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貨幣政策的建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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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外部沖擊;貨幣需求;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3-0039-02
1 引言
貨幣需求與相關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不僅是貨幣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內容,在我國當前以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情況下,貨幣需求的變動更直接影響到人民銀行對貨幣供給的調控行為,進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產生重要影響。隨著近年來經濟改革和開放進程的加速,我國經濟與金融更多地融入到全球化進程當中,由此帶來的金融創新和資產多元化使貨幣需求的變動與決定機制日趨復雜。
特別是隨著這次由信用擴張和金融自由化膨脹引發的次貸危機的蔓延,全球資本流動不確定性加劇。我國自身的經濟增長受到波及,貨幣需求變動朦朧化,對其估計又增技術性難題,這也讓我國貨幣當局對貨幣政策的把握有所遲疑。在此背景下,對外部沖擊下貨幣需求的影響因素分析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已有文獻中,既有對我國貨幣需求的研究既形成了一些共識,同時也存在諸多的爭論。本文認為,產生爭論和分歧有研究方法、研究樣本選擇等存在差異的原因,也有我國經濟發展與變革背景下貨幣需求影響機制不斷變化和復雜化的原因。
采用基于VAR模型的實證方法,基于新的經濟形勢對我國貨幣需求的變動與決定機制進行檢驗。文章把國際石油價格指數、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聯邦基金利率等更多的外部因素納入考慮范圍,力圖對我國貨幣需求長期和短期變動的原因,貨幣需求與相關經濟因素之間的因果聯系,以及這些因素影響貨幣需求的動態過程等做出解釋并給出相應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議。
2 理論基礎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的貨幣需求(MD)可以分解為國外對本幣的需求(Mf)和國內對本幣的需求(Md)。國外對本幣的需求源于對本國商品、服務和金融資產需求所致,主要為實際有效匯率(ER)、外幣利率(FED)和本幣利率(R)的函數;國內對本幣需求,主要取決于本國的實際GNP或GDP、(預期的)通貨膨脹(πe)和本幣利率(R)等因素。由此可見,在開放經濟下,一國的貨幣需求函數可以表示為:MD=Mf(ER,FED,R)+Md(GNP,πe,R)。
關于貨幣需求波動影響因素的理論:利率、匯率效應方面:當國外利率與預期貶值率上升時,國內居民與國外居民都傾向于增加持有外幣與國外資產。故開放條件下國外利率與匯率的預期貶值率對貨幣需求的影響都是負向的。Macibiny提出“貨幣需求的資產組合調整效應”,本幣貶值將提高以本幣表示的國外資產價格,同時將降低以外幣表示的本國資產的價格,因此這將導致以國內資產替代國外資產從而增加對本國的貨幣需求。石油價格效應:石油價格上升會造成市場整體價格的上升,近而造成市場流動性增強,利率有上升的趨勢,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根據弗里德曼的需求理論可以造成整個貨幣需求的上升。
上述理論大都是西方經濟學家針對本國的實際情況得出的理論研究,因此有必要展開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性問題的實證研究,以期對于我國當前貨幣政策的制訂以及開放經濟下貨幣政策框架的重新構建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嘗試。
3 基于外部沖擊的我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實證分析
在描述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擾動的動態影響方面,協整檢驗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是合適的計量方法。
本研究的樣本期為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包含五個變量:國際石油價格指數(OIL)、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ER)、貨幣供應量(M2)、聯邦基金利率(FED)和國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其中,國際石油價格指數的數據來自IMF;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數據來自BIS;FED來自美聯儲;貨幣供給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對于貨幣供給量取對數后消除其季節性因素;其余的因素均去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
3.1 模型設定
我們采用一階差分平穩變量來構建結構VEC模型。根據單位根檢驗是可以得出,所有的變量都是非平穩,單整的,為避免偽回歸現象必須進行協整檢驗并得出協整方程,VAR模型下可以得到最優滯后期為1期。在滯后期為1的約束條件下可以得到五個變量之間是協整的。此表第一行原假設是沒有任何長期均衡關系,數值是129.0852,在5%顯著性水平下已經被拒絕,說明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第二行的原假設是最多存在一個協整向量,假設被拒絕,依此類推最終可以得出這五個變量之間存在四個協整向量。得出的協整方程為:
Log(m2)=0.077er+0.012r-0.0027oil-0.012fed+0.036@TREND(94Q2)
根據協整方程可以得出,人民幣匯率對于貨幣需求有正向的影響,本國利率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為正向,而石油價格和聯邦利率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是反向。協整方程代表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的長期均衡關系,由于各種擾動(如政府的政策調整、經濟層面的擾動等)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并不總是處于該路徑上,而常常會在短期內偏離該均衡路徑。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我們構建VEC模型,其兼顧描述了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的偏離。誤差修正模型方程為:
D(DLOG(M2,1,4))=A(1,1)*(B(1,1)*DLOG(M2(-1),1,4)+B(1,2)*D(R(-1))+B(1,3)*D(FED(-1))+B(1,4)*D(ER(-1))+B(1,5)*D(OIL(-1))+B(1,6))+C(1,1)*D(DLOG(M2(-1),1,4))+C(1,2)*D(R(-1),2)+C(1,3)*D(FED(-1),2)+C(1,4)*D(ER(-1),2)+C(1,5)*D(OIL(-1),2)+C(1,6)
3.2 實證結果和檢驗
3.2.1 脈沖響應分析
基于上述VEC模型,我們進行沖擊效應分析,能夠更直觀地描繪擾動下的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的變動。
根據脈沖響應函數可知:聯邦利率增大一個標準差時,會造成貨幣需求量下降,在第二季時開始恢復,滯后慢慢震蕩。而有效匯率增大一個標準差時則會造成貨幣需求量上升,在第三季達到頂峰滯后慢慢恢復,但其影響一直會造成貨幣需求量的上升而不會下降。而當石油價格上升時,則會在第二季時使得貨幣需求量較大程度下降,在第四期時漸漸恢復,直至逐漸恢復。而國內一年期定期利率的變化也會造成貨幣需求量在第一期內上升后期慢慢恢復,但是影響程度不大,往復程度較小。
3.2.2 方差分析
方差分解將系統的預測均方誤差分解成系統中各變量沖擊所作的貢獻,從而了解到各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即變量的貢獻占總貢獻的比例。可以得出,對于消除了季節變動的貨幣需求量,國際油價在兩期內對當期貨幣需求量的影響逐漸增大,第二季達到20%,而后遞減決定程度仍然較高,即整個國際油價變化對貨幣需求的影響較大。而聯邦利率,有效匯率,國內一年期利率基于脈沖響應分析的基礎上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較小,不到5%。在貨幣需求的滯后項則對貨幣需求的影響較大,即外部沖擊對于貨幣需求的變化只能解釋不到30%,在我國由內部因素解釋的貨幣需求的變化較大。根據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更注重內部的持久性收入以及國際油價水平,而對其他的要素的關注少些。聯邦利率變動、匯率變動不應當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4 結論與評價
4.1 結論
本文采用協整檢驗、VEC模型估計和沖擊響應分析等技術方法,驗證和模擬了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外部沖擊下貨幣需求的動態變化歸結為以下兩點:
(1)在所有研究因素中,貨幣需求的滯后項對貨幣需求的影響較大,且持續時間長,對貨幣需求變動的貢獻超過了70%。利率變化對動態貨幣需求影響依舊較小。根據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對貨幣需求影響較大的因素主要集中于國內持久性收入水平。
(2)外部沖擊與貨幣需求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而且在外部沖擊因素中:國際油價波動對貨幣需求變動的短期影響較大。由于資本項目的限制,聯邦利率、有效匯率基于脈沖響應分析的基礎上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較小,幾乎不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但有擴展趨勢。
4.2 原因分析及對策
