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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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中心地理論”又進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客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帕累托改進”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希克斯又相繼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原則）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可以認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第2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行為；管理體制改革；縣域經濟發展
一、地方政府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從我國的行政區劃來講，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是隸屬關系，并對中央的政策精神進行上傳下達，執行中央的各種經濟政策，并努力實現自身特色經濟的構建。從作用上來看，地方政府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地方政府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我國的整體經濟是由多個經濟區域組成的，每一個經濟區域中都包括了各級地方政府，從根本上講，地方政府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協調，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很難得到快速的推進，也就談不上快速增長。
2、地方政府促進了國家總體經濟政策的貫徹和執行
由于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在地方得到了良好的貫徹和執行，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從目前經濟發展來看，許多經濟政策都是依靠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推進來完成的。所以，地方政府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3、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了國家整體經濟的增長
由于地方政府是國家整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了國家整體經濟的增長，實現了區域經濟發展帶動整體經濟發展的局面。因此，我們在理解地方政府作用的時候，要看到其為國家整體經濟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們要積極的發揮這種積極作用。
二、影響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原因分析
1、利益因素
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 各經濟經營者運用自身掌握的物質、經濟條件， 通過經濟活動的實踐獲得相應的物質利益， 這是經濟運行的重要動力機制。同樣， 地方政府作為地方特殊利益的代表機關， 也存在著自己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 存在著追求政績的政治利益， 同樣是在面對各種經濟環境中根據比較利益原則去調節自己的經濟行為。
2、權力因素
地方政府作為中央管理地方事務而設置的下屬行政機關， 中央政府擁有許多對地方政府的管轄控制權。地方政府的這種行政隸屬地位決定了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具有某種程度的被動性、服從性， 中央政府經濟行為則具有一定的主導性、權威性。這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必須執行中央政府的政令， 推行中央政府的政策， 并且中央政府有權監督地方政府的工作， 有權糾正地方政府不適當的行為。
3、信息因素
如果說利益因素使行為者愿意有所作為， 權力因素使行為者能夠有所作為， 那么信息因素則可以決定行為者怎樣作為， 決定行為的效果。在滿足利益因素與權力因素的條件下， 行為者能否對外部環境作出反應，反應的速度與效果如何， 就完全取決于行為者能否得到事件變動的信息以及接受信息的速度和信息的可靠性程度。
三、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特點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受到一系列客觀因素的制約，但是這并不能影響地方經濟行為發揮其正常的作用。從目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來看，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必須在中央經濟政策的總體指導下發揮作用
從目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來看，不管地方政府的體制改革如何進行，都必須在中央經濟政策的總體指導下才能發揮作用，任何脫離中央經濟政策的行為都是不合適的。這就為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和體制改革指明了發展的方向，使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更加明確。
2、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促進了中央經濟政策的改革
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在某些時候是中央經濟政策的一種探索，可以從結果上為中央經濟政策提供結果反饋，為中央經濟政策的改革提供素材和思路，使中央經濟政策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所以，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一個特點就是為中央經濟政策的改革起到了促進作用。
3、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為中央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礎的依據
通過對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分析，以及經濟發展結果的判定，中央經濟政策會適當的做出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為中央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提供了基礎的依據，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在中央經濟政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如何優化地方政府行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在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中，縣域經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何優化地方政府行為推動縣域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已經成為了目前我們研究的重要領域。從目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來看，要想有效優化政府行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就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合理對地方政府進行分工，明確縣級地方政府職責
要想努力推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就要在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中，對工作任務進行分工和細化，明確哪些職責由縣級政府負責，哪些職責由上級政府負責，明確了權利和責任之后，縣域經濟的發展將更有著力點，更有利于縣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2、 縣級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要跟隨國家的宏觀調控而隨之調整
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中，縣級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必須要和國家的宏觀調控步調一致，必須要緊緊跟隨國家的經濟政策而行，只有這樣，縣域經濟才能保證正確的發展方向，才能在發展中突出自己特色，及時在發展中做出調整，保證與國家政策的一致性。
3、地方政府應進一步規范經濟行為，并構建縣域經濟體系
目前縣域經濟已經成為了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元素，縣域經濟發展的速度關系到了區域經濟及總體經濟的發展。從目前來看，縣域經濟應在規范經濟行為的同時，努力構建縣域經濟體系，使縣域經濟能夠形成良好的整體架構和系統發展，提升整體發展質量。
五、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在發展縣域經濟的時候，必須及時優化地方政府行為，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保證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準確有效，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所以，我們要認識到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性，要保證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符合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并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實現改革和優化，最終實現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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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志遠；屈超；；縣域經濟發展中的金融功能異化問題探討—以江西為例 [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03期
第3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投資和消費失衡是主要矛盾
投資－消費失衡具有自我強化效應。高投資增長。使得資本過度替代勞動，一方面使得勞動生產率提高快于工資增長，企業利潤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就業增長下降。制約工資的增長。其綜合結果就是企業利潤高增長，居民收入低增長，消費低增長，進而導致高儲蓄率，低利率。高利潤增長率和低利率，誘導國內投資增長和外資流入，進一步推高投資增速。
投資－消費失衡又會加劇國際收支失衡。高投資會替代進口，降低進口增速。另一方面，高投資還會形成高產能，產生過度競爭，壓低產品價格，也壓低了出口成本低，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過剩產能必然追逐出口。使出口高增長，其結果就是貿易順差增加。這又會形成出口一投資循環：投資推動出口，出口又拉動投資。這種循環是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國際收支失衡又會加劇人民幣購買力內外失衡。高投資、高出口，大量消耗國內資源，帶動上游價格上漲。推動下游價格上升；在盯住匯率制度下，國際收支順差的持續增長會造成國內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產生流動性過剩，進而推動消費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國際收支順差還強化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熱錢流入，結果導致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同時，信貸投放過多，也使得投資反彈壓力加大。
