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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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三大產業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10—0195—02

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利用外資，利用外資的數量、質量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的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在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河南省作為一個地處中原的內陸省份，利用外資的數量從零開始，逐年增大；利用外資的領域也從最早的單一領域到現在的遍布各個行業。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河南，補充了河南省的建設資金，解決了省內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向分析

2006年，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最低。2008年，三大產業獲得的合同金額分別為8890萬美元、204600萬美元、110468萬美元，占總額的2.74%、63.16%和34.20%。與2006年相比，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一產業的投資仍然很少，但是投向第三產業的比重有所增加。2010年，三大產業獲得的合同金額分別為14631萬美元、399723萬美元、189787萬美元，占總額的比例分別為2.42%、66.16%和31.41%。具體來看，當前的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存在失衡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不足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河南省第一產業吸引的外資嚴重不足。這一點從三次產業的GDP比例與外商直接投資三次產業的比例的比較上就可以看出來。在2010年，河南省第一、二、三產業所占地區GDP的比例大約為1：4：2，而同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三次產業的比例大約為1：114：39。特別是從2008年開始，外商對河南省第一產業的投資不論是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相對比重上都呈下降態勢，這種現象還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第一產業以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初級產品的價格偏低，行業利潤率也偏低，這些都造成第一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不大；二是第一產業中的種植業和養殖業主要采取的分散化經營模式，這一特點使這兩大行業在與外資的合作中具有很大的障礙。

（二）對第二產業的投資過于分散

一般情況下，外資總是投向被投資國具備高增長性、高附加值特點的行業，而且這類行業也具備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河南省，具備上述特點的是化學、機械、電子等行業，但是這些行業卻沒有吸引到大量的外資，外資大量投入到了一般性加工行業中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跨國公司出于技術保密的考慮，都會選擇將關鍵技術保留在本部，而只將低技術含量的裝配或者銷售部門進行對外投資。二是一般性加工行業生產的普通消費品投資回收快，利潤率高，這也成為其吸引大量外資的原因。

（三）第三產業內部的外商投資結構不合理

在第三產業內部，吸引的外資過多的流向商業、房地產業等具有較高利潤率的行業，而交通運輸、科教、文藝、衛生、地質勘探等行業吸引的外資較少。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利潤率遠高于其他行業，所以對外資的吸引力巨大。而投向交通運輸、科教、文藝、衛生、地質勘探等行業的外資較少有些是因為國家進行壟斷經營，外資無法進入；有些則是因為屬于基礎設施行業，投資期限長，投資回報率率低而對外資缺乏吸引力。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投向分析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的行業重點是制造業。上世紀90年代初期，外資主要集中投向我省的加工制造業，目前則逐步向交通、通信等基礎性產業轉移。在行業內部，外資呈現出以下特點：從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地的產品和服務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和服務轉移，這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行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從表1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呈現以下特點：

資料來源：河南省統計局網站http：///hntj/index.htm

（一）農、林、牧、漁業所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金額與比重均很小。2006—2010年間，農、林、牧、漁業中外商投資的金額占當年累計金額的比重在2004年最高，但也僅占3.69%，2006年最低，只占0.31%。

（二）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始終是外商在河南省的投資重點。從2006年至2010年，制造業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都占總投資額的50%以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所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則呈持續下降的態勢，從2006年的19.44%下降至2010年的8.29%，下降了10個百分點。在制造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也不合理，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占到了60%—70%，對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其中的剛剛起步的高新技術型企業的投資比重偏低，這說明，雖然外商直接投資青睞于我省的制造行業，但是對其投資也存在著很大的結構性傾斜。

（三）第三產業的各個行業間的外商直接投資起伏很大，極不平均。

三、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原因分析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之所以具有上述特點，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與外商經營所追求的目標有關。

（二）與我省現有的投資環境有關。

（三）與河南省的市場開放程度有關。

（四）與河南省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有關。

參考文獻：

[1]裴長洪.利用外資與產業競爭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2]伍海華.經濟發展與利用外資規模[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5.

[3]尚曉霞.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研究[D].開封：河南大學，2009.

第2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

服務業是中國發展中必不可少的行業，旨在為人們提供各方面的服務，提高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營造更為和諧、融洽的社會環境。近兩年，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使得服務業得到了質的飛躍與發展，且中國市場巨大，對服務業的要求更高，會產生很大的消費能力，進而使得諸多外商都紛紛投資中國服務業，大大提高了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一、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通過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現狀來看，出現了諸多的問題。其一，外商投資比重偏低。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結構，服務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縱觀整個服務業的外商投資情況，外商投資的比重較低，會導致內部的結構分布不夠合理。對于服務業行業來說，2006年前外商直接投資額度在逐年增長，且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在整個外商投資系統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占到的份額達到30%左右。2015年10月，外商直接投資額度同比增速在逐漸回落，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達到將近547億元人民幣，但是相比同年9月份增長4.2%，但是9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度較上個月增長7.1%，通過該數據了解到，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有所降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所占的額度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導致投資規模較小。在服務業外商投資層面，以租賃業、商務服務、房地產等服務業縣為主，從整體角度來看，投資的比重相對較低，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其二，資金無法及時到位。通過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在服務業領域實際的投資額度與直接投資額度還存在著嚴重的差距，常常出現投資金額無法快速到位，導致資金的到位率偏低。其三，對于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效果不佳，與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制約著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其四，外商直接投資情況來看，制約投資質量與效果的關鍵因素在于缺乏專業性的人才，導致服務業的發展受到制約。

