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學與技術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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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醫療和網絡技術雙重推動下，精準醫療正在成為潛力巨大的市場。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為病人量身定制最佳治療方案，不僅可以實現治療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還會給全球健康和醫療產業帶來巨大變革。目前的精準治療在大數據技術、基因診斷、腫瘤免疫細胞治療以及干細胞藥物研發等技術的推動下，距離“治未病”的預防理念已經不遠。目前我國正在制定“精準醫療”戰略規劃，并且這一規劃被納入到“十三五”重大科技專項。在未來，精準醫療將改變現有的診斷、治療模式，引領未來醫學的新時代。
事件 精準醫療納入中國“十三五”規劃
“精準醫療”的概念距今天并不遙遠。20世紀初，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萌芽并快速發展，人類從此才有了基因組學的概念。隨后直到3年前，奧巴馬提出精準醫療計劃（PMI），才讓精準醫療開始大規模見諸報端。
目前，“精準醫療”還沒有明確的定義，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給出的定義是：一個建立在了解個體基因、環境以及生活方式基礎上的新興疾病治療和預防方法。而中國“清華系”的定義是：集合現代科技手段與傳統醫學方法，科學認知人體機能和疾病本質，以最有效、最安全、最經濟的醫療服務獲取個體和社會健康效益最大化的新型醫學范疇。最簡單的定義則是“針對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時間給出合適劑量的對癥藥物”的醫療技術。
“精準醫療”其實質與中醫的“治未病”非常相似。
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認為，精準醫療應當包括精準檢測、精準調理、精準診斷和精準治療幾大方面。在他看來，精準檢測和精準調理尤為重要，充分體現了中醫“治未病”的預防理念。“精準醫療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身有哪些疾病的易感基因，從而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比如說利用一個基因芯片可以檢測人體近 3000 個基因位點，預測 13 大類、150 種疾病的患病風險。目前中國的中醫體質分類就體現了精準調理的理念。在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下，精準醫療需要的個體化檢測方法目前有 10 多種，檢測項目數百種。比如肺癌，現在已經能達到 16 種標準的檢測。美國生物醫藥制藥公司，正在研發 907 種針對 100 多種疾病的藥物和醫療，其中包括 338 個單抗藥物，250 個疫苗，93 個重組蛋白、60 個細胞療法、45 個基因治療、30 個特殊藥物。
精準醫療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在大數據技術、基因診斷、腫瘤免疫細胞治療以及干細胞藥物研發的技術帶領下，我國也意識到其重要性。隨后在2015年2月，批示科技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求成立中國精準醫療戰略專家組；3月，科技部召開了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4月，衛計委和科技部進一步完善精準醫療計劃并將提交國務院。到了2016年3月，精準醫療正式被納入中國“十三五”規劃。
隨著精準醫療被納入中國“十三五”規劃，如何進一步挖掘我國醫健領域巨大的發展潛力，積極推進精準醫療、醫療創新創業、產融合作等，成為我國醫療界關注的重點。2016年9月10日下午，為全面貫徹落實《國家精準醫療“十三五”規劃》，由海上絲綢之路投資基金管理中心、海上絲綢之路醫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全國百家精準醫療醫院簽約儀式”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會上，有53家醫院與主辦方簽訂了戰略合作。未來將采取建設、收購、重組的方式，在三年內完成全國百家精準醫療醫院布局，實現國家精準醫療戰略規劃。
目前的精室攪普在和大健康產業一起，有望在順應全球經濟發展潮流的基礎上實現提速增量、跨界融合和創新發展。
2016年11月19日，在“第六屆Bio4P精準醫療創新論壇暨2016中國醫健創新創業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詹啟敏說：“作為未來大健康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基于大數據、認知計算等技術的精準醫療的實現、個人基因測序的普及正在給全球健康和醫療產業帶來巨大變革。”
背景 精準醫療將引領未來醫學新時代
現代生物醫藥科技的發展受益最大的就是醫療產業。國際領域精準醫療的建立主要源自美國醫學界2011年首次提出“精準醫學”概念。作為一種可以將個人基因、環境與生活習慣差異考慮在內的疾病預防與處置的新興方法，精準醫療強調了幾個以前難以考量的參量，及個體化、基因組測序技術以及生物信息與大數據科學的交叉應用。但是隨著基因組測序技術快速進步和大數據科學的發展，這種新型醫學概念與醫療模式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并且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就。
比如我國屬于出生缺陷高發國，保守估計我國出生缺陷的總發生率至少在4%―6%，每年大約有80萬―120萬出生缺陷患兒出生，每年因神經管畸形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2億元。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中，一些孩子一出生就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存活下來，此時風險度最高。如何用基因檢測的辦法，把瀕臨危險的孩子挽救回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2016年6月8日，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成立“兒童精準醫學中心”。主要利用精準醫學的干預有望降低高危目標新生兒死亡率。比如新生兒單基因疾病單例模式全外顯子測序（singletonWES）作為一線分子檢測技術已經開始用于新生兒的臨床檢測。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周文浩指出，精準醫療在保障新生兒安全大有作為。“有一個孩子在出生時做了基因檢測，發現有分子突變型的糖尿病，如果按傳統醫學方式治療，就得注射胰島素，根本沒產生效果，后來用磺脲類藥物治療后發育情況得到了改善。“這可謂精準醫療給醫生當頭棒喝，原來教科書教給的東西需要重新審視。”周文浩說。他表示，其病房一年收六七千個孩子，僅醫生肉眼能夠看到明顯畸形和遺傳相關聯的是3000例左右。如果按照傳統做法，究竟是什么樣的基因問題造成的，并不清楚。如今，他們的平臺建成后，他們對2000多個孩子遺傳相關的分子原因進行了逐一篩查，其中40%非常明確地找到了病因。”
這還只是精準醫療潛在應用的冰山一角。
2016年5月10日，由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組織編撰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5》正式出爐。報告顯示，2014年心血管病患者約2.9億，每5個成年人中即有1人罹患心血管病。每年因心血管病死亡的人數約350萬，居各種疾病之首。癌癥、心血管以及遺傳疾病等是高度復雜且高度個性化的疾病，治療癌癥、心血管以及遺傳疾病等需要對每個病例進行詳細分析。只有利用精準醫療模式，拋棄通用的解決方案，才能為找到個性化的醫療救治模式奠定基礎。
目前，跨界 IT 大鱷們也都在布局精準醫療。比如重組創立新的控股公司 Alphabet 的谷歌，就開始對基因組分析技術大量投入。在2007年至 2016 年間， 谷歌已向 23andMe、 Foundation Medicine、 Flatiron Health、 DNAnexus等公司投資。google X實驗室啟動的Baseline Study項目，目的就是大量收集人類基因組標本并利用大數據合成健康人類基因圖譜。這些都為精準醫療的未來發展增添無限想象。
焦點 精準醫療目前面臨諸多挑戰
