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機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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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應對錯綜復雜的形勢金融改革刻不容緩

面對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的動蕩格局，我們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對癥下藥。否則，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盲目行事，不僅事倍功半，而且事與愿違，得不償失。首先是結構性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全球化紅利、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開始出現程度不同的單邊衰竭趨勢時，中國現有產業結構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導增長方式是否會面臨巨大的阻力？而跳躍客觀的發展階段和無視稟賦約束下的比較優勢原理來推進企業自律地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否能如愿以償？其次是周期性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實體經濟部門企業利潤下滑，融資困難，投資意愿不足；而在虛擬經濟部門卻出現流動性泛濫，價格扭曲，投機行為加劇的現象。雖然這里提到的流動性泛濫是前期泡沫經濟膨脹和事后政府大規模救市所產生的后遺癥，但是，脫離經濟基本面支撐卻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今天一起繞開了正在不斷“去庫存”和“去杠桿化”的實體經濟部門，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資源市場，或去波動的國際金融市場與脆弱的新興市場尋求短期套利的機會，這種投機現象給各國生產部門的復蘇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銷售環境惡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為世界制造大國的中國，更是出現了讓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的“錢流”和“錢荒”并存的狀況。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2013年“寬財政、穩貨幣、壓投機”的宏觀調控基調：即通過給企業減稅和增加解決民生后顧之憂的財政支出，來釋放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潛力。同時，再利用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資產泡沫的做法，來引導虛擬經濟部門過度膨脹的資金進入到因“錢荒”而投資不足的實體經濟部門（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再次強調“要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的“價值觀”取向！）。最后是外部性的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各國消費、投資、貿易和政府支出之間的“相互平衡機制”被打破，于是針對自己不同性質的經濟結構失衡所帶來的尖銳的矛盾，各國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預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貨幣救市政策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大于擁有貨幣主導權的發達國家。而且，歐美發達國家更是利用他們在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舞臺中的“話語權”，而不顧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階段對現有“一刀切”的平衡調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強化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和國外利己性的市場開放要求，以達到緩解他們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和經濟硬著陸風險上升的效果。這種只站在自己國家利益至上的立場上所推進的缺乏“共贏”的國際政策協調方式，確實增添了世界經濟利益不斷分化的復雜性，給中國這個“務實型”發展模式所造就的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來說帶來了不可低估的挑戰。最突出的問題莫過于來自于大宗商品市場的輸入型通脹與通縮壓力，以及海外游資短進短出所產生的外匯占款的大幅波動，從而導致既要保持幣值和價格穩定又要確保經濟增長和就業目標的我國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全球“失衡發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種矛盾的疊加效應就會接踵而來，從而不能抱有幻想，心存僥幸，消極應對，而是應該抓緊時間，抓住機遇，從制度改革著手去打造市場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發展規律，選好調整時機，謀求共贏的國際合作方式。

事實上，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穩中求進，開拓創新”的要求就是主動應對外部嚴峻的挑戰、改變內在增長方式的具體表現。這里我們把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一要求作為重中之重、刻不容緩的改革任務拿出來深入討論是基于以下幾大關鍵的因素。一是發達國家抗衡經濟硬著陸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需要由金融部門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輪充滿活力的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加以吸收。二是只有金融體系健全發展，才能化解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波動、融資環境日益惡化的金融風險，才能抗衡在階段性的周期下行調整過程中投機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擠出效應。否則，改革開放3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中國經濟的硬實力會因為暫時性的周期調整而出現不可逆轉的產業空心化趨勢，甚至有可能落入當前學術界熱議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處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之間、“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在當前日益活躍的國際貨幣體系“重組”和全球資產和貨幣價值“重構”以及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組合“重置”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們要努力提高中國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國財富管理的穩健性，以避免因中國金融的脆弱性和“實質不對等”的對外開放要求所帶來的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產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它可以以沒有戰爭硝煙的“套利形式”來實現，也可以以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來轉移，更可以讓中國經濟付出“單邊硬著陸”的代價來獲取。一句話，“穩中求進”才是我們金融改革應該堅持的總基調。

金融改革方案的選擇要繼續立足服務于實體經濟

中國金融的發展從規模和結構上看今非昔比，隨著改革開放30年所創造的豐碩成果的日益積累和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的不對稱沖擊，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和股市的市值水平等，和中國經濟的生產總值一起都躍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中國加入WTO融入到了全球化體系之后，中國銀行業和資產市場的多元化結構，以及金融產品日新月異的創新速度都發生了非常顯著的變化。不僅如此，大量為了分享中國全球化紅利的外資金融機構都紛紛匯聚到中國，從而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影響力。但是，盡管如此，和中國制造業的國際定位一樣，我們創造高附加價值的金融服務能力和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歐美國家爆發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創新濫用”，我們受到牽連則是因為“金融創新不足”！正像2012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那樣，未來中國金融的發展要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即降低對外依存度）和產業鏈定位的優化（即增加靠要素回報創造財富的軟實力）做出應有的貢獻。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一是發揮一線城市金融人才和專業技術的比較優勢，大力培育像美國硅谷那樣的“企業家金融”的發展模式，即靠創新企業自身的高收益回報來作為金融服務的收益來源，而不是基于這類企業利潤潛在增長預期來推動的市場中資本利得的膨脹來索取純粹靠“前期概念”支撐的金融服務的“高收益”！何況歐美真正靠無形資產打造企業價值、處在創新期的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上市的策略，而這類企業的專業化金融服務恰恰最為需要也最為關鍵。但諸如“私募基金”和“納斯達克”之類提供的“金融服務”，只有到了企業開始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愿意尋找上市機會進一步進行產業孵化的時候，它們才介入進來分擔風險牟求收益。所以“企業家金融”這樣的模式，才能真正達到扶持“人才主導”的創新型小微企業的成長，實現產業升級的宏偉目標；可是，不少中國的PE和現在低迷不振的創業板恰恰是在缺失“企業家金融”模式的情況下去開展IPO服務來牟求高回報，結果出現了讓一般投資者承擔了劣質機構和企業圈錢的“過度風險”，進而導致了無辜的百姓對這類“金融創新服務”失去了信任的惡果！

二是加快中國產業組織的優化調整，強化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民間金融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機制，努力塑造像中韓銀行業那樣的“供應鏈金融”和像德國銀行業那樣的“關系型金融”的商業運作模式，解決中國企業的投資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而有利于解決正規金融體系外的資產泡沫問題，促進產業資本重新回到實體經濟的舞臺。今天成本壓力比我們更重的德國、日韓企業，都還在不斷摸索創新之道來對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壓力，堅持自己擅長的制造業，那中國就更沒有懈怠的理由放棄制造業去尋找自己沒有國際競爭力也不不擅長的其他謀生之道！

三是充分利用一線城市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集聚一身的明顯優勢，在確保優質企業團隊穩定主板市場價值以及完善和規范各種激勵與風險防范的制度基礎上，營造專業化機構為民理財、協調和造福的現代“財富金融”（2008年之前美國的高消費現象，也是因為房價上漲所帶來的“財富效應”才能讓美國全民“隨心所欲”地透支和消費；現在美聯儲推行第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更是期待房價回暖來推動各州人口的流動，通過就業機會的增加和資產價格的修復來提升美國經濟的市場活力。中國今天人均收入水平只有5000美金左右，即使不考慮貧富差距因素，也達不到曾經支撐中國出口市場的那些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帶動的不是消費而是追求財富收入增長的投資，M2/GDP達到近200%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只有強化金融改革來不斷提升財富效應，我們才能真正看到中國消費時代的到來。而目前中國“消費貢獻率”的上升則是由于投資和凈出口的明顯下滑引起的經濟增長放慢所致，而不能樂觀地把它們看成是“中國內需已經形成”的指標）和“消費金融”模式（要強化“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的能力來分散這類高收益高風險的“差異化金融服務”所帶來的對金融體系造成的不穩定沖擊；尤其要注意在今天中國的發展階段，如果財富金融沒有發展到位，那么消費者很有可能會濫用“消費金融”的服務平臺去完成他們渴望的“財富金融”平臺上投資需求。比如，透支信用卡套現買房子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消費金融業務風險管理要求會變得更高！），從而讓日益增長的財富效應和顧客需求導向的專業化服務來推動中國內地市場的消費水平健康成長。

