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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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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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邏輯起點;抽象勞動;人的本質
中圖分類號:FO-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460(2012)03-0026-08
馬克思經濟學范式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兩大理論體系的對立,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差別,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充分體現在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這兩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分歧點,充分吸收容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合理的基本內容,才能夠在西方經濟學本土化的重建中尋找到新的研究對象和新的方法論體系,經濟學研究才能解決時代所賦予的新問題。
一、經濟學邏輯起點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論體系,每一種體系都有各自的邏輯結構,因而必有一個邏輯起點。理論體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疇、命題等共同構建的完整的結構性知識,邏輯起點作為理論體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構成了研究對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疇,而且也包含了整個理論體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對于該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和基本的制約作用。
關于邏輯起點的特征,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曾提出三條質的規定性:
第一,邏輯起點應是一門學科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
黑格爾把最簡單、最抽象的“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所謂“純有”就是對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簡單、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這個概念可以看做是絕對物最初的、最純粹的,即最抽象的定義”。(1966:59)黑格爾以“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是與他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所分不開的。為了適合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方法的要求,開端必須是最單純、最抽象的東西。
第二,邏輯起點應揭示對象的最本質規定,以此作為整個學科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而理論體系的全部發展都包含在這個胚芽中。
黑格爾論述了邏輯學開端所包含的有與無的對立統一性,指出“純有”是有和無的統一。黑格爾說“開端包含有與無兩者,是有與無的統一;——或者說,開端是(同時是有的)非有和(同時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邏輯體系的開端中就已經存在,盡管還處于隱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狀態,但是已經蘊含了整個進程發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邏輯起點應與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起點相符合(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黑格爾在邏輯史上第一個提出了邏輯和歷史一致的思想,他說:“在哲學歷史上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也同樣是在哲學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不過在哲學本身里,它是擺脫了那歷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罷了?！?1980:55)黑格爾在論述了他的邏輯和歷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著特別提到了邏輯的開端,他說:“但這里須首先提出的,就是邏輯開始之處實即真正的哲學史開始之處?！?1980:191)
黑格爾認為必須同時滿足這三條規定性的范疇才能作為邏輯起點,這也是作為邏輯起點的基本要求。
對比分析黑格爾所提出的關于邏輯起點的三條規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條論述的是邏輯起點在學科體系中所處的抽象層次;第二條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關系的本質抽象一致性,即邏輯起點的抽象性應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應抽象過度;第三條則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歷史的社會關系的一致性,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應該看到,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邏輯學、哲學體系構建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是關于理論體系中邏輯起點的一般性特征的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眾所周知,馬克思就是從“商品”這個最簡單、最抽象的邏輯起點出發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利用商品作為邏輯起點展開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論述,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多樣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進而建構起經濟學全新的理論體系。置于經濟學研究的學科體系之下,關于經濟學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應該在黑格爾論述的基礎上,結合考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商品”作為邏輯起點進行理論建構的過程及經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關于邏輯起點的確立,馬克思認為,學科研究與敘述總體上應遵從“具體——抽象——具體”的邏輯結構。在具體研究中,馬克思分別采用了以本質抽象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
第3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案母镩_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4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一、提高教師自身素質，以身作則是調動學生學習情感的前提條件