二、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體系優化措施

（一）加強服務業市場建設，優化外資市場環境

對于中國服務業來說，外商直接投資變得異常重要，但是從外商投資的情況來看，外資所占的比重偏低，若想緩解當前現狀，必須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新時期，強調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必須嚴格遵循《服務貿易總協定》，合理開放服務行業，注重服務行業發展的循序漸進。發展服務業，必須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所遵循的國民待遇、市場準入機制以及最惠國待遇等，對于服務業來說是一項重大的要求。發展服務行業，必須科學、合理的實現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及時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加強對服務產業權益的保護，利于促進服務業的全面發展。

（二）優化法律與政策體系，以規范服務業外資系統

為了達到理想的效果，應加強對外資的科學利用，通過科學、合理的結構調整，能大大提高服務水平。為保證外商直接投資的科學性，我國應出臺相關的政策文件與法律法規，對外商直接投資服務業中不合理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規范，打造完善的產業政策，對外資流向開展宏觀調控，進而達到規范性的服務系統。開展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投資規模相對較大，但是還是要做到適度，對諸多熱門的服務產業給予端正的態度，如房地產、零售業與批發業等，對服務業外商投資進行科學的應對與限制。為了加強服務業的發展，國家政府部門就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上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進而頒布了《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商業銀行法》、《海商法》等相關法律，進而會形成一個統一的法律系統，可為后續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開展提供法律依據。

（三）加強服務業人才團隊建設，以提高服務業發展水平

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工作的開展，需要相配套的人才團隊，服務型人才只有掌握足夠的技術與要領，才能提高服務業發展水平。注重人才的合理化培養，發揮好的外資效應，并及時推進產業升級，利于實現外資的不斷推進。

外商投資服務業企業。為提高服務型人才的專業能力與職業素質，應加強對人才的科學性培訓與管理，熟練掌握服務業領域的專業知識，若人才相對缺失，會大大減少外商投資規模。為達到人才培養的目的，服務業可與高校簽訂人才培養訂單，建立服務產業外商投資機構，針對服務業的需求設置相關的專業，并及時增設緊缺的服務類專業，及時填補人才緊缺的情況。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就目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來看，投資水平相對較低、投資狀況不均衡等問題非常嚴重，制約著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為此，應加強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視，及時制定科學戰略，優化整個服務業市場，并提供一系列的產業政策與法律法規，并重視對專業性人才的培養，進而可促進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參考文獻：

[1]朱彥剛，賀燦飛.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研究綜述[J].地理科學進展，2012，04：498-509.

第3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種種新的經濟現象不斷出現，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項不可分割的經濟活動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不僅為決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強的對策建議，同時富有科學性、學術性、時代性，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開拓新的空間，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統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視角獨特，立論新穎。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盡述。該書選取并緊緊圍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這一主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論層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競爭力提升、外貿方式轉變及其出口增長的作用機理；在實證層面上，分析驗證了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出口擴張、我國外貿競爭力和外貿方式優化之間的關聯度。

第二，邏輯清晰，表述系統。

首先，作者對國內外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礎上明確該書的研究計劃。其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對外貿易的特征進行了歸納，為后續研究作了鋪墊。接著作者重點研究了：（1）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溢出效應。構建了外商投資企業影響我國內資企業出口傾向的計量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協整檢驗得出了基本結論，為長短期對策提供理論依據；（2）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包括我國外貿競爭力的現狀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影響的理論分析，以及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3）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方式的影響。通過計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得出比較結論。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建議，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問題。

第三，方法多樣，科學嚴謹。

從宏觀角度上，該書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具體方法上來講，該書最令人矚目的是大量采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如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協整檢驗、面板數據模型等。空洞的理論往往不易讓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計量方法的使用能顯著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增強了科學性和實證性。

第4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FDI；西安；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是西安市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20多年來，西安市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并存方式努力擴大FDI規模并取得顯著成效。本文從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特點入手，選擇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成本、對外開放水平、基礎設施建設四個因素作為主要變量，對西安FDI流入規模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一、西安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特點

1. 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西安的外商直接投資共分為三個階段。（1）1985―2005年緩慢增長階段。十年間，外商實際投資由0.11億元增長到5.71億元，平均每年增長0.51億元，速度落后于國家平均水平。（2）2005―2009年波動增長階段。2005年由5.71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11.47億元，增長100.9%，而2008年及2009年投資增長速度只有2.8%和6.3%，波動性大；（3）2010年之后快速增長階段。200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分別達到28.6%、28%、23.6%、26.3%。總體來說，西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持續增加。

2. 從國民經濟行業看，國外對西安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房地產業，從2008年―2013年，投資額達到615838.9萬美元和323389.4萬美元，分別占據投資總額的53.3%和28%；其次是批發零售及餐飲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交通倉儲和郵政業；對于農林牧漁業投資金額僅有3138萬美元。

3.從國家層次看，香港始終是西安的第一大投資來源地，六年投資總額達到601432.2萬美元，占西安投資總額（1154580.7萬美元）的52.1%；其次是韓國、新加坡、維爾京群島和美國，達到118880.9萬美元、105987.9萬美元、85618.1萬美元和45720.7萬美元，分別占投資總額的10.3%、9.2%、7.4%、4%。其中，韓國成為對西安投資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而澳門、英國、美國、意大利對西安的投資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

