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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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引言
隨著2015年春節旅游熱的到來，“馬桶蓋”一詞成了熱門詞匯。成因是大量的中國游客在去日本旅游期間，搶購了大量的馬桶蓋，而其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在國內買不到這么好的產品。針對這一事件，總理在兩會期間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要抱著‘開放的心態’，因為老百姓有充分的消費選擇權，對于一些機構以及中國的企業來說是一件不容忽視具有警示意義的事件，如果國內也有相同質量的產品，起碼我國的消費者可以省下機票錢?！雹?/p>
1.現階段我國傳統制造產業的基本情況
2014年我國GDP達到636463億元，同比增長7.4%，增長速度為1990年以來新低②。我國經濟發展由高增速逐步到7%左右的穩定增速，表明我國社會發展已進入新常態發展模式，進入到增長速度穩下來，發展質量提高上來的新階段，在2014年2月主持的經濟座談會上指出“：優化產業分工和布局是丞待當前加強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雹鄞謺缧缘膫鹘y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的新要求。
2.人口紅利的出現及本質
人口紅利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布魯姆和威廉姆斯提出的，當一個社會勞動適齡人口增加超過社會總人口的增長速度，形成了一個類似于棗核形狀的“中加大、兩邊小”的社會人口年齡結構，這種社會人口年齡結構能夠為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④隨著建國后我國社會的發展以及生育政策的影響，我國實現了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由20世紀50年代的20‰下降到20世紀70年代的7.6‰），總和生育率⑤同樣實現了較快下降（由20世紀70年代的5.81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的2）⑥。正是由于這種快速的人口轉換，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的勞動力供給，我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期。
人口紅利的本質作為一個經濟概念，其規律包含了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生命周期理論是指當人口處與適齡勞動年齡時期，一方面能夠為社會的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能夠通過較強的儲蓄能力，為社會的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資本攝入。利用勞動經濟學的概念可知，在生產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勞動力、資本的投入可以充分促進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但是由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可知，當某一要素投入一定時期后，當該要素繼續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所帶來的產出是遞減的趨勢。通過對人口紅利的本質規律研究可以得出，單純的投入勞動力或資本要素，不可能使產出水平無限量增長。
由此可知，適齡勞動人口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提供勞動力和資本供給，當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投入到一定階段后，勞動力和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便會出現。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趨于老齡化時就存在潛在的人口紅利，該人口紅利結構優勢被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
3.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產生和意義
第二次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第一次人口紅利概念的基礎上，于2006年由梅森和羅納德提出的⑦，認為當社會中的人口年齡結構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一方面人口質量得到不斷提高，表現在人口的文化素質水平和人口的身體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有利于社會的人力資源積累，同時人口質量的提高有利于勞動力內涵的發展由此可以緩解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當社會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由于老年人具有較強的儲蓄能力，儲蓄可以再次形成資本進入到生產過程中，通過以上兩種效果便可以再次促進經濟的增長。
促進經濟的新增長需要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⑧。我國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將會面臨人口老齡化的現實，而人口老齡化直接體現在人口的預期年齡增加，正是這一重要因素成為了開創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要基礎。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關鍵就是提高社會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訓。隨著我國義務教育實現大面積覆蓋，我國社會對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視，特別是1999年以來我國實行高校擴招，使得我國社會的人力資源質量得到提升，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實現可能。利用好人口轉變的有利時機，促使經濟增長方式由傳統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投入向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提高的改變便會提供全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4.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帶動我國制造產業再發展
中國的產業轉型歸根到底需要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方式的轉型以及生產效率的提升，隨著人口老齡化造成的人口轉變，第一次人口紅利雖然在現階段仍有發展潛力，但長期來看第一次人口紅利將會逐漸消失，劉易斯轉折點也將會到來。利用和把握好第二次人口紅利將會加快我國未來的產業轉型和升級。
4.1我國產業結構中人口受教育情況
如圖所示，通過對1986年―2009年我國三類產業勞動人口受教育水平抽查數據分析⑨，第二產業中高中受教育水平由20世紀80年代的31%上升至21世紀初的43%，大學受教育水平同樣由6%上升至31%。由此可見，隨著我國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對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視，我國產業結構中的勞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較快提高?？死硕ɡ碇赋?，勞動力會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最后向第三產業轉移。我國現階段第二產業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雖有提升，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也在客觀上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產生提供了可能，從而能夠促進我國制造產業的再次發展。
圖1 各產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構成
4.2利用第二次人口紅利帶動我國制造產業再發展的幾點建議
4.2.1高素質人才是企業研發的核心動力
對于我國的傳統制造行業經歷了尷尬局面之時，不應指責市場，更不應指責消費者，痛定思痛的答案就是不走技術創新的道路就會被市場淘汰。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未來僅僅在于能否生產出較高性價比的合格產品。核心技術的發展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實現的，往往需要經歷一代或幾代人的科技研發，高素質人才在企業研發過程中便成為了最為核心的發展動力，歸根到底還是人的因素。唯有不斷積累人力資本，才能實現研發能力的突破，相對于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掌握人才資本顯得更為重要。
4.2.2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發展機遇
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到來為我國的制造行業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人口素質的提高使得勞動了內涵提高，為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本積累創造了條件，今兒有利于核心技術水平的提升。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第一次人口紅利終會消失，傳統的勞動力低成本也最終會被科學技術的發展所抵消，依靠勞動力數量取勝的發展時期已經過去，唯有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發展機遇，通過依靠勞動力的內涵質量的提升才能取得新的進步和發展。（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注解：
① 總理，2015年兩會講話，2015.
② 2014年國家統計局數據.
③ ，2014年經濟工作講話，2014.
④ Bloom D.E.，Williamson J.G .，World Bank Ecomnomic Review，1998，12（3）：419-456.
⑤ 總和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
⑥ 中國統計局人口數據分析.
⑦ Mason，A. and R.Lee.GENUS，2006，62（2）：11-35.