而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支撐能力失衡則是投資和出口主導型增長的必然結果。投資和出口的高增長，必然導致資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超合理增長。資源和要素價格低估是直接原因
我國的水、電、氣、成品油等生產要素價格收到政府的嚴格管制，遠低于市場均衡水平；土地和利率也受到一定管制，價格較低。同時，由于社會性管制的缺失，許多企業在環境保護、生產安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很少，大多數企業的相關設施、投入未達到國家標準。這些情況導致勞動力、土地、資金、能源、環境容量等資源和要寨價格水平大大低于合理水平。使企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大大降低。據筆者自己的估算，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通過非法和非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比正常條件下至少節省了20％～40％的投資成本。資源和要素價格低估，一方面使投資回報率和企業盈利水平過高，誘導投資增長和外資流入，另一方面還會降低生產成本和出口價格。增加出口，并引起外貿順差增大，進而引發人民幣升值、流動性過剩，資源和環境消耗大等問題。
資源和要素價格低估還使得居民的工資收入、財產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和資源收入(主要是土地補償收入)低于臺理水平，使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和政府傾斜。這是投資－消費失衡的最直接原因。
向資本和政府傾斜的分配結果還使得國民儲蓄結構發生變化。最新的研究表明，從1999～2003年。在國內儲蓄結構中，居民儲蓄從48％下降到42.2％，企業儲蓄從37.1％微降到36.1％，而政府儲蓄卻從14.9％上升到21.7％，近兩年這種走勢仍在繼續。政府儲蓄的上升，不僅因為政府收入比重上升，還因為政府的公共性支出相對下降。
根據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忽略本國對國外的轉移支付)，凈出口=儲蓄投資缺口+政府收支缺口。如果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政府收入大于政府支出，必然會出現貿易順差。近兩年，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減順差的政策，但順差依舊持續增長，根源就在于此。
政府職能錯位是根本原因
上述問題，有我國特殊發展階段、特殊人口階段的客觀因素。但根源還在于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
追求GDP財政收入增長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目標，而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為地方政府創造了GDP和稅收，滿足了政府的第一目標。這樣，一些地方政府就發生了職能錯位，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一方面打著“發展經濟”、“政府調節”的旗號，極力控制公共資源，對資源和要素價格進行經濟性管制；另一方面，在環境保護、勞工保護、安全生產等社會性管制領域執法不嚴，甚至行政不作為，使得企業投資和生產成本低估。
政府職能錯位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由于政府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必然導致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障、廉租房等公共產品投資不足，使居民必須用個人消費彌補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消費傾向下降。
2008年經濟運行的主要風險
經濟過熱的風險
2007年下半年以來，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速逐月提高。從6月份的6.4％上升到10月份的26.5％。由于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先行指標，它的增長必將推高后續的投資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反彈的壓力加大。央行的調查也顯示。第3季度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景氣指數達到10年來的最高，顯示出企業內在投資沖動仍然較強。
2007～2008年是政府的集中換屆時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仍十分強烈。近兩年居民肖費能力、消費傾向都有較大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這一趨勢仍將延續到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對奧運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期等因素將進一步促進消費的增長。2008年投資和消費可能繼續高速增長。并有全面過熱的風險。
價格上漲的風險
價格上漲的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需求拉動。投資和消費增長可能繼續高速增長，資金流動性過剩仍然嚴重，供求總量關系可能失衡，增加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產品供需關系仍將緊張，食品價格還將在高位運行。
二是成本推動。根據“十七大”精神，2008年節能減排、遏制“兩高”行業快速增長，資源和妻素價格改革等工作將會有實質性進展，資源和要素漲價壓力可能傳導至廣大下游行業，使社會面臨持續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
三是國際因素。需求旺盛、剩余產能不足、庫存下降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因素將繼續影響全球原油市場，糧食市場供應仍將十分緊張，國際油價、糧價仍將處于高位，全球通贊膨脹水平可能普遍上升，并通過進口渠道推高國內價格水平。
四是預期因素。如果物價上漲5％以上的通脹率持續到2008年上半年。通脹預期就可能深入人心，從而導致通脹壓力和通脹預期的螺旋式上升。
五是翹尾因素。由于2007年很多月份CPI環比都是正增長，2008年的翹尾因素將會較大。初步預計，光是翹尾因素，2008年一季度的CPI漲幅就會超過3％。
上述五方面通貨膨脹壓力因素已經存在，它們的影響必然會以某種方式、程度在2008年表現出來。
股市劇烈波動的風險
支撐20昕年股市過快上漲的直接因素是資金，但基礎因素是企業利潤增長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也正是這兩個因素可能會導致2008年我國股市出現劇烈波動。
企業利潤增速已逐漸回落，2008年繼續高速增長的不確定很大。2007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利潤增長率為97.6％，二季度為72.1％，三季度為46.39％，逐季回落。上市公司2008年仍將保持較高的盈利水平，但出現超預期增長的壓力很大。首先。美國、歐洲經濟出現下滑，將直接影響到很多企業的盈利增長；其次，越來越高的同期基數也會抑制上市公司業績同比增長的數值。而且，目前上市公司利潤總額的1／3來自以股票投資為主的投資收益，一旦股價下跌。將導致公司利潤縮水，引發更大規模的下跌行情。形成惡性循環，釀成災難性后果。
從國際經驗來看，日本、泰國、韓國、我國臺灣地區都經歷過資金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市暴漲以及后來的暴跌，教訓慘痛。因此，2008年對于股市劇烈波動問題需要高度關注，嚴密防范。
國際經濟風險
除國際油價持續走高等因素外，2007年3月份開始的美國次級債危機，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
首先，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可能減弱。次級債危機直接沖擊了美國的房地產業，由此帶來的財富損失將壓縮其國內消費需求，進而引起美國經濟增長放慢。受其影響。歐盟、日本經濟也可能減速。
其次，隨美元貶值，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也在增加。從而可能出現已經多年沒有過的“滯脹”。是刺激經濟增長，還是穩定幣值，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尚難確定。
第4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聲譽機制；定價策略；價格競爭策略；資源共享；搜尋成本；競爭業；均衡價格策略
中圖分類號：F270；F224.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3）04006607
一、引言
現代服務業行業壁壘低，競爭者可低成本進入多數領域；產業技術屏蔽作用弱，創新往往得不到專利保護，營銷手段極易被模仿；可替代性強，容易被競爭對手替代；生產和消費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不可分性，消費者事先不知道服務質量，消費者消費前根據企業的聲譽確定支付意愿。因此，聲譽機制在現代服務業定價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不同聲譽的企業之間價格差異較大。現實中，現代服務業同行之間互相壓價爭奪客戶、搶資源現象日益凸現，不乏惡性價格競爭、價格陷阱、價格欺騙等不端行為。采取怎樣的價格競爭與互動策略成為現代服務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
現代服務業中的聲譽機制是典型的Bass擴散過程。消費群體通過對“陌生”服務的消費，感覺服務質量和價格，形成一種口碑和聲譽，決定下一期消費。因此，本文采用Bass模型刻畫現代服務業價格競爭策略。目前，國內外學者以Bass擴散模型分析產品定價機制、產品需求的動態演變過程以及進行市場預測等的研究較多。價格策略主要研究企業產品的初始價格定多少、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應該怎么調整以及價格對自己的市場份額和利潤有多大的影響等問題（Eliashberg，2001；Kamrad，2005；杜榮，2003；趙道致，1999）。Eliashberg（2001）分析了耐用品的價格策略，將競爭廠商的競爭分兩個階段，即壟斷和壟斷競爭階段，在產品的需求服從Bass擴散規律的前提下，以各個階段的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函數，分析了各個階段的價格策略和利潤的變化規律。Kamrad（2005）建立了一個隨機創新擴散動態模型，把產品的擴散分為不知情、認識、最終采納三個階段，價格、口碑和廣告努力等作為產品擴散隨機演化的影響因素，并采用控制理論分析最優定價或廣告策略。Clarke（1984）、 Jeuland（1983）、 Thompson（1984）和Dockner（1988）對壟斷和壟斷競爭廠商先后進入市場的產品擴散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不同階段廠商的價格和廣告策略。曾勇等（1992）以新產品市場擴散模型為理論基礎，研究了采納行為中各客戶的風險態度、性能價格權衡以及對產品信息的反應等方面的差異，并利用最優控制理論得出最優的廣告和價格策略。杜榮等（2003）以巴斯的GMB 模型為框架，提出了一個新的競爭擴散模型，對產品的動態定價競爭過程進行了分析，認為競爭者之間的定價行動一致時對于競爭雙方是最有利的。趙道正（1999）分析了壟斷競爭市場中客戶在市場上的品牌選擇概率和品牌偏好的動態過程，給出了利潤最大化的最優定價策略和最優定價策略的Nash均衡穩態解。
徐愛東：基于聲譽機制的現代服務業價格競爭策略研究
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現代服務業企業聲譽競爭機制模型，討論競爭性現代服務業企業最優的價格策略，分析企業相互共享要素資源時客戶的搜尋成本、需求以及服務價格、利潤的變化規律，為服務業企業的競爭決策提供參考。
二、模型與假設
1.擴散模型的修正
