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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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實體經濟；協整；Granger因果檢驗
一、引言
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中首次了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指標，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是增量概念，它全面反映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直接融資快速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功能日益增強，銀行等機構創新性地向社會提供形式多樣的融資，以及民間融資、私募股權基金的日益發展，我國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人民幣新增貸款已不能全面準確的反映金融和經濟的關系，而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的經濟指標的相互關系則十分密切。通過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內在關系，可以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大量的理論和數據支撐。
二、實證分析與檢驗
（一）變量和數據選取
由于社會融資規模是從2011年起正式統計并按季的，人民銀行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來的月度歷史數據，所以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獲性，本文采取的數據將樣本區間設定為200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共50個樣本。本文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TRE）來代表實體經濟發展，又引入了社會融資規模（sF）這個變量來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其中TRE、SF均是增量概念，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ADF單位根檢驗
由于所選數據均為時間序列數據，而時間序列數據可能是平穩的，也可能是非平穩的，為了防止偽回歸，必須在時間序列的數據進行回歸之前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EViews6.0中的ADF檢驗對以上2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由結果可知，2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所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社會融資規模這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為了對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做進一步分析，就需要對其做協整檢驗。
（三）協整檢驗
由于兩個變量均為I（1）序列，如果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協整的則說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為了驗證作為實體經濟代表的TRE與社會融資規模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本文采用EG兩步法檢驗方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分析。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TRE、SF這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檢驗
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TRE、社會融資規模這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還需作出進一步的分析。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此進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選取的數據均為季度數據，所以在Granger因果檢驗中依次將滯后階數從滯后一期設定到滯后六期，結果發現，在六次檢驗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是社會融資規模的Granger原因的結果出現了五次，因此可以說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是社會融資規模的Granger原因；相反，社會融資規模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的Granger原因的結果只出現了一次，即社會融資規模不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這一變量的Granger原因。綜上所述，可以說明，社會融資規模隨著實體經濟的逐步增長而增加，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這與我國當前社會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相符。
三、實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實證結論
1、從長期趨勢上來考察，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所代表的實體經濟變量和社會融資規模之間存在長期的正向協整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規模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2、由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知，實體經濟和社會融資規模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實體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但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并不能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這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這個時間區間內我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并沒有直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說明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可能不太符合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和金融環境的發展特征。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Y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加強和完善各部門之間數據統計協調機制
2、轉變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方式
第2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投機 經濟平衡 監管
2007年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成目前這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距離上次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僅僅十年。縱觀世界經濟,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為什么它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類應該如何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減輕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本文將就以上問題展開論述,探討金融危機的根源,進而尋找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
一、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
在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界的生物鏈和生態平衡的概念已經被人們廣泛的認識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鏈和生態平衡被打破,帶來的是生態危機和生態災難。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也存在著一種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一旦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被打破,必然帶來經濟災難或金融危機。經濟運行的規律與自然界運行的規律在很多層面是相通的。
我們先來看一個自然界最簡單的生物鏈模型:在草原上,生活著獅子和羚羊,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開始點,處于生物平衡的狀態。假設獅子的數量開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時間內,羚羊開始減少,草原開始茂盛,結果就是獅子被餓死,羚羊獲得更多發展空間,草原開始減少;隨著羚羊數量增加,草原開始減少,獅子也獲得更多食物開始增加;當草原開始減少,羚羊會隨之減少,其后是獅子因食物不足而減少;羚羊減少后,草原又開始增加……獅子、羚羊和草原之間正是在反反復復的增加和減少的過程中建立了一種動態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難找到絕對的平衡。假設獅子過度發展,最終吃光了羚羊,或羚羊過度發展,吃光了草原,結果就是一起毀滅,這就是自然界的危機。
經濟活動的運行規律如同自然界一樣,存在著一種動態的平衡,各個環節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當某個環節過度發展,最終會對其他環節產生影響,而嚴重的失衡狀態就是我們談到的危機。經濟本身的波動是一種正常現象,各個環節不同步發展也是客觀現象,但是當某個環節的發展超出正常波動的范圍,則最終會打破經濟原有的平衡狀態,表現出來就是經濟或金融的危機狀態。以金融、房地產、其他實體經濟為例,當金融和地產的過度發展最終擠占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透支了實體經濟的血液之后,最終金融和地產也會因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潰,這就是目前經濟的危機狀態。
