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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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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

    第1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政策;執行效果;政府審計

    中圖分類號:F239.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1)11-0112-07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國民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也越來越多:經濟增長方式難以改變,重投入、耗資源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中央財政收入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債臺高筑;貨幣政策調控隨意性強,不良金融資產不斷增加;國家外匯儲備日益增多,但面臨不斷縮水的危險;政府對外投資業績不佳,交納昂貴的學費;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國有資產不斷被侵蝕;房地產泡沫日益累積,蘊藏著巨大風險;礦難、安全事故頻發,人民生命和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些現象的發生和存在,危及國家的經濟安全。如果任其發展,我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成果,有可能毀于一旦,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上述問題的出現,已經很難在具體政府部門和具體經濟行為層面加以規范、監督和避免,應上升到宏觀經濟和經濟政策層面予以解決。經濟政策是政府處理經濟問題或調整人們經濟利益關系的手段,包括財稅、金融、能源與資源、國有資產、產業、投資、貿易、分配等方面。一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更關系到人民的富裕、社會的和諧、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政府審計機關作為政府監督職能部門,其審計目標是推進法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為此,政府審計機關應實施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在完善經濟政策監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經濟政策是政府政策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經濟政策執行是實現政府職能的關鍵環節,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直接關系到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進步。因此,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領域。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指按照一定程序,根據一定標準,對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做出判斷,發現問題,分析原因,提出建議的過程。

    政府審計機關不僅有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內在要求,而且根據現行法規和國際經驗,政府審計有進行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必要性。更為重要的是,與其他監督主體相比,政府審計機關進行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有獨特的優勢,具有可行性。

    1 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政府審計工作的法定職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明確指出,建立政府審計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國家的審計監督,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促進廉政建設,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同時,審計署制定的《審計機關專項審計調查準則》(3號令)第五條進一步明確指出,審計機關可以對“國家財經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的執行情況”等進行專項審計調查。這些要求明確了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進行審計,是我國政府審計機關的一項法定職責。政府審計機關是國家的經濟監督部門,依據審計法履行其職責,通過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審計監督,發揮其職能作用,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有效防范和保證,為國民經濟的有序、健康、平穩發展保駕護航。

    2 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可以發揮政府審計的“免疫系統”功能。政府審計機關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國家經濟安全監督保證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審計在國家經濟社會運行中發揮“免疫系統”功能的具體化。政府審計機關既是國家的經濟監督者,同時也是經濟信息的反饋者,它所獲取的來自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各地區、各行業的經濟信息和其他相關信息,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政府審計機關對這些經濟信息進行系統和綜合的分析評價,可以發現經濟政策執行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將問題提供給經濟政策的決策機構,可以提高經濟政策執行的正確性。政府審計機關通過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進行審計,客觀地反映經濟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各種異動,及時發現偏離經濟政策目標的行為,跨越部門、地區、行業的利益羈絆,及時提出建議修正經濟政策。政府審計這一“免疫系統”功能,是其他任何部門、機構所無法替代的。

    3 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政府審計機關為政府服務的有效途徑。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取得實效,一般分為五個環節:經濟政策制定、經濟政策執行、經濟政策監督、經濟政策評估和經濟政策終結。經濟政策有效執行是實現既定經濟政策目標的過程,更是實現經濟政策目標的關鍵,同時經濟政策有效執行也是檢驗經濟政策正確與否的有效方式。任何一項好的經濟政策出臺,如果僅僅印在紙上、掛在墻上是難以發揮經濟政策作用的。因此,政府審計機關應加大對政府相關部門執行經濟政策的監督,對有關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審計,及時發現經濟政策的缺陷,將結果反饋給相關部門作為政策調整的科學依據,服務于政府職能的實現,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服務。

    4 獨立性保障政府審計機關能客觀公正地進行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經濟政策執行及執行效果由誰來做出評價,直接影響到評價經濟政策執行及執行效果的客觀性、準確性、權威性。由于受信息公開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公民及社會團體很難進行經濟政策執行及執行效果的評價;而政府內部管理機構相互的監督、評價或其自上而下的監督、評價,由于受各種利益關系的制約也很難客觀地反映經濟政策執行及執行效果。政府審計機關具有的獨立性,使其觀點和看法不受政府部門利益和本位主義影響,能夠提高經濟政策執行及執行效果評價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能夠提高評價結論的公信力。

    5 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國際政府審計工作的慣例。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審計總署開始雇用科學家、精算師和保健、公共政策、計算機等方面的專家,開展公共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方面的工作。1986年,美國審計總署成立了具有法律實施背景的專業調查團隊,專門調查涉嫌公共政策執行違法的行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審計總署更加關注聯邦政府公共政策執行的責任。美國《1993年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授權審計總署向國會報告對公共政策執行效果進行審計的情況,以監督聯邦政府的公共政策改革進程。法國憲法賦予審計法院的職責是協助議會和政府監督財政法規的執行,其基本任務是依據相關法典的規定行使職權。法國審計法院從2007年起對公共政策的執行進行法律監督,評價政府部門遵守有關公共政策的執行效果。因此,我國政府審計機關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符合國際政府審計工作的慣例。

    二、建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評價標準體系

    美國著名的行政管理學者G?艾利森指出:“在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決于有效的執行”。因此,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應建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全面、客觀地分析影響經濟政策有效執行的因素,促進經濟政策有

    效執行。目前,我國政府審計機關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還處在起步階段,相應的審計評價標準和指標等都還在探索之中。從現實情況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應考慮的評價標準和指標主要有:

    1 經濟政策的合法性。經濟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的程序必須符合一切適用的法律規范。首先,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合法化。經濟政策制定的程序規范化是經濟政策制定過程合法化的保證,經濟政策只有產生于嚴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證經濟政策制定的規范性。其次,經濟政策執行過程應公開化。實現經濟政策的透明執行,杜絕“黑箱操作”現象,這是經濟政策執行合法性的內在要求。再次,要加強經濟政策執行的成本與收益分析。如果一項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難度很大,經濟政策執行的成本就高,那么其預期收益就小。如果經濟政策執行的成本高于所獲得的收益,那么經濟政策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最后,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必須置于法律和公眾的監督之下,才能避免經濟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規范性,保證經濟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事實上,只有合法的經濟政策才具有可行性和約束力。

    2 經濟政策的科學性。經濟政策的科學性,即政府權威系統做出的決策,內容必須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體現經濟決策對促進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是科學理性的,而非主觀武斷地進行經濟決策。經濟政策方案的科學性能保證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客觀性和全面性,經濟政策方案的科學性越強,執行的可行性和經濟政策所獲得的支持也就越高。否則,經濟政策執行無論如何嚴格,其結果將事與愿違,甚至與初衷背道而馳。因此可以說,經濟政策有效執行的前提和基礎在于經濟政策的科學性。

    3 經濟政策的合理性。由于每項經濟政策的制定都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密切相關,這就要求在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時必須充分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現代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就是決策民主化,它追求社會平等,強調公眾參與,廣泛集中民智,增強經濟政策的合理性,減少經濟決策制定和執行中的風險因素。經濟政策的合理性還來源于政策本身的靈活性,實際上,即使經濟政策量化目標規定得再科學,也總會有超過者和不及者,因此應結合具體情況靈活執行經濟政策。所以,經濟政策應避免執行者因不能深刻理解、消化經濟政策而曲解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執行中的教條主義。

    4 經濟政策的適用性。經濟政策是在特定環境下制定和執行的,環境的變化決定了經濟政策的周期,一旦超出這個界限,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就會失去,經濟政策就變得不適用了,需要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終止或被新的經濟政策所取代。經濟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需要適時調整,調整不僅能保證經濟政策本身的正確性,還能保證經濟政策的有序運行。因而對經濟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進行分析研究,是經濟政策方案不斷完善的重要途徑。目前經濟社會已取得長足發展,但一些改革初期制定的經濟政策如果沒有進行及時完善或調整,這些經濟政策就變得不適用了。

    5 經濟政策的可操作性。任何一項經濟政策最終總是要貫徹實施的,可操作性成了影響和制約經濟政策執行的重要因素。在科技與信息突飛猛進的現代社會,經濟政策所要處理的社會事務紛繁復雜,經濟政策執行的可操作性要求向深化、細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如果經濟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必然會影響和阻礙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經濟政策執行的可操作主要表現為:一是經濟政策精神難以理解,難以領會,導致經濟政策執行者要么憑經驗主觀片面地理解和執行經濟政策,要么對經濟政策作僵化的理解;二是經濟政策只強調原則,缺乏具體可行的措施,使經濟政策難以貫徹落實;三是經濟政策執行的專業性、技術性要求高,使經濟政策執行者對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經濟政策不能有效的貫徹執行,從而出現經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南轅北轍。

    6 經濟政策的績效性。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不僅要進行定性分析,而且需要用績效指標進行定量反映。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定量指標,主要反映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好壞,如給社會帶來就業人數的多少,給廣大群眾帶來實惠的多少,對自然環境的改善程度,帶來稅收規模增幅的大小,實現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等指標。因此,經濟政策執行效果評價體系框架應包括:經濟政策發揮和經濟政策性職能的履行情況;促進貫徹執行國家重大戰略、方針的情況;經濟政策執行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情況;經濟政策執行中存在的重大風險隱患情況;經濟政策執行中的違法違規與管理不規范的情況;制約經濟政策執行的體制、機制和制度情況;經濟政策執行的可持續情況。這些內容基本上涵蓋了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合法性、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風險性、安全性、可持續性等要素的評價。

    三、實施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意義和作用

    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國家經濟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政府審計機關的首要任務。因此,政府審計機關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進行審計,對促進經濟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完善,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 完善經濟政策執行的反饋機制,促成制定科學的經濟政策。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目標是:對經濟政策執行過程和政策執行的效益、效率、效果及價值進行綜合判斷與評價,并把判斷與評價結果作為相關部門對經濟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和修正的依據。因此,政府審計機關與經濟政策決策者之間必須建立起順暢的交流和反饋機制,使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審計結果作用于經濟政策本身,切實發揮審計“免疫系統”的功能,促成經濟政策的科學制定和進一步完善,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府審計機關通過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的分析,掌握相關信息資料,發現政策層面的缺失,為政府決策者提供翔實可靠的依據,督促政府決策者建立促進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保障進步等方面的制度、機制。根據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所掌握的各種信息,把它們及時反饋給政府經濟決策層,促使他們在制定程序上更加完善和充分,提高經濟政策的科學性。

    2 完善經濟政策執行的監督機制,促進經濟政策的有效執行。經濟政策的有效執行是實現既定經濟政策目標的過程,更是實現經濟政策目標的關鍵,同時經濟政策的有效執行也是檢驗經濟政策方案正確與否的有效方式。政府審計機關應通過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對經濟政策執行后的有關數據進行對比和分析,以檢查經濟政策是否得到有效執行,以及經濟政策的功能和作用的實現程度。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系,就必須充分重視政策的有效執行。只有有效執行了各項經濟政策,才能減少經濟政策執行中發生的偏差和失誤,避免由此所引發的社會不穩定。政府審計機關通過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一是突出重點,增強監督經濟政策執行情況的針對性;二是務求實效,提升監督經濟政策執行情況的有效性;三是多級聯動,拓展監督經濟政策執行情況的覆蓋面。國家審計署應推動省、市、區縣政府審計機關開展對地方政府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并對審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保證對經濟政策執行情況監督工作不留死角。