Bass（1979）認為一種新產品投入市場后，新產品的擴散受到未采用者（客戶）的內外部因素的影響，其擴散速度主要受到兩種傳播途徑的影響：一是由于采用者對未采用者的信息傳播、人際交流（聲譽）（wordsofMouth）而產生的客戶對產品的采納，形成需求；二是未采用者模仿采用者的消費行為而產生的需求。其模型如下：
dx（t）dt=a[m-x（t）]+bmx（t）[m-x（t）]（1）
dx（t）dt為t時刻采納產品的人數，x（t）為到t時刻累積采用產品的人數，a為外部創新系數，b為內部模仿系數，m為市場上潛在總需求量。
以上模型從客戶的消費行為出發，刻畫了需求的產生與擴散的機制，沒有考慮價格對需求的影響。本文參考Eiashberg（1998）的模型，假設在某一時刻t，服務需求的產生是把潛在的需求（客戶）變成實際需求（客戶）的過程，服務的需求和潛在的需求量成正比（這一假定和Bass擴散模型一樣），服務需求和價格成反比。根據Lawrence（1981）等人實證研究結論，人際交流（聲譽）對擴散的影響比外部因素對擴散的影響通常要大一個數量級以上。本文為了模型的簡潔，忽略外部因素的影響，只考慮客戶的人際交流（聲譽）的影響，模型如下：
dx（t）dt=a[m-x（t）][1-kpp（t）]（2）
pp（t）為客戶實際承受價格Eiashberg的模型中PP（t）為產品的實際出售價格，由于本文需要考慮搜尋成本對互動的影響，故區分銷售價格和消費者實際承受的價格。影響需求的價格為客戶實際承受的價格，包括銷售價格和搜尋成本。，包括客戶的搜尋成本和服務價格，即pp（t）=p（t）+sc，其中p（t）為服務實際價格；a為擴散系數，m為市場總潛在需求量。x（t）為到t時刻為止企業累積需求量，即所有客戶累積的需求量。
2.現代服務業聲譽機制模型
假設有兩家競爭性的服務企業，均提供同質服務，客戶如果采納了服務企業1的服務將不會采納服務企業2的服務；兩家企業的服務在時間和空間上不可分，客戶事先無法觀察到服務質量，只能通過聲譽來判斷；不存在重復采納。
設市場上該類服務的潛在需求為m，在t時刻服務i（i=1、2）的價格為pi（t），成本為ci（t）；在服務的過程中，兩企業各有自己的要素資源，客戶獲得服務企業信息的搜尋成本為sci。如果服務企業1和服務企業2共享要素資源，競爭對手使用自己的要素為客戶提供一單位服務需支付成本ci；共享要素資源后，彼此能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為sci，不失一般性，假設搜尋成本降到0。服務企業i在t時刻的服務需求量為：
ki為服務企業i的服務價格對需求的敏感系數，ki>0；sci為客戶搜尋服務企業i的服務產生的搜尋成本，sci>0；服務企業i主要控制價格或努力提高服務質量并通過聲譽機制促使客戶接受自己的服務。下文以模型（3）為基礎分析服務企業i對服務的動態競爭定價策略。
三、競爭價格策略
服務企業如果不共享要素資源，客戶承受的價格為服務的實際價格和搜尋成本之和；服務企業不存在使用競爭對手資源的額外支付成本，服務企業的成本是生產成本。理性的服務企業將選擇適當的價格，使得自己的利潤最大化，這屬于典型的優化控制問題。根據Mehlmann（1988）和張光澄（1991）的研究，可以把服務企業的價格策略描述為控制問題Z：
其中，r為貼現率，T為服務企業的生產周期，其余變量的經濟意義同前文。
定理1如果競爭企業的資源要素對等，兩服務企業價格競爭性開環Nash均衡值為：
p*i（t）=2-2ksc-kc3k（7）
證明：構造問題Z的Hamiltonian函數如下：
Hi=[pi（t）-ci（t）]i（t）+ λiii（t）+ λijj（t）（8）
根據Hamiltonian原理（Kamrad，2005），xi（t）和pi（t）分別為狀態變量和控制變量，協態變量λii滿足λ?ij=-Hixj，所以：
λ?ij=λ?ii=ai[pi（t）-ci+λii][1-kipi（t）-kisci]+
λijaj[1-kjpj（t）-kjscj]（9）
不妨令λ?ij=λ?ii=λ?i，（9）式變為：
λ?i=ai[pi（t）-ci+λi][1-kipi（t）-kisci]+
λiaj[1-kjpj（t）-kjscj]（10）
由（8）式開環Nash均衡的一階條件Hipi=0，有：
λi=1ki-2pi（t）+ci-sci（11）
（11）式兩邊對時間t求導數得：
λ?i=-2p?i（12）
（11）和（12）代入（10）得：
-2p?*i=aiki[1-kipi（t）-kisci]2+
ajki[1-2kipi（t）-kici-kisci]×
[1-kjpj（t）-kjscj]（13）
競爭企業不共享資源時的最優價格策略為非線性微分方程組（13）的解。考慮到方程組（13）的解析解比較復雜，我們對所研究的問題作簡化：假設服務企業1和2的擴散系數相等，為一常數a ；客戶對服務企業1和2的搜尋成本相等，為一常數sc；客戶對服務企業1和2的服務的價格敏感程度相同，為一常數k；服務企業1和2的生產成本相等，為一常數c。上述假設不影響后面研究的問題的本質，只是把問題簡化成了本文假設的一種特殊情況。
令：aiki[1-kipi（t）-kisci]2+
ajki[1-2kipi（t）-kici-kisci]×
[1-kjpj（t）-kjscj]=0（14）
則由微分方程組（13）決定的最優價格，即開環Nash均衡的穩態解有四個：
A1：2-2ksc-kc3k，2-2ksc-kc3k
A2：2-2ksc-kc3k，1k-sc
A3：1k-sc，1k-sc
A4：1k-sc，2-2ksc-kc3k（15）
令：fi=[1-kpi（t）-ksc]2+[1-2kpi（t）-kc-ksc]×
[1-kp3-i（t）-ksc]（16）
根據曾勇等（1992）的計算方法，A3點的Jacobian矩陣為：
A= f1p1，f1p2f2p1，f2p2=0，k（1k-sc-c）k（1k-sc-c），0 （17）
由p=0 和q=-（1-ksc-kc）2
同理，A1點的Jacobian矩陣：
A= -（1-ksc-kc）k，-k1-ksc-2kc3
-k1-ksc-2kc3，-（1-ksc-kc）k （18）
p2-4q=[2（1-ksc-kc）k]2-4k2[（1-ksc-kc）2-
（1-ksc-kc-kc）2]（19）
q=k2[（1-ksc-k1c）2-（1-ksc-kc-kc）2]（20）
根據趙道致（1999）和杜榮等（2003）的研究，一般的有1-kc>0，而sc遠遠小于c，故ksc比kc小很多，一般的情況滿足1-kc-ksc>0。所以，p2-4q>0，q>0，A1是結點。
同理可證得A2和A4點為鞍點。
證畢。
定理1表明，競爭企業之間存在一個均衡的價格策略。服務企業i最優價格與價格敏感程度、搜尋成本、生產成本成反比。當價格敏感程度較高時，服務企業i將實行低價策略。當搜尋成本較高時，服務企業i為了吸引客戶，只能降低服務價格，適當地承擔搜尋成本，或者改善自己的要素資源，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當生產成本較高時，服務企業i也不能提高價格。因此，服務企業i為了提高價格，獲得更大的邊際利潤，必將改進生產技術，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
四、資源共享效應
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現代服務企業的目標是獲得競爭優勢，但每個企業的要素資源條件是有限的，需要和競爭對手進行要素資源的共享合作，優先發展自己“能夠做”和“可能做”的業態，才能保證自己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營銷成本有效地降低，獲得持續的競爭力，達到超過競爭對手的目的。例如部分現代服務企業把小部分對專用資產要求高的業務外包給同行，自己專門做強自己的主營業務。如果和競爭對手共享合作既能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也能節約自身在某個業態經營中的沉沒成本，要素資源的共享合作是獲得超額利潤、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徑。
命題1：若競爭企業之間共享要素資源，則競爭企業的生產周期將縮短，營運速度將加快。
證明：
由（3）式兩邊對時間積分可得：
x1（t）=[m-x2（t）][1-e（ksc-α）t+k∫t0p1（t）dt]（21）
x2（t）=[m-x1（t）][1-e（ksc-α）t+k∫t0p2（t）dt]（22）
t為任意一時刻，當服務企業共享資源要素時，sc=0和xi（t）sc0）比共享要素資源（sc=0）的累積服務量（需求量）要小。反過來，若當xi（T）-m2
證畢。
圖1競爭企業生產周期比較
命題2：為了贏得較高的市場份額，競爭企業必將完善自己的專用資產，以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和生產成本，使客戶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服務。
證明：
在以上均衡的價格策略和市場份額下，若某個服務企業經營較好，使得參數a、sc、k、c存在差異，由（20）和（21）式，令：
A =1-e（k1sc1-α1）t+k1∫t0p1（t）dt
B=1-e（k2sc2-α2）t+k2∫t0p2（t）dt
則：
x1（t）=A（1-B）m1-AB
x2（t）=B（1-A）m1-AB
x2（t）x1（t）=B（1-A）A（1-B）=B-ABA-AB
所以當B>A時，有x2（t）>x1（t），即：
（k1sc1-α1）t+k1∫t0p1（t）dt>
（k2sc2-α2）t+k2∫t0p2（t）dt（23）
可見，sc和k大的服務企業的市場份額大，a、c和p小的服務企業市場份額大。所以，服務企業i的價格敏感程度較高時，將實行低價策略，贏得市場份額。搜尋成本較高時，為了吸引客戶，只能降低服務價格，適當地承擔搜尋成本，或者改善自己的專用資產，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不然，將會丟掉市場份額；而當生產成本較高時，也不能提高價格，不然也會丟掉市場份額。因此，服務企業i為了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及提高服務價格、獲得更多的利潤，必將改進生產技術、完善要素資源、擴大專用資產量。
證畢。
命題3：理性的服務企業將共享要素資源，這樣能在生產周期內比不共享要素資源得到更多的服務定單，從而開拓市場的潛力，獲得更高的利潤。
證明：
由（20）和（21）式不難解得競爭企業按最優價格策略定價到t時刻為止的服務量：
x1（t）=x2（t）=m1+11-eksc-3α-kc+23t（24）
進而得到t時刻為止競爭企業的利潤：
π1（t）=π2（t）=m1+11-eksc-3α-kc+23t×2-2ksc-4kc3k
（25）
xi（t）sc
證畢。
五、案例分析
電信運營業是一個典型的既有惡性價格競爭、又需要和對手共享專用資產以降低成本的行業。表1中的數據表明，電信運營企業的用戶數量達到一定規模才能盈利，單位運營成本才能成倍下降、總收入成百倍地增加。因此，從2003年到2012年，移動、聯通一直在千方百計地爭搶用戶。在規模競爭階段，兩家公司都在努力完善自己的服務和網絡系統，提高自己的聲譽，兩家公司獲得消費者的滿意度基本沒有多大的差距。2003年中國聯通的用戶數很少，實施了低價策略，到2008年以后，中國聯通公司用戶數基本達到移動公司的一半。
而在2008―2012年的5年時間里，由于兩個公司的規模都在擴大，兩家的平均成本都同步下降，聯通因規模小于移動而單位成本略高，定價略高于移動。由于兩家的用戶滿意度（聲譽）基本接近，用戶數量基本保持在2比1的比例達到均衡。用戶數和價格不成線性關系，主要隨用戶的滿意度（即企業的服務質量和聲譽）的變化而變化。說明在服務質量基本對等的情況下，聯通和移動競爭存在一個均衡的價格策略。
在資源共享方面，兩家企業鮮有深層次的合作，特別是在通訊基站方面的重復建設很嚴重。有專家預測，目前為止，中國電訊行業在光纖鋪設、基站的重復建設就足夠一個三峽工程的總投資，企業如果能實現專用資產上的共享，就能提高網絡效益、增加網絡功能，大大降低其單位成本，有效地節約資本并用于技術改造，大大提高服務質量。近年，我國通訊行業的增值業務始終因運營商的不合作而成本高：沒有更多的資金增加網絡功能，造成終端價格高、使用費用高、業務不夠豐富等，限制了增值業務的普及和使用量，ARPU值都呈下降趨勢。而國外的通訊運營商常常結成聯盟，如日本政府強制通訊運營商共享網絡和基站，是最明顯的聯盟，運營商之間的競爭核心是面對最終用戶、了解用戶的需求、研究和掌握技術，不是獨自去提供所有的內容服務，而是互動，互相促進，主要精力用于提高服務功能和質量，是專用資產共享和技術聯盟驅動市場發展的成功案例。目前，日本的通話費用遠低于中國通訊行業。說明服務企業共享要素資源將比不共享要素資源得到更多的服務定單，從而更有效地開拓市場的潛力。
六、結論
本文采用Bass擴散模型刻畫現代服務企業之間的聲譽機制，建立了一個價格競爭模型，發現競爭企業之間定價策略和資源要素共享存在以下規律：
第一，在日益激烈的現代服務業市場競爭中，競爭企業之間存在一個均衡的價格策略，同行之間沒有必要采取惡性價格競爭策略爭客戶、搶資源。
第二，盡管服務企業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但為了做強主營業務，獲得競爭優勢，有必要進行要素資源共享。
第三，對消費者不了解的業態，盡管服務企業的成本較高，但還是應實行低價策略。不然消費者不了解，企業會失去市場。
第四，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價格、獲得更大的邊際利潤，必須以改進服務質量、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為前提，否則，將因聲譽機制的作用而失去客戶。
參考文獻：
杜榮，胡奇英，魏軼華.2003.兩方競爭情況下產品動態定價研究[J].管理工程學報（1）：2024.