二、金融危機的根源
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現出來的某些行業嚴重過剩某些行業嚴重不足的經濟不平衡的危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種表現形式,經濟危機則是金融危機的一種后果和本質所在。所以本文在論述時沒有加以詳細的區分。
下面簡單探討一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本文認為,金融危機發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動中的過度投機行為,而政府在監管信用交易(投機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機的爆發。
1.金融危機的直接根源:過度投機。投機活動無處不在,但是最容易發生在哪里呢?“資本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過于微小的情況。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通過這段話不難看出,哪個行業利潤高,哪個行業就容易產生投機行為,利潤越高,投機產生的風險就越大。
經濟中的某個行業如果處于利潤過高的狀態,根據西方經濟學中“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必然會有很多資本包括投機資本流如該行業,其結果就是造成該行業的過剩和其他行業的短缺,這種局面如果維持時間過長的話,經濟的不平衡狀態會逐步加劇直到出現該行業因為嚴重過剩企業大量破產的局面,最終造成銀行大量壞賬,進而波及其他行業,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
高額的利潤誘發過度投機行為。我們從一些數據來看一下金融業和地產業的高利潤狀況。根據美國官方公布的數據,美國房價2004年平均漲幅為11%,2005年平均漲幅為13%,美國2000年到2006年全國房價平均價格上漲了90%,其增長速度均超過同期利率回報水平;在國內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過千萬;200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產的達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產。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金融業和地產業的利潤程度,如此高額的利潤豈能不誘發資本的逐利行為?其行業投機程度由此可窺見一二。
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此次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這恰好反映出一個問題:金融業和地產業在危機爆發前存在著利潤過高和規模過度膨脹的情況。可以說,過度投機使這些高利潤甚至是暴利行業過度膨脹,最終助長了經濟危機的發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個物種過度發展,便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物種的發展,進而可能引發生態危機。在經濟領域同樣如此,過度投機使某些行業的發展超出了正常的規模,同時其他行業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空間,最終使經濟失衡導致危機的發生。
2.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為什么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容易成為經濟危機的重災區,或者說,為什么在金融業和地產業更容易產生投機呢?投機需要大量的資本來支撐,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杠桿交易成了投機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為在金融和地產領域廣泛存在著杠桿交易,才使得這兩個行業成為投機活動的重災區。
我們知道,在實體經濟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實實在在掏出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投機即使存在,也很難掀起大風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動的杠桿交易中,投資10美元的東西實際出資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現的,杠桿越高,投機活動就越密集,最終,瘋狂投機打破了原有的經濟平衡狀態,當資本獲利撤出或市場出現嚴重過剩后,問題或危機也就隨之而來。
舉例來說明:目前,世界上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于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么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于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么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相關資料表明: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國投資銀行及其交易對手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都是源于高財務杠桿率支配下的過度投機行為。美國投資銀行平均表內杠桿率為30倍,表外杠桿率為20倍,總體高達50倍。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桿率則高達62.5比1。
雖然銀行可以通過保險等手段轉嫁風險給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過高的風險總是要有人來承擔,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為承擔不了風險而破產的可能性。所以說,這個金融鏈條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個環節因為不堪重負倒下的話,受損害的是整個經濟的運行。
為什么房地產行業也容易發生危機呢,按揭貸款在某種程度上起了一個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兩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變相的杠桿交易。當杠桿交易失去控制,必然會產生大量的不良債務和虛假的投機需求,給實體經濟帶來根本性的破壞。所以政府對杠桿交易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當任何一種經濟承擔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風險,這種經濟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
三、金融危機的防范及應對措施
1.抑制人為壟斷,維護經濟的平衡。經濟中的壟斷行為是高利潤的源泉。作為政府來講,防范經濟運行中出現壟斷行為是防止經濟出現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應該在經濟中引入更多的競爭來防止經濟出現壟斷行為。同時還應該立法防止經濟中可能出現的串通合謀囤積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所引發的人為壟斷行為。一旦經濟中某環節出現壟斷行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詬病,要么就是借助壟斷地位瘋狂攫取,而且由于其處于壟斷地位,在危機來臨時缺乏必要的緩沖,極容易誘發連鎖反應,對經濟產生強烈的破壞。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該行業有更多的競爭者,至少可以給經濟提供足夠的緩沖,避免或延緩危機的發生。
壟斷企業借助其壟斷地位,很容易使其處于一種無法破產的地位,這樣便造成一種局面:經濟景氣時股東賺取高額的盈利,危機時則要動用全體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這就是經濟中經常面臨的道德風險問題。也就是說,當你把某種經濟風險全部交給市場中的一個經濟體承擔時,如果這個經濟體本身無法承擔這樣的風險,那么就存在著道德風險,這種危險最終還是要由政府和納稅人來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動承擔并監管這種風險,否則的話風險機制就形同虛設。
自由競爭也會導致生產過剩,但是自由競爭產生的生產過剩還不足以形成經濟危機,因為任何經濟都有波動性,這種波動的幅度在健康經濟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但是當壟斷行為大大加劇了經濟過剩,使其有可能超過經濟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經濟危機。
第3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金融和實體經濟從來都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實體經濟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繁葉茂；金融與實體經濟循環通暢，實體經濟才會活力四射。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活，經濟活。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黨的十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穩步提升。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確保金融自身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舉措。新形勢下，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需求結構升級，但供給體系沒跟上，供需出現結構性失衡，導致實體經濟循環不暢。金融要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必須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以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為抓手，連接供求、組織資源，在修復國內經濟失衡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要轉變方式、優化結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上規模、拼數量的外延式擴張老路已走到盡頭，金融業要樹立質量優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轉向內涵式發展，在供給側更加注重以客戶需求為導向、以服務創造價值，靠競爭力吃飯。要下決心優化融資結構體系，打造能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鏈。直接融資要補短板，把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資本市場改革，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多層次市場體系；間接融資要調結構，加快完成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完善中長期融資制度，滿足準公益性產品和基礎設施融資需求。