作為當前大健康產業發展最為活躍的細分領域，精準醫療融合了生物信息分析、醫療大數據以及生物醫藥、高性能醫療設備、移動醫療等前沿技術，成為人類疾病治療和健康管理的發展方向，也是眾多醫療機構、制藥企業、醫療設備研發制造企業、醫療服務機構積極爭奪的市場，更是國家醫療健康體系建設重大領域之一。
精準醫療確實有著美好的前景，但是也要看到，精準醫療計劃的夙愿雖好，挑戰卻不少。
首先，常見疾病變得小眾化，技術新難度大，治療費用愈發高昂。由于針對不同基因子類型的疾病，藥物變得越來越精準，因此受益于該藥的人數也越來越少。其結果就是，開發出來的藥物越來越有效，但所面對的市場空間卻越來越小。
比如目前精準醫療已涉及無創產前、輔助生殖、單基因病、新生兒篩查、腫瘤個體化治療、遺傳性腫瘤篩查、心血管病篩查、血液病篩查等。其中，腫瘤領域被業內視為未來最大的市場。據了解，目前腫瘤基因組已發現2000個已知和潛在的基因靶點，上百個腫瘤驅動基因已被確證，但真正完成靶點藥物開發的并不多。
其次，是需要克服數據問題。精準醫療的精準化、個性化必須基于數據進行，中國精準醫療當前最缺的就是中國人的癌癥數據庫。“美國惡性腫瘤患者五年內存活率達到85%，中國僅有25%，在中國，很多患者發現癌癥時已經到了晚期，精準醫療的運作已經迫在眉睫。”衛生部原副部長何界生認為，精準醫療就是“量體裁衣”，制訂個性化的治療方案，這涉及到臨床醫學、藥學、護理學、預防學等領域。個體之間基因、環境與生活習慣有差異，精準醫療立足于基因大數據之上，是把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疾病預防和處置的新型方法。
第三，則是病人數據隱私的保護問題愈發凸顯。隨著醫療數據采集、加工和應用，數據泄露時有發生，進而帶來患者隱私的泄露。數據泄露會危及患者個人隱私，如孕婦個人信息的泄露，可能帶來的一系列推銷、詐騙等問題。而在大數據環境下隱私泄露的危險，不僅僅限于其泄露本身，還在于在此數據的基礎上對于下一步行為的預測與判斷。目前在中國個人信息經常被販賣，在未來基因組信息將成為個人身份及隱私的重要部分，如何更好地保護個體數據隱私，構筑數據安全網絡，將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反應速度不亞于其他發達國家，國家層面高度重視精準醫療研究應用工作，在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都給予了支持，我國臨床資源豐富，存在大量樣本，為精準醫療的研發實施提供了便利。目前精準醫療計劃獲得眾多政策利好支持。
比如中國科技部提出，到2030年，我國將在精準醫療領域投入600億元。《科技部關于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精準醫學研究等重點專項2016年度項目申報指南的通知》指出，精準醫療將是2016年優先啟動的重點專項之一，并正式進入實施階段。該年度的科研專項涵蓋目標，包括構建百萬人以上的自然人群國家大型健康隊列和重大疾病專病隊列，建立生物醫學大數據共享平臺及大規模研發生物標志物、靶標、制劑的實驗和分析技術體系，建設中國人群典型疾病精準醫學臨床方案的示范、應用和推廣體系，推動一批精準治療藥物和分子檢測技術產品進入國家醫保目錄等。
此外在臨床領域，“十三五”期間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將重點發展重大疾病化W藥物、生物技術藥物、新疫苗、新型細胞治療制劑等多個創新藥物品類，同時發展生物3D打印技術等重大醫療技術。這些政策和資金的加速落地實施，對推動我國精準醫療行業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啟示
新產業發展政策引導非常關鍵
由于精準醫學目前剛剛起步，一定會遇到在技術創新、法律法規、倫理層面等帶來的挑戰。“精準醫學最大的風險不是醫生，也不是院長，而是政策。一個好的政策可以讓精準醫學的技術發展得很好。”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醫務部部長張繼東說。“現在國家提倡精準醫學，這是很好的助推，但還面臨著真正落地的障礙，即如何在醫院中實施，這是政策層面的東西。”
精準醫學是醫學發展的要求和目標，精準醫療是這個時代大眾對健康的需求，也是醫學和臨床發展的需求，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科技創新是唯一的動力。但是如果法律法規不完善、隱私保護缺失，則會影響國內精準醫療落地。
特別是由于精準醫學將改變原有的診療模式，比如基因數據的應用、數據的分析和治療方案的提出，都屬于醫療界的巨大創新。例如當前，國內臨床醫療多局限于依靠病人主訴、臨床癥狀、生理生化指標和影像學改變來確定疾病情況。但在組織器官改變的下面，是大量的深層次分子生物學改變，包括遺傳背景、變異、免疫和內分泌改變。以癌癥早期診斷為例，發達國家的早期診斷率為50%以上，北歐甚至高達70%-80%，而中國不足 20%。
精確醫療的實踐，必然需要解決一系列的支付、倫理、醫患等問題，所以非常需要政策來引導，與此同時，從業者非常有必要將技術向老百姓用得起這樣的方向努力，而不是過度地夸大，不然這個行業也會發展受挫。
目前國家層面已經有了部分政策安排。比如2015年發改委的《實施新興產業重大工程包的通知》中，“新型健康技術惠民工程”子項所支持的主要方向就是針對基因檢測。《實施新興產業重大工程包的通知》第二條指出，“充分發揮基因檢測等新型醫療技術以及現代中藥在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提升群眾健康保障能力。一是支持擁有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和相關資質的機構，采取網絡化布局，率先建設30個基因檢測技術應用示范中心，以開展遺傳病和出生缺陷基因篩查為重點，推動基因檢測等先進健康技術普及惠民，引領重大創新成果的產業化。”
第2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首先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初提出了精準醫療計劃，隨后的3月中國科技部舉辦首屆“國家精準醫療戰略專家會議”，啟動中國版“精準醫療計劃”，該計劃有望被納入十三五重大科技專項。
中美兩國都看好精準醫療，未來的競爭與博弈勢難避免，誰能贏得在精準醫療領域的競爭，誰就能引領全球醫療新革命。目前來看，美國比中國起步早，發展快，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制度、人口基數等。如果中國能發揮自身優勢，揚長補短，將獲得在醫療領域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
精準醫療怎樣看病？
精準醫學的概念，常常被用來與傳統的經驗醫學和循證醫學概念相比較。經驗醫學強調對疾病基礎知識的理解、非試驗性的臨床經驗，循證醫學則強調依據現有的最佳臨床試驗證據制定治療方案。與之相對應的是，精準醫學注重根據每個患者的個體特征，依據患者的基因和蛋白信息，“量體裁衣”地指導診斷和制定治療方案。
對腫瘤這種基因組疾病來說，“個體特征”主要指的是患者的基因組變異情況，結合以病理、影像和臨床等指征，使用這套綜合信息指導患者的個體化治療。
精準醫學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包括了4個層面的內容：如何發現功能性的遺傳信息異常;如何發現針對這些異常的精準靶向藥物;如何通過臨床試驗確定這些藥物的療效和如何在臨床實踐中使用。這4個方面構成了精準醫學的整體，缺一不可。
在應用層面，醫藥領域一直提倡的“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在精準醫療中也得到了真正的體現。從醫學的本質來看，最優的方式是需要考慮個體化差異，為每個患者都區別使用正確的治療手段。然而，由于成本和資源所限，長久以來，醫療只能針對一類相似的人群展開治療，而精準醫療則不同，由于基因檢測成本的大幅下降，從基因水平上可以判別受檢者的不同變異，從而采取針對性的治療手段，真正體現以患者為中心的治療理念。
在美國，精準醫療技術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顯示出過人的臨床療效優勢。例如現已得到廣泛應用的各種靶向藥物，針對性的應用在攜帶有對應基因變異的目標人群中，能延長生存期數倍，并顯著提高生活質量。以肺癌為例，自從2004年由阿斯利康公司研發了第一代靶向EGFR的TKI抑制劑后，針對EGFR基因突變的晚期肺癌患者，其生存時間已經由平均不到10個月，延長到近40個月，接近5年的慢病管理期了。最近研發成功并獲得FDA批準的第三代TKIAZD9291又進一步使得耐藥的EGFR基因突變攜帶患者生命得到延長。
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精準醫學起步較晚，在基礎領域仍主要依賴國外技術，但由于擁有巨大的腫瘤疾病和樣本資源，在應用領域中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
美國人怎么干？
