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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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一、互聯網+時代使當今社會呈現新特點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以及物聯網等互聯網新技術、新應用、新發展模式的推陳出新，更使互聯網在生態法治建設中得到廣泛地推廣應用，由此而產生的環境數據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大數據時代具有4V特點：一是數據量巨大（Volume），一般在10TB規模左右，但在實際應用中，很多企業用戶把多個數據集放在一起，已經形成了PB級的數據量（1PB=1024TB）；二是數據類型多樣化（Variety），數據來自多種數據源，數據種類和格式日漸豐富，不僅含有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圖片、視頻、音頻、地理位置信息等多類型的數據；三是處理速度快（Velocity），數據處理遵循“1秒定律”，可從各種類型的數據中快速獲得高價值的信息，使得環境數據資源越來越充分、環保管理越來越科學；四是數據真實性高（Veracity），目前全國范圍內的一萬多家國家重點環境監控企業，基本上都裝有在線監測設備，實時監測四大類需減排的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環境數據的真實性。
二、互聯網+時代對我國環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
（一）立法層面：法律及監管障礙突破
“互聯網+”未知大于已知。這對企業而言意味著未來無限的空間和機遇，但是對于法律及監管機構而言則是非常大的挑戰：一方面，大數據以及“互聯網+”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暫時處于盲點，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另一方面，新的業態剛剛萌芽，其未來的發展存在無限的可能性，如果貿然規制，則可能極大地限制其發展。如何在鼓勵創新和防范風險中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對監管機構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政府環保部門在完善環境監管體制的同時，要給予大數據、“互聯網+”環境領域適度空間。
（二）執法層面：推動環境監管模式創新
新法賦予了環保部門按日計罰、查封扣押等新監管手段，這是對環境監察機構的肯定，也對環境執法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互聯網的加入，為重點污染源監控提供了新的手段。蔚藍地圖是阿里巴巴作出的使互聯網和環保行業結合的嘗試，通過這款App，用戶可以點擊獲得全國各個地區水、空氣、土壤的參數和指標。App既能提升公眾參與度，推進政府處理一些老百姓關注的問題，還能提高企業的研發和技術能力，最終三位一體地做一些社會關注的事件，為客戶、為企業、為社會帶來一些貢獻。
（三）司法層面：大數據在規制環境污染犯罪等嚴重污染行為中的運用
大數據技術對于預測及打擊犯罪同樣具有不錯的效果，基于大數據分析的社會化分析和預測性分析將會是大數據警務的兩個熱門領域，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犯罪預防領域的預測型分析能夠顯著降低犯罪率。大數據應用于環境刑事責任領域，可以有效地降低環境資源犯罪的概率，實現懲罰犯罪與環境權保護的相結合之目標，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促進作用。
三、互聯網+時代環境治理轉型的推進
在當前時代，作為推動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無論對于政府、社會，還是市場領域，都可以以“互聯網+”為依托，將大數據技術、服務應用在現代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時，推動環境治理模式的變革，從而促進社會治理轉型的，實現“美麗中國”的發展目標。
（一）政府層面：拓展政府環境監管義務履行方式
第一，用微博、微信及搜索數據進行環境輿情監測。每天在這些平臺上傳播的數據量高達百億甚至千億條，這些數據對于政府收集民意動態，監測社會環境輿情具有重要意義。第二，發揮政府監管義務在環境領域的履行途徑。一是數據收集與數據公開。推動我國大數據的發展，重點在于改變政府理念，由政府牽頭帶到社會各行各業公開數據，然后收集整理數據。二是空氣質量預警預報。充分利用氣象數據、空氣質量自動監測得到的數據、污染源自動監控得到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達到空氣質量預警預報的目的。三是利用大數據采集技術分析環境污染成因。將各種不同種類的環境指標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相互結合，通過科學的分析合理預測企業排污強度、污染源分布情況及其對周圍環境質量的影響。四是構建環境監測數據共享平臺。江蘇省環保系統“1831平臺”，常州市開發的“生態常州”，都屬于環保大數據共享平臺。
（二）社會層面：推動公眾參與積極性
移動互聯平臺正成為撬動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杠桿，讓更多社會力量投身其中，提高環境保護的效果和水平。“互聯網+”不僅能創新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方式、方法和途徑，更能在許多環節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市場層面：“共享經濟”模式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從需求來看，消費者從以往無止境的對商品和服務的“占有”欲，轉變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務的“使用”權。從供給來看，生產者也必須由提供數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務轉向提供“使用價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務。利用“互聯網+”而在近幾年悄然興起的“共享經濟”模式，正是對此的積極回應。
第2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十以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縱深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全面進入新常態。在的積極引用和詮釋下，“新常態”一詞迅速傳遍于中國的報刊媒體及互聯網，成為大街小巷、婦孺皆知的時代熱詞之一。本文將從公共管理的視角，在系統論述新常態的概念與內涵的基礎上，對新常態下公共管理所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從理論角度探尋新常態下公共管理沖破困境“藩籬”后的途徑和出路。
一、中國語境下正確認識的新常態的豐富內涵
(一)經濟發展中的新常態。
與其他領域相比，中央對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的解讀和界定是最為清晰的，中央明確指出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的發展階段，從九個方面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趨勢性變化，并提出了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落實機制。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的趨勢特征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發展理念和發展機制是要實現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增長動力是要實現從主要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逐步轉向為主要依靠創新驅動。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態。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總目標，那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依法治國總目標。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特點就是要在積極推進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國政治新常態的衡量標準為:一是公共權力的運行和行使越來越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體現民主性，三是治理過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組織履職服務的高效化，五是國家治理系統和制度安排的協調性。
(三)社會治理中的新常態。
在建設法治國家的政治新常態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會新常態。法治化的社會，要積極營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護法的良好社會環境，凝聚起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法治社會新常態包含以下內涵:一是積極弘揚法治精神，建設法治文化，積極培育社會居民的法治意識;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內創新社會管理機制，轉變社會治理方式方法，構建多層次、多領域的社會治理體系;三是讓法律賦予社會治理主體行使社會管理職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對社會管理權力進行依法監督。
(四)環境保護中的新常態。