第2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及經濟質量的有效提高，中國加入世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它也會帶來新的風險，其中最嚴重的很可能關系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經驗表明，金融不穩定和金融危機會對社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的危害，在經濟方面尤為明顯。

近來的金融不穩定帶來的經濟損害有多種形式，比如銀行倒閉、企業破產、職工失業、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外匯儲備的損失、GDP下降等等。計算發現，日本在1992—1998年間和韓國在1997—2000年間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分別達到各國年GDP的21.5％和14.7％。北歐國家自1990年以來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達到其年GDP的10％—30％。這樣的事實向我們深刻的說明了金融危機帶給經濟發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經濟倒退。

從經濟發展來看，一個國家的金融領域出現混亂動蕩，對銀行信用體系、貨幣金融市場、對外貿易、國際收支及至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可稱之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金融安全是對立的，靠的是國家金融競爭力、國家的金融系統抵御能力、國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面對這樣一個不穩定的金融環境，如何使經濟的發展減少影響或者拉升經濟發展就成為了我們所面對的必然問題。

二、經濟發展的機遇

危機，從經濟上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解釋：危機是危險和機遇并存的一種特殊現象。經濟結構的進步完善中，尋找機遇并抓住機遇就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在金融危機下，本文從經濟的幾個方面進行了探究。

1.經濟結構的調整，金融危機下銀行、企業等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時這些行業也嚴重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我們不妨可以提升對其他行業的投入比例，如農業、小商品、輕工業等。根據金融危機的危機空白時段拉升這些行業，存儲資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金融危機常常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是失業問題。這也是大部分人所擔心的事情，然而這時也正是我們促進人力資源素質提升的機遇，人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資源的素質也是一大問題。在金融危機時，面對這方面的壓力人們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以便保障生存，這樣也就給危機時的人才質量帶來了很大的保證，當金融危機度過后，優秀的人力資源帶給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是非常巨大的。

3.技術發展，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現代化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都能深刻的認識到技術的重要性。技術進步不斷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在金融危機時，一切和金融有關的行業都可能崩潰，但技術卻是一個例外，任何時刻先進的技術都會給經濟發展的提升產生很大影響，促進經濟的提高。

4.發展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注定是要先以農業為主要部門轉為以工業為主，進而轉為以貿易及服務等產業部門為主。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一定的時間，金融危機下的過渡時期不妨把視線轉入區域經濟，投入區域經濟，帶動區域的發展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進步。新晨

三、金融經濟的發展

在我國的金融市場，融合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部分資金，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將是十分嚴重的。

例：2003年，爆發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發性、預知性很低、求援依賴性高、后果嚴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國人民度過了“五一”長假，然而因為SARS，銀行閉門休假、企業調整等給金融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為SARS人們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費、旅游一系列活動，國民經濟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個百分點。

評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發，把人類逼到了危機的面前。這里的危機就是指具有嚴重威脅，并具有不確定性和有緊迫感的情緒。危機是幾乎來不及反應的，在這次SARS疫情中，對我國的金融也有很大影響，銀行的閉門休假每天將產生的不便、人們出行的不便、社會各行業的結構等紊亂同樣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從SARS看金融危機，當信息混亂、事態擴大、特別是用來彌補和恢復危機的資源供不應求時，只有當人們有了明確、真實的信息，看到解決危機的資源供應充足，才會感到危機的規模在縮小，個人和社會的危機恢復力就會增強。金融經濟危機也是一樣，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會有消極的心理，經濟發展就需要從不同位置全面的解決這一問題。

國際銀行不良資產重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證券化及金融并購都會對金融危機的解決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開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進公司企業的發展，危險和機遇并存的金融危機同樣也可以帶給我們發展的契機。經濟發展中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時，就需要我們不斷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經濟中靈敏的把握住機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機也同樣會帶給我們經濟發展的機遇。

參考文獻：

[1]歐永生:金融危機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第3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型酒店；機遇

中圖分類號：F047.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8-0118－02

一、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美國次級債抵押貸款危機在全球的“輻射效應”日益顯現。美國是一個典型的高消費低儲蓄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對債務存在高度的依賴性，次貸危機必將導致其國內市場信用級別下降，而這會減少流向美國的國際資本，于是，建立在國際資本流入基礎上的美國國內需求將因此下降。與美國相反，中國目前處于高儲蓄狀態，外部需求的增長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國內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較高,據有關數據顯示，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40％，貿易依存度（進出口之和與GDP之比）接近70％。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量高達中國出口貿易總量近50%，當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導致國內需求下降發生后，其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將下降，這將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造成抑制作用，從而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因此，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型貿易企業存在較大的沖擊，從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出口企業的經營分析來看，其影響表現頗為明顯。相反，金融危機對以內銷為主的企業來說，影響不是很明顯。因此，中國國內GDP的增長，必須得依賴國內消費指數和消費需求的增長，這也正符合“投資驅動型的模式”向“消費驅動型的模式”轉型的需要。作為占據國民經濟重要地位的第三產業中的旅游酒店行業，正好可以借此契機發展品牌、整合市場、完善布局。

二、我國旅游市場現狀分析

（一）金融危機，國際入境旅游業受阻滑坡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作為我國第一大入境客源國，韓國的經濟也受到顯著影響――韓國財政部10月6日發表的一份報告說，此次金融危機可能使韓國2008年經濟增長率降至4.5%～4.9%以下。我國第二大入境客源國日本的景氣指數也持續惡化，股市暴跌，經濟下滑。在遠程市場方面，我國入境客源的主體是“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和法國等國。目前這些國家股市低迷，企業投資缺乏信心，私人消費普遍縮減。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公務旅游還是消遣旅游都將受到影響，而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奧運給我國旅游業帶來的拉動效應，從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長放緩，甚至出現絕對量的減少。

其次，價格優勢受到削弱。在國內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大量發行美元借以刺激經濟，從而導致美元大幅貶值。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使信貸緊縮問題嚴重危及歐洲，并拖累各國經濟步入衰退，歐元、英鎊貶值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加速。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數據，人民幣兌英鎊匯率中間價繼2008年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數關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關口，并在10月10日創出11.63新高；人民幣兌歐元也在不斷升值，10月7日創出匯改以來的新高，達到1比9.328。此外，人民幣兌日元、港元等其他貨幣也呈現不斷升值態勢。盡管我國的金融體系所受影響相對較小，但人民幣對美元及其他貨幣的持續升值，將削弱我國入境旅游長期以來所保持的價格優勢。

（二）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國內旅游市場相對平穩

中國旅游方式正由觀光旅游向休閑度假旅游轉變。此次“五一”小長假，以親近自然、體驗農家生活、踏青賞花和采摘為主要目的休閑游、鄉村游更是受到了青睞。如北京市十個遠郊區縣共接待鄉村旅游94.4萬人次，旅游收入6,273萬元，分別比2007年同期增長37.3%和67.3%。預計隨著中國旅游行業正逐步由純觀光旅游向休閑度假轉化升級，以及在先前“清明”和此次“五一”小長假所呈現火爆的休閑游、鄉村游現實示范作用下，旅行社、景點、酒店等營銷、服務跟進和改善，未來中國休閑游、鄉村游仍將繼續火爆。