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要聚焦主業、強化服務。金融是現代服務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聚焦主業是金融業安身立命之本，強化服務是金融業發展壯大之道。各類金融機構應當加快轉變經營模式，做優主業，做精專業，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創造價值和利潤。要繼續降低金融機構收費標準，堅決治理“不服務、只收費”現象，清理規范中間環節，縮短資金鏈條，避免以“通道”“名股實債”等方式變相抬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努力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
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要審慎創新、穩健發展。創新是推促金融業前行的動力，但創新必須依法合規，不能打著創新的名義，盲目鋪攤子，大搞資金體內循環和脫實向虛，更不能搞金融詐騙。要扎根于為實體經濟服務，圍繞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需求進行金融創新。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大教訓，就是如果金融機構處于病態，很難為實體經濟服好務。要促進金融機構規范運營，保障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自身健康，解決好金融機構在內控管理、資產質量、服務水平、競爭能力等方面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問題，真正以源頭活水澆灌實體經濟茁壯成長。
第4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2010年以來，中國GDP除個別季度（如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外，處于持續的下行過程中。導致中國經濟下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長期的供給因素。中國已處于長期的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經濟內在增長機制需要發生變化。
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已經下降。雖然維持我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結構性增長動力仍然存在，但都已趨于弱化；資源稟賦（勞動力、資源、環境）特別是人口紅利已在減弱甚至逐步消失。經濟維持在7%～8%水平的增長，將是常態，且不會帶來任何負面沖擊。我們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接受并適應這種經濟增長常態。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機制已悄然發生變化。具有明確方向，能集中資源辦大事的領域和機會快速消失，跑馬圈地式的粗放擴張時代基本結束。
微觀企業對此感覺較為明顯，近些年來較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實業投資的吸引力持續下降。2012年以來，制造業投資持續下滑，目前已是近10年的低點。我國將進入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分工深化、需求導向的新階段。
中國的增長動力結構也已發生轉換。
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主要是靠三個循環支撐：土地收入和融資平臺—房地產—金融擴張和影子銀行；世界流動性過剩和消費、房地產泡沫—出口部門的快速發展—外匯儲備激增，支持世界流動性過剩；農民減負、糧食豐收—消費增長。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與世界相聯系的增長鏈條斷裂，隨后緩慢增長，不再成為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2013年以來，受收入預期和實際增長放緩，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響，消費增長也不再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增長，依賴于不可持續的土地-房地產-影子銀行結構。
不論是高速增長時期，還是相對較低增長速度時期，只要系統適應了，都能良好運作，但中國目前正處于這種轉換過程，需要面對“中年危機”：一是需要轉換增長機制；二是需要將資源從原有的增長結構中轉移出來，并配置到新的增長結構中；三是需要適應這一階段老百姓新的需求，特別是對公平正義及安全的需求。
如果系統沒有及時轉換，過多的資源仍被錯誤配置到原有增長結構上，如果過于關注物質的生產，忽視了社會需求，轉型的風險和成本將更加巨大。 僅用金融政策，解決不了經濟困局
近年來，我國的貨幣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出現了割裂。這兩年割裂更加嚴重。
表現為：貨幣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GDP增長速度卻出現下降。金融市場將金融資源大量配置到產出效率較低的基礎設施、過剩產能和房地產領域。獲得資金的部分實體經濟部門，又直接或間接將資源通過金融市場，再次投放到這些產出效率較低的部門（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套利）。金融部門服務實體經濟的鏈條越來越長，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的融合越來越密切（金融部門內部的金融套利），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保持在較高水平。跨境資金流動加劇了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割裂，進一步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整個金融體系呈現出明顯的擠出效應。 中國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機制已悄然發生變化。具有明確方向，能集中資源辦大事的領域和機會快速消失，跑馬圈地式的粗放擴張時代基本結束。因此，中國當前仍有能力應對一場經濟金融動蕩，但“花錢”需要買回“機制”。
這就好比一人得了“癌癥”一樣，營養物質源源不斷地被錯誤輸送到“癌變”部位。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現有成本環境下，總體上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但政府干預和政府隱性擔保扭曲了實體經濟的風險收益特征，實體經濟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出現扭曲和變化，道德風險普遍存在。二是，金融市場出現兩種不同的機制在同一個市場進行競爭的情況，發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三是轉型的陣痛。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商業化程度已大幅提高，但政府仍大量使用行政性管理手段，導致規避管制的創新活躍。四是我國的貨幣金融環境事實上是寬松的，支持金融體系的擴張行為。
在此背景下，僅用金融政策，解決不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局。金融資源配置是基于實體經濟中扭曲的風險收益的理性配置。任何貨幣金融的投放（總量寬松），都可能被金融體系“合理”配置到缺乏內在經濟合理性的項目和主體上。實體經濟層面的不合理激勵約束機制和結構失衡，已現實地約束著金融體系的優化資源配置能力。 “花錢”買回“機制”
雖然我國地方融資平臺、過剩產能和房地產問題嚴重，但我國目前仍擁有足夠的靜態風險準備，以彌補損失和應對流動性緊張問題。因此，在沒有建立有效的合理市場機制之前，就匆忙動用靜態風險儲備，只會進一步惡化市場上現已廣泛存在的道德風險，最終只是耗盡了我國寶貴的靜態風險儲備，卻沒有解決引起當前風險的體制機制問題。當風險繼續累積并暴露時，我國就喪失了化解風險的宏觀能力。
當然，如果任由資源錯配持續，2～3年以后產生的損失，將可能超過我國現有的靜態風險儲備的應對能力。到時候倉促應對，更有可能僅關注短期的經濟金融穩定，也不容易帶來體制機制的根本改善。
只有主動推動經濟領域供給面改革，調整經濟內的激勵約束機制，特別是厘清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機制優化的過程中應對經濟金融動蕩，并動用靜態風險儲備，才能實現“花錢買機制”。由此可見，在當前體制機制下，金融調整“晚改”不如“早改”，“被動改”不如“主動改”。
因此，中國當前仍有能力應對一場經濟金融動蕩，但“花錢”需要買回“機制”。 及時釋放金融和經濟風險
金融市場已逐步接近調整的臨界點，主動調整的時間已不多。
事實上，我國實體經濟的效益已低于金融收益要求。地方融資平臺、過剩產能行業的自由現金流與其債務利息支出之間的缺口開始出現且趨于緊張。企業還承擔著大量的流動性風險。經濟的持續下行，將不可避免惡化企業層面的資金狀況，從而引發企業層面的流動性困難，并通過信用風險影響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狀況。
因此，金融業面臨的不僅是單純期限錯配的流動性風險，還將面臨償付能力風險。前者可以通過金融手段，甚至中央銀行救助等方式解決。后者卻需要提高實體經濟的收益率，進行必要的債務重組。如果僅用金融手段維持，則需要引入額外的信用因素，不但容易形成“僵尸”企業，不利于實體經濟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轉，也不是可以無限制維持的。
當前，一邊是實體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下降，周轉率降低，基礎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趨于下降，風險上升。另一邊是金融市場的平均期限較短，資金周轉速度加快，規模擴大，對風險補償的收益要求增加。風險越大，金融市場要求的收益越高，實體經濟的利息負擔越重，風險進一步加大，產生惡性循環。
金融市場的穩定，高度依賴于市場上普遍存在的、脆弱的、不合理的政府干預和救助預期。目前，市場已逐步意識到基礎資產現金流存在一定缺口，央行穩健貨幣和審慎救助的態度，以及中央政府有更高的經濟增長容忍度以推動改革的決心，我國的金融市場已逐步接近調整的臨界點。考慮到美國經濟已穩步復蘇，在考慮逐步退出QE3。這將改變國際貨幣環境，留給我國主動調整的時間已不多了。我國有必要主動推動國內的“去杠桿”過程，及時釋放金融和經濟風險。 經濟“去產能”，金融“去杠桿”