(1)國內利率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較小,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名義利率非市場化,并非市場利率那樣隨通脹率進行調整,不能夠很好地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二是當前資產結構比較單一,貨幣的替代資產種類缺乏,并且貨幣資產向其他資產轉化的交易成本較高。對應要提高利率彈性,需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及資產結構調整。
(2)國外利率美元存款利率進入我們最終的估計模型中,但是其對貨幣需求的影響十分微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對存款利率還存在上限的管制,盡管其它絕大部分利率都已經市場化。基于此,央行需較少關注外國利率的穩定,更多地關注各種實際沖擊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這會賦予央行更多的貨幣政策空間。
(3)匯率從實證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都還沒有顯著地影響貨幣需求。但是在我們得到的最終模型中,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確實引致了更多的貨幣需求。這反映了兩方面的基本事實:一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外匯的持續流入,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增加,激勵了銀行貸款供給的增加,從而導致“貨幣供給創造貨幣需求”;二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存在“貨幣替代”現象,即將外幣存轉化為人民幣存款。基于此,央行需持續關注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4)國際石油價格變動對我國貨幣需求的傳遞率較高,國際石油價格的漲跌會顯著和迅速地影響貨幣需求。因此,需要密切地關注國際石油價格的變化趨勢,特別是對世界經濟止跌回升之后國際石油價格的恢復性上漲及其對我國貨幣需求的強勢影響應給予足夠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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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貨幣供給；內生性；政策建議
一、引言
我國學者對于貨幣供給內生性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中央銀行為治理通貨緊縮而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盡如人意。而自從2006年開始，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并影響到整個經濟體，房地產、股票價格被抬高，然而貨幣政策效果仍不明顯。因此，研究貨幣的內生性，即貨幣供給的數量由經濟主體根據經濟活動的需要內生地決定，中央銀行不能自助決定貨幣供給的數量，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模式的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乃至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的內生性分析
根據現代貨幣供應理論，貨幣供應量M=B×K（B表示基礎貨幣，K表示貨幣乘數）。因此基礎貨幣是決定貨幣供給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來說，中央銀行能夠完全控制基礎貨幣。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再貸款，二是外匯占款。
1．再貸款。我國中央銀行的再貸款額度等于貨幣發行量和存款準備金之和。再貸款是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總資產的60%，當商業銀行普遍要求中央銀行增加再貸款時，中央銀行為了防止經濟衰退，不得不滿足商業銀行的要求。這種倒逼機制使得我國貨幣供給初現內生性。
2．外匯占款。雖然我國實施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浮動區間并不大，且從貨幣當局的實際操作來看，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仍然是貨幣當局的目標。我國外匯占款逐年增加，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的比率也逐年增加。這就說明，這種外匯渠道產生的基礎貨幣內生性正在逐漸增強，也就削弱了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給的主動性。貨幣乘數也是影響央行貨幣供給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貨幣乘數的推導公式：
K=M/B=(C+D)/(C+Rd+Re)=(c+1)/(c+rd+re)
其中，C為流通中現金；D為銀行存款；Rd為法定存款準備金；Re為超額存款準備金；c表示現金漏損率；rd和re表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影響我國金融業的幾個重要趨勢現象對貨幣乘數組成如下：電子貨幣的發展。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
三、貨幣供給內生性對我國宏觀政策的沖擊及政策建議
（1）貨幣供給內生性與金融開放的矛盾。近30年來，我國以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國經濟金融的開放程度逐步提高，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我國2008年以來產生的通貨膨脹也與近兩年我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有關。這就要求貨幣當局適當增加匯率彈性，減少外匯占款。（2）貨幣供給內生性與中間目標的可控性。要求我國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建立完善的利率調控體系，形成中央銀行直接決定的外生基準利率，以及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水平和利率體系，使利率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中間目標。（3）貨幣供給內生性與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之間的矛盾。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都使得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央行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再貸款的等政策工具的敏感程度降低，也就使得這些貨幣政策達到最終目標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減小。
四、小結
本文對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兩個方面對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做了分析，并對由貨幣供給內生性帶來的宏觀調控沖擊給出了政策建議。本文認為我國目前仍然存在的“倒逼”機制和數額巨大的外匯占款引起了基礎貨幣的內生性，而電子化貨幣的發展擴大了貨幣乘數，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以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都削弱了商業銀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敏感程度。中央銀行需要減少對外匯市場的直接干預，使匯率形成市場化；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采用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完善公開市場業務的市場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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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貨幣金融市場 現狀 政策建議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貨幣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在龐大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強大壓力下，現有貨幣金融體系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金融業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研究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現狀及政策建議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鑒于此，筆者初步探討了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現狀，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一、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體系的現狀
目前由于我國貨幣市場運行機制的不暢，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體系的現狀也不容樂觀，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我國金融市場不統一、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監管不到位三個方面，其具體內容如下：
（一）金融市場不統一
我國金融市場由于受發展程度和體制因素的制約，參與主體不夠廣泛，市場容量有限，目前為止貨幣市場仍然處于一個相對割裂的狀態，整個貨幣市場不能真實的反映貨幣供求狀況，難以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足夠的“沖力”。就整個貨幣市場而言，貨幣市場包括很多子市場，由于貨幣各個子市場之間的有機聯系被切斷，大多數貨幣子市場仍然處于分業經營階段，嚴重影響了金融發展的進程。加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的分裂，不同市場上的利率不同，導致資金的利用效率也較低。
