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性質的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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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重性質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我國； 群眾體育； 發展特點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我國群眾體育發展特點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
通過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為所研究的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1.2.2 邏輯分析法
通過邏輯分析法，解讀群眾體育發展的現狀，了解分析群眾體育發展特點
2 研究結果與分析
2.1 群眾體育的性質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群眾體育是純“福利性”事業。而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原有的群眾體育管理體制和運營模式已不能適應體制轉軌和群眾體育發展的需要，群眾體育應走產業化、社會化的道路。群眾體育產業化就是將群眾體育中可以劃分為產業的部分實行企業化運營，體現了群眾體育的營利性。另一方面，將群眾體育中不能劃分為產業的部分仍由政府統一管理，各種體育基礎設施免費供人們使用。所以，群眾體育兼有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雙重性質。
2.2我國群眾體育發展特點分析
2.2.1 從縱向上看我國群眾體育表現出不斷進步的特點
2.2.1.1鍛煉內容豐富多彩，形式靈活多樣
在改革開放，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有全面發展身體素質和提高身體基本活動能力的鍛煉、健身健美和端正體型體態的鍛煉、娛樂性鍛煉、康復性體育鍛煉、利用自然的體育鍛煉[6]。而群眾性的體育鍛煉方法，從以徒手項目為主的傳統健身方式發展到與西方流行的有氧鍛煉相結合，形成了鍛煉內容豐富多彩，形式靈活多樣的鍛煉模式。
2.2.1.2參加消費性鍛煉的人數明顯增多，群眾體育產業蓬勃發展
近年來，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和余閑時間結構的改變，人們在閑暇時間內，參加體育鍛煉的意識愈加增強。運動健身已成為體育消費市場的熱點。“花錢買健康”的觀點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近幾年體育俱樂部的蓬勃發展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2.2.1.3農村鄉鎮，特別是富裕地區的鄉鎮，群眾體育發展迅速
在農村，各地的“農村文化中心”、“文化站”和“青年之家”，都把體育活動作為重要內容，自1986 年到1998年以來，已有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70 %的地市、50 %的縣、40 %的鄉鎮都成立了農民體育協會。特別是近幾年，由于國家經濟政策向落后農村傾斜，農村群眾體育發展更加迅速。
2.2.2 從橫向上看我國群眾體育表現出一些不足
2.2.2.1體育鍛煉的場館設施供應不足，體育鍛煉的組織率較低
2001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課題組調查結果顯示：“沒有體育設施在城鄉居民中不參加體育鍛煉的原因中已由1996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2位。”“場地擁擠，得不到保證”在群眾體育活動所面臨主要困難的所有7個選項中列第2位。我國群眾體育鍛煉多數在公園等非體育場所練習，少數是單獨或結伴鍛煉，即便是集體練習，也是松散管理，來去自由。
2.2.2.2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相互隔裂
群眾體育、學校體育和競技體育，三者相互融合，互為促進，是加快體育運動發展的必然要求。群眾體育作為競技體育的基礎，對其也是一種穩定的支持。而目前我國群眾進行體育鍛煉時，缺少場地與設施，而且，競技場館與學校體育場館很少對外開放。這種互相封閉、相互割裂的體制與現代社會體育的發展很不相稱。各自發展的態勢也趨于明顯。
2.2.2.3群眾體育鍛煉的指導力量薄弱，健身的科學性不強
加強對群眾體育的科學指導，是體育的根本任務之一。社會體育指導員是發展我國體育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推動社會體育發展有重大意義。目前，社會指導員約10萬人，按人口平均每1. 2萬多人才有1個指導員，鍛煉的科學指導能力仍然較弱。
2.2.2.4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群眾體育活動落后
我國尚屬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西部落后地區甚至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群眾還無法意識到體育鍛煉對自身健康的重大意義。致使其體育健身意識淡薄。因此，經濟落后的農村，體育的發展速度更加較慢。
3 結論和建議
3.1 結論
3.1.1 群眾體育意識不強，雖然體育人口比例在不斷地增加，但青少年體育人口不斷減少，老年體育人口不斷增加。由此可見，體育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
3.1.2 體育產業蓬勃發展，體育旅游方興未艾，農村鄉鎮相對富裕的地方，群眾體育發展也很迅速，但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群眾體育的發展仍然緩慢。
3.1.3 群眾體育場地設施正在擴建中，但大多數地區場館問題仍得不到解決。而且，體育鍛煉的組織率較低，且缺少專業的指導人員。
3.1.4 社區體育和群眾俱樂部發展很迅速，但相比于其他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
3.2 建議
3.2.1 增加政府對群眾體育的財政投入
由于市場經濟主體的趨利性和群眾體育的公共性，必然導致發展群眾體育的重擔落在政府的肩膀上。同時，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需求多樣化和層次性不斷提高，這就需要政府加大對群眾體育的經濟投入以滿足群眾體育需求，推動群眾體育的發展。
3.2.2 轉變體育科研的視角和方向
群眾體育研究不僅涉及體育社會科學，還與體育自然科學密切相關，從以往的文獻中可以看出，群眾體育的理論研究多偏重于對群眾體育的現狀分析研究。所以，在對群眾體育現狀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同時，還應加大群眾體育的應用性研究。
3.2.3 科學指導，規范運作，在深化群眾體育改革創新上出精品
面對群眾對體育的需求愈加科學化的趨勢，提高體育的科學化水平已急不可待。通過國民體質監測和開展科學研究等方式，加強健身指導，為群眾提供科學的健身指導方案。使其能根據自己的身體情況，職業狀況，選擇適當的體育鍛煉項目，開展增強群眾體質的保健、康復及咨詢服務。根據城鄉差異，科學安排不同的健身指導方法。
