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產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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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關鍵詞：小農經濟；三農問題；小農制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9-0-02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數己達8億，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三農問題不僅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正視并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它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及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小農經濟問題再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而從已有的關于小農經濟的研究和論述看，如何定義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如何改造？這些疑問在學者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本文主要通過對這些爭論進行整理綜合，以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奠定理論基礎。

一、關于小農經濟定義的爭論

要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就要清楚小農經濟的定義。而在對“小農經濟”含義的認識上，目前學術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學者所說的“小農”只是指自耕農，而不包括依附農和佃農（劉昶，1981）；有的學者則把經營地主也包括到“小農（經濟）”中去（黃宗智，1986）；還有的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類同于現代的“家庭農場”，并對“小農經濟”這個概念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趙岡，1994）。

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得到的小農經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馬克思從批判的角度對小農經濟進行研究。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歷史上小生產的一種，即農業領域中的小生產。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累，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可見，馬克思強調了小農經濟在所有制基礎、組織形式、社會分工以及生產規模等方面的特點。這些特點為學者分析小農經濟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框架。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對小農經濟一詞進行解釋。該書指出：“小農是居住在鄉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經濟學里，‘小農’一詞有時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用來指小農民（佃戶或小自耕農），而不是農業勞動者或很大的地主。小農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經濟里，主要由佃戶和小自耕農來耕種”。

以前蘇聯學者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勞動—消費均衡學派認為，小農家庭以滿足消費需要為首要生產目的，勞動供給與消費滿足之間的均衡是決定其生產投入和運行機制的重要因素。恰亞諾夫認為，在生產力沒有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農民家庭農場長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奧多·舒爾茨等經濟學家則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提出了一種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追逐利潤的農民經濟模式。他們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農業如同在特定資源和技術下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對價格反應靈敏，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小農經濟是“貧窮而有效率”的。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指出，為小農提供現代生產要素是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而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則完全可以保留下來。

我國學者對小農經濟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小農經濟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二重性經濟。其本質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個體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權。”

朱筱新認為：“小農經濟，是以家庭或家族為組成單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經營中，通過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形成的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和特定的生產與生活格局。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更對中國的社會發展，乃至人們的觀念意識及文化傳統，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李伏明認為：“所謂小農，是一個與‘大農’相對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產規模小—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農業生產，與一個人或組織是否擁有土地及擁有土地的數量無關…這就是說，無論是地主、自耕農還是佃農，只要其生產規模小，以小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即是小農經濟。”

通過對小農經濟概念的綜述，可以發現：馬克思最早提出小農經濟的概念，其關注點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的探討，他較為準確的概括出那個歷史時期小農經濟的特征；恰亞諾夫的理論產生于當時蘇聯特定的社會環境。他迷戀農莊傳統，提出了勞動—消費均衡模式；舒爾茨的理論則建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他在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對小農經濟問題進行闡釋。恰亞諾夫與舒爾茨的觀點雖不相同，但他們從生產動機的視角來分析小農經濟的研究思路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有所啟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學者都強調小農經濟的內部結構，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農戶家庭經營的二重性特點。李根蟠的概念對小農經濟的制度基礎也有所涉及。

綜合上邊的分析，由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情或體制環境、不同的分析視角，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存在爭論是必然的，因此應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動態的、比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適的小農經濟的定義。

二、關于小農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爭論

第2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1、小農經濟的特點是：精耕細作、自給自足、封閉分散、力量脆弱。

2、小農經濟屬于自然經濟，它的特點一是分散，二是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用來自己消費或絕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而不是進行商品交換，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背景下。

3、小農經濟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條件簡單，在比較貧瘠的自然條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產；又由于它以家庭為生產和生活單位，容易通過勤勞節儉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平衡，所以小農經濟具有穩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經營規模狹小，缺乏積累和儲備的能力，經不起風吹浪打。在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封建地主階級的沉重的租賦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等條件下，又經常出現兩極分化。除了少數人因生產條件比較優越、家庭生活負擔較輕，或適逢市場有利的情況，可以發財致富外，多數人往往陷于貧困和破產。因之，小農經濟又是很不穩定的。

4、自耕農和佃農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普遍的經濟形式。自耕農的興衰對封建經濟有重要意義。一般是通過農民戰爭，或其他形式的生產關系的調整，自耕農大量增加，生產力即可獲得發展。在相反的情況下，也會有相反的結果。

（來源：文章屋網 ）

第3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關鍵詞] 漢代 孝治 父母

漢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近年來,學界關于漢代“孝治”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孝”與漢代選官制度及“孝”與漢代治國綱領等方面。但在述及孝的起源,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漢代統治者大力推行孝的措施以及孝對漢代社會的影響幾個方面則有所不足,本文擬就此問題做簡要論述。

