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基本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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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范式；技術經濟范式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92(2008)06-0001-05
Study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LIU Chang-nian, MEI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rom paradigmatic viewpoint. Firstly，it put forward one fresh topic that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a new model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Secondly，it analyzes and proves the intrinsic basis theoretically about the paradigm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inally，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sudden change”characteristics about new paradigms opposite to old paradigms from four ways.
Key words: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paradigm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1 引言
新型工業化是基于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是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的深刻揭示和準確定位，其內涵十分豐富。本文認為，新型工業化是一種新的經濟技術范式的確立，是發展觀的科學演進。與傳統的工業化范式相比較，不難發現，新舊范式之間存在某種承接和遞進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所具有的“突變性”和與舊范式的內在“沖突性”，使新范式具有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毀滅”的顯著特征，范式轉換意味著技術軌道、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和發展理念的整體性轉換。因此，從范式的視角研究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與特征，對于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的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具有特殊意義。
2 范式概念的提出及發展演進
2.1 范式概念的提出
范式（paradigm）這個概念在理論上的最早提出，應追溯到美國著名的科學學家Kuhn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此書中，Kuhn［1］創造性地引入“范式”這一概念，并將之視為開展科學研究活動的基礎，以及科學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實用工具，進而描繪出基于范式及其變革的科學發展的動態圖景，庫恩關于范式概念的含義極其廣泛。哲學家Lakatos［2］認為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并將范式大致分為元范式（meta-paradigm）、社會學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和構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三個層次，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個部分。總體來講，范式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鄭雨、沈春林［3］研究認為：廣義地說，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某個時代人們對事物的共有的見解、思考方法及思維框架的總稱；狹義的范式則可以只針對某一具體的學科領域。本文認為，范式就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根據科學共同體的理論體系和心理特征所制訂的一整套理論、原則、定律、準則、假說、方法等的總和。
2.2 技術范式
繼Kuhn之后，創新經濟學家Dosi將范式概念引入技術創新研究中，他借助庫恩科學發展范式來考察技術演化特點時提出了技術范式的概念，并將其描述為基于自然科學的高度選擇性原理的、解決特定技術經濟問題途徑的“圖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獲取新的知識為目標、并盡可能地防止這些新知識過快地擴散到競爭者的特定規則［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技術范式并非某種具體的技術，而是經濟社會在一定時期由各種具體技術組成的一個技術體系。基于此，Sahal［5］把技術范式看成是技術路標（Technological Guideposts），即技術發展通過范式的形式能夠獲得一個比較準確的選擇發展方向；同時范式又是已有知識的“蓄水池”，使得技術知識能夠不斷地得到積累并使企業通過汲取技術知識“存量”或“蓄水池”來產生創新的機會。在這里，技術范式顯然是已有知識的積累，具有Rosenberg意義上的“聚焦器”［6］特征。
2.3 技術經濟范式
1986年，Freeman和Perez在繼承Dosi“技術范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經濟范式這一概念，從而將技術范式和經濟增長直接聯系了起來。Freeman和Perez［7］把一定類型的技術進步定義為“技術經濟”模式的進步，并把影響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分為增量創新、基本創新、新技術體系的變革和技術經濟模式的變革四種類型。
增量創新是指這一類創新并非經常性深思熟慮研發的結果，而是工程師和其他直接參與生產活動人員的發明和提出的改進意見的結果，或者在“干中學”、“用中學”時連續發生的結果，它有助于改進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
基本創新產生于深思熟慮的研發，常常包括一種聯合的產品、工藝和組織的創新，它在時間上是非連續的，其分布也是不均勻的。
新技術體系的變革指若干對經濟領域產生影響，同時導致全新部門出現的影響深遠的技術進步，它是增量創新和基本創新的一種組合，往往伴隨著機構創新和管理創新。
“技術經濟模式”的變革指技術體系的某些變革，由于它們的效果如此之大，進而它們對整個經濟行為都有重要影響。一種這樣的變革含有多組基本創新和增量創新，而且最終可能包含若干新技術體系。
在Freeman和Perez的眼里，“技術經濟”模式變革與前三種模式相比，無疑是一場技術革命。這種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在整個經濟中的滲透效應，即它不僅導致產品、服務、系統和產業依據自己的權力產生新的范圍；它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經濟的幾乎每個其他領域”。它導致“相互關聯的產品和工藝、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結合，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經濟潛在生產率的熟練躍遷和創造非同尋常程度的投資和盈利機會”［7］。顯然， Freeman和Perez的技術經濟范式已經突破了Dosi的技術范式所著眼的技術變革的軌跡，比創新“群”或技術系統的概念更為寬泛。
技術經濟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是“關鍵生產要素”，Freeman和Perez認為，“關鍵生產要素”是技術經濟范式中的“一個特定投人或一組投入”，它可能表現為某種重要的資源或工業制成品，它決定著技術經濟范式的特征并成為劃分不同類型的技術經濟范式的依據。依據Freeman和Perez的解釋，成為“關鍵生產要素”需滿足三個條件［7］：（1）使生產成本具有明顯下降的能力；（2）在很長時期無限供應能力；（3）廣泛被應用和易于擴散的能力。
一般來說，“關鍵生產要素”并不表現為孤立的投入，而是處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迅速增長體系的核心，其中某些創新與關鍵生產要素自身的生產有關，其他則與 “關鍵生產要素”的利用有關。關鍵生產要素既是所在技術經濟范式中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又決定著技術經濟范式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因而在各種不同的技術經濟范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以棉花、煤炭和蒸汽動力為表現形式的“關鍵生產要素”映射出的必然是現代紡織業技術經濟范式。
2.4 技術經濟范式的演化形式
技術經濟范式的演化方式分為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是一種常態。一種技術經濟范式一旦形成，它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影響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結構和運行，隨著技術經濟條件的變化，在既有范式內核基本保持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對保護帶的調整來增強范式的適應性。二是范式轉換，它是一個突變的過程，即拋棄既有的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一個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是范式進步范式轉換新范式的形成的動態演進，是漸變與突變相統一的過程，如Dosi所言：“科技進步通常是新范式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隨著舊技術范式成本和改進的困難，新范式將變得富有吸引力”［8］。
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是特定的經濟、技術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有跡可尋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確立的前提是：“只有當上一個周期的關鍵生產要素及其相關技術群，給出了收益遞減或者對于進一步提高生產率或對于新的盈利性投資的潛力已接近極限的強烈信號時”［7］。Freeman和Perez認為，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包括9種特征［7］，其中核心是“關鍵生產要素”、主導技術群和適宜的組織形式等。
3 范式視角下新型工業化的本質與特征
3.1 工業化與新型工業化
工業化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其追求現代化的征程都是從工業化起步的，工業化事實上已構成各國經濟增長的主體。傳統工業化范式誕生于以蒸汽革命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產業革命，它克服了既有農業技術經濟范式在空間上的障礙，突破了手工生產的局限，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人類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然而傳統工業化范式是以生產要素的持續高投入、環境退化和經濟粗放式增長為特征的，在實施工業化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嚴重的資源瓶頸、技術瓶頸和環保生態瓶頸等，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其發展演進已到盡頭，破解技術經濟發展難題需要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
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戰略，這不僅是中國工業化路徑的轉型，更是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是我國面對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等“多峰逼近”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觀的創新性突破。它要求我們在加快完成工業化目標的同時疊加完成信息化時代的任務，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創新型國家。
3.2 新型工業化范式確立的內在依據
不言而喻，經濟增長方式的每一次轉變都是由內在的技術范式演進推動的，“技術進步是形成經濟格局轉換的基本動力”［9］。作為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新型工業化范式的確立有其內在的規定性，是范式演變的必然結果。如舒馬赫所言［10］，“現代工業體系盡管擁有它全部體現高度智力的先進技術，但卻在摧毀自己賴以建立的基礎。 而在舊技術范式中，靠新技術來解決舊問題是行不通的”。
新型工業化范式具有范式的一般性特征，主要表現在：