第2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該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近兩年，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諸如“這是一個千億元級別的市場”“一定能夠顛覆BAT”的豪言壯語，如今卻很少聽到了；中關村的創業咖啡也涼了許多，“什么都不缺，就差一個程序員了”的創業者在資本的萎靡下也開始考慮為了明天的早餐開始找工作；盛極一時的iOS培訓也偃旗息鼓了，培訓出來的iOS學員發現市場上很難薪資溢價了，因為和他們一起應聘的，可能就是當時的培訓老師……
經濟不好，創業前景、公司發展遇阻的時候就會搞概念。
“過去大家普遍認為好概念對互聯網企業最重要。但Google的成功案例使人們猛然發現，憑借技術在行業里樹立最大壁壘，可以獲得產業最有價值的利益鏈條，現在連微軟這種典型的技術型企業也開始涉足互聯網了?！卑⒗锇桶虲TO吳炯說。而馬云笑稱，自己雖然算不上懂技術，但懂得尋找“適應市場需求的技術”。
這種提醒針對的是新一輪互聯網創業風潮。目前的創業者們總是堅持，一個好概念暗示著輝煌的未來。
但新一輪互聯網的輝煌遲遲沒有到來，代表著中國互聯網新興力量的Web2.0公司，不管是在流量指標上，還是在盈利模式上，至今都沒有出現過像美國的社區網站YouTube、Myspace那樣的顛覆性力量，伴隨它們的反倒是裁員、資本枯竭等不利消息。
IDG亞洲區裁熊曉鴿認為，風投最先選擇的是能創造服務和技術的人，其次才會考慮公司對行業的影響。而“技術大拿”們對這種現象的評價更為苛刻，在他們看來，互聯網的迅速崛起，靠的是打破常規的奇思妙想。如今的互聯網企業則經常缺乏創新精神，害怕失敗，于是炒作概念往往成為捷徑，很多新概念就出來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下半場開始、新零售變革……
移動互聯網時代結束了？
首先是李彥宏提出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焙诵母拍钍?，靠移動互聯網的風口已經沒有可能再出現獨角獸了，因為市場已經進入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下一個發展階段是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時代。
互聯網人口發展到一個瓶頸期，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講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可能還為時尚早吧。如果說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那么百度豈不是完美錯過了整個移動互聯網時代？
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沖擊了PC互聯網，但也并沒有出現能夠取代移動互聯網的新型互聯網方式。移動互聯網這一波已經過了幾年，它的體量已經很大，所以它的發展速度自然會慢慢放緩。但是在移動互聯網上面還有很多可以創新的地方，比如Wi-Fi通訊方式還并沒有像流量一樣，隨時隨地統一入口覆蓋，隨時隨地可獲取流量的發展也沒有達到成本可忽略的程度，新的獨角獸仍然未出現。還有諸如“互聯網+自行車”這樣的模式出來，所以現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只是梯度放緩，絕不是結束。
李彥宏提出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人工智能與物聯網的時代才是未來。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百度錯過移動互聯網時代，并急于在人工智能方面抓緊迎頭趕上的迫切心態，畢竟曾經騰訊加阿里也不如百度的市值高。但是經此移動互聯網一役，百度已經只是這兩家市值的零頭了，可見人工智能并不是靠造概念就行的。
人工智能更多的還是在云端，終端客戶不需要去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他們只需要關心人工智能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些服務。
所以在云端怎么讓它更智能，如何運用大數據，這才是風口，但是現在是到了一個最關鍵的時間了嗎？我認為還需要很多基礎的東西。人工智能談了幾十年也是在這兩年才有了比較大的突破，后面就可以很簡單地應用在各行各業了嗎？我覺得未必。因為差距還有很遠，就像移動互聯網時代，不可能讓用戶去編程機App一樣，人工智能時代肯定不可能試圖讓用戶去理解人工智能，需要給用戶提供的只是人工智能物化了的產品和服務。
這些服務如何提供給終端用戶？我認為目前在沒有更好的互聯網服務的基礎上，還會繼續通過移動互聯網的方式提供。獨角獸的出現并不一定要互聯網人口紅利，和PC互聯網發展到移動互聯網不同，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發展并沒有拋開移動物聯網。相反，還需要緊密結合移動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在硬件鋪設上還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所以何談移動互聯網時代結束呢？
互聯網下半場開始了？
下半場是美團CEO王興在公司內部提出的一個概念，核心意思是，就像中國經濟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吃光了人口紅利，于是“新常態”就成為中國經濟的下半場；互聯網的人口紅利吃了二十幾年，也吃光了，互聯網公司的發展不得不從追求速度和規模，轉向追求縱深和創新，這就是互聯網的下半場。
互聯網從1995年開始到現在短短21年時間，如果非要拿上半場下半場這種概念來說，也就算開場踢了5分鐘，何來發展如此迅猛的上半場下半場？如果按王興的說法，現在是進入到了下半場，到2037年之后算加時賽嗎？需不需要搞個新賽季，再搞個甲級、乙級、晉級、降級比賽？
另外，從王興提到的人口紅利上來看，如果以人口紅利沒有了來算上下半場，那就更牽強附會了。就像獨立IT評論人keso說的那樣：以電力為例，如果從電力照明普遍進入家庭開始算，電力的人口紅利也早早就沒有了。但電力真正的革命卻發生在照明之外，它帶來的紅利遠非人口紅利可以概括，從中獲益的絕大多數也并非做電燈泡的企業。即使是做燈泡的，感嘆人口紅利不在的，也一定不是GE、歐司朗這樣的不斷以新技術引領照明行業的企業。
第3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 Leslie模型 關閉時間
引言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相對增加，老年人口和少兒人口相對減少，使勞動力人口撫養負擔減輕，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F階段，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中高比例的勞動年齡人口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機會。但是，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轉變，人口紅利將最終可能轉變為人口負債，阻礙經濟的增長。
人口紅利的概念是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奇跡”時首先提出的。Bloom和Canning在2002年進一步明確了人口紅利的定義，即人口紅利是指由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導致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機會窗口。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目前正處于“人口紅利期”并正享受“人口紅利”帶來的發展機遇，但在人口紅利期的度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彭希哲（2007）認為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年前后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得更早。而蔡、王德文（2004）等認為2015年前后中國將到達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從此時起，勞動力開始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加速將使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轉為對經濟增長的阻礙，即由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
中國“人口紅利期”關閉時間的估算
Leslie矩陣人口預測模型是以年齡移算為基礎的離散模型，能夠較全面地考慮到影響人口總量與年齡結構的主要因素，可以比較精確地預測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本文通過運用Williamson（1959）的擴展后的Leslie矩陣人口預測模型，來預測未來不同年份我國各年齡段人口的變化，從而預測我國未來的人口撫養比的變化，確立“人口紅利期”的關閉時間。
（一）擴展的Leslie矩陣人口預測模型
本文運用的人口預測模型基本形式為：
矩陣P（t+1）與矩陣P（t）分別代表時間t+1與t時的人口年齡結構矩陣，在矩陣P（t）中，Pi（t） 與qi（t） 分別為第t年年齡為i的女性個體數與男性個體數。M矩陣被稱為Leslie矩陣，在M矩陣中：bi（t） 表示第t年年齡為i的婦女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di 則為年齡為i的女性人口存活至年齡i+l的存活率。ai（t）為第t年年齡為i的婦女個體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ci則為年齡為i的男性個體存活至年齡i+1的存活率。
（二）模型假設
假設所有婦女均正?；榕淝揖鶗谟g期（15-49歲）生育，不考慮多胎；假設所有人口都是自然死亡，不考慮天災人禍等意外因素的影響；在模型預測期內，醫療衛生條件保持不變；不考慮國際人口遷移。
（三）M矩陣中主要參數的確定
存活率ci、di：假設在預測年份內男性分年齡存活率ci和女性分年齡存活率di與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相同。
出生人口性別比xi（t）：分年齡段出生人口性別比xi（t）是指第t年年齡為i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的男性嬰兒數與女性嬰兒數的比值。
女性生育率ai（t）、bi（t）：結合中國統計年鑒分類標準，本文將育齡婦女界定為15-49歲的女性。
年齡別生育率fi（t）：是指年齡為i的育齡婦女在t年的平均生育率。計算公式為： 。其中，Pi（t）表示第t年年齡為i的育齡婦女總人口數，Fi（t）表示在第t年生育的年齡為i的育齡婦女總人口數。
總和生育率β（t）：是指一定時期各年齡組婦女生育率的合計數，說明每名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孩子數。計算公式為：
（1）
規格化年齡別生育率fig（t） ，用于表示婦女的年齡生育模式。計算公式：
（2）
為保持與基礎數據來源的一致性，本文采用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得到的年齡別生育率為規格化年齡別生育率，并用其表示未來年份里婦女的年齡生育模式。即：