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它的實踐性。而“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則要求教師在傳授理論的同時，必須注重自身的實踐示范作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生理、心理和社會的需求。他們對待客觀事物的態度會因各自需求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主觀情感。心理學實驗表明：當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持歡迎或趨同的態度時，就會產生喜愛、尊敬、渴望等肯定性情感，即正傾向，反之就會產生憎惡、悲哀、憂郁等否定性情感，即負傾向?！坝H其師，信其道”正是情感的這種強烈的傾向性的體現，而且這種強烈的傾向性不僅直接影響到人際關系的和諧度，更直接影響人們對信息接受的速度、質量和處理效果。因而教師的自身素質決定著教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形象。每一個學生都期望和敬佩自己的老師不僅知識淵博而且言行一致、關愛學生，所以教師本身必須不斷提高個人素養，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業務水平，樹立起自己在課堂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率作用，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來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否則學生不僅會對教師產生強烈的反感，而且還會懷疑理論的社會實踐價值，進而產生對系統而又科學理論學習的厭倦情緒。如在講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時，如果教師不按照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規律，資本主義生產的剩余價值規律以及資本積累規律的理論邏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漸進、曲折復雜的歷史過程，而一味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調整而獲得暫時發展空間以及當代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即教師自己就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都不堅信、缺乏底氣，那又如何讓學生接受這一理論是科學的呢？
二、理論聯系實際，對學生動情曉理是誘發其學習情感的基本途徑
如果說需要是情感產生的原因，那么情感則是實現預定目標或任務的動力。正如列寧所說：“沒有人的感情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1]馬克思也曾指出：“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對象的本質力量。”[2]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其基本理論和觀點，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把握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客觀要求的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全面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問題，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大趨勢，以及認識在這一趨勢下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從而科學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簡言之，就是使學生在增長政治經濟學系統知識的同時，形成運用其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并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覺悟。要實現這一目的，需要自覺自愿才行，單靠外部的強制因素很難奏效，畢竟，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就對教師的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調查，許多學生高考所以選報經濟類專業并非出于對該專業有充分了解、具有較濃興趣的自主抉擇行為，而是其家長或親朋好友基于將來畢業后可能就業面寬、待遇較好等“實用主義”觀念而替代選擇的結果。其實，大一新生對該專業所開課程知之不多，更不提若干年后自己能具備何種“經世濟民”的能力了。他們判斷某一具體課程值不值得下功夫學的一條重要標準極為“功利”：即該課程能否解決現實社會中的焦點熱點問題和學習生活中的疑難問題；學了這門課程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利益或實惠。現階段，他們特別關注的熱點問題主要有：現階段的金融危機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現階段我國CPI超3%，國家為何仍不加息？我國剩余勞動力如此豐富，何以還會出現“用工荒”？原本更具撫養能力的發達國家的居民不愿多育后代，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卻成為“天下第一難事”？房價調控為何越調越高？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為何越來越大？老百姓為何“看病難”“看病貴”？等等。對此，教師不應回避，要寓情感教育和以理服人于課堂教學內容之中。我們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大量豐富生動的案例和道德、理想、價值觀以及教師人格魅力等富有情感的教學內容，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努力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增強教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套話，而應依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幫他們釋疑解惑。學生的疑難一經解開，便會認同經濟理論的強大威力，從而積極主動的學習它。正如孟子所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三、關愛學生，尊重學生個性是激發學生情感共鳴的重要契機
如今的大學生個性強，自主、自立意識明顯提高，但其情感、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卻處于不穩定狀態。如果教師經常以長者身份用條條框框來限制學生，動輒橫加指責，勢必造成他們因自己的自主意識受到傷害而對課程學習采取消極排斥的心理。其實，愛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愛是每個孩子健康成長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愛會給他們創造一個積極向上的氛圍。師生情感的交融對教學雙邊活動，有著積極的優化作用。這種優化作用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期望效應”，它滿足了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的欲望，對學生高尚情操的陶冶，健康身心的培養等都發揮著作用。師愛對學生來說，是一種鞭策和激勵。它滿足了學生心靈深處渴望得到理解、賞識、信賴與尊重的需求，喚起了自信，激起了自尊，使學生在積極的心態中不斷進取。因此，教師應與學生建立一種民主、平等的和諧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要求教師必須以參與者身份加入學生的行列。如在教學中一起討論重大社會現實問題時，老師應先做一個傾聽者，盡量讓學生暢所欲言，然后也提出自己的觀點，把基本原理融匯在問題的討論之中，讓學生自己加以比較和鑒別。這樣，學生既輕松地接受了理論知識，又提高了他們對問題的判斷識別能力。所以尊重學生的自尊心、滿足學生的自主要求和自我表現的愿望，往往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四、精心設計案例情境，是調動學生情感因素的有效方法