（1）科學性。范式是現實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觀映像，新型工業化范式是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資源和環境的現實要求。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時代，一些發達國家早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與之相比，我國以及眾多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工業化則是“遲到的工業化”，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科技水平低、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環境污染加劇、就業壓力大，所以，我國的工業化具有兩大戰略任務：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信息技術革命帶給我們的重大歷史機遇，發揮后發優勢，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要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深化工業化進程，提高經濟發展的專業化水平和現代化質量，為加快信息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和需求源泉。可見，新型工業化范式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客觀發展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現階段的必然選擇。
（2）階段性。范式的演變是隨著客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新型工業化范式既是傳統工業化范式延伸和合理成分的傳承，又是對舊范式的揚棄和超越，是特定歷史階段科技經濟發展的結晶，是工業技術范式向信息技術范式轉換的過渡階段。目前，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經濟發展早已越過工業化的頂峰狀態，而進入“信息技術范式”。信息技術革命是以互聯網的誕生為標志，它使人類擁有了迄今最強大的信息整合平臺，進而促成了傳統的、物資能量型技術經濟范式的質變。我國隨著新型工業化目標的完成，技術經濟的發展也必將全面邁入信息技術范式。
（3）地域性。由于歷史和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們觀察問題的方式總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新型工業化范式的核心內核具有普遍意義，是當今發展中國家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成功實踐，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然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源稟賦、技術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的差異巨大，因而，各個國家或區域其新型工業化實踐和實現路徑必然不同，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之路是范式進步的具體寫照。
深入一步探求表明，新型工業化范式具有技術經濟范式的特殊性特征，主要表現在：
（1）關鍵生產要素。Freeman和Perez［7］認為，“關鍵生產要素”的變遷是技術經濟范式變遷的橋梁和紐帶。新型工業化范式的“關鍵生產要素”是知識、計算機芯片和互聯網等，不同于以鋼鐵、乙烯和礦產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表現形式的傳統工業化范式。
（2）主導技術群落。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的方式、途徑和規模是由一個或幾個主導技術群所決定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主導技術群也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也會因之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環保技術為主導的新技術群落已經形成，其產業化進程在深刻地改變著各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一些新型的工業化國家抓住了這一主導技術群發展的時機，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功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傳統技術經濟增長范式的更迭。
（3）經濟增長方式。傳統的工業化范式下，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主導產業，資本、原材料和能源是主要的戰略資源，經濟增長的目標主要是通過資本、設備等有形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來實現的，是一種粗放式的甚至是資源掠奪式的經濟增長范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生態代價，如巴里•康芒納［11］所言：“美國戰后技術變遷產生的,不僅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預示意義的國民生產總值上的126%的增長，而且有一個在比率上高于國民生產總值10倍的環境污染水平的上升”。新型工業化范式下，高新技術和信息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智力和信息是主要的戰略資源，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知識、智力等無形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的，是一種集約式的可持續發展新模式。
（4）適宜的組織形式。傳統工業化范式下，股份制公司成為最普遍的企業經營模式，企業的生產經營日趨規模化、標準化和國際化，企業的組織形式日趨復雜化，制造業成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部門。新型工業化范式下，企業中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價值將被高度重視和合理估價，企業的組織結構日趨扁平化、網絡化和虛擬化，知識創造活動即知識創新成為組織最重要的活動，信息技術在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中所發揮的效能日漸增大，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大量涌現，并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信息產業將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信息產業的發展不但會帶動傳統產業的升級和轉型，而且帶來了一系列新型產業的蓬勃興起，將極大地放大全球經濟發展的步伐。
3.3 新型工業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新型工業化范式是傳統工業化范式的“突變”，這種突變特征主要表現在：
（1）新型工業化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傳統工業化范式其內在邏輯上具有逆生態性或與環境、自然的不和諧性。傳統發展模式是以“資源產品廢棄物污染排放”為基本特征的開放的、線性發展邏輯，它的開放性是指為追求經濟發展，甚至可以不顧一切地掠奪資源、破壞生態環境。這種發展模式主要表現為“兩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會造成資源的過度開采、大量浪費和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越大，最終將會喪失發展的后勁，是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是以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作為根本目標，科學地利用、開發和保護資源，堅持技術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相銜接,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創新技術體系。經濟發展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為特征，通過資源的節約和循環利用來達到緩解經濟發展同資源環境之間矛盾的目的。其表現為“兩高兩低”，即高利用率、高循環率、低消耗和低污染，實現了物質、能量梯度和閉路循環使用，最終實現了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與環境的和諧統一。
（2）新型工業化是一種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模式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長河中不同的子階段，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之間雖然總體上是依次遞進的，但各個階段之間并不是完全獨立和嚴格依次單列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若干階段是并列存在的，呈錯落交織狀態。工業化孕育了信息化，工業化是信息化的物質基礎和主要載體，沒有工業化的發展，就沒有信息化興起；信息化是工業化的延伸和發展，是工業化的提升動力和推動“引擎”，信息化能夠助推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縮短工業的進程和時間。為完成工業化進程，英國花費了200年，美國、日本花費了100年，而新型工業化國家之一的韓國只花費了30多年。因此，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對經濟社會具有“重塑”功能。
（3）新型工業化是將知識視為最關鍵生產要素的發展新模式
由于知識資源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等顯著特性，從而使資本――這一傳統的最稀缺的生產要素逐漸失去了其主導地位，知識成為生產要素中最具創造力和價值的核心資源。在新型工業化范式下，依賴稀缺物質資源的生產逐漸轉變為依賴技術與知識的生產，社會生產圍繞知識生產知識擴散知識應用的過程展開，產業之間以知識傳導和價值實現為鏈條形成動態的經濟結構體系（如圖1所示），通過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群的快速成長和發展。
與此同時，又以知識共享效應和收益遞增效益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不斷高級化，從而最終使整個社會經濟得以長期持續增長和發展。因此，知識就是財富，知識就是價值，知識是組織核心競爭力的根本。
（4）新型工業化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新模式
“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置于經濟和社會的核心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科學發展理念，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工業化“見物不見人”，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做法。
20世紀50年代初，經濟學家Schultz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人力資本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原因，并進一步指出人力資本就是指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產知識的存量［12］。1983年經濟學家Romer［13］在其新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出知識（即人力資本和新思想）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要素。可見，在現代經濟中，知識是科學之源，知識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人類的社會實踐中，知識與人始終是形影不離的，人既是知識的載體，又是知識創新的主體，知識資源的源泉是人力資源，良好的人力資源將為組織提供無窮的發展動力。因此，可以說組織通過知識積累獲取核心競爭能力的過程，必然是組織獲取人力資源優勢的過程。
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我國的國情“特質”是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然而Romer意義上的人力資本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認知科學的研究表明，在現代社會中，體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兩組簡單的等比級數規則，即對于體能、技能與智能的獲得，社會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別為1∶3∶9，而人的體能、技能與智能對社會財富的貢獻則分別為1∶10∶100［14］。為此，一方面，引導、激勵和強化個體和組織的學習能力，鼓勵個體在團隊中分享知識，加強知識的擴散和轉化，不斷提高組織的知識創新能力，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專業化素質，增加勞動者身上知識存量，特別是隱性知識的存量，加快普通勞動力向人才資源的轉化進程。另一方面，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要千方百計地拓寬就業渠道，有效地解決好就業壓力，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
4 結束語
本文認為新型工業化的實質是一種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產物。21世紀人類必將全面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已經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競爭的基礎，以工業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為特征的新型工業化范式，必將成為后發國家順應世界科技經濟發展趨勢，實施跨越式發展，實現富民強國的現實路徑選擇。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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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制度環境；管理會計；影響；趨勢
中圖分類號：F6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0-0175-02
1 我國的管理會計制度環境
