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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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國債；貨幣政策；長期再融資

中圖分類號：F8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0432（2012）-02-0217-1

1 歐洲央行的救助措施

1.1 購買成員國國債

2010年5月17日，歐洲央行公布已買入歐元區國債165億歐元，這標志著歐洲央行已打破11年來的禁忌，正式啟動國債購買計劃。在此之前，獨立運行的歐洲央行從未購買過歐元區成員國的國債，此番行動可謂史無前例。截至到2011年12月17日，已購買的歐元區國債總額超過2110億歐元。盡管歐元區許多成員國政府認為歐洲央行的國債購買計劃是解決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有效方法，但因德國的強烈反對，使歐洲央行未能大規模介入債券市場。德國一直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直接出資購買歐元區國債的行為，認為此舉違反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原則，還可能引發歐元區流動性增加，最終導致歐元區的通貨膨脹；但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國債購買計劃是有限度的權宜之計，歐洲央行會在其法定框架內履行職責。

1.2 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歐洲中央銀行除了從二級市場是購買歐元區成員國國債外，還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的救助措施，包括先期推出的為金融機構提供3個月期和6個月期的固定利率貸款；降低歐洲中央銀行的貸款抵押條件，以改善貨幣市場流動性短缺問題。同時，歐洲中央銀行還聯合加拿大、英國、日本央行與美聯儲重新啟動美元互換協議，以緩解市場因避險情緒上升而增加的美元需求。2011年，在歐洲通貨膨脹率已遠超2%警戒線的情況下，歐洲央行仍連續兩次實施降息。2011年12月，歐洲央行又首度推出了3年期再融資操作，即向歐元區銀行提供1%固定利率的無限制貸款。歐洲央行表示，已向523家歐洲銀行提供了為期3年的4890億歐元貸款，此次貸款額度為歐元誕生13年以來的最大規模。

2 對歐洲央行救助行動的評價與探討

2.1 對國債購買計劃的權衡

客觀地說，歐洲央行購買成員國政府債券實屬在危機緊急時刻所采取的無奈之舉。通過進入二級市場購買債券其實是采取變通方法繞開了《馬斯特里赫條約》中“禁止直接購買成員國政府債券”的規定，且歐洲央行在操作中已明確規定了國債購買規模的上限。讓市場較為擔憂的問題是，未來歐洲央行如何退出對這場債務危機的救助？如果歐洲央行停止救市，債券市場上高負債率的成員國國債價格能否跌至谷底？至于歐洲央行的獨立性問題，也是在面對日益惡化的債務危機的境況下，歐洲央行不得已以放棄部分獨立性原則為代價，通過降息、持續購進成員國政府債券以及長期再融資操作等手段來應對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盡管實施這些救助行動遭到了德國的反對，并引發了對歐元區日后可能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擔憂，但這些措施畢竟在短期內對于穩定歐洲金融市場、紓困債務危機發揮了積極作用，也表現了歐洲央行在應對債務危機中對小幅度通貨膨脹所做的讓步。

2.2 歐洲央行利率政策的兩難選擇

在遭遇2008年國際金融的沖擊后，歐洲央行一直堅守低利率貨幣政策，直到2011年4月，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率已遠超2%的物價維穩警戒線，高達到2.8%，且基本上呈逐月遞增的趨勢。此種情形令歐洲央行面臨著兩難選擇，一方面，通脹率的逐月遞增已提示歐洲央行應及時加息應對日益嚴重的通脹形勢；另一方面，歐元區債務危機呈現出不斷惡化的態勢，一旦歐洲央行啟動加息，將使高負債國的借貸成本進一步提高，在金融市場上的融資也會更加困難，很可能使債務危機更加惡化。處在這樣一種兩難選擇的境地中，歐洲央行僅在2011年的4月和7月進行了兩次加息，并沒有按常規進入一個加息周期。歐洲央行的加息政策僅僅維持了3個月，轉而在2011年的11月和12月又連續進行了兩次降息，但這一降息的舉動應在市場預期之中。歐元區形勢的迅速惡化，使歐洲央行在抑制通貨膨脹與應對債務危機的兩難中再次做出選擇。

2.3 歐洲央行的長期再融資操作

2011年12月21日，歐洲央行開始向歐洲商業銀行提供為期3年、年利率為1%的無限制額度貸款，只要有足夠的抵押債券，商業銀行就可獲得融資。歐洲央行此次推出的長期再融資操作可謂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市行動。根據歐洲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歐洲到期的債務總額將接近1億歐元。面對巨額的償債壓力，歐洲商業銀行既無法從私人市場上籌集到資金，也無法通過銀行間的同業拆借獲得融資。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央行采取大規模地放開流動性資金。針對歐洲央行如此大規模的救市行動，各國反應不一。

第2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成因源頭

上世紀90年代，愛爾蘭政府為刺激經濟發展，解決債務困境，通過低稅率吸引海外直接投資，使愛爾蘭成為全球資本投資歐洲的重點進而帶動房地產等產業的迅猛發展，“愛爾蘭模式”曾經是一個流傳全球的成功范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愛爾蘭房地產泡沫破滅，成為債務危機的導火線。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愛爾蘭5大銀行都瀕臨破產。愛爾蘭政府9月底稱，為了維護金融穩定，救助本國五大銀行最高可能耗資500億歐元，2010年財政赤字會驟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2％，公共債務將占到GDP的100％，這一消息導致愛爾蘭國債利率大幅飆升，由此掀開了債務危機的序幕。愛爾蘭信用違約互換合同一度接近600個基點其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一度超過8％遠超希臘危機爆發時其相應的水平。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業危機，債務危機成了愛爾蘭債務危機的內在連鎖源頭。

12月初，歐盟財長正式批準對愛爾蘭的救助計劃，愛爾蘭財長公布了史上最為嚴厲的財政緊縮計劃，根據計劃，愛爾蘭政府承諾將在2011年通過削減公共開支和增加稅收等多種方式削減60億歐元財政赤字，其中40億歐元來自于壓縮開支，20億歐元來自于提高稅收。在未來4年的時間里，財政緊縮的總額將達到150億歐元。然而，財政緊縮對經濟增長的危害也難免隨之顯現，從而增大緊縮計劃執行的難度，導致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很難降低。

如果從積極措施來看，愛爾蘭債務危機會得以解決。除愛爾蘭政府已公布的大規模減債計劃(2011年赤字將降至占GDP的10％以下)外，愛爾蘭政府手中仍然握有200億歐元現金儲備，至少到2011年年中之前尚足以償還所有現有債務本息，而且愛爾蘭政府已于11月正式向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援助，愛爾蘭與歐盟也已達成了金融救助計劃協議，以支持該國銀行業與公共財政。此外，“歐洲金融穩定基金”保護之下，愛爾蘭國債沒有突破風險約定。