在精準醫學的發展中，美國政府成功地使用了非常清晰的支持研究、開放政策、吸引人才、引導應用的4種策略。早在2006年，美國就以政府的名義支持啟動改了TCGA，即“癌癥基因組圖集”計劃。這一計劃耗資數億美元，分析了超過3萬個癌癥基因組，鑒定了與癌癥相關的上千萬個突變形式。這一計劃動用了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是一種美國形式的“舉國體制”的表現。 雖然美國在精準醫療方面暫時領先中國，但只要中國能利用好自身優勢，揚長補短，趕超美國并非沒有可能。
在2011年，美國政府又發表了《向精準醫學邁進》的報告，提出對疾病重新分類，并對每一細分類別對癥用藥。這一分類方法跳出了傳統的使用疾病原發灶位置（如肺癌、胃癌）和細胞學特征（如小細胞癌、腺癌）的分類手段，提出創建生物醫學知識網絡，為疾病做新的分類分型。
回顧美國精準醫療的起步和發展，很關鍵的一點還有美國對精準醫療的產業發展采取了鼓勵發展的策略。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向有積極鼓勵業內創新的傳統。在每年的ASCO（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上，都有FDA官員參與，與臨床專家、制藥公司、檢測服務商一起討論精準醫學的應用，并明確告訴各參與者，FDA鼓勵大家嘗試新技術，去改革和優化醫療現狀。監管部門的積極參與引導，極大鼓勵了產業界對精準醫學領域加大投入的熱情。
中國有哪些優勢和瓶頸？
與美國相比，中國發展精準醫療也具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政策執行優勢。特別一些重大項目在發展初期，需要耗費較多資源，只有在發展一段時間后，才能取得階段性成果，顯示出普通大眾能感受到的獲益。中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高速鐵路是如此，發展水電核電是如此，精準醫療同樣也是如此。
第二，醫療資源集中優勢。美國的醫療資源分散，數千家醫療機構之間信息共享很難建立和普及，中國的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特別在癌癥領域，全國最頂尖的300家醫院集中了幾乎70%的癌癥患者。這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上本來是極大的挑戰，然而在精準醫療的數據共享方面，反而是中國的優勢。中國可以以相對較少的資源投入，迅速建立起醫院之間的數據共享網絡，收集、存儲、分享、分析腫瘤精準治療大數據。
第三，臨床資源豐富優勢。中國人口多，在癌癥發病率步步攀升的大環境下，發病人數也逐年增多，這對于癌癥防控的衛生形勢提出了巨大挑戰。然而，辯證地來看，這也給中國的精準醫學提供了優質的臨床資源。很多在國外發病人數少、收集不到足夠的基因突變信息和用藥信息的癌種和變異形式，在中國都能找到足夠的病例，建立數據庫，指導中國甚至全球的癌癥治療的臨床實踐。
中國精準醫療發展迅速，有望在未來1～2年之內跨越美國在過去5年所走過的發展歷程，但中國也面臨兩個方面的瓶頸。
一方面，技術和與臨床結合的力度偏弱。精準治療的技術基礎主要分為基因檢測、數據分析和臨床注釋這三個環節。基因檢測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技術。測序能力和技術的發展已經可以基本滿足產業發展的需要。然而在數據分析和臨床注釋方面，產業發展有明顯掣肘。
第3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2016年4月10日，GE醫療在中國了SIGNA PET/MR成像系統（以下簡稱“PET/MR”）。
據GE醫療大中華區磁共振產品部首席科學家趙周社介紹，該產品整合了業界領先的TOF和ZTE技術，不僅實現了一體化同步掃描，同時還具備精準定量化、掃描速度快、計量低、圖像質量高等特性，實現了精準影像的新飛躍。
精準醫學的新工具――PET/MR
據悉，該款設備的研發歷經5年，耗資1億美金，由全球200多位資深的磁共振專家共同投入打造。“它突破性的探測器和TOF的功能能夠大幅提升影像質量和掃描的技術，帶來更為精準、安全的體驗，尤其是對早期微小病變查出率的提升，對臨床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療效評估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談及產品性能時，GE醫療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鄭萍如是說。
中華放射學會前任主任委員、放射學專家馮曉源認為，在分子影像發展邁入精準醫療的新時代，PET/MR的出現完全符合醫學發展的理念。
“誰如果想做精準醫療，首先要做到精準診斷，我們希望有裝備來解決目前的問題，我的觀點是PET/MR可能是目前最合適的裝備。”馮曉源談到，“as tool for precision medicine，這也是很多文章提到的觀點。”
他進一步解釋道，隨著基因組學的進一步發展，臨床診斷將會迎來變革。以腫瘤膠質瘤分型診斷為例，未來將不再以形態學作為基礎，而是以分子水平的診斷作為基礎。由此可以看出，精準診斷學科也對裝備提出了新要求，“從基因測序篩選、靶向藥物篩選到影像體內分子影像的顯示等等，要有全新的裝備來適應。”
對此，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以下簡稱“宣武醫院”）副院長趙國光表示，隨著信息技術、大數據挖掘在制造領域的應用，醫療設備愈發智能，而未來醫療技術的形態將會是人機對話的狀態。“高精尖設備改變了醫學的發展理念，最終，高精尖設備將為醫務人員使用，從而更好地為患者選擇適宜的、準確的治療方法。”
與此同時，趙國光還指出，伴隨診療方式的變革，醫院建設、學科建設、醫學人才培養也將迎來新課題。
實現1+1>2效應 設備開啟變革
改變正在悄然發生。
作為我國乃至全亞洲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宣武醫院于2015年7月下旬開展了PET/MR的臨床試應用。截至目前，醫院一共開展了120例，其中，單純頭部應用51例，全身應用69例，病例涉及癲癇、直腸癌、脊髓血管畸形等。
在應用設備過程中，醫院采取了多個學科合作的方式，通過醫學人才、醫學知識的融合來發揮一體化TOFPET/MR臨床和科研優勢。
宣武醫院核醫學科副主任盧潔談及使用體驗時表示，該款設備尤其對神經系統、腫瘤、心血管、兒科和體檢篩查等領域的微小病變檢出、早期精準診斷、個性化治療和療效評估有更大幫助。
有專家談到，PET/MR的科研價值潛力巨大。從PET角度來講，可以探索新藥研發、TOF技術應用與數據重組、FDG以外示蹤計的臨床應用；從MRI角度來講，能夠探索MRI序列的生物學意義以及其他新的科研與臨床序列；從TOF-PET/MR角度來講，能夠探索它的臨床價值、影像組學以及與PET/CT之間的異同。
在使用PET/MR的過程中，盧潔帶領團隊在科研方面也有了重大突破與收獲。在今年的美國核醫學年會上，宣武醫院投稿6篇PET/MR相關文章，6篇全部被年會選中發表。與此同時，醫院還翻譯了國內第一部PET/MR臨床應用書籍，供行業人士參考應用。
在他們看來，這些僅僅是個開始，設備為醫療事業帶來的價值還需要繼續挖掘與探索。
第4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回顧外科學200年的發展歷史，以侵擾機體為手段的粗糙外科操作占據了學科發展的漫長時期。從古代傳說的刮骨療毒到現代器官移植，無不凸現了外科治療的重要地位。隨著現代麻醉術和感染控制措施的完善，以及影像技術的支持，外科技術逐步趨于精致和細膩。外科學也由從頭到腳的大外科模式演進為某一系統或臟器的多個專科的細分外科學模式。其中，創傷外科和整形外科學就是外科學系統中的兩個重要分支專科。
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巨大型自然災難和局部戰爭的不斷出現，創傷案例發生越來越多而且傷情越來越復雜，這自然對創傷修復的要求越來越高。增加創傷救治成功率、減少傷殘、減少毀容是當代創傷修復的三個極終目標。根據外科學的各專科特點，挽救生命的創傷救治主要是顱腦外科和胸腹外科的任務，而整形外科更主要側重于減少傷殘和毀容。
中國將整形外科技術用于創傷修復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結束后）。經過60多年的發展，整形外科已成為一門成熟的創傷修復專科。整形外科的精細操作技術、體表軟組織細致修復技術和深部解剖結構的重建技術的應用，使創傷修復質量顯著提高。功能重建和體表美觀并重的創傷修復新觀念已成為創傷整形外科技術的基本原則。
近20年，整形美容技術用于創傷修復已得到逐步普及，部分有整形科或美容科或燒傷整形科的縣級醫院和絕大部分大中型醫院已開展了創傷精細修復工作。在近20年的醫學論文中，整形外科參與創傷救治有500多篇，采用到的醫學術語有多種，如：外傷整形治療、外傷美容縫合、創傷精細修復、創傷美容修復、創傷顯微修復等。2013年10月，全軍外科學領域發展戰略論壇在重慶召開，正式提出“精準外科技術”概念，以概括目前存在的多個同意或近意創傷修復術語。用精準外科技術進行創傷精準修復必將是未來創傷救治的熱點研究方向。
根椐筆者的工作經驗，現總結并介紹近20年來我科應用精準外科修復技術完成各種創傷的整復治療情況如下，與同道交流。