當前環境下，存量調整不可避免，也是建立新的體制機制所必需的。在經濟趨勢性下行階段，結構調整不得不進行部分的存量調整，表現為經濟上的“去產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桿”。當前的金融風險（民間借貸和不良貸款率反彈，地方資金緊張），是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換的一種必然反映。這既是對過去錯誤的一種糾正，更是新的發展周期對過去發展周期的一種糾正。這時既可以順應新周期的召喚，有序釋放財政金融風險，也可以壓制新周期的“創造性破壞”，平滑經濟波動。
在資源已較充分使用的經濟環境中，實體經濟的“去杠桿”，消除政府不合理的隱性擔保，是建立市場化激勵約束機制，實現經濟轉型所必需的。金融不再“加桿杠”，通過行動糾正市場普遍存在的“道德風險”，則是破壞“僵尸企業”存在條件，啟動實體經濟“去杠桿”的重要因素。
考慮到金融調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點，當且僅當實體經濟已進行不可逆的“去杠桿”，且開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時，就宜大幅度放松貨幣，隔離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資產，切斷金融系統的自我惡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必要損害，使金融系統能正常發揮作用。
進一步，雖然實體經濟的調整，將給金融體系帶來現實壓力。但這一方面是實體經濟良性運轉所必需的，是不得不面對的，另一方面則為金融體系的深層次改革提供機遇。我國宜借助金融市場的動蕩，理順金融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構建合理的多層次，分工合理、界限清晰的金融風險分擔和應對體系，促進金融體系向更加市場化的方向演進，推動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適應金融體系變化的轉型。
為此，我國需要四類政策。一是糾正市場上對政府和央行無限救助的預期，實施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金融體系的過度擴張。二是需要為實體經濟的“去杠桿”過程的兼并重組、失業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條件。三是為經濟的新增長點、新的投資創造條件。四是要有切斷金融調整的方案以及應對經濟“去杠桿”過程負面沖擊，包括社會穩定、擴大內需和金融風險化解的預案。這個過程，關鍵是合理引導并調整市場預期，使預期調整和去杠桿過程較為平穩。 構建安全緩沖
成功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的關鍵，是要在存量調整引發的連鎖反應中，保持系統穩定并構建新的發展機制。經濟結構是特定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機制運行的累積結果。結構調整的背后是發展機制的轉變。轉型過程往往伴隨著動蕩，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是風險暴露（承擔成本）和新機制形成的過程。
構建有助于良性循環的安全緩沖，是保持系統穩定下經濟充分存量調整的前提。我國還需要借助我國特有的資源，在經濟和社會上為調整以激發內在增長動力爭取必要的空間和時間，成為重獲市場信心，在“立”的基礎上真正“破”的關鍵。
相對于歷史上其他處于我國當前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我國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一是擁有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本；二是擁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三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較低。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些難得的條件，為我國這一重大階段的體制機制轉換創造條件，構建社會、經濟和金融三道緩沖。如可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資本等方式，構建有效的社會保障、救助等安全網，是短時間內不引發較高通脹、提高社會結構承受經濟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又如，可通過外匯儲備的運用，結合人民幣國際化，鼓勵企業走出去，支持國際新興市場國家（如現在活躍的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國家）加速工業化進程，客觀上增加對我國的需求，主動構建適合我國需要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平緩我國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速度。還如可發行特別國債，在條件成熟時置換地方政府債務等。 倒逼式改革
新體制機制的核心，是重塑政府、社會和市場（經濟）三者關系。市場仍將是資源配置和社會運行的主體，但這種市場既需要政府為市場提供規則保護，又需要政府為市場失敗者、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保護，轉型期還需要政府為轉型提供推力和動力。
當前我國是“大婆婆，小政府”：政府管制、尋租、設租多，但合理規制、公共服務少。追求經濟效率的市場引發了不安定的社會，需要社會政策適應并彌補。社會需要為這種經濟運行提供一個心靈的港灣。為此，充分發揮市場內在壓力和動力、現有政府集中資源的能力，正確發揮政府職能，順應并引導經濟、社會轉型，并在此過程中完成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執政效率，是重中之重。
第5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黃金比例;濾波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
一、 引言
近期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重申支持引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使虛擬經濟更好的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目前，經濟領域學者對虛擬經濟在合理范圍內能夠較好推動實體經濟發展，而過度膨脹則會危害到實體經濟的認識基本一致。但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標準（Standards）和警戒線（Boundaries）。
二、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概況
1. 中國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概念界定及發展現狀。結合國內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劃分理論，并考慮我國的經濟結構、發展階段、金融市場分類等因素，文章將虛擬經濟范疇界定為以金融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為主的經濟總量，主要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證券基金市場、期貨市場和商品房銷售市場的交易規模。同時將工業增加值規模界定為實體經濟方面。
從規模上看，2006年之前，虛擬經濟總量與GDP、工業增加值呈相對協調發展，而2007年后，虛擬經濟總量開始加速上漲，遠超工業增加值等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
2. 中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內在比率關系。金融相關比率FIR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是國內外學者研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內在比率關系的重要指標，它是指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在總量上的關系，即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的比率。金融增長快于實物經濟增長，金融相關比率上升，但上升不是無限制的。文章將M2/GDP作為金融相關比率，雖與嚴格意義上的金融相關比率（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國民財富之比）存在差異，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我國1999年以來的金融相關比率和工業增加值變化趨勢看，2009年之前，金融相關比率保持相對穩定，與工業增加值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而2010年之后，金融相關比率攀升而工業增加值增速不斷下行，形成“剪刀差”。
3.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體現在三方面：第一，虛擬經濟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虛擬資本一開始是從實體經濟中產生的剩余資本里轉化而來，因此，實物資本或實體經濟是虛擬資本存在的依托，同時，實體經濟是虛擬資本的利潤源泉;第二，擬經濟獨立于實體經濟，它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第三，虛擬經濟中的長期資本又會以某種方式與產業資本融合，以實體經濟的形式存在。因此，虛擬經濟的發展對實體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為實體經濟的融資提供較大便利，利于促進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促進經濟效益的迅速提高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快速升級;但另一方面，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容易造成泡沫經濟，使經濟發生動蕩和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實際上，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和規模時，虛擬經濟的發展將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一國經濟增長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當虛擬經濟的發展落后于實體經濟時，便會產生金融抑制現象，導致資金的低效運用和市場分割，并進一步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當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時，則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
三、 全要素生產率
