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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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一、先秦時期的政治制度

[核心梳理]

（一）商周時期政治制度

1.分封制：含義：分封制又稱封邦建國，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別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貴族，讓他們建立諸侯國。

目的：擴大周朝的統治范圍，鞏固周王朝的統治。

內容：三種對象；三種權利；三種義務。

作用：前期有利于穩定統治秩序，擴大了統治區域，鞏固了周王室的統治，但是隨著諸侯國勢力壯大，兼并戰爭開始了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分封制遭到了破壞。

2.宗法制：目的：鞏固分封制形成的統治秩序，解決貴族之間在權力、財產和土地繼承等方面的矛盾。

含義：用父系血緣的親疏維系政治等級，分配政治權利，鞏固國家統治的制度。

實質：按血緣關系分配政治權力，形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秩序。

最大特點：嫡長子繼承制。

影響：保證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有利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分封制與宗法制的關系：二者互為表里，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礎、內核和紐帶，維護貴族統治集團內部的穩定與團結；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具體體現，是按照宗法制的等級秩序嚴格進行的。

3.西周時期政治制度的特點：神權與王權相結合；最高執政集團尚未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國家政治結構。（最基本的特點）

[思維點撥]

易錯點：

1.大宗和小宗不是絕對而言的，而是相對而言的。

2.“封建制度”是奴隸社會解體后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封邦建國”指分封制。

（二）春秋時期的政治

東周建立：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史稱東周，東周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

春秋：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分封制崩潰；諸侯爭霸，兼并戰爭。

戰國：改革（商鞅變法）、戰爭、秦滅六國。

階段特征：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民族融合加速，華夏族逐步形成。

商鞅變法

指導思想：法家理論。

宗旨（目的）：富國強兵。

性質：最徹底的新興地主階級的封建性質的變法運動。

特點：“農戰”和“法治”。

內容：經濟：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

政治：廢除分封制，普遍推行縣制；實行什伍連坐制度；制定秦律。

軍事：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

文化：焚燒詩書；改革舊俗。

歷史作用：推動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為秦國的富國強兵和統一奠定了基礎；其極端專制的高壓政策也對后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啟示：改革是促進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途徑，要與時俱進；改革必須堅持不懈；改革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保障，強化法治。

成功的原因：順應歷史的發展趨勢，符合地主階級的要求；措施全面徹底；秦孝公的鼎力支持。

二、先秦時期經濟結構與特點

[核心梳理]

（一）從原始社會至夏商周時期的經濟

1.農業：①耕作方式：原始社會：刀耕火種；夏商周時期：耜耕或“石器鋤耕”。

②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原始社會時期。井田制：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度，受田者對土地有權世代享用，但無權轉讓與買賣，且需向國王交納貢賦。

2.手工業：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由官府壟斷。

冶銅業：原始社會晚期：掌握了冶銅技術；商周：青銅時代；冶鐵：西周晚期：已能制造鐵器。

陶瓷業：陶器是新石器時代手工業的最重要成就（彩陶、黑陶、白陶）；商代燒制出原始瓷器。

紡織業：距今五六千年前出現。

商業：出現職業商人和貨幣；西周實行“工商食官”。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

階段特征：井田制逐漸崩潰，封建生產關系萌生并逐步取代奴隸制生產關系；生產力：鐵器和牛耕的使用；戰國時期一些統治者開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1.農業進步：鐵農具和牛耕的使用，出現了許多私田（根本原因）；稅制改革促使了土地由國有向私有轉化。

耕作方式：鐵犁牛耕――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鄭國渠。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主要形式：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國家土地所有制；自耕農土地私有制。（形成方式：戰國各國變法，以法律形式確立。）

主要經濟形態：小農經濟（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后開始瓦解，是我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明清以后日益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

特點：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男耕女織），自給自足。

中國古代農業政策：“重農抑商”政策。

含義：強調農耕，限制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

目的：維護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戰國商鞅變法首倡“重農抑商”，歷代封建王朝繼承并發展。

[思維點撥]

小農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自然經濟的基本特征“自給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指滿足自家生活需要和交納賦稅，很少進行商品交換。

2.手工業：

冶金業：以冶鐵業為主的私營手工業產生。

春秋：開始冶鐵和使用鐵器。（冶煉生鐵和鋼―塊煉鋼）

戰國時期：鐵器大量出土，煉鋼出現淬火技術。

3.商業：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私商成為商人主體，各國紛紛鑄造貨幣，大都會出現。

三、先秦時期的思想文化

（一）從原始社會至夏商周時期

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熟漢字。

（二）春秋戰國時期

1.思想：（1）“百家爭鳴”局面，以儒、墨、道、法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共同構造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背景：①經濟；②政治；③階級關系；④思想文化。

主要流派及主張：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意義：“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基礎；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寬容開放的特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社會歷史的發展。

（2）早期儒學和孔子的評價

春秋時期：孔子：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者和保護者。（六經）

主要思想：教育：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政治思想體系的核心――“仁”和“禮”，主張“為政以德”，包含民本思想；天命觀，對鬼神敬而遠之。

戰國時期：孟子：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亞圣。

主要思想：政治：“仁政”思想（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民本：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倫理觀：“性本善”。

荀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主要思想主張：民本：君舟民水；倫理觀：“性惡論”，主張禮法并施。

哲學思想：提出“天行有?！?、“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題。（唯物主義思想家）

2.文學《詩經》：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成熟詩歌形成的重要標志，收集西周至春秋中葉的詩歌。

內容：分為風（精華）、雅、頌三部分。

地位：《詩經》的創作為古典文學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奠定了基礎。

第2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農村消費品市場 營銷模式 渠道驅動型

一、農村市場與農村消費品市場的含義

根據市場營銷學的定義，“市場”(market)是指產品的現實和潛在的購買者。市場應該包含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和要素市場。本文討論的主要是有形產品的消費品市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市場有了很大變化。在當今階段，農村市場的概念，除了真正意義上的農村鄉鎮之外，也包括了縣、縣級市和中小城鎮。很多營銷業界人士喜歡把其稱為“大農村市場”，相當于經濟學界中經常提到的“縣域經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在本篇的分析中，我們把城市周圍的衛星城鎮、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縣級市、縣以及小城鎮規劃建設比較好的地區，都劃入農村市場的范圍。在這里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地域上的概念，而代表了一種消費能力和層次。

二、影響農村消費品市場的主要因素

1.農業政策落實不到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近年來城鄉居民收人水平差距逐年拉太，致使農業居民消費需求乏力。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與城市居民的收人相比仍呈明顯落后趨勢。農民收入增長的這種落后趨勢，是制約農民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

2.農業商品化進程不快，農業商品率過低。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和生產高度現代化的產物，沒有一定的商品生產能力，市場經濟也無從形成和發展，農民也無從增加收入和提高購買力。農村是國家重要的產糧基地，但是，長期以來農業一直是農戶經營，規模小、生產方式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自給、半自給的特點。農民出售的主要是原糧等初級農產品。農業商品率的高低和其增長速度的快慢與農村消費品市場的消費需求狀況密切相關。農產品商品化進程越快，農村消費品市場需求越高。

3.農民居住分散，消費結構不同。我國農村分布廣、居住散，難以形成像城市那樣的人口和需求集中。同時農戶既是生活單元，又是生產單元，因此農村居民選購的次序大致為：首先是生產需要；其次是建房需要；然后才考慮耐用消費品等方面的需要。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單個農村市場消費量不大，且企業的運輸成本偏大，從而企業力量不足的企業很難進入農村市場。

4.農民受傳統觀念束縛，市場意識淡薄。長期以來，大部分農民由于受自然經濟和小農經濟思維方式的束縛。市場意識淡薄，思想保守，觀念陳舊，缺乏開拓精神，大部分農民仍然作為勞動力。還沒有自覺地以市場為導向，從事市場經營活動。對市場前景也缺乏預測。在經濟增長方式上仍然以傳統的粗放經營為主。集約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低，精加工程度低，質量不高。

5.農村商品市場不發達，商品服務化功能弱化。隨著農民收人的不斷增加和農民購買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對生產資料市場和生活消費品市場的依賴性增強農民生產投資、生活消費對市場依賴程度的提高也促進了農村生產資料市場和生活消費品市場的繁榮和發展。而農村商品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反過來也促進農民消費支出的增加。然而，目前農村商品市場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很不相適應。

三、農村消費品市場營銷模式的分析與總結

現代企業的競爭，在營銷上更多的體現的是營銷策略的競爭。傳統營銷理論的經典是科特勒的市場營銷理論，4P組合構成了其核心內容，對市場營銷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它以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銷(Promotion)為中心形成營銷策略框架，并以此作為企業一切活動的中心和出發點。在農村市場上,企業也根據不同消費品與市場也會采取不同的策略組合，在不同策略選舉時企業考評的主要指標是不同,其中在農村消費品市場上主要有以下三種競爭形態。

