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管理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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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21世紀以來，中國各界對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的呼聲不斷，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安全恐慌、特大礦難事故、嚴重的環境污染等事故頻出，嚴重制約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發展進程。企業都追求利潤，但是企業社會責任是保障企業和社會長遠發展的根本性要素。企業社會責任是人文精神的一種體現，學校教育是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的一種重要途徑。工商管理類專業培養出來的學生主要面向企事業單位，如何在學生走上社會之前，就掌握一套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體系，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感，是現代高等教育培養模式創新的一個新的課題。本文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對

 

我國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的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現狀進行了調研，旨在為企業社會責任培養與商科教育的融合提供有效的理論借鑒。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概念

 

1961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MauriceClark)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認為企業在其商業運作中應對其利益相關者負有一定的責任，其中，利益相關者包括所有可以影響或者被企業的決策所影響的個體或群體，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社會團體、合作伙伴、投資者和股東等多個組成要素。后來諸多學者圍繞企業社會責任展開討論，對其內涵和構成維度也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被廣為接受的是卡羅爾(CynthiaCarroll)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在他的概念界定中，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屬性四維度：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其中，經濟責任是指企業通過提供社會所需產品、服務，獲取能維持企業生存發展的利潤;法律責任是指企業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經營，遵守相關監管體系的管理;倫理責任是指企業應遵守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公眾期望企業恪守的社會規范;慈善責任是較高層次的屬性維度，是企業對社區和社會公益事業的支持。在理論界的推動下，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許多知名企業在職能設計中都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財富》和《福布斯》在企業排名評比時也都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評價維度。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大學生可能成為企業未來的管理者，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對未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將遵循卡羅爾的屬性四維度，對我國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的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現狀展開調研。

 

三、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現狀

 

1.研究設計

 

本研究根據卡羅爾的屬性四維度，設計了調查問卷。調查問卷主要包括六個部分，每個部分4道題目。第一部分為企業必須履行的經濟責任認知;第二部分為企業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認知;第三部分為企業必須履行的倫理責任認知;第四部分為企業必須履行的慈善責任認知;第五部分為企業社會責任教育相關問題;第六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主要包括所在年級、性別、今后就業取向和是否修讀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問卷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1-7的同意程度逐漸加強。

 

2.數據收集

 

本次調研采用網絡發放的方式，對天津市某高校工商管理類專業的本科大學一年級和大學三年級學生進行調研。共發放問卷300份，實際回收275份，其中有效問卷231份，有效率77%。造成無效的原因是填答不完整或者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

 

3.數據分析與研究結論

 

本研究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本次調研男生108人，女生123人，男女比例基本相當;大一學生128人，沒有學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大三學生103人，都學過《商業倫理》課程;約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選擇畢業后希望到大型國企和中小型企業就職。

 

①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總體認知。根據調研結果發現，在4個責任維度的均值均在5以上，說明總體上看，我國工商管理類大學生普遍對企業社會責任持肯定態度。四個屬性維度的認知度從高到低依次為法律(5.75)、倫理(5.47)、經濟(5.13)、慈善(5.12)。在得分最低的慈善責任維度中，“企業必須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和“企業必須為慈善活動配置一定資源”兩個選項得分分別為4.89和5.08,得分最低。說明大學生對于企業必須參與慈善活動或社會公共事務的認知不足。法律和倫理責任的認知超出了企業最基本的經濟價值，與現代社會商業企業的可信任度較低有關，大學生們已經意識到，對于企業來說，雖然經濟利益是生存之本，但是必須守法經營，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證公平。經濟屬性得分較低，可能是由于工商管理類大學生雖然未來可能成為企業管理者，但是目前仍然屬于消費群體，更多的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考慮問題。

 

②修讀過相關過程對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的影響。以往的研究表明，教育背景對價值觀形成會起到一定的作用，教育背景不同會使其社會責任取向有所偏重。本研究設置了“是否修讀過相關課程”的選項，其中有103名大三學生全部修讀過《商業倫理》課程，在該課程上有企業社會責任的綜合介紹。本文利用ANOVA分析，得到數據如表1所示。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群組之間還是有顯著差異的。是否修讀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對于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的認知均有顯著差異(F值和Sig.分別為9.395和0.002,22.837和0.000,16.688和0.000，均小于0.05)，且修讀過相關課程的同學的認知度平均值均高于未修讀過課程的同學，說明在修讀相關課程之后，大學生對于這三種責任更加熟識。但是兩個組的同學對于慈善責任的認知并沒有顯著差異(F=2.845，Sig=0.093,大于0.05)。這一方面說明對于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來說，在校期間學習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時也說明，在現有的課程設置和課程內容的安排中，對企業的慈善責任維度介紹可能存在不足，所在造成學生對慈善維度比較陌生。

 

③分項指標認知差異。在以往文獻的研究結論中，有研究結果表明企業主對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的認知較高，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以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為主，對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的重視不夠。此次對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的調研中，法律責任依舊重要，但是對經濟責任的認知卻開始下滑。仔細研究分項指標發現，在16道測量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的問項中，得分最低的是經濟責任第一個問題“企業必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均值為4.46)。說明大學生們對于企業的社會角色定位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從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逐漸演變成關注社會和企業共同發展。工商管理類學生是未來企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他們的認知變化對于未來企業的發展將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另外，本研究還對學生們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信息渠道進行了調研(見圖)，結果表明，門戶網站和社交網站等互聯網渠道仍然是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企業官網和自身的宣傳也是一個重要途徑。而其余各項指標均低于20%,說明目前大學生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主要途徑仍以專業性較低的互聯網和新聞報道為主，專業的教育、書籍及政府的宣傳都亟待提高。

 

企業社會責任教育的相關建議從上述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對企業社會責任比較熟悉，對各個指標的認知度都比較高，但是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獲取途徑較少，理解的深度和準確度存在著較大的不足;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的學習的確會造成大學生的認知差異。鑒于上述結果，本文針對我國工商管理類專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教育問題提出如下優化對策：

 

1.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工商管理類專業教學目標

 

著名的商學院認證體系AACSB在評定標準中有一條明確的規定，即商學院必須滿足所列出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要求，畢業生應該具有倫理認知和推理能力，對職業責任、職業倫理標準在商業組織和社會中的戰略角色作用有更深入和廣泛意義上的理解和認識，才可能通過AACSB認證;要求學生必修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問題相關課程的學校所占比例逐年遞增，從2001年的34%，增加到2011年的79%，其中必修課中包含企業社會責任課程的院校約為30%。另一認證體系EQUIS在認證標準中也明確指出，必須考核專業的項目設計和內容是否明確包括了社會責任方面的內容，是否將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教育納入學生個人發展過程。由此可見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對于商科學生的重要性。我國高校應該在工商管理類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中，明確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教育的相關要求，從學生一入校，就有明確的企業社會責任培養定位，積極宣傳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在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習中的重要性，為后續系統培養和提升學生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感奠定思想基礎。

 

2.設計適合我國工商管理類專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培養體系

 

在西方發達國家，_些高校已經設置了完善的企業社會責任學科和專業，如英國諾丁漢大學商學院就擁有從學士到博士的企業社會責任專業;許多海外高校也在管理學科課程中增加企業家精神，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重要內容進行講授。為培養具有新商業文明的新一代商界管理精英，中國大學應該結合我國國情，為工商管理類專業大學生設計_整套企業社會責任培養體系。從教材選擇、課程設置、講授內容、授課方式等多個方面，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建構、強化、實踐和反饋，系統的實現工商管理類專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培養。在培養體系的設立中，應重點關注教師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和教學效果的評價。

 

3.將企業社會責任教育作為系統化、常態化教育內容

 

根據JonesChristensen和Peirce(2006)年的研究，全球排名前50的商學院中，超過84%開設了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課程，而2013年我國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商學院學生修讀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課程平均總課時僅為22.36。由此可以看出，雖然當前我國高校工商管理類專業的教育中，已經不斷的融入企業社會責任內容，但是其系統化遠遠不夠。根據前文調研結果顯示，許多學生雖然學習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但是因為只有一門或二門，缺少對相關知識的系統化學習，因此理解并不夠準確和深入。我國高校在工商管類專業的課程體系設計中，應該保持系統性，將企業社會責任教學變成一種常態化教學，不僅僅是在高年級單獨開設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課程，而是需要從一年級開始就設計專門的企業社會責任課程，并在管理、會計、營銷等與企業社會責任密切相關的課程中，增加企業社會責任專題，將學生們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培養貫穿大學4年，系統的、成體系的培養和提升學生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感。

