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矛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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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進行的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具有以往爭論的不同性質和特點。實際上，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草之間矛盾的理論表現。而這一矛盾卻是這場爭論的實質內容。它表明：這一矛盾在改草之初，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進一步研究、探討這個問題，并做出正確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社會理論工作者不能回避的責任。
一
當前，以晏智杰教授與衛興華教授為代表的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具有已往爭論完全不同的性質和特點，突出地表現在:(1)雙方爭論的焦點，已經不在是勞動價值論的個別問題，而是其根本問題;(2)爭論的雙方，不再是共同承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展開的爭論，而是其中一方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正確性、科學性提出質疑，認為應該加以修改或突破而展開的爭論。
這場爭論主要集中在這樣一些問題上，誠如晏教授概括的:“你說需要根據實踐的發展重新認識經濟學的價值概念，他說這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價值概念不相符合;你說價值源泉不僅有勞動，還有其他要素，他說這是馬克思早就批判過的觀點;你說生產要素價值論并不一定否認剝削，他說這不可能，理由是:馬克思就是這樣批判薩伊三要素價值論和三為一體分配公式的;你說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有歷史局限性，應該對之有所突破和超越，他堅決反對，理由是:這樣做就是否定勞動價值論，就是反，……”晏教授用“你說，他說”的形式，概括了雙方爭論的一些主要問題。所說的“你說”的你，指的就是晏教授本人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觀點的人，“他說”的他，指的就是衛興華教授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觀點的人。雙方爭論的這些主要問題，即從價值概念、創造價值的源泉，直到勞動價值論是否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等問題，涉及的都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根本性和實質性問題，即勞動價值論本身存亡筱關的問題，因而，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和注意。
在這場爭論中，晏教授表示出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的正確性和科學性的質疑，明確表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實踐的要求，應該修改和突破。如他所說:“其實我對勞動價值論的缺點和不足所做的說明都是一些盡人皆知的基本事實，例如，我指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預見，因為按照馬克思經濟學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早就應當壽終正寢;又如我還指出了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同樣超出了原來的預想，尤其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實踐，證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的真理，而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同商品生產或市場經濟是勢不兩立的，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我根據世界發展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學論斷和重大決策，也難以從傳統經濟學得到理論的支撐，其間的距離和抵觸該是何等的巨大，對我們改革和發展的命運該是何等的關切。”.
在這里，我們不去對所謂“盡人皆知的基本事實”進行是非的討論，也不想對“一系列新的科學論斷和重大決策”是否科學等而展開辯論。需要指出，引起人們關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對“盡人皆知的基本事實”和晏教授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科學論斷和重大決策”，“從根本上來說是否定的”，如果不對這些否定，那它“就不是馬克思經濟學了”。晏教授把市場經濟改革的事實和理論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之間的對立、不相容等說得如此明白、透徹。這正表明晏教授已經深刻地感到馬克思經濟學說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間存在著極其深刻的難以彌和的對立和矛盾。
面對這一矛盾，晏教授試圖用修改、突破和超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的辦法，使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要求，提出:“傳統勞動價值論有歷史局限性，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應該對之有所突破和超越……。” “哪怕是勞動價值論這樣的基本理論，在新形勢下甚至會被要求加以修改和突破同樣不可避免。’也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學論斷”，諸如“價值源泉不僅有勞動，還有其他要素”，“生產要素價值論并不一定否認剝削”等等。然而，正是這些所謂“新的科學論斷”，在衛興華教授等人看來，非但不是什么“新的科學論斷”，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學論斷，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的“丑化、窄化和矮化”，是對的背離和否定，故而加以反駁和批判，從而展開了這場意義重大的爭論。
這場爭論所反映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間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集中表現在這樣一個間題上，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的條件下，能不能搞商品或市場經濟?這是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提出來，但未能很好解決的老間題，現在又被重新提出來了。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的回答是，社會主義不但不能搞商品或市場經濟，而且，還要消滅商品或市場經濟。如恩格斯明確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會被消滅。”主張并堅持社會主義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人們則認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內)的條件下，不但可以也應該搞商品或市場經濟，而且，還要大搞商品或市場經濟。
這樣兩個鮮明而又對立的觀點通過勞動價值論的這場爭論充分地表現出來，一是要堅持并捍衛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必然是反對社會主義走發展商品或市場經濟改革之路。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說對資本、對私營經濟、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對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從根本上來說是否定的，否則就不是馬克思經濟學了。反之，而要堅持走商品或市場經濟改革之路，必然要提出修改、超越和突破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因為，改革的行為和理論都“難以從傳統經濟學得到理論的支撐……其間的距離和抵觸該是何等的巨大，對我們改革和發展的命運該是何等的關切。”
二