（二）金融體系不健全
我國資本市場起步較晚，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我國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如金融結構類型偏商業銀行機構、銀行所有制結構偏國有銀行，銀行貸款對象結構偏國有大型企業貸款等，金融體系建設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致使利用金融市場這條途徑傳導貨幣政策的渠道受限，導致金融水平低下，影響了貨幣政策傳導的效能。
（三）金融監管不到位
金融監管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當前我國金融監管理念在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問題，監管內容和范圍狹窄，缺乏有效金融監管的條件，對貨幣市場的監管還處于事后監管的階段，金融監管的總體水平不高。另外，我國貨幣市場的監管者同時也是經營者，監管過度與監管空白并存，難以體現監管的客觀性以及有效性，影響了金融監管作為一個系統整體運作的效果。
二、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的政策建議
我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對貨幣政策機制具有重要的影響，針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體系的現狀，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的政策可以從統一貨幣金融市場、健全貨幣金融體系和加強貨幣金融監管三個方面入手：
（一）統一貨幣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的統一進程成為當代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金融發展的主流，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應統一貨幣金融市場，使金融市場成為一個整體，保證各個貨幣市場之間的相通與相容性。在統一金融貨幣市場中，要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方面，貨幣市場應成為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優先目標，加強各個貨幣子市場之間的聯系，應以利率統一為切入點，通過循序漸進的放松管制達到利率市場化的目的，促進貨幣市場統一。另一方面，要加強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的有機聯系，使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在功能上相互補充，有效發揮貨幣市場的作用，并進而帶來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
（二）健全貨幣金融體系
貨幣金融體系構成了金融活動的總體框架，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應健全貨幣金融體系，從根本上提升中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我國的貨幣市場發展很快，交易迅速擴大，健全貨幣市場結構，首先，市場需要多元化投資主體，要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多元化的市場主體，政府應放寬對貨幣市場主體資格的審查，加強貨幣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其次，就是進行金融工具創新，徹底改變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工具單一的局面。最后，就是在金融工具創新的過程中應注重各個金融工具之間的互通，進而促進貨幣資金在各個不同市場之間的自由流動。
（三）加強貨幣金融監管
加強對貨幣市場的監管是一國金融穩定的前提條件，對于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健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應加強貨幣金融監管，保證金融業安全高效穩健運行。加強對貨幣市場的監管，一方面要盡快出臺規范貨幣市場的相關法律規范；另一方面應盡快成立一個專業的貨幣市場監管機構，實現對金融機構及其從事的金融業務持續有效的監管。其中，制定規范貨幣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應在立足當前的貨幣金融市場體系的基礎上，使法律規范具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監管機構對貨幣市場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則應在公共、公平、公開的前提下依法處理。
三、結語
總之，貨幣市場作為一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金融體系的改革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貨幣市場發展滯后已成為制約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新的金融環境下，為進一步發揮貨幣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應盡快制定出完善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的政策，健全貨幣市場結構、統一貨幣市場以及加強對貨幣市場的監管，以促進貨幣市場運行機制的順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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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美國股市延續漲勢，其中道瓊斯工業指數上漲1.29%，收盤報于16697.29點，標普500指數上漲1.13%，收盤報于1951.70點，納斯達克[微博]指數上漲0.87%，收盤報于4582.21點。黃金震蕩為主，收盤以不到0.1%的跌幅報每盎司1238.80美元。
舉世矚目的G20會議今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央行[微博]行長周在會議前召開新聞會。中國央行從2019年底開始，連續多次降準降息，并不斷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但相對于美元近些年的強勢，人民幣并沒有太大幅度的貶值。
中國央行在記者會前向媒體提供的一份問答表示央行的貨幣政策是處于穩健略寬松的狀態，貨幣政策仍有空間和工具，中國繼續實施穩健的宏觀政策，并稱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這與中國央行一貫的立場相符。
周在隨后的新聞會上正面回應了市場關注的諸多焦點問題。問題主要針對中國外匯儲備的下滑，資本外流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各地區貨幣政策的背離，以及如何防范金融風險等。
周回應這些問題時，對于外匯儲備的減少并不擔憂，至于資本外流的情況，周則表示貨幣政策的制定主要針對國內宏觀經濟情況，不會過度基于外部資本流動來制定國內經濟政策，央行會通過各類操作使利率處于合理區間。
對于各國貨幣政策的背離以及歐日的負利率政策，周認為這是正常現象，不過，他雖然認為貨幣政策在遏制危機，加速復蘇上起到了左右，但越用越多之后，效果就會遞減。
作為中國央行行長，周的看法顯然對貨幣政策將起到重要的提示，從周的發言推測，中國央行雖然會運用貨幣政策來提振經濟，但應當會吸取日本方面的教訓，不會濫用，而央行也會牢牢的調控著人民幣的走勢，顯然，我們不用擔心人民幣會出現太大的波動。
人民幣雖然在1月出現了較大的波動，但央行仍然控制住了貶值的勢頭，年內人民幣將大概率維持 6.3到6.8區間的運行。
日內除了G20會議以外，晚間的美國數據也是市場關注的焦點，數據包括美國第四季度實際GDP年率，美國第四季度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等一系列數據以及美國2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
操作建議：
黃金
黃金昨日以震蕩為主，不過當日波幅依然不小。從四小時圖形上看，昨日基本以較長的上下影線為主，多空膠著狀態明顯。早盤時間段黃金小幅上漲，四小時圖終于收出比較明顯的陽線，表明上行力度初步確立，一旦歐盤回撤1232企穩，將是較為合適的再次進場做多黃金的機會，止損1227，目標1246。
澳元兌美元
周四澳元漲勢明顯，再度回撤下方支撐并企穩，日線突破前期實體阻力位，都意味著澳元將有進一步上行的機會。從四小時圖形上看，澳元日內回撤位置在0.7190到0.7210之間，日內可在此區間內尋找做多的機會，止損0.7170，目標0.7320。
紐元兌美元
紐元昨日大幅上攻，日線收在震蕩區間阻力0.6720附近。今日早盤紐元延續強勢，并在四小時圖上出現了實體突破震蕩區間的力度，由此打開了新的上行空間，日內上行第一目標將指向0.6800的測試，操作時等待0.6720回踩做多，止損0.6690，目標0.6800。
第5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股市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6-0170-01
1 理論綜述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指央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對中介目標的調控來實現其最終目標的實現。對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Mishkin(2001)把傳導機制歸為以下三類：利率渠道，非貨幣資產價格渠道（即：股市渠道）和信用渠道。股票市場是現代金融市場的主要構成部分，即使央行沒有把正式把股票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股價的波動也會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貨幣政策通過股市進行傳導主要由于以下三種機制：1.TOBIN的Q效應；2. 財富效應；3.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2 實證研究
2.1 對貨幣供給量與股市關系的相關性研究
2.1.1 理論基礎，模型及數據的選擇