教育心理學表明：課堂氛圍對學生的學習心境有著重要影響，而學習心境的好壞又直接影響著知識掌握的速度和質量以及能力提高的程度。因此，教師應盡量創造良好的課堂氣氛，使學生在愉快的心境下學習，讓他們感到“每一分鐘都在享受”?！扒榫呈桨咐ā本褪且环N行之有效的方法。情境式案例教學法是通過帶有情感因素對案例進行描述，幫助學生在特定的情境中獲得大量生動、立體的形象感知，并受到特定氣氛的感染，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將教材中語言文字喚起的表象，轉變為直觀立體的感知效果，充分利用認識過程的聽覺、視覺、情感因素，達到單純的理論學習達不到的效果。借著情境式案例形象的描述，有助于增強學生的課堂注意力，減少學習過程中產生的疲勞感。比如我們在講解“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原理時，給學生繪聲繪色講“兩個獵人的故事”，說的是：兩個獵人早晨出發到森林打獵，到傍晚時分，森林邊出現一只野兔和一頭野豬，埋伏在石頭背后的兩個獵人同時開槍，其中A打中一只野兔，B打中一頭野豬，他們將各自獵物拿到市場出售，結果B所得比A所得多很多。接著話鋒一轉，設置情境：如果你是A，你心里會平衡嗎？花費了同樣的成本，而收益卻如此懸殊公平嗎？經濟學能解釋嗎？一下子就把學生的求知欲給激起來了。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討論，通過引導和啟發，讓他們明白：野豬比野兔賣的錢多，不是因為野豬個大體重，也不是因為野豬的味道好———使用價值不能比較大小或多少，商品的價值量不是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兩個獵人打獵所花時間屬個別勞動時間，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量，而市場則是交易雙方根據自然界野豬數量稀少，搜尋需花費更多時間、野豬兇猛捕獲它得付出獵人們更多勞動等因素給予更多（社會）勞動時間的計量。通過諸如此類的案例，既幫助同學們理解到了價值量決定的機理，又讓同學們明白經濟學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的生活中。
五、開展豐富的實踐活動是保持學生激情、穩定學生情感的重要方式
第5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懊總€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第6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 鍵 詞:現代經濟學;教學;特殊性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3-0047-03
現代經濟學(下稱經濟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課程的教學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個性｡這里只從教什么､如何教､如何學等三個教學的基本問題方面,談談經濟學教學的特殊性｡
一､教師教什么
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什么?凱恩斯說過:“經濟理論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導出正確的結論”｡顯然經濟學的教學目的與一般課程不同,不是簡單地要求學生掌握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要求學生掌握課本知識后面所體現出的思考方法或者分析工具,學了經濟學就要達到這樣一種目的,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要“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正是因為經濟學整個內容所體現出來的方法性或者工具性,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將教學內容所體現的思考方法和分析工具揭示出來,講授也應該始終圍繞著對方法和工具的介紹和運用來進行,以便讓學生掌握經濟分析這種“天下之公器”,形成一種被稱為“魔術師頭上的帽子”的經濟性思考｡因此,教師切不可局限于對教材內容的陳述介紹上,介紹內容只是手段,目的還是要向學生傳輸一種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掌握了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對提高學生素質和能力或者說培養創造性思維大有裨益｡
經濟學的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到底體現在何處呢?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作為一門最接近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它專注于因果關系和行為反應的揭示,使其具有極強的原理性,經濟學的整個分析工具或方法也正是通過一個個經濟學原理展現出來的,所以國外教師非常注重經濟學原理的教學｡一般都會在教科書的開篇或者新學期的第一次授課中將經濟學重點原理列舉出來｡例如:Mankiw的教材將《經濟學》原理分為十大類;Case和Fall的教科書將經濟分析方法分為三種;而Rhoads在他的著作里將思考方法分為四種;Baumol則在他的作品中強調了六種學生必須掌握的分析工具｡盡管這些學者對原理的列舉范圍或重點不同,但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就是強調《經濟學》教學的重點,就是經濟原理中體現出來的一種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所以經濟學教什么,實際上就是要求教師通過一個個具體經濟學原理的講授,揭示出一種種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以便讓學生接受和掌握｡
還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教學還肩負著一種重要使命――傳輸一種自由開放的理念｡如臺灣的高希均､熊秉元以及Marshallhe和Samuelson等中外學者均在他們的教材和教學中對此有特別強調｡其實一種自由開放的理念對于社會穩定､和諧､繁榮有著非常長久深遠的影響,我們的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就是最好的印證｡因此經濟學教師理應承擔培養學生自由開放理念的重任,這也是教書育人的要求｡為此教師應當在整個講授過程中,注重將蘊涵在經濟學大量內容中的自由開放理念展現出來,同時向學生強調這種理念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以使學生理解和接受只有自由開放,社會才能進步,經濟才能發展的理念｡這是經濟學在教學上不同于其他
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教師如何教
解決了教學目的問題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教師如何教?也就是如何將確定下來的教學重點,以一種更易為學生理解和掌握的方式傳輸給學生｡對于原理性極強的經濟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講授可分為三個階段:(1)對原理的介紹｡教師通過對教材上原理的詳細介紹和講解,使學生對經濟學原理有個基本認識和理解,為理解例子打下一個基礎｡(2)對事例的分析｡教師應該理論聯系實際,講授要從抽象到具體｡事例分析要能體現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在解決現實問題中的重要作用｡(3)對原理的總結｡為了進一步加強學生對原理的理解和記憶,教師應對所講的原理進行一個歸納和小結,包括對疑點､難點､重點的強調,對原理的高度概括｡例如:對于機會成本這個原理,教師可簡潔的概括為: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但不能兩樣都得;對于邊際分析方法也可概括為:多一點如何,少一點怎樣｡教師還可以利用漢語詞典里豐富的成語來概括原理,例如:勤能補拙､朝三暮四､覆水難收等等蘊涵的經濟學原理,通過這種上口､易記､通俗的口訣般概括,使學生更容易記憶和理解｡通過上述三個步驟的教學,學生對原理的認識也相應經歷了一個了解――理解――深化的過程,老師這種帶有一定層次遞進性的重復講授,有助于學生將原理內化到自己的腦海中,提高教學效果｡