一、孝德的產生及漢皇室的態度

從甲骨文中“孝”字和殷代普遍存在祭祀考妣的資料看,中國自殷代起就有了“孝”的觀念。西周時期,作為道德觀念的“孝”就更為人們所重視。最初的“孝”觀念的涵義是畜養父母、尊敬長輩、追念祖先的。而在西周的等級森嚴的分封制下,則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等奴隸主統治的宗法系統。治家和治國是一致的,“孝”對維護奴隸社會宗法、等級、分封、世襲制度起著非常重要的道德規范作用。戰國時期,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的封建個體生產方式逐步出現,孝親成了中國道德的本位。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家與國,其組織系統和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由孝親推及為忠君。宗法家庭成為“國”與“民”之間的中介,“國”與“家”相溝通,“君權與父權”互為表里,構成了中國社會獨具的“家國同構”的格局,故治國與齊家相互為用。而促使孝上升到政治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的是漢室君主。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國,以孝為核心的封建倫常第一次受到統治者空前的重視,揭開漢王朝尊父倡孝序幕的是第一代皇帝漢高祖劉邦。“孝”是劉姓皇朝為保證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法寶。在整個漢代歷史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政策的確立,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狀況和統治的成功治國經驗等決定的。

政治上,漢初劉邦“刑白馬盟誓”實行同姓王分封制,雖然鞏固了漢政權,但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統治,甚至謀反,這對漢政權的觸動非常大。漢若既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繼續發揮“封建親戚,以藩屏漢”的積極作用,又能和平地解決封國過大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孝”對其籠絡和感召。因為“孝”是血緣紐帶中凝聚力最強的范疇,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向中央朝廷“盡孝”,還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從而在統治階級內部達到由孝勸終的目的,即孝親就等于忠君,忠孝合為一體。從而使統治階級內部達到和諧統一。

經濟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小農經濟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倫理道德范疇做治國思想。漢初的“黃老之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小農經濟。但“黃老”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精神,對小農經濟保護不利。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和促進小農經濟健康發展,客觀上要求以儒家的“仁、孝”思想治國。為什么漢代后來“以孝治天下”,沒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漢代小農經濟的狀況和“仁、孝”自身的特質決定的。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初期階段,“仁、孝”作為治國思想都源于倫理道德,但相對“仁”來說,“孝”的范疇更古老,“孝”原是個純倫理概念,產生于道德出現之前,“仁”則是在道德出現之后的產物。既然漢代仍處小農經濟的早期,整個社會還不十分發達,“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適合于小農經濟的發展。

思想上,漢初統治思想雖主要以“黃老”治國,但不搞思想專制,允許百家復興和并存。漢代統治者對治國思想的探索始終是積極的,經過一番痛苦的摸索,終于在武帝時期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思想。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決了當時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此外,漢代實行“孝治”還來自劉漢政權對漢初“孝治”的成功經驗的總結。

三、漢王朝“以孝治天下”的具體表現

西漢王朝在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國策后,通過政治上把舉孝廉作為重要的選官制度,文化上把《孝經》作為教科書,社會生活上,優待孝子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

政治上把舉孝廉作為重要的選官制度推行。早在漢代建國之初,統治者就通過舉“賢士”的辦法,選拔人才。在漢代的選官制度中,察舉是一種最重要的途徑,“孝廉”就是察舉中的重要一科。“孝廉”作為選舉官吏的科目,始于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但在漢初,統治者就實行了獎勵孝悌力田廉吏的措施。武帝時在大儒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下詔令各郡國舉孝廉。通過孝廉選舉出來的人才不需要再經過考試就直接被政府任用。漢代通過舉孝廉,選拔了大量的人才,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影響,恪守孝道,爭作孝子賢孫成為社會風尚。漢王朝通過這樣的察舉制度,在客觀上還是有力的協調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文化上將《孝經》作為學校教科書。漢代的學校教育很發達,地方學校設有講解《孝經》的老師傳授孝悌等封建倫理道德,私學教育也主要以《論語》和《孝經》為主。整個學校教育無一不例外的把“孝”貫徹于其中。《孝經》作為教科書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作為教科書本身的價值。《孝經》不僅僅作為一門功課,而是成為讀書人走上仕途的叩門磚。雖然功利性十分強,但在客觀上也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和統一民眾思想的作用。

在社會生活上漢王朝以復除與賜帛的形式來優待孝子。《漢書•惠帝紀》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孝悌指子弟順事父兄。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三月詔:“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孝與悌的賜帛數量稍有差別,可見二者有輕重之分,這種區別一直為兩漢歷代皇帝所承襲。西漢盛期,對此種獎掖更為重視。西漢諸帝中以宣帝獎勵孝悌最為突出。至東漢多以賜爵代替了賜帛。這種優撫“孝悌”等人的詔令不斷,幾乎與兩漢皇朝相始終。

綜上所述,在漢代建立之初政治上尚不穩定,民生凋弊的狀況下,統治者大力提倡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孝”來鞏固統治,通過舉孝廉,把《孝經》作為學校教科書和大力優撫孝子的政策,從而使“孝”成為漢王朝的治國綱領。在社會發展中確實起到了教化民眾,改良社會風氣,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統治的作用。但由于孝是一個純倫理觀念,在其發展中又受到統治者有目的、無方向的引導,民眾盲從和過激的行為。在其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發生了激烈沖突,并嚴重沖擊了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穩固的權威,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李珉.漢代以孝治天下管見[J].民族學院學報,1999,(4).