然而，愛爾蘭債務問題之所以迅速被國際市場關注，一方面是出于對愛爾蘭自身經濟、銀行業和財務問題的擔心，另一方面則是對歐元區和歐盟救助機制的不信任，同時也再度暴露出歐元機制的內在缺陷，即不管是預算赤字失控，還是稅率惡性競爭，都是源于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立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與希臘債務危機一樣，解決愛爾蘭問題的關鍵并非愛爾蘭政府，而要看歐盟和歐洲央行。

歐元的問題不只是歐元區政府的債務問題，歐洲必須解決歐元結構僵化和銀行背負巨額債務的問題。目前，主流投資者都在紛紛避開歐元區高負債國政府債務，甚至認為CDS或指數基金投資高收益公司債風險小于國債，這表明只要歐元機制沒有得到根本性完善，銀行業系統性管理債務危機風險的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再加上全球經濟復蘇前景難料，美國經濟數據時好時壞(美聯儲或將繼續擴大寬松規模)，歐洲債務危機和亞洲高通脹還未走到終點，都為歐元危機的再度爆發埋下隱患。

房地產泡沫破滅與銀行業危機

除愛爾蘭外，從實踐看，亞洲金融危機中絕大多數受影響嚴重的國家也都經歷了一個資產價格的大幅下跌，然后才是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比例的急劇上升和銀行體系的崩潰。盡管這種現象并不能說明二者之間是直接的因果關系，但資產價格的倒塌確實對銀行體系影響至關重要。

在過去2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銀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以資產估價偏高的房地產和證券抵押形式提供的貸款偏離了真實價值，形成巨大的“泡沫”。氣泡的形成，從微觀層次上說，與過度投機有很大關系。一旦經濟出現波動，資產價格下降時，銀行業的信貸資產就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以自我實現的機制會傳導到資產市場，使價格水平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與銀行的信貸資產之間具有相互放大的效應。在經濟增長較快的環境中，多數借款人都具有暫時性的盈利能力和清償能力，銀行的信貸資產潛在的危機被“虛增”的價值掩蓋起來，如果這種虛增的價值突然下降，風險就很容易轉化為現實的危機。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在銀行業危機發生之前都經歷了信貸資產的過快增長，而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信貸抵押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

芬蘭從1991年以后有3家銀行由于大量呆賬貸款以及其在股票市場投資的失誤而破產。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銀行業危機很大程度上也是地價和股價泡沫引起的。泰國在危機前30％的商業銀行貸款流入房地產部門，從1989年到1996年的七年間發放的住房貸款從1000億泰銖增加到4000億泰銖，增加了3倍多。從1996年到1997年股價和地價跌幅分別接近60％和30％，造成銀行體系不良資產比例達到18％，其中有一半來自房地產部門。而20世紀香港的幾次銀行業危機也都與房地產泡沫有關60年代初期香港房地產業進入建筑，1961年到1965年的四年間，香港銀行在房地產部門的貸款在各類貸款中所占比重最大，相反銀行的平均流動資產比例卻從34.3％下降到27.6％，1965年房地產價格暴跌，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和清償風險迅速積累并爆發。90年代初瑞典銀行的危機也與房地產泡沫破滅有關：在瑞典的銀行中房地產和住房抵押貸款占的比重很大，當時由于房地產價格下跌，短期下降了達50％，直接造成了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加。

政府債務風險警戒線的界定

從60年代以來西方宏觀調控的歷程來看，由于增稅的阻力日益增加，發行國債來維持財政平衡成為十分經常的做法。但是也有國家因國債規模擴大引起未來還本付息壓力的增加，最終由于內外債負擔沉重而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次歐洲債務危機再次引起各國對合理債務負擔水平或能承受的最大債務警戒線的探討。而運用適度國債規模指標可以有效防范國債風險，確保債務經濟的安全。盡管某些指標分析的結果存在差異，但這種方法已成為當今國債風險分析的標準。

一般來說可以通過以下幾個

指標來衡量國債風險。這些指標主要包括國債負擔率、赤字率、償債率國債依存度、中央財政國債依存度，借債率，居民應債能力指標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即歐洲聯盟條約)中所規定的加入歐盟國家“政府財政赤字率不超過3％，國債負擔率不超過60％”的趨同標準被認為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加以合理運用可以防范國債風險，值得借鑒。但是其初衷為了歐盟成員國將財政赤字和債務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以便有利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和匯率水平，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臨界值。

確定政府債務風險臨界值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應該全面深刻的理解各指標的經濟含義，并根據如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率和效益指標，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水平、市場體系發育程度，金融深化的程度、國債市場發育狀況，財政收支情況、政府管理效率、國債結構與成本一效益狀況，財政與貨幣政策目標綜合考慮。

目前，國際上普遍采用國債負擔率(國債余額與GDP的比率)和赤字率(赤字總額與GDP的比率)來分析和評價政府債務風險。而從國債負擔率指標來看，歐洲主要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對部分銀行國有化后，原來銀行的負債合并到公共部門負債導致債務負擔率激增，超過風險警戒線。而實際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很多國家在此輪危機中都面臨類似問題。

從赤字率的角度考察，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歐洲各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救市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而使政府債務負擔突破了風險警戒線，為債務危機埋下了隱患。應該說，龐大的公共債務將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巨額償債支出、市場信心的缺少以及對匯率的負面影響等。同時，巨額財政赤字也將引起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這從英鎊和歐元近期的走勢也充分得到驗證。

第3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國家破產"是解決債務危機的新思路

"國家破產"，實際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安尼?克魯格在2001年11月的講演中提出的"國家債務重組機制"，它是解決當前國際債務危機的一種新思路。這個新思路的特別之處在于，所有遭遇外債或債務危機的政府，在獲得國際資助或進行債務重組之前首先進入一種"破產"狀態；這種正式的"破產"的程序啟動后，危機中的政府的海內外資產便處于凍結狀態，其解凍情況根據債務重組的進程而確定。克魯格認為，這種新方式有助于推動債務危機的快速解決，避免危機惡化，促使像阿根廷一類的國家免受為世人矚目的社會動蕩和政局風波，避免傳統解決辦法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促使新興市場國和國際投資界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債務問題的可持續性。

創建這么一種正式機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債務人和債權人產生自愿達成協議的內在動力。然而在實踐中真正啟用這個機制的時候并不多。這個機制類似與諸如美國破產法庭那樣的"國內"破產體制。