    3 完善經濟利益糾偏機制,促進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對已實

    施的經濟政策也需要適時調整,調整不僅能保證經濟政策本身的正確性,還能保證經濟政策的有序運行,并保證社會經濟的穩定。政府審計機關通過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一是堅決糾正經濟領域中的不正之風。認真查處經濟政策執行領域中的違紀違法問題,促進建立經濟政策執行有效、監督有力的模式。二是推進營造經濟政策有效執行的良好風氣。選擇與經濟政策執行密切相關,擁有審批權、執法權的機關和經濟服務行業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評議活動,認真治理以各種名義阻礙經濟政策有效執行的行為。三是以經濟政策公開促進效率提升。把與群眾和企業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經濟政策作為公開的重點,提高經濟政策執行的透明度。近兩年來,政府審計機關對涉及重大抗震救災、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復蘇政策等進行了專項審計,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并提出改進政策措施的建議,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使相關政策、措施得到及時修訂和完善。

    4 完善經濟政策效能保障機制,促進經濟政策的績效提高。推動經濟政策的有效執行,是政府審計機關服務宏觀經濟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并確保經濟政策及時有效執行轉化為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由于政府審計機關獨立性較強,受各種利益集團干擾較少,因此政府審計機關可以通過開展較為靈活、覆蓋面較廣的專項審計,客觀分析經濟政策在執行中的問題,評價經濟政策執行的績效;同時運用審計公告、審計信息、審計報告等反饋機制,向政府決策者反饋執行結果,提出意見或建議,有利于政府決策者及時解決執行不合理、管理不到位、政策績效低下等問題。相對其他監督而言,政府審計機關深入第一線、分析數據、掌握實際情況、建言方便等優勢更為綜合,在提升經濟政策績效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5 完善權力問責機制,提高經濟政策執行的剛性。政府審計機關通過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可以發現違反國家經濟政策的行為,查辦在經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受賄索賄等行為。政府審計機關通過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促進完善權力問責追究機制,為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是積極運用網上監控系統。對各級、各部門經濟政策執行效率、服務質量、廉潔程度進行電子監督、系統綜合考核,并向社會公開經濟政策績效量化測評結果。二是推進實施問責追究制度。應制定和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度,明確對經濟政策執行不力,公共資金使用不當和投資項目出現重大失誤,以及發生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為,堅決實行問責追究機制,嚴肅追究責任,提升經濟政策執行的剛性。

    四、完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建議

    對于我國政府審計機關而言,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目前還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前,推進我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需要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1 理論研究與審計實踐相結合,加快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理論的研究。目前,我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實務還處在起步階段,理論研究者和政府審計人員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對于完善經濟政策的重要意義,在審計理論、技術和方法上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理論體系。現有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理論、技術和方法研究,大多是借鑒西方國家的審計理論成果,或隱含于審計調查、績效評估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理論、技術和方法還有待建立。基于此,我們要充分發揮政府審計機關、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優勢,借鑒國外先進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理論和方法,選擇事關我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重大、基礎性課題進行研究,盡快取得較為成熟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研究成果。

    2 人才引進與培訓學習相結合,加強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在國外已發展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所以,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不是一種簡單的審計方法或是審計思路,而是一門需要掌握相關專業知識才能有效進行的全新工作。而我國目前的政府審計人員還缺乏這些知識和技能,因而在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評估指標的確定、審計方法、審計模式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影響了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審計,理論性、政策性、專業性和綜合性都比較強,審計程序與方法更加復雜,政府審計人員除需要具備傳統審計專業知識和技能外,還應通曉和掌握經濟學、政策學、管理學、系統工程、生態學、統計學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高質量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要求政府審計人員能夠深刻地理解經濟政策意圖,并有能力運用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能掌握經濟政策效果,以對其做出深刻而符合實際的判斷和評價。因此,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就要注重引進和聘用相關領域的專家型人才,優化審計資源配置,以保證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此外,還要加強對現有政府審計人員的培訓。通過開展專業培訓和成果交流等形式,幫助政府審計人員開闊視野,掌握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3 經驗總結與完善法規相結合,健全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法規體系。近年來,我國政府審計所依據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但還沒有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方面的專門法規。建立和完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法規體系,既是對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工作的規范,也是深化和拓寬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保證。我們應認真總結經濟責任審計和專項審計調查的經驗,結合財政財務審計的相關準則,制定出比較系統、操作性較強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法規,使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各國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發展來看,凡是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開展得比較好的國家,都較早地制定和頒布了相關規范及法案。因此,我國應盡快制定出一整套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法規體系,這是開展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的前提條件。

    4 數量指標與質量指標相結合,構建科學的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指標體系。目前,在經濟政策審計調查中運用的手段和方法大都局限于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對環境、生態、人文等因素的評價至今尚未有行之有效的評估方法。如果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中無法對各種相關因素進行精確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只能去繁就簡地使用價值判斷標準取代事實分析,那么就很難做到審計的公正性和科學性。因此,我們實施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既要為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提供參考和預警,又要為社會公眾所關注的經濟政策事項提供獨立的審計意見。構建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應反映經濟政策目標的意圖,為經濟政策績效提供綜合的量度。一般來說,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個角度來構建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可以基本滿足經濟政策執行效果審計評價的需要。

    第2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一、會計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內涵

    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政府)會計政策和微觀(企業)會計政策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主要指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會計實務規范的可選擇空間,通常體現為有關會計法規、會計準則和會計原則的制定。微觀會計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選擇的領域內,根據企業的目標、會計人員的偏好,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進而選擇的過程。我國具體會計準則財會字[1998]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將會計政策解釋為“企業進行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不難看出,該定義的會計政策主要指微觀層次上的會計政策選擇。可見,宏觀和微觀會計政策是指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兩個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說的會計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也包括微觀會計政策。

    經濟政策是為實現既定的目標,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時期內組織、調節、控制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一般地,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分析國民經濟中有關經濟總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如何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充分利用資源;而微觀經濟學通過分析與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有關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合理配置資源。相應地,經濟政策也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科學技術政策、國際收支政策、會計準則等。微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賒購政策、賒銷政策、價格政策、股利政策、會計政策等。

    由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會計準則),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微觀會計政策。可見,會計政策是經濟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經濟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穩定地發展。

    二、會計政策選擇應服務于經濟政策

    這是會計理論傳統研究方法中經濟學家的觀點。該方法認為,會計政策選擇要能反映對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控制能力的影響,應關注“一般的經濟福利”。比如,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謹慎起見,對存貨的發出就應該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進先出法(FIFO)進行核算,對固定資產就應該采用加速折舊法。同時,會計政策選擇應考慮行為性影響和“宏觀經濟后果”,體現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預期目標。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報告準則應當能引導個體經濟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會計準則要符合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和經濟計劃。”

    1、會計政策和會計程序應充分反映經濟現實。經濟政策是孕育會計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響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的重要因素。經濟政策是政府對經濟現實進行管理的意圖,反映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及對產業機構調整的方向。從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業和行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業和行為是受支持和鼓勵的。經濟政策的貫徹實施離不開會計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輔助。政府會計政策的制定,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都應該充分體現經濟政策,反映經濟現實,只有這樣,經濟政策才可能得到貫徹,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才得以實現。比如,1962年美國國會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規定:技術改造投入的固定資產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減后再繳納所得稅。其中的扣減辦法有兩種:流進發(固定資產購買當年全部扣完)和遞延法(固定資產分年抵扣)。當時美國的經濟政策是大力鼓勵固定資產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根據這一經濟情況,最終選擇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現了自我保險和大災難公積金,債務重組、通貨膨脹、外幣變動等會計政策。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從來就是依賴于政府部門。會計準則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別規定,企業核算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就是說企業應當按照經濟業務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各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如果僅僅依靠經濟業務事項的某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難免會造成會計信息失真。這一會計政策的出臺,不可否認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也有它的經濟政策背景。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失真嚴重,誠信遇到危機。在這種大環境下,國家倡導2002年為“誠信年”,所以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順應了加強企業誠信建設的這一經濟政策。

    2、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要充分考慮經濟后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計信息會導致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因此,會使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失利。所以會計政策的制定、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就成為各個利益集團斗爭的焦點所在。如何權衡各個利益集團的得失,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和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在這里,引用廈門大學會計系陳華在《經濟后果觀與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個例子。1975年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頒布了財務會計準則第八號公告(SFAS8),要求跨國企業的外匯折算采用時態法,且折算利得或損失計入當期損益。該準則一經頒布,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強烈的要數企業的管理人員,有些企業甚至在報表附注中對SFAS8的理論基礎表示懷疑。事實上,單純從理論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但使企業管理層最為惱火的是其易變和不可控的外匯折算差額必須進入損益表,這勢必影響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計劃。同時,波動的會計利潤向市場傳遞的是企業發展不穩定的訊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對資金的籌集。迫于各方的壓力,六年后FASB頒布了SFAS52,規定改用現行匯率法,并將外匯折算差額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列入所有者權益,平息了企業管理層的強烈反對。可見,因經濟后果的存在,使理論上更為完善的SFAS8無法實施,而理論基礎欠缺的SFAS52卻因兼顧了管理層的利益而得到廣泛認可。所以,在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時,應充分考慮行為性影響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為了達到自己希望的經濟效果而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報酬計劃以收益為基礎,管理人員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傾向,則管理人員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會計程序,以求個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將報告收益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2)若企業發生虧損,將未來可能虧損提前至本期注銷,以提高未來收益;(3)若分紅計劃包括認股權,則選擇“拉平”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值的穩定增長。

    第3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日益凸顯,傳統環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嚴重的缺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環境經濟政策應運而生。近年來,環境經濟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OECD(經合組織)中發展迅速,已經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也備受青睞。《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1]說明環境經濟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由于受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環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場經濟的環境保護政策體系,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一種輔助手段。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成為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必須依賴環境經濟政策。

    目前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多側重于經濟學、法學領域,鮮有從哲學、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的。誠然,在環境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已意識到環境經濟政策的哲學、倫理學研究對環境經濟政策有著意識形態的根本導向作用,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卻遲遲未有進展,主要是因為它尚未引起倫理學界足夠的重視,其他學科領域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雖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淺嘗輒止,缺乏深度和廣度。并且由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任務艱巨,環境經濟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的環境管制模式,導致部門間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些都導致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經濟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計算,掩蓋了環境經濟政策內在的倫理訴求。實際上,環境經濟政策需要倫理學為其提供價值支持,而倫理學要發揮其實踐哲學的作用,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對社會制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并將其理念滲透到制度的制定過程中。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

    按照環境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產生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外部性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馬歇爾首先提出,經過他的學生庇古的發展,成為現代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外部性有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兩種。外部性發生的前提是市場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無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會出現大量“搭便車”行為,最終導致過度使用公共資源而產生“公地悲劇”,而肇始者不但不用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還有可能從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這一危害和補償的成本被無償地轉嫁給他人和社會,這是負外部性的表現。而正外部性表現為私人行為存在溢出效應時,無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無法要求他人支付相應的價格,其勞動成果被他人和社會無償使用。