（3）
其中：fi（2000）為2000年年齡別生育率；β（2000）表示2000年總和生育率，可由公式（1）計算得到。
在確定了規格化年齡別生育率后，由公式（2）可以得到未來年份（2001-2050年）的年齡別生育率fi（t）與總和生育率β（t）之間的關系為：
（4）
其中，fig（2000）為2000年年齡別生育率，可以通過公式（3）計算獲得。
因此，從公式（4）出發，通過在模型中設定不同的總和生育率β（t），可以得到不同的年齡別生育率fi（t），結合出生人口性別比xi（t），可以得到育齡婦女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以及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
為了考察不同的生育水平對人口撫養比的影響，本文設計3個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進行人口預測：
方案1――高方案：按照人口學的規律，總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個平衡指標。因此本文的高方案將總和生育率設定為2.1。
方案2――中方案：本文的中方案總和生育率為1.8。
方案3――低方案：保持目前總和生育率1.4左右不變。
第4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貢獻了約27％的人均GDP增長。但是，隨著人口老化和人口撫養比的觸底反彈，“人口紅利”可能到2013年時將消耗殆盡。
現在，如下幾個相關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在中國，保增長不一定能保就業。
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系，有一個“奧肯定律”，即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反向相關。然而，中國目前的增長與就業并不一定存在相關關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國的經濟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業，本輪調控后，這種傾向更明顯。大企業、大項目多在資本密集型行業，這些產業對增長貢獻大，對就業貢獻小。
我們曾通過分析17個行業投入產出表，對投資的增長乘數（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程度）與就業吸納系數進行排序，得出的結論是，投資增長乘數較高的行業，就業吸納系數較低。
從去年底開始實施的從緊貨幣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貸窗口指導。對信貸的控制也包括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把握。抓貸款質量，就是要保證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業正在經歷困難的時期，貸款給中小企業對銀行來說，風險就加大了，獲得貸款的就更是大企業、大項目。
第二，中國的失業率當中，主要構成是自然失業率，這不受經濟周期的影響。由于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長與就業的關聯度比較低。我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調查失業率）大致為5％，其中，4個百分點是自然失業率，1個百分點是周期失業率。
周期失業是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失業，反周期（促增長）的調控措施只能減少周期失業率。因此，中國要降低失業率，還需著眼于降低自然失業率。中國總的失業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業率相對穩定，加上大學生就業困難等因素，自然失業率有增長的趨勢。
自然失業率并不“自然”，就是說，政府對自然失業率并非無計可施。中國今年開始實施《就業促進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業歧視，推動就業服務，加強培訓和信息服務，可能降低自然失業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長下降，造成1個百分點的周期失業率，那么，通過降低1個百分點的自然失業率，也可以減小增長放緩對就業的壓力。
誰都不希望經濟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達到10％，應是不錯的結果。但也必須看到，相比去年放緩的1.9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受到一定影響。
――“劉易斯拐點”初現，“人口紅利”將于2013年觸底。
“中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剩余勞動力”的說法并不正確。近些年來，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非?？?，人口增長率卻在下降，并且計劃生育已實施30年了。出生的減少一定會反映在勞動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這涉及“劉易斯拐點”何時到來的問題。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到來前，勞動力無限供給，存在“人口紅利”。
當然，“人口紅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質。估算“人口紅利”，一般使用人口撫養比作變量。人口撫養比是將人口分為三個部分：零歲至15歲，16歲到64歲和65歲以上；用15歲以下部分和65歲以上部分的人數，去比中間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是撫養比。比值越高，說明人口負擔越重。我們測算，人口撫養比自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會停止下降，隨后開始上升。實際上這個過程就是老齡化。
我們的結論是，人口撫養比下降1個百分點，對人均GDP增幅的貢獻為0.115個百分點。這樣算下來，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對人均GDP的貢獻，大約占27％。如果這個因果關系繼續成立，那么，從2013年開始，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個百分點。
“劉易斯拐點”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點，可以把它看做一個區間。純粹二元經濟的特點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無需用漲工資來刺激供給?？墒?，會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給工人漲工資。當這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時，就標志著步入了“劉易斯拐點”。
實際上存在兩個“劉易斯拐點”，第一個到來時，需要漲工資才能雇到需要的勞動力；第二個到來時，城鄉實現了一體化，即城鄉邊際勞動生產率達到相等。前一個轉折點已經到來，后一個則是更長期的過程，持續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經濟增長，時機已到。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資本報酬遞減，在特定的發展時期，必須把增長從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才有報酬遞增。克魯格曼在1994年說，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的增長不是奇跡，因為沒有出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這些經濟體的高增長不能持續。
這種看法的不足在于沒有認識到“人口紅利”的貢獻。資本報酬遞減的原因在于，勞動力是短缺的，這也正是新古典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但是，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就不會遞減，資本與勞動報酬可以同比例增長。
只有發展中國家“人口紅利”會比較明顯。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可以很快，因為有醫療衛生、計劃生育等各方面的進步。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實現快速增長，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為數不多的經濟體做到了。它們當時的高速增長依賴的還是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因為有“人口紅利”，沒有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實現了多項體制上的解放，“人口紅利”就開始起作用了。這個過程解放了生產力，肯定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其實是個“殘差”。我們按照世行的方法再進行細分，發現推動這個殘差的有兩個因素，一是技術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們最后的解釋為，配置效率即勞動力轉移，貢獻了GDP增長的21％，而技術效率提高的貢獻，只有3％。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比較認同的觀點是改革開放的前期增長較快，上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明顯放緩了。
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并不必需推動技術進步來推動GDP增長。這也是為什么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很久，但并未發生實質轉變，而一直維持著廉價的增長方式?！叭丝诩t利”消失的政策啟示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時候了。因為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的時候，資本報酬就開始遞減。這時，如果還不能轉到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發展就沒有可持續性了。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就是把依賴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轉到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研究認為，亞洲“四小龍”在發展后期，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而前蘇聯一直是勞動力短缺的，它應該走早期資本主義的路線，卻沒有走。