 

4.采用多樣化教學手段，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綜觀國外成熟的企業社會責任培養模式，我們發現，多樣化教學手段是保證教學效果的必要基礎。如哈佛商學院主要對學生開設與倫理、道德和責任直接相關的課程，主要采用案例教學方法，教師與企業合作提供真實案例，讓學生在案例中學習理論知識并能靈活應用于其他案例之中;斯隆管理學院主要采用理論教學、討論以及通過故事教學來討論“歷史、環境與倫理”問題;通過對不同的職業與民族文化進行討論，指導學生培養企業倫理觀和德行領導方式;沃頓商學院主要以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將法律研究融入“倫理與責任教育”中。

第2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因為企業社會責任歸根結底是一種實踐，一種管理實踐。無論是倡導“企業要最大限度地為社會作貢獻”，還是ISO 26000所提出的“最大化組織行為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還是我本人率先提出的“責任價值論”，“企業要努力實現自身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意思其實都是一樣的。企業只有通過管理，通過實踐才能最大化自身發展對社會的貢獻，或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或實現綜合價值最大化。

回到管理原點：重新認識管理實踐和管理學

讓企業社會責任回到管理原點，實際上涉及到了對管理實踐的重新認識和管理學科的重構。以往的管理學科的基本問題是“組織如何通過管理擁有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也就是GE的前CEO杰克。韋爾奇提出的“組織如何實現贏”的問題。而隨著社會責任理念的導入，我認為管理學的基本問題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現在我們需要關注的是“什么樣的組織行為能夠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創造價值”，“如何引導組織行為能夠符合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我們對社會價值與社會利益進行反思，對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進行反思。

什么是社會利益?經濟發展快就創造社會財富了嗎?GDP增長就意味著社會價值最大化嗎?人們幸福感的增加不是真實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價值嗎?目前中國的高端人群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難道不正在說明我們的社會，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并沒有相應提升人們的安全感、公正感和幸福感。也就是說，我們當前組織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正在出現偏差，我們并沒有為全社會帶來理想的社會利益。什么是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如何全面實現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

基本問題變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必然隨之發生根本的改變。以往“實現贏”的方法論，必須圍繞著競爭這一單一的中心，核心是尋求最佳的競爭戰略，以保持可持續的競爭優勢。現在，我們的中心是推動企業尋求最佳的綜合價值創造戰略。這是否現實呢?是不是又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或者新型的烏托邦?這確實是一個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超出了本篇文章的范圍，因為這需要對人性的重新認識。只有對人有新認識，我們才能理解內在的邏輯自洽性。只有人性中的利他與利己沒有天然的矛盾，我們的新范式才有可能成立。而且我們才能明白組織的一個很大被忽視的功能就是幫助人更大程度地實現利他與利己的協調性。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背后一定依賴于對人的認識和對組織的認識的不斷提升。只有世界觀變了，或者說思維范式變了，我們的制度和技術才能發生變化，從而不斷取得新的發展。人的自利如果都必然以損他為前提，這世界是無法實現合作的。事實上，人的自利和利他在本質是不矛盾的，尤其在有組織的情況下，將更容易實現這一點。當今的社會已經是一個“組織的社會”，組織的重要社會功能就是推動人的自利與利他或社會利益更大程度的一致。

社會責任的基本價值觀是：每個人都應該也能夠為社會做一些貢獻，每一個組織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它符合社會利益。組織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企業之外。只有對社會有價值，社會才允許企業存在，企業也才有可能可持續存在。正是基于這種價值觀，社會責任的方法論將自然地從以往的競爭戰略演變為未來的綜合價值創造戰略。無論是現在波特講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大眾流行的責任競爭力戰略，著眼的都是工具理性，認為通過社會責任能夠形成可持續的競爭優勢，為股東帶來立足長期的最大化回報。這與社會責任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不吻合的，如果回到管理原點上來看社會責任問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別。社會責任的價值需要通過管理來實現的，但依靠現有的管理并不能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企業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創造價值，必須重塑現有的企業管理模式。

企業管理模式重構需要理論支撐，從學科的角度，就要求我們重建管理學。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德魯克在他的經典著作《管理：任務、責任和實踐*中也說，管理不僅是一項工作、一門學科，它還以人為核心。每一項成就都是管理者的成就，每一次失敗也是管理者的失敗。是人在管理，而不是“力量”或“事實”在管理。管理得當還是管理失當，取決于管理者在個人理想、奉獻精神以及正直無私方面的表現。德魯克認為，管理是一項工作，有其自身的技巧、手段和方法。管理還是一個器官，一個可以為其管理機構提供生命力的、起作用的和充滿活力的器官。如果沒有了像企業這樣的機構，管理也就不復存在了。而如果沒有了管理，機構也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而已。機構本身也是社會的一個器官，并且是為了能夠給社會、經濟和個體提供所需要的東西而存在的。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質是最大程度地實現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致性。但是目前的管理學假定了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或者說股東利益或者說利潤最大化，就是服務社會利益最大化。也就說，目前的管理學通過假定已經從根本上否認了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性這一問題的存在。而這恰恰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中心問題。這也是我認為管理學需要進行重構的根本原因。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一致性需要有效的宏觀層次的社會制度安排和微觀層次的企業治理機制安排。怎么樣實現這種制度安排是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必須突破的根本問題。以往，我們的視野局限于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機制。認為只要價格機制有效和政府有效彌補市場失靈，組織利益與社會利益就完全一致了。這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人的真實存在。組織和社會都是由真實的人和人群組成的，單一的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邏輯無法說明一個完整的人的多元需求和全面發展。

回到管理原點：社會責任的中心和重點必須發生變化

社會責任的中心和重點是什么?以往我們所聚焦的都是各種社會責任議題，如人權、勞工、環境、消費者權益、反腐敗等。但回到綜合價值創造的管理原點，我們就必須認識到社會責任的中心和重點是認識和運用好企業創造綜合價值創造的基本規律與有效機制。“不謀全局者，不早謀一域”，如果不能著眼于創浩綜合價值最大化，任何議題的管理都可能產生“局部利益最優而整體效益受損”的悖論，從而使企業成為對全社會不負責任的組織。

企業引入社會責任理念，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企業發展的綜合價值。企業創造綜合價值最大化的中心和重點，必然是逐步對核心業務流程全面優化和對管理模式進行全面調整，而不是脫離核心業務流程和企業管理模式，將履責重點聚焦于大眾所關注的核心議題。社會責任的重點首先是要對核心業務運營流程進行優化，著眼于有效管理核心運營對人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最大限度地提升積極影響，最大限度地控制消極影響，最大限度地激勵各方共同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其次是著眼企業核心資源、核 心能力、核心優勢，參與解決自身有優勢的重大社會問題。比如說，國家電網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必然是發揮自身的核心優勢，建設好農村供電基礎設施，服務好廣大農村用戶，著名的“農村戶戶通電”工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再次是要著眼全面重構企業管理模式，全面優化企業使命和價值觀，重新評價和優化發展戰略，重新梳理和優化企業治理機制和制度安排，重新認識和優化企業業務流程和管理流程，建設新的管控體系、績效指標體系和考核體系，形成新的工作方式和企業文化，重新認識和充分發揮組織的領導力、產業帶動力和社會影響力等等。

當然，社會普遍關注的社會責任議題的重要性無可置疑。但是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管理主要體現為企業的底線義務，包括遵守法律義務和道德底線。我們必須從理性上認識到，如果法律懲罰和行業規范都無法控制不負責任企業的行為，那么對其進行道德號召的力量就必然更加微弱。這就說明，社會責任概念的引入重點應該不是讓企業明白自身所必須肩負的底線義務，而是要通過有效的管理方式的變革使得這些底線義務的履行更加有效。也就是說，即使是關注社會責任議題，核心也必須是回到管理原點上來。

回到管理原點：真正理解和培育社會責任動力

第3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管理學在不斷發展，已經廣泛融入到社會、市場、競爭等要素的研究中，各類企業和組織的管理理論不斷擴展，在管理學理論中，將社會倫理和道德、團隊合作、長遠規劃等思想融入其中。所以，通過管理學教學使上述管理理論在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方面具備較強的影響。管理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實踐性，通過實踐可以增強應用的效果。可以通過課堂上的案例教學、模擬情景以及深入企業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對所學的管理知識加以綜合運用并達到融會貫通。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深刻體會到企業誠信經營、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崇高性，以及這些與企業成功的內在必要聯系。這些實踐環節為學生的道德培養提供了很強的示范和啟發作用。在管理學教學中融合德育教育活動實施如下。