（三）商務交流頻繁，也促進了國內酒店業的發展

2008年度，舉行了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會，涉及服裝、鞋類、旅游、飼料、機器、農產品等行業，參展商來自國內各大城市和國際眾多國家。這些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會的舉辦，必將帶動國內酒店業的發展。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大公司、企業縮減開支，所以理所當然地將住宿的目光轉向經濟實惠的經濟型酒店。

三、經濟型酒店良好發展契機

（一）經濟型酒店吸引資金顯優勢

1.酒店業產權結構。近年來，飯店集團為了迅速擴大市場范圍，搶占優勢地位，紛紛采用了眾多的經營方式，較為常見的有直接租賃、盈利分享租賃、管理合同形式、特許經營權、合作聯營形式、時權經營形式，絕大多數情況下，使得飯店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開來。

從對我國酒店市場的相關資料分析顯示，我國酒店市場的經營也采用了上述常見的形式，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開來。在我國，高星級酒店市場主要的投資方以房地產集團為主，經濟型酒店相對多樣化，錦江集團下的“錦江之星”、“如家”酒店、“漢庭”酒店等主要采用的是連鎖經營的方式，自籌資金、自我經營，基本上所有權和經營權相一致；IBIS、Days Inn、速8等主要采用的是特許經營或者管理合同的形式，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雖然經營方式多樣，但是存在產權關系不清楚、資金結構不合理、缺乏資金、市場定位狹窄或單一等現象，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需要資金的支撐和市場的調整。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經濟型酒店在融資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2.經濟型酒店融資優勢分析。根據HVS分類，飯店被分成deluxe、luxury、upscale、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等五種類型，而Limited Service類型飯店下又分為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等三種類型。每種飯店建立所需的資金量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講，deluxe、luxury、upscale類別的酒店所需的資金是以億為單位來進行計算的，投資資金量大，投資回報期就相應變長，增加資金鏈的運轉周期。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類別的酒店所需的資金相對高星級酒店而言，投資資金量小，投資回報期短，降低資金鏈的運轉周期。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金融市場低迷，國際熱錢處于觀望和等待狀態；國內金融市場也受其影響，投資速度變緩，投資行為更加謹慎。在此背景下，經濟型酒店所具備的投資資金量小，投資回報期短，降低資金鏈的運轉周期的優勢，會大量吸引金融市場資金向其傾斜，為經濟型酒店的擴張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準備。

（二）經濟型酒店吸引客源顯優勢

所謂“經濟型酒店”，是指一種低價位、品牌化的住宿產品，既保證顧客住宿的安全性、舒適性、溫馨性，又保證顧客入住的優惠性和較好的性價比。通過對經濟型酒店的市場調查分析結果顯示，經濟型酒店的客源以商務型客人和團隊旅游客人為主，針對商務型客人的經濟型酒店定價一般位于200―300元之間，以團隊旅游客人為主的經濟型酒店定價一般位于100―200元之間。

1.商務型客人市場。金融危機的到來，經濟活動頻度降低，但是，并不意味著沒有經濟活動，于是，公司、企業削減開支，選擇一種相對廉價的方式繼續相應的經濟活動。經濟型酒店較好的性價比，正好成為這些公司、企業的新寵。

第4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制度演進；經濟增長；單位根；協整

[中圖分類號] F830.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3－0083－04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20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部分在于對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作了全面且又規范的解釋。一些新的經濟理論研究成果，如內生增長理論為建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聯系奠定了基礎。學者們放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進步途徑，尋找和分析金融體系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新途徑。Pagano(1993)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發展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結果發現：金融因素通過影響資本社會邊際效率、投資儲蓄比率以及私人儲蓄率三個因素影響實際增長率。類似的研究還有：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King和Levine(1993a)、Murinde(1994)等。而Levine(1997)則認為金融體系所具備的基本功能①使其能夠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兩個渠道促進了經濟增長。

對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機制的實證分析作出突出貢獻的是King和Levine(1993a,1993b)，他們使用80個國家的1960年～1989年數據，研究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是否有穩定的正相關以及金融中介通過何種渠道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結果表明：金融中介不僅和經濟增長有很強的關系，而且金融中介通過提高資本積累和經濟效率增進來提高經濟增長率。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迅速發展，有力支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此背景下，許多學者開始關注金融發展能否以及怎樣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王廣謙(1997)采用歷史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考察了近500年間金融成長為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因素的過程和作用機理得出了：金融通過促進資本存量提高等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韓廷春(2002)在分析中國儲蓄與投資的基礎上，研究得出：金融發展促進儲蓄增加以及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投資增加加快資本積累與產出增長，產出增長導致儲蓄的進一步增加，再通過金融發展促使投資進一步增加及經濟的更快增長。張荔(2003)認為：依賴金融中介對儲蓄率的提高，而增加總體經濟中的總投資量，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這種傳導機制在金融發展初期的作用效果非常明顯。

現有的關于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論上的描述，一些研究則直接把金融指標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還沒有實證研究考察金融發展對制度演進的作用，并以此來揭示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制度演進途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吸收了內生增長模型與結構模型實證的思想，并結合中國國情進行了合理的改進，采用中國1978年～2007年間的時間序列數據從水平量角度入手，考察中國金融發展、制度演進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

二、理論基礎與實證模型

（一）經濟增長模型的確立

舒元和徐現祥(2002)運用Jones(1995)實證檢驗新增長理論的方法，針對各類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特征，采用1952年～1998年間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典型事實，結果發現：這些典型事實明顯拒絕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和R&D類型增長理論，相對而言，比較支持AK類型增長理論。因此，本文就采用AK類型增長模型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的事實。

考察最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AK模型，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其中，y為總產出，k為總資本存量，A為一常數。如果考慮一個相對復雜的兩部門模型②：資本分為人力資本(h)和物資資本(k)。由于不存在資本調整成本，則h/k是一個常數，令h/k＝B。相應地生產函數就可以表述為標準的AK生產函數：

上式也是Barro和Sala-i-Martin(1995)曾經描述過的一個對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呈現出不變規模報酬的CD生產函數。把上式變量改寫成勞均形式，再對其兩邊同時求對數，得出：

LnY =LnA +αLnK +(1-α)LnH（5）

由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進程實際上是一種“邊學邊干”的探索過程，采取不同的制度形式，即采用不同的經濟管理模式、體制等會影響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影響產出，因而必須把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以便使其能夠更為準確地刻畫中國經濟增長的進程。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設定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③：

LnYt =c0+c1LnKt+c2LnHt +c3SYSt+ut（6）

LnY表示勞均產出的自然對數，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其余均為解釋變量。LnK表示勞均物資資本的自然對數，LnH表示勞均人力資本的自然對數，SYS表示制度因素，它們應該與勞均產出呈正相關。ut為隨機誤差項，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上述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對勞均產出的影響。

（二）金融發展與制度演進

由于金融發展主要包括金融中介體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高鴻業，1999)④，再加上本文主要關注金融發展傳導主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⑤，因此，結合中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研究數據的可得性與準確性，我們采用了下列指標來反映金融發展：金融中介指標(FB)和金融市場指標(FM)，具體涵義在下面部分說明。

為了剖析中國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制度演進渠道，我們就得考察金融中介、金融市場指標變量與模型(6)中SYSt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可以建立下列計量模型：

SYSt＝α0＋α1Ln(FBt)＋α2Ln(FMt)＋εt（7）

其中，α0、α1、α2是系數，α1、α2應該為正，表示金融發展對制度演進有正向作用；εt是隨機誤差項，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以外的其他因素對SYSt的影響。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

研究的樣本區間為1978年～2007年，基本包含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完整過程。變量的數據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均取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年鑒》相關各期。

一般而言，制度變量的衡量可以采用非國有經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來測定。但是，就目前可以利用的統計資料而言，沒有各種經濟類型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只能借用通常的做法，以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制度變量的替代指標。

金融中介指標⑥是指廣義貨幣(M2)與當期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表示銀行金融中介相對于國民經濟的規模。金融市場指標是指債券和股票這兩類非貨幣金融資產在狹義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重，代表金融市場在全社會資本資源配置中的相對地位。

