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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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5-0064-03
近年來，聯想集團收購美國IBM公司全球個人電腦業務、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競購美國石油企業尤尼科等大型案件引起世人關注。隨著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成為近期的一個研究熱點。我國正逐步從一個FDI的接受國，轉變為FDI的輸出國。本文通過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闡明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現狀，并探討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問題。
一、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總體規模還不大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直接投資限制逐步放寬，投資渠道逐漸擴寬，投資主體明顯增加，投資項目日益豐富，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逐步擴大。200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即流量)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截至2005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即存量)572億美元。從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興辦海外企業及直接投資的增長情況。
盡管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是投資的總規模較小，與我國經濟發展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以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的流量、存量為基期進行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僅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從2005年各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來看，我國僅為日本的2／5，英國的1／5，美國的1／20。若從存量上比較，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更大，不及日本的1／6，英國的1／20，美國的1／50。由此可見，未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呈現區域多元化、經營和投資行業多樣化趨勢
目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區域分布較廣，形成了“亞洲為主，發展非洲，拓展歐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場格局。從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按洲別分布情況來看，我國在亞洲、拉丁美洲的投資占到九成，其中亞洲地區有403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地區存量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和北美分布較少，分別為15.98億美元、12.6億美元，各占2.8％和2.2％。
從經營范圍看，我國海外投資行業從最初的餐飲、咨詢服務、承包工程等行業發展到林業、漁業、石化、冶金、輕工、電子等領域。這其中商務服務業占我國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40％，資源開發、制造業向深層次發展。如中信公司在美國的西林公司經營木材，中冶公司在澳大利亞合資恰那鐵礦等。同時，由于我國在紡織、服裝、制鞋、家具等領域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加工制造業已經成為我國海外直接投資較集中的部門。
目前我國海外投資企業中高新技術企業比率較低。若以2005年末我國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存量來近似代表我國在技術密集項目投資總額，它僅占2005年末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2％。
(三)海外企業以合資為主，投資經營主體眾多
由于采用獨資形式難以完成大型項目的建設和經營，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多采取與東道國企業合資或合作形式。海外企業以資金、國內設備、技術、商標、品牌和許可證等形式入股。采用合資形式，不僅可以節省外匯，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金進行生產。據2005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海外非貿易性企業中，中方投資比例高達70％，海外企業采用合資形式的約占80％。
我國參與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鄉鎮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私營企業。無論從流量還是存量來看，國有企業都占有絕對比重。截至2005年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存量前20名的企業中，全部為國有企業或政府授權經營企業。國有大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中發揮領頭羊的作用，非公有制經濟近幾年來“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已經成為海外直接投資的一支生力軍。
二、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
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我國工業化中期的國情，我國正處于海外直接投資大力發展的時期。但是與發達國家建立在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基礎上的“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相比，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屬于產業結構調整時期的“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從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動機出發，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戰略如下：
(一)學習型海外直接投資
學習型海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得東道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發達國家一般把成熟產品作為出口產品進行對外貿易和投資，把低于世界水平的設備和技術進行直接投資。如果我們直接到發達國家投資，特別是與具有最新技術的企業合作或合資，雇傭當地的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購買當地的先進設備，我們可以獲得許多國內得不到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符合學習型海外直接投資的區域主要為美日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美國擁有生物工程、材料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等一大批高科技產業群；西歐特別是德國的汽車產業、機械制造業、化學工業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日本的汽車、鋼鐵、造船業位居世界第一。通過在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們可以獲取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發展緊跟世界潮流。
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海外公司購買、消化、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利用當地研發力量，開發新產品。如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美國舊金山、日本東京、德國漢堡均設有辦事處，大量引進程控電話交換機、彩色顯象管生產線等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二是海外公司購買東道國具有先進技術的企業股份，獲得最新的內部技術材料。如首鋼購買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份。三是并購或新建后通過與當地企業合作，對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干中學”，從而實現技術回流。
(二)市場導向型海外直接投資
近期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尋求市場或資源。研究表明，以中國、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投資，大多以尋求市場為主。
根據小島清(1987)的比較優勢理論，投資國應選擇對東道國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直接投
資。該產業對投資國而言，也許處于比較劣勢如生產過剩或夕陽產業，但是只要對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即可作為海外直接投資的切入點，這樣在解決投資國剩余生產能力的同時擴大出口，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我國已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生產制造能力獲得長足發展，許多傳統產業如紡織、服裝、食品等行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地位；而對東南亞、非洲、拉美甚至東歐部分國家和地區卻具有比較優勢：上述產業起步早、規模小、技術好、成本低，有利于東道國國內需求和就業問題的解決。
進口國貿易障礙也會導致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中低檔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備顯著優勢，使得這些產品成為發達國家反傾銷貿易壁壘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要攻擊對象，我國已經成為遭受反傾銷控訴最多的國家。
“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普遍具有規模經濟性，只有先占據市場的企業才能迅速降低生產成本，取得先動優勢。國內市場雖然容量巨大，但由于購買力水平低，市場需求不足，必須以全球市場為目的。為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而加強對歐美等市場規模大的國家的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
(三)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
第2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兩稅合并 稅收優惠 FDI 外商投資企業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5-047-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標志著我國內外資企業稅收走向統一，我國利用外資政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兩稅并存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兩稅并存的弊端日益顯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的時機已經成熟。《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標志著“兩稅并存”的終結，我國利用外資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但是普遍存在的擔心是，稅收政策的變動是否會導致大量外資撤離中國，轉向周邊低稅國家和地區，從而大大減少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量，并進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由于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都是以城市(鎮)為對象的，而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在全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引進外資方面上海在中國的排名中一直是名列前茅。那么兩稅合并是否會對上海外資的流入產生影響呢?