（一）根據專業課程目標，制定德育教育教學計劃

筆者從事市場營銷專業管理學基礎的教學，本課程的教學素質目標是使學生具備從事基層管理崗位的綜合管理素質，即優秀的職業道德、崇高的敬業精神，勇于開拓的精神和創新意識，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及培養作為領導者應具備的寬容胸懷、人格魅力等。在德育教育實施前，首先要根據教學內容制定德育教育教學計劃，在管理理論篇重點讓學生把握作為一位優秀的管理者所具備的所有精神，比如為政以德、勇于承擔責任、運籌帷幄等。在管理思想篇重點讓學生通過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學習感悟古人誠信、仁義等思想精華及根據學習型組織對學生進行境界教育。在管理實施篇通過管理游戲讓學生在管理中感悟團隊力量、合作精神等。

（二）通過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進行德育教育

管理學的課堂教學要實現和德育有效融合，讓學生從被動上課、考試死記硬背轉變為積極參與、主動思考、勇于創新，還要綜合、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創新教學模式，真正形成教學互動的課堂情景，加深師生情感，使學生樂意投入到學習中來，提升德育教育效果。

1.視頻教學法。在管理學教學中，注重通過多媒體技術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采用視頻教學法。在教學中，結合課程內容，精選相關視頻，比如描寫晉商的電視劇《喬家大院》，介紹海爾成長歷程的《首席執行官》，描述創業項目比賽的《贏在中國》等，看完視頻的討論中，學生都會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氣氛異常活躍，其中所包含的創業者的艱苦歷程、積極進取的精神、誠信品德對學生觸動很大。

2.管理游戲法。管理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在教學實施過程中，可以引入很多管理游戲，通過學生的參與以及參與后的討論引導使學生既掌握了相關管理知識，又在德育意識方面有所提高。我們根據教學需要依次安排了團隊猜數字、沙漠求生、紅黑博弈等管理游戲，在游戲中學生的管理技能得到了響應提高，另外也感悟到了團隊合作共贏的重要性及團隊間合作時應具備的誠信品質等。

3.互動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的很多環節可以設計互動教學，通過互動，讓學生表達自己的心聲，老師了解了學生的所思所想，并適時給予引導，不斷創設教學過程的民主、平等、和諧的課堂氣氛。比如在講授管理者的人際技能時，就通過設置問題“你喜歡與什么樣的朋友交往？”讓學生參與討論，最后得出很多同學喜歡和熱心、誠實、樂觀、積極、具有正能量等的朋友交往，引導學生也要成為受同學喜歡的這種類型的朋友。

4.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是管理學教學環節中的重要部分，精選企業經營過程具體時間，在對企業具體案例成敗的分析中，真實再現了企業作為一個組織或法人在社會中的所做作為。通過成功的企業比如海爾通過砸冰箱事件所體現的誠信經營理念及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等積極行為，從而贏得消費者認可，同時海爾的良性發展也為社會、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失敗的企業比如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映射了三鹿無視顧客的利益，急功近利的經營觀念，最終遭到消費者的遺棄和市場的淘汰。通過這些將德育貫穿于教學過程中，使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無形中滲透到學生的心中，逐漸成為學生的自覺需求，最終成為學生未來走入社會、參與活動、規劃人生的必然選擇，從根本上達到大學生德育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在案例教學過程中突出領導者、管理者的個性品質對企業的影響，讓學生深入了解組織的成功與否與領導者、管理者自身的素質、道德觀念等緊密聯系，這樣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他們的道德感、社會責任感、正義感等，進一步提提升他們的道德素養。

（三）加強課下交流，增強德育教育效果

一般來說，在大學，專業課教師上完課后與學生的聯系相對較少，我們提出如果鼓勵專業課教師加強與學生的課下交流，會增強德育教育的效果。其實很多學生比較信任專業課教師，課下的非正式溝通更拉近了他們的距離，為德育教育創設了有利的環境。比如通過偶爾的課下交流我們了解到學生非常喜歡上課的一些視頻材料，我們在此基礎上就推薦更多更好的資料，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其中。我們還了解到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的種種問題，比如去年有個班班長帶領班級有關同學在學校門口××路公交車站牌組織學生有序乘車，第一次效果不佳后就失去信心，懷疑自己的能力，懷疑大學生的素質等，通過鼓勵讓他們重新樹立信心，堅持把他們的活動計劃進行實施。

二、結語

第4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這場依然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不但讓華爾街那些名校畢業的MBA精英們充分暴露出人性中的貪婪和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讓商學院教育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質疑。

面對前所未有的道德拷問，全球各地的商學院都對MBA教育忽視對學生商業倫理道德培養缺位的狀況進行深刻反思，并紛紛加強對MBA學生的商業價值觀、社會責任的教育。

商學院面對“道德拷問”

“金融危機都是商學院惹的禍”，這是很多人對商學院在這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中扮演了怎樣角色的看法。

北京大學研究員、威雅仕管理教育機構總經理李懿恒認為，對于造成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衍生品的無限制發展、政府對金融創新缺乏系統監督以及美國消費者的過度需求等造成的，但也反映出人性的貪婪和行為不自律的惡果。而在華爾街投資銀行中掌握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正是接受過良好訓練、熟練地掌握現代金融知識的頂尖商學院的MBA精英們。正是那些在導致全球經濟海嘯的美國次貸危機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具有MBA教育背景的華爾街高管們，讓整個社會對商學院的教育產生了懷疑。

頂著耀眼光環的商學院，正在面臨著一輪前所未有的道德拷問。

即使是商學院的院長們，也不得不開始正視這種壓力并進行深刻地反思。例如，哈佛大學認為次貸危機的爆發的原因除了有華爾街受到的利益驅動、監管缺失，其中商學院也難辭其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頂尖商學院都注重為華爾街培養所謂的“YoungSmart(年輕且精明)”的投行人才，“結果是那些涉世不深、又急于快速致富的人將世界推入深淵”。

“目前的危機提供了很多證據，表明培養學生的貪婪，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好想法，也許我們以前有很多目標，是和公共利益甚至企業利益相錯位的。”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院長埃斯特拉達教授在中國舉行的一次商學院院長論壇上這樣表示。在他看來，正是由于人們過分關注短期的利潤和回報，才使金融危機不斷加劇，即便是那些風險評估機構，也被用來引誘鼓勵大家做高風險投資。

而在國內，從“三聚氰氨事件”到波及中國經濟甚為深遠的全球金融危機等一系列熱點引發的人們對商學院的批評，也在促使著商學院對MBA教育中商業倫理道德、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教育的缺失進行深刻的反思。例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吳立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很多商學院教授用“商場如戰場”來教育學生，讓學生把市場上的其他人看成敵人，于是到了商場上學生便會采取各種方法甚至不正當的手段來贏取利益。這種教育方式，顯然“會讓學生放棄了應有的道德標準”。

商學院要加強商業倫理道德教育

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商學院不但在對MBA教育進行著深刻的反思，而且在教學過程中正在進行著積極的改變，紛紛加強對了MBA學生的商業倫理道德、社會責任感的教育。

目前，哈佛大學商學院已經開始在畢業生中推行宣誓制度，旨在昭示世人對于學生職業倫理的重視。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學院則認為，商學院未來的發展不僅僅是要教授專業的知識，還應加強學生領導力特別是責任感的培養，對學生的短期行為和長期效應進行指導。

在中國內地，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已經把商業道德課程列為必修課，并且不斷嘗試去影響學生的價值觀，避免學生過分地追求利潤和金錢并鼓勵學生將他們的智慧投入到社會、咨詢服務、非營利組織中，并希望通過這些努力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商業道德觀念。

目前，國內很多商學院都在加強對MBA學生商業倫理道德的教育，希望通過這種努力來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有關專家表示，商學院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尋求有效的途徑影響學生對成功的評判標準，一些專家甚至建議通過宣誓儀式的方式來讓學生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并形成正確的商業信仰。

國際商學院聯合會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菲爾南德斯表示，對于商學院來說，“現在更加認識到需要培養的這些企業領導者，他們必須關注企業可持續的發展，并且要強調企業對于社會所創造的價值”。據稱，該組織和《聯合國全球契約》有一個合作，提出了負責任的管理教育原則，目前全球已經有214個商學院加入這一倡議，“決心要為未來培養具有可持續企業發展思維的企業領導”。