晏教授等人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間存在矛盾，并以此為由，提出修改、超越、突破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這種根據或理由是片面的，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人們同樣也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不符合基本原理或不符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經濟學說，來否定這種改革實踐。這兩種說法各執一端，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像這樣重大的間題，必須要有更充分的不容辯駁的事實，才能進行說明。基于這種要求，像晏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的真理”，可是，卻沒有說明“成功實踐”指的是什么?是指社會主義已經成功地搞起或搞成了市場經濟?還是指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成功地鞏固、發展、壯大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指的是前者，是不會有異議的，因為，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把市場經濟搞起來，而且，還會使它不斷完善、健全。然而，搞起來的市場經濟是不是鞏固、發展、壯大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方面需要用建立市場經濟以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變化的事實來說明。
關于這個間題，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告誡過:“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經濟的普遍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人那些為自己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個紐帶，最初，……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共同的耕種;后來，貨幣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的耕地;最后，貨幣促成了遺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在這里，恩格斯清楚地闡明了商品經濟是怎樣一步一步地否定、瓦解公有制，使人們似乎有身臨其境目睹其過程之感，首先是商品經濟的普遍化;然后，破壞為自己生產而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各個紐帶。最初，使個人耕種代替共同耕種;后來，取消了定期重分耕地;最后，把剩下的一點公有部分也分了。
歷史的事實也充分地證明了商品經濟必然否定、瓦解公有制。在原始社會末期，氏族公社之間發生了商品交換，這是商品經濟的萌芽狀態。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逐漸滲透到公社內部，其結果，不是鞏固、強化了原始社會的公有制，相反，加速了原始社會公有制的破壞和瓦解。當然，商品經濟的發展加速原始社會公有制的瓦解，促進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是，如果不是從社會的進步而是從商品經濟與公有制二者之間的關系來考察，它也充分地說明商品經濟與公有制二者之間是不相容的，是商品經濟否定、瓦解公有制的歷史證明。
遺憾的是，現在有些人把原始社會末期出現商品經濟和公有制并存這一事實，看作是商品經濟與公有制二者之間不存在矛盾、可以相容的歷史證明。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欠妥。事情很清楚，假設二者之間不存在矛盾，能夠相容，那就一定會相得益彰，即商品經濟發展了，公有制也能得到強化和鞏固。然而，事實相反，商品經濟發展了，公有制卻逐漸地被削弱、瓦解。可見，把原始社會末期出現和存在的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作為商品經濟與公有制之間沒有矛盾，可以相容的證明，是不科學的、不恰當的，是對歷史事實的嚴重曲解。
三
中國改革實踐也在繼續證明發展商品或市場經濟，必然削弱、否定、瓦解公有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實加以說明。
一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數量上絕對地減少。改革以來，采取有償轉讓的形式，使相當多的一部分小型國有企業轉為集體企業或私營企業，也有的國有企業被私人企業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數量上絕對地減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在相對地縮小。改革過程中，國家采取允許、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幾年來，它們發展很快，在個別地區還占有絕對優勢。就全國來看，在數量、固定資產、商品零售額、上繳稅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非公有經濟部分對當前經濟總量的貢獻，已經不是1/3了，而是超過了50%。據國家統計局的普查報告顯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國一共有法人單位510.7萬個，其中私營單位數量已占總數的43.7% ，首次超過國有企業數量。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經濟明顯地在相對縮小。
三是中、小型國有企業越來越被個人所控制。在實際存在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廣泛推行著承包等形式的責任制。在這些責任制中，權力、責任和利益越來越集中在承包者個人或私人身上，他們有決定和左右企業和職工命運的權力，承包者越來越成為企業生產.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同時，也更明顯地成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支配者。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發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現象，即生產或生產資料的支配者，將成為企業“本身的主人”。隨著這種趨勢的進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說的那種現象發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向私有制演變，這主要表現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私人成分在不斷擴大。如果說在承包等形式的責任制中，私人成分還沒有以它本來的面目直接地出現，那么，在改革進一步深人并廣泛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則以它本來的面目出現、存在和擴大著。
就全民所有制企業來說，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這樣三種基本形式:第一種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個企業通過互相參股或出資創辦的股份制企業。這種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決全民所有制產權不明確的問題呢?顯然是解決不了的。因為，構成這種股份制的各個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身的產權不明確，即資產、資金等產權都是不明確的。當它們拿著自己握有的那部分產權不明確的資金去購買股票，即把產權不明確的資金換成了股票，那么，這些股票的產權是不是就明確呢?顯然，是不明確的。因為，這里改變的不是資金的產權，而是資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來的貨幣形式變成了現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種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業與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業通過購買對方股票或互相參股而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樣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業用來購買對方股票的資金，其產權是不明確的，現在換成股票了，其產權依然是不明確的。第三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業與其他各種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經濟。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把其他各種所有制經濟只用私有制經濟來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
一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數量上絕對地減少。改革以來，采取有償轉讓的形式，使相當多的一部分小型國有企業轉為集體企業或私營企業，也有的國有企業被私人企業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數量上絕對地減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在相對地縮小。改革過程中，國家采取允許、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幾年來，它們發展很快，在個別地區還占有絕對優勢。就全國來看，在數量、固定資產、商品零售額、上繳稅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非公有經濟部分對當前經濟總量的貢獻，已經不是1/3了，而是超過了50%。據國家統計局的普查報告顯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國一共有法人單位510.7萬個，其中私營單位數量已占總數的43.7% ，首次超過國有企業數量。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經濟明顯地在相對縮小。