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就提出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磥硎菑募夹g少到技術多，從資本密集度低到高。但這其實不是核心。蘇聯的重工業，資本、技術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產率卻是負數。
第5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關鍵詞】 貴州 人口紅利 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是1997年安德魯?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經濟學概念，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由此促成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經濟增長產生的積極效應，這段時期則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依據人口學理論，人口年齡分布一般分為五類：1―14歲為少年兒童，15―24歲為青年人口，25―49歲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50―64歲為高齡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為老年人口，一般將15―64歲之間的人口認定為勞動人口。
我國的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少年兒童占總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我國社會養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開始緩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了2.19個百分點，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所占比例下降2.69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個百分點。進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個百分點，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10.7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個百分點。
至2010年，伴隨著老年人口的緩慢增長，少年兒童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以年均約0.52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8811萬人，占全國總人口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一、貴州人口紅利基本情況
建國以來，貴州人口依次經歷了兩次人口結構的轉型。至2003年，貴州省總撫養比為50.33%，首次超過50%，開始邁入老齡化社會。2004―2012年同期，相較于西南地區其他省份，貴州省總撫養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區平均水平7.55個百分點。至2007年，這一差值甚至高達10.15個百分點（見表1）。由此可看出，貴州省的勞動年齡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提振貴州省經濟增長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達到總撫養比的最高峰后，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以年均1.94個百分點開始下滑。2007―2012年，貴州省人口總撫養比高于西南地區省份總撫養比平均水平的部分，開始浮動性下滑。總撫養比由老年人口撫養比和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構成。2004―2012年，貴州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緩慢上升，少年兒童撫養比雖有適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區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見表2）。例如：2012年，少年兒童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四川16%、重慶16%、云南20%、22%、貴州23%。
總體來說，相較于臨近省份，雖然貴州省的人口負擔較重，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較重的人口負擔在逐年緩慢降低，在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后，貴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紅利效應末期的能力。
二、貴州省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社會人口老齡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口結構會由“年輕型”逐步向“老年型”轉變。隨著經濟的增長及科學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在不斷延長，人們的生育觀念在發生轉變，對傳統的從事家庭生產和供給的勞動力剛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導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雙重下降。貴州省自2003年開始邁入人口老齡化，且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進一步催化社會的老齡化。截止到2010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萬，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戶籍人口為計算基數，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經達到11.64%，65歲及以上占7.96%。
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而新生人口轉化為現實勞動力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資源的短缺，很可能會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閑置，社會資源無法達到優化配置，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時，現有的勞動年齡人口正漸漸趨向老齡化，勞動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弱化，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對新的職業技能的學習能力降低，社會經濟活力減退。
貴州省處于我國西南地區，屬于“欠發達，欠開發”省份，雖然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不及第二產業，但是農業人口占全省總人口超過八成。2012年，貴州省農業人口約3448萬人，占全省總人口83.42%。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這主要源于我國農村的傳統文化、生產方式和經濟水平低下等因素。貴州省一些較為偏遠落后的山區農村，甚至還保留著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更決定了家庭養老的主體地位。同時，由于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技術一般較落后，醫療場所覆蓋率低，農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傷殘率也較高。這些原因更加導致其子女經濟負擔加重，在負擔完父母的養老開支后，基本沒有剩余進行儲蓄。Leff運用截面數據分析方法，對1964年74個國家進行截面估計，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撫養比對儲蓄率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高儲蓄率是我國能實現高投資水平的保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陳友華指出：老年人占社會比重高，國民生產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年人護理、醫療等支出會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產性投資的公共投資比例會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資的減少直接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
貴州省由于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低儲蓄率和非生產性消費支出，都直接影響到了貴州省經濟的發展，并且隨著老年撫養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2、低勞動參與率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途徑：高勞動參與率、高消費需求和高儲蓄率。具體過程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長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后，就為社會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口，這就使得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得以保證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為各類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隨著這部分人口跨入勞動年齡的時間增加，其也逐漸達到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費的高峰期。