1949年后，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國有經濟迅速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在國有經濟主體地位形成的同時，以計劃管理為特征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也逐步得以確立。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盡管在當時對我國經濟在比較落后的基礎上迅速增長并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無疑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國民經濟活動標，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馬建堂和劉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仍未完成從計劃向市場的全面過渡，或者說，我國仍是一個轉軌經濟國家。根據Roland(2∞O)的觀點，轉軌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現為政府對企業經營的過度干預。首先，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另外，即使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是以效率作為出發點，但由于政府在與國有企業的契約關系中，同時扮演“裁判員”與“運動員”的雙重角色，而在與私有企業的契約關系中，卻只作為“裁判員”，因此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承諾要比對私有企業的承諾更容易失約。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的“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和“預算軟約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當然，私有企業也可能同樣存在棘輪效應與預算軟約束問題，但是由于政府對私有企業干預的成本要顯著高于國有企業，從而私有企業遇到的上述問題往往要比國有企業輕微得多(Shld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轉軌經濟國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包括產品市場、經理人市場、控制權市場和司法體系等)。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政策性不對等競爭條件具體表現為生產資金密集程度過高、背負沉重的職工福利負擔、嚴重的政策性冗員以及部分產品仍存在價格扭曲等；至于我國的經理人市場，錢穎一(1996)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雖然能夠在資產使用方面獲得相當的控制權，有關企業控制權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對企業高層經理人員的任免權，卻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黃群慧(2001)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經營者系統或國有企業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徑依賴”而處于一種被“鎖定”的狀態，雖然這種具有行政級別的企業經營者制度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初選擇的“選擇優勢”而很難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轉移到企業家的職業化狀態。
2 我國管理會計制度環境對管理會計的影響
上文指出，轉軌經濟有的政府干預與不完善的市場體系構成了我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環境的基本特征。陳信元和葉鵬飛(2000)基于我國轉型經濟的制度背景，從會計信息的需求者、會計信息的供給者、會計信息的供給資源以及會計信息的監督者等四個方面，分析了我國的會計環境對企業財務會計行為的影響。分析表明，由政府一手推動的會計改革在股票市場的催化下，正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發展。但由于國有企業尚未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國有銀行、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也正在轉型過程之中。我國的財務會計的發展仍然主要依靠政治動力，市場主導仍需時間。那么，我國特有制度特征對管理會計研究又具有哪些影響呢?本部分將以價值管理的分析框架為線索，嘗試分析上述環境對企業會計行為的影響。
筆者認為，政府干預對公司價值管理的影響將會首先反映在公司總體目標的確定上，進而影響到價值管理方案的其他方面。因為，當企業價值在更大的權重上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時，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將是決定企業能否實現其股東價值最大化總體目標的關鍵。這時盡管企業通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仍很重要，但已“退居二線”。相反，企業往往將從政府部門尋到更多的“租金”作為具體的經營目標。于是，公司的戰略選擇及業績評價的標準也會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根本的差異。另外，企業也會為了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就業問題，而吸收比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更多的員工。這說明，利潤或其他傳統的價值指標將很難用來評價這些公司的業績。具體到我國的上市公司，其會計利潤指標又會受到另外一個特殊問題――關聯交易問題的影響。如下文所述，由于特殊的股票發審制度安排，我國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從原來的國有企業內部剝離出的一個車間或一個分廠，因此，企業上市后仍然不得不與原來的企業在業務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上市公司存在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時，關聯交易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會計利潤對經理人員努力程度的敏感性。因此。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選擇業績指標評價經理人員的業績就與西方企業有著根本的差異。
新興市場對價值管理的影響則主要反映為公司會有更多的經營或融資活動從市場轉向企業內部，從而會使得公司的經營戰略或組織結構的設計與西方國家有根本的差異。例如，盡管多元化的公司戰略在英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會由于加重了問題從而對股東價值造成損害。Khanna和Palepu(2000)認為，新興市場有著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場的經濟特征。如信息不對稱嚴重。契約不完備，私有產權的保護較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但高度多元化經營的企業相對于單一經營企業可以更經濟地克服上述問題。并且高度多元化的企業能夠利用與政府的關系獲得額外的經濟利益，因此，多元化經營增加了企業的價值。Fauvet等(2003)也發現對于新興市場，由于外部籌資的成本較高，內部資本市場的建立給企業帶來了更大的收益。再比如，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經理人市場，企業激勵機制的設計將可能更多地依賴內部經理人市場，從而此時企業激勵經理的方式可能更多地是通過職務的晉升，而不是與業績的掛鉤。因此，這很可能是相關文獻沒有發現企業績效與經理人報酬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的根本原因。
第3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總會計師；財務總監；首席財務官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1)02－0046－03
總會計師、財務總監與CFO(首席財務官)是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的三種基本形式。它們有著不同的制度基礎，有著不同制度設計上的需要與考慮。它們的并存在某種意義與角度上反映了我國企業制度變革或過渡轉型的過程。本文擬對這三種形式進行比較，以期能為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改革提供某些啟示。
一、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與分析
(一)總會計師制度
該制度在我國1961年的《工業十七條》中提出，1985年以《會計法》的形式予以明確，1990年的《總會計師條例》作了全面、具體的規定；1999年修改后的《會計法》作了一定調整，規定“國有的和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導地位的大中型企業必須設置總會計師”。
從總會計師的職能看，主要是組織本單位的會計核算、會計監督、成本管理、預算管理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因而類似于西方企業中的“主計長”。但從地位看，“主計長”大致是部門經理級別的中層管理者，而總會計師則是單位行政領導成員，屬于管理高層的協副職。這種地位的變遷反映了什么呢?另外，總會計師僅在前蘇聯、中國這樣實行過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存在過或殘存，那么它與該體制有什么必然聯系嗎?
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都有生產及其管理的過程，都有經濟品投入與產出的過程，都需要對其投入產出關系及其效率進行衡量的信息以及提供這類信息的會計職能。社會分工的發展使這些過程更加復雜，使這種需要更加迫切，這就需要相關的專家來領導或負責該職能的履行，“主計長”與總會計師就是擅長用貨幣這種工具來計量或監督的專家，“貨幣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錯綜復雜中給出統一的計量標準”。但是，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這種作用的發揮機制與效果并不相同。
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貨幣以市場價格的形式發揮作用，各種經濟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各個市場參與者通過平等、自愿、自由的博弈而形成的，是他們就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進行各自分散的判斷或評價的差異在信息交換過程中逐步調整的結果，因而是個社會性(集體性)的分散決策的過程。關于各種經濟品的供應、需求、成本、“剩余”等方面的信息是廣泛地分散于各個企業與消費者中的，是一種扁平的分布結構，這些信息其實是實時變化的，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信息是隱含的，因而只有扁平的分散決策結構才能保證這些信息的充分流動、顯示、更新與利用。這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對瞬息萬變的外部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真正原動力。它需要滿足兩個先決條件：(1)決定權必須始終掌握在個人手中，他們比所有的計劃機關都能更準確、更迅速地對自己領域內的變化做出反應。……。(2)競爭市場上的自由的價格的形成。……價格體系如‘用來記錄變化的機器’，有這一條件，現代的勞動分工以及生產資料的協調應用才能成為可能”。在這些條件下，市場價格能比較公允、客觀、準確、動態地衡量各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及其變化。
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貨幣實際上是以計劃價格的形式來發揮作用，即由計劃者通過行政機制來確定價格。這是通過多層級的金字塔結構來進行集中的決策，信息的利用結構與其極其扁平的分布結構極不匹配，信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傳遞都會產生嚴重的衰減、扭曲或失真，因而會導致決策的嚴重失誤和執行的走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計劃經濟體制或行政體制中的常態，根本癥結在于它企圖以一種工程性的過程來集中地處理浩瀚如海的信息，在于計劃者自負地高估了自己有限的理性。因此，以計劃價格來衡量各種經濟品的價值往往是出于計劃者的一種“臆想”，具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且這種衡量又是剛性的，不能適應其特殊性狀態的變化，往往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狀態。
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其生產過程、投入產出過程的計量與監督更為困難和復雜，因而計劃者寄希望于相當精明的會計技術專家來解決這個超級計量難題：即在缺乏市場價格及其中所包含的大量信息的情況下去衡量這些過程的效率、效益。激勵措施是行政體系中常用的方法，即提高這類專家的行政級別或地位，盡管在事實上這些專家也不可能完成這個只能在市場中才能完成的任務。
(二)財務總監制度
該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是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或出資者職能與其經營權相分離的背景下，為抑制“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及其引致的成本而設計與采用的制度安排。我國實行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也是基于類似的背景與考慮。
財務總監首要與主要的職責在于“監督”，即受所有者或出資者之托從財務活動或過程的意義上對經理層進行監督，以有助于實現委托人的保值增值目的。這里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財務總監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而不是較其更早形成與更廣泛存在的私有企業或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制企業呢?