一、兩稅合并對上海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
(一)兩稅合并對不同來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為了方便國家間資本的流動，避免國家之間的重復征稅問題，東道國和居住國之間需要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稅收協定來進行國際稅收協調。為此，發達國家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簽訂稅收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外國投資者的稅收優惠采取饒讓抵免，從而使發達國家的投資者獲得發展中東道國提供的稅收優惠。所以，對實行免稅制及與中國簽訂饒讓抵免協定的國家的外國投資者而言，其在中國經營的稅負代表了其經營的成本，中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及對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會對這些外資企業的稅后收益產生影響，而對實行抵免制且未簽訂饒讓協定國家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稅后收益則無影響。而根據資本天然的“逐利”傾向，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稅負增長勢必會導致這部分外商投資的下降。
1、新加坡、英國、韓國、澳大利亞、德國和日本等國與中國簽訂了避免重復征稅的雙邊稅收協定，并包含稅收饒讓條款。即上述國家的企業來中國投資，按照中國稅法規定給予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視同在中國已經納稅。無須就該部分優惠回國再補稅，來自于上述國家的投資者對中國稅率變化較為敏感。上海2006年和2007年實際利用外資中來自于上述國家的投資總額分別為22.17億美元和17.88億美元，分別占上海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31.19％和22.58％。兩稅合并后，僅從稅率因素考慮，這些國家的投資者將會把投資轉向稅率更加優惠的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從而減少對上海的投資。
2、中國香港沒有與中國大陸簽訂稅收饒讓條款，其實行稅收來源地管轄權，征稅范圍僅限于來自本地收入，境外收入及轉匯收入在當地均不納稅。來自上述地區的外資企業在中國交納的所得稅，即代表其實際所得的稅收負擔，因此對中國大陸的所得稅率變化較為敏感。上海2006年和2007年實際利用外資中來自于我國香港地區的投資總額分別為13.53億美元和19.74億美元，分別占全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19.04％和24.92％。兩稅合并后，這些來源于國際避稅地的外資企業的稅后收益將減少，來上海投資的可能性將減少。
3、美國、法國雖然與中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但是不包括稅收饒讓條款。中國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無稅收協定，并按照屬人加屬地原則對所得課稅。上述來源地的外資企業，按照我國稅法規定給予他們的稅收優惠，其來源地政府不視同在中國已經繳稅，還需就該部分優惠回居住地再補稅。中國的稅率高低并不代表其在中國大陸實際所得的稅收負擔水平。因此，上述來源地的外資對中國大陸稅收政策的變化并不敏感。上海2006年和2007年實際利用外資中來自于美國、法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總金額分別為7.25億美元和7.72億美元，分別占全年度實際利用外資的10.86％和9.75％。兩稅合并后，來自上述三地的投資并不會因稅收政策的變化而影響對上海的投資。
(二)兩稅合并對不同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不同規模的企業對兩稅合并的反應也各不相同。研究表明，對于大規模的投資，企業決策者往往比較謹慎，總是需要考察一個地區的綜合投資環境，包括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產業集聚情況等因素，稅收只是一般影響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可以推斷，兩稅合并對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決策的影響較小。
而規模較小、技術含量低的外資企業通常具有很高的流動性，俗話說“船小好調頭”，因此當一個地區的經營成本上升而導致利潤下降時，企業往往選擇離開。所以稅率的變化對此類企業的影響較為明顯，在兩稅合并后，此類企業所承擔的稅負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導致其減少投資。
(三)兩稅合并對不同投資目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中，一部分是為了進入中國這個潛力巨大的市場而進行投資的。例如，全球500強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在中國設立了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很多跨國公司紛紛將地區總部遷往北京、上海等地，這些企業進入中國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對全球經濟波動有較強的抵御能力，具有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中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對它們的在華投資影響不大。
也有的外商投資企業僅僅是為了實現避稅的目的而在中國進行投資。兩稅合并必然會對這些外資企業的稅后收益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大大影響其在華投資決策。
(四)兩稅合并對不同產品流向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根據產品的最終流向，外商投資企業可以分為服務東道國市場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和以出口產品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
對于以中國市場作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外商投資企業，他們對稅收政策的變化不具有高敏感度。這是因為這些企業如果不在中國生產，它們就需要重新選擇生產地點，然后采取出口方式將產品銷往中國。由于遠離了中國市場，所以不僅需要增加運輸成本，同時還使企業面臨貿易壁壘等不確定政策因素，并且由于企業遠離了消費者，故難以對消費者的偏好變化及時作出調整。
對于以出口為主的外貿企業，特別是來料加工復出口的外商投資企業，它們進入中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當稅收政策改變而帶來稅收負擔增加時，它們很有可能會在全球范圍重新考慮最佳生產地點，兩稅合并可能使其投資決策發生變化。
(五)兩稅合并對不同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從新稅法的優惠政策傾向可以看出，兩稅合并后對不同行業的影響是不同的，主要區別在于：
1、第一產業更有利于吸引外資。新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對企業從事農、林、牧、漁業項目的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這一優惠政策更有利于吸引外資進入第一產業。結合上海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看出，2006年，上海市一、二、三類產業實際到位外資分別為0.08億美元、26.83億美元和44.16億美元，這三類產業比重分別為0.11％、37.75％、62.14％。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農業一直是外資流入較少的，即使現在優惠措施加大，但是對上海外資流入方面應該影響不大。
2、第二產業受影響較大。原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于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有“兩免三減半”政策和“再投資退稅”政策，而這類企業都屬于第二產業。現在兩稅合并對第二產業的影響大致如下：
(1)由于新企業所得稅法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繼續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所以高新技術企業不受影響，例如通訊設備、計算機等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
(2)重化工業受稅率變化的影響較小，尤其是重化工業中技術含量較高、生產設施較復雜的企業，比如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設備制造業等。該類企業對生產條件有較高的要求，需要有一定技術的熟練勞動力，要求較好的市場環境、基礎設施，受稅率變化的影響較小。
(3)傳統低端制造業受稅率變化的影響最大，由于這類制造業具有技術含量低、投資規模小、生產設施簡單的特點，兩稅合并后稅率的變化使其成本升高、利潤減少，來上海市投資的可能性降低。
3、第三產業有利于吸引外資。第三產業在兩稅合并前不享受稅收優惠，兩稅合并后，稅率的降低更有利于吸引外資的流入。同時在取消對第二產業優惠的情況小，對第三產業而言，也更有利于吸引外資的流入。而上海第三產業近幾年外資流入量呈逐年上升趨勢，這和上海的地理位置有關。上海是一個土地稀缺型城市，發展第二產業就要涉及政府批地，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上海又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所以發展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是比較合理的。2006年，吸引外資領域新批項目突破的8個“第一家”都是屬于服務業的。
二、兩稅合并后對上海在引進外資方面的建議
根據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資彌補本國儲蓄缺口、外匯缺口和技術缺口。所以對于目前我國國民儲蓄大幅過剩，外匯儲備遠遠高于進口和償還外債需要的情況下，引進外資的收益集中在彌補技術缺口方面。要實現建成國際性大都市的目標，上海的現在和未來都離不開外資，繼續引進FDI是有必要的。這意味著必須加大政策調節力度，盡量使FDI朝著有利于上海本地經濟的方向發展。