[2]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

第4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第5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摘 要 題】農村改革與發展

【關 鍵 詞】小農經濟/公共產品供給/二元結構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農經濟：“二元均衡”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動趨勢

西方制度經濟理論指出，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因此，以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效率時，必須考察特定的產權安排背景。事實上，在經營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與其特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為一種不可抑制和逆轉的必然趨勢。兼并者為了從土地資源中獲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擴大土地規模的激勵。在一定的技術生產條件下，他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結合比例，這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行為選擇存在著相似之處，就是以最佳的規模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土地所有者會根據土地占有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假定技術條件是一定的），來決定租佃或雇傭勞動者的多寡，吸納或滲出農業勞動者，產生如傅筑夫將中國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運動比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農業無產者，使中國的租佃關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夠對租稅進行極端索取，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只有以此作為交換才能與土地相結合，從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1］

這些農業無產者失去生產資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納，就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城市工商業不夠發達，農業中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沒有渠道滲出，游離在生產領域邊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和威脅統治者生存的一個群體。因此，國家就必須擔負起安置流民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國有土地平均分割，給無地農民經營。這就是均田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種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義的土地制度安排。國家將國有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編戶齊民，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穩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稅來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政局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當國家使土地承擔起這種農業失業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時，對于人地結合的比例是否為一定技術前提下的最佳規模，可能考慮的就會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馬克思在論述這種小農經濟時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2］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3］據此，長期在我國史學界就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不能發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對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近年來開始出現其他角度的分析，認為這樣的經營特點造成了高效的農業，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趙岡就認為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較合適的經營方式。一來是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最佳規模不大，二來因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首先，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因此監督費用會比其他產業部門高很多。其次，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耕作的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無法按規定的標準來逐一檢查，各環節步驟質量的好壞，只能從最后收成的好壞多寡體現。這樣一來，家庭農場因依靠家庭成員而具有可靠的激勵機制，比大規模農業生產要有較大的優勢。這種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經營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發形成的經營方式。國家在為了安置個體家庭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襲了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將土地租給佃農，尤其是土地規模大時，也同樣體現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經營的特點來。雖然在后期土地經營中出現了雇傭制，但是根據考證對于租佃制或雇傭制的選擇中，雇傭制的替代與土地所有者性質與其土地規模大小雖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重要的卻是來源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認為在中國，土地兼并導致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伴隨的是經營規模的不斷縮小，經營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農業經營的“過密化”。這種特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依靠國家的支持實現的，這種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國家通過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穩定保持土地產權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農業領域中國家主動承擔起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職能，也成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小農經濟的保障

1.傳統農業中的技術創新和信息傳播

前文論及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合法化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首先是產生出大量的與土地相脫離的“自由人”。這些人的存在會對政權的穩定帶來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也還難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產品養活過剩人口。因此，一方面為了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安全，“授田與民”來達到“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能從產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稅收入，統治者對于能夠提高授田農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量的技術創新和推廣十分重視。為此，各朝統治者都不遺余力地鼓勵推廣使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工具，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來增加總的產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礎上，推廣農業技術和指導農業生產成為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責無旁貸的職能。

反觀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史，農業技術的發明、使用和推廣都深深打上了國家行為的烙印。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曾在全國范圍內由政府倡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廣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區田制），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國推動農業生產方法的轉變，從而在短期內普及了新的技術，并迅速提高了農業產量，使中國農業生產就此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國家以完備的層級官僚體制為依托，承擔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要責任，在客觀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場形成的自發力量。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地主政權雖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現的東方專制國家，但在實行重農政策，保護小農經濟時，卻類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干預下的幾次重要的農業耕作工具的發展推廣使用，先進的耕作方法傳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足以證明這種方式對于市場自發形成的傳播機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證的是，在我國傳統農業技術創新和傳播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是統治者在各區域中對農業生產負責的人，某些朝代稱之為農官。據史料記載，很多當時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創新也多是來源于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集農業生產者、技術使用者和租稅收入執行者于一身，既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又兼有國家賦予的提高生產率的職責，是當時最具有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以及傳播動力和傳播能力的行為主體。固然有提高國家收入的意圖，但這種模式對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很高的貢獻率。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為了換取收入而向在國有土地上勞動者提供的一種服務。

隨著國家經濟控制權力被削弱和侵蝕，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這種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信息體系也因之解體了。因此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后期，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再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對原有技術體系的細化和完善。相較于國家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機制而言，這一階段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的提高，更多地體現了市場化導向的特征。

2.基本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

小農經濟細微的生產組織和廣泛的地理分布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上技術變革的麻煩，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設施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產生了先天供給不足的缺陷。對于自然條件不穩定、不平衡的農業大國，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保障穩定的農業產出和防止因天災引起的農業波動，統治者以其所獲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會提供必須的服務。這類服務的特征是必須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有序的協作、計劃和組織，復雜的技術和相應的大規模的勞動投入，這是國家機器所擁有和擅長的能力，可以憑借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作為支撐。