1精準外科技術應用
1.1 傷口美容縫合術[1]：是創傷修復中縫合皮膚傷口的基本技術，特點是皮膚裂口達到解剖復位，皮緣對合精準。通常采用5-0～6-0帶針可吸收線縫合皮下層，采用6-0～8-0帶針單絲尼龍線縫合皮膚。該術是提高傷口愈合質量、減輕瘢痕形成的重要措施之一。適應證：新鮮皮膚銳器切割傷修復，頭頸部復雜創傷修復手術的切口封閉。見圖1。
1.2創面精細清創術[2]：是針對可以Ⅰ期修復的創面進行的清創。該術采用精細器械精細操作，準確清除異物和壞死組織，微量切除受損皮緣。這種精細清創術有利于創口Ⅰ期愈合，并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感染和瘢痕增生機會。見圖2。
1.3嚴重組織破損整合術：軟組織挫裂傷可導致組織破損嚴重，但是，有很多組織塊保持有一定活力并與機體相連。將這些受損破碎組織保留在原位，用精細美容縫合法進行整合[3]，多數組織塊能順利成活，這是一種合理的修復方式，有時可以避免后期復雜的組織移植修復。該術在面部損傷修復中更為重要。有時，離體的小組織塊，如果結構比較健康，原位回植也可以成活，可獲得意想不到的手術效果。見圖3。
1.4 穿通損傷和深部損傷分層解剖復位修復術：頭頸部毀損傷特別容易引起組織器官畸形。所以，頭頸部復雜毀損傷的修復特別要重視解剖復位并精細縫合。精細解剖復位是指深部組織各相同層次的準確對合，包括：粘膜層、皮膚層、邊線（如：瞼緣、鼻孔緣、唇紅緣、下頜緣、耳輪緣）、解剖分區線（如：發際線、眉邊線、鼻唇溝線、唇弓線）等的準確對合。組織精確解剖復位縫合[3]是減少愈后瘢痕和避免組織器官扭曲畸形最重要的手段。這種關鍵操作可以使一大部分創傷避免后期整形。見圖4。
1.5 毀損傷即時再造技術：對于體表器官和四肢重要功能結構的嚴重毀損傷，有一些離體組織塊無法保留。這種創面修復時，有時要進行部分體表結構即時再造[4]。再造材料可以選用離體組織塊上的健康皮片、健康骨關節段，或健康的帶血管復合組織塊。即使有失敗可能，這種離體組織再利用也是有價值的。見圖5。
1.6 創面延期處理技術：有的外傷創面組織挫裂毀損嚴重，有活力組織和失活組織分辨不清，又不能大量清除，也無法Ⅰ期修復，則進行創面延期處理。方法是進行簡單清創，清除異物和完全失活的組織，將錯亂間生態組織進行簡單復位。后續治療中對創面進行養護，壞死組織自然脫盡后形成健康創面，等待精細修復。這種技術可以挽救一部分間生態組織，避免軟組織大量缺損和較多的深部重要結構暴露，起到提高創傷修復效果的作用。見圖6。
1.7 創傷不良修復后精準返修技術：有一些輕度體表創傷是在基層醫院或診所完成的，大針粗線簡易縫合后，外觀丑陋。在未出現縫合部位炎癥之前，及時打開傷口，重新清創并精準修復，仍能取得優良效果。見圖7。
1.8創面延期植皮術：常規植皮術的另一個重要缺點是皮片下血腫造成的皮片斑點狀壞死灶瘢痕。這個并發癥同樣嚴重影響創面修復質量和術區美學效果。如果創面出現血腫的可能性大，采用創面延期處理技術，能有效消除創面血腫形成而且創面營養狀態優良。在延期處理的創面上植皮容易完全成活，有效消除斑點狀皮片壞死。延期植皮術[5]提高了創面修復效果。
1.9整張定形皮片移植術：常規植皮術的缺點之一是皮片拼接產生的條狀瘢痕，嚴重影響創面修復的美學效果。采用整張定形皮片移植術[6]可以解決這一難題。采用手工取皮法切除整張定形全厚皮片真正地解決了皮片拼接問題。與常規植皮法相比，整張定形皮片移植術后美學質量顯著提高。對于“整張定形皮片移植術”的提法部分學者提出質疑，筆者通過臨床實踐證實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已在發表的論文[6-9]里作了詳盡的闡述，并在多次學術會上報告，該方法只是皮片移植術的改進而已，此處不再贅述。
1.10 整張定形皮片延期移植術：皮片拼接瘢痕和皮片成活不全產生的斑點狀瘢痕是常規植皮術的兩個常見缺點，通常同時存在，嚴重影響創面修復質量和術區美學效果。采用整張定形皮片延期移植術[7-9]基本上可以解決以上兩個問題。其最佳適應證為：①容易出現血腫的創面；②有壞死組織存留的創面。大量實踐證明，完全成活的整張定形皮片移植手術最終會產生最佳功能恢復和外觀美學效果。見圖8。
1.11快速皮膚擴張術用于創面修復：美國醫生Marks于1980年就設想將皮膚擴張術用于治療創面修復，實現這一目標的必須條件是皮膚擴張的時間一定要短。所以，他提出了快速皮膚擴張術概念。后來，有一些作者開展了快速皮膚擴張的動物實驗研究，但一直沒有真正用于臨床創面治療。李江醫生于1987年開展持續快速皮膚擴張的動物實驗研究，于2000年開始將快速皮膚擴張術[10]用于創面修復。其基本方法是，對創面進行簡易清創，不作修復。待創面的皮緣與深部組織形成瘢痕性連接后，在創面的正常皮膚區埋置擴張器，進行4～8周的擴張后，用擴張后皮瓣修復創面。這種技術減小了創面修復代價，提高了創面修復質量。是一部分創面的侯選修復方法。見圖9。
1.12持續負壓療法：持續負壓療法是促進復雜創面愈合新方法，它能有效控制創面感染、促進壞死組織脫離、改善創面營養狀態。將多孔管置入組織深部間隙作持續負壓引流，可以控制深部組織感染并使深部囊腔順利愈合。將持續負壓治療系統用于多種難治性創面治療，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將體表創面轉為健康創面利于后期修復。
目前，持續負壓療法[11]廣泛用于慢性潰瘍、缺血性營養不良創面、組織嚴重挫裂傷組織壞死創面、嚴重感染創面，藥物性和放射性難愈創面、囊腔型褥瘡。這些難愈性創面的修復時間縮短，修復方法簡化，治療質量提高。見圖10。
1.13皮膚牽張術封閉創面：皮膚牽張器是一種結構簡單的機械合攏器。皮膚牽張器安裝于創面兩側，通過加力直接封閉創面，這種技術叫皮膚牽張術[12-13]。皮膚牽張器的適應證：①當創面可以直接封閉，但有很大張力時，加用皮膚牽張器，創面即可輕松閉合；②有一些需要植皮的小創面，用皮膚牽張器后可以直接封閉創面。圖11。
2討論
當代中國的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大發展，事故頻發，散發和成批的創傷大量產生。醫院救治工作量和創面修復難度巨增。隨著生命科學研究的迅速發展，同時，新軍革條件下軍事理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戰傷呈現新的特點，救治難度增加，對其救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創面精準修復技術的出現無疑是當代外科學的重大進步，是今后軍民兩用的急需外科技術。
創面精準修復技術是得益于過去30多年外科學研究成果的積累。首先，外科醫師更新了創傷修復觀念，把過去先功能后外形的修復理念改為當代功能外形修復并重的理念，也就是說，對于一個傷員來講，挽救肢體功能和避免毀容同等重要。外科醫師已經發現，有些時候，一個沒有功能障礙的毀容患者所遭受的肉體痛苦和心理打擊比一個肢體殘缺的傷員更為嚴重。所以，功能外形并重的精準外科理念成為當代創傷外科修復的基本原則。
外科學的進步也表現在儀器、設備和器械上。新設備、新器械和新外科技術的出現使精準外科技術具備普及條件。
當前，我國精準外科技術在創傷修復中的應用處于初級階段，長期深入的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一部分肢體功能和體表外觀的雙重優良恢復的案例已能證明精準外科技術優于常規外科技術的修復質量。
[參考文獻]
[1]Zhao D,Li J,Wang K,et al.Repairing facial injury with refining plastic surgery techniques[J].Cell Biochem Biophys,2012,64(2):73-76.
[2]趙東紅,李江,劉本利,等.精細整形外科技術修復顏面部損傷[J].實用醫藥雜志，2009,26(9):4-5.
[3]李江,陳文萍,王克華,等.顏面部復雜性外傷的顯微外科微技術修復術[J].中華醫學美學美容雜志,2013,19(5):387-388.
[4]李江,郭小平,王克華,等.髂腰真皮下血管網軸型皮瓣在手部創面修復中的應用[J].中國美容醫學，2012,21(4):536-537.
[5]李江,王標,陳明福,等.延期皮膚移植術在燒傷后重度關節畸形整復中的應用[J].實用美容整形外科雜志,2002,13(4):1184-186.
[6]李江,陳存富,王克華,等.依創面定形厚斷層皮片在全手背瘢痕整復中的應用[J].中國美容醫學,2006，15(12):1348-1349.
[7]李江,陳存富,陳明福,等.無瘢痕皮膚移植術在手背皮膚重建中的應用[J].中國美容醫學,2007,16（1）：51-53.
[8]李江,陳存富,彭黎軍,等.定形次全厚皮片修復創傷創面的美學觀察[J].西經國防醫學雜志,2008, 29(3):167-169.
[9]李江,郭小平,王克華,等.用定形全厚皮片Ⅰ期整復功能部位Ⅲ度硫酸燒傷[J].中國美容整形外科雜志,2012,23(4):219-221.
[10]李江,郭小平,王克華,等.快速組織擴張術在皮膚軟組織缺損修復中的應用[J].中華醫學美學美容雜志,2012,18(4):245-247.
[11]李江,郭小平,王克華,等.皮下淺行分離縫合法聯合持續負壓引流治療囊腔型壓瘡[J].中華整形外科雜志,2012,28(2):113-115.
[12]李江,王標,陳明福,等.皮膚牽張術在整形外科的綜合應用[J].實用美容整形外科雜志,2002,13（6）：296-298.