(一)發展技術創新，吸引高新技術產業項目
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對于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所得稅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因此，下一階段上海在引進外資時，應把促進技術進步，發展技術創新、扶持技術創新企業作為利用外資的核心目標，致力于打造新的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格局。充分利用高科技園區的先進技術，不斷提高上海本地企業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避免引進技術和引進外資的分離，努力統一使二者達到最高效用。
另外，目前上海普通勞動力的素質在國內雖處于先進水平，但能夠從事國際化高水平服務的勞動力并不豐富，能夠熟練運用英語并能夠勝任外包服務工作的人員也需要培訓。所以積極營造良好的人才創業競爭環境充分吸引國際和國內優秀人才落戶上海，通過“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共同推動上海的人才儲備工作。
(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兩稅合并對于服務業而言，這次所得稅改革卻是減稅而非增稅，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將從33％降到25％。而服務業恰恰是未來10年中國將重點發展的行業，也是將重點吸引外商投資企業的領域，比如銀行、保險、物流、交通等行業。
上海的城市定位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戰略目標是世界級的城市。在四個中心的定位中，金融、貿易、航運均屬于現代服務業。上海應根據其現代服務業發展所面臨的歷史性機遇，發揮其自身優勢，按照“突出重點、分類推進”的原則，選擇發展潛力大，產業關聯度高的重點領域進行突破，以點帶面，加快上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三)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不斷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
外資的有效運行要求東道國的相關法律、經濟政策以及管理方式要向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靠攏。
結合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營造外資科技型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政府管理體制應創新，各級政府應以“外資”為導向，實施減少審批程序、簡化管理層級、理順體制關系等種種招商引資措施，客觀上提高了政府效率，使政府管理方式由傳統科層式向目標功能導向式轉變。
三、結束語
兩稅合并后，從定性的角度看，稅收政策的改變會對上海外資的流入產生一定影響的情況下(因為稅收政策的改變會增加外商的成本)，政府應該在其他成本上盡量減少或提供有利條件來吸引外資的流入。比如加快舊城區的改建，提高原閑置廠房的使用效率以及對上海邊緣城區投資給予一定優惠措施等。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FDI是一把“雙刃劍”，也存在著諸多消極的效應：比如給予外資過多的優惠政策對內資造成的“擠出效應”，外資企業真正核心技術的缺乏大大削弱了其技術外溢能力，FDI區域、產業分布的不均衡擴大了中國的區域收入差距、加劇了城鄉經濟二元化的形成以及帶來了消極的生態環境影響等等。所以吸引外資的最終目的還是“引技”，以盡早實現自主創新，而如何合理引進與利用外資，提高引資的質量與實效，優化外資的技術與地區結構等等都值得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做進一步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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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 臺灣的QFII制度：
臺灣于1990年12月28日頒布該項制度，允許外資專業投資機構自1991年起直接投資臺灣股市，規定符合特定資格條件的外資專業投資機構，可以直接申請投資臺股。最初獲準進入臺灣證券市場的外資機構投資者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中的一項：（1）若是外資銀行，它的總資產要在西方大銀行排名前500名之內，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3億美元以上；（2）若是外資保險公司，要求從事保險業務10年，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5億美元以上；（3）若是基金管理機構，要求公司成立滿5年，且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總額在5億美元以上。1991年3月，臺灣核準第一家外資專業投資機構直接投資臺股。
1993年以來，臺灣監管當局不斷放寬成為QFII的資格條件：
（1） 增加QFII的類別。1993年QFII主體從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拓展到外資證券商和臺灣島內證券商擁有控股權的海外證券商，1995年拓展為外國政府投資機構和養老基金，1996年包括了共同基金、單位信托或投資信托；
（2） ）放寬經營年限要求。1993年把可擔任QFII的外資保險公司的經營年限從不少于10年放寬到不少于5年；
（3） 放松實力要求。1993年有資格成為QFII的外資銀行從總資產為世界前500名降為世界前1000名；
（4） 放寬證券投資要求。1993年對可以申請成為QFII的外資基金管理機構其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額從5億美元以上放寬到3億美元以上，1995年進一步放寬到2億美元以上。對成為QFII的外資保險公司投資證券金額的要求從開始的不少于5億美元放寬到1995年的不少于3億美元。現行的QFII的資格條件包括：（1）若是外資銀行，它的總資產要在西方大銀行排名前1000名之內，且具有國際、證券或信托業務經驗；（2）若是外資保險公司，要求從事保險業務3年，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3億美元以上；（3）若是基金管理機構，要求公司成立滿3年，且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總額在2億美元以上； （4）對證券公司而言， 凈資產超過1億美元且具有國際證券投資經驗； （5） 其他機構投資者包括：外國政府擁有的投資機構、經營不少于2年的養老基金、經營歷史不少于3年的互惠基金、單位信托、投資信托并且其管理的資產不少于2億美元。
臺灣QFII制度的演變情況詳見表一： 資料來源：（1） LEE-RONG WANG，CHUNG-HUA SHEN，"DO FOREIGN INVESTMENTS AFFECT FOREIGN EXCHANGE AND STOCK MARKETS - THE CASE OF TAIWAN"，APPLIED ECONOMICS， 1999，31， 1303-1314； （2） 臺灣證券交易所。
在資金運用方面，一開始要求QFII將匯入資金基本上全部投于證券，1991年底允許QFII將匯入金額的10%存入3個月期的新臺幣定期存款賬戶，1992年初更允許這10%的金額可投資于距到期日3個月內的貨幣市場工具，1994年又允許QFII使用的3個月期定期存款賬戶到期后可以續存3個月，1995年將可投資貨幣市場工具的限額從10%提高到30%.1998年臺灣允許QFII投資期貨市場，2000年允許投資臺灣本土公司發行并在本土交易的可轉換債券和資信級別較低的金融債券。
當前QFII的投資范圍包括：（1）上市交易和柜臺交易的股票；（2）上市交易和柜臺交易的受益憑證；（3）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券和可轉換公司債券；（4）定期存款、貨幣市場工具、開放式基金、以現金結算的認購或認沽權證、國際金融機構發行的新臺幣債券等。QFII的投資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除紅利部分需交納20%的預提稅外，QFII免交資本增值稅。
臺灣證券市場自由化進程將加速推進，可能在近期內取消對外資控制上市公司股權的上限設置（銀行、電訊及新聞出版類上市公司除外）。長期而言，隨著加入WTO，臺灣將最終取消QFII制度。
二、 印度的FII制度：
印度的FII（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制度類似臺灣的QFII制度。 1992年印度政府外國機構投資者指引（GUIDELINES FOR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開啟外資參與印度證券市場的大門。根據1995年11月印度證監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簡稱為SEBI）公布的SEBI（外國機構投資者）指引規定，外國投資者必須具有專業能力、財務實力、良好聲譽、歷史業績并受注冊地金融監管當局嚴格監管，經印度證監會和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簡稱為RBI）批準后可取得FII資格。 FII的投資范圍包括印度一級和二級市場上市證券（包括股票、債券、認股權證）、未上市的債券、印度國內的互惠基金及單位信托。FII投資單一印度公司股權上限為10%，所有FII投資單一印度公司的股權上限為24%，但特殊情況可達40%.投資所得在扣除10%資本增值稅和20%的股利與利息所得稅后可以匯出，無需進一步審批。
盡管開放程度不及臺灣，印度也不斷調整政策鼓勵機構投資。在原有的養老金、互惠基金、投資信托、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機構投資組合管理公司、受托人、被授權人、受托代管公司的基礎上，最近FII的范圍擴大后涵蓋捐贈基金、大學基金、基金會和慈善基金等。印度證監會允許外國證券商代表注冊的FII在印度運作，外資可與印度伙伴合作設立合資股票經紀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商人銀行。FII可開立外幣帳戶和非居民盧比帳戶，兩類帳戶之間的資金流動以市場匯率結算。近年來，印度資本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均因引入外國機構投資者而有所。
三、 外國機構投資者對當地市場的：