參考文獻：
[1]周西寬.體驗基本理論教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蔣正華等.中國人口報告[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第2篇：雙重性質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銀行監管 委托—— 政策性負擔 預算軟約束 解決途徑
一、引言：金融危機帶來的思考——銀行監管與“政治性控制”
2007年美國大量次級抵押信貸違約，引發了次貸危機，穩定金融體系成為各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危機過后，國有化或暫時國有化、加強對銀行的政治控制成為穩定金融體系的最后手段。美、英、法等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采用向商業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注入資本、持有股份、提供擔保的方法拯救陷于嚴重困境的銀行，防止金融體系崩潰。到2008年底，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當局向金融機構注入了近3萬億美元的流動資金，行政當局共撥付1.5萬億美元購買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股權及不良資產，其總和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6％。
政府直接介入銀行的運行，用注入國有資本等方式解決銀行的不良貸款等問題，這是各國面對危機的艱難之舉。但對我國來說，卻并不鮮見。
銀行業監管制度中存在儲蓄者——銀行監管者（政府及其官員）——銀行（銀行經營者）的多層委托——關系。這其中，政府（及其官員）一方面作為廣大民眾的人，擁有對銀行進行必要監督的權力；而另一方面，政府作為代表所有儲蓄者利益的委托人，同銀行之間也存在著委托關系。在這些委托——關系之間，各方均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加之信息不對稱和過高的監督成本，這些都帶來了銀行監管的效率損失。
我國國有銀行監管要解決的“委托——”問題很多，“政策性負擔”與“預算軟約束”便是其中之一。在面對國有銀行因“政策性負擔”而擁有的不良資產時，財政補貼是政府對銀行控制的直接成本。同時，政府與管理者之間的不對稱信息使后者有獲取更多財政補貼的激勵，這將導致道德風險不斷積累，由此產生新的不良資產。在長期內，政治控制、財政補貼和道德風險之間的惡性循環使政府財政不堪重負，而最終的成本則由社會公眾承擔。政府在面對以上問題時，一方面代表民眾行使銀行監管的主力軍職責；而另一方面，則擔任著國家政策和戰略的具體執行者。“雙重身份”的作用下，政府對銀行的監管難免出現偏差。
基于以上思考，筆者對“政策性負擔”和“預算軟約束”的相關理論加以綜述，在對國有銀行監管“必要性”及其中的“委托——”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政策性負擔”和“預算軟約束”給國有銀行監管帶來的不利影響，并提出初步的解決建議。
二、國有銀行“政策性負擔”、“預算軟約束”問題的理論綜述
關于“政策性負擔”概念的提出，林毅夫和李志（2004）認為，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中國國有企業承擔著兩種政策性負擔：在趕超戰略下投資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形成的戰略性政策負擔；承擔過多的冗員和福利形成的社會性政策負擔。這是中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內生產物。他們進一步指出，國有銀行在政策性負擔的指令下發放貸款，政府對其給予補貼的情況下，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區分銀行經營不善或虧損的原因究竟是政策性因素還是經營性因素，從而引發銀行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問題：銀行管理者有動機將銀行業績不佳或虧損歸咎于銀行承擔的政策性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國有銀行的管理者會偏離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只滿足于完成政府的指令性任務。另一方面，這又加強借款人與貸款人尋租和事后不履約的動機，造成了我國銀行巨額的不良貸款。
政策性負擔帶來了銀行貸款行為的異化。張璟和劉曉輝（2006）認為由于我國金融機構的管理層大多由政府任命，轉型經濟中銀行信貸決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行為，這樣就導致銀行貸款行為的異化，具體表現在：一是銀行不能完全自主地根據資金成本和收益原則選擇貸款對象；二是銀企關系并不是建立在市場化的信用契約基礎上，而是基于個人及非正常手段的競爭。
從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來看，樊綱等（1993）指出，在商業化改革前，由于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是“兄弟關系”，因而并不存在嚴格市場意義上的借貸關系和清償壓力。國有銀行因承擔“政策性負擔”而導致不良資產集聚，承擔了大部分經濟轉軌成本。
政府對國企給予的“政策性負擔”會直接帶來“預算軟約束”的問題。“預算軟約束”是Kornai（1980）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時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描述的是社會主義經濟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即政府不能承諾不去解救虧損的國有企業，這些解救措施包括財政補貼、貸款支持等等。預算軟約束會帶來經濟中很多的問題，比如企業經理的道德風險、銀行的呆壞帳、財政風險等。
Berglof和Roland的研究表明，銀行和政府的關系密切會導致預算軟約束。國家是銀行的所有者，銀行有必要向企業提供廉價資金和服務，而且政策性負擔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預算軟約束。這是由于：銀行會幫助國有企業隱瞞政策性負擔導致的虧損，因為銀行管理者存在被辭退的風險，所以會試圖通過允許不良貸款而隱瞞損失，結果會出現逆向選擇。而且，只要存在政策性負擔，銀行相信政府會救助而不愿意迫使債務人（企業）進行清算而產生預算軟約束。
國有銀行預算軟約束的負面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預算軟約束增加了銀行機會主義行為，即冒更高風險追求更大收益加大產生不良資產的概率；也可能增加銀行的消極性，即由于國有銀行知道政府會事后干預，從而產生對壞項目的“復活的投機”Mitchell，1997）。