對于私有企業，所有者(業主或合伙人)對企業財物(資產)的運作過程進行絕對的、直接性的控制，其“財”(價值)與“物”(實物)是結合在一起進行控制的，當然不需要設置什么單獨的財務總監了，老板自己就兼了。對于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其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擴大資本、分散風險、提高經營效率，多個所有者(股東)的存在與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成為其基本特征，股東們是以股東會這種組織化形式掌握包括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在內的最高權力，并委托董事會與監事會而不是一個單一的財務總監來節制、評價與監督經理層。至于國有企業，其出資者職能由政府或其機構履行，是以外在于企業的行政體制來實施監督的，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不計效率地從實物層面來實施事無巨細的管理(包括監督)，也不需要財務總監(總會計師部分地履行了其職能)。但在市場經濟中，這種監督由于效率太低而不可能實行，只能實行“兩權”分離，相應地對國有資產的實物監督也轉為了對國有資本的價值監督(保值增值)，因而選派財務總監來負責該任務成為其中的制度安排之一。
(三)CFO(首席財務官)制度
國內不少文獻將西方國家的CFO與財務總監混同，其實二者在性質、職能、身份等方面都有著根本的區別。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是企業負責財務運作及其管理的主要的、專業的高管團隊成員，雖
然是由出資者或其代表(如董事會)聘任，但一旦聘任后就是作為總經理班子的成員來展開工作的，即是相對獨立于出資者的，而不是像財務總監那樣仍受出資者的直接控制，如在人事、薪酬、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匯報等方面。在職能上，CFO首要與主要的職能在于提升企業財務活動的效率與企業經營活動的效益，即在于經營而非監督，在于創造“剩余”而非抑制成本。可見，CFO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進一步地發揮經營管理層的專業性優勢，而不是抑制“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劣勢。
那么，我們要問：“兩權”分離帶來的問題不需要CFO制度來解決了嗎?事實上實行該制度的基本背景就是：(1)企業或公司實行了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比如經理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計劃、股票期權計劃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營者的所有者化”，使“兩權”分離實現了部分的融合，既通過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匹配實現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激勵，又通過利益機制彌補了人力資本難以抵押的缺陷而形成的約束。從制度經濟學來理解，這實際上是以成本中激勵成本的增加替代其監督成本及目標偏差引致的效率損失，并力圖產生“制度剩余”。(2)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與經理市場)較為成熟，市場機制對經理層的行為監督與績效評價在相當程度上以顯現化、持續化的方式進行。(3)企業或公司形成并運行有效的治理結構，在企業權力包括財權的配置上實現了基本的制衡。也可以說，“兩權”分離引致的問題已在相當程度上從更為根本或基礎的市場制度、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等方面得到較好的解決，從而有可能讓屬于更具操作意義的管理制度組成部分的CFO制度主要著力于財務方面專業優勢的發揮。
(四)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總會計師制度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是在不能從市場中得到關于投入與產出的各種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的價格信息的情況下，計劃者出于強化企業會計核算功能的需要而設計的一種行政措施。其職能以會計核算為主，以服務于國有資產的各級人為主要目的的會計監督為輔。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反映的是把會計當成一種核算技術或工具的理念，是把總會計師視為該技術或工具的工程專家的理念，也是“31程經濟學”在會計領域中的體現。
財務總監制度得以形成的基本背景包括：(1)國有資產的“兩權”分離引致了各種問題需要抑制；(2)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國有資產從具體的實物層面的過程管理轉向注重其中重要環節的價值管理；(3)政府作為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使企業規范的治理結構難以形成或形同虛設。該制度的出發點在于政府這個特殊的出資者為抑制問題而委派專門代表――財務總監對國有資產的運作進行價值層面上的監督，也即財務監督，以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其基本職能在于財務監督而不是提升理財效益。嚴格來說，它在財務創新上的意義并不大，實際上是種以“人”(財務總監)治“人”(其他經理層或人)的人事安排，因而反映的是“人治”的理念，是一種對其人半信半疑并施予宮廷權術的理念，
CFO制度的基本背景是市場制度或環境的基本成熟與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完善和有效。其目的是充分發揮CFO的專業才能與優勢，通過企業財務運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剩余”。因而，CFO的基本職能是在與資本市場的溝通中高效地配置企業的財務資源，而非會計核算。CFO既不像總會計師那樣成為CEO的副手、對其負責，也不像財務總監那樣去監督、約束甚至掣肘CEO，而是作為其戰略合作伙伴，有如籃球團隊中后衛與前鋒的關系。這反映出通過完善市場與企業制度的根本層面(股權結構、治理結構、激勵約束制度等)來解決問題，并激勵與約束包括CFO在內的經理層的理念。
二、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實施與演進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深入發展，使總會計師的性質、適用范圍和基本職能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總會計師不再只是與市場隔離的、負責企業內部會計核算的工程技術性專家，而是要負責與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溝通并配置企業財務資源的市場活動家。其適用范圍也隨國有經濟的調整而調整。2003年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中明確在“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參股公司”中采用該制度。其基本職能也不只是局限于負責會計核算與會計監督，而是擴充到財務運作的方方面面。實際上是逐漸向西方發達國家的CFO職能靠攏。正因為如此，2002年11月，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將其英文名稱中的“General Accountants”改為“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是以先實至而后名歸的方式顯示了這種發展方向或趨勢。
在我國財務總監制度率先在深圳市試用，后在各個地方政府或企業集團的國有資產管理中得到較廣泛的應用，但仍未形成統一、明確的制度規范。正如以上分析，它與其說是種制度創新，還不如說是種人事安排上的調整。該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財務總監由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委派，在人事關系上隸屬于他，在職能履行上聽命于他，因此這并不是一種規范的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嚴格來說，它只能在僅存在惟一的出資者的企業中才能適用，比如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或私有資本獨占的企業(包括家庭資本聯合完全控制的公司)，因為只要出資者是多元化的，即便另外的股東所占股份微不足道，按《公司法》的規定，財務總監也不能由絕對控制的股東直接指定或委派，而應通過股東大會批準或由股東大會產生的董事會聘任，盡管按這種治理程序得到的實質結果會大同小異，但程序上的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還是要履行的；財務總監應對全體股東而不是僅對其中之一負責；財務總監應隸屬于監事會而非像大股東的特派員那樣獨自地展開工作。
CFO制度在我國目前僅在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實施，據《首席財務官》雜志“2005年度中國CFO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有70.76％的中國財務負責人的主要職能仍是會計核算、監督與日常的、中低端的、常規性的財務管理，即“主計長”與“財務經理”職能的簡單疊加而已。可見，在我國CFO還不是一種成熟或占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實際上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在我國還不夠成熟。
總之，總會計師制度在我國是計劃經濟體制產物的殘存，財務總監制度是僅適應于特殊出資者狀況的一種權宜的人事安排措施，從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需要來說，CFO制度將是主流的發展方向或趨勢。我們應在市場制度、股權結構、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激勵與約束制度等方面積極地創造條件，才能使之成為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在此之前，財務副總(并不等同于CFO)將是CFO的替代性前身。
參考文獻：
第4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設計單位；經營管理；經營機制
1 設計單位經營機制的轉變
工程設計咨詢業在國家整個國民經濟基礎建設事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它要求從業人員精，技術含量高，知識更新快，社會責任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程設計單位經營機制的改革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我國的設計單位與國外的工程公司、咨詢設計公司、設計事務所、巖土工程公司等不僅是名稱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務的深度和廣度不同，經營范圍和服務方式與國外有較大的差異，我國入關，國門打開，國內的建設體制習慣做法與國際慣例將逐步融合。隨著市場經濟的變更，工程設計單位也逐步向科技型企業改制。
在核發事業費階段，設計單位的經營管理機制實行的完全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任務由行政計劃下達，經費由行政按人頭事業費計劃全額核撥，人事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統一管理調動。當時國家每年要為設計事業計劃列支費用3億元，所有設計單位靠的是吃國家財政的大鍋飯。
在實行自收自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階段，設計單位的經營管理機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任務和經費實現了社會化，在人員和收益分配等方面還保留著較濃厚的計劃經濟事業單位的色彩，但已明顯具備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型期的經營特征，其最突出的方面就在于隨著國家基礎建設投資多元化市場的形成，設計單位吃國家財政大鍋飯的局面發生了根本轉變，全面實行技術經濟承包責任制。到2000年，設計行業有從業人員大約70萬，每年實現近300億元的設計費不再由國家事業費負擔，設計行業的生產能力得到了長足發展，70萬人300億元的經費支撐著國家每年數千億元的基本建設固定投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日趨市場化，設計單位事業性質經營機制的弊端也日趨顯現出來。一方面機制不活，功能單一，傳統的經營管理方式，離開了行政保護，已不能與發展的市場相適應。另一方面資質失控，隊伍過剩，市場行為不規范的低資質競爭，發育了設計隱形市場，使設計的技術含量降低，更加劇了設計市場的無序競爭，造成了設計質量的可靠性降低。雖然不少設計單位的營業額在提高，但隨著技術更新的加快，經費開支的加大，單位效益明顯在滑坡，技術進步后勁缺乏。有些單位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技術人員流失嚴重。因此1999年12月國務院（1999）101號文批轉了國家建設部等六部委5關于工程設計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6，明確指出改制的目標是將/設計單位由現行的事業性質改為科技型企業，使之成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0至此，歷時20年的設計單位體制改革進入了實質性的攻堅階段。