第5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在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個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是市場主體,其唯一的生產經營目標是追求投資者利益最大化 ,是企業的本質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企業要獲得最大利益，必須取決于企業內外部各種機制的有機結合與運作,需要依靠股東、政府等方面的支持,依靠資源、環境等因素的配合,因此,企業必須對社會負責。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是指企業的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相剝離的前提下，企業主動承擔對員工、消費者和社區的社會責任，即企業在創造股東利潤價值的同時，獲得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贊譽，實現企業與其相關區域的統籌、協調發展，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企業利益和社會發展的雙贏。

二、企業社會責任內化結果——企業核心競爭力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核心競爭力在企業運作的許多方面具有一致性,如提供優質產品、堅持科技創新、協調資源環境等方面。社會責任是企業核心競爭力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既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舉措,也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1.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Waddock和Graves對標普500企業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市場績效及財務績效間呈正相關關系。雖然無法找到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促進績效的影響要素及影響路徑，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企業會在公眾面前營造企業負責任的形象，有利于聲譽資本的建立和發展，提高其市場價值。

2.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使企業具有戰略上的敏銳性

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整合在企業競爭戰略中使得企業在新一輪的競爭中處于優勢狀態，而未整合的企業就會陷入戰略性的失敗。企業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傳統的競爭戰略有機的結合，使得企業具有戰略的敏銳性，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從而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3.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樹立企業形象，產生廣告效應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雖會給自身的經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更有利于企業追求自身的長期利潤的最大化。因為社會參與能為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向社會展示企業有一支講究奉獻精神的員工隊伍，展示一種企業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些都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可以贏得社會廣大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認同，并最終給企業帶來長期的、潛在的利益，這足以支付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

4.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能換取政府的支持

企業的社會參與將會幫助政府擺脫困境，減輕政府來自社會公眾方面的壓力，如減少失業、緩解通脹壓力、治理污染及投資于公益事業等。企業由于承擔了一部分有利于政府實施宏觀政策的社會責任，相應地就會獲得政府對其社會參與行為的積極認同，在制定和實施政策上向企業傾斜，并可能對企業的發展給予支持，其結果是使企業的經濟決策活動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靈活性。

三、履行社會責任提升核心競爭力的路徑

1.將社會責任管理納入管理戰略

當今時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作為戰略層面的管理行為納入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框架內。一是要確保社會責任管理的有效性。如進行相關制度創新,將社會責任管理制度融入企業管理制度體系中,從制度上保證社會責任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二是要健全組織結構。可以設立社會責任戰略發展部或社會責任管理部之類的機構,統領企業社會責任建設與管理職能,把社會責任管理貫徹到企業內部管理的各個層次、各個方面、各個環節。

2.尋求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競爭優勢的結合點, 切實培植競爭力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是一個長期的探索和努力過程, 需要企業根據企業的專業優勢及資源狀況, 尋求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競爭優勢的結合點, 切實培植競爭力。包括: 加強環境保護；維護員工權益；積極參與慈善事業, 熱衷社會公益活動。

3.在國際經營中履行社會責任,樹立企業形象

世界很多知名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了較多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項目,比如阿斯利康的震后系統援助工程,百事的土豆農場播種生態農業,BMW的兒童交通安全訓練營,微軟的農村信息化建設項目等等。這些社會責任項目無疑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方位進步,樹立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良好的社會形象,也進一步提升了跨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四、結束語

企業應將企業責任行為上升到戰略的高度對待，并將之與傳統的競爭戰略相結合，策略性的使用企業責任行為，才能在當下社會中更好地處理好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如政府、社會公眾的關系，維持競爭優勢。

將企業責任行為等非市場競爭戰略與傳統競爭戰略的有機結合，才能適應多變的外部環境，有效的整合政府關系及社會公眾關系等社會績效，從而提高經濟績效。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向社會、競爭對手展示了企業的經濟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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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文娟，王宗坑.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核心競爭力[J].集美大學學報，2010.4

[4]范映紅.社會責任視角下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培育[J].中國集體經濟，2010.8

作者簡介：

第6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關鍵詞】情境 案例教學 管理學

【基金項目】安徽師范大學法學院本科教學研究項目，項目號是2015fjy004。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4-0195-02

一、引言

管理學課程屬于高校管理類專業的基礎課程。課程設置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在管理學方面思考與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形成有效的學習遷移能力，進而在此基礎上為行政管理學、組織行為學以及企業管理學等相關課程的學習奠定理論知識基礎。由于管理學屬于一種應用型非常強的學科，因此，在管理學課程的講授過程中應該將借鑒情境教學的優點，將情境教學融入案例教學中，形成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模式。本文主要圍繞這一主題對其實施的必要性及其實現途徑進行初步分析與探討。

二、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在管理學課程實施中的必要性

“情境”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所強調的核心概念，通常是指教學過程中所創設的具體的、能夠激發學生自主性學習的場景。而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則是指在課堂案例教學過程中通過多媒體或者實際的場景使學生能夠對案例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教學模式。就管理學課程而言，其應用性的學科特點要求教師在課程教學時必須講解大量的案例，在此基礎上激發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但是在目前的管理學課堂教學中，卻普遍存在著從“理論”到“理論”的講解模式，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照本宣科”，以知識點的疏解為主，缺少一種“情境代入”式的講授；二是在管理學的應用教學上，存在以文字而非“情境”的案例對管理學的原理進行闡述，缺少與學生的互動環節；三是在課程的考核上，多以知識點的記憶性內容作為考核的重點，在題型設計上則以名詞解釋、簡答、論述等題型作為主要的試題類型，缺少考核過程的全面性與考核內容的情境性，學生通過考試，只是獲得了記憶層面的理論認知，缺乏對于相關原理的理解與應用。

事實上，管理學課程自身的特點要求在教學上不能以純粹的理論講授為主，而應該將知識點有機的融入到案例教學中，通過一定的“情境代入”，實現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具體說來，在管理學課程的實施中貫徹這種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模式，其優點有三個方面：

第一，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使學生獲取大量的管理學相關知識，激發高校學生自我主動學習能力。眾所周知，高校學生的年齡基本上處于18-22歲之間，其抽象思維能力相教于以前而言有了明顯提升，能夠對問題的本質產生深刻的把握。但是在“觀察時容易出現只重細節忽略整體或只重整體忽略細節的傾向。” 因此，在管理學的課程教學中實施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通過各種途徑創設具體的場景，可以使高校學生對管理學的應用性特點產生直觀而全面的理解，有助于其快速、深入的進行自主性學習。

第二，可以為其他管理類課程如企業管理、工商管理等的學習提供案例素材，培養高校學生的學習遷移能力。管理學課程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從具體的管理現象中抽象出高度普適性的原理。其原理對于企業管理等課程的學習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在管理學課程學習中通過大量的場景預設，實施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可以使學生置身于案例情境之中，把握其內在的原理，促使學生在認知層面達到觸類旁通，形成良好的學習遷移能力，從而為其他管理類課程的學習提供案例素材。

第三，可以有效的銜接管理學教學中的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實現兩個課堂的互動，進而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在場景創設方面可以選擇具有典型特征的企業，圍繞管理學課程中的相關原理進行現場教學。比如在講授電商企業文化的塑造方面，即可以聯系當地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現場講授。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在具體的管理環境中的理論認識；另一方面則可以使學生在現場教學課后，圍繞所講授的相關知識點進行進一步的思考，調動其對管理學課程的學習積極性。

三、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在管理學課程實施中的具體途徑

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在管理學課程實施中的主要途徑體現在教學過程的三個方面，即教學設計、課堂教學以及課程考核上。

首先，在教學設計方面，應該圍繞管理學的相關理論進行細致的研究與安排。在教學設計目標上，要彰顯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所指向的主要目標、基本內容以及過程規劃。如在講授管理者的角色與技能這一節課程時，可以邀請企業中的管理者進入課堂，在教師的引導下展開對自身管理經驗及其技能的講授，并面對面的與學生展開互動，讓學生一方面可以直觀的理解管理者的角色及其技能；另一方面在這種創設的情景中，通過情境代入，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會自然而然的提高，有助于其快速學習。在基本內容的設計上，要涵蓋管理者的人際、信息、決策三大角色以及技術、人際、概念三方面的職能。而在過程規劃中，則要注意對企業管理者的邀請，課堂氛圍的渲染，師生互動環節的安排以及問題式教學模式的展開等。