二是銀行的預算軟約束可能會強化借款者尋租和事后不履約的動機，即預算軟約束不僅會強化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而且也會強化借款人的道德風險。（Dweatripont and Maskin，1995）。由于銀行預期政府將予以拯救，這使其沒有積極性清算壞項目而產生“對營救的投機”（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當出現金融市場的失靈時（如銀行間拆借市場的失敗），政府就有必要介入進來，提供流動性以防止銀行擠兌的蔓延（Mitchell，1997）。而且，銀行貸方和借方都知道那些貸款很可能成為“不良資產”，貸方知道這些貸款很可能無法收回，借方也知道他們會還不起貸款。事實上，這些貸款是對國有企業虧損的一種政府補貼，這正是政策性貸款的實質所在（Lau，1999）。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還提到了“金融歧視”的問題。La Porta（2002），Shleifer和Vishny（1994）“認為，當國家控制銀行時具有政治關系的國有企業更方便得到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發生金融危機時陷入財務困境的國有企業也更容易獲得政府的金融救助，但這種“金融歧視”的所有制破壞了市場效率原則，導致大量呆壞賬的發生，加劇宏觀金融風險。
國際比較研究方面，我國學者王一江和田國強（2004）對比了中日韓三國銀行業的經驗，認為政府介入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使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形成非經濟借貸關系，從而導致銀行信貸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和金融風險上升。
筆者認為，以上學者的研究主要針對我國國有銀行運行中存在的“政策性負擔”與“預算軟約束”的概念、特點和危害進行了探討，這些都為對其監管提供了必要性的依據。但是顯見有學者從“委托——”的法經濟學方向對此問題加以分析。這也成為本文研究中的創新點所在。
三、我國國有銀行監管的“委托——”問題——基本分析框架
銀行業金融交易中存在著諸多問題，這為銀行業的政府監管提供了必要，性的依據。首先，儲蓄者在與銀行的金融交易中，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普遍現象。在我國，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更加突出，只不過由于國家信用的擔保而得以長期掩飾下來。其次，銀行和儲蓄者的目標利益不一致、責任不對等的問題，使得銀行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損害儲蓄者的利益。此外，高效、安全的銀行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產品，如果由個人或組織來提供，“搭便車”問題將會無法避免。因此，只能由政府為廣大儲蓄者（銀行的債權人）提供一個代表即銀行監管者，對銀行采用預防性監管措施，盡可能化解銀行在日常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避免問題積累擴大而引發的金融危機。
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國有商業銀行居主導地位，在政策執行和傳導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作為第一大股東，仍保持對國有銀行的控制。但通常政府不直接干預國有銀行的經營與日常業務，政府干預的手段主要表現為對管理者的任命、晉升和罷免以及決定對銀行的財政補貼數額（俞喬、趙昌文、蒲璞，2008）。而在對銀行業進行監管的過程中，國家擁有“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雙重身份，其所委任的監管機構，在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復雜的委托——問題。
我國的國有銀行監管，是一個由多重委托——關系組成的網絡，其問題集中表現為以下兩個層面：社會公眾（代表廣大存款人，由一些政治家作為代表）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銀行機構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下文中筆者將就這兩個層面；分別展開分析。
（一）社會公眾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
由于銀行監管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使得監管供給先天不足，因此，作為社會公眾利益代表的政府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銀行監管的供給者。社會公眾將自己監管銀行的權利委托給監管機構，以實現他們的利益；同時，他們也通過納稅的形式給監管者一定的報酬，從而形成社會公眾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關系。
但是，監管當局的獨立客觀性是否能夠得到保證？尤其是在我國這樣政治體制較為集中的轉型國家，國家政策的控制力通常是監管當局不能抵抗的。身負監管使命和政治目標的雙重壓力，監管的效果恐怕難以客觀。
事實上，政府常常會把社會目標納入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目標中，而且往往把實現社會目標放在第一位。所以，監管當局在國有商業銀行的部門效益與整個宏觀經濟的增長、社會秩序的穩定之間，往往更為關注的是后者。為此監管部門有著強烈的傾向，要求各國有商業銀行配合政府的經濟政策，為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在承擔商業性經營活動外還要承擔支付改革成本等政策性活動。
監管當局只是觀念性象征物，其具體職能由銀行監管者個人來執行。在社會公眾與監管當局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監管者的經濟人理性導致銀行監管的道德風險，接受委托的監管當局的目標有可能偏離社會公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我國的實踐中，部分監管者希望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權力威望，而國有銀行問題的出現是他們工作效率低下的信號，會使其職業前途受損，直接影響他們的個人利益。所以產生了“監管寬容”（Regulatoryforbearance）、“監管俘獲”（Regulatorycapture），或者是Shleifer和Vishny（1998）所說的“攫取之手”（Grabbinghand）等問題。“
為了保證銀行監管者不折不扣地按他們的意愿來執行銀行監管權力，儲蓄者就必須對銀行監管權力的委托運作情況進行監督。但由于銀行監管權力的委托人是廣大的儲蓄者，并且每個人置于公共領域的私有權利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個儲蓄者都沒有監督的積極性。因為，一方面，我國監管執行人員的資格和報酬均由政府決定，不受儲蓄者意志的影響；另一方面，每個儲蓄者監督銀行監管權力的執行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這部分機會成本對自己來說非常大，而且即使監督得好，他能獲得的利益也非常有限。這對于有理性的、又符合經濟人本性的儲蓄者來說是得不償失的。而且，我國公眾存在這一種“監督惰性”，每個儲蓄者都會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希望別人來監督銀行監管者，自己則“搭便車”坐享其成，最后導致無人監督。如此以來，銀行監管者就會有可能與被監管銀行合謀。銀行監管者一旦被收買，就會更重視銀行經營者和所有者的利益而忽視儲蓄者的利益。此時，銀行監管失靈所產生的后果將會更為嚴重。