第5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它通過個性化的診斷技術預測個人未來疾病風險，從而更好地預防疾病；一旦患上某種疾病，它還可以進行早期診斷篩查，并采用精確的靶向藥物對患者進行治療，去除病灶。從診斷到治療，病人將得到最合適的療法與藥物，實現劑量最優、副作用最小以及診療時間最精準。這些都將大大節約診療服用，提高醫療效率。
精準醫療，乘風而來
與精準醫療相似的個性化醫療概念最早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但由于技術限制、成本過高等原因未能快速發展（商業化路徑受限）。伴隨著技術進步和醫療控費的壓力，近年來精準醫療受到各國政府的普遍關注，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
美國：2015年1月，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講中宣布精準醫療計劃，并于當年10月將精準醫療作為美國在醫療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2015年3月，中國科技部召開國家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并決定在2030年前政府將在精準醫療領域投入600億元。同年12月，衛計委透露，我國正在制定精準醫療的戰略規劃。
英國：“十萬基因組計劃”由英國首相于2012年12月提出，并于2014年春天正式啟動，擬于2017年前完成10萬人基因組測序工作。
其他：澳大利亞的“十萬基因組計劃”與韓國版的“萬人基因組計劃”也都于2015年年底推出。
精準不是單一維度的精準，而是多維度的、立體的、融合的精準
醫療服務
精準與個性化的體檢服務，將對個人的疾病風險做出提前預警，并做出提前干預與預防。體檢數據將不再是一紙報告，而成為連貫的動態健康監測與反饋。
對醫療大數據的積累和分析將有助于提高醫療服務效率，降低醫療服務成本。在臨床試驗中，醫生可以對目標患者進行精準招募，精準宣講；在診療過程中，醫生可以根據患者的基因型選擇療效突出的藥物，減少藥物副作用。或根據患者的家族遺傳史和基因譜，對病癥進行及早干預和治療。領先的醫療大數據服務公司將通過最優的數據結構和獨有的數據挖掘技術形成競爭優勢，贏得醫生和患者的青睞。
在醫保控費的大背景下，為患者提供更精準的診斷與治療服務將是提高醫保資金使用效率、降低醫保費用的必然選擇，而這無疑將依賴于精準醫療的發展。
醫療器械
利用最新的分子診斷技術，針對不同個體的基因突變設定個性化的診療方案，實現傳統醫療無法企及的效果（如安吉麗娜朱莉對于乳腺癌、卵巢癌基因的檢測）。精準醫療有助于疾病的精確診斷分型（如癌癥的不同分型），從分子層面解釋疾病，尤其是癌癥的發病機理。
生物醫藥
利用單克隆抗體、干細胞治療、CAR-T在內的免疫治療技術對疾病（如癌癥、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進行靶向性、個性化的治療。基于患者基因大數據逆向指導藥物的開發，降低新藥研發風險。醫藥企業可以通過收集和積累醫生對特殊小病種案例的研究，開發出高價值的孤兒藥產品。
互聯網醫療
通過互聯網醫療重新分配醫療服務的價值鏈，精準的匹配醫患之間的就醫供需，提高診療效率，節省診療成本。打通醫院間的數據孤島，有效利用原本長期被割裂的存量市場中醫療大數據的巨大價值，輔助于藥企的新藥研發和個性化診療。
第6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支氣管鏡在肺癌的診斷和治療中，主要有哪些重要作用？電磁導航是一種什么樣的技術？電磁導航支氣管鏡下射頻消融術更適合哪些肺癌患者，它可以取代手術治療嗎？聽聽專家的說法。
支氣管鏡：肺癌“精準診療”的“有力武器”
本刊記者 黃 薏
專家支持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呼吸內科教授 韓寶惠
問：目前，肺癌已成為我國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惡性腫瘤。對肺癌患者而言，最好的治療方法是什么？
韓寶惠：近30年來，我國肺癌的發病率增加了四倍多，我國每年約有60萬人被確診為肺癌。手術治療是早期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療手段，也是目前臨床治愈肺癌的重要方法。部分心肺功能差、年齡太大、合并多種慢性病、不能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一般采用化療或放療等全身治療手段加以控制，副作用較大，療效也不及手術治療。中晚期肺癌患者，若有手術指證，仍應爭取手術治療；若已喪失手術機會，一般采用放療、化療等方法進行治療。
總體而言，醫生會根據肺癌患者的全身狀況、腫瘤的病理組織學類型和分子分型、侵及范圍等，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合理地應用手術、化療、放療和分子靶向治療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問：支氣管鏡在肺癌的診治方面，有什么重要作用？
韓寶惠：在倡導精準醫學的今天，支氣管鏡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精確診斷，通過支氣管鏡檢查，醫生可以獲得肺部病灶的細胞學和組織學診斷，明確病灶的性質（良性還是惡性）；二是精確定位，針對肺小結節病灶，醫生可以在術前借助支氣管鏡對其進行精確定位，并在病灶處放置金屬鈦夾作為標記，以便外科醫生在手術時，能順利找到并精確切除病灶，不至于“多切”或“誤切”；三是精準治療，目前比較有前景的是在電磁導航精確引導的支氣管鏡下，對早期肺癌進行“定點消融”，該技術為不能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方法。
問：什么是電磁導航引導下的支氣管鏡？
韓寶惠：所謂電磁導航技術，就像是為支氣管鏡配備了一個“衛星定位”系統，它可以為醫生“引路”，告訴醫生“從哪條路走，可以把支氣管鏡更快、更準確地送達病灶部位。”
問：與常規支氣管鏡相比，電磁導航支氣管鏡什么優勢？
韓寶惠：常規支氣管鏡主要依靠醫生的經驗來操作，發生“走錯路”、到不了病灶部位的情況在所難免；電磁導航支氣管鏡，相當于為醫生配備了一名“領航員”，它會幫助醫生“計算”出一條最合理的“捷徑”，能更快、更精準地到達病灶。在“導航”的指引下，醫生再也不用擔心在“迷宮般”的支氣管腔內“行走”會“迷路”，也不會因為支氣管腔內“岔路太多”而走“彎路”，不僅操作時間大大縮短，準確性也大大提高。
問：哪些肺癌患者需要用到電磁導航支氣管鏡？
韓寶惠：肺癌分為中央型和周圍型兩大類。人的氣管就像一棵大樹，中央型肺癌長在大的枝丫處，周圍型肺癌往往長在小的枝丫，甚至樹梢上。早期肺癌一般以周圍型肺癌居多，占70%～80%。
早期肺癌病灶較小，多位于肺葉周邊（大樹的“小枝丫”或“樹梢”處），普通支氣管鏡難以到達；即便醫生使用的是較細的支氣管鏡，想要穿過“迷宮般”的各級支氣管，最終準確到達位于支氣管遠端的病變部位，并獲取病理標本或進行治療，難度極高。“電磁導航技術”的誕生，使支氣管鏡的“檢查范圍”明顯擴大，使周圍型肺癌的“精準診治”成為可能。
問：腫瘤的射頻消融治療，可以說并不是一種很新的技術，胸科醫院這次為一名早期肺癌患者實施的支氣管鏡下射頻消融術，有什么特殊之處？
韓寶惠：肺癌射頻消融術屬于腫瘤介入治療的范疇，通過熱效應直接殺死癌細胞。在我院接受射頻消融治療的這名早期肺癌患者，肺內結節約1.5厘米大小，由于患有擴張性心肌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無法耐受常規手術治療。他曾在國內數家知名醫院輾轉求診，都沒有得到滿意的治療建議，令他陷入了“不能手術，又想治療”的兩難境地，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慕名來到我院就診。經過呼吸內科、內窺鏡室、麻醉科、放射科等多學科會診后，我們決定為該患者實施電磁導航精確引導下支氣管鏡射頻消融術。在電磁導航的引導下，帶有“消融針”支氣管鏡在支氣管腔內順利“前行”，很快到達腫瘤位置并實施“定點”消融，整個消融過程僅耗時5分鐘。
與常規經胸壁穿刺消融治療相比，電磁導航精確引導下支氣管鏡射頻消融完全在支氣管腔內進行，創傷很小，且可以避免氣胸、出血、感染、腫瘤細胞經針道轉移等情況的發生，治療安全性大大提升。
問：支氣管鏡下射頻消融治療早期肺癌既“精準”，創傷又小，是否能夠取代手術治療？
韓寶惠：雖然電磁導航精確引導下的支氣管鏡射頻消融術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短期效果較好，但作為一項全新的技術，其遠期療效仍有待大規模臨床研究加以證實。目前，該治療技術僅適用于無法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和《中國肺癌診療規范》也均推薦射頻消融術可用于治療不能耐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但對于大多數早期肺癌患者而言，手術治療仍是首選治療方式。
問：如今，在體檢中被查出肺內有小結節的人很多，不知哪些患者需要做支氣管鏡檢查？
韓寶惠：由于空氣污染、體檢普及等原因，我國肺小結節的檢出率逐年上升。我院進行的社區肺癌普查數據顯示，肺小結節的檢出率高達24%。我曾反復強調，肺小結節并不等于肺癌。對待肺小結節，要有科學、理性的態度，要避免兩種傾向：一是要避免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不能一發現肺部小結節，不管良性還是惡性，就急著“一刀切”，以求安心；二要避免漏診和誤診，不能對肺小結節“視而不見”，任由其發展。
通常，低劑量螺旋CT主要用于篩查和隨訪。高度疑似肺癌的肺小結節患者，應進行高分辨、薄層CT掃描加三維圖像重建，以便明確結節性質。至于肺小結節患者何時需要做支氣管鏡檢查，不能一概而論，須聽從專業呼吸科醫生的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常規支氣管鏡對于長在肺葉外側的肺小結節“鞭長莫及”，無法在術前獲得精確的病理學診斷，患者往往只能先行手術切除，然后通過術中冰凍病理學檢查得以確診。由于術前沒有獲得病理學診斷依據，故在這些患者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比例的“誤切”（病灶為良性，本不需要開刀）。如今，借助電磁導航支氣管鏡，可以在術前即完成肺小結節的精確診斷和精確定位，為后續的精準治療提供有力保障。