（二）單位根檢驗

格蘭杰、紐博爾德(1974)以及菲利普(1986)指出當使用非平穩序列建立回歸模型時，將會導致“偽回歸”，并且沃森(1989)證明了，當變量存在單位根時，傳統的回歸統計量（t值、F值、D-W值以及R2等）將會出現偏差。因此，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無偏性、有效性和最佳性，我們必須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平穩性分析。本文采用的單位根檢驗方法是ADF檢驗法，檢驗過程按照帶趨勢和截矩項模型、帶截矩項模型、不帶趨勢和截矩項模型三種模型逐步進行檢驗。我們將模型（7）中的三個研究變量進行ADF檢驗，得出結論（見表1）。

說明：1、Ln表示對變量取自然對數，Δ表示對變量的一階差分。2、在檢驗類型 (t，c，n) 中，t表示帶有趨勢項；c表示帶有截矩項；n表示滯后階數。3、Mackinnon臨界值代表10%的顯著性水平。4、所使用的計量統計軟件是EViews 3.1。

從表1可以看出，SYS、LnFB和LnFM都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研究變量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三）協整檢驗

當每個變量都是不平穩的，如果變量之間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那么這些變量之間就具有協整關系；也就是說，每個變量就其本身而言都有分離的趨勢，但是多個變量相聯系組合起來時，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有長期的、穩定的均衡關系。這是Johanson和Juselius(1990)所提出的跡統計量檢驗（通常稱為Johansen協整檢驗）的基本思想。因此，為了考察所研究的各組變量是否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從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SYS、與LnFB、LnFM之間僅僅存在一個協整向量，也就是三個變量之間僅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長期正規化方程（8）和經過自相關過程與移動平均過程校正后的長期正規化方程（9）如下：

SYS＝－0.562＋0.196LnFB＋0.09LnFM（8）

(-1.639) (1.958)* (1.903)*

R2=0.948 Adj.-R2= 0.943D-W=0.743F =193.03

SYS＝－0.812＋0.252LnFB＋0.089LnFM

＋1.1AR(1)－0.64AR(2)－0.99MA(1)（9）

(-3.3)*** (3.512)***(2.612)***

(5.93)*** (-4.18)***(-1864.6)***

R2=0.985 Adj.-R2= 0.98D-W=1.946 F =203.98

括號內列出的數據是系數的t統計值； *、***分別表示10%、1%的水平上顯著。

從統計量的檢驗結果來看，長期方程（9）中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指標的系數都顯著。因此，在本文的樣本區間內，制度演進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一條顯著的傳導途徑。從長期方程（9）來看，金融中介、金融市場和制度因素呈正相關，這理論的設定是一致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各種各樣非國有性質的經濟行為主體不斷涌現，與此同時，面臨著國內外金融同業的激烈競爭，銀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也加強了對那些優質的非國有經濟主體服務與支持，從而在推進制度演進的同時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金融中介對制度演進的影響(0.252)要遠遠大于金融市場的影響(0.089)。中國金融體系一直以來都是銀行主導型的(談儒勇，1999)，而且經過多年改革，銀行金融中介體系初步完善，效率得到了提高；而股票市場改革緩慢，效率低下，因此銀行金融中介對制度演進的推進作用要大于金融市場。

（四）誤差修正模型

上面分析的僅是制度演進與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的長期關系，為了研究金融發展對制度演進的動態影響過程，我們還需要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ECM)。將長期方程（9）計算出來的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Ect，利用一般誤差修正模型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并且逐步剔除不顯著項，最終得出的誤差修正模型為：

ΔSYSt=0.018+0.062ΔLnFMt-1－0.469Ectt-1（10）

（2.929)*** (2.577)** (-2.114)**

R2=0.429 Adj-R2=0.362D-W=1.989 S.E.=0.021

F=6.39

括號內列出的數據是系數的t統計值； **、***分別表示5%、1%的水平上顯著。

模型（10）中的各差分項反映了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誤差修正項反映了長期均衡的影響。這樣，被解釋變量的波動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短期波動，另一部分為長期均衡。根據模型估計的結果，資本存量主要受到自身滯后項、金融發展指標變量以及長期均衡的影響。誤差修正項(Ect)系數為負，正好符合誤差修正機制，并且從系數的大小可以看出，金融發展對制度因素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比較大。由此可見，無論在長期內還是短期內，金融中介對制度演進有較大的影響，不過短期的影響效果要明顯的大于長期的調整效果；金融中介所起的影響作用要遠大于金融市場。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水平量角度，借助協整分析方法和結構模型方法，剖析了金融發展、制度演進與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關系，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1.對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關系的計量分析表明：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內，制度演進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顯著渠道，這是Pagano(1993)、Levine(1997)、王廣謙(1997)、韓廷春(2002)等學者們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影響機制時所忽視的。

2.金融中介對制度演進的作用要大于金融市場。中國金融體系一直以來是銀行主導型的，因此銀行金融中介所起的作用較大。而金融市場發展不久，還有許多方面亟待完善，其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

本文對中國金融發展、制度演進與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經驗研究還可以為中國經濟改革實踐提供三點啟示：

（1）根據中國目前的經濟金融情況，堅持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體系，努力提高銀行體系的運營效率和質量，促進制度演進，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具體來說，在金融業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要堅持銀行業的開放方向，又要重視金融安全，在開放中求安全，在改革中求穩定；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重點應堅持市場化方向，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從而積極構建一個穩健合理的銀行體系和競爭有序的市場結構，形成結構合理、競爭有序的金融體系，增強我國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為金融安全奠定堅實的基礎。

（2）積極推動金融市場的規范發展，使其在促進制度演進方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要繼續把握發展機遇，堅持“創新、發展、規范、協調”，繼續推動產品創新和對外開放。要以金融產品創新為重點，依靠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繼續大力推動金融創新，并建立金融創新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提升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不斷加強制度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是要加強市場法律法規制度建設，鞏固市場發展成果，制定相關的辦法或規則，二是要進一步完善行業自律組織的功能，充分發揮證券、期貨、會計師、律師和信用評級機構等行業協會或自律組織的自律管理作用，協助監管部門履行職能，維護市場秩序；處理好市場發展與防范風險的關系，切實強化市場監管和市場風險防范；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促進金融市場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金融發展通過制度演進等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政府還應該通過法律以及產業政策等促進制度演進。完善我國的金融法律制度。一是進一步完善與金融相關的基礎法律制度，改善公司治理；二是強化金融機構資本監管，提高金融市場透明度；三是建立場外金融衍生品法律規則；四是完善金融市場法律制度，大力發展金融市場。

[注 釋]

①Levine(1997)指出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在于：促進（證券）交易、保值，分散和共擔風險，配置資源，監督管理者、實施公司控制，動員儲蓄，促進產品和服務的交換。

②對該模型具體的過程參見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立：1952－1998”，《經濟研究》，2002，第11期，p.6。

③此模型參考了沈坤榮、李劍，“中國貿易發展與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經驗研究”，《經濟研究》，2003，第5期，p.34。

④談儒勇，2000，《金融發展理論與中國金融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序第3頁。

⑤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傳導機制在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之中，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金融傳導主體的范圍擴大了，也就是由原來單一的依靠金融中介作為傳導主體發展到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作為傳導主體牽動經濟增長。（張荔，2003），p.14。

⑥金融中介指標和金融市場指標及數據資料主要來自杜佳、藍海榮，《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1978～2001）》，2003年中國經濟學年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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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velopment, System Advanc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Fei1，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7, China; 2.PBC Shanghai Head Office, Shanghai200127，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e find out the factors that mainly cause our economy grow, and then, build the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system advancement and variabl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So we can further analyze the system advancement channel from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works much on system advancement in both the long term and the short term. And, it is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at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e financial markets.