一方面，由于過去片面強調經濟增長而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使得當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日益突出，有的甚至達到和超過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值，在降低民眾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同時，使得公共部門進行環境治理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隨著民眾環保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和期望不斷增加，使得政府進行環境治理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和挑戰，如果環境治理成效不明顯，很容易消弭群眾對公共部門的認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門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設中的新常態。
在全面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外來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沖擊越來越大，文化的多樣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價值混亂、價值墮距、價值真空等險象叢生，使得文化綜合體系難以有效建立，主流價值觀混亂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驅動。當前，一方面日益發達的互聯網等現代文化傳播渠道，為人們便捷地享受文化權利提供了機會和平臺，另一方面還不能夠真正完全、高效地滿足社會公眾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態下公共管理面臨的困境
(一)現代治理水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新常態下，我國公共管理和社會治理的總目標就是要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公共治理現代化，就是要不斷實現社會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協同化。目前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總體上不斷提升。
(二)社會發展對公共管理技術手段的要求越來越高。
隨著科技革命浪潮的推進，現代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為實現現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現代技術和手段。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現代信息技術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門戶網站、官方微信、協同辦公平臺等建設。但是，與社會發展步伐和公眾期待相比，公共部門現在的管理技術手段還顯得比較單一和落后，難以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三)公共管理組織目標與個體自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
當前，中央大力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查處了曝光了大量貪污受賄、違法亂紀的黨政干部。作為公共組織中的個體，深處組織文化和倫理價值體系這個“大染缸”中，勢必會發生“染缸效應”。健康的組織文化體系會使公共管理者個體發生積極反應，主動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約束。相反，發育不良的組織文化和價值體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個體陷入道德困境，不顧法律政紀和道德意識的約束，產生權力尋租和行為。
三、新常態下公共管理發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組織的綜合治理能力。
作為公共管理部門，要積極適應新常態，主動轉變角色定位，不斷完善職能職責，通過加強管理管理能力學習和職業倫理培訓、建立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和激勵機制、落實績效治理機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門人員的綜合治理能力和職業道德水準，增強服務意識、回應能力、效能觀念和法治意識，切實提高公共管理人員解決各種公共問題的綜合性能力。
(二)不斷加強對現代公共管理技術和手段創新。
要積極適應新常態下的新技術要求，組建優秀的公共管理技術團隊，充分把把GIS技術、數字治理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物聯網技術、智慧政務技術、績效治理技術、風險評估技術、公共危機應急管理及預警技術等充分運用于現代公共治理實踐過程中，為提高公共管理績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現代技術支持。同時，加強對全體公共管理者的現代技術應用培訓，提高公共管理隊伍的現代技術綜合應用水平，確保現代技術切實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三)積極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體系。
應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違法違規懲戒體系的前提下，不斷加強對公共管理者進行職業倫理道德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幫助公共管理者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管理觀和發展觀，將權力關進制度和道德的“籠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門和管理人員能夠同時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與監督，實現社會公共價值與自我人生價值的積極結合和有機統一。結束語當前，“新常態”一詞已成為官方話語體系中描述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新變化的非常重要的綜合性詞匯，并煥發出新的豐富內涵與歷史穿透力，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在新常態下，公共管理面臨著新的變化、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同時也意味著新的機遇與挑戰。破解新常態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個長期的時代課題，需要公共管理部門和管理者主動作為，積極探索，不斷找尋新的方式和出路。
參考文獻:
［1］張再生，白彬．新常態下的公共管理:困境與出路［J］．中國行政管理，2015，0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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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碚．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5，01:5－18．
第3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環境治理，大氣污染管理，創新模式創新方法
生態環境是公共產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為代表現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現面對著嚴峻的大氣形式，如何創新大氣環境治理系統，實現社會、文化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方法，將是我們生態文明建設急需解決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
一、城市大氣環境治理的重要性
首先，考慮到相反發展的環境和經濟，提出快速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和處理城市大氣條件需要360度無死角全過程管理。而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氣環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著高度人為的城市主體的大氣環境，并不斷改變管理理論，系統和方法以實現環境，并且實現合作發展和持續改進經濟的決策過程。其次，就理論和創新而言，它可以表明“業務創新可以提高生態效率”這一假設。基于新系統經濟學的原理，構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經濟的理論框架體系。基于持續改進的理論，建立的自給自足，完整的動態環境管理系統還可以內生地驅動八個系統的有序循環，從而改善環境和經濟，實現持續發展的協調發展。再次，作為評估環境執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層政府與污染公司之間的對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環境管理影響因素”看起來相對不規則，這意味著政府正在推動環境質量的變化，那么以環境為導向的評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種穩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評價的評級系統中，累積罰款可以達到進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員的晉升困難，基于地方基層官員“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來自中國北方城市的面板數據建立衡量體系的假設。不影響環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變這種由GDP決定的評級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員的績效評級系統。最后，環境消極主義與環境悲積極主義兩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這兩種觀點的理性因素之外，我們還需要避免這些缺點，對環境問題提供全面和客觀的理解，并提供對環境治理有用的指導體系。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區域一般達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氣質量根據城市居民問卷調查顯示，多數居民對于目前的空氣質量感到不滿，高達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區的空氣質量能夠在2021年達標可達到。從2018年以來，國務院及環境保護部(以下簡稱環保部》等部門都出臺了多項大氣污染防治系統。2013年1月1日，該方法被反復稱為新《環境保護法》的“歷史上最嚴格的”方法，該方法規定了嚴厲的行政處罰，例如每日罰款和環境責任。2015年8月，國民議會常務委員會修訂并通過了新的《空氣污染控制法》。這導致對空氣污染行為的懲罰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對污染控制的責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在引入“十項大氣條款”后迅速做出了反應，并以每個地方政府的名義制定了地方空氣污染主管部門的治理體系規范。