我國學者錢小安1998用1994年――1997年的M0，M1，M2的同比增長率與滬指，深指的同比增長率作了相關性研究，得到出的結果是樣本期內的貨幣政策與股市價格的相關性還比較弱，貨幣政策的股市傳導效應與貨幣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效力還不強。
2.1.2 實證研究及相關結果
線性回歸結果:
首先，用這三個R-squared與錢小安的研究結果做比較。在錢的研究中這三式的R-squared分別為0.0027,0.0014與0.0069。可見，從2000年起，我國的貨幣政策與股市的聯系更緊密了，貨幣政策的股市傳導機制變得更重要了。因為在這十多年中，中國股市有了很大的飛躍，無論是中國經濟的基礎面，還是股市的交易額與股民數，還是上市公司的業績與信息披露機制，都比以前大有進步，這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股市傳導機制有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從研究結果中來看，M1與上證綜指的相關性最高。M0主要由流通中的現金構成，在很大程度由企業與居民決定，央行難以對其進行直接調控，所以M0并不適合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量化指標。M1主要包括了M0與企業活期存款，是所有貨幣層次中對貨幣政策反映最敏感的，所以能作為貨幣指標，自然M1與上證綜指的相關性大大高于M0，M2與上證綜指的相關性。
再者，從這三個R-squared值來看,即使是最高的值也不過為0.3375。從而可以看出，我國股市與貨幣政策的聯系還是較為薄弱，貨幣政策對股市的影響也還遠遠不夠。這有待于資本市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及深化來解決。
2.2 GRANGER因果分析
2.2.1 理論基礎，模型及數據的選擇
本文已經進行了數據的相關性檢驗，但是即使是兩個高度相關的數據也不一定就存在因果關系，因此進行因果檢驗很有必要。下面將采取完全相同的數據來進行GRANGER因果分析。因為GRANGER因果分析的結果與所選擇的滯后期關系密切,所以為了得到平穩的結果,本文將選用從3-7期的滯后期分別進行檢驗，以避免只選用一個滯后期所帶來的隨機結果。
2.2.2 實證研究及相關結果
在計量經濟學,當GRANGER 檢驗相對應的概率小于0.05時,就可以拒絕原假設,當概率大于0.05時,就認為不能拒絕原假設。由此，我們得到以下結果：上證綜指不是導致貨幣政策變化的原因，可以大致認為貨幣政策是導致上證綜指變化的原因。由此，可以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股市的波動有著一定因果關系，但是影響程度還不是很大，這也可以從我國股市發展還不成熟中得到解釋。
3 政策建議
（1）我國股市的發展削弱了原有的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和利率機制，沿海地區民間信貸的發展以及這兩年來股市的牛市使得“金融脫媒”現象在我國已經開始出現，這種現象必然對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制定提出一定挑戰，央行應該逐步的把考慮股市傳導機制提上日程。
（2）要進一步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加大對中小股民合法利益的保護，并要進一步解決我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分離的問題。毫無疑問，一個健康有彈性的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3）要進一步優化貨幣政策的執行機制。央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來影響貨幣市場并通過其來間接調控資本市場。而且，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日益關注包括資產價格指數，將其作為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第6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監管職能分離后，基層人民銀行應加大對執行貨幣政策的關注和。本文通過對貨幣政策在縣域經濟傳導中障礙和原因的分析，提出改進的對策和建議。
一、貨幣政策傳導實施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貨幣政策在縣域經濟的短期效果有時可能非常明顯，但持續性、長期性效果則明顯不高。據對某縣 1996年至2002年的經濟金融發展指標分析，GDP （1990年不變價）年均增長13.47%，GDP當年價年均僅增長3.56%，僅有兩個年份GDP增幅超過貸款增幅，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僅增長1.91%，金融機構各項存款年均增長19.29%，各項貸款年均增長9.9%，貸差逐年減少，從1996年的30673萬元減少到2002年的 9851萬元，七年平均貸差為26977萬元，存貸比例和新增存貸比例均呈波動性下降趨勢（波動主要是由于 1999年至2000年全縣剝離9300多萬元不良資產所致），總體都在下降，七年平均存貸比例為136%，考慮到可比性因素，金融機構近六年的新增存貸比例都在 50%以上，2002年最低，仍為54.58%.可見，信貸的高投入并沒有帶動經濟的高增長，盡管GDP的增幅有時高過貸款的增幅，但金融機構存款的高增長和農民人均收入的低增長又從不同側面弱化了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在縣域經濟的效能。效能不高的主要原因是：
（一）縣級人民銀行在傳導實施貨幣政策過程中有誤區。一是存在畏難情緒。不少人認為，貨幣政策的制定集中在人民銀行總行，重大貨幣政策的實施操作也主要靠總行組織和推動，基層人民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具體實施和政策效果無能為力。特別是這次監管體制改革，使人民銀行員工對實施貨幣政策專業化感到力不從心，認為監管職能的分離弱化了人民銀行貫徹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二是重金融監督管理輕貨幣政策效能。近幾年由于金融風險的日益突出，金融機構“雙降”工作和金融安全區創建工作花費了金融部門的大量精力，而對貨幣政策傳導與金融監管的相輔相成關系不去深究，人民銀行的工作重點隨著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而發生偏移。三是僵化。一提到貫徹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有人認為不過是傳達、轉發文件，只照抄照搬，而不做深入的調查研究，沒有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進行深入有效的指導。四是意識不強。基層人民銀行，尤其是貨幣信貸部門的人員，一味忙于事務性的工作，而對自己所承擔的貫徹實施貨幣政策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注意到自己所做工作在貨幣政策層面上的效果和作用。五是定位不準。過去人民銀行縣支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金融監管上，且作為重中之重的工作，成效十分顯著。但是，對貨幣政策的關注卻相對滯后，認為制定貨幣政策是總行的職責，縣支行難以作為。表現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對貨幣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的調查研究不夠，對縣域經濟發展狀況了解不多，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底數不清，這將對縣支行管理職能的轉變和履行職責水平的提高帶來不利，貫徹執行貨幣政策也多停留在“務虛”角度。
（二）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體制和激勵機制不利于貨幣政策的傳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擔負著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任務，但其嚴格的信貸管理體制不利于貨幣政策的傳導；信用社信貸管理比較靈活，但不對貨幣政策的傳導發揮主要作用。商業銀行貸款營銷機制不健全，缺乏激勵機制；而風險防范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比較系統、完善，責任和利益明顯不對稱，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貸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低，銀行經營收入嚴重依賴信貸利息收入，更增強了銀行對信貸資產風險的防范，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以某縣為例，全縣只有工、農、建三家商業銀行，建行也降格為市分行的一個分理處，貸款余額僅為1226萬元，其中還有已經進入破產程序的破產債權1011萬元，工行和農行的信貸業務僅限于消費貸款、個人貸款業務，公司客戶貸款較少，在人民銀行下達的支持“三有”貸款、信用擔保機構貸款、下崗人員再就業小額擔保貸款等政策的承載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由于宣傳不到位，中介、金融機構、貸款需求方對貨幣政策知識掌握得不夠，全社會貨幣政策素質偏低。
（三）貨幣政策傳導路徑過于狹窄。近年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通過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票據市場等途徑進行，但從縣域經濟狀況看，證券市場、票據市場、貨幣市場嚴重缺乏，利率政策對經濟的震蕩作用和彈性，已經遠遠低于政策出臺時的預期，人民銀行下發的窗口指導性意見受時間和層級的阻滯又使其作用效力漸減，再貸款的作用僅限于支農，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中小企業的支持現實操作困難。農業的弱勢地位和高投入、高風險、低產出，又注定其吸納信貸資金的能力十分有限，再貼現不僅在縣級人民銀行，就是在市級中心支行也出現了零余額。因此，過窄的傳導路徑，限制了貨幣政策在縣域經濟的作用。
（四）貨幣政策的傳導環境存在梗阻。主要表現，一是國有企業機制沒有根本轉變，整體資產負債率偏高；二是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現象嚴重，社會信用觀念淡薄；三是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難；四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消費市場主導產品仍未形成，最終消費回升較慢，消費信貸難以達到有效規模，超前消費拉動經濟一時難以實現；五是社會誠信缺失，經濟運行效率和質量與貨幣政策要求的外部環境還存在不小差距。