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貴州省經歷了兩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貴州省0―14歲少年兒童增幅達115.44萬人，至70年代末，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貴州出生率開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陸續進入生育階段，當時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貴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穩定在20.0‰～23.0‰之間，致使0―14歲少年兒童比重從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個百分點。自此，貴州少年兒童撫養比在2005年波動上揚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目前的少年兒童撫養比下跌是有利于經濟的短期發展的，但是當現有勞動年齡人口陸續進入老齡化，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有限時，貴州省未來有可能會出現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均衡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沿海經濟迅速發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輕人，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大量外出打工，尋求更高的工作報酬和新的發展方式。在這一時期，貴州外出年輕人口加速增長。至2010年，貴州省人口凈流出量為700多萬人，比十年前增長了將近500萬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為60歲以下適齡勞動力人口。
貴州省80%的人口屬農業人口，基本從事第一產業，這就導致農村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城市不斷向農村擴張，導致很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對于資金匱乏、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以及勞動技能欠缺的失地農民來說，失去了土地往往就處于失業狀態，這也是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貴州省社會加速老齡化的重要因素，這樣很難在未來保證實現均衡的社會年齡結構，保證社會總撫養比以及人均消費率和儲蓄率較高。即便擁有較成熟的資本市場，但低儲蓄率也無法為投資提供保障。
三、社會環境對人口紅利的影響
影響貴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紅利來振興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來自于人口紅利狀況的“先天”不足外，社會環境因素也制約著貴州人口紅利的發揮，如：城鄉“二元”壁壘阻礙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交通信息閉塞不健全使得勞動力以及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產業結構不合理帶來的影響為甚。
在社會經濟增長率達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業主要取決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由于具有資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納勞動力能力強，一般能同時綜合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特點，能夠吸納不同層次的勞動力，是一般勞動者較理想的就業場所。同時，第三產業中有許多新興的朝陽產業，能吸收社會最新型的生產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現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較好的市場前景。
從產業創造總值來看，貴州的產業結構基本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產業中，以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持續快速增長，2002年貴州產業結構演變為“二、三、一”格局。盡管貴州省的產業結構得以調整，但是目前的產業結構仍存在問題。由于經濟增長的后發力不足，增長方式仍以粗放型為主，貴州省產業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仍以傳統的服務業為主，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比較缺乏，技術和知識密集程度較低，尤其是貴州先天的旅游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貴州發展旅游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盡管貴州近年來旅游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橫向比較，差距還很大。
四、發展建議
1、逐步提高薪資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穩步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彰顯社會公平。其次，從長遠來看，薪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擴大內需，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對促進貴州經濟整體發展意義重大。再次，提高薪資水平雖會給企業造成壓力，但也能營造有利于競爭的環境，迫使省內企業逐步擺脫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改走技術創新之路，增強貴州省經濟發展活力。當然，薪資水平的提高，必須在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之際，這樣才能使得工資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勞動者的素質
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根據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將企業職工的學歷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提高24%，如果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勞動者素質，要同時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術培訓水平。借鑒國外經驗，可建立健全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實習培訓機制，促進新增勞動力與企業需求順利接軌。在此基礎上，如果未來能夠把實際退休年齡加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約束會進一步減輕，從而在第一次人口紅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贏取第二次人口紅利。
3、充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具體而言，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充分應對“人口負債”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門：一要帶頭樹立積極的老齡化觀念，營造積極有利的社會輿論環境；二要出臺相關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政策法規；三要考慮嘗試推行適當的彈性退休制度或推遲退休年齡；四要積極開拓老年勞動力市場，優化老年人力資源配置，充分調動老年人口的工作積極性，讓他們發揮余熱，對社會發展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同時也是解決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獨、社會撫養壓力等問題，維持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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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原有的“紅利”是怎樣消失的？
原有的“紅利”消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原有的各種“紅利”是適應于經濟發展前期的。因此隨著經濟繼續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變化，這樣一來，原有“紅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有“紅利”的消失應主要歸因于轉型的不及時和不到位
原有的紅利如果在經濟發展方式成功轉型的條件下，也會隨之而轉型，那就不會發生“紅利消失”的情況了。但要注意到，@種變化要有市場的催促和壓力。換言之，“紅利消失”如果不事先做好準備，就會引起社會的不安或動蕩，因為經濟會突然下滑。
原來“紅利”的消失，在相當大程度上也與留戀原有的“優勢”有關
如果企業總是存在僥幸心理，以為原有的“優勢”不會消失，那就走上了沒落之路。生產要素的重組實際上取決于信息的重組。不了解信息重組的必要，就只能失去市場。
經濟中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創新的條件，將不可避免地把經濟拖入停滯和衰落
創新的必要性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不創新，不僅沒有“紅利”，連企業也會垮掉、消失。也就是說，任何留戀原有的“優勢”而不愿轉型的地區，都會自食惡果。
“紅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地涌現
在原有的“紅利”消失以后，新的“紅利”不可能自發涌現。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一種新的體制或新的機制，新的“紅利”就缺乏相應的機制、體制，涌現是不可能的。
“紅利”的新源泉首先蘊藏于新的體制之中
這表明，必須有新的體制，才能產生新的機制，新紅利才會出現。新體制、新機制就好像一種新的制度環境，不僅能催生新紅利，而且能保護新紅利的獲得者。
資本不足，再聰明的創業者都無能為力。而有些場合，不怕融不到資，只怕融到資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這筆資金。有眼光、有作為的創業者同其他人的差別正在于會不會用好手中的資本。
“紅利”的新源泉也來自億萬群眾和千萬家企業的活力
那么，“新紅利”的獲得者是些什么人？他們就是億萬群眾，就是千百萬家企業，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他們在新的體制和機制下，發現了發展機會，同時認識到自己必須抓緊機會而不能放棄機會，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紅利。
有了新體制，再加上群眾和企業有活力，新的“紅利”就會涌現