債務重組機制產生的國際背景

建立國家債務重組機制，主要是為了給動蕩風險不斷上升的國際金融體系提供一種穩定器，它的產生有其深厚的國際背景。

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日趨嚴重。其債務1980年為5257億美元，1990年為13245億美元，2000年為22040億美元，占發展中國家GDP的35.5%。在高外債的背景下，一旦出現外國債權人從本國撤回資金，本國政府或公司機構不能如期還債，社會公眾對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信心發生動搖，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已經成為威脅國際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隨著各種證券投資的增加，各種類型的證券投資者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外債的重要債權人，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債解決方式遇到新挑戰。

債務違約進入新的高發期。據標準普爾公司統計，在過去十年間，債務違約率高達19%，為1824年以來的第四個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該公司確認的債務違約行為國有28個，違約金額為1326億美元，是1994年以來的最高額，而本世紀頭十年可能更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實際的最后貸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對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私人債權人的介入，使得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20世紀80年代，債重組是一個進展緩慢而有序的過程，那時重要的債權人是商業銀行，它們通常想與債務人保持良好關系，并且很少有獲得額外利益的企圖。隨著大量債券持有人的介入，他們與債務人的合作難度也在上升，這些債券持有人參與債務重組的目的也是多樣化的：一些債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組，以維護債權的價值；另一些從二級市場上購買債務的人士寧愿重組過程出現紊亂，希望能夠在訴訟中獲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債解決方式的新挑戰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對沖基金，1996年以1100萬美元從二級市場上買進面額為2000萬美元的秘魯政府發行的布雷迪債券。按原來的布雷迪債券解決方案，只能獲得一點毛利。但該公司并不參與債務重組談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債權追溯的申請。1999年，聯幫上訴法院同意了其債權追溯的要求，秘魯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償債要求--2000萬美元加上利滾利息3800萬，埃略特合伙人從中獲毛利4700萬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國際社會在債務重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單個債權人可以依據國民法院及其判決對國外債務人的財產采取指控行為，這便等于同意"全體債權人一致同意"原則，此時，只要任何一個不同意重組計劃的單個債權人都可以采取行動并獲得優先償付，其他所有債權人都會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債權的價值而減少損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債務重組無法進行。這種情形顯然是一個兩難悖論：如果債務國有能力全額償還外債，就不會出現債務危機；一旦出現債務危機，就表明債務國無力償還外債，外債就需要重組，而任何外債重組必然以非全額償還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開來，債務危機中的債務國在理論上不再可能有解決危機的希望。

國際貨幣組織建議債務重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現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試圖為債務重組建立起一個規范的程序。由于多數債權國是發達國家，其法律都有完備的債權追溯條款，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要限定債權追溯范圍。克魯格認為，要有一個正式的啟動程序，即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債務國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債務重組申請，并得到審議和批準，一旦啟動正式程序，該債務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官方資產便處于凍結狀態，任何單個債權人不可對資產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動。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將失去法律依據，債務重組的國際安排得到法律保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試圖發揮類似世貿組織的作用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思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法律政策、法律關系必須進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圍的調整，而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前未涉及的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行為突破了其僅僅對短期國際收支和宏觀經濟運行等傳統領域進行關注的框架，反映出了當今國際經濟關系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變化。在各國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公私部門都大量卷入國際經濟活動的背景下，各國的債權債務法律也應該適時地加以變化或積極協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疑應該在這個領域發揮出作用，這同世界貿易組織所出現的變化與調整應該有類似之處。隨著國際貿易的廣泛開展，世貿組織更加突出了對各國貿易政策與體制的關注，從某種意義講，各國貿易政策和體制已成為制約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可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債務重組的新建議也是為順應時勢發展做出的調整與變化。

改革債務重組的目標在于降低圍繞重組的不確定性

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講話，表明了美國政府對此問題的立場以及采取行動解決債務問題的緊迫感："研究與討論的時代正在過去，采取行動的時刻到來了。"他特別建議由國際貨幣基金出面，把債權國和債務國聚合在一起，達成一攬子國際條款，以求妥善解決這類問題。目前對債務重組過程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當某國債務不再可持續時，債務國政府將采取什么措施？何時采取？同債權人的談判如何進行？私人部門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種重組方案被選定，它將費時多久？重組是否發展成某種可持續的局面？債權人是否會受到公平與公正的對待？

上述不確定性使人們（私人部門、官方部門或政府）的決策變得復雜化了。對那些步入債務不可持續狀態的國家而言，一個更加可預測的債務重組程式將有助于減弱這種不確定性，從而降低爆發危機的概率和緩解危機。改革債務重組程式的目標不是要減弱國家全部并按時償還債務的激勵，而是要降低圍繞重組的不確定性。鑒于利益和觀點不同，可操作性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將如何運轉以及為什么比舊有的要好。最現實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讓債務國和債權國簽訂新的、詳盡的、分散或市場導向的一攬子條款。條款的細節由借貸雙方在發行新債券時加以確定。此時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則為：

首先，要有一個多數行動條款，如75%債權人同意的條款。目前許多債券條款要求的是債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國法律）原則，該條款應該改變，這不利于可預測性和效率。

第4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 CEMAC 對外債務 內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貨幣經濟共同體(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區之一，包括喀麥隆、中非共和國、乍得、剛果(布)、赤道幾內亞和加蓬六個國家。二戰前區域內各國都是法國殖民地，使用同一種官方語言――法語；二戰以后，法屬中非改名為法語非洲經濟合作組織。自1963年非洲獨立運動之后，中非各國開始擺脫與前宗主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聯系，并于1964年在剛果(布)首都布拉札維簽署《中非關稅與經濟聯盟》，CEMAC正式成立。同時，法屬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內產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制。中非國家銀行于1972年建立，作為中央銀行來維系聯盟內松散的貨幣關系，通過發行貨幣和外匯儲備管理等制度安排來維系固定匯率制度以及宏觀經濟和金融上的穩定。[1]因此，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國的外債規模以及支付情況就絕對量而言，表現出較為緩和的局面。同期，實際GDP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觀經濟指標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開始，CEMAC的許多國家都遭遇了宏觀經濟上的金融危機，其整體表現為GDP增長緩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內整個地區GDP下降幅度達30%左右)、貿易條件惡化導致貿易赤字、不斷產生的財政預算赤字、國際收支不斷惡化、內部儲蓄率持續偏低，結果到1993年中非國家銀行事實上已經破產，CFA不得不大幅度貶值，并且給整個中非地區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蕩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區一樣，債務危機是誘發整個中非地區宏觀經濟崩潰的導火索。從1985―1994年短短九年時間里CEMAC的對外債務增長了三倍左右，從48.81億美元劇增到175.6億美元。同期，債務與出口的比率從108%上升到142%，債務與GDP的比率從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過了經濟可以承受的極限。