二、城市大氣環境治理現狀
（一）城市資源浪費現象嚴重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危機，不少人形成了環境消極主義與環境積極主義兩大派別。環境的負面影響是基于自然資源的損失，許多物種的滅絕、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壞以及各種物種的不斷死亡。1961年一個美國人的《寂靜的春天》一書開啟了整個世界對環境污染問題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炸》則敲響了世界人口數量急劇膨脹的警鐘。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羅馬俱樂部提交了題為“增長的限制”的報告，該報告嚴厲批評了生產和消費的結果。對這種環境的負面方法。馬里蘭大學的經濟學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盡快反駁了領導這對夫婦的學者的環境活動。環境活動主要考慮技術進步和市場體系，以解決環境問題。人類是理性的，科學技術是先進的，經濟是無限增長的，市場和價格機制解決了資源短缺的問題。
（二）環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氣污染問題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歷史原因。簡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費結構，其次，長期以來，這是一個粗糙的發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對GDP和環境的重視是警察和政治理論的發展。在社會政治和行政投入虛假金額的過程中，普通帳戶及其政府在廢除基本帳戶后處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實現良好的環境治理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市政當局來說，它們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空氣污染控制的雙重壓力。可以以北京市為例可以進行證明，根據三氧化硫，氫化氮和煙（粉）塵的庫茲涅茨曲線，污染物排放量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不太重要，但顯然與廣告組織的環境政策有關。創新將有助于提高生態效率。但是，空氣污染系統物理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的滯后性相對較強，以結果為導向的環境質量評估系統需要考慮鳳凰城機場的各種環境管理，以查看影響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計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氣環境，輸入和輸出變量的緩解率以及平均收斂分析用于通過管理創新提高環境效率。
三、城市大氣環境發展趨勢
首先，在舊城鎮化的背景下，傳統的環境和經濟是無法遵循的。對這種巨大的對角線發展模型認為，在生態和文明概念的指導下，必須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不應該為能夠在短期內解決空氣污染而盲目高興。從洛杉磯和倫敦等城市的各種旅行來看，管理煙霧絕非幾日之功。簡而言之，無論是從其他山區學習還是基于中國的疾病反復學習，城市環境治理都需要持續而全面的創新。城市燃氣環境治理創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氣環境，管理創新和環境管理等許多領域，要定義它，我們首先需要組織相關概念。現代詞典對城市的定義如下：人口稠密，工商業不發達，居民主要是非農業人口，通常是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可以從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義，從法律上講，城市是國家和政府確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單位。從自然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經濟和非農業功能，專門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眾多，人口稠密，社會關系復雜。城市環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環境的人們創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儲環境。人口高度集中，人與環境之間的嚴重矛盾，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及經濟發展具有三個主要特征，這將對盡快飛行產生決定性影響。人類住區的城市化對空氣，水和生物環境產生了重大影響。大氣環境主要是指與人類生活更加緊密相關的大氣。地球的大氣層由地球周圍各種氣體的混合物組成，范圍從幾公里到幾十公里。一個城市或一個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變得美味。由于人力資源的發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氣成分與其他地區有很大差異。塑造城市大氣環境，城市大氣環境是多種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環境以及人類通過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創造的自然大氣環境。
四、城市大氣環境治理措施
（一）完善城市環境管理相關措施環境治理是政治生態學和環境政策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倡導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全人類的政治活動。環境治理的定義是環境治理是管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決策過程。環境治理是三個主要的機構：市場、公民和社會（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國際或全球層面）之間的多層次互動。該實現是對環境需求和社會投入的響應，是獨立于法律，沒有任何程序，是人類過程并且具有廣泛接受的行為約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齊曄等人則認為環境監管的內涵發生了幾度變遷，經歷了從環境的行政,再到環境的治理的演變。楊立華和張云則認為環境管理范式就應該從管理過渡到了參與式管理，然后最終再回到治理。專家學者參與、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公民的參與、企業的參與等各種專門化治理模型和強調多個社會主體合作的多元協作理范式，這是治理機構針對環境問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則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機構結構、治理機制、治理原則、治理目標和治理績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強環對城市環境的管理1914年，在經濟發展理論首次提出了創新的概念，生產要素和生產系統中條件的“新結合”以及通過市場獲得潛在利益的活動和過程。這一新理論涉及五種情況：引入新的“禮物”，使用新技術，開放新市場，控制新原材料供應以及實現新的工業組織。熊彼特的創新方法屬于經濟學領域。研發的起點是企業家生產低成本或高利潤產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術創新和市場提供的創新，即制度創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從各自的研究系統進-一步豐富創新理論,比較有影響力的有英國經濟學家德維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涉及政府、企業、科看研方法、大學等多方面，是一個機制概念。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飛躍不能僅僅依靠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還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資源。社交活動提供信息，游戲規則和激勵措施。
五、結束語
第4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 農村環境；污染現狀；治理體系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22-0093-02
隨著我國加大三農建設力度，農村的農業生產、鄉鎮企業建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伴隨發展帶來的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嚴重，環境狀況令人堪憂。無論是農村耕地還是居民用水，污染情況嚴重。農村建設是社會建設的關鍵一部分，農村建設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結果與質量。由于缺乏必要的環境保護設施，加上農民不具備相關的環境保護意識，政府部門并不重視農村環境建設，使得整個農村環境治理問題逐漸凸顯。農村環境想要有效治理就離不開清晰的解決思路和有效的治理體系。因此在解決這一問題上，需要我們正確認識農村環境的現狀和尋找到問題所在。