“新紅利”如何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涌現并把經濟社會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個有志于創造和盈利的群眾和企業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發展的信息局限在狹小的圈子內。必須在新體制的激勵下使群眾和企業的活力充分發揮出來。
新改革紅利應當成為普遍存在的“紅利”
既然“新紅利”首先來自體制改革，那就應當明確近期最需要改什么
新改革紅利實際上不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過去，不僅存在于某一個國家或地區，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只要實行了符合國情的改革，都會帶來一定的改革紅利。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項目之一，是農村土地確權和農業產業化
這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繼續，但最重要的是：當年的承包制沒有明確產權，當然也就談不到農村的合作制和農業的產業化。因此農村土地確權實際上開辟了一個新的環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個項目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在企業改革方向，結構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競爭力、產權明確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國家控股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這樣才能涌現新改革紅利。正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才能完善企業主體，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調整結構，才能創新，從而才能有改革紅利。
這兩個項目的改革取得明顯的成果后，會給中國帶來改革紅利，也就是普遍的紅利
農村土地確權及此后的進一步改革，不同類型的企業成為有活力企業后的進一步措施，都會帶來改革的紅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態下最重要的改革。這說明了新改革紅利是普遍存在的紅利，靠改革者自己創造。
在討論新改革紅利時，一定要把保護產權放在重要位置
國有企業通過改革明確了產權，民營企業應明確產權，對私人投資形成的產權進行保護。
新人口紅利是無形的，但它的涌現是可以期待的
新人口紅利的涌現，實際上表明人力資本的升級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優勢
這里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教育不公平就業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惡性循環將被打破，這是新人口紅利產生的前提。勞工市場也會隨之變化。無論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還是農民的人力資本增量增加，都是農民人力資本的升級。
在農村中，土地確權的改革會造成成千上萬農民成為有知識有能力的“職業農民”
通過農村土地確權，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變為一種職業，或稱為“職業農民”。他們可能成為“家庭農場主”，并通過土地流轉（租賃、轉包）擴大規模，也可能引進合作者，解決資金不足、農業科技不足和農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俺菤w”是新現象，是人力資本的新突破。這樣，農村中的新人口紅利涌現了。
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就是職業技術教育推廣所帶來的“新工匠精神”
農村土地確權以后，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這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力外出。但21世紀以來多年的經驗告訴人們，社會上缺乏的是技術工人，是工匠。所以職業教育的推廣是必然的，這就是新人口紅利的另一個來源。
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會不斷帶來新的“人口紅利”
科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和發展會提供新的人口紅利，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取決于兩方面的工作進展，一是教育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優化配置，動員各方面的科學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創新、有突破，這樣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口紅利。
新科學技術紅利主要來自創新，但它離不開市場競爭
新科學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產品，無一不來自創新，而創新，又無一不同創意有聯系
先有創意，然后有創新和創業。只有新科學技術的發明還不等于創意和創新。創意和l明皆是科學家的事情，創新和創業則歸功于企業家，科學家可以兼企業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業家。
創新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實現，壟斷條件下，任何創新都沒有必要性，甚至沒有可能性
沒有市場競爭，不可能出現創新。壟斷，不僅扼殺了創新，而且扼殺了創業。但如果完全沒有壟斷，只有市場競爭，那么企業都處于觀望狀態，等待別人發明創新，自己盜用。所以壟斷是起作用的，這就是：對于發明創新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容許一定時期的專利。
政府在創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規劃、引領、反壟斷，以及支持創新主體、創新活動
規劃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規劃，科技創新活動難以取得成績，特別是難以走向世界前列。這需要政府來領導規劃的制定。中國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就是證據。
創新不可能停止，因為市場競爭不會停止，競爭者既來自國內，更來自國際
科技創新即使有成績，也不能忽視，市場競爭一直存在，包括國內的競爭和國際上的競爭。對于這些競爭，不用擔心，競爭既是壓力也是鞭策，因為創新活動不會停頓。
新資源紅利是創新的成果，但它同樣離不開市場競爭
資源紅利是指土地、礦產、水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一旦供給趨緊，這種優勢就會消失
在經濟發展前期，土地、礦產、水資源等資源的豐富與否，是當時各個國家走上工業國道路的發展實力的反映。當時列強之間的爭奪，與掠奪廉價資源有關。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根本改變，所不同的只不過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資經營來掩蓋掠奪、獨占的行為。
新資源優勢來自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也就是說新資源優勢來自技術創新
但不管怎樣，原有資源是在枯竭過程中，人們不斷地依賴科學技術去發展新資源。新的資源紅利隨科學技術進步而產生。對稀缺資源、資源替代品的研究和開發，已經越來越取得成績?？梢哉J為，新資源紅利同新科學技術紅利是不可分的，新資源紅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學技術紅利的組成部分。
水、土地、礦產等資源，只要是在技術創新條件下就不會枯竭，因為總有替代品
所有資源之所以不會枯竭，如果從人類社會的特殊性來看，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始終有尋找稀缺資源的替代品的愿望和對策；第二，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一直在選擇原材料和飲食原料，不停地舍棄不易得到的資源；第三，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還在利用不斷遷移，甚至遠距離遷移，來避免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資源紅利同樣是創新的產物，不停創新，新資源紅利就會長存
新資源的發現利用和產生新的紅利，是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壯大的保證。這對世界不同國家都是重要的?？梢哉f，不會轉換資源的選擇和開發利用的國家，最終必然落后、衰落。
社會和諧紅利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
它有賴于文化建設
社會和諧紅利的特殊性，以及社會和諧紅利產生的特殊途徑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一：它是無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紅利那樣，通過某個主體行為而表現。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積而形成的，或者說它可能是通過持久的工作而逐漸形成的。
社會和諧紅利特殊性之三：它是無聲無息擴散的，默默地影響人們、滲透到人們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社會和諧紅利涌現的前提，醫療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
要實現社會和諧，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實推進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這兩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問題緊密相連。具體的說，如果社會上收入差距過大，以及醫療保健制度改革遲緩，都會影響社會和諧，使社會和諧紅利顯示不出來。
社會資本概念的含義，以及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如何發揮社會資本的獨特作用
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本，是一種人際關系，人們相互信賴的關系。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來自誠信。沒有誠信，社會資本不存在，社會和諧也不存在，從而也就談不到社會和諧紅利的涌現。
社會和諧紅利之所以是影響最深遠的紅利，因為它同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