有關QFII對股市和匯市影響的論戰由來已久。支持者認為，由于穩定效應和示范效應，外國投資對本國股票市場影響正面。家股市投資者以散戶為主，易追漲殺跌，不利于市場穩定。外國機構投資者注重基本，利于股市的深化、穩定和成熟。反對者認為，外國投資者本身是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外資的流入會托高股價，但其流出將拖低股票價格。如果沒有嚴格監管，大量而突然的外資出入會加大股市的波動。另一方面，外國投資將伴隨頻繁的貨幣兌換，不利于貨幣匯率的穩定。匯率風險的增加會影響對外貿易，并加大對沖成本。
與印度的情況均表明，外國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增加當地市場的資金供給，具體情況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印度證券交易所。
截止2000年底FII在印度證券市場的累計凈投資達120億美元。
實證表明，外資的進出會加大本幣匯率的波動但對股市波動的影響輕微，另外，在外資流入之前，股價的波動主要由非基本因素變化引起，在外資流入之后，股價的波動由基本因素和非基本因素變化引致（LEE-RONG WANG，CHUNG-HUA SHEN，1999）。臺灣的QFII總體買超，先虧后盈。外國法人從1991年4月起獲準匯入4.47億美元，其中多于臺灣股指4900點左右建倉，結果指數下跌到4000點，虧損累累。1992年外資匯入資金增為8.46億美元，但股指進一步下滑至3000點，QFII總體平均獲利率為-11.62%.1993年初，臺灣股市徘徊于3000-4000點，外資繼續吸納當地投資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績優股，并一反臺灣股市超短線進出的作風，采取中長期投資策略，且操盤人也逐步本土化，當年第4季度臺灣景氣回升，股指上升到6000點，平均獲利35.94%，結果重視基本面研究的外國法人機構成為1993年和1994年多頭市場的贏家。
QFII進入不但影響了臺灣的投資理念，而且提高了臺灣市場機構投資者的比重。
表二：臺灣投資人類別交易比重 年份 臺灣人 臺灣法人 外國自然人 外國法人
1996 89.3 8.6 0.0 2.1 1997 90.7 7.6 0.0 1.7 1998 89.7 8.6 0.0 1.6 1999 88.2 9.4 0.0 2.4 2000 86.1 10.3 0.0 3.6 2001 85.5 10.1 0.0 4.4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
四、 QFII制度對中國的影響與對策
首先，改變市場結構、資金供求。
由于外國機構投資者的進入，我國證券市場以散戶投資者為主的市場結構將會有所改善，機構投資者占比將會逐步提高。市場資金的供應渠道將進一步趨于多元化，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的聯動性會進一步增加，投資者將會密切注意監管當局審批QFII的進展情況及其對市場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會加大，外匯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會逐步提高，那些在國際化進程中進展較快的國內金融機構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贏得先機。
其次，影響投資策略與投資理念。
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短線操作獲取二級市場價差，對股票價格的漲落關注過多，對上市公司本身的經營和效益則關心不夠。客觀地講，這種投資理念是我國特有的制度和證券市場制度的產物。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券商和外國投資者進入我國，國內券商和投資者與國外的接觸日益頻繁，國際上流行的投資理念將逐漸被我國的投資者接受。投資者會更加重視上市公司及其股票的投資價值，中長期投資、組合管理和風險管理意識也將深入人心。
最后，金融創新步伐將進一步加快。
由于在國外市場上的豐富經驗，QFII對金融衍生產品研究與開發將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境內外券尚、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在金融創新方面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對風險管理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各方對熟悉國內外市場運作的高級金融人才的爭奪將迅速升級。
我們的對策：
宏觀對策：精心策劃，配套改革，逐步開放。
我國建立QFII制度，需與加入WTO的承諾條款相協調，本著金融互惠的原則選擇信譽卓著、實力雄厚的外國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適當保護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如金融業、電信業等，定期檢討開放效果，密切注意對外匯市場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根據具體情況調整相關政策，注意與外匯管理和金融監管制度協調，加快稅收制度、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改革。
第4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調整；協整分析
F0629A
曹翔（1990-），男，漢族，湖南衡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投資；張良（1988-），男，漢族，河北昌黎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熱帶農業經濟與政策；余升國（1977-），男，漢族，湖北大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國際投資。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要素于一身，它不僅通過資金的共計來調整產業結構，還通過外資企業的技術、管理經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1從產業的生產、管理、技術等方面引起前向、后向關聯效應而對其他產業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2外資通常都傾向于投向東道國欠發達的產業，而其帶來的資金、技術、觀念、管理經驗等都可以提高本地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優化產業結構；3外資本身可以提高東道國資產存量的質量、生產技術及生產水平，從而帶動產業結構升級。但是由于自身技術和經驗的欠缺，海南省在引進外資過程中難免會對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因此，如何不斷調整外資投向，充分發揮外資對產業的積極影響，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
國內外學者就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下：國外方面：Frank Barry（1999）對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英國四國在實際利用外資比重方面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利用外資的多少直接影響了該國的產業結構。Eva（2005）通過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捷克產業結構的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經濟聯系促進捷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內方面：楊俊龍、張媛媛（2004）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但也會加劇產業的結構性偏差。趙紅和張茜（2006）利用1983—2004年時間序列數據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但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陳繼勇和盛楊懌（2009）從資本供給和知識溢出的視角研究發現FDI流入所帶來的資本供給、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高效化的發展。邵玲（2011）通過測算外商直接投資引起的三次產業偏離度，發現引起的偏差的大小依次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但主要是對第二、三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中第二產業尤為突出。本文基于1988—2012年海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三次產業結構比重變化的數據，結合海南省實際情況進行定性分析，運用協整方法定量分析FDI對海南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海南省實際利用外資與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現狀
選取1988—2012年（1988年海南建省）海南實際利用外資額和歷年三次產業結構比重，分別記為FDI、R1、R2、R3。其中，FDI數據來自 《海南50年1949—1999》、2000—2013年的《海南統計年鑒》，R1、R2、R3來自于2013年《海南統計年鑒》。由于實際利用外資是用美元表示的，本文采用歷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平均匯率將其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億元為單位，對外商直接投資和海南三次產業結構比重進行定性分析。