1我國農村環境的主要問題概述
社會由農業主導到工業主導轉變過程中，農村的產業結構和居住方式和居住習慣都有質的改變。在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質量大大改善，產生大量生活垃圾。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化肥、農藥大量使用，大量生產、生活污水出現。伴隨經濟不斷發展，城鎮化水平也明顯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居住更加集中，但其配套的生活設施并沒有跟上。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農村環境的好壞不僅關系到三農建設，更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利益維護。就目前我國農村環境的情況而言，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
1.1農業生產帶來的環境污染
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農用化肥等產品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雖然這些產品在利用過程中提升了農業生產水平，增加了農業生產科技含量，有效確保了糧食增收增產，但化肥農藥的使用污染了地下水、土壤和空氣，同時在使用過程中，缺乏科學技術指導，往往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1.2居民生活帶來的環境污染
目前我國農村日常生活中，污染問題主要表現在：燃料廢棄物、生活廢水、污水、生活垃圾等。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依舊使用煤炭、秸稈、木柴作為家用燃料，這些燃料的不恰當產生大量有害氣體，從而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我國農村每年有大量的生活垃圾產生，這些垃圾在排放過程中，并沒有得到正常處理，往往被隨意丟棄，從而嚴重影響了農村的生活居住環境，影響了農民的身體健康。
1.3農民普遍缺乏環境保護意識
實際上，很多農民并不具備環境保護意識，比如垃圾隨意丟棄、農藥化肥使用等都已經成為其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在農民看來，這些并不是環境污染行為。同時也不具備環境保護的相關習慣，環境保護往往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而對農民來說，獲得更多收入和更高品質生活，才是其生活和發展的方向。意識是其日常生活和生產的指導和方向，沒有環境保護意識，就會使得環境污染日益加重。
1.4政府缺乏有關管理和系統投入
我國環境監管部門大多只配備到縣區一級，大量農村地區既沒有環境保護機構，也沒有環境監管部門，管理組織匱乏。缺乏環境保護和管理組織，只能使得大多數地區環境治理工作不能有效開展。環境污染需要投入資金治理，而環境保護和監管也需要資金支持，我國日常環境保護過程中，政府部門往往投入精力和資金有限，也使得環境污染加重。
1.5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力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心和支撐點，對帶動農村經濟增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鄉鎮企業大多具有分布散亂、工藝落后、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程度高等特點，粗放經營的發展模式，只顧眼前利益忽視長遠利益，危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帶來了一定的環境污染。
2農村環境治理的相關對策建議
要想有效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就需要我們從問題的本質出發，通過簡單、有效的政策，促進農村環境治理工作有效開展。而治理對策在制定過程中就需要從實際出發，要結合農村環境的具體情況，提出環境治理的對策，具體而言就是：
2.1加大政府投入、構建完善環保體系
長期以來，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始終不到位，這與政府投入不足有很大關系。政府是環境治理工作的主導者，通過財政、稅收等多種方式進行資金投入，不僅能夠有限提升環境治理能力，還能從實質上改變農村環境問題。首先，通過建設相關組織機構，建立環境保護的管理協調機構，從而對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其次通過資金投入，為環境污染的預防和治理提供扎實的資金保障。最后，要廣泛宣傳，合理引導，通過多種媒體宣傳渠道培養和樹立環保意識。
2.2推廣科學合理經濟發展模式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往往是資源利用低、環境污染嚴重的發展模式，而要想有效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需要我們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科學發展、經濟發展。就需要建設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觀光農業等。實現農民增收、農業生產協調發展，確保生活水平提高與環境質量保障統一進步。
2.3培養農民環保意識
農村環境問題想要有效解決，離不開農民。治理農村環境問題的出發點和突破口只能是廣大農民，在之前的發展過程中，廣大農民重視經濟收入，而忽視了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和投入，這是環保意識缺乏的重要表現。要想從實質上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需要我們重視培養農民的環境保護意識。
3結論
農村環境問題不僅僅是發展問題，還是民生問題。在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已經不是單一的發展問題，實質上已經走向了復雜、多元的發展狀態。農村環境關系到城市環境，農村環境問題解決不合適，將會使得整個社會發展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因此，解決農村發展問題，關系長遠，影響未來。
參考文獻
[1]蘇楊.新農村建設中應重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J].紅旗文稿，2011，11：14-17.
第5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1、 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 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2、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3、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第6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化比例1978年為17．92%，2011年超過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隨之帶來了城市環境問題。中國城市環境問題使城市生態負載增大，城市環境保護提上日程。隨著治理理論廣泛應用于城市環境領域，中國城市環境治理興起。要有效地治理中國的城市環境，需要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政策工具。或者說，政策工具的選擇、應用狀況是有效地治理中國城市環境的關鍵變量。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是中國城市治理主體在環境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反饋過程中為實現政策目標而采取的具有信息屬性的手段、方式或途徑。其主要有環境信息公開、環境標簽或標志計劃(包括環境認證)、環境聽證、環境、全球定位系統等類型。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有其自身的機理。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是環境問題、環境事件和環境治理與政治之間存在關聯。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機理體現在政治層面上即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邏輯。