二、強化貨幣政策傳導效能的幾點建議
（一）把握時機，為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效能創造條件
隨著經濟和金融改革的深入，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面臨很多有利條件：一是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作用日漸顯現，其組成人員逐步化，獨立性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二是人民銀行與銀監會的分離使人民銀行有更多的精力去考慮和判斷貨幣政策。三是即將修改的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和新制定的銀行業管理法，使社會對人民銀行日后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寄予厚望。
（二）深挖內潛，強化職能調整后縣支行的職責履行
人民銀行縣支行要全面理解監管體制改革，正確把握職責調整，集中精力做好調查，要對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調查研究，履行人民銀行職責。
1.盡快樹立貨幣政策觀念。伴隨著銀監會的成立，加強對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督和研究，將成為人民銀行基層行的主要職責之一。信貸政策是貨幣政策的載體，是具體化的貨幣政策，貫徹落實好信貸政策，也即間接地貫徹落實了貨幣政策。具體到縣支行，可以更多地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找準自己的位置。要嚴格拋棄那種依靠監管權力保證貨幣政策實施的依賴心理，特別是沒有機會成立監管部門的縣支行，更應該樹立貨幣政策觀念，以更好地履行調整后的職責和任務。
2.進一步關注縣域的和運行情況。要善于從錯綜復雜和不斷變化的縣域經濟發展中捕捉線索，從信貸投向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調整、信貸收支的反映、經濟金融的銜接等環節中發現問題。
3.提高基層央行員工把握和運用金融數據信息的能力。當前，縣支行要組織干部職工經濟學、金融學、統計學原理等相關知識，學習調查研究和綜合的技術與，為加強對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調查、分析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對某個時段存、貸款情況進行分析時，不能只看余額的增減，還應看增減額的增減變化，同時在分析絕對額變化時，還要注意相對數的分析。對金融形勢的分析，既要看總額的變化，還要看項目或行別在結構、比重、份額方面的變化。另外，對金融數據的分析，也應結合經濟數據去分析。
4.充分認識到各項金融服務工作也是貫徹執行好貨幣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要研究做好金融服務工作對貫徹執行好貨幣政策的作用點。要做好人民銀行與銀監會之間關于對金融機構監管的銜接工作，以便全面地履行好縣支行的職責。
（三）多方聯動，構建貨幣政策良性傳導機制
1.適當制定有利于增強實效性和地區差別性的區域性貨幣政策。為了使貨幣政策更符合區域經濟金融的實際情況，在制定和出臺貨幣政策時，在與國家的貨幣政策協調一致的前提下，授予大區分行根據本地區經濟金融運行整體狀況、特點以及貨幣政策實施情況，制定相應的區域性貨幣政策的權力以及在商業銀行業務創新上適當的審批權限，或在出臺貨幣政策時按照區域經濟的特點實行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政策，以提高貨幣政策的實效性和針對性，提高貨幣政策的實效。
2.為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創造良好的外部和內部環境。一是進一步明確和加強人民銀行貨幣信貸部門的工作職責，增強傳導手段，更好地發揮人民銀行分支行的作用，為充分發揮基層人民銀行“窗口指導”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二是要積極配合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加快信用制度建設，維護金融債權，為金融機構支持中小和個人消費信貸的增長，創建良好的外部環境。進一步規范金融機構和企業及居民個人的行為，為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創造有利條件。三是盡快建立一個政府、企業和銀行之間反應靈敏、有效溝通、協調一致的信息平臺，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更及時、權威和有效。
第7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 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 ，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 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二，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 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 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三、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第8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3月2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全球貨幣政策經過多年QE（量化寬松），眼下已到達周期尾部。對中國而言，認真思考何時、如何離開貨幣政策寬松周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2017年的三個多月來，我國已兩次全面上調政策利率，截至發稿（4月7日），央行連續十天暫停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十個工作日內凈回籠資金達4200億元，存量逆回購持續縮減。
一場關于貨幣政策變化的討論，隨即四起。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需從兩個緯度來理解貨幣政策走向。短期來看，央行上調政策利率和回籠操作在于金融降杠桿、抑制資產泡沫、協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調控銀行擴張以及跟隨3月美聯儲加息采取的適應性調整，而非貨幣政策急速轉向，市場不必過度解讀。長期來看，我國貨幣政策退出寬松、回歸常態既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也是全球大勢所趨。
那么，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的節奏、路徑如何？此后對經濟尤其樓市的影響力如何？全球性貨幣收縮又會否引發新的貨幣博弈？
經濟學家管清友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沒有預先設置好的貨幣政策，每走一步都是結合當下經濟基本面和國際因素等C合考量的結果。“不同時間，央行的側重點不同，對于貨幣政策如何回歸常態也是相機而擇，不會刻意收緊”。
貨幣政策回歸常態
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董事謝亞軒向記者表示，眼下急需捋清近幾年貨幣政策走向及其帶來的實質影響。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國家均實施了超常規QE――美聯儲多次降息、擴表，歐洲、日本等出現負利率，中國也以“四萬億”和定向降息降準等開啟了非常規貨幣政策。
2014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坦言“我們不得不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這個主要就是量寬了”。
謝亞軒認為，“量寬”的初衷在于刺激企業投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穩定經濟增長。然而在經歷了近7年的實踐后，市場卻發現其正面效果遠不如預期，同時造成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比如整體經濟杠桿率、負債率迅速攀升，資產價格尤其樓市泡沫嚴重以及資金脫實向虛、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等。
管清友分析其原因稱，當前龐大的金融市場、多業態的金融機構及其高利差，使得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無序輪動，難以流入實體經濟，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
因此，我國貨幣政策從2015年底開始回歸中性穩健，并結合財政政策發力以求穩定經濟增長。今年兩會上，周小川明確指出“貨幣政策并非萬能藥，不可過度依賴”。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周小川所言的退出寬松，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收緊、轉向，而是中長期內我國貨幣政策向常態化的回歸，即回歸更為保守穩健的狀態。
組合拳與穩步伐
那么，我國會以怎樣的方式退出寬松周期？央行“工具箱”如何用好？
謝亞軒認為，央行會通過對政策利率的操作、調整M2預期、監管上收緊MPA考核、引導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加強對商業銀行窗口指導等方式打出一套“組合拳”。其中，諸如MLF（中期借貸便利）、SLF（常備借貸便利）等工具箱中最為靈活的調節工具將被頻繁使用。而加息這一顯性的收緊信號，除非出現短期內CPI、房價等指數均遠超預期且連續數月通脹上行，否則可能性較低。
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金融學院教授丁志杰稱，除了前述貨幣工具外，央行還應適時降低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
丁志杰認為，長期上只有適時的降準才能使商業銀行下調其對實體經濟的融資利率，讓利率、利差回落正常水平，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另一個難點在于，貨幣政策應把持怎樣的回歸節奏？