文 獻 回 顧

根據凱恩斯主義的觀點，負債一般說來既不會給當代人帶來負擔，也不會給下代人帶來負擔。因為在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理論的框架內，宏觀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通過發行國債刺激投資需求，并進而產生乘數和加速數效應，最終帶動經濟復蘇。面對經濟發展的最后結果，最初產生的預算赤字的填補自然不成問題。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個前提條件：①經濟主體不存在理性預期，因此政府支出不會導致私人投資的擠出；②經濟中存在大量失業，經濟在其生產可能性邊界以內運行；③公共政策行為不存在運行成本。這三個條件在CEMAC都無法得到滿足。

與凱恩斯主義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一直堅持政府財政預算平衡的信念。根據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負債只是將現在的債務轉移到未來的稅收，并且對國家經濟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巴羅(1974，1987)研究了一個由信貸所支撐的財政預算赤字政策的效應，其結論為：這樣的信貸支撐對宏觀經濟運行沒有什么影響，并且融資方也不會成為經濟政策犧牲品，因為經濟行為主體完全能理性預期到貸款稅收的上升。因此在考慮財產代際轉移的情況下，經濟行為主體將構建一個與國債等值的儲蓄額，這一發現也被稱之為李嘉圖-巴羅等價理論。所以，在理性預期的假定下，公共負債的支出僅是對私人投資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無效。

既然公共負債對經濟刺激產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國家通過負債來刺激經濟增長就必定存在相當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財政壓力和債務的還本付息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且指出在發行債券和償還債務之間存在巨大的債務成本關系。這一點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經驗研究中得到了證實[4]，他們的研究表明不斷累積的債務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對未來的稅收，事實上通過溢出效應抑止了投資，不僅降低了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同時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外債支付是對經濟產生消極影響的重要因素。另外，債務增長、利息支付與出口額之間的比率對國家私人資本的形成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最近對非洲地區債務問題展開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通過國際負債來刺激經濟增長只能存在一個很好的政策環境之下，如果缺乏一個有效的政策調整計劃，那么將資源轉入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將可能導致極高的運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對外負債與非洲國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時間上存在的不一致性問題，運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建立了一個更加理論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觀點。他的模型表明，雖然許多政治、經濟變量在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國家內部不存在債券的二級市場，因此非洲國家的國際貸款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不是一種經濟行為。所以他認為非洲國家嚴重的外債問題就像是很高的邊際稅率一樣，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益處。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債務危機不能簡單的歸因于債務人國家、債權人國家或者是商業銀行，而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同時運用的政策手段導致了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且為之付出的調整成本也將由所有的人承擔。下面，我們對導致CEMAC債務危機的各種因素劃分為內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兩大類分別進行闡述。

1.內生因素

(1)腐敗因素。在冷戰期間，西方國家由于政治原因給予中非各國或其腐敗領導者大量貸款。當然，為了獲得這些貸款，這些領導者出賣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雖然對債務的審慎管理和國際金融資源的有效使用是國家政府首腦的責任所在，但是事實證明中非各國外債處置失當，腐敗盛行、權利濫用不僅浪費了所借外債，而且使得經濟上的清償能力不斷下降。正是這種政治上的腐敗與國外經濟利益的聯系誘發了CEMAC的外債風險。

(2)人口劇增。眾所周知，人力資源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開始CEMAC卻經歷了一個經濟理論上的悖論。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從1965―1993年，教育適齡人口受學校教育的比例從41%上升到69%，健康和營養指標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年收入卻從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對此的解釋是在實際GDP一直停滯不前的同時，人口卻經歷了爆炸式的增長。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國人口增長率的情況，同期區域內的總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劇增導致了中非各國不斷借入外債以支付不斷增長的教育、培訓和健康方面的財政支出。因此，整個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之中，根本無法從貧窮―多生―負債―貧窮的惡性循環中尋找到有效的發展途徑。

(3)不適當的發展模式。為了奪回在經濟和社會基礎上失去的時間，CEMAC各國制定了規模龐大的趕超計劃，尤其是在交通、通訊、教育、醫療、能源和環境等方面，同時卻忽視了對農業的投資。這些項目要么經濟需求并不強烈，要么尚未具備管理能力，因此這些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很低。同時，不斷上升的利率和不斷累積的利息傭金已經阻礙了貸款的進一步獲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國的外匯儲備。因此，CEMAC各國發展模式中的投資項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礎投資與市場需求之間缺乏權衡、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監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發展目標和規劃、不完善的會計審計制度是CEMAC外債危機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資本外逃。在債務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資本外逃。雖然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借款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但是CEMAC各國卻將自己國家急需的資源用于裝備軍隊、去歐洲購買私人財產和奢侈品，這樣直接導致了大量資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債產生的乘數作用根本無從談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蟲和其他自然災害多次影響乍得、喀麥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國的部分地區，致使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一直處于崩潰的邊緣。這樣不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級的出口，縮減了公共財政收入的來源，而且昂貴的進口導致了大量的貿易赤字。

(2)石油危機。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石油價格迅速上升，這是中非國家出現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當時沒有發現石油的中非各國不得不以它們所獲得貸款的2～3倍的資金去維持1970年以前的發展水平。比如說乍得、中非、赤道幾內亞這些國家所獲得的全部外匯實際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后，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赤字開始猛烈攀升。

(3)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外債危機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貿易條件的惡化。中非國家初級產品的出口是根據聯合國進口制成品價格指標來進行調節的。由于受到工業化國家周期性經濟衰退的影響，僅1981一年的時間這些價格就跌落了20%～30%，成為二戰以來的最低點。貿易條件的惡化，隨之而來的是出口減少導致經常賬戶的嚴重不平衡，國外收益開始實質性的減少。

(4)法屬殖民地的債務合約。為了輸出金融資本和擴大產品市場，法國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貸，或定向為“CEMAC發展”的融資提供擔保。這些金融資本壟斷了中非各國的貿易、運輸、種植、森林開發等等，試圖將原法屬非洲帶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但是，中非各國的人民卻無法擁有對原料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基本自決能力。因此，財政開支的乘數效應和金融資本的進入只能讓這些新的經濟殖民主義者獲利。

經 驗 分 析

根據K.O.Ojo(1989)對非洲30個國家的經驗研究得出：非洲國家自1976―1984年間債務與GDP之比(DGDP)、出口(X)、進口與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長速度(TCGDP)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將對此模型進行一些修正。CEMAC外債的惡化程度將近似的表示為債務與GDP的比例(DGDP)，解釋變量為債務清償與出口的比率(DSEX)、進口與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長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變量，以人口增長率(POP)表示。模型變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CEMAC各國政策、經濟和金融的現實情況，DSEX的經濟含義為現金流量的變化情況；MGDP表明與經濟收入的創造能力相比的進口比率；GDP增長率決定了經濟發展在量上的進步。另外，考慮到回歸系數之間的可比性，我們將回歸方程以對數形式表示，這樣也有助于說明解釋變量與債務之間的彈性關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國GDP的增長率在較多年份中為負，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們得到如下基本計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號內為標準誤。(2)***表示1%水平上顯著，**表示5%水平上顯著，*表示10%水平上顯著。