環境污染、全球變暖是比較典型的風險問題。這些風險問題明顯不同于歷史上的各種外部風險，它們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工業化階段后才出現的，是人類自身活動的結果，是人類運用科學技術以及作出相關決策所造成的。［1］75“人類的工業化進程中自我孕育出來的風險有著明顯的社會化特征。這種社會化特征，使得具有強大威力和潛在威脅的現代科學技術之負面影響所造成的巨大風險，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政治問題。”［2］65不止于此，環境政治學學者約翰•德賴澤克把環境問題看作是政治的主題。“今天，我們不但有一個關于環境的概念，而且大多數發生在環境領域的重大事件是政治的主題和公共政策的目標。”［3］6的確，環境問題與政治問題是相聯的。人類的優良存在有賴于我們生活中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條件。［4］23相應地，為解決環境問題而進行的環境治理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生態現代化是一種旨在解決環境問題的話語和實踐，它需要政治承諾，這種承諾指向富于遠見的長期而不是心胸狹隘的短期，指向經濟與環境進程的整體性分析而不是對特殊的環境濫用的零散聚焦。［3］194環境治理與政治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作為環境治理的一種手段，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同樣如此，它有其政治上的動因，也需要考慮政治因素。這之中所蘊涵的邏輯關系就是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機理或政治邏輯。大致說來，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機理或政治邏輯主要表現為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政治可行性影響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政治機構會以政權形式來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5］300中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選擇何種政策工具來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這適用于環境領域。為維護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中國民主政權在城市環境治理中選擇或會選擇環境信息公開、環境聽證和環境等政策工具。在公民權利中，知情權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廣義言之，知情權是指公民尋求、接受和傳遞信息或情報的自由，是公民從官方或非官方獲知有關情況的權利，又稱為了解權、得知權或知悉權;就狹義而言，則僅指公民知悉官方有關情況的權利。“有知情權，就有相互提供信息的義務。”［6］208由于“幾乎每一項權利都蘊含著相應的政府義務”［7］26;“公民的權利就是官員的義務”［8］351，因而公民享有的知情權，對政府課以公開信息的義務。相應地，公民享有的環境知情權，對政府課以公開環境信息的義務。中國民主政權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環境知情權，政府由此有義務在環境治理，包括城市環境治理中公開環境信息。就此而言，在城市環境治理中，中國民主政權選擇或應當選擇環境信息公開以維護環境知情權。目前中國城市政府的實際做法反映了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對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影響。各城市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環境信息，以保障公民對環境事務的知情權。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推進，公民參與權不斷拓展。在城市環境治理方面，中國公民享有參與環境事務的權利，政府采取或應當采取一定的手段落實這項民利。“對民主而言，它能夠做到的第一件事情應該是嚴肅的溝通交流。”［3］275“積極型民主的交流包括參與前期醞釀、議程設定、信息溝通，它強調傾聽和表達的技巧，以及設身處地體諒他人的能力。”［9］149傾聽的技巧包涵了聽取公民意見的手段或方式。該手段或方式之一是進行聽證。聽證的本質是聽取對方意見［10］135，它有利于落實公民的參與權。在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政府開展環境聽證來落實公民的環境參與權。2004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舉行聽證會，聽取“自然之友”、“地球縱觀”、“地球村”等環保民間組織的實施圓明園防滲整改工程的建議。按照“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在《上海市綠化條例》立法過程中舉行了聽證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環境也是聽取公民意見的一種手段。由于公民享有環境參與權，中國城市政府應當選擇環境來進行環境治理。實際上，環境在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得到了運用。如在廈門PX事件中，廈門市政府通過專線電話、電子郵件和信函等聽取公民的意見，落實公民的環境參與權。簡而言之，中國民主政權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環境參與權，政府由此在城市環境治理中選擇或應當選擇環境聽證、環境等信息型政策工具。
三、政治可行性影響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
人類事業的設計和運作總是發生于法律和政治考慮的范圍內。［11］51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概莫能外，因為法律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影響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在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上，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定的工具選擇是否能夠維持下去。政治可行性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里，政治可行性主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監督信息型政策工具運用的難易程度和政府自身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難易程度。前者主要涉及政府判斷市場主體是否遵守某一政策或比較恰當地運用某一政策工具的難易程度。對市場主體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的必要條件是擁有足夠的有關污染行為的信息。但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假設是政府不可能無成本地知曉每個市場主體在任何時候到底在干什么，換句話說，政府對市場主體進行監督是需要成本的。在許多情況下，獲得有關的精確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成本非常高的。［12］83而且，獲得有關污染的信息還存在技術上的限制。這些影響政府對信息型政策工具運用的監督。鑒于此，中國城市政府在選擇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政策工具時更多地要求企業主動披露環境信息。從中國城市政府自身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費用和技術看，其公開環境信息的難度不大，其組織環境聽證、利用環境、進行環境認證的難度也不大，因此中國城市政府還選擇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環境聽證、環境與環境認證等都可以作為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是倫理道德。這主要是對市場主體在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方面的倫理限制。一個被廣泛接受的道德觀認為，環境政策應該對污染行為進行譴責，因為污染是對自然或人類社會的一種犯罪。［12］90在此種道德觀里，如果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公開虛假污染信息或隱瞞污染信息，這是很不道德的。目前，雖然生態道德觀在中國尚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城市的大企業中，特別是其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較主動地公開環境信息。在獲取有關企業污染行為的信息還存在技術上的限制、政府只有“依賴于行業的自我監測(在可能的限度內)以及它們對排放水平的報告”［13］80的情況下，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或多或少基于倫理道德的考慮。
三是制度容量。這主要涉及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能否為制度所容納。1979年9月13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和1989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制度空間。2007年4月11日公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直接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文本支持。1996年3月聽證制度在中國首次建立起來，它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聽證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間接的可能。《環境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則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聽證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直接的可能。中國的制度建立于1951年6月。1997年4月29日和2006年6月24日了《環境辦法》，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政策工具選擇的制度容量由此增大。