其次，在課堂教學方面，采用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模式，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在課堂內部通過多媒體以及角色扮演等多種手段進行場景創設的室內教學。這種類型的教學模式展開的重點是教學內容與創設場景之間的契合度。而在具體的安排方面，則要注意二個方面：第一，要初步篩選出與高校學生學習生活之間緊密相關且其內涵符合課堂教學內容的典型性案例。這類案例最好在時間、內容上符合教學時間的要求。第二，在以多媒體為主要教學手段的課堂教學中，要充分發揮多媒體在影像、圖片等方面的長處，使學生能夠快速融入情境。而在以角色扮演為主的案例教學中則要重視課前準備工作。在課前要對學生進行充分的動員，按照教學內容，仔細參考案例內容，將學生分為三至五個模擬訓練小組，對所選的案例進行情境代入式的角色扮演訓練。教師在其中充當引導者而非指導者的角色。經過仿真演練后，相關模擬小組在課堂上進行實際的情境模擬，教師在整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課堂指揮者與調控者的角色，調動課堂教學現場中的積極氛圍，并引導學生在情境模擬的過程中形成暢所欲言式的討論。在課堂情境模擬之后，各模擬小組要進行情境模擬的自評與互評，并在分析與總結的基礎上形成情境模擬的報告，進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教師則對整體過程進行評價，防止學生對情境模擬的案例出現狹隘性認知。

二是在課堂外部通過實地的現場教學，使學生對管理學的相關知識進行身臨其境下的理解。這這種類型下的教學模式的展開其重點要注意現場環境的選擇與所授課程內容之間的一致性。在具體的安排方面，要注意兩個方面：第一，在現場教學前，要對此次的活動進行全面的規劃，包括代表性企業的選擇，與企業聯系人之間的有效溝通，企業內部現場教學地點的確定，現場教學內容情境下的甄選等。如在講授管理學課程中企業的社會責任這一節時，可以選擇在社會責任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企業，如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圍繞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等內容帶領學生了解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的“為人類創造未來的生活空間”這一經營理念，使學生對其公司的環保經營產生直觀性的了解。

最后，在課程考核方面要體現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的特色。一般而言，考核分為過程性考核和期終考核。過程性考核是對指對學生在課程學習過程中所取得的學習成果的階段性考核。以情境為中心的案例教學在過程性考核方面主要應體現在對平時課內教學與課外現場教學時學生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程度進行評定。期終性考核在期末進行，主要通過設計出具有情境模擬特色的題目，對學生進行知識考核，突出能力導向。具體說來，可以對考試題型進行以下改變：對于選擇題而言，避免考察純粹記憶性的知識點，可以將簡單的小案例融入題干，靈活的考查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理解。對于簡答題，可把傳統的名詞解釋題糅合進來，但不是照搬教材中的定義，重點考查學生對管理學概念和基本理論的理解而非機械性記憶。對于論述題，則要重點考查學生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以及對課程的系統理解程度。對于案例分析題，可以先給出關于管理學相關原理的一段完整的材料，主題應該是開放式的問題處理類型。然后根據材料中的具體場景，創設答題者身處這種情境中應該如何處理的題型。對于情景題，則可以把題目設計為管理中發生的一些真實案例，讓學生置身于具體情境中處理、解決，以綜合考查學生處理問題的能力。

四、結語

情境教學的優勢在于可以使學生在融入情境中產生學習知識的積極性，并在“置身其中”的基礎上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而在管理學課程的案例教學中引入情境教學方法，則一方面可以使學生擺脫傳統的“上課記筆記，下課背筆記”的學習方式，增加其學習的樂趣。另一方面可以圍繞管理學課程的相關理論知識，創設具體的場景，使學生能夠融入到案例所指向的情境中，培養其實踐能力，提升其專業技能，并為其他管理類課程的學習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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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家存等：《教育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7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CSR 戰略

2007年底，聯想集團宣布2008年之后將不再作為奧運全球TOP贊助商，取而代之的是“公益創投計劃”，為初創和中小型的公益組織提供資金、管理、技術和人才支持，并為此專門設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總監一職。 從奧運贊助商到公益組織贊助商，聯想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戰略發生重大轉型。作為世界知名的跨國企業，聯想的行動體現了世界一流的CSR戰略，為中國企業的CSR管理提供了生動的教材。

一、戰略CSR理論與聯想的轉型

從轉型前的戰略來看，聯想集團贊助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典型的公益營銷行動。然而哈佛管理學大師波特等提出的戰略企業社會責任（CSR）理論認為，公益營銷只是一種初級階段的CSR戰略，其影響的是公眾注意而非社會環境；所改善的是企業聲譽，而非競爭優勢。成熟的CSR戰略應該主動改善社會環境和企業競爭優勢，追求社會與企業的共享價值。

基于波特的價值鏈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Porter & Kramer(2006)指出，企業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通過企業價值鏈上的運營活動產生；社會對企業的影響主要通過社會提供的競爭因素環境產生。前者包括企業價值鏈活動為社會創造的福利效應或者造成的負面影響。后者包括投入要素環境、競爭規制和激勵制度、當地市場規模和成熟度、相關支持性產業等四大領域。這其中任何可以通過投資改善的社會因素，都是可以成為CSR的目標。企業應該基于對自身價值鏈和競爭要素環境的分析，選擇最有價值的社會議題。聯想“宣布今后將按主流業務方向選擇資助的項目”，并將縮小數字鴻溝、環境保護、教育、扶貧賑災確定主要資助方向 ，就體現了這一遴選原則，其項目一方面促進社會的信息化水平、知識水平、環境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使得聯想集團在長期獲得更良好的市場需求環境和人力資源環境。

二、如何執行社會責任

戰略CSR理論認為，企業應將遴選出的社會議題與商業戰略整合在一起，形成包含CSR維度的新戰略。進而依據新戰略執行一系列行動計劃，這些計劃將包含CSR維度或者根本就是完整的CSR行動。為此必須讓各級經理人和全體員工建立CSR意識，明確自身業務環節對完成CSR目標的意義和價值；然后把CSR目標合理分解到各個運營環節，建立恰當的績效考核體系。

正如聯想集團計劃資助公益組織一樣，企業往往需要資助非盈利組織具體執行。Porter & Kramer(2002)提出了這種慈善捐助的價值創造三原則。一是選擇最佳執行者。非盈利組織的一些外在聲譽往往并不能說明他們是最好的執行者。企業必須通過調查研究才能找到在特定社會問題領域最有效率的工作者。這時，如果該社會議題與企業自身業務關聯緊密，那么企業就能憑借自身經驗和網絡資源獲得該領域的較充分信息，挑選出最佳人選。聯想集團采用了面向社會征集公益行動方案的形式，不失為一種甄選的好方法。二是向其他捐資人宣傳。企業可以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向同業或產業集群中其他潛在的捐資人宣傳，捐助的項目和執行項目的非盈利組織，這實際是向他人發出了項目可信度的信號。藉此，可以放大投資效果，分擔成本壓力。三是改善執行者的績效。如果社會議題與企業自身業務關聯緊密，那么企業能夠向作為執行者的非盈利組織提供自身的專業知識、內部資源等非資金支持，以提高其執行能力。

隨著中國企業CSR行動的深入展開和越來越多的對外投資，迫切需要開展真正的戰略CSR行動。只有如此，企業才能夠深刻影響社區和環境的改善并有效推動其發展，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只有如此，企業才能夠通過CSR提升核心競爭力，獲得競爭優勢的長期持續改善。通過研究2006年和2007年的全部CSR報告，我們發現，有關企業普遍重視維護投資者、雇員、顧客、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重視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然而所開展的CSR活動基本都是局限于響應政府、NGO組織等利益相關者要求和倡議，在環保方面以消除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為目標，在社區發展方面，改善的效果大于社區建設的效果有限，而企業也僅改善了公共關系、企業形象。捐款是主要的手段，由于缺乏企業專業資源的有效參與，和專業的設計策劃，CSR活動的效率和效果都有待進一步提高。聯想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CSR戰略轉型的榜樣，但轉型能否成功，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參考文獻:

第8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一、企業社會責任國外研究發展階段性的梳理

本文借鑒國內學者沈洪濤的研究成果，根據企業社會責任課題的研究和不斷演進的過程，把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之前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階段；20世紀70年代的企業社會回應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社會表現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期與利益相關理論的結合階段；21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企業公民階段。本文以時間順序為線索，值得聲明的是，由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延續性，各個階段的時間點有可能存在著交叉和重合，但就其內涵來看，并沒有實質性區別。