二、西安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說明

1.變量選擇

（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Yt：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FDI的流入量就會越大。本文引用西安市GDP作為衡量標準。

（2）勞動力成本Wt：一國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之一在于尋求低成本，勞動力成本作為總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與FDI流入成負相關。本文通過相對勞動工資作為勞動力成本。

（3）對外開放水平Opt：一地區對外開放水平越高，說明將會有更多的與外界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交流機會，以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運用對外貿易依存度=進出口貿易總額/GDP作為對外開放水平指標。

（4）基礎設施Rdt、Tdt：基礎設施作為影響外商投資的間接因素，成為文章不得不考慮的方面。本文引用Rdt（公路運輸率=公路運輸量/公路里程）、Tdt（鐵路運輸率=鐵路運輸量/鐵路里程）作為基礎設施衡量指標。

2.數據說明。本文原始數據來源于《西安統計年鑒》及《陜西統計年鑒》。樣本空間為2005―2013年。下表數據為筆者計算所得。

（二）模型選擇及結果分析

1.模型選擇。根據上述表述，建立影響因素與FDI的模型，為減少異方差而取對數：LnFDIt=β0+β1LnYt+β2LnWt+β3LnOpt+β4LnRdt+β4LnTdt+ut。

根據表計算，回歸結果如下：

LnFDIt=-8.407+1.665LnYt-1.009LnWt+0.607LnOpt+0.856LnRdt+0.257LnTdt

2.結果分析。R2=0.9806，說明模型擬合度很好；F2=30.32，表明整體顯著。具體分析如下：

（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該地區FDI流入規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西安市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FDI將會流入1.665%，與西安實際情況基本保持一致。

（2）勞動力成本與FDI流入呈負相關，即西安工資每增加1%，對于外資吸引能力減少1.009%，與猜想完全相同。

（3）對外開放水平越高，則其外資吸引能力將會越強。根據計量所得，對外貿易依存度提升1%，該地區FDI流入規模增加0.607%。

（4）基礎設施越健全，外商越傾向于選擇投資該地區。根據計算，公路運輸率及鐵路運輸率每提升1%，則其外資投資規模分別增加0.856%及0.257%，同時表明，對于西安來說，公路的完備程度對FDI更具影響。

三、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給予我們如下啟示：

首先，為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西安必須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根據2013年全國城市排名，西安市GDP總額達4884.1億元，人均GDP為5.71萬元，分別排名28位、28位，實現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成為西安當務之急。

其次，西安市要積極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擴大貿易規模；同時努力開展文化交流活動，積極走出去，增強國外合作，讓世界更好地了解西安。

再次，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作為外商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西安政府要加大市政建設，完善交通網絡、通訊網絡、水資源狀況等一系列基礎建設。

目前，中國正處于產業和資本向內陸轉移的過渡時期，西安作為西部核心和強頭堡城市，必須發揮自身優勢，未來在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資中抓取主動。（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 李志軍，劉建武：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工作的問題與對策[J]，《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2年第一期。

[2] 《西安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第5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成都市 經濟增長

一、前言

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于一國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走在了中國各區域的前列，并促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當地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取得了較好的經濟社會效益。隨著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加之遇上產業轉移，更多的外國投資者把眼光投向了中西部地區。成都市作為四川省的省會，近年來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在西部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立足于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成都近年來的國際化水平顯著提高，吸引外資的能力在中西部城市中名列前茅。科學客觀地認識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十分必要。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學家和學者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在經濟增長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Balsubramanyam、Salisu和Sapsford（1996）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借助46 個國家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證實了FDI 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Basu， Chakraborty and Reagle （2003）和Trevino and Upadhyaya （2003）分別從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選取23個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發現FDI與GDP增長在比較開放的經濟中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而在較閉塞的經濟體之間，GDP增長是FDI流入的原因，但FDI流入不是GDP增長的原因。王成歧（（2002）等發現無論在全國還是在各省份分組的層次上，東道國的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地影響兩者之間的關系。劉紫鈞（2010）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關注我國成渝經濟區的發展現狀，對其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成渝經濟的FDI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協整關系，并且因果關系較弱。陳瑛等人（2012）以西部特大城市西安市、成都市、重慶市為研究對象從五個方面進行比較，并運用SPSS軟件比較了FDI對當地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城市發展等方面的影響。本文結合成都市近年來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定量分析其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更好的引進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有更深遠的意義。

二、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資概況

（一）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作為西部內陸城市，成都市在最初引進FDI時缺乏競爭力，但隨著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出臺以及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外商直接投資逐漸向內地轉移，中西部地區開始迎來吸引外資的黃金時期。成都市近年來吸引FDI的能力更是突飛猛進，2012年，成都市實際利用FDI達到85.9億美元，同比增長31.1%。2013年2月28日，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的FDI Altas投資地圖正式上線，成都成為中國唯一一個登陸全球權威雜志推薦目的地的城市。在目前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跨國公司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全新的投資目的地，而成都良好的投資環境將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

（二） 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資的特征

1.行業分布以房地產、社會服務業為主。從1997年至2011年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房地產、社會服務和制造業所占比重較大。諸如農、林、牧、漁、城市基礎設施等其他行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