1.以產品為核心的“1P+3P模式”。產品被放在4P的首位，可見其重要。以產品為核心的“1P+3P模式”就是首先有一個足以在市場致勝的產品策略。在農村市場上銷售的農藥,化肥,收割機等農用產品它們都是圍繞以產品為核心,也就是主要以技術為核心,由于其產品本身的價值決定其必須主要以產品為核心才能提高它的競爭力,只有當產品技術上去了然后在考慮用其它的3P進行輔的銷售才能達到一個更好的效果,否則將在農村市場上將沒有任何價值。

2.以推廣為核心的“1P+3P模式”。對產品同質化趨勢明顯，利潤空間較大而消費者對品牌知名度又較看重的產品，以推廣為核心的營銷模式應當是首選。保健品紅桃K在農村市場曾經取得驕人業績，廠家在農村推出的推廣組合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以推廣為核心展開營銷就是綜合運用廣告、營業推廣、人員推銷和公共關系對消費者和中間商展開信息傳播和促銷。價格策略、產品策略、渠道策略都圍繞促銷而設計。

3.以渠道為核心的“1P+3P模式”。這種模式這一兩年談論比較多，又叫“深度營銷”。深度營銷主要將渠道作為戰略層面來經營，以此來選擇與利用渠道、構建企業的營銷網絡，整合企業價值鏈，從而使得另外的3P能統一到以渠道為核心構建的營銷體系之中，使得企業響應未來競爭要求的可能性增強，建立并強化企業對流通領域的控制力，獲得價值鏈的主導地位。農村市場由于區域廣闊，銷售網點分散、市場覆蓋率低、服務效益低，一直是制約企業開拓農村市場的主要障礙。因此建立完善的鄉鎮網絡銷售體系，也成了能否成功開拓農村市場的關鍵因素。在以渠道為中心的營銷體系中，企業有強大的市場控制力，可以此為基礎深度開發、“精耕細作”，進行產品、價格和促銷各種變化與策略組合。

參考文獻：

第3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權益的實現和保護程度在一定意義上直接標志著我國法治文明與和諧社會的發展程度。因此，農民權益保護問題歷來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也是新農村建設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農民權益是指農村居民作為社會成員、國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衛生及社會保障等各種權利和應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權益、經濟權益和社會權益。通過新農村建設，廣大農民將能夠真正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不僅經濟權益、政治權益能夠得到改善，而且在社會權益和生態權益方面也將獲得更多實惠翻。盡管我國在農民權益保護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仍然應當看到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權益受損的情況還是時有發生，影響了新農村與和諧社會的構建。我們應當給予相應的關注，加強農民權益保護。在當前新農村建設中，導致農民權益受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而我們從傳統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則會發現：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當前農村仍然有著一定的市場，使得農民權益保護存在著諸多問題，影響著新農村的建設；同時傳統法律文化中適應農村社會的積極因素卻沒有得到適當地引導而影響了農民的權益保護。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農民權益保護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特點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法律文化”在我國法學界一直被熱烈地討論著，人們發現，將“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領域，賦予了法律更加豐富深邃的內涵。法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觀念、原則和價值體系，但它內存于思想、制度、設施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之中并通過它們表現出來。法律文化是一個國家法制的內在邏輯，它表明在受歷史傳統制約的人們關于法和法律的態度、價值、信念、心理、感情、習慣等等之中，直接或間接、有形或無形地影響著社會主體的法律實踐和法律行為，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一個國家法制運作模式及其發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現代中國法治社會的構建中的作用極其重要。

中國社會當前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種法律文化的影響，其中，對當前法律文化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倫理主義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土壤上的宗法社會組織，伴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延續了幾千年。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來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既存在著有利的積極因素：如重視道德教化在調節和控制人的行為方面、重視調解在解決一般糾紛中的作用等，同時也存在著阻礙法制建設發展的消極因素：

第一，倫理化特點：所謂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非指傳統中國法律的全部規范為倫理，只是表明儒家倫理的原則支配和規范著法的發展，成為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法的內容滲透了儒家的倫理精神。在這種“情理法“的影響下，形成了重道德、輕法律的消極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倫理人際關系，沒有獨立公正的法律調節模式。現代化的法律是在與封建和宗教專制的長期沖突中形成的，這一背景鑄就了它的民主性格

中國古代法(以刑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間的酷烈征戰，許多法令是部族首領的軍事命令，這使之具有了與生俱來的專制性。倫理化并未改變這種專制性，而是使之更隱蔽。傳統的儒家倫理以陰陽為其哲學基礎，將專制的君權、族權、父權、夫權神圣化、神秘化，使仁義／禮教與殺戮／刑罰一鏡兩面，融為一體。因此，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在社會中竭力確認并維護等級特權制度，民主平等的觀念在中國傳統社會是無法產生的。

第二，集團本位特點：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來，中國社會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豐潤的土壤，中國法的形成過程，也是緊緊地沿著宗族制度發展演變的軌跡而運行逐漸形成傳統法律文化“集團本位”的特點。從現代法學觀念來判斷，集團本位法實質上只是一種義務本位法。在這種法律構架下，普通民眾的權力是微乎其微的，民眾的公、私權利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輕視，集團本位的結果不只是壓制了人的本性，束縛了人的解放，還限制了法律(權利)和社會的發展。

第三，無訟的價值取向：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所追求的這個理想或者說價值取向稱之為“無訟”，取自孔子所說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的直接含義是沒有或者說不需要訴訟，引申為一個社會因沒有紛爭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雖有法律而擱置不用，所謂“刑措”。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中國傳統社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庭本位，導致了家庭內部成員身份的不平等，這種家庭關系進一步擴展，形成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以及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缺乏權力制衡、公平裁決的訟爭環境，缺乏西方的契約觀念和法制機制導致司法黑暗等是無訟價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這種無訟價值取向的主導下，中國傳統法律屬“政府型”抑或“義務型”法律，其價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如何地維護社會秩序、履行社會職責，至于法律能為個體的人帶來何等利益、規定了哪些權利則盡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響，民眾始終將法律視為一種工具，是一種外來的強制的力量，法律規范價值沒有內化為自覺的行為準則，人們無法對法產生親近感和認同感，更談不上對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這種狀況的存在，嚴重不利于中國邁向法治社會。同時為了追求無訟一味地調解，也打壓了人們的權利意識，壓抑了人們正當權利觀念。使人們形成強烈的“賤訟”和“厭訟”心理。這一切就使廣大百姓視對簿公堂為畏途?！耙粓龉偎臼瓿稹?，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訟，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為好。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特點很多，我們只是摘其較為重要的特點作一論述。

總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個以宗法為本位，法律與道德融為一體的價值體系，這樣一個獨特的價值體系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存續了幾千年，它深刻地影響著廣大中國人的法律心理和行為，在我國廣大農村，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直接關系到農民權益保護和新農村的建設。

(二)當前農民權益保障的現狀

第一，政治權利方面：當前，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村民自治的普遍實踐，農民的經濟自和政治民利El益擴大，農民的政治參與性空前高漲。但是，綜合來看，農民的政治權益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問題。在部分地區，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政治參與意識不強，對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缺乏積極性，從眾心理嚴重，某些農村基層干部隨意剝奪農民的選舉權，村務根本不公開，肆意糊弄基層農民群眾，而大量的農民對此侵害自己利益的行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缺乏—個公民應有的權利主體意識。

第二，經濟權利：近些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斷擴大，半數以上農村居民的收入在人均純收入水平以下，山區農民收入差距的絕對額呈擴大趨勢。其次，對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保護不力。一些地方存在征地不規范的情況，而且征地補償費偏低。農民不僅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而且獲得報償是非常少的，為了生計，更多的農民涌向了城市。而農民工從事的多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工作。

第三，社會權利：農民社會權利方面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勞動就業權益的缺失；二是社會保障權益的缺失。盡管這幾年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來加強農民的社會保障，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保障主體責任不明，保障手段單一，相應的保障機制以及法規、政策不完善等。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農民權益保障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前農民的權益保障方面亦然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會發現，在我們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今天，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并沒有因為封建社會的消失而隨之消失，尤其在廣大農村，長期受到封建傳統思想影響較為嚴重，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今農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和進步，但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和城市相比仍然有著較大的距離，在這樣的社會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依然得以保留并進而影響著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在農民權益保護方面，我們則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

首先，宗族主義的影響嚴重，在民主選舉中，任人唯親，以宗族勢力操縱選舉的事例時有發生，造成惡劣的影響。而且宗族主義的影響表現在農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女不平等的觀念依然存在，大量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權被侵害，大量農村女童的受教育權被剝奪。由于在廣大農村長期以來缺乏民主、平等的觀念，并且在封建社會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目前在農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場，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以及受長期封建主義無訟觀念的影響，農民缺乏應有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時至今日，大量的農民依然抱有自古民不告官的傳統意識，對待一些地方政府無視農民權利的侵權行為，農民往往是不敢與地方政府進行維權，或者采取了非法律途徑，當前大量存在的上訪行為以及圍堵政府機關的不理智行為，足以說明大量的農民缺乏理性的法律思維，不知道或不敢用正確的法律途徑同地方政府對話以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依然停留在傳統的官本位思維，把自己視為特權等級，毫無法治觀念，無視農民權利，以行政行為肆意地侵犯農民的經濟權利。這都表明傳統法律文化在當前農村的影響依然強大，而且其自身的一些消極因素沒有得到現代化的轉化而影響著農民的權益保護。