三是中、小型國有企業越來越被個人所控制。在實際存在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廣泛推行著承包等形式的責任制。在這些責任制中，權力、責任和利益越來越集中在承包者個人或私人身上，他們有決定和左右企業和職工命運的權力，承包者越來越成為企業生產.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同時，也更明顯地成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支配者。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發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現象，即生產或生產資料的支配者，將成為企業“本身的主人”。隨著這種趨勢的進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說的那種現象發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向私有制演變，這主要表現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私人成分在不斷擴大。如果說在承包等形式的責任制中，私人成分還沒有以它本來的面目直接地出現，那么，在改革進一步深人并廣泛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則以它本來的面目出現、存在和擴大著。
就全民所有制企業來說，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這樣三種基本形式:第一種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個企業通過互相參股或出資創辦的股份制企業。這種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決全民所有制產權不明確的問題呢?顯然是解決不了的。因為，構成這種股份制的各個全民所有制企業本身的產權不明確，即資產、資金等產權都是不明確的。當它們拿著自己握有的那部分產權不明確的資金去購買股票，即把產權不明確的資金換成了股票，那么，這些股票的產權是不是就明確呢?顯然，是不明確的。因為，這里改變的不是資金的產權，而是資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來的貨幣形式變成了現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種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業與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業通過購買對方股票或互相參股而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樣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業用來購買對方股票的資金，其產權是不明確的，現在換成股票了，其產權依然是不明確的。第三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業與其他各種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經濟。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把其他各種所有制經濟只用私有制經濟來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改為股份制時，可以將國有資產折合成許許多多有一定面值的股份或股票，其中國家可以按比例握有絕大部分的股份。比如握有80% 、70%…的股份，其余的20%、 30%…的股份可以以股票的形式由私人經濟所購買，這樣，原來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成了股份制企業，問題是，這種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產權不明確的問題呢?很顯然，也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國家握有的或占有的80%、 70%…的股份，是由全民所有制企業產權不明確的資產或資金轉化而來的，這些產權不明確的資產或資金轉化成股份或股票其產權顯然也是不明確的。
第2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學術界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幾點爭論
1.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是否相容?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存在不會否定按勞分配。有人說:按勞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貨幣關系,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另外,生產力不夠發達,舊的社會分工依然存在,勞動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謀生的手段,這也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經濟條件。另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按照這種觀點的看法,按勞分配原則只能在產品經濟中實現。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的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在社會范圍內以勞動作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會范圍內提供等量勞動獲得篤量報酬。然而中國現今的條件恰好不能實現這兩點,這是由于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在中國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業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提供同類同量勞動在不同企業必然得到不同報酬。據此認為,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不能實現。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規律仍然起作用,因為公有制和聯合勞動這一按勞分配的前提沒有質的變化。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由國家通過計劃作了各項社會扣除后統籌安排的,全民企業內部不存在商品關系,職工的勞動報酬與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相當接近,至于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除了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勞分配規律的作用,如在企業凈產值中盡可能剔除級差收益和其他非勞動因素帶來的好處,其目的就在于計量企業勞動者集體為社會總勞動提供的勞動量要體現以勞動為尺度分配消費品的原則。
2.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一種意見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馬克思所設想的產品化的按勞分配已經轉化為商品化的按勞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這種轉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個人生活資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變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體由國家變為企業;三是由勞動決定分配變為生產利益決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異由單一的個人勞動量的差別變為企業經濟效益和個人勞動量的雙重差別。另一種意見認為,商品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勞分配的尺度必須兩重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講量勞動要經過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層次:一是解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之間的關系,通常的認為是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二是解決個別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之間的關系。