圖1 1997-2011年成都市FDI累計行業分布

數據來源：1997-2011《成都統計年鑒》，經作者整理計算所得

2.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或地區為主。鑒于我國FDI統計范圍的特殊性，港、澳、臺地區的投資也納入FDI范疇。

表1 1997-2011年成都市FDI主要來源累計 單位：億美元

國家/地區 簽訂項目個數 所占比例 實際利用外資總額 所占比例

香港 1206 34.80% 119.5 57.80%

新加坡 239 6.90% 20.9 10.10%

美國 454 13.10% 5.6 2.70%

臺灣 425 12.30% 3.9 1.90%

英國 73 2.1% 2.4 1.20%

其他 1067 30.80% 54.5 26.40%

數據來源：1997-2011《成都統計年鑒》，經作者整理計算所得

表1顯示，近15年來，來自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最多，新加坡緊隨其后。

3.利用FDI投資方式以獨資企業為主。1997-2011年，在利用FDI投資方式上：獨資企業累計簽訂項目個數2063個，所占比例59.61%，實際利用外資金額151億美元，是主流的投資方式。

圖2 1997-2011年成都市累計利用FDI投資方式比例分布

數據來源：1997-2011《成都統計年鑒》，經作者整理計算所得

第6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經濟增長；時間序列模型；OLS

一、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及其經濟增長現狀

（一）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在外資吸收上浙江省一直以來與周邊的江蘇、上海有著巨大的差距。1999年浙江省實際使用外資12.33億美元，僅占全國的3.1%，位居第8。但是，1992年以來浙江利用外資表現出明顯增長。而且近年來，服務業引進外商直接資有大幅增長，合同和實際FDI分別增長61.9%和62.5%，占FDI總數的23.6%和19%，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1、浙江FDI的總量規模。浙江省經濟發展以民營經濟為主，其民間投資占了很大份額，民間資本相對充裕，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FDI的吸收。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利用外資更偏向于通過對外借款，直到1991年，FDI的利用首次超過對外借款，成為本省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之后除1997和1998年因發生金融風暴有相對減少外，一直都是逐年遞增。

2、浙江FDI的來源和地區分布。從來源地結構看，浙江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來源主要是香港、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北美、拉美、歐洲等，其中香港所占比重較大，占30%以上。近年來，美、日、韓、意、英等國來浙投資形勢也呈良好態勢。隨著浙江對外開放的擴大，實現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結構多元化將成為浙江對外開放工作的重點。此外，浙江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以浙東北強、浙西南弱的格局分布，一直以來以寧波、杭州、嘉興、紹興與湖州這5個地區為浙江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地。

3、浙江FDI的產業分布。在浙江，外國直接投資幾乎涉及了所有開放的行業。從產業分類統計中來看，外商投資于第二產業的比重最大，第三產業次之，投資于第一產業的比重非常小。

4、浙江FDI的結構方式。從投資的方式結構看，外商直接投資有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股份制企業4種形式。其中獨資企業所占的比重最大，并且增長也最快；其次是合資企業，但比重相對減小，合作企業的比重最小，并也呈下降趨勢；而對于近年來出現的投向股份制企業的小部分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和比重都在逐年下降。

（二）浙江經濟增長現狀

而且從總量上來看，浙江省的GDP在全國各省市中排名比較靠前。利用波谷對波谷的方法，可以將浙江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波動分為以下4個階段，即1978-1983年，共6年；1984-1989年，共6年；1990-1999年，共10年；2000年至今。浙江省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經濟增長步入劇烈波動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圖1可見，從1991年開始浙江GDP的增長率呈現遞增趨勢，在1993年達到最高約40%，生產總值為1925.91億元；從1995年增長速度開始有所減緩，增長率約為32.3%，因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到1998和1999這兩年GDP增長率降到最低，只有7.8%；從2000年開始增長率又有所上升，2000-2006年間平均增長率約為16.4%，到2006年止，生產總值已達到了15742.51億元。

二、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其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為了定量分析浙江FDI與其經濟增長的關系，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假設模型，建立以下計量方程：

Y=AkαL1-α①

其中Y是浙江省總產出，K是浙江資本，L是浙江勞動力，α∈[0，1]，A表示浙江制度和技術進步等無法觀測到的因素。我們在資本中區分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省國內資本，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個單獨影響浙江經濟發展的變量。這樣，我們把浙江省的總資本表示為浙江省國內資本和浙江外商直接投資的加權平均，數學公式為：

K=KdβKf1-β②

其中K，Kd，Kf分別表示浙江省總資本、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β為浙江省國內資本在總資本構成中的權重。將②式代入①式，并且通過對數形式對其進行線性化處理，得到等式：

Ln（Y）=Ln（A）+αβLn（Kd）+α（1-β）Ln（Kf）+（1-α）Ln（L）③

為了準確計量浙江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經濟發展的影響，將方程③簡化為：

Ln（GDP）=aLn（FDI）+b④

其中GDP代替③式中的Y，FDI代替③式中Kf，系數a表示GDP對FDI的彈性系數（靈敏度），常數項b包含不能被FDI所解釋的其他因素。

（二）簡單的時間序列模型分析

將時間因素加入④式，建立簡單的時間序列模型：

Ln（GDPt）＝aLn（FDIt）+b⑤

其中Ln（GDPt）和Ln（FDIt）分別來代替第t期GDP和FDI的增長率，該模型用來考察浙江外商直接投資即期投入對浙江國內生產總值的需求拉動作用。利用1987-2006年浙江省的相關統計數據，應用EVIEWS軟件進行OLS分析，從回歸結果可知，浙江Ln（FDI）與Ln（GDP）有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且浙江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大。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有效利用FDI，對促進經濟增長已越來越重要。