第5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流派；關系；探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能夠正確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起與經濟快速增長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不僅關乎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流派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迄今已有三百余年歷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制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制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流派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論文。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并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于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只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只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于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面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進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只有在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并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之后，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于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于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并不相關。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視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開創性研究之后，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后來的研究(包括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或通過證明兩變量間相關關系的存在性、或通過分析兩變量之間的因果方向、或通過研究兩變量間的傳導機制，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近年來，國外學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有建樹；而許多國內學者也基于中國數據、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過檢驗。

綜述以上研究，學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間的相關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視角：第一種視角是“供給拉動性”(supply—leading)觀點，即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效應。根據這種觀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進渠道有：(1)通過提升資本積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Goldsmith，1969)；(2)通過提高儲蓄率進而帶動投資率(McKinnon，1973；Shaw，1973)。換句話說，通過增加儲蓄規模和改進投資效率，金融發展將拉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了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種視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發展“追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觀點。該種觀點認為，實體經濟的擴張增加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產業的發展，對這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可參見近年來的一些相關文獻(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種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是互為因果的，即金融發展和

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種視角則緣于Lucas(1988)，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而“經濟學家常常過度強調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作用”。

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在中國的檢驗

眾多理論分析與計量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標還呈現負面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落后的金融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互為促進的關系體現在我國對金融體制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經濟績效，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對我國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因果關系也存在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從側面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于同期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匹配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還不及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考察其深層原因仍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現行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企業擴張帶來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加入WTO后的外來競爭壓力也迫使企業和銀行對融資機制做出新的調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發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讓企業更多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改善融資機制，消除“所有制歧視”，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加速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規范。發掘債券市場的潛力，為直接融資提供更大空間，并且積極推進非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成金融機構的合理競爭。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改革必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四、對我國金融政策的啟示

第6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縣域經濟 縣域支行 發展定位

縣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石,決定和制約著我國現代化的進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支持縣域經濟發展是金融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和自身長遠發展的需要。而西部縣域支行(指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所轄縣域分支機構,下同)由于網點收縮、信貸審批權限上收和門檻高企等原因對地方經濟發展金融支持力度不斷衰減。為此,十七屆三中全會鄭重提出:“縣域金融機構新增存款應主要用于當地發放貸款。”部分縣市已經把財政性存款與縣域支行的貸款投放力度相掛鉤,西部縣域支行正面臨著發展的兩難境界。西部縣域支行迫切需要重新審視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新變化,發掘新商機,把握新機遇,找準定位,融入縣域經濟發展,從而贏得未來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一、新形勢下西部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特點

西部縣域經濟面臨著農業產業弱,客戶層次低,工業基礎薄弱、企業規模小、產業層次低,生命周期短等天然劣勢。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危及縣支行信貸資產安全,資產質量下滑,不良率高企就可能卷土重來。但是,對經濟總量占西部地區GDP50%以上的縣域經濟不加支持或支持力度非常小,將會嚴重制約西部地區經濟大發展。金融危機在對我國東部外向經濟以沉重打擊的同時,也給西部縣域經濟發展帶來一些新的變化和歷史機遇。

一是未來基礎設施重點投資區域。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呈現出兩大變動趨勢:區位上從東部向西部推進,行政層級上從中心城市向縣域推進。東部和中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基本成型,未來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無疑是西部縣域。金融危機則加快了這一進程,國家加大了對縣域經濟的投資力度,去年四季度以來中央2300億投資中有130億投向了縣城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力度空前。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普遍高于東部地區,西部縣域經濟受到了重點傾斜,一些重點工程紛紛落戶,部分工程提前開工,積極財政政策下縣域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開始顯現。

二是東部產業轉移重要承接區域。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東部地區比較優勢正在逐漸弱化,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價格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和資源開發型企業的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據測算,到2010年,僅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轉出的產業,從產值上估計將達到14000億元左右。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低成本的人力資源,使得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開始出現。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西部縣域經濟將會承接更多的來自東南沿海的產業轉移和大型資源開發類企業的直接投資,產業集群將會進一步形成。

三是消費型經濟轉型最大受益區域。目前我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別較大。據《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2006)》,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1980年西部人均收入相當于東部的70%,到2000年降到了54%。2006年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是西部地區的1.5倍。新一屆政府非常關注農民的增收問題,農業稅的取消、種糧補貼的發放等惠農政策,西部縣域農民收入同比增速明顯加快。尤其是金融危機后,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消費政策,家電下鄉等頻頻出臺,西部縣域經濟受益最大。

二、把握機遇需要西部縣域支行重新定位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照市場轉軌的要求,連續撤并、收縮低效網點,加一步加大對中心城市的資源傾斜力度。西部地區尤甚。大多數西部縣域支行的發展定位就是主抓負債業務,做上級行的“儲蓄所”,只存不貸或多存少貸,資金運用主要是上存上級行獲取利息收入。這一資金的轉移現象被地方政府形象的將之稱為“抽血機”。西部縣域支行要突破游離于地方經濟發展邊緣的尷尬現狀,把握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發展機遇,就必須確立新的發展定位,以定位引導行動,主動融入地方經濟發展。

負債業務是根本。西部縣域的優勢在于負債業務,也是西部縣域支行的立行之本。發展負債業務,必須把立足點放在儲蓄存款,把挖潛的目光放在財政性存款和企業存款上,強本固基,打造立行之本。緊跟縣域經濟發展新方向,加大經濟新興區域網點布設,在未設機構的農村人口密集區設立自助銀行,傳統網點與電子渠道并行,富裕客戶與普通客戶分層服務,提升縣域經濟服務能力。加大財政性存款維護力度,強化上下級聯動,做好國庫集中支付和非稅收入的日常服務工作,確保財政存款系統內循環。大力挖掘中小企業存款增長潛力,跟蹤新項目,提供全程服務,尋找增長新源泉,不斷做大負債規模,充分發揮縣域支行資金聚集的基礎功能。

資產業務是龍頭。緊跟中央和省級財政在縣域的重點項目,以財政資金為引導,優先配套信貸資金,重點支持。緊跟大型央企或省企最新投資動向,第一時間了解信息,強化上下級聯動,做好服務延伸和信貸支持工作。緊跟產業承接項目,以工業園區為依托,以產業集群為主要支持對象,強化承接項目金融服務和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緊跟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放農戶小額貸款和涉農企業貸款,提高對縣域農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創新擔保方式,積極探索農戶合作聯保、山、林、土地、水庫經營權抵押擔保。設計更加靈活的信貸方案。對周期長的基礎設施和現代農業項目,要設計有利于項目建設的長期用信方案;對常收常付的商業流通領域企業,要設計常還常貸的用信模式;對農副產品龍頭加工企業,既要滿足項目建設需要,又要滿足其季節性收購資金需求。實施差別化的風險監管和責任追究機制。

新興業務和產品是抓手。縣域經濟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按照經濟發展的梯度理論,中國經濟正處于發展熱點由東向西的轉移階段,金融危機則加速了這一進程。西部縣域經濟正在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亮點。縣域經濟不同于城市經濟,發展縣域金融必須對城市金融發展理念進行揚棄,根據縣域經濟特點和客戶群體量身定做產品,在交易中尋找風險和收益的平衡點,切實成為縣域金融服務和創新的主力軍。首先要結合縣域經濟特點,大力推廣縣域需求量大、接受程度高、潛力大的產品,重點可放在借記卡、理財產品、保險、基金等城市行已經普及的但縣域正在興起或還沒有普遍接受的現代化金融產品,提升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水平。其次是把握縣域經濟發展新動向,以需求為導向,研發適合縣域經濟特點的新產品。要創新性加大對農村消費的支持力度,盡快研發與國家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相匹配的家電下鄉、農機具下鄉和汽車下鄉的相關金融產品,發揮好產品的服務載體功能。再次,是加強與縣域新型金融機構的合作力度。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縣域新型金融機構正在蓬勃興起,西部縣域支行要積極探索合作開展業務的可能性,各取所長,發揮好大銀行結算等方面的優勢,延伸業務觸角。