（一）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階段 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最初階段是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階段，20世紀70年代之前，企業社會責任在這一階段形成了基本的框架。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界定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和承擔社會責任到底有哪些等。在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最初階段實際上是其概念的提出到確立并得到進一步深化的過程，因而普遍稱該階段為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階段。該階段主要觀點包括鮑恩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安德魯?卡內基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萌芽思想、克拉克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伯利與多德和伯利與曼尼之間的兩次論戰，同時還包括自由主義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批駁等。

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階段主要是企業社會責任思想萌生、概念的提出、確立和不斷的演變過程，這一階段主要從兩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是總結或概括歷史上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類型及性質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討論企業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和承擔什么社會責任等問題。雖然這一階段大部分定義比較模糊和抽象，并且缺乏內在一致性，但這一階段研究的最大意義是使人們意識到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企業社會回應階段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人們對企業的期望逐漸增大，因此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拘泥于概念等問題上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或社會的需求，研究的焦點逐漸轉向企業如何滿足社會需求和社會預期、應對社會壓力等問題上。企業社會回應階段對企業社會回應的概念、內容等做深刻的研究，代表學者有基思?戴維斯和羅伯特L.布羅斯特羅姆（1971）、阿克曼（1973）、普雷斯頓和波斯特（1975）。在企業社會回應的初步研究基礎上，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回應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企業社會回應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領域中的定位等問題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觀點。以塞西和弗雷德里克為代表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回應可以取代企業社會責任，理由是企業社會回應是研究企業與社會關系的延續。而卡羅爾、沃蒂克、寇蘭、愛潑斯坦和伍德等則不贊同企業社會回應可以取代企業社會責任，認為這兩者各有其側重點，但具有重要意義。

企業社會回應將企業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清晰和規范的描述。但由于企業社會回應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企業社會回應與企業社會責任并存于該研究領域。企業社會回應產生和運用的重大意義在于企業社會回應從環境評估和管理等方面將企業社會責任的抽象概念轉變為管理者的具體行動。

（三）企業社會表現階段 企業社會表現的概念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先，企業社會責任在概念上仍較為含糊且維度單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企業社會回應關注的重點只局限于企業的反應過程，而在道德和倫理等方面缺乏研究，只能解決企業社會責任某一方面問題；最后，企業社會責任本身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其內涵等內容也將會受到不時的挑戰，企業社會表現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爭論和修正的產物，也是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研究進步的佐證。普雷斯頓和波斯特在《私人管理與公共政策》中第一次提出了企業社會表現的論斷，認為公司社會表現的內容有三個核心即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則、回應過程和結果。塞西提出了包含“社會義務”、“社會責任”和“社會回應”的企業社會表現維度。卡羅爾（1979）的公司社會表現的三維概念模型即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問題管理和公司社會回應三者共同構成公司社會表現的維度空間。卡羅爾吸納了各派觀點并有一定超越，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為從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回應轉向企業社會表現提供了一個過渡的階段，最大的貢獻在于將之前所爭論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系統化了。沃蒂克和寇蘭（1985）認為企業社會表現反映了企業社會責任準則、社會回應過程和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邏輯關系使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財務業績的關系在實證上成為可能，新的研究領域由此而開啟。而后卡羅爾、沃蒂克和寇蘭、伍德等對企業社會表現與財務績效之間關系進行了經驗研究。企業社會表現模型所強調的是在管理背景中加入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發展和管理實踐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相結合階段弗里曼（1984）認為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所影響的所有個體或群體。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相結合，為該領域的研究帶來了較大變化，明確了企業應當為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卡羅爾把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結合，認為企業主要針對利益相關群體來考慮社會責任問題。伍德和瓊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基于利益相關者的理論進行研究，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企業社會表現的要求者是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是企業社會行為的接受者；利益相關者是企業社會行為影響以及企業是否滿足其預期的評判者；利益相關者將根據他們的利益、預期、承受程度和評價結果采取行動。由于社會責任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早期實證研究中，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有較大困難。可用的衡量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有主觀判斷較多、樣本數量不足。在伍德和瓊斯的研究的基礎上，拉夫等人以利益相關者概念置換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角度，企業業績則是用企業是否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來進行衡量。

利益相關者理論奠定了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研究理論基礎。利益相關者理論通過相關利益者預期一體化目標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的討論，為企業社會責任思想奠定理論基礎。

（五）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公民研究階段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2002年1月，在紐約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由34個全球最大的跨國企業的CEO聯合簽署了一份聲明即《全球企業公民――CEO與董事的領導挑戰》，由此企業公民概念從美國推廣至全球范圍，在強調企業對所處社區責任的同時，一種全球性的社會責任必須要企業承擔。縱觀對企業公民概念的本質和核心研究，存在三種不同的企業公民觀即狹義的企業公民觀、廣義的企業公民觀和延伸的企業公民觀。從歷史發展和傳統的繼承方面看，一方面，企業公民是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社會責任相結合的產物，它把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會回應、企業社會表現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等概念融入統一的框架之中，傳承了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中企業對社會承擔責任的傳統；另一方面，企業公民在公民權的高度，重新審視了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在理論上有較大突破。企業公民的研究雖然理論上有一定突破，但由于處于初期研究階段，仍存在著較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及分析

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從一般性介紹國外學者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著手，把已有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與我國實際相結合，逐漸形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體系。

（一）法學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袁家方（1990）把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在爭取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面對社會需要和各種社會問題，為維護國家、社會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必須承擔的義務。他論證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從納稅、自然資源、能源、環保和消費者等方面進行，奠定了中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基礎。目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國內主要集中在法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相關代表學者有，劉俊海從法學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系統研究，運用比較法學、歷史考察、法解釋學等方法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研究，其《公司的社會責任》重點研究了公司對勞動者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并提出了相應的法律對策。劉連煜（1999）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其《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焦點集中在企業如何落實社會責任即在企業社會責任之下探索公司治理機制與制度、尋求內部監控組織在監控企業有效地履行社會責任中如何發揮作用。盧代富（2001）在《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界說述評》一書中對國外具有代表性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做了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自己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盧代富（2002）運用經濟學和法學相結合的方法，在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涵義、產生和其發展背景的基礎上，對重新定義企業社會責任，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正當性進行了闡述。劉繼輝和呂家毅（2004）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具有多元性即法律責任是前提，經濟責任是基礎，道德責任是補充。喻勤婭和吳勇敏（2004）在《企業社會責任之思考》一文中認為，企業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法人，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作為社會人占有和處置了大量的社會資源，理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因而企業不僅要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也應考慮企業利益相關者預期的實現。

（二）經濟學和管理學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楊瑞龍等（2000）從公司治理的視角出發提出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是利益相關者的聯合體，不僅對股東要負責，而且還應對企業利益相關者負責；陳維政等（2002）在對國外關于企業社會績效評價的利益相關者模式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企業實際情況，在建立我國企業社會績效評價體系方面提出了建議；沈藝峰和沈洪濤（2003）闡述了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結合的背景、影響、面臨問題及發展方向；陳宏輝和賈生華（2003）提出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觀應從歷史的視角來予以審視。

企業社會責任是與利益相關者緊密結合的，企業的契約包含顯性的社會契約和隱性的社會契約，在履行社會契約時，企業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陳宏輝（2003）在《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理論與實證研究》一文中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觀推動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發展。劉長喜（2005）在《利益相關者、社會契約與企業社會責任》中，從企業與社會的角度，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和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分析框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含、結構和研究對象進行了系統分析和劃分，把企業社會責任分為自律層次和他律層次，并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演變過程做了深入分析。

（三）財務管理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李心合（2004）在《公司價值取向及其演進趨勢》一文中，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公司價值從股東價值最大化取向向利益相關者價值取向演進的基礎；李世英（2004）比較分析了利益相關者與契約理論的股東的差異，并擴展了契約理論的分析框架；陳迅和韓亞琴（2005）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分級模型，認為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應該分層次；姜萬軍等（2007）對我國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我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體系；喻勤婭（2005）在《SA8000標準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在SA8000標準下我國通過立法來保障勞工利益的途徑，從而創造和諧的勞資關系，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推動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李正（2006）以滬市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問題進行了研究；沈洪濤（2005）從財務學的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思想的產生、本質、發展及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結合等理論問題進行了闡述，并在此基礎上將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在我國出臺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再次成為焦點，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出現了多樣化特點，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度也逐漸上升。