1. 全要素生產率內涵。生產率綜合反映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生產率與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均會促進經濟增長。從效率角度來看，生產率等于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中總產出與各種資源要素總投入的比值。以索洛（1957）等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種是增加要素的投入，另一種是提高單位投入的產出效率。但長期來看，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僅僅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是無法持續的。因此，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主要是依靠提高技術水平以推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在衡量技術水平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比單要素生產率更優越，更合適。全要素生產率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術進步;三是規模效應。在計算上，它可以看成是除去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值”。
2. 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方法。假設中國經濟的生產函數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
分別代表資本k和勞動l的產出彈性;當規模報酬不變時， 表明生產效率并不會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術水平，才會提高經濟效益。
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模型1：
采用1991年～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億元）做為衡量國民經濟整體產出的指標;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數據（萬人）做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資本存量數據（億元）（該數據是根據歷年全社會固定投資完成額測算，按照10年期平均折舊，殘值為0計算得到）做為資本投入量;但是模型1結果顯示自變量間存在共線性，系數因偏小而不盡合理，于是采用啞變量代替模型1中的時間變量t，進而模型1變為：
根據1991年～2015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情況，假設當處于2000年～2008年期間，啞變量取值為1。模型2結果如表1，從模型2結果也可看出，啞變量的取值是符合中國實際經濟情況：即在2000年～200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較明顯。
3.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化趨勢分析。總的來說，中國經濟TFP是先升后降的，TFP在2003年之前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從2004年開始至今基本處于下降趨勢，只是在2007年稍有反彈后繼續下降。而TFP增長率在2003年前雖下降但也是正增長，而從2004年開始變為負增長。
從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圖1）中可以看出：第一，資本投入的報酬率高于勞動投入的報酬率，一定程度說明勞動力未能對中國經濟的增長發揮充分作用。第二，從2004年起TFP下降且TFP增長率由正轉負，反映了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逐漸降低，說明此時中國經濟的增長大量依賴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長方式，而不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效率。第三，1978年起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如1984年進行了以價格雙軌制為特點的工業改革;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住房改革;2011年加入WTO，而這些改革措施帶來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使得紅利在2000年～2008年期間才陸續釋放，導致這時期國民經濟整體產出明顯增加。第四，2008年之后，隨著改革紅利效應趨減、大規模經濟刺激導致產能過剩行業重復建設，對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產生擠出效應，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下降。
由此可見，中國技術進步率、技術效率低下，生產能力利用水平偏低，設法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有較大促進作用。
4.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黃金比例及結論。文章以虛擬經濟總量代表虛擬經濟發展規模，以工業增加值代表實體經濟發展規模，研究虛擬經濟總量與工業增加值之比對上述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影響。最終回歸結果如下：
@里xt表示虛擬經濟發展規模/實體經濟工業增加值規模。對上述式子求導，得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對全要素生產率起促進作用的黃金比例為：X=16.7。也就是說，當虛擬經濟發展規模是實體經濟工業增加值規模的16.7倍時，兩者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這時對全要素生產率起著促進作用的正效應，虛擬經濟的發展將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圖2趨勢表明：在2008年該比例達到15.2，2009年～2014年該比例遠大于上述黃金比率16.7，在2010年達到頂峰31.3。這充分說明自2009年開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已經不在合理區間，也就是說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可能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風險。
三、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1.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濾波分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既有短期波動因素也有長期的趨勢性因素。從我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情況看，主要的宏觀經濟變量，比如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加值等都會圍繞著它們自身的確定性趨勢發生周期性波動;同時，在微觀虛擬經濟體層面，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基金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其交易規模的變化雖然呈一定的波動，但也并不總是隨機的，而是呈現出一定的趨勢性。尤其對于虛擬經濟體而言，趨勢成分更能表明市場的機制建設和發展規模的趨勢性特征，而波動成分更多的表明了短期市場的投資、投機行為。所以，無論是在宏觀層面考察宏觀經濟的波動，還是在微觀層面分析虛擬經濟體的交易變化情況，既需要了解變量的趨勢成分，又需要了解周期波動成分，這就需要時間序列的HP濾波法。
經過HP分解后，可以得到每一個變量的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其中：變量工業增加值經過HP分解后的趨勢成分可以看作是我國實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反應實體經濟在較長時期內的增長潛能與變化的方向，所以其變化方向的調整也可以被看作是經濟大周期的體現;而周期波動成分反應的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差額，即所謂的短期波動，反應的是由于宏觀經濟內在或者外部環境變化的各種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具有反映的及時性特征，其變化方向的調整可以看作是實體經濟小周期的調整。相應地，對虛擬經濟、工業增加值、股票交易等指標經過HP濾波分解，可以得到其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分別代表虛擬經濟、全要素生產率（TFP），以及各虛擬經濟體的長期趨勢和短期內的波動幅度。
2.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長期趨勢、短期波動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由于樣本數據都是時間序列數據，且要以動態時間序列模型作為分析基礎，所以在進行深入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測其是否存在單位根，擬或是同階單整的。因此，先檢測單位根以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再對長期趨勢和短期波動分別進行協整分析。然后分別進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長期趨勢的GRANGER因果檢驗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短期波動的GRANGER因果檢驗。
從上述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得出：長期趨勢上，實體經濟與各虛擬經濟體之間存在明顯的GRANGER因果關系，表明虛擬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有助于實體經濟發展;同時，實體經濟的良好發展可以促進虛擬經濟各主體市場的發展。從短期波動的關系上看，股票市場、基金市場的短期波動能夠影響實體經濟的短期發展，因此對于股票市場和基金市場，不僅需要重視長期的制度性、趨勢性分析和風險管控，也需要重視短期市場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期貨市場、商品房市場、債券市場的短期波動對實體經濟短期波動的影響較小，因此需要長期持續的制度性、規律性和趨勢性的規范管理。
四、 總結與建議
自2009年開始，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可能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風險。
因此經濟結構改革勢在必行。