    環境問題就屬于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為環境多屬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因此導致在環境問題上總是負外部性過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環境者獲得利益而保護環境者利益受損,使得市場在環境保護方面總是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環境經濟政策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正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宗旨,以“污染者付費原則”為核心,試圖建立起一套以市場經濟為調節機制的環境保護體系。具體地說,環境經濟政策是“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調節等經濟杠桿,調整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3](P8)。環境經濟政策是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交叉運用,既有環境政策性質又有經濟政策性質。[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環境影響的經濟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經濟政策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如個人所得稅改革必然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造成影響,進而產生環境影響,但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有運用到貨幣、財政工具的環境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運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以調節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為目標的環境政策才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如行政性的環境收費或罰款也涉及到財政問題,但也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按照OECD的觀點,當某種手段的應用足以影響到經濟當事人對可選擇的行動的費用進行評估時,該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經濟”之名。[4](P253)從環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可以將環境經濟政策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包括可以納入環境政策范疇的經濟政策和可以納入到經濟政策范疇的環境政策,是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手段。而狹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僅指環境政策內部的經濟手段,是環境管制手段的一種。[3](Pv)環境經濟政策的廣義與狹義實際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狹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基礎和初級形態,而廣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高級的、較完備的形態,二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厘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和指導環境經濟政策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環境管制的角度來看,與環境經濟政策并駕齊驅的環境管制手段是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個是間接管制,一個是直接管制,各自的優勢領域有所不同。經濟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勵創新,刺激市場主體保護環境的動力,從而解決效率問題,從源頭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但由于是間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場因素變化的影響,可能不完全符合設計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現扭曲。例如環境稅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卻沒有作出適當的稅率調整,就會使得環境稅的實際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優勢就是直接針對問題,效果立竿見影,適合管理突發性環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慮環境保護范疇,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3](P50)如果我們看待環境經濟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將會被低估,其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環境經濟政策:人類又面臨一個文明的岔路口,選擇的關鍵詞是“生態”。生態文明是一場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整個文明范式的轉變,其中經濟的生態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或遲或早都要經歷一場“綠色化”的洗禮,朝著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以經濟激勵為調節機制的環境經濟政策抓住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環境的動力根源。同時,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它將會推動經濟制度的生態化,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減少“市場失靈”,這對于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環境友好型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環境經濟政策體現了人類改變經濟生產方式的自覺性,是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輔助手段,還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現在我國關于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種環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認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想使環境經濟政策發揮最佳效用,我們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環境管制手段上,還需要更廣闊、更宏觀的視野,來引導現階段的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真正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在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這才是我們選擇環境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p#分頁標題#e#

    二、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訴求

    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起步較晚,還處在介紹、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的階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體系,又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的行政色彩濃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應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還沒有擺脫“零敲碎打”的尷尬局面。要想擺脫這種視野上的障礙和實踐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國當前國情,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并能和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平行接軌,共同治理全球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必須具備明確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靈魂,是一項制度得以確立的根本指導思想。自從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侖特蘭夫人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以來,可持續發展就迅速成為各國制定發展路線的基本準則。我國制定環境經濟政策也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續發展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發展倫理觀,即我們當代人的發展必須考慮自然環境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擴大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沒有既定的標準可以衡量,“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壓力和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動力兩種力量的妥協。妥協要求國家在某一時間背景下權衡經濟增長和生態資源保護,并在二者之間進行取舍和抉擇。”[5](P135)我們就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發展需要來研究制定階段性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隨著認識和實踐的深入不斷將其推進。因此,環境經濟政策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既要符合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階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環境經濟政策自身的發展規律,從而形成環境經濟政策的特有理念。

    環境經濟政策最初是作為一種環境政策出現的,因此初期的環境經濟政策應該強調環境保護的功能,堅持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理念,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的立足之本。這是因為:首先,只有把環境保護這個基礎發揮好了,充分體現出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優越性,才能使它在環境政策中的作用從輔助手段上升為重要支柱,使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得以鞏固,才能談得上實現其作為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宏觀杠桿的遠景目標。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來管理環境是古已有之,而運用市場手段來保護環境卻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場機制和運行目標中注入環境保護理念需要一個較長期的博弈過程,不僅要把環境保護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場手段中,還要用環境保護理念重新詮釋和改造整個市場手段。因此在現階段,環境經濟政策首先要考慮的是牢固確立自身地位的問題,必須堅持和創造性地發揮環境保護理念。具體而言,環境經濟政策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利用市場,如環境稅費、環境保險、綠色信貸等,二是創建市場,如環境權交易。前者是在傳統的經濟手段中增加新的環境保護功能,而后者是創建全新的環境市場。它們不僅是傳統經濟手段在功能上的改變,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轉變。因為這些原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傳統手段,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業規則,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經濟手段“綠色化”,就必須對這些經濟手段的本質和基本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和重新定位,發掘其在環境保護上的固有優勢,改造其不生態、反生態的落后理念,并以環境經濟政策的整體理念引導之,實現“內生”和“外灌”的結合。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環境經濟政策與其傳統制度的融合,這關系到環境經濟政策能否從現有的制度體系中獲得支持的問題。例如在稅收制度中引入環境稅。而環境稅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行為稅,即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稅收改變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雖然環境稅也具有一定的籌集資金功能,并且這一功能在環境稅開征的初期會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但是隨著環境稅作用的深入,環境稅收收入會出現累退現象,這與傳統稅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環境稅與傳統稅制,還需要對稅收的本質、稅收的理念進行重新界定,其他環境經濟政策也是如此。

    進而言之,環境經濟政策的理念還需要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實踐原則。原則就是把理念轉變為具體化、可操作性的、規范性的指導思想,是溝通理念與實踐的橋梁,是指導環境經濟政策具體制度安排的行動指南。OECD環境委員會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已成為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隨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費原則”。根據中國的環境保護特點,我國又提出“受益者付費原則”和“破壞者付費原則”。這四項原則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環境經濟政策原則體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環境服務、生態補償和資源開發領域,基本上能涵蓋環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銜接性、協調性的原則,容易導致各個領域各自為政。實踐證明,任何一項具體的環境經濟政策都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單一的環境經濟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與其他政策的配合。而這些政策手段之間又往往存在著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銷、相互沖突的情況,處理不好就會導致政策體系的混亂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環境經濟政策只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因此必須進一步開發銜接性原則和協調性原則,促進各項子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尤其是要處理好各項政策之間相互沖突、相互抵銷的作用。由此可見,環境經濟政策及其下屬的各項具體政策手段,都面臨著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內部協調,并與傳統經濟政策、環境政策相協調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賴于環境經濟政策是否具有一個明確的價值理念并有效地運用,這也正是環境經濟政策對倫理學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時,我們也要抓緊研究國外環境經濟政策理念,不僅是為了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理念,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從理念到制度的國際協調,因為國際協調既能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又能應對共同的環境問題,防止污染轉嫁和生態掠奪。

    三、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當代環境倫理學的重要議題,它代表了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轉向,即環境倫理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談論自然權利和全人類的利益,而是更加關注現實的環境保護問題。“‘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環境權益的關切,而這種關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環境利益和分擔環境責任的問題。”[6]因此,環境正義成為環境倫理學觀照環境保護現實的基本途徑,也應該成為我們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環境正義原則有著共同的詣趣,從而有助于環境正義的實現。首先,環境正義有兩個基本維度:種際正義和人際正義。種際正義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人際正義從時間維度又可分為代際正義和代內正義,代際正義是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正義,代內正義是當代人內部的正義。代內正義是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的關鍵,因此“‘環境正義’更主要的是強調同時代內在環境利益分配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現象及其校正。”[7]環境經濟政策正切中了經濟利益這一要害,運用經濟杠桿作為分配環境利益和環境責任的手段,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環境經濟政策認為引起環境不正義的根源在于市場失靈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無論是負外部性還是正外部性,都是環境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現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實現。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上最大的優勢在于運用市場可以解決效率問題,并促進技術的革新。它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基本原則,一方面能夠減少由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平等所帶來的環境不正義,促進人際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幫助經濟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極限,使人類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進種際正義的實現。其次,市場手段在環境保護方面始終存在缺陷,必須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但政府自身的失靈也可能導致環境問題。政府失靈的表現有兩種:決策失靈和管理失靈,這兩種失靈會導致政府在環境方面的政策決策失誤和政府權力尋租問題,從而對市場機制造成進一步的扭曲,使環境問題加劇。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彼此互補的作用,既重視公平又重視效率,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上都有很好的效果,從而維護了環境正義。此外,政府手段還能夠起到補償正義的作用,因為環境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環境保護事業籌集資金,通過政府的作用,在環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環境經濟政策的宗旨與環境正義原則在總體方向上是一致的,這一點勿庸置疑,但環境經濟政策自身存在著局限,如果處理不當,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環境正義。#p#分頁標題#e#

    首先,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最優污染水平”方法,即一個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點,它是在測算好環境容量和資源存量臨界點的前提下,制定一個污染排放值,并為環境物品制定合理的價格,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調節人們的環境行為。這一理念應該說是符合環境正義原則的,它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對經濟規律的扭曲,還有利于發展生態經濟。但問題就在于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由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尚不全面,很多環境問題都具有潛在性,我們無法完全預知現在行為的未來影響,無法準確測算出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工業化進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繼續增長,雖然局部環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結構性的污染總量還在不斷攀升。而“最優污染水平”實際上是環境與經濟之間的權衡,在發展任務非常迫切的情況下,環境保護還是很有可能讓位于經濟,從而使環境正義的總體實現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間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對環境治理不能發揮直接作用,很可能會因為市場因素或技術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環境稅為例,環境課稅是越接近污染源頭越有效,因此在生產環節征收環境稅應該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術水平的限制,稅收征管部門很難知道企業準確的污染水平,因而就會采取對管理和技術要求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稅對象設為容易計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產品。這樣一來是可以解決征收問題,但是又會產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對投入物征稅,它對于在生產環節采取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不公正,會降低他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環境經濟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學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減少污染,還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產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轉嫁,從而產生新的不正義。

    第4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盡管理論界對于績效的界定一直在爭論中,但是對于績效的特征基本達成共識,那就是績效是與工作目標相關的行為、結果和過程的多維體。早在1935年K.Lewin對場地論、團體動力學的研究發現,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動力場”中發生的,動力場包括人和環境兩個部分,這就是著名的行為公式,即b=f(pe),行為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由此得出,環境是影響績效的重要因素。

    工作績效影響因素研究一直是績效理論與環境經濟學共同研究的焦點。以往研究認為,影響個體工作績效的因素主要有員工個體特質和心理定向兩個方面,而對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研究較少。1990年Campbell[1]等人提出績效影響因素理論,績效受到決定因素和前件因素影響。決定因素代表產生績效行為所必需的人的因素和組織因素,它是績效的直接原因。而前件因素是導致每一種能力之不同的因素,它是通過對決定因素產生作用而間接影響績效。受Campbell [2]理論啟發,一些學者探索把對績效結構與對績效影響因素結合研究,提出績效影響因素構想,并考慮環境因素的影響[3]。因為績效的實現不能脫離所處環境,不同的環境導致差別的績效。不論是組織的內環境(組織機制、組織結構、文化氛圍等)還是組織的外環境(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市場競爭狀況等),都會通過影響員工的行為、過程和結果[4],進而影響員工和組織的最終績效。

    近年來,學界將生態系統理論和觀念運用于金融領域,提出了金融生態概念,它強調金融體系的重構不僅著眼于金融系統內部在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完善,還要加強外部環境的健全和建設。目前,學界尚未對金融環境作全面、詳細的界分與實證。本文認為,金融環境隨著金融主體與客體的變化而變化,微貸客戶經理的行為活動與工作績效是受組織、環境影響的,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因素具多樣性。如果將微觀金融作為金融內環境,那么金融外環境就是宏觀金融,它包括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制度。小微企業貸款所處的金融環境必須緊扣小微貸款特點和機理,突出現實來展開分析。近年來小微貸款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為小微企業提供商業化的、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渠道,國家宏觀的經濟金融對其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愈加明顯。商業銀行同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經濟政策取向、政府對小微企業的重視程度、區域小微企業的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些影響因素構成了商業銀行的外部金融環境。外部金融環境在影響商業銀行整體發展狀況的同時,也對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帶來影響。[5]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拓展了金融環境的傳統理論,探討了小微企業貸款涉及的金融外環境。其次,本文探討了金融外環境因素影響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產生作用傳導途徑。本文在研究小微貸款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和金融外環境之間多種關系的基礎上,探討了其中的中間機制及其中介效應。最后,本文為決策層培育小微企業發展、改良金融外環境提供了建議。圖 1 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微型金融離不開金融體系和經營外環境的支持,金融外環境包括微貸外部影響因素和外部支持因素。