管清友認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是調控貨幣，而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因此不會刻意緊縮，而是配合經濟基本面采取必要措施，等待合適的窗口時間。當然，我國貨幣政策目前也正是央行綜合通脹情況、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充分就業等多項指標充分考慮后的結果。
“措施正在商討中，急不得。”一位央行人士坦言。
按照周小川在今年兩會上的說法，貨幣當局收緊流動性將是一個漸進過程，現階段央行會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
退出寬松是世界性難題
毫無疑問，退出量化寬松是全球性的巨大挑戰。市場流動性充裕之時，一旦貨幣當局邊際收縮不慎，便可能造成資產價格斷崖式下跌和社會融資成本急劇攀升，甚至出現金融市場波動、經濟“開倒車”等情況。
因而，各國如何把握退出方式、退出節奏，成為了一門走鋼絲的藝術。
以美聯儲為例，早在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便稱“非常規貨幣政策對美國經濟既無好處也無必要，退出QE勢在必行”，而真正實施卻已是兩年半之后。并且，盡管美國經濟基本面持續向好、就業接近充分、企業盈利改善等利好條件不斷，但美聯儲的加息步伐仍高度謹慎，尤其重視對市場預期的引導。
管清友坦言，退出寬松周期對中國更是史無先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難點在于：一要穩定資產價格；二要避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大幅度攀升；三要避免人民幣匯率劇烈波動。
如此，僅央行一家之力遠遠不夠，須各部委從多層次、多領域給出更高層次的“組合拳”。
不同于前述央行工具箱中的策略性“組合拳”，中央層面的“組合拳”必須更加宏觀與長遠。諸如PPP、專項金融債以及國企改革、實體經濟減稅減負等一系列財稅和改革措施，均要適時上馬。
管清友建議，要繼續從供給側推動改革，提高實體經濟回報率；其次，貨幣政策還須協調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發力，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形成資金的正循環；再者，要尋求除房地產之外新的流動性吸納區域，如設立雄安新區以及繼續推進國企改革等。
貨幣博弈進入下半場
部分受訪專家表示，2008年以來大國央行間貨幣政策因不統一所造成的“沖突”，其根本在于大國貨幣政策間缺乏協調性，而未上升至貨幣博弈的層面。
但真正難點在于，美聯儲憑借美元在全球w系中的錨貨幣地位，根據自身經濟目標制定貨幣政策的同時，并未過多顧及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面對其政策擴散所帶來的影響，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自然處于弱勢地位。
丁志杰稱，若將中美貨幣政策的部署視為貨幣博弈，2008年以來的寬松可視為上半場；2015年美聯儲加息通道開啟和我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穩健，則開啟了下半場。此刻，我們最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上半場中，或存在資本大規模流入管理不夠到位：IMF估算2008年以來約有4.2萬億美元游資流向新興市場，其中約1/3流入中國，這部分國際套利資本穩定性較差，既造成了我國資產價格泡沫，也使得外匯儲備以負債而非財富積累的方式快速增長，弊大于利。
由此，一方面弱化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效益，大量經常賬戶出口順差收益因資本流動成本倒掛被吞噬，對外資產收益遠低于對外負債成本；另一方面，游資也成為2015年以來我國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因素之一。
丁志杰對管理資本流動給出兩方面建議：首先是在持續推進資本項目開放之下將資本流動的把關前置，適當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審核，鼓勵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本進入市場而非大規模“熱錢”的涌入。其次，短期內對資本流出采取必要管制，以實現平穩流出；但長期來看，須逐漸放開對流出端的管制，改變當下寬進嚴出的扭曲局面，增加海外投資者信心。
并且，面對未來美聯儲加息或成常態，中國應更積極地予以應對，除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外，還可考慮在經濟基本面允許前提下主動縮表。
強勢貨幣的根基
大部分受訪專家強調，改變中國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效應中弱勢地位的關鍵，還在于人民幣國際化。
管清友稱，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是綜合國力強盛的產物，是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向好、金融市場充分開放的結果；另一方面，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戰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長、農業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也強調，人民幣國際化與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相輔相成，是全球市場的自然選擇。當大部分國際投資者選擇持有人民幣作為金融資產時，各國央行必然會開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以施展貨幣政策、調控市場。
丁志杰建議，首先要摒棄過去不具備可持續性的讓利式推進行為，然后要以國際貨幣合作、金融合作的方式加強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的關聯性，讓人民幣不僅能在這些國家“進得去”，還能“留下來”。
謝亞軒認為，金融市場開放應把人民幣的可置換和債券市場開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既要充分意識到自身價值，以積極、穩健的方式推進債券市場開放，也要從監管和技術層面掃清障礙，實現債券市場與國際接軌，吸引新一輪資金的流入。
第9篇：對貨幣政策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產業政策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新常態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關鍵時期，貨幣政策與以往相比肩負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也面臨更多的挑戰。長期以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存在諸多模糊、邊界不清的問題，只有正確認識和準確處理好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深層次挖掘存在的問題并予以解決，才能進一步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貨幣政策和財政、外匯、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
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關系
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一是在宏觀調控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有特點，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時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對經濟進行調控。二是同是資金分配的渠道，都與貨幣流通密切相關，二者的出發點都在于對資金流通中出現的對有悖于貨幣流通和市場供求的現象進行調控。三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分別通過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和采用稅收增減、發行國債、調整支出規模與結構等手段實現對全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二者都是主要通過實施擴張性或者緊縮性政策，調控總體經濟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使之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但同時二者的調控范圍存在差異，在流通領域中貨幣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領域中財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貨幣政策具有鮮明的總量特征，而財政政策的結構特征較為突出。二者雖然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貨幣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總量特征，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全國的貨幣供給總量。財政政策具有更鮮明的結構特征，財政政策可以調節不同地區、產業、企業甚至個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側重于貨幣穩定，而財政政策的目標則更為廣泛。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政策，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調控的目標，但各有側重。其中，貨幣政策側重于價格和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財政政策起著調節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調節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貨幣政策也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一般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財政政策手段來解決②。