（二）銀行機構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
銀行監管者作為廣大儲蓄者的代表，處于委托者的地位，會努力誘導銀行（含銀行經營者），在追求銀行所有者和銀行經營者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兼顧銀行債權人及廣大儲蓄者的利益。而銀行的經營者在披露信息，保護儲蓄者方面擔當著人的角色。
對國有銀行的監管實際上是一個信息甄別問題。因為銀行監管者掌握的信息仍不完備（雖然比儲蓄者要多），所以銀行監管者需要設計一套監管措施，誘使被監管銀行披露所有信息。一般而言，銀行監管者以有關法規為依據，加之不定期的現場檢查，對違規的銀行進行懲罰。這些監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業的信息壁壘，但仍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是信息不對稱問題。如果銀行監管者計算各項比例所依據的信息是從無法信賴的銀行管理人員那里獲得的，或銀行監管者無法以合理的成本獲取有關的信息，那么監管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長期以來，國有商業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都由政府任命，選拔標準更注重政治覺悟、能理解上級的意圖等行政標準，而不是具備的現代金融企業管理能力，系統的金融知識，良好的業務水平的職業經理人。銀行高管人員往往在銀行家、官員之間飄忽不定。銀行高管人員關心的是與上級領導搞好關系、自身權利地位的升遷，而并非專心于銀行的經濟效益。所以他們或者受專業技能所限無法提供準確的信息，或者傾向于隱瞞不利于自己的銀行經營信息。政府由于難以掌握國有商業銀行的真實經營情況，也難以正確界定經營失誤責任，從而造成激勵與約束機制失靈，高管人員手中的控制權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
其次是經驗不對稱問題。被監管銀行要比銀行監管者具有更多的業務經驗，也很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令監管者認為已經達到監管目標。
再次是銀行監管的執行問題。有些監管方案復雜且難以執行，但銀行監管者為了降低執行成本，形成了“一刀切”的慣例，造成被監管銀行負擔輕重不均的錯位。
除此之外，當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時，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常常介入國有銀行的信貸活動以保證和支持地方的重點項目建設。由于政府的干預，銀行往往根據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狀況和償還能力做出判斷，而無法做到對具體貸款的債項評級，從而弱化了對項目收益和風險的甄別和控制能力。當激勵機制與監督機制不健全時，商業銀行管理者可能憑借在經營中獲得的信息優勢進行“政策”套利，特別是政府出于政治性目的對銀行實行“指令性貸款”干預而與銀行經營目標不一致時，過度的政治干預可能成為改善銀行治理的障礙，從而加劇銀行的道德風險行為。
四、“政策性負擔”和“預算軟約束”對國有銀行監管的制約及解決途徑——基于委托框架的分析
筆者上文的分析，試圖給出一個國有銀行“委托——”問題的基本分析框架。但是我國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面臨的一些更特殊的情況，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國企“政策性負擔”的貸款和“預算軟約束”便是我國國有銀行面臨的特殊問題之一。
國家發展戰略給予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國有銀行承擔了對國企貸款的任務而產生了虧損，政府為了讓這些國有銀行繼續生存，就必然對其進行事前的保護或者補貼。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的經理人員會將各種虧損，包括政策性負擔形成的虧損和道德風險，管理不當等造成的虧損都歸咎于政策性負擔，在政府無法分清楚這兩種虧損的差別，而又不能推托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的責任時就只好把銀行的所有虧損的責任都負擔起來，因此形成了預算軟約束。
我國的國有銀行監管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的委托關系基礎上的，但它同時也具有一般銀行監管所不存在的委托問題。一方面，國家是銀行的所有者，擁有對國有銀行的控制權和剩余財產索取權，于是事實上銀行就承擔了對政策性負擔進行貸款的任務；另一方面，政府又代表國家對國有銀行進行監管。因此筆者在委托關系的框架下分析政策性負擔對國有銀行監管產生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改變監管效率的途徑。
（一）“政策性負擔”和“預算軟約束”監管中的“委托——”問題
1.政府角色的雙重性——監管者與執政者
政府作為全民所有制的人，成為銀行的實際所有者和委托人，國家租金替代了利潤而成為公有制企業的行為目標。政府的目標是雙重的：作為監管者，要努力降低界定、談判和實施作為經濟交換基礎的合約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實現社會總產值的最大化的；而作為執政者，則通過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使其的壟斷租金最大化。政府的執政目標既包括社會政治目標又包括純經濟性質的目標，反映在銀行領域就是：既要銀行保值增值，又為了實現其他社會政治目標可能要求銀行承擔大量政策性貸款（為了研究方便，這里只考慮一種政治任務，即國有企業承擔政策性負擔而引起的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因而銀行具有內在的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
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可以給政府官員帶來好處，比如炫耀已經取得的政績、從中獲得政治資本等。但是銀行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性支持造成了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扭曲了社會資源的配置，造成了社會福利的損失。這是因為；一方面，銀行對國有企業承擔政策性負擔而給予的貸款，占據了大量本可以投向其他地方的資金，而貸款本身并不能給銀行帶來利潤，反而會帶來巨額不良資產。另一方面，由于銀行承擔了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后，銀行經營者的努力隨之也會分為兩種，一種用于經營活動，為銀行帶來經濟收益的經營性努力，另一種則是銀行經營者為上級部門實現政治性目標而進行的活動，為非經營努力，它本身不能給銀行帶來效益。通常而言，為達到前一種目的而需要的努力程度是高于后者的，而對于管理人員來說，收益并沒有質的區別，所以他們有動機因此而使銀行經營偏離市場軌道。