    1. 對單路徑效應分析的假設

    金融外環境中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和區域經濟發展與信用環境兩因素可能通過小微企業活力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這種影響效應是單路徑發揮作用的。

    (1)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是反應一個國家經濟運行是否健康的標志。宏觀經濟對金融活動有著直接或間接重要的影響,因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主要的三架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出口,三者對經濟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發展,可以使經濟和諧發展,對小微企業能夠起到利好作用。

    假設1: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本文中的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是指區域經濟中的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在我國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政治原因,造成東部、中部和西部存在較大差距,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已成為客觀現實。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社會心理和民眾價值觀念中,由于經濟條件的綜合性和多元性的影響,小微企業也深深帶有了特定的區域性特質,這些特質造就了小微企業不同的發展狀況和誠信理念。

    假設2: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 雙路徑、部分中介變量分析的假設

    金融外環境中的經濟政策取向和政府認同度能夠直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模型,同時這些影響因素也對小微企業正常經營產生有利或不利作用,這些利好或者負面因素會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1)經濟政策取向。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取向就是國家針對經濟增長的態勢,以及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因素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當然,經濟政策取向采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者都是經濟政策,都屬于宏觀調空的重要方式。政策的制定者不同、內容不同,效果的即時性和持久性也不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相互配合發揮作用的,它們通過不同路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假設3:經濟政策取向直接正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是顯著的;

    假設4:經濟政策取向對微貸客戶經理的間接正向作用是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政府認同度。政府認同度是政府和監管當局對小微企業的重視程度。大量小微企業是有活力的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的發展具有公共性、社會性,它們不僅對經濟總量、就業有貢獻,而且由于其機制靈活,在技術創新方面也有貢獻。小微企業健康發展就會逐漸成長為具有規模的中型或大型企業,將來對國家的稅收和就業就會具有更大貢獻。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發展的正外部性,政府和監管當局高度才重視和關注,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國家的政策支持表現在放寬市場準入門檻、優化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建立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以及法規創新方面,這些政策同樣直接或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假設5:政府認同度直接正向顯著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

    假設6:政府認同度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間接正向作用是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3. 中介變量分析

    發揮小微企業的活力是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也是微貸實現商業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小微企業的經營活動離不開金融外環境,而其經營狀況又會對小微企業的貸款產生利好或負面影響。所以,小微企業的活力也就決定了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小微企業的活力決定其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是其內生動力。

    (1)市場競爭。小微企業市場競爭力體現在集群發展、市場潛力和應對市場能力三個方面。產品和服務轉向產業集群,小微企業通過集群化的發展,實現小企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小微企業天生具有挖掘市場的潛力,從事的行業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科技含量,屬于節能環保、戰略型新興產業和民生工程。小微企業能夠積極開拓新市場,并且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具有應對市場波動的能力。

    (2)自主創新。小微企業的自主創新表現為管理創新和市場創新。小微企業圍繞戰略改進內部管理,增強品牌意識,培育和壯大名牌產品和馳名商標。通過自主創新,小微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加大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力度,就會擁有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

    (3)發展戰略。科學的發展戰略包括市場定位、競爭戰略和組織制度。小微企業應該適應新形勢,以市場為中心,以客戶為導向,走 “小而專”、“小而特” 的特色化道路,開發有自己特點的特色產品,在細分的市場找準位置。小微企業應發揮自身優勢,制定差異化發展目標和戰略愿景。小微企業選擇的組織制度應因時因地而異,因為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過程和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有適合于自己情況的企業制度,適合的組織制度夠降低總成本,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小微企業的發展。

    (4)現金流。良好的現金流包括正常的銷售現金流、持續盈利以及預測良好未來的現金流。如果小微企業銷售正常,現金流能夠支持正常流轉,存貨和應收賬款占比合理,盈利能力就較強,未來的現金流向好。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1. 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取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為了達到研究目的,2012年第一季度選擇一家全國性的中小銀行為研究對象,該家城市商業銀行在全國分布有14家分行104個基層支行,其中東部3家分行,中部10家分行,西部1家分行。從其全國的分支機構選取500個從事專業小微貸款的客戶經理為研究對象,樣本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共發出530份,共收回500份,回收率94.34%。在500份問卷中有470份來自專業小微貸款的客戶經理,有20份來自小微企業貸款的主管,有10份來自分管小微企業貸款的高級管理人員。被試男性29%,女性71%。23歲以下和28歲以上23.2%,24歲至27歲76.8%。97%沒有職稱,工齡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上占16.4,2年至3年之間占73%,學歷大學本科占94.1%,未婚64.2。

    2. 變量的測量

    (1)問卷的編制。由于國內、外很少見到金融外環境的實證研究成果,可供參考的文獻又幾乎沒有,所以在編制量表時,條目收集過程非常重要。本文在訪談和半開放式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采用關鍵事件法,借鑒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結合微貸工作績效模型和傳統金融環境的特點,收集盡可能詳盡、全面的條目。邀請了3位長期從事金融工作的高管對開放式問卷的結果進行匯總,并在項目中重復進行合并。根據這些條目,結合文獻、訪談和開放式問卷,有心理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組成5人項目組對項目內容的信度和效度進行評估,經過多次試測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量表問卷。

    (2)變量的選取。①國民經濟狀況。國民經濟狀況包含3個子維度,共有9個項目,其同質信度是0.754。數據顯示,“國民經濟狀況”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國民經濟包括3個因素,即投資、消費和出口。本文從宏觀經濟出發,從經濟運行角度測量國民經濟狀況。②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包含3個子維度,共有9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872。數據顯示,“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包括區域小微企業經濟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量表根據區域小微企業分布與發展水平和區域信用環境編制。③經濟政策取向。經濟政策取向包含2個子維度,共有6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801。自變量經濟政策取向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政府進行宏觀調控運用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運用貨幣政策對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從而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量表根據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問題出發,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度測量經濟政策取向。④政府認同度。政府認同度包含4個子維度,共有12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699。數據顯示,“政府認同度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政府認同度包括4個因素,放寬市場準入、優化融資環境、稅收支持和創新法規。⑤小微企業活力。小微企業活力包括4個子維度,共有12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791。數據顯示,“小微企業活力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中介變量“小微企業活力”包括市場競爭,發展戰略、自主創新和現金流四個維度。從小微企業內在因素出發,本文主要挖掘小微企業具有的活力首要條件來測量小微企業活力。⑥工作績效。工作績效包含5個子維度,共有15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699。數據顯示,“工作績效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工作績效包括5個因素,勝任績效、促進績效、可持續績效、安全性績效和盡職績效。[6]

    (3)研究工具與統計方法。本研究使用的工具Spss15、EXCEL2000、AMOS16.0和Lisrel 8.70軟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測量,并使用 16.0 版本的 AMOS 軟件進行統計測量。分兩步對假設進行測量。首先,使用測量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對量表的效度進行測量;在此基礎上,使用結構模型對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的擬合優度,然后以此模型為基準模型,與其它的非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進行比較,并判斷假設模型是否最優。

    采用回歸分析對假設的中介作用做進一步測量。首先,以金融外環境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小微企業活力”為因變量,分析中介變量關系中的自變量和中介變量之間的關系。其次,探討中介變量關系中的中介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最后,采用層次回歸分析,研究當控制“小微企業活力”后,金融外環境對工作績效模型影響的強弱變化。

    四、統計與計量分析

    1. 測量問卷質量分析

    對樣本質量和相關分析用于驗證變量之間相關關系,為后續模型驗證性分析做好鋪墊。表1顯示變量之間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這與本研究的理論構想相一致。相關系數檢驗的結果表明,問卷是可靠且有效的,結果為假設的證明提供了初步證據。

    上述采用主成份法對金融外環境的4個自變量、小微企業活力和工作績效進行探索性分析,并對量表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的檢驗。為了證明模型存在中介變量,本文使用結構方程進行驗證。首先,將金融外環境的4個因子和小微企業活力因子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其次,把小微企業活力的4個子因子視為一項指標,4個子因子作為問卷的條目,與其它因子作為所驗證的觀測變量。最后,按照結構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對提出的構想模型驗證,并比較競爭模型,確定最佳的匹配模型。見表2,結果表明6因子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2. 結構模型分析

    由于金融外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 與“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 不是互為嵌套模型,因此不能放在一起直接比較,必須分別驗證。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對“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對數據具有良好的擬合度,“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684.40,df=290,x2/df=2.36,CFI=0.92,RMSEA=0.06,NNPI=0.92;“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的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751.10,df=290,x2/df=2.59,CFI=0.98,RMSEA=0.07,NNPI=0.95。接著,以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為基準模型,比較了另一個競爭模型,也就是部分完全中介雙路徑模型,該競爭選模型與基準模型互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較優劣。此模型是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作為第一競爭模型,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工作績效的直接路徑。將這兩對競爭模型的擬合指標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完全中介此模型明顯優于部分中介模型,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972.95,df=305,x2/df=3.19,CFI=0.80,RMSEA=0.11,NNPI=0.76;“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997.35,df=305,x2/df=3.27,CFI=0.74,RMSEA=0.23,NNPI=0.83。根據模型最簡化原理,結構模型的結果顯示: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與數據擬合優于部分中介競爭模型。本文把非中介模型作為第二競爭模型,這種模型與完全中介模型不是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較。但是,通過檢驗其對數據的擬合優度,可以判定是否為非中介模型。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工作績效的直接路徑,并刪除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路徑。結果顯示:此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度較差,“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1466.57,df=287,x2/df=5.11,CFI=0.55,RMSEA=0.37,NNPI=0.65。“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443.61,df=287,x2/df=5.03,CFI=0.43,RMSEA=0.29,NNPI=0.59。從三個模型擬合度指標來看,如表3所示,完全中介模型有較好擬合優度,因此是最佳模型。“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通過“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變量,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驗證了單路徑完全中介模型,假設1和假設2得到初步驗證。

    筆者采用同樣的方法,對“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假設的部分中介模型對數據具有良好的擬合度,“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863.58,df=222,x2/df=3.89,CFI=0.90,RMSEA=0.41,NNPI=0.76;“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456.99,df=367,x2/df=3.97,CFI=0.94,RMSEA=0.08,NNPI=0.74。本文繼續以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為基準模型,比較了另一個競爭模型,也就是單路徑模型,該競爭選模型與基準模型互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較優劣。此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作為第一競爭模型,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工作績效直接路徑。將這兩對競爭模型的擬合指標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部分中介此模型明顯優于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雙路徑模型優于單路徑模型。在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中,“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625.40,df=212,x2/df=2.95,CFI=0.92,RMSEA=0.07,NNPI=0.95;“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037.53,df =347,x2/df=2.99,CFI=0.98,RMSEA=0.08,NNPI=0.93。根據模型最簡化原理,結構模型的結果表明,假設的部分中介模型與數據擬合優于完全中介競爭模型。本文依然把非中介模型作為第二競爭模型,這模型與完全中介模型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較。但是,通過檢驗其對數據的擬合優度,可以判定非中介模型是否合理。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工作績效的的直接路徑,并刪除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路徑。結果顯示:該競爭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度較差,“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1,102.20,df=220,x2/df=5.01,CFI= 0.75,RMSEA=0.17,NNPI=0.56.“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862.19,df=363,x2/df=5.13,CFI=0.83,RMSEA=0.19,NNPI=0.63。從三個模型擬合度指標來看,如表4所示,雙路徑部分中介模型有較好擬合優度,因此是最佳模型。“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對工作績效模型的影響有兩條路徑,一是直接路徑,金融外環境因素直接影響工作績效;一是間接路徑,金融外環境因素通過“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變量,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雙路徑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初步驗證了假設3、假設4、假設5和假設6。