第7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我對土巴兔抱有很多期待，希望它不僅能解決廣大業主的裝修需求，更能通過互聯網技術改造整個家裝行業，去提升行業效率，降低行業成本。雖然目前家裝領域，我們還沒有見到能威脅土巴兔的對手，但是已經明顯感覺到，年輕一代消費用戶的需求變了，他們對品質、審美和健康的要求更多。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越來越需要圍繞用戶升級后的消費喜好。
針對這些變化，我們推出了品質更高的整裝包。土巴兔在服務端的定位依然是一站式整體家裝服務，因為年輕一代的消費者不再愛逛建材城，跑市場，他們需要更便捷，體驗更好的服務。在健康方面，土巴兔建立了行業標準和施工標準，并且要求平臺旗下所有的裝修公司與工長都必須遵循這一標準;同時通過IT技術手段，幫助家裝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節約成本，讓生產更環保科學;另外還對平臺旗下所有工程裝修材料的使用進行了規范。
未來我們還會運用家裝大數據衍生出更多的服務入口，比如消費金融和智能家居。目前我們和一些金融機構合作推出的“裝修貸”是家裝金融產品，用戶通過申請裝修貸，可以獲得裝修貸款，提前住進自己的新家。我們希望憑借家裝的入口級地位以及前期服務數據的沉淀，成為切入智能家居的入口。
我認為資本寒冬對于企業來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首先從用戶價值角度看，如果企業的用戶價值不是剛需，需要借助燒錢、補貼艱難地擴大自己的用戶，在這種情況下，對資本的環境其實就非常敏感了。
其次從收入模式上來說，如果沒有形成穩定的收入模式，沒有自己的造血能力，還要通過資本去輸血的話，這種情況下無疑會感覺到寒冷的。
第三從競爭格局上看，在所處的行業中，第一名的企業如果和第二名的距離拉得還不太大，應該也會感覺是寒冬。通過這三個維度去看一些企業，基本可以判斷誰在這個環境下會對資本寒冬敏感。
我們現在依然能看到很多知名投資人在四處尋找優秀的項目。也就是說，如果企業能持續地創造價值，寒冬對它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Q：今年你得到的最佳建議是什么，它來自誰？
A：劉強東不久前說，下一個風口在傳統行業。關于這一點我深以為然，做互聯網企業應該對傳統行業保持高度敬畏之心。我預感明年的互聯網風口會進入一些過去比較傳統，難以變化的行業，著力點在于用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手段，去提高整個產業的效率，降低過去的生產成本。這是未來的方向。
Q：結合你所在領域的經濟生態，你對明年的中國經濟怎么看？
A：我依然看好中國經濟，原因有三點：
第一，目前國民素質和審美都有了較大的提升，整體氛圍非常積極樂觀，這對經濟其實影響非常大。所以馬云說沒有多少企業家是聽了經濟學家的話創業成功的，就是這個道理，對于經濟，企業家要有自己的判斷。
第8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關鍵詞] 人口發展 人口質量 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類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無不與人口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歷來是人們矚目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建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樂觀主義”到“悲觀主義”的轉變，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計劃生育”的發展道路。從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進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別是黨的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是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增長型人口”已轉化為“縮減型人口”，從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現在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見表1），增強了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發展中又出現了另一個尖銳矛盾，即我國出現了發達國家高收入時期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現象。2004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12.4%，已超過老齡化社會10%的標準，低收入水平下過度人口老齡化將會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是否繼續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理論界爭議的一個焦點。
資料來源：蔡：《中國人口與勞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于后者發生，前者與后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一般來說，當人口的結構由高勞動年齡組成的情況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儲蓄率較高，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
“人口機會窗口”一般可以持續開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潛在發展機會就越大，但是人口機會窗口持續的時間卻相對比較短。反之，生育水平緩慢下降帶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相對較長，但是帶來的潛在發展機會不夠明顯。從戰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國都特別重視人口轉變所帶來的總人口負擔系數下降時期，因為類似的機遇基本上是屬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縱即逝。中國在較短的時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屬于典型的發展機會大，但持續時間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一個門檻，那么 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從1990年開始，人口負擔系數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撫養比還會繼續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將會降到最低點。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負擔系數將逐步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著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所以，中國實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制了人口總量，有助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并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正是基于此，理論界主張應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帶來的問題是：一般情況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長較快，家庭養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會迅速下降 ，而在中國，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由于教育落后，對子女的智力投資很少，婦女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機會不多，“多子多?！?，“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明顯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部分人的人口增長難以控制。由于素質相對低的人口比例較大，必然在總人口中出現低素質人口增長高于高素質人口增長的人口逆淘汰現象，這無疑會對提高人口素質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繼續堅持“一胎化”人口政策，雖然能夠繼續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卻如何能提供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人口資源呢？
三、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
在上述的經濟分析與爭論中，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數量的增減變化，圍繞人口數量的擴張或抑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主線延續下來，人的質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視的，人們沒有意識到人的質量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在長期的美國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美國的土地、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并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農業生產的產量卻迅速增加，導致農業產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概念，他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然而，他認為，在當代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有必要將傳統的資本概念中包括進人力資本概念，而不僅僅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隨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Romer,P.）、盧卡斯(Lucas,R.)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重視人口質量對經濟的增長的的作用，把人力資本看成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的基礎上，使人力資本“內生化”，而提出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的引入，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遞增，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率在長期可能單調遞增。