問：支氣管鏡檢查聽起來比較可怕，很多患者對其存在畏懼心理，不知CT檢查是否可以取代支氣管鏡？
韓寶惠：CT檢查雖然能夠發現病灶，但不能定性，主要依靠醫生的經驗來判斷病灶的性質。然而，即便是很有經驗的醫生，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就像“以貌取人”會“犯錯”一樣。支氣管鏡檢查能夠幫助醫生觀察氣管、支氣管腔內有無異常，并可采樣進行病理檢查，明確病灶性質，對肺部疾病的確診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CT檢查和支氣管鏡各有所長。
支氣管鏡自20世紀70年代開展至今，已是一項成熟的檢查手段，嚴重并發癥發生率很低，一般情況下都是安全的。成人氣管直徑一般在20毫米以上，普通支氣管鏡的直徑為6毫米左右，電磁導航支氣管鏡的直徑為2～3毫米。檢查時，支氣管鏡通過患者的鼻腔、咽喉、聲門，深入到氣管和亞段的支氣管。普通支氣管鏡檢查主要采用局部麻醉，檢查時雖然有一定痛苦，但一般患者都能耐受。目前，無痛支氣管鏡檢查和治療也已經在部分醫院開展，可以讓患者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完成檢查和治療。當然，由于無痛支氣管鏡檢查使用了靜脈麻醉，故檢查后的恢復時間要長一些。
特別提醒：肺小結節不宜做“經皮肺穿刺”
經皮肺穿刺病理學檢查，即在CT引導下，用穿刺針直接經胸壁穿刺肺內小結節病灶，以便獲得組織學或病理學診斷。這種方法雖然有助于確診肺小結節的性質，但對于可治愈的肺小結節患者而言，應盡量避免，以免腫瘤細胞經“針道”種植和播散。對于可治愈的肺小結節患者，經自然腔道（支氣管鏡）獲取病理學標本，創傷更小，更安全。
延伸閱讀： 別把“精準醫學”與基因檢測“劃等號”
最近，“精準醫學”因美國總統奧巴馬于2015年1月提出的“精準醫學計劃”而“大熱”。實際上，“精準醫學”在肺部腫瘤診治方面的應用最早，且成績最顯著。比如，隨著肺腺癌的“驅動基因”被發現，以及相關靶向藥物的誕生，徹底改變了晚期肺腺癌患者的預后，尤其是存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 基因突變和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LK） 融合基因突變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時間從過去的不到1年，顯著延長至3.5年以上。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精準醫學”是個大概念，涵蓋了疾病的精確診斷、精確分型和分期、精確治療和全程管理。“精準醫學”并不是單純的基因檢測，也不僅僅局限于治療。“精準醫學”的理念應當貫穿于疾病診斷、治療、康復的全過程。
專家簡介
韓寶惠
第7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古希臘時期，數字的演繹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數字化的發展一直伴隨著人類，但是這種顛覆在30多年前就開始改變了。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成熟，數字化已經可以在公共健康，以及眾多醫療領域提供服務。例如，在醫學影像識別方面，它可以幫助醫生更迅速、準確地讀取影像；在臨床診斷輔助方面，它可以應用于疾病的早期篩查、診斷和手術風險評估，包括在藥物研發方面，解決藥品研發周期過長等多方面的問題。
從第一部留聲機的誕生開始，數字化的顛覆就一直伴隨著我們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工智能的遠景早在1950年就已被圖靈提出。人工智慧的定義誕生則是在1956年，由Dartmouth College的一些專家共同提出。人工智慧在20世紀70年代受到打擊之后，開始出現新的研究方法。分子生物學已進化到信息科學，出現了新科學――計算生物學和生物信息學。這使統計科學家在醫療健康領域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微陣列技術創造了新穎的統計學，激發了許多新的生物統計學研究。像是專家系統把問題限定在一個小范圍的領域，結合統計、概率、信息理論等方法，直到深度學習技術，以及類神經網絡有了新的發展，AI才重新受到了關注。
數字醫療產業的環境
從現狀來看，由于公共醫療管理系統的不完善，醫療成本高、管道少、覆蓋面窄等問題困擾著大眾民生。尤其以“效率較低的醫療體系、品質欠佳的醫療服務、看病難且貴的就醫現狀”為代表的醫療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主要焦點。大醫院人滿為患，社區醫院門可羅雀，病人就診手續繁瑣等問題都是由于醫療信息不暢、醫療資源兩極化、醫療監督機制不全等原因導致的，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的醫改目標是縣域就診率達到90%，大病不出縣，但是實現起來難度也很大。因為醫生的時間是有限的，通過遠程醫療解決區域分布不均的期盼，也同樣會在醫生的時間花費上受到限制，所以核心的問題是優質的醫生資源不足。
自國家陸續出臺了各項醫改政策，基層首診、雙向轉診、分級診療、資源下沉等便成為了熱門話題。各地區也都積極響應，組建“醫聯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智慧的醫療健康的平臺體系，使患者用較短的等療時間、支付基本的醫療費用，就可以享受安全、便利、優質的診療服務，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真正做到“人人健康，健康人人”。
醫生資源在全世界范圍內都仍屬于稀缺資源，這種供求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病患“看病難”的問題，而我國醫療長期存在“重醫療，輕預防，重城市，輕農村，重三甲，輕社區衛生”的現象。從居民自身來看，過多依賴大型醫院，從醫院角度來看，這種過度依賴加重了就醫困難的問題，“一號難求”的現象頻發。解決基層醫療資源缺乏的核心就在于給基層醫療機構“賦能”，用人工智能給基層醫院“院士級看病的本事”。通俗來講，把一個院士的看病本事，放到一個筆記本電腦里，帶到基層醫院，這就是人工智能追求的境界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
精準醫療的實現需要人與技術的結合
以精準醫療為主的智慧型醫院是2015年在美國誕生的思路。智慧型醫院從醫療健康產業的整體角度，提出融入更多人工智慧和傳感技術等高科技，使醫療服務走向真正意義的智慧化，推動醫療事業的繁榮發展。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的融合和移動醫療等新技術，結合現代化醫院的管理流程，逐步形成智能化的全面醫療解決方案。智慧醫療開始走進我們尋常百姓的生活。
從概念上來講， 以基層醫療健康為出發點的智慧醫療包含了智慧醫院系統、區域衛生系統，以及家庭健康系統這三部分。從流程管理角度，基層醫療以如何讓病患可以便捷快速地預約掛號為起點。智慧醫院必須經過前沿科技應用對醫療機構信息化的全面創新的過程。從狹義上來說，智慧醫院可以是基于互聯網科技的醫院，在數字化醫院建設的基A上，創新性地將現代移動終端作為切入點，將移動互聯網特性充分應用到就醫流程中。
AI是讓人實現超越而不是制造超人
AI對醫療領域和產業的改造是具有顛覆性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創新，更是在生產力上為傳統醫療行業帶來變革。AI作為一種技術方法，大規模地用更智能的系統推動更好的決策，也是最近幾年才發生的事情。直到今天，由于我們解決了以前很多未能解決的問題，才將醫療AI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除了提高醫生的工作效率外，AI還能作為輔助手段，提高診斷準確率，使精準醫療成為可能。
近年來，在醫學領域開始導入人工智能數字挖掘與機器學習的技術來篩選有效的醫療信息。
其中，“AI+醫學影像”就是關鍵性的一步。醫學影像天生適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從數量上講，超過80%的醫療數據來自醫學影像數據，優質、大量的數據積累、高性能計算環境和優化的深度學習方法，三者資源配齊，就會構建不斷提高的狀態模型，這正是人工智能的魅力所在。利用三者的關聯，可以大大提高醫學診療效率，并實現精準醫療。圖像智能識別更可以減輕醫生的工作量，這就很好地解決了基層優質醫生資源不足的問題。
醫學影像領域調查數據顯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放射科醫師的數量增長速度遠不及影像數據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醫師的數量遠達不到閱片的需求量。
就美國與中國對比來看，美國的人工影像閱片誤診人數為1200萬/年，而在中國則達到了5700萬/年。在中國，誤診率高且主要發生在基層，這也更好地說明，人口基數巨大的中國，醫學影像業務更需要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以此來提升基層的診斷質量與效率。
數字科技推動基層醫療發展
總而言之，無論是對患者、醫師還是醫院而言，數字健康的運營平臺需要把智能、供應鏈、財務運營和人才管理有機整合起來。數字健康管理平臺不僅能夠讓患者更快速地完成健康檢查，還能獲得更精準的診斷建議與個性化治療方案。對醫師來說則削減了讀片時間，降低了誤診概率，根據人工智能的輔助診斷還能提高診斷質量。而對醫院來說，采用數字健康管理平臺不僅降低了醫院成本，還能夠建立一個多元數據庫，這是對分級診療和遠程診療的一大技術性幫助，讓醫院更好地響應國家政策，真正有效地做到“資源下沉”。