改企建制就是要使設計單位徹底與計劃經濟脫鉤，激活設計單位的市場經營機制，使之加速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邁進。為設計單位的經營管理創新發展，提供有力的平臺和更為廣泛的發展空間。
2 項目管理
遠在1998年，中國建筑設計協會就把/積極探索建筑設計單位建立以項目管理為中心的管理體制0作為工作要點。近年來，不少設計單位在項目管理體制建設方面進行了許多積極有益的嘗試。工程設計單位的經營、質量、信譽、技術和服務都是通過工程項目來體現的。工程項目設計服務的快慢好壞，收益的高低集中反映著設計單位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整體素質，因而確立以項目為中心的設計經營管理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對工程項目設計咨詢服務的全過程中，項目組織是實現項目生產經營活動最基本的生產組織單元，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項目組成成為一個階段性的實體，項目經理或項目負責人應對所服務的項目在進度、質量、收益、開支、分配等方面代表單位對內對外總負責，并應當擁有項目組成人員的擇用權。設計單位應圍繞工程項目建立健全相應的項目預期的經營目標。項目技術經濟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與國際通行的工程咨詢管理慣例也是相符合的，它的實施既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各方面的工作責任的明確，項目組責、權、利的統一，更有利于充分發揮和調動項目工程技術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確立以項目為中心的設計經營管理機制，實行項目經理為核心的經濟技術責任制，必將會給設計單位的生產注入新的活力，也一定會對工程設計咨詢業經營管理機制與市場經濟的接軌起到積極的推動促進作用。
3 質量管理
提出：/提高建筑工程質量，直接關系人民的利益，是建設系統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做好這項工作，要靠制度保證，靠科學技術，還要靠過硬的隊伍。
設計單位是工程建設的靈魂，是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應用的載體。沒有先進的設計，就沒有先進的工程、先進的產品。從工程建設總體角度講，設計單位的整體水平，反映了國家整體技術水平。
全面質量管理自80年代全面進行以來，對企業的管理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它的內涵體現出一個組織以質量為中心，以全員參與為基礎，通過讓顧客和本組織所有成員及社會受益而達到長期成功的管理目的。
對于設計行業來說，建筑設計所體現的工程質量，是通過設計文件和圖紙表達反映出來的，建筑產品不同于一般的工業產品，它是設計人員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產物，設計質量不僅取決于嚴格執行各類標準，還依賴于技術人員的創造性思維。/人0是設計產品質量的關鍵。技術人員的能動性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的能動性在設計產品的質量管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建立質量獎懲制度，提高人員的能動性，使職工能積極的工作，從本質上保證質量體系正常運行，是實現質量管理目標的重要手段。獎優罰劣，是獎懲制度的核心，是增加技術人員能動性的強心劑。
技術人員的教育培訓制度是保證設計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提高工作質量和產品質量的關鍵在于提高人員質量，人員質量在于其綜合素質的提高，包括人員的思想政治覺悟、職業道德、業務水平、質量意識等方面。設計單位質量管理是用人的質量來保證工作質量，用工作質量來保證設計產品的質量。建立質量獎懲制度，完善人員教育培訓機制是管理中的重中之重。
狠抓質量管理，提高設計質量和技術水平上下功夫，堅持質量第一，不斷完善質量保證體系，搞好泉源、全過程的質量管理，堅持經常性的質量教育，硬化質量標準，積極做好技術標準化工作，加強人才培訓，提高隊伍素質，增加科技含量，不斷推出優秀的設計成果，樹立精品意識，爭創一流設計。
4 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是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它的目標是企業經濟活動所希望的結果，制約著財務管理活動的基本特征和發展方向，是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為實現財務管理目標，必須做出正確的財務決策，充分考慮財務風險的特征、表現及規避。設計單位的財務管理比較簡單，但也具有企業財務管理的基本特征。以企業財務通則和行業財務制度為準則，組織好各項財務活動，加強經濟核算，加強成本管理，控制費用支出，監督收入的實現，按項目參與經濟預測及經營決策，對成本和費用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實現財務管理的目標、決策和風險有機統一，建立財務決策支持系統，為設計單位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有利的軟件系統，為以后的發展提供后勁。
參考文獻：
第5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課程體系是人才培養計劃的主要構成部分，是人才培養目標實現、人才培養規格塑造、人才培養特色體現的主要教學載體[1]。我國高等教育課程結構體系的設置，從建國之初到現在經歷了以下幾個主要階段：
(1)20世紀建國之初，我國高等教育的課程結構體系，采用的是前蘇聯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課程結構體系高度集中統一，表現為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把培養“現成的專家”作為高等學校本科的目標[2]。
(2)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雖然有所調整、改革與發展，但基本的框架、結構體系沒有多大變化。課程體系的基本特征是：課程模式集中度高、統一性強；課程內容以及教材選擇，主要遵循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的規定和要求；課程建設也是根據以上內容與要求進行管理與實施的[3]。
(3)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步推進，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的經濟、科技、教育思想觀念等都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課程結構體系越來越顯露出其存在的問題與弊端，已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全面發展型人才的要求。為此，我國高校課程結構體系的全新改革也應運而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隨著我國高校連續數年的不斷擴招，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因此，高校課程結構體系設置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教學手段與方法的改革就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心，高校的課程設置從“學科中心型”向綜合化發展，課程模式從單一走向多樣化，課程內容趨向現代化。
二、林業高等院校本科專業人才培養課程設置的現狀分析
我國林業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的設置同樣經歷了上述三個主要階段。最初的課程體系沿襲了原蘇聯的模式，是根據當時林業資源的狀況、國家對木材的需求以及林區亟待開發的形勢而設置的[4]。其弊端是：知識結構單一、專業知識面狹窄。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為此，林業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就必須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基礎。因此，舊有的課程體系就體現出與時展的步伐不相一致，而且不適應現代林業發展實際需要的矛盾。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界針對現行人才培養模式存在的種種問題與弊端，積極、廣泛地開展了本科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理論探索和教育教學實踐。林業高等院校的教育者們，也針對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雖然經過不斷的改革探索與實踐，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課程結構體系設置仍然存在如下問題[5]：(1)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陳舊，不適應時展的需求。(2)忽視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不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3)課程體系不完善，專業課程與非專業課程結構失衡。(4)必修課偏多，選修課不足。(5)實踐性課程嚴重不足。
三、課程結構體系設置的改革與構建
培養方案是高校教學工作的規范性文件，是高校組織教學和培養人才的依據。人才培養目標與培養規格的具體實踐通過培養方案得以體現與實施。因此，構建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方案，應首先明確培養方案的構建主線；其次，根據不同的學科專業，選擇適合本學科專業的課程體系的結構模式。針對林業院校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現狀及弊端，根據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所提出的“知識、能力、素質”全面、協調發展的需求，經過廣泛的調研，采用“平臺+模塊”式結構，以“融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素質提高為一體”作為構建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主線，建立了“三體系、三平臺、多專業方向模塊”的課程結構體系，見表1。
1、課程結構體系的特點
由表1可知，該課程結構體系表具有以下特點：其一，“三體系”包括理論教學、實踐教學和創新能力與素質拓展等三個體系。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這兩個體系彼此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理論教學體系中的每一課程模塊大都有與之相應的實踐教學環節，而且實踐教學環節貫穿于整個人才培養過程之中。其二，“三平臺”包括公共基礎課程平臺、學科基礎課程平臺和專業課程平臺。模塊是專業知識體系的內容分解，并按其結構與功能組合而成各種課程群。其三，在公共基礎課程平臺，設置的各類課程模塊旨在從“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角度注重對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文化素質與身體心理素質的教育與培養。其四，專業課程平臺構建了專業必修課程模塊和專業選修課程模塊兩個模塊群，可以讓學生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自由選擇專業方向，充分體現了分流培養的個性。
2、課程結構體系的調整與改革
調整了課程結構和各模塊課程比例，進一步完善了“厚基礎、寬口徑、強能力、高素質”人才培養模式。課程結構調整主要有以下幾點：
(1)各專業的基礎課和學科基礎課按照一級學科范圍進行設置，課時量占總理論課時量的44%，學科基礎選修課課時量占總理論課時量的8%左右。必修和選修的基礎課課程總量能滿足專業對基礎知識的要求，體現了厚基礎的模式。