因此監管者會在收益和成本之間權衡，以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根據不同偏好的目標組合價值減去政策性貸款帶來的資源浪費的剩余價值的最大化。但是中國的情況是，監管部門在面對政府的強大壓力時，并不總會堅守立場，作出正確的決策。作為具化的每個監管者個體，當監管的后果是導致國有企業得不到政策性貸款，或者國有銀行因大量政策貸款壞賬而陷于困境，直接威脅到廣大儲戶的利益時，怯于監管是他們迎合上級，保護自身利益的選擇。
2.監管者與國有銀行間的委托問題——信息不對稱
退一步講，假設監管部門和具體執行人會選擇客觀獨立地履行職責，監管效果仍然取決于委托問題的其他因素。這其中，信息不對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首先，在銀行對政策性負擔進行貸款后，如果出現經營狀況惡化的情況，監管者無法區分是由銀行經營者經營不善導致的虧損還是承擔政策性負擔貸款后引發的虧損，銀行經營者比國有企業更加容易推脫責任，其行為更難以觀測。
其次，這種信息不對稱體現在銀行的內部人控制上，擁有內部信息的銀行經營者比監管者更了解銀行，也更有能力在監管者面前隱藏自己的不良行為。如在職消費、信息披露不規范、短期行為嚴重等。
再次，與國有企業不同，政策性負擔的貸款對于銀行來說是一種事前調節，具有負的效用，它降低了經營者的經營性努力。這是因為銀行經營者的一部分努力用來彌補國有企業的虧損，給銀行帶來的只是不良資產，這勢必會降低經營性努力的積極性。由于不對稱信息，銀行經營者可以從所承擔政策性負擔的貸款中獲取灰色收入，而不被監管者發覺。
3.評價體系的偏差——控制權的激勵方式
就激勵方式而言，銀行家不但受到利潤收益的激勵，同時還要受控制權收益的激勵。委托理論認為，任何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合約安排均應該使經理報酬與產出相關，使經理承擔部分經營性風險，有效激勵的機制是要采取比如獎金、購股選擇的激勵方式和可考核的業績作為衡量標準的評價體系。我國的銀行激勵方式主要是以控制權為主，控制權激勵方式強調固定收入（月薪）與行政級別和職務掛鉤，固定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率很大行政職務越高，其月薪也就越高。但是獎金比例很小，一般不超過10％。通過行政級別的晉升來激勵經營者努力工作，忽視了產出對經營者的激勵，這可能導致對銀行經營者的激勵建立在主觀績效之上。并且，存在信息不對稱時，監管者也很難做出公正評價，因為控制權的取得不是以經營業績為考核標準，而是以政府的政策性目標為標準。
在這種激勵方式下，在承擔了對政策性負擔的貸款后，銀行經營者容易把精力放在游說和建立人際關系這類非生產性活動上，完成政府所交代的政策性任務，甚至不惜以損害銀行的利益來維護自己的控制權，這會誘導銀行經營者偏離利潤目標。政策性負擔使經營者的行為不易觀測到，這種非生產性活動給監管者帶來了監管盲區。
（二）對問題解決途徑的思考
“政策性負擔”和“預算軟約束”成為擺在我國銀行監管面前的一道難題。筆者認為，通過以下途徑，可以改善現有的監管困境，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
首先，分別建立國家賬戶和企業賬戶。為了兼顧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職能和市場化運作的雙重要求，可以對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和經營性業務進行隔離，以便分別監管。國家賬戶，對政策性項目實行專項管理、盈虧單獨核算，從而讓這些政策性業務的損失體現在明處，把政策性不良貸款與日常經營性不良貸款區分開來，避免銀行高管把承擔政策性業務當作經營不善的借口。必要時可封閉運行，提供財政專項補貼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企業賬戶是對銀行經營性業務的核算，風險自擔、自負盈虧，政府不進行任何干預，也不注入資本金。監管者對國有銀行的效率要求，應主要看其在企業賬戶上的表現。
其次，建立透明的金融監管制度和財會制度。進一步完善與銀行監管相適應的各類經濟法規和制度，力求銀行的監管法律完整配套、協調靈活，具有可操作性。根據《銀行監督法》和《商業銀行法》，完善國有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強對于“政策性負擔”貨款有關信息披露的規范性和強制性。進行商業銀行會計制度的改革，統一銀行會計制度和報表報送要求，確保銀行的經營信息和政策性貸款的運作情況便于監管人員了解與分析。
再次，吸納有效的社會監督力量。從成本和收益角度考慮，儲蓄者會對銀行監管者的工作狀況保持“理性的無知”，但并不意味著儲蓄者就不愿了解其工作狀況。一旦儲蓄者能以極低的成本獲得此類信息時，他們就會以很高的熱情對其予以高度關注。借助媒體的力量是一個有可能實現的選擇。媒體也能夠通過披露此類信息來擴大自身的知名度，增加其收益，并且這些收益足以彌補它為獲取該類信息花費的成本。
最后，革新國有銀行的人員組成，通過外部經理人市場選賢納才。除保留董事長的“中管干部”身份來實現中央對銀行一定的控制力外，取消行長、副行長、監事長的“中管干部”身份和行政級別，對他們的選拔任命應更多地依托外部經理人市場，以利潤為核心，實行招標競聘制，選拔真正懂經營善管理的金融人才。將企業賬戶中反映的經營性業績作為高管們的主要考核標準，使高管的酬金與銀行經營績效和風險責任緊密相關，股票期權等多種經濟性激勵手段，激勵形式應動態化、長期化。借助市場化的手段，使因“政策性負擔”貸款而造成的錯誤激勵回歸正軌。
五、結論及解決途徑的展望
我國國有銀行改革處于十字路口。與英美銀行因危機出現大問題，不得不以國有化拯救銀行的環境不同，我國政府習慣性地在給予國企政策性負擔的同時，迫使國有銀行承擔起對其貸款的任務。這是一種在經濟和政治上具有高昂的委托——成本的模式，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發展的。
從基本的委托——分析框架來看，我國的國有銀行監管，是一個由多重委托——關系組成的網絡。社會公眾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反映在監管當局面對政治壓力時難以保證獨立客觀性，監管者對私利的追逐，以及公眾對于監管者的監督惰性上。銀行機構與監管當局之間的委托——問題則反映在雙方信息不對稱、經驗不對稱和監管執行的缺陷上。
從更具體的角度來看，我國國有銀行又具有一些特殊的委托——問題，對國企“政策性負擔”的貸款和“預算軟約束”便是其中之一。在運用“委托——”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后，筆者認為：首先政府作為“監管者”與“執政者”，其角色的雙重性帶來了監管目標的沖突，進而造成監管的缺失。其次，監管者與國有銀行間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使得監管者無法判斷，銀行虧損的根本原因是對政策性負擔的貸款還是經營不善。國有銀行中內部人控制、經營性努力積極性的降低，以及對于政策性貸款帶來的灰色收入的追求，使得監管面臨著很多困難。除此之外，控制權的激勵方式，也直接導致銀行經營者目標的偏離，為監管帶來盲區。