1. 增加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在重視人力資本投入的同時要制定相關獎勵措施以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注重經濟結構的升級、提高產品科技含量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 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監管與約束。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已經嚴重偏離最優比例，出現金融資產、不動產價格脫離真實價格水平的虛漲現象。為了保障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相關部門必須監督和控制各種促進泡沫增長的投機活動以約束泡沫經濟的發展。
3. 提高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準入條件。虛擬經濟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步伐協調，要精準、高效地資金引導至實體經濟領域，避免過多滯留在虛擬經濟領域。一要提高金融機構設立條件和資本市場的準入門檻，規范金融市場發展秩序，強化準入標準在產品設計、風險控制、資本約束、從業經驗和技術運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時可以采用牌照監管方式提高準入條件;二是深刻認識金融創新的實質，要以是否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統性風險為出發點，回歸金融創新的本質要求，對P2P、眾籌等所謂的通道型、復制型金融創新要及時穩妥治理和規范;三是對于銀行業等風險管理較為規范機構，要由業務監管向資本監管轉變，進一步強化資本監管，在資本約束下，倒逼和鼓勵商業銀行優化資產結構，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細化水平，助推銀行機構向低資本消耗的模式轉型。
4. 深化市場經濟建設，構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雙向促進機制。虛擬經濟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有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實體經濟的良好發展可以促進虛擬經濟各主體市齙姆⒄埂R虼嗽諼夜市場經濟建設及經濟轉軌過程中，各部門之間應該多溝通、多協調以確保各市場政策目標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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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本輪中國經濟總量復蘇幾近“完美”， 但是結構性問題愈發嚴重。實體方面，雖然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升，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卻持續快速下滑。地產、基建投資增速回升，而占大頭的制造業投資增速繼續下行。金融層面，信貸大幅擴張的同時，信用債券違約案例卻在不斷增加。
一談到結構性問題，大家通常只考慮諸如人口等實體因素的影響，而忽視金融的作用。傳統觀點認為長期來看貨幣是中性的，貨幣信貸擴張短期會影響總需求，但中長期只影響價格，不影響實體經濟。
然而，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重新審視金融的作用，“發現”貨幣中長期也不是中性的，對實體經濟的總量有長期影響，而這主要是通過結構變化來實現的。比如，信貸大幅擴張會導致人力資源向某些生產率較低但獲得信貸多的行業轉移，導致其他行業的發展受到擠壓，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并最終影響潛在增長。
各部門獲得信用的能力不同，有抵押品優勢的房地產行業占盡先機，和信貸相互促進形成的“順周期”性對經濟結構有重大影響。容易獲得信貸的行業或部門在貨幣寬松后可以大幅擴張業務，招攬更優秀的人才，實現更快發展，而難以得到信貸的部門受到擠壓。信貸分配也影響收入分配，較易獲得信貸的行業的員工收入增長相對其他部門較快。
根據標準普爾評級公司的估計，中國幾個大銀行發放的貸款中30%-40%用房產或土地為抵押。上市公司的數據表明，地產、建筑以及與這些行業相關度較高的行業，如鋼鐵，獲得的信貸較多。比如，2015年四季度，這三個行業占上市公司總體債務的比重分別高達15%、12%和6%，而與地產關系不緊密的輕工行業，債務所占比重不到2%。
信貸與地產相互促進的“順周期”性，導致信貸錯配，結構惡化，使得貨幣放松對總量的刺激越來越吃力，最終不可持續。房地產價格上升提高了其他行業的租金成本，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下也帶來人工成本上行壓力，房地產作為信貸抵押品的優勢增加了其他行業的融資成本，房地產泡沫往往和匯率過度升值聯系在一起，這才是制造業等民間投資持續放緩的根本原因。一些限制民間投資的制度性因素已經存在多年，不能解釋近幾年的民間投資不振。同理，近幾年金融和地產服務業占比GDP重上升也不完全是結構優化的體現。
我們認為，宏觀政策應該回歸“逆周期”，回歸“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的組合。“緊信用”有利于打破信貸與房地產相互促進的順周期，同時通過“松貨幣、寬財政”來防止經濟大幅下滑，這樣的組合將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和調整提供有利的宏觀環境。在觀察經濟的運行態勢時，區分貨幣和信用非常重要，我們應該歡迎在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信用放緩情況下的貨幣政策放松，為去杠桿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支持財政擴張。
地產與基建投資繼續支撐下半年的總需求，加上連帶的服務增長，短期增長無虞。但房地產泡沫風險上升，其對總需求的拉動效應難以為繼，經濟自主增長動能在 2017年面臨下行壓力。
第7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傳統金融；余額寶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5月9日
一、相關背景簡介
2013年6月17日，中國知名網絡公司淘寶旗下的品牌“支付寶”在它的官方主頁推出一種最新的金融類產品，這個產品被認為是在理財方式和互聯網之間搭建了一個完美的橋梁――余額寶。余額寶的出現是建立在擁有巨大客戶群的支付寶平臺這個前提條件上的，通過將平時的閑置資金和互聯網基金進行橋梁對接，為廣大互聯網用戶的投資方式增加了一種新的選擇，并且這種方式十分方便。到2013年底，余額寶的可統計用戶數量已經達到了4，300萬，總資產達到了1，853億元，總共給客戶增加了接近18億元的利息。余額寶的迅速出現以及不斷的進化使得人們被互聯網的強大力量又一次折服了。2014年2月21日，中央電視臺某評論員發表了一個文章：中國的融資成本被月報的強大力量壓得喘不過氣。文章指出其年利潤率超過了百分之二，對實體經濟的維穩產生了巨大的挑戰。馬上，人們對于互聯網金融的未來前景以及強大的不確定性又一次產生了懷疑。之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強制暫停二維碼支付以及虛擬信用卡支付，這一舉動更是讓這個新興產品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更加艱難。在這種趨勢下，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究竟誰會更適應時代的潮流？它們究竟能不能“和諧共處”，還有待商榷。
二、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介紹
互聯網金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詞匯，它包括依靠大數據、云空間以及社交媒介來實現資金融資、信息媒介的一種新型金融。傳統金融與互聯網思想的激烈碰撞產生了互聯網金融這個新名詞。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蓬勃發展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網上支付的不斷進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余額寶也隨之誕生了。我們熟悉的傳統金融是指：存款、貸款以及結算這幾項主要金融要素。當然，商業銀行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銀行是最重要以及最基礎的大型金融機構，在我們的概念中，銀行是個體、企業以及國家之間的橋梁，具有支付中介、信用中介、金融服務以及信用創造的功能。它和互聯網金融有一些不同，傳統金融歷史悠久，有強大的基礎，但是因為有一些方面帶來的種種不便，它適應時代的速度是遠遠比不上互聯網金融的。
三、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對比分析
互聯網金融是最近幾年新出現的一種產業，因為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以及電子支付的快捷性，所以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時長短，范圍覆蓋廣泛、交易效率也比傳統金融要高很多。筆者認為，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相比優點有以下幾種：
1、交易成本低。眾人皆知，互聯網金融沒有資本金管理的束縛，也沒有什么存貸比管理的限制，因此幾乎零成本，因此在這種先天優勢下，資金在網絡平臺的流動性就大大增加了，降低了各個方面的成本，互聯網金融不需要實體營業點，因此實際運營成本就降低了，它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也會大大降低。
2、交易時長短和交易范圍廣。互聯網金融運行時，用戶可以不受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投融資使得用戶和產品實現了完美的對接，因此這種新型金融產品就擁有了很好的用戶支持。另外，因為傳統金融業的用戶往往是信用基礎很好的中大型企業，所以有些服務方面就涉及不到，因此面向中小型企業的互聯網金融就非常好的填補了這方面的欠缺、使得資源能夠更好地分配，利用率上升，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3、交易效率高。隨著大數據處理以及云服務的發展，互聯網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操作成本越來越低，大大提升了交易的速度。比如說，阿里小貸使用了淘寶積攢的用戶購買信用云數據，通過數據處理和進一步解析，加入了資信調查和風險分析，用戶申請貸款的時間就會非常短，每天可以完成一萬筆貸款，使得“人人信貸”成為了可能。