（三）帶有滯后項的時間序列模型分析

從需求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而投資在當年雖然是增長的需求效應，但一旦投資形成，在滯后的幾年中可以表現為產出的供給效應，所以外國直接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來源的一個部分，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同樣具有當年的需求效應和滯后年份的供給效應。所以進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可以考慮解釋變量的滯后效應，建立多元滯后模型如下：

LnGDPt=a＋bLnFDIt＋b1LnFDIt-1＋b2LnFDIt-2＋…＋μt （t=3，4，…n，）⑥

式中：LnFDIt-1表示相對于t年浙江GDP而言超前1年的浙江FDI的自然對數值，LnFDIt-2表示超前2年的浙江FDI的自然對數值，a、b、b1、b2是系數。

從使用1987-2006年的數據計算出的結果（見表1）中可以看出，LnFDI當期、超前3期和超前5期的顯著性較好，可以較好地表現出LnFDI對LnGDP的滯后效應。所以，在模型中用這3期來代替多元滯后模型，則建立如下模型來計算FDI對GDP的貢獻率：

LnGDPt=a＋bLnFDIt＋b3LnFDIt-3＋b5LnFDIt-5＋μt （t=3，4，…n，）⑦

同樣使用1987-2006年的數據可以得出，浙江FDI增長1%，則將拉動當年GDP增長約0.4153%，帶來滯后3年GDP增長約0.1553%，帶來滯后5年GDP增長約0.0766%。

時間序列的計量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等方面的整體資源整合及溢出效應，會對浙江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作用。同時，由表2可以看出，FDI對浙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作用程度不同：當期的需求拉動作用大于滯后期的供給溢出作用，即當期效應顯著于滯后期效應。

三、浙江省引進FDI，促進經濟增長的若干政策建議

（一）進一步改善經濟投資環境

浙江省投資環境的改善應從硬環境的改善提升到軟環境的改進，具體對策為：在資源環境上克服薄弱環節，建立健全的配套環境，加速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運輸、電力、供水等；在服務上加強各部門間的協作，提高服務水平和辦事效率，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管理制度，完善外商投資審批備案、外資統計、聯合年檢、收費監督等工作方法；在企業環境建設上以環杭州灣地區為重點，加快園區的整合、提升和擴容，全力構建環杭州灣產業帶，構筑浙江沿海沿江對外開放大平臺。

（二）合理利用各區域優勢產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從全省經濟布局的總體要求出發，突出城市產業特色，以專業化集聚為原則，促進FDI產業合理布局，有序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向產業優勢區域集聚，推進區域適度差異化發展，避免盲目惡性競爭。

（三）引導FDI流向，將第三產業上升為主導產業

用FDI不僅要注重發展先進制造業，也要注重提升產業支撐體系。浙江省要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快開放信息、金融、中介等服務行業，為FDI進入提供更廣闊的投資空間。

（四）強調FDI與本地民營經濟的有效結合

正確把握民資與FDI的關系，認識民資和FDI在浙江經濟發展新階段中的互促共進關系，鼓勵合資合作，尤其要促進技術研發的合資合作，給本地企業注入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利用FDI做大做強民營企業。在合資合作過程中，政府應從中起到協調作用，使中外雙方互惠互利。

綜上，在引進國際直接投資時，應注重FDI中技術、管理和人才等先進生產要素的含量，并注重本地企業對這些引進的生產要素的消化和吸收，以提高FDI的利用質量，促進浙江經濟的增長。

本文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基于浙江省外經貿廳和浙江統計局公布的有關統計數據，應用EVIEWS計量統計軟件，對FDI與GDP之間的關系進行了OLS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論：FDI與GDP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作用不僅表現在當期，還表現在前期的FDI流入量對當期GDP增長存在滯后影響，但是當期影響顯著于滯后期影響。由此可見，浙江省在抱著積極引進FDI的態度的同時應當認識到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短期性，不能單一的依靠增加FDI的引進來發展浙江省的經濟，而應從根本上注重本地區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所以如何利用FDI促進全省的資本積累和企業的技術進步才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參考文獻：

1、馮宗憲,孔德明.國際金融[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2、劉明,張冬霞.FDI與經濟增長關系――基于廣東數據的經濟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6(454).

第7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一、文獻綜述

對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國內學者不管是針對全國范圍，還是省市范圍，都進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劉宇（2007）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工業增加值的提高都具有正效應；趙紅，張茜（2006）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但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變動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馮春曉（2009）以制造業為例，分析得出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且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張淑玲，盧嬋君（2007）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結構性傾斜和強化市場競爭程度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因此，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國，雖然也有部分研究江蘇產業的結構升級問題，但大多數只停留在制造業或第三產業等單方面的研究，缺少更加全面的深入研究。另外，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問題，部分學者的研究也還存有爭議。因此，本文選取江蘇省為例，基于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深入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產業結構的影響問題。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第一，平穩性檢驗。在進行協整分析前，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又稱為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ADF方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對樣本數據的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數據可以看出，除LNFDI和LPGDP2都是一階單整外，LPGDP1是二階單整，而LPGDP3是平穩的，這就說明LNFDI只有與LPGDP2可能存在協整關系，下文主要就LNFDI和LPGDP2進行協整檢驗并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第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對以上變量進行協整分析，根據AIC信息準則，選擇該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為0，其協整檢驗的具體結果見表2。