    3. 回歸分析

    本文在結構方程建模中采取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僅對提出多個假設模型的優劣進行初步比較,根據初始構想模型與觀測數據的擬合情況確定最佳模型。下面本文根據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對于模型變量之間因果關系進一步研究,采用回歸分析進行檢驗。

    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對金融外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相關效應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首先,在回歸1中,“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對“小微企業活力”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回歸系數為(β=0.273,p

    “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相關效應同樣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首先,在回歸1中,“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對“小微企業活力”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回歸系數為(β=0.221,p

    圖2展示了最終模型中所有顯著的回歸系數,結構方程分析和回歸分析驗證了金融外環境各個因素與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正向相關。影響效應呈現出復雜的路徑,有單路徑完全中介作用效應,也有雙路徑部分中介作用效應。

    五、討 論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通常,商業銀行經營離不開國家宏觀經濟大背景支撐,而小微企業活躍程度與國民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本文探討了金融外環境如何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并對中間機制進行研究,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國民經濟發展狀況

    擴大再生產可以促進經濟加快發展,而投資是再生產的主要手段。通過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活動,國民經濟不斷采用先進技術裝備,建立新興部門,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地區分布。這樣大范圍內的投資,在產業鏈上必將產生大批大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是產業鏈上的重要環節,也是大中型企業的補充,彌補市場空缺。加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加貨幣的流動性,給大中型企業帶來生機,同時給小微企業帶來活力,從而激發小微企業融資的需求。

    人們對物質的需求則形成了消費,消費需求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也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三家馬車中,消費是最主要的馬車,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在商業零售業、飲食業零售業和工業零售業中,分布著大批小微企業,有效消費不會使工業產品大量過剩,使大中型企業上、下游的小微企業維持合理的商品庫存,促進其經營發展,保持社會再生產正常循環。在一定程度,消費是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實現程度,維護零售市場的合理規模狀況,促進小微企業健康發展。

    出口貿易是生產或加工的商品輸出國外市場銷售。出口貿易一旦形成,國內的資本會發生流動,資金會集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生產更加專業化,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出口貿易進軍國際市場,企業的單位成本不斷下降,提高利潤率,獲得規模經濟利益。圍繞國內出口產業的小微企業很多,因為參與國際競爭,促進大中型企業和與之相關小微企業改進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有利于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傳播,從而促進小微企業在國內產業中的發展。

    國民經濟發展的良好狀況直接表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并相互促進。經濟增長會帶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增加,國民經濟的良好狀況對最終居民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都有顯著影響,而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協調發展可以提高小微企業市場競爭力,加大研發投入,帶來更多的現金流,增強小微企業活力,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

    2. 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

    中國的疆土幅員遼闊,區域小微企業分布與發展水平極不平衡。縣域經濟和民營經濟較為發達地區,民眾創新創業意識比較強烈,小微企業所占地方經濟總量的比重很高,而且大多形成了一定產業集群。行業分布較為明顯,在企業規模上,東部小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大于中部和西部。同時,當地小微企業的有關協會組織數量較多,而且企業能夠進入一個有序的、活躍寬松、自由競爭的經營氛圍當中。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小微企業的數量和質量都處于優質狀態,這決定它們具有活力,具有活力的小微企業的融資行為也是健康的。區域經濟的不同,區域信用體系運行的文化環境、體制環境、市場環境、法律環境和經濟環境也反映差異。良好的信用環境能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經濟效率。因此,區域信用環境培育小微企業的活力和層次。

    區域經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成就小微企業在市場競爭、發展戰略、自主創新和現金流不同的表現,由于區域性特質,增添小微企業不同的動力,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而且正向的顯著影響。

    3. 經濟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一般運用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它是刺激或減緩經濟發展的最直接方式,不論采取積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取向,政府都要動用有關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都對實體經濟和居民收入的增減,以及市場不同程度產生影響,同時也要影響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加大采購,需求旺盛,市場繁榮,小微企業快速發展;若采取緊縮財政政策,市場蕭條,小微企業經營步履艱難。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對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過調控利率和貨幣總量的中介,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間接對宏觀經濟發生作用。手段有兩種即緊縮貨幣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動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和信貸規模。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和利率的高低直接決定實體經濟中的小微企業社會融資總量,信貸資金得到的容易程度和融資渠道的暢通也決定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如果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小微企業容易得到融資,現金流充裕,企業欣欣向榮;如果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信貸規模稀缺,融資門檻提高,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資金,發展緩慢。

    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國家采取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必須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實施雙管齊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實施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運行中的積極或消極因素在變化,企業穩定發展向好或向壞的勢頭也在變換,必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運用財政政策手段時,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中的小微企業,這一傳導直接,效果明顯,決定小微企業的活力。通過“小微企業活力”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間接正向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實施貨幣政策后,貨幣的供給取向發生變化,也就是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發生變化,那么客戶經理發放貸款的筆數和金額發生變化。客戶經理執行政策客觀存在一定的慣性,政策取向發生改變,執行政策也會帶來偏差。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調控,必將給客戶經理的執行效率帶來不利因素,貨幣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這是直接正向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因此,國家采取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取向直接和間接對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產生影響。

    4. 政府認同度

    政府切實加大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和規范小微企業市場準入門檻,引導小微企業聯合參與一些國有企業改革,一些重要的礦產資源開采領域。允許小微企業、社會資金以資本形式進入國企改革;推進小企業信用制度建設,辦好資本市場中小企業創業板塊;逐步建立中小企業監測體系等。無疑,政府放寬小微企業的準入門檻,可以延伸小微企業的經營范圍,增大資產規模,增強抗風險能力,給小微企業帶來活力。優化融資環境著力解決外部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對微貸的抵押質押登記、評估、公證、擔保等中介收費標準給予優惠,切實降低小企業貸款的外部成本。結合小微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特點和融資風險,政府培育風險投資基金、互助基金、擔保公司等多種市場主體,逐步建立完善的小微企業融資服務體系。政府優化融資環境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增強小微企業活力,有利于小微企業的發展。政府完善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體系。設立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專項資金,落實和安排微貸貼息資金到位,實現政策向培育市場競爭力轉移。放寬商業銀行給予小微企業呆壞賬核銷政策,能夠促進微小企業的發展。微貸是商業銀行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但金融的創新必須符合監管當局的監管要求。微貸創新設立的組織架構、獨特技術、和授權機制都要得到監管當局的認同,因此決策層要創新法規,建立符合微貸的法規制度,從法規上認同這種小微金融產品的創新,有利于推動微貸可持續發展。

    政府和監管當局重視和關注小微企業,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放寬市場準入、優化融資環境和建立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都能增強小微企業活力,推動小微企業的健康經營,這些影響因素通過“小微企業的活力”間接正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而監管當局創新法規傳導過程比較復雜,金融外環境通過金融內環境影響組織架構、獨特技術、和授權機制,再經金融內環境影響工作績效。所以,政府認同度可以使金融內環境和金融外環境共同導致工作績效發生變化,這是雙路徑部分中介影響途徑。政府認同度與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呈現較復雜的傳導路徑。

    第5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一、“宏觀經濟學”課程概述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是經濟類、工商管理類以及國際經貿專業學生的一門基礎必修課。基于培養應用型本科生的目標,本課程在本科經濟學專業中的定位是:為培養經濟管理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學科知識體系提供理論基礎,使學生了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及產生發展脈絡,培養理論素養,提高使用理論分析、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

     

    “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為64學時。我校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六版)名師導讀版作為主導教材。本課程總體框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觀經濟學導論與國民收入核算簡介,介紹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含義及其核算方法。第二部分為國民收入決定分析,指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及其變動,均衡國民收入是需求和供給相互作用的結果,涉及四個主要經濟模型。第三部分為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講解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給管理的實施工具和機制,并用IS-LM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第四部分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AK模型,為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動態化。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如何通過“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科學教學設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培養綜合性大學本科生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思維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根據十幾年的教學實踐,我發現該課程在教與學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四個方面:

     

    1.課程內容多

     

    傳統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龐雜,以教師講授為唯一方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相對落后,學生反映該課程知識艱澀枯燥,理解難度大,有的甚至需要通過背誦來通過考試,導致學完即忘,對后續經濟類專業課程起不到應有的方法論作用。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較多,核心問題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所以,宏觀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國民收入核算理論,理論部分主要包括國民收入核算、收入支出分析、IS-LM模型、AD-AS分析、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及效果、對外經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等,核心內容是國民收入決定。然后在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基礎上研究最重要的四個宏觀經濟政策,即失業和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也就是運用IS-LM模型來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研究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影響國民收入總量。而動態的國民收入變化主要涉及經濟增長理論。雖然這門課安排了每周4個課時,一學期共64課時的上課時間,在財經類課程中屬于比較多的學時,但是學生要在一個學期里消化、掌握全書 11章76節的內容還是比較困難的,尤其對于初入門的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時間非常緊張。

     

    2.課程內容難

     

    “宏觀經濟學”的課程教學中離不開各種理論和模型的講解。理論學習通常都是通過文字表述、數學公式和經濟模型來闡述。雖然在大一學習“微觀經濟學”時,已經接觸一些經濟模型,但一大部分同學知識基礎仍比較薄弱。尤其對于一些文科生來說,對復雜的圖形推導和高等數學公式推導感到難以接受,很難將這些圖形和公式與經濟學涵義的描述聯系在一起。而宏觀經濟學中的經濟模型又是核心內容,主要分為收入—支出(E-Y)模型、IS-LM模型、需求—總供給(AD-AS)模型以及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不僅要理解它們的經濟含義及圖形推導、公式推導過程,還要知道在經濟政策實踐中的應用。在理論知識的學習中,宏觀經濟學涉及的名詞概念較多,理論觀點涉及的流派也較為復雜,需要學生有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體系。并且,這門課使用的數量分析多,邏輯推理少,以致有的同學感覺學起來很難。

     

    3.與當代中國的經濟實踐不完全契合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實踐中,市場機制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都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并不完全適用。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大蕭條之后的 1936年,是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背景和經濟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某些理論前提和經濟現象并不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實際。因此,這門課所講的一些內容離中國的現實就比較遠。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壟斷與私有化并存的經濟制度、發達的市場體系、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能解釋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能解釋補償性的經濟政策;但是有些內容與中國經濟運行的背景非常不一致,如GDP的核算方式和內容、銀行利率的決定方式、財政收支制度等。尤其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踐方面,更是以西方國家——美國為例來進行研究的,與我國的經濟政策實踐“水土不服”,這樣就容易使學生在這些問題的理解方面出現迷茫和混淆。

     

    4.教學方法相對單一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的學習情況制約著課程講授的開展和深入,影響著教學目標的達成。以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的教學方法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有的教師在平時的教學工作中有時備課不夠深入、細致,對學生的實際需求缺乏深入了解,這種情況下進行教學,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學習的主體作用體現不很明顯,只是被動聽講。往往會出現老師講得熱火朝天,學生昏昏欲睡的現象。另外多媒體教學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課件制作簡單,講課內容理論性太強,沒有相應的案例支撐,也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在具體的教學中,教育教學方法及課堂教學模式比較單一,教師按教學大綱照本宣科,講課缺乏激情,講課方法缺乏多樣性,缺乏創新意識等,都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難以調動。這樣的教學方法、教學效果是很難滿足當前社會對創新型應用人才的需求的。

     

    三、對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設計的幾點思考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宏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在各高等院校經管類專業課程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就需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做好教學設計,講好宏觀經濟學這門課。

     

    1.對教材內容進行適當取舍

     