三、新發展定位急需加強外在環境建設

西部縣域支行新的發展定位的確立,更需要政府、社會各界、縣域支行及其上級行多方的共同努力。

西部縣域政府:積極搭建產業基地、工業園區融資平臺,依靠產業集群統一從銀行爭取信貸支持;對政府控股的中小企業擔保公司進行整合,培育精品,壯大實力,爭取創出幾家獲得國有大銀行總行認可的擔保公司;推動建立社會征信系統,實現銀行、稅務、工商、電力等部門的企業信息共享,使銀行可能方便、全面了解企業的誠信狀況;各級政府要大力營造“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良好氛圍,在中小企業貸款違約時,動員各政府有關部門,積極協助銀行催收貸款,確保貸款安全;執法部門要及時滿足銀行采取法律手段催收貸款的訴求,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幫助銀行保全資產,減少損失,全力打造借款人不敢違約、無法毀約的金融生態環境。

縣域支行上級行:改變原有的對縣域支行的發展定位,鼓勵縣域支行突破“單極式”發展,多條腿走路,支持縣域支行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加大信貸投入,積極融入地方經濟發展;在審批權限、信貸政策等方面給予西部縣域支行以相應的傾斜,擴大個人消費貸款、助業貸款等個人、個體類貸款審批權限,滿足縣域富裕人群的消費和創業需求,扶持縣域優勢產業做大做強;加大新產品研發力度,尤其要在涉農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問題上下大功夫,積極探索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多種擔保方式并舉,解決貸款難和難貸款的問題;強化縣域支行人員培訓,強化交流和崗位體驗式培訓,提高縣域支行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

縣域支行: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理念,積極轉變服務觀念,把客戶是否滿意作為檢驗縣域支行工作人員的唯一標準,改變“官商”作風;優化內部人力資源配置,改變機關人員和一線人員的不合理配比,壓縮二線人員數量,充實一線營銷力量;積極推進激勵約束機制改革,面向市場確定收入,明確產品掛鉤單價,嚴格落實產品買單制,做到激勵明確,效果突出;打破原有的層級組織架構,發揮新型組織形式溝通鏈條短、市場反應快捷的特點,根據業務需要組建任務型營銷團隊,吸納上級行和縣支行的業務精英,加大縣域基礎設施、大型企業在縣域投資、產業轉移項目營銷力度和服務質量,有選擇型的介入資產業務;實行中小企業專業化經營,涉農貸款緊抓核心企業和核心農戶,積極發展聯貸聯保等適合縣域經濟特點的擔保方式,以持續創新和專業化經營化解經營風險,打造“品牌叫得響,客戶認同度高,支持縣域經濟力度大”的新型西部縣域支行。

【參考文獻】

[1] 張光軍等:關于農業大縣支行內控問題的調研報告[J].湖北農村金融研究,2008(2).

第7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甘肅；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2.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1-0145-03

1.引言

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是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西方經濟學家對這個理論進行較多的研究，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指出一個國家金融部門的發展對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積極效應，并認為功能良好的銀行通過甄別并向最有機會在創新產品和生產過程中成功的企業家提供融資而促進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經濟增長。1969年戈德史密斯通過對35個國家1860~196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分析和研究后認為：在一個較長的分析期內，經濟與金融發展水平大致平行，在一些國家，甚至還出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與超出平均水平的金融發展關系這種情況。1973年肖和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中，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信貸配給理論論述了金融市場的內生性缺陷，從而客觀上對金融深化理論起到了補充作用。金和萊文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并利用實證方法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的增長具有積極作用，盡管不同的學者論述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積極的緊密關系。

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對金融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探討和研究。孟猛（2003）通過運用包含誤差修正項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從實證的角度得出：長期看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深化之間存在供給導致的關系即發展金融市場、深化金融改革從長期角度看有助于我國經濟發展；史永東、武志（2002）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明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一種雙向因果關系；沈坤榮、張成（2004）對金融的內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認為金融發展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機制的一部分，在調節經濟促進發展上發揮正向作用，1991年證券市場的出現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映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成熟和不規范。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學者利用各種方法和各種指標對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但是這些學者的研究分析大多是將中國金融業當作一個整體，很少注重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差距。本文以國內學者研究為基礎，利用甘肅省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數據，通過線性回歸的方法來檢驗甘肅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據此得出相關結論和建議。

2.指標和數據的選擇

本文選取三個指標來衡量甘肅省的金融發展水平，第一個是金融相關率即C/GDP，其中C代表的是金融機構信貸總額，用它來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根據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關率的計算方法即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的比率。我們在此選取存、貸款總額即信貸總額來代替金融資產總額，這是因為對甘肅這樣一個欠發達省份來說，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銀行，而銀行最主要的資產是存貸款，選取GDP來代替國民財富，這是因為GDP被通常認為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綜合經濟發展指標，金融相關率越大，經濟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發展也就越快。第二個指標是證券化程度指標S/GDP。它指的是證券市場市價總額與GDP之比，它是反映證券市場經濟化程度的指標。證券市值應包括股票、債券和基金的市值，由于股票市場在甘肅證券市場上占主導地位，同時我們所掌握的統計資料也難以查到全部證券的市值，所以我們把股票市場市值代替全部證券市值，而忽視了債券和基金市值的部分。第三個是保險經濟化指標I/GDP，它指的是全部金融機構保費收入與GDP的比率。

除了三個金融發展指標以外，我們還需建立經濟增長的指標，在本文里，我們以實際GDP作為衡量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用GDP*表示；以每年的GDP*環比增長作為衡量本地區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指標，用RGDP*表示。表1是我們收集到的各項指標從1990年到2004年的具體數據。

2.S（股票市值）是各上市公司當年的股本*該只股票當年最后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累計之和

3.C為甘肅金融機構的存、貸款總額

數據來源：《甘肅統計年鑒》、《甘肅年鑒》、《甘肅金融年鑒》各期，新浪網、證券之星

3.計量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模型之前，我們先以直觀的圖表表示甘肅省RGDP*、C/GDP、S/GDP、I/GDP的變動趨勢，如圖1：

從圖中可以看出，甘肅省的RGDP*基本上保持不變，接近與一條平行與橫軸的直線，但這也同時表明甘肅省的實際GDP保持著一個基本穩定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從1990年到2004年，甘肅省的實際GDP增長了3.5倍。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甘肅經濟金融化程度、證券經濟化程度、保險經濟化程度也不斷提高，經濟金融化程度即金融相關率由1990年的151.10%提高到2004年的293.42%，凈增142.32%；證券經濟化程度有1994年的1.78%提高到2004年的16.43%，增長了9.2倍,保險經濟化程度由1990年的0.84%提高到2004年的2.85%,增長了3.4倍。可見，在過去的15年中，經濟和金融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根據圖1所示，我們可以認為：

（1）甘肅省的經濟金融化程度與實際經濟增長率呈正相關關系，因為隨著實際經濟的逐步穩定增長，經濟金融化率是大幅度提高的。這說明甘肅省金融發展迅速，金融資產總量不斷增加，金融發展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2）甘肅證券經濟化程度與經濟增長率沒有明顯的規律性關系。因為在1994~2004年，甘肅實際經濟增長率呈不顯著的上升趨勢，而證券化程度先是快速上升，之后又大幅度地下跌。

（3）保險業對甘肅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保險經濟化程度是橫軸上的一條水平線。這是因為甘肅地區保險市場起步較晚，保險業務規模小、保險公司數量少，居民對保險認同度不高。

根據圖1，可以直觀地看到甘肅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某種相關關系，為了準確的揭示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建立了多元回歸模型，由于保險業務規模太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所以我們在模型中舍去了保險經濟化程度這個變量，模型如下：