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加以了說明;三是解決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實現勞動之間的矛盾。解決第一層次的關系,必須拋開客觀生產條件,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這是產品條件下按勞分配的計量尺度,第二、三層次的勞動計量則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的尺度。這就決定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必須進一步發展原來的計量尺度,即在運用社會平均勞動尺度的同時,還要運用社會必要勞動尺度,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當然,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把應歸國家的級差收入轉移的物化勞動和某些非勞動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下的按勞分配模式同馬克思構想的非商品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點:一是按勞分配的主體不是社會,而是集體或企業;二是按勞分配的勞動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三是不是采取勞動證書由勞動者直接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是通過工資、獎金等形式向勞動者發放貨幣,再由勞動者用貨幣到市場上購買消費品。
3.社會主義對個人消費品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嗎?一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實質上等于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持這種觀點的人理由為:第一,開放勞動力市場后,工資將受價值規律的調節,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第二,按勞分配的量與勞動力的價值量是同一量,二者與商品價值構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勞分配與勞動力價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勞動為基礎,二者在價值上相同,都是由勞動者自己提供的消費基金。另一種意見認為,社會主義的消費品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是按勞動力價值分配,不能將二者等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不能把勞動成果的商品化、價值化與勞動力本身的商品化、價值化混同。社會主義商品價值中的“V”部分,在內容上不是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價值,只是勞動成果的價值化。同時,也不能把物質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等同,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具備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雖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夠混淆。首先,前者以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力不是以商品為前提,后者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其次,盡管二者“都是按必要產品的價值分配,但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必要產品數量界限在本質上是由不同的經濟規律決定的”,所以“按勞分配”的界限就從資本主義限制下解放出來,如馬克思所提到的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范圍,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再次,“按勞分配”體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勞動者個人所有權的經濟實現關系,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更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關系;最后,“按勞分配”的作用在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體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按勞動力價值分配”的作用則主要在于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維護現有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
二、結論
從前文所總結的圍繞按勞分配問題所產生的諸多爭議中不難看出,爭議主要涉及如下兩個問題:
1.應該如何理解《資本論》中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論述按勞分配的,他首先設想了一個“自由聯合體”,按恩格斯的說法,這種自由人聯合體“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反杜林論》),在這個“自由人聯合體”里,一是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每個人的勞動按整個社會的統一計劃分配于各個部門,直接作為聯合體總勞動的一部分;二是“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三是這部分個人消費品按什么方式進行分配呢?馬克思接著說:“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也就是說,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決定于生產發展水平、生產關系的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水平。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這些論述,是當代所有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必須遵循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誠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經濟,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其實現的過程中當然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的特點,但是,商品經濟的存在改變不了公有制是實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根本依據,它所能改變的不是這個按勞分配原則,只是這個原則實現的特點或者模式。因此,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堅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特征之一的按勞分配原則。
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按勞分配是否可以兼容?這一問題是諸多學者爭論的焦點問題,在爭論中有人對此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礎,著重研究了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與按勞分配的等量勞動交換原則的關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有的學者還就計量問題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對于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的分析從理論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啟示。顯而易見,能作為“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的勞動時間,決不會是自然勞動時間、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這個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由此可見,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尺度不是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但是,由于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單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經濟,所以各生產單位的生產者的勞動報酬不會受到各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益利狀況、優劣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以同一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勞動報酬是可行的。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已將構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對個人收入影響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條件上,只以剩下來的生產者提供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來計量勞動報酬。