1海南省實際利用外資現狀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知，這三個模型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即LFDI分別與Lr1、Lr2、Lr3存在協整關系，即說明FDI與海南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的比重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至此，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 1%，第一產業比重將降低 125%；第二產業比重將增加 84%；第三產業比重將增加59%。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實證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其他影響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海南省實際利用外資會造成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帶動第二、三產業比重的上升，且對三次產業比重的影響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據此，海南省應該充分運用外商直接投資這一杠桿來調整產業結構，使之向預期的調整方向發展。1加大第三產業引資力度，以建設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為目標，基本完成旅游要素國際化改造任務，提高旅游產業的國際競爭力；2第二產業招商引資應充分利用現有產業基礎、港口條件和重點工業園區及開發區，發揮海南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后發優勢，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集中布局、集約發展新型工業；3第一產業應吸引外資重點投向技術相對不夠成熟的新型農業領域，圍繞建設國家熱帶特色現代農業基地的戰略定位，促進農業生產經營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和集約化。
[參考文獻]
[1]Frank Barry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reland，Spain，Portugal and the UK：Some Preliminary Results[J]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European Economy，1999（12）：103-105
[2]Eva KSectoral linkag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rms to the Czech Economy[J]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06（2）：251-265
[3]楊俊龍，張媛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J]宏觀經濟管理，2004（7）：40-42
[4]趙紅，張茜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6（8）：82-86
第5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6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綜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議版權所有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版權所有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為了獲得全球資源，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則直接投資應該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如果是為了實現當地化戰略，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如果企業投資的戰略是為了獲得全球的資源，則傾向于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獲得全球的協調和資源最優配置，實現企業的全球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對于海外投資戰略是為了尋求當地化戰略，以快速有效地對當地需求變化等市場環境做出反應，則企業應該給當地企業充分的經營自，發展他們和當地供應商、顧客、政府等的關系網絡，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第7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產生的最初原因是規避國際貿易中的諸多壁壘。二戰以后，各個國家為發展或保護本國經濟設立關稅，國際直接投資方式可以繞過關稅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資源設廠生產，目的是為了克服貿易障礙對資本效率的抵制作用，形成關稅引致的投資。這種替代關系實際上是以生產要素的國際間流動來代替商品的國際間流動。
20世紀50年代Mundell建立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所揭示的是，如果直接投資廠商通過實施國際直接投資，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傳統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也提出，國際間生產要素自由化流動將加劇國際貿易的萎縮。由此，至今仍有多人擔心國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競爭力衰敗而抵制投資自由化政策。
（二）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互補關系與創造效應。二者互補和創造效應主要是指國際直接投資可以在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創造更多的貿易機會，擴大貿易的規模。現實中制造行業的國際直接投資所引起的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才等的流動帶來的貿易創造效應要大于貿易替代效應。
在實證研究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的基礎上，日本小島清教授在1978年運用比較優勢原理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其核心思想的推論之一為日本式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補關系，亦即對外直接投資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應發生于國內處于劣勢，東道國尚具有相對優勢或潛在相對優勢的產業。
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實現了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效果，其方式有兩種：一是國際分工導致國際生產的專業化、協作化，使得企業內部的生產要素國際貿易量的擴大；二是利潤最大化動機使跨國公司不斷在海外投資興建、擴建、并購企業，導致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
二、投資與貿易關系的新發展
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不斷發展和新貿易理論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沖擊，兩大理論體系之間出現了交叉和融合的趨勢。一般來講，國際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效應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貿易替代效應的表現正在弱化。
（2）貿易創造效應。從投資國的角度來講，對外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導致資本貨物、中間投入物和技術與服務的出口，而這種中間產品出口的增加足以抵制制成品出口的減少，從而會促進本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近幾年，發達國家相互直接投資和貿易的趨勢加強，國際投資的地理流向與國際貿易的地理流向的相近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創造效應。
（3）貿易互補效應。內部化理論可以充分解釋這一現象。通過跨國投資和內部化交易可以使外部化的市場成本內部化，從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資效益，同時提高投資國與東道國的貿易規模。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互動的結果表現為國際直接投資改變了國家貿易的模式與格局，產業之間貿易為主的國際貿易模式被打破，國際貿易模式已經明顯向產業內部貿易和企業內貿易模式轉變。
（4）市場擴張效應。外國直接投資的發生，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東道國的生產規模，另一方面加深了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的市場滲透，使市場容量進一步擴大，從而擴大了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規模。
三、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啟示
（一）我國投資與貿易關系現狀。我國境外投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根據商務部統計，截止到2003年底，經商務部批準或備案設立的境外非金融類中資企業7360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110億美元；從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上看，截至2003年上半年，我國貿易型投資無論從數量還是投資金額上都占據了我國海外投資的半壁江山。但是基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初級階段，我國缺乏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符合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的實質要件，其投資和貿易關系主要表現為互補效應。