二、在農村建設現代化法律文化。加強農民權益保護

傳統法律文化是我們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但是其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已經影響到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尤其在廣大農村，這種影響更不可忽視。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建設，保障農民權益，必須要在農村構建現代化法律文化，加強農民權利的保障。

第一，要加強農村經濟建設，為現代化法律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構建良好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是無從建設現代化的法律文化。當前的經濟落后地區多存在于廣大農村，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可以促進農民參與意識的覺醒，使其政治參與能力和自主能力得到顯著提高。我國農村應當要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為切入點，扎扎實實地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各項任務，認真落實“多予少取放活”方針，繼續鞏固并擴大對農業直補等惠農措施，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推進農村民主體制改革，加強制度建設

當前農村一些基層政府干部法治觀念的淡薄受到傳統法律文化消極因素的影響，如官本位思想、等級特權思想的影響。那么，如何遏制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呢?關鍵在于要努力推進農村基層民主體制改革。要切實轉變鄉鎮政府職能，加強依法行政的觀念，消除官本位思想以及部分干部所抱有的特權等級觀念，糾正并規范鄉鎮政府和村干部的違法、違紀、違規行為，同時要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的制度來制約農村基層干部權力的行使，健全農村政務公開制度，強化農村政務管理的監督制約機制，確保農民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以暢通的渠道來保障農民能夠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利，來制約政府權力的肆意膨脹與擴張。

第三，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舊因素加以改造，發揮其積極作用

第4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盍适Я?，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經濟文化的落后，不僅使我們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而且存在著體制落后與人的發展水平低下這一根本矛盾。在我國的舊體制下，個人的價值觀被極度扭曲，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極度否定和壓抑，人們在活動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表現為極強的依賴性，主要是依賴外界標準調節自身行為，缺乏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和獨立選擇的能力。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舉進人，使人們的思想空前的活躍，并且面臨著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強烈沖擊，當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實踐主體尚未形成時，面對社會的多元狀態，個人難免無所適從，容易做出多元選擇，甚至與現代化目標相背離。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首先是對獨立、自覺、成熟的現代化主體的呼喚和塑造，在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推動下，促使人們擺脫各種人身依附和權力依附，向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獨立個人轉化。然而轉型時期理論準備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設的滯后，致使人們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則面前，極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尋求自我價值，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過程中，從過去個性與需求被極度壓抑，轉至對個性的追求極度膨脹。個性的過分張揚導致了個人難以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標的關系，從而迷失了個人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和社會利益之上、為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的現象。此時，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個體的主動性變成了隨意性，積極性變成了破壞性，“一只看不見的手”失靈了。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目標設定更偏重于經濟的合理性而非社會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對市場機制倫理目標的審視、規范和修正，市場經濟活動的結果可能會使其內在的社會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標的反面。單純的市場目標容易導致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豐富的關系簡化為單純的商品交換關系或世俗的功利關系，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時候，容易使人在擺脫了舊體制下“人的依賴關系”的同時，又陷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之中，從而產生一種人的創造物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的“異化”現象，使人們喪失對終極理想和目標的追求。

因而，在我國的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由于舊體制的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人們還缺乏對自己行為的合理化判斷，另一方面由于新體制對人們潛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強烈激發已超越了現有體制文化建設對其中消極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轉型時期，社會個體的素質和狀況在總體水平上不會超越對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對功利的過分迷戀，反而成為支配個體行為的一種強大異已力量，于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論準備的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就是有了其歷史特殊性。由此導致唯利是圖，欺詐、腐敗等為了個人利益而違背良知，無情踐踏他人、社會利益的不道德現象比比皆是，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變成為部分經濟主體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已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機會主義”的盲從。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及應注意的問題

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必然產生并要求一定的經濟體制，一定的經濟體制，必然產生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結構和道德結構，道德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反映，而且是經濟體制建立、發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條件和重要因素。中國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場經濟邁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市場經濟時代要求法治、提倡個體創造的同時，同樣需要與之相適應、能促進其健康發展的完善的道德體系。

社會轉型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就中國而言，當前正處在二十世紀以來一次最為深刻的社會轉型期，這種社會轉型突出表現在經濟體制、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這一深刻的社會轉型賦予了人們更為廣泛的社會道德價值選擇空間，給予人們的道德行為選擇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這樣，就必然會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個體道德自律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能成為目前人類社會所出現的雖然并非最好但卻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并通過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驅動，促使人們的才能和創造性得以充分的發揮，由此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這種以價值為中心的經濟活動，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運作，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礎。它要求每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在其所從事或參與的經濟活動中都應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個體道德修養，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就是每個經濟主體應遵循的最起碼的道德規范。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中葉，在論述市場機制作用時，就曾經把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亞當·斯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這至少反映出了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會利益的增進，還必須是某種程度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而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法律和規則的框架外，還需要有能實現公平競爭的道德環境作支持，兩者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機制正常健康運行的重要外部條件。由此亦說明，真正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的統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趨利動機是無可厚非的，而這也正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效率的動力源。但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趨利動機的實現方式是怎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不僅不應當限制人們的趨利動機，相反，應鼓勵人們趨利動機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實現方式上，則應該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規范。如果說法律的規范是在特定場合對規范個體行為發揮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話，道德的規范則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從而保證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與道德理想統一起來的自律因素。兩者發揮作用的區別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則作用于無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維護市場正常有序健康運行的無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行為。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用以維持市場經濟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基本的內在道德信念，決定了人們評價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構成了人們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為人們在與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行為規范可以保證個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時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會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傷及他人和社會利益前提下的趨利動機和行為。這有助于減少在外部市場上進行交易時由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確保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和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交易行為中產生的各種契約關系，其履行與否及其實現程度不僅要依靠外在經濟法律制度的保障，還要依靠當事人之間最起碼的誠信去維護。當一種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建立起來以后，合同或契約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會大大提高，從而可以大大減少因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義務而帶來的損失，對法律的需求也會降低，這樣就節約了交易成本，保證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由此可見，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的人，也必定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

就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道德秩序建設而言，最尖銳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們市場每個角落的大量假冒偽劣、偷漏騙稅、騙匯、走私、商業欺詐、逃廢債務、財務失真、招投標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頻發等各種丑惡現象，無不是缺乏誠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滅的結果，這不僅直接危及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它將破壞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健康發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從而阻礙我們國家社會轉型的成功進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不是純粹的物質利益關系，只有為社會提供有效產品和服務，經濟主體才能達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這種符合集體、社會利益的逐利行為才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允許的，這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產生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前提。當前我們社會中存在的無論“失信”行為，還是置法律于不顧、“有法不依”、鉆現行體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都與道德建設的某些胭如和失誤有關系。對一些已出現的消極現象，僅僅依靠法律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尚且不說有的問題是現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觸及不到的真空地帶。因此，當前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在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將會受到多元化的挑戰，人們的理想、觀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針對這樣的情況，在進行道德建設時，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對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來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實現方式或途徑，也即市場經濟在鼓勵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利益的經濟人存在的同時，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第5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開放；多重開放；市場分割；區際利益

基金項目：甘肅省2007年社科基金項目《甘肅省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主持人：朱廷。

作者簡介：安占然(1966－　)，女，河南嵩縣人，蘭州商學院經貿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研究；郭界秀(1981－　)，男，河南永成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經濟研究；朱廷(1965－　)，男，甘肅鎮原人，經濟學博士，蘭州商學院經貿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國際貿易、世界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6－0061－04

收稿日期：2008－08－03

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具有獨特的模式和路徑，區域開放和國家開放同時起步，但是區際經濟開放的水平遠滯后于國際開放水平，這不僅影響了我國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也不利于國家整體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從理論的視角探究我國區域經濟開放和發展中的有關理論問題，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也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一、區域經濟開放的多重性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號角的吹起，標志著中國大陸經濟開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真正開始了與時俱進的步伐。30年來，大陸經濟緊跟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和層次，積極融入了世界分工體系當中，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綜合經濟實力和世界影響力都迅速得到增強，經濟發展的實踐驗證了改革開放戰略的正確性。實踐證明，對外開放是中國建設經濟強國的基本國策，堅持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強國之路。然而，在中國大陸整體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區域經濟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也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被認為是引起區域經濟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時期，面臨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本身具有極強的特殊性。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天然缺少市場經濟的土壤和追求微觀利益主體的推動，是一種在政府主導下由外部強制注入式的制度引進和模仿式的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是，巨大成就的光環卻無法掩蓋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歷史短缺的現實，我國國內市場分割的嚴峻程度依然不容忽視。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面臨著一個內部區域經濟的相互開放和統一市場形成的問題，也即如何打破國家內部省際之間經濟壘壁、實現國內市場的完全一體化的問題。因而，有些學者把我國區域經濟的開放稱作為一個“二重”(趙偉，2005)或“三重”(龐志強，2008)開放問題。無論是“二重”，還是“三重”開放，所強調的主要還是一個國內市場分割、缺乏統一市場的問題。隨著我國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不會再有“二重”或“三重”開放問題。