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的關系。一是外匯占款的增加會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供給結構改變及供給內生性增強。近年來，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外匯占款持續增長。同時，由于人民幣升值、外商直接投資及熱錢的流入也導致了外匯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余額為272149.14億元，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億元增加1741億元，為連續第九個月增長。可見，外匯占款是貨幣供給的主渠道之一，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首先，外匯占款的增加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隨著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量不斷增加。根據貨幣供給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隨著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貨幣供給量擴張。其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結構發生改變。外匯占款導致對外部門資金充裕，對內部門資金匱乏，從而對外部門發展較快，對內部門發展受到限制。我國的外向型企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內向型企業主要集中于內陸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遠好于內陸地區，這將加劇我國的“二元結構”，地區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再次，外匯占款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大量企業或個人的外匯收入賣給商業銀行，中央銀行不能獨立自主地控制貨幣供給量，增加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③。二是匯率的靈活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隨著我國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資本流動加劇，匯率的靈活可以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另外，隨著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微觀主體適應匯率變化的意識增強。
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系。一是產業政策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會把握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把產業政策的方向作為貨幣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二是貨幣政策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引導資金流向政府希望發展的行業，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為產業政策提供支持。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配合，實際上是通過信貸政策來最終實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控制產能過剩的行業的信貸投放力度，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另外一方面貨幣政策從信貸政策出發向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傾斜，降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金融門檻，通過貸款優惠鼓勵行業投資。三是產業政策作為結構調控政策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貨幣政策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保持經濟總量的平衡，具有總量特征。而產業政策是指向產業的特定政策，從而可以作為結構調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彌補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不足。
貨幣政策受到的挑戰和限制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的挑戰。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標在于控制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最重要的目標在于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總體上是一對矛盾，只要增長速度、不顧物價穩定，或只要物價穩定、不顧增長速度都相對容易，難的是二者兼顧。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往往會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如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以增加投資，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會造成物價上漲，這樣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就出現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把二者的目標設計在一個合理的波動范圍內，將是貨幣政策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面臨平衡獨立性與政府干預的挑戰。央行獨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擴張經濟的沖動，提高中央銀行的信譽，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在不斷提高，這主要體現在目標獨立性和經濟獨立性上，而政治獨立性依然較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實施貨幣政策的這一安排是合適的，當前這個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也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未來貨幣政策對獨立性的要求會逐步提升，如何平衡與政府干預的問題將成為貨幣政策未來重要的挑戰之一。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協調機制不充分問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現在：近年來社會資金總量、結構存在扭曲現象，一方面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資金結構不合理、資金供求失調現象較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現在：第一，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在使用過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擠占。第二，銀行在宏觀調控中代行財政職能，如在有些地區用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補貼，財政與信貸存在扭曲現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協商研究和緊密聯系的機制，政策配合不夠，容易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消。
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外匯政策的考驗。在我國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有時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被動吸收外匯，此時貨幣投放量會增加；而有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控制貨幣供給量，又無法維持匯率穩定，使得貨幣政策陷入抑制通貨膨脹與維持匯率穩定兩難的境地。為解決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之間的沖突，中央銀行只能采取再貸款進行沖銷。但是目前，同時把握這兩個目標難度也越來越大，尤其是隨著資本賬戶的不斷開放，資本流動不斷加快，中央銀行既要協調內部均衡又要協調外部均衡，還要不斷應對外來沖擊，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峻考驗⑤。
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貨幣、財政與產業政策之間缺乏協調。在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財政部希望中央銀行能夠實施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其財政借貸的成本，而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在于維護幣值穩定和物價穩定，這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沖突。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能會存在互相扯皮的情況，相互間的政策協調可能演變為政策內耗，這會進一步影響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⑥。