（二）我國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發展前景。從發展前景來看，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必將推動中國國際貿易的發展，有利于對外經濟的長遠發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表現在：第一，中國經濟已經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目前，國內家電等重要行業可以通過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在國外投資建廠，就可以帶動國產設備、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國際市場。其次，“入世”對中國企業是挑戰也是契機。入世后，中國企業必須熟知國際市場規則，制訂長遠戰略，整合結構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同時積極尋找發展機會。最后，國際貿易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企業進一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采取的策略。對外直接投資是“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制訂策略必須“對癥下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遇到的主要問題有：
1、境外投資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效益低下。目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平均規模160.6萬美元，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5％，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平均600萬美元的投資水平，同時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450萬美元的水平。產業大多集中在貿易領域，非貿易型投資明顯不足，集中于資源開發業和加工制造業。
2、企業海外投資戰略不明確，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由于缺乏政府發展規劃，企業對外投動機不明，隨意性較強。部分國有企業受產權問題困擾，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需要。
3、企業資金、人才、信息的缺乏導致海外直接投資的失敗。我國國有銀行尚未與國際接軌，銀行對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科學和全面的評估，存在“惜貸”現象；人才的流失導致企業在投資管理上的失效；信息渠道不暢導致國內企業對國際市場了解與把握欠缺，戰略失敗。
4、政府審批制度繁瑣復雜，管理和服務功能的欠缺制約了海外投資的進一步發展。審批制度的繁瑣復雜導致投資最佳時機的喪失；同時政府缺乏對海外企業的輔導和信息咨詢等公共服務職能，不能滿足企業對相關信息的需求，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尚未形成配套法律法規框架來保護本國的海外投資等。
（四）建議與對策
1、從政府的角度來講，要繼續簡化境外投資審批程序，從利于企業及時把握投資商機的角度設立相關審批內容，最大限度地縮短審批時限；組建專門的對外投資管理機構，加強宏觀管理指導；改革外匯收付辦法，允許企業內部合理調配使用自有外匯；充分考慮企業境外經營的獨有特點，適當延長出口退稅的外匯核銷期等；為企業提供信息充分交流的平臺；加強和完善海外投資的立法，減少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等。
2、從企業的角度上講，進行海外投資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深入了解國際市場的投資規則，注意國際市場的動態，特別是對于關稅壁壘的規避。對輸入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環境、地方政府的開放度、優惠政策、產品市場的開放度等進行準確掌握。
第8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與發展趨勢
（一）發展現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1979年，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517億美元，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從地區分布情況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占60.3%，主要流向香港、韓國、泰國、柬埔寨、日本、蒙古、越南、也門、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占16.2%，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委內瑞位等國家（地區）；非洲占6.9%，主要流向蘇丹、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南非、贊比亞等國家；北美洲占6.7%，主要流向美國和加拿大；歐洲占6.3%，主要流向俄羅斯聯邦、德國、英國、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大洋洲占3.6%，主要流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見圖1）。
從行業分布情況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制造業11.78億美元，占29%；采礦業占28.7%；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26.3%；商務服務業占5.2%；批發和零售業占3.2%；交通運輸業占2.2%；農林牧漁業占1.8%；建筑業占1.7%；其他行業占1.9%（參見圖2）。
從投資類型上看，2005年通過綠地投資方式實現階段。
第一階段，年人均GDP低于或等于400 美元，沒有直接投資輸出，也很少接受直接投資，凈對外投資為零或為較小的負數。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不具有所有權優勢，也沒有內部化優勢，因而沒有對外投資的條件。同時，由于國內缺乏令投資方滿意的區位優勢，如沒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和優良的投資環境，外資流入也很少。
第二階段，年人均GDP 在400～1500美元之間，這一階段的國家接受直接投資處于上升階段，并開始少量對外投資，對外凈直接投資為負，且負數值在增大，意味著吸收投資大于對外投資。這說明由于實施進口替代，市場擴大，投資環境改善，區位優勢增加，直接投資流入也開始增長。但該國企業所有權優勢增長有限，難以克服國際化生產障礙，所以直接投資流出仍然很少，且集中于鄰近國家。
第三階段，年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該階段的國家對外凈直接投資雖也為負數，但其絕對值在不斷減少，這是由于接受外資減少，或對外直接投資的速度快于接受外資的速度。進入這一階段標志著一國已走上國際生產專業化道路。
第四階段，年人均GDP在4750～5600美元之間，處于該階段的國家對外凈直接投資為正值，并呈增長趨勢，對外直接投資比接受的直接投資增長得更快。這表明該國企業具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能力，也善于發現取得國外的區位優勢。按照這個理論，一個國家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格局中的地位與其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發展水平愈高，發展潛力愈大，吸收外資的能力和對外投資的能力就愈強，對外凈投資的能力也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強。
目前從國內形勢看，我國已進入年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階段，按國際投資演進四個階段劃分，正處于吸引投資數額上升、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統計顯示，發達國家吸收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均衡，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1.14，而發展中國家為1:0.13。
中國對外投資雖然近幾年發展較快，但與吸收外資相比，還處于較小規模，截至2005年，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重為1:0.08，這個比例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國人均GDP 處于400～1500美元之間時，對外投資開始加速，我國對外投資將迎來快速發展時期。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分析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之與出口的關系及成因
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等事實證明, 貿易是投資的先導, 只有當對外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 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為一種必然。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從宏觀角度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幅度日益擴大，從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82年到1991年，我國出口、凈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同步穩定增長的趨勢，從1992到1994三年間，我國出口貿易繼續呈現穩定增長勢態，而對外直接投資則出現較大波動，1995年到1999年間，出口、凈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又呈現出同步增長趨勢，2000年至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又出現一次較大的波動，之后有所回落，至2005年又出現一次較大的反彈，并呈現出較強的增長趨勢。
從理論上講，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的效應存在較大差異。根據魯格曼（Rugman） 產業內直接投資理論與跨國公司內部一體化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與垂直對外直接投資兩種。
