互助會之間進行資金余缺調劑，應該建立風險防范救助機制。二是鄉級聯合會依然要實行民主管理，由各成員互助會代表選舉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有理事、監事都應是農民，鄉鎮干部不能擔任理事長，也不能干預其具體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