曾勇，唐小我.1992.競爭環境下的新產品市場擴散模型[A].全國數理經濟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論文.
第5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長期護理保險；國際經驗；政策建議。
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人們生育觀念發生改變，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成必然趨勢。眾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老齡社會可能發生的長期護理費用構成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巨大威脅。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世界各國自覺不自覺的選擇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一、國外長期護理保險發展現狀。
目前，國外存在商業和社保兩種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后者以日本為代表。美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經營商業性質的長期護理保險，日本在 2000 年將長期護理保險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體系。
1.美國長期護理保險發展情況。20 世紀 70 年代，長期護理保險開始在美國出現。20 世紀 80 年代，雖然政府出臺許多推廣長期護理保險政策，但發展緩慢。到 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 1996 年出臺的聯邦健康保險可轉移與說明責任法案等政策出臺，長期護理保險才得到迅速發展。據統計，在 2002 年，104 家保險公司銷售了超過 90 萬份長期護理保險單，市場份額達到人身保險市場的 21% 。截至 2008 年底，美國近 600萬人購買了長期護理保險，保費收入約占人壽保險市場 30%的份額。美國長期護理保險是以商業保險的形式存在，長期護理保險承保被保險人入住護理院、使用社區服務和家庭健康護理服務等產生的護理費用進行補償，可以是全天候的專業護理，也可以是非全日的中級護理與日常護理。家庭護理在美國長期護理保險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患者傾向于在家中接受護理服務。美國長期護理保險有很大需求，2005年，美國65歲以上老年人有3 500萬，占總人口的13%，65歲以上人口增長數是所有美國人口增長數的2.5倍，據預測，到2030 年，這個數字將達到 7 000 萬。2009 年美國大約900 萬 65 歲以上老年人需要護理服務，大約 40％的65歲以上老年人入住護理服務機構，其中10％的老年人在護理服務機構的居住時間在5年以上。
美國長期護理保險的發展既為個人提供了年老時所需護理的保障，又對美國護理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鑒于長期護理保險對社會所作出的獨特貢獻，美國有四個州（加州、紐約州、康州和印地安納州）由聯邦政府批準，成立了長期護理伙伴計劃，由州政府與保險公司合作，為投保人提供獨特優惠，即要求被保險人購買一定數額的私人保險，由保險公司負擔護理的最初費用，不足部分再由政府補足，從而使投保者得到更多保障。
2.日本長期護理保險發展情況。日本于 1970 年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據統計，1999 年，日本 65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 16.7%，2000 年，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 17.2%。據預測，到2020 年左右，日本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27%。 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需要護理的高齡人口也增加，加上家庭規模不斷縮少、老年單身家庭增多及女性就業率增加、福利制度社會性住院等問題，長期護理保險推出具有緊迫性。在此背景下，日本《護理保險法》在 1997 年 12 月由議會通過，2000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護理保險制度是日本繼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勞災保險、失業保險后的第五項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目標是構筑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護理服務體系，把以前分屬于老年福利與老年醫療領域的高齡者護理服務一體化，改變以前福利和醫療領域中使用者負擔不均衡和手續復雜的狀況，提高利用效率，并且通過在宅護理服務的積極展開解決一般病人的長期住院問題。
可以得到護理保險服務：一是在因臥床不起、老年癡呆等原因需要經常護理時；二是在需要有人幫助料理家務或起居等日常生活時。
第2號被保險者只有被確診患有閉塞性動脈硬化、類風濕關節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腦血管疾病、老年癡呆癥等慢性疾病才能享受護理服務。
由此可見，日本長期護理保險總體上向65歲以上的被保險人偏斜，65 歲以上與 40～64 歲的被保險人的繳費和所享受的長期護理保障不同。65 歲以上的被保險人既是長期護理保險的繳費者也是主要受益者，而 40～64 歲的被保險人為主要的繳費者。日本的長期護理保險的資金一半由公費籌措，即中央政府負責 25％，都道府縣和市町村各負擔 12.5％，另一半來自于國民繳納的保險費的收入，即66%來自于40～64 歲人員，34%來自于 65 歲以上人員。
二、國外長期護理保險發展經驗。
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和以日本為代表的社會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保障范圍全面，切實緩解了被保險人護理服務需求，但兩種制度各有自身的優勢和弱勢，其實踐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1.長期護理保險是應對人口老齡化較好的制度選擇。人口老齡化是包括美國、德國和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正在面臨的社會問題，而且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劇，這個問題將愈加突出。從他們的實踐可以看出，長期護理保險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民對公共福利需求的壓力，降低了政府對長期護理成本的財政支出，避免了老年人因支付護理費用而背負上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模式取決于各國社會制度和經濟實力。以盈利為目標的美國模式，由于市場法則的結果，保障的對象主要為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群，而低收入人群的長期護理費用主要由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資助的醫療計劃支付，目前已承擔了美國主要的長期護理費用。這種模式能提供優質的健康保險和健康管理服務，能迫使醫護提供者提供質優價廉的醫護服務，降低醫療服務成本，控制醫療保險費用。以日本為代表的社會保險模式，覆蓋幾乎是所有國民，解決了全社會共同面臨的老年護理問題，體現公平性、福利性。但這種模式靈活性差，較難滿足有高層次需求人群對高檔次護理需求，同時在運行過程中，由于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引起護理費用大幅上漲。由此可以看出，世界長期護理保險無論采取那種模式，取決于各國社會制度和經濟實力。由于各國資源總是有限的，要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因而兩種制度的實踐在不同時期會作出相應的調整。
3.政府的政策扶持是長期護理保險發展的重要保證。政府對長期護理保險扶持政策，主要有稅收鼓勵政策產業發展政策。稅收鼓勵政策對個人和企業參加長期護理保險進行稅收優惠政策，企業為雇員所繳納的長期護理保險費全部算作公司的經營費用而作為稅收的扣除額。個人為自己或家庭成員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的保險費不算應稅收入。發展規劃政策主要對長期護理保險進行規劃，建立服務標準、機構準入要求，規定人員培訓等，促進長期護理保險發展。
4.長期護理保險配套護理服務業為老年社會的發展起著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美日兩國的護理服務產業發展迅速，其中長期護理院已成為最重要的長期護理服務機構。根據美國衛生部全國衛生統計資料，2009年，美國所有護理院總營業收入已達到 1 000 億美元。從經營情況上看，占比超過長期護理服務機構半數以上的營利性的私立服務機構盈利情況較好。日本為高端客戶開辦的護理院在第四年就開始盈利，為低端人群開辦的護理院因前期投入成本少，很多當年就可盈利。
隨著美國護理服務體系的不斷發展，能夠一攬子解決老年人不同護理需求的綜合護理機構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在這種護理機構里，可獨立生活的老人和喪失日常生活能力的老人均可獲得不同等級的綜合性護理服務。
三、中國發展長期護理保險政策建議。
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并且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但是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我們未富先老，這是中國發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基本出發點。從中國國情出發，借鑒國際經驗，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對中國老齡化社會可持續發展極為必要。
1.中國長期護理保險籌資制度選擇。在中國，如完全采用日本強制性長期護理保險籌資模式，即：長期護理保險費由政府和個人各負擔一半，將會遇到很大困難。一是中國還沒有富裕，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老年人基數大，老齡化速度快，財政很難拿出大額預算支付保費。二是中國個人收入水平較低，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有人有了病也不敢去醫療機構治療，更不用說長期護理。三是這種方式靈活性差，效率低。由于過分強調公平，這種模式將使收入高的人群不能享受高質量的護理服務，而且容易出現道德風險，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若完全采用美國商業長期護理保險模式，不僅要求人均收入水平高，而且要求商業健康保險市場要發達。中國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出現較晚，2005 年國泰人壽在上海推出“康寧長期護理健康保險”，2006 年，中國人民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國范圍內推出“全無憂長期護理個人健康保險”，標志著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在中國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中國商業健康保險市場還很不發達，到 2010 年，中國商業健康保險費收入 677.47 億元，占 GDP 的比重僅僅為 0.17%，人均健康保險費為 50.6 元，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遠，可見，目前完全采用美國商業長期護理保險模式解決不了老年齡長期護理費用問題。基于以上分析，中國可以實行混合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這種制度一是在資金的積累上要建立兩個賬戶，一個是商業健康保險賬戶，另一個是在社會醫療保險下設長期護理保險賬戶；二是在購買上實行強制性制度。出臺法律法規，規定年齡在 40 歲以上人必須有長期護理保險；三是政府采用經濟手段進行調控。向商業保險公司還是向社保繳納長期護理保險費，由客戶自己決定。參加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將得到財稅補貼，參加社會醫療保險長期護理賬戶的按社保要求辦理，國家承擔低收入人口的全部長期護理費用。
2.政府出臺支持長期護理保險發展的財稅政策。長期護理保險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關系到老齡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應研究出臺長期護理保險發展的財稅政策。一是鼓勵企業為員工購買長期護理保險。規定企業必須為員工購買長期護理保險，企業為員工繳納的長期護理保險費作為企業的營業費用。二是鼓勵個人購買長期護理保險。個人為自己或家庭成員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的保險費不算應稅收入。三是政府對購日本要求 40 歲以上的人都要參加長期護理保險。保險費按照全國醫療保險費的一個固定比例支付，低收入者可減免。被保險人被分為兩類：第一類稱為第 1 號被保險者，是指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其繳納與自己收入水平相對應的護理保險費，一般每人每月約 2 900 日元，低收入者保險費負擔較輕。第二類稱為第2號被保險者，是指40~64歲的人，為保險費的主要支付者。其護理保險費與醫療保險費一起繳納，根據收入水平及所處區域繳納不同數額的護理保險費，以適應不同老人護理負擔差異。第 1 號被保險者在以下兩種情況下買長期護理保險的企業或個人進行適當比例的補貼。這樣，既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又為老齡社會可持續發展籌集一筆建設資金，還可解決老年人的護理費用。1996年美國出臺健康護理制度改革，不論是雇主還是雇員，繳納的長期護理保險費均享受稅收優惠，企業繳納算為公司的營業費用，個人繳納不算應稅收入。改革措施的出臺大大促進了美國長期護理保險的發展。日本實行 1∶1∶2 的費用負擔方式，即中央政府出25%，地方政府出 25%，個人出 50%的方式，直接促進長期護理保險的發展。