四、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城市公眾是城市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推動力量。城市環保工作或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沒有城市公眾的參與，很難走遠。由于公眾環保參與是政治參與的一種具體表現，或者說是政治參與的一種更新的形式，［14］324作為公眾環保參與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無疑是一種政治參與。促進這一參與，需要選擇一定的信息型政策工具。從理論層面看，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這是因為政治參與需要一定的條件，足夠的信息是其賴以運行的必要條件之一。戴維•赫爾德在談到參與式民主時指出，參與式民主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開放的信息體系，確保充足信息條件下的決策。［15］341然而，在涉及選舉以及更為一般的公共政策問題上，所有個人會合理地保持較少的知情［16］23，原因是搜集有關選舉與決策的信息要花錢、費時、耗精力。換言之，信息成本是政治參與的一大障礙。［17］119如果政府對信息形成壟斷地位，使公眾難于計算政治參與的收益，那么多數公眾寧愿棄權，也不愿參加公共選擇。只有讓公眾擁有或接近信息，降低其信息成本，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才會高些，參與率才會提高。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來說，城市公眾只有充分了解環境信息，才會積極參與到環境決策中來。因此，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環境信息公開這個政策工具。從實踐層面看，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南京市、馬鞍山市、貴陽市環境治理方面的實例較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南京市秦淮河被污染的事實一直存在著，并非無人知曉，只是知道的情況不多、了解的程度不深。這不能使秦淮河環境問題得到廣泛的關注。隨著城市化進程延伸，大眾傳媒進入人們的生活。大眾傳媒擁有深層次、高頻度、全方位報道秦淮河環境問題的優勢，一旦此問題被納入環境記者的視野，他們就會通過大眾傳媒將其比較真實、全面、及時地展現在城市公眾、城市企業和城市政府面前，吸引城市公眾的眼球，引起城市政府的關注。可以說，大眾傳媒通過報道新聞事件、提供交流平臺、追蹤事件進展、給出事件處理結果等，完成秦淮河環境問題的被少數人察覺、被多數人關注、被相關組織重視、被提上政府議程、被采取行動加以解決的建構過程，從而發揮促進社會監督和擴大公眾參與的巨大作用。［18］176欲使更多的中國城市公眾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一個基礎性工作就是要解決信息問題，構建一個透明化的、對公眾開放的信息平臺。馬鞍山市的經驗恰是如此。為了使公眾參與和監督更為有效和全面，在實踐中，對環境問題馬鞍山市敢于公布，增強了輿論監督的力度。［19］108再者，反面的例子亦可作出說明。如南京市政府在工業項目建設前不向公眾公布信息，在項目建設后公布信息但渠道很少，力度不大，從而導致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公眾參與不足。［20］又如，貴陽市人口超過350萬，但貴陽市政府網站關于“整臟治亂”的網上調查參與人數僅有寥寥的629人，其中，信息傳達不到位是原因之一。［21］76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五、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政府環境治理能力是指為完成政府環保職能規范的目標和任務，擁有一定的公共權力的政府組織所具有的維持本組織的穩定存在和發展，并有效地治理環境的能量和力量的總和。政府環境治理能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環境政策能力、政府環境監管能力、政府環境正義維護能力和政府環境制度創新能力等。按此邏輯，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廣泛獲取數據支持民主決策。［22］96只有在行政機構占有能夠說明問題的完整的信息資料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選擇。所以，行政機構應盡可能多收集有關國家機關運轉狀況、行政管理機構與被治理者的關系、公眾的現實需要和未來需要等方面的信息。這樣的信息收集應當有助于政治權力作出正確的政策選擇。［23］16－101
同理，信息收集有利于提升城市政府環境政策制定能力。為此，中國城市政府需要選擇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環境聽證、環境等政策工具來收集環境決策信息。如上海市環境保護和環境建設協調推進委員會辦公室需要選擇環境來收集制定第三輪環保行動規劃的信息。環境信息收集、公開能夠為中國城市政府提供執行環境政策所需要的各類信息。真正做到了環境信息收集的準確、高效，就必然在環境政策執行中占據先機和優勢。把有關環境政策執行的信息公之于眾，能夠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政策的信任，因為“信任的理由有一種知識論的性質:它們歸結為信任者獲得的關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識和信息”，“正確地給予信任的可能性隨著關于被信任者的信息的數量和種類的增加而提高”。［24］94
更多的公眾信任和認同有助于環境政策的順利執行。上海市順利完成了第二輪環保行動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確定了環境信息收集和公開機制。所以，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政策執行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政策修正能力的提升同樣需要信息。根據非合作博弈理論，精煉貝葉斯均衡是當面臨不確定性時，參與人從對不確定性事物所假定的事前概率出發，進行分析、判斷和決策，并且在決策的動態過程中，會根據獲得的新信息，利用條件概率的貝葉斯公式或法則，對事前概率進行貝葉斯更新，作出事后概率判斷并據此調整、修正自己的判斷和策略。運用精煉貝葉斯均衡中的貝葉斯理性或“Savage－貝葉斯理性”修正環境政策需要反饋回來的新信息。通過不斷收集、加工和公開新的環境信息，使環境政策修正得以持續進行，政府環境政策修正能力隨之提高。而確保從盡可能多的方面收集反饋的唯一方式，是將政策過程設定在一個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內，其中不同的利益團體和行為者都能夠無所顧忌地提出他們的意見。［3］124－125
第7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農村衛生環境，發達國家，經驗總結
發達國家良好的農村衛生環境狀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們也曾經歷過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本研究將對國外發達國家農村環境衛生的治理情況進行梳理，汲取其在改善農村衛生環境過程中獲取的經驗和教訓，以期為我國農村衛生環境改善提供良好的思路和途徑。
1國外農村衛生環境改善及治理經驗
1.1韓國
在1962-1971年的十年間，韓國政府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但城鄉差距逐步拉大，農村人口流失嚴重，進而帶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農業后繼無人，加上農業機械化發展滯后，導致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業瀕臨崩潰的邊緣，這與我國目前的國情十分類似。為縮減城鄉差距，新農村建設與發展運動（簡稱“新村運動”）開始了。
由于靠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韓國政府有財力支援農業。在“新村運動”初始階段，政府向全國所有3.3萬個行政村或居民區無償提供水泥，用以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修建道路和房屋改造等。隨后，篩選出1.6萬個村莊作為“新村運動”樣板進行重點改造（類似我國的“美麗鄉村”試點村）。通過幾年的推進，韓國農村破舊衰落的景象得以改變，農村面貌煥然一新。
歸結韓國“新村運動”的發展歷程，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是政府主導階段。“新村運動”的初期主要是由政府主導，提供政策、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運動”初期以改善農民的居住條件為目標，如改善廚房、廁所、屋頂，修建公路，改良種養殖品種等。政府無償提供水泥、鋼筋等物質，并成立全國性組織“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構建了覆蓋全國的自上而下的組織網絡，并建立專門研究機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指導新村建設和培養新村指導員。
第二是產業帶動階段。單純的外部“輸血”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韓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因此，韓國政府動員科研機構、技術人員深入農村進行技術推廣和勞動力培訓，同時，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產農業等領域，通過制定規劃，提供財政、物質、技術和服務等支持手段，調整農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逐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
第三是自我發展階段。由于國內政治動蕩和農村經濟改善，政府逐步退出“新村運動”主導地位，政府的直接投入轉為“政策引導、市場進入”，其它培訓、信息和宣傳工作改由民間組織來承擔。農村發展由“硬實力”向“軟實力”轉變，展現農村歷史文化、鄉村特色的產業發展迅速，使得韓國農村持續煥發青春。
1.2日本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開始高速增長，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業發展，造成城鄉發展脫節，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傳統村落社會崩潰，鄉村人口減少。為解決上述問題，日本政府于上世紀50年代開始，先后開展過3次規模較大的新農村建設，即“造村運動”。該運動在改善農村居住環境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點經驗：
法律體系健全。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過程中，日本政府非常重視法律體系的建設，先后出臺了《廢棄物處理法》、《環境基本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推進循環型社會形成基本法》、《農藥取締法》、《土壤污染防止法》等法律法規，提倡發展循環型農業，協調農業生產和環境保護。2000年后又頒布實施了《農藥危害防止運動實施綱要、農藥殘留規則》、《農地管理法》、《食品、農業、農村政策審議會》、《食物、農業、農村基本計劃》、《農業環境規范》、《關于推進有機農業的法規、《關于有機農業推進的基本方針》等，完備的法律體系為改善農村環境提供了重要保障。