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開放是以明晰的私有產權和發達繁榮的地區貿易為基礎的。分工導致貿易，分工的擴大超出地區范圍，就會產生區際貿易進而國際貿易。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獨特性，我國區域經濟開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改革開放首先開啟了我國經濟整體上的對外開放，而國內不同區域間的開放則大大滯后于國際開放的步伐，部分學者的研究甚至認為，我國區域間的貿易壁壘大于北美大陸國家之間的壁壘，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很低(Poncet，2003)。隨著我國國際開放的深入發展，國際開放促進了國內不同區域間開放程度的加深，但這種促進作用多半緣于強制性外力注入的結果，而不是區域自然分工、市場自發擴展、市場一體化發展的結果，區域間自然和人為壁壘依然不容忽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和路徑有關。

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發展到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另一條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雖然后，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提出標志著我國開始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是我國原本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封建落后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無論是小農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都相當有限，這就決定了在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歷史時期內，我國缺乏一個明晰的產權制度和區內、區際貿易發展的基礎，始終沒有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國內市場。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一體化建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個國內多重開放的問題。

二、區域經濟開放的理論基礎

大國內部區域經濟的開放不同于國家層次的開放，國家層次的開放要面對諸如貨幣匯率、歷史文化制度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區域層次的國際開放雖然同樣要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但是對于區際間的相互開放來說，這些因素的影響則相對要小的多。一般開放經濟理論研究更多是基于國家層面上的分析，那么這些理論對我國體制轉型中的區域經濟開放是否具有同樣的借鑒意義，也成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開放經濟理論在其發展進程中，形成了極其豐富的思想成果。解釋國家經濟開放的理論主要包括分工貿易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分工貿易理論主要是從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解釋了國家的經濟開放和貿易利益問題，它主要由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和克魯格曼等人的新貿易理論等構成，它們不僅代表了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主軸，也構成了國家經濟開放的理論基礎。發展經濟學中的“雙缺口”到“多缺口”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和生產折衷理論，則是從資本短缺或資本要素的國際流動角度分析了開放經濟發展的原因，從而構成了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的理論基礎。經濟開放的增長理論主要從國際范圍的技術溢出、技術進步和中間產品貿易的角度去解釋一國經濟增長的問題。

這些開放經濟理論研究都是以發達、完善的市場經濟的運行為基點，是在制度既定的條件下研究一國經濟開放的原因和經濟開放利益的，理論的政策含義多是從經濟開放能夠提高一國的整體福利著眼，從而致力于倡導國家間加強經濟往來，擴大經濟開放。對于我國轉型中的區域經濟開放來說，發達、完善的市場體制尚不具備，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尚受政府行政職能的很大約束和扭曲，又由于我國地方政府之間經濟開放過程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性，一般開放經濟理論在實踐上打了很大的折扣，或者說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但是一國內產業生產的區域專業化與國際專業化有很多的共同之處，并已成為國際貿易和區域經濟學研究的熱點(白重恩等，2004)，因此國家層次上的開放經濟理論對于我

國區域經濟開放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開放型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生動、最活躍的組成部分，是因為開放型經濟能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鐘山，2003)。我國改革和開放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和世界主流經濟形式――市場經濟的全面接軌，在改革和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開放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體化的過程，改革是國內市場一體化的過程(焦軍普，2004)。開放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效應和機理在開放經濟理論中已經得到反復闡述。一直以來，從“斯密悖論”到新古典經濟學，一個不變的主題就是論證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完善的市場機制可以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一般均衡。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為完善的市場機制可以修正我國目前經濟制度轉型中的諸多扭曲因素，使各分工區域在分工中合理分配利益所得，自發促進區域之間的聯系與開放(陸銘等，20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經濟的超常規發展是我國政府從戰略的高度充分重視和實踐現有開放經濟理論的結果。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我國沿海地區緊緊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融入到世界分工體系當中，實現了外貿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遠大戰略構想。外貿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迅速提高，對外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在國際經濟形勢充滿很大不確定性的條件下，我們不得不從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考慮我國開放經濟中的安全高效問題。從整體規模上來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不斷升高的貿易依存度表示我國整體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在持續上升，外部經濟的沖擊導致內部經濟發展波動的可能性也在逐漸增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隨之加大。因此，黨的十七大適時地提出了開放經濟發展應高度重視安全高效的問題。

分工和市場規模之間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依賴關系。市場規模的大小決定了社會分工的細化程度，社會分工越精細徹底，生產的規模經濟效應就越顯著，生產效率就會越高(斯密，1776)。同時，社會經濟作為一個不斷演化和報酬逐步遞增的過程，市場規模也取決于社會分工程度。我國對外部經濟依存度的提高歸根于內部不同區域間缺乏明確徹底的分工，地區間產業同構十分嚴重。有學者對我國省域間經濟結構的研究發現，我國省域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率一般在6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率則達到97，9％(陳秀山，2005)。這很大程度解釋了我國整體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的原因：分工程度的低下制約了內部經濟市場規模，降低了區域經濟產品間的相互需求，在整體生產供大于求的形勢下，理性廠商只能到外部尋求市場。

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政策性激勵的基本特征，中央政府優惠的政策使東部地區更快地融入了國際市場。市場規模決定了收益遞增的程度和生產效率的高低，這樣，東西部地區所生產的產品所面對的市場規模差異構成了地區增長發散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各省區的地區市場規模和出口開放程度顯著地影響了各省區經濟增長速度，在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進過程中，國外和國內市場出現了相互替代的現象(黃玖立等，2006)。

本文認為，無論是對于國家來說，還是針對一國內部特定區域，開放型經濟就是一個以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為基礎，以內外部經濟環境為依托，以內外經濟交流與合作為途徑，以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市場準入為內容，來實現自身經濟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的經濟系統。區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具有自身特定比較優勢的國民經濟。以開放經濟理論為指導，加強地區之間經濟交流與合作是實現國際范圍內以及地區間經濟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開放國內市場，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有利于我國產業的成長和整體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且能夠使各地區獲得分工貿易產生的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利益的增進和區域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區域經濟開放中的利益

區域經濟開放是相對于區域分割來說的，區域經濟開放的目的在于打破地區間的分割，實現國內市場的一體化。研究區域分割形成的原因，探索打破區域分割的方式和手段，是推進區域經濟開放深入發展，加快國內市場一體化建設的根本途徑。區域市場分割主要是指一國范圍內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利益，通過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商品進入本地或限制本地資源流向外地的行為(焦軍普，2004)。區域間的分割存在兩方面的因素：自然分割和人為分割。自然分割和人為分割都是通過增加地區之間的交易成本，來達到對本地產品和市場的保護，從而阻礙區域間的正常經濟往來，阻礙市場一體化的順利推進。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全國范圍內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與加強，自然分割占主導的地位日益被人為分割所取代。人為分割的突出表現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的實施與加強，反過來又會強化自然分割的影響。地方利益的驅使，使得自然分割與人為分割相互糾葛在一起，進一步增大了區域間推進開放的難度，延緩了國內市場一體化的進展。因此，我們研究區域經濟開放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區域開放中的利益關系的考察。

利益是一切社會經濟行為的基礎動力(陸銘等，2004)。經濟利益的驅使是國家層次經濟開放的根本原因，但是區域開放中的利益問題要復雜的多。雖然獲取經濟利益是區域經濟開放的重要目的，但是由于區域經濟開放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導下逐步推進的，地方政府不僅要考慮當地的經濟福利方面的利益，而且也會考慮政府本身在區域經濟開放中所能得到的利益，這些利益不僅涉及經濟利益(包括個人尋租和地方政府尋租)，也涉及到政治利益(賀振華，2006；周黎安，2004；白重恩等，2004)。根據Young等(2000)的觀點，我國的漸進式改革是在資源高度扭曲的情況下推行的，而中央政府財政權利的下放導致了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就會制造更多的資源扭曲，從而加重區域間的經濟分割，導致地區間的專業化分工受阻，地區間比較優勢難以有效發揮。

地方保護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頑疾。根據李善同等人(2004)的問卷調查分析發現，雖然我國地方保護的程度在減弱，但依然很大程度上存在，且方式和手法多種多樣。綜合分析，各地區地方保護的手段突出地體現兩個方面：首先是通過地方性法規、條例、技術標準提高地區間產品和要素流動的成本，限制外來產品和要素準入，保護本地產品和市場。其次，各地不斷加強地方性政府投資，出現了一輪又一輪的地方間重復投資和建設，導致過度投資，地方間產業結構趨同。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間專業化分工的形成和發展，同時也為新一輪地方保護埋下隱患。