數據來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標t表示年份，i表示國家下標。本文使用的年度數據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整理而成，為覆蓋了1980―2001年期間CEMAC所屬六個國家的一個Panel Data，總計132個觀測值。Panel Data的回歸方法根據對非觀測效應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與此同時，將國家虛擬變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將Panel Data作為混同數據(Pooled Data)回歸的結果當作基準回歸(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慮到因變量一階自回歸的情況，將前一期的DGDP引入當期的回歸模型當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計模型，同時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對CEMAC債務的累積效應進行分析。表2分類報告了這四種模型的回歸結果。

從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債危機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得到很好的解釋，當然，對各解釋變量的說明與CEMAC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緊密相關。首先，四個模型的回歸結果，特別是前面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與DSEX和POP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而與TCGDP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性。DGDP與DSEX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說明CEMAC的債務清償數量越多，外貿出口越少，那么與GDP相比的外債數量將急遽上升。也就說，增加債務清償數量、減少外貿出口將縮減現金流量，導致CEMAC只得通過債務累積的方式維持其國際收支的平衡。對此的政策含義是減少債務清償的數量、特別是降低外債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是減輕中非各國外債危機的首要方法。DGDP與POP之間顯著的正相關性則說明人口增長是導致CEMAC外債危機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長降低了一個國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時由于新生幼兒越來越多、勞動年齡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這樣迫使政府從私人部門抽調資金增加對教育、健康和培訓的投資，從而迫使政府通過舉債維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與TCGDP之間的負相關性則與1980―2001年期間CEMAC債務不斷增長，GDP增長速度緩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為負的實際情況相吻合。其次，在第四個回歸模型中，滯后一期的DGDP與當期的DGDP之間存在的顯著正相關性說明CEMAC各國的債務危機具有強烈的累積傾向。最后，雖然前面三個回歸模型與第四個回歸模型在確定變量MGDP前的回歸系數的符號時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但是其t值都是不顯著的。從理論上看進口惡化了貿易的平衡，國民收入由于外貿的乘數效應而減少，這樣將導致外債的借入以便融資。但是，進口的最終決定因素還是在于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行政扭曲以及社會與政治的沖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們認為進口在CEMAC的債務危機中是不相關的因素。

結論及啟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導致CEMAC外債危機的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并試圖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來緩解目前中非各國的債務危機。同時為發展中國家規避和解決債務危機提供相應的啟示。通過計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長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債務清償的減少對降低公共外債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人口增長卻加重了中非各國的外債負擔，馬爾薩斯陷阱的幽靈仍然盤旋在中非各國的頭頂；而債務的累積效應是導致債務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進口對債務危機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經濟增長緩慢、過度的債務以及公共政策系統的不確定性事實上已經成了CEMAC的主要問題，多年的債務累積成為了CEMAC未來發展的桎梏。因此，我們對CEMAC債務危機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種種錯誤的反思以及對整個發展中國家外債風險的啟示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當前發生的貸款必須認真地進行分析，特別是從未來的角度和對當前國家預算的影響著手。如果當前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確定的，沒有強勁的需求且沒有產生相應的預算來源，那么輕率的舉債就非常令人費解。同時，在對付流動性債務危機問題方面，CEMAC各國并沒有提出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往往通過借入新債的方式暫時度過流動性危機，其結果卻導致了債務總量的不斷累積。因此，在對付外債的存量和流動性問題上，審慎原則對整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債刺激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制度，以及加強對私人部門的投資。事實上，宏觀經濟管理環境、產業政策以及商業的、財政的和區域的政策都會影響經濟活動環境的穩定性，對此的經濟改革將會提高債務投資的利用效率。同時，出口額的增長是發展中各國必然面對的問題，為了加強外債的償還能力，并且應對變化多端的國際貿易條件，出口需要一個動態性的增長而不能局限于僅有幾個產品的出口，這樣才能規避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

再次，CEMAC債務危機已經充分說明債務管理效率的重要性。處理外債問題的關鍵是創造其外債流動性的條件以及從國際融資中獲得持久解決流動性問題的能力，不能帶來生產性投資的巨額借款將給借貸雙方留下災難性的隱患。因此，加強制度的約束和管理的完善對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克服債務問題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響公共債務危機的政治、經濟過程的一個永恒因素。為了有效緩解中非各國的外債危機，提高人口素質、控制人口數量是當務之急。總而言之，CEMAC公共債務危機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管理等等各種因素的一個復雜的整體發展過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議集中強調建立一個適合緩解債務清償、增加融資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穩定性、控制人口數量以及完善經濟金融制度的行動和策略框架是發展中國家降低債務風險、獲得經濟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必經途徑。

注釋：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國家銀行擁有法國財政部的賬戶，并且在法國和CEMAC所簽署的貨幣合作條款下運作，以幫助中非國家銀行維持其固定的幣值；同時，CEMAC通過該賬戶實現外部融資的支持來維持收支平衡所帶來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開始，中非國家銀行的政策目標開始從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保障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轉移。這些制度安排為CEMAC各國80年代的外債危機埋下了伏筆。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第5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以《里斯本條約》通過為標志的歐盟一體化,在成立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就必須面對成員國希臘的經濟危機。從年初至今歐盟的首腦非正式會議密集召開:2月11日歐盟首腦非正式會議召開;2月15日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和16日歐盟財長會議接連召開,研究對于希臘的救助。但救助意愿只是停留在道義上的支持,未達成實質性援助計劃。

2月20日,德國《明鏡周刊》對外宣稱,德國財政部已擬定一份計劃,其中歐元區國家將向希臘提供200-250億歐元,其中德國政府將承擔其中20%。22日這條消息見端于全球主要媒體的頭條,23日,歐盟執委會及德國財政部負責人就在公開場合表態,對此報道進行否認。

之后的一段時間未出現相關的資訊,在可尋的公開報道中只查找到模糊不詳的表述:歐盟負責人表示,希望在3月16日之前希臘拿出降低赤字的具體計劃;德國財政部財政部發言人表示,希臘政府將有能力在4月融資。

至此,對于歐盟是否要救助希臘充滿疑團。

希臘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希臘是歐盟中很不起眼的一個小國,在這次金融危急中成為第一個倒下的國家。本該是一個國家的危機,卻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紛紛爆出債務危機,面臨同樣的國家倒閉危機。或許“希臘式模式”是造成“希臘式危機”的根源。

希臘債務危機可追尋到2004年。從那一年希臘的經常項目賬戶赤字不斷升高,經常項目赤字僅為GDP的6%。而到了2008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4.4%。在5年的時間內,經常項目赤字占GDP之比上升超過一倍。