規劃先行。日本政府在農村環境改善過程中，非常重視規劃工作，特別是綜合性國土規劃。前后在國內進行4次國土規劃，根據規劃引導資金在農村小城鎮投放，扶持農業，促進當地發展。如，“一村一品”行動，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改善了自身居住環境。積極研究和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如積極發展生物工程技術、不斷通過生物技術改良農作物品種，降低化肥、農藥在農田的使用。
農協力量強大。日本農協的力量非常強大。基層農協、縣經濟聯合會和中央聯合會三級農協聯合組成了完備服務網絡，為農民提供及時、周到、高效的服務。同時也是農村環境改善的重要宣傳者和操作者。
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制定的《食品、農業、農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提出“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概念，并將其作為農業改革新目標。環境保全型農業是指靈活運用農業所具有的物質循環功能，通過精心耕作，合理使用化肥、農藥等，發展環境負荷量小的可持續型農業。政府專門設置了對策室，負責推廣，主要技術措施有：土壤復壯技術、化肥減量技術、化學農藥減量技術等。2008年經資格認定的“生態農戶”達17.9萬戶。
1.3美國
美國國土面積廣闊，是典型的地廣人稀國家，其農業現代化進程是以高投入、高產出、機械代替人工等模式實現的。美國政府在農村環境治理上，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法律制定。美國農村環境保護走的是法律先行的道路，通過完備的法律體系規范和約束污染源。1972年美國政府頒布《清潔水法案》，1987年提出了對點、面源污染統一管理的行動計劃。其后出臺了涉及農業污染治理的《安全飲用水法案》和《聯邦農藥、殺真菌劑和殺鼠劑法案》，還有《農藥登記和分類程序》、《農藥登記標準》、《農藥和農藥器具標志條例》、《農產品農藥殘留量條例》等規范農業投入品管理和使用的具體辦法。
公眾參與。美國政府對公眾參與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1979年，美國環境保護署根據《清潔水法》、《資源保護與恢復法》以及《安全飲用水法》就公眾參與情況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和建議。2003年，環境保護署制定了專門的《公眾參與政策》，明確了公眾參與的基本步驟，并不斷尋找擴大公眾參與新方法。
項目帶動。針對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美國綜合運用技術、經濟等手段，開展了一系列農業環境保護項目，通過項目帶動，對農村環境問題進行資金補貼、技術支持和規范化生產等，涉及到的重要項目有：退（休）耕還草還林項目、濕地恢復項目、環境保護激勵項目、環境保護強化項目、農業水質強化項目、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項目、農場和牧場保護項目、草場保護項目。
環境教育。美國的環境教育開展較早，形成了完備的體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廣。該環境教育體系完整、經費來源多樣、制度規范。在農村的環境教育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一是通過非營利性組織將農場主集合在一起，評選出一批環境教育示范地農場，組織他們農場主定期參觀、交流經驗；二是開放環境教育場所，組織學校或公眾參觀，收取參觀費。
2國外農村衛生環境治理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國外發達國家農村發展歷程不同，資源稟賦也不一致，不能簡單的照搬照抄，但通過上述經驗總結，可以歸納出各國在改善治理農村衛生環境方面的共性措施。這些共性的做法、舉措，對我國農村衛生環境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完善法律體系。完善的法律法規是治理農村衛生環境問題的重要依據，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各主體的責任，才能確保農村衛生環境持久性改善。在制定相關法律的同時應對農村衛生環境治理的各個環節建立完善的技術標準體系，擬定綜合性的農村衛生環境法規，逐步把農村衛生環境保護納入國家法制化管理體系之中，制定農村環境監測、評價標準和方法，各地政府要配套建設一批地方性農村衛生環境保護法規和標準，使各項農村衛生環境法律法規在執行上能夠統一，做到責權清晰，有法可依。
堅持政府主導。農村衛生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也屬于公共物品范疇，政府應是建設主體。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農業、農村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價值洼地”，工業反哺農業的時機已經到來，通過加大農村衛生環境基礎設施財政投入，有利于縮小城鄉二元差距，實現美麗鄉村的建設愿景。此外，我國地緣遼闊，地區發展不平衡，如果缺乏政府的組織管理，很難統一村莊建設的內部需求和環境保護的外邊需求，因此應強化政府在農村衛生環境領域的組織和管理，并加大政策與資金支持。
靈活運用市場機制。農村衛生環境治理過程中堅持以政府為主，但同時也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推動農村環境改善投入多元化，建立專業的第三方服務體系。財政資金畢竟有限，由政府負責所有基礎設施的建設、維護、清理、檢查等工作，成本較大，無法覆蓋所有村莊，因此應通過市場運營（承包給專業服務公司）、吸納社會資本、爭取國際援助資金等方式進行運作。
廣泛宣傳。農村衛生環境改善是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惠農工程，應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讓農民主動參與進來。積極宣傳國家環境保護相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加強環境法制宣傳，提高農民環境法律意識，提高農民保護村莊衛生環境和遵守環境法律的自覺性。搭建信息披露平臺，開辟農戶和政府在農村衛生環境治理中的溝通渠道，推動農村衛生環境治理措施公開、透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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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環境污染； 治理； 平頂山市
中圖分類號：TD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4）06-168-001
1.前言
礦產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造成生存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日漸薄弱，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經濟發展受到制約[1]。礦山生態環境的危害表現在煤炭開采導致土地資源破壞及生態環境惡化，破壞地下水資源，加劇缺水地區的供水緊張。煤炭開采導致廢氣排放，危害大氣環境等。礦區環境保護存在著環保意識差，公眾參與程度低，環境保護監管不力等[2]。解決礦區環境污染問題，政府要樹立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觀念，完善礦區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實行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加強輿論監督，提高公眾參與程度，大力應用清潔開采和煉煤技術，推行多元綜合治理的發展模式。
2.平頂山市礦山主要環境問題
平頂山市是我國新興的煤炭工業城市，過去一段時期內，礦產資源開發出現“重開采、輕環保”的偏差，礦區環境污染問題一度成為政府工作中的一大難題。近幾年，政府制訂出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礦區環境治理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礦山環境污染對居民身體健康構成威脅，對生態環境直接破壞，危及子孫后代[3]。通過政策優惠，鼓勵企業采用清潔生產工藝生產環保產品。在政府的干預下，使礦產企業在資源開發利用的過程中，增強環境保護意識，對礦山環境的破壞最大限度地減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可以實現對環境的有效保護。通過實行科學規劃，合理布局、達標生產等途徑，使煤炭生產走上規范化開采的軌道[4]。
生態環境問題有開采活動對土地的直接破壞，直接破壞地表土層和植被。開采過程中的廢棄物（如尾礦，矸石等）大面積的堆置，礦石、廢渣等固體廢物中含有的酸性、堿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屬成分，通過地表徑流或大氣飄塵，污染周圍的土地、水域和大氣環境。地下水位降低，廢水排放，導致水均衡遭破壞，水質污染。
煤炭開采過程中免不了要征用土地，直接破壞植被和農作物，導致綠地面積縮減。采煤排出的煤矸石、廢渣、尾煤也占用大量土地。采礦過程中將產生大量的煤塵及其他粉塵，對礦區的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礦井中的瓦斯等有害氣體未作任何處理直接排入大氣層中，對大氣環境也造成了一定影響[5]。
3.平頂山市礦山環境治理中存在問題的分析
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礦山環境綜合治理中出現的的問題和不足主要是政府宏觀層面上的制度性制約和因管理目標偏向導致的政府職能工作的缺位、越位和錯位[6]。
在宏觀層面上，礦山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對政府開展礦山環保工作的具體指導效果很有限。缺少完整的礦山環境法規。對礦山環境的監督管理分散于各個部門的法律法規中。現有的法律、法規中缺乏有效的防治礦山污染與生態保護制度。缺少強制性，難有實效，有些法規太原則化而又難以操作，沒有有效的制裁手段。政府的主要措施是通過制定各項政策法規，對污染企業采取關、停、并、轉，內部整改等措施來治理與控制污染。一些污染企業在被勒令關停后，過些時候又改名換姓，以其他名義重新開業。礦山環境污染在政府追求的效益目標下，變得可有可無，進而導致了政府職能錯位，致使環境保護問題得不到政府的全力監管。