注： * (*)為5%(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虛擬假設。檢驗過程包含常數項，不含趨勢項。根據AIC、SC最優信息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1。

由表2可知，在1991-2010年間，被解釋變量LNPGDP2與解釋變量LNFDI之間存在著一個穩定的協整關系。

第三，誤差修正模型。為進一步確切地描述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對這種長期均衡的短期偏離，我們通過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和第二產業比值的動態關系。模型的結果如下：

調整后的R2=0.44 F=3.62 AIC=-5.06

從短期來看，江蘇省上一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使本期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增長率增加0.0296個百分點。

第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本文利用赤池信息準則(AIC)選擇最優滯后期為3，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3。

從上表可以得出結論：當最優滯后期選擇為3時，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而不是江蘇省第一產業占GDP比重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三、研究結論及啟示

首先，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和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存在長期均衡趨勢。因此在今后一段時間，政府應當協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使其在長期內能夠發揮出兩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優化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作用。

其次，短期內江蘇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江蘇省在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也不可忽略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對江蘇產業結構造成的非均衡發展問題，從而使江蘇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影響。

第8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李練軍(1974-)，江西高安人，江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摘要：近20多年來，中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取得了較快的發展。文章利用最新時間序列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中部地區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全面的實證分析認為，中部地區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盡管能夠相互促進，但它們之間基本上并不存在因果關系。最后提出了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實證；對策

中圖分類號：F7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3-0051-05　收稿日期：2008-10-29

一、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從1986-2006年，中部地區的對外貿易總額由32億美元增加到564億美元，共增加了17倍；而在這20多年中，中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由0.5億美元增加到97.3億美元，凈增96.8億美元。僅僅從表面上看，中部地區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同步增長趨勢，存在著較強的相關關系。

國內外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經驗檢驗。除早期的實證研究和部分行業研究證明了貿易和投資的替代關系以外(Adler andStevens，1974；Gopinath etal，1999)，大多數實證研究都支持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呈現正相關關系，FDI對我國的進出口規模及結構優化有較大的促進作用(江小涓，2002；陳繼勇、秦臻，2006)。

綜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國家宏觀層面來對貿易與投資關系進行研究，而就我國各地區的相關研究較少，雖然有部分學者對中部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進行了一些探討，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對中部地區的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將利用過去20多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現狀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二、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實證分析

(一)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　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直接效應。盡管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還較小，但是這一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帶動中部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的擴大，回歸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

(1)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在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將直接帶動中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從圖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來，中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從1994～2006年，中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從21.4億美元增加到160.5億美元，增加了近6.5倍，年均增長率為18％；尤其是近幾年發展較快，從2002年到2006年s年時間增加了114.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2％。第二，中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全部進出口額的比重有所上升。中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全部進出口額的比重由1994年的18.0％增加到2006年的28.5％，13年增加了10.5個百分點。從1999年開始，這一比重一直都維持在1／4左右，1999-2006年年均比重為26.2％。因此，中部地區的不斷增長的外資企業對外貿易總額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動了中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

(2)回歸分析顯示，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直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為了進一步考察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中部地區1986-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以進出口總額(TR)、出口額(Ex)、進口額(M)及其對數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外商直接投資(FDI)及其對數為解釋變量，分不同的二個階段進行回歸分析。

從回歸分析結果表1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出口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且對出口的作用大于對進口的作用。中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出口、進口之間有著密切的線性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貿易傾向為3.93，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對外貿易增加3.93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出口傾向為2.18，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出口增加2.18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進口傾向為1.75，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進口增加1.75億美元。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作用大于對進口的作用。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其回歸結論也是一致的。

第二，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作用有不斷加強的趨勢。通過分別對1986~2006年和1986-1999年兩個不同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回歸可以看出，無論是進出口總額，還是單獨就出口和進口而言，1986-2006年的邊際傾向都要大于1986～1999年的邊際傾向。1986-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邊際進出口傾向、出口傾向、進口傾向分別為3.04、2.05、1.00，都明顯小于1986-2006年的邊際傾向，說明近幾年(2000-2006年)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出口、出口和進口的作用有所加強。

2　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間接效應。為了考察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間接效應即對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本文依據中部地區1986-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I)、初級產品進口額(IM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I)及其對數為被解釋變量，以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及其對數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從回歸分析結果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制成品的作用大于對初級品的作用，有利于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初級產品出口傾向和工業品出口傾向分別為0.24和1.95，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品出口分別增加0.24億美元和1.95億美元。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工業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比初級產品出口的作用要強，這有利于中部地區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初級產品進口傾向和工業品進口傾向分別為0.70和1.05，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l億美元平均導致初級品進口和工業品進口分別增加0.70億美元和1.05億美元。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工業制成品進口的作用比初級產品進口的作用要強，這有利于中部地區進口商品結構的優化。

第二，由于五個變量大體上都具有指數特征，為

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其回歸結論也是一致的。中部地區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品出口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彈性分別為0.12和0.37，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平均導致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品出口分別增加0.12％和0.37％，有利于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初級品進口和工業品進口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彈性分別為0.56和0.57，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平均導致初級產品進口和工業品進口分別增加0.56％和0.57％，有利于進口商品結構的優化。