經常項目賬戶赤字來自兩個部分,一部分來自于私人部門的赤字,另一部分則來自于政府的財政赤字。從IMF公布的數據看,希臘政府每年財政赤字約占GDP的3%至5%,從2006年開始,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就一路上升,具體來說,2006年財政赤字約為GDP的2.8%,到了2008年則達到GDP的4.4%。盡管如此,財政赤字與總體的經常項目賬戶赤字之間只有10個百分點的差距,理論上來講,這10個百分點來自于私人部門。

從整體財政的角度來說,如果每年存在財政赤字,那么意味著需要向私人部門或者外國投資者借錢,通俗地說就是發國債。在正常年景中,由于有國家信用擔保,政府發債并不難,但是如果政府總是存在財政赤字,那么長年累積后,財政部的賬上就會出現一塊永遠不會被還清的債務,這就是一般所講的公共債務。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存在宏觀經濟風險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這個指標不應超過50%。據IMF的數據顯示,在經濟危機前,希臘的公共債務幾乎是GDP的100%,嚴重超過警戒線。

在整個歐元區,私人部門的儲蓄率都不是很高,換句話說,因為老百姓沒有什么積蓄,政府向老百姓借錢并不容易。這意味著希臘政府想要填補財政缺口,就必須向外國投資者借錢。從海外市場上借來的資金,一般來說是美元,由于希臘使用的貨幣是歐元,即稅收是歐元收入,一旦歐元匯率出現大幅下滑,希臘需要拿出更多的歐元來償還美元的債務。這也意味著債務的變相增加,如此一來,政府更加無力償還,那么信用評級和貨幣都要被繼續調降和貶值,又會造成債務的增加,這就是典型的債務危機的形成過程。

近日,當希臘總理宣布一系列節衣縮食的改革措施后,利益受到損害的希臘民眾同時在60多個城市發動示威游行,面臨大選壓力的執政黨不得不出面安撫,在未來的政策執行中,執政黨仍然會縮手縮腳。同時,希臘政權一直不夠穩定,在本次危機前,代表中利益的新在2007年以微弱優勢獲勝,而左派的社會黨卻在2009年7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勝,這樣一來,社會黨將很可能要求提前大選,這對于需要保持政局穩定來度過債務危機的希臘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重重壓力讓希臘政府錯過了在經濟形勢相對理想的2003-2007年進行財政結構調整。

根據希臘政府對IMF的承諾,2009年財政赤字理應控制在GDP的3.7%,并在2010年達到3%的歐元區最低目標。現在看來,實現的可能性為零。2010年,希臘將被迫做出更加痛苦的選擇。

歐元區財政體制之弊

歐洲一體化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國與國組成一個高于國家之上、具有先進理念的區域性“大國家概念”的組織,在艱難走過近百年后,制度設計之初的先天不足在遭遇金融危機后凸顯出來。

“一個完整的貨幣體制理應同時設有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央行在危機時能提供流動性,然而唯有財政部方可解決償付能力的問題。當年歐元區成立時,各國只同意設立歐洲央行,而不愿向共同機構交出課稅權,為歐元體制埋下先天缺陷。”索羅斯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

目前有學者將歐盟的“大國家概念”的組織與美利堅合眾國有針對性地進行比較。

首先,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人口規模看,歐元區都與美國旗鼓相當。從財政狀況來看,目前美國財政赤字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0%,遠高于歐元區6%的平均水平。然而,歐元區目前深陷債務危機,歐元匯率急跌,美國國債則繼續受到追捧,美元相對堅挺;其次,本次歐元區債務危機出現在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經濟薄弱地區,而美國同樣存在區域不平衡問題。希臘財政赤字纏身,卻比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狀況相對樂觀,加州去年年中就已經出現資金枯竭,幾近破產。而且加州在美國經濟總量中占比1/8,比例遠大于希臘在歐元區經濟中所占的1/14。

比較而言,歐元區此次深陷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統一的財政預算機構,無權調動各國財政,一國債務只能由本國財政作擔保。而美國則是由聯邦政府統一負責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全國之財力為美國國債和美元信用作擔保。

意大利聯合信貸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爾科?安農齊亞塔指出,加利福尼亞州財政赤字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而計算希臘財政赤字占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毫無意義,因為投資者關心的只是希臘財政赤字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12.7%。

這也揭示了歐元區貨幣聯盟的弱點:沒有統一的財政作基礎,歐元信用脆弱。特別是當各國享受貨幣聯盟的好處,卻不遵守赤字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3%的限制時,歐元就被置于一個危險境地。

實際上,貨幣聯盟某種程度上也在助長和掩蓋一些國家的財政松弛狀況。如希臘,盡管多年來高通脹、高赤字,卻可以借助歐元庇護,輕易獲得低利率長期融資。希臘2001年加入歐元區,統計顯示2005年希臘政府借債利息支出比1995年下降了6.5%。加入歐元區后,希臘預算赤字的絕對值逐年增大,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國外借債。

歐元區當前的債務危機彰顯了歐元與美元信用基礎的差異,暴露了歐元區財政體制的弱點。亡羊補牢之策絕不僅僅是臨時性救援,歐元區面臨根本體制上的選擇:要么保持現狀,將歐元繼續置于潛在危險之下;要么改革財政體制,各國出讓部分財權,以共同財力為歐元信用背書。

有分析認為,即使歐盟真想要向希臘提供援助在法理上也困難重重,受到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不救助條款”的限制。該條款明確規定,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向成員國或共同體的公共部門機構提供透支,或者類似透支的貸款;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和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這些機構購買債券;禁止歐洲中央銀行接受或者尋求其他機構的救助指示等。

“當前最有效解決希臘危機的方法是由歐元區成員國發行聯合擔保的歐元債券,為希臘75%到期債務提供再融資,條件是希臘達到滅赤目標。但這種辦法政治上注定不可能實現,原因是歐元區龍頭德國拒絕出手。”索羅斯對此評價道。

第6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關鍵詞 歐元危機 ARC

一、ARC概念和歐元危機之間的關聯

希臘引起了歐元危機，但在我看來，德國是最例外的國家。因此在這一部分，將德國在歐元危機中的表現作為一個切入點，找出德國與其他遭受危機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區別。

（一）與眾不同的德國

與希臘、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5國合稱“PIIGS”）相比，德國在歐元危機中扮演了領導角色。當“PIIGS”面臨巨額債務，等著從外國游客身上掙一點收入時，德國幾乎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這有賴于德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經濟上，德國非常重視制造業，為國民經濟打下牢固基礎。政治和社會上，德國前總理施羅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制造了健康的政治環境：他們減少個人所得稅；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加強再就業培訓。