第3篇：雙重性質的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以體育社會學為基拙，借鑒已有的社會評價理論，確定競技體育的資源配置、發展指標、管理體制、社會功能等為評價內容，試圖構建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內容的框架，目的在于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在競技體育運行中的合理運用和宏觀調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是我國社會發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轉變。競技體育的發展交織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中，伴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目前社會評價還沒有規范的學科理論，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理論、評價方法也未建立起來。若不盡快建立起來，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影響競技體育社會目標的實現。因此，本文以體育社會學為基礎，對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內容進行探索。
1、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概念
競技體育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的發展不斷促進競技體育的發展，競技體育的發展交織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之中，不斷影響社會的發展。
競技體育具有本體功能(作用于個體)和社會功能(作用于群體和社會)。本體功能，又稱為自然功能，主要有健身功能、娛樂功能、教育功能;社會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競技體育的本質是文化的，但具有經濟性，它不能成為物業的生產部門，但它又與經濟相聯系，影響物業生產部門經濟的發展。因此，競技體育的發展與建設是為人民的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形式服務，是間接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服務。
競技體育是一項事業，國家予以投資。對于競技體育的投資決策，關系到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競技體育投資決策以可行性研究為科學依據，其核心就是對投資項目的評價，即對項目進行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評價。在我國，將競技體育作為一項事業來發展，強調競技體育事業的公益性，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轉軌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則逐步強調競技體育的經濟性，強調社會對競技體育的投人。
為此，可以認為，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指競技體育運動項目發展對國家發展目標的貢獻和影響，對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影響的評價。這一定義闡明了兩點:一是競技體育的功利性評價，因為競技體育對國家發展目標的貢獻與影響具有功利性;二是競技體育的生存性評價或可持續發展評價，前者具有縱向性，后者具有橫向性，因此，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是一個立體的綜合的社會評價。
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項目社會評價的一種。從社會評價的理論來看，社會評價包括經濟評價。體育是服務性的行業。由于體育產品的服務性，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在已有的經濟評價的基礎上，建立競技體育評價體系的社會評價，因此，根據我國體育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將我國的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定位在不包括經濟評價的社會評價。
2、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必要性
2.1競技體育項目的投資決策需要社會評價
投資與競技體育發展、投資與競技體育管理、投資與競技體育社會環境、投資與自然環境、競技體育對社會生產目標實現的作用與影響等是社會評價的范疇。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在于全面評價投資的綜合效益，以減少投資的短期行為和盲目建設，克服投資建設領域各級領導與管理機構決策的種種片面性，加強投資的宏觀指導與調控，有效發揮體育的社會功能。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社會的變革、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導致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的變革，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投資結構亦發生了變化，如果對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投資沒有一個科學的評價方法，則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影響競技體育社會目標的實現。
2.2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社會評價
對于競技體育投資的財務評價或經濟評價一般采用全國統一的財務評價與經濟評價方法。而對競技體育項目的社會評價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方法。對競技體育的投資、資源的有效利用、競技體育與社會各系統的相互作用、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只運用經濟評價方法是不能有效地調控競技體育的協調發展和發揮競技體育的綜合功能的。只有結合社會評價才能有效地促進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因為，對竟技體育項目的建設與社會經濟、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社會效益影響予以分析，使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在競技體育項目的運行過程得以合理配置，提高投資效益，使競技體育項目的發展得以整體優化，有助于建立競技體育與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機制，有助于競技體育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3、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內容體系
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競技體育發展的目標必須符合國家發展的目標，就是說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目標，從根本上不能脫離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內容體系應是資源配置、發展指標、管理體制、社會功能等(見圖1)。