    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書內容的基礎上,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合理取舍。由于經濟理論的互通性,宏觀經濟學的有些內容與其他相關課程有很多重復的地方,可以在這門課中少講或不講,基本原則是要保持這門課內容和體系的完整性。例如,財政學和貨幣銀行學的內容也有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金融中含有開放經濟下的短期經濟模型知識。因此,可以只講解這些內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經濟模型的推導和使用,然后說明這些內容與宏觀經濟學其他部分的關系即可。關于博弈論,關于新古典宏觀經學和新凱恩斯的AD-AS模型也可以不講,因為這些內容在中級宏觀經濟學里會詳細講解。與此相適應,我們講課時就需要為“宏觀經濟學”課程理出一條主線,使本書各部分內容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比如IS-LM模型就是短期國民收入決定內容的主線,由這個模型,可以分析均衡產出、政策效果、政策實踐等問題。注意闡明各部分內容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講授體系和風格。

     

    2.抓住教學難點,各個突破

     

    對于學習中的理論模型難點,推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需要采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重點突破。課堂授課全部采用多媒體講解,并及時更新課件內容,把與社會經濟熱點相關的課外材料在課堂上為同學展示、講解,拓寬學生學習視野。課堂中運用中西方經濟學問題的經典案例,啟發學生思考,一層一層剖析,最后綜合成幾點,回歸到某章某節的某幾個知識點上,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熱情,讓學生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對于課程中西方經濟學存在爭議的主要部分,講清楚不同經濟學流派對此持有的不同觀點,通常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假設前提有關。比如消費理論要以凱恩斯的主流經濟理論——絕對收入消費理論為主,其他經濟流派的理論——相對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永久性收入理論等為補充;再比如AD-AS模型中,對于AD曲線的形狀,西方經濟學家們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對于AS曲線,卻由于不同流派對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調整的速度的快慢認識不一樣,而出現三種不同形狀的曲線。通過這樣的分析和討論,培養學生在學習中敢于創新、敢于質疑的科學態度。

     

    3.密切聯系我國的發展實際,與時俱進

     

    “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要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需求和人才培養需要,體現現代教育思想,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宏觀經濟學雖屬理論經濟學的范疇,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這就要求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把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歷史和我們改革開放中的熱點問題聯系起來,提高學生學習本課程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并通過網絡與學生進行互動式學習與交流。根據宏觀經濟學實踐環節的特點,在實踐課堂講授的過程中,不僅注重基本理論的基礎作用,而且特別強調方法論學習和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增強學生對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的理解與掌握,從而使學生在社會實踐訓練中,能找到相應的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首先,要客觀看待某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化大生產中出現的資源配置問題和國民收入決定問題,比如 IS-LM 模型所說的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利息率下降可以刺激投資的機制,以及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政策最猛烈最不常用,等等,這些與中國的實踐不相符。對于這些問題,教師要擺事實,講道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次,要與時俱進,課程講授中緊密聯系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找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經濟的可資借鑒之處。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自由的市場機制總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神話,可以聯系中國實際來講授如何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通過菲利普斯曲線來講授我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原因和政策解讀等。使學生認識到這門課的內容與實踐聯系緊密,要分析的問題就在我們身邊,自然會激發起學生學好這門課和掌握這門知識的積極性。

     

    4.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和手段

     

    在具體的教學工作中,遵循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育理念,針對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不同特點,合理進行教學設計,推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恰當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有效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從教育教法的講授、案例的整理,再到師資的配備和組合等,一切都要以學生為中心,給予他們應有的鼓勵與幫助。在教學中采用多媒體教學為主、以板書補充配合的方法,必須親自制作課件,把自己的思想和思路融于其中,按照自己對課程的理解,形成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廣泛采用啟發式、討論式、案例研究式等先進的教學方法,發揚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對學生循循善誘,讓學生體會一步一步深入學習內容的過程,力爭使課堂教學達到最好的效果。建立宏觀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積極引導教師和學生利用網絡資源來充實教學內容,提高教學質量,改善教學效果。積極組織學生發現問題和思考問題,每學期都要組織學生討論若干次,并要求學生提交論文,優秀稿件與教師共同修改后可推薦公開發表。

    第6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一、經濟社會發展與林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林業為其提供木材和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林業具有積極的影響,也具有消極的影響。積極的影響表現為經濟的發展可以為林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投入,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為林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消極影響則表現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林業資源的過度開發會導致林業資源的減少和環境的惡化,同時,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對林業發展要求也從木材需求為主轉變為以生態建設為主。林業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兩個方面,同時,林業的發展也有助于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偏遠鄉村貧困問題的解決。

    經濟社會發展和林業發展之間具有互動的關系,但是,要促成這種互動必須處理好三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林區經濟社會發展與林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業發展與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二是生態建設與林業產業發展的關系;三是森林資源保護與林業發展的關系。

    二、當前主要林業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對策

    (一)林業產權改革的分析及對策

    從目前我國整個林業產權的現狀來看,當前的林業產權改革的關鍵在于落實集體林區的產權。關于集體林區產權改革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林業“三定”開始,經歷了曲折反復近二十年,總是面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整個改革難以有重大突破。到上個世紀末,伴隨著我國土地制度改革,從福建三明開始的新一輪林業產權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法》誕生以后掀起了新一輪的。新一輪林業產權制度改革首先就是切實明晰林地產權。這一輪林業產權改革是伴隨著其他林業經濟政策同時進行的,主要是退耕還林林地產權問題、荒山荒地造林產權問題以及其他多種社會資金進入林業生產經營領域,產權明晰與否成為林業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其次就是落實產權。所謂落實產權就是切實地將林業產權所包括的分配、處分、收益等權利落到實處。

    從目前林業產權改革的具體政策和實踐情況來看,在明晰和落實產權方面開展的各項工作比較扎實,具體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新造林地產權明晰。

    其次是南方集體林產權逐步落實。

    三是國有林區林業產權制度改革探索新思路。

    當然當前的林業產權制度依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既與林權制度本身相關,也影響到林權制度的未來發展。概括起來主要有:

    一是林權改革執行面不高、集體林權的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

    二是與林權制度關聯密切的森林采伐限額制度、稅費制度、農村金融制度等相關中國林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研究制度改革滯后,影響了林權制度改革的成效和進一步發展。

    三是合理的森林資源的經營管理制度尚未形成,森林資源面臨的亂采濫伐、管理不善的危險依然存在。

    (二)森林采伐限額政策的對策

    自1986年森林限額采伐政策實施以來,對我國森林資源管理發揮了積極而重大的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了生長量大于消耗量的目標。當然在實際執行這一政策的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在許多地方,超限額超計劃采伐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林木采伐管理混亂,憑證采伐意識淡薄,林木采伐發證率、發證合格率、采伐作業憑證采伐率都較低;伐區調查設計粗放,質量有待提高;執法力度不夠;甚至有的地區亂定政策,與限額采伐政策相沖突等。

    總的要求是,對林業資源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亂,既要有利于對森林資源的管理,又要方便生產和經營者,使他們嘗到甜頭,吸引更多的林業投資。

    (三)林業稅費政策的分析和對策

    林業稅費政策與對林業的社會定位關系密切。建國以后,由于實現工業化的需要,給予林業以單純產業的定位,忽視了林業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同時對林業經濟效益的認識也有偏差,由此形成的林業稅費政策也主要是獲取。計劃經濟時代,林業企業的利潤幾乎全部上繳國家。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木材價格放開后,木材利潤增加,國家又以高額的稅費向林業索取積累資金,近20年來,林業稅費的負擔不斷加重,林業收益不斷流向公共部門,林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以各種名義向林業伸手,各種收費名目繁多。

    這一稅費體制嚴重影響了我國林業產業的發展和森林資源的科學管理。資源采伐的多少直接關系到整個行業管理人員的生存,自然對于資源的經營管理就會大打折扣。稅費收取的多少直接關系到林業行業行政事業單位管理的工資和獎金,自然就造成各級部門想方設法,設立各種名目,收取各種稅費,造成林業企業和林農的負擔逐年加重,基本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難以擴大規模,提高技術,最終也就窒息了林業產業發展的動力。

    可以說對于林業的取多予少是造成林業負擔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林業六大工程啟動以后,我國林業稅費改革開始了新的轉機,從原則中國林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研究上來講,國家開始積極爭取少取多予。目前取消了農業特產稅,減少了部分地方收費。但是從林業產業的整個生產鏈條來看,林業稅費在整個收益中的比重依然比較高,加上林業市場制度的不完善,這己成為林業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四)林業市場改革的分析和對策

    林業市場是整個林業生產經營價值實現的主戰場。從目前來看,伴隨著林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林權交易市場,以木材為主體的林產品交易市場和資產化的活立木交易市場是整個林業市場的主要構成。但從目前的林業市場化政策來看,這些市場尚未完全形成。

    由于缺乏合理的林地評價制度和林權自身的缺失,使得林權交易市場仍處在起步探索階段;木材獨家統購的管理制度尚未取消,國內林產品的交易渠道也不暢通,很難形成全面競爭的林產品市場;林價的合理測算仍處在研究試點階段,造成當前活立木和買賣青山市場還處在起步階段。主要是這些市場改革面臨著各種經濟制度的制約,改革進展并不順利。與此同時,由于社會對于林業生態產品的需求日益加劇,(下轉118頁)(上接116頁)使得原有的以市場為主體的經濟改革又夾雜上以提供公共產品為主體的國家投入機制的改革,兩者相互交叉、相互影響,造成目前整個林業市場處在發展的低谷,既不能保障社會日益增長的林產品需求,也很難達到社會對其生態市場的需求。

    應該說林業市場化改革是一個綜合體系,它和林業企業改革、國家森林資源管理、林業產權改革等其他改革緊密結合。相關領域的改革不僅是自身政策改革,也同時應該是基于市場條件下的一個綜合變革。林業市場化應該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改變現有各相關領域阻礙林業市場發展的政策,同時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影響的一個綜合協調機制。

    (五)林業重點工程政策的分析和對策

    自1998年天然林保護工程試點開始,逐步啟動的六大林業重點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效。截止到2009年,天然林保護工程累計完成造林面積687.30萬公頃,新封山(沙)育林1325.15萬公頃,森林管護面積每年保持在9000萬公頃左右。累計完成各類建設資金510.96億元,其中國家投資478,60億元,占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際完成投資總量的93.67%。退耕還林工程累計完成退耕地造林869.57萬公頃,配套荒山荒地造林1083.92萬公頃,新封山(沙)育林140.72萬公頃,累計兌現糧食補助2961萬噸,糧食補助資金382.04億元,累計兌現生活費補助92億元。2005年,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工程成績顯著。在100多處野生動植物集中分布區、重要的鳥類遷徙通道、繁殖地和越冬地開展了200余種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野外種群和棲息地保護工作。濕地保護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國家批準《全國濕地保護工程實施規劃》。截止到2005年,全國林業系統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護區達到1699個,總面積達1.20億公頃,占國土陸地面積的12.5%;建立自然保護小區45439個,總面積1474萬公頃,國家劃定禁獵區1803個,總面積9134萬公頃。全國擁有國際重要濕地30處,面積357.50萬公頃,濕地示范區面積208萬公頃。野生動物種源繁育基地718個,珍稀野生植物培育基地617個,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站5013個。2005年重點地區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建設工程完成造林1.67萬公頃,完成投資1.54億元,其中國家投資532萬元,占3.45%。總體來看,林業重點工程進展順利,政策成效明顯。天然林保護工程區森林資源呈現恢復性增長,林區經營格局和經濟結構得到有效調整。根據第六次資源清查的數據來看,森林蓄積凈增4.6億立方米,實現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同步快速增長。

    工程區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珍稀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增加,主要棲息地生存環境大大改善。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成績顯著。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林業資源狀況、林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中國林業經濟政策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一)我國森林資源類型繁多、種類豐富,林業發展具有堅實的資源基礎。