水平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公司或企業作為投資者將生產資本輸出到另一國，在投資所在國設立子公司，根據當地情況從事某種產品的設計、規劃、生產和銷售等全部經營活動。因此，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主要體現為替代關系。
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投資者為了在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實行專業化而將生產資本直接輸出到另一國進行設廠或建立企業的投資活動。垂直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則主要體現為互補關系，這是因為海外企業與國內企業形成一種互為市場的關系，任何一方市場規模的擴張，都會對另一方生產的發展產生直接的擴散效應。
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在資源的開采、提煉、加工和制成品制作過程中使用較多。或者是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某些生產階段采用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進行。這種投資方式，在發達國家或一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時經常采用。
根據前面對我國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析可知，目前我國投資行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采礦業和信息傳輸、計算機及軟件開發行業。根據2005年的統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57.7%投資到資源開采和生產加工領域。由此可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體現的是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類型。在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下，隨著投資規模的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導致較高水平的原材料貿易和中介投入，對產品的出口具有較強的促進效果。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促進作用，不過一般具有滯后性，這一事實表明，我國對外投資對出口的直接帶動作用將隨著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壯大，中間產品和相關投資品的出口才漸成規模。
（二）中國企業對外垂直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推動作用
1.資源開采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投資所在國開采的資源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這種投資能夠帶動開采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并且開采取得的資源部分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所以從整體上看，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是互補型的。
2.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以占領東道國市場為投資目標的制造業投資，可能會替代我國的出口。但如果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前，由于該產業來自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壓力，東道國的貿易壁壘和企業自身的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等因素，這時該產業的出口已缺乏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替代效應會趨于零。相比之下，如果制造業中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向第三國出口為投資目標的，那么他有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促進我國出口，向新的出口市場滲透，擴大并維持世界市場份額具有積極作用。
據商務部統計，FDI平均每年可帶動國內出口28億美元。具體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對于機械行業中涉及摩托車、家電產品配件組裝的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外經貿部有關統計，其投資帶動出口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對于紡織行業，其對外直接投資目的主要是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一般而言，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國家對此有限制。紡織品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是替代和互補兼而有之。
總的來說，我國在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向海外企業提供機器、設備，擴大了中國的出口規模。而在國外合資開辦制作和加工、裝備生產企業，同時又可以帶動國產原材料、輔助材料和半成品以及勞務的出口。
3.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現有的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貿易、金融、旅游、交通運輸、批發與零售等行業，2005年在這些行業的對外投資超過了10%，它們成功繞開東道國的貿易壁壘，進入對方市場，不僅沒有產生出口替代效應，反而極大推動了母國的出口。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型企業投資的動機和目標很明確，是為擴大出口服務，因而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是積極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且其主要采用的是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對外投資的出口效應上更多體現的是出口引致效應，這種效應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一般為4年）。這也同時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因為，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的成熟產品進入完全競爭狀態，我國追求技術管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技術、管理的吸收、消化和轉移，再利用本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等資源，可以慢慢取達國家漸漸退出產業的生產，取得國際出口競爭力。
三、 協調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對策建議
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考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我們應本著積極推動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融合發展的方針，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擴大海外投資規模，大力推動我國跨國公司的建設與發展，最終帶動我國出口的發展。
第一，建立規范的宏觀管理體系。我國應設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協調管理機構，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指標與統一的統計口徑。該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制定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具體戰略規劃，在結合國內經濟總體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從宏觀上把握海外投資的結構、流向，并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從企業優勢和國際市場的區位優勢分析出發，確定具體的海外投資規模、鼓勵或限制對外投資的行業清單，產業鼓勵政策、境外企業勞動用工政策和管理人員的進出政策等。另外，設立專門的對外投資保險分支機構，合理界定保險對象、保險目的、保險范圍等，依據中國與東道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來實施。
作為WTO成員國，要加快建立海外投資法律體系，盡快制定與國際法、國際慣例接軌的《海外投資法》和《海外投資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對海外投資企業的審批、資金匯出、技術轉讓、企業管理、利潤匯回等做出原則規定，從而達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完善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針對我國生產能力已經嚴重過剩的一些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地位，但對于廣大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來說這些產業仍具有相對比較優勢，因此應該首先將我國的這些產業轉移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海外轉移，保持和擴大產業優勢，既有利于提升國內產業結構，又有利于維持失去比較優勢產業的海外市場份額。