固然小農個體都可以意識到這類物品的供給對其再生產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質決定，組織一個系統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組織費用、談判、磨擦等等）足以破滅任何一個自發的小農組織下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初期，這類物品的供給是完全依賴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尤其是在各朝發展農業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力量最為強大時，往往伴隨著大規模、大投資的水利系統工程的進行。從漢武帝至三國期間，各政權都曾普遍興修水利。這有助于我們觀測國家在對經濟資源控制力比較，對其“編戶齊民”的授田者的經濟效率既承擔后果（獲取所有權收益租金與稅收）又負有責任（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設施等有穩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長的現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給是以大規模、大系統、大協作、大投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國家供給部分替代了農戶個體可能需要的投入。對于經濟能力弱小、缺乏應對危機和風險能力的小型家庭農場，提供了較高層次的生產保障，使他們比較容易在現實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下生存。這樣小規模、家庭經營、簡單協作、小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大規模、系統組織、高度分工協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相配合，宏觀上減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類供給而帶來的農業生產風險和經濟波動，提高了農業整體產出效率和生產水平；微觀上為小型家庭農業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農階層的迅速分化，使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兼并和自由買賣的威脅下，有可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再生產，降低了自耕農階層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國家機器上精密先進極具現代生產經營特點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細小的家庭農耕方式的簡單生產單位；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中兩部門的劃分和兩者間存在的巨大勢差和隔離，他們都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農業經濟體系中。這兩個規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高效率，維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與技術擴散的特征相類似，我們可看到隨著國家所有的土地的削減，國家“授田于民”的能力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的銳減，在傳統農業社會后期（宋后），由政府規劃實施的大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寥寥無幾。后期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設施的修復與改善。這一時期可數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被動實施的，而且往往因為對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礙而受到相關利益階層、豪強貴族的阻撓，最終半途而廢。對原有水利設施的修修補補就成為這一階段水利建設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和水利環境的破壞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與國家權力向地方權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財力資源各方面的轉移和分化直接相關。同國家追求的經濟目標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強對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責任和自身利益極其關注，使區域性、小范圍的水利設施建設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但與此同時，由于私有權（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強化和國家控制力的減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強任意兼并和圈圍，個體農民自筑騰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為零亂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統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這種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混亂無序導致的農業基礎設施的破壞，用現代經濟學觀點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場失靈”。徐浩在解釋為何中國華北農業由先進變為落后，在清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停滯和下降趨勢時，認為農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農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災害，使農民生命財產被破壞，是對農村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打擊，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農業水平下降，糧食單位產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廬舍難保，水利未興，耕鑿何賴，試觀歷年以來土地之肥瘠，煙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貧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無過于此。”［4 ］但我們也不能小視在這一過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資興起的意義，這是當國家財力有限卻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時，逐漸發展出的一種公私合作的權宜之計。它以給予合作投資個體某種優惠政策為前提，同時投資個體往往也是當地土地所有大戶，當這種合作觸犯到其自身利益時，工程往往就會半途而廢。

由于國家勢力的變動和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這種“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漸縮小的趨勢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這種小農經濟中個體農業經營和國家保障的“二元結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體現并加劇了傳統農業經濟及其經營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所替代。

參考文獻

［1］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6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關鍵詞】 中國 發展

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關鍵取決于國人自身的努力，因為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因素。而國人的行動又取決于國民性。綜觀中國歷史，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流氓性與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說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缺乏誠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是原指無業游民，后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賴等惡劣行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種具體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種抽象和實質。流氓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誠信。

從觀念的層面看，中國社會是非常強調誠信的。對誠信的要求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誠”即真實無妄，其基本的含義是誠于己，誠于自己的本性。《大學》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真實無妄是天道，而對誠的追求則是人道，故“養心莫善于誠”（《荀子·不茍》）。以“誠”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許多相關的道德，如為人的“誠實”，待人的“誠懇”，對事業的“忠誠”。正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信”的基本含義就是誠心實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與“誠”是相通的品德。《說文解字》云：“信，誠也，從人言。”孔子把它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呂氏春秋》有《貴信》篇，把信當作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并主張人生以誠信為貴，“君臣不信，則百姓毀謗，社稷不守；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但從現實層面看，中國社會又是非常缺乏誠信的。這里缺乏誠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對稱、經濟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還與中國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有密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8頁）。首先，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所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其次，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社會誠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而機會主義泛濫必將導致社會誠信缺乏。再次，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是導致社會誠信缺乏的文化溫床。防止誠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誠信缺乏者的決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為貴”等處事原則為缺乏誠信者提供了溫馨的避難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結果是增大了無誠信者的收益，減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這種游戲規則只會導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誠實守法。

什么是文盲？辭海的解釋是：不識字或識字極少的人。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理性。不識字不等同于沒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識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識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農村老漢斗大的字不識，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國，文盲性的主要表現是：一是重迷信，輕科學；二是重實際，輕理論；三是重當前，輕長遠；四是重幻想，輕理想。

與產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樣，文盲性產生的深層根源也在于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是產生文盲性的經濟基礎。落后與愚昧是緊密相連，“窮”與“愚”是互為因果。治“窮”關鍵在于治“愚”；同樣，治“愚”關鍵也在于治“窮”。其次，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專制主義總是與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為專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礎；而專制主義又不斷催生著文盲性。再次，封建專制文化本質也是一種為強勢服務的愚民文化，這種愚民文化又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與文盲性也是一對互補的范疇。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構成一個循環的怪圈。