美國經濟學家Sharp認為:“教學的最基本目標之一就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為了獲得更好的效果,教師還應注意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為此教師又可利用經濟學“得天獨厚”的優勢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一,教師應強調經濟學的重要性｡教師要讓學生知道,西方經濟學就是現代經濟學,也就是常稱的經濟學｡一般說來,作為一名現代人,掌握一門事關“柴米油鹽”的現代學問,無疑會讓人生活的更幸福,正如大文豪肖伯納所言:“經濟學是一門讓人幸福的藝術”｡更重要的是,經濟學是所有財經學科的基礎,因此對于財經類專業的學生來說,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如果沒有經濟學基礎,就無法進入以后的專業課學習｡所以經濟學的重要性要求學生,不僅要學而且要學好｡教師也可介紹經濟學在國外的重要地位來讓學生了解經濟學的重要性｡如在美國,經濟學是幾乎所有專業都要開設的課程,并且所有大學都有經濟學系,所有大公司都有經濟學家,所有總統都不得不依賴于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經濟學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會在工作或生活中,或多或少的遇到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即使你與世隔絕像魯濱遜那般,一個人漂落到荒島上,不存在任何法律､政治､社會等等涉及人與人關系的問題,也一定會存在稀缺資源分配的經濟問題｡
第二,教學要體現經濟學的趣味性｡與其他許多枯燥的學科不同,研究人類行為選擇的經濟學按照Samuelson的說法,天生就是一個有著無窮魅力的“睡美人”,它吸引著無數人來探索和研究,原因除了它的重要性以外,還有一個就如Pindych所言:“經濟學是所有學科里面最生動､最有趣的學科之一”｡因此作為一名教師,要努力在授課過程中,去展現經濟學的無窮魅力和引人入勝之處,使學生體驗到學習經濟學不僅不是負擔而是一種享受｡為此教師應將經濟學理論和身邊的生活聯系起來,去尋找蘊涵在食堂､課堂､寢室､圖書館和運動場等等學習和生活場合中的大量經濟學事例,向學生講授身邊的經濟學,使學生感到經濟學可親可愛､可觸可感,甚至教師還可以利用沉沒成本與選擇的關系,說明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要讓小錯變大錯,結果錯上加錯之道理,來詮釋人生之路如何走｡如此這般,不僅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趣,而且有利于加深學生對經濟理論的理解和記憶｡
第三,教師要強調經濟學的應用性｡按照Marshall的觀點:“個人行為的基礎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宗教,一個是經濟”｡經濟原因是行為選擇的一個重要考慮,現實中的各種現象背后,我們都可以找出其經濟原因｡因此經濟理論對現實世界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如果學生掌握了經濟理論,就會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世界｡美國學者D.Friedman就認為:“經濟學像一把錘子,當你擁有它的時候,其他的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所以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這把錘子來釘社會中的各種“釘子”,例如,歧視､犯罪､婚姻､醫療､教育等等,以便學生認識到經濟學的廣泛應用性和強大威力｡如果教師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學生就會明白經濟學在經邦濟世中的大學問,在衣食住行中的小道理,從而大大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三､學生如何學
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由于學生在中學階段從未接觸過,而且往往對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中,充滿大量的數學和圖形分析感到非常陌生和不適應,甚至會出現畏難和膽怯的心理｡為了使學生真正掌握這門課程,根據我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的經驗,認為學生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要了解經濟學的理論結構｡根據經濟學結構嚴謹､邏輯嚴密的特點,學生必須了解經濟學的基本結構和理論框架,對經濟學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整體上的把握｡這樣才有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和記憶,這一點對提高學習效果非常重要｡Case和Fall就說過:“一門學科如果沒有清晰的框架,內容根本就無法維系,并且他們很快就會被學生遺忘”｡顯然學生如果掌握了經濟學清晰的結構和完整的理論框架,就不會像有些課程(如歷史和語言)那樣死記硬背了,通過理解性的掌握,可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
二是學生要重視課后的閱讀和思考｡對于經濟學學習來說,無論教材寫的多么詳細,教師講的多么清楚,僅僅聽課做筆記是不足以掌握教材內容的,教師要特別強調課后的閱讀和思考,只有這樣學生才可能對經濟學有個真正的領會,才可能將教材寫的､老師講的消化吸收成自己的｡所以Rousseau說:“課后花費大量的時間思考,是徹底消化新內容的最好辦法”｡從某個方面來說,學生自己主動的閱讀和思考產生的效果更好｡
三是多作練習｡按照Samuelson的說法:“經濟學是一門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學科”｡由此可知經濟學具有極強的理科屬性,所以人們也常說經濟學家是擺弄數據和圖表的人｡為了將來能夠熟練地運用數據和圖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能只動口不動手,而應盡可能多的作練習,只有通過大量的練習才能避免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解出現,才能對所學內容有個準確和深刻的理解,才能熟悉和適應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才能適應各種形式考試的需要,這一點老師要特別強調｡
具有經濟學“通天曉”､“常青樹”之稱的Samuelson,曾經把經濟學稱之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一顆明珠”｡那么作為一名普通的經濟學布道者,若能在教學過程中撥開學生眼前的層層迷霧,展現經濟學的真實面目,無疑會讓經濟學這顆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更加璀璨,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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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轉貼于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傊谒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笆袌觥笔恰敖鉀Q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叭绻姆N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笆袌觥钡倪@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⑨⑩[11][18][20]【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頁。
[12][2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13、16-2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20頁；【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版，第18頁；【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版，第81頁。
[14][21]【奧】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劉絜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頁。