    (二)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林業具有積極的影響,也具有消極的影響,積極的影響表現為經濟的發展可以為林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投入,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為林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消極影響則表現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林業資源的過度開發會導致林業資源的減少和環境的惡化。林業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兩個方面,同時,林業的發展也有助于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偏遠鄉村貧困問題的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和林業發展之間具有互動的關系,但是,要促成這種互動好三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林業發展與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二是生態建設與林業產業發展的關系,三是森林資源保護與林業發展的關系。

    (三)系統梳理了我國主要林業經濟政策,具體包括林業產權改革政策、森林資源采伐限額政策、林業流通和市場化政策、林業稅費政策、林產品貿易政策、林業重點工程政策、封山育林政策、非公有制林業發展政策等。

    第7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破滅

    中圖分類號:F83712•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3-0048-06

    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發展和蔓延

    2007年2月美國爆發了次級貸款違約危機、信用緊縮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風暴。美國第二大 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 Corp)宣布破產,拉開了美國次 貸危機的序幕。20多家次級貸款金融公司宣布遭受嚴重損失,損失金額達到1.3萬億美元 ,次級貸款業旋即宣告崩潰。由于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美國股市出現了大面積的、劇烈的下 跌,金融危機爆發。

    2007年7月,持有大約100億美元住房次級抵押支撐的大型投資銀行貝爾斯登旗下的兩家對沖 基金發生巨額虧損而陷于破產。2008年7月10日,美國最大的兩家房屋抵押融資公司房利美 (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出現巨額虧損,其股票分別急劇下滑17.7%、10% ,跌到近20年的最低點。8月,美國最大的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康特里懷特金融公司動用銀 行信用額度115億美元,引起市場大面積的恐慌不安。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一些重大的金 融企業公司,如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雷曼兄弟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貝爾斯登公司、美 林集團、花旗集團、國家金融服務公司、美國國際集團,以及英國北巖銀行、法國巴黎銀行 、荷蘭國際集團和冰島的三大銀行等皆因嚴峻的信貸緊縮陷入困境,面臨著被接管或者倒閉 的形勢,甚至出現了國有化現象。為穩定金融市場,緩解金融危機及信用緊縮帶來的嚴重社 會經濟問題,美聯儲先后大幅度降低聯邦基金利率(見圖1),最新數據顯示已降至0~0.0 6% ,又加速了美元的貶值(見圖2),無疑是雪上加霜。為制止股票價格的暴跌,防止美元的 再度貶值,緩解金融危機,穩定金融市場,歐美國家實施各種救市措施,一系列的救市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危機的發展,但金融市場中的信貸緊縮現象仍然很嚴重,以美國為 主的金融市場,仍然處于動蕩不安之中。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勢必會影響到實體經濟,所以美國金融危機演化為經濟衰退或經濟危 機的可能行很大。首先,從美國來看,美國的經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明 顯放慢,GDP值的增長率,2007年只有2%,2008年預計不會超過1%;美國的失業率,從2007 年3月到2008年8月,由4.4%上升到5.58%;2007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4.1%,創下自199 0年以來的最大漲幅,超出了美聯儲認為可接受的2%上限,目前仍高居不下;2008年美國公 布的CPI和PPI數據均顯示通脹形勢遠較預期嚴重,1月份CPI和核心CPI環比分別上升0.4%和0 .2%,按年率分別上升了4.3%和2.5%,而PPI和核心PPI的環比則分別上漲了1%和0.4%[ 2]。 房地產泡沫危機產生的房地產價格下跌導致居民財產貶值、能源價格上漲以及信貸緊縮危機 ,美國房屋抵押貸款機構陷入嚴重資金短缺以及資信危機。而這種趨勢進一步惡化的風險在 加劇,必將拖累美國經濟的增長,加劇經濟危機爆發的風險。再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受金 融危機和美元貶值的影響,世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造成了全球性通貨膨脹。作為全球性重 要大宗商品的石油和糧食價格近幾年來更是大幅度地普遍上漲,以至于引發了全球性的石油 危機(見圖3)和糧食危機,進而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世界經濟正面臨著最嚴峻 的挑戰和世界經濟衰退的爆發。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國金融危機以及蘊涵在其中 “看不 見的手”的經濟理論的支撐。

    美國金融危機背后的新自由主義“幽靈”

    1.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透視

    從經濟角度來看,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 政策指導下的消費拉動方式、金融自由化、資本的金融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歷來重視通過消費拉動方式促進經濟的發展。例如,亞當•斯密的消費 是所有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C.哈伯勒提出來的財富效應(the Wealth Effect)認為人 們資產越多,消費意欲越強。以及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消費拉動經濟是城市享樂生活的高度 世俗化,即奢侈消費、超前消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自從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是軟弱無力,缺乏動力,在新自由 主義的經濟政策指導下,加大投資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費,以求經濟增長,而美國 政府采取措施的后果卻是惡性循環。美國政府采取降低利率、促進消費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 ,格林斯潘主導下的的美聯儲,將銀行利息降至1%,無限量向金融機構放貸。相對應的是, “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社會的儲蓄率不斷下降。上世紀70年代最高,國民儲蓄率的 平均水平為10.3%,80年代降至7.6%,1990年降為5.5%。2005、2006年居然為負數,2007年 為0.5%”[3]。“在利率等經濟政策的支持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 家庭 進入到一個超前消費的時代”[3]。還有,采取 一系列措施打擊工人的力量以及降 低工人 的實際工資水平(至今都未恢復到上個世紀70年初期的水平)的做法,如直接打擊、瓦解工 會組織,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監控,勞資關系市場化,等等。由于工會力量的衰落, 勞動者的收入無法得到保障,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失業率長期高居不下,社會貧富差 距急劇拉大。為了生活,工人就要付出更多的社會勞動時間增加收入和消費能力,并且大量 借債消費。

    工人勞動時間和實際收入的反差,以及美國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中的超前消費促進經濟增長 的推動,個人追求財富的驅動,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the Wealth Effect)[4] 大大 刺激了借貸消費行為。美國的家庭消費不是因為擁有巨大的財富能力,而是建立在依靠借 貸、依靠消費拉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的繁榮,收入會繼續增加,房地產價格將不斷上漲的幻 覺之上。 短期來看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繁榮,但政府與民眾背上了難以想象的沉重債務包袱 。 金融市場的房價、股票隨著人們虛的消費能力而大增,造成人們擁有大量財富的海市蜃 樓景象,又進一步刺激了借貸行為,美國家庭的欠債大大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家 庭可供支配收入的130%。美國家庭以房產做抵押向金融機構貸款就高達9000億美元 之巨,隨 著房地產泡沫危機和次貸危機的發生,大約有900萬戶的房產值不抵債,150萬戶的房產將被 金融機構收回、拍賣,這將會給美國的家庭消費造成巨大的沖擊。作為美國經濟推動力的個 人消費在美國的GNP中的比重超過70%,對經濟的貢獻率為80%左右,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 反映出的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方式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失敗。據統計,美國的GNP 為十三四萬億美元,而債務總額已高達50萬億美元,其凈外債總額由1999年的7662 億美元增至2006年的2.6萬億美元,中國為5190億美元,日本為5930億 美元。美 國幾乎是靠舉外債過日子,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勢必會給美國經 濟以沉重的打擊,經濟的衰退現象越來越明顯。

    美國在二戰后,由于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實行了嚴格的金融監管政策(如《巴塞爾協議》 ),金融市場雖說危機不斷,但總能自善其身。而上個世紀70年代中葉以來,幾乎每隔十年 就爆發一次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時有發生,沖擊力度不斷加大。而究其原因, 則是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監管自由化)政策。金融部門在全球化的現代 經濟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其進行有力監管是必要的,這正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 的教訓和經驗。新自由主義一貫主張小政府、大經濟(或大市場)理念,認為金融市場具備 自發的糾錯能力,政府的監管是低效的、甚至多余的,讓金融市場自由運行,資金的配置才 是最有效的,金融市場才會更有效地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正因為如此,美國國會在上個世 紀的80年代通過了解除對金融業的兩個嚴管法案以及廢止了金融分業經營法案(1999年)。 1994年美國國會出臺了《跨州銀行法》, 在美國金融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具體表現為:金融市 場日益開放,趨于國際化;利率漸趨自由化;金融機構業務綜合化;金融工具多樣化;政府 對金融體系的直接控制作用下降,一些政府金融機構面臨收縮、取消或私有化的處境。結果 是金融市場失去監控、信息的非對稱化、行業的信用喪失、行業欺詐盛行等。在金融運作過 程中,金融機構體系為獲得豐厚利潤 ,冒險采取各種措施,向低收入或者無收入、甚至沒 有償還能力的人群、家庭發放按揭貸款,以按揭抵押債券、債務抵押憑證、信用違約掉期等 形式轉移風險,嚴重的信貸緊縮現象發生,金融市場危機爆發了。繼上個世紀末的東亞金融 經濟危機到2002年的安然事件,再到現在的雷曼兄弟公司以及各大金融公司的破產來看,都 無疑又一次證明了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弊病,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政策這個“ 萬能的法寶”變成了美國經濟發展的的“緊箍咒”。

    那么爆發這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危機,而房地產市場泡沫危機是金 融化危機的一般癥狀。資本的金融化的基礎就是房產泡沫。“雖然2000年股市的巨大跌幅似 乎昭示著嚴重的經濟衰退的到來,但房產泡沫減輕了企業遭受的損失,阻止了更廣泛的經濟 紊亂的發生――這使2001年的經濟僅經歷了一個相對輕微的衰退”[5]。美國的 金融分析 師斯蒂芬妮•龐貝伊形象地將其稱為“巨大的泡沫轉移”,“即住房抵押市場的投機性泡沫 奇跡般地彌補了股市泡沫破裂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5]。自此以后,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投機性盛行,住房抵押貸款和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急劇增加,房屋價格猛升,2007 年的房地產價 格比1995年上漲了70%(見圖4),在當時美國房地產總價值(21萬億美元)中有8萬億美元 的泡沫成分(相當于總價值的38%)。在隨后而來的房地產市場惡性循環中,按揭貸款政策 起到了推動作用,幾乎無原則性的信貸擴張,使次級按揭貸款大量出現,其比重由2000年的 560億美元劇增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1萬億美元之巨,房主的償還壓力越來越大,幾近崩潰的 邊緣。“危機是以金融市場突然發生逆轉趨勢為標志的”[5],次級按揭房貸的金 融化使 投機演變成了危機。按帕利的金融化理論來看,“(資本的)金融化可能導致經濟容易陷入 債務型通貨緊縮和長期衰退狀態”[5]。這又再一次證明了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 政策的 失敗。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在新自由主義的漩渦中苦苦掙扎不出,不僅拖累了本國的 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還拖累了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使世界經濟的發展面臨著 危險和艱難的考驗。

    2.新自由主義社會角度透視

    再從社會的角度來審視這次金融危機,美國一直崇尚的新自由主義生存方式無疑是另一個重 要的源頭。這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并非僅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指導下的消費拉動方式、金融 自由化、資本的金融化的作用,而是美國社會運轉機制中隱藏著的更深的東西,即美國傳統 價值觀的墮落和新自由主義的生存方式出現了問題。

    我們知道,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生存方式來源于盎格魯.撒克遜價值觀,具體表現就是新 教價值觀,即崇尚勞動、勤儉持家、清心寡欲,以及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個人權 利、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個人事業(Individual Enterprise)觀念。自20世紀70年代中葉, 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國內的經濟領域確立了主導地位,其價值觀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改 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傳統新教價值觀變得日益衰微,個人自由至上主義盛行,大膽冒險 精神肆意,加上政府對這種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倡導,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這個國家處于狂熱 的提前消費、肆意消費的漩渦中。如前文的經濟分析所示,美國人在新自由主義生存方式的 消費觀念驅使下,美國人的欠債幾乎與GNP持平,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人們拼 命追求空前的財富和享樂、過度浪費資源(占世界5%的人口卻消費世界30%的資源)、精神 空虛、享樂主義至上。那么,肆無忌憚的提前消費、貸款消費、投機取巧行為就很正常了, 金融危機的爆發就自然而然了。美國貪婪的資本主義本性充分暴露了其給世界帶來毀滅性影 響的必然趨勢。當危機來臨時,美國并不想深刻反省本國新自由主義生存方式帶來的危害, 反而是變本加厲地攫取更多的金融資本、經濟資源,把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極度的、不負 責的新自由主義生存方式,勢必會給世界社會經濟帶來危害。這場發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將 會可能持續兩到三年的時間,世界經濟將會備受煎熬。