3.長期護理保險公共資源配置政策傾斜。人口老齡化在中國已經不是一種短期現象，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人口再生產模式的必然結果。為使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政府就要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一是制定適合中國老齡社會發展的長期護理保險發展規劃，建立完善的配套護理體系，為客戶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及護理信息。在長期護理保險的資金籌集方面，要規劃中國到底實行那種籌資模式，籌資的規模需要多大，資金如何使用以及資金的增殖等問題。二是在護理機構的設置上，城市可以社區為依托，強化家庭護理服務，發展醫院與社區的聯合服務，建立不同服務層次的護理服務機構。農村可以鄉、村衛生所為基礎，建立老人之家，這樣既可以提供迅速方便的護理服務，又可充分利用人力資源，解決就業矛盾。三是在完善康復醫療服務方面，應建立規模化、專業化的長期護理中心，提高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的護理質量。
混合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即強制購買，自由選擇購買對象的方式，配之相應的政策支持，將使中國所有老年人擁有長期護理保險，改善老年人面臨的困境，為中國老齡化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同時，這種制度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可緩解社會保障的財政困難，使有限資源得到合理利用，使社會得到綜合治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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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中國品牌；競爭力；現狀分析；對策
當今世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實質上已經演變為企業與企業、品牌與品牌之間的競爭。品牌決定了企業的核心與能量的質量與數量，是企業發展的原動力。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就要建立優秀的品牌，并不斷提升品牌競爭力。以下將對品牌與中國品牌競爭力現狀做一些分析。
1 品牌
關于品牌的概念，國內外的學者對其有不同的定義，下面引用兩個權威的概念。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菲利普．科特勒（2000）指出，品牌不僅是名稱、術語和標記，而且是銷售者向購買者長期提供的一組特定的特點、利益和服務，最好的品牌傳達了質量的保證。
中國學者許基南認為，品牌是由市場屬性和產品屬性組成的一個系統，品牌的市場屬性是指包括商標在內的一系列傳遞產品特征、利益、聯想、文化、價值觀和個性等活動的總和，品牌的產品屬性是指品牌代表著企業規模、產品質量、技術和企業形象等。品牌是產品屬性和市場屬性的綜合體現，是企業與顧客的關系性契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品牌是企業物質、精神和行為有機融合的統一整合體。它以精神文化為靈魂，以一定物質為載體，以行為為通路，既反映企業名稱、標記、產品特征，又體現企業的價值觀、理念和形象，既是企業的硬性象征，又是企業的軟性內涵。
2 對品牌認識的誤區
對一些企業而言，他們覺得品牌的建立是一件很遙遠的事件，甚至摒棄品牌，這都源于對品牌認識的不透徹。
2.1 對品牌的本質及其存在形式認識模糊。在談建立品牌時，無所謂“做與不做”，意義只在于“能不能做”。企業是無權對品牌說需要或放棄的，因為它始終以不同的面目存在與任何事物中，品牌的烙印深刻地印在了市場的方方面面，我們要回答的不是“要與不要”，而是“要做怎樣的品牌”，認識品牌，是建設企業品牌的第一步。
2.2 有些企業認為品牌是一件費錢的事，必須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談品牌。實際上，這樣的認識是片面的。正確的品牌操作模式正是為了解決資金問題――導入品牌是種少花錢、多辦事的策劃行為，它的目的是降低企業的運作成本。在當代市場中，品牌是具有最高的溢價能力的，但決非意味著高投入、高檔定位和高消費。
2.3 有人認為，規模小的企業不提倡建立品牌。實際上，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只是規模之分，在市場這方面所面臨的問題都一樣，大型企業并非就是品牌，小型企業也絕非做不成品牌。非洲一些國家的企業不小，但仍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內向型企業，很不品牌，而新興的超“小”型企業如亞馬遜書店、IT產業中一些迷你型小企業規模極小，但影響面卻很大。
3 品牌競爭力
創造了品牌并不可以一勞永逸，因為競爭的激烈度會嚴重的影響企業品牌的競爭力，因此，品牌競爭力的提升便提上了日程。品牌競爭力是企業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究竟何為品牌競爭力？
邴紅艷（2002）認為：“品牌競爭力是品牌在競爭的環境中，為謀求企業長遠發展，通過對自身可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產品和服務比競爭對手更好更快地滿足消費者，為企業提供超值利潤的能力。”
筆者認為，品牌競爭力是指競爭品牌所感受到的關于本品牌的競爭壓力狀況。它是指企業通過使其品牌比競爭對手的品牌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在擴大市場份額，獲取高額利潤方面與競爭品牌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的比較能力。
企業的品牌競爭力，是在品牌競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比較能力，是反映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品牌競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獲得更多的顧客，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以獲取高額利潤。品牌競爭力是有動態性的，隨市場結構和競爭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提升品牌競爭力不僅非常必要，它也是一個伴隨企業成長的過程。
4 中國品牌競爭力的發展現狀及其在國際競爭中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品牌進入空前的發展與繁榮時期。在北京名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2003年對中國最有價值的品牌研究中，海爾作為中國價值最高的品牌，其品牌資產價值為530億元，次之為第一汽車267.63億元。2003年的品牌價值平均值是1995年的2.23倍；同時，中國的品牌管理能力不斷增強，從系統的角度創建、培育和維護品牌，提高品牌資產價值，從而增強品牌競爭力；在品牌集中度方面客觀實際，開放程度與品牌集中度成正相關，競爭比較協調等等。
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還必須將中國品牌競爭力現狀納入國際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分析，特別是與發達國家品牌競爭力體系進行橫向比較，才能找出我們的差距和問題。
4.1 品牌價值較低，與世界品牌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國品牌雖然較多，但品牌價值與世界品牌價值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品牌前50名中沒有一個中國品牌。在2002年度世界價值品牌排行中世界最有價值的品牌――可口可樂價值為690.637億美元，而中國最有價值的品牌海爾為58.916億美元，兩者相處11倍多，這說明中國品牌資產價值與世界名牌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4.2 品牌管理能力較弱。中國企業的品牌管理能力還較弱，多數企業品牌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商標和其他無形資產（如專利權）的注冊、續展、許可等管理，將品牌管理視同于商標法律方面的管理。根據北京名牌資產評估有限公司2003年度對中國20多家著名企業的品牌管理現狀進行的調查，通過對國內外品牌管理現狀對比發現，中國更多的企業對品牌仍停留于打造階段，還沒有將品牌納入企業管理系統當中。
4.3 品牌規模及市場集中度小。市場集中度越低，品牌規模就越小，品牌競爭力越弱。以啤酒產業為例，日本的麒麟、朝日等四個品牌占日本99%的市場份額，而中國影響最大的青島啤酒，在市場上的份額僅為2.2%，難以形成品牌規模效應。因此，品牌的競爭力就難以與國外同行業的品牌相比。
4.4 技術創新能力較弱。影響中國品牌競爭力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的企業缺乏核心能力與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是根本的根本，同世界著名品牌相比，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技術引進方面，中國企業存在重復引進而忽略創新的問題；R&D投入水平低，數量少；技術創新的組織管理水平偏低，效率低等。
4.5 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化管理能力弱。目前發達國家企業普遍引入了信息網絡化管理，跨國品牌的競爭力尤其依賴于信息化的強大支持。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是信息化的先驅，并始終處于信息技術、信息投資和信息化水平的前端，而中國管理及經營系統實現信息化的普及率只有30%左右，企業電子商務開展往往華而不實，企業內外聯網及應用也不成熟，難免有形式化之虞。所以，信息化能力較低制約了中國品牌競爭力的提高。
5 提高中國品牌競爭力的對策研究
5.1 要構建有利于品牌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支持體系。主要包括建立國家競爭政策體系，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有效的市場競爭制度，而合理的競爭政策是促進這一制度建立和有效運作的保證；建立產業政策體系，選擇主導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集群及相關支持產業的發展，鼓勵品牌企業實施品牌運營；建立財稅政策和政府采購政策體系；建立金融政策支持體系，主要有品牌融資，積極鼓勵優勢品牌企業上市、發行債券并通過債券市場融資；建立信息化政策支持體系，建設一條方便、快捷、暢通的信息通道是信息化時代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提高企業競爭力。
5.2 面對全球化和網絡信息化，制定品牌競爭戰略。缺乏戰略意識和戰略管理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網絡信息化進程促使企業開辟與顧客更暢通的溝通渠道，建立更有效的溝通形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文化沖擊和競爭空前激烈，品牌自然占據企業市場戰略和企業文化的核心。品牌競爭戰略的實質是通過品牌把市場、企業經營、企業管理三者統一起來，其目的是提高品牌競爭力。依據品牌成長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品牌競爭戰略。形成期，品牌競爭戰略的目標是創立品牌；成長期，戰略目標是品牌擴張；成熟期，戰略目標是品牌維護；衰退期，戰略目標是品牌重建。
5.3 秉持戰略國際化，戰術本土化的品牌經營理念。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背景下，跟上時代的步伐是至關重要的。在資本追逐知識，速度戰勝規模的新形勢下，企業應該以戰略的眼光，在國際范圍能尋求合作，以成本優勢或差異化為戰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本、勞動力或技術的吸收或融合，這樣才能在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品牌的建設和擴張，加快品牌競爭力提升的速度。然而，對于立足于不同國家的市場，企業就應該將戰術本土化，因地制宜，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顧客是企業利潤的源泉，品牌競爭力的大小就體現在滿足顧客需要的程度。
5.4 品牌的自主創新才是提升品牌競爭力的王道。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相比國外的經濟發展進步的空間還很大，品牌價值和品牌競爭力的差距就是一個體現，這都根源與我國企業的品牌自主創新能力較差。比如，我國很多技術密集型企業實質上都是引進外國的技術和硬件，而我們從事的大多為制造組裝的環節，獲取的利潤非常小，很多企業所謂的自主品牌就是在籠罩在國外品牌的光環之下。所以說，我國企業要加強技術的創新和品牌的自主創新，這樣才能創造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品牌，在國際的競爭中立足。