理順我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建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發改委、外管局等部門的協調機制及信息共享平臺。目前，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門之間沒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門的交流通道。長遠來看，我國應該考慮建立持續性的貨幣、財政、產業、外匯政策之間的磋商機制。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可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成員由中央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門的相關負責人構成，定期召開政策協調會議，就不同調控政策進行協調。評估前期不同政策實施效果的同時，再針對下一階段的預估從政策協調的視角提出改進政策措施的意見，并向其他部門通報下一階段本部門擬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門的意見，避免不同政策之間的沖突或內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門間統一的政策信息數據庫，完成對各部門政策實施信息的匯總、整理及分析，為各部門下一階段的政策提供依據，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以避免決策口徑的偏差，提高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效應。
貨幣政策應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但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等的傾斜。第一，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銀行信貸，引導商業銀行減少對過剩、落后產能的貸款，加強信貸管理、著力優化信貸結構。第二，適當加大對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等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以及技術密集型和服務業等的貸款投放，降低這些行業的金融門檻，并給予優惠的貸款利率。
政府應加強金融信用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目前，社會已進入信用經濟時代，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信用成為信用經濟中重要的一環。但目前，我國金融信用體系建設還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政府應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體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夠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實現信用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二是以中央銀行作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臺，既包括對企業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對個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獎懲機制，懲罰不良信用的同時，對信用良好予以獎勵，以保障信用體系的高效運作⑦。
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中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為“咨詢議事”機構，但這從法律角度來講是不夠明確的，從其近年來實際發揮的作用來看，是一個“準決策”機構。短期內，應當從法律的角度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準決策機構”的地位，從法律上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逐步由“咨詢議事”機構、“準決策”機構向專門的貨幣政策決策機構轉變⑧。
調整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一是調整成員結構。為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可進一步優化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增加中央銀行內部成員、工商業界的代表及學術界代表。同時，要明確委員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專職委員。二是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會公布貨幣政策決策的程序、決策過程所依據的經濟金融信息，披露會議記錄及投票的情況，以讓市場和公眾更好地了解貨幣政策趨勢，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預期。
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中，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對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的引導作用。首先，要進一步提升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樣能夠使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有跡可循⑨。其次，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在制定國家的產業政策時要充分考慮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要充分考慮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并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時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時機，進一步理順我國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總體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匯政策、產業政策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雖然同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但四者既有著不同的調節重點和手段，也有著不同的調節影響和作用范圍，又緊密聯系、相互影響。貨幣政策如何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成為當前貨幣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之一。
同時，貨幣政策與政府之間仍存在諸多問題。因此，如何理順貨幣政策與政府的關系的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頂層設計方面，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框架內設立專門的宏觀調控政策協調委員會；在行業層面，引導商業銀行的貸款投向，增加對新興產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服務業的貸款投放力度；對于貨幣政策委員會，一方面要明確其定位，進一步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另一方面要調整其成員結構，增強貨幣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強信用體系的建設，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最后，要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合理調整各項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單位：山東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注釋】
①《中國金融》編輯部：“金融改革發展建言錄―兩會經濟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員談金融”，《中國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賈康，孟艷：“現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幾個問題”，《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愛儉，王Z怡，武鑫：“國際資本流動對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基于外匯占款傳導路徑的分析”，《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④黃燕芬，顧嚴，翁仁木：“近期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效應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亞培：“開放經濟下國際收支對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吳盼文，任碧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華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體系建設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途徑”，《濟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運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性的作用與邊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