改善制造業對外投資結構。在我國制造業的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初級產品的生產附加值較低，對帶動相關行業的出口作用很小。而產品附加值較高的行業，如機械制造，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結合的，此種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出口創造效應。因此，我國企業應更多投資于后向關聯度強的行業，實行最終產品的國際生產，這樣更能有效帶動國內中間產品及初級產品的出口。
第9篇：海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海外并購；風險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本上以引進外資為主。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對外投資大國。商務部近期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這也是我國在2012年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后的歷史新高。從2002至2013年，內地對外FDI（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41.6%。
2014年伊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依然延續了這種走勢。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4年1月份，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的86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72.3億美元（441.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7.2%。不過，目前我國對外投資存量基數仍然較小，僅占全球的2.3%，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10.25%，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哈里·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一國的直接投資流量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相當大規模。到2020年預計中國人均GDP將達到5000至6000美元。加入按照年增長30%的速度測算，到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3000億美元，將排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第一位。不過，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的走出去，也帶來了很多經驗和教訓。
一、 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1.化解產能過剩，加快產業升級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宏觀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我國企業面臨的日益緊迫的問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通過海外并購整合優勢資源，將快速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也能分攤研發成本及風險。
海外直接投資還能幫助化解產能過剩問題。近年來我國出現的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已難以回避，而一些新興市場以及發達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需求量較大，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幫助我國企業輸出項目及設備，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2.緩解資源匱乏問題
中國是一個資源進口國，國內資源相對貧乏，這就需要我國企業主動走出去尋找資源。另一方面，有些資源產地因當地生產力等限制，資源所有國無法開采。中國企業還可以就地開采后初加工，然后把初級產品運回國內或者直接出口到其他國家。這類對外直接投資更加熱衷于對拉美、非洲等地進行資源類企業的并購。數據同樣顯示，我國對外投資里能源與金屬行業占據的份額最高，從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對外投資額達3011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70%。
3.企業為擴大市場份額，而采取在國外建廠或并購模式
這種模式投資追求的是其產品在國外相關市場份額的擴大。把生產廠轉移到市場所在地，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產品的設計、生產和營銷三位一體化網絡，能簡化最終產品的進出口過程，并能規避稅賦及降低運輸成本。另外，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逐漸提升，一些企業也展開了對越南、柬埔寨等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對的風險
雖然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因經驗缺乏、資金融通困難、人才匱乏、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在海外并購的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難，并面臨諸多風險。
1.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產生的根源十分復雜，包括民族主義、社會不穩定、武裝沖突等。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強大，與眾多國家的經濟糾紛也逐漸增多，海外投資企業遇到的政治風險也隨之增多。近幾年，中國企業多次對海外投資都因政治原因而擱淺。數據顯示，在2008年至2010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評估的313樁交易中，絕大部分均因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而宣告失敗。中海油、鞍鋼、華為等大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并購計劃均出現挫折。
2.文化差異風險
典型例子就是上海汽車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因韓國人的排斥心理，使得企業無法運營下去。2008年，雙龍汽車最終破產，上海汽車用40億美元僅僅買來一個教訓。造成這個后果主要是上海汽車投資前所作功課不夠，對韓國的國情不了解。
3. 匯率風險
1973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崩潰，特別是1976年牙買加協議正式承認浮動匯率制和合法性以來，控制在一定波動范圍的固定匯率制隨之解體。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美元、日元、歐元、英鎊、人民幣等主要貨幣之間的比價時刻都處在起伏變動之中，致使國際間債權債務的決算由于匯率的變動而難以掌握，從而產生了匯率風險。
4.法律風險
由于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歷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產業和技術政策也有所不同，各個國家在對待外資的立法上就會存在著一些差異。而目前關于國際多邊投資及與投資相關經濟活動還沒有統一的國際法規。因此，跨國企業必須面臨多重的法律環境體制差異所帶來的風險。法律風險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法律不健全、執法不嚴、歧視外商以及我國法律和所在國的法律沖突。
三、 如何降低對外投資的風險
1. 中國政府應該在外交和政治層面給我國企業強有力的支持。國家這個強大后盾，是企業在海外投資獲得成功的必要保證。在建立政府保障企業投資安全的體系中，中國政府應不斷健全立法保障內容，并且對較大項目提供資金上的支持。
2. 中國政府應該建立有效的監控、預警政治風險等相關機制。在投資所在地發生政治風險之前，通知我國企業，讓它們能采取果斷措施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要對政治風險不斷監控。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的保障體系。
3. 對外投資之前，企業要做足功課，針對風險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各種預案。此外，企業還要充分認識到保險的重要性。對各類難以掌控的風險都要盡可能購買保險。在經濟上作足最后的保障。此外，還要善于利用投資所在地的各種資源，控制資金投放速度。要善于雇傭當地人，這也是降低風險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 結論
在未來三到五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并有望超越美國排名全球第一。隨著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由此引致的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經濟糾紛有可能加劇，給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帶來不利影響。我國需要在法律法規上進一步完善并引導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控制風險從而加大對外投資的成功性，避免經濟波動。
參考文獻：
（1）商務部，《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簡明統計》，2014年1月
（2）鄭磊，《海外鏖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與行動指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
（3）魏昕等，《中國企業跨國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3月1日
（4）崔磊、張敬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理論回顧》，《青年科學》，2009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