地方政府通過地方保護或地方市場分割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出于以下因素考慮的：財政分權制度改革導致的對地方政府維護本地稅收基礎的強烈刺激(白重恩等，2004)；存在缺陷的、單一政治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導致的地方政府官員

間零和博弈(周黎安，2004)；保護本地國企，從中獲得更多利益的驅使(楊燦明，2000；白重恩等，2004)；政策激勵性質的改革開放政策導致的地區利益分配的嚴重失衡(陸銘等，2004)；缺乏禁止地區間貿易壁壘的條例法規，或法規不健全，或得不到有效實施(白重恩等，2004)。

理性的企業、個人或者地方政府，他們的行為都是以實現自身或相關主體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的。理性的地方政府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時，由于區域間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地方政府間利益存在著激烈的零和博弈，從而個體的理會使國家整體利益陷入囚徒困境的損失陷阱。這種損失主要表現為國民凈福利的流失或潛在國民產出的損失。由于地方保護、市場分割，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受到抑制，地區之間難以按各自比較優勢形成專業化分工，充分獲得分工導致的規模經濟利益；而分工扭曲的靜態損失，又會通過限制競爭，延緩技術的進步，導致阻礙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態利益損失，一定程度上還削弱了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李善同等，2004)，意味著國民利益的更大損失。

我國區域性市場的分割，致使區域及國家整體經濟無法獲取通過要素價格均等化實現的國內資源配置效率，嚴重制約著產品市場的擴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企業規模經濟的形成，導致國際資源配置過程缺乏國內資源配置的合理化支持，最終也影響到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的提升。我國出口貿易的強勁增長，實際上是嚴重的國內市場分割導致企業無法依托巨大的國內需求、發揮規模經濟而被迫出口的扭曲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不是國內市場擴張的自然延伸，而是國內市場嚴重分割導致國內區際貿易嚴重滯后這種背景下的產物(鐘昌標，2004)。

四、區域開放與區際利益整合的思路

進入新世紀，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形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日益顯示出其局限性，對外經濟發展戰略面臨著戰略性的調整。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不僅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進一步推動我國區域經濟的開放和國內市場一體化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政策指導。內外聯動、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必須立足于國內市場，國內市場一體化的推進和國內市場機制的完善，是實現國內區域間和國內與國外經濟系統間良性互動的基本保障，互利共贏的本質，不僅在于追求中國和世界的雙贏，而且也要求強化區域間的經濟開放與合作。

長期和全國范圍來看，我國區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面對一個內部多重開放的問題。國內產業生產的區域專業化與國際專業化之間的共同之處，決定了國家層次上的開放經濟理論對于區域經濟開放同樣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開放中具有著主導作用，理性的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傾向于地方市場和產品的保護。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是我國區域經濟開放的最大障礙，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勢必會增大交易成本，擾亂市場秩序，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因此，要采取戰略性的政策措施，加快推進區域經濟開放步伐，實現區域間利益的整合以及區域經濟和整體國民經濟協調發展。首先，必須要加快政府政治體制改革，明確地方政府的權責范圍，完善地方政府官員的業績考核機制。對于經濟落后、財力不足的地方政府，中央財政可以給予更多的補貼支持，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可以促使落后地區加入分工體系，財政轉移兼有改善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效率兩種功能(陸銘等，2004)。轉變政府的職能，減少政府直接對生產性投資的參與，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市場機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的供給當中。綜合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業績，除考察經濟增長指標外，還應考察當地社會事業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的業績，糾正單純考核經濟指標尤其是單純考核經濟增長指標的傾向。其次，要加強維護全國統一市場法規的建設及相關法律的實施。例如，需要制定《統一市場法》或《區際公平貿易和投資自由法》，嚴格執法，做到“違者必究”(李善同等，2004)。第三，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明確企業的法人主體地位，加強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理順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減少地方政府從當地國企中尋租的可能。第四，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進程，以開發和開放共同促進東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這樣，逐步統一的中央區域政策可以縮小地方政府制度內尋租的空間，達到地方間協調和一致，在內需不足的條件下，西部市場的開發可以為東部地區提供更大的產品需求空間，有利于區域市場差異的消除(楊燦明，2000)。

第6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一. 農業工業化內涵分析

（一）工業化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在《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發展經濟學通論第一卷）》中指出：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被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①這個定義，比大多數其他學者所用的解釋要廣泛得多，可以將工業發展和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內。同時，張培剛教授在該書中指出：農業經營如同任何其他消費品工業一樣，必定要同樣受基要的生產函數的影響和控制。只有依照這種解釋，工業化才可以將制造業的工業化及農場經營的工業化都包括在內。有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工業化定義，這些學者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斯威齊（Paul M.Sweezy）。他將工業化定義為新工業的建立，或新生產方法的創用。斯威齊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所有我們通常稱為‘基本’工業的，都以新工業的姿態出現?！彼雇R的定義或解釋可以歸納為：工業化過程其實是新工業的建立或新生產方法的創用過程。②

（二）農業工業化

根據上述諸多經濟學家關于“工業化”的闡述，可把農業工業化定義為：農業生產過程中一些基要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包括多種隨著企業機械化、建立新工業、開發新市場以及開拓新領域而帶來的基本變化。這些變化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農業工業化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創新過程。據張培剛教授以及斯威齊對工業化的解釋，我們可以總結出：工業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創新是農業工業化的靈魂。而這兒所說的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業管理對象的商品化。隨著工業化過程進展，農業經濟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農業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促進了農產品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農業產后各部門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把農業生產直接推向市場，開始了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二是農業經營主體的企業化。他們獨立自主自負盈虧，面臨市場的重重變化進行科學、合理決策。生產經營主體的企業化要求家庭農場內部實行企業化管理，也要求對農業企業的管理采用經濟手段通過市場加以調控。三是農業技術生物化。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變化的過程，而在這變化過程中起催化作用的是新技術應用。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預言，21世紀的農業將是知識最密集的產業，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將廣泛應用于農業。

2．農業工業化是農業資本利用深化的過程. 張培剛教授在《農業國工業化問題》一書第142頁指出：“工業化多少也可說是擴大利用資本和加深利用資本的過程。這種過程可以提高每個人及每單位土地的生產力?！彪S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必然導致農業與相關產業部門相互結合，彼此依存，從而出現了銷或農工商等農業經營的一體化。農業生產鏈通過加工、儲存、銷售等各部門不斷延長深化，農業生產逐漸成為一種適應新形勢要求的市場化、規?；蜕疃乳_發化的漸次高度化過程。在農業資本利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農業是核心，但推動一體化發展的卻是非農經濟部門?？梢哉J為，農業工業化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本方向之一。

3．農業工業化是農業生產的專業化過程

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農業生產專業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其實包括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從宏觀上講，農業作為一個產業部門，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地區專業化；二是由于農業生產經營的集中化、商品化，擴大了農前、農中、農后各產業部門和各類農場的分工，從而促進了部門專業化和農場專業化；三是從微觀來看，農業部門和農場專業化的發展，又把一種產品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工藝階段都分成了專項生產，推動了農業生產工藝專業化。農業生產專業化在這三個層次上的發展，才可能延長農業生產鏈，使科學的新的組織管理方式、新技術運用成為可能，從而提高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大大提高生產效率。

二、加快改革，積極推進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

農業工業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內生的生產方式的變遷。在變遷過程中受到各種各樣的制度因素影響。所以只有加快諸如農戶組織制度，農業投資體制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才會促進農業工業化的迅猛發展。