如今，國際的競爭愈演愈烈，中國也要加快前進的步伐，否則就會被時代淘汰。品牌間的競爭已經成為未來競爭的重要籌碼，加強品牌建設，提升品牌競爭力勢在必行。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要實現全民富裕、國家富強，就要以先富帶動后富。所以，中國的大型企業應率先加快品牌競爭力提升的步伐，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最終才能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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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一、縣域經濟及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資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縣域經濟具有下述特點：一是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間，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區域界線明確；二是具有相對獨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動性；三是具有地域特色，這種地域特色與其地理區位、歷史人文、特定資源相關聯；四是以市場為導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要突破縣級行政區劃的約束，在更大的區域內進行資源配置，獲取競爭優勢；五是接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加快縣域經濟的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縣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區域經濟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有多個層次：相對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區域經濟，如歐盟、亞太地區、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區域是區域經濟的范疇；相對于一國經濟而言的區域經濟，如我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也是區域經濟的范疇；相對于一個省而言的縣域經濟也是區域經濟的內容，如陜西從大的方面劃分為陜南、陜北、關中等不同的區域，僅就關中地區可以以區縣為單位劃分為更小的區域。縣域經濟是狹義的區域經濟，是一種行政區劃型區域經濟，是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農村為腹地的區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最小單位。
2、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是一個功能完備的綜合性經濟體系，其活動涉及到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個環節，一、二、三產業各個部門。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程度和趨勢，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格局和面貌，縣域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縣域經濟的強弱決定著國民經濟的強弱，如西部經濟不發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的縣域經濟的競爭力弱。從第三屆全國百強縣的排名來看，幾乎被東部地區壟斷，西部地區僅有三個縣進入全國百強縣，西部地區的真正崛起有賴于西部縣域經濟的發展。
3、縣域經濟在各項指標中均占到絕對比重
據統計，截至20__年底，全國縣級行政區劃共有2860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其中，市轄區830個，縣級市381個，縣1478個，旗49個，自治旗3個，特區2個，林區1個。全國縣域內國土面積有896多萬平方公里，超過全國國土總面積的93；全國縣域內人口總數達到9.3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73.3；全國縣域經濟的GDP達5.7萬億元，占全國GDP的54.5。
4、縣域經濟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縣域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是農民的主要聚集地。發展縣域經濟是解決“三農”問>文秘站:
二、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十大因素
通過對不同地區縣域的比較研究發現，縣域經濟的發展程度、競爭力強弱，受以下十個因素的影響：DECD=F(NR HR PL EC ML ES EE IA CL PLS)
其中，DECD—縣域經濟發展，NR—自然資源，HR—人力資源，PL—生產力水平，EC—經濟制度，ML—管理水平，ES—經濟結構，EE—經濟環境，IA—無形資產，CL—城鎮化水平，PLS—生產與生活方式。
1.自然資源的稟賦與自然條件的優劣程度
自然優勢是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優勢有兩種：自然資源優勢和區位優勢。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是縣域產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資源優勢是產業優勢形成的前提條件，同樣也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如陜西神木縣和靖邊縣之所以能進入第三屆全國西部百強縣之列，與其煤、石油等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同樣，縣域經濟的發展受自然條件的制約，自然條件決定著當地居民的生存條件、生存環境，地理位置決定著一個縣的區位狀況，決定著它的交通狀況、對外開放條件與開放程度等。一般來說，具有區位優勢的縣發展較快。沿海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較快，自然條件、區位優勢是其重要條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交通樞紐和產業布局的調整、單一非再生資源的長期使用，自然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對縣域經濟競爭力的影響作用有弱化的趨勢。
2.人力資源狀況
人力資源是縣域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因素，但人口大縣不等于經濟強縣。人力資源不僅包括一個縣所屬的人口數量、人的素質，還應包括人的理念及人力資本狀況。如果說人力資源的數量決定縣域經濟中勞動力供給、市場需求以及勞動力的素質，那么，人的理念及人力資本狀況則決定縣域經濟增長的方式和發展的速度。
3.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
生產力發展水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實力，它決定著經濟總量及發展水平，決定著經濟發展的總體思路及效果。如西部經濟落后，東部經濟發達，由此決定了東部經濟是個“發展”問題，而西部大開發不僅僅是發展問題，首先是解決生存問題；二是縣域經濟的“產品—企業 —產業”三位一體的現狀，它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既定起點，也是吸引外資的平臺，是外資與本地企業對接的基礎。
4.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力
經濟結構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生產力布局，即縣域經濟結構，它影響和決定著縣域經濟是否協調、持續發展的問題。縣域經濟活力是縣域經濟市場機制力量的體現。非國有經濟比重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活力指標，其他還有：機關人數與就業總人數的比率反映出就業導向和就業活力；人均存貸額反映金融方面的活力；GDP與就業總人數的比率也是一個反映經濟產出活力的指標。
5.資本、技術及管理水平
資本與技術是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要素，它決定著縣域經濟發展的規模及層次，決定著產業選擇及升級換代問題；管理是第一生產力，它決定著縣域經濟的管理水平與發展速度。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縣市政府及縣市領導的能動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務效率是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同志在《經濟日報》成立縣域經濟研究中心的批示中指出，“農村的發展，縣委、政府是關鍵”。
6.經濟制度及政策
具體指：一是產權制度；二是政府的經濟政策；三是管理制度，如干部管理制度、干部選拔制度等；四是經濟的運行機制，市場化程度，如是否引進了競爭機制等；五是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
7.經濟環境及對外開放程度
經濟發展環境包括硬環境與軟環境。目前重要的是營造軟環境，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進入。經濟環境既是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反映開放程度的一個標志，它是縣域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對外開放程度直接影響到縣域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入世后，縣域經濟的發展不能僅在縣內、省內、國內定位，要在全球經濟中定位，要利用兩種資源，開發兩個市場，提升競爭力。對外開放程度可以用進出口總額與GDP比率、利用外資的總額、外資企業比重等指標來衡量。
8.縣域的知名度及無形資產
縣域的知名度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無知名度；二是知名度是否轉換成無形資產，成為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品牌。縣域知名度的提高通常借助于一些歷史文化遺產、特殊的產業，如陜西臨潼借助于兵馬俑、戶縣借助于農民畫均成為享譽中外的知名縣。但這些縣的知名度沒有完全轉化為無形資產，沒有有力地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域的知名度高，無形資產大，有利于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
9.城鎮化水平
城鎮化水平和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正相關。城鎮化水平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城鎮化水平決定著縣域的生產與消費水平；二是城鎮化水平決定著縣域的市場化程度；三是城鎮化水平是縣域工業化程度的反映；四是城鎮化水平決定著縣域經濟結構。
10.居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
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直接決定著市場化和產業化程度。傳統的生產方式制約著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縣域經濟的現代化；自給自足的傳統生活方式影響縣域市場體系的形成，影響第三產業發展乃至整個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
三、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障礙
據統計，截至20__年底，全國GDP超過50億元的縣共有262個，東部地區191個，中部地區52個，西部地區19個。第三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有88個，中部地區有9個，西部地區僅有四川雙流縣、新疆庫爾勒市、重慶江津市3個，而且分別排在48、60、98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滯后受制于西部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而西部地區縣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障礙：
1.觀念落后
西部地區觀念落后表現為：一是長期受自然經濟觀念影響，尤其是小生產觀念濃厚，如缺乏成本觀念；二是受原始市場經濟觀念影響，如反映傳統小商品經濟的“漢唐雄風”、“絲綢之路雄風”影響著西部縣域市場經濟的發展。入世后，西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外文化理念的沖突，即現代市場經濟理念與自然經濟理念的沖突。理念沖突具體表現在：一是西方人崇尚透明度與西部人崇尚暗箱*作的沖突；二是西方人崇尚市場經濟規則與西部人崇尚鉆空子的沖突；三是西方人崇尚法治與西部人崇尚人治的沖突。
2.產業定位不明確