但是，這并不代表著互聯網金融在時代的賽跑中已經戰勝了傳統金融。互聯網金融具有很強的兩面性，因此網絡的可靠性以及風控監督等很多問題也使得用戶產生了很大的謹慎。傳統金融因為其嚴格性因此很好的避開了互聯網金融涉及的很多風險。縱觀傳統金融的發展，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經歷了很多金融危機以及人類斗爭的洗禮，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備，因為互聯網的安全性并不能保證，病毒的出現，盜號者的猖狂，使得互聯網金融的風險越來越大。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相比缺點有以下幾種：一是管理能力有限。管理能力第一點就是風控能力不強。很多媒體已經有很多報道，有以網贏天下等為代表的P2P網貸平臺已經宣告破產清算，網絡平臺的發展前景令人擔憂。我國的互聯網發展遠遠落后于其他歐美國家，并且由于我國的還在起步萌芽階段，法律要求和監管還沒有很到位，缺少一定的行業規范，整個互聯網方面有很多法律風險和政策碰壁，對于整個行業的監管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二是風險大。加入了互聯網金融浪潮，就好像是初學者第一次炒股一樣。加入的風險和期望的回報往往并不等價。由于我國信用體系不完善，因此信用風險也加大了，和互聯網金融相關的法律政策還沒有匹配，互聯網金融違約成本低，容易產生信用危機，嚴重時可能導致整個公司卷錢跑路的情況。
綜上所述，即使目前互聯網金融在與傳統金融的時代比拼中占據著上風，但是由于中央銀行的介入以及進一步發展之后遇到的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必然要相互借鑒，相互融合，進一步地協調發展。
四、案例分析
大家很熟悉余額寶這個產品，使用余額寶使得用戶的資金流動性大大的提高，在能夠得到利潤的同時又不會發生相應的損失。用戶使用余額寶的整個過程包括了：淘寶、天貓、支付寶、余額寶、天弘增利寶貨幣基金的資金橋梁傳遞，滿足了用戶對于資金需求的多樣化。與此同時，用戶們可以在擁有充足的購物金的同時，同時購買余額寶來獲利，這種時間上毫不浪費的方式使得用戶對余額寶產生了極大的依賴性，傳統金融也顯然無法做到。但是，余額寶在2014年的發展也不是很順風順水。寬松的市場資金使得天弘基金不得不下調收益率，這雖然是經濟周期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余額寶利潤率持續下跌使得用戶開始對自己資金的安全性產生了恐慌。這就要追溯到媒介當初是怎么吹噓余額寶了。此外，因為月報的支付方式是在網上進行，所以就會帶來相應的安全風險，比如說，用戶手機存有用戶的支付寶信息，手機盜取者可以通過短訊驗證碼重新設定支付寶密碼（在手機中安裝了支付寶軟件的用戶尤其需要注意），盜取者可以將用戶的余額全部轉到他的賬戶上，所以央行在前一段時間暫時叫停了第三方支付以及虛擬信用卡的支付，余額寶也面臨了一個新的挑戰，當然這種挑戰暫時不會停止。
五、總結
筆者認為，這種技術并不會對人體造成什么危害，就應該積極地將它投入到實際的生活中去，不然的話錯過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就得不償失了。互聯網金融不斷發展，余額寶也在不斷發展，這個規則同樣需要得到相應的支持。余額寶的發展逼迫銀行利率完全放開，尤其是在推動利率市場化這個會影響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央行在做出每一步舉措時都要多加小心，因此余額寶的經驗教訓肯定會給利率市場化帶來很多有用的經驗。大家需要承認以余額寶為代表的新興互聯網金融產品正在逐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也正是由于這樣，傳統金融和互聯網金融才需要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在彼此合作的同時實現雙贏，這不僅是我們投資者的愿望，也是我們政府愿意看到的結果。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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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機；過度消費；生產過剩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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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8)05－0085－05
一、房地產泡沫二元結構分析框架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一)房價與宏觀經濟走勢的相關性越來越不明顯。甚至出現了“房經背離”的怪現象。
近年來在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了住房價格和經濟走勢背離的新現象。l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房地產泡沫的崩潰。房地產泡沫的崩潰給東南亞國家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房地產泡沫崩潰是在宏觀經濟狀況良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房地產泡沫并不是由于經濟基本面的惡化引起的。來自1997年東南亞國家的經驗證據也證明房地產泡沫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很多國家的房地產價格膨脹及其崩潰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房地產泡沫呈現全球化、普遍化和嚴重化趨勢，房地產市場運行的獨立性越來越明顯。傳統的經濟理論一般將房地產作為實體經濟的子市場來看待，強調房地產作為不動產的物理特征和物質價值，認為房地產作為實物資產的一種形式，價格和經濟增長以及物價水平大致平行發展。對于房地產泡沫的分析，堅持從實體經濟層面尋找原因，將房地產泡沫歸結為經濟基本面因素。傳統的關于房地產泡沫的諸多理論假說都缺乏較好的說服力和解釋能力，堅持從實體經濟視角研究房地產泡沫的傳統思路的局限性十分明顯。因此有必要從實體經濟之外的其他視角來尋找房地產泡沫的成因。而虛擬經濟的興起，為我們研究房地產泡沫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虛擬經濟從心理預期和不確定性來分析房地產泡沫，強調房地產資本化定價的重要性，這是不同于傳統的實體經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房地產市場運行的特殊性和獨立性。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處于轉型時期，住房價格與宏觀經濟走勢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因此，有必要引入虛擬經濟的分析方法，以彌補傳統的實體經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不足，以更好地洞悉房地產泡沫的全貌。
(二)房地產泡沫呈現新特征和新趨勢，房地產的虛擬化色彩越來越明顯。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房地產泡沫危機不斷爆發，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影響，新型房地產泡沫和傳統的僅僅局限于某一個城市、地區和國家的舊房地產泡沫不同，呈現國際化、普遍化和全球化趨勢，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范圍擴大，持續時間延長。房地產業的發展呈現虛擬化趨勢，房地產的虛擬化色彩越來越突出。從房地產泡沫和虛擬經濟的關系來看，虛擬經濟的興起和房地產泡沫的全球化、普遍化趨勢，成為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令人關注的一個新態勢，虛擬經濟的興起成為房地產泡沫的新背景。在虛擬經濟的新背景下，房地產泡沫呈現出新趨勢和新特征，表現為房地產泡沫的嚴重化、普遍化和全球化。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密切相關，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越來越突出，房地產的重要性及其資產屬性越來越凸現，房地產價格波動開始引起貨幣政策當局的關注，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新內容和重大挑戰。房地產的虛擬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房地產成為虛擬經濟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主要表現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趨勢和房地產證券化趨勢的興起；房地產金融及其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房地產在一國或者地區的社會財富占有重要的位置；房地產用途和功能的分化；房地產和金融系統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二元結構分析框架及其主要內容
現代經濟實際上是貨幣經濟，包括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個部門，現有的關于房地產泡沫的研究大都是從傳統的實體經濟視角出發，而忽視了虛擬經濟部門的存在，忽視了現代經濟的貨幣經濟特征，導致對房地產泡沫的解釋缺乏現實感和說服力。現代經濟的虛實兩重性不僅反映在房地產市場之外，還反映在房地產市場本身。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具有鮮明的虛擬經濟特征和實體經濟特征的特殊市場，本身具有虛實兩重性。正是由于房地產市場本身和房地產所處的現代經濟環境的“虛實兩重性”，決定了房地產泡沫成因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們認為房地產泡沫具有典型的復合型泡沫特征，這種復合型泡沫既與房地產市場的虛實兩重性有關，又與現代經濟的虛實兩重性有關。正是基于對現代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特殊性的分析，我們提出了一個基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二元結構分析框架(見圖1)。
基本框架的主要內容與觀點：
(一)根據二元結構分析框架，房地產泡沫是一種復合型泡沫
房地產泡沫既有實體經濟的因素，又有虛擬經濟的因素，這與現代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虛實兩重性密切相關。
從實體經濟角度研究，已經越來越難以解釋新型房地產泡沫，難以解釋全球性的“房經背離”現象。面對國際國內變化發展的新形勢和新環境，在虛擬經濟興起的大背景下，挖掘房地產泡沫和虛擬經濟部門之間的傳導作用機制，研究房地產泡沫是通過什么渠道影響和作用于金融部門，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促進房地產市場和金融部門的協調互動發展。單純的從實體經濟角度或是從虛擬經濟視角研究房地產泡沫，都是一種局部分析法，其局限性相當明顯。為避免這一局限，我們把房地產泡沫放在協調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關系的角度進行研究，重點剖析房地產泡沫、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為三者的互動協調發展提供理論基礎，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房地產泡沫。這是對強調協調的科學發展觀的應用，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房地產泡沫研究。