（一）農戶組織制度創新——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的前提

人們通常認為，農業的變革主要歸結于生產組織的改變。制度和農戶實際上處于一種互動的鏈條中。制度安排決定了農戶經濟行為的選擇，并通過影響經濟行為決定經濟運行的績效；經濟運行的績效會反過來反饋給農戶，使農戶行為做出適度的調整，從而反作用于相關制度安排，甚至引起制度創新。而我國現行農戶經營組織，大都超小型規模經營，從而和大市場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也難以適應農業工業化的內在制度變遷的需要。據農業工業化內涵分析，農業工業化是一種逐漸市場化、規?；臐u次高度化過程。要形成規模化的發展，首先農戶組織制度要創新，創新的基本方向是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經營之所以能夠成為實現農業工業化的有效途徑，是因為它能夠解決我國現行農業經營體制下農戶經營規模過小帶來的種種弊端：一是通過貿工農一體化的社會化生產，有利于分散的小農戶聯合進入市場，克服以前盲目進入市場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二是農業產業化經營有利于先進技術及時推廣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并且在一體化經營過程中，促進農業生產專業化，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三是農業產業化使農民成了平均利潤的分享者，農工商各方面、各環節由此結成牢固的利潤共同體，具體地體現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在農業產業化制度創新方面主要應進行以下三個方面的改革：第一，龍頭企業建設是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關鍵。要允許和堅持龍頭企業的多樣化，不能強求一律。龍頭企業可是以各種類型的鄉鎮企業，可以是農民聯合自辦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社區合作經營組織，可以是具有輻射能力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可是以為農業提前、產中、產后服務的科研、教育、推廣及農資供應的農業企業、事業單位和農辦實體，也可以是中大中型工商企業和外資企業。第二，農產品商品基地的建設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依托和“第一車間”?；亟ㄔO要與主導產業的形成和龍頭企業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堅持突出特色、圍繞龍頭，連片開發的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基地建設可以打破行政區域界限，統一規劃布局，但不能動搖家庭承包經營這個基礎，不得侵犯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第三，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核心是處理好產業化經營體系中各經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關鍵是建立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連接機制，可以是互利互惠的利益關系，也可以是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要注意保持和增進農戶的利益。應鼓勵產銷聯合，推動產銷合同制，通過簽訂產銷合同，明確雙方的權益和責任，規范各自的行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合同。應鼓勵和提倡龍頭企業通過建立風險基金、最低收購保護價、按農戶出售產品的數量適當返還利潤等方式與農戶建立穩定的利益連接機制；應積極探索農用土地使用權、產品、技術和資金等要素入股，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與龍頭企業結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經濟聯合體。

（二）農業科技體制改革——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的核心

在農業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知識化革命給農業科技的發展提供了無限契機。中國是資源稟賦并不充裕的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科技在農業發展中的地位，尤顯至關重要。建立新型的農業科技體制，不僅是實現新階段發展預期的重大舉措，而且是應對國際競爭，確保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立于不敗之地的戰略抉擇。首先把科教興農融入農業產業化戰略之中。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是農業，而推進農業工業化的基礎是科技，加快科技進步的基礎是教育。在農業產業化生產過程中，應加強農業科研院校、推廣部門與大中型農業龍頭企業聯姻，用經濟手段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培養適用人才，對基本實現農業工業化，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創造企業與農業科技結合的政策環境和運行機制。應積極探索農科教、產學研一體化的組織方式與管理制度，促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科研、教育、推廣單位在互利互惠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協作關系；應積極探索農業科技成果有償轉讓的機制和渠道。鼓勵、支持企業以購買成果、專利，提供資金、基地、人才等各種形式，參與農業技術推廣、產品開發、高新技術研究乃至基礎研究等方面的科技工作。最后，建立多元化的農業科技投入體系。我國農業科技投入嚴重不足。在切實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時，積極開辟新的投入渠道，建立國家、企業、農民和社會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入體系。鼓勵各類企業投資農業科技。加強科技與金融對接，繼續拓寬金融資金渠道，增加農業科技貸款規模。積極引導農民應用科技、投資科技，加強農業科技投入的管理，提高資金利用率。

（三）城鄉管理體制創新——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的動力

我們認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的過程，就是實現現代化的過程，農業工業化又是農業現代化最基本的內容，農業工業化同時又受到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影響。推進小城鎮發展的任何政策、體制與制度安排，都應有利于推進農業工業化進程。首先，加強農村城鎮化和農業工業化的協同發展。從表面上看，農村城鎮化與農業工業化是兩個不同的經濟社會范疇的概念。然而，透過概念的表象，從制度創新和變遷的機制考察，兩者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方向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使之成為農產品加工、貿易的聚集場所，緩解勞動力剩余和農產品剩余的壓力，從而可促進農業工業化發展。而要想加快農業工業化速度，關鍵是在于農業和非農產業協調發展，通過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優化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已出現的問題?？梢姡r業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運行能夠產生多重協同效應，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城鄉地域的優勢互補。其次，戶籍制度改革是推進農村城鎮化的基礎。拆除城鄉藩籬，打破城鄉分割，推動農村城鎮化，核心問題是要對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舊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一是取消“農轉非”式的戶籍遷移方式，實行按屬地和職業劃分戶口類別，允許居民在轄區內自由流動。二是對于不管哪類型的戶口，除為減輕大中城市人口壓力，目前由國家政策規定的遷移條件限制以外，對已在建制鎮登記落戶的進城農民，實行與當地居民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尤其要取消人為原因形成的子女入學、就業以及參加養老、醫療、就業、保險等方面的差異。三是禁止對進入小城鎮落戶的農民收取或變相收取各項費用，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再次，完善土地制度，促進農民的非農轉移，推進農業生產規模化。中國現有的土地制度，一方面為農民提供了一種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另一方面也制約了農民向非農的轉移和農業規模化的實現。而農業規模化又是農業工業化的前提。所以，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實現農業工業化的關鍵。提倡農民以土地入股形式進行土地流轉，以促證農民穩定的、長期的土地收益；鼓勵進城農民有償轉讓土地，把土地轉讓金的部分或全部交與社會保障機構，以“土地保障”換“老年保障”。這樣，既有利于農民的非農轉移，又有利于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從而為農業工業化創造基礎。

（四）人力資源創新——是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的源泉

人力資本不僅在工業經濟中，而且在農業經濟中也發揮著主導性作用。據測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農業生產的增長只有20%是由物質資本投資所引起的，其余80%主要是教育以及與教育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作用。農業工業化過程需要相當規模投資，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的提高，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推廣，而有效地組織農民學習、掌握和運用科技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提高農民素質，是實現農業工業化的基礎，勢在必行。一是增加農村教育投資，提高農民文化素質。首先，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堅決保證九年制義務教育，使勞動在具備起碼的文化知識。特別要關注農村貧困地區等社會弱勢人群的受教育權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其次，重點發展農村成人教育事業。應把農民初等學校發展放在農民中專、農業中學的同等位置，使得農業勞動者能在短期內視市場需求情況選擇學習實用農業科技知識。同時，應進一步改革招生錄取和分配制度，面向農村，面向農業，使更多的優秀農村青年有機會進入學校接受中等和高等專業教育或農業專門技術學習。抓好農民的技術培訓，采取電視函授、職業教育、科普講座、技術夜校以及農業中專等多種形式。二是采用多形式選拔培育農業企業家。隨著農業工業化過程推進，將會使農業走向規?；陌l展，農業生產的一體化發展迫切需要高素質的農業企業家來導航。所以，應選拔有一定基礎的農民進行針對性的強化培訓。這里所說的有一定基礎包括：已經是農業企業經營者；有一定的資金實力和籌資能力；有一定的科技優勢；有一定的信息意識和信息渠道；有一定的群眾威信和組織能力。國家也可采取相關政策，鼓勵有關大中專畢業生在農業產業化中大展身手，鼓勵農業院校畢業生、經濟貿易類專業畢業生，從事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三是完善分配方式，創新人才流動機制。城鄉人口雙向流動，有助于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早在80年代的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師”向周邊鄉村地區的流動，催化了周邊地區鄉鎮企業的蓬勃興起和繁榮。如今，下鄉務農又成為部分城鎮居民的一種新選擇，“園藝經濟”、“養殖經濟”、“個人牧場”等成為這些眼光獨到的城市創業者的投資新方向。鄉村經濟可塑性強，投資鄉村，知識支農，既可發揮個潛力，又能解決部分就業，還可在大都市郊區創造出農業項目的利潤率遠高于工業項目的生動范例。

（五）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工業化制度創新的保障。

目前，我國農業處于轉型時期，風險過大，農業工業化水平很低，在產業化經營中農戶之間、農戶與公司之間，有關的制度、法律和法規不健全。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制訂相應的政策和法規加快農業工業化的步伐。首先，構建有利于農業工業化的市場體系。中國農村市場機制的功能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市場環境不佳已經成為農業工業化發展的障礙。為此，應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和完善市場體系。一是培育和建設農村各類商品市場，并使之形成結構適宜、功能配套、協調產銷的有機體系，使各類市場能充分發揮功能作用。二是培育和建設要素市場，以促進生產要素在農村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農村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水平。三是建立市場宏觀預測系統和信息網絡系統，對全國及各地農產品流通和市場供求狀況進行及時準確的預測和傳導，以指導農戶生產和消費，調節供求，減少市場波動，促進和形成川流不息的農產品市場大流通。其次，強化法制意識，構建完整農業立法體系。農業工業化進展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農民是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村的穩定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因此，加快法制建設，能順利推進農業工業化進程。一是依法減輕農民負擔，積極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農民的負擔問題在現實中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這方面立法的難度較大。雖然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立法的要求，而且社會各界要求立法的呼聲很高，但過去幾年這方面立法的進展并不大。該立法的重點應是深化農村稅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稅輕費重、費大于稅的現象。完善農業稅收政策，代之以統一的農業“土地稅+產品稅”形式；明確規定農民負擔的項目，三提五統外不允許有其他向農民收費的項目，三提五統要嚴格限制在農民純收入5%以下。二是依法規范農村經濟組織，盡快推進農業工業化。組織建設法制化是發達國家對經濟組織實行宏觀管理而運用的最重要的調控制度，各國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保護農村組織的健康發展。中國還沒有關于農業微觀經濟組織的專門法律，這不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和微觀經濟組織建設的客觀需要，應盡早制定農村經濟組織法，為政府對其管理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為農業微觀經濟組織活動提供有效的法律規范，為組織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

參考文獻

[1] 劉茂松等.農業產業發展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 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問題[M].湖南出版社，1991.