三、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現狀與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取得的成果頗豐。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下，我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并愈發重視，從對社會責任不多過問到主動申請SA8000認證，從不注重企業社會表現的披露到定期公布社會責任報告。從學術界到政府部門再到企業界，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已逐漸形成從學術研究探索到政府監管鼓勵再到企業主動承擔的良好氛圍。

（一）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發展現狀縱觀近年來的學術研究、政府部門的法律法規和企業實際履行情況，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總結：企業對政府的責任；企業對股東的責任；企業對消費者的責任；企業對員工的責任；企業對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責任；企業對社區的責任等。因此，筆者認為，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對企業奉行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的修正，指企業在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和維護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群體的利益即企業應對其影響到的他人（群體）、社會和環境的所有行為負責。這既包括法律規定強制履行的如環境保護等經濟、法律責任，同時也包括企業自愿履行的倫理責任。

（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發展方向展望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作為跨越了會計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研究空間。隨著各學科之間的整合不斷加強，圍繞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問題，通過對已有研究分析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未來研究可以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完善：（1）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度量的改進。一是改進社會責任信息內容的評價體系。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的影響進一步加強，普通民眾、非政府組織和學者們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熱情也將不斷增加，今后研究的方向將是尋找符合我國上市公司實際情況的社會責任信息內容、及時調整評價體系、減少評價體系的主觀性、以達到更為準確評價企業社會責任內容。二是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測量的提高，提高測量的可靠度。三是擴大研究樣本的容量，以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度量的穩健性。（2）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公司治理之間關系的進一步探索。結合傳統的公司財務理論與管理學，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研究股東與管理者關系、利益相關者與公司的委托關系以及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3）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研究。如資本成本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關系，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反應，這些方面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4）在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研究。維系人類生存的重要課題即是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既是外生的，更是內生的。信息披露在連接企業內部與外部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那么，企業內外的關系如何通過這座橋梁連接？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關系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陳勝藍、魏明海：《投資者保護與財務會計信息質量》，《會計研究》2006年第10期。

［2］杜興強、雷宇：《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沖突還是融合》，《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3］李世英：《對公司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比較研究――一個契約理論的擴展分析》，《當代經濟科學》2004年第6期。

第9篇：社會責任管理學范文

【關鍵詞】公司社會責任；股東利益；利益相關者；契約；身份

一、問題的提出

公司作為一個組織體，必然具有組織體所必需的權利（包括一定意義上的權力），這表現在很多方面。與權利相對應是，其應承擔相適應的義務。而且，公司作為一個社會主體（法人），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什么意義的責任？公司與國家的關聯如何？公司社會責任發展的走向是什么？這些問題是公司法研究繞不開的，也是極其復雜、頗受爭議的話題。事實上，2008年由《南方周末》發起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選”活動催生了筆者對公司社會責任發展路徑的思考，本文就是這些思考的集成。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歷史源流

追溯歷史，自中世紀意大利康孟達組織至現今規模與地位顯赫的全球性跨國公司，幾百年的公司發展史無不昭示：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乃公司的終極目的。[1]到了現代，作為社會生活最主要商事主體的公司對其債權人、勞動者、供應商、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以及所在社區、自然環境的影響與日俱增，公司的社會角色也愈加顯性化。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這是由美國當時特殊的制度背景與經濟的工業化進程所決定的。[2]關于影響公司責任思想的制度背景，愛潑斯坦（Epstein）認為主要在于四點：其一，社會責任的合法性問題。在民主社會中，一個組織獲得實質性權力必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以確保組織之外的人認同權力存在與行使的正當性。就是說，權力與責任是一對彼此對稱的概念，前者的存在必然會引致對后者的關注。其二，對公司社會責任的長期關注與美國對私有經濟的倚重是密切關聯的。在其他國家，由國有企業完成的基本經濟職能，在美國由私有經濟組織來完成，從而使得美國社會的運轉與企業之間有著高度依存關系。其三，傳統上，企業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起到更為重要的社會作用。社會賦予企業及其領導者更高的期望，倘使期望沒有得到滿足，社會就會更加失望。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平衡社會期望與企業行為的一種器物。其四，美國社會對企業家精神的高度認同。這種精神認為，企業管理不僅是一個職位而更是一種職業。而且，職業主義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公眾的責任。[3]

美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主要有兩個標志：一是大公司的出現；二是現代公司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4]兩權分離是現代大公司與資本市場共同發展的結果，同時大公司的出現又與兩權分離共同催生了管理者資本主義，[5]而后者開始挑戰自由經濟及其所信奉的股東利益至上主義，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由此肇始。

20世紀的公司革命顛覆了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自由經濟所仰賴的完全競爭條件。[6]為此，凱恩斯（Keynes）作出回應：“那個認為個人獨立地按各自利益行事會產生最大的財富總量的結論是建立在很多不現實的假設之上的，根據這些假設，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完全是無組織的，對條件和需求有充分的預見，并且有足夠的機會來獲得這種預見性。”[7]米恩斯（Means）對完全競爭條件的改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作了充分的闡明。[8]隨著對公司承擔利益相關者義務的呼聲日漸高漲，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跨國經營使公司社會責任突破了國界，公司“營利性”本性之下被披上“社會性”的外衣，從而，公司社會責任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三、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

嚴格地說，“公司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作為法律概念并不足夠明晰。因為學界對責任的理解往往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責任包括了義務的含義；而狹義上的理解指由違法行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就是說，義務是對主體行為的約束，而法律責任則是當主體不履行義務時才產生。我國立法更多的是采用狹義說。

張文顯先生認為，“責任”一詞有兩層語義，一是關系責任，一是方式責任。前者為一方主體基于與他方主體的某種關系而負有的責任，這種責任實際就是義務；而后者為負有關系責任的主體不履行其關系責任所應承擔的否定性后果。[9]立基于此，我國《公司法》第5條中的“責任”顯然是指“關系責任”，即法律義務。

而且，對公司社會責任概念的辨析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展開。

（一）與公司社會責任相對的社會權利

公司社會責任是一種義務，必然有與之相對應的權利，從而體現公司與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的關系。上潑斯坦（Epstein）的觀點對此也有所闡述。目前學理上存在社會權利說。[10]該學說認為，社會權利也是一種社會利益，其范圍包括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小者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等。那么，與公司存在和運營密切相關的股東之外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主要對象，質言之，利益相關者是社會權利的主體。不過，這一主體并非特定化主體。一旦公司不履行社會責任（義務），因為沒有特定主體來主張具體訴權，這種責任終將落空。是此，社會權利宜由公法主體來行使。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范圍

上文提到，公司社會責任是一種法律義務。這便需要對義務的范圍作出明晰之界定，方能對公司行為進行規制。一般而言，其方式是通過立法進行具體的列舉。譬如，國際上已經出現由國際組織來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趨勢。[11]而我國《公司法》第5條尚未對其內容進行界定。

（三）不履行公司社會責任的法律后果

公司社會責任究竟屬于道德義務還是法律義務？對這個復雜的問題，可謂莫眾一是，聚訴不已。實際上，公司社會責任既體現在實踐層面的國際公司社會責任運動，又體現在一些主要社會學科的理論層面，其最終的結果是，公司社會責任成為公司的強制規范而不僅僅停留在道德倫理層面的規制。這種規范的強制效力源于明確的獎懲制度，如法定義務與違法責任；自我承諾，如章程的公司社會責任目標或者公司計劃中的社會責任支出；雙方或多方契約，如公司捐助承諾等。公司社會責任規范強制力的實現主要通過三個機制：一是國家立法、判例及其法律運行機制；[12]二是被廣泛認可和承諾執行的行業標準、公司治理準則等自律機制；三是國家采取激勵性措施引導的各項政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法律規定了公司社會責任并意味著法律義務的產生。從規范意義上看，只有行為模式而缺乏行為后果之內容，即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作為后盾，則主體行為也難以得到規制。我國《公司法》第5條便為適例。[14]

（四）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業績的協調

傳統觀點認為，公司承擔其社會責任必然會對公司業績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自然包括公司股東的利益在內。二者之間的內在沖突難以得到調和。然而，眾多學者對該問題的實證統計分析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可謂紛繁復雜，一些研究結論之間甚至南轅北轍。[15]

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在于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業績呈正相關、負相關還是沒有關系；二是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換言之，公司社會責任是否影響公司業績，還是公司財務業績影響社會責任，或者二者之間只是協同關系。歷史上共有六種假設對上述內容作出解釋，具體請見表1。[16]