模型的Y表示經物價調整后的實際GDP也即GDP*，x1表示S/GDP，x2表示C/GDP，u表示隨機擾動項。

4.相關檢驗與原因分析

按以上模型，利用甘肅省1990~2004年的相關數據，運用EVIEW3.1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結果如表2：

從回歸結果看,方程的擬合度R2為0.9522,調整后的R2為0.9402，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結果，這也說明了甘肅的金融發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D.W＞du=1.36說明經廣義差分變換后的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關性。

關于t檢驗，模型中x2的t絕對值較大，通過的可能性很大，而x1的t絕對值較小，通過的可能性小，這說明x2與GDP*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而x1與GDP*的線性關系是非顯著的，表明股票市場對當地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這一結論與哈爾銳斯的研究成果基本吻合，即“在欠發達國家，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是非常弱的，而在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活動水平的確有助于解釋實際GDP的增長率。”股票市場對甘肅經濟增長沒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深刻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股票市場成立時間不長，甘肅省更短，直到1994年才有第一只股票“甘長風”上市，不規范的地方仍然很多；另一方面是股票交易與股票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很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股票市場上結構不合理，上市公司大多是國有企業，因此股票市場沒能成為反映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此外，上市公司質量較低，投機性很強，資金大部分被大股東占用，未能把資金用來促進自身發展進而推動甘肅經濟發展。在回歸模型中x2的系數為正的3.09,這說明經濟金融化程度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與我們的預期相符合的；同時系數值為3.09,意味經濟金融化程度每深化3.09個百分點,才能使得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這說明甘肅的經濟是靠高信貸增長為支撐的，金融的“高投入，低產出”問題突出，資金配置效率不高。

5.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甘肅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①經濟金融化指標C/GDP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協調，金融存在“高投入，低產出”問題。②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有不顯著的作用。③保險業對甘肅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

針對以上結論, 我們提出了如下建議：

1. 調整信貸結構，優化投資方向，提高銀行資金的運用效率

銀行在信貸支持上最主要的是做好信貸的有效調節。一方面要在量上進行調節，保證信貸資金的適量供應，另一方面要在結構上進行調節，保證資金的合理投向，確保資金高效運用。甘肅省銀行業和政府要積極協作，加強產業、行業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把握發展趨勢，拓展項目范圍，統籌制定技改項目支持重點，石油、化工、鋼鐵等重工業以及旅游業，它們既是甘肅省的傳統產業，又是甘肅的優勢產業，商業銀行應增加對其支持。同時，在西部大開發的良好環境下，商業銀行應在保證資金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的基礎上，繼續增加對基礎建設的資金支持，并對資金流向、運用情況要進行嚴格監控，防止投入資金的挪用和流失，使得甘肅金融高投入、低產出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轉。

2. 積極發展、壯大、規范資本市場，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

目前，甘肅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規模不大，市場體系不健全。目前，只有19家上市公司，僅占全國上市公司總數的1.4%，且上市公司整體質量不高，道德問題突出。因此要爭取發展一些有潛力、運作良好的公司上市，并且積極推動本地區上市公司的重組，發揮其整合后的協同效應。同時要以主導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為基礎，培育儲備一定數量的準上市公司，爭取上市融資或借殼、買殼上市，充實資本市場。積極利用債券這一手段，鼓勵企業發行融資債券，吸引社會下閑散資金。通過不斷尋求融資新渠道，整合內外各種資源，為甘肅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增強證券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此外還須加強證券市場的監管力度，制止上市公司、企業的違規、違法行為。

3. 促進保險市場快速發展

由于甘肅省保險業發展較慢，市場份額較小，因此甘肅省要有計劃的批設一些新的保險公司，重點支持專業性養老保險公司、健康保險公司的設立，培育多元化的保險再市場，支持保險公司和其他各類投資主體參股后設立再保險公司。鼓勵引導保險公司調整產品結構，拓展網上保險、遠程理賠等新的服務方式，滿足多層次的保險要求。同時要搞好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鼓勵有經濟能力的人參加保險，提高保險市場在甘肅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比重。

4. 建立中小企業投資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平臺

中小企業是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市場、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但是目前甘肅省中小企業規模小、資信低，可供抵押的物品少，財務制度不健全，而且中小企業貸款單筆數量不大，頻率又高，這樣使得省內各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單位管理費用高于對大企業的相對費用，出于盈利性和風險性原則的考慮，各商業銀行不愿向其貸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些中小企業投資擔保機構，為有條件、有效益、有市場的中小企業進行擔保，提高其社會信用能力和向銀行的融資能力。在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方面，盡管甘肅省已開始了有益的探索，成立了一些中小企業擔保公司，但是目前從擔保公司的運營情況看，其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還需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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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立. 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1978―2000）[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4]沈坤榮,張成. 金融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跨地區動態數據的實證研究[J] . 管理世界,2004,(07).

[5]史永東,武志. 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 ,預測,2003,(04).

[6]王滿,余銳懷,楊二保.陜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西北大學學報,2005,(04).

[7]孟猛. 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對我國的實證分析[J] .2003,(01).

［作者簡介］王曉鴻(1965-)，女，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學、金融理論與政策

程貴（1980-），男，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碩士研究生。

第8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金融深化 金融抑制 經濟發展 房地產市場 稅收制度 貿易自由化

一、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

（一）金融深化的概念

政府放棄對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過度干預，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嚴格管制，使利率和匯率為反映資金供求和外匯供求對比變化的信號，從而有利于增加儲蓄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金融領域的政府“管制”為“有效管理”，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體系的運作效率，優化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價格扭曲、市場分割、結構單一的現象，形成正的儲蓄、投資、收入和結構優化的效應，建立起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二）金融抑制

1.概念。指政府通過對金融活動和金融體系的過多干預抑制了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金融體系的發展滯后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抑制的原因是政府為了刺激投資，要行政手段壓低利率，抑制了儲蓄的增長。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業遠未達到成熟，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為經濟發展服務。

2.結果。金融抑制的結果是金融淺化，即金融資產存量規模小、品種少、期限種類少。

抵押了各類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從而使金融資產的需求受到抑制。

二、當前中國金融深化的現狀

（一）央行降息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中國人民銀行21日晚間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央行稱，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同時結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其他各檔次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并對基準利率期限檔次作適當簡并。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3%下調至2.75%，而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由1.1倍基準利率擴大至1.2倍，公積金貸款利率跟進下調，利率市場化繼續加速前行。過了“金九銀十”的樓市暖季之后，經過11月份的央行降息，樓市也出現了小幅的回暖。只能說，樓市回暖是央行降息最好的反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在其《2015年中國房地產前景報告》中寫道，“包括最近降息在內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公布后，抵押貸款申請將更加容易、房地產市場人氣將改善，因此房屋銷售量將開始企穩。”此次降息將進一步增強短期市場信心的確立，去庫存增長，銷售有望明顯上升。不過，政策對市場的影響亦將根據市場情況存在明顯的分化。降息等一系列政策短期來看，降息會讓樓市迎來新一波行情，可能會集聚在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起作用，三四線城市仍不被看好，并且對于大多數二線、三四線城市來說，庫存偏大、去化周期偏長的問題遲早會暴露出來。

政府為了刺激投資，如房地產市場的投資，人為壓低利率，雖然在短期內能夠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復蘇，改善部分房地產產出下滑帶來的GDP增速減緩，但在房地產產能過剩，內在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同時也會加劇房地產市場泡沫經濟的現象，一旦泡沫破裂，中國經濟將遭受破壞性打擊，不利于經濟發展。

其次，人為壓低利率，抑制了儲蓄的，刺激了對實物資產的追求，而且由于借貸低廉，刺激了對邊際收益很低的項目的投資，致使不合理投資增長，降低了儲蓄使用效率。如房地產市場，在房地產產能過剩的情形下，央行降息，使對其的投資增加，儲蓄減少，資本沒能的到有效利用，不利于經濟發展。