流氓性與文盲性對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危害是深遠和持久的。

首先，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高成本。誠信的缺乏，增加了社會運行的無序。誠信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誠信的本質體現在誠與信兩個方面。有誠者，則個人品格就高尚，而個人品格高尚，則社會競爭主體行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證。有信者，則個人與社會的承諾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諾又是社會有機體運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證。眾所周知，健康社會應滿足有秩序的基本條件。而當一個人自己既遵守對自己的承諾，又遵守自己對別人的承諾，這時，社會秩序也就有了保證。這樣，對于一個社會競爭主體而言，預期就有價值 ，契約就能得到有效執行，交換就能得到順利實現，資源可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內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導致資源配置只有短期最優，而無長期最優；只有局部最優，而無整體最優；只有個體最優，而無社會最優。

其次，不利于中國社會的法治化建設。法治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遵守眾人的約定。所以，有了誠信和理性，法治社會也就有了保證，法律就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另外，法律是一種外在約束，誠信和理性是一種內在約束。再完備的法律，也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情況，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須與內在的誠信和理性世界有機結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會的運行成本更小和運行更高效化。同時，內在約束同外在約束相比，內在約束是更為基礎的約束。一個社會競爭主體，只有將外在約束建立在內在約束的基礎上，并且能將兩種約束有機統一起來，其約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轉貼于

再次，不利于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無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無實質。而誠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為若沒有誠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偽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誠信和理性，“面子”與“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秩序均衡。一方面，人們總是希望別人有誠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應用而生。雖然“面子”是給別人看的，其對人的約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對于無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為是一種較好的約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無序競爭的自組織均衡。另外，“血緣”也是由于社會競爭中誠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導致的一種合作均衡。人們產生合作的路徑主要有：血緣、地緣、業緣等。其中血緣是產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而在誠信和理性缺乏的條件下，合作一般會更趨向于路徑最短化，所以，重血緣，講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濃重的一道風景線。

第五，缺乏誠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的滯后又進一步使誠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結構，并共同制約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中國，解決流氓性與文盲性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

首先，大力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基礎。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社會建立起普遍而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這是消除誠信缺乏和建設理性社會的基礎所在。這里，用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變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的生產力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這只是財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所以，“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一切“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第7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主張中體西用思想，其提倡中國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技。發展洋務企業，加速小農經濟的解體，對的產生起誘導作用。其對西方思想的傳播也加速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前期口號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后期口號是“師夷長技以自強”。企圖靠單純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來強國，而不徹底變革封建制度就想讓國家富強起來，這是導致失敗的根本原因。

（來源：文章屋網 ）

第8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關鍵詞:儒家;重農學派;經濟思想;比較

重農思想貫穿古代中西方經濟思想史的全局。中國的重農思想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戰國,盛行于西漢。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期間的“義利之辯”首開農商爭論的先河,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家倡導“崇本抑末”論,奠定了后代封建帝國重農抑商思想的理論基礎。法國“重農學派”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對二者經濟思想的比較研究,不僅可以把握和印證中西方重農思想的異同,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夠揭示思想所產生的特定文化傳統和時代精神。從經濟思想的角度考察,賢良文學和重農學派都強調農本商末,主張從立國與治國的高度來重視發展農業。具體而言,兩者思想的相似之處,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農業是財富的本源

西漢中葉,為鞏固封建地主統一政權,漢武帝推行全面的重商主義政策。統制經濟雖然暫時緩解了財政危機,但長期戰爭和繁重的賦稅致使民窮財困,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為此,“訖昭帝世,……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于是鹽鐵議起焉。”(《漢書?車千秋傳》)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提出“進本退末,廣利農業。”(《鹽鐵論?本議》)他們認為“農,天下之大業也”(《鹽鐵論?水旱》),并明確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鹽鐵論?力耕》)在賢良文學看來,農業是富國之本,也是唯一重要的社會生產部門,“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鹽鐵論?憂邊》)由此出發,賢良文學提倡封建政府“強本禁末”,鼓勵和扶持農業生產。“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鹽鐵論?水旱》)“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鹽鐵論?輕重》)與此類似,法國重農學派也緣起于統治階級所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路易十四、十五兩朝片面強調流通領域,造成農業蕭條,農民貧困。為挽救危機,重農主義應運而生。作為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將農業視為財富的唯一來源和一切社會收入的基礎。他說:“君主和人民絕不能忘記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只有農業能夠增加財富。”“一切利益的本源實際是農業。正是農業供給著原材料,給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給僧侶以什一稅,給耕作者以利潤。正是這種不斷地再生產的財富,維持著王國其他一切的階級。”在魁奈看來,農業是工商業的前提和基礎,如果農業荒廢,其他產業必將受到損害。“農業繁榮,其他一切技藝也都興旺,一旦土地荒蕪下來,無論從事水上工作或陸地上工作都將處于垂危的境地。”所以,“一切對于農業不利的東西,對于國民和國家是有害的。一切有利于農業的事,也有利于國家和國民。”為保障農業的繁榮,必須加強國家對農業的管理。“只有政府決定保護租地農場主,才能使這樣的人,鞏固他們專門從事農業的決心。”由上可知,力主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促使國家重新走向繁榮富強,是賢良文學與重農學派經濟思想的主題和中心線索。