    結論與展望

    從上述社會經濟角度分析,尤其從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危害影響來看,我們得出新自由主 義是不可持續的。上個世紀的東亞金融經濟危機中,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生存方式影響 最典型的國家日本至今都沒能從這一泥淖中掙脫出來,經濟社會秩序的恢復缺乏回天之力。 繼上個世紀的東亞金融經濟危機后,再一次有力地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滅。這次金融危機 會不會終結美國主導的超強時代呢?“美國金融危機的擴散效應和沖擊波在不斷加劇。雖然 目前來看,此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動蕩會否超過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還難以定 論,……目前金融危機向全球擴散,對各國都產生沖擊和影響,但性質是不同的, 對美國的沖擊是根本性的,關系到經濟是繼續增長還是衰退的問題,而對其他國家影響則是 有限的,更多的是經濟增長的壓力加大”[6],而這種經濟增長壓力的負荷一旦隨 著金融 危機全球化的加深,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就會在世界局部地區或全世界范圍發生。無論從美 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來看,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經濟政策無疑宣告了新自由主義 自身的破滅。

    挑戰即是機遇。這次金融危機帶給世界兩大重要契機:一是國際金融和經濟體制的重構,全 世界將拋棄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模式,以及美國一國超強的形式,由 世界主要國家共同制訂和協調金融和經濟政策,建立新的國際體制、秩序,來應對未來的新 挑戰;二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中國科學的、可持續的、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 和東南亞發展模式,極有可能取代美國的發展模式,即過度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市場體制將被 有力的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主導型的模式所取代。

    所以,我國應該從這次金融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最廣人民群眾的利益為重,從科學的、 可持續的、和諧的發展觀出發,制定出保護金融和經濟安全、穩定物價、加強金融衍生品風 險控制、減少國際依賴、擴大內需和消費、提高人民收入、降低社會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 在國際上,尤其在國際金融市場、對外經濟發展中,始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始終以符合 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在國際上有所為、有所不為。

    注釋:

    [1]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實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 經濟滯脹危機下,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 標的思潮。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經濟、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 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

    [2]省略/html/2008.03/866595.htm.弱勢美元助推商品牛市

    [3]省略.美國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

    [4]這一概念是C.哈伯勒提出來的。財富效應(The Wealth Effect),又稱實際余 額效 應。財富效應是指由于金融資產價格上漲(或下跌),導致金融資產持有人財富的增長(或 減少),進而促進(或抑制)消費增長,影響短期邊際消費傾向(MPC),促進(或抑制 )經濟增長的效應。簡而言之,就是指人們資產越多,消費意欲越強。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使用“財富效應”概念對房屋價格上漲 現象對促進業主增加消費的作用和經濟股市泡沫現象的危害做了闡釋。

    第8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貨幣供應;通貨膨脹;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040-02

    背景

    2008年以來,受美國次債危機的影響,各發達及發展中國家積極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暫時緩解了市場對流動性的擔憂,但卻增大了未來通貨膨脹預期形成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國當年的GDP增長率跌至9.6%,中國連續出臺了一系列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貨幣涌入市場,致使當年的CPI上升至5.9%,隨后出臺了一系列緊縮的貨幣政策,但2010年的CPI卻高居不下,自2010年5月中國的CPI突破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達到3.1%以來,便一路上揚,2010年下半年國內市場的漲價接力棒接連交替,價格上漲此起彼伏,通脹壓力空前高漲。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1月以來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逐月攀高,連續6個月超過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11月達到5.1%,2011年7月份CPI同比上漲6.5%,此輪的通貨膨脹將對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復雜而深刻的影響。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用廣義貨幣供給量M2的增長率代表貨幣供應水平;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代表經濟增長水平;用CPI 漲幅代表通貨膨脹水平(通貨膨脹率)。增長率均按可比價格計算,采用增長率而不是各指標當年的絕對數,可以更好地反映通貨膨脹和宏觀經濟的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GDP增長率、M2增長率分別用符號inf、g、m表示。實證研究中使用的樣本取自1985—2011年的中國年度經濟數據,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

    二、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三)分位數回歸模型

    首先來看普通最小二乘法,貨幣供應和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都產生了正向的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563361和0.983909,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通過了t檢驗,這說明貨幣供應和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是顯著的。從彈性系數的大小可以判斷,滯后一期的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要大于貨幣供給的作用,這說明了中國過熱的經濟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來看分位數回歸,從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分位點上估計的結果表明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彈性系數均為正,說明在我們所分析的樣本區間內貨幣供給、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是呈正相關的,即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均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

    最小二乘估計給出的是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平均影響效果,而分位數回歸給出的是通貨膨脹處于不同分位數水平時,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在20%,40%,50%,60%的分位點上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彈性分別為0.5426,0.9417,0.9452,0.9090,并且前三個水平的估計是不顯著的,說明當通脹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小,并且是不顯著的。在20%,40%,50%,60%,80%的分位點上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彈性分別為0.3611,0.5147,

    0.6027,0.5593,0.6914,并且只有第一個水平的估計是不顯著的,說明當通脹水平較高時,貨幣供給的影響相對較大,而對于較低的通脹水平,貨幣供給的影響較小,并且是不顯著的。

    結論及對策建議

    由分位數回歸得出的結論是:當通貨膨脹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和貨幣供應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小,當通貨膨脹處于較高水平時,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相對較大。下面對中國取得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平衡給出幾點政策建議:(1)平衡抑制通脹和保持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們既要對通貨膨脹保持較高的警惕,將抑制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又要注意現實的可能性和經濟的承受力,正確把握好宏觀調控的節奏、重點和力度。(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要想取得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之間的平衡,必須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依靠投入資源和資本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轉到依靠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來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創新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同時加強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運用價格杠桿配置市場資源等方面的作用。(3)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實行相機決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當前居民的預期比較容易形成,如果經濟政策過于頻繁調整和大幅度波動,很容易影響居民對未來的預期,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參考文獻:

    [1] 王雙正.基于VAR模型的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1):21.

    [2] 姚遠.中國貨幣供應、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J].經濟與管理,2007,(2):45-49.

    第9篇: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范文

    一、企業投資中的常見風險

    一般來說,企業投資風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和經營方面的風險,主要有利率及匯率方面的風險;通貨膨脹的風險;證券價值的風險;經營管理及其他風險等;二是上層建筑或政治變動的風險,主要有政府變更或改組的風險;政策變動的風險;戰爭因素的風險;法律事務的風險等。

    二、對企業投資風險的分析

    一般來說,經濟和經營方面的風險由于受到市場機制調整,一般按照經濟規律的變化發生,所以評估和規避風險可以根據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預測和判斷,應當重視后者風險,而上層建筑或政治變動的風險由于在政局動蕩國家或地區,其發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有時會使投資者遭到慘重的經濟損失。只有分析投資風險,才有可能分散和減輕投資風險。因此,應當重視后者風險的分析:

    (一)國家政治變動風險

    投資者在防范風險時,考慮最多的是投資東道國的政局是否穩定。通常情況下,判斷投資國政局狀況應當主要考慮幾個方面:即政府班子更迭是否頻繁、班子之間是否有派別集團之爭;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需求是否存在利益需求懸殊和矛盾;國內各種宗教派別勢力是否趨于和諧;各民族之間關系是否和睦,國內各階層利益代表是否在政府決策中發揮作用等等。

    (二)國家經濟政策變動的風險

    投資東道國的政策變動情況,直接關系投資者利益,所以,無論是在投資前和在投資后,投資東道國的經濟政策調整都會牽動投資者的神經,他們會密切關注投資所在國的各項經濟政治變化、意圖及其走向和趨勢,從而必然影響外來資本的進入,甚至驅使原有資本外撤。對于投資東道國經濟政策連續、穩定,政策多年一貫奉行的國家,其投資風險就小,反之就存在政策上的投資風險。必須要遵循投資所在國的各項經濟政策。一般來說投資者往往最關心東道國的土地、稅收、市場及有關貨幣的政策。

    (三)戰爭和內亂風險

    由于戰爭、或政權期間,都會引起投資所在國的人心不穩,國內秩序混亂,甚至危及投資人、管理人的人身安全、建設項目安全等,所以存在戰爭或內亂跡象的國家都是具有投資風險的國家。

    (四)法律事務方面的風險

    投資所在國的法律秩序,尤其是經濟金融秩序,關系到投資人的權益保障,因此,投資所在國法律制度健全的國家,其投資風險小,反之則存在投資上的法律制度風險。

    三、企業投資風險的防范策略

    風險事件是偶然的,但其中包含著事件發生的必然,因此,投資風險既具有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因此,對于投資風險來說,其具有發生、發展和可規避的規律。應當從認識和掌握其規律出發,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防范策略。尤其是對外投資中,應全面分析投資地的政治、經濟、政策、地理環境、技術標準等等復雜因素。一般情況下,加入世貿組織的貿易國家,要注重充分利用世貿規則進行權益保障,防范風險,同時也要注重其他投資風險防范策略的運用。

    (一)采取投資組合的方法防范風險

    即要采取不同投資組合的方法來分散投資的風險,一般來說分散組合投資原則有:資金投入分散于多個單位;投資分散于不同行業、類型的單位;投資分散于不同的地區;分別在不同時期進行投資。這種投資組合是基于幾率和互補的原則進行,即風險和收益對于任何類型、任何地區、任何時間段的企業來說,不是絕對都是相對的,將投資分散開來,有利于風險與收益的均擔,如果掌握運用好經濟規律,則收益可能大于風險,這種辦法能收到投資比較安全的實效。在投資風險的組合防范中應當注意一點,即一個企業如果其主要精力是放于其主營業務之上時,組合投資就不應分散太多精力,要投資的話,也可投資于企業的上游和下游企業。

    (二)利用投資所在國的政策法律保障防范風險

    這種保障主要運用投資東道國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對投資者的投資予以保護保障,通過立法和健全法律的形式,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防止侵權行為的發生。如美國自1933年至1940年共頒布了八種有關保障投資的法令,以限制和禁止證券發行者的欺騙行為發生。我國在加強法制化建設進程中,十分注重對國內外投資者的權益保護,尤其在吸引、保護外資利益方面,構建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這將有利于對外商來華投資給予法律上的保障。

    (三)利用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防范投資風險

    國外投資企業在發展中應當積極加入本行業協會或相關社會團體組織,并與之建立精密的信息聯系,充分利用他們的信息、資源,進行風險防范的預警,以及在風險發生時利用協會力量進行維權保護。比如發行新股或募集公司債倘有欺騙行為,同業公會可開除其會籍。凡是工商較發達的國家,多獎勵同業公會或類似性質的職工工會組織,以相互約束,而減少投資領域的欺詐。

    (四)進行投資前的信息咨詢與投資評估

    投資咨詢評估機構具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和標準化投資風險測評體系,他們在投資風險預測與評估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因此作為投資方應通過向有關咨詢機構,對投資東道國的風險進行投資前的咨詢評估,獲得風險系數信息,從而決定是否具有投資的可行性,這種咨詢對防范風險是否有效。

    (五)充分利用保險進行風險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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