4.平頂山市治理礦山環境的必要措施
完善法律法規，確保礦山環境治理高效運行。盡管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法規還不健全，對許多污染現象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從而造成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不夠。此外，執法力度不夠，使一些污染事故和責任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法規的實施效果。今后，要加強環境立法工作，盡快建立起完善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化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在礦山開發中，必須正確處理近期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的總原則不動搖，把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緊密結合起來，統籌安排，協調推進，不得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老路。礦產資源開發必須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防止礦產資源開發加劇生態環境惡化。
在處理好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做到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勘查、合理開采、綜合利用。把保護資源和環境擺在突出位置，對礦山環境破壞嚴重的礦山企業，限期提出整改和治理的實施方案，堅持實行不定期巡查和監察員督察制度，健全礦山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系，實施礦山環境準入制度，加強礦產資源的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全過程的監督管理，落實礦山環境污染治理責任。
在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等新的執政理念的指導下，必須進一步淡化傳統的GDP增長主導型的政府責任意識，切實增強一級政府環境保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因此，進一步明確政府管理礦山環境的職能，找準政府在礦山環境保護中的角色定位，把握政府在礦山環境保護中的路徑選擇，已成為礦山環境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張應紅，文志岳等.礦山環境綜合治理政策研究[J]資源經濟，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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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志宏，肖興田.礦產資源開發對環境破壞和污染現狀分析[J]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01，6
第9篇：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范文
關健詞：科技創新 農業現代化建設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要想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進行農業生產，因此，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現代農業發展，農業科技進步與創新是必由之路。
一、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樹立科學發展觀
1、現代農業發展新理念的樹立。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發展觀念，堅持以新型工業化理念引領現代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化物質條件、現代經營、新型農民來改造、裝備、推進與發展農業。堅持依靠科技進步，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優質高效、有區域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2、重點抓好優勢傳統產業提質增效：堅持把穩定發展糧食生產、保障農產品穩定均衡供給放在突出位置。強化耕地保護，加強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認真抓好基本農田建設、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
3、加快發展農業新型業態。大力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都市農業、森林生態旅游等新型業態，逐步形成區域特色，推進現代農業提質升級。
二、加強科技創新力度，鞏固現代農業科技支撐
1、加速農產品精深加工、生物質能、現代農業裝備與制造、農村現代物流等產業的技術創新。
2、開展以節地、節水灌溉、節肥為主的農業節能減排技術，以種養循環、生物鏈循環為主的農業循環技術，農業重大災害防控技術和農業生態安全等關鍵技術研究，構建“兩型”農業產業技術體系。
3、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生物育種、生物質能源、生物飼料、生物農（獸）藥、生物疫苗等產業的科技制高點，建立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技術體系。
4、改善農村民生，加強農村飲水安全保障、水生態環境治理、清潔社區建設、新能源開發利用等技術研究。
三、充分運用科技成果，提升現代農業設施建設水平
1、重點把水利建設放在農村基礎建設的優先領域。
加快建立和完善入水協調的現代水利體系，推進小型農田水利重點縣建設和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加強農村氣象防災減災體系與農業氣象服務體系建設，抓好氣象服務保障與氣象防災減災綜合示范區建設，完善農村基層社區應急預案，保障應急物資儲備，切實提高農業農村防災減災能力。
2、鞏固加強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加快建設覆蓋城鄉的農產品流通網絡，推進區域性骨干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和改造。
3、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進程。
充分利用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構建農村信息化服務公益模式，加強對“三農”工作的宣傳，為農民提供高效便捷、簡明直觀的服務。結合林地測土配方系統建設提升林業信息化水平。
4、加快推廣農業機械化。
利用新型工業化技術成果和裝備制造業優勢，大力提升農業機械耕種收綜合水平。加快農機企業集群集聚發展，堅持農機農藝相結合，加快開發適地適用新型農機具。深化農機具購置補貼改革，大力推廣先進適用農機裝備和農機化技術。
5、加強農村生態環境建設。
充分利用生態環保節能新技術，加強對林地、濕地及生態脆弱地區的保護和修復，繼續實施退耕還林、水土保持、生態公益林保護、防護林體系、自然保護區建設。加快森林防火體系建設與農村新型能源推廣應用，加強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推廣使用有機肥、高效低毒低殘農藥、可降解農膜和秸稈還田，建立健全農村環境監測體系。
四、用科技武裝農民，全面提升現代農業人員素質造就現代農業人才隊伍
1、著重培養新型農民。
以提高農民科技素質、職業技能和經營能力為重點，大力開展現代農業實用技術、農村經營管理技術、農村信息化技術、農民就業創業技能培訓和農村實用人才培訓。
2、完善農民教育培訓體制機制。
統籌推進農村職業教育、農業科技教育、成人教育和農民終身教育等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面向市場、國有與民辦相結合、企校合作、工學結合、靈活開放、有特色、多元化的農民教育培訓網絡，建立健全省、市、縣、鄉四級農民教育培訓體系。
五、堅持科學統籌謀劃，推進城鄉協調發展，加速實施統籌發展戰略
1、堅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著力構建新型的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積極推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一體化，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均衡配置。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向農業和農村流動，促進農民向社區有序聚集，土地向經營大戶等適度集中。
2、加強農村水、電、路等公共設施和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建設，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水平。
六、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
1、建立健全農業投入的長效增長機制。
持續加大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農村的投入，持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發揮政府在農業投入上的主導作用，建立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快農村金融服務組織建設，創新農村金融產品，提升為農服務水平。
2、完善農村經營管理體制機制。
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長期穩定，努力落實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積極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