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同樣可以運用,它所改變的只是等量勞動交換原則,而現在就必須借助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來實現。因此,實踐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商品經濟,但與按勞分配的實現并不矛盾,二者可以達到良好的兼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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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在高一《經濟生活》教學中，經常遇到生產力一詞，而在做題時，找根本原因時，更多的是生產力原因，在《經濟生活》這本教材中,其實在《經濟生活》這本教材中，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對矛盾,那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因此,學習《經濟生活》就要抓住生產力這條主線。
現把《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力”因素解釋并歸納如下：
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
1．生產力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勞動者、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
2．生產關系是指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其內容包括:人們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形成的，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發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關系。
3．二者關系: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要求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②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加速或延緩的作用，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狀況時，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二、和《經濟生活》教材的結合點
1. 與商品和商品經濟的關系
商品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
2. 與商品價值、商品價格的關系
隨著生產力發展，帶動了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與商品的價值量成反比，價值量變小，人們能夠買到更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
影響價格的根本愿因是價值，價值的背后是生產力。
3. 與消費的關系
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水平，消費水平的提高根本原因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收入增加。
4．大力發展生產力
（1）原因：
①必要性：
理論上：A．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B．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現實中：A．大力發展生產力，是由我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決定的。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本質要求。
B．大力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國家的根本任務。
②重要性：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擺脫經濟文化落后狀態，縮小歷史遺留下來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趕上以至超過發達國家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
（2）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途徑：
①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②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大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
③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大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
④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與發展，改革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大力發展生產力，必須通過改革，調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要通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基本制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5.與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屬于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目前，我國已初步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同時，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總體水平仍然不高，而且發展又不平衡，生產力水平呈現多層次性。這就決定了我國不能建立單一的公有制，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多種所有制形式。
6.與分配制度的關系
我國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國不均衡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由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
按勞分配是主體，執行鼓勵一部分和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它使勞動者的個人收入與他們付出的勞動直接聯系在一起，必須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勞動者努力學習科學技術，改革生產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推動生產力發展。
7.與財政稅收的關系
影響財政收入的根本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要大力發展生產力。
8.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經濟的發展要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對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重要意義。
9.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它又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結果，它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促進了國際分工水平的提高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范圍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效率，和各國生產力發展，為各國經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10.與改革開放的關系