[15][19][46][48][49][52]阿曼阿爾欽：《產權經濟學》，載于盛洪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頁。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產權制度中的道德與效率》，載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段毅才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頁。
[26]張五常：《佃農理論》，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版，第83頁。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張五常：《共有產權》，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30頁。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評論》，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69頁。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頁。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轉引自【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頁。
[42]【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頁。
[43]【法】巴師夏：《經濟和諧》，載于季陶達：《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選輯》，1963年9月版，第205-220頁。
[44]【美】克拉克：《財富的分配》，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2月版，第1-16頁。
[45]【美】安德魯馬斯-科萊爾等：《微觀經濟學》（下），劉文欣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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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經濟發展理論范式及其歷史演進
經典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二重性。從生產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會形態的經濟增長都是財富本身的增長。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從生產特殊的角度來看，凡是生產總是在一定社會形式下的生產，總是產生一定的生產關系。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來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會勞動分配到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去是一切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和一般規律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下會采取不同的表現方式。從商品生產來看，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勞動過程，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生產產品，是使用價值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運動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的過程，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與分配的運動過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社會生產二重性的內在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決定了其發展趨勢。馬克思運用二重性理論與方法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在經典馬克思經濟學中，“經濟發展”是一個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相聯系的范疇，而不單純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規定(“經濟增長”)。的經濟發展觀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馬克思賦予“經濟發展”的內涵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豐富得多，它包括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發展。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全面地、辯證地論述了二者的關系。其中，經濟增長是發展的基礎，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公平是發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發展的最終目的;通過經濟計劃來實現增長，通過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和社會上的公平，通過消除舊的分工來達到人的全面發展。這些觀點反映了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思想。根據馬克思經濟發展觀，財富的增加或經濟的增長，尤其是以“商品”、“貨幣”、“價值”和“資本”等等“社會財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經濟發展本身，而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一個方面的指標。離開了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就有可能會誤入“為生產而生產”的歧途，甚至導致破壞性的增長，最終也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出發，批駁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發展，把對人的發展問題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學地論述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性及其對十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馬克思科學地論述了經濟發展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與終極價值，而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又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前提與基本條件。馬克思是繼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較早將制度納入經濟發展理論的思想家，對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討構成了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大重要主題。制度分析是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上，馬克思認為沒有離開一定制度條件的經濟活動及其發展。任何社會的生產與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在馬克思看來，一定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而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之外的。