二、工商無以致富

在主張“力耕”的同時,賢良文學竭力否認工商業能以致富,他們認為工商業所帶來的“利”并不是真正的財富,它只是社會財富的一種再分配,無助于財富總量的增加。“故商所以通郁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鹽鐵論?本議》)賢良文學以楚、趙“民好末”卻“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之民“好本稼穡”而“無不家衍人給”為由,強調“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在此基礎上,賢良文學將國民按職業劃分為農、工、商各個等級。“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鹽鐵論?水旱》)“農”居主導地位,凌駕于“工”、“商”之上,顯示出在漢代森嚴的階級結構中,農業生產者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手工業者和商人,這是西漢儒家重農抑商思想的現實表現。和賢良文學相似,魁奈從等價交換原則出發,論證了工商業不能增加物質財富。他指出商業只能使財富在地點上發生轉移,不可能創造財富;而工業只是把已經存在的各種物資因素結合起來,改變它們的存在形態,并沒有增加物資本身。因此,“應當把從土地上生產財富的人們的勞動同在工廠里制造各種制造品的工人的勞動加以區別。前者能生產盈利,后者生產的制造品,其價值僅能與所花的支出相等。”以此為基礎,魁奈對法國社會進行了階級劃分,他指出當時社會存在著三個階級: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者階級。“生產階級是耕種土地,逐年再生產國民財富的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依靠收入,即純產品來生活,這些純產品是生產階級每年從再生產財富中,……把它支付給土地所有者階級的”,“不生產階級,……他們的支出,是從生產階級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取得的”。在三個階級中,生產階級占首要地位,不生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依附于生產階級而存在,這種次序明顯的階級劃分充分說明工商業是非生產的、不結果實的部門。

三、主張自由放任

賢良文學繼承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的思想,主張富民之道在于“無為而治”。針對鹽鐵官營的諸多弊端,賢良文學進行了猛烈抨擊: “今郡國有鹽鐵,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鹽鐵論?本議》)從鹽鐵專賣的效果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鹽鐵論?輕重》),并未達到“上下俱富”的目的。因此,賢良文學堅決主張廢除官營經濟,允許民間自由經營。“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鹽鐵論?地廣》)“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賢良、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于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鹽鐵論?能言》)西漢儒家反對政府干預的思想,雖然帶有民本主義色彩,但其宗旨仍在于鞏固封建國家的統治基礎。與西漢儒家一樣,魁奈強調自由放任是增加社會財富的必要條件,一切壟斷和政府管制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任何有權力的官吏的介入,都是不適當的,如果無智,甚至更進一步有不良的動機,那就更加危險。”“在商業和農業的壟斷中,常常會遇到過多的擁護者。……國家的各個制造業,在取得壟斷的特權中相互破壞。”在他看來,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是復興法國經濟的重要手段。“必須維持商業的完全自由。因為最完全、最確實,對于國民和國家最有利的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的政策,在于保持競爭的完全自由。”魁奈反對侵犯個人利益的國家干預思想,滿足了力求擺脫重商主義束縛的時代需要,直接催化了古典經濟學的誕生。

四、提倡農業單一稅

在財政政策方面,為實現“民富”、“百姓足”(《鹽鐵論?執務》),賢良文學主張輕徭薄賦、藏富于民。“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后求其贍”(《鹽鐵論?未通篇》),“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鹽鐵論?禁耕》)在征課對象上,賢良文學提出賦稅只限于農產品及農家副業所生產的布帛,并堅持什一之稅,反對厚斂。“什一而借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鹽鐵論?未通篇》)只有“賦斂省而農不失時”(《鹽鐵論?執務》),才能保證國家賦稅的順利實現,這是儒家傳統觀念“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論語?顏淵》),在西漢時期的集中體現。和賢良文學類似,魁奈同樣認為構成國家收入的租稅,只應向生產財富的農業征收。“對于土地所有者,對于君主和全體國民來說,把賦稅完全對土地收入直接征收,是有很大利益的。因為所有其他的課稅形式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都是對于再生產和賦稅本身有害的,都是會在賦稅之上加上賦稅的。”在魁奈看來,只有耕種土地才能生產純產品,因而,賦稅應該直接從土地的純產品征收。“不論商人還是手工業者都不應納稅,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納稅。”為鼓勵農業生產,魁奈主張輕稅,并提出十分之一稅是最公平合理的稅率。他說:“合理的租稅,就是沒有掠奪化的不良課稅的租稅,……每亞爾邦征收十分之一稅。”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漢儒家和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都是社會激劇變革的產物,是對重商主義政策的直接否定。西漢儒家的重農思想早于重農學派大約兩千年,由于時代背景、社會生產方式和階級立場的差異,二者的本質內容和歷史作用迥然不同。在發展農業的具體方式上,重農學派極力主張“擴展大農法,排除小農法”,即用資本主義大農業代替封建小農經營。魁奈指出“用于種植谷物的土地,應當盡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農場主經營的大農場。因為大農業企業和小農業企業相比,建筑物的維修費較低,生產費用也相應地少得多,而純產品則多得多。”他認為運用資本達到相當規模的資本主義大農業,與分散的封建小農業相比,能夠獲得更多的剩余產品。為保護租地農場主利益,魁奈提出一切賦稅都要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對于租地農場主的預付資本應該免稅。“對土地所有權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變成了對土地私有權的經濟上的否定和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肯定。……這正是法國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實施的辦法,也是李嘉圖學派的充分發展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最終結論。”與此不同,賢良文學代表西漢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他們所重視的是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賢良文學提出的發展農業的方案是分土井田,即實行井田制度。“理民之道,在于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鹽鐵論?力耕》)在小農經濟的歷史背景下,賢良文學向往“抱布貿絲”的物物交換,反對對外貿易。“各安其居,樂其谷,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由之玉不至。”(《鹽鐵論?同有》)。西漢儒家的經濟思想正是并力圖保持小農經濟的穩定與和諧。