第4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1、馬克思認為，貨幣具有五種主要職能，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其中前兩種職能是貨幣最基本的職能，后三種職能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基本職能中派生出來的。
2、馬克思認為，在實物貨幣條件下，流通中的貨幣必要量等于待實現的商品總量與商品貨幣價格之積除以貨幣流通速度的商，而紙幣不外是實物貨幣的符號，服從于上述規律。
3、貨幣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矛盾對立發展的產物，它使得商品的內在矛盾轉化為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外部對立，它也將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商品的消亡而最終趨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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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
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
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
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
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
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
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
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第6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第7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1.監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
2.監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在企業登記方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
3.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改變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8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 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 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第9篇：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劉暉在《旅游民族學》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現了甘肅夏河拉卜楞寺社會環境的世俗化現象，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曬佛節等傳統宗教節日的娛樂性、程序性增強而宗教性與神秘性減弱。徐贛麗在《《民俗旅游與民族文化變遷》一書中描寫了龍脊地區壯瑤民族文化在旅游經濟開發中的經濟化與商品化現狀，壯瑤族好客敬酒的傳統異化為一種掙取小費的方式、農家樂為主要模式的農家旅館對經濟利益的計算使得傳統壯瑤房屋家庭的內部結構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兩者的矛盾不能僅僅從商品市場中法律法規缺失等制度層面著手而須深入到現代性的內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帕森斯看來現代社會(帕氏以美國社會為現代社會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會。相應的，在現代性的世界圖景中，彼此分化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系統以各自的價值世界明證自身行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哈貝馬斯敏銳地指出，分化出來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價值判斷的標準，用他的話來說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稱”。具體而言，經濟行動以工具理性為行動準則并以經濟目的作為行動依歸，社會領域則以整合作為價值選擇而文化則更強調藝術的美學與情感價值。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稱的價值序列正如所韋伯指出的處在無可消解的沖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爭斗，毫無疑問地永遠在爭斗”［2］。具體到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命題中，少數民族民俗旅游開發是以民族地區豐富的文化資源作為市場交換的對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產業鏈來發展當地經濟，提高貧困人口的經濟收入從而擺脫貧困狀態。經濟行為本質上說必須以市場為載體，服從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最終以經濟效益為行動依歸。然而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則是少數民族與族群、生態自然環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長期相互關聯與思考建構的產物，具有物質載體與精神內涵的雙重架構，而尤以文化所體現的精神價值觀最為關鍵，象征了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同時也是維持本民族族群認同的標志。從社會、經濟與文化領域觀之，少數民族文化本質上是一整套文化與社會的實踐體系與象征系統。另一方面，現代性又表現為經濟中心主義的一元論價值主張。韋伯認為現代(西方)社會因形式理性的法學思想、市民城市的興起以及新教倫理特殊的宗教救贖觀等原因造就了一個“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贖“預選”說斷絕了天主教教會作為救贖確證的可能性，主張將個人世俗社會的經濟成就作為救贖的確證，確立起了經濟成就在社會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倫理一方面促成了資本主義理性的經濟行動的中心地位，同時也使得韋伯的經濟行動被宗教倫理所限制避免了經濟行動純粹低級化為經濟的營利欲。但是正如貝爾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擺脫了宗教禁欲對世俗經濟行動的倫理監控，“經濟沖動力”不斷沖擊“宗教沖動力”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經濟的霸權，取得了相應于社會與文化系統的獨占地位，從而將文化與社會作為觀照和開發的對象。而在中國的經濟建設開發視野下則表現為將文化作為開發營利的對象。改革開放以來踐行的單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邏輯在頂層設計上確立了經濟開發與經濟效益的“霸權”地位，合法化了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經濟開發行為。這也直接導致將少數民族的儀式節日、民族服裝等文化因子作為具有經濟價值的資源加以開發甚至在少數民族經濟發展中出現所謂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逆轉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怪相。這種開發模式似乎類似于莫斯式的“總體性社會事實”體系。其實不然，兩者之間具有本質的區別，因為莫斯的“總體性社會”背后是一個未分化的整體性的意義世界，而當前的經濟實踐強調的是經濟世界的主導，將文化社會系統納入到經濟發展話語當中。
現代性的多元主義與經濟中心主義兩個面向彼此沖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現代性展現為價值多元主義，經濟、社會與文化各領域之間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應的價值判斷標準與有效性宣稱;另一方面，現代性的經濟中心主義則又強調經濟價值的主導作用，并以經濟觀照社會與文化領域，不斷削弱社會與文化系統價值宣稱的合法性。實踐中，現代性兩個面向之間的矛盾甚至是沖突直接表現在民族地區的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為文化系統自身的價值判斷與有效性宣稱要求對傳統文化的保護重點是如何維護文化系統的本真意義，而另一方面旅游開發項目作為一種經濟行為本質上說必須以市場為載體，服從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最終以經濟效益為行動依歸，所以必然將導致文化世界精神內涵的逐漸喪失與文化的世俗化、經濟利益化。本文所論及的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也就只是現代性內部矛盾的外在表現。
作者:劉濤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