縣域經濟發展要有明確的產業定位，要抓住一兩個產業，做大做強，要形成和縣域資源相適應的特色經濟。但西部地區的大多數縣產業定位不明確，選擇產業過多，多個產業齊頭并進，而且各個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小，特色經濟不明顯。如陜西有的縣在縣域發展戰略中確定了五大支柱產業，結果一個產業也做不大，沒有自己的特色，形不成規模。
3.經濟結構不合理
一是所有制結構不合理。東部縣域經濟中基本上是非公有制經濟占絕對比重，如浙江、江蘇省等公有制在縣域經濟中幾乎已全部退出，而西部縣域中公有制還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經濟不發達，東西部經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有制結構的差異；二是產業結構單一。西部地區的縣以傳統農業為主，工業化程度低，第三產業不發達；三是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的企業化、產業化水平低。
4.政府政策與競爭機制滯后
一是政府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優惠政策僅限于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不但未給非公有制企業優惠政策，甚至連平等政策也未落實，如非公有制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很難進入政府；二是干部的競爭機制尚未形成，縣鄉干部很難優勝劣汰；三是企業家機制未形成，管理隊伍的培育工作滯后。
5.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落后
由于自然條件惡劣，西部地區許多縣的生產方式落后，如在農業生產方面機械化程度低，有的地區仍然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僅有為數不多的工業生產中，信息化程度極低，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生活方式方面，一是農民意識濃厚，縣鄉干部生活節奏慢，現有的城鎮人口大多是“計劃經濟的城市人”，缺乏“市場經濟的城市人”。二是農民及城鎮人口保持著傳統的農民生活方式，大家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
四、加快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西部地區縣域經濟要實現跨越式發展，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1.轉變觀念
加快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首先，要樹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的觀念。如要樹立“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求所有，但求所得”、“允許私有企業企業主入黨”、“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等觀念；其次，還要樹立正確的縣鄉干部評價觀念。不能以“是否有問題”作為衡量縣鄉干部的標準，以“是否有問題”為評級標準會使理性管理者做出“不作為”的選擇，而應以是否創造了財富、為老百姓辦實事、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作為衡量縣鄉干部的標準。
2.對縣域經濟準確定位
對縣域經濟準確定位包括對縣域定位與產業定位。只有準確定位，才能明確發展方向，才能找到發展的突破口；只有準確定位，才會有科學的發展思路，才能提升縣域經濟發展的層次。具體說，一是為縣域準確定位，如西安臨潼區可定位為世界旅游名區、西部經濟強區；渭南的潼關縣可定位為西部大開發的橋頭堡、“一線兩帶”的東起點、關中城市群的第三層次。二是產業定位，縣域經濟要以某一主導產業為中心，其他產業相配套，發展特色經濟。縣域經濟要形成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群，在這個產業群中，主導產業要明確，產業結構要合理，產業結構要向優化和高級化演進。
3.創建新機制
首先要在縣鄉干部選拔中引入競爭機制，并加大外聘力度，增加外聘數量，促進縣鄉干部選拔機制的轉變；其次，建立創新機制，特別是要加大文化創新力度，推動自然經濟文化向市場經濟文化轉變；再次，要加大縣域內人才的培養，不僅要留住科技人才，也要加強對基礎人才包括青年技工和農民的培訓，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
4.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在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中要樹立“非公有制企業是縣域經濟的第一主體”的觀念；在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低的縣，應通過在資金、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便利和優惠政策，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創業；在非公有制經濟已占到一定比重的縣，應通過企業家培訓、企業制度改革等措施實現非公有制企業的二次創業，并切實解決二次創業中存在的問題。
5.實行土地制度創新，走農業規模經營的道路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要鼓勵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擴大經營規模。只有擴大農業經營的規模，才能解決土地使用規模狹小與農業現代化的矛盾。同時，要調整村鎮結構，擴大村鎮規模，形成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
6.營造良好環境，大力引進外資
一是要為外商提供生產經營的必要資源，在落后地區可無償提供土地等資源，只要外商來生產與消費，就能帶動經濟發展。二是塑造軟環境，改變“關起門來打狗”的局面，特別是政府要從提供優惠政策轉變為提供優質服務。
7.經營縣城，強化中間環節作用
縣城在縣域經濟發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是大城市向農村輻射的中間環節。因此，要鼓勵農民進入縣城，使縣城的人氣旺起來；建立縣城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機制，吸引民間資本和引進外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調整鄉鎮、村莊結構，提高縣域經濟的城市化水平。以上七條為一個整體，其中轉變觀念是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與核心，機制是保障，產業是載體，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手段，規模經營是方式。當前要抓住轉變觀念這一核心，推進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只有轉變觀念，才能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新思路，為縣域經濟準確定位，并制定科學發展戰略；只有轉變觀念，才能建立新的機制，選擇最佳發展手段，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只有轉變觀念，才能實行土地制度創新，走農業規模經營的道路；只有轉變觀念，才能大力引進外資，并經營好縣城，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五、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中需要處理好的七對關系
西部地區縣域經濟要實現跨越式發展，除了要做好以上七個方面工作以外，還必須處理好以下七對關系。
1.優惠政策與優質服務的關系
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由于發展起點比較低，縣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優惠政策，但要轉變一味地依賴優惠政策的誤區，要處理好優惠政策和優質服務的關系。優惠政策是吸引外部資金的重要條件，而優質服務是留住外部資金的保障，只有提供優質服務，優惠政策才能落到實處，起到應有的作用。而且相對于東部省份的縣來說，優惠政策對西部地區的縣不具有比較優勢，在優惠政策上各個地區可以互相模仿，而且模仿成本低，所需要的時間短。而對于西部地區的縣來說，提供優質服務是塑造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優質服務是一個地區的“內功”，經過長時期才能形成，而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即使模仿也需要較長時間。
2.主導產業與產業多元化的關系
西部地區的縣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根據資源稟賦狀況選擇主導產業，在主導產業選擇上一定要有比較優勢和“特色”，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和具有特色的主導產業并不是只發展一種產業，而放棄其他的產業。在產業選擇上要妥善地處理好主導產業和產業多元化的關系，在發展主導產業的同時應多業并舉，但產業多元化應盡可能是同心多元化，即各個產業之間應有比較大的關聯度，這樣才可以形成以主導產業為龍頭，通過各個產業鏈條之間的相互帶動，促進整個縣域經濟的發展。
3.企業規模與企業數量的關系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的競爭力是縣域經濟競爭力的中堅力量。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批企業來支撐，企業已被實踐證明是一種有效的經濟組織形式，縣域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工業企業、商業企業，更需要農產品種子的研發、種植、養殖、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等農業性企業。特別是對于農業占比重較大的縣來說，企業這一組織形式比分散的農戶具有更強的信息獲取能力、談判力和競爭力，所以應盡可能培育、扶植一批企業。促進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不僅需要一批企業，而且需要有一些規模較大的龍頭企業，對于一個縣來說，只要真正有一兩個大企業，就足以帶動縣域經濟發展，而且企業的數量和企業的規模是互相促進的，一個大企業會帶動一批小企業，一批小企業經過競爭會培育出大企業。
4.向市場要錢與向政府要錢的關系
對于相對貧困的西部來說，在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理順向市場要錢與向政府要錢的關系。全國貧困縣絕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區，造成貧困的原因有多種，有自然因素，有人為因素。對于自然條件惡劣造成的貧困，政府有責任和義務通過財政對其進行轉移支付，對其進行“輸血”。但僅僅依靠“輸血”只能解決生存問題，不能解決發展問題，要使這些貧困縣擺脫貧困，必須使其有“造血”功能。所以對于貧困縣來說，如何脫貧致富，謀取發展應擺在首要位置，要發展就要有市場意識，從市場上獲取財富。
5.引進外資與利用民間資金的關系
資金短缺往往被認為是制約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引進外資被視作貧困地區擺脫貧困的靈丹妙藥。引進外資固然會解決資金瓶頸，同時還會帶來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理念。對于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來說，如果能引進外資，無疑會加快其經濟的發展，但關鍵是西部縣域依靠什么優勢來吸引外資，有無外資進入后的發展平臺、對接基礎，也就是說引進外資后如何與本地經濟對接。所以，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首先要啟動民間資金。在西部許多縣存在資金短缺和銀行大量存差，以及資金大量外流并存的困境，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金短缺，而是沒有啟動民間資金。要吸引外資，首先應啟動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和外資同樣享有國民待遇，為其創造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其共同促進西部縣域經濟發展。
6.國有企業退出與事業單位退出的關系
所有制結構差異是造成縣域經濟發展差異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區一些縣公有制經濟占有相當比重。西部地區的縣也認識到這一問題，提出了一些調整所有制結構的舉措，加大國有企業退出步伐。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在縣域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漸縮小。但是事業單位的數量卻依然很多，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數量仍然很大，縣級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事業單位的開支，甚至有的縣財政入不敷出。所以對于西部地區的縣來說，不僅國有企業應全面退出，而且一些事業單位也應該盡快退出。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技術進步，供水、交通、文化教 育等公用事業的公共產品屬性在弱化，由政府出面通過事業單位的形式提供這些準公共產品的必要性逐漸減弱；另一方面，減少事業單位，可以大大縮小縣級財政的開支，把有限的收入用到更需要財政支持的領域，同時可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