（二）歐洲現狀和ARC

基于對德國的分析和“PIIGS”的現狀，我們發現將債務危機與ARC概念相關聯具有可行性。在這一部分，筆者首先整體討論“PIIGS”，然后通過研究歐洲國家之間的互動，來找出一些有益的指示。

在這場危機中，希臘處在暴風中央，而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存在很多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在以下幾方面分析中，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首先，與德國不同，“PIIGS”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來支撐國民經濟和金融市場。為了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他們盲目使用戈德曼的“新會計法”――他們依賴未來收入，然后將它抵押、兌現。然而，在使用這種“新會計法”時，整個過程會被寫成出售，而不是債務，這使得幾十億的債務隱藏在資產負債表中不可見。盡管德國也采用一樣的方法，但他們有足夠的資產來償還債務。因此我認為管理會計的概念，特別是編制預算和責任管理是很好的解釋。

其次，Holger（2011）指出，“歐元危機的一個原因是巨額公共赤字和急劇增加的公共債務”，這意味著“PIIGS”很可能忽視了他們在危機初期的監管職責，導致危機在短期內失控。

二、從ARC角度解釋危機

（一）責任

Roberts and Scapens（1985：447～448）對責任定義如下：“廣義的責任僅僅指對所作所為出具理由”。在歐洲債務危機中，受到最大影響的希臘和愛爾蘭，不能抓住會計的本質，而且，其他國家也多多少少在責任方面做得不夠。

1.會計準則。在ARC手冊上，提出了會計的三個要點，其中兩個是：賬簿的兩側要保持平衡；財富記賬的方式非常重要。當希臘和其他國家利用戈德曼的“新會計法”，將借款轉移出售，將其記錄為收入（如上所述）時，他們事實上已經違反了這一規定。我認為，他們這一做法增加了借債，而信用卻沒有大幅增加，這違反了兩邊平衡的原則。另外，他們總將債務拖到幾年后，這給消費者提供了滯后信息。這是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2.道德和條規。我同意責任和道德緊密相關。德國哲學家Immanuel Kant說過，即使是對會計一竅不通的人，也會盡量保持資產負債表賬面平衡。因此，允許使用一些技巧。但我認為讓投資者和交易商清楚其中的風險和回報，正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嚴禁使用“不透明的、不可靠的、不能比較的數據”。正是違反規定和無視道德引起了這場混亂。

（二）管理會計和管理控制

控制是組織過程中最關鍵的一步。Otley and Berry（1980）強調，“控制與‘目的、協調和變化’緊密相關，引導他們關注‘組織的規劃程序’”。部分歐元國家沒能成功處理這些要點，所以他們喪失了支配地位，這地位建立在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筆者將從控制的兩個主要概念入手分析這一場危機。

1.預算和編制預算。在實現財政目標的過程中，預算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個財年期間經常修訂就能完善預算，但有缺陷的預算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花費和令人猝不及防的財政赤字。Otley and Berry（1996）論證了預算的功能，包括“管理績效的控制、激勵和評估”，所以預算實際上是一個控制和管理的方法。在歐元區，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長期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導致資金被迫流出，所以他們靠借債度日。2009年12月，希臘債務達到了2800億歐元。因此，他們在預算編制上的漏洞是他們錯誤評估財政狀況的重要原因。

2.管理。Koontz and O’Donnell（1968，P.54）指出，“不同企業和部門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彼此的管理知識和經驗”。我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展，這個理論也適用于國家之間。“PIIGS”缺乏有效的危機管理體系，因此歐盟有必要建立一個可行的危機管理機構。

（三）代表

Zuboff（1988）認為，ARC中代表的含義可以總結為3個方面：遠程控制――會計越來越多地用于財經監控，但它是一個遙遠工具，不是傳統控制方法；置換――這是通過調整來處理遠程控制的方法（Cooper，1992：257；Robson，1992）；縮略――把復雜的東西簡化成更能接受的具象形式。這個理論指出，置換和縮略在抽象表達中是不可缺少的，而抽象表達在處理會計控制中有著重要作用。我認為，這意味著下級應該總結代表信息來幫助上級作出準確、及時的控制。在歐元危機中，中央政府喪失對銀行市場的控制。當銀行面臨巨額債款，中央財政部無法掌握問題的準確信息，結果錯失了救援的最佳時機。

三、ARC闡釋的局限性

盡管利用ARC概念能夠讓我們從獨特、微觀的視角去解釋歐元危機，但是，僅僅依靠會計規章、責任和管理控制理論，無法解釋大規模危機。

第一，ARC理論只用于組織管理和控制，它無法說明如何實施宏觀控制，通過調整財政和稅收政策來解決歐元危機。

第7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由此,全球系統性危機或許會進入新的階段,即國家破產將是2010年會出現的趨勢之一。越來越多的評級機構報告對美國和英國的債務感到憂慮,對愛爾蘭的嚴重赤字提出警告,還建議歐元區努力解決公共赤字問題,各國越來越沒有能力管理他們的債務也成為了報紙的新聞頭條。

“國家破產”這個概念是200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來的。它是指一個國家對外資產小于對外負債,即資不抵債的狀況。通俗地說“國家破產”就是指這個國家無力支付外債。企業、個人對外資不抵債時可以申請破產,國家對外資不抵債時也可以申請破產。

“國家破產”更像是一個形容詞,以體現一國經濟形勢之危急;而不是一個動詞,并不預示著一個國家馬上就會吹燈拔蠟、改換門庭。

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的“破”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因為“國國自危”。金融全球化是此次危機不斷蔓延的直接原因,它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二是金融業務與機構的跨境發展;三是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作者在書中指出,類似迪拜的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爆破危機,在全球隨時可能再現。而且,舊的泡沫未撇除干凈,新的泡沫又在迅速聚集。

這是由于全球太多的刺激經濟方案,熱錢泛濫,令金融市場回升,但當各地政府部署退市時,熱錢催生的泡沫又可能破裂,實體經濟也可能遭受重大沖擊。

不但如此,在金融海嘯爆發后,歐美可能還會有新一波的金融沖擊,因為高失業率會帶來更多的信用卡拖欠,其潛藏的危機不亞于次貸。最棘手的是,全球經濟復蘇基礎脆弱,不足以承受退市政策的后果,但越遲退市,資產(主要是房地產)泡沫滋生的風險越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對于這樣的風險,中國也不應坐而待斃。

《美國進步時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作者:馬駿、劉亞平 主編

格致出版社2010年1月

薦讀理由: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是貧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企業行為缺乏監管、政府官員腐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工人權利得不到保護,民怨沸騰。在這種背景之下,改革者開始整體性地思考社會問題的成因,并從制度上尋找解決辦法,從而較為成功地應對了經濟社會變遷形成的各種挑戰,是為美國進步時代的政府改革。美國進步時代改革前期的情形,與今日的中國十分相似,因此本書的議題對中國的改革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理解金融危機》