(二)中部地區對外貿易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考察中部地區對外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本文同樣依據中部地區1986-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以外商直接投資(FDI)及其對數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外貿總額(TR)、出口(EX)、進口(IM)及其對數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從回歸分析結果表3可以看出：

1　中部地區出口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表3中的R2值、F檢驗值和T檢驗值可以看出，回歸方程I和Ⅳ都較為理想。回歸方程I表明：出口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0.43億美元；回歸方程Ⅳ表明：出口每增加1％，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2.9％。因此，中部地區出口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2　中部地區進口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表3中的R2值、F檢驗值和T檢驗值可以看出，回歸方程Ⅱ和V都較為理想。回歸方程Ⅱ表明：進口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0.53億美元；回歸方程V表明：進口每增加1％，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67％。因此，中部地區進口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3　中部地區對外貿易總額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表3中的R2值、F檢驗值和T檢驗值可以看出，回歸方程Ⅲ和Ⅵ都較為理想。回歸方程Ⅲ表明：當進出口共同對FDI起作用時，外貿每增加1億美元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0.24億美元；回歸方程Ⅵ表明：當進出口貿易共同對外商直接投資起作用時，對外貿易總額每增加1％，平均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增加2.46％。因此，中部地區對外貿易總額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中部地區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分析

1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Granger因果檢驗是檢驗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一種常用方法。因果檢驗認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則x的過去值應該能夠幫助預測Y的未來值，但Y的過去值不應該能夠幫助預測x的未來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檢驗一個變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個變量自身的過去值來解釋以及加入其它解釋變量的過去值，能否增加解釋力度。根據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設前提，所分析的數據要求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在進行因果關系檢驗之前先要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

(2)本文的樣本區間為1986-2006年，所有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及《國家商務年鑒定》(1987-2007年)。由于4個變量大體上都具有指數特征，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

2　實證結果分析。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了判斷4個序列的平穩性，采取最常用的單位根檢驗方法――擴充迪基一富勒檢驗即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來進行平穩性檢驗。

表4的檢驗結果表明，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臨界值，說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穩序列；而l階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顯著水平的臨界值，說明序列經過差分后達到平穩，因此，可用其一階差分進行因果關系檢驗。

(2)因果關系檢驗。我們用4個變量的平穩序列即一階差分序列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進行檢驗。

從檢驗結果表5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基本上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只有d LnFDI與dLnlM之間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d LnFDI是d LnIM的格蘭杰原因，但反之并不成立；而d LnFDI與d LnTR、d LnEX之間沒有任何的因果關系。這說明在中部地區盡管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對外貿易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但是由于中部地區的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量畢竟相對還較小，因此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較大的進口成為中部地區進口的主要原因外，并不能在其它方面構成彼此發展的主要原因。

三、結論與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中部地區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能夠相互促進。一方面，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不但可以直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回歸分析顯示，這種作用正在不斷加強。同時，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制成品進出口貿易的作用大于初級品進出口貿易的作用，具有促進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的間接作用。另一方面，中部地區無論是出口貿易、進口貿易，還是進出口貿易總額都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第二，盡管中部地區對外貿易與外商之間有相互促進作用，但它們之間基本上不存在因果關系。只有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是進口貿易的格蘭杰原因，但進口貿易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貿易、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這說明：一方面，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出口額占中部地區的進出口額的比例也較小，而且外溢效應也沒有充分的顯現出來。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也就不能構成中部地區出口貿易和進出口貿易的原因，只是在其不大的進口總額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構成其Granger原因。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考慮更多的是中部地區的軟硬環境、優惠政策、市場規模等等，而不是其對外貿易的發展程度，因此，對外貿易也不是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主要動力，不能構成其Granger原因。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近些年來有一定的發展，但還處在初級階段。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發展應該包含兩層涵義：一是貿易與投資的一體化；二是中部地區的一體化。因此，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推動中部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

第一，協調外貿與外資政策，促進中部地區外貿外資共同發展。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日益密切的形勢下，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兩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實施對外開放和發展開放型經濟時不可僅僅偏愛于任何一個方面，而要兩者并舉。要努力克服外貿與外資發展過程中的不協調因素，使其同步發展，逐漸實現一體化。因此，中部地區在制定經貿政策時，就必須要使外資政策和外貿政策協調一致，這樣才能發揮政策的合力，才能實現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高度結合。

第9篇：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范文

前景：中國繼續被看好

由于中國較為良好的投資環境、低廉的工資和近幾年來國內市場的迅速增長，中國在過去十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發展中國家所獲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5%。2004年該數據創記錄地達到了606億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9.9%。但其中包含了國內資金“迂回”投資的情況。據估計，20%-30%的外商直接投資并非真正的外商直接投資，而是國內投資轉道外國重新投回中國的投資。這樣做是為了享受外資所能享受的優惠稅收或投資政策。

報告顯示，中國服務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大多數投資都集中在房地產開發。

中國面臨日趨激烈的FDI競賽。許多國家――無論是亞洲的，還是東歐的，或者是拉美的――都在調整政策，以圖吸引更多的外資。

報告認為，在如何最佳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中國還面臨許多政策挑戰。中國應保持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創造公平的稅收體制；對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開放服務業，鼓勵競爭；實現技術轉讓的最大化，引導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高科技產業；在內陸地區改善投資環境和與投資者的關系。