(2)專業必修課課程具有較寬的覆蓋面，包含了專業面向領域的多種知識點，體現了寬口徑的特征。
(3)在選修課課程組中淡化了“專業方向”的概念，設置了多個知識模塊課程組，允許學生在“專”與“寬”的兩種選樣中進行選擇，使學生的知識結構能夠具有寬、專結合的特征，更加適應社會對人才知識、能力和素質的要求。
(4)各專業的基礎課按學科門類設置，學科基礎課按一級學科設置，專業課按專業大類要求設置，層次分明，體系完整。各專業課程體系設置構建起專業大類基礎課程平臺，如機械類大類基礎課程平臺就適應機械設計及其自動化、森林工程、交通運輸、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熱能與動力工程等專業；工商管理類大類基礎課程平臺就適應會計學、旅游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等專業；除此之外，還構建了經濟學類、電氣信息類等大類基礎課程平臺。
3、實踐教學課程體系的構建
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有力手段和培養創新人才的關鍵。林業院校所開設的與林業相關的各專業都是實踐性較強的專業，更需要進一步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培養實踐能力強的本科層次人才。通過多年的改革實踐，基本構建了各專業相對獨立、漸進式、立體化和開放性的實踐教學課程體系。
相對獨立：逐步改變實踐教學依附理論教學的傳統，將實驗課程、課程設計(論文)、實習等單獨列課，單獨考核和計算學分，學生獲得規定的實踐教學學分作為畢業和獲得學位的必備條件。
漸進式：按照公共基礎技能、專業基礎能力、專業能力與創新能力對實驗（實踐）教學環節分類，結合專業知識教育和學生認知規律，科學合理地安排和實施實踐教學環節，建立起漸進式的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能力的培養模式。
第6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可以將增長的陷阱分為三類: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稱為“貧困陷阱”,是指處于貧困狀態的國家由于貧困而不斷地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于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不能自拔。現在處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包括老撾、埃塞俄比亞。這些國家沒有自然資源、沒有地域優勢(不靠海)、也沒有FDI(國際直接投資)。現在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是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有FDI,有地域優勢(靠海),但是這些因素不足以讓它們達到高收入。處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有文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有自然資源的優勢。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打破這三類陷阱的關鍵在于擺脫過分依賴外在因素,經濟增長需要內生化。
根據歷史統計數據,一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吸引外資階段。這一階段是積極的吸引外資,但是處于利用外資的初級階段,制造業處于外商的絕對控制下。現在的越南就處于這一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工業聚集階段。這一階段制造業雖然也處在外資的控制下,但是出現了支柱性的產業。現在的泰國、馬來西亞處于這一階段。第三個階段是技術吸收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已經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術,可以獨立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現在的韓國、中國臺灣處于這一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創造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可以實行全面創新,產品設計,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現在的日本、美國、歐盟就處于這一階段。
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過度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沒有將國外的技術、管理消化,其工業化過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內在的價值創造。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可以使得它們達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則需要它們采取主動的政策,使私人的創造力得到激發。如果增長僅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商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ODA))導致的,那么陷阱遲早會出現。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并非魔咒。迄今為止,國際上公認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國家或地區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拉美各經濟體(典型的如巴西)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東亞、東南亞以及東盟國家和地區(典型的如馬來西亞)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中東和俄羅斯等資源立國型國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幾個基本特征
迄今為止,經濟發展理論中有關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陷阱的文獻很多,而對于一個國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向高中等收入階段乃至高收入階段跨越的系統理論卻很少。從既有的文獻中,我們發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第7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財務風險存在于企業財務管理每一環節，因此，在開展財務管理工作時，需以財務風險成因、類型與基本特征為指導，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達到防范企業財務風險的目的，推動企業不斷發展。
財務風險，屬于經濟風險范疇，其不僅包括風險特性，而且蘊含經濟因素，針對企業財務風險的基本特征，可用四個詞語概括，即客觀性、全面性、激勵性和不確定性。（1）客觀性：指財務風險不以人的意識發生轉移，客觀存在于企業中。（2）全面性：指企業經濟活動全過程均有涉及財務風險，財務管理各環節與多種財務關系是其主要體現。（3）激勵性：指基于財務風險條件下，企業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對財務風險進行防范和控制，促使財務管理效率得到提高，達到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目的。（4）不確定性：指雖然通過財務措施可估計和控制財務風險，但基于多方面因素影響下，致使人們對財務風險的認知與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導致財務風險程度和大小具有不確定性。
二、導致企業出現財務風險的原因
財務風險是束縛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使得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下降。然而，導致企業存在財務風險的因素多種多樣，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財務管理觀念不強
一般而言，企業規模較大，致使混合管理企業財務成為普遍現象，導致會計人員財務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與此同時，由于財務管理觀念不強，致使財務管理出現混亂現象，使得財務管理工作效率難以提高，阻礙企業長足發展。
2.未構建健全的財務分析管理制度
基于經營成本壓力下，企業缺乏健全的財務分析管理制度，未以會計規范為指導，科學設置會計機構。同時，部分會計人員雖然具備初步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但其理財方式落后，管理觀念不強，基于企業會計機構作用下，分工缺乏細化、層次較模糊等問題頻頻出現，導致企業出現財務風險。
3.融資渠道單一化
融資渠道單一化是制約企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除企業內部融資外，商業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和股票是企業主要的融資途徑，具有單一化特點。針對銀行貸款融資方式而言，銀行在考慮到企業財務管理現狀、風險高等因素下，放緩貸款發放速度。針對發行企業債券融資方式而言，受企業債券信用度低等條件影響，導致投資者對企業投資信心不高，大大增加了債券融資困難，加之企業存在金融風險因素，獲得政府部門的批準較難。針對發放股票融資方式而言，目前，雖然諸多企業已成為上市公司，但通過股票達到融資需求難度較大。
4.財務分析效率低
一般而言，企業經營規模較大，管理存在單一化問題，短期投資是企業所追求的目標。與此同時，由于企業財務分析效率低下，市場論證缺乏科學性，難以達到預期管理效果，致使企業財務負擔增加。
三、企業財務風險防范措施
基于我國計劃經濟轉變為特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財務風險在企業中避免不了。因此，為防范財務風險，減少財務風險對企業的影響，企業應采取可行措施，達到控制財務風險的目的，推動企業發展。
1.構建健全的法律制度
構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主要針對國家而言。經營規模大、財務風險抵抗能力低等是企業的基本特點，加之企業存在資金經營水平低等問題，致使市場融資存在較大風險。在此背景下，國家應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式，規范企業經營行為的同時，給予企業適當的優惠政策，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指導我國構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例如，美國的《電力企業法》以及日本的《電力企業基本法》等。
2.融資途徑多樣化
資金缺乏是束縛企業長足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合理負債是推動企業發展的有效手段。鑒于此，實現企業融資途徑多樣化顯得尤為重要。基于宏觀條件下，以國家政策與法規為指導，結合企業實際發展狀況，采用多樣化方式，達到融資目的。在此，筆者介紹兩種融資方式：
第一，租賃融資模式：租賃融資，指基于融資為最終目的的基礎上，企業實施的信用手段，采用租金方式，實施分期返回所融資金的融資模式。針對租賃融資模式，其未明確規定企業的信用要求，滿足項目現金流量即可。在此前提下，企業通過租賃融資，緩解企業資金緊張狀況，進而引進先進機械、設備，減少企業現金大量流出，保證企業經營周轉正常運行。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租賃融資模式可達到避稅的效果。
第二，直接融資模式：目前，針對諸多地區，企業融資模塊已初步建立，對于業績優秀但資金緊張的企業而言，該模塊扮演著理想融資的媒介角色，達到緩解企業資金償還壓力的目的。與此同時，針對融資金額偏大的情況，采用增加股東所有權的方式，通過社會籌集資金，為企業發展提供有效動力，優化企業權益框架，改革傳統管理模式，為企業長足發展奠定基礎。
3.構建一支綜合素質高、專業能力強的財會隊伍