第8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醫學影像三維后處理能為診斷、臨床、科研和教學提供幫助，服務臨床或許是其終極目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副院長董及其所領銜的團隊，圍繞國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劃課題“小兒肝臟腫瘤手術治療臨床決策系統開發”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海信雙子3D醫學影像與計算機手術輔助系統（Higemi）”是該課題的階段性成果，該系統可以幫助醫生了解肝臟腫瘤病灶與肝內管道系統的相互關系，進行術前的切除可行性分析及手術規劃。該團隊的所做的工作，是對影像服務臨床的有益探索，對今后的相關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數字醫學的基本概念與發展
數字醫學作為信息技術與醫學科技的多學科交叉領域，是指信息技術在整個醫學領域的研究、推廣與應用。一般認為，其廣義定義的研究范圍包括：數字化醫療設備的研發與應用、醫療管理信息系統和臨床信息系統的開發與實施、數字化醫院的建設與管理、臨床醫療技術的數字化、區域醫療協同與信息資源共享、遠程醫療會診與遠程醫學教育、基礎醫學各個分支學科的數字技術應用和疾病預防控制與公共衛生管理的數字化等。狹義的數字醫學是研究、應用數字醫療技術，也就是在臨床醫學的范圍內充分運用計算機科學和數字化手段進行新的探索與創造，包括輔助原有醫療技術的實施和提供全新的數字醫療技術，以實現更加精確可靠的診斷和更加準確有效的治療。
“數字醫學”一般被認為最早是由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Warner V.Slack教授在其專著Cyber Medicine：How Computing Empowers Doctors And Patients For Better Health Care（《數字醫學：計算機技術助力醫患健康照護》）中提出的。數字技術除在影像領域取得了飛速發展外，在醫政管理、疫情通報、危害健康藥品和食品監控等工作中同樣得到了廣泛應用。目前，在現代化醫院里與數字化有關的高精尖儀器設備和數字化管理系統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在遠程醫療、手術導航、虛擬仿真和數字化醫院管理等領域，都進行了不少有價值的探索。本文所介紹的數字醫學，主要是指狹義的數字醫學概念。
數字醫療是把現代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應用于整個醫療過程中的一種新型的現代化醫療方式。數字醫療設備的出現，大大豐富了醫學信息的內涵和容量。從一維信息的可視化，如心電（ECG）和腦電（EEG）等重要的電生理信息；到二維信息，如CT、MRI、彩超、數字X線機（DR）等醫學影像信息；進而到三維可視化，甚至可以獲得四維信息，如實時動態顯示的三維心臟。
近代諾貝爾獎多次頒發給該領域的科學家即反映出該領域的科學進步對人類的巨大貢獻。1979年的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頒發給了阿倫?馬克利奧德?柯麥科和戈弗雷?紐博爾德?豪恩斯弗爾德，以表彰他們發明了計算機X線斷層攝影術（CT）。1991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瑞士物理化學家恩斯特，其在發展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譜學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200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美國科學家勞特伯爾和英國科學家曼斯菲爾，以表彰他們在磁共振成像技術領域的突破性成就。這些現代影像設備與圖像技術的研發，極大地豐富了醫生的診斷技術，使醫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可視化的信息時代。而基于CT與核磁共振影像衍生出的數字醫學技術在歐美、日本得到了快速發展，較廣泛地應用于臨床醫學領域。
近年來，國內許多科研單位緊跟國際發展趨勢，在短期內相繼成立了數字醫學研究機構，如南方醫科大學數字人和數字醫學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數字醫學研究院、復旦大學數字醫學研究中心、浙江大學數字醫療工程研究中心，以及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與海信集團聯合成立的山東省醫藥衛生“數字醫學與計算機輔助手術重點實驗室”等。許多從事生物醫學工程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專家學者，在北京、廣州、重慶、上海、青島和廈門等地相繼開展數字化虛擬人體、計算機輔助手術規劃與導航系統、外科手術輔助決策系統、臨床診斷輔助決策系統、臨床藥學系統等的研究和應用，眾多研究已將數字醫學的應用范圍擴展到數字醫院、數字醫學工程、數字醫療技術和數字化基礎醫學研究等各個方面。
計算機輔助手術的概念與臨床應用
計算機輔助外科手術（Computer assisted surgery或Computer aided surgery，CAS）是一個新的外科手術概念，指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手術前規劃，并指導或輔助進行外科手術。一般認為CAS包括：1. 創建虛擬的患者的圖像；2. 患者圖像的分析與深度處理；3. 診斷、手術前規劃、手術步驟的模擬；4. 手術導航；5. 機器人手術。
在傳統的外科手術中，手術醫生根據不同的病情依據其經驗形成大致的手術方案，然后在實際手術中進行不斷修正，直至手術完成。這種手術方案依賴于醫生個人的臨床經驗與技能，考慮到術中可能會發生解剖結構改變或其他突發事件，因此手術效果具有較大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隨著醫學圖像設備的進步，疾病的診斷已經實現了數字化。為了有效地將這些設備提供的信息與外科醫生的主動性結合起來，在1986年，日本、美國和瑞士幾乎同時開發了由交互式二維CT機組成的導航設備，這成為最初的CAS。CAS的出現要歸功于立體定位技術和成像技術的發展，以及將二者結合的嘗試。
數字醫學技術在臨床醫學應用領域的延伸以及CT、MRI和PET-CT等醫學圖像獲取設備的應用，催生了一個全新的手術模式――外科精準手術。在外科精準手術模式下，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的虛擬現實技術，可建立個體化的人體病理結構模型和用于術式及具體手術方式評估的虛擬手術模型。主刀醫生先將其構思的手術方案輸入計算機，結合采集到的術前醫學影像信息，經計算機系統等處理后形成三維圖像，利用醫學圖像數據和虛擬手術系統合理定量地制定個體化、精密的手術方案，這對選擇最佳手術入路、減小手術損傷、避免對臨近組織的損害、提高病灶定位精度、執行復雜外科手術和提高手術成功率等十分有益。外科精準手術具有精細的術前決策、精密的手術方案、精確的手術模擬、精準的手術操作等特點，可安全、準確、徹底地實現手術目的，達到完美的手術效果。實施外科精準手術，除需相關醫學影像設備和能進行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的計算機系統外，還需配備術中導航與術中監護等設備，以便將計算機處理的三維模型與實際手術進行定位匹配。如果手術使用了其他成像手段（如內窺鏡、B超或床邊CT等），則需將實時觀測的圖像與術前的醫學圖像進行匹配融合定位，引導術者進行手術。立體定位系統就是確定目標空間位置的系統，可以實時獲得目標在其測量范圍內的三維坐標，連接圖像信息和手術目標，是虛擬到現實的橋梁，直接關系到CAS系統的精度和手術的成敗。
計算機輔助手術系統是世界各國在數字醫學領域競相研究的熱點和難點課題。目前，國際上許多有實力的IT公司紛紛涉足數字醫學領域，如日本富士公司已將“醫療/生命科學事業”確定為集團今后的重點發展領域，致力于成為一家覆蓋“預防―診斷―治療”全領域的綜合性醫療健康企業。在醫學影像信息方面，富士膠片在業內率先提出了基于Web技術的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醫學圖像歸檔和通信系統），研發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FUJI SYNAPSE，可對來自CT、MRI和CR等各種數字醫療圖像診斷設備產生的影像信息進行電子化保存和分析，并輔助指導手術。飛利浦公司等利用3D地圖為醫生提供關于腦部的詳細信息，利于醫生做出正確的判斷。美國麻省理工大學David開發的圖像引導手術軟件系統3D Slicert已經通過美國FDA認證。德國萊比錫Falk等運用三維圖像重疊技術，將術前獲得的三維影像重建成的冠狀動脈模型與機器人輔助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中的視覺圖像重疊，除了能在術前進行規劃，還能在術中進行導航，對術前規劃方案進行調整，獲得最佳的手術效果。另外，美國的EDDA、德國的Julius和法國Intrasense SAS公司的計算機輔助手術軟件也較為廣泛地應用于臨床。
這種應用在我國肝膽外科領域和骨科領域均有探索。南方醫科大學方馳華教授和總醫院董家鴻教授分別聯合影像學專家和計算機專家等組成團隊，開發完成了腹部醫學圖像三維可視化系統，對患者肝膽胰等器官的斷層CT個體化數據進行快速自動分割和三維重建為實時圖像，觀察患者病灶、腫瘤與內部動脈、靜脈和膽管等管道系統的詳細鄰關系，并通過三維重建模型進行仿真手術，在可視化虛擬環境下，進行術前手術預設、術中指導手術等研究。總醫院尹慶水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將計算機輔助快速成型技術應用于高難度、復雜的骨科手術，以提高手術的成功率，使手術更精確、更安全。
手術演練和解剖教學領域的數字醫學應用
虛擬手術系統為年輕外科醫生和醫學生提供了一個極具真實感的虛擬手術環境，操作者可在其中重復練習或觀察、模仿專家手術過程，設計、預演和修正手術的整個過程，以便事先發現術中問題，避免由于人為因素引起手術失誤。
現階段數字解剖模型軟件的研發有如下特點：由單一的結構器官辨識向系統解剖方向發展，由平面顯示向三維方向發展，由“只能看”向“還能動”的虛擬解剖方向發展。隨著力反饋器械的研制成功和完善，外科醫生和醫學生可以通過數字解剖模型軟件和力反饋器械隨時進行人體或手術部位的虛擬解剖和演練，而不用受到倫理約束和標本匱缺的影響。