第7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以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為指導，在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建構的四個維度，并嘗試運用AHP法確定評價指標權重。這一評價體系的建構，有助于客觀認識和把握我國農民發展的現狀，為針對性地促進農民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農民；發展；AHP法；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3）04011207

人的全面發展，是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在當代中國人的發展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發展是首要問題。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民的主體意識得到確立并逐步增強，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但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如何客觀評價農民發展的現狀，找到制約農民發展的“短板”，促進農民更好更快地發展，需要有一套相對完善的評價體系進行監測和分析。基于此，筆者嘗試運用AHP法提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建構思路。

一、農民發展的評價維度

構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首先要了解農民發展的內涵。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為考察人的歷史活動提供了基本方法，也成為構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理論指導。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理論范疇，其主要內容有：人的需要的全面發展、人的實踐活動及其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農民發展是人的發展在農民這一群體的具體體現，它既具有一般的共性的人的發展的內涵，又具有農民群體獨特的個性特征[1]。

（一）農民的需要的發展

“需要”是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物有機體所共有的一種特性。人的需要是人的社會性的自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活動的內在動因，它在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斷得到提升和豐富。人的需要的全面發展主要表現為人的需要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因為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擺脫貧困解決溫飽并不斷提高物質

生活水平一直是中國多數農民的主要需要。以后，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民的衣食住行等溫飽需要基本得到滿足，但他們對醫療、養老等方面的需要在現階段表現得更加突出。精神需要是人們對認知、道德、審美、情感、信仰等精神生活的需要[2]。當前中國農民的精神生活總體上是健康向上的，主要表現是主體性提高、文明性增強、精神需求增長等。但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原因，農民精神生活領域還存在精神支柱缺失、精神生活空虛、精神生活設施缺乏等問題[3]。

人的需要的不斷豐富與提升，推動著滿足需要的活動范圍的擴大、勞動能力的提高和社會關系的豐富以及人的個性的增強，進而推動著人的全面發展?，F階段，中國農民的需要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次，需要大力培養和引導，使之成為促進農民發展的內在推動力。

（二）農民的實踐活動及其能力的發展

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實踐活動的全面發展表現為實踐的內容和形式充分達到豐富性、完整性和可變動性，而不是貧乏化、片面化和固定化[4]。在自主活動條件下，個人能夠適應不同的勞動需求并且在交替變換的職能中使自己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馬克思把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看作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核心。所謂能力，是人的綜合素質在現實活動中表現的正確駕馭某種活動的實際本領和能量[5]。中國封建社會農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限制了農民的活動范圍，落后的生產力水平限制了農民的活動形式，植根于農業文明深處的傳統文化制約了農民的能力培養，造成了農民階層整體上目光短淺，思想狹隘，行為具有被動性，缺少靈活應變的技巧，對自身能力缺乏自信心。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思維方式和觀念也相應發生了轉變，但在有些方面仍然不適應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要求：一是許多農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體制轉軌的磨合期，陳舊保守、滿足現狀、小富即安的思想比較嚴重，缺乏自強、自立和進取精神；二是大部分農民受教育程度較低，學習能力不強，接受和應用農業新技術、新成果的能力較弱。所以，農民要不斷擴展自己的實踐活動范圍，在實踐過程中提升自身的能力。

（三）農民的社會交往的發展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人的全面發展必然包括人的社會關系的高度豐富和發展。人的社會關系本質的生成離不開人的交往活動，人的交往活動是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前提。交往是指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的個人、社會集團、民族、國家間的相互來往、相互作用、彼此聯系的物質和精神交流活動，在這一過程中相互形成的一定關系就是包括生產關系在內的廣義的社會關系[7]。中國農民長期生活在比較封閉狹小的環境中，交往范圍十分有限，交往對象主要是同村落的村民和家族親屬，交往形式主要是面對面地直接交往，交往需要不如城市居民那樣強烈。隨著市場經濟和大眾傳媒在農村的發展，各種新信息、新觀念沖擊著農民的傳統思想，他們感覺到了社會交往的重要性，強烈地想與外界進行交往。但他們的這種需要因戶籍制度、生活背景、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而不能得到很好滿足。馬克思強調：“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系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 [8]“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盵9] 同樣，農民要實現發展，必須不斷突破血緣和地緣關系，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交往，同無數其他個人從而也就是同整個世界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進行普遍的交換，擺脫個體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狹隘性，在交往中形成豐富而全面的社會關系，實現與他人在心理、情感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啟發，以充實、完善和發展自己。

（四）農民的個性的發展

人學理解的人的個性，是指人的個體主體性，是人作為活動主體在對客體的作用過程中所表現的一種主動作用，其基本特點是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10]。人的個體主體性發展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皞€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11]。中國農民無論是從政治層面、文化層面還是教育層面看，其個性發展仍然受到較多傳統文化的影響，自主性較弱，基本的生活條件又決定了農民與先進文化無緣而缺乏創造性。農民只有自強自立，充分發揮其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自覺地融入到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大潮中，才能不斷提升自身，實現個性獨立。

農民的需要是農民進行實踐活動的內在動因；農民的實踐活動決定著農民能力的發展，也是農民社會關系形成的基礎；農民的能力是滿足農民需要和擴展農民活動領域的重要條件，也是影響農民個性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民的社會交往制約著農民實踐活動及其能力的發展；農民的個性在自身的實踐活動和社會交往中形成發展，又反過來對實踐活動和社會交往產生影響。這四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制約。

二、農民發展評價指標的選取

農民發展問題涉及農民的物質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等諸多方面，它們相互關聯、相互影響。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建構必須考慮到多種因素，遵循科學、合理、實用的原則，以全面、客觀地反映農民發展的真實面貌。

（一）農民發展評價體系建構的原則

1.導向性原則

導向性原則是構建評價體系的重要指導思想，其含義是指充分利用評價目標，對政府及基層的農村工作起導向作用。具體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落實農民發展的具體目標，體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二是確定與農民發展相關的要素指標體系和權重數值，客觀反映農民的發展水平，以查找農民發展中存在的不足與問題，為進一步改進農村工作提供參考。

2.實事求是原則

在對農民發展程度進行評價時，必須采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從客觀實際出發，獲取真實信息，抓住本質的東西進行分析。我國地域遼闊，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大，農民個體發展差異也較大，在評價農民發展程度時要盡可能選取具有共性的、可以比較的綜合指標具體量化，力求研究結論的客觀性與代表性。

3.可操作性原則

農民發展評價需要測評的方面很多，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在構建農民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時，一是要把龐大、復雜、繁瑣的指標體系簡易化、明細化，抓主要因素，舍次要因素，突出目標的本質屬性；二是各項指標盡可能數字化，避免文字描述，以便進行實際觀察、測定，使測評工作更為準確。

4.概況性與全面性原則

農民實現發展的條件是綜合性的，既包括個體農民實現發展的條件，又包括群體農民實現發展的條件；既包括農民實現發展的主體條件，又包括外界客觀條件。因此，在指標的設計上要堅持概括性和全面性相協調的原則，全面反映農民的發展狀況。

（二）農民發展評價指標的篩選

目前國內外衡量人的發展程度的參照指標較多，比如，GDP、貧困發生率、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收入不平等指數、物質生活質量指數 PQLI、社會進步指數 ISP、人類發展指數 HDI，等等。但這些指標只涉及人的發展的某一方面，或以衡量人的類發展程度為目的，不能完全說明中國農民發展的程度。在考慮中國農民發展的實際狀況，并借鑒目前學界已有的相關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按照農民發展的四個評價維度嘗試提出農民發展的具體指標（表1）。

1.農民需要發展的指標

人的需要的滿足程度與其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按需要對象分，人的需要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農民物質生活質量高低用農民人均純收入、住房成套率、恩格爾系數、農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占農業總人口比例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等5個指標衡量。農民人均純收入是反映農民收入狀況的最具總體性、可比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指標，直接反映農民家庭經濟殷實程度和生活水平狀況。住房成套率是指居住成套住房的居民戶與居民總戶數之比。成套住房是指同時擁有安全飲用自來水、電網輸送電力、衛生燃氣、電話、專用衛生廁所等居住功能齊全的住房。住房成套率可以避免人均住房面積只反映居住大小、人均鋼筋結構面積只反映住房結構變化而不能反映方便生活、改善衛生條件等缺陷，應該說是今后農民居住條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12]。 恩格爾系數不僅能夠反映農民的日常消費結構，還可以衡量農民生活的富裕程度，比重越小說明生活越富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和農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占中國農業總人口的比例能夠反映農民在溫飽需要滿足后醫療、養老等需要的滿足程度。