3.1競技體育資源配置評價
(1)競技體育資源的界定。
競技體育資源，是指一個社會用于擴大參與競技體育活動的人口和提高競技運動水平，及物資、資本、人力、時間和信息等方面的投入。競技體育資源是發展競技體育的物質基礎。一般而言，競技體育資源越豐富，體育活動就容易開展，其發展水平就越高。社會越是發展，人們越是感到競技體育資源的緊缺。
(2)競技體育資源幾種主要形式。
1)人力資源。是指從事競技體育工作的專業工作者，如運動員、教練員、科技人員、體育教師和管理人員等。
2)資金。由于競技體育的規模和科技含量不斷加大，需要大量的資本投人，一個國家的競技體育事業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持，競技體育越是發展，需要的資金就越多。
3)體育設施。競技體育訓練需要一定的空間，要取得好的訓練效果需要一定的場地條件和先進的設備器材。
4)余暇時間。余暇時間是重要的競技體育資源，有了余暇人們才有可能觀賞體育比賽，從而刺激體育消費，導致其他競技體育資源的增長。余暇時間的增多對競技體育資源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1)健全的組織體系。
1)建立精干高效、運轉協調、調控有力的行政管理組織體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人，原有的體育行政管理體制也將進行改革，體育行政管理機構將逐步精簡，而精簡后的競技體育組織體系將發生變化:一方面行政機構縮小，行政管理人員必須是少而精;另一方面由于職能調整使管辦分離、政事分開，政府的宏觀調控將加強。各級政府仍將設立體育管理機構或在政府管理機構中設立體育管理機構或在政府管理機構中設立專人負責體育工作。體育行政組織在發展競技體育中仍將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保證國家奧運目標和區域競技體育目標實現的重要條件。
2)建立政府宏觀調控、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協會化管理的組織體系。我國競技體育管理向協會化方向發展是總的趨勢，協會管理的組織體系將不斷得到健全和加強，不僅是在國家一級成立各運動項目協會，在省(區、市)、地(市)，甚至縣(市)將分別成立各層次的協會組織，協會組織是各級各類運動訓練的直接管理部門，各類業余與職業俱樂部將逐漸取代各級各類運動隊，政府管理的主要作用是運用政策和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協會則按照市場規則和協會章程獨立運作。
3)建立國家管與社會辦相結合、業余與職業相銜接的運動訓練組織體系。未來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是以協會管理為主體，要求訓練組織體系與之相銜接，即未來運動訓練組織體系應該是業余與職業相銜接，過去那種運動隊訓練體制將被新的體制所取代，逐步建立符合協會管理體制要求的業余運動訓練組織和職業體育發展需要的俱樂部訓練組織。
(2)完善的保障體系。
改革競技體育的統包統配體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保障體系。保障體系包括法律保障、人事制度保障、場地器材保障和經費保障，在人事制度的保障上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如運動員的就業保險、運動員的傷殘保障等;運動項目按協會制管理，應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如運動項目協會管理的法規、制度、俱樂部管理的規范化制;在經費保障上，要建立國家對競技體育的投資制度、競技體育產業發展制度，以保障競技體育經費的有效投人。
(3)競爭有序的運行機制。
市場經濟鼓勵競爭，而公平競爭是未來競技體育發展的動力源泉。競枝體育競爭突出的表現是在賽制上，競賽是運動項目發展的杠桿，運用好這個杠桿，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運動項目的發展。因此，競賽體制是調整競技體育發展方向、發展水平，提高我國整體競技體育實力的重要保證。
3.4競技體育社會功能評價
(1)競技體育價值的社會性。
競技體育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競技體育在滿足主體各種需要的過程中體現出其價值的社會性特點。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競技體育價值活動和內容的社會性。人們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生產方式，一定的社會關系條件下進行價值活動的。競技體育從它一開始就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活動，通過人們之間身體運動能力的相互比較而滲透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無論競技體育活動是滿足個體的需要、群體的需要或是社會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某種條件下的利益追求。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由于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多因素影響及推動的過程，因此，任何一種社會因素都在影響和推動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經濟、科學技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環境等等都在影響著社會的發展。競技體育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體現對人的價值的發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受上述因素的影響。正因為這些影響因素的存在，競技體育的價值才體現出社會性的特征。
(2)競技體育產業化發展。
競技體育產業是最能體現體育自身經濟功能和社會經濟價值的體育本體產業，大力發展競技體育產業，有利于培養和建設體育市場。未來10年，我國競技體育產業的發展應初步形成競技體育的國家投資、社會資源配置、體育產業經營3大經濟支柱，競技體育自我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逐步提高經費自給率;形成以競賽表演為核心的競技體育市場體系，增強競技體育產業開發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競技體育經濟政策，基本形成我國競技體育市場管理規范體系。
4、結論
(1)競技體育資源的配置涉及到資源的種類、來源，影響因素和資源投入后的最終產品，社會之所以要向競技體育投入各種資源，是希望從投入這些資源會換得理想中的產出結果，社會對競技體育產出的價值判斷及對其性質的認識，對其資源配置具有關鍵的導向性意義。
(2)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水平不能用單純的某一指標，它應包括競技運動技術水平(包括奧運會、亞運會成績、單項國際大賽中的成績等)，教練員、運動員的知識和素質結構，運動訓練中的科技含量，競技體育管理機制，競技體育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發展水平。