之所以出現上述眾說紛紜之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不一致所帶來的視角偏差所造成的，但更為本質的原因在于這一領域的研究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為此，羅利與伯曼建議，應該從利益相關者理論來尋求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業績之間的理論根基。[17]可見，公司社會責任和利益相關者理論已出現全面結合的趨勢，這一點在下文將繼續加以闡述。

四、公司社會責任演變路徑分析

（一）一個視角：公法與私法的融合

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多德（E.M.Doda）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伯利（Berle）教授之間發生的著名論戰，引起了人們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廣泛關注。[18]可以說，這場論辯與西方經濟法的產生有著一脈同源的聯系。當時，生產社會化導致了國家對經濟生活介入的日趨深化。西方國家經濟危機造成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為回應這種社會現實，經濟法慢慢成長起來。典型事例是20年代末至1937年大蕭條時期美國制定的一系列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19]盡管英美法系國家不強調公私法的劃分，但經濟法的誕生與發展彰示了公法與私法相互融合的趨勢。可以說，公司社會責任的發展與經濟法演化過程中的公法私法的融合趨勢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

從中世紀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家庭的解體，社會秩序以個人之間由合意形成的關系為基礎，實現了梅因所言的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演進，私法品性日漸成熟，企業法（公司法）也不例外。彼時，個人權利一直居于法律的核心地位，為了社會利益不可以限制個人權利，公司也被設定為私法自治的主體，公司制度與自由經濟相切合。所以，傳統公司法理論是以股東利益為首要目標，公司旨在追求營利，其與個人本位是一致的。此外，古典經濟學深入人心，公司作為純粹私法主體的理念一直大行其是，便順理成章了。

20世紀伊始，工業化與現代技術革命大大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個人主義思潮開始轉向社會團體意識與合作意識。“傳統的自由意愿讓位給環境決定論，個人主義讓位給公共控制，個體責任讓位給社會責任”。[20]這種趨勢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證成：

1.以法學為視角

建立在傳統哲學與自由經濟學基礎上的近代私法體系的局限性日趨暴露，從而國家強化對經濟的干預也應運而生，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就是國家對社會經濟加以干預的過程。“在近代，公司法是以私法為基礎的法律規范。到了現代，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張和對經濟自由的限制以及對私法自治原則的修正，私法公法化的現象日趨明顯，政府對公司的干預亦愈來愈多，提高效率成了政府干預公司的合理理由之一。”[21]在現代市場經濟語境下，公司人格的經濟性和社會性的雙重屬性彌增。首先，公司的經濟性是其自然屬性，逐利性是經濟人的天性，公司勢必優先考慮股東的利益和以股東為本位，為此甚至不惜犧牲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其次，公司的社會性要求作為社會成員，必須考慮到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就是在股東之外，還要考慮到社會利益，它是與社會本位相協調的公司治理模式。[22]從各國的公司法實踐來看，政府對公司的監管程度越來越強。而單純的市場無法解決公司經濟活動的外部效應，亟須國家通過立法加以干預諸如污染的外部效應、消費者權益保護、勞動者權益保障等社會性問題。這種回應彰顯公司社會責任正經歷著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2.基于管理學的角度

弗里曼（Freeman）在其文章《利益相關者探討》認為股東的利益不應該居于最高地位，而應是利益相關者之一員。同時，處理好公司、股東、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亦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會聲譽，有利于公司長遠的生存與發展。因之，公司作為私法主體接受公法的適當規制并承擔社會責任便理所當然了。此外，在處理企業賺取利潤與慈善行為之間的關系時，有兩種迥然相異的做法。一種是“行善賺錢”（todogoodtodowell），意指將慈善行為作為企業改善公共形象的廣告，目前承擔的支出是為今后更高的回報；另一種就是“賺錢行善”（todowelltodogood），因為承擔社會責任需要增加公司的支出，所以必須有足夠的資源。[23]顯然，前者的終極目標在于獲取利潤，而公司社會責任不過是獲利的手段而已，這顯然有違公司社會責任的初衷。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F.Drucker）首次提出“賺錢做好事”這一理念，很好地把公司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結合起來。公司社會責任思想反對將利潤最大化作為公司唯一的目標，但并不排斥公司的獲利行為，只是將股東利益作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之一而已。這一思想與弗里曼的理念實屬殊途同歸。

基于上述，無論從整個社會大背景的變遷來看，還是從公法私法的融合，抑或從公司法的實踐及管理學理論的發展來看，公司社會責任正經歷一種從契約到身份的折返。

（二）公司法內部的思考：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勃興

1.誰是利益相關者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始祖弗里曼的經典定義為：一個組織的利益相關者是可以影響到組織目標的實現或受其實現影響的群體或個人。[24]這是一個廣義概念，其可能領域擴大到實際上可以包括的任何人在內，譬如，股東、員工、供應商、競爭對手、工會、客戶、消費者、金融集團、貿易協會、行動群體、政治團體、政府等。但是，這個無所不包的定義難以精確地定量。

針對于廣義定義的不足，卡羅爾（Carroll）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企業與之互動并在企業具有利益或權利的個人或群體。他強調個人或群體在企業里的“相關利益”，其包括當事人所擁有的利益、所有權以及兩者之間的權利，如道義權利。[25]表2說明了這三者的區別。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卡羅爾的狹義概念僅包括“實際的”的利益相關者（如現在的客戶），而廣義定義可能還包括“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如現在客戶的家人和朋友等）。

2.對股東在公司中的地位的弱化

所謂“弱化”，是指利益相關者理論否定了公司是由持有該公司普通股的個人的機構‘所有’的傳統核心概念。這涉及對公司本質問題的考量。倘使公司作為一個實體真實存在，而不僅僅是法律上的虛構（擬制），那么公司管理者對公司主體的全部而不是個別成員負有信托責任。換言之，管理者是一個組織（具有多重構成成員）的受托人，而不只是股東的代言人。[27]多德（Doda）雖然很早就認識到公司作為各個利益相關者所構成的“契約聯合體”，但在利益相關者理論早期因專注于其內部理論構建，并沒有直接發起對“股東利益（或價值）最大化”理論的正式對抗。

“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最為堅實的思想基礎是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不過，利益相關者理論輕而易舉地用這兩種理論便駁倒了“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

（1）依契約理論，企業是一組契約的聯結點，是利益相關者與管理者之間契約的扭結。甚至可以認為，股東與管理者的委托契約也只是這個扭結的一環。對此，有學者指出：“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內在契約僅僅是構成所謂現代公司的法律解說的那種契約中的一份。包括那些介于管理者與企業各主要利益團體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其他（外在）契約也可以放到理論框架里……所有這些均表明理論所界定的委托關系可以被看作更為一般的利益相關者關系類別中的一種。”[28]這樣，利益相關者理論家們不僅輕易地將契約契約理論轉過來為其所用，而且矮化了“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賴以證成的委托理論，可謂入木三分。

（2）產權理論上的解釋。首先，產權根本在于人權，產權之行使不能影響到其他人的人權，所以股東的產權必須受到限制。其次，產權定義是非常復雜的。實際上，企圖在公司這個錯綜復雜的組織體中完整與明晰地界定產權是徒勞的。進而言之，公司是由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所共同擁有。是此，“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的產權理論基礎也很式微。

3.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公司社會責任的結合

20世紀90年代，公司社會責任研究與利益相關者理論全面結合。其表現主要在于：一方面，后者為前者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前者為后者提供了實證檢驗的方法。

首先，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公司社會責任研究的貢獻在于：（1）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定義；（2）找到了衡量公司社會責任的正確方法；（3）為公司社會責任提供了理論依據。

其次，公司社會責任研究對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貢獻在于：藉由公司社會責任在公司社會表現衡量方法等技術細節處理上的優勢，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實證檢驗上的支撐。[29]

結語

柴芬斯說：“‘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就是在股東之外，還要考慮到社會利益，它是與社會本位相協調的公司治理模式。”誠如斯言！公司社會責任正一步一步脫胎于股東利益（價值）最大化模式而走向利益相關者模式，這就內在地要求第三者，即國家介入復雜的公司內部關系，而不放讓原本由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契約來調整公司的運行，從而公司自身是作為一個主體（身份）面對業已到來的外部力量——國家（或說法律）。是此，公司社會責任進到一個身份的轉型期。

【參考文獻】

1.樓建波、甘培忠主編：《企業社會責任專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沈洪濤、沈藝峰：《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加拿大]布萊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行》，林華偉、魏旻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李立清、李燕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盧代富：《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學與法學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