財會工作人員與企業財務分析效率存在直接聯系，是企業有效防范財務風險的保障，是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構建一支綜合質素高、專業能力強的財會隊伍在企業防范財務風險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基于此，企業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專業知識培訓與教育講座，指導財會工作人員深化學習財會相關知識，提升財會人員工作能力，迫使其秉承著嚴謹、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保證財務風險防范工作有序開展，為構建一支綜合素質高、專業能力強的財會隊伍創造有利條件。同時，完善獎懲制度，明確獎懲評定標準，例如，針對工作效率高、認真負責的工作人員給予及時的物質或精神獎勵，針對工作效率低、不認真負責，且存在僥幸心理的工作人員，給予相對應的懲罰。與此同時，引導財會工作人員感到危機感，激發財會人員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迫使其主動學習，從而提升自我，使其更好地開展財務風險防范工作，提高財務風險防范效果，推動企業發展。
4.強化投資風險防范意識
基于企業發展特點條件下，企業以自身財務風險為指導，達到投資科學化效果。具體而言，投資前，研究并論證投資可行性，在優化投資防范的前提下，及時總結、評價投資項目，科學管理工程項目，達到強化投資風險防范意識的目的。
第8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 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27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217（2015）03-0078-06
一、引言
2014年前三個季度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同比增長率依次為：4.2%、7.4%、7.9%，第三產業的增速超過一、二產業，意味著中國經濟正由“工業主導型”向“服務主導型”轉變[1]。在經濟新常態下，商務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構成部分和優先發展部分，頗具研究意義，而國內對此研究卻較少 [2]。目前，國內在此領域的研究主要聚集在行業層面和區域經濟層面，尚未發現針對商務服務業從微觀層面（即單個企業層面）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而企業是構成行業的基本單位，單個企業的內部狀態研究是了解一個行業發展態勢、發現癥結所在的根本依據。基于此，本文以中國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其2009～2013年的績效狀況進行分析，并從內部尋找影響績效的因素，為促進商務服務業企業發展提供建議，為從微觀層面研究商務服務業拋磚引玉。
二、文獻綜述與假設
（一）績效
在戰略管理領域，“績效”是一個重要的持續熱點 [3]。關于績效的測量，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總結了13篇影響力較大的文章對績效測量指標的使用情況，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據此，本文選用ROA和ROE兩個指標測量績效。
績效是企業發展程度和經營成果的集中體現。根據供需理論，需求是市場存在和行業形成的根基。一方面，轉軌中的中國經濟需要商務服務業。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商務服務業的作用逐步凸顯，為生產、貿易等類型企業提供專業服務、配套服務，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已意識到商務服務業的作用，出臺了相關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中小微企業需要商務服務業。隨著創業環境的優化，中小微企業孵化量提升，需要更多的商務服務業提供配套服務。商務服務業的需求方主要是生產型企業，尤其是中小微生產型企業 [5]。總之，商務服務業處于一個良好的發展時期。據此假設1：
H1：近年來，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整體績效大幅提升。
同一行業的企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但企業具有異質性，不同企業在組織結構、管理制度、勞動力素質等方面存在差異[6]，因此，在同一行業，有些企業盈利頗多，有些卻是慘淡經營或瀕臨破產[7]。據此假設2：
H2：商務服務業各上市公司間績效存在顯著差異。
（二）績效影響因素
績效影響因素的測量亦存在較大差異。Liargovas和Skandalis（2010）[4]、Rosairo等（2012）[8]、Khalifa和Shafii（2013）[9]、舒謙和陳治亞（2014）[10]均從不同層面研究了績效影響因素，且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結論。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本文歸納出企業績效影響因素的四個維度（見圖1），并基于此提出假設，構建影響因素模型。
圖1績效影響因素框架
1.基本特征：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齡。規模、年齡是企業異質性的外在表現，在對績效的影響上通常作為控制變量。有效規模理論認為企業存在最佳有效規模，規模與績效呈倒“U”型關系。年齡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則缺乏足夠的論證。年齡較大企業積累更多的資源、經驗與技能，在規范性和要素稟賦上優于年輕企業，但在變革能力和增長能力上往往較弱。在新興市場中，商務服務業處于前期成長階段，經驗積累和規模效應相對重要，據此假設3：
H3：基本特征是影響績效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假設包含以下分假設：
H3a：規模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H3b：年齡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總第195期）陳青姣，蓋玉坤：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2009～2013年的面板數據
2.治理結構：高管激勵與董事會行為。
高層管理者激勵與董事會狀況是研究治理結構的常見指標。在高管激勵研究領域，形成了兩類主流觀點：一類認為高激勵可以調動高層管理者的積極性，產生高績效；另一類則認為過度激勵可能導致高層管理者的過激行為，如鋌而走險等，產生更大的委托效應和短期行為，從而對績效產生負面作用。體現高管激勵程度的主要指標為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情況。通常情況下，高管持股激勵比高薪激勵更為有效，可減少高管的短期行為。
董事會是企業所有者行使權力的途徑，是幫助投資者規避風險的一種機制[11]。在衡量董事會規范性、獨立性和行為強度時，董事會規模、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兼職、董事會會議次數是常用的指標。關于董事會規模與績效的關系，國外研究存在相反的結論[11]，可能的原因尚缺乏有效的說明。關于董事會會議、董事會獨立性與績效的關系也存在較大分歧[12]。由此假設4：
H4：治理結構是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
此假設包含以下分假設：
H4a：高層激勵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不確定；
H4b：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和董事會會議次數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不確定。
3.股權結構：股權集中度、兩權分離度與國有股份。
股權結構通常采用股權集中度、兩權分離度來衡量。另外，在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份比重通常也影響企業績效，因此，本研究將此指標納入股權結構測量的范圍。
首先，股權集中度與績效的關系存在兩種對立觀點：一是利益收斂理論――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越精心治理，企業績效越好；二是利益侵蝕理論――大股東會侵蝕小股東的利益從而導致差績效。[10-12]其次，兩權分離度指控制權與所有權之間的差值，差值越大越容易激起終極控股人侵蝕其他投資人的權益，從而產生隧道行為，這是委托問題產生的又一主要途徑（Claessens，2001）。尤其是在財產保護機制并不健全的中國，兩權分立帶來的負面作用更易顯現[13]。再次，國有持股比例對企業的經營產生兩種可能的影響：一是利用政府優勢為企業帶來更好的資源、政策與機會；二是在國有資產具體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不作為現象嚴重，不利于經營效果的提升。
基于上述三點，提出假設5：
H5：股權結構是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
此假設包含三個分假設：
H5a：股權集中度對績效具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不確定；
H5b：兩權分離度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產生消極作用；
H5c：國有持股比例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影響方向不確定。
4.財務杠桿：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是企業經營中不可或缺的經營杠桿。適當的負債是促進企業發展的有益手段，而過度負債將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在金融市場不完善、融資途徑相對狹窄的背景下，融資能力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資產負債率一定程度體現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同時，商務服務業企業需要通過高財務杠桿實現快速增長。基于此，提出假設6：
H6：資產負債率對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通過財經網站“證券之星”獲得中國上市公司商務服務業板塊的24家上市公司名錄，其中4家公司數據缺失嚴重，最終選擇了20家作為研究對象。樣本公司的主要指標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研究采用面板數據，原因是面板數據可解決研究對象較少的問題，減少數據偏差風險，同時，面板數據信息量大、變異性高、共線性少。在研究時間的選擇上，截至2014年底，20家公司的平均年齡為15年，成立時間最長的是海印股份和粵傳媒，達22年，時間最短的是華誼嘉信，僅有5年。綜合研究對象的成立時間和數據的實效性、可得性，面板時間范圍定為2009～2013年。采用STATA12.0和SPSS19.0分析數據。
（二）變量及測量
表1列舉了變量及測量信息。考慮到商務服務業企業具有人員密集性特征，員工依賴度高，其規模用總資產和員工人數兩個指標測量。為減少數據的共線性，用員工人數、總資產、企業年齡、高管薪酬等的自然對數測量。四、結果分析
（一）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狀況分析
2009～2013年商務服務業樣本企業績效描述性統計見表2。相比之下，ROA更能體現經營狀況，原因是：中國上市公司有為了避免虧損或獲得配股權而通過盈余管理將ROE維持在略高于6%或10%以上區間的激勵[14]。從ROA均值看，僅有2009年超過了7%，其余四年在5%左右波動，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總體績效不理想。
（二）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績效影響因素模型及結果分析
在績效影響因素的描述性統計中，人員規模、高管薪酬變異性較大，說明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個體間的基本差異較大。從員工人數和總資產均值來看，商務服務業上市公司總體規模不大。
績效影響因素測量模型的豪斯曼檢驗結果為（見表4）：以ROA為因變量的模型1、3和4更適合固定效應，模型2更適合隨機效應；以ROE為因變量的模型1和3更適用固定效應，模型2和4更適用隨機效應。表4呈現了ROA線性回歸結果（受版面限制，省略ROE的線性回歸結果，只闡述主要結論）。
1.模型1：基本特征對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模型1（式1a、1b）測量基本特征對績效的影響作用。
ROA it =c01 + a1 （size1 it） + b1 （size2 it） +
m1 （LN age it） + u it（1a）
ROE it =c02 + a2 （size1 it） + b2 （size2 it） +
m2 （LN age it） + v it（1b）
回歸結果表明，模型1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員工人數、企業年齡對ROA有顯著促進作用，總資產對ROA有顯著消極作用；企業年齡對ROE有顯著促進作用，總資產對ROE有顯著消極作用，員工人數對ROE有促進作用，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H3、H3a得到了部分驗證，H3b得到了驗證。