精神生活質量表示精神生活滿足個人精神需要的客觀程度以及個人對這種滿足狀況的主觀感受[13] 。德謨克利特強調，幸福的居處是在我們的靈魂之中。人的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個人實際收入的多寡，但如果沒有相應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進步，單純的經濟發展將可能導向功利主義、惟利趨向，尤其在“小農意識”普遍存在的農村，精神生活質量尤為重要。本文設計農村文化機構設置數量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滿意度衡量農民精神生活質量。農村文化機構包括鄉鎮文化站、農村集鎮文化中心、群眾業余演出團隊等，提供了滿足農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教育文化設施和進行精神生產的基礎設施。

2.農民實踐活動及其能力發展的指標

實踐的多層次、多方面是人的多種多樣的規定性形成的根源。就業結構與收入構成是反映農民實踐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農民以往的實踐活動主要是圍繞傳統農業生產勞動展開的，實踐范圍比較窄，實踐層次比較低，實踐能力比較弱，造成了農民的發展相對緩慢和滯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農民在農閑時間外出打工，實踐范圍有所擴展，但受到自身文化程度偏低和職業技能缺乏等因素限制，只能干一些臟、累、險工作。所以，這里用農民在非農產業就業比率和非農產業收入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例表示農民的就業結構與收入構成。

人在進行社會實踐活動時必然會發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恩格斯曾指出，全面發展的人，應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14]。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首先表現為體力和智力相結合的全面發展。有學者研究發現，在促進農業技術效率增長方面，智力要素的貢獻比身體要素的貢獻高2倍左右[15]。 所以，本文選擇高中及以上學歷占農民人口總數的比例衡量農民的智力發展水平。但農民的勞動能力不僅僅是文化程度有多高，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將所擁有的文化知識以及掌握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因此，這里選用農民家庭人均主要產品產量進一步說明農民勞動能力的強弱。

生產勞動是實踐的根本形式和首要形式。勞動方式是勞動者使用生產工具并作用于勞動對象的形式。農民的勞動方式直接取決于其技術水平及生產工具。傳統技術條件下，犁、鐮、鋤等是農民最主要的生產工具，農民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和農業技術的進步，使農民節約了勞動時間，減輕了勞動強度，增強了生產能力，提高了收入水平，也改變了社會角色，勞動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這里選用主要農業機械使用率和農業新技術推廣率衡量農民勞動方式的發展程度。

3.農民社會交往發展的指標

馬克思認為，交往是人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如何交往，決定了人的發展。人們的社會活動范圍越小，社會交往能力越低，人身依附性就越強。人的社會交往的發展表現在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上。中國農民的社會交往相對比較狹窄，在戶籍制度限制下鄉土社會成了農民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固有的全部人生舞臺，互動關系的紐帶僅限于血緣與地緣。但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從事其他產業的機會增多，他們的交往越來越突破血緣和地緣關系，從本村、本鄉鎮擴展到本縣市、跨縣市再到跨省，基于業緣關系的交往越來越多。而且，隨著交往距離的增加，農民進行社會交往的工具也越來越現代化，移動電話、家用計算機等通訊傳媒工具越來越廣泛地被農民接受和使用，農民社會交往的空間與視野大大拓展。所以，可以從交往關系和交往工具的變化評價農民社會交往的廣度。

在農民社會交往的深度方面，本文選擇農民社會流動的垂直流動比率進行表示。社會流動指的是人們在社會關系空間中從一個地位向另一個地位的移動。按照流動的方向，社會流動包括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兩種形式。社會流動可以克服人的自身局限、地域局限、職業局限和社會關系局限，為社會位置較低的弱勢群體成員處境的改善提供平等的機會，為優勝者的勝出提供有效的途徑，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16]。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民因二元化制度安排缺乏改變其身份及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改革開放后，農民的社會流動程度明顯提高，社會交往的空間、對象和方式都有了重大變化。據統計，到2011年10月，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數量已達2.4億[17]。 然而，絕大多數農民流動還停留在水平流動階段，改變社會地位的垂直向上流動太少。也就是說，農民到城市里打工，收入增加了，生活狀況改善了，但自身的社會地位并沒有改變，只有極少數人能在城市站穩腳跟，慢慢融入當地的生活，實現自身社會交往的深度發展。

4.農民個性發展的指標

主體性是人作為主體的根本屬性。認為，對于現實的個人來說，人和主體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并非每個人都是現實的主體。只有當人具有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并現實地作用于客體的時候，他才可能成為活動的主體，具有主體性。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主體就必然要具備主體性的基本特征。實行以后，農民作為農業生產主體

的自主性大大增強，但單家獨戶的生產模式因信息不靈、勢單力薄而缺乏市場競爭力，難以應對市場的千變萬化，所以許多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或農民專業協會，增強了自身的市場談判能力，改變了在與基層政府、市場組織等社會各利益主體的博弈中的不利地位，這反映了農民合作意識提高，組織化程度增強。所以，本文用農民參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比率說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在現代社會，農民的利益訴求已不再單純局限于經濟領域，他們為了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要求公平對待、公平競爭、維護合法權益的愿望日益強烈，民主意識和主體意識日益增強，熱切希望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實現自身政治價值。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其重要作用就是要廣大農民參與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管理，行使和保障自身的民利，自主決定事關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本文選用農民參與基層民主選舉率描述農民的政治主體性發展程度。

三、基于AHP 法的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建構

（一）運用AHP 法確定各指標權重

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由眾多基本指標組成，各項指標在農民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和相對于其它各指標的重要性不同。本文采用AHP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層次分析法）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

首先，依據相關專家的建議，運用9標度法構造判斷矩陣（表2）， 計算各層次指標的權重系數。

應用層次分析法時，要檢驗權重系數的邏輯性。一般認為，當CI

其中m為受檢驗層次的子目標數，為最大特征根， 為該層子目標成對比較判斷優選矩陣的特征根。

運用上述公式，對一級指標權重系數檢驗，可以得出：

為了度量不同階判斷矩陣是否具有滿意的一致性，還要引入判斷矩陣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值，即RI值（表4）。1，2階判斷矩陣總具有完全一致性。當階數大于2時，判斷矩陣一致性指標與同階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之比稱為隨機一致性比率，記為CR，其計算公式為：

CR=CIRI

當CR

所以，可以認為第一層目標各項權重判斷無邏輯錯誤。依此類推，運用此法逐步檢測第二層、第三層子目標權重系數也都無邏輯錯誤。

（二）指數標準化

由于農民發展評價體系涉及大量相互關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評價指標，各指標具有不同性質且計量單位不同，為了消除量綱和指標正負向的影響，需要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設標準化值為X，指標的原始值為Xi，指標的最大值為MaxX，最小值為MinX，則計算公式表示為：

（三）農民發展綜合評價結果

設Ci為第i個指標的組合權重，m為評價指標的個數，Pi為第i個評價指標的測量值，則評價對象的綜合評價結果：

綜上所述，農民全面發展評價體系計算方法為：

農民發展程度是多因素、多指標的綜合反映，只有從多個角度科學篩選農民發展評價指標以構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才能較為準確地反映農民實際發展狀況。

四、構建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意義

農民發展指標的選取及評價體系的建構，是農民發展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對于客觀認識中國農民的發展狀況，促進中國農民更好更快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具體化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研究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并不是一句籠統抽象的口號，而是要切實推動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實現發展。農民群體的發展是現階段中國人的全面發展的首要問題。農民發展評價體系既可作為農民發展的具體目標，又可作為農民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評價標準，是過程和目標的統一。由此，人的全面發展也由理論的抽象走向理論的具體，從普遍意義的類的發展深入到特殊的社會群體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其內涵和實質。這是人的全面發展研究從理論到實踐的研究范式的轉換， 從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的轉變，從一般到特殊的研究對象的轉換，進一步推進并深化了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研究。

（二）細化農民發展的目標和措施

通過農民發展評價體系的監控、評價和預測，可以從年份、職業、區域等多個角度對農民發展水平進行橫向、縱向比較。這一體系的運用，能夠較為具體、清晰地顯示出中國農民的發展狀況，使我們從整體上了解農民發展的進步、不足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發現制約農民發展的主要因素，明晰不同時期、不同地區農民發展的優勢與不足，從而為政府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有益的決策參考和借鑒，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時效性，抓住關鍵所在，強化薄弱環節，取得突破性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研究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新的課題，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進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比較系統的研究還很少，關于農民發展的評價體系的研究則更少，缺少相關的權威性資料和文獻。本文嘗試提出的這一研究框架，總體上仍顯粗糙，一是指標選取缺乏相關的權威研究支持，二是對影響農民發展的諸多因素的關系研究也不夠深入，指標權重有待商榷。這需要在以后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中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以提高其適用性和科學性，逐步達到對農民發展狀況做出全面度量與科學評價的目標。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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