(3)評價我國現有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的現狀，必須建立好我國未來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應逐漸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統包統配、國家集權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向以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競爭有序又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過渡。
(4)競技體育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方式，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競技體育在滿足主體各種需要的過程中體現出其價值的社會特點。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競技體育價值活動和內容的社會性。
我國競技體育產業的發展應初步形成競技體育的國家投資、社會資源配置、體育產業經營3大經濟支柱，使競技體育自我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逐步提高經費自給率。
5)信息。發展競技體育事業需要大量的信息，諸如科學訓練的信息、社團組織經營管理信息、政府政策法規信息、企業商品信息等。在現代社會競技體育已經成為最大的信息源，電視臺的體育專用頻道、報紙的體育專版、傳遞的都是體育信息。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有關競技體育資源及其配置方面的信息，卻往往是稀少的。目前世界上競技體育比較發達的國家都有充足的體育信息資源，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公布的渠道暢通，網絡完整。
(3)竟技體育資源的來源。
社會對競技體育的資源投人量及投人方式與對其最終產出的期望有直接關系。由于競技體育產出既有社會公益性特點，又有巨大的商業開發性，這種雙重性的本質特點會帶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因此，其資源投人有政府和非政府(私人)兩種渠道。政府對競技體育的資源投人，主要基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其資源投人期望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發生沖突時，以社會效益為重，非政府的私人投人除了公益性慈善捐助之外，多出于謀取經濟利益的考慮。
(4)競技體育資源的配置。
由于資源緊缺，而社會對競技體育資源的要求卻與日俱增，在資源稀缺規律的作用下，社會不得不對資源的投向作出選擇。一個社會如何給自己的競技體育事業以必要的資源投人?如何在不同的體育部門間分配有限的競技體育資源?資源的投人以什么樣的機制進行運作?是評價該社會競技體育發展形態的一個基本線索。
1)計劃機制。經濟學家將計劃機制描述為“資源的分配由政府決定，命令個人和企業按照國家經濟計劃行事”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體育資源是由政府行政組織根據其制定的計劃強制分配的。
這種根據政府的計劃配置資源的機制，一般強調體育的公益性，突出體育的社會效益，容易獲得社會輿論的支持。在公有制的社會結構中，依據計劃機制進行體育資源的配置，也易于與社會主流思想保持一致，從而在政治上有較大的安全系數。由于這種機制較少，或根本不考慮投人與產出的經濟效益，社會各部門的運作均依計劃行事，因此以這種機制為基礎的體育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保持正常運轉。它可以人為地制造一個體育環境，如強制性向企事業派遣退役隊員，以維持運動訓練資源流通渠道的通暢;指令企事業利用部分工作時間開展群眾體育，以犧牲部分有效生產資源來彌補體育資源的不足。
2)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就是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市場主體之間對利益的競爭、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調節經濟運行的機制”。市場機制的基本點是主要的價格和分配決策都是在市場上做出的。
由于市場機制以利潤和虧損為標準來解決資源配置的各種問題，“具有物質利益性、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等屬性特征”，因此它對體育資源的利用與開發極有效率，充滿活力。
3)兩種機制的互補。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各有其優點和不足。在現實生活中，一般都是以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以計劃機制作為間接的宏觀調控手段，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3.2競技體育發展指標評價
構建具有代表性的競技體育發展指標體系和科學方法，對反映競技體育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進行綜合的定性、定量評價，在同一評價體系下對各有關因素進行對比分析，是評價競技體育發展趨勢的理論基礎，也是確定評價競技體育發展目標的科學依據。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水平不能用單純的某一指標，它應包括競技運動技術水平(包括奧運會、亞運會成績，單項國際大賽的成績等)，教練員、運動員的知識和素質結構，運動訓練中的科技含量，競技體育管理機制，競技體育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發展水平。
根據競技體育發展指標的評價內涵，就是充分發揮競技體育為我國經濟建設、社會服務的多元功能與作用;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繼續保持亞洲領先和奧運會“第2集團”前列的地位，努力縮小與美國、俄羅斯的差距;爭取全面提高競技體育的整體水平，努力進人競技體育強國的行列;競技體育運動的成績中科技、教育含量顯著增加，運動項目和運動隊結構更趨合理，通過發展競技體育，進一步推動群眾體育的普及;體育產業的發展和文化娛樂的多樣化;初步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和良性運行機制。
評價“發展指標”首先看競技體育在“兩個文明”建設中多元功能和作用，這是用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指標的全新標準。即提高競技體育運動水平，推動群眾體育、全民健身活動的普及，發展競技體育產業，豐富文化娛樂活動，以及健身、教育等多方面的評價，替代“惟運動成績”或單一金牌數量的評價。其次，對質量和效益進行評價，明確從體制改革人手，調整項目結構和運動隊伍結構，以科教興體作為競技體育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推動力)，促進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