2.模型2：治理結構對績效的影響不顯著。模型2（式2a、2b）測量治理結構對績效的影響作用。
ROA it =c01 + a1 （LNsalarry it） +b1 （Nshrsms it） +
m1 （LNboard it） +n1 （meeting it） +
d1 （duel it） +u it （2a）
ROE it =c02 + a2 （LNsalarry it） + b2 （Nshrsms it） +
m2 （LNboard it） +n2 （meeting it） +
第9篇：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經濟環境 會計 關系 發展
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總是服務于一定社會經濟環境之下的經濟主體，通過會計核算反映和監督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為經濟主體實現其目標服務。而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總是受一定經濟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是在一定的經濟環境約束下所進行的經濟行為。因此，會計也只有適應其所處的經濟環境，并為其所處的經濟環境服務，才能得以存在和發展。歷史地看，幾乎每一種會計思想的形成，每一個會計方法的確立，會計準則的制定，都與經濟環境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中世紀意大利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并出現了繁榮景象，這直接導致了復式薄記方法的產生；18-19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導致了成本會計的產生；20世紀70年代，世界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電子計算機等現代技術得以普及和應用，使“物價變動會計”等新問題得以出現。由此可見：經濟的發展直接推動了會計的發展。
一、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一國的經濟環境包括該國的經濟制度、經濟模式、經濟發展水平三個主要方面。
1、經濟制度
一國的經濟制度主要體現在該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
（1）在生產資料以私有制為主要形式的國家，如何最大限度地維護資本所有者的私有財產和權益是其經濟制度的本質所在。因此，建立在這種經濟制度上的會計以維護私有財產為基本特征。所有會計理論、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方法的建立，都是以維護業主或投資者私人財富的最大化為目標。若違背了這一利益，必將遭受強烈的抵制。這些國家會計工作的基本職責之一在于保護所有者、債權人，即投資者的利益，會計信息的揭示強調“真實”、“公允”，會計行為靠民間有權威性的會計團體制定和頒布的會計準則加以約束。
（2）在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征或公有制占較大比例的國家，維護公有財產，保護社會的根本利益是其經濟制度的本質內涵。建立在這種經濟制度上會計服務的宗旨，更多的是強調社會的宏觀效益，推動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其會計法規、會計政策、會計方法的建立，都體現較明顯的統一性、強制性。而對會計本身的技術性考慮較少，企業的會計行為完全制約于政府的會計法規與會計制度。
2、經濟模式
經濟模式以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為兩大主要類型。
（1）在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特別是股份公司的建立、發展和完善，使企業成為獨立于所有者的法人主體，圍繞著“企業法人”而非個別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目標來規劃企業的經營理財活動，形成產權獨立、自主理財、自主分配三位一體的現代企業制度。在這種發達的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下，會計的目標就是通過經營者實現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產權利益關系的明晰推動了會計職能在企業內部的充分有效發揮，是會計體系在原有的對外報告會計，即財務會計的基礎上，又形成一整套專門為企業經營決策服務的內部報告制度，即管理會計，使會計直接成為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了會計核算與企業經營管理的有機結合，完善與發展了會計體系。在市場經濟模式下，會計行為規范一般受約于有權威性的民間會計職業團體制定的會計準則，會計準則對企業行為有約束力，而非強制力，避免了政府行為對企業經營理財的直接干預，創造了公平競爭的條件，而且也使企業有權選擇合理有效的會計政策、會計處理程序及方法，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2）在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環境下，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二為一，政府對企業實行統收統支，企業是政府的附屬部門，會計的目標是維護政府的利益，代替政府行使對企業的監督職能。這使得會計成為一種報賬型會計，其主要目標是定期為政府提供企業的財務報告，會計信息無需向社會公眾披露。因此，會計行為規范一般受制于由政府統一制定的會計制度及有關法規，無論會計政策、會計處理程序與方法，企業都極少有選擇權。
3、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環境的第三個因素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活動內容復雜、豐富，經會計提供的活動空間也更加廣闊。
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的股份公司的出現，對會計信息質量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所有者、債權人及各種潛在的投資者都對會計信息質量予以高度的關注，迫使企業從更高的層次上進行會計信息的揭示與披露。
生產技術的日新月異使計算機取代手工操作而成為會計信息處理的主要工具，計算機網絡遍及經濟業務的各個角落，使一國乃至多國之間建立起發達的“信息高速公路”，各種會計信息可以在瞬間傳遞到各個方面，使會計真正成為企業投資決策、經營管理的組成部分。
經濟環境對會計發展的影響，不僅表現為良好的經濟環境能促進會計的發展，也表現為不良的經濟環境會限制或妨礙會計的發展。
英國17世紀末18世紀初開始的投資熱潮引發了投資狂熱，直接使得1720年“南海公司”倒閉，導致英國政府損失了1000多萬英鎊。為杜絕這股熱潮，英國頒布了《泡沫公司取締法》，使得英國在100多年中不能采取有限責任形式，從事經營活動。
同樣，美國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之初，也是如此，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會計師采取了一些不良的會計行為，來順應當時企業家的要求。在這里，混亂的經濟環境，只能導致不當的會計實務，影響會計更快、更好地發展。
二、會計反作用于經濟環境
1、會計作為一個反映經濟活動的信息系統，其主要目標是提供會計信息，為經濟發展服務
下面僅從企業和社會兩方面來闡釋。
（1）企業作為經濟主體，主要依靠經濟信息生成的經濟信息系統，在企業各部門之間，企業與其外部環境之間，進行有效且有序的物質和能量之間的轉換，并實現企業的目標。會計信息如同企業的神經系統，通過它，處于開放狀態的企業可以不斷從外界獲得新的信息來及時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以適應環境的不斷變化。在企業內部，會計對企業經營管理的作用就更加明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結構復雜，替代商品多，價格波動大，同時科技進步快，使生產設備更精密、更復雜。僅僅憑借管理經驗或直覺很難制訂出有效的經濟決策。所以管理當局必須借助各種科學的、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通過合理的預測，幫助制定科學的決策。同時市場競爭相當激烈，也不僅要求企業隨時提供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而且要盡可能的降低成本。這樣使得生產過程日趨復雜，生產環節越來越多。因此必須依靠會計信息系統，將生產各個環節所發生的成本進行科學合理的分解，以此來控制企業，提高產品的競爭能力。而且，可以根據企業所提供的財務信息，處理價值運動所形成的數據，利用它有助于正確的經濟決策和財務決策。
（2）從社會的眼光來看，會計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經濟流向社會效益好的企業。信息使用者根據會計信息，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斷和決策。在現實生活中，會計信息使用者不僅包括各類經濟主體，還包括千千萬萬的個人投資者和潛在的個人投資者。從理論上說，如果每個經濟主體都做出了社會而言是最合理的經濟決策，就意味著全社會做出了最合理的決策，就可以使社會資源得到最為合理的分配。具體地說，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真實、可靠、及時，而且能夠表明企業的經營狀況和其他狀況良好，就相對容易吸引外界的資金投入企業，實現擴大再生產。反之，若會計信息不真實可靠，在籌資的時候就會遇到困難。可見，會計信息對經濟的發展的作用是很大的。
2、會計作為經濟管理活動，它突出會計的控制職能，深刻反映會計的本質，能夠指導會計人員自覺地加強經濟管理活動
從宏觀來看，運用會計手段，監督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及時發現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可以發揮預警作用，以便政府有關部門及時采取措施，避免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不穩定、不協調的情況；同時，通過會計規范約束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監督微觀經濟主體在法律范圍內進行運作，從而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所必要的經濟秩序。
從微觀來看，會計可以明晰產權，明確微觀主體經濟活動中不同方面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責任，使微觀經濟健康發展。但在具體的經濟管理中應用就表現為管理當局如何使用會計信息來盡可能地提高企業的效益。決策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問題，正確的決策不僅要求掌握各種管理信息，而且要科學地加工和應用各種管理信息，據此為決策服務或直接決策。針對反映的不同信息，確定不同的決策目標，針對不同決策目標，分別提出有效的備選方案。根據各種方案的預測結果，以經濟效益和是否合理利用企業的經濟資源為主要標準，評價分析各種方案的可行性，并納入計劃，組織實施。根據實施決策的結果，反饋的信息，及時修正方案，使整個過程處于決策-實施-反饋-再決策-再實施的動態良性循環中，以此來加強對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監督和控制。另外，企業經濟效益與會計工作人員的收入直接掛鉤，也將使會計工作人員更加自覺地投身到本單位地經濟管理活動中去。
三、21世紀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會計發展的影響
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將成為未來會計環境中占主導地位的影響因素，而且這種趨勢下的國際間會計大融合，對于我國今后的會計改革及會計事業的發展將起關鍵性的影響作用。企業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經營成敗很難確定；各種新的經濟業務將不斷涌現，使用效果很難確定；由于企業經營的國際化、集約化，企業經營受非自身影響的程度也很難確定，這些都對我國的會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會計工作者的任務能否實現或如何實現是很重要的社會問題，因此，人們必須考慮周圍經濟環境及其對會計工作的影響，并做出反應，努力協調好會計與經濟環境的關系，促進我國會計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廖洪：會計理論及其應用分析[M].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
[2] 于玉林、李瑞生：會計基礎理論研究[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