因此，如若政府由于各種原因，比如貨幣當局對控制名義利率乏力、反高利貸心理、對市場機制的作用抱有懷疑等，而采取金融抑制戰略，不僅會抑制儲蓄的增長，降低資本利用效率，而且會刺激不合理投資的增長，如我國產能過剩的房地產市場，為了抵消部分GDP增速減緩，繼續放任泡沫經濟增長，可能會醞釀新的金融危機，阻礙了經濟發展。

（二）貿易自由化與經濟發展

中國是推動與各國、各地區進行自由貿易所付出努力最多的國家。目前，緊隨APEC會議，中國在建自貿區20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簽署自貿協定12個，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和瑞士的自貿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以及大陸與臺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自貿區談判完成后，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有6個，涉及21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斯里蘭卡和挪威的自貿協定，以及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協定和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1”）升級版。前不久，中國還再次提出推進亞太自貿區的設立。

中國這一舉措引領了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促進了全球一體化的進程，為世界經濟貿易上的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法。推動了亞太地區雙邊甚至自貿區的建設，這可能會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其他持觀望態度的國家紛紛效仿，有利于我國貿易自由化的推進，與金融自由化相配合，有利于金融深化，能夠促進經濟發展。

（三）稅收制度與經濟發展

今年2月，稅務總局公布了所有稅務行政審批事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4月份主動將享受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和就業創業稅收優惠政策的程序，由事前審批改為事后備案，納稅人即時可享受稅收優惠，小微企業受惠面因此增加30%以上。8月初稅務總局取消和下放的審批項目，占國務院批準取消29項非行政許可中的33.3%。2013年至今，已取消和下放43項審批事項，并同步清理了與取消下放審批項目相抵觸的文件和制度。今年國務院先后做出擴大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范圍和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的決策，前三季度辦理稅務登記的小微企業有856.1萬戶，243.34萬戶盈利的小微企業中，有236.43萬戶享受所得稅優惠，受惠面逾90%，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免74.62億元。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優惠政策惠及約2100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獲減免稅款296.47億元。這三個稅種合計減免稅371.09億元。工商總局數據顯示，3月至8月新登記市場主體同比增長61%，大多數為小微企業。稅務總局積極落實貿易便利化措施，推動外貿穩定增長。在稅收政策扶持和各部門協同配合下，外貿形勢逐漸回暖。前三季度出口退稅增長11%，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的十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多項涉及稅收政策和稅務部門，因此，財政政策有可能會轉向實質上的“積極”。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要體現在對中小企業的減稅，對貧困人口的補助上，這些政策措施能夠推進金融深化，促進經濟的平衡、可持續的增長，有利于經濟發展。

三、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第9篇：金融發展機遇范文

【關鍵詞】碳金融；碳排放；碳市場；生態經濟學

一、碳金融概述

隨著全球氣候問題的不斷加劇，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低碳經濟學興起并不斷發展。在這個低碳經濟大背景大環境下，碳金融迅速發展，成為一種新興金融工具，不僅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也為不斷發展擴充金融體系。

二、碳金融發展路徑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礎

1.以科斯定理為基礎

國外學者對碳金融的研究時是環境金融的延伸而來的。國外學者認為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且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因此對于碳金融的研究是從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特別是以科斯定理為基礎。根據科斯定理的思想，學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產權的，具體來說是排放權的金融工具與市場體系，并將其應用于實踐。京都議定書界定三種靈活機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個應用。

2.環境金融的延伸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困擾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降低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使環境的犧牲成本降到最低，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在此基礎上，環境經濟學誕生。為了能夠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實踐，金融手段被廣泛研究和使用。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越發的認識到氣體溫室效應的危害性，節能減排成為最重要的環保問題之一。當國際環境保護的重心轉向以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為標志、以遏制全球氣候變暖這一議題時，環境金融便開辟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碳金融。為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國際組織機構設計市場機制，使溫室氣體的排放成為商品，可以在市場上轉讓。這些市場機制直接推動了全球碳市場與碳金融的形成與發展。

因此，就像劉麗巍（2010）所述，國外是從環境金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礎上揭示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投融資作用以及環境風險管理作用，并用豐富的案例介紹碳金融的市場操作機制，把市場力量引進到解決氣候問題的方法。

國外對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國際碳市場為基礎，重點關注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和清潔發展機制（CDM）的運行機制與成效。

3.從低碳角度出發

除了從環境金融的角度出發。我國學者也從低碳經濟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減緩和適應國際氣候變化，應該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產品、業務、市場等的創新性安排。即從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高度，倡導在國內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發展路徑研究

碳金融的產生與排放主要是由于許多實體經濟部門的經濟活動，通過何種手段與路徑來控制實體經濟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礎與研究熱點。

最初，各國的減排手段是碳稅，即采用征稅的方式來提高企業排放成本。但是碳稅這種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難獲得有效的信息，進而制定有效地稅率從而到達有效的減排量：二是，碳稅容易通過價格被轉嫁與消費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議定書》的基礎上，認為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靜態或動態效率的交易計劃，這些政策工具的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卻提高整體減排成本，沒有在進一步減少排放量作出貢獻，因此在政策組合的目標和取舍必須是明確的。

三、碳排放權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權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碳減排手段，是碳金融體系以碳排放為基礎和核心。國際碳交易市場在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的干預下形成與發展，其中較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場為基礎，金融機構創新衍生產品，促進了碳金融市場的發展與交易活躍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基于配額的交易，買家在“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體制下購買減排配額，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額的。二是基于項目的交易，買主向可證實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減排額，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聯合履行機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連續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權的價格、銀行與跨期借款。他運用最優控制理論分析框架下，探討了分散的企業行為可以使聯合成本最小，實現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許可證價明確的解決方案的時間路徑，討論了當允許企業同時向銀行借貸和只允許企業與銀行的交易排放許可證的情況。同時排放權可以借貸的條件下的定價問題，表明減排的邊際貼現成本應該不隨時間變動，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條件下，排放權應該等于邊際成本，因此許可的價格應該隨無風險貼現率增長。

我國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也是積極參與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碳排放與碳金融的研究也成為了我國的學術熱點。但是與國外相比，我國碳金融理論研究起步較晚，且碳金融實踐程度也較弱。目前我國的碳金融研究多數為定性研究。

（一）我國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國的碳金融研究主要從介紹我國目前碳金融的發展現狀人手，指出當前發展碳金融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發展碳金融的對策建議。

初昌雄（2010）對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進行了梳理。我國很早就開始著手通過政策引導信貸資源向節能環保領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開展了節能減排項目貸款業務，共支持全國34個節能減排項目，融資金額達到165億，近幾年注冊成功的合作項目和簽發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長，在全球碳市場中，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核證減排量一級市場上最大供應國。

（二）我國碳金融發展路徑與對策

目前我國從理論和實踐方面，均以開始著手發展碳金融市場與碳交易市場。但是相關制度與機制相對缺失。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發展我國碳金融市場。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與發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賴制度與管制的。目前中國在國際碳市場上缺少話語權，碳市場制度與法規基本是由歐洲制定的。為了提高競爭力，保護我國利益，相關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對于國內市場，在碳排放上就沒有有力的法律法規作為保障。實體的碳排放的混亂，使得以其為基礎的碳金融無法發展。目前并沒有從立法上強制要求減排，近年來提出的減排目標也需要后續的額度分配、監測、考核、問責等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只有在統一的社會規范和協調的法律體系下，才能構建一個碳排放的約束環境，真正促進低碳經濟與碳金融的發展。同時，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規是確保中國碳金融業務規范發展的必要保障。

2.構建全國碳交易體系

目前我國已成立了四個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組建全國統一的碳交易體系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