通過重新定義房地產泡沫，對房地產泡沫類型進行重新分類，將房地產泡沫分成實體型泡沫、虛擬型泡沫和混合型泡沫，提出了房地產泡沫的復合決定論。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背離，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房地產價格膨脹，我們稱之為實體型泡沫；房地產市場和虛擬經濟部門發展背離，大量的貨幣資金積聚于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房地產價格膨脹，我們稱之為虛擬型泡沫。我們提出中國房地產業復合泡沫論的新判斷，我國現階段的房地產泡沫是一種復合型泡沫(繁榮)，既有實體經濟的原因，又有虛擬經濟的原因；既有計劃的因素，又有市場的因素，具有典型的轉型色彩。我國的房地產泡沫表現為實體性泡沫和虛擬性泡沫并存，計劃性泡沫和市場性泡沫并存。
混合型泡沫是指既有實體經濟又有虛擬經濟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房地產泡沫，如果大量的貨幣資金游離在實體經濟部門之外，同時也不進入除房地產市場之外的其他虛擬經濟部門，大量的資金為追逐房地產市場的高利潤率而積聚在房地產市場，那么將出現房地產市場既脫離實體經濟又與虛擬經濟部門背離的嚴重泡沫化現象。我們認為我國目前出現的新一輪房地產泡沫與虛擬經濟部門密切相關，與股市不景氣、銀行大量資金和社會游資積聚在房地產市場有關。除了銀行信貸資金，社會游資是孳生房地產泡沫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資金在體制外循環，在房地產市場興風作浪，大大增加了中央宏觀調控的難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近期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效果并不理想。雖然中央銀行可以較好地管好銀行信貸的口子，但是由于游資數量巨大，中央銀行對此無能為力，為既得利益集團所控制的巨額游資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大障礙，已經影響到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改變傳統的資金管理模式，加快利率市場化和對游資的管理對于治理房地產市場泡沫具有重要意義。
(二)虛擬經濟因素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金融約束的放松是房地產泡沫形成的重要條件，大量的貨幣資金積聚在房地產市場是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直接原因。
我們強調圖1中右邊的因素，也就是虛擬經濟對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性。我們認為虛擬經濟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及其破滅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房地產價格波動有一系列自我平衡的機制，在一個完整的房地產周期波動中，房地產價格波動經歷以下幾個階段：1、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的需求越來越大，房地產品供給不足，租金開始上升，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業進行大規模融資，政府貨幣和財政等政策都有利于房地產業的發展，房地產業迅速復蘇。2、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規模擴張，供應能力迅速上升，并得到更多的信貸支持，人們對房地產業的預期提升，房地產業進入繁榮期，同時由于產業關聯效應，房地產業也推動經濟復蘇和繁榮。3、在房地產繁榮的階段，房地產業結構的失衡也體現出來，但由于預期的作用，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業的推動使房地產業進入盲目擴張階段，最終使房地產供給大量過剩，房地產業進入衰退期。4、在衰退期和蕭條期，政府政策大幅度調整，銀行信用收縮，促使房地產市場供求逐漸平衡，繼而等待新一輪周期的到來(圖2所示)。
從圖2我們可以發現房地產泡沫既與經濟基本面信號有關，也與貨幣信用金融變量有關。其中貨幣信用的變化在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和收縮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房地產信貸擴張和收縮對房地產業的波動有重大影響。從發達國家和地區房地產業發展的歷史看，房地產金融對房地產融資體系和房地產價格波動有著緊密的聯系。隨著中國房地產融資體系的變革，房地產金融，尤其是房地產信貸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在房地產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研究房地產信貸波動與房地產業波動的關系就顯得尤為必要。
我們認為金融約束放松(包括信貸約束放松)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約束的放松，為大量貨幣流轉于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約束的放松造成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貨幣資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給剛性的情況下，造成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信貸約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房地產泡沫負責。在住房市場的貨幣化和金融化過程中，住房消費信貸(購買者)、住房開發融資投資(房地產企業)和從事房地產金融業務的銀行之間的博弈對房地產價格有重大影響。房地產金融機構是調節房地產消費需求和房地產生產供給的重要中介機構，由于住房需求者在購房過程中收入一支出的嚴重不平衡和很長的時間差，金融機構對于平滑住房消費者的收入一支出缺口具有重要意義，住房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和其他金融支持對于住房需求具有重大影響。如果住房金融對消費者的支持力度不夠，造成信貸約束偏緊的話，那么住房市場的發展將受到抑制，住房需求和消費難以得到較好的滿足。住房金融機構出于自身利潤、政府壓力(政府為減輕住房消費者面臨的金融約束，迫使銀行提高信貸等支持)，表現為提高首付貸款額，首付貸款額所占比例越高，住房消費者面臨的金融約束越輕。我國目前住房消費面臨的金融約束相當嚴重，這與我國住房金融不發達有關。我們認為，房地產泡沫歸結到底是一種貨幣金融現象，與住房金融密切相關。住房金融一手連著消費者，一手連著開發企業。我國目前的現狀是，由于房地產業是一個高利潤行業，房地產是銀行的優質資產和優質業務，因此住房金融向房地產企業傾斜，對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需求的限制條件比較低，融資的杠桿比例很高。大量的資金進入房地產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市場，結果支持了房地產的高資本密度型住房和高檔房的建設。房地產供給結構不合理，房地產開發商在銀行資金(需要支付高利率和成本，開發商為支付高利率成本而從事高檔房建設)的支持下，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投資于高利潤的奢侈商品房，住房建設貴族化，銀行不能夠有效監督開發商的資金用途。另一方面由于監督成本很高，銀行缺乏監督的動力和激勵，銀行監督有效性很差，加上銀行對房地產抵押的樂觀信任和樂觀預期，導致房地產開發貸款進一步擴張，房地產企業住房供給結構進一步扭曲(兩極分化)。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入高檔商品房市場，高檔房過剩，低檔商品房市場供給嚴重不足。而需要獲得銀行消費信貸的是中低檔收入者，也就是中低檔住房市場的需求者。銀行放寬對消費信貸的限制將大大提高中低檔住房市場需求，中低檔住房需求的膨脹進一步加劇住房供求矛盾，結果造成中低檔住房價格上漲，這會造成一種事實上的房地產泡沫而不是潛在的房地產泡沫。
在我國住房消費改革過程中，由于歷史上的實物工資和低工資政策，以及收入來源的非貨幣化和隱形化，在個人購買住房時代和住房分配貨幣化時代，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于商品住房而言偏高，這是有深層次歷史原因的。考慮到住房市場化的初始條件和歷史起點，住房市場化過程中面臨諸多矛盾，表現為收入和住房消費支出之間的缺口，供給(政府供給的經濟適應房)和需求錯位，消費信貸和開發信貸錯位(住房消費金融和住房融資錯位)，也就是不同主體的住房金融約束不一樣：對房地產開發商的金融約束松，而對住房消費者的金融約束緊，金融約束的不對稱十分明顯，這與他們對住房所有權(抵押品)的支配權利差別有關。
我們構筑一個模型來分析(圖3所示)。
我們以Y代表住房消費者的自我積累收入，D代表銀行住房消費信貸，P代表住房購買價格，則有：
D+Y=P，變形得到D/Y=P/Y-l=R-1，其中R=P/Y表示房價收入比，可以作為反映房地產泡沫的指標之一。房價收入比越高，房地產價格越缺乏實際收入支持，也就是房地產市場缺乏實體經濟支持，兩者出現
背離。DH表示個人住房消費信貸比收入水平，反映居民家庭的債務負擔水平，該比例越高，個人債務負擔越重。從另一側面，也可以反映住房金融發展程度、住房消費信貸約束程度和住房金融風險狀況。個人債務負擔水平越高，銀行潛在的信貸風險越高。這說明住房市場的泡沫化程度越高，銀行金融風險越高，房地產泡沫和銀行信貸風險密切相關。
目前我國存在的問題就是住房金融市場風險越來越高，表現為居民債務負擔水平越來越高。到底是房地產泡沫造成銀行脆弱性增加，還是相反，有待進一步的證明檢驗。來自日本的經驗之一就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銀行加強風險管理，緊縮住房信貸和其他信貸，流動性減少，房地產價格進一步下降。我們認為銀行危機和房地產泡沫危機是共生的、內生的，互相影響。
我們認為中國房地產泡沫是一種綜合性質的泡沫，既有實體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虛擬經濟方面的因素，我們認為更多的是與虛擬經濟部門有關。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高波動性和經濟周期無關或者說與經濟基本面關系不大，更多是來自金融因素，主要是與金融風險的增加有關。房地產是一種特殊的重要金融資產，在整體金融資產池中占有相當重要的比重，金融資產價格的高度波動會影響房地產價格，這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房地產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部門，虛擬化和獨立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房地產的虛擬化進程加快，房地產在經濟主體的資產選擇和資產組合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和權重。
我們認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房地產價格波動基本上是取決于經濟基本面，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虛擬經濟包括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壯大，經濟虛擬化愈來愈明顯，金融危機和房地產價格波動越來越明顯，房地產泡沫已經成為全球性引人注目的大問題，房地產波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更多的與金融發展有關。
三、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