第8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縣域經濟是屬于區域性經濟概念，是一個縣（市）范圍內的經濟關系和經濟總量的總和。它以縣城為中心，集鎮（尤其建制鎮）為紐帶，廣大農村為腹地，城鄉兼容，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經濟總體。縣域經濟是我省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省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城鄉一體化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
一、甘肅縣域經濟發展現狀
截止目前，我省行政區劃有86個縣（市、區）。其中有66個縣、19個區、1個縣級市。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縣域經濟通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縣域的經濟總量提升，城鄉面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農民群眾基本解決了溫飽并向小康邁進。
（一） 縣域經濟總量相差很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甘肅是一個以農牧業為主的省份，縣與縣經濟差距較大，自然條件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截止2011年底我省縣級生產總值最高4505743萬元、最底3419萬元。財政收入最高137858萬元、最低2464萬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最高2532888萬元、最低39812萬元。就目前而言，我省縣域經濟仍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
（二）城鎮化發展水平低，進程緩慢。我省受自然條件限制，縣級城市建設差距也不小，城市基礎設施落后，城市化的必備條件不足，與東部縣市相差很遠。截止2011年，我省城市化率平均為38.75%。近年來，我省城鎮化水平始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5%以上。如分縣看城市化率差距更大或者說遠達不到城市化標準。截止2011年全省縣（區）人口數為，最高128.53萬人，最低為1.04萬人。2011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14175.88元，最低2061.65元。如果按城市化標準考量我省各縣綜合指標，尚有很大差距，大多數縣級城市要達到城市化要求，尚有很長的路要走。東部沿海縣市城市化基礎條件已經具備，其經濟發展，城市化建設已和大、中城市接軌。而我省大多數縣級城市僅僅是起步階段。
（三） 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基礎差。我省經濟結構主要以農業為主，且農業產業化程度較低；工業化比重小，產業結構不合理。雖然我省中小企業逐年遞增，總體來看規模普遍較小，缺乏市場競爭力。
（四）多數縣域財政十分薄弱，入不敷出。截止2011年，全省縣級財政收入最高137858萬元，最低2464萬元。我省收支倒掛縣域比例高達87.2%，財政赤字從根本上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許多縣缺乏改善公共設施、提供社會服務的能力，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二、推動甘肅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建議
城鄉一體化是指農村城市化，農民生活生產方式的升級，逐步改變城鄉二元化結構，加速全社會整體化推進，實現共同富裕。
大家知道，城市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生產要素集約化和產業多樣化的社會有機體。城市化是指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變遷過程。具體表現在城市的生產、生活、社會活動，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和體現現代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從而使城市社會、經濟、生態和諧全面地協調發展。可以說縣域經濟的發展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助推器。
鑒于甘肅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然環境制約、經濟結構不合理、財政收入不足等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我省縣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筆者認為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逐步解決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問題。
（一） 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
我省的經濟發展受自然條件制約嚴重，又處西部于不發達地區，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必須實事求是，發展縣域經濟不能全部照搬東部地區的模式，而是應該探索甘肅特點的經濟發展模式。各縣應結合自身特點，發揮區位優勢，產業優勢等制定經濟發展目標。要注重當地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同時也要注重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及可持續發展能力。最終目的使縣級城市俱有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完美結合。
（二） 發展縣域經濟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確立縣域經濟發展戰略。擺脫我省自我封閉的情況，依托國際國內市場，根據市場競爭導向初步確立未來的前瞻性競爭戰略，使縣域經濟融合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重視發展二、三產業，通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產業結構，形成具有我省特色的多元化產業格局。
（三） 解放思想、勇于創新。1.對我省縣域經濟發展而言，應當實施分層推進戰略。夯實鄉鎮經濟，提高縣城城市化率，逐步推進城鄉一體化。推進城鄉一體化方面應考慮各縣經濟總最的大小及發展空間、區位優勢等因素。2.堅持把民營經濟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主體，下大力氣扶持一批注重科技創新和農副產品加工的外向型企業，力求把整個縣域經濟中的主導經濟形勢向民營經濟方式轉化。3.著眼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承接勞動力密集型、配套加工型產業，建設初級產品的加工基地和輔助產品生產基地，形成縣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四） 著力推進農村城鎮化。壯大一批經濟強縣，提升一批中等發展水平縣，幫扶一批經濟欠發達縣。選擇一批優勢縣及小城鎮優先發展，促進其加快向城市轉化。對城市化率較高的縣，建議逐步就地城市化。當前，不應全面推行農民轉入大、中城市。否則造成城市資源緊張，就學，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突顯，反阻礙了城鄉一體化進程。這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城市化道路。
第9篇：縣域經濟政策范文
一、提高統籌層次
異地就醫既包括有關市跨統籌區縣異地就醫，又包括省內跨市異地就醫，還包括到北京、天津等省外異地就醫的情況。從目前我省職工醫療保險統籌層次的現狀來看，異地就醫的障礙首先來自于統籌層次偏低，提高統籌層次是完善政策的必然選擇。
1.實現省級統籌的可選路徑
醫療保險省級統籌可以在全省范圍內調劑基金，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和抗風險能力；降低基層政府的財政負擔；減少醫保基金管理的風險點，方便基金監管。目前，在我省尚未完成市級統籌的前提下，要逐步實現省級統籌，可選擇的路徑有兩條：一是逐級統籌模式，由縣級統籌市級統籌省級統籌。二是跨市統籌模式，由縣級統籌直接實現省級統籌。按照《社會保險法》的規定，市級統籌只是一個過渡層次，不可能是最終層次，以上兩條路徑都是可供選擇的改革路徑，究竟是選擇哪條路徑，需要比較兩條路徑的利弊，根據我省職工醫療保險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確定。
2.兩種路徑的利弊分析
從理論層面分析，跨市統籌相比逐級統籌，一是來自基層政府阻力相對要小。提高統籌層次，阻力主要來自于經濟較為發達的縣級政府。由于各縣級政府對本市范圍內其他各縣情況比較了解，容易產生比較明顯的“比較效應”。實行跨市統籌，對于縣級政府而言，在一個更大范圍內進行比較，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客觀上弱化了“比較效應”。 二是投入成本相對較少。減少一個中間層次，在我省目前的176個縣級統籌區域中，實施政策制度、籌資標準、補償政策、基金管理、服務監管、信息管理“六統一”，建設醫療保險信息化系統，單純從軟件開發和硬件建設的投入上考慮，就可以節約大量資源。三是有效緩解基層政府支出責任。實行跨市統籌，盡快實現我省醫保基金省級統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醫保基金對縣、市兩級政府的支出壓力，省級可以通過建立調劑金制度、爭取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等渠道，承擔部分責任。
3.跨市統籌模式是提高我省醫保統籌層次的較優選擇
省級統籌符合醫療保險基金統籌層次提高的未來趨勢。適合我省實際的醫保基金統籌路徑，是在醫保基金統籌壓力不大的情況下，允許財政能力較強的市按照逐級統籌的路徑提高該地區醫保基金的統籌層次，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縣級統籌可能產生的各種弊端；隨著醫保籌資能力的不斷增強及統籌壓力的逐步增大，當醫保基金達到一定規模時，再考慮選擇跨市統籌的路徑直接將醫保基金統籌至省級。
從我省職工醫保的覆蓋面、基金規模，以及市級統籌工作進展來看，已經具備推行跨市統籌條件，目前選擇跨市統籌是較優方案。由于跨市統籌模式會在較短的時期內增大省級醫保基金的支出責任，當務之急是完善工作措施，提高統籌基金的支付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確保在實施省級統籌以后，有能力保證當前較富裕市的補償水平，為積極推進跨市統籌模式創造條件。
二、提高繳費基數和待遇標準
由于京津屬于經濟發達城市，繳費基數明顯高于我省，醫保待遇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引進的京津人才一般不愿意將醫保關系轉移至我省，導致引進的京津人才不能在我省享受正常的醫保待遇。一是可適當放開比例限制。按照多繳多得的原則，建議設置一定標準，對引進的人才，適當放開繳費基數，提高繳費比例，對于工資總額高于社平工資300%上限的，允許突破上限繳納醫療保險費，盡量滿足高層次人才的需求，解決高層次人才的后顧之憂。二是設立醫療補助資金。針對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建議設立醫療補助資金，專項用于高層次人才的醫療費用，確保醫療報銷金額和比例與京津持平。三是引入商業模式。用人單位可以引入商業模式，購買一定比例的商業保險，在發生醫療問題和糾紛的時候依靠社會力量來解決，進一步加強對高層次人才的保障能力。
三、建立異地就醫醫保結算機制
對于引進的京津高層次人才，我省應確保他們在醫療保障方面權益不損失、醫保報銷環節快捷便利。目前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兩種，要么將醫保關系轉移到我省，要么實現異地就醫即時結算。由于河北與京津兩地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方面存在的差距，主要還是積極爭取實現異地就醫即時結算。應借助社會保障“一卡通”的實施，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卡應用服務平臺的作用，探索建立京津冀異地就醫醫保結算機制。一是盡快實現省內異地就醫醫保即時結算。城鎮職工醫保實現省級統籌后，盡快建設全省醫保信息網絡系統。按照統一政策標準、待遇水平、經辦流程、信息系統的要求，升級各市醫保信息網絡系統，建立連接省本級與11個市醫保系統的醫療保險業務專網，形成省--市--縣三級聯網，實現醫保系統全省聯網。統一醫保目錄，包括藥品、診療項目、服務設施、一次性衛材、病種、慢性病種等，統一醫保結算業務流程，完善省內異地就醫醫保結算所涉及的各種有關規章制度，解決省內參保人員異地就醫的問題。二是建立京津冀三地異地就醫醫保結算平臺。積極爭取北京、天津兩地人社部門支持，聯合簽署京津冀區域異地就醫結算合作框架協議。各省市建立的區域內結算平臺，為跨省市平臺的結算提供了基礎和可能。初期可采取委托報銷的方式，借助三地非實時聯網、單機版操作方式，并通過因特網進行數據交換完成最終的結算操作。待條件成熟后，再建設專線實時聯網、實現當場辦結。三是推進異地結算平臺制度創新。京津冀三地搭建異地就醫結算平臺，需要統一結算項目編碼、構建統一結算平臺、實現社會保障卡的統一等。實現三地平臺結算存在諸多難題需要破解，包括政策、操作、技術以及投資等，而最大的障礙是政策不統一，主要是參保地與就醫地醫保目錄、報銷范圍和標準等規定的差異等，可以采取就醫地按照當地的醫保規定進行醫療費審核，參保地按照相關待遇進行結算的辦法，較好地解決政策不統一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