綜上所述,西漢儒家與重農學派的以農抑商論,其目的都在于挽救病態的封建社會。以魁奈為代表重農學派從農業資本家的立場出發,把對財富的認識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最早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雖然具有封建主義外觀,但其實質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的理解。”西漢儒家代表的則是封建社會初期豪族地主階級利益,他們的重農思想是小農經濟與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的必然產物,其外觀和實質反映的都是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重農思想的發展與實踐,引導古代中國走過了漫長的歷史道路。重農主義政策的推行,反過來又維持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和封建統治,遏制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產生和成長。因此,如果重農學派是在主觀上維護封建統治,在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發展開拓道路,那么,西漢儒家的經濟思想其主觀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在客觀上卻堵塞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參考文獻:

1、魁奈經濟著作選讀[M].商務印書館,197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2.

第9篇：小農經濟的產生范文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歷時一年，對美國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了“田間考察”和調研，訪問眾多基層消費者、農業生產者以及NGO行動者和研究者。經過3個月的寫作，他完成了題為《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的報告，對全球糧食產業鏈進行了相對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國糧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議。

記者就當下全球糧食問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農業是最容易被資本所拋棄的

記者：如何看待去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糧價暴漲？已有的分析說，各國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干旱歉收、乙醇汽油開發、石油漲價，還有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工業用地擠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糧食需求量增大，這些原因共同構成了糧價上漲。請問，您認為這中間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

周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缺乏資本青睞，常常成為投入不足的產業，這使得其穩定的供給常常是脆弱的。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干旱歉收、石油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漲價、工業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兩年集中釋放，影響了糧食的穩定供給，打破了本來應該相對穩定的糧食供求平衡。

如果不能就農業經濟的自身規律以及現代化系統對農業和農村的擠壓，形成基礎性的認識，糧食危機還會階段性甚至周期性地出現。

而危機的受害者，幾乎都是恩格爾系數(食物消費占收入水平比例)較高的平民，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幸的是，貧困人口絕大部分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府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為應對糧價上漲而提供食物補貼。

記者：您認為忽視農業和農村是一種“全球現象”，這是糧食危機的根源？

周立：相對于工業和服務業，以及各種新興產業，農業是最容易被資本所拋棄的。

原因十分明顯：短時期內，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都是相對穩定的，不可能如其他產業一樣，有爆炸性增長。農業滿足的，又主要是人們的食物需求，在短時期內，人口數量是既定的，對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對穩定的。所以，農業是最不容易擴張的一個部門。因此，在資本面前，農業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這也是發達國家農業高補貼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

同時，這卻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出現悲劇性結果的根本原因，他們無力彌補這一市場失靈。一方面，他們的政府或者沒有認識到農業的基本規律，或者無力支付高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在面臨本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侵襲時，漸漸喪失糧食供給的自主性。因此，農業無利潤、農民流離失所、農村凋敝，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必然現象，更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

美國的垃圾桶與赤貧人口的胃

記者：有一種說法，“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窮人買不起糧食”，這大概也屬于“結構問題”吧？

周立：美國是世界糧食出口第一大國，它能夠維系一個廉價的糧食生產體系，與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國家利益、居民消費慣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獲”有關，也是美國國內糧食生產體系、食品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已經產生路徑依賴的必然結果。伴隨石油價格的上漲，美國的資本化大機器農業，面臨巨大的成本上漲壓力。尋求將糧食轉化為乙醇，以實現本國糧食生產體系、食物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的良性互動，是題中應有之義。

邏輯上說，造成國際糧價上漲就是這種結構矛盾的副產品。

不幸的是，仰賴美國等少數國家糧食援助或廉價糧食供應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滅頂之災。如果說發展中國家糧食政策有失誤，那就是他們是弱國，沒有認識到被單一食物體系同化后的危險，或無力抵擋被同化的命運。

2007年我在美國時看到一則報道，美國有1／4的食物，是丟進垃圾桶里的。美國在2006年10月17日，誕生了其第3億個國民。簡單計算，丟掉的食物，相當于近8000萬人口的消費量。而當時報道的全球因饑餓瀕臨死亡威脅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萬。不幸的是，這些食物是在美國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這些赤貧人口的胃里。

我們暫時的幸運與我們還不夠“進步”有關

記者：中國也正在經歷食品價格上漲的考驗。但在小麥、稻米等主要糧食品種上，相比國際價格似乎還相對穩定。如何理解這中間的原因？

周立：相對于這些出現悲劇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還是相對獨立的。所以，在全球糧價上漲的時候，政府有能力調控糧價，能讓其保持穩定，由此，也能保持社會穩定。