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為指導，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是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過程，并通過制度分析來考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從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的內在矛盾運動中解釋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的演變機制：以生產力與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為基礎來確定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以生產力與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來解釋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與政治制度的變革，從而揭示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研究了經濟發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問題，認為人的理性既能夠對經濟發展起推動作用，又可能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理性既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經濟制度。馬克思運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特征進行了科學分析。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促進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進步性，另一方面抨擊了資本家的“個人理性”對雇傭工人殘酷剝削和對土地與大自然破壞與掠奪從而對導致經濟發展的破壞性;馬克思一方面指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是由資本與雇傭勞動制度所決定的，個別資本家不惜破壞自然、力圖實現成本外部性的個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資本增殖制度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理性受到了市場自發競爭制度與資本剝削制度的制約，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與其手段———不斷發展生產力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認識、實現集體理性，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先進的社會制度，為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社會保障。為此，必須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個人理性的自發性、盲目性與破壞性，按照集體理性合理地利用資源、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吧鐣娜耍摵掀饋淼纳a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從總體上來看，經濟發展理論屬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義范式。20世紀50至80年代，西方經濟學形成了著名的經濟發展理論(不發達經濟學)，并盛極一時。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努力揭示作為資本主義內在趨勢的資本擴張，資本如何從其最初的西歐發源地向全世界擴展，在資本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同落后國家的前資本主義方式聯結，形成阻礙落后國家經濟發展而服務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其實行國際剝削的特有的經濟結構，指出只有打破這一不合理的結構，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才是落后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經濟中的依附關系，把這種依附關系看成是落后國家不能實現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論)。它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通過不平等的國際交換，對落后國家進行國際剝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國家的經濟剩余，維護其較高的利潤率和工資率(不平等交換理論)。同時，它也分析了落后國家各種經濟部門或不同生產方式的聯結方式的特點及其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不良影響(生產方式聯結理論)。從其方法論方面來看，西方經濟發展理論是一種階級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論，階級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從總體上來看，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范式屬于“制度主義”范式或“階級斗爭范式”———它認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完全是經濟制度的產物，也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論這種制度分析或階級分析方法凸顯了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同經典的經濟理論一脈相承的科學傳統的理論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在內的非經濟發展理論劃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種單純的制度分析或階級分析方法，它舍棄了經濟發展中人的理性這一重要因素，忽視了人的理性(特別是個人理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一重要問題，從而偏離了經典經濟理論把制度分析與理性分析結合起來進行整體研究的科學傳統和理論特色。從總體上看，當代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研究當代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并運用經典范式所確立的制度分析與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每一國家內部與國際范圍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因素與階級關系。但是，它未能準確地把握經典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硬核，其多數理論只停留在“國際剝削”、“依附論”和“生產浪費”等表面問題上。
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分析方式及其歷史演進