改善投資環境的措施包括簡化復雜的投資審批程序，通過減少政府部門職能重疊、重復登記和繁瑣的審批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來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直接融資能力；改革司法體制。

“減少對外國投資者的稅收優惠并不會大幅度降低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國內資金迂回投資的情況會消失，外商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會降低，但實際的外商直接投資并不會減少。”報告認為，合并兩個現行稅法是統一內資和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的最佳方式。兩稅合并后可以消除現行體制下的一些稅收扭曲，包括對研發投入、工資、營銷和折舊的稅收扣除限制。

“對非直接投資項下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應是中期目標。在目前情況下，進一步大規模的對其它投資項下(非證券、非直接投資)的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不應被優先考慮。”報告在中國對外資本開放問題上持較謹慎態度。

報告指出，很多國家對銀行存貸款和其它金融交易的自由化都伴隨著資本流動波動的提高，特別是當存在對匯率盯住的投機和危機時。中國現行的管制并不完全有效，還不能消滅資本流動的波動性。當前更重要的是確保宏觀經濟管理和國內企業，特別是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是高度有效的。對資本流出的自由化不可能在短期內對外匯儲備的積累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吸收流動性問題上，可以考慮如允許國際金融公司和亞洲開發銀行等一些高信用等級的機構在國內市場發行債券等其它一些政策。

報告指出，內陸省份在吸引外資過程中可以有所作為。

判斷：未來外商直接投資發生三轉向

在諸多觀察家眼里，政府投資和FDI是推動中國經濟崛起的兩大動力。在日前世界銀行的《中國利用外資的前景和戰略研究》報告中，描繪出了中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現狀，指出未來外商直接投資更多地將轉向面向國內市場的產業、轉向內陸地區、轉向高科技行業。

據統計，中國在過去十年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平均占全世界所有外商直接投資的6.5%，占發展中國家所獲外商直接投資的25%。2002年首次突破500億美元大關，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2004年中國所獲的外商直接投資創記錄地達到了606億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9.9%。而據世行專家預測，2006至2010年期間，在預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25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預期中國將占到30%左右。

報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各個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其中，沿海省份獲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資。雖然政策鼓勵去西部投資，但外資的“西進”趨勢并不明顯。在2004年，西部省份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到總額的2%。

行業分布不均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結構的一根軟肋。外商直接投資也更多地集中在工業，上世紀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60%集中在工業。2004年，75%的外商投資集中在工業，其中71%集中在制造業。而服務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20%，大多數集中在房地產開發。銀行和公共設施等在其他國家往往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行業，在中國所吸引的投資非常有限。農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盡管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一直保持“快步前行”，但報告同時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和投資總額的比例較小，在過去五年內，外商直接投資平均僅占投資總額的5%，比匈牙利、捷克共和國、越南和新加坡等國要小。按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計算，中國也不能算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接收大國。并且，據估計，20%-30%的外商直接投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FDI，而是國內投資繞道外國重新轉向中國的投資。而這樣做是為了享受外資所能

享受的優惠的稅收或投資政策。

有專家發出了中國經濟對FDI的依賴性高以及產品附加值不高的擔憂。但可喜的是，中國正在盡力擺脫“世界工廠”的烙印，而向創新中心嬗變，在研發環境、設計思路、創投方式、營銷戰略上，都開始和國際接軌，同時也顯示出自己的特點。

按照現在的趨勢，中國在新的“十一五”規劃期間將會吸引充足的外商直接投資。這將為中國調整政策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為國家發展戰略目標服務帶來一個比較寬松的外部環境。中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本身在不斷變化，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報告主要作者趙敏指出，今后五年，中國將更關注平衡發展。“五個統籌”意味著要更多地關注國內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和降低資源損耗。對外商直接投資而言，這“五個統籌”要求投資更多地轉向國內市場的產業、轉向內陸地區、轉向高科技行業。

報告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以往許多不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或有所限制的行業在下一個五年中會向外商投資開放。這些障礙的掃除意味著會有更多的投資進入銀行、保險、電信、物流和交通等服務行業。同時，中國在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上的有作為，能吸引更多的高附加值產業。其次，中國過去幾年中對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會在今后得到回報。因為外國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地時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當地的教育水平。

2004年，75%的外商投資集中在工業，其中71%集中在制造業。而服務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20%，大多數集中在房地產開發。

建議：加快外資“西進”步伐

在中國加入WTO以后，FDI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涌入國內。然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在中國的東、中、西部分布極不平衡。據統計，沿海省份獲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資。雖然政策鼓勵去西部投資，但外資的“西進”趨勢并不明顯。進入西部的FDI份額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從九十年代的5.22%下降到2003年的3.25%和2004年的2.88%。

機會與挑戰并存。日前世界銀行的《中國利用外資的前景和戰略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東部省份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給中西部省份帶來了契機，同時，低成本并不能保證產業會逐漸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內陸省份和中央政府在吸引外資西進運動中都可以有所作為。

“外國投資者也可能選擇亞洲的其他國家進行投資，生產產品銷往國際市場或銷往在加入世貿組織后不斷開放的中國市場。同樣，投資者可以通過提高技術含量和成本-產出效率來應對東部地區企業成本不斷上升，而不是簡單地搬遷。”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報告主要作者趙敏指出，而東部的產業集聚效應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遠遠超過了成本增長，使得企業不愿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