可是，中國農業的小部門化、農業產業化、糧食市場化，正在不斷地推進之中。此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中國之所以比較幸運，與我們還不夠“進步”有關，與農民們普遍還在進行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和消費直接相關。

但是，我們知道，伴隨10多年來農業產業化和糧食市場化的推進，農民為城市居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已經消失殆盡。為自己生產糧食的農民群體，也在大幅度地減少。在這一輪的“糧食戰爭”中，中國可能還能暫時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國下一輪的糧食洗牌過程中，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樂觀。

記者：許多分析稱，糧價上漲將是個長期趨勢，您認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是否能維持糧價穩定？

周立：糧食價格的長期高企，并不符合糧食主要輸出國的長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國主導者的長期經濟利益。所以，未來三五年內，糧食價格必然還有一個下落的過程，在未來這一輪糧價洗牌過程中，中國、印度等國的小農和獨立的食物體系，可能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實際上，中國的主要糧食價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價)、又“捅破了天花板”(國際價)，中國的糧食價格調控，這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彈性空間。只是自從去年“天花板”價格大幅度上漲后，中國糧價才看起來具有競爭性。正因為這樣，當這一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風潮結束后，中國糧食生產體系面臨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小農經濟”真的不堪一擊？

記者：在中國，人們通常把發達國家的“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看作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并認為當下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本無法對抗國內外的大型糧食企業，甚至成為被剝奪的對象。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已經在食物帝國的誘使和迫使下，失去了傳統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來的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其國民也被塑造成為食品帝國所需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中國也正在這一進程之中。

當一國的政府決策者和農業專家們，多已被“洗腦”，認同本地化食品體系不如全球化食品體系，小農經濟模式不如農業產業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農業不如高資本、高耗能農業有競爭力的時候，悲劇的大幕就真正拉開了。

美國大農場模式，是與美國耕地多、勞力少、資本充足、能源價格低廉等基本國情相適應的，同時，又是在殖民擴張和高額補貼兩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現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亞這幾個國情和政治軍事背景類似的國家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美國這樣的發展大農場經濟，實行產業化農業的條件。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場交易)形成大農場模式。也沒有一個先例，不依靠對產業化農場高補貼，就能擊垮小農家庭農場的。

篤信“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信條的人，是看到了農產品市場開放條件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和產業化食物帝國抗衡的表象，但沒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

記者：您在美國做過長期的農業調查，美國農民和農業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周立：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在1930年以來，破產了60%,這是政府只對產業化農場高額補貼的結果，并不是他們的競爭力不如產業化農場。如果我們認真看一下恰亞諾夫、斯科特和黃宗智基于蘇聯、東南亞和中國的實證資料研究，并親自到田間地頭去問問農民，為什么種糧不賺錢但大多數還堅持種糧，就會體會到小農家庭農場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對抗產業化糧油企業，背后的事實是，中國政府不如美國政府那么有錢。

所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才會說：“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

如若說中國的小農經濟沒有競爭力，那是因為把他們一個個形單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國財政部同臺競爭的擂臺上。然而，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后，美國政府會為他們買單，做出“金降落”(記者注：對被收購者的高額補償費)的制度安排。諸多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卻無法得到本國政府的財政支援和就業幫助。

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詢者，會看到美國產業化農場模式的表面成功，卻對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國家，甚至中國自己產業化農場失敗的事實視而不見。這種咄咄怪事，一直發生在我們身邊，人們卻視而不見。

中國如何應對“食物帝國”挑戰？

記者：有很多分析認為，美國的“生物能源計劃”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性的“糧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變美國的能源供應，卻加劇了全球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場大宗糧食期貨暴漲，則成為現貨市場全球糧價上漲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如果這真是“糧食武器”，它要打擊誰？為什么？

周立：美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制定了全球性糧食、能源戰略，并有能力實施全球戰略的國家。因此，美國的石油儲備、糧食儲備以及生物能源計劃，都服從于整個全球戰略。美國期貨市場、現貨市場的價格聯動，是有意策劃，還是因應全球糧價變動以及供求變化的市場行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還不足以做出判斷。

但是，食物帝國的擴張，不在于一時、一地。而且，食物帝國的主導者，在全球糧食貿易體系中，漲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經做到了贏家通吃。不是帝國核心成員的經濟體，自然而然，是一輪又一輪糧食價格波動的輸家。

記者：長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都存在一種頗流行又很有影響力的意見，即在一個糧食供應充足的世界市場上，中國無需維持高成本的糧食自給自足，因為只要可以，就能從國際市場上買到足夠多的糧食。您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能否對這種流行理論做出中肯的評價？

周立：正是由于資本通常不愿意進入農業，才造成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會將農業真正定位為產業化，農村定位為市場經濟。提供居民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時期、任何政權的首要之事。農業高度產業化的美國背后是政府高額補貼，農業上并無多少優勢的日本和歐盟，更加以高補貼來保障本地區的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中國在1990年代，也將農業定位為產業化，卻從未放棄過對糧食儲備、糧食價格、食品質量的控制。“無農不穩”，是各屆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認識。各種類型的“米袋子”、“菜籃子”、“吃餃子”工程，總是不斷在各地成為政治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