除了臨床應用外，CAS系統還可以用于教學。配合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和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技術，外科醫生或醫學院學生可以進行模擬手術。在手術器械上加上反饋裝置，受訓者不但可以從虛擬眼鏡中看到手術部位，還可以感覺到虛擬患者的肢體和器官。通過訓練，醫生可以提高手術技巧，積累手術經驗。醫學生不用擔心在虛擬手術中犯錯誤，可以對照手術記錄反復操作直到熟練掌握。這些都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醫務質量。
CAS目前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剛體手術上，并使用剛體手術器械。對一些軟組織器官的手術（如肝手術），或可變形器件（如纖維內窺鏡的定位），是CAS的發展方向之一。目前CAS主要使用CT、MRI和PET-CT等圖像。而超聲圖像是醫學中使用廣泛的圖像模式，對超聲圖像的配準，以及通過插值配準其它低分辨率圖像，將有力推動CAS的發展。
海信雙子3D醫學影像重建與
計算機手術輔助系統的研發及臨床意義
第9篇：精準醫學與技術范文
盧氏縣人民醫院普外科，河南三門峽 472200
[摘要] 目的 探討精準肝切除在肝膽管結石病臨床治療中的應用效果。方法 對38例肝膽管結石病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研究組給予精準肝切除術；對照組給予非規則行肝切除術。記錄兩組肝膽管結石病患者術中情況、術后情況及預后效果，給予統計學分析后得出結論。結果 研究組手術情況明顯相對更優，術后引流量、住院時間以及出血量明顯偏少，但手術時間明顯更長；研究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僅為10.53%，顯著低于對照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36.84%；研究組疾病復發率僅為5.26%，顯著低于對照組疾病復發率31.5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對肝膽管結石病患者實施精準肝切除手術治療可顯著提高其臨床療效及預后效果，利于患者盡快恢復健康，保障患者生活質量及生命安全。
[
關鍵詞 ] 精準肝切除；肝膽管結石病；臨床應用效果
[中圖分類號] R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12（a）-0122-02
[作者簡介] 賈世賓（1977-），男，河南盧氏人，本科，主治醫師，研究方向：肝膽外科。
肝膽管結石病是臨床常見疾病，主要采用外科手術治療，由于患者病情復雜且復發率高，因此治療及預后效果并不理想[1]。本院基于這一背景，選取2011年1—12月間收治的肝膽結石患者共38例展開臨床對比研究，旨在了解精準肝切除手術的治療效果，為今后臨床治療提供幫助，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該次研究所選患者均為該院在2011年1—12月期間收治，共選取肝膽管結石病患者38例。研究對象中男性25例、女性13例，年齡21~84歲之間，平均年齡（49.34±1.28）歲，病程1~17年，平均病程（7.38±0.69）年，發病部位：左側25例、右側11例、雙側2例，Child-Pugh肝功能評分情況：A級29例、B級9例。按照隨機原則將上述研究對象分為對照組及研究組，每組19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Child-Pugh肝功能評分、病程等方面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臨床可比性。
1．2方法
1.2.1納入與排除標準①無嚴重心肺、腦血管、肺部疾病，身體重要器官無嚴重器質性病變；②不處于哺乳期、妊娠期等特殊生理時期；③不存在手術禁忌證；④在該院確診為肝膽管結石；⑤無精神類、免疫系統、血液系統、腎臟、心臟等疾病；⑥對研究采用的手術方式耐受良好；⑦所有研究患者均對該研究知情并保證配合。
1.2.2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查閱相關病歷資料、詢問當時醫護人員及患者等，所有患者均采用外科手術治療，其中研究組給予精準肝切除術；對照組給予非規則行肝切除術。記錄兩組肝膽管結石病患者術中情況（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術后情況（術后住院時間、術后引流量）及預后效果（并發癥發生率、疾病復發率），給予統計學分析后得出結論。
1.2.3手術措施①精準肝切除：術前應用醫學影像技術了解患者體內結石及膽管病變情況，之后根據所得資料設計切緣、切面累及管道等方案，盡量保障術后患者體內肝臟具有完整解剖結構，常規全身麻醉，手術切口位于右上腹（反“L”型），將各病變肝段、肝葉的Glisson鞘給予橫斷式切斷，解剖第二肝門中肝靜脈利于實施肝切除時控制出血量，手術過程均應在醫學影像技術監視下完成，利用超聲刀或電刀切除肝臟內部小管道并有效止血，也可利用小紋式鉗壓砸法（0號絲線）結扎管道系統，切除完成后必要時可利用B超引導下對病變肝葉、肝段門靜脈支插管并給予美藍染色確定手術效果；②非規則性肝切除：利用CT、MRI等醫學影像檢查技術確診肝膽管結石病發病部位及病變程度，術中將第一肝門阻斷后大塊鉗夾肝臟組織，待切除完成后將創面給予迅速大針對攏縫合，第一肝門阻斷15~20min后應適當釋放（約5min）并再行縫合，即間歇性入肝血流全阻斷措施，目的在于降低術中出血量。
1.3統計方法
使用spss13.0軟件包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
2結果
2.1術中情況
在不同治療方式下，統計兩組患者手術時間以及術中出血量情況并行組間對比。手術時間越短、術中出血量越少說明手術安全性越高，見表1。
2.2術后情況
手術完成后統計兩組患者住院時間以及術后引流量情況，行組間對比。術后住院時間越短、引流量越少說明恢復效果越好，見表2。
2.3并發癥
統計兩組患者出現切口感染、胸腔積液、肺部感染、膽漏這幾項并發癥的人數并計算占組內比例。統計結果顯示，研究組發生率僅為10.53%，顯著低于對照組的發生率36.84%，對比結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發生并發癥后均經對癥治療好轉或痊愈出院，無死亡等嚴重后果出現。見表3。
2.4疾病復發
通過隨訪了解兩組患者中出現復發的人數并計算占組內比例。對比結果顯示，對照組復發率達到31.58%，研究組則僅為5.26%，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
3討論
肝膽管結石患者給予外科手術治療可將病灶及結石有效清除，是目前臨床用于治療肝膽管結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以往主要采用非規則性肝切除手術治療[2-3]。隨著人們在飲食、運動等方面習慣的改變，我國肝膽管結石患者數量呈上升狀態，且平均年齡呈年輕化，引起了廣大醫療研究者的重視。
研究表明，由于患者間存在個體差異，部分肝膽管結石病患者體內出現病變的肝臟部分將發生萎縮、纖維化等異常情況，手術切除肝臟時應準確區分病變部分及健康肝臟組織，對手術操作帶來一定困難[4]。此外，若患者發生肝膽管結石合并肝管狹窄等特殊情況，體內肝臟將發生“萎縮-肥大反復綜合征”，即出現肝門移位現象，不利于操作者術中獲得清晰視野，進一步加大手術治療難度，而患者肝膽管結石合并門靜脈高壓癥則手術區域將密布側支血管，手術操作更為困難[5]。袁博[6]等人研究顯示，對肝膽管結石病患者給予非規則性肝切除手術治療，由于過多切除健康肝臟組織且病變組織可能未完全清除，提示術后復發率較高，不利于患者達到滿意預后。
該研究可知，對照組肝膽管結石病患者經非規則性肝切除手術，雖然能夠更快完成手術，但在術后恢復、引流量、出血量等方面均不及精準切除方式，而其并發癥發生率及疾病復發率分別高達36.84%、31.58%，治療效果并不理想，與上述研究結果相符。
精準肝切除技術是近年來提出的全新肝臟外科治療理念及技術體系，現已廣泛應用于肝膽管結石病治療過程中并取得顯著效果。研究表明，精準肝切除術包括術前患者具體病情評估、手術方案規劃、術中精確操作以及術后全面管理等措施，目的在于徹底清除體內病灶的同時，盡量保證肝臟組織解剖結構及功能完整性，最大限度降低術中出血量及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利于患者獲得最佳手術治療效果及康復效果。韋楊年[8]等人研究可知，對肝膽管結石病患者實施精準肝切除術治療后，可顯著改善術中及術后情況，降低并發癥發生率及復發率，使其獲得滿意療效及預后[7]。
該研究可知，研究組肝膽管結石病患者經精準肝切除手術治療后，手術時間雖顯著多于對照組非規則性肝切除手術，但其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住院時間均顯著少于對照組，而其并發癥發生率及疾病復發率則分別僅為10.53%、5.26%，較對照組顯著減少，提示精準肝切除手術治療肝膽管結石病效果較為滿意，與韋楊年[8]等人研究結果相符。
綜上所述，對肝膽管結石病患者實施精準肝切除手術治療可顯著提高其臨床療效及預后效果，更有利于患者術后恢復，減輕術后由于并發癥造成的不適感，提升術后生存質量，具有臨床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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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陳曦.精準肝切除治療肝內膽管結石60例臨床療效分析[J].中華普通外科學文獻：電子版，2014,8(2):39-43.
[2]連凌云，張濱，牛福勇，等.精準肝切除在治療區域型肝內膽管結石中的應用[J].陜西醫學雜志，2012(3):334-335.
[3]柴蝶美，來勤.精準肝切除在肝膽管結石病中的臨床應用[J].中國現代醫生，2013，51(26):43-45.
[4]王斌.精準肝切除在肝膽管結石病的臨床應用[J].中國衛生產業，2014，11(5):134-135.
[5]孫世杰，李紹軍，孫孚波，等.精準肝切除術治療肝內膽管結石臨床觀察[J].中國醫藥，2011，6(11):1383-1384.
[6]袁博，劉保榮，慕為民，等.精準肝切除聯合膽道鏡治療肝內膽管結石54例[J].陜西醫學雜志，2014(2):184-185.
[7]孫世杰，李紹軍，孫孚波，等.精準肝切除術治療肝內膽管結石臨床觀察[J].中國醫藥，2011,6(11):1383-1384.