作者:【美】富蘭克林・艾倫等

譯者:張健康、臧旭恒 等

第8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2009年正值筆者常駐歐洲伊始，危機爆發、歐盟第一位“總統”范龍佩上臺。此后數年間，歐盟錯過一次又一次良機，在危機中越陷越深。

當下，又是奧運盛典之時。同樣的盛會，卻不復4年前的經濟繁榮景象，倫敦在歐債危機的陰影下不堪重負。

回顧過去4年，無論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還是此后的債務危機，于歐洲而言，不過是一場富人的危機，那些富得流油的家庭出現資金周轉問題，但并非嚴重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地步。

債務危機爆發前，希臘人每年要領14個月工資，假期數不勝數。他們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是中國農民4年的收入。“從搖籃到墳墓”的優越社會福利，使歐洲即便在債務危機爆發后，其民眾的根本利益也未受到實質性的損失。目前歐盟人均GDP約是中國的7倍，忘記這個現實會讓我們做出錯誤的定位和戰略判斷。

如慢性病一般，由危機引發的歐洲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還將持續下去，“失去的十年”幾成定局。

這實質上是一場發展模式和一體化不均衡的危機。其發展模式的特點是寅吃卯糧、倚重虛擬經濟、維持過高福利，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持續；而一體化不均衡主要是財政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嚴重落后于貨幣一體化，導致金融監管嚴重不力。

痼疾并未得根治，老齡化嚴重、民風懶散、創新精神不足，令歐洲解決這些問題遠非一日之功。

歐債危機中，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一直是個熱點。如果希臘退出，估計帶來直接損失接近4000億歐元。其中包括2400億歐元的兩輪國際救助貸款、希臘央行從歐洲央行和其他歐元區國家央行獲取的1300億歐元貸款，還有希臘政府虧欠的260億歐元商業銀行貸款。

據《經濟學人》預計，即使希臘“有序地”退出，歐元區經濟至少要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其中希臘經濟在第一年將收縮7-8%，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將下滑2%，德國、法國、荷蘭將下降1-1.5%。希臘前總理帕帕季莫斯曾說的：倘若退出歐元區，希臘將“踏上災難性的冒險之旅，并被拖入衰退、動蕩、失業、長期痛苦的漩渦”。

沒有人會傻到推出“多輸”的結局。希臘不會退出歐元區，還有一個根本原因，那就是希臘之于歐盟，是一個類似地區之于國家的問題。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愿意把一個不掙錢的區域劃出國土之外。這一點，想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耶路撒冷歸屬問題之爭就會明白了。

解決危機的不少提議受挫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不完備。這些年，一體化進程通常是進一步退半步。《歐盟憲法條約》2005年先后在法國和荷蘭的全民公決中被否決，歐盟又推出了簡化版——《里斯本條約》。該條約生效不到1年，歐債危機爆發。

危機爆發讓歐盟認識到，在現有體制機制下的“救助”已經無法重建市場信心，因此，建立“財政契約”以推動財政一體化被提上桌面。歐盟期望以此實現更加強化的財政紀律、更完善的自動制裁機制和更嚴格的監管，為建立歐洲財政聯盟奠定基礎。

此外，歐洲還有其他的自救方法。從歐洲內部來講，在歐美學者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強烈期盼中，歐洲也在全力尋找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口。2010年實施的10年發展規劃“歐洲2020戰略”中，已將“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作為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再加上2011年提出的發展先進制造業，這三大領域并將成為未來全球發展重點，相關的技術融合可能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突破口。

第9篇：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

雖然在最后時刻，美國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了協議，但這只是暫時緩解了它的債務危機，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因為它的增收問題沒有解決。美債問題前景依然堪憂，這種政治鬧劇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目前，美國經濟已經陷入債務陷阱無法自拔。經過這次提高上限，到2013年美債規模可達16.39萬億美元，按目前GDP增速計算，那時候的GDP大概為15.749萬億美元，債務占GDP的104%。美債將會滾雪球式的增長，債務上限也會不斷提高。除非經濟有奇跡性的增長，除非美國經濟完全轉型，它的債務問題找不到解決辦法。

我估算，它債務泡沫不亞于它的金融泡沫，它的公債加上各種私人債務，總規模有70多萬億美元，杠桿率高達26，也就是它1美元要借26美元。全世界也只有美國可以，它唯一的資源就是美元和美國霸主地位。這也是支持美國債務泡沫到現在還沒破的最主要原因。人們對它解決問題總抱有一線希望，認為它可以解決問題，但能不能解決問題它現在還沒有找到路子，因為它沒有GDP增長。

不過我不認為它出現債務違約是早晚的事，它不會出現技術性違約，只要它還想維持它的霸權，維持美元的地位。我們預測十年內美國都不可能技術性違約。

但是很可能是隱性違約。寬松貨幣、美元貶值、通貨膨脹等等，美國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稀釋債務。美債的47%由國外持有，它非常有動力通過美元貶值，注水美元，來減少債務。而且它已經在使用這種方法。自2002年開始美元一直在貶值，到現在為止，美元已經貶值20%。同時，現在基本上美國已在創造通貨膨脹了，5月份美國通脹率為3.6%，經濟增長第一季度是1%，第二季度是1.3%，通脹已經高于它的經濟增長，而經濟學者為之設計的通脹是5%。如果按5%的通脹計算，通過5～10年的時間美國債務會明顯減少。這種隱性違約才是世界面臨的、債權人面臨的、美國百姓面臨的最大問題。

現在美國得以發新債還舊債，人們又開始擔心會不會有人來買，會不會出臺第三輪的量化寬松政策。在我看來，會不會有人買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如今的情況是，不怕沒人買，只怕買不到。因為量化寬松，世界有很多很多錢，到處在找投資。美債應該說在世界上流動性是最強的，規模最大的，也是相對最安全的，我們央行行長也說過在2020年之前沒有一種貨幣可以挑戰美元。只要有外匯儲備的國家都會來買，中國也不例外。

至于第三輪量化寬松會不會出臺，我認為它應該不會像前兩次那樣正式宣布，但實際上已經在實行了。現在美國利率還不到0.2%，十年國債收益率也不到3%，這就是一種量化寬松，它要人們不去存錢來買國債。

美聯儲現在是美國國債第一大持有者，未來如果有需要還會到市場上購買國債，釋放流動性。只要美聯儲發錢，就能解決它的債務問題，但債權人的利益被犧牲掉了。

不過，標普剛剛下調了美國信用評級，它的融資成本就會上升，美國會為此付出很大代價。美國政府如此，老百姓和企業也如此。他們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才可以去消費、去投資，美國經濟可能會進一步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