正是基與此，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年代就開始了由人口由數量向人口質量轉變，發達國家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在逐年增加。因此，盡管許多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債時期，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但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并未減緩。
現實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充分證明，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關系會逐漸減弱，而此時人口對經濟影響的程度與每個人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是正相關的，即與人口的質量是正相關的。
以盧卡斯為代表的一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國外經濟學者曾利用該經濟增長模型對世界上主要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由于它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巨大，兩國長期以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國內學者劉華等人曾對我國1978年～2001年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卻從1978年～1990年間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間的22.30%；這恰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反，這說明在我國對人力資本投資理論還不夠重視，（主要是教育）投資嚴重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貢獻份額很小?！叭肆Y源是國民財富的最終基礎，資本和自然資源是被動的生產要素，人是積累資本、開發自然資源、建立社會經濟及政治組織并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主動力量，顯而易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發展人們的技能和知識就不能發展任何別的東西”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核心地位更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資本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束語
根據上面的分析，無論是從我國目前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還是從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發展道路來看，未來中國人口政策離開了人口質量的提高與改善，僅從數量的增減上去考慮，是難以得出有效的實施方案，難以實現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人口數量眾多，而人口質量較低,原因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夠?？偨Y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繼續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仍然是我國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經濟理論的基本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把經濟發展中的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和人才優勢、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從主要依托物質資本逐步轉向依托人力資本上來，這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與新經濟增長理論與中國現有的社會歷史時期相結合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矛盾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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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 :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2～9
第9篇：人口紅利概念范文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以來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學研究中也備受學者的關注，隨著社會的發展，學界的研究也一步步趨于成熟。此次研究希望通過回顧既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現有研究關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了解每一視角出發學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做出一個比較全面的文獻綜述，為接下來的研究尋找一個更合適的切入點，也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個可借鑒的二手資料。讀者們在綜述中也可以看到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研究的發展脈絡，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研究課題，并在相關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二、概念澄清
人口政策是一個國家根據本國人口增長過快或人口停止增長乃至出現負增長而采取的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國家，因本國人口發展的情況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國在1982年至今推行的是計劃生育的人口政策。因此，計劃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人口政策。
另外，計劃生育政策也不等同于獨生子女政策。國內外學者在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時，很少有人明確區分計劃生育政策與獨生子女政策兩種類型，事實上，考察計劃生育政策的內容便可得知，一胎化政策并不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全部內容，只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限制，因此，學者們不能將計劃生育的研究核心局限于生育數量的探討。
三、文獻回顧
對于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多年來產生的人口效果研究很多，因為這樣的人口政策作用于中國社會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變化。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完成了西方國家幾百年完成的人口轉變，使中國人的“人口紅利”時期迅速到來；另一方面，拋開國際社會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指責，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人口紅利”時期很快結束，隨之而來的是人口老齡化，性別比不斷攀升帶來的“婚姻擠壓”，獨生子女教育問題以及由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失獨者的問題。
（一）“人口紅利”時期
中國的人口轉變超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一過程中，計劃生育政策功不可沒。然而，對中國的計劃生育、人口轉變不僅要有事實判斷，更重要的是價值判斷。計劃生育帶來的不僅是排除社會經濟要素使中國少生了4.58億人，更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效果。低撫養比打開了“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日趨縮小的年度人口增量減緩了資源與環境的壓力；人口增速緩慢對社會綜合發展、人民福祉改善也有極其廣泛的積極影響。
（二）計劃生育帶來的后果
計劃生育帶來的最嚴重也是最顯著的后果，就是提前到來的人口老齡化，這使中國處于一種“未富先老”的尷尬狀態。在底部老化和頂部老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口快速老齡化，日益膨脹的龐大老年人口數量，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還不足以支撐養老的費用，由此引發的社會保障問題困擾著中國人。國際上提出的精神慰藉等復雜的老年人問題，已經讓中國望而卻步了。在這一問題上，梁秋生和和劉寧所做的研究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研究結論中表示，人口老化現象是實施計劃生育的必然結果，但老年人口規模的增大和老年人口問題產生卻不是計劃生育的產物。他們的觀點是人口太多仍是我國人口的首要問題，其次才是人口素質和人口結構的問題。
計劃生育也帶來了中國人口性別比的持續攀升，由此引發了“婚姻擠壓”等一系列社會風險問題。學界的研究還是比較傾向于認為計劃生育是導致性別比攀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男孩偏好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經濟現狀是基礎，便捷安全的胎兒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技術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動因。要改善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調的現狀，改變農民、農村、農業的經濟社會條件，增強農民的創新能力，推動農村及城鎮貧困家庭從生產性生育偏好向享樂式生育偏好的轉變是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