結構主義者認為，雖然不能把制度變遷看做是經濟變動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變遷能引起經濟變動。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能夠產生影響的前提下，結構主義者接著闡釋了制度因素可能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認為制度可能沿著有利于增長的方向變化，但也有可能沿著限制增長的方向變化。結構主義者運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經濟發展問題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不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必須實行制度改革，只有實行激進的制度改革才能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馬穎，2002)由于結構主義范式具有一定的經驗基礎，其理論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因而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由于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過分地強調以保護發展中國家幼稚產業為目標的“進口替代”，對“出口導向”重視不足，割裂了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使它們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分工中的比較經濟利益，而質次價高的產品也很難打入國際市場。按照結構主義理論制定經濟發展決策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陷入了新的發展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表現出相當的不滿和懷疑。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傳統發展經濟學”的浪潮中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勃然興起。一些發展經濟學家開始強調用新古典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從而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的復興”，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對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重要影響，成為經濟發展理論中的主流學派，并成為權威性國際組織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理論依據。20世紀70-80年代，“新古典主義”一統天下。新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連續的過程，是一個和諧的、累積的過程。經濟發展的結果會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階層受益，因此，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可能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在他們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會出現縱向的“涓流效應”和橫向的“擴散效應”，這兩種效應會自然而然地促使經濟發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優狀態”。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特點是:強調外向發展和對外貿易、強調經濟的私有化、重視農業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該學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收入再分配論、自由貿易論、市場機制論、農業發展論、人力資本理論。代表性人物有:庫茲涅茨、加里•貝克爾、舒爾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但發展中國家的價格扭曲現象，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政策主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主張保護個人利益、強調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自由放任。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把政策的重點放在市場競爭上、盡可能減少政府干預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三是主張經濟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認為，資本的國際化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最終將把人類社會推向市場的結果便是人們希望尋求的結果的境地。這是因為，世界分工或國際分工遵循“比較利益”的原則。各國的秉賦、技術、生產條件決定其生產活動的方向，決定其國際分工或在國際分工的地位，這里沒有國際剝削，各國的經濟只是一種互補的關系，通過國際貿易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生共長。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主要缺陷，一是過分強調市場的自動均衡作用，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并不符合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二是忽略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平等的交換地位，他們試圖建立基于“資源享賦理論”基礎上的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競爭秩序，更有利于維護“中心國”的利益，對廣大邊緣國是極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一般舍棄或抽象掉了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給定為前提來研究各種經濟變量的決定和它們之間的關系，而不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本身形成、變化、發展的原因和過程。新古典主義理論從所謂經濟理性出發，分析經濟活動者在一國和世界的范圍內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動。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認為，不論是一國之內的活動還是國際范圍內的經濟活動，都是純粹經濟理性的活動。如果說在經濟活動領域存在著矛盾，便是經濟理性與非經濟理性的矛盾。經濟的發展是以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均衡狀態是穩定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好機制。他們把個人作為決策者所表現出來的刺激———反應機制作為理論研究的核心，認為既定資源的良好配置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相信基于高度彈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場價格體系和自由競爭制度能對經濟發展作出有益的自動調節。從總體上看，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是一種以個人理性為核心、撇開制度因素而分析經濟發展動力的“理性主義范式”。
研究結論及其重要意義
第9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范文
[關鍵詞] 社會政策經濟學 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養老金經濟學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攫B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 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 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 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 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 “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 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 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 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